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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數學;產生;發展;理論
一、概述
金融數學,又稱分析金融學、數理金融學、數學金融學,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興起的數學與金融學的交叉學科。它的研究對象是金融市場上風險資產的交易,其目的是利用有效的數學工具揭示金融學的本質特征,從而達到對具有潛在風險的各種未定權益的合理定價和選擇規避風險的最優策略。它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朔到1900 年,法國數學家巴歇里埃的博士論文“投機的理論”。該文中,巴歇里埃首次使用Brown 運動來描述股票價格的變化,這為后來金融學的發展,特別是為現代期權定價理論奠定了理論基礎。不過他的工作并沒有得到金融數學界的重視。直到1952 年馬科維茨的博士論文《投資組合選擇》提出了均值――方差的模型,建立了證券投資組合理論,從此奠定了金融學的數學理論基礎。在馬科維茨工作的基礎上,1973年布萊克與斯科爾斯得到了著名的期權定價公式,并贏得了1997念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它對于一個重要的實際問題提供了令人滿意的答案,即為歐式看漲期權尋求公平的價格。后兩次發現推動了數學研究對金融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金融數學。
金融數學是在兩次華爾街革命的基礎上迅速發展起來的一門數學與金融學相交叉的前沿學科。其核心內容就是研究不確定隨機環境下的投資組合的最優選擇理論和資產的定價理論。套利、最優與均衡是金融數學的基本經濟思想和三大基本概念。在國際上,這門學科已經有50多年的發展歷史,特別是近些年來,在許多專家、學者們的努力下,金融數學中的許多理論得以證明、模擬和完善。金融數學的迅速發展,帶動了現代金融市場中金融產品的快 速創新,使得金融交易的范圍和層次更加豐富和多樣。這門新興的學科同樣與我國金融改革和發展有緊密的聯系,而且其在我國的發展前景不可限量。
二、金融數學的發展
早在1990年,法國數學家巴歇里,在他的博士論文“投機 的理論”中把股票描述為布朗運動。這也是第一次給Brown運動以嚴格的數學描述。這一理論為未來金融數學的發展,特別是現在期權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但這一工作很長時間并沒有引起金融數學界的重視。金融數學這一學科名稱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才出現。它是馬克維姿的證券組合理論(H.Kowitz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和斯科爾斯―――默頓的期權定價理論(M.Scholes-R.Merton.1997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兩次華爾街革命的直接產物。國際稱其為數理金融學。
金融數學源于20世紀初法國數學家巴歇里埃在他的博士論文《投機的原理》中對股票價格用布朗運動的刻畫。雖然1905年愛因斯坦也對此做了研究,但這一新做法當時還是沒能引起更多人的注意,直至1950年,薩寥爾通過統計學家薩維奇終于發現了這一作法的巨大意義,并開始對金融數學做全面的研究,由此金融數學終于迎來了發展的全盛時期,現代金融學由此正式掀開了帷幕。
現代金融數學是在兩次華爾街革命的背景中成長發展起來的。第一次革命的成果體現在靜態投資組合理論的研究上。1952年馬爾科維茲提出了基于均值-方差模型的投資組合問題,該理論把投資的風險和回報做了可量化的刻畫,從而開創了用數理化方法對金融問題進行研究的先河。然而他的模型中要計算各個風險資產價格的協方差問題,這個計算量很大。第二次華爾街革命從靜態決策發展到了動態決策。1970年布雷頓森林協議,浮動匯率取代了固定匯率,許多金融衍生工具比如:期權,期貨都隨即產生,這些金融衍生工具的引入主要是為進行金融風險的管理,而要對風險進行科學有效的管理就需要對衍生工具進行科學的定價。巴歇里埃的布朗運動模型促使了一對雙胞胎:連續時間的隨機過程數學與連續時間的期權定價的金融工程學的誕生.數學工具的引入主要是為進行金融風險的管理,而要對風險進行科學有效的管理就需要對衍生工具進行科學的定價。此后不久,默頓用另一種嚴格的數學方法推導了該定價公式,并予以推廣。期權定價公式給金融交易者及銀行家在金融衍生資產品的交易中帶來了空前的便利,期權交易的快速發展很快就成了世界金融市場的主要內容。布萊克,休斯,莫頓的這一理論成為近代金融經濟學的里程碑人物,直到現在也仍然是現代金融理論探索的重要源泉。
三、金融數學的理論方法
金融數學作為一門邊緣學科,應用大量的數學理論和方法研究,解決金融中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實際應用問題和一些金融創新的定價問題等,由于金融問題的復雜性,所用到的數學知識,除基礎知識外,大量的運用現代數學理論和方法(有的運用現 有的數學方法也解決不了)。主要有隨機分析,隨 機控制,數學規劃,微分對策,非線性分析,數理統計,泛函分析,鞅理論等,也有人在證券價格分析中引進了新型的非線性分析工具,如分形幾何,混沌學,子波理論,模式識別等,在金融計算方法與仿真技術中也逐漸引入神經網絡方法,人工智能方法,模擬退火法和遺傳算法等。
金融數學是利用近現代數學的優秀成果來度量和刻畫金融、經濟、管理等問題的“高科技”工具,其主要的基本理論表現在三個方面。
金融數學理論的新進展有隨機最優控制理論,隨機最優控制理論是在上世紀60年代末在控制理論中應用布爾曼的最優化原理,并結合測度論和泛函分析方法發展起來的解決隨機問題的理論方法。國外的研究者很快就把隨機最優控制理論運用到相關的研究中來,從70年代初莫頓運用該理論對連續時間最優消費投資問題進行了研究,布洛克和米爾曼還研究了不確定條件下連續時間的最優增長問題。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China, the financing problem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China are becoming more prominent. This article analyses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China by industrial cluster theory, and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make better use of industrial clusters to address the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which is of guidance on the future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關鍵詞: 產業集群理論;小微企業;產業鏈
Key words: industrial cluster theory;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industrial chai
中圖分類號:F27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13-01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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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淑艷(1986-),女,吉林四平人,太原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知識管理。
產業集群理論最早出現在20世紀20年代的西方理論,但最終確立卻是在20世紀90年代,是由當時美國的一名哈佛商學院專門研究國際競爭戰略的著名教授波特創立,當時的產業集群理論的具體含義是指在一個特定的領域,聚集著眾多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不同規模不同等級的供應商、企業、關聯產業或者一些專門化的協會組織,能通過這樣的特定區域聚集產生一定的市場影響力進而形成明顯的競爭優勢,使企業通過這個集聚地發揮其最大的能力[1]。
從產業結構分析,產業集群其實就是產業的優化升級,因為它可以看成是一種產品的產業鏈的延伸和產品加工深度的延伸;從產業組織上分析,產業集群又可以看成是在某一特定區域內以某個大企業、大公司為核心的集團縱向一體化的延伸。通俗上講,產業集群就是指把大批的企業放在一個地方發展,在這個地方形成產業鏈,有利于降低這些企業的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企業的競爭優勢[2]。
國外產業集群成功的典型例子舉不勝舉,最著名的就是美國的硅谷地區,它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具有創新能力的信息技術產業集群地區,還有就是印度計算機軟件園區班加羅爾產業集群區,英國的劍橋高校區,還有就是我國的臺灣地區的新竹科技園區也是產業集群的典型代表[3],我國大陸地區在借鑒外國經驗的基礎上也形成了很多有名的產業集群區,比如1996年廣東省江門市的摩托車產業集群區,2002年以電動車產業起步的山東省沂南縣形成的輕工業特色產業集群建設區,山西省的煤炭產業集群區,還有2008年中國電力投資集團開始在新疆重點發展煤炭、電力、煤制天然氣及其相關上下游等四大產業,逐步在新疆形成了以“中電投”為核心的全力打造電力、煤化工的產業集群區。
產業集群的形成有利于解決小微企業的融資困境,這是因為首先產業集群能提高銀行的收益,眾多的小微企業可以聯合起來以一個群體的形式向銀行貸款,這樣貸款數目就會比較大,銀行也愿意向這樣的企業集團貸款[4];其
次,產業集群也會降低銀行的信貸業務成本,當企業是單個的企業時,銀行無法對小微企業進行全面的調查,一旦形成企業集團,集團的影響力就會加大,銀行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標促使銀行必然把目光投在有潛力的小微企業,而且銀行對這些小微企業都相對熟悉了,雙方的信息相對透明化,省去了銀行的搜尋成本和監督成本,從而不僅減少了銀行信貸業務的交易成本,同時也降低了銀行的風險程度;最后,產業集群也拓寬了企業的融資渠道,這是因為眾多的相關聯的小微企業聚在一起,相互之間非常熟悉,很多是同學、朋友或是上下游企業的關系,彼此之間可以救急或是業主之間賒賬、延緩支付等等,增加了企業的融資方式,促進了小微企業的發展[5]。
盡管發展產業集群對小微企業的融資有很多的好處,但從我國的實際出發,我國目前對產業集群的發展觀念仍然存在著一些誤區,主要表現在集群內的各個企業之間或者企業與中介機構之間的關系不太和諧、中介服務組織不能很好的發揮自己的作用、企業之間所形成的產業鏈關聯不夠緊密等等[6],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從以下方面來改進:
第一,必須加強企業之間以及企業和中介機構之間的緊密合作,我國目前的產業集群普遍存在著企業間的合作不夠緊密的現象,不但缺乏分工反而大部分的小微企業全部生產相似或相同的產品,彼此之間只知道競爭產品價格或生產成本而沒有達到產業集群中理論中所要求的合作,這樣的企業生產效率無法達到真正的提高,不能建立起產業集群所要求的空間網絡,這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銀行對小微企業的融資,因此,現在的產業集群中的企業一定要摒棄以前的不良競爭,加強彼此之間的合作,進行專業化的分工,同時,應該加大科研力量的投入,優化產品的升級[7]。
第二,整合產業鏈,我國現在的產業集群內產品結構單一,整體產業的關聯度不高,無法形成在集群內以某種產品為核心的上中下游企業的產業鏈,因而很難達到范圍經濟,這樣的產業集群也無法達到長久的發展。
第三,完善商業銀行等大型的金融服務機構以滿足集群內小微企業融資的需求,在這里,政府就要起到一個引導的作用,首先得政府出面建立各種盈利的或是非盈利性的組織,這些組織就要對小微企業的資產狀況、財務狀況或是信用狀況來進行一個信用評級,以方便銀行通過中介組織對企業的評級來對企業進行投資貸款等;其次還需要政府在地方、鄉鎮等設立一些小的金融機構,如農村信用社、鄉鎮銀行、城市商業銀行等,并對這些機構實行一些補貼,鼓勵其對小微企業的發展來進行貸款,從而滿足一些鄉鎮企業的融資需求。
第四,需要地方政府對集群內的一些企業進行金融支持,為了地方性企業的發展,地方政府應該對集群內的一些發展前景較好的企業進行金融支持,比如說可以用地方的財政資金作為企業的創新基金來鼓勵企業的創新,政府不可以設立風險投資基金、企業發展基金等等來對小微企業的發展進行金融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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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房地產 宏觀調控 現狀
一、回顧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
房地產宏觀調控指國家運用經濟、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從宏觀上對房地產業進行指導、監督、調節和控制,促進房地產市場總供給與總需求、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平衡與整體優化,實現房地產業與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管理活動。
在1993年、1998年、2003年、2005年、2008年、2010年我國對房地產進行了重要宏觀調控。1993年~1996年我國房地產行業第一次出現過熱的現象,主要體現在我國的沿海城市(海南等),為了抑制房地產行業的泡沫經濟,國家出臺了“國16條”。1998年~2002年在此期間爆發金融危機,我國的經濟出現萎縮現象,房地產行業也進入了低靡。為此,國家出臺了“23號”文件,文件指出必須刺激消費,拉動內需。2003年~2005年我國房地產行業再次出現過熱現象,由于土地使用權必須實施相關的方式取得,導致房價大幅度攀升。為此國家出臺了“121號”文件和“18號”文件。2005年~2007年房地產行業依舊保持上揚趨勢,主要以我國沿海城市為主,價格不斷攀升,為此國家出臺“國八條”“國六條”等相關文件。2008年~2010年房地產行業開始走向泡沫,短短三年中,房地產行業從低靡走向高飽和狀態,房價依舊繼續攀升,為此國家出臺“國十條”等相關政策。最新的調控政策無非是同志在十報告中表述,必須建立市場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結合的住房制度,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和管理,滿足困難家庭基本需求。
二、中國房地產行業政策現狀
1、第二套房貸
第二套房貸的政策比第一套房貸在審查、放貸環節嚴格許多,目的在于限制一部分群體通過炒房影響房價的正常狀態,與此同時,第二套房貸的政策也影響了居民的購房需求及成本等方面的控制。
2、存款準備金利率
存款準備金利率的調整是國家為了控制房地產行業泡沫經濟的手段之一,我國從2006年以來,存款準備金利率的調整不下十次,光2011年上半年就調整了6次,目的在于控制相關金融體系,存款準備金利率的調整不僅影響是對房地產行業而言,認識對整個金融體系的收控。
3、保障房政策
保障房政策是國家在2008年年底正式出臺,保障房政策主要是為了住房困難家庭解決住房問題,同時還開展了棚戶區住房改造計劃。保障房政策的出臺影響了國家房地產行業,對房地產行業是一個不小的沖擊,沖擊來源于中小收入群體對購房的需求。
4、限購政策
限購政策是國家在2010年4月份出臺,先后對51個城市做出相關政策要求,主要是對當地居民采取“限二禁三”,對非當地居民采取“限一禁二”。此政策一經出臺對已經搖搖欲墜的房地產行業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打擊,不過對于國家出臺的任何政策我們都分析有兩面性,再次控制房地產行業的泡沫經濟。
三、中國房地產業發展存在的問題
1、房地產市場還不夠穩定
房地產市場還不夠穩定主要體現在城市區域的劃分(一級城市、二級城市、三級城市等),一級城市房地產市場活躍度相對穩定,同時,二手房交易也相對穩定,對于二級城市、三級城市來說房地產市場在結構制度上有所欠缺,與此相連的二手房交易體系也不夠健全。
2、房地產市場客戶量不穩定
目前,房地產市場客戶量的不穩定體現在二級、三級城市。一級城市的房地產供應量已經達到飽和,房地產商紛紛涌入二級、三級城市,卻造成了有房無客戶的現狀,有研究報告顯示,只要擁有手機的人每天至少可以接3~4個房地產開發商發來的銷售短信,或接到相關的銷售電話,盲目開發卻給開發商帶來風險。與此同時,給開發商帶來的風險也影響著相關連帶市場。
3、房地產市場開發商的能力大小
據統計,我市具有房地產開發商資格的企業就有500家以上,雖然有500家以上但是實力卻不等,與國家的開發商企業實力相比還是有很大的差距,從我市房地產開發商來看實力就有所不等,比如:香港豪德、中航、時間控股等都是我國有名的開發商。
4、房價過高
房價過高是影響居民購房的關鍵之一,與此同時,居民的購買力也決定房地產行業的興衰。目前現狀來看,我國居民的購房能力始終低于房地產發展的速度。
四、改善房地產行業現狀的建議
房地產行業是我國經濟迅速發展不可或缺的產業之一,房地產行業的興衰直接影響我國經濟的發展,房地產行業的發展能加快城市發展的進程。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何調控房地產行業的現行狀況和如何控制泡沫地產。房地產行業經久不衰,但是需要國家的相關政策保障以及居民購買力的支持。
(作者單位:江西應用技術職業學院工商管理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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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年前岳父未竟的諾貝爾夢想,20年后終于被女婿實現。在蔣文寧看來,能夠摘得諾貝爾獎這頂學術桂冠,與自己家族近百年的學養傳統密不可分。
正宗的華人女婿
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當晚,蔣文寧第一時間接到了美國親戚的通知:堂姐夫彼得?漢森摘得桂冠,他們全家都感到非常高興:“漢森圓了四伯父蔣碩杰的夙愿:用經濟學推進社會,并得到世人高度認可。”第二天,蔣文寧全家就向漢森發去了賀電。
今年61歲的拉爾斯?彼得?漢森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和社會科學資深講座教授。而蔣文寧作為中國資產評估協會理事,談起漢森的學術貢獻顯得十分專業:“他的成就主要是開發了一套統計方法,可應用于驗證估算資產的理論,這套統計方法對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和評估具有重要的指導性意義?!?/p>
蔣文寧向記者講述了漢森與堂姐的相識趣事:上世紀80年代,風華正茂的漢森已經在經濟學界嶄露頭角,并開始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當時他教的班上只有一位華人女孩,就是著名華人經濟學家蔣碩杰之女蔣人瑞。
當時漢森主講的經濟學課程非常艱深,課堂氣氛相對沉悶,漢森為了調節課堂氣氛,一天在課上講了一個蘊含著經濟學知識的幽默故事。沒想到故事講完后同學們都沒有反應,唯獨蔣人瑞笑了,這讓漢森開始留心起這個理解力超強的華裔女孩。而蔣人瑞也對年輕有為的漢森傾慕有加,一場“師生戀”由此在芝加哥大學校園里展開了。如今蔣人瑞也成為了芝加哥大學的一名經濟學教授。
蔣文寧說,堂姐蔣人瑞很小就去了美國生活,中文已經忘得差不多了,回鄉祭祖時的發言也由姐姐代勞,反倒是漢森因為經常去臺灣講學訪問,說了一口好中文,而且這個娶了華人老婆的經濟學巨子,對中華文化也有著深厚的情感。
一家兩代經濟學巨擘
蔣文寧告訴記者,漢森今天的成功與蔣碩杰這個華人著名經濟學家岳父的指點和影響是分不開的。晚年的蔣碩杰定居在芝加哥,與漢森和蔣人瑞一起生括,這對漢森在經濟學上的研究很有裨益。
1918年生于上海的蔣碩杰,是元老蔣作賓之四子。在上海南洋公學畢業后,他赴日本求學,后又來到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攻讀哲學博士和經濟學博士,并繼承了導師的經濟學精髓:“除管制、自由化”、“反對凱恩斯政策”、“抑制通貨膨脹”。
早在跟隨哈耶克學習期間,蔣碩杰的才華便開始展現。1945年,他的博士論文以全校最佳論文獲得了當年的“哈奇森銀質獎章”。在1947年執教于北京大學期間,29歲的蔣碩杰就與等幾位經濟學泰斗一起,被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和法學院院長周炳琳提名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選人。40歲那年,他被臺灣地區“中研院”院長親自提名,與梅貽琦一起獲評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既是第一位經濟學院士,也是人文組最年輕的一位院士。
上世紀60年代至上世紀80年代,蔣碩杰相繼擔任臺灣經研所所長、“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等職務。經濟學界一致認為,他的經濟學理論為臺灣地區走出經濟困境和經濟起飛作出了巨大貢獻?!皝喼匏男↓垺敝兄袊_灣地區、韓國經濟的騰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采用了蔣碩杰的經濟理論。
1993年,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友仁等一批國內外知名學者,聯名向瑞典皇家科學院為他提名,申請他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這也是中國經濟學家第一次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者。但令人扼腕痛惜的是,當各種材料正在申報之中時,突然傳來他去世的消息。諾獎只能頒給在世者。第一次也是最有可能拿到的一次諾貝爾經濟學獎,就這樣與中國學者擦肩而過。張友仁曾在悼文中說:“蔣碩杰教授在貨幣金融理論和實踐上有著突出貢獻,他的理論是當代貨幣金融理論的最高成就,他應當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恰當得主。”
關鍵詞:旅游研究;旅游理論;民國時期;中國
一個成熟的學科,是十分注重自身理論史研究的,把它作為理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由于學科還處在初創期,整個國內旅游學術界還沒有把旅游理論史的研究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內容,直到最近幾年,旅游學者們才注重旅游研究的總結與反思,形成了較多的成果。但是,對于中國早期旅游學術探索活動及其成果的總結分析,稀見報道。專門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賈鴻雁(2002)[1]的工作,許春曉(2004)[2]的博士論文也做了較系統的論述。當然有的相關研究也涉及到了這個問題,例如易偉新(2003)[3]的博士論文。前期工作揭示出,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已經出現了一系列的旅游學術研究論文。通過檔案資料的整理與分析,對民國時期旅游學術研究進行了較系統的研究,可以界定中國旅游學術研究的起源,為旅游學術史提供了素材。盡管古代人們也很崇尚“行千里路”,但是對于一般百姓,卻有“好出門不如歪在家”、“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看景不如聽景”的俗語。同時,中國重孝道,對于“孝道”的要求是對長輩“身邊侍奉”,“父母在,不遠游”?!坝伪赜蟹健钡挠^念深入人心。
1840年以后,一批西方的商人、傳教士、學者和冒險家來到了中國,他們以各種形式將他們的文化觀念傳播到了中國。西方文化在中國開始蔓延,并通過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方式促使中國人文化觀念近代化。國外的近代旅游休閑方式在這一時期開始傳入中國,中國人開始效仿,其生活方式逐漸發生很大變化。一戰期間,由于歐美帝國主義忙于戰爭,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加之對各種戰略物資需求量的增加,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有利契機。戰后幾年,中國經濟仍獲得了明顯的發展,特別是在工業和貿易的發展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交通是旅游業發展至關重要的條件。20世紀初,新式交通工具因其快捷、安全、方便開始逐步取代舊式的交通工具。1895~1913年,中國出現了第一次鐵路建設的,修筑了中東路、南滿路、膠濟路、滇越路、安奉路、京奉路、京漢路、粵漢路、津浦路、滬寧路、吉長路、廣九路等,這些鐵路的建成,初步奠定了中國近代鐵路的基本格局。同時,公路建設也開始展開,1913年,湖南建成了從長沙到湘潭的公路,全長約50公里,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條公路(鄭焱,2000)。1917年,商營張庫長途汽車公司開辦了張家口、庫倫間客貨運輸業務,揭開中國公路旅行的第一頁。輪運方面,1914~1923年期間舊式帆船以每年4·4%的速率遞減,而輪船則發展較快,到1923年時,國內已出現了28家外資輪船公司和25家資本逾萬元的華商輪船公司。
楊智杰博士的《中國古代官廳理財思想史研究》,結合社會、政治、經濟、歷史、管理、會計等多學科知識對中國古代政府理財思想及其]進過程進行了系統的挖掘和研究,主要內容涵蓋中國自先秦至前歷代思想家和典籍中關于管理國家財政經濟的有代表性的理論和原則,主要包括財政、稅收、會計等方面的思想、理論、制度與原則,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領域。本書中作者以對歷史產生過巨大推動作用和對后世產生過重大影響的理財思想為重點,以歷代主要理財人物為經,以其政策事功為緯,緊密結合理財家所處的時代背景,總結經驗和教訓,萃取其理財思想精華,概括總結出中國古代官廳理財的主流理財思想及其特征:經濟集權與管制思想、量入為出略有節余的思想、開源節流的積極節用思想、財會審三位一體的內部控制思想、理財思想中人本主義等等。并在此基礎上歸納總結出中國古代官廳理財思想的]進規律。
該書以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充分把握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運動規律。以奴隸制時代為起點,而把對主要理財問題的研究放在封建社會歷史階段,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加以研究。研究過程中主要運用規范研究和史證研究相結合;縱向對比、橫向對比與綜合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其創新與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比較系統地研究了中國古代官廳中主要理財理論和理財家們的理財思想,總結出中國古代官廳理財思想]進的十大基本規律。
其二,重點研究了會計在古代官廳理財體系中所扮]的角色和在理財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從宏觀的歷史的視角闡釋了會計的理財功能,并以此為背景明確指出在古代會計本身就是一種理財活動。將會計控制思想作為官廳理財的重要內容予以闡釋,并在一定程度上探討了財政和會計的耦合機制和一體化問題。
其三,在研究中國理財問題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對中西方主要理財思想作了比較研究,從而使本書達到了不但古為今用,而且洋為中用之效果。
通過研究作者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任何社會制度本質上都是一套利益分配框架,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合理均衡是經濟社會穩定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官廳理財與會計控制作為關乎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社會發展與民生幸福的重大問題,長期以來一直居于國民經濟的核心位置,研究官廳或政府理財不能脫離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再生產的過程和階段,也要高度重視會計控制的基礎作用。歷史上理財思想和財政制度呈周期性變化的事實無可辯駁地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權益分配失衡,必然阻礙生產力發展,并最終引起社會動蕩乃至朝代更替。構建和諧社會,必須關注民生,理順產權關系和分配關系。由于資源稀缺與人類需求這一矛盾的長期存在,故欲謀求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量入為出和開源節流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仍然是人類社會理財的基本原則,會計控制則是理財不可或缺的基礎手段,史實表明:“失會計者失財政,失財計者失天下”。
這部書是目前會計界關于我國古代政府理財思想史研究的第一部比較全面系統的論著,內容涉及古今中外,選題具有較大的挑戰性。綜觀該著,結構合理,條理清晰,論證層次分明,理論表述嚴謹,觀點正確,論據充分,并做到了引證恰當,說理透徹,文字流暢。該著作的研究質量充分地反映了作者扎實的理論功底與專業水平,以及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和嚴謹求實的治學精神。建議作者進一步加強中西理財思想比較研究,并將研究領域拓展到現代政府理財和企業理財問題,以使學問更加精進。
論文摘要:金融控股公司這種混業經營模式已經成為金融發展的大趨勢。在我國現實經濟生活中,各類金融控股公司在法律間隙中生存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出于脫法狀態,蘊含著極大的風險,因而加強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及監督工作顯得尤為迫切。本文簡述了中國控股公司的立法狀況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對我國金融控股公司監管的立法構想,希望能夠制訂出一部適合我國國情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完善和健全我國的金融監管體系。
一、我國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現狀
我國現行法律規定金融業總體上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管理”,不過修改后的《商業銀行法》第43條規定了“但書”,即“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從事信托投資和證券經營業務,不得向非自用不動產投資或者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但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這使得在銀行業基礎上組建和發展金融控股公司有了一定的法律空間。金融業界和理論界對于與國際金融業接軌,修改《證券法》、《保險法》等金融法中的相關限制,逐步發展金融業綜合經營的呼聲日益高漲,并且也有一些切實可行的立法與政策建議。此外,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2003年9月召開了第一次聯席會議并簽署了《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以下簡稱《備忘錄》),該《備忘錄》第8條規定:“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應堅持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原則,對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團公司依據其主要業務性質,歸屬相應的監管機構,對金融控股公司內相關機構、業務的監管,按照業務性質實施分業監管?!背醪酱_立了對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牽頭監管制度。
二、目前我國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的問題和監管盲區
1.我國金融法制構架中缺少了對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規范。目前,我國仍舊秉持傳統的立法觀念,按照“宜粗不宜細”、“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的原則開展立法活動。在金融控股公司監管的立法問題上,直接導致立法嚴重滯后,以至于在金融控股公司實踐了數年之后,尚無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計劃。
2.我國現行金融法制中監管漏洞使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缺位且制度設計失靈。首先監管制度供給不足。根據對上一問題的分析,我國目前尚無對金融控股公司進行監管的專門法律制度。《備忘錄》雖然規定了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原則,但仍存在《備忘錄》不是法律,對金融控股公司沒有強制力;對產業資本控股模式的金融控股公司監管規定不明確等問題。
三、我國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之探討
1.立法模式
我認為,我國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形式應當借鑒這種整體修法的先進立法技術制定一部單獨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利用整體修法的立法技術在《金融控股公司法》整合和修改《公司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中不符合金融控股公司發展所必需的條款,加入經營規則、監管制度等內容,從而形成內容完備具有較強可操作性的現代金融法律。
2.從法律上明確金融控股公司的性質
在我國,金融監管技術和手段并不發達,更應當將企業和銀行分離,我國金融控股公司的性質,可參照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的相關規定,其本質特征有二:首先,金融控股公司是純粹控股公司。母公司不從事具體的金融業務,而專事整個集團的戰略管理和風險控制,主持和協調各子公司的合作;其次,金融控股公司是以股權控制為紐帶組建的金融集團,由于母公司沒有具體業務,其全部資金可用于對子公司的控股上,因此其在資本運作方面具有較高效率。
3.監管機構之選擇
目前學界有一個共識,就是應當由綜合性監管機構對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進行全面監管,而且該綜合性監管機構還應具有協調各專業監管機構的職能。但目前對綜合性監管機構采取新設一個金融監督委員會,還是將綜合性監管職責賦予中國人民銀行仍有爭議。我贊成采取將綜合性監管職責賦予中國人民銀行的做法比較可取。因為,“一行三會”是我國當前金融監管機構設置的客觀現實,賦予央行綜合監管職能適應我國當前的金融監管形勢,也避免了新設金融監管機構所帶的未知影響。
4.經營規范之構建
總的來說,對于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法》的制定,其中亦至少包含以下幾方面的經營規則:
(1)轉投資的限制。金融控股公司是以投資、控制及管理金融相關事業為目的的,一般而言,其轉投資的對象只能以金融相關事業為限,從而保證金融控股公司以經營相關業務為主,以防止其跨業于實業部門。
(2)資本充足性要求。資本是金融機構賴以從事一切業務的基礎,也是應付意外事件的緩沖器。我國金融行業的資本充足率不高,在資金實力不足的情況下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會把已經很脆弱的銀行風險擴散到整個集團,危險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危,因此,在我國《金融控股公司法》中有必要根據巴塞爾協議制定對金融控股公司資本充足性的基本要求,以適用于銀行和控股公司的并表資產狀況。
(3)內部防火墻的制度安排。借鑒國際上的成功經驗,在我國《金融控股公司》中制定相應的內部監管“防火墻”條款,如設置資金、業務和規模的“防火墻”,設立信息安全的“防火墻”,設置市場化管理的防火墻。
(4)子公司的救援機制。由于金融控股公司與其子公司在財務上應視為一體,所以金融控股公司應當成為其子公司的力量源泉,當其子公司財務發生困難時立法應當規定集團公司有救援的責任,以免金融子公司倒閉而造成金融市場的不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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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盡快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中國金融,2008年第七期.
[3]王文宇:《控股公司與金融控股公司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金融地理學的產生與發展
金融地理學屬于地理學龐大體系的一個分支,更準確地說,它是經濟地理學科的一個子集。金融地理學家Leyshon和勞拉詹南均認為金融地理學是由經濟學衍生而來的。國外很多學者將經濟地理學分為舊經濟地理學和新經濟地理學,并認為金融地理學的學術淵源應該在于新經濟地理學。經濟學家眼中的“新經濟地理學”與地理學家眼中的“新經濟地理學”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顧朝林等,2002)。經濟學家認為,“新經濟地理學”基本包括兩個重要主題,即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和區域增長集聚的動力分析。另外,作為主流經濟學分支的新經濟地理學特別強調模型分析的方法。地理學家卻對經濟學家認為的“新經濟地理學”持批評態度,他們眼中的“新經濟地理學”更多地考慮了區域的個性,文化、社會、歷史、制度這些要素普遍受到重視。國內的學者一般更加關注作為主流經濟學分支的“新經濟地理學”,而國外研究金融地理學的學者則格外推崇地理學家的“新經濟地理學”。我們可以從Yeung(2003)對新經濟地理學的定義看出這一點: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特征包括對經濟行為的社會根植性(embeddedness)的理解;對社會主體變動性身份的描繪;探討耗散背景在塑造經濟行為方面所起的作用。
金融地理學的研究現狀與研究內容
金融地理學的研究是繁雜、瑣碎和不系統的,本文只是嘗試對其目前的研究工作做一梳理。
一、關于在金融學研究中是否納入地理要素的爭議。
傳統的觀點是以O′Brien為代表的“地理已死”的觀點。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進程,信息交流的速度削弱了空間作用,實際上,情況可能是“可替代的貨幣仍將繼續避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逃離現存地理條件的限制”(O′Brien,1992)。一些學者從不對稱信息的角度提出了相反意見。Porteous(1995)認為,盡管存在當今的電訊革命,借貸雙方的物理距離仍是金融交易的重要影響因素。Zhao(2002)則將信息分為標準化信息和非標準化信息。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性質,金融部門需要更接近信息源。更多的學者則從社會和背景等軟性要素出發,轉向了“缺失的地理學”,認為需要對全球金融系統的多元化地理學認真看待。
二、強調地理因素在金融現象實證分析中的作用。
Beaverstock & Doel(2001)分析了東亞金融機構的空間體系結構,指出危機的空間性和由這場危機產生的關于全球金融系統的地理學上的爭論。Clark & Wojcik(2003)對德國的資本市場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歐洲一體化水平及資本市場有效性低,一些職業投資者仍然可以從搜尋信息、分析信息中獲利,因此需要離信息源近一些。對德國的研究表明,不僅國家邊界而且區域邊界對市場透明度和有效性至關重要。Maurseth(2001)利用空間回歸分析法介紹了歐洲經濟的收斂性,同時凸顯了地理因素的作用。較為系統的實證研究是Labasse在1995年寫出的關于里昂地區金融地理學的博士論文,勞拉詹南對其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
三、關于貨幣地理學的研究。
這方面的文獻相對來說是最多的。如Marx, Weber & Simmel對貨幣支配模式的研究;Douglas, Polanyi & Zelizer對貨幣社會含義的研究;Dodd對貨幣網絡的研究;Thrift對國際信用貨幣網絡的研究;Leyshon & Thrift對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排斥性的研究等等。從相關文獻可以看出,有關貨幣、貨幣網絡和金融網絡的研究有著濃重的哲學味道和人文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關歷史和社會人類學的。如Zelizer(1989;1994)對傳統社會關于貨幣的作用與效果提出了批評。Dodd(1994;1995a;1995b;1995c)的理論貢獻突出體現在其貨幣網絡的概念上。Thrift(1994;1996)主要致力于金融網絡的研究。這三位學者在研究貨幣地理學的過程中,都堅持貨幣是比政治經濟學所指的復雜得多的多元化現象,在分析過程中,應更多地關注社會結構和具體化過程。還有一部分學者致力于研究貨幣交換與信用和債務的地理學。另外,貨幣地理學的相當一部分研究集中于政治經濟方面。如Leyshon(1998)特別研究了金融的排斥性(Financial exclusion);另有一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的金融經濟,在研究經濟因素的同時,也強調了世界城市的社會和文化因素。從目前的研究來看,貨幣地理學的研究開始由一般性轉向特殊性,由對系統、網絡研究的關注轉向對主體的關注。如Wills(1996a;1996b)關于財經服務社工會的地理學;Allen & Pryke(1994;1995)關于倫敦金融市場的空間表示;Clark(1997a;1997b)關于信息、知識與金融決策的研究。所有這些研究目前處在關于經濟、文化、空間和位置關系爭論的最前沿。
四、關于金融流動和金融中心的研究。
Clark(2003)論述了全世界時空范圍內金融的流動。Leyshon & Thrift(1997)以及Martin(1998)對貨幣怎樣流動、如何將遠距離的地區聯系在一起、如何成為資本主義運轉之輪的劑等問題做了深入的分析。很多學者都是從信息以及交易成本的角度來討論金融的流動。Portes & Rey(2000)主要從信息地理學的角度探討了股權資本跨界流動的決定因素。金融中心問題同樣是金融地理學家研究的熱點。Gehrig(1998)利用市場摩擦理論和大量的實證分析,證明了某些金融活動在地理上的聚集趨勢與另外一些金融活動在地理上的分散趨勢并存。他同時論述了金融市場的離心力與向心力,探討了金融中心的未來。將信息腹地(information hinterland)理論應用到金融地理學領域中,并探討中國金融中心的演化,這方面的工作由Zhao、Smith & Sit合作完成。
[論文摘 要] WTO金融協議大大削減發展中國家對外資銀行進入的限制措施。與WTO談判前相比,談判后外資銀行在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顯著加快了進入和發展速度。金融協議促進了外資銀行的擴張。
一、WTO金融服務協議
WTO金融服務談判正式開始于烏拉圭回合,于1997年底,達成第一個《全球金融協議》。協議中最關鍵的部分是各國做出的關于金融服務貿易的承諾。這些承諾分為兩個維度:
一個是承諾所覆蓋的子行業。以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業務為例,協議對其細分為8個子行業??傮w來看,歐洲及中亞地區、中東及北非地區發展中成員的平均產業覆蓋率最高,在90%~100%。亞太地區和拉美地區次之,約為70%~80%。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產業覆蓋率更低,約為50%~60%,加勒比海島國最低,平均只有25%。
另一個維度是承諾所保留的限制政策。WTO允許成員在承諾中保留對銀行準入和國民待遇的限制措施。69%的發展中成員保留了各種不同的限制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六個方面:
1.限制外資銀行設立,約一半的成員保留了此類限制。主要措施包括:禁止設立、審批、規定設立資格、數量限制等。其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是審批措施,約占35%。
2.限制業務范圍,約45%的國家保留這一限制。對貸款業務的限制略多于存款業務。
3.限制外資持股比例,約30%的國家保留這一限制。對外資入股已有銀行的限制多于新設銀行的限制。
4.限制外資銀行的資產、設施規模,包括明確規定數值上限、比例等。
5.限制外資銀行的雇員國籍、數量等。
6.限制外資銀行享受補貼和稅收等方面的國民待遇,只有29%的成員使用了這一限制。
二、談判對外資銀行進入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全球金融服務協議》雖然保留了一些限制政策,但保留限制措施的成員國比例不高,談判后各國對外資銀行進入的限制有所放松。根據世界銀行對各國銀行監管政策所做的調查,本文計算出發展中國家在五年間拒絕外資銀行進入申請的比率。發現談判前后各國平均拒絕率由20%下降為10%。談判前平均每個國家每年有1個外資銀行進入,談判后是2個。從外資銀行數量來看,半數以上的國家存在10個以下的外資行;近25%的國家存在11個~20個外資行;存在21個~30個外資行的國家占9%;而存在30個以上外資行的國家占13%。
談判后外資銀行在資產規模上也得到進一步擴展。根據世行調查,發展中國家外資銀行資產占銀行同業的份額平均由1999年的30%上升到2005年的47%。而且外資行資產份額超過50%的國家由1999年的8個增加到19個,增長了2.4倍。
三、中國的外資銀行進入與發展
2001年底中國正式加入WTO時,共有164家外資金融機構。但到2006年9月, 躍升至232家營業機構,總資產超過6000億。2006年底,入世過渡期結束,監管政策明確了外資分行與子行的經營范圍差異,一批外資銀行分行開始專制為具有法人地位的子行。到2007年年中,中國共有外國銀行分行145家,外商獨資銀行15家(下設分行68家),外商合資銀行4家(下設分行5家)。截至2008年9月30日外資銀行的總資產比入世前增長了近2.5倍。
入世后外資銀行進入中國不僅僅表現為數量的增長,更重要的是市場領域的擴展。以往受政策、市場環境等因素的限制,外資銀行主要定位于“外匯銀行”、“富人銀行”。而2007年,外資銀行開始在人民幣業務領域展開攻勢。以上海為例,2007年末外資銀行人民幣存款余額同比增長62%,當年新增量是2006年的2倍。除了與中資銀行短兵相接,外資銀行也在基本尚屬空白的細分市場大做文章。在中資銀行涉足較少的中小企業領域,外資銀行發揮管理經驗和技術優勢,推出針對性產品。比如荷蘭銀行、東亞銀行的中小企業理財產品,花旗銀行、渣打銀行的中小企業貿易融資產品。在金融服務更為薄弱的農村地區,外資銀行利用國家政策支持優勢,開始在局部地區設立營業機構。如匯豐銀行在湖北、重慶、福建設立的村鎮銀行,渣打銀行在新疆推出的小額農貸試點項目等。在地理空間上,外資銀行開始從東部的經濟中心城市向二線城市和中西部地區擴展。在東部的二線城市中,蘇州、杭州、寧波、東莞等地頗受青睞;而成都、重慶、武漢、沈陽則成為進軍中西部和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橋頭堡。
除了開發空白市場、拓展地理空間,外資銀行還通過入股中資銀行,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并獲得業務本地化經驗和政府關系資源。截至2007年末,已有35家外資金融機構入股23家中資銀行,投資總額達到200多億美元。在入股對象上,除了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以外,經濟發達城市的本地商業銀行也成為外資銀行追求的對象。外資銀行還利用在境外從事保險、證券等混業經營的經驗和技術,在華投資或參股設立保險、證券、期貨、租賃等金融機構。
目前,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蔓延,中國正成為外資銀行的避風港。雷曼兄弟破產后,匯豐、花旗、恒生、德意志銀行等外資銀行不僅沒有放緩在華的擴張腳步,反而都加快了在中國的營業網點布局速度。比如,華僑銀行、瑞穗銀行等在珠三角地區設立分支機構;渣打銀行在南昌設立分行;恒生銀行,在天津設立第二家分行。由于中國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在華外資銀行受此次金融風暴影響較小,總體繼續保持穩健運行。2008年1月~9月在華外資銀行共實現利潤101.2億元,同比增長112.7%。
WTO金融協議幫助外資銀行成功降低了中國的政策門檻。這不僅使越來越多的外資銀行跨越國境進入中國的大中型城市,而且使其業務范圍更加廣泛,對中國市場經濟的參與程度更加深入。中國為外資銀行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穩定的需求,外資銀行也為中國提供了豐富的金融產品和融資資源,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