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7: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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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世》的開篇便是孔子的得意門生顏回向孔子辭行的畫面，顏回說自己要去衛國，孔子問他為什么要去時，他滿懷熱情地回答孔子說:“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愿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顏回說他聽說衛國國君正當中年，輕率地處理政事、役使百姓，使人民大量地死亡，卻看不到自己的過失，因此想遵照老師“治國去之，亂國就之”的教導，去教化衛靈公，使他對自己的做法有所覺悟，達到“其國有瘳”的良好愿望。孔子聽后，給顏回潑了一盆冷水，說:“嘻，若殆往而刑耳!”意思是說，你去了不但不能不救國救民，反而會白白地搭上自己的性命。因為自古以來的圣人都是“先存諸己而后存諸人”，但顏回的情況卻是“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接著孔子又向顏回指出了“求名”、“用智”的危害，“二者兇器，非所以盡行也”，也就是說顏回此舉是有貪圖名譽、奮用私智的嫌疑，他這種“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的做法，被人“命之曰菑人”，而“菑人者，人必菑之”，其結果是反而被別人所害。接著孔子又進一步指出，如果衛國國君能夠做到尊重賢才而憎惡壞人，又何須煩勞顏回前去呢?因此，除非你不諍諫，否則衛君一定會乘著你的漏洞而以他的巧辯與你相斗，你一定會不被信任，以反復諍諫而死于“暴人”之前。顏回仍不死心，接下來又提出了“端而虛、勉而一”、“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等對策，可以看出顏回已對此行做出了充分的心理準備，但經過老師孔子的一一批駁，顏回終于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之處，明白了自己的做法確實是徒勞無益的，最后不得不向自己的老師———孔子求教自己到底應該怎樣做。孔子的答案便是讓顏回先進行“心齋”，達到“心齋”的關鍵是:“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也就是說進入了“心齋”的人才可能“虛而待物”，因而能夠達到“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的境界。也就是說達到這樣境界的人，已完全摒棄了為名為利而進行勸諫的想法，國君能聽進去的話就勸諫，聽不進去的話就拉倒。也正因為這樣的人的心境是空虛的，已拋棄了名譽、智慧的羈絆，故而便可“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這種“虛室生白，吉祥止止”的境界，恰如一把打開亂世之中通向生存之門的鑰匙，它可以讓人“徇耳目內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它能順應萬物的變化，是禹、舜治天下的關鍵，也是伏戲、幾蘧所終身奉行的準則。因此，學會了“心齋”的人，也就好比找到了亂世中生存的一把鑰匙。深深被老師的“心齋”大法所折服的顏回，游說衛國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養中”
僅僅找到亂世之中通向生存的第一把鑰匙還不夠，還必須有第二把鑰匙。“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養中”便是莊子所找到的第二把鑰匙。這把鑰匙是從楚國貴族葉公子高和魯國賢大夫顏闔的經歷中找到的。葉公子高要被楚王派去出使齊國，但齊國對待使者的態度一向是“甚敬而不急”，因此他擔心此次的使命如果不能夠完成的話，“則必有人道之患”，如果此次的使命能夠完成的話，“則必有陰陽之患”。而且他早上接受了使命以后，晚上就飲起了冰來，可能已患上了內熱癥了。他擔負的使命剛剛開了個頭，就已經有了陰陽之患。他已經陷入了一種兩難的尷尬境地，無論使命能否完成，他都將會有災禍，但孔子在接下來的話中，還是為葉公子高找到了一把打開生存之門的鑰匙。針對葉公子高的情況，孔子首先勸導他說，人生于天地之間，事親與事君是無可逃脫的責任。對于事親來說，只要“不擇地而安之”，也就是不論身處何地，只要能把父母安頓好即可。這對于葉公子高來說自然不需費太多的事情即可辦好。而事君，則要“不擇事而安之”，也就是不論什么事都要為他辦妥，才稱得上“忠之盛也”，這就對臣子是一個極嚴峻的考驗，如眼下葉公子高就遇到了這樣一個考驗，他到底該怎么做呢?莊子又借孔子之口對他說，要做到“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孔子告訴葉公子高，既然這是為人臣子的固不得已的事，那么就應該將生死置之度外，這似乎與前面孔子勸顏回的態度不太一致。其實不然，顏回游說衛君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葉公子高則是無可逃脫的。孔子在為葉公子高分析了外交中的“溢美”、“溢惡”的嚴重后果之后，以“法言”的形式向葉公子高指出了外交的原則是“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然后又分析了外交中憑借智巧角力時出現的“陰與陽”、“治與亂”、“諒與鄙”、“簡與巨”等復雜狀況，以及由此所導致的“奇巧”、“奇樂”的結局，最后仍然以法言的形式告訴葉公子高在外交中一定要做到“無遷令、無勸成”。告訴完葉公子高這些以后，莊子將這些生存哲學精辟地概括為:“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而且還說能達到這種境界的就是“至矣”，也就是相當完美了。這實在令我們為他拍案叫絕，正是在這種生存哲學的指導下，莊子為當時的一大批伴君如伴虎的官僚貴族們又找到了一把打開生存之門的鑰匙。這把鑰匙也同樣適合魯國賢大夫顏闔。顏闔將要成為衛靈公太子的師傅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官職，但是他卻一點兒也高興不起來，因為他要傅的這位太子的品性是“其德天殺”［，而他的智慧正好能夠識別出別人的過失，而不能認識到自己的過失。所以如果對他不講究治國原則的話，就會危害衛國，而如果對他講究治國原則的話，又會危害自身的生命。顏闔應該怎么做呢?莊子這一次則借蘧伯玉之口提供給他的生存哲學是:“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也就是說讓顏闔外表上最好多接近衛靈公太子，內心里最好多順從他。即使這樣，還是有一定的危險性，因此，還應該做到“就不欲入，和不欲出”［，也就是外表上接近他時又不要過分陷進去，內心里順從他時又不要太顯露，要做到“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涯”［，這樣就可以做到“達之，入于無疵”［的境界，從而保全了自己的生命。蘧伯玉對顏闔的這番教導，不正是莊子借蘧伯玉之口對“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養中”的生存哲學的生動闡釋嗎?為了能更清楚地表達這一生存哲學，莊子接下來又連用了三則寓言來進一步闡述:螳螂因“積伐而美”而怒其臂擋車的不智之舉;老虎雖然兇猛，但因為養虎者能夠“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因而它不得不乖乖地向飼養自己的人獻媚討好;而養馬者因為馬身上有“蚊虻仆緣”，但他由于“拊之不時”而終于導致了馬“缺銜毀首碎胸”的嚴重后果，這三個例子，兩反一正，進一步說明了在利用“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養中”這把打開通向生存之門的鑰匙時所要把握好度的重要性。
三、樹立“無用致福，有用招禍”的生存觀念
在莊子看來，生于亂世之間，要想保全自己的性命，能做到“心齋”和“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養中”還是不夠的。那么人們還應該怎樣做呢?莊子認為由于受傳統思維的束縛，太過于追求對社會“有用”的名利思想嚴重地阻礙著人們在亂世中的生存，因此，要想在亂世中很好地生存下來，人們就必須堅決地屏棄這種觀念，更新生存思維，樹立“無用致福，有用招禍”的生存觀，這也就是通向生存之門的第三把鑰匙。莊子在《人間世》中一連用了四個寓言故事來具體闡明怎樣利用好這把鑰匙。第一個寓言故事講述了一位名叫石的木匠，他在曲轅這個地方見到一棵“其大蔽數千牛，挈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為舟旁十數”的大櫟社樹，然而匠石卻對這棵櫟社樹視而不見，“遂行不輟”。其弟子對此大惑不解，并向自己的老師請教其中的原因，匠石便向弟子詳細地講解了其中的奧妙，原來這棵櫟社樹是一棵無用的“散木”，如果用它做成船，則會沉沒;如果用它做成棺槨，則會很快腐爛;如果用它做成用具，則很快就會毀壞;如果用它做成門和窗，則會脂液流出如樠樹，不夠堅實;如果用它做成柱子，則又會生蠹蟲。所以說它是一無可用的“散木”，因此它才能夠如此長壽。匠石回到家后，櫟社樹給他托了一個夢，說匠石的說法不夠恰當，不能拿自己和那些“文木”以及“楂梨橘柚果蓏”之屬的文木相比，因為這些樹木都有用，所以“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而櫟社樹自己“求無所可用久矣”，幾乎被人砍死過，現在終于托身于社，才成就了自己“終其天年”的愿望，櫟社樹的經歷不正是“無用致福”的很好的說明嗎?第二則寓言中，南伯子綦在商丘所遇到的“大木”的情形則進一步證明了這把鑰匙的價值。這棵大木的綠陰足可蔭庇千輛馬車，但是當南伯子綦對這棵大木仔細觀察之后才發現，這棵大木的枝干“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它的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舔舐它的葉子，“則口爛而為傷”;嗅一下它的氣味，“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可見，這確實是一棵毫無用處的“散木”，但也正因為它的無用，才成就了它的“長壽”，因而“神人”也以它為榜樣而效仿。這棵“異木”與櫟社樹的不同在于，自己的枝干讓人一看就知道是無用的，葉子與自己散發的氣味更是奇毒無比，因而也根本無須像櫟社樹那樣寄托于社才能保全自己，因而它也更進一步驗證了莊子“無用致福”生存觀的重大價值。第三則寓言中的情況與前兩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宋國荊氏這個地方的“宜楸柏桑”，兩把以上的，就被想要用它們來做拴猴子木樁的人砍走了;三把四把那么粗的呢，就被想要用它們來蓋高大華麗房屋的人砍走了;七把八把那么粗的呢，就被想要用它們來做單幅板棺槨的富貴人家砍走了。所以這些樹根本無法享受自己的天年，都是早早就夭折了，這正是因為它們有用而招致的禍患哪!除了以上這些樹木之外，山木、桂樹、漆樹以及“楂梨橘柚果蓏”之屬等，也都是因為自己有用而招致災禍。這些例子證明了“有用招禍”的生存哲理，又從反面印證了莊子“無用致福”生存觀的重大價值。無用的樹木能夠致福，有用的樹木會招來災禍，那么無用的人的情形又會如何呢?莊子在第四則寓言中為我們進行了精彩的剖析。支離疏是南都學壇2014年第3期一個極端畸形的人，他“頤隱于臍，肩高于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他以“挫針治繲”、“鼓策播精”養家糊口。統治者征兵時，他還可捋起袖子、伸出胳膊、大搖大擺徜徉于期間而絲毫沒有被征的憂慮;統治者攤派各項徭役時，他因為長期殘廢而根本不用服役;統治者賜給有病的人以谷物時，他還可以受到三鐘米、十束薪的賞賜。至此莊子不僅發出了由衷地感慨:“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身體殘缺，本來是一件極其讓人痛苦的事，但在那個亂世紛紜的年代，卻成了保全自己、并能使自己安享天年的靈丹妙藥，那么一般沒有殘疾的人又該如何保全自己呢?莊子告訴人們的做法是“支離其德”:使他的道德成為世俗看來不正常的，也就是屏棄道德智慧之類的東西，這樣的話也就可以像支離疏那樣“終其天年”了。這則寓言故事從人的角度再次驗證了莊子“無用致福”的生存哲學，從而也把如何利用第三把鑰匙打開生存之門的使用方法完整清晰地呈現于世人面前。
接受美學是20世紀60年代至70年端于德國的一種美學理論，其基本觀點從觀念上改變了傳統的閱讀理念，對當前我國語文閱讀教學的改革與創新提供了理論參考，對踐行以“讀者導向”為主的閱讀教學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一、關于接受美學
“接受美學”又稱“接受理論”，是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發端于德國的文學理論思潮和流派。在接受美學的發展過程中，主要呈現出兩種相互區別又相互補充的研究方向，即：一個是以漢斯·羅伯特·姚斯為代表的著重于讀者研究，關注讀者審美經驗和期待視野；另一個是以沃爾夫岡·伊瑟爾為代表的著重于接受活動的文本研究，關注文本的空白和召喚結構，關注于閱讀過程的本身和閱讀過程中文本與讀者之間的相互作用。總的來說，姚斯和伊瑟爾二者的理論相互呼應，并呈現出相互一致的關注，即將關注的焦點從作者——文本關系轉向文本——讀者關系的研究，特別重視讀者在接受過程中的能動作用。
（一）期待視野
姚斯指出：“如果我們想要認識文學文本由于其審美特點而使我們感覺并理解什么東西的話，就不能從分析已獲得整體形式文本義一問題入手，而必須從最初的感知過程入手。在這里，文本猶如一個‘內核’，指引著讀者。”[1]從審美感知的角度來說，姚斯認為作品的價值只有透過讀者才能夠真正體現出來，而任何一位讀者在閱讀之前，都已經處在一種前在理解或者一種前在認知的狀態，這種前在理解的狀態就是文學的“期待視野”。簡單地說，就是讀者在進入閱讀欣賞之前，因其自己的生活經歷、閱讀水平、文學造詣、審美情趣、鑒賞能力以及閱讀經驗的不同，在自己的心理上會形成一定的閱讀定式，因此讀者對一部文學作品能夠產生怎樣的理解，能夠理解到什么程度，完全取決于其期待視野。正如魯迅先生當年評《紅樓夢》時曾這樣說“經學家看到易，道學家看到，才子看到纏綿，革命家看到排滿，流言家看到宮闈秘事……”每一個讀者在進入閱讀活動中的時候，總是因為原來的經驗、趣味、素養等因素所構成的期待視野的影響，所以，讀者在接受文學作品的過程中，也就是一個不斷的建立、改變、修正、再建立期待視野的過程。
（二）召喚結構
傳統文學理論對于文學活動的認知，基本上認為作家的作品完成，文學活動便隨即終止，因此對文學的閱讀活動并沒有系統性的研究，一直到接受美學的發展與興起，才開始重視閱讀對于文學活動實現的重要性。接受美學一直非常重視讀者對文本的審美創造，正如薩特所說的：“讀者意識到自己既在揭示又在創造，在創造過程中揭示，在揭示過程中創造。”[2]因此，接受美學將讀者放在揭示活動的中心地位，認為文學意義的實現，在于讀者的閱讀活動，只有通過讀者的審美感知，文學作品才具有現實存在的意義。
從文本的角度來說，任何文學作品的語言構造，都具有一定的未定性，在意義空白和意義未定性中形成一種具有開放性的“召喚結構”，等待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加以具體化。因此，文學交流是作者與文本之間的相互作用，在閱讀過程中空白可以被讀者不斷填充，并賦予新的意義與特征，實現文本與讀者的對話。
二、接受美學理論與語文閱讀教學
教育部頒布的《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充分肯定了學生的主體地位，明確指出：“閱讀是學生的個性化行為……教師應加強對學生閱讀的指導、引領和點撥，但不應以教師的分析來代替學生的閱讀實踐，不應以模式化的解讀來代替學生的體驗和思考。”[3]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在“實施建議”關于“閱讀和欣賞”的建議中，進一步指出：“閱讀教學是學生、教師、教科書編者、文本之間的多重對話，是思想碰撞和心靈交流的動態過程……教師的點撥是必要的，但不能以自己的分析講解代替學生的獨立閱讀。”[4]
在《語文課程標準》的指引下，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策略和教學方法逐漸轉向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策略和學習方法，在強調引導學生主動參與的前提下，開始重視學生如何通過提問、討論和對話學習的方式表達其個人的感受，并能夠針對文學與人生的關系進行深度思考。
閱讀教學的本質在于幫助學生理解和鑒賞作品，然而以往過度依賴教師講述和分析作品內容，學生并不能真正了解如何在閱讀過程中融入自身生命體驗和審美感受，并從中掌握鑒賞作品的基本認知和方法。根據接受美學的觀點來說，文學作品意義的產生，并不是完全由作家或單一讀者所賦予的，而是閱讀過程中由讀者自己來完成的。
從教學的觀點來說，閱讀是讀者主動參與文本意義建構的活動，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如何引起學生閱讀文學作品的興趣，呼喚和建立學生的“期待視野”，就成為閱讀教學活動最重要的第一步。不過，學生對文本的理解是有差異的，因為他們在文化和個體上都是獨特的，所以閱讀并沒有標準答案，在引導閱讀活動的朝向上，教師更要尊重學生對作品的理解，而更為重要的是，閱讀本身不僅是一個外部閱讀的過程，而是一個不斷加入讀者個人體驗的經驗過程，所以整個教學的重心應在于引導學生進入文本情境，積極與文本對話，教師應該重視學生的“讀者反映”，并引導與其他讀者進行分享對話，為之架構更大更寬廣的閱讀期待視野。在閱讀活動之中，當學生意識到自己不再是一個被動的讀者，而是認識到自己在閱讀活動中的主體地位，提高自己的審美感受與領悟能力。因此如何教授學生以一種審美的閱讀態度把握作品的世界，成為提升閱讀教學的關鍵。
三、小結
不可否認，接受美學理論有其本身的制約性，所以接受美學理論并不適用于所有的文體，比如作者“義指”比較確定且恒常的議論文和說明文，由于這兩類問題通常是表達作者對于社會、自然、人生等的某種觀點或者是解釋說明自然界某個具體的事物或者現象，因此，這類文體在通常情況下是不需要甚至不允許違背作者的原意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一元解讀”依舊甚至必須是占據主要地位的。不過，接受美學強調讀者作為文學活動主要環節的觀點，對于現行閱讀教學模式的變革而言，仍然具有其重要的啟示。如果教師在進行閱讀教學活動設計時，能以接受美學理論作為指導，深入引導學生認識自身作為讀者的自覺意識，促使學生積極參與閱讀活動，進而對范文作品進行創造性的感悟和解讀，是有可能改變傳統范文教學形態的既有模式，達到較為理想的閱讀成效。
注釋：
[1]H.R.姚斯、R.C.霍拉勃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2]薩特.薩特文論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3]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S].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4]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參考文獻：
[1]胡經之，王岳川.文藝學美學方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2]朱立元.接受美學導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3]郭敬璋.在“多元解讀”的誤區中突圍——中學語文文本解讀有效性的理性思考[J].語文月刊，2013，(4).
[關鍵詞]SCI論文；醫院；價值定位；評價指標
[中圖分類號]R-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4721（2016）12（b）-0162-03
《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SCI）是享譽全球的文獻檢索工具[1]，其作用是幫助科技人員查閱最新科技文獻，跟蹤最新學術前沿，了解最新學術動態。然而，近年來相關文獻[2-3]紛紛報道我國科技領域逐漸把SCI泛化、異化，以SCI收錄論文數量來衡量單位或個人科研學術水平的高低，并作為職稱晉升的重要評價指標，出現了前所未有的“SCI熱潮”。就連國外Nature雜志也報道SCI在中國學術界存在不良現象和弊病[4]。本文就SCI在醫院的價值定位進行相關調查和討論。
1資料與方法
其一，選擇河南和山東14所醫院、2所療養院、2所衛生研究機構為單位調查對象，采用電話咨詢所在單位是否將SCI論文列為職稱晉升的重要指標，是否對SCI論文有重獎措施。其二，選擇上述兩省4所三甲醫院221名醫療技術人員為個人調查對象，采用匿名問卷調查，內容包括對SCI論文的看法、對SCI論文引入評價指標（職稱、學術、獎勵）的看法、對SCI論文收錄數量與醫療水平關系的認知、SCI論文能否實踐轉化的認知。
2結果
2.1單位調查結果與分析
18所醫療單位均將SCI論文定為職稱晉升的重要指標。在獎勵措施上，18所醫療單位在2013年前全部有經濟獎勵。之后，14所醫院取消了經濟獎勵，而是在職稱晉升上加大了分值，說明純潔學術風氣正在醫院興起，4所醫療單位仍有經濟獎勵。
2.2個體調查結果與分析
4所三甲醫院發放問卷240份，收回有效問卷221份，回收率92.1%。其中，本科42人，碩士141人，博士38人，分別占19.0%、63.8%、17.2%；醫類152人，藥類21人，技類48人，分別占68.8%、9.5%、21.7%。
2.2.1對SCI論文的看法從選項統計看，“為職稱晉升做準備”占50.7%，與單位調查中“SIC論文列入職稱晉升指標”相符，說明被調查人員在某種程度上背負著單位指標的壓力。其次是“為醫院科研做貢獻”占12.7%、“為臨床服務”占7.7%、“提升自己能力”占4.6%，其他為多選次數占24.3%。
2.2.2對SCI引入評價指標的看法從選項統計看，選擇“有合理性但不是唯一”占59.3%，說明多數被調查人員能理性看待SCI。其次是“不合理”占13.2%，“合理”占7.2%，“不做評判”占4.5%，其他為多選次數占15.8%。
2.2.3對SCI論文數量與醫療技術水平關系的認知從選項統計看，“SCI論文數量不能反映醫療技術高低”占45.2%，“SCI論文數量與技術無關”占39.3%，說明多數被調查人員明白SCI論文與臨床實踐的區別。其次是“SCI論文數量能反映醫療技術高低”占6.8%，“SCI論文數量多技術越好”占4.2%，其他為多選次數占4.5%。
2.2.4對SCI能否實踐轉化的認知從選擇統計看，“不知道”占49.7%，說明多數人對SCI的認知還停留在只是發文，沒有理解其實踐轉化的意義。“沒有轉化”占19.9%，說明SCI論文并沒有完全運用于臨床實踐。其次是“轉化”占17.3%，“個別轉化”占13.1%。
3討論
3.1SCI論文在醫院價值認知調查反映出的問題
其實，“SCI熱”之現象是全球性的，并逐漸蔓延和加劇[5]。但是，在SCI論文價值認知上，國外多數醫療機構沒有刻意將SCI論文設定為指標，而是更加注重通過SIC論文對某種疾病、某項研究的評估，注重其實踐轉化[6]。本次調查并結合相關文獻報道，發現以下問題。
3.1.1以SCI論文論英雄國內多數醫療機構把SCI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醫院之間的競爭、個人進步的評價，都與SCI緊緊捆綁，把SCI論文列為“剛性指標”[7]。在臨床上有相當一部分能看病、能解決疑難病癥的醫生，只是沒有SCI收錄的論文，在職稱晉升中被甩在后面，嚴重挫傷了積極性。這種以SCI論文論英雄，必然在醫院造成本末倒置的現象。
3.1.2對SCI基本概念的認識不足不少醫院盲目“崇拜”SCI，對其發展歷史、收錄特點、評價方法并不了解。本次調查中的某院對全院科主任進行考評，把SCI列為評價指標，結果管理、信息、情報、工程等科主任排在末尾。這就暴露醫院管理者對SCI基本概念認識不足。SCI是一種文獻檢索工具，收錄的重點是自然科學，也就是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而信息學、情報學、管理學屬于社會科學。這種“一刀切”式的評價不科學、不合理、不公平。
3.1.3SCI價值本質的扭曲2013年前多數醫院對SCI論文給予經濟獎勵，吳咸中院士報道有的醫院SCI論文可得到幾萬乃至十幾萬、二十幾萬的年終獎勵[8]。此外，也有根據影響因子系數進行獎勵，如影響因子系數0.3獎勵3000元，系數1獎勵1萬元，以此類推。這種誘惑式獎勵條件，扭曲了SCI的科學價值定位，把醫務人員引向金錢的誤區，最終導致醫院以救死扶傷為己任的價值觀的滑坡。
3.1.4優質論文相繼外流國家自然基金成果都是以論文形式呈現，各類基金成果對SCI收錄的論文給予優先，加之各醫院優厚的獎勵條件，導致優質論文大量外流，造成國家花錢資助的研究成果被外國人享受，受益的首先不是中國人[9]，導致國內核心期刊高質量論文組稿困難，影響力較低，最終使國家科技實力受到影響。
3.1.5由SCI論文引發的學術造假在國內把SCI論文過度化的影響下，帶來的是SCI產業鏈，出現了一批打著知識創新的網站，明碼標價提供從、翻譯、刊用“一條龍”服務。于是，造假、剽竊成風，學術腐敗、欺騙泛濫成災。有報道2009年國內銷售額達10億元[10]。試想，脫離了臨床實踐的論文，談何促進醫學創新的發展。
3.2SCI的價值定位
3.2.1充分肯定SCI在醫院的作用價值其一，我國科研成果產出形式之一是，所以，醫院SCI論文產生得越多，科研成果獲獎率相對就高，對醫院科研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其二，把論文投向被SCI收錄的國外醫學期刊，既可得到國際專家對論文的指導，也有助于英文寫作水平的提高[11]，對提升個人素質有一定的幫助。其三，在同等條件下選拔人才，必須有一套評價系統為依據，以體現公平公正，SCI作為評價指標之一具有合理性。
3.2.2SCI論文要有但不是唯一國家應積極推進科技政策導向的改制，SCI論文要有，但不是唯一。不能將SCI論文成為逐利的工具，作為衡量醫務人員的砝碼。提倡開展醫療績效評價方式，SCI要有，但臨床實踐、業務能力和醫療安全不能忽視，才能充分調動各層次醫務人員為臨床服務的積極性。
3.2.3科學了解和評價SCI2014年，韓啟德、吳孟超、吳咸中等33名國內著名醫學專家聯合倡議“正確對待SCI，盲目熱衷有弊病”[12]。其實，SCI自身也存在弱點和缺陷，如影響因子就是造成評價偏倚和失真的例子。影響因子是指該期刊被引用情況的相對均值，并不是某篇論文的影響因子。期刊影響因子為4，并不代表論文的影響因子為4。因此，在正確了解和認識SCI的同時，取其精華，融合本國特色制訂出更加科學、合理、公正的評價標準，使評價機制回歸本源。
3.2.4遏制由SCI引發的學術造假2014年某網站報道了《科學美國人》雜志對國際期刊進行抄襲調查，結果所調查的百人名單中，96篇來自中國[13]。當然，學術不端的行為并非我國特例，國外學者報道2047篇被撤銷論文中，抄襲和偽造占撤銷論文總量的67%[14]。上述現象應該引起我國科技領域的深思和注意。首先，醫院要加強科研的規范化管理，遵循科研倫理，注重醫務人員的學術道德教育，對學術不端行為進行有效預防。其次，政府要整頓網絡，取締論文中介組織，堅決遏制學術造假的不良風氣。
3.2.5明確SCI論文與醫療實踐的相互關系SCI論文的終極目標不是獎勵刺激，而是能否將研究成果轉化為醫療實踐，在臨床上得到推廣應用、解決疑難病例，為人類生命健康作出新的貢獻。如果只是為了SCI論文去科研、去提升職稱，就是混淆了SCI論文與醫療實踐的相互關系。因此，SCI論文在醫院的價值定位關鍵在于將研究成果進行醫療實踐轉化，提高臨床疑難病例的診治和預防水平。
“SCI之父”Garfield博士曾說，SCI是一個國際標準數據庫，用這個標準衡量科研人員，或以收錄論文數量評價科學研究不合適[15]。雖然SCI對促進我國科研學術、衡量醫務人員學術水平具有參照價值，但是國家科技領域應注重政策導向宣傳，醫院也要辯證看待SCI利弊，制訂出科研與臨床績效相結合、定量和定性相結合、成果與轉化相結合的具有科學性、合理性、多維性的評價體系。值得欣慰的是，隨著國家反腐倡廉的深入，醫療機構正在逐步整頓，通過調查筆者看到不少醫院取消了對SCI論文的重金獎勵，而是更加注重臨床實踐與成果轉化。“以SCI論英雄”的局面必將得到改善，醫院的學術風氣也將逐漸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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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關健詞: 哲學 創新 創新哲學
論文摘要:哲學的創新開闊了人們的視舒，更斷了人們的腦子，催生了創新哲學觀。從而被予人們街的認識與實踐工兵.迄必將推動看
再次，創新具有方法論蘊意。第一，創新是一種反思與批判。創新意味著對現實的不滿足，因而對事物的過去和現在產生質疑與再認識，進而對之考察評判，弄清事物存在問題的性質與原因，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創新是在反思基礎上的創新，它以否定現實為前提，追求比現實更美好、更理想的東西，從而改造現實、變革現實。當然，創新也是在現實基礎上的創新，它不可能一概否定現實，而是揚棄現實，是繼承基礎上的重建。可見，創新體現了唯物辯證法的精髓。我國近20余年的改革實踐，正是通過反思與批判，解決了社會主義的生存危機與 發展 問題。其主要表現是:在 科學 社會主義理論與具體實踐關系問題上，屏棄重書本理論、輕現實實踐的觀點，走建設有
【關鍵詞】論文 數據庫 查新
論文全文數據庫是我國現階段文獻資源最完整，同時在動態更新方面最為優秀的碩博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是薈萃我國各學科領域重要創新成果與高層次創新人才信息的科學文化資源寶庫，是培養高層次科技人才，推進科技工作人員之間的學術交流.促進學科建設和科研工作的平臺。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收錄了國家級學會、協會、研究會組織、部委、高校召開的全國性學術會議及國家性會議論文全文。覆蓋學科廣、文獻量大、收錄質量高、全文收錄、每日更新、使用方式靈活等特點，是我國最具權威的論文全文數據庫。數據庫信息存貯量太，檢索速度快，為科技查新提供了文獻保障，在科技查新領域有著十分廣闊的應用前景。
一、概況簡介
（一）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CDFD）收錄了從1999年到現在為止我國357家具有博士培養資質單位的博士學位論文，累積博士學位論文文獻7.3萬多篇。由相應的數據庫服務中心實行每日更新。學科范圍包含并且涉及基礎科學、農業科技、信息科技、經濟與管理科學、工程科技（Ⅰ，Ⅱ）、醫藥衛生科技、社會科學（Ⅰ，Ⅱ）、哲學與人文科學等學科。
（二）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CMFD）是我國現階段資源最完整，質同時連續更新最優秀的碩士學位論文文獻。學科包含了基礎科學、工程科技（Ⅰ，Ⅱ）、信息科技、醫藥衛生科技、經濟與管理科學、社會科學（Ⅰ，Ⅱ）、哲學與人文科學等學科，它收錄了自1999年至2007年12月31日所累積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文獻54萬多篇，這些文獻都來自于全國460家具有碩士培養資質單位的碩士學位論文。在更新頻率上：CNKI中心網站及數據庫交換服務中心每日更新。
（三）中國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CDMD）（清華同方），收錄了1999-2006年全國300家具有博士培養資質單位所刊發的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近22萬篇。這些論文的收錄范圍包括理工A，B，C、文哲史、經濟政治與法律、電子技術與信息科學、教育與社會科學等學科。
（四）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CPCD）》（CNKI）收錄了我國2000至今以來國家二級以上學會、協會、研究會、科研院所、高校、政府舉辦的重要學術會議在國內召開的國際會議上發表的文獻92萬余篇。收錄范圍涉及基礎科學、醫藥衛生科技、社會科學、經濟與管理科學、信息科技、農業科技、哲學與人文科學等學科。
二、不同數據庫作用分析
（一）獲取論文全文的作用
1.獲取論文原文：撰寫新論文的關鍵是要首先尋找并且閱讀相關文獻，然后將要所攥寫論文的文獻數據和已經發表的論文進行對比并且分析。并且用表格、圖形或文字方式將文獻的結論、成果、工藝等和查新課題進行比較，提到和查新課題創新有關的數據。只有這樣才能作出獨特性的結論，而只找出相關的題錄或文摘作結論是不能達到這樣的目的的。
2.通過對中國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CDDBFT）進行學科主題瀏覽、個性化檢索、組合檢索等方式，然后再進行二次鏈接（可以查到同一關鍵詞以及同一作者的所有論文）。在檢索結果中可以看到相關的論文題目，點擊所要找的論文，可以得到論文的全文信息。
3.通過對中國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CDMD）進行簡單檢索、高級檢索等檢索方式，可以在檢索結果中發現論文題目、學位授予單位、提交日期等相關信息。
（二）同類數據庫聯合使用
任何一種數據庫或者刊物均不可能收錄本學科和相關學科的全部文獻，在項目查新咨詢的實踐中可以發現，只有將多種同類數據庫聯合起來，才能達到最佳的效果，從而避免出現漏檢現象。現就上述論文全文數據庫在科技項目查新咨詢中的作用作一論述。
1.學位論文作為特種文獻之一，它的數量也在隨著時間的變化而不斷的增加。學位論文本身和常規文獻-- 圖書、期刊等有著各自不同的信息價值，同時也受到了教學、研究、等領域研究人員的關注。
2.科技查新和一般的文獻檢索的目的不同，它不是以尋找相關文獻目錄為目的。而是以數據庫的高水平檢索手段為基礎，然后利用各種方法進行對比分析。找到其獨特性和新穎性為目的，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就需要在在查準的基礎上達到查全，避免出現漏檢的現象。將多種數據庫的聯合應用起來，可以有效的達到這樣的作用，特別是在做一些邊緣學科或者交叉科學的項目時，可以發揮其良好的效果。不僅提高了科技項目查新中的查全率和查準率，同時也提高了內容的準確性、擴展性、全面性等。
3.根據科技查新咨詢實踐可以發現，部分科研人員在選題時，仍然按照過去的經驗來檢索文獻資料，對學位論文數據庫的強大功能不夠重視。在查新過程中一些科研人員根據自己掌握的不全面的信息，就開始進行選題或開題。在準備申報科研項目或成果，需要查新機構進行科技查新時，才發現已經有了相同或類似的研究成果。科技項目查新咨詢工作是具有較強的技術性和科學性，對提高科技管理與決策規水平，減少和減低科研項目低水平重復率和科技成果評審失準方面，同時增加科技投資效益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科研人員不僅要充分利用專題數據庫成果數據庫、國內外期刊數據庫、專利數據庫，也要充分的利用會議論全文數據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等數據庫資料，為科研選題科技查新做好服務工作。
關鍵詞：過程論;動態過程;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哲學
一、作為動態過程的技術
美國技術哲學家米切姆區別了四種類型的技術概念,即作為客體的技術,作為過程的技術,作為知識的技術以及作為意志的技術。關于作為過程的技術,米切姆曾提出,工程師注重制造的一面,社會科學家注重使用的一面,而傳統的人類活動就劃分為制造和使用兩類。工程師認為技術的基礎內容是發明和設計[CD2]制造的原初意識,社會科學家則認為是生產和實用,技術的社會應用才是最重要的［1］。在此,米切姆已經把技術理解為包含發明、設計、生產、使用的不同階段的過程。
東北大學遠德玉教授是國內較早探討技術本質的學者之一,1981年11月,遠德玉教授參加在蘇州舉行的第二屆全國技術史學術討論會,提交論文《技術是一個過程[CD2]略論技術史與技術論研究》,首次提出了技術過程論的觀點。1982年,遠德玉教授在《技術是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一文中提出,把技術列為科學的一個層次是不妥當的,需要從技術的角度來研究技術與社會、生產、經濟、哲學的關系［2］。1983年,遠德玉教授又提出,技術是一個人類實踐的動態過程,技術在人類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才體現出自己的面目［3］。1984年10月,遠德玉教授向第三屆全國技術史會議提交了題為《歷史中的技術》的論文,分析了原始時代、工匠時代和近代技術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點,提出技術概念是一個歷史性的范疇,它本身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人們對技術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術形態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時期人們側重于技術的某一形態,便產生了不同的技術理解。在1986年出版的《論技術》一書中,他進一步論證了技術是一個動態過程的思想,并把技術是一個動態過程作了三方面的概括:技術是從無形技術向有形技術轉化、從潛在技術向現實技術轉化的過程,是技術軟件與技術硬件在動態過程中的統一,是知識、能力、物質手段不斷更新的過程［4］。2003年,在《技術過程論的再思考》一文中,遠德玉教授對技術是一個過程又增加了一條概括,即技術是目的與手段在動態過程中的統一。目的性在技術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不斷變化,相應的手段也在變化,由此才有技術形態的變化［5］。
關于技術是一個過程的思想,是理解技術本質屬性的關鍵。在《過程論視野中的技術本質》一文中,筆者從技術目的實現的過程性與技術形態轉化的過程性兩個方面作了分析［6］。一方面,目的性是整個技術系統發展的動力,是支配技術各要素的靈魂,技術的目的性指的是人們有意識地把某種自然對象轉變為受人影響和被人加工、改造、控制的對象,使技術成為變革自然的手段,而不是指技術本身就是目的。在技術逐漸成為滿足人們需要的物品的過程中,技術目的性也逐漸地得到實現,即技術目的的實現也是一個過程。另一方面,技術目的在技術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是不斷變化的,技術目的的變化就會導致技術手段的變化,由此產生技術的不同形態。由潛在的知識形態的技術到現實的物化形態的技術的轉化過程,就是技術的目的性具體化的過程:從抽象的技術目的性轉化為具有特定功效性的目的性,并進一步轉化為符合特定經濟性和社會性的目的性。
從過程論的角度看,技術本來就是表現為多種形態的,諸如知識形態的技術與物化形態的技術,有形的技術與無形的技術,潛在的技術與現實的技術,一品技術與多品技術,等等。技術形態的轉化就是它向生產力的轉化過程,也是技術本身的不斷完善化過程。由主觀技術構想、創意而產生的技術發明是技術的初始形態,必須經過設計、試制和試驗加以客觀化、物質化,才能納入到生產勞動過程中去,成為現實的生產技術。而單一的生產技術仍不能實現技術的最終目的,因為它只能完成產品生產的一部分或一個環節,必須有許多與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產技術才能形成產品和服務;只有多種生產技術的綜合,即完成生產技術的體系化或形成產業技術,才能實現技術的最終目的
［7］。
二、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
從技術動態過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完整的技術活動并不僅限于技術發明,它至少包括兩部分的內容,其一是技術發明活動,即技術知識的創造、積累,科學知識的拓展;其二是技術創新活動,即把技術發明活動的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實現技術的目的性。這兩部分內容對于技術活動來說是互補的、缺一不可的。實際上,在技術創新過程中也會伴隨著技術發明的出現,這樣的技術發明仍可申請專利,而且其應用于技術創新過程的時滯也許更短,因為這種發明是更加接近和適合市場需要的。因此,只有兩者的結合,才能完整地理解歷史上和現實中的技術。正如英國牛津版《技術史》一書的主編T·I·威廉斯在該書的6、7卷序中所指出的,我們不能把技術的發展與管理部門和工會的作用分割開來。在當代,曼哈頓工程和登上月球的實現,代表了技術發展的頂峰。但是,公正地說,這些成就既是科學家和工程師們以精湛的技術能力工作的結果,同樣也是這些極為復雜的工作的管理者的巨大勝利［8］。
熊彼特最早對“發明”與“創新”進行了區別。他認為,企業家的職能是把新發明引入生產系統,創新則是發明的第一次商業化應用。只要發明還沒有得到實際的應用,那么它在經濟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實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即創新,是同它的發明完全不同的一個任務,而且這個任務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把發明創造同技術創新相區別,被認為是熊彼特的重大貢獻之一。日本學者森谷正規認為,創新與發明之所以被大大地混淆,是因為從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的技術發展,包含創新與發明兩方面的內容。作為這個時期標志的創新是眾多發明的產物,一系列革命性的發明為技術創新提供了動力,掀起了滔滔不絕的技術創新的洪流［9］。我國理論界也探討了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的區別。陳昌曙教授與遠德玉教授合著的《技術選擇論》一書,較早地初步區分了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提出企業技術活動的中心環節,是如何把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并實現經濟增長,即做到技術創新。他們認為,技術發明是技術創新的一個環節,而不是技術創新的全部和實質。技術創新是研究、開發、工程設計、市場分析和管理決策等相互交錯的全過程,是把發明應用于生產并實現經濟增長的全過程,是過程創新［10］。陳文化教授則把技術發明比喻為“雞下蛋”,把技術創新比喻為“孵小雞”,認為技術創新是“孵化企業”的過程,只有不斷地孵化出企業,才能實現科技與經濟的一體化;相反,如果把創新等同于創造,就是了創新的本質和靈魂,其結果又會退回到科技與經濟相分離的老路上去［11］。對技術發明和技術創新進行的這種區分,其意義在于指出了技術(經濟)活動包括的豐富內容不僅僅局限于技術發明,事實上停留于技術發明的技術活動是不能為一國或一地區帶來實際的經濟效益的,技術活動還有其更為重要的一面,即技術創新。由此必然會合乎邏輯地過渡到技術創新的研究,因為技術創新實質上就是在技術原理基本不變的情況下的技術形態轉化過程。
就目前所見到的技術史方面的著作來看,重點是研究技術發明,弄清哪些人在什么時候用什么方法發明了什么新技術,而且對做出過發明的人物生平進行較為詳細的敘述。這種研究是很必要的,因為只有從這些發明家身上總結并吸收更多有規律性的東西,才能有利于我們在今天和未來的實踐中做出更多的發明來。然而,僅有這種研究又是不夠的。從過程論的角度看,只有深入到技術創新的內部,揭示技術創新活動的規律,才能完整地理解技術過程,因為在當代社會,發明家的創造性成果只有經過技術創新主體的創造性活動,形成技術商品而直接被最終消費者所使用和體驗,技術發明家的目的性以及技術發明物的價值才能得以展現,才能實現技術的現實過程。在這種意義上,技術創新成為唯一能夠揭示技術存在的方式,人們正是通過對技術創新的每一個階段或環節的具體把握,才能領會技術的真實含義。不弄清技術創新問題,就談不上真正理解技術的本質問題;脫離對技術創新過程的理解進行的有關技術本質和意義的探討,也是缺乏現實針對性和理論活力的［12］。
三、技術創新研究的新范式
從過程論的角度看,技術創新的內容可以理解為技術本身的、經濟的以及管理的創新的結合。技術創新首先是技術本身的過程創新,包括技術本身的不斷完善化過程,又包括該項技術同相關的一系列技術結合實現體系化的過程;其次是經濟的過程創新,包括一系列的經濟決策與經濟行為的創新;再次是管理的過程創新,它使得生產過程中技術的諸要素、生產力的諸要素得以完善地組織、協調、平衡和配置,實現生產經營系統在功能和結構上的整體優化。三種創新在技術創新的不同階段,所起的作用和側重點是不同的。技術的過程創新在創新的開始階段比較強,隨著創新過程的發展,技術的創新內容呈現弱化趨勢,而經濟的和管理的過程創新則呈現日益強化的趨勢。只有三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實現技術成果的商品化,使技術變為直接生產力［13］。由于技術創新是一種呈現為某些階段性的連續的漸進過程,因而研究不同階段的創新特征、內容和方法,對于人們弄清技術創新的規律和規則,并按照這些規律和規則進行創新,從而縮短從發明到商業應用的時間,都是極為有益的。正因如此,遠德玉教授積極倡導進行技術創新的工藝性研究,并提出了創新工藝研究的課題,包括如何對技術的、經濟的、管理的三類過程創新的結合及其階段性的研究,如何認識創新的內容隨著創新階段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特點、規律,如何探求創新過程中不同階段所采用的創新方法和手段。
沿著過程論的思路,技術創新研究的新范式逐步得以形成。這種新范式以技術創新的經濟學研究、管理學研究、技術學研究、政策學研究等為基礎,認為技術創新既不是純經濟學范疇,也不是純技術學范疇,更不是純管理學范疇,它是經濟與技術相互結合的,既具有經濟特征又具有技術特征的技術—經濟范疇。在實現技術與經濟的結合過程中,管理起著關鍵性作用。從企業來看,技術創新是把發明成果創造性地應用于生產經營活動,使之向產品化、商品化不斷逼近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生產函數的多次轉移,技術在形態上的多次改變,最終成功地把創新產品推向市場,并獲得顯著的經濟效益,才是完成了技術創新的一個周期。技術創新一開始就是技術實踐、生產經營實踐、管理實踐結合在一起的特殊的社會實踐活動,具有技術實踐、生產經營實踐與管理實踐的三重屬性。盡管在整個技術創新實踐活動中的不同階段,上述三者的表現有所不同,但缺少任何一個方面,都不能構成現實的技術創新活動;而只有三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創造出滿足市場需求的產品,使技術成果轉變為現實的生產力,為企業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因此,技術創新的研究需要突破線性思維的誤區,需要充分把握技術創新過程的非線性作用機制,充分調動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通過各種途徑對已有的技術創新活動進行必要的認識和總結,從中發現不同創新活動在其實施過程中的具體表現以及遇到的具體問題,從而根據這些創新活動暴露出來的共性問題,預見現實技術創新過程可能遇到的不利情況,以便在創新實踐過程中加以特別注意,減少技術創新活動的盲目性。把技術創新看做是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社會化過程、產業化過程和商品化過程,是技術創新研究視角改變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確立的方法論基礎,也是技術創新的哲學研究同經濟學的和管理學的技術創新研究區別開來的標志。
劉則淵教授在《試論中國技術哲學的東北學派》一文中指出,以陳昌曙教授為代表的技術哲學專家在20多年的研究歷程中逐漸形成了中國技術哲學的東北學派,他們基于技術本質、特征、體系、結構以及相關范疇的哲學分析,并把這種哲學的分析應用于技術選擇的現實活動。其中,技術創新哲學理論是技術哲學東北學派的突出成果,它基于《論技術》中關于“技術是一個過程”的觀點,把技術創新看做是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社會化過程、產業化過程和商品化過程,率先提出“技術形態的過程創新”思路,在技術創新實踐中實現技術、經濟、管理三方面的過程創新［14］。這種評價從過程論的視角來看,是比較中肯的。
四、技術創新哲學研究的新進展
技術創新哲學的興起和發展,本質上反映著技術創新對哲學發展的影響。在這里,技術創新哲學并不是從最普遍的哲學或“元哲學”中發展派生出來的,而是從技術創新研究和實踐提出的問題中引導出來的;同樣,也不是技術創新研究需要有哲學轉向,而是哲學研究需要有技術創新的轉向。從哲學的視角研究技術創新,就是要對各有差異的技術創新實踐中遇到的帶有普遍性的問題進行哲理性的思考,從中揭示技術創新的本質規定和基本特征,探討影響和制約技術創新活動的根本因素,研究促進技術創新的能力與動力機制,以便為技術創新實踐及其理論研究提供方法論指導。
就國內學術界對技術創新哲學的研究來看,陳其榮教授在對不同的技術創新觀點進行歸納、比較后,根據實踐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從哲學角度把技術創新界定為“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在創新環境條件下通過一定的中介而使創新客體轉換形態、實現市場價值的一種實踐活動”,并說明了技術創新的五個基本特征,即創新性、實踐性、社會性、歷史性、不確定性［15］。肖信華以范式思維方式為研究方法,從技術創新的特點、機制、方法、途徑等研究入手,對技術創新的哲學理性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討,并提出了技術創新的三對范疇,即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現實性,形式與內容［16］。夏保華教授則呼吁自然辯證法學者應特別著力于進行技術創新的哲學研究,并為發展一門技術創新哲學而努力。他還開列了關于技術創新的本質、客體、活動、主體、動機、知識、條件、方法等八組哲理性問題［17］,并探討了作為哲學范疇的技術創新,認為技術創新是一種在人與自然、
人與人、自然與自然之間展開的由新技術構思到新技術物品生產的創新性社會活動價值系統［18］。宋海龍以明代中期以后中西方火藥、火器理論及技術的發展為例,討論了哲學思想對技術創新的影響,認為哲學思想通過影響技術創新主體的創新意識、創新題目的選擇、創新方法的設計以及創新成果的理論解釋等渠道,滲入技術創新的全過程。在近代史上,西方以實驗為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對于技術創新具有積極意義,中國“經世致用”、“天人合一”等傳統哲學思想對于技術創新具有消極影響［19］。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東北大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自1993年獲得科學技術哲學博士學位授予權以來,遠德玉教授和關士續教授就開始招收“技術論與企業技術創新”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先后指導完成有關“技術創新主體”、“技術創新的制度安排”、“產業技術生態化”、“技術創新的歷史階段性”、“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技術改造”、“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的整合”、“基于信息過程的技術創新研究”、“技術創新的契合模式”、“企業技術創新的多層次分析”、“產業技術范式的演化分析”、“產學研合作創新體系的歷史與實踐分析”、“技術創新與產業變革”、“IT企業的知識管理與技術創新”、“創新系統中的知識流動分析”等14篇博士論文,另外陳昌曙教授、陳凡教授和婁成武教授分別指導其博士生完成了技術創新研究方面的7篇博士學位論文,內容涉及企業持續技術創新的結構、技術創新組織及其演化、企業孵化器創新功能及其實現機制、企業形象及其創新、民營企業技術創新、創新系統中的多主體合作及其模式、技術創新過程中的創造性思維及其培養模式。這些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與完成,均以過程論作為方法論指導,從不同的層面深化了技術創新哲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今,東北大學科學技術哲學博士點仍然繼續招收“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和“技術創新哲學”方向的博士生,并就高新區自主創新、技術創新的價值取向、技術創新柔性激勵機制、技術創新過程的協同創造、技術創新文化等內容展開哲學方面的研究。這些研究也是以過程論為方法論的,正如李宏偉博士在自己的學位論文的致謝辭中所說的,過程論思想已經上升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觀念和思想方法,成為貫穿論文始終的思想基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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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d.D.的數量規模逐步壯大，已經成為博士學位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
世界上第一個專業博士學位是1920年誕生于美國哈佛大學的教育博士學位（Ed.D.）[1]5，此后，Ed.D.教育在美國逐步發展起來。1947年，美國有31所大學建立了教育專業博士學位點。20世紀50年代末，美國已經有92所大學授予一種或者兩種教育博士學位，到1983年，這個數據增至167所。1995年，在美國127個教育管理博士點中，有61個只授Ed.D.學位，有43個既授予Ed.D.，又授予教育學科的哲學博士學位（theDoctorofPhilosophyinEducationDegree,Ph.D.）。到2005年，美國已經有250所高等教育機構授予教育領域的博士學位[2]26，其中至少有180所以上的機構授予Ed.D.學位[3]97。2007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美國研究綜合型大學、研究密集型大學和一類碩士教育層次的高等教育機構中分別有74%、80%和81%的機構授予Ed.D.學位（見表1）。可見，美國多數高校同時授予Ph.D.和Ed.D.學位.，并且后者要多于前者。例如，在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9個系中，有48個方向授予Ed.D.學位，而單純授予Ph.D.學位的只有24個[3]98。總之，美國的教育領域已形成了哲學博士和專業博士并重的局面。澳大利亞于1990年開始實施專業博士（包括Ed.D.）教育。1996年，有29所大學參與其中，共實施了48個專業博士教育項目。到了2000年，專業博士教育項目的總數增加到100個，2001年又增加到131個，其年增長速度為25%。澳大利亞專業博士教育項目所涵蓋的學科專業為教育、商務、法律、心理學、健康科學、人文學科、設計和建筑等專業[4]173-174。從其Ed.D.教育的實施情況來看，1996年，在全國38所大學中，有一半開展了教育專業博士學位教育。可見，澳大利亞的Ed.D.教育發展速度非常快。英國的Ed.D.教育發展速度也很快。1992年，英國歷史上第一個專業博士學位———教育博士在布里斯托爾（Bristol）大學誕生[5]。Ed.D.一經推出，便受到了學生的歡迎。1992~1994年，在布里斯托爾大學注冊的Ed.D.學生就有100多人[6]。截至1995年，英國已經有7所大學開始了Ed.D.培養計劃。到1998年，英國已有24所大學開展了29個教育專業博士學位計劃，遠遠多于其他學科。2005年，英國Ed.D.項目數量發展到了40多個，成為英國博士生教育中發展最快的領域[7]。因此，在英國，Ed.D.教育已經成為博士學位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
2.Ed.D.享有較高的社會聲譽，社會影響正在逐步擴大
經過多年的實踐努力，上述各國的Ed.D.項目不僅初具規模，而且其社會聲譽和影響也在逐步擴大。Ed.D.項目既很好地適應了高等教育大眾化、教育領域的專業化、社會勞動力市場、大學理念變革等多種需求，同時也深受學生的歡迎。在澳大利亞，愛迪考文大學（EdithCowanUniversity）于2000年進行了一項關于Ed.D.教育需求的調查，在被調查的17人中，有8人愿意參加Ed.D.項目的學習[8]。Ed.D.受到學生歡迎的原因有三：其一，對Ph.D.的不滿。很多人對教育哲學博士培養的方向和質量表示憂慮，希望對博士生學習與研究的特點、意義等給予重新界定。第二，Ed.D.培養計劃無論在培養方向、方案設計、過程與評估等方面都與Ph.D.培養有著一定的差異。第三，靈活的學制與在職學習的方式為廣大教育實踐工作者提供了高層次專業進修的良好途徑。第四，Ed.D.適應了學生專業發展和晉職的需要。近年來，美國的一些州對教育管理人員和中小學校長的任職資格的要求逐步提高，一些擁有Ed.D.學位的人才在競爭這些職位時更具有優勢，因此，當前美國很多高級教育管理和中小學校長職務都是由擁有Ed.D.學位的人來擔任的。而在美國大學校長當中，也有一部分人擁有Ed.D.學位。根據2001年對美國2594名大學校長的調查，有43.2%的美國大學校長所學專業為教育，在兩年制學院，該比例甚至高達73%，有20.8%的校長擁有Ed.D.學位。[9]總體來看，Ed.D.教育已經從小到大、從一國到多國逐步發展起來，其規模不斷得到擴大，社會和市場對Ed.D.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目前，Ed.D.在美國、澳大利亞、英國等國家已經發展成為一種穩定的學位，它改變了原來以學術性為主的單一博士學位體系，使得教育專業博士與哲學博士兩種博士學位彼此共存，相得益彰，共同為社會培養高層次教育博士人才服務。
二、國外Ed.D.教育的問題與改革趨勢
國外Ed.D.教育在取得一些成效的同時，也出現了不少問題。無論是從上述各國的Ed.D.教育實踐情況，還是從人們的激烈爭議中，都可以窺見Ed.D.教育目前還不夠成熟，一個核心問題是它與Ph.D.教育的趨同性問題。對此，各國正在采取措施，努力對Ed.D.教育加以完善。
1.Ed.D.教育的培養目標與Ph.D.教育趨同的問題
盡管上述國家都為Ed.D.教育制定了不同于Ph.D.教育的培養目標，但是在實施過程中，Ed.D.教育的目標發生了偏離，最終導致了它與Ph.D.教育的培養目標十分相像的結果。從理論上看，美、澳、英等國在實施Ed.D.項目時，都對其目標進行了規定。它們都強調了這樣一點，即通過博士水平的專業訓練，培養“研究型的專業人員”（researchingprofessionals），使學生在掌握相應的專業理論知識的基礎上，發展從事教育教學以及教育管理的專業能力，達成對教育專業特性的理解，養成通過科學研究來解決教育領域實踐問題的意識和習慣。簡言之，Ed.D.教育的核心培養目標在于為實踐領域造就高層次的、具有實踐研究和實踐反思能力的“專家型”教育專業工作者，“實踐性”是其主要價值取向。而Ph.D.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專業型的研究人員”（professionalresearchers），其宗旨在于為高校和科學研究機構輸送具有從事原創性學術研究能力的教學和科研人員，“學術性”是它的主要價值取向。但是，在實踐領域，Ed.D.教育的培養目標與Ph.D.教育的培養目標卻逐步趨同，Ed.D.教育在實踐中逐漸偏離“實踐性”的定位，而滑向追求“學術性”的誤區。在美國，這種情形特別明顯。美國卡內基博士教育改革計劃（CarnegieInitiativeontheDoctorate，CID）的一項實證研究表明，美國許多僅僅授予Ed.D.學位的大學在其培養過程中，把“純學術”研究提高到與應用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在一些兼授Ph.D.和Ed.D.兩種博士學位的大學里，只有72%的大學認為應用研究對于Ed.D.學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另有28%的大學認為應用研究對于Ed.D.學生來說并不重要[1]5。對此，考帕蘭德（Copland）指出，“在美國，人們對Ed.D.的批評不是沒有根據的，Ed.D.確實沒有按照自己的預定目標，與教育實踐領域的‘真問題’建立起有機聯系”[10]。路斯•魯曼（RuthNeumann）也指出，“在英國，教育、心理、醫學、工商管理等學科領域的專業博士學位日益失去自己的特色而與Ph.D.趨同，這將會對Ed.D.的市場產生莫大影響。”[4]174歸納起來，導致Ed.D.教育培養目標偏離的原因有這樣兩個方面：其一，Ed.D.教育與Ph.D.教育的培養目標本身既存在著差別又有所重疊，這種重疊性是兩者在實踐過程中趨同的誘因之一；其二，很多國家習慣運用“學術金標準”來衡量所有的博士教育，這使得Ed.D.教育在實踐中不得不迎合這種標準。一些學者由此認為，Ed.D.教育與Ph.D.教育的培養目標趨同的結果實際上是人們的“學術性價值觀”與“職業性價值觀”沖突與斗爭的結果。針對Ed.D.教育培養目標偏離的問題，美國發起了一場要不要將兩種博士學位加以區別的論爭。第爾（Dill）和毛瑞森（Morrison）等人認為，應當將兩種博士學位加以嚴格區別，即Ph.D.應當定位于“純學術”研究，而Ed.D.則應該定位于“應用研究”。另外一些人則反對在理論研究與實踐之間劃清界限，認為模糊Ed.D.與Ph.D.之間的界限反而會有利于教育博士學位系統的整體發展[11]。但總體來看，前者占據優勢，即要求對Ed.D.教育的培養目標進行準確界定，強調Ed.D.要面向實踐，以將它與Ph.D.區別開來。美國的卡內基博士教育改革計劃（CID）針對Ed.D.培養目標的偏離現象，強烈呼吁為教育實踐領域重新設立一個新的博士學位———“專業實踐博士”（ProfessionalPracticeDoctorate,P.P.D.）[2]29。盡管這種設想尚未被真正付諸于實踐，但它至少反映出了美國Ed.D.教育的培養目標改革的必要性和方向。
2.Ed.D.教育的入學標準與Ph.D.教育趨同的問題
從當前美、澳、英等國的做法來看，Ed.D.教育的招生主要看學生是否具有相應的專業工作經驗，但這并不是唯一依據，不少大學對招生對象的學術水平也提出了類似于對Ph.D.招生對象的要求。美國學者舒爾曼（Shulman）在安德森（Anderson）、麥菲（Mur-phy）等人的研究基礎上指出，“從招生的角度來看，Ed.D.與Ph.D.的差異是微小的，申請項目時所要求的經歷（課程）和業績（學術論文）是極其相似的”[2]27，這種入學標準方面的趨同性實際上違背了Ed.D.教育的本來旨趣。對此，一些學者要求Ed.D.教育在確定招生標準時，要充分從自己的特色出發，突出學生的專業實踐經驗、實踐研究意識與能力在入學審查中的地位，適當放寬對學生的學術背景和學業成績的要求。
3.Ed.D.教育的培養模式與Ph.D.教育趨同的問題
Ed.D.教育在培養過程中出現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存在著“學院化”的傾向。美國、澳大利亞、英國等國家在實施Ed.D.教育時，基本上都選擇“以大學為中心”的培養模式。由于大學具有學術研究的優勢和偏好，Ed.D.教育在培養過程中普遍存在著“為教學而教學，為研究而研究”的現象。同時，在“以大學為中心”的培養模式下，Ed.D.的導師與教學人員基本上是依靠Ph.D.教育的教學隊伍，缺少專職的導師隊伍和教學隊伍，并由此衍生出一些難以克服的問題。在大學教師隊伍中，大部分人都受過了Ph.D.的教育，在價值觀念上，他們信奉學術，而不屑于從事專業學位教育；在教學、指導方法與論文要求上，他們也習慣以對待Ph.D.學生的方式來從事Ed.D.教育。正如舒爾曼等人所指出的那樣，“以大學為背景而設立的博士學位在本質上和程序上都必然以學術為根基。”[2]27總之，在“學院化”培養模式下，Ed.D.教育的課程設置、教學方式、教學方法、導師隊伍、學位論文要求都很難保證自己的特色，而趨同于Ph.D.教育。其結果導致兩種模式培養出來的人才除了證書不同以外，知識結構、能力素質毫無特色可言。為此，一些研究者發出倡議，應該借鑒其他學科或專業（如企業管理）的“產、學、研”相結合的專業博士培養模式來實施Ed.D.教育。具體地說，在開展Ed.D.教育時，應該給教育領域（包括中小學和教育管理部門等）的一線專家或行業協會以設計、實施和評價Ed.D.教育的話語權，并且確保在Ed.D.教育的整個培養過程中實現多主體之間的有機合作。
4.Ed.D.教育的課程學習與Ph.D.教育趨同的問題
從上述各國Ed.D.教育的課程設置來看，它們大都實行模塊化（Module）的課程，一般分為核心課程模塊（如教育基本理論知識或管理基本理論知識等）、教育前沿與實踐性問題研討模塊（有些大學的Ed.D.教育項目將此模塊合并在核心課程模塊之中）、教育研究方法課程模塊、選修課程模塊、學科專業課程模塊（有些Ed.D.教育項目將此模塊合并在選修課程模塊）。從表面上看，這些模塊課程似乎已經突出了Ed.D.教育的特點，但從各國Ed.D.教育的實踐效果來看，Ed.D.教育的課程設置與學習仍存在著明顯的弊端，即這些課程的學習內容、學習方式存在著學術色彩過于濃厚而與Ph.D.課程趨同的問題。萊梧（Levine）曾批評說，“教育實踐領域的變革日益頻繁，但美國的Ed.D.教育卻忽視了這一點，其開設的課程與教育領導者的現實需要并不相關……，人們正在擔心Ed.D.教育是否能夠繼續承擔起造就具有卓越管理能力的教育領導者隊伍的重任。”[12]目前，更多的學者已經指出，Ed.D.教育的課程設置與學習存在著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問題，沒有關注行業實踐的需要和學生的專業發展的需要。
5.Ed.D.的論文及評價標準與Ph.D.趨同的問題
在實施Ed.D.項目過程中，各國普遍把畢業論文看成是授予學位的硬性要求。盡管Ed.D.的學位論文在字數要求上比Ph.D.少，但其論文的框架結構、學術水準、評審與答辯程序等基本上參照了Ph.D.的標準。因此，出現的突出問題是，Ed.D.的論文過于學術化而與Ph.D.的論文風格雷同。Ed.D.論文在選題上沒有充分關注實踐問題的解決，很多Ed.D.論文的研究方法也與Ph.D.論文的研究方法趨同。由此，引發出這樣一些質疑。其一，論文是否就是Ed.D.項目的妥帖的最高要求？其二，Ed.D.學生究竟應該做什么樣的研究？人們在對Ed.D.與Ph.D.畢業論文雷同表達不滿的同時，也作出了一些變革措施。美國和澳大利亞的部分大學開始取消傳統的Ed.D.學位論文，但此舉招致了一些學者的反對。反對派認為，取消畢業論文實際上就意味著降低了Ed.D.的質量標準和“含金量”，并批評它是大學迎合學生的庸俗化教育行為。在反對派看來，與Ph.D.一樣，專業博士學位也屬于研究型學位，“研究”也是專業博士學位（包括Ed.D.）的規定性特征，只不過對于Ed.D.來說，其研究的核心特征應當表現為“專業性”而非純粹的學術性；其研究的獨創性要求體現在“專業獨創性”上，而不是體現在Ph.D.所追求的“學術獨創性”上。因此，Ed.D.和Ph.D.的研究只在特色方面存在不同，而不應當有水平高低的不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Ed.D.學生也需要撰寫符合嚴格標準的畢業論文，以便充分展示自己的研究能力和成果。
三、對我國開展教育博士專業學位教育的思考與建議
當前，我國教育博士專業學位（Ed.D.）教育已經逐步拉開了序幕。上述美、澳、英等國家在實施Ed.D.教育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其改革趨勢對我們頗有參考價值。我們不僅應當充分估計我國在實施Ed.D.教育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而且還應當從多方面采取預防性措施，盡量將問題提前化解。為此，提出以下一些建議。
1.明確Ed.D.教育的培養目標，并確保其在實踐中得到貫徹落實
培養目標無論對于哪一種學位教育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它規定了該學位教育的培養方式、課程設置、評價標準等要素。對于Ed.D.教育來說，其產生的最大動力來源于專業實踐的強烈需要，因此，專業性（professionalaity）、應用研究性、實踐性應當成為制定Ed.D.教育培養目標的邏輯起點，也應當成為Ed.D.區別于Ph.D.的基本依據。為此，我們認為，在確立我國教育博士培養目標時應著重考慮三個方面的目標：第一，要強調培養“研究型專業人員”；其次，要強調解決教育領域的實際問題，產出與教育實際密切相關的實踐性知識；三是要重視對博士生在職專業發展的促進。當然，僅僅從理論上對Ed.D.教育的培養目標進行規定還不夠，最為重要的是要在Ed.D.教育的各個培養環節及其實踐中加以落實。從國外的問題來看，由于種種原因，Ed.D.教育的培養目標在實踐中發生了偏離現象，導致了Ed.D.教育與Ph.D.教育的趨同性。為了糾正這種現象，美國很多大學提出要強化Ed.D.教育的實踐性，這體現在對Ed.D.教育的招生標準、課程設置、導師遴選、學習方式等多個環節的改革上，但最為明顯的是體現在對Ed.D.學生的畢業論文要求和評價標準的革新上，這一點下文還會談到。
2.確立科學的Ed.D.教育的入學標準
綜合考察上述各國的Ed.D.教育入學標準可以發現，它主要包含了這樣幾個要素：其一，學位和學術背景；其二，工作經歷與經驗；其三，個人興趣與專業發展需要。借鑒這些國家的經驗，我們認為，我國有必要對教育專業博士申請者提出一些具體的入學要求，如：①已經獲得碩士學位；或獲得學士學位后，在報考學科、專業或相近領域已經工作5年以上，可以同等學力資格報考，但必須出示相應的學術水平證明（如2篇左右的學術論文或省部級的科研成果獲獎）；②已經有3~4年以上教育領域的工作經歷；③對教育實踐領域的問題持有興趣；等等。同時，從我國的國情出發，為了杜絕人情、權力等因素的干擾，確保Ed.D.學生入學的公正性，參照教育碩士招生方式進行Ed.D.入學聯考也是值得考慮的措施。聯考合格后，必須通過資格審查和面試，對申請者的專業發展需要、研究意識與能力等進行嚴格的、嚴肅的綜合考察，以便于決定是否錄取。
3.選擇特色化的Ed.D.課程和學習方式
基于“研究型的專業人員”的培養目標，我們認為，我國Ed.D.的課程模塊應該包括：①研究方法課程。美、澳、英等國的Ed.D.課程基本上都包含了這類課程，這部分課程的學習方式主要采用講授和研討相結合，國外的考核辦法是要求學生在學習該類課程后，提交5000字左右的論文或做一個應用性的研究設計（Project）。北京大學在Ed.D.教育探索中，也設置了這類課程，并進一步把Ed.D.的研究方法課程分為“教育研究過程與方法概論”和“研究過程與方法的運用”兩個部分，其主旨在于更好地為學生的研究打基礎。②專業理論課程。開設大約7~8門的教育理論課程，比如教育管理專業的Ed.D.教育可開設教育政策分析、教育管理學、教育評價學、教育前沿問題等課程。這類課程主要采用集中講授的方式來進行，但也要盡量避免過于學術化。該類課程結束后，學生提交合格的作業后，即記入學分。③實務課程。這類課程應該直接針對實踐問題，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學生的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習方式可采取專題研討的方式。除了這三個課程模塊，是否需要增設外語、政治“公共素養課”值得探討。
4.突出Ed.D.學生論文的實踐性和特色性
美、澳、英等國在實施Ed.D.教育的過程中，都遇到了同一個問題，即Ed.D.畢業論文過于學術化，以至于與哲學博士的畢業論文非常相似的問題，這是我國Ed.D.教育改革應該努力加以避免的問題。美國和澳大利亞在此方面已經作出了改革示范。美國的圣路易大學（St.LouisUniversity）的做法是用小組畢業設計（GroupProjects）來取代畢業論文，其特點在于學生的論文選題直接來源于實踐，并在同伴合作研究的過程中發展學生的專業研究能力，其目的在于突出Ed.D.論文的“實踐性”特色[13]。而在澳大利亞，新英格蘭大學（theUniversityofNewEngland）和愛迪考文大學則采取檔案袋式（Portfolio）的Ed.D.學位論文來取代傳統的Ed.D.學位論文。相對于Ph.D.論文來說，其特色之處在于：其一，進行“化整為零”的研究。其二，為學生撰寫論文在空間和時間安排上提供了便利性。學生在研究期間不會因工作場所變更而影響畢業論文的撰寫[14]。不難發現，美國和澳大利亞對Ed.D.畢業論文的改革探索，是在其國內Ed.D.教育發展相對成熟、社會認可度較高的背景下進行的。我們認為，在我國Ed.D.教育的探索和初創時期，不宜采用取消Ed.D.學位論文的做法。考慮到我國深厚的學術文化傳統和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Ed.D.學位必須爭取社會認同的問題，Ed.D.教育需要保留畢業論文，但它必須擁有鮮明的特色性和實踐性。
論文關鍵詞：營銷文化，文化營銷，比較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企業文化的發展推動了相關企業管理理論的發展，同時提出了營銷文化與文化營銷，掀起了中國文化管理熱潮。目前，盡管國內企業也在運用營銷文化和文化營銷的理念來進行企業的管理活
從學術領域的研究來看，國內近幾年也出現了較多對營銷文化和文化營銷的研究論文。通過對現有資料的分析研究發現：營銷文化與文化營銷最易引起歧義的無疑是兩個概念的界定，例如在《塑造企業文化的12大方略》中作者在“企業營銷文化的塑造”中第一節寫的是營銷文化，但是在其他的五節中卻說的是文化營銷，實質上營銷文化與文化營銷被視為了同一個概念。從本質上
目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尚未對企業營銷文化與文化營銷概念、關系和功能做出明確的闡述。本文旨在通過對企業營銷文化與文化營銷二者的區別與聯系做出說明,從
1.企業營銷文化與文化
1.1．企業營銷文化
企業營銷文化是貫穿于營銷過程中的指導思想，營銷哲學及與營銷理念相適應的規范，制度等。營銷文化作為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蘊含著企業的營銷哲學，營銷理念，價值觀，審美和道德觀，它決定著企
企業營銷文化的
圖1
1.2．文化營銷的概念[1]
如上圖，文化營銷的概念企業文化論文，大圈是消費者文化，其文化內容比較多，圈大；小圈是產品文化及
2.企業營銷文化與文化營
2．1.企業營銷文化與文化營
（如下表） 區別
營銷文化
文化營銷
概念
從管理學的角度
從營銷的角度
理論基礎
企業文化理論
市場營銷理論
實施對象
企業的內部員工
目標市場的消費者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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