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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我國居民個人收入差距拉大,是我國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必然結果。防止收入差距過大和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建立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那么在矯正個人收入差距上,應采取什么樣的稅收政策呢?
個人收入是居民個人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從各種來源取得的收人總和。我國個人收人包括:工資和薪金收人;獎金和單位福利收入;兼職收人;資本性收人;灰色收人甚至黑色收人。稅收只能對前四項收人進行調節,最后一項需通過其他 法律 、法規來加強管理。
一、我國個人收入分配的現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我國 經濟 的快速增長，綜合國力迅速提高，我國居民的個人收人也有了非?？斓脑鲩L。但是，由于分配制度和勞動就業體制不完善，在初次分配中就存在諸多不合理，致使居民個人收人差距不斷擴大。具體表現在:
(一)居民之間個人收入差距拉大。依據統計部門對城鎮收人水平的劃分，城鎮居民家庭年均收人共分為五個層次:貧困型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占全部家庭總數的3.8%;溫飽型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一10000元之間，占全部家庭總數的36.1%;小康型家庭年收人在10000元一30000元之間，占全部家庭總數的50.1%;富裕型家庭年收人在30000元一100000元，占家庭總數的8%;富有型家庭收人100000元以上，占家庭總數的1%。富有型家庭與貧困型家庭相比，其年收入相差竟達20倍之巨。考慮到統計數據的不全面性，實際的收人差距可能更大一些。
(二)城鄉之間個人收入差距過大。國家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為343.3元， 農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33.6元，兩者相差1.56倍;而200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為6280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為2253.4元，兩者相差1.78倍，差距也呈擴大趨勢。
(三)不同行業之間個人收入差距過大。1999年各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為: 金融 保險業12046元，電力、煤氣、水的生產和供應業11513元，制造業和建筑業分別為7794和7782元，農林牧漁業4832元，最高行業為最低行業的2.49倍?？梢姴煌袠I，特別是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的職工收人差距懸殊。
判斷居民個人之間收人差距大小有兩個標準:一是基尼系數，一般認為基尼系數小于0.2為收人的高度平均，大于0.4為很不平均，大于0.6為高度不平均。2001年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人的基尼系數為0.397，低于0.4的警戒線。二是庫茲涅茨的“倒u假說”，即 發展
3、具體稅種設置上，在個人取得收人時征收一道個人所得稅;為保持社會穩定，還要征一道社會保險稅;個人消費時，征收一道消費稅;對現存財產征收相應的財產稅;最后在遺產贈與環節征收一道遺產贈與稅，形成對個人收人的全方位監控。
(二)完善現有的稅種
1、完善個人所得稅
(l)改分項課征制為總額和分項課征制相結合。這一模式的具體做法是，在進一步規范目前分類所得的基礎上，先以源泉預扣的辦法預征分類所得稅，在納稅年度終了時，由納稅人申報其全年綜合的各項所得稅，由稅務機關核定其應稅毛所得額、調整所得額和應稅凈所得額，并據以 計算 出年度應納稅額，對年度內已納的稅額作結算調整，多退少補。這樣做一是符合我國國情，二是將多元化收人納人個人所得稅的總控管理，以利于公平稅收。
(2)擴大征稅范圍，嚴格控制減免稅。現行個人所得稅的課征范圍過窄，僅列舉n項，應適時擴展。對于一些個人的福利收人和從事農、林、牧、漁等個人收人超過扣除標準的所得應列為征稅對象。對屬于常規課征項目的國債利息、省政府和部委以上單位的獎勵、股票轉讓等應考慮納人計稅范圍。取消對偶然所得中一次中獎不超過1萬元免稅規定。
(3)合理確定費用扣除項目和扣除標準?？鄢椖繎{稅人為取得納稅所得發生的支出，基本生計費用和特別扣除費用，扣除標準要考慮納稅人的婚姻狀況、贈養人口、年齡和健康狀況、醫療、 教育 費用等因素，并根據收人、物價水平等因素適時加以調整，以體現公平原則。
(4)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由800元提高到1500元，以真正體現富人繳稅、窮人享受福利。
(5)提高公民納稅意識。要加大對稅法的宣傳力度，嚴格執法、守法。對違法者，嚴懲不怠。完善代扣代繳與自行申報制度，并建立納稅人編碼制度。個人所得稅改革成敗的關鍵在于建立健全個人所得稅稅源監控機制。要在繼續完善代扣代繳與自行申報制度的基礎上，盡快建立納稅人編碼實名制。以信息技術手段為基礎，加強與銀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海關、公安、法院的配合，對納稅人的賬戶實行全面的監控，以防止稅源流失。
2、完善財產稅
(l)將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農業稅五稅合一，開征不動產占有稅。對不動產按用途不同設置差別稅率，從價或從量征稅;將車船使用稅和車船使用牌照稅兩稅合一，由行為稅改為財產稅，開征動產占有稅(對動產征稅)。
(2)開征遺產贈與稅。遺產贈與稅是對財產所有人死后財產課稅，為防止生前將財產贈與別人，分散財產，無遺產可征，而開征的一個輔稅種，遺產稅是主，贈與稅是輔。要適時開征遺產贈與稅，以發揮稅收在這一領域的調節作用。
3、完善消費稅和營業稅
(1)擴大消費稅的征稅范圍，新增一些稅目，包括奢侈品、高檔消費產品如高級時裝、名牌表、高爾夫球設備等，并適當提高一些消費品如煙酒的稅率。
(2)調整營業稅的征收范圍，將普通服務和高檔服務的稅率拉開檔次，對高檔服務實施高稅率，調節高消費。另外擴大資源稅的范圍，向租借使用國有資源的單位和個人征收資源消耗稅，調節因占有資源而產生過高收入。
(三)新開征一些稅種
開征社會保險稅。社會保險稅作為實施社會保障制度的財政來源，是以納稅人的工資、薪金所得為課征對象而征收的一種稅收。要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就必須按照市場 規律 建立優勝劣汰機制， 企業 破產、關、停、并、轉不可避免，失業人口增加，除了開展必要的社會再就業工程下，更重要的是解決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它是 經濟 增長和社會穩定的關鍵所在。所以，就必須建立起以符合國際慣例和我國國情的社會保障稅為中心的社會保險制度。年輕給年老做準備，在職給失業做準備。
一、增值稅的特性及分類
從理論上講,增值稅是一個中性的稅種。首先,增值稅僅對增值部分征稅,轉移價值部分不再征稅。其次,增值稅不分產品、行業和納稅人的所有制性質,采取統一的,無差別的稅率征稅。
二、增值稅轉型的內容
新舊增值稅相比有五個方面的差異:
一是允許抵扣固定資產進項稅額。修訂前的增值稅條例規定,購進固定資產的進項稅額不得從銷項稅額中抵扣,即實行生產型增值稅,這樣企業購進機器設備稅負比較重。為減輕企業負擔,修訂后的增值稅條例刪除了有關不得抵扣購進固定資產進項稅額的規定,允許納稅人抵扣購進生產用設備等固定資產的進項稅額,實現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轉換。
二是為堵塞轉型可能帶來的一些稅收漏洞。修訂后的增值稅條例規定,與企業技術更新無關且容易混為個人消費的自用消費品所含的進項稅額,不得予以抵扣。
三是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修訂前的增值稅條例規定,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為6%,1998年將小規模納稅人劃分為工業和商業兩類,征收率分別為6%和4%。修訂后的增值稅條例對小規模納稅人不再設置工業和商業兩檔征收率,將征收率統一降至3%。
四是將一些現行增值稅政策體現到修訂后的條例中。 主要是補充了有關農產品和運輸費用扣除率、對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進行資格認定等規定,取消了已不再執行的對來料加工、來料裝配和補償貿易所需進口設備的免稅規定。
五是根據稅收征管實踐,為了方便納稅人納稅申報,提高納稅服務水平,緩解征收大廳的申報壓力,將納稅申報期限從10日延長至15日,納稅人進口貨物的納稅時間,由7日調至14日。明確了對境外納稅人如何確定扣繳義務人、扣繳義務發生時間、扣繳地點和扣繳期限的規定。
三、增值稅轉型改革的必然性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中期,中國財政經濟政策主要以治理通貨膨脹、抑制投資需求為主,所以當時選擇了生產型增值稅。從近二十年的稅收實踐來看,生產型增值稅對于保證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方便稅收行政、治理投資膨脹等,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宏觀經濟基本層面發生了根本變化,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宏觀層面下,生產型增值稅本身所固有的缺陷逐漸暴露出來,增值稅轉型改革勢在必行。
第一,生產型增值稅不利于投資。生產型增值稅,只允許從流轉額中抵扣勞動對象的消耗部分,其稅負可以完全轉嫁出去,但投資因不可抵扣,其所含稅負最終完全由企業負擔,不利于啟動投資,不利于企業固定資產的更新改造與擴大再生產。
第二,生產型增值稅不利于產業結構調整。雖然生產型增值稅對所有產業都實行17%的名義稅率,且對所有產業的投資品都不予抵扣。但因各產業資本有機構成不同,單位產品成本中物耗和折舊的構成比例不同,抵扣不同,因而帶來了實際稅負的不同。資本有機構成低的產業,其單位成本中消耗比重高而折舊成本低,實際稅負低;資本有機構成高的產業,物耗成本低折舊成本高,實際稅負重。這顯然與當前的大力發展基礎性工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政策是相悖的。
第三,生產型增值稅不利于地區間經濟結構的優化。生產型增值稅對資本有機構成低的加工業影響程度低,對有機構成高的基礎工業和采掘業影響程度高。
第四,由于中國當前增值稅征收范圍較窄,不利于傳統農業和新經濟的發展。當前中國對農副產品征收農業稅,而不是增值稅,這實際上加重了農民的稅收負擔,顯然對農業和新經濟的發展不利。
第五,生產型增值稅的稅收優惠政策與世貿組織的原則相悖。如對重點投資項目、進口設備免征增值稅,對外商投資企業進口設備及其配件、配套件免征增值稅,為鼓勵外商購買國產設備實行退還增值稅政策等。這些政策實施的結果,造成重點與非重點、內資與外資的稅負失平,不利于內資企業和國產機器設備的市場競爭力。同時,作為世貿組織的成員之一,與世貿組織強調的國民待遇原則、反補貼原則相違背。
四、新增值稅條例對企業的影響
新增值稅條例與舊的增值稅規定相比,拓寬了增值稅征收的范圍,降低了大部分企業的增值稅稅率,對企業影響最為大的就是允許企業抵扣固定資產進項稅額。新增值稅條例的實施,將從戰略發展、財務狀況、財務工作以及人力資源等各個方面給企業造成影響。
第一,新增值稅改革將造成增值稅的納稅額和企業的投資額正相關,投資多的企業其享受的納稅抵扣額也越多,這就要求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以及制定戰略決策時注重提高資本投資,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在這種情況下,不注重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固定資產投入少的那些勞動和生產資料密集型企業將難以獲得此項稅收的優惠。
第二,新增值稅條例實施將明顯改善企業業績,尤其是資本密集型企業的業績。首先,此次增值稅改革將商業和工業企業的增值稅率由原來的4%和6%統一下調至3%,使工業和商業企業在稅負上有所降低。其次,增值稅暫行條例還允許企業抵扣固定資產進項稅額,這一規定使企業因購買固定資產所須交納的增值稅額大大減少。以原增值稅制度下的設備類固定資產成本為比較基準,假設所購設備執行基本稅率17%,那么從會計分錄中可推算出,消費型增值稅制度下固定資產成本的降低幅度為:17%/(1+17%)=15.54%。也就是說,這部分比例像存貨一樣,可以作為進項抵扣,而不包括在固定資產的成本當中,所以相應地,這部分比例將不用計提折舊,從而給企業每期的設備折舊也相應地降低15.54%,設備折舊的降低導致公司當期主營業務成本的降低,從而提高當期的主營業務利潤。再次,應交增值稅額的降低同時,也會降低企業應交的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這又進一步降低了企業的營業成本。
第三,新增值稅改革對企業財務工作的要求更加嚴格。新增值稅暫行條例第16條規定,納稅人兼營免稅、減稅項目的,應當分別核算免稅、減稅項目的銷售額;未分別核算銷售額的,不得免稅、減稅。這一要求需要企業針對自身業務情況,在進行財務登記核算工作時必須嚴格按照所能享受的不同稅率對業務進行分類處理,否則將無法享受較低的增值稅。
另外,暫行條例還規定,為預防出現稅收漏洞,將與企業技術更新無關,且容易混為個人消費的應征消費稅的設備排除在上述設備范圍之外。這也要求企業在進行財務處理時應區分生產用設備和公司其他非生產設備進行不同的核算處理。
五、企業應積極應對增值稅改革
增值稅改革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目前的產業結構,使各行業的格局發生巨大變化。新增值稅條例的實施改變了以往內資與外資企業征稅不公平的情況,讓國內企業能夠充分參與到國際競爭的大環境中去。當前,中國企業應通過以下幾個方面順利完成增值稅轉型:
第一,企業應根據自身情況,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注重對企業固定資產的更新換代,逐步提高產業資本有機構成。對于資本密集型行業,應通過投資引入高科技設備,縮短和國際先進企業的差距;勞動密集型企業應逐步轉變發展觀念,逐步實現從主要依靠人力和資源耗費向依靠科技和管理轉變,進一步加大產品的科技附加值,提升產品競爭力。
第二,企業應進一步規范內部財務工作,完善增值稅納稅發票的收發、歸檔和審核制度,加強對增值稅相關財務資料、憑證的保存和審核力度,就條例規定享有不同稅收優惠的業務應分類、分人員進行統計入賬和核算管理。
第三,增值稅暫行條例實行后,由于企業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可能出現裁員或精減人員的情況。企業人力資源部門應提前做好安排,以免發生嚴重勞資合同糾紛。企業應對可能辭退的職工進行妥善安置,對有一定技術水平和業務能力的員工,可以通過加強培訓幫助其重新就業;對于與技術水平和學歷無法達到企業發展需要的員工,應充分做好職工心理工作,安置好其下崗后的生活。
稅收可以通過宏觀稅負水平和整體稅負結構(或稅制結構)來影響消費狀況。在國家宏觀稅負水平較高，居民的稅后可支配收入較少的情況下，居民的消費水平顯然會下降。這是因為，消費首先是收入的函數，是由可支配收入決定的。收入水平的高低是決定消費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因此，降低宏觀稅負水平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費率水平。
在宏觀稅負水平一定的情況下，不同的稅負結構或稅制結構對消費水平也有一定的影響。稅制結構可以通過稅基和稅率來影響消費狀況。一般來說，一國稅基無外乎收入(所得)、消費或財產。如果一國的稅基以消費為主，顯然不利于消費，而有利于刺激儲蓄；而如果一國的稅基以所得為主，那么由于以所得為稅基的所得稅對全部所得(包括儲蓄所得或投資所得)都征稅，所以，相對于以消費為稅基的廣義消費稅(在中國，轉型后的增值稅就是以消費為稅基的廣義消費稅類型)，以所得為稅基的所得稅更有利于消費，因為所得稅使一部分稅負落在了儲蓄或投資所得之上。
具體來說，在征收所得稅的情況下，所得稅對消費的影響包括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征收所得稅，可以從兩個層次產生收入效應。第一個層次的收入效應是征收正的所得稅使納稅人的即期可支配收入降低，導致納稅人的即期消費減少；但與此同時，實施負的所得稅會使負所得稅納稅人收入增加，并促進這部分納稅人的消費增加。第二個層次的收入效應是即期投資產生的所得在將來的期間還要被征收所得稅，使因投資產生的所得對應的可支配收入減少，導致將來期間的消費和投資也減少。征收所得稅的替代效應就是征收所得稅導致投資收益下降，或者說相對于即期消費來說，投資變得更加昂貴。在GDP和凈出口一定的情況下，這將會導致消費的增加。
與所得稅相比，廣義的消費稅對消費的影響恰好相反。一般認為，廣義消費稅與所得稅的最主要的區別在于稅基的不同，即對投資的處理不同。廣義消費稅僅對消費征稅，對所得中用于投資的部分不征稅，對投資所得也不征稅；所得稅對全部所得包括消費和投資都征稅，對投資所得也征稅。可見，消費稅可以實現投資中性，有利于投資和資本積累，而不利于消費；而所得稅則有利于消費，不利于投資。
另外，財產稅的稅基為財產，由于納稅人的所得不是用于即期消費，就是儲蓄起來作為財產，作為將來的消費，即遠期消費，所以財產稅的征收有利于當前消費，而不利于財產積累。
由此可見，稅基影響所有收入階層的消費決策，既包括富人的消費決策，也包括窮人的消費決策。但這只是稅制結構影響消費的一個方面。稅制結構還可以通過稅負在人群之間的分布來影響收入分配狀況，進而對消費狀況產生影響。如果一國的稅收主要落在富人的身上，并且通過轉移支付的形式將征收的稅款補貼給窮人，那么，按照邊際消費遞減規律，由于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大于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通過對富人征稅來補貼窮人就會提高消費率。因此，稅收可以通過收入分配的作用，如通過負所得稅制度來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適度降低高收入者的收入來提高一國整體的消費率水平。
稅率的影響是通過稅基來發揮作用的。如果一國的稅基以所得為主，那么增加所得稅稅率的累進性將有利于消費，反之亦反；同樣，如果一國的稅基以消費為主，那么，降低廣義消費稅的稅率有利于促進消費，反之亦然。
總之，不論是從稅基本身來看，還是從稅基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從而對消費的影響來看，增強所得稅和財產稅的累進性、降低廣義消費稅的稅率有利于消費率的提高，這對中國當前低消費的經濟現狀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即：為了提高消費率，我國稅制改革的方向應該是提高所得稅和財產稅在整個國家稅制中的地位，適度降低廣義的消費稅在我國稅制結構中的地位。
二、中國低消費經濟現狀及問題
按照國家統計局對消費的定義，消費(或最終消費)是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對于貨物或服務的全部最終消費支出，包括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消費率，又稱最終消費率，通常指一定時期內最終消費(總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我國消費率近十幾年持續走低，由2001年的61.4％下降至2007年的48.8％(其中居民消費率降到35.4％，遠低于發達國家60％-70％的水平)，是建國以來的歷史最低水平，比歷史上的最低點1959年的56.6％還要低7.8個百分點。據世界銀行《2006世界發展指標》，2004年全球150個國家和地區平均消費率為62％。其中，低收入國家平均消費率為69％，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消費率為58％，高收入國家平均消費率為63％?？梢?，中國消費率比全球平均低10多個百分點，其中居民消費率較低是主要的問題所在。
消費需求是最終需求，投資需求是引致需求。消費需求是三大需求中拉動經濟增長最積極、最有效的因素，經濟增長最終靠消費來拉動。在出口因全球金融海嘯和經濟衰退而受阻的情況下，改變中國長期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轉變為依靠內需和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極為重要。持續走低的消費率，不利于中國內需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不利于中國經濟持續健康快速地發展。
消費水平受到歷史傳統文化、經濟發展階段、金融條件、消費環境、稅制結構和收入分配制度及社會保障體制等因素的影響。要改變中國不合理的消費結構，除了通過宣傳等手段影響人們的消費文化、發展經濟以提高收入水平、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機制，以及通過金融改革和產品質量監管改善消費環境外，稅收政策的調整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中國稅制結構與消費的關系
中國當前的稅制結構中，貨物及勞務稅占主體地位。貨物及勞務稅包括增值稅、消費稅(屬于稅收理論上的選擇性消費稅)和營業稅。2007年，這三大稅種占中國稅收收入的62％，其中增值稅和消費稅占49％。從2009年1月1日起，中國增值稅由“生產型”轉變為“消費型”，生產設備所含增值稅可以在當期全部抵扣。在增值稅由“生產型”轉變為“消費型”的情況下，中國增值稅就變為稅收理論上的以消費為稅基的廣義消費稅類型。在中國增值稅和消費稅占稅收近半壁江山的情況下，必須在這兩個稅種之外尋找刺激消費的適合稅種。根據前面的論述，所得稅是刺激消費的一個重要稅種。在中國，所得稅包括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2007年，包括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在內的所得稅占稅收收入的26％，其中，個人所得稅占稅收收入的6％左右，所得稅屬于中國稅收體制中的第二大稅類。由于企業所得稅是以企業的經營投資所得為稅基，以法人為納稅人，其稅負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的是企業投資行為，因此，對消費沒有直接和顯著的影響。中國個人所得稅實行的是分類制，將納稅人所得分為11類分別征收，并實行源泉扣繳。分類征收、源泉扣繳的個人所得稅制度，使個人所得稅的對入稅功能大大減弱。甚至淪為某種意義上的對物稅范疇。中國個人所得稅的稅收調節功能也由此而大大削弱，特別是個人所得稅由于實行分類制而不能有效實現對低收入者的退稅，使得想通過負所得稅制度來實現持續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從而促進該部分人群的消費能力變得較為困難。
中國財產稅現狀表明，由于財產稅占稅收收入的比例較低，使財產稅所起的作用較為有限。我國目前財產稅類的稅種主要包括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車船使用稅。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提供的數據，我國財產稅收入占全國工商稅收收入的比重較低，1994—2007年，財產稅占全國工商稅收收入總額的比重在2.0％～2.9％之間，最低的年份是1994年，為2.0％，最高的年份是2007年，為2.9％?？梢?，1994年稅制改革后，財產稅占全國稅收的比重較低，且基本沒有變化，財產稅在全國工商稅收中的地位沒有像所得稅那樣隨著國民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財產稅調節收入分配的職能較為有限，限制了財產稅促進消費功能的發揮。從國際比較來看，發達國家財產稅收入約占全部財政收入的10％～12％，發展中國家平均為5％～6％。我國2％左右的比重顯然太低，很難起到財產稅應有的作用，包括財產稅對提高消費的作用。
四、促進消費的稅收政策總體思路：減稅、退稅和增稅并舉
通過以上對宏觀稅負與消費之間關系的分析，我們認為，降低宏觀稅負，增加居民收入，可以刺激居民消費。減稅是促進消費的重要工具，通過減稅可以增加居民收入，促進居民消費，從而提高消費率水平。在減稅的具體結構上，從稅基來看，應該降低以消費為稅基的稅種的稅率；從稅負的人群分布來看，應該減少低收入者的稅負。具體來說，在中國減稅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第一，適度降低增值稅和營業稅的稅率，如將增值稅的基本稅率由17％降低為15％左右；第二，減少中低收入者的個人所得稅稅負，提高個人所得稅稅前扣除費用，降低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縮減個人所得稅稅率級次，實現個人所得稅從分類制向分類與綜合制過渡等。但由于個人所得稅在中國稅收收入中的比例還較低，所以個人所得稅減稅的空間和作用將受到限制。如果說減稅是從減法方面來增加居民的收入以提高消費率的話，那么，退稅就是從加法方面來增加居民的收入以提高消費率。相對于減稅而言，退稅不受稅收收入比例的限制，理論上退稅的規?？梢赃_到稅收收入的100％甚至更多，所以退稅的作用可以發揮得很大，不受某一稅種稅收規模的限制。在中國，還沒有真正實行對個人所得稅的退稅機制。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類制，在分類制的基礎上實行個人所得稅的退稅較為困難。但是，由于在中國農村尚未征收個人所得稅，故可以考慮在農村對農民實行個人所得稅的退稅，以達到增加農村居民消費的效果。
減稅和退稅都會減少財政收入，因此，既要保證減稅和退稅在財政上具有可行性，又必須考慮補充財政收入的其它來源。政府的財政收入，除了稅收收入之外，還有其它來源。這些來源主要包括國家的財產性收入(還有其它類型的非稅收入)和債務收入。債務收入是一種臨時性的財政收入，因為政府的債務最終要靠稅收或國家的財產性收入等來償還。而國家的財產性收入則不同，國家的財產性收入是不需要稅收來償還的。若考察賦稅史，就會發現，早期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是靠國家財產權來維系的，后來才逐漸產生了基于私人財產權之上的現代稅收。因此，一國如果有較多的財產性收入就可以將其作為減稅的重要財政基礎。
目前中國有大量的儲蓄，這是政府發行國債的重要后盾。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截止至2008年8月，中國有近20萬億的城鄉居民儲蓄、15.7萬億的銀行存貸差。這為中國政府發行國債提供了資金保障。從中期看，中國政府還有大量財產性收入可以利用，包括土地等資源性收入和國有資本收入(包括資本轉讓收入和資本增值收入)。據推算，2006年底全國國有土地的總價值約為50萬億元，國有企業資產達29萬億元。其中，中央企業凈資產就高達5.35萬億元。這些國家財產可以作為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
因此，為了補充減稅和退稅的資金缺口，在目前股市和房地產市場不景氣的情況下，可以考慮先發行國債，待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好轉時再轉讓國有土地使用權或國有股權來償還，或干脆將一部分國有股劃歸專項資金來退稅。
總之，通過減稅和退稅以藏富于民，提高居民收入，將為居民消費率的提高打下堅實的基礎。而消費提高，內需進發，經濟發展，稅源充足，將為遠期的稅收收入增長提供源泉；反過來遠期的稅收增長又可為當前的減稅和退稅政策提供長期資金支持。
當然，針對當前的低消費現狀，除了減稅和退稅之外，還有增稅的空間。通過增稅，可以防止短期稅收收入大幅下降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如果說減稅和退稅是增加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的話，那么增稅就是通過降低高收入者的收入或財產金額為減稅和退稅提供一定的財力支持，同時，通過增加有利于消費的稅種的稅收(如所得稅和財產稅)，還可以在維持總體稅收收入不變的前提下促進消費率的提高。筆者認為，當前增稅的核心應該是：增加所得稅和財產稅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增強所得稅和財產稅的地位。
五、促進消費的稅收政策著力點和突破口
(一)建立農村居民個人所得稅負所得稅制度
中國消費的最突出問題之一是城鄉消費差距過大。在中國，13億人口中有8億農民，而農民只消費了全國1／3的商品。據統計，農村人均日消費僅5元多，5個多農村人口購買的商品才相當于1個城鎮人口購買的商品，而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農村消費水平的提高還有很大的空間。據國家統計局測算，農村人口每增加l元的消費支出，將給整個國民經濟帶來2元的消費需求。因此，若能提高農民消費，將會大大提高消費率。農民消費比例過低的關鍵是農民收入太低，導致農民無錢消費；就算是稍微富裕一些的農民，也因無社會保障而不敢消費。要提高農民消費，必須解決提高農民收入和社會保障這兩大問題。在農村社會保障缺失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在農村建立個人所得稅的負所得稅制度來解決農民收入和社會保障兩大問題。
負所得稅是1963年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提出的。負所得稅制度本質上是由政府補貼低收入者以維持低收入者最低生活費的制度。其具體辦法是由政府規定出一個最低生活保障額度，根據個人的實際收入，對低收入者給予一定的補助，收入越高，補助越少。
負所得稅計算公式是：
負所得稅=收入保障數一個人實際收入×負所得稅率
個人可支配收入=個人實際收入+負所得稅
為了減少農村居民個人所得稅負所得稅制度施行的交易成本，在初期可以假設農民的個人實際收入為零，并按照一定的基數和比例算出一個定額(收入保障數)，對所有的農村居民都進行補償；待配套條件成熟時，再進行完善，并規定所謂的排富條款，對農村居民中的富裕者取消負所得稅，征收正的所得稅。比如：在當前，可以先按照每月2000元的基數，規定3％～5％的比例算出60～100元的收入保障數，由于在初期忽略農民的個人實際收入，那么，每個農民可以獲得的負所得稅為60～100元。負所得稅的納稅人僅為具有農業戶口的農村居民。按照8億農民來計算，大概每年要花費5760～9600億元。對這部分負所得稅的資金來源，短期可以由國債發行收入來填補，中期可以通過劃拔一部分的國有股或國有企業利潤作為專門基金來解決，長期可由稅收收入來補助。通過在農村建立穩定的個人所得稅負所得稅制度，既可以長期增加農民收入，又可以穩定農民預期，以及行使一定的社會保障功能，從而將會大大提高農民消費的水平。
至于農村負所得稅制度與城市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整合問題，可以留在下一步再逐漸解決。
(二)增加所得稅和財產稅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增強所得稅和財產稅的地位
1所得稅增稅的關鍵：改革個人所得稅制，盡快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稅制，擴大綜合征收的范圍，提高個人所得稅的累進性，增加個人所得稅收人。目前，中國個人所得稅實行分類制，將個人所得劃分為11類分別征收。分類征收的個人所得稅，不能較好地體現負擔能力原則，因為只有綜合的所得才能夠真正體現個人之間的所得差異和負擔能力差異。因此，應改革目前的分類制個人所得稅。只有盡快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才能較好地體現縱向公平；同時，也有利于增強個人所得稅的籌集財政收入的能力，增加個人所得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強化個人所得稅在中國稅制中的地位。而且，強化個人所得稅的收入能力，也有利于發揮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分配調節作用和其它調節作用，因為只有在收入具有一定規模的基礎上，分配調節才有力量。中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稅結構中，工薪階層繳納的稅收占主體，而富人繳納的個人所得稅較少，這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個人所得稅人群分布結構正好相反。改革所得稅制度，降低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增加低收入者的稅后可支配收入，同時增加高收入者的稅收負擔，實行結構性增稅，不僅有利于稅收公平，還有利于居民消費率的提高。
2財產稅改革的方向：實行一般財產稅制，擴大財產稅征稅范圍，增強財產稅在中國稅制中的地位，提高財產稅在稅收收入中的比重。我國財產稅的現狀表明，由于財產稅占稅收收入的比例較低，使得財產稅所起的作用較為有限。而且，財產稅的結構也凸現出許多問題。首先，征稅范圍不合理。我國現行的財產稅中，房產稅占主體。但是，房產稅僅對經營性的房地產征稅，對消費性和空置的房地產不征稅。對這部分房地產不征稅，不僅不公平，而且還不利于提高消費率水平，也不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其次，稅基較窄。我國財產稅僅涉及房地產、車輛，而對庫存商品、機器設備、貴重家具和無形動產不征稅。過窄的稅基限制了財產稅功能的發揮。第三，稅種缺失。我國尚未開征遺產與贈與稅，不利于刺激消費。我國人民有節儉和遺留財產給后代的傳統，如果不開征遺產與贈與稅，將會導致這種傳統更加強化，不利于消費率的提高。目前，反對開征遺產與贈與稅的聲音也較大，其理由是國外紛紛取消遺產與贈與稅，所以我國開征遺產與贈與稅不符合世界潮流和趨勢。但是，國外特別是美國取消遺產與贈與稅的一個重要理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消費率太高，儲蓄率太低，取消遺產與贈與稅有利于提高這些國家的儲蓄率和降低消費率。而我國的情況恰好相反，我國目前消費率太低而儲蓄率太高，所以我國開征遺產與贈與稅恰逢其時。第四，稅率設計不合理。我國財產稅稅率設計除了稅率太僵化，不能根據每個地方的實際情況而有所變化之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稅率的累進性太差。我國財產稅稅率采用的是比例稅率和定額稅率，稅率累進性較低。為了充分發揮財產稅的公平調節功能和對消費的刺激作用，可以適度采用累進稅率，累進稅率的設計可以先低一些，采用低累進制度，然后，根據情況靈活調整。
針對上述問題，為了刺激消費，我國財產稅的具體改革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1)實行一般財產稅，擴大征稅范圍和稅基。具體操作上，應先將閑置性的、空置性的房地產納入征稅范圍，將這部分資金引導到合理的消費上來；然后，通過擴大財產稅的稅基，使財產稅的稅基囊括房產、車輛、銀行存款、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和知識產權；最后，在條件成熟時對所有的凈財富(資產減負債)征稅，具體可以借鑒荷蘭的經驗。通過推行一般財產稅，擴大征稅范圍和稅基，將資金分流到消費領域，以達到刺激消費的目的。(2)增加財產稅的累進性。具體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第一，由于個別財產稅對不同財產區別對待，也不容易對納稅人的財產總額實現累進征收，因此，可以考慮逐步向一般財產稅制靠攏，通過擴大征稅范圍和稅基來提高財產稅的累進性。第二，采用低累進稅率來增加財產稅的累進性。低累進稅率既有利于改革的推進，負作用也較小。另外，對低收入者應該有一個豁免額。為了使稅收寬免額僅限于低收入者，可以利用逐步消除機制來取消對高收入者的豁免優惠，增加累進性。(3)開征遺產和贈與稅。這不僅有利于改變國民過度節儉和遺留遺產的習慣，增加國民的當前消費，而且有利于改善消費投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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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家環境保護義務的溯源與展開
2.地方政府環境保護支出效率核算及影響因素實證研究
3.最嚴格環境保護制度:現狀、經驗與政策建議
4.中國地方政府環境保護支出的效率分析
5.無人機遙感系統在環境保護領域中的應用研究
6.論環境保護視角下消費稅改革的再次深化
7.我國環境保護規劃的分析與展望
8.基于經濟責任的環境審計路徑選擇——淺析經濟責任審計中的環境保護責任審計
9.當前國內外環境保護形勢及其研究進展
10.中國環境保護事業60年
11.最嚴格環境保護制度:內涵、框架與改革思路
12.“十一五”環境保護投資評估
13.新疆十大水生態環境保護目標及其對策探析
14.從環境權到國家環境保護義務和環境公益訴訟
15.中國西部能源及礦業開發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研究
16.地方政府環境保護激勵模型設計——基于博弈和合謀的視角
17.環境保護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研究
18.湖南省農村環境保護社區機制質量的實證研究
19.資源、體制與行動:當前中國環境保護社會運動析論
20.生態環境保護司法體制改革構想
21.我國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的法治機制研究
22.工程項目施工組織環境保護方案設計研究
23.環境保護權利話語的反思——兼論中國環境法的轉型
24.農村環境保護法治建設的成就、問題和改進
25.環境保護檢舉權及其司法保障
26.建立中國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的思考
27.環境保護相鄰權制度之體系解釋與司法適用
28.大秦嶺西安段生態環境保護規劃探析
29.論我國公眾參與環境保護法律制度的完善
30.經濟增長、環境保護與生態現代化——以環境社會學為視角
31.關于尾礦庫的建設與環境保護問題的思考
32.企業環境保護意愿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33.構建環境保護稅制體系 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34.美國水環境保護立法及其啟示
35.我國海洋漁業環境保護管理機構間的協調機制探析
36.中外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立法比較
37.基于生態環境保護視角的土地整理生態效益評價——以成都市三河鎮土地整理項目為例
38.我國環境保護投資效率問題研究
39.可擴展的環境保護檔案元數據研究與實踐
40.推進環境保護稅立法的若干看法與政策建議
41.關于國家環境保護“十三五”規劃的戰略思考
42.環境保護與旅游經濟協調發展研究——基于中國四大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旅游目的地的面板數據分析
43.云南環境保護主要問題及對策研究
44.交通運輸發展與環境保護探析
45.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環境保護政策演變
46.城市環境保護滿意度及案例分析
47.京津冀地區資源開發利用與環境保護研究
48.日本土壤環境保護立法研究
49.澳大利亞生態環境保護的舉措及經驗借鑒
50.日本水環境質量影響因素及水生態環境保護措施研究
51.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初創——兼述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及其歷史貢獻
52.中央財政環境保護專項資金優化設計探討
53.湖南省環境保護投資現狀分析
54.流域地方政府水環境保護績效考評體系設計及其應用
55.構筑促進環境保護的公共財政制度
56.公眾環境意識和參與環境保護現狀的調查報告
57.公司的環境保護責任
58.關于我國環境保護費改稅的思考
59.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研究綜述
60.生態文明建設視角下土地利用規劃與環境保護規劃的空間銜接研究
61.中國環境保護規劃評估制度建設的主要問題分析
62.國家級流域水環境保護總體規劃一般模式研究
63.論南海海洋環境保護公眾參與制度的完善
64.環境保護:海外投資者面臨的法律問題
65.新時期國家環境保護戰略研究
66.無人機遙感技術在環境保護領域中的應用進展
67.環境保護社會治理的思路和政策建議
68.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利益沖突分析——基于各級政府博弈視角
69.中國流域水環境保護規劃體系設計
70.公眾參與環境保護模式研究:社區磋商小組
71.中國環境保護投資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研究
72.公眾對環境保護的網絡參與研究——以PX項目的網絡輿論演化為例
73.作為生態和環境保護手段的空間規劃:聯邦德國的經驗及對中國的啟示
74.中國工業環境管制強度與提升路線——基于中國工業環境保護成本與效益的實證研究
75.關于林業生態環境保護的若干哲學思考
76.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的法律問題研究
77.中國農村環境保護的定位和策略分析
78.農村環境保護:國內外的經驗、做法與啟示
79.湄公河下游水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各國政策取向與流域治理
80.加強生態環境保護 促進貿易與環境協調發展
81.借鑒國內外成功經驗 完善廣東農村環境保護管理機制
82.進一步促進農村環境保護的財政政策研究
83.三峽庫區流域水環境保護分區
84.地方政府競爭的博弈行為與流域水環境保護
85.論中央環境保護專項資金項目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86.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統一——以潘得巴自然保護與社區發展項目為例
87.新常態下我國環境保護的戰略與原則
88.環境保護中政府規制對企業行為的影響及其博弈分析
89.中國城市與農村環境保護的差距比較
90.環境保護與公眾參與
91.環境保護市場化機制研究
92.環境保護稅與排污費制度比較研究
93.論生態文明建設中農村環境保護的問題與對策——基于政策與法律對比分析的視角
94.三峽庫區生態環境保護研究
95.我國開征環境保護稅研究
96.我國農村環境保護之立法及執法完善研究
97.環境保護稅法的實體原則與程序原則
98.中國海外投資中的環境保護問題
[關鍵詞]出口退稅；福利效應；出口貿易
[DOI]10.13939/ki.zgsc.2016.22.135
1 前 言
我國出口退稅政策自1994年實行以來，對出口貿易的發展和特定時期的創匯有著重要作用，并且拉動了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現階段，中國已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出口貿易大國。因此在成為世界出口額和貿易盈余額最大的國家之時，有必要對出口退稅政策對國民福利效應的影響重新審視，從而更好地推動中國的出口貿易和國民經濟的發展。
出口退稅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對已報送離境的退還或免征其在出口前生產或流通環節已經繳納的間接稅。它作為一項出口激勵措施，被各國廣泛使用，世貿組織也允許其成員國采用出口退稅來促進出口，目前已成為國際社會通行的慣例。我國的出口退稅一般是指在國際貿易業務中，對我國報關出口的貨物實行退還或免征生產流轉環節的增值稅和消費稅，采取出口退稅與免稅相結合的政策。隆國強（2001）認為出口退稅作為一項調節和促進出口的政策，可以增加外匯收入和帶動國內經濟增長。陳平等（2003）通過協整分析等工具發現出口退稅通過實際有效匯率對我國企業出口水平產生了顯著影響。出口退稅政策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都對我國出口和福利有促進作用。反對的觀點：翁兆杰（2005）認為，目前我國部分產品的出口退稅已超過實際征稅率，加之出口騙稅現象，致使國家稅收大量流失.另外出口退稅已成為國家財政的負擔，我國外匯儲備雄厚，不需要大量出口創匯。根據公共選擇學說的觀點：稅收是政府為企業提供服務的價格，從宏觀上看是企業成本的一種，因此政府替企業承擔負擔是不合適的。
2 出口退稅政策的靜態福利效應分析
出口退稅的實行會引起一國商品供給和需求的變化，因而通過影響消費者和生產者剩余的變化來引起福利效應的變化。本文將世界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小國，其出口商品價格無法影響國際市場價格；另一類是大國，其出口商品可以影響國際市場價格；并借鑒微觀經濟學中的靜態福利分析模型進行分析。
假設本國是一個小國，其出口的擴大不會影響國際市場的價格。因此對其進行靜態分析如下：
如圖1所示：D為需求曲線，S是供給曲線，國際市場價格為pw，此時本國市場需求為OQ1，供給為OQ2，出口量為Q1Q2，如果實行了退稅，此時價格變為PT，需求為OQ3，廠商供給由OQ2增加到OQ4，出口量增加到Q3Q4。
（1）退稅對生產的影響：退稅發生后，本國廠商的產出由OQ2增加到OQ4，生產者剩余增加了ABPTPW。
（2）退稅對消費的影響：退稅發生后，本國消費者的需求由OQ1減少到OQ3，消費者剩余減少到CDPTPW。
（3）政府財政因退稅所支出BDEF。
（4）凈福利效應=生產者剩余增加額-消費者剩余減少額-政府財政支出=ABPTPW-CDPTPW-BDEF=-（DCE+BAF）。
由此可知：當小國在貿易中采用退稅時，將會減少本國的凈福利，其凈損失水平為（DCE+BAF）。由此可看出，對于小國而言，出口退稅會減低本國的福利水平。
假設本國是一個大國，擴大出口會使國際市場該商品的價格下降。如圖2所示：
D曲線是本國消費者的需求曲線，S曲線是本國的供給曲線。在開放條件下，世界市場的價格為Pw。此時本國生產量為OQ2，國內消費量為OQ1，出口量為Q1Q2。
如果對出口產品進行退稅，因為本國是一個對世界市場價格有很大影響的大國，實施出口退稅使國際市場價格由原來的PW變為PW。此時國內廠商的產量由原來的OQ2增加到OQ4，出口量增加到Q￣3Q4，國內價格上升為Pt，國內消費量由原來的OQ1減少到OQ3。
如圖所示，實施出口退稅以后，本國國內消費量由原來的OQ1減少到OQ3，本國消費者的消費者剩余減少CDPTPW，本國產出由原來的OQ2增加到OQ4，產出增加了Q2Q4，本國廠商的生產者剩余增加了ABPTPW。對每單位出口產品給予金額為t的出口退稅，需要政府財政支出BDGH，因為本國是大國，實施出口退稅使本國的貿易條件惡化，出口價格從原來的Pw下降到PW。
由上所述：大國出口退稅的凈福利效應=生產者福利增加-消費者福利損失-政府財政支出=-（CDE+ABF+FEGH），因此對于大國而言，出口退稅會減低本國福利水平，社會福利凈損失為（CDE+ABF+FEGH）。
綜上所述，在靜態分析下，無論一國在國際貿易中屬于什么類型，出口退稅都會造成該國凈福利的減少，但靜態分析假定各種指標在時間節點上不變，沒有考慮變量的變化因素，因此有其弊端，不合乎現實。
3 我國出口退稅對福利效應的實證分析
筆者假設出口貿易企業完全采用內源性融資，不存在非生產性成本，并且固定成本在一段時期內保持穩定。貿易活動只給一國帶來財富上的增加，其他因素諸如外部性對福利效應不存在影響，因此可采用貿易出口收入額來衡量貿易給一國帶來的福利效應影響，將貿易收入額分為產品銷售收入和政府給予的補貼收入，其中產品收入可以分為固定成本、人力成本，融資成本加上產品增值收入。由于產品的固定成本和增值收入在一定時期內保持穩定，而企業只采用內源性融資，所以模型考察勞動力價格為代表的人力成本、以出口退稅為代表的政府補貼，對其作對數回歸。模型如下：
lntrade=β1lntax+β2lnwage+c
相關數據采用了城鎮年平均職工工資作為勞動力成本的數據、我國1994―2014年的出口退稅數據和我國1994―2014年的貿易出口額作回歸分析，該三項數據均以人民幣為計價貨幣。
對該回歸方程的回歸結果如附表所示：
出口退稅的系數估計為0.353，說明出口退稅每增加1%，貿易出口額增加0.353%。出口退稅的系數估計為0.854，說明工資水平每增加1%，貿易出口額增加0.854%。可決系數R=0.9755，說明模型擬合程度較好，統計檢驗均通過，表明出口退稅對貿易出口額有顯著影響。由回歸結果得：出口退稅每增長1%，貿易出口額增加0.353%。而根據上表所示，近年來國家統計局的測算，同時期貿易出口額對我國經濟的拉動的平均貢獻率為13.2%，因此出口退稅對經濟增長和國民福利的拉動額平均在0.047個百分點左右。
4 結 論
由上所述，對出口退稅的靜態分析雖然有其不足，但其分析的結果值得重視，即對任何產品都采取出口退稅的政策會造成該國凈福利的減少。而從實證分析可以看出，出口退稅對我國經濟增長及國民福利效應有較強的促進作用，繼續采用出口退稅政策可以促進出口，從而拉動經濟增長和國民福利的增加。筆者認為制定出口退稅政策的時候，要因情況而定。因此，提出以下建議：
（1）在出口退稅的政策結構上，要分行業、分地區根據稅收杠桿對我國實體經濟的投資結構和出口經濟結構進行調整，對我國高污染、高耗能產業或具有產業定價權的企業實行低退稅，對于大部分普通行業要視情況進行動態調整，對高新技術企業或十分關系國內民眾就業或福利的企業要促進其發展，實行高退稅率，從而促進產業升級和國民福利提高。建立高效的出口退稅動態調整機制，及時采用稅收杠桿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
（2）完善我國稅收制度和監管制度。進一步擴大對消費型增值稅的試點，并最終推行全面的增值稅改革。降低出口經營權和出口退稅企業門檻，使更多企業有參與國際市場的機會。加強對出口騙稅、走私的打擊力度，防止稅款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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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增長;稅收;稅種結構;稅負結構
經濟增長一向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之一,對經濟增長的研究可以說是宏觀經濟學研究中至關重要的內容。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在財政政策中,稅收是主要的工具之一。以往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多是集中在從財政理論層面上說明如何制定和調整稅收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或是分析稅收收入與gdp二者之間增長速度的差異及造成不同步的原因,但對稅收這個經濟變量到底是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二者之間存在怎樣的數量關系,稅收及稅收結構是通過哪些途徑作用于經濟增長的,適合我國目前經濟形勢和財政體制要求的最優稅收結構是什么樣的研究則很少。本文基于經濟增長理論對稅收的經濟增長效應進行了述評。
一、稅收的經濟增長作用
(一)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稅收的作用
政府的稅收政策和經濟增長很久以來就被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聯系在一起。對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adam smith(1776)的《國富論》。smith認為,經濟增長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一國的勞動生產率,二是生產工人與其他人口的比例,其中提高勞動生產率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勞動效率的提高,依賴于勞動分工,而產生分工的必要條件則是資本積累,因此分工協作和資本積累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因?；谝陨戏治?smith認為,稅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通過影響資本積累來實現。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稅收降低了投資者的預期收益率,由于資本積累依賴于投資,而投資的動機來源于預期利潤的驅動,征稅會降低預期利潤,影響資本積累;另一方面,稅收減少了各階層的可支配收入,從而直接減少投資,影響資本積累。因此,無論從哪個方面看,稅收都是經濟增長的阻礙因素。所以,稅收不應該設定得過高,設定稅負水平的原則應該是能低則低;同時,國家的職能應盡量減少,政府的最佳角色是充當經濟生活的“守夜人”,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自動調節經濟。
david richado(1817)對于經濟增長和稅收的分析是圍繞著收入分配展開的,他認為社會一切收入都應該征稅,稅收不是來自于資本,就是來自于收入,都是對積累的減少,因而從總體上看,稅收不利于經濟增長,并且來自于資本的稅收比來自于收入的稅收對經濟增長的阻礙作用更大。因此,richado對于稅收的思想與smith是一脈相承的,認為政府應該盡量少征稅。thomas malthus(1802)認為,促進經濟增長主要有三個因素:資本的積累、土地的肥力和節約勞動的新發明,隨著經濟的增長,為了使生產能力充分發揮作用,就必須保持足夠的有效需求。而由國家稅收維持的政府非生產性消費是保持產品與消費平衡的重要因素,所以征稅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因此,malthus不贊成smith和richado的觀點,他主張增稅,不贊成減稅,他認為要把征稅帶給私有財產的損失,與征稅帶來有效需求的增加從而維持和刺激生產增長的好處加以比較,主張犧牲前者,換取供給與需求的平衡,促進財富的增長。
(二)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稅收的作用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起點始于ramsey(1928)的經典論文。ramsey首次采用變分法來分析消費者跨期最優選擇問題,奠定了研究最優積累和增長問題的基礎,為進一步探究經濟增長的原因和方式提供了數量分析工具,開創了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新紀元。
20世紀30年代,keynes(1936)提出了著名的“有效需求”理論,顛覆了傳統的“供給自行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認為有效需求決定供給水平,為促進經濟增長,政府必須干預經濟運行。政府干預經濟的主要手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財政政策中,稅收是主要的工具之一。keynes認為,稅收是調節經濟運行的重要杠桿,合適的稅收政策取決于調節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的需要。在經濟蕭條時期,政府首先應該減稅并擴大政府支出,以提高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其次應該運用稅收手段調節收入分配,提高社會整體的消費傾向,促使有效需求的提高,最終使得宏
觀經濟實現穩定增長。在凱恩斯學派稅收調節理論的基礎上,paul samuelson(1948)發現,當實行超額累進所得稅制時,稅負水平會隨著經濟周期的變化自行進行調整,對經濟運行具有自動穩定的功能,發揮著“自動穩定器”的作用。與此相應,政府可以根據經濟形勢通過稅收政策來調節經濟發展,這時稅收可以被視為經濟的“人為穩定器”。
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得到進一步發展,harrod(1939)和domar(1946)以凱恩斯收入決定理論的思想方法,把短期靜態均衡推廣應用到經濟的長期動態過程來建立經濟增長理論,在假定人口增長率不變,不存在技術進步和資本折舊,采用生產投入要素資本和勞動完全不可替代的leon-tief生產函數的情況下,構建了一個動態經濟增長模型,用以分析經濟增長。模型強調了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認為經濟增長實際上取決于外生給定的儲蓄率,但由于采用資本一勞動固定比例的生產函數,均衡很難達到,得到的經濟增長路徑是不穩定的,被稱為是“刀鋒上的均衡增長”。solow(1956)和swan(1956)對harrod和domar模型的生產函數形式進行了修正,采用新古典形式的c-d生產函數,在資本和勞動可以平滑替代的基礎上,研究了實現經濟增長的條件。雖然solow-swan模型對經濟現實的模擬更進了一步,但結論與harrod-domar模型基本一致,對產生經濟增長的機制的描述是相同的,即經濟增長的源泉仍然來自于外生給定的儲蓄率。為了使經濟系統實現長期的人均增長,solow又對原有模型進行了擴展,引入技術進步變量a,并允許技術持續進步,但是技術變量仍然是外生的,以固定比例g增長。沿著平衡增長路徑,經濟增長由外生給定的儲蓄率、人口增長率和不變技術進步率來決定。harrod-doma模型和solow-swan模型為人們洞察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理論分析工具,然而模型的一個明顯缺陷是,長期增長完全由外生的因素所決定。solow是第一個檢驗稅收到底是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人,但solow的結論是稅收政策并不能影響增長率;也就是說,雖然長期來說征稅確實降低了產出水平,但不管稅收政策如何對經濟造成扭曲,都不會影響長期增長率。
在solow研究成果的基礎上,mankiw、romer和weil(1992)發現,在生產函數中考慮人力資本后so- low模型擬合得更好,但引入人力資本并未改變模型的基本結論。雖然沒有改變經濟外生增長的基本結論,但他們強調了技術進步的重要性,認為技術進步是導致經濟增長的引擎,但是這種技術進步是外生的、機械化的。20世紀60年代,cass(1965)和koopmans(1965)把ramsey的消費者最優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增長理論中,因而提供了對儲蓄率的一種內生決定,但儲蓄率的內生性也并沒有消除長期人均增長率對外生技術進步的依賴。由于儲蓄率是內生的,那么在模型中引入稅收因素將改變儲蓄的回報,從而影響到消費者儲蓄和投資的決策,影響短期的經濟增長。在cass-koopmans模型中引入資本所得稅以后發現,征稅使得資本的邊際回報率下降,儲蓄率降低,穩態產出水平下降。但是當經濟達到穩態之后,人均產出將不再發生變化,即當經濟處于平衡增長路徑時,經濟增長率完全由技術進步決定,而與稅率無關;也就是說,在短期內,稅率的提高確實會降低經濟增長率,但是在長期內,稅收政策只有水平效應,卻沒有增長效應,稅率的提高對平衡增長率沒有任何影響。這一結果使得稅收在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因而,在新古典增長理論框架下對稅收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稅收的福利效應、稅率變化的短期增長效應及其對穩態資本勞動比的影響。
由于這段時期的增長理論中所采用的生產函數是新古典的,因此被稱為新古典增長理論;由于這些模型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增長的機制是外生的,因此,這段時期的增長理論也被稱為外生增長理論。正因為增長的機制是外生的,這種外生增長理論不能很好地解釋經濟增長的根本決定因素和機制,而且外生增長的機制使得政策因素游離于增長之外,政府不能通過采取政策手段來調控經濟運行,體現在稅收上就是這段時期的稅收思想主張稅收中性原則,即稅收制度的設計不能扭曲個人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選擇。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外生增長理論中稅收并不能影響增長,直到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才為研究稅收如何影響經濟增長提供了可行的分析工具。
(三)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中稅收的作用
內生增長理論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得到了快速發展。其中具有代表
性的模型有羅默的知識溢出模型、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模型和貝克爾的分工與專業化模型。
為了更好地解釋經濟發展現狀,人們采取逐一放松外生增長模型假設前提的方式,通過將儲蓄率、技術進步率和人口增長率等重要外生變量逐步作為內生變量來考慮,從而克服了要素邊際產出遞減的關鍵性質,構造了新的內生增長模型,其中增長的關鍵決定因素內生于模型,長期增長是在模型之內而非被一些諸如未加解釋的技術進步之類的外生增長變量所決定,這就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這些新的內生增長模型簡明地模擬了增長的產生過程,并且通過對增長過程的模擬,描述了模型暗含的稅收對個人決策的影響。內生增長模型提供了一個解釋和理解歷史數據的視角,并給出了未來政策變化的結果,這一點對于理解稅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非常重要,通過這些模型,我們可以理解和預測稅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為了實現內生增長,需要采取由經濟中參與人的選擇所決定的某種方式來克服邊際產出遞減。從現有文獻來看共有四種方式可以實現,所有這些方式都通過不同的路徑達到了同樣的目的——經濟持續增長。
最簡單的內生增長模型是ak模型,假定資本是唯一的投入,規模報酬不變,產出由函數y=ak給出。在ak模型中,長期增長率由正的固定的資本邊際收益決定,那么對資本所得征稅將直接降低資本的邊際收益,因而征稅會直接影響長期增長率。
第二種方式是引入人力資本,并假定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要素的增長同步。人力資本的存在會放松對于廣義資本而言的報酬遞減約束,從而在缺乏外生技術進步的情況下也能致長期人均增長。模型中有兩個投資過程:物質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如果從廣義上把資本視為包括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兩個組成部分,那么就可以克服要素邊際報酬遞減,使經濟內在產生增長。這樣的模型既可以是單部門的,也可以是兩部門的。barro、mankiw和sala-i-martin(1992)構建了單部門內生增長模型,其中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生產技術相同,生產函數均采用不變規模報酬的c-d形式。從更廣義的角度講,單部門模型就是ak模型的延伸,無論是物質資本還是人力資本的增加都將提高產出和消費的增長率。在稅收效應上結論與ak模型相同,即對物質資本所得和勞動所得征稅都將直接降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邊際收益,從而直接降低了長期增長率。uzawa(1965)和lucas(1988)構建了兩部門的內生增長模型,其中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生產技術不同,產出的增長率取決于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不平衡程度。此時,稅收不僅影響物質資本積累,還影響人力資本積累,并且對物質資本征稅和對人力資本征稅對增長的影響是不同的,由征稅所帶來的稅收扭曲,尤其是稅收結構扭曲將持久影響經濟增長率。
第三個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方法是企業的外部性。這種外部性發揮作用的機制就是“干中學”。ro-met(1986)借用了arrow(1962)的框架,在arrow(1962)和sheshinski(1967)的“觀念”具有非競爭性和外部性的基礎上,進一步描述了“干中學”模型,通過假設知識的創造是投資的一個副產品來消除掉報酬遞減的趨勢,實現經濟的內生增長。模型一是假設“干中學”要靠每個企業的投資來獲得,而且一個企業資本存量的增加會導致其知識存量同樣增加;二是假設每個企業的知識都是公共品,知識一經發現就立刻外溢到整個經濟范圍內,從而使所有企業的生產效率都得到提高。與solow的結論不同,romer認為政府支出和稅收政策對增長可以產生長期、持久的影響。
第四個選擇是,可以假定產出依賴于勞動和其他要素的投入,在不摒棄任何其他傳統的投入要素的情況下,技術以新的投入要素的形式進入生產函數(romer,1987和1990;barm,1990),從而帶來產出的增加。各種不同的政府活動在內生增長框架下可被視為一種其他投入要素,政府性活動的變化等價于對技術水平a的修正,從而等價于生產函數的移動,影響在朝向穩態的轉移過程中的人均經濟增長率。在這方面主要是以生產性公共品提供為切入點來研究政府公共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及相應的政策空間,生產性公共支出的引入使得經濟在競爭企業市場均衡的條件下實現內生增長。在公共支出模型中,稅收對增長率的影響是交錯的,一方面稅收會減少私人部門的稅后邊際產品并降低增長率,另一方面稅率的提高也增加了公共支出的供給,進而提高私人部門的生產效率和增長率,這與之前的各種模型的研究結果完全不同。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稅率的提高對增長沒有任何影響。在人力資本模型中,即使稅率對增長率產生
影響,稅率的提高一般只會降低經濟增長率,而不可能提高經濟增長率。
二、稅種結構的經濟增長效應
關于稅種結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國內外主要的研究結論有兩點,一是稅種結構對經濟增長確實有著 重要的影響,二是不同的稅種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系不同,有的稅種與增長率負相關,有的稅種與增長率正相關。
engen eric和skinne jonathan(1996)的研究表明,在外生增長模型中,當稅收結構發生變化的時候,在沿著可能較長的轉移路徑向新的穩態轉移過程中,短期產出增長率會相應做出調整;在內生增長模型中,稅收可以通過稅收結構和稅率的調整來影響產出增長率,而且,稅收的組合(即稅收結構)與稅收的絕對水平對經濟增長來說同樣重要,通過采用稅基較寬的稅收結構并加強有效管理來整合稅收資源的國家,可以比征稅水平普遍較低且無效率的國家有較高的增長率。se-jik kim(1998)通過建立一個包含一般稅收體系主要特征的內生增長模型,估計了美國稅收收入中性(稅收收入全部用于財政支出)條件下,稅收結構的變化對增長率的影響。通過實證研究,他認為一國的稅收對增長率有著顯著的影響,主要結論有三點:一是稅收結構的不同是國家之間經濟增長率不同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釋增長率差異的大約30%;二是偏好的不同可以解釋增長率差異的大約4%,其余約70%的原因可以歸結為技術的不同;三是勞動所得稅、證券債務率和通貨膨脹也是解釋經濟增長率不同的主要原因。他還發現在個人稅收安排上,勞動所得稅造成國家間增長率顯著不同的作用,同資本所得稅同樣重要,而且發現每個稅收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嚴格依賴于稅收體系本身,并且在相應的稅收體系中,稅收收入中性的變化有著巨大的潛在的增長效應,在增長率的影響因素中約有超過30%為總稅收水平內部的變化所引起的?？偟膩碚f,在稅收收入中性的情況下,稅收結構有著巨大的增長效應。
kneller、bleaney和gemmell(1999)選取22個oecd國家1970~1995年的面板數據,研究了稅收結構和政府花費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發現稅收結構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影響,特別是非扭曲性稅收和生產性政府支出可以促進經濟增長。gareth myles(2000)在相對簡單的封閉經濟中,從內生增長的視角估計了稅收政策對經濟的影響,結論是稅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比較微弱,而稅收結構可能比稅收負擔水平的影響更重要。zagler、martin和dtlmecker、georg(2003)認為,在整個稅收體系中,稅收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更為寬泛和顯著。消費稅僅僅扭曲勞動和休閑之間的選擇,由所得稅向消費稅的轉移將鼓勵資本積累,當然會促進經濟增長。而所得稅對資本積累的影響是消極的,會抑制經濟增長。通過對稅收結構的研究,1980年以來,發達國家為適應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資本擴張的需要,開始調整稅收結構,減少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在稅收收入中所占比重,從以直接稅為主向以稅基比較寬泛的間接稅為主轉移。
對發展中國家稅收結構的研究不是很多,其中,burgess和stem(1993)的研究結果表明,發展中國家的稅收結構可以隨時間進行調整以最大化增長率;同時他們還發現,在發展中國家,稅率與單位資本gnp之間存在微弱的但卻顯著的關系,而在發達國家卻不存在這種顯著的關系。lehmussaari(1990)的研究也證明,在發展中國家,稅收結構和稅收水平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影響。而zee(1996)則分別對24個oecd國家與56個非oecd國家中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稅收數據進行了比較,發現除了工業化國家和非洲國家以外,大多數國家在經濟增長與征稅水平、稅收結構和稅收的穩定性之間存在比較弱的統計關系。
國內對稅收結構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直接稅和間接稅水平的層面上,主要結論是:一是直接稅與經濟增長負相關,不利于經濟增長,間接稅與經濟增長存在微弱的正相關關系;二是我國直接稅和間接稅比例關系不協調;三是為了促進經濟快速增長,應該盡量減少直接稅而主要采用間接稅。
馬栓友(2001)認為,目前的直接稅/間接稅比率均已超過其最優數量比率,應適當削減直接稅。范廣軍(2004)利用我國1981~1998年數據,采用ols方法估計了我國財政收入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就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看,直接稅與經濟增長顯著負相關,間接稅的符號為正但不顯著異于零,增加我國的直接稅不利于經濟增長,提高間接稅收占gdp的比重則不影響經濟
增長。中國社科院“增進城市經濟競爭力的環境稅制研究”課題組(2004)認為,我國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比重不協調,直接稅所占比重過低,間接稅十分不完善,這對于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是不利的。關于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比重不協調的原因,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課題組(2005)認為,我國目前直接稅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和稅收總額的比重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稅制結構不夠合理,稅種設置不夠科學。
國內對稅種結構進行分類研究的很少。王亮(2004)采用1992~2002年稅收數據建立回歸模型,很好地擬合了流轉稅和所得稅的變化軌跡,結論是流轉稅和所得稅都與經濟增長呈現統計上顯著的負相關,得到使我國經濟增長最大化的最優的流轉稅、所得稅占gdp的比率分別為7.78%和2.1%,但我國目前流轉稅的實際占比偏高,稅改重點應為降低流轉稅的比率,同時增大所得稅比率的結論。李紹榮、耿瑩(2005)從稅收結構對經濟的總體規模和要素產出效率的影響出發,說明了在中國現行稅收結構中各種稅類的份額對經濟增長和要素收入分配的效應,并指出了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稅收結構調整方向。他們認為在中國現階段的經濟制度和稅收結構下,流轉稅類、所得稅類、資源稅類和財產稅類份額的增加會擴大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收入的分配差距,而特定目的稅類和行為稅類份額的增加則會縮小資本要素與勞動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同時,所得稅類、資源稅類和行為稅類份額的增加會提高經濟的總體規模,而財產稅類和特定目的稅類份額的增加則會降低經濟的總體規模。單純地從稅收結構的數量調整上講,目前應提高所得稅類的稅收份額,并降低財產稅類的稅收份額。苑小豐(2009)從規模和結構兩個角度出發,就中國稅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問題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宏觀稅負的增加對勞動要素的產出效率產生積極影響,但降低經濟的整體生產規模;流轉稅類份額的增加提高勞動的產出效率,降低資本的產出效率;所得稅類份額增加提高資本產出效率,降低勞動產出效率。同時,所得稅類份額的增加提高經濟的總體規模,而流轉稅類份額的增加則降低經濟的總體規模。說明在現階段的中國經濟中,有必要加強稅收體制改革,適當調整所得稅類份額,促進生產模式轉變,保證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三、稅負結構的經濟增長效應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負擔問題既是一個重要的稅收理論問題,又是我們進行稅制改革和稅收政策選擇的核心問題,也是能否實現公平分配、保持社會穩定的一個社會問題。
(一)稅收負擔水平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關于稅收負擔水平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國外文獻的觀點是,一般來說,短期內稅收負擔水平的變化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但長期來說,稅收負擔水平與經濟增長率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
chamley(1986)和judd(1985)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框架下分析了動態最優稅制,分析表明,長期來說,對資本所得征稅的最優稅率為零。milesi-ferretti和roubini(1998)把這個結論擴展到了包含人力資本積累的內生增長模型,并且除了分析勞動和資本所得稅收以外,還用來分析消費稅。他們發現對勞動所得和消費征稅的長期最優稅率也為零。
對不隨時間變化的稅率的分析比較有限,結果相對一致。cooley和hansen(1992)的研究表明,稅率隨時間變化的稅收政策相對于稅率不隨時間變化的稅收政策而言,所獲得的額外收益要小。comez(2007)采用兩部門內生增長模型計算了美國經濟的最優固定比率稅收結構,發現短期內資本所得的最優稅率相對于參數的變化極其穩定,而工資稅和消費稅之間的平衡卻顯著依賴于投資于人力本積累中的商品的稅收待遇,并在較輕程度上依賴于跨期替代彈性。
roy w.bahl和richard m.bird(2008)通過對經濟發展和稅收政策設計的研究發現,在20世紀末,工業化國家的宏觀稅率為33.4%,約為發展中國家的2倍;在20世紀的最后30年中,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稅率基本沒變,一直保持在17%左右;而在20世紀的最后10年,轉型經濟的宏觀稅率略微有所下降,為21.8%,稅收負擔水平無論是與收入水平還是經濟增長率之間都沒有必然的聯系。gareth myles(2000)在相對簡單的封閉經濟中,從內生增長的視角估計了稅收政策對經濟的影響,結論表明,稅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比較微弱。tanzi(2000)則指出大多數經驗數據分析的結果表明,發展中國家的
稅率與經濟增長無關。
關于稅率的短期影響,engen erie和skinner jonathan(1996)在對美國稅率的時間序列數據研究后認為,稅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系是不穩定的。se-jik kim(1998)的實證結果是,資本收益稅將平均對增長率帶來2%的影響,個人所得稅將解釋增長率不同的20%。而更多的結論是資本所得稅比勞動所得稅的作用大,但kim認為個人所得稅在對兩國增長率不同的影響上至少與資本所得稅同樣重要。mendo-za、razin和tesar(1994)的研究也表明,當稅率變動10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將相應變動大約0.25個百分點。
但以下研究成果則代表了另外一種觀點。georgios karras(1999)運用11個真實增長率和稅率顯著不同的oecd國家1960~1992年的數據,分別在新古典增長模型和內生增長模型中研究了稅率與增長之間的關系,發現:一是與平滑稅收假設理論相一致,雖然稅率表現為顯著持續的改變,但產出增長率則沒有這個特點;二是較高的稅率會永久減少產出水平,但對產出增長率卻沒有永久的影響。這些發現同內生增長理論的結論不一致。而joel slemrod等(2003)則認為高稅率并不必然降低經濟增長,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高稅率帶來的消極影響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么大,二是政府的稅收收入可能實際上用在了更能提升經濟增長的方面。christos koulovafianos和leonard j.mimlan(2004)在內生增長框架下研究了稅收政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發現如果沒有產出的外部性,邊際稅率會減少資本積累的回報率。因此,在不存在生產的外部性的框架下,邊際稅率總是導致競爭經濟偏離產出的有效性和帕累托最優狀態,但邊際所得稅率的降低并不必然外生地帶來經濟的大幅增長。
burgess和stem(1993)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稅率與單位資本gnp之間存在微弱的但卻顯著的關系,但在發達國家卻不存在這種顯著的關系。
具體到我國的情況,由于對宏觀稅負的統計口徑認識不一致,理論界對我國宏觀稅收負擔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也不盡一致。宋效中等(2005)以巴羅的模型為基礎,利用我國1985~2004年小口徑宏觀稅負的統計數據,在考慮公共支出的情況下,對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進行了研究,結論是我國宏觀稅負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不太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宏觀稅負每增加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將降低0.14個百分點。李永友(2004)把財政支出納入到了稅收負擔分析的框架內,通過對我國經驗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我國的稅收負擔即使在考慮政府支出的情況下,對經濟也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但這種抑制程度在兩種情況下有著很大的差異:在不考慮政府支出時,稅收負擔每提高一個百分點,經濟增長就會下降0.713個百分點;但在考慮財政支出之后,稅收對經濟增長的抑制程度由原來的0.713個百分點下降到0.33個百分點左右。劉軍(2006)通過運用1978~2004年的中國經濟數據建立模型,計算得到我國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存在負相關關系,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為-3.866,即稅收負擔每上升(下降)1%,經濟增長率下降(上升)3.866%;并且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也有影響,但影響度比較小,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0.6,即稅制結構每變化1%,經濟增長率變化0.6%。
(二)稅收負擔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