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7 14: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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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消費水平消費需求農村經濟
農民消費是我國消費市場最重要的部分，只有農民消費水平的到提高，中國的經濟增長才能擺脫出口依賴型。目前農村居民消費水平較低，嚴重影響著農村經濟的發展。由此必須提高農民消費水平，使其成為拉動消費的新增長點，成為發展農村經濟的重要途徑。
一、提高農民消費水平，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
消費水平有狹義和廣義之分，我們通常所說的消費水平一般是狹義的消費水平，它是指按人口平均的消費品(包括服務)的數量，反映人們物質文化需要實際滿意程度。消費水平的提高，不僅要求增加消費品數量，而且要求不斷增加提高消費質量。因此，消費水平是一個綜合指標，最終會表現為人們的健康水平、科學文化水平和生活享受水平、消費環境的質量等等，反映人們物質文化需要的滿意程度。
1.提高農民的消費水平，有利于形成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經濟增長依靠的是社會需求的拉動，必須通過調節社會需求以調節社會生產而達到發展社會經濟的要求。現在政府正不斷的出臺種種方案來刺激內需增長，其中有一點就是要擴大農村居民的消費，農民消費成為拉動農村經濟增長的首要動力。
2.提高農民消費水平，促進農村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可以改變消費需求，促進消費結構優化升級，通過消費品生產結構和相關產業鏈上附屬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
3.提高農民消費水平，有利于促進就業和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
在農村，農民消費的提高勢必帶來消費質量的提高，促使文化教育消費的增加，帶動經濟增長。提高消費中的科技和知識文化中的比重，提高消費質量，就能從根本上提高消費力，從而可以促進消費力和生產力之間、消費和生產之間的良性循環。
二、農民消費水平較低的原因分析
1.農民的可支配收入較低，消費水平差距持續擴大
弗里德曼認為，居民的持久性收入是決定其消費的重要因素，沒有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消費水平就不可能提高。我國現在還只是滿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消費水平還沒有升級、消費結構沒有優化，消費水平還未得到真正的提高。
2.農村基礎設施薄弱，抑制消費水平提高
目前我國農村消費市場的公共配套尚處在低級水平，農民購物難、用點難、行路難、上網難等問題突出，影響了農民的購買積極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電力供應跟不上、電壓不穩定，收費較高;二是電視、通訊、網絡等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滯后;三是交通道路建設有待完善。
3.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
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還不完善，農民儲蓄傾向較強。現在農村的醫療成本居高不下，農村醫療保健型消費出現被迫的大幅增長，醫療保健費用已成為農民消費支出中增幅最大的一項。近年來，隨著我國教育、醫療服務價格的上漲，農民對未來支出的預期大大增加，進一步降低了農民的現時消費，抑制了消費水平的提高。
4.農村市場體系尚未建成，商品流通渠道不暢
當前，農村市場體系尚未建成，商品的流通渠道也不暢，農民買、賣難的問題十分突出。一方面，許多商品在城市處于過剩狀態，而在農村卻難買到;另一方面，農民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農副產品由于距中心城市相對較遠，交易成本大，農產品難以適時賣出，不能轉化為農民的實際收入，制約了消費水平的提高。
5.消費環境不佳，嚴重侵害消費者權益
當前的消費環境不樂觀，制約了居民需求擴大，造成了居民消費不安全和對消費環境的缺乏誠信，這些都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消費心理和購買勇氣，抑制居民的消費欲望，影響居民消費力的提高。
三、提高農民消費水平的方法
1.增加農民收入，建立促進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
我國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建立促進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切實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消費力。擴大農民就業機會，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有效購買力;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農村的現代化建設，擴展農民的消費能力;建立完善農村教育服務體系，提高農民的素質，讓農民可以及時有效地掌握市場的信息，把握市場動向，推進農村產業化進程。
2.改善農村消費環境，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要加大農村的電力、交通、通訊網絡、等基礎設施設的力度;還要加大力度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為廣大農民營造一個健康、安全的消費環境。同時在農村增加消費者投訴網點，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農民的消費權益，為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提供可靠的社會保障。
3.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增強農民消費信心
必須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首先要加快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保障農民群眾的健康安全;其次要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使農民消除后顧之憂，敢大膽消費;第三是要加大農村救助幫困力度，加快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貧困農民基本生活有所保障。
4.健全流通體制，加強農村市場體系建設
必須加大農村市場體系建設力度，形成多渠道全方位多層次的流通格局，搞活農村市場，支持城市流通企業經營網絡向農村延伸，從而全面提升農村的綜合流通能力;以小城鎮建設為依托，鼓勵各類投資主體投資農村商業設施建設，大力發展與農村消費直接相關的零售業。
5.大力發展農村消費服務業，增加消費熱點
農村消費服務業是帶動農村消費提高的重要領域，是促進農村消費水平升級的重要方式。首先鼓勵支持企業面向農村調整產品結構，開發和設計適合農民消費需求特點以及消費環境的產品系列;二是把向農民提供商品和提供服務結合起來，鼓勵生產流通企業在農村設立售后服務網點，優化農村消費環境;三是大力發展農村休閑旅游，拓寬農村消費領域，刺激農村形成新的消費熱點。
參考文獻:
在農村的經濟生活中存在著大量的交易現象，無論是最初以物與物的形式，還是進化到目前的資金量與農業國模化生產的模式，都存有一定的風險因素。而此時，金融機構的出現彌補了農村體制上的空白，令投資、生產、交易等過程轉變成規范的流程，便于資金的有效流轉與應用，且保證資金周轉的安全性與可靠性，進而促進農村經濟的穩步增長。
2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整體增長有著極強的正比例關系
隨著我國經濟與金融發展步伐的加快，關于金融深化對經濟增長作用的探索在學術界掀起了極其激烈的浪潮，相關的討論聲音此消彼長，但大多形成一個共識，那就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呈正比例的關系，即一個固定區域的經濟增長越迅速，其金融市場的發展環境越良好，反之亦然。經研究，也可以發現，我國農村的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保持正相關。
2.1農村儲蓄影響農村經濟的發展
農村儲蓄與農村經濟之間存在極為密切的關聯，早期國外的經濟學者就通過科學的理論分析對二者做以明確的論證，采用了農村居民人均儲蓄額度與人均純收入作為農村居民儲蓄—收入關系的變量，從而得出農村儲蓄與農村經濟發展間正比例關系的結論。并且，基于這一點，對國家經濟環境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政策建議。農村儲蓄量增長了，金融機構在國家政策的指引下，將其資本投入到農村生產過程當中，促進農村相關基礎建設行業的發展，令農村資本得到有效利用。
2.2農村金融機構利率的調整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影響
筆者通過線性回歸分析方法，從農業、種植業、農民收入3方面，對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筆者在研究中利用統計數據，采用人均生產函數，做回歸分析，如下表所示。通過對計量模型進行的線性回歸分析，能夠清楚的發現：我國金融機構的農業貸款在農業經濟增長中帶來的影響較小。從表中不難看出，在金融機構進行的農業貸款，對農林牧副漁產值的影響值為正值,對農業總產值影響為負值，給農村人均純收入帶來的影響也表現為負值。另外，農村鄉鎮企業貸款對我國農村經濟的增長影響較大。這些結果從側面說明了，我國的農業貸款對農業經濟增長以及人均收入的促進作用不大。
2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業經濟的關系
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業經濟的關系，主要體現在農村金融發展影響農業經濟增長機制。農村金融發展會對金融系統效率進行有效的提升，增強金融資源的合理配置性，從而能提高資本邊際生產率，達到促進農業經濟增長的效果。農村金融發展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與繁榮，使得金融行業的各項基礎設施變得更完備，金融工具的種類逐漸增多，金融功能更加齊全。金融基礎設施的完善，金融行業的繁榮，會吸引外界儲蓄的不斷流入，促進農業經濟的增長。有效開發農村金融資源，能夠促進農村儲蓄率的提升，加大農村儲蓄份額，無形拉動了農村的投資。但農村金融的發展同樣可能導致儲蓄率的下降。金融的發展減輕了流動性的約束，促使金融風險得到分散，儲蓄戶在需要資金的時候，可以隨時從金融中介機構獲取資金。流動性的減輕，使儲蓄戶沒有較多預防性儲蓄的存入，從而導致了儲蓄率的降低。利率對于儲蓄率的影響也很重要。利率水平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通常會隨之提高，利率的提高會帶來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同時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會影響利率，從而影響儲蓄率，所以儲蓄率的上升還是下降是不確定的。雖然是不確定的，但金融發展的確會給儲蓄率帶來不小的影響，同時給經濟的增長也帶來影響。
農村金融發展通過“轉化率”來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轉化率”是指金融儲蓄向金融投資方向的轉化。通常情況下，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能使儲蓄向投資的轉化率也提高。在金融體系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在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過程中，金融體系要對一部分資源進行吸收，主要體現在：交易成本的發生，主要是金融機構從分散的儲蓄戶那里吸收儲蓄時帶來的；信息成本的發生，金融機構為了能夠讓儲蓄戶放棄積蓄控制權時會付出信息成本；金融中介機構必然會從中獲取利潤。因此，金融體系對部分資源的吸收，會使部分資源不能形成投資。它們會以存貸差的方式流入金融機構以及以傭金的方式向交易商與證券經紀商處流入。金融市場的發展與完善，會極大提高金融運作效率，使交易成本與信息成本得到降低。例如，良好的農村金融體系會使手續費用或者傭金費用等發生的交易成本得到降低；降低對農村金融的行政干預，會讓農村金融市場走向市場化的道路，促進經濟的提高。
3結束語
農村金融形成的最初目的就是為了使農民手中的資金保值增值，將資金自然流動到收益率較高的市場當中。在農村的民間資本流動過程中，我們很明顯能看到“民間借貸”現象，即所謂的“抬錢”，并且出資方能夠得到一定數額的固定利息，以便達到資金的有效利用。農村儲蓄資本是農村投資的關鍵來源，它是農村經濟的物質保障，只有當農村金融體系完成構建，才能夠令農村資本與投資農村聯系起來，從而達到降低農村外流資金量的作用。農村的經濟環境也急需一個正規、有效的農村金融平臺，有效提升農村金融資源的利用率，并以此來支撐農村經濟的未來發展。在農村的經濟生活中存在著大量的交易現象，無論是最初以物與物的形式，還是進化到目前的資金量與農業國模化生產的模式，都存有一定的風險因素。而此時，金融機構的出現彌補了農村體制上的空白，令投資、生產、交易等過程轉變成規范的流程，便于資金的有效流轉與應用，且保證資金周轉的安全性與可靠性，進而促進農村經濟的穩步增長。
2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整體增長有著極強的正比例關系
隨著我國經濟與金融發展步伐的加快，關于金融深化對經濟增長作用的探索在學術界掀起了極其激烈的浪潮，相關的討論聲音此消彼長，但大多形成一個共識，那就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呈正比例的關系，即一個固定區域的經濟增長越迅速，其金融市場的發展環境越良好，反之亦然。經研究，也可以發現，我國農村的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保持正相關。
2.1農村儲蓄影響農村經濟的發展
農村儲蓄與農村經濟之間存在極為密切的關聯，早期國外的經濟學者就通過科學的理論分析對二者做以明確的論證，采用了農村居民人均儲蓄額度與人均純收入作為農村居民儲蓄—收入關系的變量，從而得出農村儲蓄與農村經濟發展間正比例關系的結論。并且，基于這一點，對國家經濟環境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政策建議。農村儲蓄量增長了，金融機構在國家政策的指引下，將其資本投入到農村生產過程當中，促進農村相關基礎建設行業的發展，令農村資本得到有效利用。
2.2農村金融機構利率的調整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影響
利率與我國農村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較強的正比例關系。農村金融機構利率的變化能夠改變農村投資總量，使得農村經濟的增長速度放緩或者加快。以來安縣為例:當縣里的信用合作社受到了國家利率調整指示的影響時，對縣里的經濟的發展有著一定的關聯性，當降低貸款利率時，縣里當地的某些私人企業為求快速發展，積極進行融資，將其投入到企業的基礎建設中去，進而令企業的生產效益得到提升，促進縣里的經濟發展。
2.3農村借貸影響農村經濟的發展
農村金融發展最初時，我國正處在資金短缺時期，農村生產效率停滯不前，傳統農業生產遇到了瓶頸。與此同時，農村環境內部呈現出了部分資本流動的趨勢，一方面，可以令農村手中限制的本金得到有效的利用;另一方面，正好為當時農業生產資金短缺的狀況做以解圍，農村經濟對于資本金的需求極大，農村借貸的出現彌補了農村經濟發展中對于資本流動性控制的缺失。經一段時期的驗證表明，農村借貸頻率的加快對于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令農村資本全面投入到農業的生產進程中。
2.4農村金融環境的轉好使得農村經濟的整體發展向好
金融市場具有降低經濟波動幅度的能效。一般情況下，采用合理的金融機制可以平滑經濟波動幅度，從而減免經濟周期性的波動效應，對農村經濟環境十分有益。一個穩定的金融市場環境可以令農村經濟的發展穩步提升，受到外界不良環境的干擾減弱，這對于農村經濟體制這一本就不強勢的體系來說，就減少了經濟振蕩與危機的可能性。
3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
經濟學家與相關學者一直未停止思考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的作用機理，并且將很多經典論斷應用在國家政策的制定上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與收益。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而經濟增長效率是影響金融發展步伐節奏快慢的重要條件，二者間的影響已經滲透到農村環境中的極其細微之處。相反，如果農村經濟增長止步不前，就會對農村金融發展極其不利。近年來，在我國農村，整體的金融環境日趨成熟，經濟發展也在國家支持“三農”問題后有著質的飛躍，今日農村與以往不可同日而語。農村金融發展促進農村經濟增長，同時，農村的各行業及經濟的發展勢頭也為金融業務的展開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空間，這對于農村金融來講，無疑是一種挑戰和機遇。意味著在未來農村的金融環境與經濟環境之間，有著極其微妙的關聯，令二者互相作用，相互影響，共同進步與發展。而且，這與我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相關政策的導向性密不可分。
4結論
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既面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重大機遇，又面臨資源、市場約束增強和體制、機制性矛盾凸現的嚴峻挑戰。在這種形勢下，要確保糧食穩定增產、農民持續增收和農村社會和諧發展，就必須始終堅持用科學發展觀統領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的全局，特別是要實現農業發展觀的與時俱進，著力更新發展理念，拓展發展思路，優化發展格局，創新發展模式，轉變發展方式，強化發展措施，不斷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努力開創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的新局面。在實際工作中，要著重把握好“六個堅持”。
堅持以人為本理念，維護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促進農民全面發展。農民是農村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構建農村和諧社會的主體。堅持以人為本，體現到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中，就是要一心一意為農民謀利益，切實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使之分享改革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成果，努力促進農民的全面發展。
把增加農民收入作為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的中心任務。這是以人為本在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中最根本的體現。要認真貫徹落實“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廣開農民增收渠道，促進農民收入持續增長。既要從“三農”本身考慮問題，尋求出路，又要跳出“三農”，從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思考問題，研究對策；既要大力挖掘農業和農村內部的增收潛力，又要在農業和農村外部開辟新的增收途徑；既要立足當前采取盡快見效的增收措施，又要著眼長遠尋求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的治本之策，為農民增收提供新的動力。
切實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這是堅持以人為本的本質要求。要使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體現在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全過程。尊重農民的創造和選擇，維護農民的經營自，切實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和民利。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加強農村集體資產監管，推進鄉鎮政務公開、村務公開、財務公開，維護農民對集體資產的收益分配權和管理參與權。加強對農民負擔的監管，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加快農業和農村法制建設，嚴格依照法律法規來管理農業、開展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全面推進依法治農。當前特別要加強法制教育和宣傳，培育農民依法維權的意識。
全面提高農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這是提升農業、振興農村的希望所在，是減少農民、使農民富裕起來的關鍵所在。要把提高農民綜合素質擺在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的重要位置。圍繞增強農民的自我發展能力，大力加強科學知識普及、先進實用技術培訓和思想道德教育。適應農業專業化、規模化和現代科技發展的需要，培養造就一代新型農民。擴大“陽光工程”的實施規模，加強勞動力轉移的職業技能培訓，提高農民外出務工就業的能力。
堅持統籌協調理念，優化發展環境，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全面發展。統籌協調理念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涵，是解決城鄉發展失衡問題的關鍵。用科學發展觀統領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全局，必須堅持統籌城鄉發展，著力改變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完善支農政策體系，強化農業發展基礎，實現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
盡快改變城鄉二元結構。要深刻領會“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著力消除影響城鄉協調發展的體制，構建新型城鄉關系。建立城鄉之間資源合理配置的市場體系，形成城鄉社會事業和基礎設施共同發展的運行機制。特別是要加快建立城鄉平等的就業體制，完善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不斷改善農民進城務工的環境。要為農民提供平等的教育、醫療機會和待遇。逐步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實現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和公平化。引導各類資源與要素向農業和農村流動，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進步。
完善支持保護農業的政策體系。要全面落實“多予、少取、放活”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不斷增強農業政策的反哺性和普惠性。調整和優化支持“三農”發展的財政支出結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結構、信貸資金投放結構。建立對農民的直接補貼機制，進一步完善補貼政策，擴大農業補貼規模。探索建立農業投入的補貼機制，積極推動農業的政策性保險試點，盡快形成完整的國家支持保護農業的政策體系。
加大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統籌城鄉協調發展，要在強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上下功夫。要加強農業生產設施和農村生活設施，特別是農田水利、鄉村道路、改水改廁和社會公共設施的建設，加快實施農村“六小工程”，大力改善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重點搞好農業“七大體系”建設，完善農業發展綜合服務體系。按照項目構建工程、工程支撐體系、體系保障發展的原則，實施農業科技創新與應用等重點工程，著力提升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增強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后勁。
堅持可持續發展理念，推進農業增長方式轉變，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農業。可持續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必須堅定不移地走可持續發展道路。要圍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優化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探索農業資源保護和合理利用的有效途徑，積極發展農業和農村循環經濟，實現農業生產、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治理與保護的有機結合。
深化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充分發揮各地資源優勢，優化農業區域結構、產品結構和農村產業結構，提高農業和農村經濟運行的質量與效益。積極發展特色農業、設施農業和高效經濟作物，加強優勢農產品產業帶建設，提高優勢農產品的集中度和優質專用農產品的比重。推進畜牧業生產方式的轉變，加快發展現代畜牧業，同時大力發展高產優質水產養殖。推動鄉鎮企業產品、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集聚，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特別是糧食加工業，延長糧食產業鏈，提高經濟效益。強化農產品市場營銷工作，促進農產品流通業健康發展。
有效保護和合理利用農業資源。人增、地減、水缺，是我國農業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農業可持續發展關鍵在于保地節水。要加大耕地特別是基本農田的保護力度。實施沃土工程，加強耕地質量動態監測。改進栽培和飼養方式，推行間作套種、水旱輪作、立體種養模式，發展保護性耕作。引導農民科學施肥，努力培肥和提高地力。合理利用水資源，大力發展旱作節水型農業。
積極發展農業和農村循環經濟。運用循環經濟理論，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基本原則，發展“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農業循環經濟，促進再生資源的循環、永續利用和非再生資源的節約利用。發展生物質經濟，支持農業副產品循環利用。大力推進生態富民家園計劃，加快農村沼氣發展步伐。發揮農作物秸稈資源豐富的優勢，積極發展秸稈產業。推動農產品初加工后的附產品及其有機廢棄物的系列開發、深度加工，實現增值增效。
切實改善農業生態環境。以保護自然、保護生態、創造優美環境為目標，利用人、生物和環境之間能量轉化及生物循環的規律，構建資源節約型農業體系，促進農業與環境的良性循環，實現農業環境優良化。按照“提高認識、依法監管、加大投入、防治并舉”的要求，加大農業污染的防治力度，減少土壤中的化肥、農藥殘留量。全面實施以清潔家園、清潔水源、清潔生產為主要內容的生態農業建設工程，推進以沼氣建設為重點的生態富民家園計劃，加快規模養殖場糞便凈化和生活污水凈化處理設施建設，努力控制和減輕農業面源污染。擴大退牧還草工程規模，加強鼠蟲害防治，不斷改善草原生態環境，逐步建立草原生態修復的長效機制。
堅持科技進步理念，強化農業發展的戰略基點，不斷提高農業發展的科技含量。重大農業技術創新和推廣應用是農業發展的戰略基點。用科學發展觀統領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必須把科技進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科技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提升農業科技基礎創新、集成技術創新及應用轉化的能力，加大農業科技的推廣力度，不斷提高農業發展的科技含量。
加快建立新型農業科技創新體系。要加強關鍵技術攻關和高新技術研究，力爭在新品種培育、病蟲害防治、生態環境建設、資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取得新突破。農業科技發展的著力點要實現由注重增加產量向提高產量、質量和效益并重轉變，由注重研究向研究、應用、推廣和普及并重轉變，由注重常規技術向常規技術集成和高新技術自主創新并重轉變。大力發展降低成本與節約資源的技術、標準化與生態環境保護的技術、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和設施農業技術，建立農業優質、高產、高效、生態、安全的技術體系。
加快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和推廣。促進農業增產增效，關鍵要靠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核心是推廣一批先進實用的農業技術。要擴大農業技術推廣項目專項補貼規模，優先扶持優質高產、節本增效的組裝集成與配套技術開發。重點推廣一批先進實用的農業科學技術，擴大主導品種、主推技術的應用范圍。
堅持改革創新理念，消除制約農業發展的體制，增強農業發展活力和動力。深化農村改革是用科學發展觀統領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全局的內在要求，是推動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農村改革面臨的任務仍很艱巨，需要我們下大力氣積極推進，以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
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不動搖。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我國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是黨在農村政策的基石。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全面落實二輪土地承包政策，建立健全農民承包土地流轉機制。要加快土地承包糾紛仲裁立法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糾紛調處機制。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土地補償費，推動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加強國有農場農業用地保護和占用的監督管理。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制度創新，增強集體經濟組織對農民的服務能力。
探索新型農村經濟組織形式。鼓勵和扶持農民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組建多種形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發展的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積極培育和發展農村經紀人、專業大戶和其他中介組織。推進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立法進程，保護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及其成員的合法權益。通過建立新型農村經濟組織，建立起農民與市場聯系的橋梁和紐帶，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
積極推進農村綜合改革。推動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加快免征農業稅步伐，切實減輕農民負擔。推動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體制和縣鄉財政管理體制等各項改革試點，探索解決鄉村債務的有效途徑。加快國有農場農業稅費改革。適應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以及政府職能轉變的需要，搞好獸醫管理體制、農墾管理體制、農業技術推廣服務體系等方面的改革。
堅持現代工業理念，謀劃農業發展，大力推進現代農業建設。用現代工業理念謀劃農業發展，加快建設現代農業，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是農業和農村經濟工作的重大任務。要把工業經濟在長期發展中形成的經營思想、管理方法、組織形式和生產方式等，導入和應用到農業領域，大力改造提升傳統農業，推進現代農業建設。
運用現代工業成果改造傳統農業。要把現代工業發展的成果逐步運用到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為建設現代農業提供有力的物質技術支持。推進信息技術、生物工程技術與現代農業技術的結合，拓寬農業的內涵和外延，增強和發揮農業的多種功能。積極采用工程、生物、農藝等技術措施，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水平。大力發展農用工業，提升農業裝備水平。
優化農業組織形式與生產方式。借鑒現代工業組織形式，大力推進專業化分工、規模化生產和產業化經營，積極發展農業產業集群，不斷提高農業的規模化、組織化、集約化水平，積極探索各種農業生產要素之間緊密結合、良性互動的現代農業生產方式。引入工業融資方法，強化項目推進意識，開展農業資本運營，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
國民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變化，以2002年全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為標志，中國經濟已經邁入一個新階段。從總量看，國民經濟持續保持快速增長之勢，經濟大國地位進一步增強。2001年－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一直保持較高速度的增長，平均增長速度保持在9%以上。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82，321億元人民幣，相當于22，257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1703美元。由于美元對歐元匯率上升等因素，2005年全國GDP超過英國（大約為21，800億美元左右），低于德國（估算低于27，000億美元），在世界各國經濟總量排列中居于第四位。可以預期，即便經濟增長保持8%的速度，到2010年，中國GDP總量也會超過德國；即便匯率在目前狀況下維持不變，2020年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的目標也會提前實現。從結構看，國民經濟結構進一步明顯優化。與2004年普查數據相比較，2005年第一、二、三次產業的比重有-0.7、＋1.1、-0.4個百分點的變動，顯示工業化的推進仍然是結構變動的主導方向；第一產業比重出現符合產業結構變化規律的下降趨勢，不過，由于國家減免農業稅政策的出臺，全國糧食連續兩年實現較大幅度的增長。2005年糧食產量達48，401萬噸，比2003年增長12.38%；在工業快速增長中，輕重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31.45：68.55演變到30.99：69.01，顯示重型化的趨勢進一步強化；但在2005年外貿出口增長28.4%的同時，機電產品的出口增長了32%，說明一部分重工業的增長是通過國際市場得以消化的，也表明我國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優勢有所增強；第三產業發展平穩，交通、通信、旅游、科學、教育等都有新的發展。
一般認為，人均GDP達到1000-3000美元之間時，是國民經濟快速增長時期，也是社會矛盾的突發期。在諸多社會矛盾中，城鄉矛盾是易于引發社會分化與沖突的主要矛盾之一。在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城鄉矛盾通常有兩類表現：一種是經濟快速增長，城鄉關系協調發展，社會各方能共享經濟增長的紅利；另一種是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城鄉之間的收入分配狀況惡化、貧富差距懸殊、失業問題突出，各類矛盾與沖突加大。越是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出現第二種狀況的可能性越大。如何避免或者扭轉第二種格局，保持第一種城鄉發展態勢，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重要挑戰。
差距擴大的城鄉關系
從上世紀70年代末安徽小崗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經驗被推廣以來，中國的城鄉關系就一直在起伏波動中變化發展。從糧食增產、鄉鎮企業擴張、農民工進城、糧食漲價、取消農業稅到新農村建設，中國的農村、農業和農民一直是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重點領域之一。中國改革以來許多年份經濟的順利增長，都與農民的參與和貢獻有關。在廣大農民參與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的農村也出現一系列變化。一是在人口數量明顯增長的情況下，糧食生產保持穩定，中國以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二是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和沿海發達地區流動。1978年至2005年，中國人口總數從9.63億增長到13.08億，凈增長3.45億，但同期城鎮人口數量從1.72億增長到5.62億，凈增長3.9億，人口增量擴大的壓力通過農村向城鎮的轉移加以釋放。三是農民融入城鎮的過程，就是參與整個經濟現代化的過程。江浙一帶許多著名企業家，生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銷售，但其起家于農村；珠江三角洲數量龐大的外資企業中，來自內地的農民工作出了巨大貢獻。四是農村居民的收入結構明顯優化。1990年，在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20.22%，家庭經營性收入占75.56%。其中，在家庭經營收入來源中，農林牧漁業經營收入為66.45%，工業、建筑、商業等方面的經營收入占9.11%。而到2004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34%，家庭經營性收入占59.45%。其中，農林牧漁業經營收入為47.61%，工業、建筑、商業等方面的經營收入占11.81%。農林牧漁業是農民收入中比重大幅度下降的行業，工資性收入是農民收入中比重上升最快的指標，說明越來越多的收入依賴于受雇單位與個人，越來越少的收入依賴于土地。
但是，農村經濟落后的格局依然維持，城鄉差距還在擴大之中，城鄉關系的不協調狀況日益明顯。從1980年到2005年，與我國城鎮化水平單向提高相對照的是，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有升有降，但是總體趨勢是在波折中不斷上升。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變化相比，1990年以來，我國農村居民純收入的增長一直遠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在16年間，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只有3年低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其余13個年份的增長都高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各類補貼和社會保障的存在，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要更大。
在城鄉統計方面口徑差別既定的情況下，我們計算了1978年－2005年農村居民收入比重（PI）與偏離度（PIP）的變化趨勢。農村居民收入比重是將城鄉居民數量與人均收系起來加以考慮，計算農村居民收入總量占城鄉居民收入總量的百分比，由這一數值來觀察農村收入份額的變化規律。而農民居民收入偏離度則是將農村居民收入占全國居民收入比重與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聯系起來加以考慮，觀察農村居民收入比重相對于人口數量比重的變化趨勢。如果農村居民收入比重變化與農村居民人口比重變化保持同一變化速度，則偏離度指標會保持不變。偏離度指標上升，顯示農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相對于農村人口所占比重下降速度更快；偏離度指標下降，顯示農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相對農村人口比重下降更平緩。計算顯示，除了少數年份的微小提高外，1978年-2005年，農村居民收入總量占城鄉居民收入總量的比重呈大幅度下降趨勢，從1978年的64.1%降低到2005年的29.1%，下降了35%。偏離度的指標（PIP）顯示，1978年-2005年，農村居民收入比重偏離度從0.219上升到0.489，顯示出相對于農村人口比重減少來說，農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更快。只是在1979年-1984年、1994年-1996年等少數幾個年度，農村居民收入比重偏離度略有下降。
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還通過產出、消費和儲蓄方面的變化反映出來。1989年-2005年，第一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5%下降到12.4%，縣及縣以下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從54.7%下降到不及全國的1/3。農戶儲蓄占城鄉居民儲蓄的比重從1989年的27.44%降低到2003年的17.54%。以2004年各類消費支出指標看，城鄉居民在食品、衣著、家庭設備、醫療保健、交通通信、教育娛樂、居住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距，消費支出比在2.26：1-4.57：1之間。
國內外學者對于我國改革以來的收入差距變化十分關注，并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中國社科院收入分配課題組的研究顯示，2002年全國的基尼系數為0.454。世界銀行估算，2001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47，甚至有研究者稱我國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53-0.54，遠遠超出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在中國收入差距中，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是最基本的差距，收入分配課題組的研究表明，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占全國收入差距的40%。
城鄉之間的差距擴大通過一系列農村發展的現實困境表現出來。與城市廣泛發生的大拆大建相比，約一半的行政村未通自來水，3.6億人口喝不上符合安全標準的飲用水，60%以上的農戶沒有衛生廁所，13%以上的行政村沒有通公路，2%的村莊沒有通電，而且電壓不穩，電費又高于城鎮。農村中小學校舍危房率達到6.6%，占全國中小學校舍危房率的81%，西部地區尚有100多萬中小學因為校舍短缺不能入學。在許多不發達地區的農村，“通訊靠吼、交通靠走、生產靠牛、安全靠狗”的落后狀態還沒有改變。
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會出現的普遍現象，但我國城鄉差距的程度要遠遠高于許多發展中國家，說明城鄉分配機制有其特殊之處。我以為，我國的城鄉差距擴大主要受以下若干因素的影響：
首先，我國存在著勞動力過密的農業與低成本的城市工業之間的經濟收益差距，這種收益缺口足以引起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我國農村人均耕地面積少，人口密度大，邊際勞動生產率極低。在農村，農民不能不依存于不可移動的耕地，單產也因自然屬性不可能無限增加，收益又受制于氣候等自然條件，農產品的收入需求彈性相對較小，決定了其提供收入增長的能力有限。盡管有精耕細作的傳統，但是與土地密集型的國家相比，我國農業的競爭力較弱，而勞動力成本較低，生產工業品具有競爭優勢。在城市，勞動力可以從一個崗位向另一崗位移動，工資可以事先以合同談判的形式加以規定，企業的生產規模可以根據市場需求不斷擴大，工業品的收入需求彈性較大。在技術成熟和組織管理有序的情況下，生產工業品比生產農產品更具有國際競爭力。從而，在工業企業工作的個人回報遠高于農產品生產的回報。在生產要素可流動的情況下，更多的勞動力資源流動到城市工業部門符合市場經濟規律。
其次，城鎮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在福利和身份上的差距使進城農民的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城市正規部門可以是政府部門、教育、醫療、國有企業等機構，而非正規部門的就業者通常是建筑工人、街頭小販、小商人。與正規部門相比，非正規部門具有進入容易、依賴個人資源與努力、家庭所有、小規模作業、勞動力密集、競爭充分等特點，最重要的還在于其游離于政府福利與制度體系以外。非正規部門的收入在市場化中被嚴重壓低，而正規部門的收入較高。另外，盡管農民工進城獲得了相對農村高得多的報酬，而其在城鎮就業中為社會創造的價值要遠遠高于個人勞動收入。
再次，存在著城市對農村利益的政策性和非政策性轉移。在工業化過程中，農產品被壓低購銷價格，造成貿易條件的不平等，使財富由農村向城市轉移；在城鎮化過程中，存在大量強制性低價征地行為，造成財富的二次轉移；多次有利于農業的糧食價格上漲，都被城鎮工業品價格上漲和增加工資、增加補貼的類似政策抵消；農民進入城鎮擇業的過程中，還經常面對城鎮各類執法部門的不合理收費與罰款；農民工的工資常常被無理克扣和拖欠。新農村建設與構筑新型城鄉關系
發展中國家處理城鄉關系的規律歷來是經濟學家研究的熱點領域。在城鄉關系上，庫茲涅茨（Kuznets）曲線的基本涵義是，在經濟增長的初期，會出現低收入的農業部門和高收入的現代工業部門。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流動。由于城市規模的擴大，收入的不平等狀況加大，在大多數人口集中于城市以后，收入的不平等會加劇。在低收入人群的數量持續減少和政治影響不斷加強時，這種趨勢會扭轉，出現不平等程度下降的狀況。
盡管庫茲涅茨曲線在20世紀60年代一度為不少學者所推崇，但是，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發現，現實中的收入差距并不完全遵守庫茲涅茨曲線的演變模式。1973年，阿德爾曼（Adelman）和莫里斯（Morris）研究了世界上43個國家占全國人口60%的最窮人口的收入分配和該國的增長指標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最富的人越來越富，中等收入者和窮人的收入都減少了，經濟增長并沒有產生明顯的溢出效應。針對這一發現，他們提出要實行增長前的再分配戰略。阿萊西納（Alesina）和羅德里克（Rodrik）在對1960年－1985年和1970年-1985年所選樣本國家的數據進行研究后發現，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土地所有的不平等都會對人均收入的增長產生負面影響。世界銀行通過對18個發展中樣本國家的研究發現，工農之間貿易條件與政策的不平等嚴重影響農業的發展。1960年-1985年，18個樣本國家因為工業保護與宏觀經濟影響，帶給農業的間接稅加上直接稅，使農業的總稅負水平達30%，而在1960年-1980年，經濟干預的凈效應平均達到農業增加值（農業GDP）的46%。哈克（Haq）指出，20世紀50年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并沒有使大多數人自動分享到增長的收益。他甚至質問，在收入不平等的情況下，僅僅靠市場機制是否能夠有效配置資源。利普頓（Lipton）在1977年出版的《為什么窮人依然窮》一書中指出，“偏袒城市”的政策，使得“在城市和鄉村范圍內的資源分配，反映出城市優先而不是公平優先和效率優先”。
各國發展的歷程都表明，在起點不公平基礎上由規則不公平帶來的失衡嚴重的收入分配格局，會約束經濟增長的有效空間。不難想象，貧富懸殊的城鄉收入分配機制，會造成處于低位的社會階層的不公平、觸發社會的不穩定甚至降低企業的投資愿望。同時，會使城鎮富裕階層的收入不能及時消費出去，也會使農村貧窮階層沒有能力消費，難以形成全社會的合理消費規模，使消費引導經濟持續增長與合理配置資源的潛力得以削弱。要改變這種格局，就需要對收入分配的機制進行調整和政策上的完善。基于緩和城鄉矛盾和促進農村發展，托達羅（Todaro）曾經系統地闡發了發展中國家縮小貧富差距和過度不平等的四類政策：一是通過設計用于改變相對要素價格的政策來改變收入的功能性分配；二是通過財產所有權的逐次再分配改變規模分配；三是通過累進的所得稅和財產稅來改變高收入階層的規模分配；四是通過直接轉移支付和政府提供物品和勞務來改變低收入階層的規模分配。
價格調整、產權變革、稅收改變和轉移支付，是改變城鄉關系失衡狀況、促進農村發展的可以選擇的合理政策體系。從我國的實踐看，1978年開始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通過農村土地制度變革，直接推動了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勞動力向其他產業的轉移。可以形成比較的是，我國臺灣省20世紀50年代的，也帶來了同樣的變革效率。我國20世紀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前期對農產品價格的提高，也都推動了農民收入的增長和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城鄉差距的擴大。但是，進入21世紀以后，改變城鄉關系的政策實踐在減少城鄉差距方面的作用漸漸減弱。農業稅減免帶來的糧食增產效果明顯，但由于從事農林牧漁業在農民收入增長中的比重下降，糧食增產對縮小城鄉差距的效果并不明顯。國家相繼推動的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和中部崛起的思路和政策，除了退耕還林政策外，諸多區域政策偏重于解決省與省、城市與城市之間中的矛盾，政策的受益區域也偏重于城鎮，城鄉差距因而沒有縮小，甚至有所擴大。在此基礎上，啟動新農村建設十分必要。
在國民經濟總量增加、結構改善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斷上升但城鄉差距擴大且單純依靠市場力量難以削弱城鄉差距的情況下，站在以民為本、維護社會公平、協調城鄉發展的高度，提出兩個趨向的新農村建設方針，是中央做出的事關國民經濟全局的重大戰略決策。這一政策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薄弱的農村切入，將政府的公共政策由城鎮延伸到農村，以彌補市場配置資源的不足，對廣大農村進行經濟扶持，關注農村低收入群體的生產與生活，讓更多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隨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
需要指出的是，新農村建設政策是一種援政策，并不改變國家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的基本進程，更不意味著國民經濟的發展重點發生了轉移。在推動新農村建設中，整個經濟活動還會繼續保持以下三種發展趨勢：國民經濟產出的重心仍然集中在第二和第三產業，第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繼續下降；城鎮人口比重上升、農村人口比重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趨勢將會繼續加強；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來源多樣化，工資性收入占總收入比重上升的趨勢得以維持。
作為新農村建設戰略的補充，從協調城鄉關系、增加農民家庭收入的角度出發，也應積極疏通城鎮化渠道，讓更多的農民融入城鎮的正常發展秩序。要放寬城鎮對農村勞動力進城的限制，增加城鎮非正規部門的就業人口；打破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門之間的界限，為非正規部門就業人口進入正規部門網開一面，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效率；將非正規部門就業的人口納入城鎮社會保障范圍，完善屬地化管理制度，在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等方面實行非歧視性政策。一旦進城農民接受了城鎮的各種社會保障，要以放棄農村的耕地等資源作為交換條件。在此基礎上，需要確定城鎮產業和制度建設的兩個方向：一是提升城鎮產業結構層次。要使多種產業和諧發展并優化產業結構，在保持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優勢的同時，增強資本密集型產業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增強資本密集型產業對運輸、商業、金融等產業的就業帶動作用，在產業多元化發展中，拓展城市就業空間。二是逐步改變城鎮收入分配機制。城鎮低收入和非正規部門就業基數的增加，將增強這些勞動人口在政策方面的談判能力，促使城鎮放寬壟斷性行業的準入限制，改變造成城鎮內部收入不合理擴大的政策和規則，并促使政府課征累進稅、遺產稅、不動產稅等稅種，調節城鎮收入分配格局。
由此可見，新農村建設立足農村發展、著眼農民致富，目的是構筑新型的城鄉關系。這種新型關系一定要通過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方面，在新農村建設中要繼續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并逐步削弱城鄉之間的政策性差距；另一方面，要實行對農村的援政策，體現維護社會公平的政府意志。前一方面的政策尊重市場規律，服務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流量”，注重通過體制和政策的改革來沖破城鄉壁壘；后一方面的政策注重彌補市場缺陷，服務于廣大農村居民的“存量”，強調對農村發展的扶持。
新農村建設是一項長期工程
錢納里（Chenery）等人通過對多國發展模式的研究發現，在城鎮化比重達到75%的時候，城鄉之間的勞動力轉移能夠相對穩定下來。我國的農村人口規模十分龐大，很難設想城鎮人口達到75%的水平。城鎮化水平越高，城鎮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越弱，排斥力量漸強。假設我國達到城鄉穩定狀態的城鎮化水平為65%，而人口總規模穩定在15億的水平，屆時農村也還有5億多人。這5億多人依然面臨由城鄉勞動生產率差距帶來的收入差距等問題，依然需要政策扶持。可見，新農村建設作為一種城市對農村的援政策，一定會起于現在，延續于未來。盡管未來各個時期政策的方式有差別，強度有不同，但援政策將貫穿于中國的長期發展戰略。
從國內外政策實施的軌跡看，政府的援政策通常可能出現兩種結果：第一種是負效應。在這種狀況下，政府的援助款項被截留或者挪用，由政府資金建設的工程成為劣質工程，政府援助政策使民眾產生更強的援助型路徑依賴，減弱了其依靠自身致富的努力。第二種是正效應。就是政策的實施極大地刺激了農民和社會各界自主發展的積極性，社會投入相應跟進，地區的主導產業得以強化，農民的素質得到明顯提高，更多的農民融入國家現代化的進程，整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更為有序也更有活力，城鄉經濟差距與社會矛盾得以緩和。為實現第二種目標，就需要深化體制改革，建立信息公開透明、資金下達嚴格、監督機制健全、激勵約束規范的新型管理制度。并做好新農村建設的長遠規劃，分步驟、階段性地推進新農村建設。
新農村建設要注重產業發展。隨著政府提供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和逐漸彌補公共設施缺口，未來新農村建設的重點會轉移到增強產業競爭力上。世界上的現代農業有兩種方式：在土地資源豐富、勞動力資源短缺的國家，現代農業應該采取機械化模式，發展規模化農業，減少對勞動力的依賴；而勞動力資源豐富、土地資源短缺的國家，現代農業應該更多地采用高產良種和化肥等，增加單位面積的產出量，以減輕對土地的依賴。目前我國人均耕地只有1.4畝，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科技對農業增產的貢獻率只有40%左右。而世界發達國家科技對農業的貢獻率都在70%－80%。這就決定了我國的農業發展必須走技術創新與優化結構相結合的集約型發展模式，加強新品種、新技術在農業中的廣泛應用，大力增加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同時，根據我國各地的不同特點，積極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建立各具特色、能夠發揮各地比較優勢的主導產業群。沿海地區農業應該把握國際市場的動態變化，調整和優化種植和養殖結構；土地相對密集型區域應該在國家的支持下，建立糧油等農副產品的主產區；具有氣候和土壤特色的區域，應該發展具有地方優勢的特色農產品種植業，增強產業競爭力和集中度；具有資本優勢的區域，應該積極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建立以特色加工工業為基礎的專業鎮和專業村；人口密集區域，應該注重面向城鎮市場變化，發展勞務輸出。
“以人為本”回答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究竟要建設什么的問題，使農民獲得“幸福感”、“認同感”、“舒適感”是農村改革的最終目標。
目前，政府依然是農村經濟建設最主要的主體，由于農民在農業經濟建設中的出資比例較低，無法形成利益制衡的機制，而面對經濟利益和農民利益發生沖突時，基層政府往往會選擇有利于當地經濟發展的決定而犧牲農民的合法權益。比如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一些項目雖經濟效益好但會破壞農村的生態環境，甚或嚴重影響當地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現實中這種現象屢屢發生，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基層政府沒有搞清“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人民利益和政府利益”的關系，沒有弄清農村經濟建設的最終目的是什么。
如果無法通過利益來制衡各主體的經濟行為，那么基層政府在觀念上能夠清楚的認識“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核心思想就顯得至關重要了。項目建設至少包括“政府牽頭、招商引資；專家論證、評估；農民評議、選擇”的三項基本工作，通過制度上的完善來始終貫徹“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二、農村經濟建設過程中地方政府的職能定位
越是離農村越近的政府機構其行政性就越強，因為他們是中央政府政策的執行者。面對經濟發展的壓力，如何解決好獲得資金和使用資金的問題，是解決農村建設中利益協調的關鍵。中央政府可以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將規劃科學、對可持續發展有利、外溢效應大的公共項目給予補助，中央政府根據公共品的預期成本、外溢效應、價格彈性制定匹配率。中央政府應該給予基層政府發展農村經濟更大的靈活性，越是基層的政府越了解當地的基本情況，越了解當地農民的需要，通過限定目標而不限定使用用途的轉移支付資金可以實現這一政策目標。
經濟開發在項目上包括：平整土地、興修水利、改良土壤、開墾荒地、植樹造林、裝備機械、改進生產技術、發展多種經營等；基礎設施包括：道路建設，生物能源建設，信息化服務建設，改善生產、居住環境，信息化建設等等。這么多的項目的實施必然需要排序，順次開發，那么基層的政府最了解當地農民的需求以及當地自身政府的資金情況，在不存在尋租的假設條件下，再通過當地群眾的民主評議來確定最終的經濟開發項目工程，至此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居民多源利益制衡機制得以形成。再通過政府出資、銀行融資、私人投資三方面資金的注入，用資金的形式將利益主體轉化成農村經濟項目的行為主體，使各方各盡其責，相互監督。
三、農村經濟開發中各種資金的效果比較
以經濟開發為例，分析財政資金、銀行借款、私人投資對經濟開發項目的影響。包括相關性和顯著性兩個方面的比較分析。國家自1988年起開始立項實施農業綜合開發（農業綜合開發指的是在一定的時間里和確定的區域內，為全面開發利用農業資源，發展地區農業經濟而進行的綜合性生產建設活動）。
從資金來源上看，從1988—2005年，政府財政資金占50%以上，個人出資占32%，銀行貸款占13%左右；從投資規模上，中央資金占歷年轉移支付的1%左右；從增長速度上看，自2000以來中央政府財政資金的增加速度也是最快的，平均值是14%，私人投資和銀行借款的增速是9%；從各項資金的線性關系來看，財政資金和前一期的私人投資有明顯的線性相關性，也就是說，私人投資的加大引起政府不斷的投入財政資金進行農業經濟開發。
農業綜合開發的最終目標是合理配置農業生產要素，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市場競爭力，通過對生產資料和生產形式上的改進提高農業的產出水平，推動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從資金投向上看分為兩大類，即土地治理項目和產業化經營項目。具體包括，改造中低產田、生態綜合治理、草原（場）、建設中型灌區、節水配套改造項目、開墾宜農荒地等。
引用如下模型：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AKαLβ
那么不同來源的K可以將方程引申成
Y=AK1αK2βK3χK4δ
方程同時取對數
logY=αlogK1+βlogK2+χlogK3+δlogK4
模型可以引用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基本形式
logY=αlogK1+βlogK2+χlogK3+δlogK4
其中K1為中央財政資金：指中央財政用于農業綜合開發的資金。基本上來源于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屬于專項轉移支付的范疇；K2為地方財政配套資金：指地方各級財政按照一定比例與中央財政資金配套投入農業綜合開發的資金。其中前兩者還包括，世行貸款項目的資金；K3為銀行貸款：指用于農業綜合開發項目建設的銀行貸款及其他信貸資金投入數；K4為自籌資金：指項目區農村集體、農民群眾、項目建設單位（包括企業、農牧場、地方有關部門等）籌集用于農業綜合開發項目建設的現金和以物折資數；Y的選擇：兩個同他們存在較高線性關系的項目值，其一是“農產品加工和農產品服務項目數”另外是“經濟林蔬菜的總值面積”兩個指標。
回歸結果如下表：
通過建立線性回歸方程，得到兩個回歸方程中各資金來源的冪指數。如果指數大于1而小于0那么函數方程就是一個遞減的函數。在“農產品加工和農業服務項目中”只有自籌資金和產出有明顯的線性關系，而且是遞增函數。說明隨著私人投資的增加其數量不斷增加。也就是對于農產品的加工該項目，影響其數量的主要因素是私人資本。政府的出資并不能明顯改善“農產品”的產業化經營水平，這樣就得到了如果要擴大農業產業化經營應該更廣泛的吸引民間的資本注入的結論，政府能做的是宣傳動員以及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包括稅收減免和便利的服務兩方面，而無須進行直接的投資及參與經營。
另一個模型反映在“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上來，只有中央的財政資金和地方配套的財政資金同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存在明顯的關系，中央財政資金對于產出的效應是遞減的，地方財政資金對于產出是遞增的，而兩者綜合起來看“β-α”是正數，表示綜合來看財政資金對產出的效應是遞增的。解釋這方面的原因可以是從兩方面來看，中央對于糧食作物是給予補貼的，主要用意是保證糧食供給的安全性，而地方政府為了地方經濟的發展、促進地方農民的收入增加，進而經濟作物更受地方政府的青睞。
四、結語
面對世界經濟的強烈的沖擊，無論是“糧食危機”還是“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儼然成為了世界經濟平穩的主要支撐，這和中國強有力的政府形象不無關系。中國政府的經濟職能是一大特色。基層政府面對經濟發展的壓力，尤其是在農業經濟建設中，往往忽視項目本身的質量，盲目的追求經濟利益，往往忽視、侵犯相對弱勢的農民的合理合法權益，在項目的出資上政府占絕大部分，無法形成有效的制衡機制。
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得到這樣一個設想，在農業經濟建設領域，將項目的發展由中央政府或省級政府評判，就是確定該項目是否符合科學發展標準，那些落后的、損害環境的、低效的經濟項目堅決不引進。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更能夠統籌全局，保證“糧食安全”，對糧食作物給予補助，對區域外溢效應的公共基礎設施給予補貼。省級政較為了解當地的基本情況，對于“經濟作物”的種植加以指導，提高種植中的科技含量，將高校人才引入到基層農村中去，通過服務和補貼兩種方式參與農業經濟建設。以上我們通過模型分析可以證明我們的結論，即對于經濟作物的產出促進，地方政府的出資最為有效。而對于產業化經營，私人資本的投入最有效，政府可以通過稅收和增強地方服務質量來吸引自籌資本的增加。
【關鍵詞】農村人身保險保險產品創新
一、我國農村人身保險市場的現狀
第一，農村人口老齡化對醫療、養老保險有極強的需求。目前，我國鄉村人口的老齡化程度比城鎮更嚴重。農村人口老齡化也會逐步改變人們消費及儲蓄結構，提升人們養老的危機意識，為商業養老保險在農村的開展留下廣闊空間。此外，老年人群體是一個各種慢性病高發的群體，這不僅對醫療保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由于農村家庭保障功能的日趨弱化，老年人護理問題也日益突出，老年照料護理類的險種，將擁有廣闊市場。
第二，農村家庭結構小型化增加了對養老保險的需求。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結構的變遷，中國農村家庭結構小型化的趨勢日益明顯。農村家庭結構小型化改變了人們“養兒防老”的觀念。農民養老觀念的變化，為農村商業養老保險的發展提供了需求空間。第三，特殊農民群體的人身保險需求。城市化使得大量農民離開相依為命的土地。因此，失去土地后的農民對養老保險提出了高質量要求:希望既能解決當前人口的養老，又能惠及后代人。也就是要為有限土地補償費用尋找一個資金經營者，它可保證資金高效運行，能實現本金的保值和增值，由團體不記名地分享經營利益。失地農民也急需健康保險，以滿足醫療保障需求。第四，農戶對保單質押貸款的需求。當前的正規金融安排不支持農戶資金借貸需求，農戶借貸資金中絕大部分來自民間金融。從實踐層面的反映來看，多功能的養老金賬戶，尤其是能夠對農民的生產生活急需提供靈活貸款支持的養老金賬戶，深受農民歡迎。新疆呼圖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證”質押貸款經驗為保險業提供了較好的啟示。
二、我國農村人身保險發展中面臨的問題
1.真正適合農村市場的人身保險產品的種類和數量均不足
在當前階段，風險保障是農民購買保險的主要目的，但目前為農民設計的保險產品，一是產品未能充分考慮城鄉差異，同質化現象嚴重。二是保險產品價格相對較高，超出多數農民的購買能力。
2.農村人身保險在營銷體系和業務管理體系的建設與創新等方面仍有待加強
總體來看，農村營銷網絡的構筑還未成型，完整、有效的營銷渠道體系的建立也尚需時日。同時我們也應看到，伴隨著農村營銷服務部的建設，教育培訓工作沒有及時跟上，營銷人員整體素質仍有待提高，少數農村地區在客戶回訪、續期收費等方面存在著較為突出的問題，客戶利益難以得到有效保障。此外，在業務管理體系方面，機構、人員、資金、單證等管理亟待加強，業務、財務和管理信息工作亟需改善，以進一步適應農村市場的內控機制和標準化業務流程的建立。
3.農村市場相對脆弱，如果開發不當，極有可能出現從眾性投保、群體性退保等非理，嚴重破壞市場資源
由于我國廣大農村地區民風純樸，農民的自我保護意識和自我保護能力較弱，市場傳染性強，銷售誤導和無理拒賠的后果可能相對城市來講后果要嚴重得多。正如監管機構所講:農村保險市場的開發就像生態一樣需要保護，如果開發得好，潛力是巨大的，農村保險市場就像一個聚寶盆，挖掘不完；如果開發得不好，由于壽險產品的替代性很強，農民可能就不會再買保險產品，保險在這個地區就無法發展，甚至絕收。
4.外部政策環境還不能滿足農村人身保險的業務發展要求
廣大農村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經濟狀況決定了發展農村人身保險業務的經營成本遠遠高于城市。同時，幾乎空白的社會保障體系使農村人身保險市場承擔的社會責任也遠高于城市。因而，政府的有效推動是發展農村保險業務的關鍵因素之一，但目前關于財政、稅收等方面的配套政策還不能滿足業務的發展，部分地方政府主動利用保險和保險公司的意識亟需加強，對農村人身保險發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也有待加強。
三、我國發展農村人身保險的相應對策
1.積極開發真正適合農民需求的保險產品，力求做到條款簡單、保費低廉、保障適度
各家壽險公司應加大農村人身保險產品的創新力度，針對農民的收入狀況和實際需要，重點開發醫療、養老、意外等保障險種。有條件的地區可適當發展投資分紅型產品，但應盡量控制在較低的比例范圍內。在產品設計與推廣上，要調整好躉交、短期和長期業務的比例，保持合理的結構，將壽險小額期交業務放在優先發展的位置，以保護農村人身險業務的可持續性發展。需要注意的是，產品開發上要特別引導以勞動力為主要參保對象，而目前農村市場參保對象多為兒童。
2.加大農村人身保險的營銷網絡構建和業務管理體系等方面的創新力度
推進農村營銷服務網點建設，加強營銷人員培訓和管理，不斷探索適合農村人身險發展的組織形式創新，也成為推動農村人身保險市場發展的重要因素。另外，目前農村保險普遍存在重視開展業務而管理不足的情況，主要表現在客戶服務工作不充分，在客戶回訪和續期收費方面存在的問題比較突出。因此，各家保險公司應健全客戶服務體系，提高客戶服務水平，盡快建立一套適合農村特點的行之有效的續期收費和客戶回訪制度，并盡快提高營銷人員的素質。此外，有條件的保險公司應考慮設立專門的農村保險部門，由專人專崗負責，這樣將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3.針對農村市場的特殊情況，各家保險公司在業務發展過程中要明確城市與農村不同的社會問題，避免社會矛盾的出現
農村市場在開展保險業務時，一定要明確法律關系，明確保險公司所擔當的角色；在客戶服務中，絕不能有欺詐和誤導行為，務必搞好售后服務。針對農村市場的脆弱性，保監會已于2006年10月出臺了《促進農村人身保險健康規范發展的通知》，相信這必將對規范農村市場的機構準入和退出機制，規范公司經營行為，打擊和防止誤導行為，實行保護性地開發農村人身保險市場起到強大的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