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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文化在高職食品專業學生人才培養中的必要性
（一）飲食文化與高職食品專業研究內容上的一致性
高職食品專業研究的內容有食品基礎理論的研究（食品化學、食品微生物等）；食品生產與加工的研究；食品生產中的新技術應用；食品質量安全的研究；食品營養的研究；食品營銷消費的研究；食品與環境的相互關系；其他食品包裝、食品法規、食品流通、食品檢驗等。飲食文化研究中所指人類的食事活動內容包括：一是，食生產。原料、加工、保藏等。二是，食生活。原料的獲取、食品流通、消費、烹調、進食、禮儀等。三是，食事象。與食相關的具體行為、現象等。四是，食思想。食認識、知識、觀念、理論（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等。五是，食慣制。習慣、風俗、傳統等[3]。飲食文化是研究關于人類（或民族）在什么條件下吃，吃什么，怎么吃，吃了以后怎樣等等的學問。由此可見中國飲食文化不僅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食品專業重要的學科結構內容。
（二）實現人才培養目標的需要
食品行業是關系民生的朝陽行業，也是不折不扣的良心行業，其對從業人員具有較高的素質要求。隨著我國食品產業轉型升級加快，對高素質技能型人才需求逐年增加，高職教育職業性的特點正好能夠滿足企業對高技能人才的需要。因此要將飲食文化貫穿于高職食品專業人才培養的整個過程，使技術和文化成為高職食品專業學生成長的雙翅，有利于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和學生的可持續發展。
（三）發揮大學功能的需要
中國飲食文化雖然博大精深、遠源流長，但由于近代中國科技的落后，再加上西式文化的沖擊，人們對中國飲食和文化失去了信心。而國外許多先進的國家十分重視技術和文化的統一，十分珍視自己的食品文化，保護和發揚自己的食品文化，甚至把它作為維護民族權益，保護本國農業的戰略。如日本、法國、韓國等[4]。總書記在慶祝清華大學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把文化的傳承創新明確為大學的第四大功能。因此作為食品專業的學生，傳承和弘揚我國優秀飲食文化責無旁貸。
飲食文化在高職食品專業人才培養的應用
中國飲食文化，一方面，如清代著名美食家袁牧所云，它是一門須“先知而后行”的“學問之道”；另一方面，它也是包含飲食、美器與禮儀、食享與食用等多重文化內涵的一門“綜合藝術”。如今人們普遍認為高等職業教育，除了提高學生實踐操作的水平外，還要使大學生在人文素質上有所提高和深化，其中當然包括和本專業相關的人文知識。飲食結合文化，古今交匯，中外貫通，有利于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對高職食品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具有積極推動作用。
（一）作為專業知識的有益補充，完善知識結構
雖然經過近20年的大力發展，我國高職教育取得了顯著成績，但是由于高等職業教育以能力培養為中心的培養模式，我國高職食品專業在人才培養中較重視專業技術教育的系統性，忽視了文化的作用，更不用說飲食文化的教育。過去人們只把文化列入歷史、文學領域里的事，其實各行各業都有其文化。通過調整食品專業課程體系，把飲食文化作為人才培養必修課，形成學習技術必先學習相關文化的習慣。這樣將飲食文化應用于高職食品專業學生人才培養，不僅完善了食品科學知識體系，完善了學生的知識結構，豐富了學生的內心世界，而且還使專業知識和技能得到有益補充，有益于學生素質的全面提高。
（二）傳承飲食文化優秀成果，提高學生人文素質
中國飲食文化源遠流長，如“茶文化”、“酒文化”、“炊具文化”、“醫食同源”的食療保健文化等，是人類文明、生命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工科學生素質培養中比較重視思想道德素質教育，對人文素質教育大部分通過選修課來實施，各方面重視程度不夠，因此在人才培養中難以達到預期的設想和目標。針對中外飲食文化，我們要本著辯證唯物主義原則，取其精華、剔其糟粕，批判地繼承和吸收，創新地發揚和光大，對提高食品專業學生人文素質具有積極影響。以“茶文化”為例，在茶加工技術之外，讓學生誦讀關于茶的詩詞歌賦可以來修身養性，利用茶道精神可以對學生進行禮儀教育和道德修養教育。如舉辦飲食文化節，為學生提供展示自我的舞臺，從而提高了學生的創新能力和文化內涵。
（三）培養從業自信心，增強社會責任感
防雷電感應方面存在問題按照國家關于液化氣站這樣的第2類防雷建筑物，平行敷設的構架、管道、電纜等長的金屬物凈距離小于100mm時，應相應地采用金屬線進行跨接，而跨界點之間的距離應小于等于30.0m。根據長期的觀察發現，華北平原地區的液化氣站內主要的輸氣管道之間的距離都在150mm以上，沒有跨接。一旦遭受雷擊，雷電產生的電流在管道之間產生較強的電火花而容易造成危險。除此之外，應不少液化氣站不能及時維修充裝槍槍頭與充裝設備間的跨接線斷裂情況，存在較大安全隱患。
電源線路保護方面存在問題
電源線路的問題主要發生在施工環節，體現在引入低壓線、電源系統浪涌保護2個方面。
1）在低壓線的引入方面，按照國家和行業標準來看，引入的低壓線應當用埋地的金屬錯裝電纜或者護套電纜穿過鋼管直接埋入地下，電纜的埋地長度應控制在1.5m以內。同時，架空線與電纜的連接處應設置避雷裝置，避雷裝置、鋼管、電纜金屬外皮以及金具等應一同接入地下。事實上，不少液化氣站不按規范施工，直接架空引入電源線纜，架空線和電纜的連接處也未按照要求安裝避雷裝置，一旦室外的架空線遭到雷擊，將嚴重損毀整個液化氣站。
2）在液化氣站內的電源系統問題上，一方面供電系統存在較大缺陷，另一方面浪涌保護器的選擇和安裝不完全符合國家和行業的標準要求。目前，華北平原地區少數液化氣站的供電系統仍然采用傳統的TN—C制式，有些甚至沒有配備配電箱、配電柜、配電屏，采用木板作為載體，嚴重不符合防雷的要求和標準。在浪涌保護器的選擇和安裝上，不少液化氣站沒有經過具有專業防雷設計和施工資質的單位進行設計和論證，直接安裝上去。經檢測，保護器的質量參數及安裝工藝不符合國家和行業標準，其中主要表現為浪涌保護器接地線過長過細和走線方式曲折。
液化氣站防雷措施
為了確保液化氣站安全高效運行，液化氣站經營企業必須高度重視液化氣站的防雷問題，認真逐項排查液化氣站內的安全隱患及時清除。同時，液化氣站應聘請有防雷設計施工資質的單位進行設計論證，按照標準安裝防雷裝置，做好各連接處的連接和跨接，改善供電系統的防浪涌保護設置，提升液化氣站的防雷保護措施，防止在雷電事故發生時引起爆炸對人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造成損害。結合華北平原地區的實際情況，借鑒一些防雷措施較好的液化氣站的做法，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液化氣站在設計針對直擊雷的防護時，要按照國家和行業的第2類防雷建筑物標準設計充裝車間的防雷設計，按照第3類防雷建筑物標準設計站內辦公樓，液化氣站內的儲罐區域設置多于2個的接地點（儲罐與地面的距離不小于3.0m）。同時，安裝的避雷針與被保護的物體之間的距離應大于3.0m，避雷針接地電阻小于4歐姆。
2）液化氣站內的接地應遵循等電位連接的原則接地，電器設備、防靜電、信息系統接地以及保護接地、防雷接地應分開設計接地裝置，以避免因接地裝置出現故障造成的整個液化氣站接地系統失效，注意各接地裝置接地電阻小于4歐姆。此外，液化氣站內卸氣場的防靜電裝置接地電阻也應小于4歐姆。
3）液化氣站在設置供電系統的防雷和浪涌保護器時，在供電設備和電子設備上安裝的防浪涌保護器應按照國家和行業標準選擇合格產品，建議配電箱使用TN—S制式，并注意分開PE線和N線。
4）液化氣站在設計裝置防靜電保護系統時，應嚴格按照國家和行業標準跨接各個金屬管道的法蘭盤連接處，防止膠管和法蘭兩端接地不良產生火花。與此同時，針對管道溝內和地上的管道，應該在始端、末端設置防靜電和防感應雷聯合接地裝置，切記接地電阻小于10歐姆。
1 柱層析法
柱層析法是應用比較早的從天然產物中分離黃酮類成分的有效方法，填料吸附劑以硅膠、纖維素、聚酸胺和葡聚糖凝膠為主，具有分離量大、操作方便等特點。目前常見的柱層析法主要有聚酸胺柱層析法和硅膠柱層析法。張金杰等采用聚酸胺柱色譜分離野中的蒙花普，使得蒙花普的純度由原先浸膏的2.36%提高到12.27%，提高了5.2倍左右，因而聚酸胺對野中的蒙花普富集效果較好。田宜柏采用聚酸胺柱層析法對薇菜黃酮提取液進行分離純化，當采用70%乙醇以200 mL/h的流速洗脫，洗脫液的黃酮含量達到了14.45%徐雙雙等對荷花中3種黃酮類化合物采用硅膠柱色譜法結合高速逆流色譜法進行分離純化，得到榭皮素_3_p_R_D_葡萄糖醛酸普(I)、楊梅一3-0-(3-D-葡萄糖普III)和紫云英普VIII)，純度分別為97.0% , 95.4% ,96.3% ,顯示了極佳的分離純化效果。
2 大孔樹脂吸附法
作為一種有機高分子共聚體，大孔吸附樹脂具有吸附容量大且能力強、選擇性好、綠色高效、易于工業化等特點，因而在黃酮分離純化領域擁有重要地位，其分離效果一般與樹脂種類和結構、目標物的濃度、吸附與洗脫速度等因素有關。使用大孔樹脂吸附法也存在一些困難，如吸附前需要對樹脂進行預處理，需要優選吸附劑種類及吸附、脫附條件，樹脂進行再生處理時間長。目前，常用的大孔吸附樹脂的型號有D101,DA-201,AB-8等。陳修文等研究了不同型號大孑喇脂純了鐫良杏葉總黃酮的工藝條件，通過選用D101樹脂將純度為8.51%銀杏葉黃酮提取原液提純到56.89% ,該工藝可有效地用于銀杏葉黃酮的分離富集。另有研究表明，可選用AB-8樹脂對薄荷提取液進行吸附處理，解析液經濃縮冷凍干燥后，測得干粉中薄荷總黃酮含量為90.35%陳麗春等采用AB-8樹脂對洋甘菊中總黃酮進行了純化，結果表明AB-8樹脂對洋甘菊供試品的吸附率達62.5% ,解吸率為68%、回收率達61 %，此法被證明有利于洋甘菊總黃酮工業化生產應用。
3 薄層層析法
在黃酮類化合物的研究中，薄層層析法常用于對黃酮物質種類鑒別、提取液的分離純化或含量測定，利用微乳液或結合其他技術可提高該法的靈敏度和分離效率。薄層層析法因具有分離速度快、操作易、結果準確等優點而得到了快速發展。李升鋒等以含水量70%的十二烷基硫酸鈉一正丁醇一正庚烷一水微乳液為展開劑，在聚酸胺薄膜上使桑葉黃酮類化合物得到了分離，產生了12個斑點，該法優于常規薄層層析法。余婷婷等用顏色反應、薄層層析與紫外掃描光譜3種方法對玉米須黃酮類化合物進行初步分析，得出玉米須黃酮的主要成分是木梅草素、芹菜素與刺芒柄花素。
4 高速逆流色譜法
高速逆流色譜分離法是一種新型高效的液一液分配色譜技術，它不用固相載體作固定相，具有分離效率高、重現性好、適用范圍廣且能連續自動等優點，對于許多種天然活性組分的分離都具有較好的分離效果。李倩等用高速逆流色譜分離純化新疆圓柏枝葉中的黃酮類成分，首次從圓柏屬植物中分離得到了榭皮素-3-0-(6"-0一乙酸基)_R_D_毗喃葡萄糖普。孫常磊等采用高速逆流色譜法分離純化燈盞細辛中的黃酮類化合物，結果從粗提液中分離得到黃答素、木犀草素、榭皮素和芹菜素4個黃酮類化合物，純度分別為94.6%,92.5%,98.2%,97.5%o
5 雙水相萃取法
雙水相萃取技術是一種高效溫和的生物分離技術，因其具有成本低、易操作、易保留生物活性、萃取分相時間短等優點而被廣泛應用于天然活性成分的提取與精制。目前，很多研究表明，雙水相萃取技術在黃酮類化合物的分離純化中已經取得了較好的分離效果，有望成為一種新型的黃酮類化合物的分離純化方法。丁霞等的研究表明，采用丙酮-I}=HPOQ雙水相萃取體系分離純化大薊總黃酮，在室溫25℃、丙酮體積分數70% , I}=HPO、的質量濃度0.24 g/mL,pH值為8.0的條件下，大薊總黃酮的萃取得率達%.8%，黃酮浸膏純度達89.8% ,表現出較佳的純化效果和較高的萃取效果。池汝安等}is}研究了葛根總黃酮在不同乙醇一無機鹽雙水相體系中的萃取效果，結果表明乙醇/磷酸氫二鉀雙水相系統為最佳體系，在最佳萃取條件下葛根總黃酮在兩相中的分配系數達35.99，萃取率高達99.23 %
金融危機導致全球最重要的歐美國家消費市場快速萎縮，跨國公司拓展海外市場的需求更為迫切。為了降低成本、拓展全球最大的潛在消費市場，跨國公司與中國企業技術合作的動力增強。2009年初，美國把對華高科技出口的逐項審查調整為向我國民用企業發放執照；2009年10月，作為第二十屆中美商貿聯委會會議的重要成果之一，美方承諾在進行出口管制體制改革進程中，將與中方合作，妥善解決中方關注的放寬對華出口管制問題。歐盟也加強了與我國在大型客機、民用核能和磁懸浮等領域的技術合作。橫亙在歐美發達國家與中國之間的技術貿易壁壘有所弱化。
一、金融危機為利用高新技術外商投資帶來難得機遇
美國數十年來堅持對中國進行的高科技出口管制，目的很明確，就是要保持對中國的科技優勢，尤其是軍事技術優勢，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然而這項政策的后果卻是大大制約了美國對華貿易，加大了美方貿易逆差，而且使歐盟取代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技術進口來源，日本緊隨其后，美國僅排在第三位。隨著國際政治環境和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美國政府不得不重新評估其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2007年下半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國家經濟經歷了百年不遇的經濟衰退，跨國公司不得不進行戰略調整，以求在金融海嘯中贏得生機。在這場源自西方的重大經濟結構和產業戰略調整中，處于工業化快速發展時期的中國，無疑成為承接新的國際產業轉移的熱土。
(一)跨國公司延長在華投資產業鏈，優化地區和產業布局。
為占領市場、拓展業務，跨國公司縮短了產品研發和推廣周期，在全球收縮業務的同時，增加了對華投資，延長了在華投資的產業鏈，重點是擴大高技術含量的生產流程，以期通過技術水平的提升增強產品競爭力。
美國超成半導體公司(AMD)計劃在2009年把新加坡工廠三分之二的設備轉移至蘇州工業園，其中包括所有的高技術生產能力，使得蘇州工廠的芯片生產能力從AMD全球總量的30％增長到70％。同為電腦處理器制造商的英特爾公司(Intel)，2008年凈利潤下降九成，在全球關閉八家工廠的同時，計劃增加在大連新工廠的投資，使其能夠生產最先進的新品，并同時向在上海的投資性公司——英特爾中國有限公司追加1.1億美元的注冊資本。
三洋能源為了應對中國對鎳鎘電池生產的限制，把原本在日本生產的愛樂普(Enloop)鎳氫電池的生產線轉移到蘇州，并加大營銷宣傳。運營總部位于上海的全球第三大專業通路商聯強國際(SYNNEX)財務總監表示，公司非常看好中國市場，2009年預計在華增資1億美元，加強區域布局和網絡建設，為二到三年后經濟復蘇做好準備。
(二)跨國公司加強在華總部建設，提高技術研發力量。
金融危機條件下，跨國公司為提高企業運營效率，不得不重新配置全球資源，重點是加強了對生產加工業務密集的中國市場的總部建設和研發中心建設。隨公司業務重點轉移對高層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進行調整，中國在跨國公司全球戰略資源配置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截至2008年底，外商在上海累計設立總部經濟機構676家，比2007年末增加了184家，其中“《財富》世界500強”中已有60家在上海設立了地區總部。
同時，隨著在華研發中心的設立和產業鏈的延伸，跨國公司對管理和技術的要求提高，高級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大量進入中國。隨著跨國公司業務在中國的快速提升和發展，其在中國本土人才的培養和工業裝備技術水平的提升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三)我國產業振興迫切需要高新技術外資。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政府制定實施了規模宏大的經濟振興計劃，一方面加大了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的投入，為新一輪經濟快速增加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制定了包括汽車、紡織、裝備制造、船舶、電子信息、鋼鐵、石化、輕工、有色金屬以及物流業十個重點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其中重點是加強科技創新，支持自主創新產品推廣應用，發揮科技對產業振興的支撐作用，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在十大產業振興計劃實施過程中，如何發揮外商投資的作用，既是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重要方面，也是利用高新技術產業外國投資的重要機遇。
二、新形勢下加大利用高新技術外資的幾個著力點
當前，國際國內形勢有利于加快利用高新技術產業外資，我國各級政府應從長計議，精心謀劃，做到定位準確、政策到位、服務跟上，切實抓住難得的機遇期，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利用外資的步伐，提高質量水平，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克服內外需不足的眼前困難，做出應有的貢獻。
(一)用全球視野謀劃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利用外資的總體戰略規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高度重視吸收高新技術產業外資工作，在全國設立了數十個國家級高新產業園區，各地方政府也設有本地區的高新技術產業園，對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利用外資、帶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發揮了積極作用。然而，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形成的新的經濟帶和產業帶正在梯度北移，原有的高新產業園區功能落后，作用減退。因此，各級政府應該站在世界角度謀劃后危機時代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和利用外資的總體戰略，整合國家級和地方各級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的資源和功能，提升高新區要素聚集的質量，為擴大吸收高新產業外資打造更加有利的環境，進而全面推動我國高新產業發展，推動結構升級。
(二)保持財稅、土地等政策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
近年來，我國政府進行了多輪外資政策調整，外資優惠政策逐步取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對外資的吸引力，而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流動性不足使得各國吸收外資更為積極，我國吸收外資的政策競爭力減弱。外資企業紛紛表示政策的變動較快且不可琢磨，很難制訂相應的企業長期戰略，無法系統規劃和梯次投入，甚至出現經營用地在合同期內都被收回的情況。創新是產業進步的重要動力，但大多數技術和研發投資的回收期較長，投資風險較大，金融危機導致的資金鏈收緊必然減弱企業研發的動力。國內外的理論和實踐證明，投資政策的穩定性，是企業選擇投資東道國的重要前提條件之一。我國只有進一步提高外資政策的穩定性，才能更加從容、穩健地吸收高新產業外國投資，進而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的目標。
(三)整合資源，因地制宜提升外資利用質量。
高新技術產業外商投資強度大，單位面積產值高，對經濟貢獻大，對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都有較高的要求。新形勢下各級特殊監管區在中國利用外資中的戰略定位和作用需要重新認定，要避免各高新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在產業門類上的趨同化發展模式。依靠開發區吸收外資需要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發展。各地區應該根據自身地理位置、資源物產、金融環境、人力資源、產業結構等要素稟賦特點，有針對性地吸收高新產業外資，實現差異化發展，形成合理的產業布局，避免一擁而上和盲目招商，為外資提供全流程的呵護服務，營造更加有利的營商環境。
(四)對高新技術企業的優惠財稅支持和重點扶持安排。
利用2009年的結構性減稅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在對高新技術企業給予所得稅優惠的同時，對重點行業大型跨國公司研發類投資免征購置設備增值稅。上海商委反映現有享受高新技術優惠政策的企業尚不足制造業總量的百分之一，政策的作用很小。應提高對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的科學性，增加高新技術企業的覆蓋率，充分考慮金融危機下企業的發展，對業務增長率等評定指標暫緩考慮。通過一定比例的財政扶持鼓勵高新技術設備的進口和技術引進。
(五)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
高新技術產業利用外資的重要風險之一就是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盡管在過去十年來我國保護知識產權取得重大進展，但是在許多方面還有不足。因此，新形勢下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必須用好知識產權這柄“雙刃劍”，加大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增加知識產權的侵權成本。把握歐美放松技術出口管制的機遇，引導企業技術水平的引進和升級。同時，建立健全知識產權的市場交易機制，縮短知識產權交易的審核周期，發展有公信力的知識產權估值機構，減少企業知識產權交易和應用的成本，提高企業參與知識產權交易的積極性。
(六)加強國際合作，促進內外交流。
毫無疑問，吸收高新產業外資不是一廂情愿的事情，既要加大與技術發達國家政府的溝通和磋商，減少技術引進的壁壘，又要加強國內外產業層面的交流與合作，增進了解，拓展合作的領域、方式和發展空間。盡管美國政府已經松動了對華技術出口管制，但另一方面又在立法、清單管理、機構設置、部門協調、多邊體系等諸多方面，進一步強化了對華出口管制力度。這其中還包括了“視同出口”管制。美政府規定，中國學者和研究人員在接觸美國敏感知識和技術時，必須申請“視同出口”許可證。其范圍既包括在美中國公民，也包括可能將敏感技術攜帶來華的外國公司。美國商務部還專門成立了“視同出口建議委員會”，向商務部長建議如何強化包括中國在內的“視同出口”管制。同時，美國還加強了對違規的本國和外國企業與個人的懲處，包括嚴懲所謂涉嫌對華出售敏感技術的國內企業和個人，加強對外國公司的制裁，刻意炒作所謂“涉華間諜案”。因此，我國政府相關部門要加大對外交涉力度，營造更加有利于吸收高新技術產業外資的外部環境。在產業層面，要加強中外企業和行業協會的交流與合作，共同尋找高新產業合作的新途徑，例如在外資較為集中的重點區域中心積極發展總部經濟，有效承接外資研發中心轉移和技術資源的流入，引導外資風險投資參與科學技術研發活動，提升相關行業的整體技術水平。鼓勵科研機構與外資企業開展科學研究、人員培訓等多方面的合作。
(七)打造科學、統一、穩健的制度標準。
關鍵詞：文化；人類體質；影響
一、引言
人類體質是受遺傳生物性影響的，而且這種遺傳影響是終極性影響。如：黑人生黑孩子，白人生白孩子等。達爾文認為，生物最初從非生物發展而來，現代生存的各種生物有共同的祖先，在進化過程中，生物通過變異、遺傳和自然選擇，從低級演化為高級，從簡單演化為復雜，從種類少演化為種類多。按照現代遺傳學的理論，人類體質的形成也主要受突變、基因重組、遷徒和選擇因素的影響。但任何一個人都是在其特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生存，具有生物性和社會性的特殊動物。就其生物性來說，與其他動物一樣，具有在特定的自然環境和生存物質需要來自身繁衍，種族延續，其后天體質往往隨自然條件不同而異，如人住在緯度越高的地方，膚色越淺，生活在日光較強，日照時間長的低緯度地區的人膚色較深，可以保護皮膚深部的組織，器官免受過量的紫外線的損害。就其社會性來說，人的生存只能在社會中得以實現，生存于不同環境的人們共同體，創造出了自己不同的文化。文化是人類在自然中的創造，是對自然環境的社會適應，是人類與其生存環境的關系的體現。[1] 人類只能按社會的要求去生活，長期穩態地接受社會規范，受社會文化的模塑。人類在社會文化的模塑下，往往會給個人后天體質加以人為的影響和改變。這種改變在人類的婚姻、飲食、體育、審美等文化方面有著突出的表現，具有明顯的文化特征。
二、文化對人類體質的影響
（一）婚姻文化對人類體質的影響
婚姻作為民族文化的一有機組成部分，它不僅僅是個人行為，就其實質而言，都是在為青年男女的賦于社會意義，確定其社會歸屬和社會地位并調整相關的社會關系。[2]民族文化對個人的婚姻有著重要的影響，也對個人體質也產生重要的影響。動物界配偶的選擇完全取決于“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如：雄葉猴為了爭奪配偶而互相撕殺，甚至殺死弱方或者對方的猴崽，而留下自己的子女，所以強壯的后代被保留下來了，一代地繁衍。而人類是按照社會需要、婚姻制度和習俗選擇配偶結婚。特別是當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后，人們選擇配偶時卻不得不受社會制度、等級觀念、經濟地位、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導致人類后天體質的改變。在舊時代，苗族的“姑表親”，侗族的“姑舅表親”，珞巴族、維吾爾族、塔吉克族等民族流行的“姨表婚”等近親相互通婚，導致容易生出遺傳性病殘兒，對后代的體質會造成危害。藏族、彝族和景頗族等民族的婚姻講究貧富相當，門當戶對，通常只在有限的范圍內實行階級內婚或等級內婚等，從而導致大量癡呆子女仍然被養活。
在古百越民族的婚姻文化中都普遍流行鑿齒的習俗，對人類后天體質的產生了明顯的影響。這一事實在古代典籍中的記載頗多，《云南志略》：“土僚蠻，敘州南烏蒙北皆是，男子十四五則左右擊去兩齒，然后婚娶。”清代《黔書》：“女子將嫁必折二齒， 恐妨害其夫家也。”《溪蠻叢笑》：“仡佬子女年十五、六敲去右邊上一齒。”[3]宋人樂史《太平寰宇記》記載：貴州（今廣西貴港）“有俚人，皆為烏滸，……女既嫁，便缺去前齒”。[4]可見，這一習俗在百越族系各民族中的姓別不一樣，有的民族鑿去男子的牙齒，有的民族鑿去女子的牙齒。同時其表示的意義也不一樣，有的民族鑿齒表示氏族成員已經獲得了婚姻資格，有的則是怕妨礙夫家而在出嫁前鑿齒。而且延續時間長短不一樣，流行的時間最長為的貴州省普定縣仡佬族，他們直到上世紀四十年代初還仍然流行鑿齒作為青年男女成婚的標志。
割禮最早起源于猶太教，是履行與上帝之立約、確定猶太人身份、進入婚姻許可范圍的一種標志。現在，割禮早已不局限于猶太人，也不限于男子，而是盛行于世界50多個國家的少男少女之中，受過割禮的女子已有1.3億人之多，現在平均每天還有約6000名女孩經受刀割之苦。其中最為突出的非洲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范圍包括肯尼亞、烏干達、埃塞俄比亞、索馬里、蘇丹等30多個國家，約有80%的男女實行過這種手術。其中女子的割禮十分普遍，最為慘無人道。在當地民族的婚姻文化建構中凡未行割禮的女人，不論她有多大年齡，都一概被視為“孩子”，不能參加成人的一切社會活動，不能過夫妻生活。[5]因此女子必須部分或全部割除和小，甚至將陰道口部分縫合，對女性的身體造成極為嚴重的摧殘。
（二）飲食文化對人類體質的影響
生活在不同生境的民族，為了自身的繁衍，通過不同的生計方式向自然環境索取生存物質維系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形成了不同的飲食文化。如北方草原牧民養成了吃肉的習慣，他的消化系統較為適應消化肉類食品，對蔬菜反而不易于消化；上海、廣東等沿海地區的民族養成了吃甜食的習慣，他們的消化系統適應了糖類的消化，而對酸辣食物消化吸收不適應；湖南、貴州、四川等地區的民族習慣了吃酸辣食物，他們的消化系統適應了消化酸辣食物，而對甜食不易消化；我國西南的侗族和苗族等民族由于所處的生境，喜種糯稻吃糯食，他們的消化系統適應能力了對糯食的消化，而別的地區的民族卻對糯食的消化不太好。雖然這些民族的飲食文化與其所處的自然生態環境有很大的關系，其體質也適應了相應的飲食文化和習慣，但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對人類體質產生影響也是很大。
（三）體育文化對人類體質的影響
眾所都知，適量的體育運動不但對人類健康會大有好處，也會提高生活質量。然而，隨著現代競技體育運動的興起，在現代體育文化的建構中，不合理的運動鍛煉會給運動員的體質帶來種種后遺癥。為取得優異的成績為國家和民族爭光，舉重運動員為了增加力量，大量地過多吃有營養的食物，從而造成自己的消化系統的傷害。一些保健醫生發現，不少女運動員趨于男性化，長出胡須甚至胸毛。究其根底在于過度進行舉重鍛煉等力量性練習項目，導致了雌性荷爾蒙大量喪失。常去健身館做器械操的女性，尤其是舉重等負重運動，會對骨盆產生巨大壓力，造成會肌肉松弛和脆弱，嚴重者會引起子宮下垂或脫出、大小便失禁等健身后遺癥。相撲運動員為了增加體重和力量，每天暴飲暴食，導致過度肥胖，經常因腿部不堪重負而負傷，大多患有心臟病、腦血栓、肝功能衰退等疾病，因而相撲運動員的生命短暫。體操隊員進行大量的體形訓練，造成了上身寬，下身窄的三角形體形。高強度的健美操運動員經常在較大音量的音樂中練習，可能損害內耳功能，引起眩暈、耳鳴、耳內脹痛以及對高頻率聲音的聽力喪失等惡果。排球運動員經常用手進行大量的打擊排球的訓練，造成了他們的手比常人大。有的運動員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進行魔鬼般的訓練，使他們的身體受到極大的摧殘，有人甚至吃興奮劑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有的人雖然成功了，給國家、民族帶來了榮譽，也給自己帶來了利益，但可能給自己的身體留下傷痕累累，有的運動員到期給自己體質帶來終身的影響。
（四）審美文化對人類體質的影響
審美是人類基本的存在方式，世界的存在只有作為一種審美現象才能被證明是合法的，因為只有作為一種審美現象，人生和世界才顯得是有充足理由的。[8]審美作為和種文化，它是人類在特定的自然環境和文化環境下形成的，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美的標準和對美的追求。然而在審美文化的建構，故意改變人的體型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對體質會產生很大的影響，而且具有殘忍性和非人道性。最典型的表現應該說是纏足。中國五代后期，女子的形體美崇尚輕柔嬌弱，父母在女兒小時就用布把她們的足緊緊地纏起來，使她們的足部不能正常發育，造成畸形。到元、明時代，女子纏足風行天下，北方更甚，幾乎是女不纏足，不足為美，嚴重影響了女子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婦女體質終身的傷害。中世紀西歐民族的女性以婀娜的蜂腰為美，為此女性常常以綾帕束腰，把勒帶從之下緊緊勒到胃部，束腰改變了女性的肋骨骨骼，有時因束腰過緊而致死人命。臺灣高山族的中曹、魯凱、卑南等地的男性以胸部和腿部肌肉發達為美，因而從少年起到五六十歲，都要以厚片束腰腹，有的以藤皮編成束腹帶，以促使胸、腿部肌肉發達，同樣可能對身體造成諸多傷害。現代社會的女子為了追求時尚和美麗，以不再束腰，有些人使用化妝品、做美容手術、節食或吃化學藥品等去達到目的，但帶來的體質上的傷害，甚至是失敗而失去生命的現象屢見不鮮。現在流行全球的穿高跟鞋也會造成女性腳骨的變形；一些經常喜歡穿緊身衣服年青人，會造成其身體體形的明顯變化。
在民族文化中對人類體質影響的習俗常見的有絞面、拔胡須和體毛、紋身、紋面、缺齒、穿耳、穿鼻等。《后漢書·南蠻》就記載：“哀牢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我國的傣族、布朗族、基諾族、黎族、獨龍族和佤族中至今延續有紋身的習俗。臺灣高山族也有部分人保留有缺齒、拔體毛、文身、紋面、在手腕燒傷結疤的習俗。[9]這樣的審美文化，有的雖然對人類體質的危害作用并不大，但改變后天體質卻是不容否定的事實。[10]
化學品對人類健康的威脅主要表現在有些藥品和食物添加劑可能有致癌、致突變和致畸形的潛在危險。還有擁擠會對人類的健康產生有害的作用。居住空間太小，人體分泌的腎上腺激素會增加，使人脾氣暴躁，容易發怒。現代人為了追求房屋建筑藝術美而使用各種化學材料進行裝修，而導致個人體質的傷害。工廠和城市噪音會損害人的聽覺器官，長期生活在喧鬧地區的人的聽力會比生活在清靜地區的人的聽力會差一些。
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職業的競爭使人們忙碌起來，也使很多人形成了職業病，對個人體質造成了一定的傷害，如汽車司機因長年坐在架駛室內，而造成身體骨胳的變形。隨著電視網絡的快速發展，特別是一些青少年人經常沉迷于電視網絡中，眼睛近視的人越來越多。
三、結語
在人類形成和發展的漫長歷史過程中，人種的各種體質是受到諸多種自然和社會的雙重因素的共同影響。人類既具有生物特征，又具有文化特征，這兩種特征是不能分開的。人類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各自又由各種不同的因素所確定。這些不同的因素互相作用，每一種因素都會改變人類的體質。因此，研究人類體質必須從整體出發，充分考慮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自然因素在人種分化的初級階段起著重要的選擇作用。但人與動物不同，人類不是直接地與自然環境發生作用，而是通過自己的文化與之相聯系。在人類社會日益發展的今天，人類文化也不斷地發展和變遷，文化對人類體質的影響也會讓人意想不到。雖然這樣的影響具有后天性，容易區別，而且其影響也不會遺傳給下一代，但文化對人類的體質會可能產生重要的影響，甚至是一種致命的影響。為了防患于未然，希望更多的文化人類學、體質人類學等學者能夠多關注這一研究領域，使人類擁有健康的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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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詩經》 題材 周文化
一、婚戀詩與周文化
婚戀詩約占全書的三分之一，因為男女之情的主題在演奏時最具和順、和敬、和親人際關系的功效，因而也最適合周代禮樂文化對和合效果的追求。因此，在創作、采集、編訂的過程中，婚戀詩占有特殊的優勢和地位。同時，婚戀詩還展現出不少周代的婚俗和社會風氣。
周禮的婚俗在《唐風?綢繆》、《王風?揚之水》這類詩中有反映，有黃昏、束薪、騎馬迎娶、堂前等候等。《鄭風?野有蔓草》是仲春時節古人自由野合習俗的再現，這表明周禮既有《鄭風?將仲子》那樣聽從父母、媒妁之言，令人不敢僭禮的約束面，也有給予大齡未婚男女自己選擇的自由面。這顯示出周禮總是尋求一個和諧的平衡點，顯得圓融而富有人性。
《衛風?氓》、《小雅?谷風》、《邶風?谷風》等棄婦詩表明春秋時婦女遭棄的現象較普遍，甚至包括宋桓夫人、衛莊姜等貴族婦女。但與此同時，周禮對于被休婦女的命運安排較為寬容，允許她們合法再嫁，典型者如秦穆公將自己被休的女兒懷嬴改嫁給晉公子重耳為妾。可見，周禮注重“和”，對于婚戀中的對立矛盾，都有可以通融的規定。
貴族的婚戀詩則不像平民那么活潑生動，不可避免地染上“政治聯姻”的色彩。比如遷居岐周的古公父，“爰及姜女，聿來胥宇”，[1]402一到岐下就與當地羌族姜姓女子結婚，借此尋求聯盟和族群利益。
二、農事詩與周文化
從周族史詩《周頌?生民》中可以看出，被后世尊為農業神的后稷，已經懂得耕種時需要選好良種、除草護苗。而古公父遷居岐周后，擺脫了先前戎狄游牧文化對本族農耕文化的影響，營造了穩定、和平的農業發展環境。《周頌?載芟》中有“載獲濟濟，有實有積，萬億及秭”[1]520的記載，雖然周代以10萬為1億，但仍可見當時農業收獲的繁盛。
《周頌》中的《噫嘻》和《臣工》則記載了周王的籍田典禮，在春天象征性地率先勞作并祭祀土神、谷神，體現出周文化對以農立邦的重視。而最負盛名的農事詩《豳風?七月》則十分詳實地記錄了西周農民一年四季的勞作過程，反映周文化中嚴格的等級制度和剝削關系。
農耕文化顯然依賴穩定的政治、地理、政治環境，“和則可大，樂則可久”，[2]自然“和樂”就成為周公制禮作樂的終極追求。
三、宴飲詩與周文化
中國歷來不像西方那樣重視“人與自然”的關系，也不像印度那般重視“人與精神”的關系，唯獨十分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而，反映人與人之間交流來往的宴飲詩也就顯得重要。
雖然周代吸取殷商滅亡教訓，周公禁止周人酗酒，禮制有君臣小宴“三爵為度”[3]的細致要求，但宴飲仍是貴族們聯絡宗族感情、維護宗法秩序的重要方式。例如《小雅?鹿鳴》、《小雅?魚麗》、《小雅?賓之初筵》等詩，就描寫了貴族們宴飲賓客的愉悅、宴享之物的奢華、人與人之間的和樂。
周王也有許多宴飲諸侯的詩，如《小雅》中的《湛露》、《彤弓》、《廖蕭》，從中可見：屏衛周室的諸侯們在盡朝見義務時，周王與諸侯一起共祭祖先，并在祭完祖廟后，進入廟后的“寢”繼續宴飲。這表明周王重視維護血脈親情的紐帶，從儀式上強調宗法制的大宗祖先，并用最后的宴飲來“和合”各位姬姓公族兄弟和異姓姻親，也即“和合”了“家天下”的周王朝。
四、 頌揚詩與周文化
除了周族史詩外，頌詩中贊美的對象多為文王、武王，而稱頌的重點都在于“德”。從《清廟》、《維天之命》、《維清》、《我將》、《載見》等詩中可以看出：文王的德體現在寬容慎罰、禮賢下士、團結內部、提倡仁德。“維清緝熙，文王之典”，[1]497詩中認為周初政治的清明，是因為武王、周公、成王都遵行文王之典，實行德政。
而周公禮樂文化重視“德”，也出于為周族統治合法性證明的需要：周族以小邦滅得天命的大邦殷，豈非有違逆天命之嫌？對此，周人強調以德配天，“皇天無親，唯德是輔”，[4]從而為周朝的統治正名。哈佛大學的費正清教授因而認為，周人不同于中國其他君權神授、重視出身的觀念，而是在天命論里融合了道德標準。
五、怨刺詩與周文化
怨刺詩多出現在禮崩樂壞、王室衰微的東周時期。怨刺內容豐富多樣：不滿政治黑暗、貴族、賦稅繁重，也有小官與沒落貴族的不得志。《魏風?園有桃》就敘寫了一位沒落“士”族的貧窮困窘，淪落到只能摘園中的桃、棗充饑，展現出東周井田制開始瓦解、地主階級興起、土地領主們失去勞動力而沒落的下場。
《邶風?新臺》、《風?君子偕老》、《齊風?南山》、《陳風?株林》等諷刺統治者失儀的詩歌也篇目眾多，從中可見：周禮的實行也有等級性，統治者的悖禮行為，并沒有制度手段來干涉制止。貴族們希望庶民安分守禮的同時，并沒有同樣嚴格地要求自己。
久役不歸、思鄉懷人的怨刺詩也為數不少，且是此類題材中最情真意切、哀婉動人的成分，富有藝術感染力。如《小雅?采薇》和《豳風?東山》，就充分體現出周代士兵對于故土家園的眷戀之情。究其原因，也與周文化對血緣宗族的強調有關，它使人們對自身的親屬及家園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依賴感。
《小雅?正月》、《雨無正》、《小》等詩則控訴了黑暗政治導致的國弱民困。《召南?小星》、《小雅?四月》等詩則是小官吏們的哀詩，他們不僅地位、待遇低下，還必須完成艱辛繁重的差事，不斷奔波勞苦，反映出統治階級內部的苦樂不均、對立矛盾。怨刺詩是伴隨著周族統治、禮樂文明衰落的哀詩。
六、小結
總而言之，《詩經》在創作、采詩、編詩時深受周文化思想的影響，是周文化的傳承載體。而周文化的主要內涵則體現于“禮樂文化”：禮主分、樂主和，禮是外在的強制、樂是內在的修養與教化。這種禮樂文明實行的經濟與政治基礎分別是井田制、以農立邦和分封宗法制。具體到外在，周文化在《詩經》中突出地表現了對“孝”、“德”、“和合”的強調與追求。
參考文獻
[1] 詩經[M].周振甫，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
[2] 張載集[M].章錫琛，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78：24.
關鍵詞：鄂倫春；環境決定論；文化生態學；文化唯物論；生態系統論；
中圖分類號：Q98 文獻標識碼：A 1674-3520（2014）-04-00183-02
自生態人類學誕生之日起，國內外的學者都對它進行了探討，并提出相關的理論闡釋。生態人類學是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它主要研究的是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問題。日本學者綾部恒雄說：“綜合性地研究人類生活的人類學，大體上可以分為主要研究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文化人類學和主要社會和生態學方面的生態人類學”。[1]我國學者宋蜀華先生認為，“人類對環境的生理與形態的適應，人口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營養結構域人類體質狀況，資源的合理開發與充分利用，以及從不同人類群體的謀生手段出發，探討自然資源開發與生態系統循環的關系，生態和文化的相互滲透和影響，揭示生態系統的運行規律和尋求保護生態平衡的正確方法等等。”[2]也就是說，生態人類學著重研究的是人類群體與周圍環境間的關系，并把人類社會和文化視為特定環境條件下適應和改造的產物。[3] 鄂倫春是我國境內最具代表性的漁獵民族之一，也是文化模式相對簡單的民族之一。從生態人類學的視角解說鄂倫春文化是許多學者共同熱衷的話題。
一 、環境決定論鄂倫春
20世紀60年代，環境塑造文化的觀念在生態人類學中占據了支配地位；也就是說，環境因素不僅決定文化特征，而且也對文化產生作用，環境因素不同于諸如人類社會或人口等其他因素。環境決定論以各種形式表述了有關文化及文化特性如何發生、如何變化、如何適應以及如何發揮作用等問題。[4]人類學是一門以人性及其文化為研究對象的學問。無論如何界定，人類學所說的文化主要包括兩個層面的含義，即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和特殊意義上的文化。就其一般性而言，文化是一種現象，是人類經驗的一部分。就起特殊性來說，文化是與特定的某個社會或特定的一群人相聯系的實體。[5]特定的生態環境是產生特定文化形態的必要條件，尤其是對簡單民族，由于生產工具和技術落后，對自然環境的依賴要強于生產工具和技術。自然環境是塑造不同文化形態的外部條件。鄂倫春文化是特定群體在特定環境下創造的產物，它與自然有著直接的依附關系。總體而言，鄂倫春族是我國唯一的一個單純的狩獵民族，它屬于生態系統的民族。達斯曼（Dasmann）認為，生態系統民族是指在單一生態系統中，或者至多在兩種到三種相鄰的生態系統中生活的人們。[6]
鄂倫春是我國東北古老的民族之一。1653年鄂倫春逐漸遷移到黑龍江南岸大、小興安嶺廣大地區。這里90%是恒古未開發的原始森林，植被資源十分豐富。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大片的森林，不但為多種類野生動物提供了非常好的棲息和繁殖的場所，也為食草和食肉動物提供了 豐富的食物。有名的動物有馬鹿、駝鹿、狍子等各種奇珍異獸。額爾古納河、嫩江、松花江、黑龍江及其大小支流均在這片廣褒的土地上蛇蜓流過，所以魚類產品也相當豐富。“棒打獐子，瓢滔魚”。廣袤的森林和豐富的自然資源決定論鄂倫春人的生計方式――以狩獵為主，兼采集和捕魚。這種由環境決定的生計方式同樣決定著鄂倫春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和。鄂倫春的飲食、服飾和居住方式都帶有以自然資源為衣食父母的特點。其基本社會組織是游獵公社制，當地人稱為“穆昆”。從以上的觀點來看，鄂倫春文化的形成是受環境的影響造成的。
二 、文化生態學與鄂倫春
文化生態學是由美國新進化論的代表斯圖爾德提出來的。1955年，斯圖爾德在《文化變遷的理論》解說了文化生態學系統的理論和方法。在該書中，斯圖爾德揭示了物理環境、開發環境的文化工具，以及社會政治結構等相關特質之間的一般關系。[7]斯圖爾德認為，文化特征是在逐步適應當地環境的過程中形成的，而這里的環境指的是一種生命的網絡。網絡是由兩個相互作用形成的，一個是特定地域中所有生物的相互作用，而這一相互作用又再與特質相互作用。[8]具體而言，就是“文化中核”和“次級特質”的觀點。“文化核”指的是與環境直接有密切關系的物質的集合，而“次級特質”指的是與環境聯系不甚緊密的形態。簡而言之，文化生態學探討環境、技術以及人類行為等因素的系統互動關系，以社會科學的方法分析特定社會在特定環境條件下的適應與變遷過程。[9]文化生態學強調文化與環境是相互作用的關系，自然環境起著最終的決定作用。
鄂倫春的漁獵文化充分體現了文化生態的觀點，即環境決定文化而文化又反作用于環境的特點。由于生存環境的限定，鄂倫春人最初的生活來源主要是靠狩獵、捕魚和采集等原始形態。在長期的狩獵、捕魚生產實踐活動中，鄂倫春人總結出大量的有關動、植物生長規律和習性等方面的知識。例如狩獵，《黑龍江外記》卷6這樣記載：“俄倫春俗重鮮食，射生為業。然得一獸即還家，使婦取之，不貪多，亦不以負重自苦”。這種保持生態平衡的觀念，正是鄂倫春人在生產實踐中得出的文化理念。
三、文化唯物論與鄂倫春
20世紀80年代，馬文?哈里斯提出了文化唯物了以解釋環境與文化的關系。他認為人類所有的文化特質都是對自然環境適應的結果，所有的文化特質都具有生態意義。另外，哈里斯提出了客位與主位的研究法。米爾頓認為：“哈里斯的明確意圖是：所要證明的不是某些環境特征是特定文化特征演化的直接原因，而是在環境所施加的物質條件下，所有文化特征都有了生態意義。”也可以說，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論是色彩更濃的環境決定論的重新再版。
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論可通過鄂倫春的生產方式、社會組織、等來證明。例如鄂倫春人的“仙人柱”居住方式。它是“一座用幾根細木桿支起來的圓錐形仙人柱，孤零零靠在一棵歪脖子樹跟前。它像一朵枯萎的松蘑，在山崗中搖搖欲墜，仙人柱里燃著一堆篝火，濃濃的柴煙，一躥一躥地繚繞盤旋。”[10]這種仙人柱的房屋，快捷易建，便于拆遷。一般兩三個人用十幾分鐘就可組建而成。其面積大的有8平方米，小的大約有4―6米。鄂倫春人之所以選擇這種居住方式，是由他們的生產環境和生活方式決定的。
以上三種理論的共同特點都十分強調環境對文化的影響，即文化是適應環境而產生的觀點。文化生態學和文化唯物論雖然注意到了環境為文化的互動關系，但是都帶有環境決定文化的色彩。
四、生態系統論與鄂倫春
20世紀50、60年代，隨著環境決定論、文化生態學和文化唯物論的相繼衰退，生態系統論卻異軍崛起，取而代之。生態系統論是生態人類學發展的又一個里程碑。它重視的是，在生態系統中，生命體、無生命體通過能量流和物質循環建立一套動態流程關系。[11]也就是說，在生物圈的某些被劃定界限的部分內，全部生命物質與非生命物質通過物質交換結合在一起。在物質交換系統中，人類、其他的生命體及非生命物質相互影響、相互作用。[12] 生態系統論最著名的一個案例是拉帕帕特對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地馬陵人的儀式和戰爭的經典研究。回顧鄂倫春人的馴鹿文化，不難發現他們有著濃厚的生態系統論理念。就“鄂倫春”一詞的含義而言，通常有兩種解釋，一是“住在山上的人”；二是“使用馴鹿的人”。馴鹿對鄂倫春人來說具有重要意義，馴鹿是他們的重要交通工具，如同馬是蒙古人的交通工具一樣。就自然生態而言，馴鹿以苔蘚、菌類植物、地表植物等為食。對鄂倫春人基礎生活來說，馴鹿能載負獵人的貨物，能在雪地上行走，能穿越山林，而且還提供經濟生活資料（肉可食用，皮可做衣，身上的骨類還可飾品，鹿茸、鹿鞭還可用作中藥）。就文化層面而言，馴鹿已是鄂倫春人精神娛樂活動的一部分，許多詞匯和故事都與馴鹿有關。總之，馴鹿把鄂倫春人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和生存環境有機地連一起，還起著維護生態平衡的作用。在經濟基礎的支撐下，鄂倫春人民創造了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圖騰崇拜和樺樹工藝品等。
生態人類學理論除了上述幾種外，還有民族志生態學、群體生態學、歷史生態學、政治生態學等多種理論。毫無疑問，這些理論共同一致的地方是環境對文化有著較深的影響，而文化又會反作用于環境。生態人類學以一種新的視角開拓了人類學研究文化的一個新領域。雖然其理論存有各種不同的弊端，但它們所貢獻的價值卻豐富了人類學理論寶庫。
另外，鄂倫春是一個生態民族，是世界上僅存不多的具有簡單文化特征的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民族文化正處于一種趨同整合的演化過程中。如何讓人類生活在一個具有多樣文化的地球村里，是人類現在共同關注的焦點。最后以先生的話作結：“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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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研究認為，個體感恩意識不僅是道德層面的內容，其深層次的影響因素在于“感戴”這一個體心理加工過程，即個體傾向于以感恩情緒來回應他人幫助的一種穩定、跨情境的特質性情感。感戴水平高的個體傾向于將積極結果歸因于“許多人的努力”，更能夠領悟到他人的幫助與支持，也會有更多的感戴情緒，對社會有更加積極正向的認知。相反，感戴水平低的個體傾向于將積極結果歸因于自身，對于社會支持的體認與感戴情緒就會較少。國內感恩教育的相關研究多以綜合類大學生為對象，研究方向多從感恩教育環境、感恩文化建設、感恩教育載體等理論角度出發，對于感恩教育實操性工作模式的研究鮮有涉及，以藝術類大學生為對象的感恩教育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而藝術類大學生畢業后主要從事藝術創作工作，影響的是社會群體的精神層面，如果創作者本身不具備感恩品質，其作品也只能是冷漠理念的傳遞。目前，大學感恩教育尚未課程化，因此班級就成了此項教育工作的重要陣地，而班級因對學生具有特殊意義，也有著開展感恩教育工作的優勢。在這樣的背景下，探索藝術類大學班級化感恩教育的模式是必要、可行且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對于大學感恩教育的研究也是一項重要補充。本研究選用國外相關研究中較為成熟的感戴問卷，選擇性別、生源、民族、年級、專業、是否獨生子女、是否單親家庭、是否學生干部、是否參加過志愿服務等多個背景變量，以浙江某藝術高校學生為樣本，考察大學生在各個背景變量上呈現的感戴特點，在調研數據的基礎上，結合感戴心理加工過程的特點，從提升個體感戴水平的角度來探索班級化感恩教育模式。
二、研究方法
（一）被試
采用整體隨機抽樣方法，分別從造型學院、設計學院、傳媒動畫學院、建筑學院等四個二級分院抽取被試，共獲得有效被試652名，其中男生204名，女生448名；大一學生182名，大二學生219名，大三學生150名，大四學生101名；造型專業學生220名，設計專業學生232名，建筑專業學生168名，傳媒專業學生32名；漢族學生626名，少數民族學生26名；城鎮學生496名，農村學生156名；獨生子女416名，非獨生子女236名；學生為單親家庭的有43名，為非單親家庭的有603名；學生干部188名，非學生干部464名；曾參加過志愿服務的學生423名，未參加過志愿者服務的學生229名。
（二）測量工具
測量工具為感戴量表（GratitudeQuestionnaire）。感戴問卷共6個題項，經本研究翻譯、試測、修改后修訂成的5個題項的中文版。每題項采用“1.極不同意”至“7.極同意”的形式分級計分，第3題反向計分，總分越高，感戴狀況越好。經翻譯修訂后，本次測量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6。
（三）測評程序與數據處理
本研究采用以班級為單位的團體測試，對回答問卷的要求進行了測前說明，以保證大學生的積極配合，被試約在10分鐘內完成問卷，對全部數據使用SPSS16.0統計軟件進行管理和處理。
三、研究結果
經統計，大學生感戴得分的均數為34.36。經差異檢驗發現：在性別、年級、是否單親家庭、是否學生干部、是否曾參加過志愿服務等幾個背景變量上存在顯著差異；在專業、民族、生源、是否獨生子女等四個背景變量上，感戴得分沒有顯著差異；女生的感戴得分顯著高于男生；來自完整家庭學生感戴得分顯著高于單親家庭學生；擔任過或正在擔任的學生干部得分顯著高于未擔任過的學生；參加過志愿服務的學生得分顯著高于未參加過的學生；不同年級學生間差異顯著，大一、大二、大三感戴得分呈逐漸上升趨勢，均高于大四學生。
四、班級化感恩教育模式探索
根據以上數據，可以發現，藝術類大學生感戴現狀具有這樣的特點：獲得社會支持多的（女生、雙親家庭學生）、有較豐富社會實踐經驗的（學生干部、高年級學生）、有助人體驗的（志愿者）群體，他們的感戴水平較高，而“班級”正是個體獲得社會支持、提升社會實踐能力、服務他人最直接、最容易的途徑。數據結果進一步證明了進行班級化感恩教育途徑研究的科學性與可行性。根據感戴的心理影響機制來看，感戴水平高的個體能夠對現實做出更加客觀的評價，能夠看到個人的“積極結果”來自許多人的努力，而這些正向積極的認知讓個體產生更多的感恩情緒和行為。所以如何通過環境去影響個體的認知，成為班級化感恩教育模式研究的落腳點。結合藝術類大學生感戴現狀的調研數據，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建立班級支持系統
數據顯示，女生及來自非單親家庭的學生，其感戴水平顯著高于男生及單親家庭的學生。女性在社會群體中相對弱勢，在日常生活中接受到他人的幫助也會相對多于男性。而雙親家庭在物質與精神上所給予個體的支持也會比單親家庭多，兩個群體具備一個共性，即更多的社會支持。班級就像一個大家庭，應該成為班級成員獲得社會支持的重要途徑。班級支持可以從這兩個角度進行：針對經濟困難，學業困難等群體的幫助型支持；針對有特定需求的服務型支持。針對不同群體特點，成立由教師、班委、學生組成的各類“支持小組”，獨立開展工作，具體分類為：班級經濟困難生支持小組，可以由班主任、生活委員、困難生代表、普通學生等幾類人組成，可提供的支持有：掌握班級困難生的家庭情況，關注他們日常生活，為學生提供資助信息并協助申請，審批班級困難生資格申請及資助額度審定等。班級學業支持小組，由專業教師、學習委員、成績優秀學生組成，可提供的支持有：組織班級學習經驗交流；邀請教師或研究生舉辦讀書會；針對特定課程舉辦師生溝通會；掌握班級后進生的情況，幫助他們分析學業落后的原因，提供一對一的幫扶等。服務型支持小組如：班級就業與實習信息小組，由輔導員、班委、感興趣的學生組成，可提供的支持有：就業信息；實習崗位推薦；就業政策咨詢等。班級文娛小組，由班級文體委員、特長生、有興趣的學生組成，可提供的支持有：各類文娛活動的組織策劃；根據班級學生的情況成立不同的興趣小組；豐富班級課余生活等。以上是對部分“支持小組”的例舉，班級可以視自身的情況來設立，鼓勵班級成員根據自己某一方面所長或興趣為大家提供支持，同時也可以得到大家為他提供的資源，形成“助人自助”的班級支持系統，讓每一個成員在需要時首先可以從班級——這個離自己最近的“家”里獲得支持。
（二）建立“人人參與”的班級管理體系
本研究中，大一、大二、大三學生的感戴得分呈逐漸上升趨勢，大三學生得分顯著高于大一學生（p=0.007<0.01），而大四學生的得分出現明顯下降。與此同時，學生干部的感戴得分也顯著高于非學生干部（p=0.002<0.01），這個結果提示我們，社會活動的增加能提升個體的感戴水平。隨著年級的遞增，社會化活動逐漸增多，從社團活動到校園文化，從行業競賽到實習就業，學生在這些社會行為中逐漸形成自己的社交自尊，學習多角度地看待事物，因此，也能更多體認到他人給與的幫助。而對于大四學生的感戴得分顯著低于其他三個年級學生的結果，本研究分析，這和大四學生面臨畢業、就業雙重壓力有關：每一個人都希望為自己大學生涯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傾盡全力投入畢業創作，學生之間競爭氛圍濃郁；同時，畢業生需要獨立面對畢業后去向、就業單位、就業地域等人生重要選擇，個體的自身價值凸顯，對外界的關注力相對減弱，從而影響其感戴得分，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社會活動對于個體感戴水平的影響。參與班級管理工作是學生體驗人際互動、提升社會活動能力的最直接、最簡單的方式。班級是組成大學校園的獨立細胞，每一項學校的舉措都會折射到班級，其既要適應大環境的循環，也有完成自身的代謝，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傳統的班級管理一般由輔導員、班主任、班委（3-5人）來完成，容易出現大量工作積壓在少數人身上、管理權利過于集中等問題。如果將班級工作分成不同的各個板塊，對應每個板塊成立負責小組，每個班委負責督導1-2個小組的工作，班主任督導班委的工作。班級成員根據自身情況來申報不同的小組，雙向選擇，最后將每一個成員都納入到班級管理工作中來，建立一個“人人參與”的班級管理體系，鼓勵班級成員共同管理。這樣不僅能夠增加個體的社會活動，提升感戴水平，又有益于形成一個民主、透明的班級氛圍。
（三）營造班級志愿服務氛圍
本研究中，曾參與志愿服務的學生感戴得分顯著高于未參與過的學生（p=0.000<0.001）。這一結果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感戴特質分高的個體有更多親社會行為；第二，助人行為、體驗他人對自己的感激之情等可以提升個體的感戴水平。筆者認為，感戴特質的確存在個體差異，但公益、助人等親社會行為也會進一步強化這種特質。大學生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背景和服務社會的熱情，自從共青團十三屆二中全會上首次提出“青年志愿者”稱號以來，大學生公益組織開始如雨后春筍般在全國各個高校內蓬勃發展，逐漸成為社會公益的重要群體。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班級的志愿服務氛圍就有了生長的土壤。而“氛圍”的營造還需要一個長期的“存在形式”，即引導有興趣的學生搭建班級志愿者活動平臺，以此作為學生參與志愿服務、展現志愿者風采、營造班級志愿服務氛圍的載體。一個平臺的生存有賴于四個重要因素，即項目、團隊、宣傳與發展方向。首先是項目。不同于社會公益組織，大學生公益平臺輸出的資源主要是專業，因此結合自身專業特長是重點。同時，學校要向學生提供一定數量的志愿服務崗位。如果是長期項目，那么在項目策劃時，首先考慮能發揮學生自身專業特長的長期項目，如針對特殊群體的藝術類支教服務、針對普通群體的藝術推廣普及活動等。其次，團隊是平臺生存發展的保證。引導有志愿服務意向的學生成立核心團隊并明確分工，制訂科學、合理的志愿者管理制度，同時對志愿者進行一定的培訓，比如支教類項目需要的教學經驗、義賣類活動需要的市場活動經驗等，可以通過教案展示、經驗交流、資深成員帶新成員等多種方式豐富學生的實戰經驗。再次，有了好的項目與團隊，就需要提升這個平臺在班級中的知名度。志愿團隊氛圍的營造與宣傳密不可分。面對信息時代的大學生，平臺可以選擇QQ群、微博、微信平臺等網絡載體，志愿崗位信息，招募志愿者，及時跟進最新的志愿活動動態以及展現志愿者的風采，讓志愿服務信息成為學生學習生活的一部分。最后是發展方向。班級志愿服務可以有兩個維度，對內以服務學生為方向，逐漸成長為“班級互助平臺”，實現公益生活化；對外則以公益創業為目標，面向社會需求，尋找公益創業品牌，向公益專業化發展。
（四）開好“班會”
關鍵詞：花卉品種混亂
0引言
中國國土遼闊、地跨寒、溫、熱三帶，山嶺逶迤，江川縱橫，奇花異木種類繁多，是個多姿多彩的大花園，被西方人士稱為“園林之母”。在這極為豐富的植物種類中，存在著很多寶貴的花卉種質資源。花卉品種分類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原產于我國、栽培歷史悠久的名花之品種起源、形成、分布、系統分類等問題，從而為開發花卉資源，發展現代花卉業打下基礎。然而，市場上混亂的花卉名稱阻礙了我國花卉產業化的進程。所以解決目前花卉品種名稱混亂的問題，是花卉品種分類的一個重要任務。
1中國花卉混亂的原因
1.1花卉及品種混亂
1.1.1同名異物凡是一個名稱只能稱謂一種植物或一個其他分類群，如果發現同一屬內的不同種群或其他不同分類群，具有完全相同的名稱時，即為同名異物。例如，“繡球”，既用于八仙花科的八仙花,又用于忍冬科的木繡球（大繡球、斗球）。又如木犀科的丁香,很易與桃金娘科的丁香（丁子香）相混同,前者以供觀賞為主，花有芳香，系落葉灌木或小喬木，我國盛產多種；后者則生產花蕾，主供藥用及化學工業用，系常綠樹，我國僅有少量引種而已，園林中應用很少。
1.1.2同物異名任何同一種植物或同一個其他分類群，只能有一個合法的正確的學名。若發現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的學名，就是同物異名。比如唐菖蒲在各地有不同名字的，或“劍蘭”，或“菖蘭”，或“十樣錦”，更有稱之為“十三太保”；仙客來在北京稱為“蘿卜海棠”，在天津稱為“一品冠”；扶桑則有更多的稱謂，如“佛桑”、“朱槿”、“大紅花”等；福祿考在上海稱為“草夾竹桃”。另外還有很多花卉的地方名字與其他的花卉種名相似或相同，讓人困惑。例如小蒼蘭又被稱為“洋晚香玉”，茶花也有“曼陀羅樹”的名稱；葉子花在華南地區被成為“簕杜鵑”；馬蹄蓮稱為“慈菇花”；紅花羊蹄甲稱為“洋紫荊”；大麗花在北京稱為“西番蓮”，其實真正的西番蓮卻是西番蓮科的攀援植物；木犀科的桂花也有地方稱為“九里香”；柳葉菜科的倒掛金鐘也常被稱為“吊鐘海棠”或“吊鐘花”，而真正的吊鐘花則屬于杜鵑花科。
1.1.3種屬關系不當名的變動和混亂，常影響到整個種的拉丁學名，如果屬名變了，種名也應隨之改變。如側柏的學名在《中國植物志第七卷》中寫做PlatycladusorientalisFranco,但國際上仍有很多寫做ThujaorientalisL,少數寫作BiotaorientalisEndl。
1.2花卉品種名的混亂
1.2.1品種名的命名方法不正確如《漢拉英花卉及觀賞樹木名稱》中關于荷花（Nelumbo?nucifera）的品種名，根據國際栽培植物命名法規的新規定，對于東方國家之栽培植物品種名，翻譯時以音譯原名為原則。據此可考慮雅名以音譯為準，必要時可分列2~3詞，并在括弧中用英文意譯作為解釋（不作正式名）。因此，荷花的品種名應作如下修正：秋水長天蓮f．aurea——‘秋水長天’蓮‘Aurea’（f．aurea），北京紅蓮cv.BeijingPinkFlower——‘北京紅’蓮，大白蓮cv.BigWhite——‘大白’蓮’Dabailian’(bigwhite)等。又根據品種命名原則規定，不能以一種花卉名稱作為另一種花卉的品種名，也不能以其他已有的動物命名，然而這種現象在我國的園藝生產中仍然層出不窮，例如，如‘紅蓮’牡丹就與荷花中一個“紅蓮”同名；‘小桃紅’牡丹與鳳仙花中的“小桃紅”同名；‘紫羅蘭’牡丹與十字花科“紫羅蘭”同名。‘朱頂紅’山茶，（Camelliajaponica’Zhudinghong’），品種名稱“朱頂紅”乃是石蒜科朱頂紅屬的一個種(Hippeastrumrutilum)，而翠雀（Delphiniumgrandiflorum）應改名成“翠雀花”，翠雀屬也應改成“翠雀花屬”。
1.2.2有些從國外引進的重要花卉，譯名不妥當。例如蝶形花科的毒豆（Laburnumanagyroides）應改稱“金鏈花”；Piceaabies應譯成“歐洲云杉”，而非“挪威云杉”。
1.3花卉品種及名稱混亂
1.3.1歷史根源我國悠久的歷史孕育了種類繁多的花卉，民間流傳的花卉更是不計其數，勞動人民從發現花卉到栽培花卉，為了便于區分不同的花卉，便用自己的方法將一些花卉命名，流傳至今，直到現在也沒有分門別類的統一整理，造成了現在的花卉有土名，學名，商品名等一系列名稱，造成混亂，對花卉的識別與命名造成極大的不便。如：孑遺植物銀杏，又被稱為白果樹，公孫樹、佛家子、金果；距今已有1600年的歷史，異名眾多，鞠秋、鞠、菊華、九花、女華、更生、金英、帝女花、周盈等數十種叫法；北京稱大麗花為西番蓮；又稱鄂報春為“仙荷蓮”；稱仙客來為“兔耳花”或“蘿卜海棠”，而又被相鄰的天津稱為“一品冠”；唐菖蒲在滬成為“菖蘭”，在粵稱“劍蘭”，在東北則有“十樣棉”之稱；粵人稱葉子花為籟杜鵑,滬人稱福祿考為“草夾竹桃"。還有一些是借用外國名，如借用日名，稱報春花為櫻草，藏報春為“中華櫻草”或“大種櫻草”，稱鄂報春為“四季櫻草”的，亦屬常見。
1.3.2人為及現實原因由于各位學者所持觀點的不一致，導致某些植物的分類比較混亂，大種、小種林立，不同作者編寫的書所記載種類經常不一致，也令花卉分類學家困惑。另外，在某些植物起源進化研究方面，由于各位學者采用的方法與手段不盡一致，所以所得相同植物的系統演化順序、起源進化關系也不盡相同；有時即使采用同種方法，不同的人得出的結論也不一定相同。這種現象在花卉植物研究上屢見不鮮。
1.3.3國外引種花卉的譯名存在混亂在花卉發展過程中，有很多是從國外引種馴化成功的花卉，在這些花卉的譯名中，有部分混亂現象。
2花卉名稱混亂的對策
2.1花卉品種名稱的整理
2.1.1正確使用拉丁學名。花卉中文名的混亂，同名異物或同物異名的現象相當嚴重常給工作和生活中增加了許多麻煩與困惑。花卉同名異物和同物異名現象的存在，往往給使用上造成混亂，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正確地使用拉丁學名。
2.1.2分類名稱要求穩定，一個品種只能有一個學名。如果有兩個或多個時，必須于其中核定最早提出的學名，摒棄較后的異名。一個學名只能用于一個對象（屬或種），如果有兩個或多個對象者，必須于其中核定最早的命名對象。而其他的同名對象則另取新名。
2.1.3認識和掌握花卉中名和學名的演化過程，對花卉名稱的正確使用具有重要意義。在使用花卉的中名和學名時，除了查閱公開發表的一般文獻，還要認真查閱志書，以了解其來龍去脈，避免誤引。
2.1.4花卉名稱的參照標準要向國際植物命名法規和國際栽培植物命名法規靠攏。統一的科學命名法對于不同語言的國際性學術交流有著重要意義，從根本上避免了同名異物和同物異名造成的混亂。對于東西方栽培花卉品種名，翻譯時以音譯原名為原則。
2.2花卉種名的整理與統一
2.2.1花卉品種與其名稱之一致性。也就是說，某一品種有具體而穩定的一套性狀，其名稱應與之相一致，即完全代表了它，要求做到名實相符，名物如一。
2.2.2建立一整套花卉鑒定的技術體系。綜合運用形態分類學方法、解剖學方法、細胞學方法、植物生物化學方法、數量分類方法、分子生物學方法等多種方法有效區分和鑒別花卉。
2.2.3花卉品種的確認。花卉品種整理與統一等工作進行至一定階段應及時與國際栽培植物命名委員會取得聯系，應按不同花卉向不同負責單位登記、掛鉤、以便取得確認，促進國際交流。
參考文獻：
[1]王宗訓等編著.新編拉漢英植物名稱.航空工業出版社.1995.7.
[2]陳有民主編.園林樹木學.中國林業出版社.19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