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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循環經濟；財稅政策；可持續發展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新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當前，加快循環經濟發展，正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一、循環經濟的內涵
所謂循環經濟，就是在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的大系統內，在資源投入、企業生產、產品消費及其廢棄的全過程中，不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把傳統的、依賴資源凈消耗線性增加的發展，轉變為依靠生態型資源循環來發展的經濟。循環經濟的核心是“3R原則”，即減量化（Reduce）———減量化屬于輸入端方法，旨在減少生產和消費過程的物質量，從源頭節約資源和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再利用（Reuse）———再利用原則屬于過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利用效率，要求產品和包裝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減少一次性用品的污染；再循環（Recycle）———再循環原則屬于輸出端方法，要求物品完成作用功能后重新變成再生資源[1].上述三個原則在控制自然資源投入到經濟活動，減少廢物產生的基礎上，加強產品的多次和反復使用，只有在避免產生和回收利用都無法實行時，才允許將廢物進行最終的環境無害化處理。
可見，循環經濟倡導的是一種建立在以物質不斷循環利用為基礎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活動規范及行為準則。它通過從“自然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整體社會循環，完成物質的反復循環流動的閉環運動過程，使得在整個經濟系統及生產、消費過程中基本上不產生或者很少產生廢棄物，其特征是自然資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廢棄物的低排放，從而根本上消解長期以來環境與發展之間的尖銳沖突。
二、循環經濟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2]
1、循環經濟是解決我國人口、資源、環境問題的最佳選擇
我國是發展中大國，存在著人口眾多、資源短缺與環境惡化的態勢。目前，我國的人均資源擁有量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在開發利用過程中，又存在大量的浪費現象。由于生產中能源等資源利用率低，造成廢棄物的大量排放。循環經濟體現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在解決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和環境之間的矛盾中將產生重要的作用與深遠影響。
2、循環經濟是轉變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現實途徑
我國傳統經濟是一種由“資源———產品———污染排放”所構成的物質單向流程的經濟，這種經濟發展方式以資源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為特征來帶動經濟高增長。目前我國既沒有發達國家工業化時的廉價資源和環境容量，也經不起傳統發展方式帶來的資源過度消耗和環境污染。循環經濟要求把經濟活動組織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最大限度地利用資源，廢物產量的最小化甚至零排放。因此，發展循環經濟能夠減少經濟增長對資源稀缺的壓力，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
3、循環經濟是清潔生產和生態工業的進一步拓展
源頭預防和全過程治理替代末端治理，已成為世界各國環境與發展政策的主流。清潔生產在企業生產過程的實施以及各企業間工業生態鏈上的良性循環，不僅節約了資源，減少了生產中的廢棄物，而且使這種從源頭預防環境污染的理念擴大到消費領域。于是清潔生產從生產領域拓展到消費領域，從企業內部走向企業群之間再走向社會，形成循環經濟。循環經濟從發展國民經濟的高度和廣度將環境保護引入經濟運行機制。
4、循環經濟是經濟全球化和環境全球化的客觀要求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貿易與環境的關系日益密切，環境因素已經成為影響發展中國家自由貿易的重要障礙。由于我國經濟整體環保水平較低，在外貿領域將面臨越來越大的環境壓力，一些工業產品和農產品由于在生產、包裝、使用等環節的環保要求偏低，容易受到發達國家綠色貿易壁壘的限制；隨著貿易自由化的發展，污染產業、有害物質和外來物種入侵將對我國國家環境安全也構成了威脅。因此，要增強我國的環境競爭力，實現我國貿易與環境的協調發展，也要求發展循環經濟。
5、循環經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保障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僅要實現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時要實現生態文明。發達國家工業化的歷史和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歷程表明，我國如果繼續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傳統工業化道路，不僅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生態文明的目標無法實現，而且由于經濟建設的資源環境基礎的制約，物質文明的目標也難以實現。循環經濟作為一種與環境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夠滿足新型工業化道路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實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的“共贏”，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保障。三、促進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措施
循環經濟是集經濟、技術、社會于一體的系統工程，其啟動和推廣離不開政府的政策支持，其中財稅政策是比較理想的政策手段，它可以很好地利用市場的力量，包括利用市場本身所具有的有效配置資源的效能。通過財稅政策來鼓勵對環境有建設意義的活動，阻止對環境有破壞性的活動，就能把經濟引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可以從財政支出政策和稅收政策兩方面來分析。
1、財政支出政策
財政支出按經濟性質分類，可分為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購買性支出又可分為投資性支出和消費性支出。
為了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在購買性支出的投資性支出方面，我國政府應增加投入，促進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配套公共設施建設，例如，大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道鋪設、綠色園林城市建設、公路修建等。由于以上公共設施建設的承建企業經濟負擔較重，所以政府通過投資性的支出，既可以為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同時也可以調動企業建設循環經濟的積極性。此外，對污染治理、廢舊物品回收處理和再利用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等公用性事業，政府也應加大投入力度。在購買性支出的消費性支出方面，政府可制定相關的采購政策來促使市場鼓勵再循環利用。如1993年克林頓政府了一項行政命令，要求政府機構采購的所有紙張到1995年必須含有20%或更多用過的廢紙，2000年時又增加到25%.這一做法給再生紙提供了日益興旺的市場，將再生紙由經濟上的一種債務變成了一種資產。而在我國除紙張外，家用電器、建筑材料中的鋼鐵，鋁制飲料罐等的再循環利用率，均處于較低水平。因此，借鑒國際經驗，我國政府可通過政府的綠色購買行為，優先采購具有綠色標志的、通過ISO14000體系認證的、非一次性的、包裝簡化的、用標準化配件生產的產品，以此影響消費者消費方向和企業的生產方向，從而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3].
在轉移性支出方面，主要涉及到財政補貼。目前，許多發達國家在發展循環經濟過程中，都通過財政補貼對于相關企業予以支持。如美國國家環保局從1978年開始對設置資源回收系統的企業提供財政補貼，根據不同的情況，補貼量為10%-90%；德國對于興建環保設施也給予財政補貼，其補貼數額相當于投資費用的一個百分點，對建造節能設施所耗費用，按其費用的25%給予補貼；日本政府在《廢棄物處理與清潔法》中規定，修建廢棄物處理設施要從國庫中提供部分財政補貼等[4].而目前我國對于開展資源綜合利用與治污的企業財政補貼僅限于少數幾項間接補貼，如利潤不上繳、減免稅收、先征后返等，這對相關企業的鼓勵與支持效果甚微。而對于構建循環經濟系統，需要經常性的直接財政補貼的支持。因此，可以考慮給開展循環經濟的企業以照顧，例如采取物價補貼、企業虧損補貼、財政貼息、稅前還貸等。此外，我國還應借鑒國際經驗，對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使用的無污染或減少污染的機器設備實行加速折舊制度。從而大幅度地調動企業進行循環經濟建設的積極性。
2、稅收政策
（1）調整現行稅制。首先，要改革現行的資源稅。一是擴大征稅范圍。對非再生性、稀缺性資源課稅，這無論對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還是保護生態環境均具有重大意義。但目前我國的資源稅只對部分礦產品和鹽進行征收，征稅范圍狹窄，這不利于其發揮應有的作用。為了解決我國目前日益突出的缺水問題以及防止生態破壞行為，水資源、森林資源和草場資源也應盡快被納入到資源稅的征稅范圍，待條件成熟后，再對其他資源課征資源稅，并逐步提高稅率。二是實行累進課征制。相對于其他稅種而言，資源稅還具有特殊性，即為了保護有限的資源，針對濫用資源的企業進行的懲罰性稅收，因此對資源稅的征收應采取累進制方式。也就是將資源的使用量劃分檔次，不同的檔次使用不同的稅率，稅率逐級跳躍式增加。這樣，對于需要大量自然資源輸入的企業，較高的資源稅率將成為企業的負擔，從而迫使企業上馬環保工程，轉產停產，提高產品價格，加大環保型產品的研發。
其次，開征一些新稅種。一是征收新鮮材料稅。為了減少原生材料的使用，美國越來越多的州開始征收新鮮材料稅，借鑒其經驗，我國也可嘗試開征新鮮材料稅，從而促使人們少用原生材料。二是征收填埋和焚燒稅。這種稅在美國新澤西州和賓夕法尼亞最早征收，也得到法國和英國的呼應。垃圾填埋具有成本低的特點，收取填埋稅使這條最便宜的垃圾處理途徑的成本增加，因而可以使減量和再生利用資源顯示出吸引力。此外，還應分期分批的開征大氣污染稅、污染源稅、噪音稅、垃圾填埋稅、生態補償稅等一系列專項新稅種，對不同地區、部門及污染程度不同的企業實行差別稅率。同時加強征收管理，稅款實行專項管理，用于環保建設事業。
（2）加大稅收優惠政策。為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在政策層面上，應使循環利用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有利可圖，使企業和個人對生態環境保護的外部效益內部化。因此，借鑒國際經驗，對實施循環經濟的企業、項目，應給予各種稅收優惠。具體來講，近期可考慮從以下方面進行完善：一是調整高耗能產品進出口稅收政策。在進口稅方面，降低高耗能產品進口關稅，對相關進口企業給予所得稅減免等稅收優惠，對導致高能耗的儀器、設備、技術的進口提高進口關稅與進口環節增值稅。二是調整有利于促進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的稅收政策。加大對再生資源回收利用技術研發費用的稅前扣除比例；對生產再生資源回收利用設備的企業及再生資源回收利用企業可以實行加速折舊法記提折舊；對購置相關設備，可以在一定額度內實行投資抵免企業當年新增所得稅稅收優惠；對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的企業減免所得稅；對生產在《資源綜合利用》范圍內的廢棄再生資源產品的企業予以免征相關所得稅。三是制定鼓勵低油耗、小排量車輛的稅收政策。低油耗、小排量車輛作為一種節能環保產品，要經過設計———生產———銷售———消費———報廢的產品生命流程。對其實施稅收優惠政策，可以考慮從這一產品生命流程各環節采取不同措施：在產品開發設計階段，對企業與技術提供商實行稅收減免或補貼，對節能生產設備實行加速折舊政策；對產品生產企業降低所得稅稅率；對流通企業實施增值稅減免；對消費者免收此類商品消費稅，降低此類商品燃料稅稅率；對專門回收此類商品的企業，在其營業之初，減免所得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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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玉梅構建循環經濟模式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J]當代經濟研究，2004，（2）：37-39
二是搞好稅費關系的整治與協調，為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創造條件。實事求是地說，我國現行企業所得稅的名義稅率(33%)并不高，在我國周邊的14個國家和地區中，有10個國家或地區的公司所得稅稅率在30%以上。33%的稅率在國際上處于中下水平。況且近些年來，我國企業所得稅的實際稅率與名義稅率相距甚遠。在這種情況下，若把名義稅率降得過低，不僅影響其應有的財政收入保障功能，而且將使我國所得稅稅收的優惠空間受到局限。當前企業之所以普遍反映負擔過重，其根源并不在于稅，而在于名目繁多的非稅負擔。因此，盡管廓清混亂的稅費關系，加快稅費體制改革步伐，既是減輕企業負擔的治本之策，也是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要同時解決的一個重點問題。在這方面，我們既要考慮企業的實際總體負擔，又要考慮國家財政的真實收入和可支配財力。在現階段，如果只考慮稅而不同時考慮各種費，就可能出現因低稅而高費導致企業實際負擔反而比過去更高的不正常現象。總之，稅與費的關系只有同時解決，才有利于企業和政府之間關系的“長治久安”，并為進一步調整、優化我國稅制結構創造基礎性條件。
在復合稅制下，政府賦予整個稅收體系的政策目標必須在不同稅種之間有所分工，不同稅種在實現政府政策目標過程中必須協調平衡和相互銜接。所得稅的政策協同包括所得稅與整個稅收體系中其他稅類的協同。即與流轉稅的協同、與財產稅的協同，還包括所得稅內部各稅種之間的協同。協同的目標是使政府賦予稅收的各項政策職能得以全面的貫徹和實現；協同的手段機制是相關稅種稅制要素的設計，如納稅人的確定、征稅范圍（稅基）的選擇、稅率的設計與調整、核心問題是相關稅種稅收負擔的平衡與調整。
二、中央與地方之間以及地區之間所得稅的協調
在現行企業所得稅制和個人所得稅法中，對企業和個人在外地獲得的收入在收入來源地繳納的所得稅是用抵免法來解決雙重征稅和地區間收入分配問題的。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的所得稅需要進一步完善，其中包括地方所得稅的開征。但地方所得稅一旦開征，不同征稅主體之間的所得稅協調將會產生大量新的問題。
1.地方所得稅對中央所得稅稅基的依賴與協調實行中央與地方所得稅分稅制以后，就得確定地方所得稅的稅基。但地方所得稅是由地方稅務管理機構自行單獨核定稅基，還是依據中央所得稅的稅基征收，或者是按地方所得稅與中央所得稅合并立和的稅率征收入庫，然后再由國庫按預算級次劃分收入，這在不同國家有不同選擇。如果選擇地方獨立自行核定自己的稅基，其優點是可以獨立靈活地貫徹自己的一系列社會經濟政策（如引進資金、技術、人才的政策，發揮自己的地區產業優勢政策，鼓勵對本地區公益事業捐贈的政策，鼓勵技術進步和設備的快速折舊政策等），其缺點是會增加本地區稅務管理部門與納稅人的征納手續和困難，增加稅務成本。如果選擇地方依賴中央所得稅的稅基或者與中央所得稅合并稅率征收的方法，優缺點正好與前者相反。對于我國未來將要分設的地方所得稅，我們認為，考慮到我國地域廣闊，地區的經濟發達程度和收入水平、財政狀況、經濟結構、民族構成等差異較大，以及地方所得稅新開設征管經驗不成熟等多種因素，地方所得稅宜選擇與中央所得稅共享稅基，但允許地方為貫徹其社會經濟政策作少量調整。
2.所得稅稅基的選擇
在不同國家或在同一國家的不同地區，計算所得稅稅基時是否可以扣除中央所得稅稅額和其他地區的所得稅稅額，方法是不同的。就中央所得稅來說，有可以扣除地方所得稅或不可以扣除兩種方法可供選擇，但多數國家的中央所得稅稅基是可以扣除地方所得稅的，如美國的聯邦所得稅稅基可以扣除州和地方各級政府的所得稅額。就地方所得稅來說，也有這兩種方法可供選擇。從技術結果看，如果都允許互相在自己的稅基中扣除其他征稅主體的所得稅額，除了一些地區不征所得稅或收入來源地的稅負低于居住地的稅負之外，原則上等于各個征稅主體都只實行收入來源地征稅。但是受到國際稅收慣例的啟示，也由于所得稅在地方稅收體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各國中央所得稅和地方所得稅也都行使了地域管轄權和居民管轄權。因此，在征收地方所得稅時也產生了較為突出的雙重征稅問題。有些國家的一些地方所得稅允許扣除中央所得稅和其他地區的所得稅；有些地區的地方所得稅則允許扣除中央所得稅但不允許扣除其他地區的地方所得稅；還有一些地區的地方所得稅則對中央所得稅和其他地區的所得稅都不允許扣除。我國將來開征地方所得稅后，這一問題也會十分突出。對此的選擇，我們認為：(1)如果不允許扣除中央所得稅和其他地區的所得稅，將阻礙資本和人才的流動，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2)由于難以統一衡量各地的所得稅負擔，勢必造成納稅人的稅負不公平。所以應該允許在自己的所得稅稅基中扣除其他征稅主體的所得稅。同時，也應該采取避免國際雙重征稅的模式，通過全國稅收征管立法的途徑或由各省市參加的避免所得雙重征稅協定的形式，來解決地方所得稅中其他征稅主體所得稅的扣除問題。不同征稅主體均所得稅負擔水平的綜合與選擇，在實行地方所得稅獨立征收以后的所得稅分稅制下，一個納稅人的同一筆所得將可能被多個征稅主體征收，這時就要綜合衡量，才能合理設計各個征稅主體的所得稅負擔。從考慮的層次和順序來說，首先是要確定中央所得稅的負擔，再確定地方所得稅的負擔，但在確定中央所得稅負擔時，也應該考慮有多少給地方政府征收。
財務制度、會計準則、會計制度以及稅法之間的關系問題，自會計改革以來一直沒有中斷過討論，隨著改革的深入，要求更全面、更明確地回答這些問題。
一、財務、會計、稅收：處理企業、國家以及社會之間利益關系的切合點
要說明財務制度、會計準則、會計制度以及稅法之間的關系，首先應當對財務、會計和稅收之間的關系，首先應當對財務、會計和稅收之間的關系作出回答。
財務、會計和稅務之間的關系，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考察。從本文所研究的問題出發，他們可視為處理企業、國家和社會之間利益關系的三個切合點。改革開放之前是這樣，改革開放以來，乃至于將來建立起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以后，這個結論也同樣是成立的。區別只在于，不同的所有制結構，不同的經濟運行機制，這三是也就有不同的結合方式。
改革開放以前，基本經濟成份是國有企業，經濟運行方式是通過指令性實現資源的配置和社會總產品的分配。以集體企業為主體的非國有企業也采取和類似于國有企業的經濟運行方式。就分配制來說，國家作為社會總產品分配主體，按照經典作者所闡述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實行對社會總產品的統一分配，形成補償基金、消費基金和發基金，從而實現社會再生。其中，財務制度通過規定資金投入、資產計價、成本補償、收益確定、利潤分配、基金形成等標準，成為三大基金分割的直接依據。財務制度也是國家稅收的基礎，財務制度所劃定的補償標準和收益確認標準，是確定稅基的依據。而會計制度則是按照復式記賬要求，根據財務制度和稅法所規定的分配標準規范企業的會計科目、報告格式以及反映和核算內容。這時的會計制度本質上是薄記制度。
實踐證明，以上分配制度以及與其相適應的財務制度、稅收制度和會計制度的定位，弊病甚多。主要表現在：第一，分配權力高度集中。補償基金和消費基金以及發展基金的分配比例都集中在國家手中。企業沒有自，大到基建項目，小到更新改造，乃至職工福利設施，都是政府部門決定的。第二，分配過程缺乏制約。社會總產品有多少用于補償基金，有多少用于消費基金，又有多少用于發展基金，服務于國家計劃和預算，而沒有考慮經濟生活自身的規律。根據國家計劃和平衡預算的需要，可以調整成本開支范圍和開支標準，可以推遲確認損失。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計劃決定財政，財政決定財務，財務決定會計”的運行機制。在這種體制中，只有縱向決定與被決定關系，看不到相互制衡。
由于分配權力集中，又缺乏內部制衡，導致分配比例失調，突出表現是補償和消費大量欠賬，如，固定資產更新改造欠賬職工福利欠賬，環境治理欠賬，等等。這些隱患現在已經充分暴露出來，成為當前改革和發展道路上的嚴重障礙。
一個國家一定時期的社會總產品補償基金、消費基金和發展基金之間進行分配。這一結論適應于各種社會和各種體制。問題在于如何進行分配，由哪個主體進行分配，在哪些層次進行分配，根據什么進行分配。計劃經濟體制的突出問題在于，社會總產品是在國家層次進行分配的，企業并不是分配主體。換句話說，社會資金實行的是宏觀循五，補償基金和消費基金是根據國家計劃進而通過財務制度進行分配的。改革的方面是，根據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承認企業是商品經濟的細胞，在企業層次上進行分配，按照資本運動規律組織企業的財務活動和會計核算。
企業資本運動，首先表現為資本的投入，形成資本存量，然后經過生產經營過程實現資本的增值，對資本僧值進行分配，形成新的存量，進而實現新的循環。從資本的運動過程中，我們就很容易地找到界定財務、會計和稅收的各自作用空間，并且能夠找到計劃經濟體制下分配問題的癥結。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不是投資本運行規律組織社會再生產，社會部產品價值和新增價值界定取決于財務制度，服務于國家計劃和年度預算，最終表現為存量與增量界限的混淆，導致分配關系和分配比例的扭曲，這是我國國有企業當前普遍面臨生存危機的深刻背景。
一般認為，會計通過價值的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提供有關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信息。這個結論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會計的深刻意義還在于，通過資產、負債、權益和收入、費用、利潤的確認和計量，它劃定了資本存量和增值量的界限，其中資產、負債和權益三個要素劃定了資本存量的界限，而收入、費用和利潤三個要素劃定了資本增量的界限，這六個會計要素的確認和計量，貫串于會計循環的全過程，是會計職業的崇高追求所在，也是企業的得以持續經營的基礎。包括國家在內的投資者所執行的財務活動，實際上是基于存量和增量的分割所進行的資源的配置，包括資本（即存量）的投放和利潤（即增量）的分配。稅收也是在合理劃分存量和增量的基礎上對增值的分配，盡管參與分配的法量依據完全不同于財務活動。
二、會計準則與財務制度
前面已經說到，傳統分配制下，財務制度直接地執行統收統支的職能。是國家實現社會總產品分配的工具。由于分配權力高度集中且缺乏制衡，導致分配結構失調，弊病甚多。為此，我們建議全合認訓并重新界定會計準則的性質和功能，將財務制度執行的資本存量和增量分割職能轉交由會計準則來執行，建立起體現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原則、約束機制健全的社會總產品分配體制。
問題是，為什么會計準則能夠執行這些職能，并且能夠避免傳統財務制度的弊端呢。這是由會計準則的內在機理決定的。
第一，會計準則是市場經濟實踐和人類智慧的結晶。經過近百年市場經濟催化，會計準則已經成為有一套邏輯嚴密的概念體系支撐的規范系統。象真實與公允、權責發生制、可比性、謹慎等概念和原則，已經成為會計確認和計量的因有觀念，規范著會計實務，不僅支撐著會計作為一個信息系統在市場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樣也使資本存量與增量的分分割建立在合理基礎之上。
第二，在由投資者、債權人、管理者、政府部門、企業職工和會計職業等所級成的多角關系中，會計準則已經成為處理和協調經濟利益關系在內的穩定器。企業是各種經濟利益關系的聯絡點。這里所講的經濟利益，既可能表現為直接經濟利益，也可能表來為經經濟信息形式存在的間接利益，因為誰擁有更多的信息，誰就有更多的決策能力和影響能力，并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其中，對我們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有意義的，是其直接經濟利益方面。會計除了其固有信息功能外，另一個重要功能是資本存量與增量這間的分割功能。對于股權投資者來說，存量是其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保證，一般情況下，會傾向于多確認存量（當然，例外的情況也是有的。比如，對于短線投資者來說，只在意企業的短期價值，可能會傾向于多確認增量。而這本身就說明了多元利益的存在）；對于債權人來說，他們一般也傾向于多確認認存量，因為，存量充分意味著債權的安全系數更大一些；對于政府部門來說，其直接利益是稅收利益，多確認增量，意味著更大稅基；對于企業職工來說，其報酬往往是與企業的當期利潤相聯系的，他們也會傾向于多確認增量（當然，基于長期雇用、追求長期利益的情形也是有的）。類似于這樣的利益主體及其利益傾向，還可以舉出一些。為了協調各種利益矛盾，會計職業最早以中間人的面貌出現，主持會計準則的制定。
后來的實踐證明，會計職業也是有自己獨立的利益的，即，以最小的風險，獲取最大的收益。其中，收益表現為市場份額、審計取費，風險則表現為可能的審計失誤以及由此引起各種利益主體的訴求。所以它在行使其職能時，就會考慮特定利益關系中的力量對比，并以對自己有利的方式進行政策選擇和設計。這正是為什么美國、英國等國家的會計準則制定權限先后從會計職業轉移到獨立的會計準則制定團體手中的真實背景。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有理由將現行財務制度執行的制定資產計價和收益確定標準的職能分解出來，使其成為會計準則的職能，建立比較完善的會計準則體系和會計準則形成機制，有效地負擔起資本存量與增量的分割職能。將財務分配和稅收分配以及其他分配形式建立在合理劃定資本存量和增量的基礎上。
將財務制度執行的資本存量和增量分割取能改造為會計準則的職能以后，相應的問題是，是否取消國家對企業財務的管理。筆者認為，將財務制度執行的資本存量和增量分割職能改造為會計準則職能，并不意味著取消國家對企業財務的管理。相反，應當按照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原則，改善和加強國家作為所有者對企業財務的管理。
所謂財務活動、財務管理，都是圍繞資源的配置和分配進行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的配置和分配基本上是由所有者在國家法律約束和計劃指導下實現的。資金投資到哪里，投資多少，從哪里籌資，怎樣安排資金結構，利潤應當怎樣進行分配，多少分配給投資者，多少用于后備和發展，基本上是所有者決定的，或者由管理部門在投資者的指導下進行。國家對企業財務的管理至多是從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保證小股東或債權人的利益作出必要的制度規范。可能的領域有，利潤分配順序，社會保障基金的提取，后備基金的建立，等等。現行公司法律對這類問題已經作出規定。
而國有企業的情況就大大不同了。國家是國有企業所有者，或者通過法人行使所有者職能。國家必須對國有企業財務進行管理。理由是：
第一，所有者對其資本的管理和控制，是市場經濟賴以正常運行的保證。而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國家，對于國有資本的投放和國有資產收益的分配以對經營者的考核，必須由國家來執行。
第二，國有企業是實現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目的的重要途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經濟是一個重要而特殊的經濟成份。國有企業固然要以盈利為目的，但其所擔負的經濟社會目標也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形成合理的產業結構的職能，平抑物價的職能、解決就業的職能等等。這都要通過國家對國有企業財務的管理來實現。
第三，相對于非國有企業來說，國有企業的自我約束機制要弱得多，隨的經營失敗風險比非國有企業也要大得多。在任何一種經濟體制中，都表現為一系列的授權過程。于對非國有企業來說，有的是由所有者本人直接經營，自己授權自己，其責任心和風險意識都是很強的。有的則是由私人投資的股份公司，也具有極強的風險意識。當然，由于掌握企業命運的大股東，對小股東潛在的損害，保留必要的后備。公司法律有關條款起的就是這樣的作用。而在國有企業，授權層次大大增加，有時甚至不能直接確指是誰授權的。這就大大增加了授權風險。注重眼前利潤而忽視長期利潤，剝奪性經營而不注意資本維護和技術開發，冒險而不顧忌后果，等等。這就是產權經濟學一再提醒的道德風險現象。可以說，國有企業的道德風險比非國有企業要大得多。這就有必要改善和加強國家對國有企業財務的管理和監督，比如規定和監控負債比率、流動性比率指標等等。
三、會計準則與稅法
在傳統體制下，稅法和會計制度都是以財務制度為依據的。會計制度根據財務制度規定的計價和收益確定標準規范賬務處理方法和程序，而稅法則根據財務制度確定稅基。隨著會計制度改革和會計準則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資產計價和收益確定職能將由會計準則來承擔。
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如何處理會計準則與稅法的關系，是將稅基完全建立在會計準則的基礎上，還是另行制定一套扣稅辦法。或者將稅法與會計準則統一起來。最近幾年，不少同志倡導建立一門獨立的稅收會計學，并發表了一些研究成果。總的來說，有兩種意見，一種觀點是，稅收會計學是財務會計學的一個分支，它集中研究和處理企業與稅收有關的會計業務，比如，增值稅的會計處理，以及納稅申報。還有一種觀點是，鑒于財務會計與稅收的目標不同以及會計準則與現實分配，即所得稅會計。更有人建議，不但要確認所得稅的時間性差異和永久性差異，并進行跨期分推，在此基礎上建立稅收會計學。
關于第二種觀點，筆者認為，從會計的角度看，企業的納稅業務，與企業其他各類經營活動并沒有什么兩樣，交納各種稅收，所導致的企業納稅久務形成的負債以及多交稅收而應當退回稅款所形成的資產，與企業對存貨、固定資產、應收賬款、應付賬款等經濟業務的核算原則是一樣的，都要遵循有關會計準則的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標準。單獨建立一門納稅會計學，就象要建立應收賬款會計學、存貨會計學、固定資產會計學一樣說不過去。
關于第二種觀點，涉及到要不要保持財務會計與稅法在資產計價和收益確定上的一致。就成本和效益方面考慮，會計準則與稅法如果能夠協調好乃至統一起來，當然是一件好事。因為那樣既有助于簡化企業會計核算，又便于稅收征管。然而，會計準則與稅法在立法宗旨、服務對象和約束因素諸方面都是有區別的。就當前實務來說，稅法與會計準則在諸多項目的處理上已經出現了一些差異。絕對地講會計準則與稅法保持一致，已經行不通了。但是，贊成會計準則與稅法分離，并不意味著不顧成本與效益原則，盲目地追求兩者的差異，甚至人為地夸大兩者的差異，而不應當盡量保持會計準則與稅法的協調一致，不要夸大納稅扣除政策的作用。實際上，某些稅收政策的獎勵或抑制作用是有限的，特別是在我國目前經營環境和企業機制下，更是這樣。對于會計準則與稅法在某些項目的確認標準上的差異的處理，筆者贊同我國現任會計制度有關所得稅核算的規定，即，企業可以選擇采用應付稅款法和納稅影響會計法。
有同志建議，不但要跨期分配所得稅，還要確認增值稅時間性差異，并進行跨期分配，進而建立起稅收會計學。筆者認為，借鑒所得稅跨期分配原理進行流轉稅的跨期分期，不失為一種嘗試，但需要注意以下兩點：第一，任何一種會計方法的采用，都要符合中國現實和特定環境，符合成本與效益原則，不能為會計而會計，為研究而研究；第二，流轉稅跨期分配與所得稅跨期分配一樣，都是會計原理和會計原則的具體運用，屬于某一類會計業務，指望因此形成一門稅收會計學，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四、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
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的關系，所要解決的實際上是會計規范本身的結構問題。廣義上講，會計準則是會計制度的一種形式，就象會計制度以外，還有會計規章、會計規則、會計規定、會計處理辦法等多種法規體例一樣。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搞會計改革，乃至于系統研究會計制度改革，開始用會計準則這個稱謂，很大程序上受到西方會計實務的影響。因為美國、英國、加
拿大以及國際會計準則都稱accountingstandards或accountingprinciples，分別譯為會計準則（或會計標準）和會計原則，當時國內大量介紹和譯述西方國家會計文獻，使得會計準則這個詞成為市場經濟制度下會計規范的象征。記得當時還曾就會計準則、會計標準或會計原則的區別或聯系以及我們該選用哪一個名稱進行過多次討論和論證，后來在1988年義召開的中國會計學會會計基本理論和會計準則研究組的的研究會主達成一致意見，今天統一用“會計準則”一詞，不再在名詞上爭論了。
現在我們討論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的關系。已經不再是名詞本身的討論。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現在都以其現實存在，直接影響著會計實務和會計理論。當然，由于已經的會計準則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國際會計經驗，會計準則幾乎成為新的會計規范的代名詞，因而影響更大一些。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會計準則，基本上是指已經或即將的基本準則和具體準則；而會計制度所涵蓋的內容要廣泛得多，且復雜得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兩則兩制”中的13個行業會計制度和后來陸續的其他行業會計制度，象公路經營企業制度，還有股份公司會計制度、外商投資企業制度兩個會計制度。從現行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看，表現形式、體例結構、詳略程度、政策選擇方面存在一定區別，但所涉及的內容基本上是相同的，相互之間的關系確定需要理順，從而形成有分工又有協調、結構嚴密的中國會計規范體系。
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財政部著手研究和草擬會計改革發展規劃時，就提出了會計準則體系這一動議。1991年的《會計改革綱要（試行）》以及先后提出的《關于擬定我國會計準則的初步設想》等文件中，明確提出了建立包括基本準則與具體準則在內的會計準則體系的設想。當時，按行為和所有制制定的國營工業企業會計制度、國營商業企業會計制度等基本上是以會計科目和會計報表格式為框架的，這就是本文前面所說的，執行的是薄記職能。也有一些例外，1985年的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會計制度以及1992年年初的《股份制試點企業會計制度》，除了傳統的會計科目和會計報表方面的內容處，也獨立地規定了一些資產計價和收益確定政策。實施“兩則兩制”時，由于當時《企業會計準則》只有一個基本準則，尚不能滿足具體指導企業會計實務的需要，所以根據基本準則按行業制定了13種會計制度。這些行業會計制度也相應地充實一些會計政策的內容，即資產計價和收益確定方面的內容。這就是為什么隨著具體準則制定工作取得進展，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的重疊之處越來越多、我們越來越關注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關系問題的根本原因。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會計準則時，還主要是直觀地借鑒西方國家會計準則這名稱和形式，那么經過10年來制定會計準則的長期實踐，我們切實感到，分要素、分經濟事項制定會計準則這個形式，有顯著的優越性。一是分會計要素、分經濟業務制定會計準則，有可能將某個要素或業務所涉及的定義、特征、確認、計量和披露要求闡述得比較全面且清楚，邏輯嚴密；而會計制度是按會計科目組織其邏輯結構的，其核心是賬戶設置、記錄內容和借貸規則，不可能象會計準則那樣根據特定要素或業務的需要靈活組織其結構和內容。二是會計準則這種形式已經成為國際公認的規范形式，已經為國際社會所認同，象法國、德國等國家也開始采用會計準則這種形式。
曾經普遍認為，會計制度是計劃經濟的產物，應當用會計準則取代會計制度。現在看來，評價會計制度，應當從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辯證地看。就內容來說，通過會計制度規定資產計價和收益確定等會計政策，并不是絕對不可行。有人說會計制度規定過死，不利于企業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會計政策。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實際上，并不是會計制度規定過死，而是財務制度規定過死，不能把財務制度的問題算到會計的頭上；就現行會計制度來說，除了仍然過多受到財務制度制約之外，很難說會計制度所規定的會計政策過死。再說，就提高會計信息的可比性而言，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余地將越來越小。會計制度的問題出在它的形式上，即如前面提到的，由于會計制度是按會計科目組織其邏輯結構的，因此，無法對特定會計要素和會計業務的確認、計量作充分交代，也就限制了它的作用范圍，這也是形式決定內容的一個例子。
會計活動包括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四個環節，因此，會計規范也就有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這四個可能的要素。無論是國際會計準則，還是其他國家的會計準則，都只包括確認、計量和報告三個環節，而基本上沒有涉及記錄這個環節，就我國的會計準則來說，必要時也有一些有關賬的規定，比如，單設賬戶還是合并反映，直接轉銷還是備抵方法，就屬于記錄的規定，因為不影響計量的最終結果。有關記錄環節，所解決的問題主要有賬戶的設置、賬務處理程序、賬戶對應關系，賬戶與報表項目的協調和配合等等。現行會計制度的形式特別適合于記錄制度。所以，要不要用會計準則代替會計制度，實際上就變成了還要不要對會計記錄環節作出規定？有關記賬方面的事，是不是交給企業自己來做？
筆者認為，會計制度有關記錄環節的規定，主要是幫助企業設置會計科目和建立會計核算體系，并不象會計準則那樣直接影響會計信息的質量，所以，要不要對會計記錄環節作出規定，取決于企業會計實務有沒有這個需求。離開特定環境，絕對地說取消會計制度或保留會計制度，都是片面的。
近一個時期以來，有不少發展中國家建議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對包括會計記錄在內的賬務處理作出規定或提供指南，日前，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新設的發展中國家和體制轉換國家會計指導委員會（即steeringcommittee；我國會計文獻大都將其譯為“籌劃委員會”。筆者認為，譯為“指導委員會”更為貼切），其研究課題之一是，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要不要就會計程序提供指南提出決策建議。另外，法國的通過會計制度（即plangeneralcomptibles；國內大多將其譯為“會計總計劃”或“會計總方案”，這實際上是對法文的直譯。法律注冊會計師協會最近出版的英文文獻，將其譯為generalaccountingsystem.筆者以為，為正確表達這份制度所包含的內容，應當譯為“通用會計制度”）作為法國會計特色的體現，在西非國家及世界一些地區有很大影響。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提出的命題也是，要不要提供象法國通用會計制度那樣的會計指南。
筆者認為，就我國目前會計實務來說，企業會計制度體系還沒有形成，企業會計人員尚不習慣于自己設計會計制度，所以提供一套與會計準則相配套的會計制度，推薦會計科目，解釋會計科目的性質和使用方法、交代會計程序、提供主要經濟事項分錄范例，對于幫助企業更好地運用會計準則，提高會計效率，加強內部監督和政府監督，還是有必要的。鑒于目前會計制度種類比較多，不便于檢索和執行，建議適當加以歸并。隨著企業會計準則體系的建立，企業會計人員薄記水平的提高，加這之會計準則指南中提供了各類業務的相關會計科目和記賬方向，會計制度的作用將逐步弱化。什么時候會計人員感覺到這套制度對于企業說沒有什么參考價值了，這套會計制度也就自動取消了。我們實施沒有必要再在準則與制度的
【關鍵詞】中小企業財稅政策問題建議
中小企業是促進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目前中小企業發展面臨著多重挑戰。而財稅政策作為國家調控社會經濟的重要手段，在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中意義重大。
一、財稅政策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作用
中小企業由于其自身特點，在其發展中普遍存在融資、自主創新等問題，財稅政策為中小企業解決這些難題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財稅政策促進中小企業融資的作用
1.財稅政策可以緩解中小企業融資擔保中存在的市場缺陷。
2.財稅政策能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相對公平的融資環境。
3.財稅政策能推動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的建設。
(二)財政政策促進中小企業自主創新的作用
1.財稅政策能降低中小企業自主創新的成本。
2.財稅政策能有效化解中小企業自主創新的風險。
3.財稅政策能增加中小企業自主創新的收益。
二、我國現行中小企業財稅政策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中小企業財政政策存在的主要問題
1.財政政策支持手段單一。運用財政政策資金撥款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效果不明顯。雖然政府采購政策中存在對中小企業的政策傾斜，但是我國中小企業大多勢單力薄，生產的技術含量低、產品附加值不高，客觀上難以滿足政府采購的需要，所以，政府采購在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方面很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2.政府支持資金小。目前，我國中央財政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資金每年不足20億元，加上其他共享的政策資金，不足百億元，難以適應中小企業發展的實際需要。加之政府對各種中小企業進行多頭管理，難以將政策性資金集中起來，進行組合安排、配套使用，導致財政性資金支持中小企業的整體效果不明顯，很難形成政策合力，降低了財政政策對中小企業支持的影響力度。
3.中小企業社會負擔相對較重。中小企業往往成為各級地方政府部門攤牌各種費用的對象，尤其是許多鄉鎮企業和經濟落后地區的中小企業，仍然是“三亂”的主要受害者，政府治理“三亂”和為企業減負的努力也主要集中在國有大中型企業上，很難真正落實到中小企業本身。
(二)現行中小企業稅收政策存在的缺陷
1.中小企業稅法體系不完善。現行的稅收立法體系幾乎都是采用小條例大細則的形式，臨時通知、補充規定不斷，沒有一套系統的專門為中小企業量身定制的稅收政策法規體系。
2.中小企業稅收政策缺乏導向效應。目前我國對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的制定很大一部分還僅僅停留在解決殘疾人就業、廢舊物資回收等低科技層面，具有“扶貧”的性質，相關稅收優惠政策制定的針對性、作用性不強，定位不合理。
3.優惠力度有待進一步加大。我國現行對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規定大多屬于在稅收分配環節的直接讓利。在目前企業效益普遍不佳，虧損、微利企業大量存在的情況下，以所得稅為主的優惠措施，對大多數中小企業來說形同虛設，對經濟的引導和刺激作用不是很明顯，從而使得稅收政策的調控作用得不到應有的發揮。
三、完善中小企業發展的財政稅收政策建議
(一)完善中小企業發展的財政政策
1.財政補貼。財政補貼是政府對中小企業符合政府要求的做法給予財政上的援助。主要包括：①就業補貼。對提供較多就業機會的中小企業給予就業補貼，促進其吸收更多的失業者，以緩解就業壓力。②研究與開發補貼。通過制定各種中小企業技術創新與開發計劃。對符合計劃所提出條件的中小企業給予專項補貼和專項基金。
2.貸款貼息。貼息貸款是一種政府對中小企業貸款的利息補貼。其能夠以較少的財政資金帶動大量的社會資金參與對中小企業的援助。貼息貸款的具體做法：一是對中小企業的自由貸款給予高出市場平均利率部分的利息補貼，以使中小企業能夠按市場平均利率獲得貸款，提供中小企業在自由信貸市場中的借貸能力；二是對中小企業的長期低息貸款提供貼息，以幫助中小企業獲得最難取得的長期信貸資金。
3.政府優惠貸款。它主要是指政府用財政資金通過私人金融中介結構，或建立專門的政府金融機構向中小企業直接提供少量的優惠貸款援助。政府優惠貸款主要是解決中小企業獲得長期貸款困難的問題。其具體做法是，政府設立專門的中小企業長期低息貸款專項基金或建立專門的政府金融機構。由他們按一定的標準選擇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發放貸款。
(二)完善中小企業發展的稅收政策
1.制定專門的中小企業財稅法律。應加強對中小企業的立法，以《中小企業法》為法律主體，從細致的分類著手，涵蓋全面的政策支持及稅收制定，可以為解決糾紛提供切實的法律依據，改善中小企業的弱勢地位。
2.調整和完善增值稅。其一，盡快推行增值稅轉型，逐步將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可在高新技術企業先實行，刺激其進行投資。其二，取消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認定標準，企業不分大小，只要有固定的經營場所，財務制度健全，能夠提供準確的會計核算資料，遵守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制度，沒有偷稅行為，都可按一般納稅人對待。
3.降低稅率。降低營業稅和增值稅等流轉稅和企業所得稅、利潤稅等直接稅的稅率，是很多國家較為常見的優惠政策。
4.稅收減免與返還。稅收減免是針對稅額而言的，包括全額減免、定額減免和定比減免，主要針對中小企業的創建時期和其產品與服務的出口環節，以促使中小企業實現技術進步。
5.提高固定資產折舊率。對中小企業有兩方面的好處：一是加速技術設備的更新換代；二是降低當期的應稅額，從而減少稅款。
注：本論文是2011年度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遼寧省微小企業發展的金融財稅政策研究》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論文摘要]近幾年來，隨著高校辦學資金來源渠道的多樣化和稅務機關征管力度的加大，高校面臨的稅務壓力也越來越大。本文根據截至目前出臺的各項教育稅收政策，對高校應負擔的各稅種進行了較全面的梳理，并提出了一些解決的辦法，探討高校如何積極合理繳納各項稅款。
隨著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辦學資金來源渠道已由過去單一的財政撥款為主向多渠道籌集過渡。近幾年來，尤其是2000年后，高校總收入水平呈逐年上升態勢，但是財政資金占高校總收入水平比例卻呈逐年下降趨勢。目前，高校收入來源主要集中在財政無償撥款（包括如“985工程”撥款）、科研橫向和縱向收入、學費收入和自籌資金等幾方面。
稅收法規明確了高校作為納稅主體有依法納稅的義務。作為事業單位法人的高校自身和后勤服務集團的經營所得，以及校內各部門非獨立核算經營活動取得的收入，除了依法可以免稅的部分外，都應按照稅法規定繳納各類稅收。一直以來“稅收不進學校”的觀念在高校財務人員的意識中根深蒂固，高校的財務人員未樹立依法納稅意識，也缺少對稅收法規的學習和了解，發生納稅義務后很少能夠及時辦理稅務登記。近幾年，隨著稅務機關加大征收力度，將高校作為稅收檢查的重點，高校依法及時納稅的壓力逐漸增大。如2007年5月，北京市海淀區國稅局召集在京高校財務負責人，就高校繳納企業所得稅進行了探討。2008年年初，海淀區稅務局又就所得稅召開了會議，這充分顯示了稅務部門對高校的重視。這種情況下，如何對高校稅負問題進行梳理，嚴格涉稅業務的管理，就成為高校廣大財務人員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高校面臨的稅負現狀分析
1.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方面，《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征收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1997]75號）規定，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的收入，除財政撥款和國務院或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規定免征企業所得稅的項目外，其他一切收入都應并入其應納稅收入總額，依法計征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規定，高等學校舉辦的各類進修班、培訓班所得暫免征收所得稅。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高等學校包括教育部門所辦的和國家教委批準、備案的普通高等學校，以及中國人民有關部門批準成立的軍隊院校。
對高等學校、各類職業學校服務于各業的技術轉讓、技術培訓、技術咨詢、技術服務、技術承包所取得的技術收入，暫免征收企業所得稅。雖然目前絕大部分高校并沒有繳納企業所得稅，但是隨著所得稅法規執行力度的加大，如何合理繳納所得稅，已經成為高校財務部門面臨的一大課題。
2.營業稅
營業稅方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及其實施細則規定，托兒所、幼兒園和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提供的教育勞務，學生勤工儉學提供的勞務免征營業稅。實施非學歷教育的學校則應當依法繳納營業稅。2004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關于教育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04]39號）做了進一步明確的規定:對從事學歷教育的學校提供教育勞務取得的收入，免征營業稅;對學生勤工儉學提供勞務取得的收入，免征營業稅;對政府舉辦的高等、中等和初等學校（不含下屬單位）舉辦進修班、培訓班取得的收入，收入全部歸學校所有的，免征營業稅。
但是稅務部門和納稅人在執行的過程中，對免稅范圍仍存有疑問，為此國家稅務總局等部門于2006年1月12日《關于加強教育勞務營業稅征收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06]3號）對教育勞務的免稅范圍作了進一步的明確和細化：
(1)各類學校（包括全部收入為免稅收入的學校）均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的有關規定辦理稅務登記，按期進行納稅申報并按規定使用發票；享受營業稅優惠政策的，應按規定向主管稅務機關申請辦理減免稅手續。
(2)校辦企業為本校教學、科研服務所提供的應稅勞務（服務業稅目中的旅店業、飲食業和“娛樂業”稅目除外），經審核確認后，免征營業稅。
(3)高校后勤實體經營學生公寓和教師公寓及為高校教學提供后勤服務取得的租金和服務性收入，免征營業稅。但對利用學生公寓或教師公寓等高校后勤服務設施向社會人員提供服務取得的租金和其他各種服務性收入，按現行規定計征營業稅。
(4)社會性投資建立的為高校學生提供住宿服務并按高教系統統一收費標準收取租金的學生公寓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營業稅；但對利用學生公寓向社會人員提供住宿服務取得的租金收入，按現行規定計征營業稅。
(5)設置在校園內的實行社會化管理和獨立核算的食堂，向師生提供餐飲服務取得的收入，免征營業稅；向社會提供餐飲服務取得的收入，按現行規定計征營業稅。
(6)高等學校從事技術開發、技術轉讓業務和與之相關的技術咨詢、技術服務(俗稱“四技”）取得的收入免征營業稅。隨著高校科研事業經費到款的逐年增長,很多高校并沒有辦理“四技”營業稅的減免,故每年因為“四技”而繳納的營業稅已經成為高校的嚴重負擔。
3.其他稅種
其他稅種主要包括增值稅、消費稅、車船使用稅、房產稅等。這些稅種雖然種類繁多，但是在高校整體稅負中比重很小。不過隨著高校的進一步發展，這些稅種也應該引起廣大財務人員的重視。
二、高校可采取的對策
1.積極推動完善高校領域稅收政策立法
目前我國還沒有統一的、專門的高等學校稅收政策文件。在高等學校稅收政策方面，多數是由部門規章加以規定的，如通過教育部、國家稅務總局、科技部等部門規章加以規定，立法級次低。另外，面對教育體制改革給高等學校帶來的新變化，稅收政策的出臺顯得非常倉促，大多是以通知或補充通知的形式出現，某些稅收政策已經跟高校的財務核算體制不匹配，造成繳納稅款的不可操作性。所以，積極推動財政部、教育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聯合出臺立法層次高、規范、協調、系統、具有可操作性的稅收法律法規，爭取相關部門在法規制定階段充分考慮高校特點，可以為高校承擔合理稅賦爭取主動權。
2.修訂高校財務制度
根據《高等學校會計制度》設置的會計科目根本不能滿足高校進行稅金核算的要求，如沒有“企業所得稅”科目。高校財務人員在進行所得稅納稅申報時需對賬面利潤進行較多的調整，如果財務人員在平時工作中對與涉稅業務有關的收入支出不進行完整的記錄，不熟悉稅法，就很難正確計算應稅所得額。所以迫切需要主管部門根據稅法的要求，修訂《高等學校財務制度》和《高等學校會計制度》，分開核算應納稅所得和非應納稅所得，對于應納稅所得，正確核算收入和與之相匹配的支出，以計算和繳納企業應負擔的各項稅負。
3.加強納稅宣貫，樹立依法納稅意識
目前，因為對稅收政策的理解不同，各大高校各種稅種的處理方式各不相同。如北京地區，各高校《對北京市統一銀錢收據》的使用就各不相同。建議成立地區高校財務負責人聯誼制度，定期交流納稅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統一口徑。
對于“四技”涉及到的營業稅和企業所得稅，各高校主管財務和主管科技校長應加強溝通，重視“四技”減免。財務部門跟科技處（部）的要加強聯系，共同做好“四技”的減免工作。如北京某高校，科技處負責“四技”合同在技術市場的登記工作，財務處負責稅務局的備案工作。在沒有進行營業稅減免工作之前，每年需要繳納600多萬的營業稅，登記備案后，每年只需要繳納幾十萬元的營業稅，效果非常明顯。另外，加強對廣大科研人員的納稅宣傳力度，積極合理為學校避稅。
4.提高財務隊伍人員素質
目前，各高校財務人員普遍存在年齡結構偏大、學歷較低、知識結構落后等困難。迫切需要打破人才壁壘，引進具有現代財務管理意識的年輕專業財務人員，提高財務隊伍的整體素質。廣大財務人員要重視對稅法的學習，做好納稅申報和減免稅申報。利用稅率差別、稅收優惠政策、稅收制度的有關規定，對高校的經營活動進行事先安排，必要時還要咨詢專業的會計事務所和稅務專家，制定合理的納稅方案。
參考文獻：
[1]財稅字[1997]75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征收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
[2]國稅發[1999]65號: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企業所得稅征收管理辦法
[3]財稅[2004]39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教育稅收政策的通知
[4]國稅發[2005]129號:稅收減免管理辦法（試行）
[5]京地稅營[2005]525號:北京市地方稅務局關于印發取消技術交易免征營業審批項目后續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
[6]財稅[2006]3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加強教育勞務營業稅征收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
[7]財稅[2006]100號: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經營高校學生公寓及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
高級會計師，中國注冊會計師（CPA），中國注冊稅務師（CTA）、國際注冊內部審計師（CIA）。主要從事企業財、稅、審及內部控制等方面的專業學習與研究工作。1997年至今，在多家全國性報刊雜志及大學學報上累計發表了100余篇專業論文，其中北大中文核心期刊20篇，并有多篇文章被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及中國稅網等全文轉載。
為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3〕40號）精神，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和保監會聯合了《關于開展商業健康保險個人所得稅政策試點工作的通知》（財稅[2015]56號），改變了現行只有極少數支付項目可以在個人所得稅稅前扣除的歷史，開啟了商業健康保險個人所得稅稅前扣除的先河。本文對該“試點政策” 作一解讀。
為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3〕40號）精神，2015年5月12日，國家財政部網站公布了由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和保監會聯合制發的《關于開展商業健康保險個人所得稅政策試點工作的通知》（財稅[2015]56號）。這一通知改變了現行只有符合規定的三險一金、年金個人繳費部分及公益性捐贈等極少數支付項目可以在個人所得稅稅前扣除的歷史，開啟了商業健康保險個人所得稅稅前扣除的先河。本文現對該“試點政策” 作一解讀。
一、適用地區
因對商業健康保險實行個人所得稅稅前扣除是一項全新的業務，為保證試點工作的平衡實施，財稅[2015]56號文規定“在各地選擇一個中心城市開展試點工作”，具體分為兩個層次：
第一層次：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個直轄市全市范圍內展開試點。
第二層次：其他各省、自治區分別選擇一個人口規模較大且具有較高綜合管理能力的試點城市。當然，一般情況下，能達到“人口規模較大且具有較高綜合管理能力”的城市，非省會城市莫屬了；當然也不排除個別省、自治區選擇其他符合條件的非省會城市了，如廣東可以選擇在深圳實施試點、福建可以選擇在廈門實施試點，等等。
二、適用保險種類
財稅[2015]56號規定，試點個人所得稅稅前扣除的商業健康保險產品“由保監會研發并會同財政部、稅務總局聯合”。也就是說，現行市場上銷售的商業保險產品（包括商業健康保險產品）均不在試點扣除的范圍之內，而由保監會研發全新的商業健康保險產品。據專家預測，這個全新的保險產品可能是一個包括醫療、重疾、失能等不同責任范圍的組合型產品。
財稅[2015]56號時，保監會暫未會同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同時公布試點扣除的商業健康保險產品名稱（或名單）。因而，財稅[2015]56號通知規定的扣除政策暫時只是一個方案，向國人表明一個態度和方向。
三、適用的對象及所得項目
商業健康保險產品可以在個人所得稅稅前扣除的適用對象及所得項目，包括：
1.取得工資薪金所得、連續性勞務報酬所得的個人。
2.取得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承租經營所得的個體工商戶業主、個人獨資企業投資者、合伙企業合伙人和承包承租經營者。
很明顯，在《個人所得稅法》規定的11項個人所得項目中，個人除取得上述項目之外，取得的其他如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均不能扣除商業健康保險產品支出。
四、扣除限額
對于試點地區個人購買的符合規定的商業健康保險產品的支出，實行的是按年（月）限額據實扣除的辦法，即：按年（月）予以稅前限額扣除2400元/年（200元/月），但如果最后一個月的未扣除余額不足200元的，則只能據實扣除。
財稅[2015]56號通知特別強調，2400元/年（200元/月）的限額扣除為個人所得稅法規定減除費用標準之外的扣除。因此，以后實際發生個人購置符合條件的商業健康保險產品后，取得的工資、薪金所得的應納個人所得稅的計算公式就應該是（暫不考慮公益性捐贈及年金個人繳費部分）：
工資、薪金所得應納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收入-3500-“三險一金”-200）×適用稅率-速算扣除數
五、單位統一購買時操作方法
財稅[2015]56號通知還明確了試點地區企事業單位統一組織并為員工購買符合規定的商業健康保險產品的支出的稅前扣除操作辦法：“分別計入員工個人工資薪金，視同個人購買，按上述限額予以扣除”。
意思就是說，如發生單位統一為員工購買的符合規定的商業健康保險產品，應視同員工個人自己購買的，并入員工當月工資、薪金收入，合并計算征收個人所得稅并按規定的限額（200元/月）實行稅前扣除。
六、試點開始時間
如前文所述，因保監會暫未會同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公布研發的商業健康保險產品，財稅[2015]56號通知暫時只是一個態度和方向，因此也無法明確統一開始試點的時間，但授權由各省級財政、稅務和保監部門研究制定試點工作實施方案，分別上報省級人民政府確定，并于2015年6月30日前聯合上報財政部、稅務總局和保監會審核備案。
不遠的未來某個時候，保監會研發的商業健康保險產品正式后，納稅人即可按統一的政策規定享受稅收優惠待遇，稅務部門按規定執行。
七、需要明確的幾個問題
第一，何謂“連續性勞務報酬”？
財稅[2015]56號通知中所說的“連續性勞務報酬”如何確認？除按月取得勞務報酬之外，按季、按年取得勞務報酬，或者同一個勞務項目在一個年度內不定期結算取得勞務報酬，哪些情況可以確認為“連續性勞務報酬”？再比如，某專家兼職一家雜志社的審稿勞務，每月審稿勞務的工作量是不確定的，有可能一個年度內某幾個不連續的月份里沒有接到審稿任務，其勞務報酬也不是按月結算，可能是按季或按年結算取得的。那么這種情況下是否可按通知規定扣除商業健康保險支出？
第二，如果一個人從多處同時取得多項所得，是否可以分別按限額扣除？
比如，老張本月除從所在的A公司取得工資、薪金之外，還從兼職的B公司取得當月勞務報酬（連續性勞務報酬）；或者，老張除從所在的A公司取得工資、薪金之外，還從其舉辦的個人獨資企業取得所得，等等。這種情況下，是否允許老張從所得項目、分別按限額扣除其購買的符合條件的商業健康保險產品支出？
第三，對于取得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承租經營所得的個體工商戶業主、個人獨資企業投資者、合伙企業合伙人和承包承租經營者，在按月或按季預繳個人所得稅時，是否允許扣除？抑或者預繳稅款時不得扣除，只在年終匯算清繳時允許按2400元/年予以一次性扣除？
第四，對于單位統一為員工購買符合條件的商業健康保險在并入當月工資薪金計稅時，是當期一次性并入還是分期并入？如實行分期并入，最長期限為多少月/年？
論文摘要：稅收是國家財政的基本來源，擴大稅源、增加稅收是國家財稅管理部門的主要任務。然而，在利益的驅動下，很多企業都絞盡腦汁地要減輕稅負，于是就產生了避稅和節稅行為。本文從基本概念和特征入手，對避稅和節稅進行比較分析。
一、“避稅”的概念和特征
1基本概念
避稅，即稅收規避的簡稱，指納稅人利用稅法上的漏洞或稅法允許的辦法，通過對經營事項進行事先籌劃，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達到減免稅負的目的。
各國對避稅概念的理解可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避稅，是指納稅義務人為減輕稅負所采取的一切行為。進一步可將其分為正當避稅和不正當避稅1，其中正當避稅也稱合法避稅，是指納稅人依據稅法規定，作出符合稅法宗旨并能減輕納稅義務的行為；不正當避稅則指行為人利用稅法漏洞，通過人為的安排，減輕稅負的行為。
2特征
(1)非違法性。避稅是一種非違法行為。
(2)提前性，亦稱前瞻性。即在納稅前，就需要對經營過程的中涉稅行為進行相關的籌劃和安排。
(3)受益性。其中有兩層含義，一是低稅負，例如運用低稅率，可以降低企業的稅收成本，二是延長納稅時間，將納稅期推后，可以間接減輕稅收負擔。
(4)權利性。避稅實際上是納稅人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合理地運用稅法所賦予的權利，來實現減輕稅負的目的。
二、“節稅”的概念和特征
1基本概念
節稅，是指納稅人采用合法的手段減少稅款，即稅款的“節約”。它是指在稅法規定范圍內，當有多種納稅方案可選擇時，納稅人以稅收負擔最低為標準來進行選擇。
節稅行為因符合稅法宗旨和政策意圖，因此常為各國政府所鼓勵和提倡。
2特征
(1)合法性，節稅是通過對稅收法規進行分析研究后，作出的優化稅收的選擇。
(2)符合國家的政策導向。從宏觀經濟調節來看，稅收是調節市場經濟以及生產者、消費者行為的有效的工具，政府通過稅收政策，引導納稅人的生產、消費行為，以實現政府調控經濟，引導消費的目的。
(3)普遍存在的經濟現象。各國在制定稅法時，都會制定一些優惠政策，這些政策為納稅人的節稅行為提供了前提，使得節稅行為具有普遍性。
(4)形式多樣性。稅收政策在地區、行業或者企業之間存在著差異，差異越大，那么納稅人的選擇余地就越大，節稅的形式也就越多。如利用地區差別、科技含量差別、出口優惠等，都具有可行性。
三、“避稅”和“節稅”的區別與聯系
1從立法角度看，二者內涵不同
節稅具有合法性，而避稅有非違法性。節稅順應立法精神的，而避稅則違背立法精神。避稅是以不違法的手段達到減免納稅義務的目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國家稅法，導致國家財政收入的減少，間接影響稅收制度的公平性。
2從宏觀經濟角度看，二者對經濟、社會影響不同
企業選擇節稅，會造成政府稅收收入的暫時減少，但從長遠來看，企業通過節稅，會獲得更多的收入，這樣使生產者有更高的積極性以及更多的資金去再投資，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政府可以通過擴大稅基而獲得額外的稅收收入。同時，普遍推廣節稅有助于國民納稅意識的提高，促進納稅人學習和研究稅法。
避稅在形式上與偷稅截然不同，沒有公然違反稅法，但它也是利用稅法和國家政策的“漏洞”和缺省環節，使得國家稅收收入減少，妨礙了稅收職能的發揮。同時，避稅會影響納稅人的心理平衡，使得一些納稅人會朝著有政策漏洞的行業、部門去生產、投資，不利于社會產業結構的優化，甚至會引起經濟的不正常發展。
3從微觀經濟角度看，二者對企業的影響不同
節稅可以減輕納稅人稅收負擔，是獲得稅后利潤最大化的正確途徑。企業進行節稅籌劃活動，可以增強企業對資金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提高企業自身的經濟效益，有利于企業的發展壯大。
避稅是以現行稅收制度存在的漏洞為前提，如果稅收政策變化，一定會影響企業的稅收狀況，進一步影響企業的現金流，因此，稅收政策的不確定性會使企業不能進行長期的生產發展計劃，導致生產計劃的短期性。一旦稅制完善，企業便束手無策，難以應付市場經濟中的不確定性。
4從國家的角度看，政府對二者持有不同態度
在很多國家，政府部門都提倡企業進行節稅籌劃，這樣可以減輕企業稅收負擔，提高企業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從而又間接增加了國家稅收收入，是一種政府于企業的雙贏選擇。因此國家應在這方面積極宣傳，讓納稅人了解、認識節稅籌劃。
避稅，是一種國家不提倡的行為，雖然目前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明確提出反對，但由于避稅的非違法性以及對經濟的不利影響，我們還是應該自覺的反對這種行為。政府部門應該不斷改進和完善現行的稅收法律法規，科學合理地設計稅種，構建一個完善的稅收體系；同時出臺相關的反避稅方面的法律法規，提高稅務人員的業務素質和征管稽查水平，才能制止避稅的有效辦法。
5避稅與節稅的聯系
(1)主體相同，都是納稅人的行為；
一、會計準則對會計合并的界定
企業合并是指將兩個或者兩個以上單獨的企業合并形成一個報告主體的交易或事項。指出構成企業合并應當至少具備兩個條件，即:所合并的企業必須構成業務;一個企業必須取得另一個企業或多個企業(或業務)的控制權。企業合并按照控制對象劃分類型分為:
1.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是指參與合并的企業在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終控制，且該控制并非暫時性的。
2.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是指參與合并的各方在合并前后均不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終控制的合并。
二、稅法對企業合并的界定與處理
按照合并方式的不同，稅法將合并分為吸收合并和新設合并，將會計上的控股合并作為股權收購(即長期股權投資)。財稅(2009)59號文企業重組的稅務處理區分不同條件分別適用一般稅務處理規定和特殊稅務處理規定。
一般稅務處理:企業合并，當事各方應按下列規定處理。
1.合并企業應按公允價值確定接受被合并企業各項資產和負債的計稅基礎。
2.被合并企業及其股東都應按清算進行所得稅處理。
3.被合并企業的虧損不得在合并企業結轉彌補。
特殊稅務處理:
1.合并企業接受被合并企業資產和負債的計稅基礎，以被合并企業的原有計稅基礎確定。
2.被合并企業合并前的相關所得稅事項由合并企業承繼。
3可由合并企業彌補的被合并企業虧損的限額二被合并企業凈資產公允價值截至合并業務發生當年年末國家發行的最長期限的國債利率。
4.被合并企業股東取得合并企業股權的計稅基礎，以其原持有的被合并企業股權的計稅基礎確定。
三、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的會計處理與稅務處理
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的合并方和合并日的確定，與非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購買方和購買日的確定原則相同。
(一)在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中，合并方的會計處理原則是權益結合法
權益結合法:是將企業合并看作兩個或多個參與合并企業資產和權益的重新組合，由于最終控制方的存在，從最終控制方的角度，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不會造成企業集團整體利益的流人或流出，僅是其原本已經控制的資產和負債空間位置的轉移，最終控制方在合并前后實際控制的經濟資源并沒有發生變化，有關交易事項不應作為出售或購買行為。
(二)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中，合并方會計處理和稅務處理
1.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中，合并方會計處理。
①確認—合并中不產生新的資產和負債。
②計量—按賬面價值計量。
③合并中不確認損益—合并差額調整所有者權益項目。④合并財務報表應當體現一體化原則。
2.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中，合并方稅務處理。
當合并企業在該項企業合并發生時支付的股權支付金額不低于其交易支付總額的85%，以及同一控制下且不需要支付對價的企業合并時，表明該項企業合并符合特殊性稅務處理規定的條件，交易各方對其交易中的股權支付部分，可以選擇特殊稅務處理規定。
(三)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中，被合并方的處理
1.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中，被合并方的會計與稅務處理
①會計處理:在控股合并中，被合并方除需要進行實收資本(或股本)的內部結轉以外，通常無需進行其他會計處理。
②稅務處理:被合并方無需進行所得稅清算。
2，同一控制下吸收合并和新設合并中，被合并方的會計處理和稅務處理。
①被合并方選用一般稅務處理規定:被合并方應先進行所得稅清算，再結束賬簿記錄。
②被合并方選用特殊稅務處理規定:被合并方只需結束賬簿記錄;被合并方無需進行所得稅清算。新晨
四、非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的會計與稅務處理
(一)在非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中，購買方的會計處理原則:非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是參與合并的一方購買另一方或多方的交易，應當采用購買法進行會計處理。購買法是從購買方角度出發，購買方通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取得了被購買方的凈資產或者對被購買方凈資產的控制權。購買方確認所取得的資產和應當承擔的債務，不僅包括被購買方原賬面上已確認的資產和負債，而且還包括被購買方原來未予確認的資產和負債，但購買方原持有的資產和負債的計量不受合并的影響。
(二)在非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中，購買方的會計處理和稅務處理
1.非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并中，購買方的會計處理。
①企業合并成本的確定。
企業合并成本=購買方在購買日為進行企業合并而支付的現金或非現金資產、發行或承擔的債務、發行的權益性證券等公允價值+為進行企業合并而發生的各項直接相關費用+或有對價。通過多次交換交易分步實現的企業合并，企業合并成本二每一單項交換交易的成本之和。
②企業合并成本在取得的可辨認資產和負債之間的分配。
③合并差額的處理一企業合并成本與合并中取得被購買方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份額之間差額的處理:企業合并成本>購買方在企業合并中取得的被購買方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份額的差額:應確認為商譽，并按規定進行減值測試;企業合并成本購買方在企業合并中取得的被購買方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份額的部分:屬于負商譽，但不能確認，而應將其差額計人合并當期損益(營業外收人)。
④企業合并成本或合并中取得的可辨認資產、負債公允價值的調整應當采用追溯調整法或追溯重述法進行調整。
論文關鍵詞 經濟法 收入分配改革 壟斷性國有企業 財政稅收
經濟法作為一個立足于社會整體利益的法部門,其核心是社會本位,這來源于經濟法對實質正義、社會效率、經濟自由和經濟民主的追求。因此,基于經濟法的目的、價值觀念、理念和特性,它理應在收入分配改革領域發揮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初次分配排除壟斷和再次分配促進公平方面,發揮經濟法中的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產業政策法和財稅法的系統作用,本文也著意從這一方面來展開。
一、問題的提出
馬克思曾對分配和生產的關系做過這樣的經典論述,“分配的結構完全決定于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就是生產的產物”豍.從這一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認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的實現首先需要所有制問題的解決,收入分配領域存在著的諸多問題會隨著生產力的極大發展而消失。但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的現實狀況不同,居民收入差距有逐步擴大的趨勢,收入分配領域也存在著許多的問題。據北師大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李實課題組測算認為,2010年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50的水平。而按照國際上普遍認同的基尼系數等級線,0.40是警戒線,0.50是危機線,0.60是動亂線,這說明我國已經瀕臨危機線甚至實際上已經超過了危機線豎.由此可見,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已迫在眉睫,進行收入分配改革、解決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已經關系到了社會結構的穩定與和諧社會的建設。
二、收入分配改革的頂層設計
所謂“頂層設計”,原本是來自網絡工程學的一種說法,英文原文是top—downdesign,它是說在進行一個大系統的建設前,要從頂層開始,由上到下的進行設計豏.因此根據此理論,收入分配改革的頂層設計就是以怎樣的理念和原則來指引和設計合理、有效地收入分配改革實踐。
收入分配改革的頂層設計是否合理關系到收入分配改革的成敗。基于經濟法的視角,結合我國具體國情,我們認為對待收入分配改革,應該形成這樣的共識:以制度推進為手段,以有效落實“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為基礎,以壟斷行業改革特別是壟斷性國有企業的收入分配改革、財政稅收改革為突破口,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以盡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三、如何有效落實我們的分配制度
落實好收入分配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來源主要有兩類:一是勞動報酬;二是財產性收入。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的勞動報酬和財產性收入成為了問題的關鍵。
(一)提高居民的勞動報酬在當前我國“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格局之下,勞動報酬即工資仍是人們的主要收入來源。“十二五”規劃中提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這一機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靠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建立和最低工資水平的提高來實現的。(1)近幾年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一直得不到完善和有效運作,在實踐中出現了許多問題,這是無法靠政府一方面的力量來解決的,還要靠工會等社會自治團體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鑒于經濟法主體角色的特定性以及勞動者力量的薄弱,大力培育社會組織、中介組織及其他NGO等自治組織成為協調政府與企業、個人利益,建立完善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有效途徑。當然在培育工會等自治組織時,應避免“官辦、官管、官運作”的現象,提高其自治性和自愿性,使其能夠真正代表勞動者階級的利益和訴求。(2)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水平是建立和完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的基礎所在,對于保障底層行業職工的工資水平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是保障底限性公平的體現。在這一方面要充分發揮政府政策的推動作用,形成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水平的制度。
(二)下大氣力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財產性收入,是指家庭擁有的動產(如銀行存款、有價證券等)、不動產,如房屋、車輛、土地、收藏品等)所獲得的收入豐.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提出了要“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的決策。但目前居民的財產性收入還是很不樂觀的,僅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小部分,迫切需要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因此要努力做到以下幾點:(1)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前提是大力保護公民的財產權,尤其是在拆遷、征地和征用公民財產的過程中,要確保公民的財產權利和財富增加值權利不受侵害;(2)進一步明晰產權,使之能夠在抵押、轉讓、出租等交易流動中廣泛運用,這主要涉及的是居民的不動產方面;(3)在動產方面,我們可以看出,財產性收入的增加主要考驗的是居民的理財能力。因此要靠金融機構的努力,拓寬居民金融理財渠道,讓百姓擁有越來越多的金融理財工具和產品,同時加強對交易行為的規范,確保居民的合法財產權益不受侵犯。
四、壟斷性國有企業收入分配改革
在收入分配領域,壟斷性國企高收入群體與私營單位就業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成為體制內與體制外乃至整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典型縮影豑.據國家統計局5月3日的數據顯示,2010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的年平均工資為37147元,而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為20759元,前者是后者的1.8倍,足見兩者差距較大。因此,收入分配領域的國企改革對收入分配改革具有戰略性的全局意義。但是對國有企業收入分配改革并不能籠統的一刀切,我們主要應是針對壟斷性國有企業和國企管理人員的收入分配進行改革,這是改革的關鍵所在。而且單純采取對壟斷性國有企業和國企管理人員的減收政策是行不通的,筆者認為應堅持擴大體制內競爭和“結構性減薪”并舉的總體策略。具體如下:
(1)通過擴大體制內競爭來改革壟斷性國有企業的收入分配要充分發揮產業政策法和反壟斷法的作用。首先通過產業政策立法,讓更多的民營企業參與到體制內的競爭中來,尤其是在我們的電力、電信、石油等壟斷性行業。讓民營企業參與到體制內的競爭,這樣不僅有利于私營企業利潤的增長從而使其職工工資增長,更有利于市場競爭化程度的提高,使國有企業面對充分的競爭而煥發活力,更好地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其次,加強反壟斷法和公司法的有效實施,使壟斷性國有企業向著政企分開的現代化公司經營管理模式發展,盡最大限度減少某些壟斷性國有企業行政職能和經濟職能并存的現狀,以優化市場競爭秩序,提高競爭水平。(2)主張對國企職工采取“結構性減薪”的做法,即基于特定目的對特定職業和特定崗位的人群實行減薪。首先在國有企業職工群體中,收入較高的是國企管理人員,原因有二,一是這些人員多由行政指派,沒有在其任命上發揮市場的作用,二是這些高管的工資與企業績效關聯不大,且信息披露不全面。對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嚴格規范國企高管人員的薪酬管理,原則上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堅持市場才是企業家最好的定價者豓,并把管理因素對于企業的貢獻作為其薪酬的重要衡量因素。其次,對于國企職工并非一味的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對于國企非正式職工,退休、下崗職工而言,要提高他們的工資福利水平。
五、財政稅收改革
如果說初次分配領域的改革是基礎,那么在再分配領域的改革則是促進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的關鍵所在。初次分配領域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而對于再分配領域來說,則是經濟法特別是財稅法發揮其作用的最好舞臺。財稅法范圍較廣,以下著力從預算法和稅法兩個方面談一下我們再分配領域的改革。
(一)預算法與再分配預算法是指調整國家在進行預算資金的籌集和取得、使用和分配以及監督和管理過程中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其本質是對政府收支活動的控制。近年來政府的財政收入連年增長,有的地方增長率甚至已經超過了15%,大大超過了同期的GDP增速和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速。如何花好這些錢,如何讓政府把錢花的更合理,則需要預算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要使我們的國家預算更好地服務于收入分配改革,筆者認為要做到以下兩點:(1)促使合理財政支出結構的形成。加大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以及區域協調發展方面的扶持力度,將財政支出更多地用于保民生、促增長上,使社會發展惠及人民大眾。(2)減少行政權對預算權的干預。按照我國的政權組織形式,各級人大行使預算審批權,其他機關不得干預。但在現實生活中,行政權對人大預算審批權的干預尤為嚴重,尤其是在各級地方。因此必須切斷行政權對人大預算審批權的干預,使政府在制度框架的束縛下合理分配財政支出。
(二)稅法與再分配根據社會契約論,稅是公民從國家獲得的利益的對價,黑格爾也曾說過稅是個人對國家作出的犧牲。從其本質來看,稅收是政府對國民收入進行的二次分配,理應對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發揮應有的作用。稅法與再分配應著力處理好兩點:(1)加快結構性減稅的步伐,即有增有減、結構性調整,減輕一部分群體和稅種的稅負水平。尤其是對于個人所得稅而言,要合理制定個稅起征點,實行綜合所得制,即對收入總額實行累進制,多收多交,少收少交。(2)收入不公很大程度上源于社會財產的不公,因此要開征財產稅,即以納稅人的某些特定財產數量或價值額為征稅對象的類稅,包括房產稅、遺產稅和贈與稅等。目前我國還沒有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許多學者也做過很多可行性研究,立法應盡快做出回應,出臺相關法律,我們認為遺產稅和贈與稅的開征,有助于解決社會成員發展不公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