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1 10:05:47
導語：在中國哲學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依林教授之見，如果說“最佳政制的問題”引導著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的話，那么，正是理想政治主體和最佳治道的問題引導著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基于上述深刻認識，林教授借鑒和參照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史家斯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定義，并依據中國政治哲人“固有的問題意識、義理結構和思想脈絡”，從“政治主體”的角度給“政治哲學”下這樣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定義：“政治哲學就是試圖真正了解政治事務的性質以及最適宜于統治天下或作天下王的政治主體這兩方面的統一之道。”具體而言，“所謂‘了解政治事務的性質’，對中國的政治哲人而言，主要指的是了解和探究天下的事務和本性”；換言之，“對中國的政治哲人來講，最大的政治問題便是由誰和如何來平治和統一天下的問題，答案是最好或最理想的就是由圣人作王才能平治和統一天下，而圣人作王并不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而是一個主體性的問題”。因此，“了解天下的事務與本性并期之以必待圣人而治之，這便是中國政治哲人的最根本的政治信念”［2］22。
根據林教授的上述定義和見解，圣賢與天下無疑是中國古典政治哲學所特有的概念，它們之間的政治性關聯，正是中國古典政治哲人問題意識的核心關切，體現了一種迥異于古希臘政治哲學以城邦政體的制度架構為核心問題關切的極富中國特色的政治思維理路。不過，中西古典政治哲學也有其基本的相似處，那就是“哲學與政治的統一”，即中西政治哲人都希望將他們的哲學反思落實于政治實踐，他們都“要求即知即行”［3］191。具體就中國古典時期的政治哲人來講，他們無不希望將他們各自關于“內圣外王之道”的政治理想落實于政治實踐的領域，贏得實際統治者或執政當權者的認可與踐行，從而使自己的政治理念得以貫徹實施，而且他們都深信由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圣賢式政治主體來實行其各自的治國理政之道便可以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
誠如清代學者章學誠所說，諸子紛紛而言道，“皆自以為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文史通義•原道中》）。余英時先生亦曾指出，正是基于其各自對“道”的信念，諸子各家學派“各自創建了一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系統學說”，“而且他們所尋求的‘道’雖各有特色，但在大方向與終極目標方面，卻殊途而同歸”，共同造就了具有中國文化特性的“軸心突破”，諸子對“道”的追求正體現了作為“軸心突破”的最顯著標志的“超越世界的出現”［3］50－52。對此，林存光教授同樣借用西方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期”理論［4］，從中國古典時期“軸心突破”或精神覺醒的角度來解讀孔子、老子以及諸子百家之學的思想意義與歷史貢獻，以期在那個時代的哲學與政治的思想統一中，找到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源頭活水，與余英時先生的看法可謂有不謀而合之處。梁啟超先生曾說：“中國學術以研究人類現世生活之理法為中心，以今語道之，即人生哲學及政治哲學所包含之諸問題也。”
中醫理論體系中原本沒有建立起獨立的精神醫學理論,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精神醫學。但從現存各類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國古代不僅存在許多關于精神疾病的記載,而且對精神疾病也有著較為系統的認識,只是這種認識不同于西方和現代醫學。中醫精神醫學的基本觀點確立于《內經》時期,“五臟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論的核心內容。《內經》強調整體觀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體觀,認為精神活動與五臟功能密切相關,將神志活動歸屬于五臟,將“心”確立為精神活動的主體。《內經》還確立了以氣血為生理基礎的唯物論,《靈樞·平人絕谷》篇曰:“血脈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醫對精神疾病的治療無不以陰陽五行等理論、學說來辨證論治,判斷氣血、臟腑的病理變化對形與神的影響。
2傳統文化對中國人心理的影響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與社會雙重特性,精神疾病不僅是生物學上的異常表現,而且是其所處時代與環境的社會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為、幻覺、妄想與民族文化、社會風俗、等社會因素關系密切[1]。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決定性條件,在相同的環境中受相同文化影響的社會成員有著某種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獨特的民族心理。哲學是文化傳統之源泉和靈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現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釋思想滲透進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領域之中,成為中國人自覺或不自覺中理解世界、處理社會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國文化中的哲學思想不僅給出了對人內心生活的理論說明,而且給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養方式[2]。在這種哲學思想指引下,中國人對挫折、逆境有著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為應激源,導致各種心理障礙,譬如儒學中一些壓抑、束縛人性及苛求完美的東西又是導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僅討論儒道佛對心理世界的積極影響。
3中國古代哲學對精神醫學體系的兩點影響
3.1中國古代哲學語境下的“心主神明”論中國哲學中的心有多重意義,或以心為思維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謂之心,與靈魂離為兩物,只指肉體心之一種機能而言。西方人認為超肉體者只有靈魂,中國人所謂之心,則已包容西方人靈魂觀念之一部分。中國人舍棄人的靈魂而直言心,便舍棄了人生之前世與來生,而就此現實世界,從人類心理之本原與終極的大同處來建立一切人生觀與宇宙觀[3]。戰國時期的哲學家模擬社會政治禮制秩序建構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論,《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這一觀點被中醫學吸納并發展,如《靈樞·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類經·藏象類》中說:“心為一身之主,稟虛靈而含造化,具一理而應萬機,臟腑百骸,唯所是命,聰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國哲學一元人生觀對心身觀的影響東方人認為心身不對立,對世界并無精神界與物質界之分。中國的人生觀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觀。心雖為人身肉體之一機能,而其境界則可以超乎肉體。中醫理論認為心與身是相互影響的,是統一的,從未對精神疾病與軀體疾病進行嚴格區分,自《黃帝內經》以降的中國古代醫學,其生理上的五臟五志說、病理上的內傷七情說等都表現了心身一元觀。這種相沿至今的中醫學的心身理論,并沒有經過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對早期心身樸素同一的認識直接深化而來,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對心身混沌同一的徹底分化[4]。中國古代哲學及醫學傳統中始終貫穿著形神合一、形質神用的心身一元論思想,沒有以二元論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東西區別開來。而西方人對世界和人生的認識總體說是二元的,即認為在肉體生命之外另有一個靈魂生命,因此有所謂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之分別。盡管古典二元論帶有貶低肉體、抬高心靈的錯誤傾向,但卻因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礎,才有了對精神疾病與軀體疾病明確的區別對待,于是西方漸漸產生了現代心理學和精神醫學,而中醫對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終沒有產生區別于臟腑病證的系統認識。
4儒道釋—安撫心靈的良藥
傳統文化的主干儒、道、釋學說中蘊藏著豐富的調節心身的方法。馮友蘭認為中國哲學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為根本任務,在《三松堂自序》中將其稱之為“意義”哲學。儒家通過發揮個人主體性來正面應對心理沖突或困惑,用“命”來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讓、棄智守樸來處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則把生存困惑化解為其他方面,以超脫輪回來解決人的困境和問題[5]。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銘》中有句詩說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諧的人際關系是社會人保持心態平和、避免心理沖突的必要條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是人與人和諧相處的關鍵原則。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種在嚴酷現實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內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適中,做人不狂不狷,處事無過亦無不及,態度溫而不厲,情緒樂而不,哀而不傷。儒家還賦予“心”以倫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體的道德修養,說:“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盡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養方法。孟子的“存心、養性”、《大學》的“正心”、《中庸》的“慎獨”以及宋明時期理學家們的“懲忿窒欲”等,無不強調在道德修養過程中對情感的調節[6]。理學思想被宋以后醫家用以討論養生學,朱丹溪主張養生要正心、收心、養心。張介賓認為養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氣盛神全。李認為“心靜則萬病息,心動則萬病生,延年不老,心靜而已”。這些養生法則往往與養德并論,可見中國古代醫學中之倫理色調,正如《醫源》所說:“如能清心寡欲,則情不妄發,致中致和,不但可卻病延年,而圣賢正心,誠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養性之術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園生活,以求拋棄一切俗念和爭執,超曠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運多舛的現實中自我調節的方法。林語堂說過:“道家學說給中國人心靈一條安全的退路”“,是用來慰藉中國人受傷心靈的止痛藥膏”。“利而不害,為而不爭;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處下,以柔克剛;清靜無為,順其自然”是道家的養生處世之道[7]。不爭就要知足,莊子反對心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養心之術:“夫圣人之養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靈的安靜、祥和,《莊子·天道》說過:“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道家哲學提倡的“清靜無為,順其自然”力圖把情感從現實束縛中解放出來,使人超脫世俗之糾纏。《素問·上古天真論》中說:“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道教醫家孫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養性》中指出:“多思則神殆,多念則志散,多欲則志昏……多愁則心攝,多樂則意溢,多喜則志錯昏亂”,均是對道家追求心靈寧靜的踐行。極私多欲會給人造成精神壓力與軀體勞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緊張,甚者導致精神崩潰,而儒道思想倡導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穩的心態,使內心不受外界干擾的精神疾病防范術。
4.3禪宗對塵世困惑的超越禪學是一門修身養性、立身處世的人生藝術,它始終不渝追求完整的個性化人格,可以說是一門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療的學問[8]。禪學是生命哲學、心靈超越法。精神病學者貝諾瓦說:“禪非宗教,而是一種為實踐而成立的睿智,一種當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擺脫焦慮而達到和諧平靜生活的體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療作用主要有破我執,除妄念,破法執,空世界。我執即對我的執著,佛教認為我執是萬惡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執,人才能消除煩惱,達到解脫。佛教宣揚“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認為,只有認識空性,達成空觀,才不會產生種種貪愛執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輪回,得到解脫[9]。禪宗亦重視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見性”的心性修養命題。佛家教人們面對大千世界,做到心凈、心空、目空一切,從而得到心靈的平靜。解脫與超越是禪學的最高境界和終極果報。佛教認為苦是人生的本質,人的生命過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斷除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痛苦,以求得解脫,即所謂成佛。盡管它是虛妄的,但填補了人們的精神空虛,構筑了對來世的企盼。《冷廬醫話·卷一·慎疾》記載了一個以佛家“靜”、“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鄺子元心疾,令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余,諸病如失。……觀此知保身卻病之方,莫要于怡養性真,慎調飲食,不得僅乞靈于藥餌也。”
5小結
中醫學將神志活動歸屬于五臟,將“心”確立為精神活動的主體。受心身一元哲學觀的影響,“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論成為中醫心理學的核心思想。打著中國傳統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醫心理學和精神醫學中幾乎無處不在,深深影響著中國人的生存觀和疾病觀。中醫養生學即強調養心、養性、修身,在臨床治療上也體現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國傳統文化對國民的心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思維模式和處事方式。中國本土傳統心理學以其特有的內省方式來引導人的內心生活,促進人的心靈成長,提升人的心靈境界。心理治療的目的是改變患者的認知和生活態度,而傳統文化強調的內省即指出了個體內求超越的心靈發展道路及個體與世界相和諧的心理生活道路[10]。楊德森等創立的精神超脫心理治療即以道家處世養生原則為指導思想,日本森田正馬受中國禪宗文化理論影響,開創了“順其自然,為所當為”的治療方法。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學在現代有著重要的應用價值,中醫精神醫學雖然先天薄弱,但其對疾病的認識和治療有著鮮明的特殊性,其與文化的相關性也值得人們去探索和研究。
參考文獻
[1]張慰豐1開展醫學文化史的研究[J]1中華醫史雜志,1997,27(4):193～194
[2]葛魯嘉,周寧1從文化與人格到文化與自我[J]1求是學刊,1996,1:27～31
[3]錢穆1靈魂與心[M]1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8～19
[4]張福利,車離1古典二元論與心身分立[J]1醫學與哲學,1992,2:34～35
[5]景懷斌1傳統中國文化處理心理健康問題的三種思路[J]1心理學報,2002,34(3):327～332
[6]周天慶1論儒家倫理中的情感因素[J]1求索,2007,5:142～144
[7]楊德森1中國人的傳統心理與中國特色的心理治療[J]1湖南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1:2～8
關鍵詞:中醫精神醫學中國哲學
1對中醫精神醫學的基本認識
中醫理論體系中原本沒有建立起獨立的精神醫學理論,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精神醫學。但從現存各類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國古代不僅存在許多關于精神疾病的記載,而且對精神疾病也有著較為系統的認識,只是這種認識不同于西方和現代醫學。中醫精神醫學的基本觀點確立于《內經》時期,“五臟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論的核心內容。《內經》強調整體觀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體觀,認為精神活動與五臟功能密切相關,將神志活動歸屬于五臟,將“心”確立為精神活動的主體。《內經》還確立了以氣血為生理基礎的唯物論,《靈樞·平人絕谷》篇曰:“血脈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醫對精神疾病的治療無不以陰陽五行等理論、學說來辨證論治,判斷氣血、臟腑的病理變化對形與神的影響。
2傳統文化對中國人心理的影響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與社會雙重特性,精神疾病不僅是生物學上的異常表現,而且是其所處時代與環境的社會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為、幻覺、妄想與民族文化、社會風俗、等社會因素關系密切[1]。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決定性條件,在相同的環境中受相同文化影響的社會成員有著某種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獨特的民族心理。哲學是文化傳統之源泉和靈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現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釋思想滲透進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領域之中,成為中國人自覺或不自覺中理解世界、處理社會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國文化中的哲學思想不僅給出了對人內心生活的理論說明,而且給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養方式[2]。在這種哲學思想指引下,中國人對挫折、逆境有著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為應激源,導致各種心理障礙,譬如儒學中一些壓抑、束縛人性及苛求完美的東西又是導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僅討論儒道佛對心理世界的積極影響。
3中國古代哲學對精神醫學體系的兩點影響
3.1中國古代哲學語境下的“心主神明”論中國哲學中的心有多重意義,或以心為思維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謂之心,與靈魂離為兩物,只指肉體心之一種機能而言。西方人認為超肉體者只有靈魂,中國人所謂之心,則已包容西方人靈魂觀念之一部分。中國人舍棄人的靈魂而直言心,便舍棄了人生之前世與來生,而就此現實世界,從人類心理之本原與終極的大同處來建立一切人生觀與宇宙觀[3]。戰國時期的哲學家模擬社會政治禮制秩序建構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論,《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這一觀點被中醫學吸納并發展,如《靈樞·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類經·藏象類》中說:“心為一身之主,稟虛靈而含造化,具一理而應萬機,臟腑百骸,唯所是命,聰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國哲學一元人生觀對心身觀的影響東方人認為心身不對立,對世界并無精神界與物質界之分。中國的人生觀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觀。心雖為人身肉體之一機能,而其境界則可以超乎肉體。中醫理論認為心與身是相互影響的,是統一的,從未對精神疾病與軀體疾病進行嚴格區分,自《黃帝內經》以降的中國古代醫學,其生理上的五臟五志說、病理上的內傷七情說等都表現了心身一元觀。這種相沿至今的中醫學的心身理論,并沒有經過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對早期心身樸素同一的認識直接深化而來,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對心身混沌同一的徹底分化[4]。中國古代哲學及醫學傳統中始終貫穿著形神合一、形質神用的心身一元論思想,沒有以二元論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東西區別開來。而西方人對世界和人生的認識總體說是二元的,即認為在肉體生命之外另有一個靈魂生命,因此有所謂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之分別。盡管古典二元論帶有貶低肉體、抬高心靈的錯誤傾向,但卻因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礎,才有了對精神疾病與軀體疾病明確的區別對待,于是西方漸漸產生了現代心理學和精神醫學,而中醫對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終沒有產生區別于臟腑病證的系統認識。
4儒道釋—安撫心靈的良藥
傳統文化的主干儒、道、釋學說中蘊藏著豐富的調節心身的方法。馮友蘭認為中國哲學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為根本任務,在《三松堂自序》中將其稱之為“意義”哲學。儒家通過發揮個人主體性來正面應對心理沖突或困惑,用“命”來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讓、棄智守樸來處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則把生存困惑化解為其他方面,以超脫輪回來解決人的困境和問題[5]。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銘》中有句詩說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諧的人際關系是社會人保持心態平和、避免心理沖突的必要條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是人與人和諧相處的關鍵原則。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種在嚴酷現實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內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適中,做人不狂不狷,處事無過亦無不及,態度溫而不厲,情緒樂而不,哀而不傷。儒家還賦予“心”以倫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體的道德修養,說:“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盡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養方法。孟子的“存心、養性”、《大學》的“正心”、《中庸》的“慎獨”以及宋明時期理學家們的“懲忿窒欲”等,無不強調在道德修養過程中對情感的調節[6]。理學思想被宋以后醫家用以討論養生學,朱丹溪主張養生要正心、收心、養心。張介賓認為養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氣盛神全。李認為“心靜則萬病息,心動則萬病生,延年不老,心靜而已”。這些養生法則往往與養德并論,可見中國古代醫學中之倫理色調,正如《醫源》所說:“如能清心寡欲,則情不妄發,致中致和,不但可卻病延年,而圣賢正心,誠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養性之術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園生活,以求拋棄一切俗念和爭執,超曠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運多舛的現實中自我調節的方法。林語堂說過:“道家學說給中國人心靈一條安全的退路”“,是用來慰藉中國人受傷心靈的止痛藥膏”。“利而不害,為而不爭;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處下,以柔克剛;清靜無為,順其自然”是道家的養生處世之道[7]。不爭就要知足,莊子反對心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養心之術:“夫圣人之養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靈的安靜、祥和,《莊子·天道》說過:“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道家哲學提倡的“清靜無為,順其自然”力圖把情感從現實束縛中解放出來,使人超脫世俗之糾纏。《素問·上古天真論》中說:“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道教醫家孫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養性》中指出:“多思則神殆,多念則志散,多欲則志昏……多愁則心攝,多樂則意溢,多喜則志錯昏亂”,均是對道家追求心靈寧靜的踐行。極私多欲會給人造成精神壓力與軀體勞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緊張,甚者導致精神崩潰,而儒道思想倡導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穩的心態,使內心不受外界干擾的精神疾病防范術。
4.3禪宗對塵世困惑的超越禪學是一門修身養性、立身處世的人生藝術,它始終不渝追求完整的個性化人格,可以說是一門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療的學問[8]。禪學是生命哲學、心靈超越法。精神病學者貝諾瓦說:“禪非宗教,而是一種為實踐而成立的睿智,一種當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擺脫焦慮而達到和諧平靜生活的體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療作用主要有破我執,除妄念,破法執,空世界。我執即對我的執著,佛教認為我執是萬惡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執,人才能消除煩惱,達到解脫。佛教宣揚“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認為,只有認識空性,達成空觀,才不會產生種種貪愛執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輪回,得到解脫[9]。禪宗亦重視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見性”的心性修養命題。佛家教人們面對大千世界,做到心凈、心空、目空一切,從而得到心靈的平靜。解脫與超越是禪學的最高境界和終極果報。佛教認為苦是人生的本質,人的生命過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斷除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痛苦,以求得解脫,即所謂成佛。盡管它是虛妄的,但填補了人們的精神空虛,構筑了對來世的企盼。《冷廬醫話·卷一·慎疾》記載了一個以佛家“靜”、“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鄺子元心疾,令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余,諸病如失。……觀此知保身卻病之方,莫要于怡養性真,慎調飲食,不得僅乞靈于藥餌也。”
5小結
中醫學將神志活動歸屬于五臟,將“心”確立為精神活動的主體。受心身一元哲學觀的影響,“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論成為中醫心理學的核心思想。打著中國傳統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醫心理學和精神醫學中幾乎無處不在,深深影響著中國人的生存觀和疾病觀。中醫養生學即強調養心、養性、修身,在臨床治療上也體現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國傳統文化對國民的心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思維模式和處事方式。中國本土傳統心理學以其特有的內省方式來引導人的內心生活,促進人的心靈成長,提升人的心靈境界。心理治療的目的是改變患者的認知和生活態度,而傳統文化強調的內省即指出了個體內求超越的心靈發展道路及個體與世界相和諧的心理生活道路[10]。楊德森等創立的精神超脫心理治療即以道家處世養生原則為指導思想,日本森田正馬受中國禪宗文化理論影響,開創了“順其自然,為所當為”的治療方法。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學在現代有著重要的應用價值,中醫精神醫學雖然先天薄弱,但其對疾病的認識和治療有著鮮明的特殊性,其與文化的相關性也值得人們去探索和研究。
參考文獻
[1]張慰豐1開展醫學文化史的研究[J]1中華醫史雜志,1997,27(4):193～194
[2]葛魯嘉,周寧1從文化與人格到文化與自我[J]1求是學刊,1996,1:27～31
[3]錢穆1靈魂與心[M]1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8～19
[4]張福利,車離1古典二元論與心身分立[J]1醫學與哲學,1992,2:34～35
[5]景懷斌1傳統中國文化處理心理健康問題的三種思路[J]1心理學報,2002,34(3):327～332
[6]周天慶1論儒家倫理中的情感因素[J]1求索,2007,5:142～144
[7]楊德森1中國人的傳統心理與中國特色的心理治療[J]1湖南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1:2～8
[8]徐光興1心理禪—東方人的心理療法[M]1上海:文匯出版社,2007:1
近年來，與全球范圍內對環境與生態危機的深入反省密切相關，中國哲學的“生態意蘊”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我們認為，要進一步深入討論這一問題，應當從中國哲學所蘊涵的“文化生態模式”的角度加強總體性的思考。這里所謂“文化生態”，是指由構成文化系統的諸內、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態關系。“文化生態模式”則是指維護文化生態生存、綿延的根本律則與運行機理。
由于人是以類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社會動物，一個文化系統的文化生態必然涉及到人與終極實在、人與自然宇宙、個人與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間的關系。正是這些方面構成了特定文化系統的基本存在形態，亦即文化生態模式的基本“世界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基本的世界圖式可名之為“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圖式。
在這一圖式中，天地萬物通過被生命化而統合為緊密相連的一體。中國哲學看待天地宇宙以及萬物的基本范式就是“生命典范”的，即自覺地把天地宇宙以及萬物均看作是類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這在作為中國哲學之思想源頭的《周易》哲學中即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建構起了一個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萬物”、“范圍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貫之的機體網絡系統。沿著《周易》哲學所開辟的基本精神方向，以儒家和道家為主體的中國哲學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這一以生命典范貫通天地萬物的世界圖式，從而形成了“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論”。在這一世界圖式中，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既各自構成相對獨立的系統，又共同構成了一個緊密相連的整體。它們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種內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構成了萬物的存在根源，同時也是貫通萬物的內在本性。以生命體存在的萬物統領于“道”或“天道”，共同構成了充滿生機的大化流行。
在這一圖式中，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既內在于自然，又有著自己的特殊使命。它強調，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人是內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萬物的。《周易》哲學從兩方面突顯了天地萬物對人的內在性。其一，天地萬物構成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確指出：“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這顯然是把天地萬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類社會存在的前提。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價值之源，人之所以為人所應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結果。這從《系辭》“生生之謂易”與“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論斷中即可清楚地見出：“生”不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態，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為人類提供了價值的源頭。由此，《周易》開啟了后儒以“生”釋“仁”，將人之本質屬性與天地之德相聯系，以為之確立形上根據的基本精神方向。與此同時，人作為大宇長宙中唯一具有靈明者，又不是完全類同于其他萬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種特殊使命，即只有通過人的存在而不僅更為充分地實現天地之道，而且使之發揚光大。《中庸》所謂“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所言明的就是這個道理。當然，人雖有著與其他萬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歸根結底依然是為了實現天地萬物自身本有的內在價值。
立足于“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的世界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表現出了和諧性、平衡性與穩態性等頗為獨異的理論特質。
追求和諧是中國哲學中包括《周易》哲學、儒家哲學與道家哲學共同具有的價值取向。即以儒家而言，對普遍和諧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原始儒家的這一理論意向經后儒的不斷發明推廣而成為儒家基本的價值取向之一。《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明確地表示，建立在“中”這一天下之大本基礎上的“和”是天下之達道，人能夠達致天下之達道，則可以使天地萬物達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在儒家哲學中“和諧”與“生生”又是緊密相連的。擴而大之，亦可以說，“生生”與“和諧”的一體，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價值理想。
所謂平衡性，即將萬物走向和諧看作是一個趨向于生機平衡即事物的構成要素之間和諧共處、共生并形成相對穩定、協調之均勢的過程。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就世間萬物的基本存在要素而言，它們均是由既相區別又相滲透從而形成相對穩定均勢的兩方面即陰陽構成的。在中國哲學家看來，天地宇宙、萬事萬物無一不是陰陽二氣的產物。陰陽二氣又是互相滲透的。陰陽互滲互透，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相需、調協而生化萬物，成為中國哲學世界圖式論的一個基本觀點，本身即是相互滲透的陰陽之間的協調、平衡被看作是天地萬物得以存在的一個基本前提。其二，就事物發展變化的過程來看，亦體現為陰陽之間在相互對待的平衡中通過此消彼長的不平衡而走向新的平衡的過程。換言之，亦即將事物的變化發展看作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中國哲學的這一理論特質在作為理解天地宇宙之基本觀念框架的“陰陽五行”論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其三，就對事物發展趨勢的價值取向來看，中國哲學特別注重“中”，即構成事物的諸要素均合理合度的狀態。《周易》開啟了中國哲學“尚中”的價值取向，在日后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中庸”、“中道”、“中和”、“中行”等學說和理念。如果說中國哲學中的“中和”理念是以中求和的話，那么，“中庸”則至少包含了為人處世以“適度”（無過無不及）為原則、通過各種不同因素的差異互補來尋求整體上的和諧統一（和而不同）、隨時而中（時中）等方面的基本內容。這其中所追求的，不僅是有機的平衡，而且是動態的平衡。超級秘書網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執，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j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圣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簌。簌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翟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由于他們的出身不同，立場不同，因而在解決或回答:現實問題時，提出的政治主張和要求也盡不同，他們著書立說，雖然各有優缺，但是為我們留下了寶貴且豐富的文化遺產。
他們面對社會的大變革，諸侯爭霸，群雄割據，戰爭頻仍，連年不絕。而社會變革的劇烈，也正因為各諸侯國力爭霸主地位，以主宰中國，所以采取了種種政治和經濟的改革措施，富國強兵，勵精圖治，推動了社會的快速向前發展。與此同時，諸子百家之說應運而生，“九流”、“十家”異說紛呈，學術思想空前活躍。因此，先秦這個大動蕩的時期，成為中國古代社會大變革時期，同時成為雅斯貝斯稱之為“軸心時代”的歷史分界線。“軸心時代”不僅是一種有說服力的新的史學觀念，而且這種理論為所有歷史學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野。在中國，“軸心時代”大致相當于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空前繁榮，諸子峰起，百家爭鳴，出現了儒、墨、道、法、名等許多學派，產生了孔子、老子、墨子、孟子、莊子、孫子、楊朱、惠 施、公孫龍、商鞍、申不害、荀子、鄒衍、韓非子、李斯等一 大批思想家。
我國今日的思想，試默察之，無不有先秦學術之成分在其中者。不知本原者，必不能知其支流。欲知后世之學術思想者，先秦諸子之學則不可不知也。也就是說，先秦哲學是中國哲學的發端，是形成學派和建立哲學體系的重要歷史時期，具有自己的歷史特點。它廣泛地探討了宇宙本原和自然規律問題、天人關系問題、人性善惡問題、認識論和邏輯學問題等，把哲學研究伸展到各個領域和各個方面，內容極為豐富，已包含著以后各個歷史時期各種哲學觀點的胚胎和萌芽，對中國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就其探討問題的廣度和深度而言，可以和古希臘哲學相媲美，是中國亦是世界哲學史上的燦爛篇章。
我國學術，大略可以分為七個時期:先秦之世，諸子百家之學，兩漢之儒學，魏晉以后之玄學，南北朝、隋唐之佛學，宋明之理學，清代之漢學，現今所謂新學。七者之中，兩漢、魏晉不過承襲古人，佛學受諸印度，理學家雖辟佛，實于佛學人之甚深，清代漢學，考證之法甚精，而于主義無所創辟，最近新說，則又受諸歐美者也。歷代學術，純為我所自創者，實止先秦之學耳。(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
先秦諸子哲學的主要派別有:①儒家。他們主要關注 的是文化，給我們留下的是關于仁愛、正義。這是創立最早、影響較大的一個學派。孔子死后，“儒分為八”。其中以孟子和荀子為代表的兩個派別最有影響。②墨家。他們關注的是社會給我們留下的關于公平和正義，是平等、互利、互愛。創始人是戰國初年的墨子，他的哲學思想中包含有非命尚力和尊天事鬼的矛盾。墨子死后，“墨離為三”。戰國后期，墨家的一派克服了墨子學說中的迷信成分，在唯物主義認識論、邏輯學以及自然科學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較大貢獻。③道家。他們關注的是人生，給我們留下的是關于人生態度的自由和寬容。傳統認為老子是其創始人。他提出了一個以道為核心的系統完整的宇宙觀，既有唯物主義的內容，又有唯心主義的成分。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哲學思想，通過相對主義走向懷疑論和不可知論。櫻下道家則提出“精氣”說，對老子的“道”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戰國時期道家的一派還和名家、法家相結合，發展成為黃老之學，為后來的漢初統治者所推祟。④法家。他們關注的是國家，是治國理念的公開、公平和公正。其先驅為管仲、子產，真正奠基人是戰國時期的李匣、商鞍、申不害等人。到戰國末期，韓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了法、術、勢相結合的完整的法治理論，他繼承了老子和荀子哲學中的合理因素，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義體系。⑤名家。這是戰國時期專門討論名實關系和概念同異、離合問題的一個學派，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孫龍。他們對事物的同一性和差別性問題作了探討，對古代邏輯學的發展作出了一定貢獻。⑥陰陽家。此家以鄒衍為代表，他把陰陽五行說加以神秘化，用五行生克的順序來說明王朝的更替，提出“五德終始”說，為新興封建政權的建立提供理論根據。除上述派別外，先秦諸子百家之學還有兵家、農家、縱橫家、雜家等學派。
開幕式由東北大學文法學院副院長杜寶貴教授主持。東北大學宣傳部部長丁義浩、遼寧省社科聯主席張沈立、遼寧省教育廳科技處處長陳濤、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環境哲學專業委員會理事長、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盧風教授、中國環境倫理學會會長、哈爾濱工業大學葉平教授、遼寧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論研究會理事長、大連理工大學學院院長魏曉文、遼寧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軍出席了開幕式并對研討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祝賀。
在13日上午的大會報告階段，先后做主題報告的有哈爾濱工業大學的葉平教授、吉林大學的劉福森教授、北京大學的郇慶治教授、南京師范大學的曹孟勤教授、東北大學的秦書生教授、北京工商大學的王魯娜教授。14日上午的大會交流階段，清華大學的蔣勁松副教授、南京林業大學的曹順仙教授、四川師范大學的唐代興教授、哈爾濱工業大學的解保軍教授、北京林業大學的楊志華副教授、東北大學的于春玲副教授等做了主題發言。專家學者們就生態文明的研究范式、理論體系構建、實踐路徑選擇等相關主題做了報告。
13日下午的分組討論會持續了三個多小時，與會專家、學者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展開了激烈的對話與爭鳴，現場氣氛熱烈，迭起，圍繞“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這一會議主題進行了深入討論和充分交流。
主要欄目
《世界哲學》開辟了一些學術專欄。如“當代哲學地圖”，刊載對重要地區和國別當代哲學發展輪廓的研究成果；“談學論譯”，開展翻譯批評和概念史討論；“名家訪談”，登載與國內外重要思想家的對話；“誰影響了20世紀中國人的觀念”，著重反映關于現代哲學概念翻譯史的考察和研究狀況；“哲學先賢祠”，刊登關于一些重要思想家的紀念文章；“學術對話”，圍繞該刊發表的若干文章進行建設性的討論和批評；書評。
投稿須知
1. 來稿要求論點明確、數據可靠、邏輯嚴密、文字精煉，每篇論文必須包括題目、作者姓名、作者單位、單位所在地及郵政編碼、摘要和關鍵詞、正文、參考文獻和第一作者及通訊作者（一般為導師）簡介（包括姓名、性別、職稱、出生年月、所獲學位、目前主要從事的工作和研究方向），在文稿的首頁地腳處注明論文屬何項目、何基金（編號）資助，沒有的不注明。
2. 論文摘要盡量寫成報道性文摘，包括目的、方法、結果、結論4方面內容（100字左右），應具有獨立性與自含性，關鍵詞選擇貼近文義的規范性單詞或組合詞（3～5個）。
3. 文稿篇幅（含圖表）一般不超過5000字，一個版面2500字內。文中量和單位的使用請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計量單位最新標準。外文字符必須分清大、小寫，正、斜體，黑、白體，上下角標應區別明顯。
4. 文中的圖、表應有自明性。圖片不超過2幅，圖像要清晰，層次要分明。
5. 參考文獻的著錄格式采用順序編碼制，請按文中出現的先后順序編號。所引文獻必須是作者直接閱讀參考過的、最主要的、公開出版文獻。未公開發表的、且很有必要引用的，請采用腳注方式標明，參考文獻不少于3條。
6. 來稿勿一稿多投。收到稿件之后，5個工作日內審稿，電子郵件回復作者。重點稿件將送同行專家審閱。如果10日內沒有收到擬用稿通知（特別需要者可寄送紙質錄用通知），則請與本部聯系確認。
7. 來稿文責自負。所有作者應對稿件內容和署名無異議，稿件內容不得抄襲或重復發表。對來稿有權作技術性和文字性修改，雜志一個版面2500字，二個版面5000字左右。作者需要安排版面數，出刊日期，是否加急等情況，請在郵件投稿時作特別說明。
8. 請作者自留備份稿，本部不退稿。
9. 論文一經發表，贈送當期樣刊1-2冊，需快遞的聯系本部。
10. 請在文稿后面注明稿件聯系人的姓名、工作單位、詳細聯系地址、電話（包括手機）、郵編等信息，以便聯系有關事宜。
課題名稱： 儒家孝道與現代家庭養老
學生姓名：
系 別： 政治與法律
專 業： 思想政治教育
指導教師：
一、綜述國內外對本課題的研究動態，說明選題的依據和意義：
研究動態：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養老問題成為一個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各國學者開始對這個古老的研究領域給予新的重視，尋求各種解決方法，以面對老齡化社會的挑戰。目前國內外的研究主要有二個方向，一是以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多數學者選擇的希望通過發展社會養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系來解決老齡人口的養老問題，一是希望健全現有的家庭養老體系，輔助以社會養老體系，中國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這，主要希望發揚中國傳統的尊老、敬老的思想來促進家庭養老的健康、和諧發展，這方面較為突出的論文有有蕭振禹主編的《養老，你指望誰——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困惑》等，張懷承主編的《中國的家庭與倫理》等。他們提倡目前中國應繼續以家庭養老作為主要的發展方向、通過對儒家傳統的孝道思想的繼承和發揚來達到家庭養老的健康發展。
選題的依據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這種孝道思想的影響，中華民族才形成了尊老愛幼，孝敬老人，贍養老人的傳統美德。據有關資料統計，2000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已達1.3億，占總人口的11%，根據科學預測，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將達2.8億，約占總人口的20%。顯然，我國正以驚人的速度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與發達國家不同，是在經濟相對落后的情況下進入的，時間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內用社會保障和敬老院來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醫。老有所終不太現實。家庭養老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仍是我國養老的主要途徑。在這種背景下，探討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則與現代家庭養老的關系，對于現代社會的進步發展，解決老齡化社會中的一系列問題，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深刻的現實意義。
選題的意義
a 從理論上看，豐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健康的養老體系
b 從實踐上看，對于加強家庭道德建設，推進家庭文明以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研究的基本內容，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基本內容
儒家“孝道”思想與現代家庭養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內容
2儒家“孝道”原則的糟粕和精華
3現代中國的家庭養老
4儒家孝道的現代轉承
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1、重點：在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儒家“孝道”的轉承
2、難點：理論分析，實證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華
三、研究的步驟、方法、措施及進度安排：
步驟：
1、收集資料
2、歸納整理資料
3、編寫寫作提綱
4、寫作論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獻研究法;
2、歷史分析法;
3、演繹歸納法;
4、分析綜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資料
2、對資料進行閱讀，分析和綜合
3、制定寫作計劃表
4、主動多與指導老師交流
進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確定選題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開題報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論文初稿交指導老師審閱后進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參考文獻：
[1] 李宗桂：《中國文化概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2] 劉澤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
[3] 劉翔：《中國傳統價值觀詮釋學》，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
[4] 劉再復、林崗：《傳統與中國人》，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鴻銘著，黃興濤、宋小慶譯：《中國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漢生：《中國精神》，長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7] 蕭振禹主編：《養老，你指望誰——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編：《家庭倫理與人格教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9] 呂平主編：《孝經》，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國人口報》，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張懷承主編：《中國的家庭與倫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鳶主編：《中國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雜志：《中國哲學史》、《哲學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哲學》等有關中國哲學、儒學網站
五、指導教師意見：
簽名：
六、教研室意見：
簽名：
注：此表由學生本人填寫，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檔，指導教師和學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一、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的現狀
“科學引文索引”于20世紀60年代產生于西方，當時，西方學術研究已經發展了一套較為完整穩定的體系和科學研究范式，學者們普遍遵守這一規則。學術研究是通過論文之間的引證和被引證關系，反映出學科發展的脈絡和知識積累情況，發現科研成果之間的關系。我國學術期刊的評價因整體學術研發發展較晚而落后于其他發達國家，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我國的期刊評價研究得以起步，1992年，北京大學圖書館出版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是我國期刊評價的開始。在學術研究迅速發展的今天，人文社會科學承擔了更加重要的責任，這對我國社會轉型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期刊是中國文化的傳承者，也是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主要載體，對其進行正確的評價對于哲學社會科學期刊發展具有著重大意義。與自然科學相比，社會科學的學科規范程度較低，在期刊評價時存在更大的爭議。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在評價時有其特殊性：首先，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大部分均為綜合性期刊，即期刊并不針對某一兩個細分領域，而自然科學學術期刊大多會按一級學科進行分類，具有一定的專業性。其次，國內自然科學研究具有規范程度高標準統一的特點，在評價時，會有高度統一的學科基礎，更易于用定量指標進行測算，因此自然科學的期刊評價認可度較高，而哲學社會科學的期刊評價并未發展成熟。和自然科學不同，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的評價并不適合完全的定量評價，而是應以定性評價為主，定量評價為輔。
二、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體系介紹
國內較為知名的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主要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編制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以下簡稱社科院核心）、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以下簡稱北大核心）、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編制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以下簡稱CSSCI）和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編制的《中國學術期刊評價研究報告》（以下簡稱《RCCSE期刊評價報告》）在我國發揮著重要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作用，其中北大核心和《RCCSE期刊評價報告》為綜合性的，但包括了對人文社科類期刊的評價。
1.《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簡稱CSSCI，是由南京大學于1997年提出開發設想，1998年作為南京大學重大項目正式立項，1999年被教育部列為人文社會科學重大研究項目，其宗旨在于為科研管理提供參考、服務學術。這個項目首次在國內構建了CSSCI引文數據庫，并推出CSSCI數據庫網絡版和光盤版。CSSCI的期刊覆蓋法學、管理學、教育學、經濟學等眾多人文社會科學，其中，經濟學期刊數占比最大。在評價方法上，CSSCI按照文獻計量學采取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對國內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進行評價，從而選出影響力大、發展潛力強、編輯規范的作為其來源期刊。到2015年年底，CSSCI經過（1998～2015年）18年數據影響力十分廣泛。目前，教育部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等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已將CSSCI數據作為評估人才、項目完成情況、評獎的重要指標。
2.《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
北大核心是北京大學圖書館與北京高校期刊工作研究會共同對國內期刊根據期刊的引文率、轉載率、文摘率等指標進行鑒定的，其目的是優化圖書館的館藏、為讀者提供導讀服務。北大核心學科分為24個專業大類和綜合類，是對期刊進行登記劃分，評定核心期刊的標準也是由大學圖書館制定的，采取的是定性與定量結合的方式。在定量評價方面，采用的是多指標的評價體系，從多角度對期刊進行綜合性的評價，1992年開發之初采用的是載文量、文摘量、被引量等指標，發展到2008年以后，共有9個指標，新增系統收錄、Web下載量等指標，以適應時代的發展。在運用指標定量評審的同時，北大核心的評審建立了專家評審機制。目前，北大核心已不僅是圖書情報部門購買儲藏期刊的參考，同時也為高校職稱評定和學術走向提供了引導，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3.《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
社科院核心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計量與科學評價研究中心根據各界對學術期刊評價的實際需求，確定了核心期刊484種，牽頭完成的評價報告。該評價較為注重被學科論文引用，期刊的整體評價會以期刊的整體被引用即學科被引用程度為評價導向，在具體評價指標的設置方面，主要以期刊的總被引、期刊影響因子、期刊即年影響因子等指標來衡量。社科院核心的學科共分為24個專業大類和綜合類，其中，收錄的刊物可以大致分為三種類型，一類是類似《新華文摘》和《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等文摘類期刊，另一類是知名度高、具有較高地位的報紙理論版和核心期刊的轉摘文章以及部分高校收藏的核心資料等，第三類是指其他途徑獲取的人文社會科學類文章。總的來說，社科院核心是以“期刊在學科中的影響力統計”為主要導向，同時注重核心期刊的學理性和原創性，評選出的核心期刊少而精，體現了評價的自身特點。
4.《中國學術期刊評價研究報告》
《RCCSE期刊評價報告》是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在2009年的評價報告，之后每1~2年都會一期，到目前為止共4期。《RCCSE期刊評價報告》從學術期刊的信息征集、評價對象篩定、學科分類、評價指標和權重研究著手，以定量的方式計算出期刊的排名和分級，采用6個評價指標，分別為即年下載率、總被引頻次、基金論文比、影響因子、二次文獻轉載或收錄、專家定性評價。在此基礎上，以計算機系統設計出一套專家—學者—辦刊人共同參與的定性調查，這種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方式最終隨著系統的運行自動生成期刊評價結果，產生期刊排序、分級報告等。《RCCSE期刊評價報告》在其不斷的評價過程中對支撐其評價的“中國學術期刊評價信息征集系統”和“中國學術期刊評價信息管理系統”進行不斷優化，充分利用了現代信息技術的優勢，使評價更加便利化和精準化。
5.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體系特點
國內期刊評價發展至今，被賦予強大的評價功能，可以直接影響學術評價。其中，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哲學社會科學的期刊評價一般采用定量與定性結合的方式，由于哲學社會科學的多樣性，導致學者們很難用某幾項定量指標對其進行很準確的評價，專家們進行定性的評價將對定量評價起到彌補的作用，將一些無法定量處理的元素加入，使得期刊評價更符合實際也更符合趨勢發展。其次，哲學社會科學在對期刊進行評價時需要確定某一主題或導向進行評價，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的是，其應用范圍更廣，它為政府提供決策參考、為企業構建管理體系提供管理咨詢、為激勵員工提供舉措，為人類自我認識做出共享等。因為應用范圍廣泛，若不對評價確定導向，將導致評價因素過多，無法識別重點，最終無法形成報告，因此，在對哲學社會科學期刊進行評價時，對自身的定位十分重要。最后，哲學社會科學的期刊評價中高校的參與度遠高于自然科學期刊的評價。筆者認為，這是由于相對于自然科學，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有更高比例的高校研究人員，而自然科學可能存在更多企業或者行業協會等團體進行研究，研究者在制定過程中有更高的參與度將為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發展提供幫助。
三、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中存在的問題
國內哲學社會科學的期刊評價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在發展上面臨瓶頸，陷入困局。其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期刊評價主體官方背景較為濃厚，以高校科研院所承擔項目的形式較多，而歐美部分學術發展較為靠前的國家已形成了成熟的市場機制，由企業進行期刊評價且進行商業化模式的運作。當前我國的行政權力機構掌握了大多數學術資源，而他們的分配依據也大多來自排名數據，環環相扣，構成了當今最重要的學術評價機制。現有的評價主體大多依附于科研院所，經費來源于財政撥款，這也使得期刊評價本身難以具有公正的獨立第三方地位。以1988～2011年CSSCI收錄的期刊評價研究論文為例，受到各類基金資助項目的論文有139篇，占比接近總數的1/3。事實上，期刊服務的主體應當是學術界的用戶而不是行政機構，現實未免本末倒置。雖然有關行政部門的評價服務必不可少，但還應以服務基層學術圈為主。二是模式仍然較為單一，主要還是采取收錄論文、對期刊評級等方式，對于論文、期刊等相關信息的深度挖掘少，期刊評價的附加值不高，相關產品較少。例如湯森路透除每年出具期刊引用報告外，還有技術預測、人才推薦、促進相關領域技術合作等多種業務，既可以開拓自身產業鏈獲取更多經濟收益，又能從多視角多層次給期刊編輯提供有價值的建議。國內期刊評價最終給出的數據統計和排名，信息量單一，難以給期刊編輯提供更多有效的相關信息。三是評價方式較為單一，缺乏多樣化審評過程。大部分評價方式仍以德爾菲法進行固定權重的設置進行評價，期刊評價重復度較高，評價指標體系不完備。衡量指標也多以被引次數為指標，對于非引文類的影響力缺乏準確的測量方式。2004年，CSSCI來源期刊共有418種，其中自引率超過50%以上的期刊有27種，30%以上的有94種。CSSCI選刊曾一度棄用被引數量，直至2007年才重新增加這一指標。然而，2008年，依然有近120種期刊自引率超過30%。期刊評價時單純使用影響因子選刊還可能使得一些刊文較多的期刊占據劣勢（計算影響因子時的分母變大）。這種簡單的期刊評價方式同時變相激勵了部分期刊和機構采取不端行為刷高影響因子。例如，通過互引聯盟刷高雙方期刊的被引次數，一些高校甚至強行要求師生在發文中必須引用學報內容。定量評價雖然缺點明顯，但如果單獨使用定性評價則更難以讓人信服。個人對信息的了解總是有各種各樣的局限性，專家評審也難免有失偏頗。四是評價結果缺乏針對性，較少根據期刊類別、科目的不同對其進行分行業、分學科的更具針對性的評價。在面對重點高校教師、職業教育教師、科研院所研究人員、企業研發人員等不同受眾也缺乏更具針對性、層次性的評價。雖然近年來也產生了分目核心評價體系，但各個評價系統之間盤根錯節、自我標榜，導致資源浪費和重復建設現象嚴重，難以作為權威評價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