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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社會科學方法論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當人文科學和文學意義處于僵化意識形態和日常生活倫理遮蔽之中時，人們開始重新詢問藝術本體存在的意義，而要抵達藝術本體意義的深層，則必須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學方法論不僅可以通過科學的名義使僵化意識和保守心態無可責難，而且可以追蹤世界最新的思維方法--盡管是自然科學方法。這樣，中國學術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現了用自然科學方法全面而整體性地進入人文研究領域的現象，并持續了相當的時間。這一學術史的新現象值得學界認真審理。
一新方法論的引入與人文科學視野拓展
80年代"主體性"問題成為一個歧義迭出的文化熱點，無論是哲學界的"主體性"還是文論界關于"主體論"的闡釋和啟蒙思想的重新塑造，關于人自身理想化和烏托邦的反思，以及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主體精神的超級想象，都使主體性問題獲得了空前凸顯。美學界李澤厚的"積淀說"，文論界劉再復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論"，文藝界的"對人性的呼喚"，對主體精神覺醒的痛苦記憶以及自我心靈蘇生的張揚，均使主體性問題引起整個社會的空前關注。當然，由于理論準備的不足，也出現了前現代與現代之間的某種理論的雜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哲學史討論會特刊《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討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對中國學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是新思想出現的信號，即對新方法論的要求成為打開人文社會科學新思維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們越來越明晰地意識到，方法論與本體論具有價值同一性。本體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達本體的中介。一定的本體論或世界觀原則在認識實踐過程中的運用表現為方法。方法論是有關這些方法的理論。沒有和本體論相脫離、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論；也沒有不具備方法論意義的純粹的世界觀或本體論。于是，方法論作為本體論研究的前奏出現在中國人文科學界。其后，幾部重要的科學方法論的著作的陸續出版，對中國學界思想解放運動有重要的借鑒和提升作用。這些著作有：《哲學研究》編輯部編《科學方法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樓著《辯證邏輯的思維方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陳衡編著《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統科學方法論導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趙壁如主編《現代心理學的方法論和歷史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心理學中的哲學問題譯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張岱年著《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北京：中華書局，1983）。尤其是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更是在學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85年被稱為方法論年，這一年由"舊三論"即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等到達"新三論"即協同論、耗散結構論等，進一步從自然科學的方法向人文科學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學方法論作為人文科學方法論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們一再質疑--盡管也有在魯迅《阿Q正傳》研究方面用系統論比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來，科學方法論在對藝術本質的思考產生強大沖擊力的同時，人們所用一套科學圖解式的范疇大談文學藝術：信息、反饋、系統、耗散等仍然顯得力不從心，甚至望文生義地誤讀科學方法論亦不在少數。當科學方法論熱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藝術本質、文學史的本源是什么的問題仍堅若磐石。當然，這不能怪科學方法論的無能，實在是它因越界而無法解答。科學并非萬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這界限揭示出科學不是藝術，藝術世界既不想又不能變成科學世界。科學方法論可以在某些局部打開一個文藝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觸角無法伸進文藝本體之中，藝術必須找到自己獨特的思的源頭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現代人文科學方法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榮格神話原型法，現象學方法，解釋學方法，西方方法，女權主義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等都共時態地涌進了學界。人們在最初接受譯著譯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應，并誕生了一批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這些著作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對文藝理論產生了積極的啟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的三部方法論的著作，在學界引起了重要的反響。如：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文學研究新方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外國現代文藝批評方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文藝研究新方法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時，張卓民、康榮平編著《系統方法》，（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編選《美學文藝學方法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選編《新方法論與文學探索》，（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人文研究者運用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內在要素，揭示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呈現文學作品的深層無意識，挖掘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模式，新闡釋層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現了，"思維空間"獲得新的高度，"價值維度"得到重新觀照，"主體精神"亦有了相當的發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學、人類學、符號學方法滲入文藝研究方法中，在文藝時究領域出現了諸如整體、要素、層次、結構、功能、敘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疇。藝術方法論也從摹仿論、功用論、表現論向形式論轉化。文學研究方法告別了作為實現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狹窄的專業領域，在新世紀中喚醒了新的方法論意識，開始以一種更清醒更自覺的姿態尋找方法系統的建立。理論批評家爭先恐后創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擴大文學研究的話語領域，從而誕生了一個個新的批評流派，跨入了文藝研究方法變革的時代。這時期，出版了多種關于文藝理論和其他學科方法論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蘭征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漢寧編著《文學批評方法論基礎》，（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鵬著《辯證邏輯與科學方法論》，（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87），王春元、錢中文主編《文學理論方法論研究》，（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編選《美學文藝學方法論·續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趙吉惠著《歷史學方法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編《現代科學方法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文藝學方法論講演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張余金編《科學方法論》，（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88），劉蔚華主編《方法論辭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爾凱姆(E.Durkheim)著《社會學研究方法論》，胡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美)威爾遜(Wilson,E.B.)著《科學研究方法論》，石大中等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8），孫小禮著《科學方法論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孫世雄著《科學方法論的理論和歷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王鴻鈞、孫宏安著《中國古代數學思想方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書等主編《社會科學方法論》，（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學社會學方法論》，段毅、牛宏寶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見到，當代文論研究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領域對藝術進行了多層次多維度的研究，借用現代哲學方法、心理學方法、原型方法、語言學方法、人類學方法、符號學方法研究文論和文學史現象，學界出現了新觀念層出不窮，不斷翻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透過方法翻新的表層，其深層正表露出這樣的意向性：人們渴望通過新方法，去對不確定的生命過程加以意義界定，從而展示出人的現實處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識形態和保守的文化心態使真實的生命意義被遮蔽，人們只能通過新方法抵達反思的源頭，通過語言的重新解釋與已退隱的東西照面--通過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隱不彰的意義多元化地呈現出來。
進入90年代，方法論研究已經失去了80年代那種奪人的氣勢，而成為一種學理研究在不同學科中穩步地進行著。出版有：徐本順、殷啟正著《數學中的美學方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陳嘉明著《當代西方哲學方法論與社會科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納主編《美學文藝學方法論》，朱立元、程介未編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王鍾陵著《文學史新方法論》，（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3），何國瑞著《文藝學方法論綱》，（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黃修己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法論集》，）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胡經之、王岳川主編《現代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盛鈞平著《最新思維方法論》，（武漢：武漢工業大學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論導論》，（武漢：武漢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紅樓夢創作方法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馮毓云著《文藝學與方法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陳保亞著《20世紀中國語言學方法論：1898-1998》，（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郭曉川著《中西美術史方法論比較》，（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00），劉明今著《方法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等。不難看到，這些著作在各自層面上推進了方法論的研究，有不少在整體構架和思路上遠遠高于80年代的著作。這些著作在整個文化藝術話語轉型時期，運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結構、人物心態、語碼符號、意義增殖等問題，具有研究"范式轉換"的重要意義。但是我要說，話語轉型時期的文藝方法研究，的確對門類繁多的文學現象加以多元多維的分析，然而作為一種崛起的當代文藝方法論思潮，再也沒有80年代那種振聾發聵的力量了。
二當代中國文論方法論學術史的意義問題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80年代的科學新方法僅僅具有敞開言路、推進新學的意義，而人文科學新方法尤其是與文藝本體關系密切的新批評、結構主義、精神分析、解釋學、接受美學的精神，促使文藝方法論超越了科學方法論維度，開始重視西學人文科學方法論，進而使文學批評的思維方式發生了轉型--以現代批評方法取代傳統批評方法。現代批評方法本質上是對文學生產、作品結構、讀者接受這一總體過程各環節的思維活動的評判。其思維方式構成了批評方法的內在結構，而四種連續的思維程度構成完整的辯證分析方法模式。第一個思維程序是準備，選擇一個基本出發點，確定分析的原則，并在客觀背景上考察對象的總體圖景。第二個思維程序是近觀和環視，即在中距離和近距離觀察對象，細細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聯系、含義和意義。第三個思維程序是潛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內部結構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結構、各要素組合的意義。第四個思維程序是領會本質，會通前三個程序而達到對作品的完整認識。這種新的綜合，在螺旋式認識過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這意味著文藝學美學方法論是一個具有不同層面的結構。現代文藝研究方法不同于傳統研究方法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在于，批評方法不再是單一的、零碎的，而成為吸收融合各門人文科學（乃至自然科學）方法的一個有機方法論體系。這一體系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即哲學一邏輯方法、一般批評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學一邏輯方法"，吸收當代哲學的精神資源，面對種種文藝現象，廣泛采用歸納、演繹和分析綜合等邏輯方法加以評論。其二，一般批評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讀者和社會這四維關系中對其中某一維度進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種具體的批評方法。如側重作家心理和創作經驗的研究，則產生文學社會研究、傳記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論等；強調作品本體研究，則產生符號學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評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等；側重讀者接受研究，則有文藝現象學研究方法、文藝解釋學方法、接受美學方法；而注重社會文化研究，則有文學解構主義方法、西方文藝批評方法、新歷史主義方法，乃至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文學批評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書信日記"考辨法"--發現作家創作心態、創作規律、構思過程以及作家身世與主人公的"投射"關系等；細讀法--通過細讀發現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義"；"評點法"--以只言片語對文中的關鍵點加以印象式的批評，或隨點隨評，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較法"--通過作品與同代作品比較，作品與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作品比較看出作品的獨特價值所在；"社會統計法"--通過計算機計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關著作用詞頻律、關鍵字出現的次數和文字風格等；"文化場"--對文學背后的權力運作進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誤讀文化現象；"癥候研究法"--通過文化癥候分析比較值計算等精確方法，來規定、解釋或描述某些文學現象。
在我看來，哲學一邏輯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學的氣質，能在總體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氣勢，但是容易空通話而脫離文藝的具體時間，出現作品闡釋的失效。一般批評模式能夠產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發現對象的獨特性和另類型，但是逃不脫"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觀研究法，其當代運用能體現文學研究不同側重點、不同維度的批評個性。應該說，文學研究方法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演變的有機體，是探索文學藝術奧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藝本體論真正出場，才代表了當代中國文藝研究精神的自覺。
[關鍵詞] 系統工程；畢業論文寫作；霍爾三維模型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893X(2012)03?0042?04
一、畢業論文與系統工程
大學生撰寫畢業論文是鍛煉大學生發現問題、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以及綜合運用知識、技能的過程，也是把所學的理論知識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過程。畢業論文的撰寫，使學生能夠以社會實際問題為出發點，來匯集知識以解決問題，把所學的理論和技能與社會實踐結合。畢業論文寫作是我國高校培養大學生綜合能力的重要實踐教學環節，對于社會應用型人才、科技型人才的創新意識和技能培養具有重要作用。畢業論文也是對大學生所掌握理論知識和技能的綜合運用，其解決問題的水平直接反映著一所高校教學質量的整體水平[1]。教育部高度重視高校畢業論文寫作這一教學實踐環節，強調確保畢業論文質量的重要性，在本科教學評估中，畢業論文寫作是集中反映高校的教學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考評環節。從國外的情況看，國外大學生畢業論文成果常常是對一個學生全部大學生涯的一次終結性體現，對于學業成績的等級劃分、學位的授予，以至勞動就業市場上雇主的決定和研究生導師的選擇均是至關重要的顯性成果[2]。目前，我國高校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整體下滑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探尋本科畢業論文寫作中存在的問題，改革和完善現有畢業論文教學模式乃至學生培養模式，提高本科教育質量，為國家培養高素質人才，成了我們教育工作者當前急需研究和加以解決的課題。
在大學教學研究中，如何提高本科畢業論文寫作的質量和水平受到廣大教育工作者的關注。從CNKI中國知網搜索“本科畢業論文”，2000年以來有700條文獻在討論和研究有關畢業論文的問題，并且呈現研究數量逐年增加、研究質量逐年提高的現象。對于目前大學教育作為一種“國民教育”，畢業論文是一種大學生從學生走向社會的學習階段檢驗，對于教學主導型大學來說尤為重要。
作為特定實踐范疇的系統工程，是一個綜合集成的實踐體系或行動體系。它運用系統科學的思想、方法與技術，將解決特定領域問題的工作，視為一個有機整體即“系統”，進而針對系統的目標，高效地綜合集成各學科、各領域的成果及資源(如法律、制度、標準、人才、技術、設備、信息、文化、藝術、資金等等)，認識目標系統的規律，并努力使特定的目標系統變得最好、最佳或最優。美國的阿波羅登月計劃、中國的神舟載人航天計劃等，都是具體的大規模系統工程。畢業論文是針對某一領域問題而探尋規律及解決辦法，也是一個系統工程。
二、本科生畢業論文寫作中存在的問題與原因
1. 缺乏研究問題的辨識與界定能力
選題是確定實踐問題的內容選擇，是畢業論文寫作的第一步，也是寫作成敗的關鍵。如果不能夠確定一個研究的科學問題，那么后面環節的意義就無從談起。在大學生畢業論文寫作選題環節，目前通常由專業教師依據制定的培養目標，根據現實社會存在的客觀問題來擬訂，或者由大學生與指導教師根據學生的特長和興趣共同商定，很少有在教師指導下學生自由選擇題目的。學生不直接參與選題，不是自己去發現現實社會中的科學問題，導致大學生缺乏科學問題的辨識能力。表現在選題時常常是選擇的問題只看到表面現象而不明實質，找到一些偽問題來研究，根本談不上會有什么好的成果和創新觀點。如《某產業市場營銷戰略分析》，學生往往集中于市場競爭戰術的分析，對營銷手段、廣告方式等的分析耗費了大量篇幅，到了“戰略”研究，卻一筆帶過，忽略了企業市場競爭的市場細分、市場定位，以及產品創新等競爭戰略問題，從而缺乏對問題的辨識和研究范圍的界定。
目前，在我國中學和大學教育過程中，普遍存在注重理論學習，以學習的知識為中心去找問題，而我們的社會實踐活動是以解決生產生活實際問題為中心，形成為解決問題的理論知識集合，這也是我們常討論的系統工程，是把社會系統由一種狀態轉換到另一種狀態的理論知識和社會實踐活動的集合。大學本科畢業論文是我們高等教育培養大學生實踐能力的重要環節，要求我們運用所學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而我們大學生目前恰恰缺乏對實際問題的辨識和以問題為中心來形成理論和知識的集合來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3]。
2. 缺乏論文的謀篇布局能力
論文結構和問題功能分析是解決實踐問題的重要研究手段，缺乏研究問題結構和功能的分析，不知道“為什么？”談到論文，很多學生對論文整體模糊不清。缺乏畢業論文問題的實際認識與分析能力。選題意義是什么？問題的結構是什么？研究的思路和框架如何定？對這些問題沒有“成竹在胸”，所以就不知解決問題從哪里開始。找不到專業知識和理論對問題的解釋，更難形成自己應對所研究問題的理論知識體系。同時，系統分析問題和科學表達問題能力下降，突出表現在論文謀篇布局上，不知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清楚問題的邏輯結構，無能力進行問題的系統分析，寫出來的論文令人無法判斷其問題的系統結構，論點與論據偏離，歸納演繹等混亂，立論、本論和結論無法統一等。
3. 缺乏對所研究問題的系統思考
大學教育在理論學習階段忽視了對學生創新和實踐能力的培養。應試教育造成大學生以考試為中心，以知識點為中心，課堂教學以教師講授理論為主，不了解學生的知識需求，不斷強化學生的思維定勢，使學生缺乏針對實際問題來綜合集成知識的能力。這種教學模式導致學生不是以問題為中心，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不會發現問題，更不會以問題為中心來綜合知識。這種教學模式往往表現在雖然學生已經獲取了大量的理論知識，但常常無法發現現實問題，缺乏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不能夠以問題為中心集成理論知識去解決問題。課堂教學側重于傳授知識而忽視了對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學生學習沒有主觀能動性。
4. 缺乏研究問題的建模能力
建模是指通過對實際問題進行抽象、簡化，確定變量和參數，建立起變量、參數之間確定的關系，求解該數學問題，解釋、驗證所得到的解，從而確定能否用于解決實際問題的多次循環、不斷深化的過程。建模是理論知識和應用能力共同提高的最佳結合點，是啟迪創新意識、鍛煉創新能力的一條重要途徑，以對學生知識、能力、素質的綜合培養，成為大學生應用能力水平的重要體現，是理論課和實踐課之間的橋梁。目前，大學生對建模的興趣和熱情較高，但由于缺乏建模相關系統理論的指導，集成知識和理論的能力欠缺，在畢業論文的寫作過程中，他們沒有能力構建所研究問題的模型[4]。
5. 缺乏搜集資料的方法與手段，不會搞調查研究
對于選題的資料收集是畢業論文寫作的重要環節。由于大學生對很多問題的認識僅僅是通過查閱期刊、借閱圖書或查詢網絡資源等手段獲得第二手資料，不注重實地調查，沒有第一手材料的支撐，無法形成對選題準確定位，導致論文不符合實際，也無法形成切實的論證，畢業論文既沒有理論意義也無實踐意義。直接觀察法是指對所發生的事或人的行為的直接觀察和記錄，是取得第一手原始資料的前置步驟。例如，在進行商場調查時，調研人員并不訪問任何人，只是觀察現場的基本情況，然后記錄備案，一般調研的內容有某段時間的客流量、顧客在各柜臺的停留時間、各組的銷售狀況、顧客的基本特征、售貨員的服務態度等方面的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深入的調查研究是論文寫作的基石，對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占有和文獻資料收集是寫好畢業論文的重要一環[5]。
三、用系統工程理論指導本科生畢業論文寫作
1. 系統方法論是思考和研究問題的方法論基礎
系統論是研究現實系統或者可能系統的一般規律和性質的理論。系統概念已普遍運用于現代科學的各個領域中，不僅應用于技術方面，而且也被應用于研究社會系統上。系統論的整體性、系統與環境、結構與功能，以及系統分析、系統建模、系統決策等對于培養大學生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突破思維瓶頸，提高科研素質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2. 系統工程概念與畢業論文選題的辨識能力
顧名思義，“系統工程”＝“系統”＋“工程”，就是科學地認識和運用特定事物或問題(即“原型系統”)的規律，使特定事物(即“原型系統”)達到滿意狀態或特定問題(即“原型系統”)得到滿意解決的工程實踐，當然也包括這個工程實踐全過程所涉及到的所有因素。在畢業論文寫作中，學生往往善于抓住問題的部分進行深入研究，把局部研究的結論等同于總體問題的結論。其實不然，因為局部因素的特征和規律無法替代和代表整體。
在質量管理中，常常用魚刺圖來分析解決問題，產品質量是由人、機器、材料、方法、環境、測量六大因素組成。當分析機器對產品質量所產生影響時，我們會把研究中心專注于機器去解決問題，而忽視了產品質量整體因素，機器與人、材料、方法、環境、測量都是相關聯的變量，它們的整體才是產品質量的整體。毋庸質疑，整體性的思考才是思考的科學方法，系統概念的整體性和系統工程概念的運用將是我們識別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論和理論基礎。
3. 系統邏輯思維能力與畢業論文研究問題邏輯
邏輯關系是任何系統中的基本關系之一，邏輯結構也是任何系統中的基本結構之一。思維的邏輯性，是思維的品質之一，指的是善于在思考問題時遵循邏輯規律，如因果邏輯、并列邏輯、時間邏輯等。在人的各項素質中，邏輯思維素質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系統工程的這一法則要求研究和解決任何問題，都要把握各要素間的邏輯關系以及邏輯結構。培養系統的邏輯構造能力或邏輯思維能力，可以使寫作論文時的思維更加縝密、更加流暢。邏輯思維能力的提高，可以使表達者思維清晰，語言精練，結構緊湊，具有邏輯性。強化系統的邏輯構造能力或邏輯思維能力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畢業論文將是一個培養系統邏輯思維能力的重要環節。
系統分析的目的，就是構建系統各組成部分之間以及系統與環境之間相互關聯、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模型。根據系統的關聯性，系統內部與外部間在不斷地進行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任何單個關聯要素的變化可能引起系統其他要素的變化，最終在整體上影響系統的特性與功能。發現關聯性，是透過現象抓本質的重要手段。數據挖掘、預測科學、系統動力學等方法與技術的關鍵，就是探尋系統內外各要素(包括數據要素)之間的關聯性。因此，對任何事物、問題或系統進行分析、研究時，必須顯化并理清其關聯性。
4. 系統結構與層次的分析和畢業論文研究問題結構與層次
馬克思提到：“系統的結構表示的各要素之間組成的形式。結構是系統的構成形式，是系統內部各要素的結合方式，每個系統都有自己的結構。”畢業論文作為一個研究問題的對象系統，它有不同的結構，畢業論文問題界定的系統結構的變化直接影響著系統本質的變化，在研究中如果想要系統功能優化，必須注重系統的結構分析。
任何系統組成都有著自己的不同層次性。任何一個系統都可以成為包括該系統在內的更龐大系統的要素，同樣，作為系統的要素也具有內部結構，相對于下一層次它又是一個系統。企業的公司系統包含了人力資源系統、財務系統、生產系統等。人力資源系統包含了招聘系統、考核系統、培訓系統等。畢業論文的問題層次也是一樣的，我們要善于劃分問題的層次，并能夠根據問題的層次性來構造和研究問題[6]。
5. 系統工程定量方法的應用
任何事物或任何系統，既具有質的規定性，也具有量的規定性。17世紀，數學研究出現了巨大的轉折——人類創造出了變量(變數)概念，得以研究事物變化中的量與量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和圖形間的相互變換，從而使數學成為描述運動規律和辯證規律的工具。數學理論和方法往往具有非常抽象的表現形式，但正是這種非常抽象的表現形式，極其深刻地反映了現實世界中的各種數量關系和空間形式，因此可以廣泛應用于人類科學技術、社會科學和人類活動的所有其他領域，通過構造和運用各種數學模型，成為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先進手段。定性與定量相結合地把握事物或系統，自然比單純定量地把握系統，更進了一步。正如馬克思所言：“一門科學只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定量化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引入數學方法后出現的新術語，是指將原先只用定性方式描述的問題，也用數學的定量方式來描述。定量化的成果使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問題的表述更加科學、更加完整，也是人類科學(尤其是仍以定性描述為主的自然科學學科和社會科學學科)發展的重要趨勢之一。常用的數量化方法有指數法、累積分數法、統計分析法、綜合判斷法等。定量化革命是在原先定性描述、定性研究基礎上質的飛躍。它能夠揭示事物發展程度，提煉一些普適性的規律。研究問題只進行定性分析不能準確描述一個系統，只有運用定量化分析方法后，人類對事物或系統的認識才能由模糊變得清晰，由抽象變得具體。
6. 霍爾三維模型與本科畢業論文寫作
霍爾的三維結構模式（Hall three dimensions structure），又稱硬系統方法論（Hard System Methodology，HSM），是美國系統工程專家霍爾（A?D?Hall）于1969年提出的一種系統工程方法論。它的出現，為解決大型復雜系統的規劃、組織、管理問題提供了一種統一的思想方法，因而在世界各國得到了廣泛應用。霍爾三維結構是將系統工程整個活動過程分為由時間維、邏輯維和知識維所組成的三維空間結構，這為我們系統思考畢業論文的寫作問題提供了方法論基礎。在時間維度上，我們系統思考學科培養計劃和培養過程，分析存在的課程設置、課程教學問題。邏輯維是指時間維的每一個階段內所要進行的培養內容和應該遵循的思維程序，包括明確問題、確定目標、系統綜合、系統分析、優化、決策、實施7個邏輯步驟，也是我們論文研究選題的邏輯。知識維表明我們研究問題所需要的經濟、管理、商業、法律、社會科學、藝術、等各種知識和技能，以問題為對象，形成理論和知識的集合，來解決實際問題[7]。三維結構體系形象地描述了系統工程研究的框架，對其中任一階段和每一個步驟，又可進一步展開，形成了分層次的樹狀體系，這給我們思考各層次的論文寫作問題提供了一個思考范式。
四、結語
從以上分析可見，系統工程理論應該是畢業論文寫作的理論基礎。因此，大學本科課程學習階段應加強《系統工程》理論的學習和系統工程方法的訓練，這對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以問題為中心集成理論和知識的能力將是一個提升，能為畢業論文質量的提高打下基礎。
參考文獻：
[1] 鄭新廳，付宗堂，周偉，等.本科畢業論文系統模式構建與實踐[J].中國地質教育，2009(4)：13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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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圖書情報學 研究方法 假設檢驗 實證研究 規范研究
中圖分類號： G250.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3）04-0039-05
科學發展的歷史表明，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規范的研究方法的支撐，圖書情報學同樣如此。圖書情報學的發展歷程充滿了坎坷和紛爭，在研究方法等基礎理論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雖然很多研究者都對此進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大多都淺嘗輒止，形成了相當熱鬧但也相當混亂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研究者意識到方法論對于一門學科的發展非常重要，甚至將有沒有專門的研究方法作為一門學科是否成熟的標志；另一方面，研究者對于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概括和表達具有很強的隨意性，所形成的概念體系五花八門，不能很好地融入整個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論體系。因此，在整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體系框架中，重新整合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概念體系，對于圖書情報學的健康發展及其在整個社會科學體系中學科地位的確立具有重要意義。
1 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層次
1983年，喬好勤[1]在《試論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三層次說，即哲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和專門科學方法。1985年，隨著吳慰慈、邵巍[2]在《圖書館學概論》一書中詳細闡釋了該論說，層次論逐漸得到學界的確認，并成為圖書情報學方法論研究的主流觀點。
遺憾的是，有相當一部分研究者將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層次論的三個層次，錯誤地理解為三類方法，并且由此開始了對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實，喬好勤[3]在《試論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一文中已經明確提到，哲學方法是一切科學方法的基礎，其他一般方法和專門科學方法都是哲學方法的具體體現，專門科學方法以哲學方法為指導，是一般方法論的具體化。金勝勇[4]也曾在《關于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之分析》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門學科的科學方法論都是由哲學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專門研究方法三個層次所組成的。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其用以彰顯圖書情報學學科地位的美好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一門學科的專門研究方法都是來自于哲學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獨立于哲學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層次之外的專門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王子舟[5]在《圖書館學研究法及相關概念辨析》中指出，近年流行的“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是一個偽學術概念，建議圖書館學界停止使用。雖然筆者不同意王子舟將工作方法與研究方法合二為一的觀點（吳慰慈[6]曾在《關于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中，著重指出要分清研究方法與工作方法的區別），但是并不反對王子舟所持的沒有專門研究方法的觀點。陳慧鵬[7]在《嬗變與回歸：論圖書館學專門方法研究》一文中雖誤讀了金勝勇關于圖書館學專門研究方法的態度，但是筆者卻非常贊同他的觀點，“專門方法的界定其實既無必要，也不可行。只有回歸研究實踐，結合具體問題探討研究方法，才能將方法論研究重新拉回到原先設定的用以指導圖書館學研究實踐的軌道” 。
2 圖書情報學研究的科學哲學
如上所述，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是三個層次而非三類方法，準確地說，哲學方法并不是一種具體的方法，而是從哲學的高度對圖書情報學具體研究方法所做的一種關照，它必須也必然要通過一般方法和專門方法來體現其方法論價值。很多研究者從辯證唯物主義[8]、歷史唯物主義[9]、本體論[10]、價值論[11]、發展觀[12]、歷史觀[13]、三個世界[14]、信息哲學[15-16]等不同角度對圖書情報學的哲學方法進行研究。但是筆者認為，討論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哲學方法，首先要討論的是圖書情報學研究所涉及的科學哲學。
金勝勇曾在《論科學哲學對圖書館學科學性的觀照》一文中提到，有三種對圖書情報學研究起到重要指導意義的科學哲學[17]。其一是波普爾的證偽主義，“一切知識命題，只有能夠被經驗事實證偽才是科學的，否則就是偽科學（Pseudo-Science）”，基于這種思想，我們需要具有質疑和批判的精神，勇于尋找反面例證，挑戰經典，懷疑權威。其二是庫恩的科學革命理論：科學的發展經歷著“前科學常規科學反常與危機科學革命常規科學”這樣一個循環過程，該科學哲學指導圖書情報學研究要勇于面對危機與挑戰并接受新的研究范式。其三是拉卡托斯倡導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MSRP），MSRP解決了波普爾和庫恩所未能解決的“科學與偽科學的劃界”、“科學進步與知識退化區別標準”問題，并對理論研究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科學哲學為科學的研究者提供如何理解、掌握和運用一切具體方法的理論，為科學提供思想基礎，審視基本問題，檢驗基本假定[18]。圖書情報學研究者世界觀和方法論都發乎于某一種科學哲學，并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圖書情報學的研究活動。科學哲學為圖書情報學的創新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研究者只有依據一定的科學哲學才能尋找科學研究的精神動力和研究方向。
3 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邏輯
邏輯是思維、思維形式的規律，是指導人們所有思維活動的準則。圖書情報學研究作為一種高層次的思維活動，必然離不開邏輯，沒有任何一種科學研究能夠脫離邏輯，也沒有任何一種研究方法可以不符合邏輯。某些研究者將邏輯概括為圖書情報學研究的一種具體方法[19]的認識是錯誤的，因為那樣就意味著必然存在一些非邏輯的方法（即可以脫離邏輯的方法），這本身就不符合邏輯。
邏輯有兩種基本思維進程，即歸納邏輯和演繹邏輯，兩者都存在著不能克服的局限性。歸納邏輯的前提與結論之間的聯系具有或然性，即結論未必是可靠的；演繹邏輯雖然是一種必然的邏輯推理，卻強烈依賴歸納邏輯為其提供前提。科學研究在規避兩種邏輯局限性的基礎上，衍生出一種獨到的研究邏輯——假設檢驗。其基本步驟是：①通過研究初探，提出研究假設；②運用邏輯推演，從研究假設中推導出一組經驗命題；③通過操作化過程將經驗命題和概念具體化為測量指標；④搜集有關資料；⑤整理與分析資料；⑥檢驗與批判研究假設，形成研究結論。例如Ludo Waltman等人[20]在《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一文中，針對個人文獻進行等級劃分的分類系統進行了研究，其研究過程就遵循了假設檢驗的研究邏輯。
根據假設檢驗這一研究邏輯的基本過程，科學研究工作一般可以具體分為準備階段、搜集資料階段、分析資料階段和總結階段四個階段。其中搜集資料階段和分析資料階段是科學研究工作的核心階段，下文所討論的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類型和具體方法都是以這兩個階段的工作為依據的。
4 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類型
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一樣，圖書情報學研究也分為許多研究類型，研究類型與研究方法有著緊密的聯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將研究類型與研究方法混為一談[21]。在圖書情報學的研究過程中，只有準確定位研究類型，才能設計和采用更適當的研究方法。
4.1 調查研究和試驗研究
如上所述，所有的研究過程都包括搜集資料（信息）這樣一個核心階段。根據資料發生（信息源）的情況，可以將所有的科學研究分為調查研究和試驗研究兩大類型。如果資料（信息）獨立于研究工作而客觀存在，無論存在于文獻中（包括網絡文獻）、人的頭腦中、還是自然界或人類社會中，也無論是已經發生過的還是正在發生的，都屬于調查研究；如果（信息）是研究人員根據研究需要而“設計”或“制造”出來的，無論是在實驗室“設計”、“制造”出來，還是在特定的社會現場“設計”、“制造”出來，則屬于試驗研究。
由此可見，調查和實驗并不是具體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學研究的兩種類型。這其中，試驗研究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的應用比較普遍，而在包括圖書情報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絕大多數研究都是調查研究。因此，經常有研究者將調查法概括為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實際上是對調查研究的片面的、狹義的理解[22]。
4.2 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
根據研究的目的和性質，社會科學研究分為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兩種類型。描述性研究是指搜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加工，把研究對象的狀態和情況真實地描繪、敘述出來，用以回答研究對象“是什么”或“怎么樣”的問題；解釋性研究是以一定的命題或假設為前提，運用假設檢驗的邏輯過程探討事物內部的系統功能或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對研究對象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做出明確的闡釋。解釋性研究根據研究具體著力點的不同又分為因果性研究和預測性研究，用以回答研究對象“為什么是這樣”或“將怎么樣”的問題。
對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的研究類型劃分，往往被許多研究者所忽略，事實上這種研究類型定位對于圖書情報學的研究十分關鍵。如前所述，以解釋性研究為代表的科學研究應遵循假設檢驗的研究邏輯，但純粹的描述性研究并不需要提出研究假設，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邏輯過程中，需將“提出研究假設”調整為“建立描述框架”，這將對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方法的采用產生重要影響，也因此決定著圖書情報學研究的研究過程。
目前單純的描述性研究已經越來越少，更多的圖書情報學研究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解釋性研究。但由于研究的出發點不同，兩類研究的區別還是非常明顯。例如，比較趙俊玲等人[23]在《國外數據庫商的數字保存行為研究》一文中對國外數據庫商的數字保存行為所進行的描述性研究，宛玲等人[24]在《試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評價標準》一文中對中文搜索引擎的相關評價標準所做的解釋性研究，楊文祥等人[25]在《對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反思與展望》一文中所做的關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描述與解釋相結合的研究，兩種研究類型對于研究過程的不同側重便顯而易見。
4.3 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
討論社會科學研究的類型，就不得不論及實證研究。當前，圖書情報學領域的實證研究讓許多研究者愛恨交加。曾幾何時，圖書情報學的傳統研究方式特別是關于基礎理論的研究方式，一度被視為“閉門造車”式的研究。雖然有些專家學者也嘗試用“思辨研究”的價值為傳統的研究方式正名，但是當實證研究的浪潮襲來時，傳統研究方式的海岸仍然有被這股清新與混濁并存的大潮吞沒之勢。實證研究，顧名思義就是通過分析來自實踐的證據來獲得研究結論。當前圖書情報學界有些研究者對實證研究的推崇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單純強調實證研究的重要性[26]，卻置實證研究注重搜集第一手資料的本質屬性于不顧，簡單地將實證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認為有龐大的數據支持或者構建了某個所謂的數學模型就是實證研究了。事實上，個案研究、實地觀察或訪談，這些以定性分析為主的研究類型或方法，才是獲得第一手資料的主要方式，才是實證研究的基礎。
此外，當我們討論實證研究時，經常忽略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同實證研究相并列的研究類型是什么，難道都籠統地稱作“非實證研究”嗎？偶有研究者將思辨研究同實證研究對應起來[19][26]，但這種觀點卻不能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體系中得到肯定。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必須從實證研究的邏輯基礎入手。實證研究通過搜集分析第一手資料從而得出關事物情況的普遍性結論，這是歸納邏輯在發揮作用。而同歸納邏輯“從特殊到一般”的思維進程恰好相反的是演繹邏輯，因此以演繹邏輯為基礎的規范研究應該是同實證研究相并列的研究類型。規范研究中的規范有兩種解釋，一是這種研究的結論經常以規范命題的形式表現出來，即得出“應該如何”或“不應該如何”的結論；二是規范研究是建立在演繹邏輯的基礎之上，而演繹邏輯的前提與結論之間的聯系具有必然性，所以其研究結論被視為可靠的（研究是規范的），這同建立在歸納邏輯這種或然性邏輯基礎之上的實證研究是不同的，因此被稱為規范研究。
可以確定的是，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也是科學研究中相互支撐共同發展的兩種研究類型，而非兩種具體的方法。這兩類研究對圖書情報學的發展同樣重要，那種片面強調實證研究的經驗性或片面強調規范研究的理論性的認識都是非常荒謬的。圖書情報學界利用規范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不會磨滅，而實證研究的實證價值也會越來越受到重視。蘭開斯特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提出“無紙社會”的大膽預測[27]，并描述了圖書館與圖書館員的發展前景[28]，雖然有些預測并未如期實現，但他的研究被認為是“走在科學的道路上”[17]，而這樣的預測性研究顯然必須通過規范研究得以實現；而當前學界對于圖書情報事業發展中一些重大問題的分析，則必須通過實證研究才能夠得出符合客觀規律的結論來。
4.4 普遍研究、抽樣研究、典型研究和個案研究
隨著以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所為代表的民調機構興起以及大規模社會調查活動的開展，“抽樣研究”結合“問卷調查”、“統計分析”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社會調查研究的標志性研究方式。但實際上，抽樣是一種確定（調查）研究范圍的方法，而并非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是依據研究范圍所劃分出來的一種研究類型，與之相并列的研究類型還有普遍研究、典型研究、個案研究。
普遍研究是指通過對研究總體所包含的每一個個體進行無一遺漏的考察和分析，從而得出關于研究對象的普遍性結論的研究類型。同其他幾種研究類型相比，普遍研究的結論最為全面、準確，也最具有普遍意義。但由于普遍研究的研究范圍往往涉及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需要投入很高的人力、經費和時間，因此這種研究類型很少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采用。
抽樣研究是指按照一定方法從總體中抽取一定的個體形成樣本，通過對樣本調查分析來推斷總體的情況，其本質是以樣本的統計值來推斷總體的參數值。根據是否遵循隨機原則，抽樣研究分為概率抽樣（也稱隨機抽樣）和非概率抽樣。概率抽樣的主要方法有簡單隨機抽樣、等距抽樣、分層抽樣、整群抽樣和多階段抽樣；而非概率抽樣經常采用的抽樣方法有偶遇抽樣、立意抽樣（主觀判斷抽樣）、配額抽樣和滾雪球抽樣等。圖書情報學領域有一些年輕的研究者對隨機原則有錯誤理解，往往把偶遇抽樣等非主觀判斷抽樣誤解為隨機抽樣。其實概率抽樣不同于非概率抽樣的主要區別有兩點，一是在抽樣過程中必須編制抽樣框（也稱抽樣范疇），二是其抽樣誤差可控制、可測度，因此概率抽樣是我們在從事圖書情報學抽樣研究時的第一選擇。當然，有些情況下因為很難編制抽樣框，所以研究者往往會被迫采用非概率抽樣，這時應盡量采用配額抽樣的抽樣方法，通過對研究總體進行科學細致的類型劃分，努力去降低非概率所帶來的抽樣誤差。
典型研究是指從研究總體中選取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個體進行調查研究，從而認識同類研究現象發生發展規律的研究類型。典型研究過程中，對“典型”的確定主要依靠主觀判斷，并且典型研究的結論只能反映同類研究對象的情況，并不能對研究總體產生普遍性指導意義。由此可以得知，我們一些研究者經常把先進經驗或突出案例作為典型進行研究，從而得出關于圖書情報事業或圖書情報學某方面普遍性結論的做法[29]，是違背典型研究的原理的，其結果往往會產生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
個案研究是指針對某一特定對象，全方位搜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的研究類型。上述幾種研究類型，從普遍研究到抽樣研究、典型研究和個案研究，其研究廣度呈遞減趨勢，而其研究深度則呈遞增趨勢。因此，進行個案研究必須放棄研究結論的普遍意義或外在效度，轉而追求個案的內在機理和研究深度。那種以一個研究個體為例，就得出關于某類研究對象總體結論的做法是站不住腳的[30]。在當前研究都普遍注重實證研究的氛圍中，個案研究由于其注重搜集第一手資料的特點，理應在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具有更廣闊的應用空間。
圖書情報學研究中的各種研究類型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適用”與“不適用”的區別。在研究過程中，根據研究需要確定研究類型，從而進一步選擇最恰當的研究方法，是我們對待研究類型和研究方法的正確態度，而不應該去追求研究類型和研究方法的“時尚性”或“傳統性”，從而背離圖書情報學研究的正確道路。
5 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具體方法
當我們將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概念體系中的研究層次、研究邏輯、研究類型等分支概念闡釋清楚時，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具體方法終于要清晰簡明地浮出水面了。根據研究過程中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兩個核心的研究階段，圖書情報學的具體研究方法需要從搜集資料的方法和分析資料的方法兩個方面來表述。
5.1 搜集資料的方法
任何科學研究都要經歷搜集資料的過程，即使是有些學者提到的思辨研究也不例外，只不過思辨研究所需要的資料多是之前已經搜集好的。搜集資料有問卷法、訪談法、觀察法、文獻法和實驗法等五種方法。這其中，問卷法是調查研究中經常被采用的方法，甚至有研究者直接把問卷法謬稱為調查法。除一般問卷以外，量表法作為對主觀社會指標進行測量的特殊問卷，也經常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被采用，例如對用戶滿意度的調查。問卷法和抽樣、統計分析相結合，成為現代社會調查研究的主要特征。此外，任何科學研究都離不開文獻，文獻法是任何科學研究都必定采用的方法。由于文獻是記錄有知識和信息的一切載體，所以文獻法的采用早已超出了傳統紙質文獻的范疇，而拓展至網絡文獻和數字資源。基于研究對象、研究特點等原因，文獻法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的運用就更為廣泛和直接，圖書情報學領域的研究者經常提到的引文分析法、內容分析法以及各種檢索法，其實質都是文獻法。
5.2 分析資料的方法
最后都要通過分析資料來得出研究結論。分析資料的方法有統計分析和理論分析兩大類，即我們平時所稱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統計分析的方法又可以分為描述性統計分析和推斷性統計分析；而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經常采用的理論分析方法有采用因果分析法、比較分析法和結構-功能分析法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統計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獨立于理論分析而存在，任何統計分析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理論分析方法做邏輯基礎。例如，統計分析中經常采用的相關分析，實際上就是以理論分析中的共變法（一種因果分析法）為邏輯基礎的。
由于網絡環境的影響，科學研究的“跨時空”模式逐漸盛行，研究者與研究者之間的時空界限、各研究環節之間的階段性界限逐漸模糊。許多研究工作已經將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的階段合二為一，也產生了諸如“頭腦風暴法”、“德爾菲法”這樣兼具搜集資料和分析資料性質的綜合性研究方法。在圖書情報學研究領域，這種情況也比較常見。我們所熟知的一些圖書情報學研究常用的方法，往往就是這類綜合性研究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獻計量法等等。
但是，這類綜合性方法的產生需經研究實踐的長期積淀，也必須符合研究方法概念體系的邏輯要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不但追求研究內容的創新，還非常熱衷于進行研究方法（名稱）的推陳出新，經常“創造”出一些“新穎”、“時尚”、“前沿”的研究方法。這些急功近利甚至是嘩眾取寵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幾種情況：第一，根據研究客體“創造”研究方法，例如社會網絡分析、內容分析法等各種冠以“分析”二字的方法，這些所謂的分析方法只是反映了分析的對象或途徑，并沒有反映出分析方法的本質，即到底是怎樣分析的。第二，根據研究方式“創造”研究方法，例如檢索是文獻法實施過程中的一個步驟，但圖書情報學的很多研究者竟然“創造”出數據檢索法、事實檢索法等眾多的研究方法。此外，國外有些研究活動中采用的某種研究方式如“名義群體”、“互動小組”等，經由國內研究者的翻譯和理解，往往就變成了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并且得到追捧。第三，根據工作內容來“創造”研究方法。王子舟[5]先生堅持認為工作方法應該屬于研究方法，并且舉例說明索引法在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應用。但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在圖書館工作中編制《經濟學論文索引》，那應該屬于圖書館學研究法經濟學研究法呢？第四，通過望文生義“創造”研究方法。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方案中同時采用了歷史法和文獻法，豈不知歷史法就是文獻法。類似的情況還有調查法（往往是問卷法）、邏輯法（任何一種方法都離不開邏輯）等等。
6 結語
1957年，劉國鈞[31]先生在《什么是圖書館學》一文中明確指出，獨特的科學研究方法是圖書館學作為一門獨立科學存在的條件之一。這一重要論斷激勵著一批又一批圖書情報學研究者走上探尋圖書情報學專門研究方法之路，也使筆者在對本學科的方法論研究現狀不無微詞的同時，對這些研究者充滿了真誠的敬意。但是相比總結和升華圖書情報學的“專門”研究方法，如何使圖書情報學研究方法的使用更規范、表達更準確，對于圖書情報學的健康發展及其在整個社會科學體系中學科地位的確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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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或者一般而言的西方哲學思想，有一種特別的精神。哲學家熊十力說：“西洋形而上學是以宇宙實體當作外界的物事而推窮之。西洋哲學的方法是析物的方法，所謂一元、二元、多元等論，則是數量的分析；唯心唯物與非心非物等論，則是性質的分析。此外析求其關系則猶若機械論等等。要之，都把真理當作有數量、性質、關系等等可析。”分析的方法或析物的方法，實在是西洋整個哲學思想和科學思想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其最殊勝之處。西方許多著名科學家將西洋科學方法總稱為“約化論”（reductionism）。約化論讓西洋科學取得令人嘆為觀止的偉大成就，絕不可輕視，更不可忽視。西方經濟學實在是西洋整體哲學思想的支流，其哲學基礎和分析邏輯也是秉承約化論的基本意蘊。
概言之，主流西方經濟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由五個方面構成：人類行為的自私決定論、經濟體系的機械決定論、人類發展的西方中心論、人類認識的實證方法論、政策哲學的自由競爭論。從哲學角度來審視，上述五論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本體論、宇宙論、知識論和人生論。200多年來，經濟學演變繁復，流派紛呈，恰如滔滔江河，又如涓涓細流，溯其源流，就是上述五論。
經濟科學背后的本體論、宇宙論、知識論和人生論，直接源于西方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17世紀歐洲興起的科學大潮，徹底改變了西方世界的思維模式，改變了人類歷史的演進方向。科學和技術的興旺發達，不僅讓歐洲擁有了征服物質世界的絕對優勢，而且讓歐洲擁有了征服精神世界的最大優勢。那些驚世駭俗的科學發現和發明創造，讓全人類嘆為觀止。歐洲人憑借科學技術的神奇魔力，成功征服全世界。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勝利或許更加徹底。西方崛起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以摧枯拉朽、雷霆萬鈞之勢，迅猛席卷全人類。一切社會科學和精神學問，包括宗教、哲學、歷史、法律、倫理等所有一切學問，無不深受科學方法論的影響。科學思維對經濟學哲學基礎的影響尤其深遠和全面。若要探討主流西方經濟學的成功和失敗、優勢和劣勢，若要為經濟學的未來開辟新的方向，我們首先需要總結西方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才能理解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如何決定了經濟學的基本價格。
西方科學世界觀的核心就是決定論、機械論或命定論，此為西方學術界的共識。197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非平衡熱力學開拓者普里戈金和助手斯唐熱出版的名著《從混沌到有序：人與自然的新對話》，吹響了重新塑造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嘹亮號角。
決定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孕育出許多基本信念。我們將會看到，經濟學和幾乎所有社會科學命題，皆源自這些基本信念。
決定天地萬物或宇宙演變的是自然定律，自然定律具有普適性和永恒性。西方科學的偉大奠基者們始終強調自然定律的普適性和永恒性，他們虔誠追求的科學理想，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圖式和普遍真理。
對普適和永恒自然定律的信念，激勵無數天才物理學家窮盡畢生智慧去忘我地追尋宇宙萬物的基本規律，從而創造出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奇跡。的確，物理學家們曾經多次堅信他們已經找到了那個神秘莫測卻又充滿無限魅力的終極定律。譬如，19世紀后期，物理學家們非常樂觀地宣稱，宇宙間的一切皆可以按照連續物質的性質予以解釋和推斷，物理學的天空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點兒烏云了。然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橫空出世，粉碎了物理學家的樂觀情緒，開辟了物理探索的嶄新天地。原子結構和量子力學不確定性原理的發現，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摧毀了決定論的信念。
霍金的《時間簡史》是有史以來最暢銷的科普著作之一。全書激蕩著那個意志堅強的殘疾天才對自然世界普適和永恒定律的信念忠貞不渝的偉大情懷，激蕩著對宇宙演化終極規律不懈追求的豪情壯志。當霍金論及“物理學的統一”時，他滿懷信心地說：“在謹慎樂觀的基礎上，我們可能已經接近于探索自然中集定律的終點。”
霍金將決定論的科學觀推到極端。他寫道：“愛因斯坦曾經問道，在制造宇宙時上帝有多少選擇性？如果無邊界假設是正確的，在選擇初始條件上它就根本沒有自由。”初始條件的確定性加上自然定律意味著我們可以完全準確預測宇宙發生的一切，這當然也包括人類社會，因為人類自身不過是茫茫宇宙的滄海一粟，怎么能夠逃脫自然定律的命令和規范？
〔關鍵詞〕 新制度主義，流派演進，發展反思，政治科學
〔中圖分類號〕D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7）03-0090-06
新制度主義發端于20世紀70年代社會科學在制度分析方面的突破性成果，并于80年代經過政治科學、社會學、經濟學領域奠基性文獻的梳理界定而形成身份自覺意識。政治科學的新制度主義經歷了傳統制度研究的推陳出新并從學科邊緣向核心領域邁進，在研究領域擴展和內容深化方面取得可觀成就，其各流派在累積現實解釋力的同時致力于提升理論建構水平，由此逐漸成為當代西方政治科學研究的主導范式。
一、社會科學視野下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起源
按照通行觀點，馬奇與歐森發表于1984年的論文《新制度主義：政治生活的組織因素》，在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意義。霍爾與泰勒發表于1996年的論文《政治科學與新制度主義三個流派》，則為歷史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的三分法賦予權威依據。這兩篇論文為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設定了核心研究領域，提出了受到普遍認可的解釋邏輯，但是基于政治科學角度審視新制度主義的確立及演進，仍面臨亟待澄清或深入闡釋的一系列問題。某種意義上，政治學者特別是早期歷史制度主義者傾向于從政治科學自身把握制度研究路徑的做法，很可能對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演進發展設置了障礙，這具體表現為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在自身起源、新舊分野、流派劃分問題上引發了來自社會科學各領域的質疑及批判。
在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起源問題上，歷史制度主義往往強調新制度主義和行為主義的決裂，但行為主義雖然反對非理論化取向的經驗研究和歷史取向的宏大敘事，并重視一般化的系統理論和應用性的{查方法，卻并未將歷史分析排除在政治科學領域之外。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同樣批評行為主義由于忽視社會結構而落入原子論的窠臼，并通過對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優勢和不足進行比較并借鑒社會學的嵌入性觀點，指出忽略制度分析的做法也存在于理性選擇理論之中。以此作為契機，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制度分析關注嵌入社會情境的選擇活動，創造性地論證了結構誘致均衡的含義及機理。社會學制度主義作為政治科學特別是歷史制度主義指稱的對象，該流派的形成和發展較歷史制度主義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而言存在更多歧見。歷史制度主義承認社會學制度主義主要源自社會學組織理論，但是多側重從規范和認知的雙重文化向度以及工具邏輯同適宜邏輯的對立視角，對社會學制度主義的豐富內涵進行裁剪。相比之下，組織社會學認為新制度主義源自伯格與拉克曼的社會建構論，他們對共享知識和信念結構的闡釋揭示了認知框架比規范系統承載更多功能，從而為社會學的制度分析賦予新的屬性。〔1 〕16
在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新舊分野問題上，歷史制度主義宣稱其復興了政治科學重視制度的傳統，但同其他流派相比卻更多強調新舊兩種制度主義的分歧。歷史制度主義批評舊制度主義太過關注正式結構和法律體系，對政治體系予以描述性說明，從靜態穩定而非演進發展的角度看待制度，偏重歷史分析而非理論研究，道德哲學色彩濃厚而較少涉及實證科學方法。〔2 〕3-6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理論內核來自經濟學，研究議題和方法工具包括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假設和均衡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和歷史分析、社會學的嵌入性理論以及政治科學的公共選擇理論。由于無法在理性選擇理論的早期階段找到制度分析的蹤跡，所以很難從新舊嬗變的角度認為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屬于新的制度研究路徑。對于社會學制度主義來說，新舊之別的問題顯得更為復雜。社會學對組織趨同性的研究揭示了制度環境和文化機制的突出作用，因此相對于青睞技術環境和行動效率的傳統制度學派而言具有更新意義。但是主張社會學同經濟學交匯融合的研究者認為，社會學制度主義的新穎之處應體現為接納個體主義方法論，并對約束條件下的理性選擇行為做出深入探索。〔3 〕12
在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流派劃分問題上，彼得斯以及霍爾與泰勒的觀點最具影響力。彼得斯區分了規范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經驗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利益代表制度主義、國際制度主義七個流派，之后又增添了話語制度主義和建構制度主義。但如此繁瑣的劃分方式可能反映出界定標準的錯綜復雜，比如馬奇與歐森被彼得斯視為規范制度主義的代表人物，被霍爾與泰勒歸入社會學制度主義流派，還被社會學組織理論者貼上歷史制度主義先驅的標簽。霍爾與泰勒的三分法受到不少制度研究者質疑，比如海伊與文科特指出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和社會學制度主義各自堅持的算計路徑與文化路徑，實際上基于兩種相異的社會本體論并存在難以逾越的鴻溝。歷史制度主義由于在兩種社會本體論之間游移不定，不僅使它缺少堅定的分析立場，還會因接受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個體主義方法論而失去作為獨立流派的資格。〔4 〕在傳統的三分法以外，政治科學受社會理論、分析哲學和國際關系研究影響，愈發重視觀念、認知、利益的社會建構性質，由此孕育產生了建構制度主義這一最新流派。〔5 〕82同歷史制度主義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相比，建構制度主義更主動地從社會科學各學科當中汲取養料，也進一步表明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研究領域實際上并不限于政治科學。
其次，政治科學的制度研究對不同流派及路徑開展綜合分析的同時，圍繞內生制度變遷、觀念分析及話語分析、修辭制度研究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理論闡釋。其一，新制度主義政治學早期階段具有明顯的結構約束性色彩，多從制度外部探尋變遷的源頭，但對制度在其形成以后的演變卻較少說明，一些制度研究者于是從理論角度思考行動者的闡釋活動對意義發揮的作用。具體而言，行動者關于自身處境的看法，同背景結構向行動者策略施加的影響相比，兩者在重要程度上往往差別甚微。行動者的動機及偏好在根本上具有觀念性和規范性特征，因而并不只是簡單反映社會背景和物質環境。政治生活中的行動者除了關切物質利益，還通過對利益予以識別和加工而使自身看法轉化為行動方案，并隨時對動機和手段加以權衡。這意味著人們無法從制度環境中推導出行動者的偏好集合和行為邏輯，所以利益可被視為社會的建構物，觀念則構成了制度的基石并在制度形成以后繼續施加影響從而產生路徑依賴效用，這也為內生制度變遷理論提供了解釋邏輯。〔6 〕63-64其二，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在容納建構主義路徑的過程中著重對觀念分析與話語分析作出理論闡釋。觀念分析基于結構性和觀念性雙重維度而把觀念區分為典范、公眾情緒、程式、框架四種類型，它們不僅限定了決策者的認知范圍和規范情境，還為政策方案獲得合法性而建構出眾多符號和概念。觀念由于會受到政策領域當中斗爭的影響而發生變遷，利益、資源和權力的復雜關系于此時顯現出來并不斷發展。話語分析將觀念c話語劃分為認知性觀念和規范性觀念、協調性話語和溝通性話語兩種類型。對行動者而言，制度兼具外在結構和內在建構的雙重屬性。行動者的自覺意識、自知之明及自我表達能力對應著算計邏輯、歷史邏輯和適宜邏輯，同時還基于溝通邏輯而運用話語活動來維持或變革制度。其三，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修辭制度研究路徑受組織社會學和語言學影響，認為能動性內嵌于制度結構當中，應從修辭學角度審視語言對能動性的影響。修辭制度分析傾向于從內生性角度解釋制度變遷，但不承認能動者有能力依據意圖擺脫內嵌約束并變革制度，因此在人如何運用語詞的問題上強調說服活動能夠影響意義并塑造行動，同時在語詞作用于人本身的問題上強調說服活動的溝通性質，從而揭示了語言對思維活動和選擇活動的影響。在此基礎上，修辭制度研究路徑為制度理論提供了語言分析工具，從敘事分析、話語分析、比喻分析角度論述認知局限以及說服活動如何讓語言發揮相應效果。
最后，政治科學的制度研究綜合運用了數學模型、博弈論、個案研究等多種方法，但其作為社會科學分支學科的屬性以及政治制度研究取向的特點使其兼重科學化和人文化，特別在建構機制和時序分析的方法論研究方面頗有建樹。其一，社會科學及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建構主義轉向，某種程度上展示了因果論證和建構論證之間難以調和的張力以及解釋和理解之間的分歧對立。建構制度主義主張，基于解釋的因果論證關注某些條件為何動態地導致另一些條件出現，而基于理解的建構論證則關注規范、文化、觀念、認同因素同適宜情境的配合如何導致另一些因素產生。這促使政治學者在制度研究中更加關注觀念對政治行動發揮的建構作用，進而運用方法工具考察政治爭論中的說服性權力和協商審議，如何向民主合法性的核心功能、政治利益及價值的建構和重構以及歷史和文化變遷這三個領域提供關鍵動力。具體而言，建構制度主義認為在規范化過程與制度嵌入過程中現有觀念被編碼為認知濾鏡，行動者藉此能夠解釋環境中的信號，而且在某種條件下還能夠對這些認知濾鏡予以質疑、發起挑戰并進行替代。其二，路徑依賴和關鍵節點是社會科學及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理論內容，也是擅長時序分析的歷史制度主義自身發展并向其他制度研究途徑輸出影響力的重要優勢。歷史制度主義重視歷史發展中形成的路徑依賴與意外后果，使用層疊、轉化、漂移等分析工具對漸進制度變遷進行闡釋，但關鍵節點因其傾向于導出路徑依賴這一結果而具有強烈的歷史決定論意味，故而難以為制度變遷提供內生性解釋邏輯。〔13 〕針對該問題，一部分學者致力于考察制度中所涉文化因素對變遷的影響以及不同制度在此方面的能力差異，并從權力的自我強化角度探討官員在何種制度條件下最有可能維持穩定或延滯變革。還有學者致力于消解路徑依賴中的歷史決定論傾向，重點考察制度變遷中由偶然性轉折點引發的大量聯系緊密的反饋活動，以及對此類活動造成干擾的一些因素。就這些反饋活動的先后次序而言，由于源自偶發事件中的反饋活動或干擾因素能夠輕而易舉改變甚至扭轉先前步驟的方向，因此路徑依賴并不意味著先前步驟對隨后步驟方向的導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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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個問題當中，關于方法論的反思。傳播學研究方法論跟社會科學的整體研究論的研究嚴重脫節，因為在國內沒有人關注這些比較虛的主題，而且在方法論的研討當中非常少，史論流于形式。
哲學社會科學方法論探討過程當中，傳播學幾乎“失語”，史論比較留于形式，就傳播學談傳播學。談適用于滿足從來不談功能主義，談解碼編碼，不談主客體關系。解釋學談的人很多，但是沒有人關注解釋學的鼻祖，像狄爾泰、韋伯。談拉扎斯菲爾德，很少談默頓。同樣，對現代思想家，吉登斯、布迪厄的很少，同樣我們引用文獻的時候，引用國內學者的論述遠遠多于國外學者。學界出現所謂的“引用圈”，同校、同門引用。傳播學雜志圈子化，這時候怎么能做到百家爭鳴。雜志、核心期刊要求的字數很少。
大家會發現這是一個非常詭異的情況。傳播學學會沒有方法分會，使得整個方法的研究受很大的影響。
傳播學研究方法與技術的反思。從方法上來講，實際上最大的問題是研究方法梳理不全，絕大部分老師都不知道有多少研究方法，怎么可能讓傳播學的學生學好。我們先看一下研究方法樹，案頭研究、統計、實地研究、專項技術。文獻法，我們不缺的是文本分析，怎么做好內容分析，必須要應用一個研究方法。深訪，深訪跟采訪的差異有多少？深訪的分析方式是什么？論文當中90%的用深訪的方法跟寫作文沒有什么區別。焦點小組有十幾種方法，有人說這是國外的方法，其實不是。學界在研究方法這塊已經嚴重落后于產業界。
觀察法，方法梳理不全，實際去做的少，沒有體會地分析。觀察法有多少種？十多種，所有這些方法在傳播學當中都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但是作為主流的傳播學方法教育，在這塊是非常弱的。
隱喻技術的主要類型，結構式隱喻技術：品牌畫廊等等。統計分析，這里面忽視了數據和分析的差異，忽視了初級和高級的差異。我們在分析方法和技術方面，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很多的研究不定量也不定性，空想和遐想的很多。定性幾乎等同于作文例證式的引證，而沒有分析的推導過程。定量等同于量化，量化等同于數字，數字等同于百分比，如果都是這么研究下去，那還了得。
傳播學定量分析方法與技術的反思。第一、數據與分析。不要民意測驗化的簡單描述，要對研究有效的分析。當你把這些看明白的時候，你會發現數字本身給你帶來的陷井是非常驚人的。結論：不要被數字迷惑，數字僅僅是對規律的描述。第二、模型的簡單與復雜。簡單是不是就好？列聯表的錯誤率。逐步回歸有對的嗎？案例：誰會對廣告有較好的容忍度。如果我們用逐步回歸的方式做，結果非常簡單，哪個顯著，哪個不顯著，但是有用嗎？實際的結果是這樣的(PPT)，如果我們把它變成圖是這樣的(PPT)，這是簡單與復雜的關系嗎？不是，它是對與錯的關系。復雜的模型真的是很漂亮，這是關于每周讀書時間的研究，它的結論一張表得不出來，我們快速看它的結論，能看到人們在閱讀過程當中發展的趨勢，小學、初中、高中、大專、本科、研究生，當我們找到這個趨勢的時候，能夠發現原來它是這種規律性，這種規律靠我們用數字去表述是非常非常困難的，我們只能用模型去分析。實際上，簡單與復雜不是量的差異，是質的差別，簡單的模型可以簡單的處理，但是復雜的，如果你沒有對問題的真正思考是出不來的。
第三、追求數學的形而上學與解讀。在傳播學里面最經常說到的就是SEM和HLM。數學的形而上學確實很漂亮，但它不一定是社會的現實，解讀強于技術，技術模型之后的解讀是追求。
第四，大趨勢與小趨勢。大趨勢用于把握規律性。
中國互聯網創新擴散的歷程。羅杰斯創新擴散研究的弊病。我們看互聯網，CNC拿出來的結果是羅杰斯創新擴散的前版，2000年之前上網的特征是這樣的，基本上是說年輕的文化程度高的人上網，但是到了2001年的時候，中國互聯網的創新擴散發生的本質的變化，原來是以年齡為基礎，以年齡為基礎意味著中國互聯網的發展當中，出現的是娛樂化傾向。但是，到了2001年變了，文化程度這個變量開始在創新擴散歷程當中攪動整個格局，2001年研究生以上的群體大面積普及互聯網，到了2002年，年輕人全面普及互聯網，文化程度高的社會忙碌群體全面普及互聯網。到2003年開始對互聯網創新擴散發展的一個結束的態勢顯現，到2004年全面結束中國互聯網在城市的重新擴散。這四年的歷程是以文化程度為核心遞進的創新擴散，中國的互聯網還在發展，城市已經結束了，那就是第三個變量——城鄉。
如果以年齡為變量進行創新擴散的時候，中國互聯網出現的特點是娛樂高速路，那時候出現的詞匯是：“80后”、代溝、社會風氣與價值觀念重組。但是到了第二個變量發展歷程的時候，你會發現文化階層的價值觀，尤其是白領的價值觀，在這個時候成為社會主流的討論內容，這個時候是一個價值高速路的展現。但是到了第三變量，城鄉變量開始攪動的時候，基層社會問題暴露、成為社會的安全閥。
比如3G門戶網站，它的形態非常清晰，年輕人使用3G，男女兩性略有差異。現在手機上網當中的手機淘寶已經進入中期的模型。再看開心網，開心網也正處于中期的創新擴散形態，大家知道，不僅僅我們可以看到它發展的規律，可以解決每一個問題，無論是淘寶還是開心。
大趨勢的特點：劉爽說：微博是個屁。但是，每個人都要放屁，所以就是大趨勢，人在手術后必須排氣，所以微博的在特殊時候是異常重要的。大趨勢我們必須明白，小趨勢不能忽略，而且小趨勢可能是未來我們研究攪動社會發展的最最重要的點。
我們不能再以原來大眾傳播的概念來看待互聯網時代下的媒體，意義不同了，所以，堅決地要去看小趨勢，小趨勢穩定思想信息，大趨勢模模糊糊，它雖然大，但是它并沒有那么重要。而任何一個小的趨勢，可能帶來大的事情。
總的結論，解讀強于技術，但是千萬別把分析和數據當成一樣的東西，有分析的模型解讀是最好的分析。
關鍵詞：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教育研究
一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教育研究不斷深入，但教育科學研究方法仍亟待完善和發展。有的學者對近20年我國教育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分析資料的方法進行了研究，鄭日昌、崔麗霞選擇較有代表性的5種教育類雜志，即《教育研究》、《教育研究與實驗》、《電視大學》、《課程、教材、教法》、《湖南教育》。然后從每種雜志1981至1998年每年刊登文章中，隨機抽取24篇（這24篇文章平均分配在每期里）共檢索文章2160篇。結果表明，大量的文章是解釋或綜述性的，實證性文章比例很低。總結經驗是我國教育研究的一大特點。教育經驗的總結雖然是教育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但不是惟一的方法，教育科學畢竟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科學，需要大量進行實證研究；思辨也必須建立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缺乏事實的亂發議論是科學的大忌。另一項研究是對16種教育科學核心期刊1999年的2098篇論文的調查結果，其結論是，目前我國教育科研的主要方法，有92.6％是傳統的定性思辨方法。有7.4％的論文用量化方法，其中6.3％論文使用表格、百分比的一般量化方法。有少量論文應用方差分析、假設檢驗、回歸分析、一般函數等傳統定量方法。其他如差分方程和微分方程模型方法，以及系統科學方法，模糊數學方法和灰色數學方法，在教育科學研究領域至今極少有人使用。另外，研究者還指出，計算機技術雖已經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但在教育科學研究領域，計算機似乎大多用于文字輸入和排版、用專用計算機軟件作數據處理、建模、分析的寥若晨星。
重視定性研究是我國教育研究的傳統，可是教育科學如果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很難實現對教育規律的科學認識。因為定性認識，只是判定研究對象實體是否存在、結構如何、各要素之間具有何種聯結等。它往往是認識事物的開始，具有某些相對性與局限性。首先，它缺乏定量化的嚴格的觀察、測量、統計、計算和表述，不能對特定事件給出嚴格的描述、說明、解釋和闡述。所以，它僅僅是給出某種研究的大致方向或趨勢，具有不確定性。其次，它不具有嚴格的操作規則或實踐規則的約束，因此，研究結構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在主題、對象、時間、空間和條件等各個因素之間均具有很大的跳躍性，從而強化了研究者的背景知識對分析結果的“污染”，具有不精確性。再次，定性分析是以經驗描述為基礎、以歸納邏輯為核心的方法論系統，它的推理缺乏嚴格的公理化系統的邏輯約束，因此，在它的前提和結論之間可能不存在邏輯的必然性，即其結論往往具有或然性。
由于定性認識具有上述局限性和相對性，故在定性認識的基礎上，應該對事物進行定量認識，也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清晰、準確、普遍的認識。定量分析的目的在于測定對象目標的數值，求出其與各相關要素間的精確的經驗公式。它是一種具有確定邏輯結構的認識，這些邏輯結構的不斷展開就是定量研究方法的實現。任何事物都同時具有質和量兩個方面，是質和量的統一體。因此，事物的認識既需要定性認識，又需要定量認識。對于任何科學研究領域來說，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可以說是兩種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它們也是兩種互相補充的分析方法。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對象性質的差異，在不同研究領域和研究項目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各自所占的比例也不相同。問題是教育科學研究領域重復性的定性分析有余，定量分析則明顯不足，當與其它社會科學領域相比時，這一點表現的尤為明顯。筆者認為，由于我們過分地依賴定性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國教育科學研究處于一種理論薄弱或缺乏科學理論的狀態。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一種理論應該包括一系列基本的前提假設，在此前提假設下，進行一定的邏輯推理，得到可以用事實或實驗來證明或證偽的結論。在理論研究中，“要杜絕無謂的推測，就需要我們最終把理論考察拿出來與真實現象進行比較。”這種驗證或許依賴于直接事實，或許依賴于該理論所附帶的邏輯結果。牛頓萬有引力定律，作為一種天體理論，其正確性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證據在于，人們曾經根據它成功地預測了太陽系中未知行星的存在，并正確地預測出它們的運行軌道。
科學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對現實提供一種合理和更強有力的解釋，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和了解有關事實和現象，并在需要的時候預測事物和過程的發展變化，以提高我們的判斷和決策的質量。然而，在教育科學研究中，很少有什么理論是能夠被事實證明或證偽的，我們見到的大多數教育理論，只是一些不精確的分類法、眾說紛紜的界定、對事實的羅列和對原因與影響的分析和猜測。教育科學刊物上的理論文章，基本上是對個案和某個問題的“就事論事”的分析描述為主，經驗和感性判斷在其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其實，我們在教育理論刊物上讀到的一些文章，它們的可取之處并不在于其思想與研究方法上，而在于其文字風格上的成熟。這種狀況不僅僅局限在教育科學，其它社會科學領域也是普遍存在的。這些表述在很多人看來可能有些刻薄，但是所陳述的事實和現象是普遍存在的。對教育問題進行分析，需要有兩個基本的前提，一個是對基本事實和基本數據的準確了解，即事實與數據的前提；另一個是根據分析的目的采用和選擇的分析方法與分析手段，即邏輯與技術手段的前提。在教育科學研究領域，我們面對的問題是，經驗事實與材料比較豐富，而邏輯分析與技術手段相對不足。特別是，有許多教育現象的比較研究，只是材料與事實的堆砌和對可能的原因與影響因素的主觀羅列。它們與其被稱作是對教育問題的比較研究，不如說是對基本文獻資料進行收集與整理的結果。
二
1971年2月，哈佛大學的卡爾?多伊奇和兩個同事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項研究報告，列舉了從1900年到1965年的62項“社會科學方面的進展”。在他們的研究中，引人注意的是：早期的成就全部都是理論性的和定性的。而后來的成就，或者甚至早期發現的后來發展，都主要是數學和統計方法的革新，或者是由定量分析推導出來的理論。可見，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突破性成就越來越多地表現為定量研究或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相接合。數量化研究已經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趨勢，特別是統計學和模型方法的發展及計算機的廣泛運用，加速了這種趨勢。對于這種趨勢，教育研究領域也不能例外。采用數量化的手段，能夠加深我們對許多教育問題的理解，使模糊的認識清晰化，并能夠更準確地揭示和描述許多教育現象的相互作用和發展趨勢。從其社會作用看，定量研究有助于促進教育決策的科學化，提高決策質量。對每一個從事教育科學研究的人來說，掌握程度不同的定量研究方法和手段是非常有必要的。
發展數量化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是使教育研究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方面。進行定量分析，常常可以消除一些無謂的爭論，或者使人們對問題的討論具有共同的基礎。在教育科學研究中，量化分析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通過它得到更準確和更有效的定性結論，以深化人們對教育規律的認識，優化教育決策。教育科學研究的定量化是教育科學研究領域的重要方法論思想。它在教育科學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這是因為：
（1）教育科學數量化分析是教育科學成其為科學的重要標志。數學是研究數量與形式的工具，而成熟的科學都致力于揭示研究對象之間的數量的或形式的關系。只有在一門科學能對研究對象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基本規律做出數學的（定量的或形式化的）描述之后，它才能算是一門精密的科學。教育科學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并不能否定它的研究對象的某些內在規律也必然通過量的關系存在，考慮到人的思維的特點，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教育現象的高度復雜性，教育科學可能更需要定量分析方法。至于采用哪一種數學形式則是具體的技術問題，它由具體教育現象本身的性質和研究需要達到的目的決定。
定量關系或形式關系的分析，司以使教育科學改變以往對教育的表層現象進行描述，而很少揭示教育現象的內在深層結構的習慣。教育科學家們力圖像自然科學家那樣采用經驗的研究程序，通過對可觀察的教育現象之間的相互關系提出解釋，建立可以接受實際檢驗的理論，這就往往意味著將各種解釋事物因果關系的命題做出定量的或形式的表示，然后在數學系統的框架下對它們進行檢驗。
（2）教育科學數量化分析反映了社會對教育科學科學性的迫切需要。這種需要是伴隨著工業文明的成長，社會的全面發展，教育組織復雜程度的增加而加強的，因為社會的發展、變化越深刻和微妙，教育組織越復雜，我們對教育規律的認識、判斷和決策就越依賴于對基本情況的準確了解和對未來變化的可靠性更高的預測，這也需要教育科學理論更加實用化和精密化。這種客觀需要的存在迫使教育科學工作者盡量采用更好的定量研究方法來幫助提高教育理論的準確程度和實用程度。
轉貼于 （3）教育科學數量化分析是多學科綜合研究發展趨勢的必然結果。現代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各學科都在融合，向綜合化邁進。由于數學方法在物理學中表現出卓有成效的作用，于是，它的成功喚起并鼓舞了自然科學家在自然科學之外的其他領域做出各種嘗試，并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功。由于各種原因，自然科學家與數學家也經常涉足于教育科學領域，尤其是近幾十年來，科學工作者越來越關心一些重要的教育問題，如教育投資、教育成本、教育預測、教育規劃、教育決策、教育發展戰略等等。他們出于各種目的，以各種形式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教育科學工作者與他們分享了許多重要的思想成果和研究方法，如控制論、系統論等等，這些思想方法的介入，使教育科學的許多領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最近幾十年來，科學研究一種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是，自然科學、系統科學的新理論一旦形成，包括其創始人在內的科學家們競相把新理論推廣應用到社會科學包括教育科學研究中，所謂交叉研究已經蔚然成風。特別是，在這一潮流中最突出的是被稱為“非線性科學”中出現的一些新理論，如耗散結構理論、協同學、渾沌科學和分形理論等等。很多自然科學研究人員認為，把這些理論推廣到社會現象的研究中，是對它們的普適性和深刻程度的證明。由于當代自然科學（包括系統科學等）在相當程度上是數學化的，它們不但對“數”，而且對于關系、結構、次序、演化的研究也發展了很好的定量研究手段，所以，當許多新理論把教育現象作為它們的應用對象時，自然科學也就把定量研究的一些新手段帶入了教育科學研究之中。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對定量研究的強調，并不是說定量研究能夠代替定性分析，而且基本上不會有人持這樣的觀點。定性認識與定量認識在基礎、形式、結構和功能方面是存在差別的。從本質上說，它們是以方法論的形式展開了兩種不同的研究綱領和兩種不同的認識論框架。從技術上講，則是由于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采取了不同的解題方式。即使在自然科學中，對力、電場和磁場的某些性質的認識和對原子結構的認識也都是定性問題，只不過對這些性質的結論要經受嚴格的實驗檢驗，在化學、生物學、地理學中，定性研究也是很重要的。要有效地運用數學方法從事科學研究就必須對研究對象在質上的特點有一定的理解。沒有高水平的定性理論，定量研究只不過是盲目的數字游戲，即是在自然科學中，定量分析的方法也只有在與良好的定性分析結合在一起時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事實上，有效的理論大多是能把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合理地結合起來的理論，而要使定量分析研究與定性分析研究很好地結合，根本的出路是讓研究人員對兩種方法都有一定了解。
三
在科學發展歷程中，教育科學在數量化研究的發展方面遠遠落在自然科學后面。甚至落在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等其它社會科學后面。這種現象主要是有以下原因造成的：（1）教育科學研究對象的復雜性使得數量化研究所面臨的困難較大。（2）擔心某些人為數字而數字、片面追求高深數學技術的傾向會使一般人難以判斷各個計算步驟的有效性，他們認為即使是簡單地用數學關系來表示各種教育現象，也可能使人忘記被數字掩蓋起來的實質發現內容。
與自然科學中的量化相比，教育科學研究中的量化確實面臨著難以克服的困難，這些困難主要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
（I）對軟指標量化的可行性。例如一所中學的教學質量、學生的學習動機、農村小學教師的苦惱、大學生所關心的問題等等。很多教育科學的研究人員因此而否定量化在教育科學研究中的作用，否定對這些因素進行量化的可能性，這種觀點無疑是片面的。應該說，要使這些因素量化的準確程度達到類似于自然科學中的量化所達到的水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對于具體應用來說足夠有效的量化是可能的。例如，我們知道，“學生所學知識的掌握程度”是一個很難把握和衡量的量。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仍然通過考試的方法來對其進行衡量，而且，量化的結果也被社會較為普遍地接受，并被作為很多決策的重要依據。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體操比賽時的動作評分，音樂、美術學院對學生作品的分值和等級評價等等。
（2）數據的不可重復性。由于教育現象在時間上具有不可逆性，使得我們對于獲得的很多數據，不能夠再回過頭去作嚴格的檢驗，也不能夠通過可控實驗，來發現數據中可能存在的問題。而在物理學中，當我們測量某一物體的長度時，常常可以通過測量多次，取測量數據的平均值等方法來減少和控制測量誤差。在教育科學的測量中，許多類似的成熟方法難以借用。教育現象的這一性質要求我們在使用有關數據時，需要加倍小心。
（3）定義的不確切性。自然科學中量化的主要是一些有確切規定性，并具有客觀基準的量，如長度、溫度、時間、速度等等。而教育科學中的許多量，在界定上是含糊的。有些量即使在界定上是清晰的，在具體統計時也難以掌握。嚴格地講，在教育科學中，要杜絕在分類與測度真實現象時產生不確切的定義是不可能的。這不僅是我們的實物測度技術不夠精確，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因為我們對所使用的測度方法給不出確切的描述的緣故。對此我們可以舉個簡單的例子加以說明：假設我們要測量我國大學畢業生的質量，我們立刻碰到的困難是“大學生的質量”這個概念不是準確的概念，不同大學相同專業的畢業生質量并不相同，同一大學不同專業的畢業生質量也不相同，這樣對它們的數量尺度的內容就會產生爭議。我們最終即使給出了一個量化值，這一量化值在精確程度上也成問題，因此，在具體使用各種量值的時候，我們應該了解這些值是如何測定的。
（4）其統計口徑的不一致性。對于自然科學中的大多數問題，在統計口徑上基本是一致的，在統計標準上的爭議也少得多。對于教育研究中的很多指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家教育部以及各個地區，往往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統計數據，具體選用哪一個數據，由采用這些數據的人來選擇。
（5）統計過程中的時差性。例如，對于大學生在校人數的統計來說，它所反映的應該是某一時點的數據，但是，實際的統計過程的周期很長，各所學校呈報數據的時間是不一致的，而由于各學校的實際情況又處于不停的變動過程中，因此，實際的數據并不能夠真正說是某一較短時間段的數據。這也對教育科學中的許多基礎數據的準確性造成了不利影響。
雖然對教育現象進行量化有很多難以克服的困難，但是，對于進行量化分析的重要性，學術界還是存在著比較普遍的共識。事實上，進行量化的困難與是否量化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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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研究性教學 應用型人才 培養 個案研究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3）35-0001-02
一 公共事業管理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的界定
“人才培養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理論和教育思想指導下，按照特定的培養目標和人才規格，建立相對穩定的教學內容、課程體系、管理制度和評估方式，實施能力本位的人才教育過程。歷史上的人才培養模式主要有兩種：（1）專才型人才培養模式，以前蘇聯為代表，其宗旨在于培養高級專家。（2）通識型人才培養模式，以美國為代表，它始于1917年哥倫比亞大學開設的“人文經典課”，其宗旨在于培養具有廣闊學術視野和科學思維的人才。
北京大學前校長周培源曾指出：“大學任務是培養人才，這里有兩點必須考慮。其一，是社會需要；其二是必須按照受教育者的特點去培養，做到‘人盡其才’‘因材施教’。一所好的大學，就是要使這兩方面得到統一。”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是對專才型和通識型人才培養模式的基本理念和實踐的整合，其主要內涵是在科學方法論的基礎上，以社會需求為主導，致力于培養學生的持續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使學生能迅速適應未來的社會環境和職業要求。
具體到公共事業管理專業，我們結合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地域、專業及人才培養的特點，確立了本校公共事業管理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總體目標為：通過科學系統的學習，使學生具備良好的政治素質、職業道德、科學文化素質、專業素質和身心素質，掌握現代管理理論、技術與方法，具有較強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能夠勝任公共事業領域的管理工作。專業培養特色為：面向黑龍江省、服務黑龍江墾區和農村，以方法論和通識教育為基礎，以研究訓練為核心，以實訓為提升路徑，培養寬口徑、厚基礎、素質高、能力強的應用型公共事業管理人才。具體目標包括素質目標、能力目標、知識目標等。
為進一步實現人才培養目標，我校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在多年教學實踐和社會反饋的基礎上，形成了“方法論訓練+研究性教學+專業技能測試”三位一體的人才培養模式，以社會需求為主導，因材施教為要求，研究性教學為手段，有效提升了人才培養的質量，保證了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
二 研究性教學視角下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的實踐操作
1.基本思路
蘇格拉底曾說：“教育不是灌輸，而是點燃。”我們認為，研究性教學是充分實現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的有效方式，為此我們設計了“方法論訓練+研究性教學+專業技能測試”三位一體的培養模式。該模式的核心是“研究性教學”，“方法論訓練”和“專業技能測試”為兩翼。其中，課程體系設計以方法論為指導展開相關專業課程。教學組織方面，主干課程采取“研究性教學”或“研究性學習”的方式，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創新能力。在此基礎上，進行“專業技能測試”，以社會需求為導向，進一步強化應用型技能。三個環節在人才的培養過程中相互結合，最終實現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
2.具體操作
第一，方法論訓練。方法論訓練主要體現在課程體系的設計上，我們借鑒了劉道玉先生的設計理念，即以“方法論”為指導，建立四個板塊。第一板塊是科學方法論類課程，目的在于使學生首先掌握科學思維方法，建立科學思維模式；第二板塊是人文科學基礎+自然科學基礎（專業高數），總體來講第二板塊是以通識教育為主；第三板塊是主修專業課程（專業基礎課+專業核心課+專業選修課）；第四板塊是實踐教育課（實習實踐課程）。此課程體系主要特點為：方法論指引，方法論的學習為學生建立科學觀念、形成科學思維，為后期在具體工作領域中的再學習奠定了扎實基礎。
第二，研究性教學。（1）教學內容方面，結合主干課程內容，設計若干議題（一部分由教師提出，一部分由學生研討后提出），涉及各類專業主干課程的專業問題。有的案例是給定問題要求回答，有的案例需要學生自己發現問題，學生可根據自己的興趣點自主確定具體問題開展研究。（2）教學組織方面，教學班分成5人左右的若干研討小組，每個組需要完成個人研究、小組研討、小組陳述（包括現場問答、總結、組間互評等）、小組案例分析報告、個人總結等內容。個人研究需要閱讀規定數量的文獻，小組研究要形成小組文獻分析（綜述）及案例分析報告等。（3）教學方法方面，探究式教學、案例式教學、基于問題的學習和基于問題解決的學習等教學方法綜合使用。教師在課堂上主要起輔助引導作用，具體過程主要由學生自主完成。（4）教學評價。主要涉及兩方面：一方面是評價內容，包括學生個人工作評價和研究小組評價。學生個人工作主要包括個人筆記、課堂表現、考勤、個人總結四項；研究小組工作主要包括小組研討記錄、小組文獻綜述及案例分析報告、小組陳述、小組總結等。另一方面是評價方法，一是打分，包括教師打分和學生打分；二是學生課程反饋，主要采取結業問卷的形式，按人才培養目標內容設計問題，總結學生反饋，以進一步修訂完善課程學習方式。
第三，專業技能測試。專業技能測試設計的初衷是在理論學習的基礎上，進一步測試和強化學生的應用型能力。具體操作流程主要包括三個階段：（1）準備階段。要求學生按測試要求搜集相關素材，素材中有數字、文本、圖表和圖片資料，在教師指導下由學生完成。（2）指導階段。由專業課教師進行業務指導，可結合相關課程教學過程完成相關內容，如課程結業設計、課程論文等形式。（3）實測階段。在前兩個階段的基礎上，運用計算機對一些基礎數據進行分析處理，分組進行，具體測試內容抽簽確定。另外，專業技能訓練以專業實踐實訓基地為依托開展相關教學活動。
3.效果評價
“研究性教學+方法論訓練+專業技能測試”培養模式，意在培養學生的自主性、探索性、批判性和責任感，其特點契合了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目標要求。具體地講，該模式在以下幾個方面促進了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
第一，理念方面。該模式注重對思維和發展的訓練能力，特別是以發展學生的研究與創新能力為核心。教師在教學中引入研究過程，學生在掌握基本方法論的基礎上，通過自主探索、合作研究，培養了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
第二，內容設計方面。該模式能夠在學生掌握基本理論的基礎上，把各類有社會意義的科學問題作為學生開展研究的對象，有些問題已經有前期研究，需要學生進一步探討，有些是未有前期研究的新問題，需要學生開拓性地開展研究工作。這些激發了學生獲取知識、開展探索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第三，方法方面。該模式是整合了多種方法的方法體系。在實踐中，教師通過引導、啟發，運用問題教學、對話教學、研討教學、參與教學等方式培養學生的學習與研究能力。而具體教學過程的設計模擬了科學研究過程和研究方法，如通過專題研討、課題研究、方案設計、情景模擬、實踐操作和體驗、社會調查等多種形式，研究、探索并解決學科或課程內容中理論前沿問題以及相關社會生活中現實問題，有效地提升了學生的探索能力、研究能力、協作能力和環境適應力。
第四，師生關系方面。改變傳統的師傳生學的被動局面，建立教師學生平等互動，學生為中心，教師引導的分工合作關系。該模式的教學中，教師通過與學生建立合作關系，引導學生自主獲取知識研究問題，在引導中育人，有效提升了學生的綜合素質和能力。
第五，從學生角度看。整個過程中，學生在課堂中投入的精力約占30%～40%，課外約占60%～70%，需要在課外閱讀大量的文獻并組織多次研究活動，有效地督促了學生開展自主學習。學生普遍反映學習雖然更緊張、更累了，但收獲更多、更全面了，覺得很有意思。
綜上所述，整個教學過程較完整地實現了最初設計的教學理念，學生在研究性教學和專業技能測試中發揮了較好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改變了被動、灌輸的學習方式，學生的學習激情被點燃，并在學生過程中主動思考提出了很多改進教學的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
三 進一步思考
該模式在實踐中雖然取得了較好的反饋，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體現在：（1）研究性教學主導的人才培養模式對教師提出了較高的要求，需要教師對課程進行文獻、研討等方面的更加充分的準備，以保證對學生研究的正確引導；（2）學生研究小組的引導工作需要進一步加強，學生已習慣了教師主導的傳統方式，突然放開，有些學生會進入“放羊”的狀態，需要一定的管理和監督；（3）專業技能測試的內容需要進一步拓展，結合專業實習基地進一步開展相關工作；（4）課堂組織需要更靈活，教師需要及時總結并增強控場能力。
“方法論訓練+研究性教學+專業技能測試”模式的開展，有針對性地實現了人才培養目標，在后期的調研問卷中，學生對這種培養模式表現出極大的認可，認為對自己的綜合素質提高、促進理論與實踐結合、提升社會適應力和職業適應力，起到了極好的促進作用。從長期看，研究性教學+專業技能測試模式將會進一步拓展應用的范圍，把更多的專業課程和教學內容結合進來，以進一步完善和豐富該體系，最終達成人才培養目標要求，培養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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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霍姆斯；問題解決法；方法論
方法論的研究歷來是學科研究的關注重點，這主要是由其功能決定的。方法論研究主要有兩個功能：認知功能和社會學功能，前者主要是指研究者的研究立場，以便為自己的研究提供指導和進行辯護，后者則是指學科獲得合法性的必然要求。正因為方法論的重要作用，它歷來為比較教育學者所關注，甚至傾盡一生建立自己的方法論體系。霍姆斯就在其不懈的努力中建立了自己的比較教育方法論體系——問題解決法。
一、霍姆斯問題解決法的認識論依據
比較教育方法論研究上主要有三種認識論依據：實證主義、相對主義、折衷主義。
比較教育誕生之初就與實證主義結下不解之緣。這一點從比較教育鼻祖朱利安提出建立“近乎實證的教育科學”的主張就可以看出，而之后的庫森、阿諾德的方法論亦都是以描述外國的教育制度為主，顯現出描述性的特征，由此可見，實證主義對比較教育方法論影響之深。由于實證主義的種種缺陷，相對主義開始占據研究者的視野。
相對主義屬于科學哲學的范疇，經過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和批判二元論開始在比較教育方法論中得以發展。相對主義的基本觀點是否定科學中的絕對“客觀性”與“理性”，認為客觀性與理性都是相對于范式而言的， 不同的范式具有相同的權利。考慮到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下的教育影響因素，以此來分析教育而不是追求普適法則，是相對主義在教育中的最大應用。
霍姆斯認為實證主義與相對主義差異的關鍵在于理解規范定律和社會學定律之間的區別。這個區別是由波普爾的提出的，他認為規范定律指的是社會行為規范、戒律或禁忌，而社會學定律指的是與社會制度運作功能有關的定律，并且這種社會學法則是描述自然規律的法則， 是不能隨意違背的（除非能證明它是錯誤的）。
二、問題解決法之要義
霍姆斯對比較教育的教育決策功能相當重視，認為比較教育的任務就是探討解決教育問題的各種方法，通過對一定變量的分析和控制，來預測教育改革的相應結構。因此，他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論體系，提出了問題解決法。問題解決法主要是從某一主題或世界教育的某一共同問題出發，進行調查分析，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一）問題解決法的基本邏輯——五步法
霍姆斯在1981年發表的《比較教育：對方法的一些思考》一書中，論述了比較教育的問題解決法。他的問題解決法是建立在杜威的反省思維法和波普爾的假設演繹法基礎之上的。
杜威認為反省思維的功能就是為了使模糊不清的形勢明朗化，也就是說，為了解決問題。整個反省思維的過程包括以下五個階段: （1）假設或解決辦法的形成；（2）問題理智化或分析；（3）背景分析和詳述；（4）結果的邏輯演繹；（5）實踐驗證。杜威的反省思維是屬于實用主義范式的，他的獨特性主要體現在如何提出問題和驗證假設。在提出問題方面，杜威認為，要解決的問題是在對于一個復雜形勢的理智化思考的過程中逐步清晰的。在驗證假設方面，杜威認為，檢驗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在相關背景下，根據假說，進行邏輯推演；其二是預測結果與觀察到的實際結果之間的比較。然后根據反省思維的五個階段，重新進行分析，直到問題得到解決。
波普爾在《歷史主義的貧乏》一書中宣稱無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都使用同一種科學方法，這種方法便是假設演繹法。在驗證假設上，波普爾于杜威存在明顯的差異，杜威強調證實假設性的解決辦法，而波普爾強調證偽假設性的解決辦法。
霍姆斯認為，在缺乏實驗檢驗的情況下，這些假設性的解決方案應該通過批判性的比較研究來檢驗，從而解決特定問題。為此，霍姆斯提出了問題解決的五步法。1、問題分析或理智化。主要是選擇和分析那些多數國家共同存在而又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2、提出假設或政策方法。霍姆斯認為，比較教育學者在研究中不要像決定論者那樣企圖找到普遍適用的法則，應當根據問題的背景和對問題特定的研究，去分析哪些政策和方法更適合于特定地區和環境；3、識別及驗證相關因素。霍爾姆斯指出，要選擇科學的政策或解決方法，關鍵是識別同問題相關的所有因素，并用這些因素去識別、驗證有待研究的教育問題的基礎結構，如哪些變量是關鍵的，各個變量之間的關系如何，變量是如何發展變化的等；4、邏輯地預測可能有的結果。問題解決法的目的在于在綜合分析各國教育問題的基礎上，為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解決某一教育問題提出最佳的解決辦法，并產生對教育行為的相應預測；5、比較和驗證預測的結果。霍姆斯認為通過對預測結果與實際情況發展的比較研究，可以有一個修改的機會，從而使研究模式更完善。從以上五個步驟可以看出，霍姆斯的問題解決法實際上是對杜威的反省思維法和波普爾假設演繹法的發展，實質上是一種演繹法。
（二）問題解決法的基本原則——四模式
霍姆斯的四模式論是在對其五步驟中的第三步進行解釋時提出的，是一種比較教育研究的資料分類體系，它使因素分析有法可依，并且使研究結果盡量具有可重復性。它主要包括規范模式、體制模式、精神狀態模式、自然環境模式四個模式。
波普爾對規范法則和社會學法則進行區分的批判二元論觀點為霍姆斯的“四模式”提供了依據。波普爾認為任何社會都有兩種法則，規范法則和社會學法則。規范法則是由人制定的，也可由人改變的關于一定社會的行為規范和規則。社會學法則指的是社會生活中人們無法更改和選擇的一些自然法則。批判二元論認為，社會學法則對人的社會環境的影響就像自然法則對人的自然環境的影響一樣。因此，波普爾把它稱之為“社會生活的自然法則”，并且認為，根據社會性法則產生的變化很難被人們直接控制。波普爾的批判二元論毫無疑問成為霍姆斯理論體系形成的依據。由此，霍姆斯建立了自己的資料分類體系的四模式論。
四模式的具體內容如下：規范模式包括關于某一個國家的男女公民都了解并都準備接受或反對的規范和規范法則的陳述。主要指社會規范和規范性法則， 它包括影響教育問題的信仰、宗教、哲學、政治觀念、意識形態、經濟理論、道德價值觀等方面的規范和規范法則的陳述。精神狀態模式與規范模式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它不能從態度測驗或國家法規中得到，它主要包括傳統觀念、民族意識和特征等方面的資料。制度模式包括兩大方面的描述， 一方面是對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等制度進行的描述， 另一方面是對教育制度內各個方面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與其他制度的各個方面之間的關系的描述。由此可見關注的重點在于制度本身和影響制度的背景因素。自然環境模式包括自然資源的知識和開發資源的知識和技術。四模式論是霍姆斯對五步法中第三步識別和驗證相關因素的一個具體解說，是其創建的一種資料分析體系。相對于之前因素分析所關注的尋找決定各國教育制度的主要因素，探索其形成的原因，以便真正地了解外國教育，這種問題解決法注重一種前瞻性的分析，注重教育的預測功能和服務于教育決策的功能。
三、問題解決法之評價
有學者稱“教育研究要有突破性發展，必須在方法論上取得突破”，方法論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一斑。方法論中涉及的方法不是個別具體的方法，與方法論對應的是方法的立體體系，他關注的是研究對象與方法整體的適切性，其核心是“思維方式”。霍姆斯的問題解決法以教育決策服務為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方法論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一方面，問題解決法以假說為核心，將假說引入教育決策領域，強調比較教育研究要為教育政策的制定做出貢獻。對于我國比較教育研究中有效克服西方中心主義有著實踐意義。而對于比較教育研究者來說，不僅要以此為依據敢于為政策進行辯護，促進其合法化，更要有批判精神，敢于證偽，對于國外的理論、經驗，敢于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