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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泰勒 個人 社群 公民參與
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在批判新自由主義過程中脫穎而出，社群主義的核心概念是社群(community)。社群主義者與新自由主義者分歧的焦點在對個人與社群關系的解釋上。社群主義者認為，一個人作為社群的一個部分，都會把自己當作是社群的成員，把社群的目標首先當作群體所擁有，而不只是個人權利的表現，都會認同自己的目標和價值觀是實質性地屬于社群的，而不是偶然地。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是當代政治思潮中社群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黑格爾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哲學、倫理學和民主政治等方面都進行了獨到的研究。
一、個人與社群
自由主義者假定社會是由獨立的個人組成的，每個個人都先天擁有一個超驗的自我，先驗地擁有一種認同的自我，這種自我先于其目的和價值。新自由主義正是從這一個人—社群的關系建立其整個理論體系。社群主義者查爾斯·泰勒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這種個人—社群關系觀，認為個人組成社群，個人是社群的一個部分，認為個人不能獨立于社會現實，無視其社會角色（權利、義務和責任的統一），個人只有在社群中才能發展起來，現實社會環境規定了個人的屬性，塑造了個人的目的，個人對自我的認同不是自決的結果，它來源于社群、文化和種族三個要素，“人不能僅僅自視為人,他們還更直接地籍其所屬的文化、語言、宗教等局部性共同體來界定自己”[1]P180,“我們只有在一個文化共同體中才成其為人類” [2]P139這個社群中的個人意識到自己屬于該群體，這對他們的認同感（即他們對自己是誰的感念）具有重要的意義。“知道我是誰，就是知道我站在何處。我的認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視界的承諾和身份規定的，在這種框架和視界內沃能夠嘗試在不同的情況下決定什么視好的或有價值的，或者什么應當做，或者沃應贊同或反對什么。換句話說，這是我能夠在其中采取一種立場的視界。”[3]P37在泰勒看來，脫離了社群，自我也就失去了參照因素，社會聯系的紐帶被逐漸割斷后，個人對社群價值的認同感、公民的責任意識逐漸消失。公民是社會一員，應當加強與社會中其他成員的聯系，“我并不能孤立的，而只能通過部分公開部分隱蔽的對話和協商，來發現我的特性。…我自己的特性本質上依賴于我與他人的對話關系。”[4]P4離開了社群，不僅個人的道德理性和能力無從談起，就是個人的自主性也無從談起。
二、公民政治參與
新自由主義基于權利優先原則，主張“我們社會中的許多人對政治參與提不起興趣；這并非只是因為我們眼下的政治制度不鼓勵它,而且也因為人們不認為政治參與在他們的生活中有什么重要的優先性”[5]P52在公民與國家事務的關系上，新自由主義者主張中立，既不鼓勵公民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也不鼓勵國家去積極爭取公民參與政治生活。認為公民是否參與社會政治生活是公民的自由選則，政府應中立的看待公民政治參與的態度，尊重公民作出的選擇，任何以“公共善”的名義采取某種措施干預公民的選擇是不適當的。威爾·凱姆利卡曾指出，邀請人們按照別人的思想參與政治生活總是不成功的，公民是否參與政治生活完全應當聽任他們自己的選擇，政府不應當采取某種措施使他們不情愿地參與政治生活。[6]P139查爾斯·泰勒批判這種個人主義的價值觀，認為它使“人們失去了寬廣的目標，因為他們只關注他們的個人生活。…換言之，個人主義的陰暗面是把自我放在中心位置，這挫平和限制了我們的生活，使之缺少意義，并對他人和社會漠不關心。”[7]P4
泰勒及其他社群主義者認為權利政治顛倒了個人與社群的關系，個人權利不能優先于社會目的，社群利益是優越于個人權利的善，當一個社群擴大到整個社會時，公共利益就是人類善良生活的基礎，是最根本的善，個人權利在增進公共利益的過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實現。強調只有通過積極的政治參與，個人的權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實現。認為個人的“政治參與對于參與者本人具有內在價值” , [9]P531認為國家政治關系到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公共活動。與新自由主義者不同的是，他們并不認為個人權利是天賦的稟性，而認為是人們參與到社會政治生活中不斷奮斗進取的結果。而且,也只有通過積極的政治參與,個人的權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實現，即政治參與是爭取和擴大個人權利的最有效途徑。社群主義者從實質上把政治權利界定為個人參與政治決策的權利,因而把個人廣泛的政治參與當作是民主政治的基礎。在權利政治捍衛神圣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利和自由選擇的土壤上萌生的個人主義價值不斷膨脹，人們的價值觀被個人主義從工作和熱心公益引向重視個人滿足，由于只關注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消弭了個人對公共利益的熱情和追求，并伴隨著對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疏遠，國家政治這一公眾領域的群體活動不再受人們的關注，人們都轉而追求被托克維爾稱之為“微小而庸俗的快樂”。與個人主義者對政治生活的冷漠態度相反,他們倡導公民積極參與社會的公共生活,并且盡可能地擴展政治參與的范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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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俞可平：社群主義[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知識與教育密切相連，教育是知識傳播和發展的重要途徑，知識又是教育的內容與載體。知識觀構成了教學活動的內在背景。由知識觀引發的教育思想的價值沖突涉及諸多范疇，如科學與人文；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等等。歷史上經歷三次知識觀的轉型，而我們現在正處于由現代知識觀向后現代知識觀的轉型。這是一種由絕對知識觀向相對知識觀、由普通知識觀向境域知識觀、由靜態知識觀向動態知識觀、由精英知識觀到大眾知識觀的轉變。體育教學中的隱性課程正是體現了后現代知識觀下的體育教育觀。體育教學中隱性課程的開發對我國當前學校體育教學與課程改革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隱性課程相關概述
1.隱性課程的界定
關于隱性課程的界定見仁見智。本文依據邏輯學上屬加種差的定義方法，按照隱性課程的存在空間、呈現方式及接受方式將隱性課程作以界定：隱性課程是課堂內外的各種教育影響因素在以間接、內隱的呈現方式下，受教育者無意識的經驗。很有必要指出：隱性課程與顯性課程的本質區別在于其呈現形式和接受形式，在課程的目標、功能及內容上雖有區別，但又有交叉。
2.隱性課程開發的界定
課程開發是課程領域中廣泛使用的一個術語，我們對隱性課程開發作如下界定：依據一定的原理及要求對隱性課程內容進行發掘并對其進行科學合理的實施的過程。
三、體育隱性課程體現了后現代知識觀的基本內涵
1.從絕對知識觀到相對知識觀――知識的主觀性
知識具有主觀性和相對性，對同一事物的理解，不同的人只能求得大體上的一致，個體之間的認識是有細微差別的。隱性課程的開發尊重人們學習知識的主觀性，承認差別性，肯定相對性。
2.從普通知識觀到境域知識觀――知識的情境性
體育隱性課程研究正是基于教育環境和心理之間的關系及教育環境中由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所組成的群體之間的心理影響。所以說，體育隱性課程體現了后現代知識觀的主體性、主觀性與境域特征。
3.從既定知識觀到流動知識觀――知識的創造性
體育教學中的隱性課程開發是伴隨顯性課程而進行的，在通過顯性課程學習顯性知識、擴展理性能力的同時，隱性課程對于發展學生的非理性能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非理性因素作為動力系統，又對于理性能力的發展起著動力、定向、維持、加固的作用。所以說，體育隱性課程較好的體現了后現代知識觀對于教育的育人訴求。
4.從精英知識觀到大眾知識觀――知識的多樣性
法國后現代主義代表人物之一利奧塔認為：“科學只是知識的一種，每一種知識都應該是平等的。”后現代知識觀不僅重視社會性的知識，也重視個人性的知識，不僅重視顯性知識，也關注顯性知識。體育教學中隱性課程的開發正是對傳統體育教學單純注重顯性知識缺陷的彌補。體現了后現代知識觀的知識多樣性。
四、體育教學中隱性課程的開發
對體育教學是隱性課程的開發在于最大程度的發揮隱性課程功能。而隱性課程功能和發揮其功能的“基因”之間并不是一一對應，而是相互交叉、共同作用。而我們要發揮隱性課程最大優化的功能首先要對發揮功能的各種“基因”進行科學合理的開發和控制。
1.體育教師
（1）體育教師的人格
人格包含著人的需要、動機、理想、信念、情感態度價值觀、性格、氣質等要素。體育教師的人格優化措施：①使體育教師重視人格作用，加強自身修養，不斷豐富和完善科學文化知識，修身養性，塑造人格。②加強對體育教師的人格教育，特別是師德教育，通過教育，激發道德情感，磨煉道德意志。③強化管理與評價，要把人格素質列為對體育教師考評的重要內容，這種約束體育教師行為的無形力量，會促成體育教師特有的人格品質。
（2）體育教師的儀態
儀態是指人的儀表與體態。體育教師儀態蘊含著道德品行、文化修養、審美能力及身體素養等。教師的儀態因素應考慮如下幾方面：①精神飽滿。②舉止穩重。③著裝得體。④教態親切。⑤健美的身體姿勢。
（3）體育教師的領導方式
一般把教師的領導方式分為專制型、放任型、民主型。這三種領導方式對學生的成長與發展有很大的影響。當前素質教育下，體育教學應提倡民主型的領導方式。民主型的領導方式對學生良好交往方式以及和諧課堂氣氛的形成至關重要。利于學生個性的形成和主觀能動性、獨立性、創造性的發揮及挖掘。
（4）體育教師的知識結構與能力結構
這里不討論各級各類體育教師具體應具備的知識和能力結構，只是提出幾項完善的措施：通過自學、離職深造、脫產進修、在職培訓、參加各種短訓班，有計劃地組織教學觀摩、教學與訓練經驗交流會和各種科學論文報告會等形式和措施進行完善。
（5）體育教師的教學風格
目前學術界對教學風格的界定尚未統一，對其分類也各有標準，但教學風格對學生的個性、情感等都有影響。研究證明：認知方式不同的學生對體育教師教學風格的認可與期望是不一致的。體育教師要不斷優化教學風格，注意揚長避短，發揮優勢。
2.體育課堂物質環境
體育課堂物質環境本文涉及到可控性程度不同的自然環境（如體育場地的面積、地面材料、體育器材的布置等）。本文從可行性角度出發對可控性較大的內容進行開發和控制：
（1）重視建設
體育教學行政管理者應重視體育教學環境建設，加大經費投入。
（2）強化布置
體育教師應綜合考慮場地器材的布置（如趣味性與安全性、學生素質、教材難度等）。
（3）注重美化
體育教學環境應保持衛生、進行美化等。
3.體育課堂心理環境
體育課堂心理環境涉及的隱性課程內容很全面，它們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影響。
（1）課堂人際關系
這里包括師生關系和學生與學生的關系。創建一個民主、平等、和諧的人際關系，是形成良好課堂氣氛的必要條件。①建立良好師生關系，教師應做到敬業愛生；樹立以學生為主體的思想；②建立良好生生關系，關鍵在于在教學過程中學生交往各個環節上處理好競爭與合作的關系。
（2）課堂心理環境
學生個體心理與群體心理較難把握，本文從教師角度提幾點建議：①擺脫師道尊嚴的影響、樹立民主平等的思想意識。這是良好課堂心理環境創建的基礎。②增加體育教學的藝術性。如合理、幽默的（身體）語言等。
（3）提高教學能力
如果教師示范、語言、觀察判斷等能力很強會調動學生更有情感的投入學習，促進良好心理環境的形成。
4.體育教材
（1）開發教材隱
當前課程改革實行三級課程管理。體育課程改革中地方和學校在考慮其他各因素的同時，也應該認識到體育教材既是顯性課程又是隱性課程。要開發一些有價值的體育教材，以發揮其隱。
（2）提高隱性課程實效
體育教師應該充分認識到各種體育教材的隱，提高體育教學中隱性課程的實施能力。
五、結語
高考制度的改革。
有人說："高考不改革，中國的基礎教育很難有根本性的改變。"此話不無道理。不是有人把高考比作"獨木橋"嗎？現在就是有千軍萬馬急于要通過它，因為只有通過它才可能達到充滿希望并獲得發
展的彼岸。如果我們不去改造這座"獨木橋"，不去建筑新的通道，只是一味地宣傳、動員大家不要擁擠，那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幾十年來，我們從批判片面追求升學率，到反對"應試教育"，問題
真正解決了嗎？
現在的高考，用一張試卷、一個標準、一個模式來要求和鑒別幾百萬學生，至少有兩個弊端是明顯的。第一，在這種統一標準的影響下，因為試卷主要考查學生的知識復制、遷移、運用能力，學校
教師也用主要精力培養學生這方面的能力，結果造成了我國青少年，在整個基礎教育階段，創造才能得不到有力的發展和培養。第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有所長就有所不長，很多創新型人才并不全
面。所以說，這種考試制度在選拔出一大批有才能青年的同時，也扼殺了一批有突出特長、有創造性才能的人。
其實這種統一考試的弊端，早在選拔音樂、美術、表演、體育等特殊人才的過程中就被人們認識到了，而且做了改進，形成了一個細小的通道。實踐證明，以上院校按照他們各自的招生方法都挑選
到符合自己培養目標的新生。現在的問題是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青少年也應該開辟這樣一個通道，使他們的能力得到鑒別，使他們不拘一格地受到重視和培養。
這種選拔工作開始時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只有少數的重點高校參加。特別應該強調這種選拔應該不同于過去的保送生，因為過去的保送生絕大多數是通過各種形式不同的考試（如學科競賽
）來證明他們的繼續進入高校學習的潛能。而對具有創造能力學生的鑒別，應該以中學生科研論文答辯會的形式來進行。各個高校、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各種協會以及大的企業集團，每年可以按期組
織一個或幾個中學生科學論文評選和答辯會。關鍵是由學生已經完成的創造性工作的成果來說明他們的學習能力和創造性研究能力。與之相輔可以對他們相應的文化基礎做一定的綜合考查。如果這樣的
通道一旦開通，它的好處是多方面的。首先，這種招生方式是一個指揮棒，它使得所有的學校都來重視學生創造能力的發現和培養。這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提高將產生不可估量的作
用，對整個基礎教育的教育觀念、教育方法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第二，高校能招到一批在某一個領域已經自學了相當內容，有一定研究能力和研究興趣的新生。外國的經驗證明，這樣的學生在研究領
域的成功率遠高于各種學科競賽獲獎的選手。第三，如果這樣兩種高等學校的錄取方式并存，形成一個雙渠道的高校招生體系的話，一方面它們可以相互補充，另一方面它們也可以相互競爭、相互影響
。這樣勢必可以促進原有高考制度改革步伐的加快。
課程和教材的改革。
在學校我們是通過課程和教材對學生進行教育，是通過課程和教材來具體地體現我們的教育目標。每一門課程都是以學科體系為中心，系統深入地介紹本學科的基礎知識。雖然因學生的負擔過重，
幾經刪減，但是由于指導思想沒有根本變動，學科體系沒有改變，刪的總是皮毛，負擔依舊不變。知識經濟的到來，人類創造新知識的速率成幾何倍率增加，知識更新的周期在不斷縮短，學生在學校所
學的知識，將不再能夠適應未來時代的需要。時代的發展，注定了"人為了生存，不得不終生學習"。所以，學校不僅要傳授給學生人類積累的重要知識，更重要的是要教育學生如何自己去學習，使他的
終身學習比較順利。這是一種全新的課程觀、教材觀。在這種新觀念的指導下，我們應該作以下幾方面的改革：
（1）改變必修課的教學方式。
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不是對基礎知識的否定，更不是不要基礎知識的教學；創新不是異想天開，新知識的發現是在扎實的基礎知識上，運用創造思維能力，通過艱苦的探索和努力才能獲得。所以
，我們強調創新精神培養的同時，也要強調學生要具有扎實的基礎知識。為此，我們必須重視必修課的教學，必須把素質教育的要求落實到必修課的教學當中。這就首先要改變教師的教學觀念，改變課
堂的教學方式，積極實行啟發式和討論式教學，激發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創新意識，切實提高教學質量。
（2）改變必修課內容、科目。
在保證培養學生學習能力所必需的基礎知識的基礎上，刪減一些必修課的內容，與此同時增加培養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內容。必修課不一定都要學得那樣系統，可以合并成一些綜合的科目；還可
以刪減一些必修科目，把一些必修科目改為選修科目。這樣做，一方面有利于學生自主學習，為發展他們的興趣愛好和創造能力留下空間；另一方面有利于給開設一些適應新時代需要的課程留下時間。
（3）開設新課程。
實際上，我國的廣大教育工作者早已呼喚要開設新課程。在全國各地的教改實驗中，出現了學法課、小論文課、科學實驗課、創造發明課、科學專題講座、科學專題討論會等等。在這一類課程中，
突出的特點是：激發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引導學生去自學，使學生學會在社會實踐和學習科學的過程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研究問題，系統地學習科學的研究方法。這樣，就把學生的精力引導到進
行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從中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創新能力。現在的問題是應該擴大這種教改實驗的范圍和深度，經過提煉形成新的課程，并最后把這種課程納入我們的課程體系之中。
教學環境的改造。
二、培養創新人才是基礎教育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自1997年初之后，我國科教界關注的熱點問題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自1997年夏季之后，我國經濟界最關注的熱點問題是東亞的金融危機。這兩件事在20世紀末不期而遇，絕不是偶然的。早在90
年代初，就有位美國經濟學家指出："并沒有什么東亞的經濟奇跡，他們沒有科學上的創新，沒有新經濟制度突破，整個東亞經濟就象一個巨大的肥皂泡，只要用針尖輕輕一戳就會破滅。"這句話今天被
言中了。而這些年來，美國的5000家軟件公司高速發展，創造的利潤價值使美國經濟獲得了強大的助推力。連續幾年經濟上獲得高增長，失業率降到歷史最低點。這一消一長，反差如此之大，原因當然
是多方面的；但是，除了金融管理方面的諸多原因之外，有一個教訓也是深刻的：一個缺少科學儲備和創新能力的國家，不可能持久地繁榮。
"一個沒有創新能力的民族，難以屹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全黨、全社會都要高度重視知識創新人才的開發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興國真正成為全民族的廣泛共識和實際行動
。"這是主席代表國家對所有教育工作者的號召。如果到現在我們仍不覺悟，仍然沒有為國家本世紀的騰飛，培養出一代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新人，那將是我們教育的重大歷史性失誤。
為了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現在大家都在議論建立國家的創新體系。教育在國家創新體系中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一個創新人才既要具備創新意識，又要具備創新能力。首先，創新意識是屬于
世界觀的范疇。我們知道：一個人的世界觀是在十七、八歲的時候形成的，而這個年齡的人正是處在高中時期。不能設想一個從小沒有好奇心、對新事物不敏感、對科學新發展沒有興趣、沒有批判意識
、沒有為事業獻身精神的人，長大以后能成為一個具有創造性的人才。而人的這些可貴的精神，必須從小經過啟蒙、引導、愛護、培養、發展。
另一方面，創新能力是屬于思維能力的范疇。心理學告訴我們：一個人的思維能力，發展到十八歲就基本成熟。而在這之前，整個青少年時期有兩次思維能力發展的。一次是在十四歲，正值初
中階段；一次是在十七歲，正值高中階段。在這兩個階段培養成的思維習慣，會與人終生相隨。這說明創新教育必須從基礎教育抓起。
我們的教育自古至今，不論大中小學，都太注重繼承，都太注重記憶，總認為學習就是吸收知識，把知識記到腦子里就是真正學到了東西。所以，我們大中小學課本的知識容量和難度遠大于歐美。
我們的學生學得很苦、很累，他們把功夫都下在強化重復性思維方面。我們的學生發展了這方面的能力，所以參加各種學科競賽，歐美的學生根本不是我們的對手。但是西方人拿諾貝爾獎的卻遠遠多于
我們。
注重效益的西方人認識到：腦子不是主要用來記憶和計算的。人類不具備鳥類的飛行功能，但卻設計出飛機、火箭，比鳥飛得更高更快；人類的奔跑速度和耐力不如很多動物，但能設計出汽車、火
車，比任何動物跑得更遠更快；人腦的記憶和計算能力有限，但可以設計出記憶、運算能力無比強大的計算機。可見人類正是利用自己最可貴的創造性思維能力，使自己機體的各種能力得到發展和延伸
，使全社會不斷發展和進步。這就是中國教育工作者在本世紀末最應該深刻認識到的現實。今天國家強大起來了，經濟上有了一定的發展。唯獨深入每個中國人骨髓的傳統教育觀念沒有變。今天，考試
的功能得以進一步發揮，重復、記憶負擔比幾十年前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的教育怎能應付本世紀世界經濟的挑戰？
綜上分析，基礎教育應該是國家創新體系中的重要環節。從國家的最高利益來考慮，改變基礎教育現狀，實施創新教育，是我國基礎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培養創新人才是我國基礎教育最重要的任
務之一。
培養創造性人才，需要改革教育制度和教育內容，但創新教育不是只能在特殊的課程和活動中才能進行，它應該貫穿于學校整個教學、教育活動之中。在我們的學校里應該形成一種培養創造性人才
的環境和氛圍。學校的辦學思想和校長、教師們的教育觀念、教育方式和教學方法是形成這種環境和氛圍的重要因素。
由于我們歷來重視培養學生重復性思維能力，重視以統一的考試來鑒別學生是否優秀，所以我們傳統觀念中的好學生就是努力學習，成績門門優秀的學生。按照這樣的好學生標準，那些有突出特長
、有想象力、創造力的學生就可能不在其列。由于我們強調學習前人所積累的知識，所以在師生關系上，我們維持師道尊嚴，強調趨同性，凡事都要求統一。有人甚至想把軍營里一切劃一的要求，也移
植到我們的學校里面來，認為只有那樣才體現學生素質高。而所有這一切都是和培養創造性人才的要求相背的。
學生健康的個性是發展學生創造性才能的基礎。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求每一個學生都門門優秀，就會把一個天才變為普通人。有想象力、創造性的孩子，總是好奇好問，好突發奇想，具有思
維的批判性，往往會使我們的教師難堪，無法應對。為了培養創新人才，使我們的學校成為培養創新人才的沃土，我們必須建立一種新的學生觀。我們要重視學生對人類過去積累知識的學習，但是，決
不要苛求有個性特長的學生門門優秀，不要以他們在我們眼前表現的不足而過多地責備他們，而應該把他們看成一個個正在發展的個體，尊重他們、寬容他們，要對他們身上表現出來的每一點可貴傾向
，都給予鼓勵和幫助。我們的學校里，要形成一種民主的教學氛圍，因為只有民主，才有可能發展求異思維，使有創造性的思想、見解充分地發表出來。
教學方法就是培養人才的方法。不同性質的人才應該用不同的方法去塑造。過去，我們著重培養重復性思維的人才，把學生作為儲藏知識的容器。傳統的教學方法--講授法就是用告訴的方法傳授知
識，這是因為單純就傳授知識而言。告訴的方法效率最高，它可以細致準確地把知識傳授給學生，剩下的問題就是看哪個學生記憶得最好。可以說從古至今，我們的大多數課堂都是承襲這種教學方法，
而且成為成千萬計教師的教學習慣，而今天的時代，要求培養善于思考、有創新精神的人才，學生不能只是被動地接受所謂的真理。學生在課堂上應該是學習的主動參與者，他們應該在積極的思辨中、
在不同見解的碰撞中，發展自己的思維能力。我們要培養和發展他們思維的批判性、發散性，要使他們不僅準確地掌握人類已發現的知識本身，還要他們在課堂上、在教師的精心組織下，體會人類發現
這些規律的過程，要引導學生去自學、去研究、去爭論、去自己推理歸納、去做探索性實驗。
在培養重復性思維能力的傳統教學方法中，還有一個最大的弊端，就是教師布置大量重復性的作業。適當的練習對于掌握知識，學習運用知識是必須的，現在的問題是練習太多太重。我們的教師希
望通過學生大量重復性的勞動，形成思維定勢，以求學生在頭腦中知識復制印象的深刻。這是目前中國學生學業負擔沉重的主要根源之一。在這種作業重負之下，學生沒有了游戲、沒有了學習興趣、沒
有了個性特長，當然也就沒有了創造性人才的培養。即使我們中國的孩子最富有想象力，在課業的重負下他們的創造性也會被窒息。這是中國學校的最大悲哀。學生成天在那些題海、題林中翻滾，做那
些與生活、與現代科技相距甚遠的習題，其目的就是把知識記住，并會運用這些知識去應付那些權威的考試。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關鍵詞： 傳統模式 交際活動 互動式教學
一、傳統的英語教學模式及效果
傳統教學是以“講臺為中心”，采用“一問一答”式的教學，在教師預先設定的框架之內，教師壟斷了溝通。從傳統的教學觀來看，教與學的關系不是教師與學生平等的關系，而是指導與被指導、命令與服從的關系。這種關系滲透著教師的權威――以教師為中心。傳統的英語教學模式基于教學的重點，了解語言的語法規則系統，培養閱讀文學和科學論文的能力，以及一定的寫作、造句能力。這里談論的傳統模式主要涉及中學（12―18歲）外語教學階段，采用語法翻譯法來進行教學，其中帶讀、背誦、答問、默寫，講解新課、翻譯練習等都是較常使用的手段，總體說來，這是一種較穩定、容易操作的模式，在我國的外語教學中長期被采用。傳統的課堂教學是以教師為中心，教師在課堂上傳授知識，學生被動吸收，并強調課后大量的單詞、句型記憶、默寫、背誦和大量的語法項目練習，這種傳統模式不要求教師具備流利的口語程度，但要求教師講清課文中每一個句子的具體含義和對句型進行詳細語法結構分析的能力。
有一些語言學家認識到了這些問題的存在，他們認為對語法知識的學習只能起到對構建的句子監測其正確與否的作用，而不能獲得流利的語言交際能力；只有語言習得才能獲得交際能力。語言作為一種工具，其目的是為了實現順利交際，人類70%以上的信息是從聽、說交際活動中獲得的，另外30%是從視覺和其他手段獲得。因為我國的許多學生未能從傳統的教學模式中獲得聽、說交際能力，結果在他們未來的工作中最終未能使英語成為他們的一種重要的交際語言。而其他非英語國家許多人士（如：瑞士、德國等）都能將英語當成一種重要的工作語言使用，這可能是由于采用的教學模式不同。大體上傳統的語法、語義教學模式比較適合于成年學生，可以較快地掌握外語的核心語法，并具備閱讀和寫作能力，但不能獲得良好的口語交際能力，因為在面對面的口語交際過程中，你必須在短時間內對對方的話語做出反應，而無法再去用語法知識對你大腦中構建的句子進行監測。為了改變大多數學生未能具備語言交際能力這一現狀，如何改變我國傳統的英語教學模式，這一問題我們值得深思。
二、語言環境對孩子的語言能力發展起關鍵作用
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史蒂文?平克的研究表明，我們在出生時大腦就已經具備了學習語言的條件，帶著對物體、空間和數學的某種期望及愛憎等情感準備的空間。應該說每個孩子都是學習語言的天才，除非他具有天生的智力障礙。一個正常孩子一般都能在4歲以前掌握母語的主要詞匯和核心語法，并能流利運用英語進行交流。
在大理長期進行白族語言研究的英國人艾磊的孩子們對語言的習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是一個典型的多語背景的家庭：艾磊本人說英語，妻子來自意大利，說意大利語，法語是他們共同的第二語言。這樣在日常生活中，艾磊對孩子們說英語，妻子則用意大利語與他們交談，有時候也說法語。全家人長期居住在白族地區，孩子們在當地學校學習，和附近的白族兒童一起玩耍，又學會漢語和白語。這樣一個家庭就像一個小“聯合國”，在這樣的背景下，孩子們自然就學會說多種語言了。成功的語言習得，前提是要給孩子提供一個自然的語言環境。
可見，語言環境刺激是成功習得語言的基礎。所以，英語教學應借鑒兒童習得母語和一定條件下的第二、第三外語習得的成功經驗，創造一種有別于傳統教學模式的新的教學模式。其中良好的語言氛圍和豐富的環境刺激，應該是英語課堂教學所追求的。
三、互動式教學
互動式教學是一種知識、思維、能力和情感的溝通現象，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關系是交互主體的伙伴關系。受教育者扮演雙重角色，既是受教育者又是溝通的伙伴。互動式教學關注“人”的全面發展，與傳統教學相比，已經有了一個質的飛躍。新課標關注的是人的智力、情感、態度、身體等方面的全面發展。尤其是新課標強調讓學生學會生活，關注現代社會，跟上科技發展的步伐，得到學習興趣的培養和經驗的積累，為學生的終身學習提供必備的基礎知識與技能，從而使教學過程成為多目標的過程。“互動式教學”強調教學過程是教師“主導”與“學生主體”、“學生交互”發展的過程。它既強調學生認知主體的自我學習和潛能的發揮，又強調教師應對學生的學習提供指導、幫助和點撥的作用。尤其重視在構建新知過程，教師側重于創設情境，讓學生自主探索和合作學習，把教學過程變成是師生、生生思維碰撞，情感交流和方法技能的學習過程，能夠有效地完成新課標對教學過程的要求必須實現多目標育人過程的任務。
互動式教學的整個過程是以學生的積極互動、主動發展為中心展開的，教師與學生以平等的身份互動學習過程。教師是學習活動的設計者、組織者，也是學習活動的互動者。教師雖然設計了活動的學習目標與學習過程，但學習的“答案”卻是開放的，是由互動者的自由行為、自主精神與合作態度等因素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它是發散的、多元的。這種開放的氛圍能夠有效地讓交際活動走進英語課堂。
四、互動式教學的設計
1.指導思想：滿足需要，激發興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由此可見，興趣對于學生的學習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條件。興趣是入門的階梯，興趣孕育著愿望，興趣滋生動力。由此可見，在英語教學中，要使學生學得積極主動，并達到良好的學習效果，大面積地提高教學質量，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是至關重要的。興趣來源于認識和需要，教學中教師既要使學生認識到學習英語的重要性，又要盡可能地滿足學生的需要，使學生產生學好英語的強烈愿望，增強學習英語的內驅力。教師在教學中應充分發揚民主精神，建立平等、和諧的師生關系，盡量縮小師生間的心理距離，做學生的朋友，使學生有一種親近感、信賴感，這樣才能達到“信其道”的教育教學效果，才能把教學要求內化為自覺行動；應始終確立“學生為主體”的觀念，把學生真正作為教學活動的主體，把時間還給學生；還應該滿足學生的成就感，在提問、練習、操練時應根據不同學生的實際情況，設計不同問題，因材施教，使每個學生都能看到自己的進步、自己的成績，都能獲得成功的喜悅，這樣學生的學習興趣才能被激發、才能持久。
2.活動環節的設計。
如何設計互動式活動過程呢？一般有三個環節：提出問題―探究問題―總結反思。
提出問題是互動式學習活動的第一個環節。提出問題與創設情境相結合是互動式學習中設計活動環節的首選方式。第一個環節設計成功了，后面的學習就順利多了。俗話說，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如：在學習“My Family”這一課時，我將各小組分為Jim一家，Linda一家，Tom一家，……這樣，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就消除了學習英語的畏難情緒，在不知不覺中完成了英語學習的任務。
探究問題是互動式學習活動的第二個環節。探究問題與討論活動相結合，是設計互動式教學活動環節、提升學習境界的常用方法。
總結反思是互動式學習活動的第三個環節。總結反思與開放性活動相結合，是設計互動式教學活動、強化創造性動機的極好方式。在這個活動中，學生的探究過程是開放的，學習思維是創造性的。沒有唯一的答案，學生的創造潛力得到充分的發揮。不斷地探究問題，不斷地總結反思，不斷地強化學習動機，不斷地發現新的知識，教師和學生教學相長，共同獲得發展。從課堂上，我發現，總結反思和開放性活動相結合是設計互動式學習活動、強化創造性動機的好方式。
學生在輕松、愉悅的民主氣氛中敢于發現自我、表現自我，敢于發表自己的觀點、體會。因此，和諧的師生關系能產生情感期待效應，讓學生“參與互動”，用英語交流，能使學生在民主愉悅的氛圍中提高英語交際能力。
參考文獻：
［1］何兆熊，梅德明.現代語言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2］舒白梅，陳佑林.外語教學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關鍵詞】國際傳播；英語強勢；影響
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到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越來越多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在用一種語言即英語相互交流和傳播思想。不管你是否喜歡英語，如果你要想融入全球化趨勢和信息化浪潮，并開展有效的國際傳播，或成為一個在世界范圍內有一定影響力的政治家、商人和科學家，那么你必須（至少學會）能夠用英語進行國際傳播。“英語語言的這種強勢就像是一個巨大的雪球，幾乎無法阻擋”。
一、國際傳播中英語強勢的表現方式
首先，國際傳播中英語強勢表現為使用英語的人口數量上。目前，全世界有近3.8億人口把英語作為母語，約2.5億人口把英語用作第二語言。而學習英語的人數則更多。英國文化委員會估計，全球正在學習英語的人口大約為10億，另有15-20億人口每天使用接觸英語。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會較熟練使用英語。
語言學家把上述使用英語的人口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指把英語作為他們的母語的人們，通常也是他們惟一的語言。這些人主要居住在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冰島、南非。第二類是指把英語當作第二語言的人們，這些人一般居住在曾經是英國殖民地或美國擁有較大影響力的國家和地區，如印度、尼加拉瓜、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的香港。第三類是指把英語作為外語來學習的國家和地區，一般與美國和英國沒有十分密切關系。
雖說把漢語作為母語的人口目前也要超過13億（包括海外華人），但講漢語人口多限于中國人和華人，外國人把漢語作為母語或第二語言畢竟鳳毛麟角。這些年，隨著中國的國力的增強，也出現了漢語熱，但與英語熱相比，還不能同日而語。
其實，國際傳播中的英語強勢不但體現在使用的人口數量上，更多體現在英語的應用范圍之中。冷戰結束后，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來，英語在全世界各個領域被廣泛應用，包括政治、經濟、貿易、文化、外交、旅游、通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學術研究等。據統計，目前世界上有60多個國家把英語作為官方性的語言。有85%的國際組織把英語列為通用語言（聯合國、歐盟等）。世界上有75%的郵件是用英語寫的，80%的出版物和互聯網信息都是用英語出版和的。英語強勢在科學研究領域的交流中尤為明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德語曾替代英語成為科學研究的主要語言。但是隨著二戰后（尤其是冷戰后20年中）美國在世界上超霸地位的確立，英語的強勢已勢不可擋。據科學引用指數（SCI）的創始者尤金·加菲爾德（EugeneGarfield）教授對1997年全世界幾千份主要科學期刊調查發現，1997年全球共發表925，000份科學論文，其中95%是用英語撰寫，而且這些論文中只有一半是由來自英語國家的作者撰寫的，也即有一半的論文是非英語國家的作者用英語撰寫的。英語的強勢可見一斑。
國際傳播中的英語強勢在我國也較為明顯，尤其是在過去20年中更是如此。我國英語媒體的大量出現便是例證。到目前為止，我國以傳播新聞為主的英語媒體包括一個英語電視頻道、一個外語電臺、9家英文日報和周報、10家英語雜志和9大英文網站。這對于一個以中文為官方語言的國家而言，已足以顯示我國在對外傳播事業取得了巨大成績，但同時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英語語言的重要性。上述的統計中還未包括全國各地以英語學習為主的英語報紙。
除英語媒體的發展外，中國的英語學習人數之龐大也足以說明英語強勢的影響。據估計，我國約有3億人口在學習和使用英語，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英語熱，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長。
我國英語熱的出現與國家的開放政策有密切關聯，這一點在我國入世后更是如此。現在，我國不但要求高初中以上所有學生必修英語，從2001年起，還要求在有條件的城市中普及小學三年級英語教學。英語也是我國每年高考和研究生考試的必考科目，還是提拔干部和晉升技術職稱的必要條件之一。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一個人的英語能力還可以決定他是否能夠成為國際化人才的標志。
二、國際傳播中形成英語強勢的成因
英語語言的強勢是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才形成的。1300年，英語還只是英格蘭的“下等人”所說的語言到1500年以后，現代英語才開始形成，主要指英語已擁有相對穩定的拼寫、發音和詞義。但英語真正作為國際性語言的出現是19世紀以后的事情。本文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英語的國際性地位。
1.從宏觀角度講，英語強勢并非語言本身所促成的，因此英語強勢在國際傳播中的出現并非只是這種語言本身的強勢。正如牛津大學教授瓊·艾奇遜（JeanAitchison）指出的那樣，一種語言的成功或失敗與語言的內在特性并無多大關聯，而與使用這種語言的人的力量有很大關系。就英語而言，這一點最明顯不過了。在18-19世紀中，工業革命使得大英帝國的影響力開始遍及世界各個角落。英語也隨著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的士兵和商人開始流行到世界各地，并向全球性語言的目標邁進。英語不光在英國的殖民地使用，就連非英語國家的外交談判也用英語進行。1940年，德國和日本兩國在商議建立反英美的聯盟時，兩國的外長（JoachimvonRibbentrop和YosukeMatsuoka）就使用了英語進行談判。不過，無論英語的適應性有多強，也不管英語勢力曾覆蓋多大面積，目前英語的國際性地位主要源于二戰以后講英語的美國的大國地位。丘吉爾在二戰結束后意識到大英帝國的沒落不可避免，于是設想用美國的力量來維持英國對世界的領導地位，當然他得到的只是美英之間的“特殊關系”。隨著全球影響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轉移，一種新的英語（美式英語）在全世界流行。美式英語的流行與英式英語稍有不同：美式英語主要不靠政治和軍事，而是依托流行文化和媒體市場的力量向全世界推廣，其廣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于是出現了“可口殖民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等新的術語來描繪英語在國際傳播中的強勢。除上述原因外，20世紀末，全球化的經濟發展和新的政治格局也迫切需要一種“國際性”的通用語言，于是，英語語言本身的某些便利使其很快成為首選目標。
2.從語言層面講，國際傳播中的英語強勢與英語語言本身的生命力有密切關聯。首先，英語與印歐語系的所有語言都有聯系。對于東方人而言，英語也許會很難。但對于西歐人、俄羅斯人甚至伊朗人來說，英語也許不那么難學，因為他們會發現英語的語法和詞匯與他們的母語有相似之處。與印歐語系的語言相比，英語又獨具“世界語言”的特性，即英語的多樣性、靈活性和適應性。盡管英語強勢源于英國和美國英語，但是全世界五大洲都有國家把其列為官方語言。同時，英語雖然詞匯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語言，至少有50萬個單詞，比德語（近20萬）和法語（10萬）都要多，但一般使用者只要能掌握1000到2000個英語單詞就可以用英語有效交流。此外，英語能允許非英語人士進行“本土化”，創造出適合他們的英語，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語（普通話和英語混合）、西式英語（西班牙文加英語）、日式英語（日文加英語）、克里奧耳語（西印地語加英語）、甚至法式英語（法語加英語）和德式英語（德語加英語）等，也可以包括在上海出現的“洋涇浜”英語。總之，英語的強勢表現為其“能容忍非英語人士用蹩腳的英語使用英語”，進而使他們覺得英語的便利性和親近性，使之更具“世界性”。
3.英語的這些“世界性”當然與其文化價值體系有密切關系。相比其他文化而言，英美文化價值觀能更多地鼓勵創新、能容忍“異己”。也許正因為如此，像比爾·蓋茨這樣的人物可能只能出現在美國，他不太可能出現在強調集體主義的歐洲和東方國家。其次，英美媒體強大的市場化傾向和技術強勢也足以使英語在國際傳播中占主導作用。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好萊塢效應”和“硅谷現象”。前者主要是指文化產品，包括英語媒體、電影等娛樂產品；后者主要是指電腦和互聯網為基礎的技術產品。這些產品在世界的風靡必然導致產品所包含的英語語言流行到全世界，這些產品在世界的主導地位當然也會幫助英語在國際傳播過程中取得強勢。最后，英語強勢的形成還因為現存世界性文化中多數已以英語語言形式出現。如上文所述，世界上80%的文獻是用英語撰寫的。要把這些文獻轉化為其他一種世界性的語言，如世界語、漢語或德語等，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英語的強勢的形成就成了一個輪回邏輯：英語是世界性的，因為它本來已經具有世界性了。
三、英語強勢的特點
從上述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國際傳播中英語強勢的三大特點。
1.首先，英語強勢的實質是講英語國家的強勢。這在英語國家中也不例外。目前，美式英語之所以能取代英式英語也只是對美國在世界格局中作為惟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和實力的反映而已。因此，如今席卷全球的語言雖然還被稱為“英語”，但它攜帶的內容卻是美國文化。
2.這種英語強勢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在短時期內較難改變。非英語國家可以選擇順應這種強勢還是拒絕，但無法阻擋這種英語強勢的出現。
3.由于語言和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傳播業等領域是緊密相聯的。英語語言強勢必然也會反過來進一步強化這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傳播業上的強勢。也就是說，英語強勢不是簡單的語言世界性的問題，它會通過其強勢地位運用各種手段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各個方面（包括語言）產生影響。
四、英語強勢的影響
英語強勢的影響像把雙刃劍。它們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也可以同時出現，即一個看似是負面的影響往往也會伴隨著有利的一面，反之亦然。有趣的是這一點不但適用于非英語國家，也同樣適用于英語國家本身。
1.對英語國家的影響
對英語國家或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口而言，英語強勢所帶來的影響應該說正面、有利的影響要多于負面、不利的影響。首先英語強勢使得這些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強勢進一步強化，這些強勢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加強英語的強勢；其次，英語強勢還會促使這些國家的國民自然產生一種民族優越感，使他們覺得作為英語人口的榮譽感。從長遠講，這是英語強勢給英語國家帶來的最大好處（或有利影響），因為這會使得整個國家和民族始終保持一種高昂姿態并會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凝聚力。當然，這種優越感和榮譽感在各個英語國家中的表現程度也會有差別，實力最強的美國可能表現最為強烈。但是，這種強勢所帶來的優越感和榮譽感有時也會帶來負面影響。例如，由于英語在世界范圍內的通用性和便利性，多數英語國家的國民沒有興趣去了解其他國家和文化，較少關心國際新聞,也不想學習外國語。據了解，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使用其他語言能力最差。2000年，全美所有大學學習阿拉伯語的人中，只有9人畢業，而英國是歐洲使用語言最單一的國家。這種惰性使得他們會越來越封閉，思維方式也會逐步僵化。此外，英語強勢及其普及性也會導致英語的變種，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語（普通話和英語混合）。這種變種不但會引起某種語言交流障礙，同時對英美兩國的英語語言本身也產生了影響。《金融時報》指出對英語的真正挑戰來自那些把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人口，因為目前這些人口不但在數量上已遠遠超過英語母語人口，這些人口人數也正以迅猛速度增長。該報預言這種情況必將對英語本身產生深遠的影響。
2.對非英語國家影響
英語強勢給非英語國家帶來的影響可能與英語國家正好相反，其負面不利的影響可能要多于正面有利的影響。英語成為全球通用語言帶來的直接好處是不同國家的人們能夠自由地進行交流，但是語言并不僅僅是傳播的工具，它同時也是文化的載體和身份的標志。面對英語強勢的不可抗拒性，許多非英語國家覺得無可奈何，但對英語強勢所帶來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國主義）又表示擔憂，因為這些文化入侵所帶來的影響雖然看不見、摸不到，但確確實實存在，而且在短時間內無法改變。有人甚至認為文化帝國主義是這些殖民宗主國過去炮艦政策的延續，只是現在殖民的手段相對文明了一點。尤其是對那些少數語種和民族而言，英語的強勢可能是毀滅性的，甚至意味著他們的語言、文化和身份的消亡。語言的消亡這種情況古已有之，只是現在規模更大，速度更快而已。有人說到本世紀中有一半的語言會消失，而有人說是90%。對于那些也想成為語言強國的非英語西方國家（如法國）而言，這種無可奈何的心理更為明顯。現在，法國盡管每年花費一億美元來推廣法語文化，但是法語在世界語言中的排名仍然只有第9位，而且法語的衰落仍到處可見。法國的科學家們清楚地意識到他們的處境，“要么用英語發表文章，要么說著法語默默無聞地死去”。于是，非英語國家便會面臨一種困境：是要融入世界、要現代化，還是要孤立自己、保持民族性？要現代化就必須融入世界，而要融入世界肯定會對于本民族的語言和傳統文化帶來一定的變化。從目前情況看，能否成功地走出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能否有效處理國際傳播中英語強勢的問題。
3.對中國的影響
英語強勢對我國來說正面和負面的作用都有。從正面角度講，英語強勢的直接作用是促使英語在我國的大范圍的普及，從而有效提高了我國國民的素質和國際化程度，改善了我國與世界接軌的軟環境。試想：如果在過去20年中沒有英語這座語言橋梁，我國改革開放的結局會怎樣？如果我國不引入英語強勢，不重視英語學習，不把英語水平與接受教育、晉升和就職等方面掛鉤，那么過去20年中就不可能出現一個又一個的英語熱：從新概念英語，到3L，到《走遍美國》，到瘋狂英語，也不可能出現所謂的“英語經濟”，也不可能每年大批中國莘莘學子赴國外留學，也不可能出現上文中提及的那么多英語媒體。總之，沒有20多年來對英語強勢的有效吸收，就沒有我國現在具有初步國際化程度的大環境，而沒有這樣的大環境，我國要能夠加入世貿、申奧成功也是不可想象的。我國的經驗表明，只要能把英語強勢處理得當，只把英語當作融入世界的工具使用，那么我們就能用較少的成本較快發展本國現代化，縮小落后的時間，為盡快進行“趕超”打下基礎。當然，許多中國學者對目前的英語強勢和普及所帶來的潛在危險表示擔憂。1998年在哈爾濱召開的“技術進步和當今世界發展”研討會上，他們認為在當今信息技術時代，語言的強勢必然會觸發文化強勢，從而產生新的不公正。這種擔憂顯然是有道理的。只要看一下英語在漢語中的滲透就可以知道：政府官員在記者招待會上隨口會說出WTO、PNTR、APEC等英語縮寫，仿佛說自己家鄉話一樣。年青人中更是滿口TOEFL、GRE、NBA。即使你問一位老太太去醫院干嗎，她會回答：“我做CT”。著名社會語言學家陳原認為這是漢語的奇觀，奇在沒有任何紅頭文件規定的情況下，英語單詞會如此自然地出現在漢語中，即使像老太太不懂CT為何義但照說無妨。那么，如何看待英語強勢在帶來積極作用時也可能帶來潛在的危險（負面作用）呢？如何看待英語強勢對漢語甚至我國文化可能會產生的負面作用？本文認為首先我們沒有必要杞人憂天。正如陳原教授所說的那樣，有生命力的語言（或文化）從來不怕異物的“入侵”。任何語言都不是自給自足的，時不時會攙雜一些異物才能豐富和發展自己。從另一個角度看，漢語在英語強勢面前能夠有效吸收眾多的英語單詞，正是漢語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現。因此，面對英語的強勢和我們漢語的彈性，我們應該充滿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不是滿懷憂慮感。語言如此，文化當然也如此。中華文化五千年來之所以能源遠流長靠的就是其能去粗取精的特性。西方文化通過英語強勢必然會影響我國的文化。但是，從長遠講，我們如果能吸取外國文化的精華，去其糟粕，中華文化也一定會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礎上獲得新的發展，更顯示其強大的生命力。
五、結束語：英語強勢的未來
在英語強勢之前，其他語言（如拉丁語、世界語、法語和德語）也曾出現過強勢，但是隨著講這種語言的國家影響力的下降，這些語言的強勢已經不復存在，有的甚至已經死亡。那么，英語也會沉浮嗎？英語會像其他語言一樣出現頹勢嗎？
馬塞爾 ·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marcel proust, a la recherché du temps perdu）
語言交換--發出者與接收者之間建立于編碼與解碼的基礎之上，在一定規則或創造力的輔助下的一種交流關系--也是一種經濟交換。它形成于生產者與消費者（或者市場）之間一種特定的象征性權力關系中，其中生產者被賦予了一定的語言資本，而消費者，則有能力獲得一定的物質的或象征性的利潤。換句話說，言說并不僅僅是需要被理解和破譯的符號（除了在特別的情形中）；他們還是財富的符號（signs of wealth），意欲被評價和贊美；也是權威的符號（signs of authority），意欲被相信和遵從。與文學（尤其是詩歌）中語言的運用大相徑庭，在日常生活中語言很少被作為單純的交流工具。對于信息最大效率的追求僅僅是語言生產的另一個突出目標，并且它所暗示的這種對語言的工具性使用，往往與對象征性利潤的下意識追求相沖突。因為除了明確表達出的信息之外，不可避免地，語言實踐還在交流著關于交往態度或曰表達風格（expressive style）的信息，而這種表達風格，被參照理論的或實踐的競爭風格來看待和欣賞，則具有著社會價值和象征的有效性。
資本、市場與價格
言說只有在與市場的關系中才能獲得自己的價值及其意義，而這一市場則以特殊的價格形成規律為其特征。言說的價值取決于言說者語言能力之間所固有的權力關系，這種權力關系，既可以理解為他們生成性的能力，也可以理解為他們獲取認可和贊賞的能力；換句話說，言說的價值取決于交換關系中所涉及的各不同主體是否具有將最有利于自己的欣賞準則強加于其他主體的能力。這種能力并不僅僅取決于語言本身。顯然，語言能力（作為被社會界定了的生產能力，它形成了由社會界定的各語言生產集團的特征；而作為獲取認可和贊賞的能力，它界定了其自身帶有社會烙印的市場）之間的關系，幫助確定了特殊的交換行為中價格的形成規律。但是語言的權力關系并非完全是由占主流地位的語言力量所單獨決定的；它還與所講語言自身的特點、使用這種語言的言說者、各不同集團對該語言的相應掌握水平有關，整個社會結構在此（因而也在言說話語的過程中）相互作用。這正是被相互作用主義者的眼光所忽視了的一點。相互作用主義者把相互作用看成是一個封閉的世界，而忘記了發生在兩個人之間的事--是在雇傭者與被雇傭者之間，還是在殖民時期的講法語者與講阿拉伯語者之間，或者是在后殖民主義時期發生在前殖民國家的兩個成員之間，譬如說一個講阿拉伯語者和一個講法語者之間。相互作用主義者的這種看法，從相應的語言或用法，以及講這些語言的集團之間的客觀關系中，推導出了言說的具體形式。對于要回到事物本身，并取得對"事實"更為確切的把握的關注（這一關注常引起對微觀社會學項目的研究興趣），只能使人純粹而簡單地錯過"事實"，因為事實常常存在于結構之中，并且這種結構超越了其所揭示的相互作用，因而并不會為直接的直覺讓步。于此最好的例子莫過于由屈尊策略（strategies of condescension）所提供的了。一份貝亞恩省(béarn，法國西南部的一個省) 發行的報紙如此寫道，波市（pau）的市長，在一次紀念貝亞恩語詩人的慶典上，對與會的群眾用貝亞恩語發表了講話，"聽眾被這種細心的舉動深深地打動了" 。要使母語為貝亞恩語的聽眾感覺市長用貝亞恩語發表講話是一種細心的舉動，大家必須默認，法語是正式場合發表正式講話的唯一可接受語言。屈尊策略正是從每個人在實踐當中所面對的（甚至或尤其是當法語空缺時）客觀存在的語言權力關系中，通過象征性地放棄這一權力關系（指語言之間的等級制度與講這些語言的人們之間的等級制度）而獲得利潤（profit）。只要在場的人們之間明顯的地位差異（或者說是他們社會屬性之間的差異）已經為所有人(尤其是參與這一過程的人們，包括參與者與旁觀者)充分理解和認同，那么象征性地放棄這種等級制度（例如通過使用"能打動一般人的本領"），就能使言說者獲得一種來源于未被解除的等級關系以及來源于明確地象征性地放棄這一等級關系的雙重利潤--這里沒有一絲一毫的利潤是通過加強等級關系獲得的，盡管利用這種等級關系與社會認同是相一致的。事實上，貝亞恩人的市長能夠取得這種屈尊的效果僅僅是因為，作為一個大城市的市長，除了他所表現出的從容自信之外，他還具有所需的頭銜（他是一位稱職的教授）以確保他是理所當然的"高級"語言的"高級"使用者[沒有人，尤其不會有省報的記者，會想到要像稱贊市長的貝亞恩語一樣稱贊他的法語；因為依據職權（ex officio），他被認定就應當是一個合格的、被獲準的能夠講一口"標準流利"的法語的人]。被稱贊為"標準流利的貝亞恩語"，必須是來自合法語言的合法言說者；否則就會被認為完全是毫無價值的--并且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在正式場合里這是不可能的--譬如從一個農民口中說出，譬如他為了解釋為什么盡管他獲得了較大份額的選票，但他并不曾夢想成為村里的村長，說（用法語）他"不懂得如何講話（指法語）"。這就揭示出對于語言能力的定義完全是社會性的。由此還可以看出，在語言場域，要推翻現存的等級制度（在文化場域也是這樣），也（also）與屈尊策略相類似，是那些對自己在現存等級制度中的地位充分自信的人的專利，因為只有他們才能否定這種等級制度同時又不會顯得無知或無法滿足自己的需求。假如貝亞恩語[或者其他如克里奧爾語（creole） ]有一天可以在正式場合講，那么這也是由于講支配性語言者的功勞；他們對于語言的合法性有充足的理由（至少在他們的談話者眼里是這樣的），能夠避免被懷疑為退回到落后的語言或者缺少更好的東西（faute de mieux）。
由于某些能動者不能夠將最有利于自己的準則施加于由他們自己或由別人所提供的語言產品之上，所以這一事實就顯現并且被確認了下來，即：在語言市場上所取得的權力關系，其變化決定了同樣的話語在不同的市場上可以獲得的價格的變化。這種強加的合法性的影響越大--市場法則就越是有利于由最大語言能力的擁有者所提供的產品--當合法語言的使用更具有強制性，也就是說，當場合更加正規時（也就是當情況對那些或多或少有正式發言權的人更有利時），消費者也就對合法語言和合法語言能力給予更加完全的確認（這一確認與其對這種語言的知識相對無關）。換句話說，市場越是正規，其準則在實踐上也就越是與合法語言的標準相等同，支配者或曰合法語言能力的所有者，有權發表講話的權威者，也就越發處于支配性地位。語言能力并不僅僅是技術能力，并且只要它是依靠法定屬性[貴人行為理應高尚，（noblesse oblige）]的影響，靠強加法定能力而獲得的，那它就是經常與技術能力相伴隨的一種法定的能力，而非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技術能力是法定能力的基礎。合法的語言能力是一個獲得了授權的人所具有的獲得了法律認可的能力--即一個"權威"在正式場合中使用合法的（或曰正式的）語言的能力。經過授權的、權威性的語言，是為官方所認可的話語，是值得相信的，用一句話來說，是操作性的（performative），是宣稱為（并且具有最大的成功可能性）有效的。上述所界定的合法語言能力揭示了操作的有效性，讓人可以理解，在社會心理學確定言說有效性的具體實驗中，言說的說服力依賴于言說者講話時的發音（pronunciation）（其次是用詞）；也就是說通過這種對法定能力的特殊的、可靠的衡量尺度，言說的說服力依賴于言說者的權威性。對于決定了相關市場中通行的價格評估準則的象征性權力關系的估價，僅在它們表達了言說他們的那些人的社會權威和社會能力的范圍內，考慮到了話語特殊的語言屬性。它們發揮作用的方法與其他非語言的屬性--例如聲音的特點（鼻音或者喉音）--相同，發音器官的恒久傾向是最有影響力的社會標志之一，而所有更為外在的社會品質，如貴族或者學術頭銜；服飾，尤其是制服和正式服裝；某些制度的特征，例如神父的講壇、教授的講臺、演講者的演講壇和麥克風，所有這些都把合法言說者置于一個突出重要的位置，并且通過這種預設的空間結構形成了整體結構的相互作用，并最終建構成一個整體，而語言交換正是在這一整體中發生的。
因此，越是在正規的情況下，支配性語言能力就越是有可能在特定市場中發揮其作為語言資本，強行將最有利于自己產品的價格形成規律施加于市場，并且確保自身獲得相應的象征性利潤的作用。因為情況越是正規，他也就越發能夠憑借自身的力量，強加對支配性表達方式的合法性的認同，把作為其特征的可選的諸形式（至少在發音的層次上），轉變為不可更改的規則，轉變為"禮儀上必要的（de rigueur）"（就像正式宴會中的黑領帶），從而使這些語言產品的接受者，即使在正規情況的限制之外，也傾向于知曉并且承認這種表達方式的合法性。換句話說，這些不同的條件越是趨同，這種情況在市場上發生的程度也就越高，在實踐當中賦予市場上彼此沖突的語言產品的價值與其在理論上所具有的價值--也即，在假設的統一市場中，它們與其在整個語言風格系統中的位置相對應所具有的價值--也就越是接近。另一方面，隨著交換環境正式程度的減弱，以及交換被具有高度權威的人所支配的程度的減弱，價格形成規律對于被支配性語言慣習的產品所產生的不利影響也就趨向于減弱。
確實，象征性權力關系，作為市場的重要構成要素，其定義可以通過談判（negotiation）磋商，而且在一定限度內，市場可以被關于話語使用條件的元話語（metadiscourse） 所操縱。這包括，例如，用于引入或解釋過于隨便或者令人吃驚的表達（"您如果允許的話"，"假如我可以這樣說"，"您如果原諒我這種說法"，"帶著所有的尊敬"，等等）或者是那些強調性的，通過非常明確的語言表達，在特殊市場上被欣賞的坦率（"私下說"，"僅限于我們之間"等等）。但有一點是無須說的，就如在屈尊策略中所表現的那樣，一個人擁有的資本越多，他就越有能力操縱市場。還有一點也是確定的，即無論市場多么統一完整，都無法阻止被支配個人在私人生活的空間里，在朋友中間，找到一個使正式市場中通行的價格形成規律無法發揮作用 的市場。在這些同類伙伴之間的私人交換中，"非法"的語言產品是按照這類標準--即按照他們自己的生產準則調整過的標準--來加以判定的：也就是把他們從必須的、相對的區隔邏輯和價值邏輯中解放出來。盡管如此，正式的規則，只是暫時失靈而非真的被違背了 ，它仍然是有效的，并且一旦被支配個人離開這些可以暢所欲言的場域（他們有可能在這里度過終生），正式規則就會重新強加到他們身上，就如其在正式場合控制發言人的語言生產時所表現出來的那樣。因此，要在這片自由綠洲的語言使用中，找到一種"真正的"通俗語言，將是相當錯誤的。因為在這里人們有許可(license，一個典型的詞典詞)，處于朋友之中，不必"管好自己"。這一點也是確實的，即當面對正式的市場，例如由語言測試或者科研調查所形成的市場時，通俗語言的能力往往被摧毀了。語言合法性的事實正在于此：即使被支配個人像韋伯所描述的賊那樣，在正式規則所觸及不到的地方度過終生，但他們仍舊總是處于正式規則的潛在判決（potential jurisdiction）之下，所以當一旦被置于正式環境中時，他們就只能像語言調查中所記錄的那樣，只有沉默或者結結巴巴的話語。
這意味著，相同語言慣習的生產隨著市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并且所有對語言的觀察都記錄了一種話語，而這種話語是語言能力與語言調查所形成的特殊市場的聯合產物。由于在語言調查所形成的特殊市場中，價格形成規律與學術市場的價格形成規律緊密相關，因此，在這一市場中緊張程度是非常之高的。要把所有可以解釋記錄中的這些差異的變量都詳細地確定下來的所有努力，都有忽視調查環境本身的風險，而作為一個隱藏的變量，它無疑是不同變量所具有的不同權重的根源(a hidden variable which is doubtless the source of the differential weight of different variables)。那些希望打破語言的抽象性，試圖建立對語言能力的社會因素進行考察的統計指標（用這種或那種發音學的、用詞學的或者是語法學的指數）的嘗試，只是走了一半路：他們事實上忘記了這一點，即在特殊市場環境中所衡量的不同因素--由詢問本身所造成的--在不同的環境里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相對權重，因此重要的是確定決定能力的各不同因素--即那些決定了能力的解釋權重是如何隨著市場情況的不同而變化的因素--（這要求要發展適宜的實驗項目）。
象征性資本：一種被認同的權力
如果我們把操作性言說看成是象征性支配--在所有語言交換中都會發生的--的影響的一個特例，那么關于操作性言說的問題將會顯得更加清楚。語言的權力關系絕不能僅憑現存語言能力之間的關系予以界定。不同能動者的重要性還依賴于他們的象征性資本--即他們從集團中所獲得的象征性資本--或曰依賴于認同（recognition），無論這種認同是否已經制度化了。象征性強制--這種巫術般的有效性既是命令又是通行密碼，而且是要求得以實施的儀式話語或簡單的命令，或者甚至是恐嚇或侮辱--只有同社會條件相吻合時才能發揮作用，而社會條件與話語的嚴格語言邏輯是大相迥異的。哲學家的語言，若要獲得它所宣稱的重要性，就必須與社會條件相吻合，以確保他人對之（指哲學語言賦予自己的重要性）給予相應的認同 ；同等的，儀式交換的設立，就如同眾多事物中的彌撒，以下面所述為前提條件：即所有社會條件都已經確立好，而這些社會條件正是為了確保已經在彼此內部取得一致的、合適的發出者與合適的接收者的語言生產獲得應有的效果所必需的。理所當然，當能夠確保這種認同關系再生產的機制，也就是作為權威基礎的機制，停止運作時，宗教語言的象征有效性就將受到威脅。這一點在任何象征性強制的關系中都是正確的，即使在使用要求被聽從、被相信并且被遵守的合法語言時，也是如此，只有在上面分析的所有保證了支配性語言及其合法性認同的順利再生產的機制都有效時，它才能發揮其特殊的有效性。人們或者可以順便注意到，任何由使用合法語言所獲得的獨特性利潤的源泉，都取自社會世界的整體，以及賦予其結構的支配關系，盡管這一利潤的最重要要素之一似乎單單基于該人的個人品質。
奧斯汀關于操作性言說的記述并非僅僅局限于語言的范圍。這些制度行為（acts of institution）的巫術般的有效性，是與制度的存在分不開的，而正是這種制度，界定了巫術話語發揮效力所必需的條件（關于參與者、時間或地點等等）。正如奧斯汀所分析的案例中所表明的，這些"恰當性條件"是社會條件，當某人希望恰當地(felicitously)進行為船舶命名或為人洗禮的儀式時，他必須是有資格（entitled）這樣做的，這與命令時必須具有為命令接受者所認同的權威是相同的。確實，語言學家已經紛紛在奧斯汀對操作性的斷斷續續的定義中，發現了一個駁回奧斯汀所提問題的借口，并且以此試圖忽視市場效果而回到狹義的語言學定義上來。他們正是通過在明確的操作性--即其自身就表征了某個動作的完成，因而是自我檢驗的表達--與含義更廣泛地、意味著一個動作被完成所需要的陳述、而不僅僅是為了說些什么的操作性之間做出區分，或者更簡單點說，在嚴格的語言行為（例如宣布一個會議開始了）與超語言行為（通過宣布會議開始來開始這一會議）之間做出區分來做到這一點的。通過這一方法，他們認為，自己反對任何分析操作性言說得以運作的社會條件的行為是正確的。因為奧斯汀所討論的恰當條件只涉及超語言行為；只有為了有效地開始一個會議，才需要被授權這樣做，而任何人都可以宣布會議開始，即使他的宣布是完全無效的。
花費這么多的精力，只為了去發現我所做的必須是我所說的，是否有必要？但是通過把語言與超語言之間區隔的推論推進到一個極限--語用學正是意欲以這一極限作為其自治的基礎（與社會學相關時更是如此）--語用學通過歸謬法（reductio ad absurdum）證明，像奧斯汀所描繪的那種非語言風格行為（illocutionary act） ，如果其背后不具有某種社會秩序，那它就只能是無法獲得認可的制度行為。"很顯然，鑒于一個人必須經過授權才能開始會議，但并非處于較高職位才能下達命令，因此一個戰士可以對他的長官下達命令，盡管他的命令幾乎沒有被遵從的可能" 。或者還有："要有效地召開一場會議，并非所有人，而只有一個人是必須由相應的制度所授權的；但是每個人都有權說完一句類似于命令的話，因此所有人都有權完成這樣的語言動作。" 這種由明確的操作性所表征的"純"操作性的建構，具有能夠通過對立推理（a contrario）帶出關于普通操作性表達的前提條件的優點，而這則暗示著與其成功所需要的社會條件的關聯。從嚴格的語言學角度看，任何人都可以說任何話，一個列兵可以命令他的上尉去"清掃廁所"，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事實上這正是奧斯汀考察恰當條件的問題時所采用的角度），很明顯并非任何人可以宣布任何事，或者只能冒著風險宣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公共場所高叫，"我命令全民總動員"，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權威，這不能成其為"行動"，這樣一種言說僅僅是言語而已；它將自身降格為無用的吵鬧，孩子氣，或者瘋狂。 將語言行為與其實現條件分離開的邏輯實驗，通過這一抽象行為所引發的荒唐，顯示出，操作性言說作為一種制度行為,從社會學角度看，不能脫離給予其存在的理由或目的（raison d’être）的制度而獨立存在；假如它不顧一切地產生了，那么它將失去任何社會意義。 由于一項命令或者甚至僅僅是一個通行口令，都只能在事物的一定秩序的情況下發揮功效，因此，其成功取決于所有構成社會秩序的各種規則的關系。如他們所說，一個人如果在不具備恰當條件的情況下夢想命令，將是一種瘋狂的行為。對恰當條件的預期，通過仔細考慮并感受言說的合理性和現實性，將有助于確定言說。只有一個無望的戰士（或者一個"純的""語言者"）才會想象到要給他的長官下達命令。操作性言說暗示著對擁有這種或那種權力的公開要求 ，一種或多或少被認同因此也或多或少為社會所批準的要求。這一要求，通過詞語而作用于社會世界，即巫術一般地，其或多或少的瘋狂或者合理取決于它有多少社會客觀基礎 ，因此我們可以對比兩種巫術般的命名行為，這兩種行為具有完全不等的社會保證性：缺乏授權的侮辱（"你只不過是一個教授"），冒著被反擊的危險；與官方命名或曰"任命"（"我任命你為教授"），帶著由集團所賦予的所有強有力的權威，并且能夠授予被命名者以一個合法的、也即被廣泛認同的身份。
關于操作性言說的限制的例子，是法律行為--當它按照規定，為有相應權力的人說出 ，也即由代表整個群體的能動者所說出時--能夠以語言代替行動，如他們所說，是具有效力的：法官只需要說"我認定你有罪"，因為有一系列的人和制度去保證判決的實施。對于話語中"非語言風格力量"背后的具體語言規則的研究，此時就要讓步于對何等條件下個人及其言語才能具有這樣的權力的明顯社會學研究。操作性言說具有如此魔力的真實源泉，就在于職責的秘密，或曰由于委任的特點使一個人--國王、教士或發言人--獲得了代替一個集團講話并且行動的授權，因此，魔力就在他身上得以建構并且由他來建構了 。更準確地說，它存在于職責制度（institution）的社會條件之中；而正是這種職責制度，通過授命人作為集團與社會世界之間的媒介，把合法的代表建構成了能夠通過言語作用于社會世界的能動者；并且它是通過以特殊的符號和徽章來表明這一事實--即他并非以自己的名義和以自己的權威的名義在行動--而做到這一點的。
所有的象征性權力都來自于對權力的象征。象征性特征--在權杖（skeptron）的例證以及在對非法穿著制服者的制裁中得到了最好的說明--是一種公開的表現，并且是委任和約的一種官方化：標志著法官職位和貴族身份的貂皮長袍和醫生的大褂，表明了法官或醫生是被認為具有正當理由（在集體的認同之下）宣稱自己是法官或醫生的，他的冒名頂替--從他外表表現出來的裝扮來看--是合法的。能力，尤其是語言能力--醫生們所講的拉丁語或者是發言人的雄辯--從有權講話并且通過講話而行使權力的角度來看，也是一種能力的表現。權威語言的各個方面，包括它的修辭、句法、詞匯甚至是發音，都僅僅是為了強調其作者的權威以及他所要求獲得的信任的。在這一方面，風格只是機制（mechanism）的一個元素，從帕斯卡式的（pascalian） 意義上來說，語言通過這一機制，達到了生產和強加其自身重要性的表征的目標，并且達到了幫助確保其可信性的目標 。權威話語的象征有效性總是部分地依賴于言說者的語言能力的。當然，如果講話者的權威沒有被明確的授權，那么這一點就將更為正確。依此類推，象征性權力的實施與對話語形式（form）的注重是相伴的，在古代社會中詩人的例子已經充分證明，對話語形式的注重具有展現言說者的掌握能力，并且為其獲取集團的認同的目標。 [這一邏輯在流行的挖苦技巧中也可以見到，它通過夸張的言談和對儀式程序的有規則扭曲，產生了一種表達效果，即允許人"讓人們同他一起嘲笑"]
這樣，正如在陳述性的例子中與市場的關系界定了被接受的可能性，并且由此界定了話語的形式，在操作性言說的例子中，與可能性--由特定市場所提供的可能性--之間的關系，決定了恰當性的條件。我們必須因此而斷言，與所有明顯的語言秩序的自治形式相反，所有的言語都是由市場生產也是為市場而生產的，并且正是市場決定了言語的存在及其最為具體的屬性。 利 潤 預 期
既然話語只能在其存在的形式中存在，只要它不單單是語法上正確的，并且最重要的，還具有社會可接受性，即能夠被聽到、被相信，并且在既定的生產和流通關系的狀態中是有效的，那么依此類推，對于話語的科學分析，就必須要考慮到作為相關市場之特征的價格形成規律，或者換句話說，要考慮到界定了話語可接受性的社會條件（包括具體語言學的語法規則）。在現實中，所面對的接受條件是生產條件的一部分，而對市場裁決的預期，則有助于決定話語的生產。這一預期，與有意識地計算毫無相似之處，是語言慣習的一個方面，作為與特定市場規律延長的、初始關系的產物，它傾向于作為對可接受性的實踐感覺和對自身語言生產的可能價值的實踐感覺，以及其他語言生產在不同市場上的可能價值的實踐感覺，而發揮作用 。正是這種對可接受性的感覺，而非其他形式的源自對象征性利潤最大化的理智計算，鼓勵人們在生產話語的過程中，把話語的可能價值考慮在內，從而決定了修正和其他形式的自我審查制度--個人通過接受使自己在社會中被接受這一事實，而對社會世界所做的讓步。
由于語言符號也是商品，也注定了要被能夠提供信用的權力（隨其所在市場的不同規律而不同）給定一個價格，因此，語言生產不可避免地要受對市場裁決的預期的影響：所有動作性的表達--無論是朋友之間的言語交換，官方授權發言人的言辭或者是科學論文的學術話語--都以可接受條件為標志，并且其屬性的一部分（即使從語法層次講）要依存于這一事實，即，在對相關市場規律的預期的基礎上，其作者經常不明智地、無意識地這樣做，試圖將其從實踐--而實踐，不可分割地，是為了交流而定位的，并且需要被估價--中可獲得的象征性利潤最大化。 這意味著市場決定了語言產品的價格和性質，因此也決定了它的客觀價值；而對這一價格的實踐性預期也有助于此；并且這還意味著與市場的實踐關系（從容，羞怯，緊張，尷尬，沉默，等等）有助于確定市場裁決，因此也為部分地促使這種關系產生的裁決提供了一個明顯合理的理由。
在象征性生產的例子中，由市場通過對可能利潤的預期所施加的限制很自然地采取了對審查制度(censorship)的預期的形式，這種預期是一種自我審查制度，它不僅決定了說話的方式，即語言的選擇--在雙語情況下的"符碼轉換"--或者語言的"水平"，而且決定了哪些東西是可以說的，哪些東西是不可以說的。
在每一種具體情況中，所有事件的發生好像都是這樣的，即語言規范（價格形成規律）是由最接近合法語言能力的能力擁有者所施加的，或曰，是由相互作用中的支配性言說者所施加的，并且正規程度（在公共場合，正式場合，等等）越高，情況就越是如此。看來似乎是這樣的：當不同種類資本之間的差距越大時，即使所有的其他情況都不變，施加于被支配言說者身上的審查制度對他的影響，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他采取合法表達方式[在講方言土語（patois）的言說者的例子中即法語]的必要性，也將更強大--然而這種限制在相同的象征性資本和語言資本的所有者之間，例如在農民之間，是不存在的。從特殊語言資本和其他種類資本的分布結構的角度來看，使用兩種語言的情況，能夠使人準實驗性地觀察到，語言的使用是如何隨著言說者之間的關系和他們所掌握的表達工具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這樣，在1963年貝亞恩省的一個城鎮中觀察到的一系列相互作用中，同一個人（住在附近村莊的一位老婦人）先是在城里用一種"方言土語的法語"同一位年輕的商店女老板講話，這位女老板來自貝亞恩省另外一個較大的城市（并且，作為一個更加的"城市人"，她或許聽不懂貝亞恩語，或者會裝作聽不懂）。然后，她用貝亞恩語同一位居住在城里，年紀與她差不多，但來自農村的老婦人講話；然后她用認真"修正過的"法語同一位城市小官員講話；最后，她用貝亞恩語同一位來自農村、年紀與她相仿的城市修路工講話。非常明顯，調查者，作為一位"受過教育的"城市居民，只能遇到認真修正的法語或者沉默；假如他自己使用貝亞恩語，這或許會緩和交換中的緊張，但是無論他的目的是什么，都會如屈尊策略一樣，可能造成一種不亞于最初關系的虛假局面。
對于市場所固有的規律以及體現市場規律的裁決的認識和認同，決定了對話語的策略性調整，決定了在合法發音的代表在場時，他們是否注重"修正"自己的低級發音，并且更為普遍的，決定了所有的修正--即通過更為準確地使用可利用資源，以傾向于維持自己語言產品的修正--或者，決定了一種相反的趨勢，即為了生產適應特殊市場需求的產品，退而使用較為簡單的句法以及短語的趨勢。社會心理學家在成年人對孩子說話時經常觀察到這種趨勢。對于"講好"和"講話得體"的關注，總是使話語從一定程度上更加接近于委婉語（euphemisms）；它們是妥協的形式compromise formations)，是表達利益（所說的內容）與特定語言的生產關系中（不管是語言相互作用的結構還是特殊場域的結構）所固有的審查制度--即一種強加于被賦予了一定的社會能力的言說者或者寫作者之上的審查制度，或曰，一種存在于這些象征性權力關系 之上的具有或多或少重要性的象征性權力--相互交易的結果。
話語形式（form）的區別，更準確地說是其在形式上[正式性的（formal）]被控制主宰和推敲提煉的程度，因此一方面就取決于市場的客觀緊張程度（objective tension），即環境的正式程度，以及在相互作用的情形中，發出者與接收者之間社會差距的程度（在語言及其他種類資本的分布結構上）或者是他們各自所屬的相應集團之間社會差距的程度；另一方面，取決于言說者對這種緊張程度及其所暗示的審查制度的"敏感性"，同時還在于言說者對高度緊張做出高度控制的、由此也是非常委婉的表達反應的緊密相關的自然傾向。換句話說，話語的形式和內容取決于慣習（它本身也是具有一定水平緊張度的市場裁決的產品）與市場之間的關系，這一市場由或多或少被強化了的一定水平的緊張度所界定，由此也是由它對那些對"正確性"和正式用法所要求的"形式的強加"未給予充分重視者所施加的懲罰的嚴厲程度所界定的。
因此，我們還無法弄清，一個人除了從市場緊張程度的變化的角度之外，還能夠如何理解風格的變化(stylistic variations)呢？于此，巴利(bally) 用一系列都可引致同樣的實踐結果，因而看似是可以互相替換的表達方式，舉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這里用相近的英語同義詞來表示）："來！"，"一定來！"，"你不愿意來嗎？"，"你會來的，不是嗎？"，"說你一定會來"，"如果你來了呢？"，"你應該來"，"來這兒"，"這兒"--對此還可以再加上"你來嗎？"，"你會來的"，"你來多好啊"，"你肯賞光來嗎？"，"是哥們兒就來"，"請光臨！"，"來吧，我求你"，"我希望你會來"，"我盼望你……"諸如此類數不清的（ad infinitum）例子。雖然這些措辭從理論上來說是等同的，但是在實踐中卻并不等同。其中任何一個，當被恰當地運用時，都能通過對可利用資源最大限度的使用，取得表達意圖--在這一例子中，堅持要求冒著看來似乎是無理侵犯或者不被接受的壓力的風險--與多少有些不對等的社會關系中所固有的審查制度之間妥協的最適度形式，無論它們是否已經像禮貌措辭一樣被客觀化和程式化了，或者仍然以事實上的狀態存在。這里堅持的程度與個人"允許自己"所使用的程度相一致，只要遵奉了"形式"。在"您如果賞臉光臨"比較合適的場合，"你必須來"就完全不合適，因為太簡慢；而"你來嗎？"則明顯"粗魯"了。在社會形式主義中，與在巫術的形式主義中一樣，在每個實例中只有一種慣用語"有效"。如果一個人對市場情況具有完全的把握，那么所有為了盡可能地達到完美的慣用語句的禮貌努力都將立即不言而喻。
形式以及與之相伴的信息，濃縮并且象征了整個社會關系的結構，而且它們正是在此得以存在并且獲得其有效性（即著名的"非語言風格的力量"）的。所謂的策略或者技巧，就在于考慮到發出者與接收者在不同種類資本的等級制度中的相對位置，以及性別和年齡，還有這種關系中所固有的限制，并且當有必要時，通過委婉的手法儀式性地超越它們。命令口吻的緩和，在"這兒"，"來"，或"來這兒"中降低為零，而在"如果您能賞光從這邊兒來"中則非常明顯。通常用來中和"不禮貌"的形式可以是一個簡單疑問句（"你來嗎？"），或者是考慮到了被拒絕的可能性的倍加微妙的否定問句（"你不愿意來嗎？"），這或許已經成為堅持的一種程式了，通過宣稱被拒絕的可能性和妥協的價值而裝做不堅持。在這一例子中，采取一種口語的形式，可能在同齡者中較為合適（"賞臉來"），一種"呆板做作"的形式（"你能賞臉來嗎"），甚至是一種諂媚奉承的形式（"如果你賞光來"）；或者還可以是對問句本身的合法性提出疑問的玄妙語言學的形式（"我可以請求你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