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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風險投資，退出機制
風險投資作為一種高風險高回報的資本運作方式，不僅對于促進資本市場的活躍有著積極作用，同時，對于我國的本土新興產業發展亦能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對于風險投資的運作機制簡單概括來說就是融資，投資，退出的循環往復。資本運作的目的是為了資本增值，風險投資的真正回報的實現是在退出過程中體現的。所以，退出機制是否完善，決定了風險投資能否成功取得收益。當今世界，無論是風險投資的發源地美國，還是較為發達的歐洲，或者我國港臺地區，其退出機制從具體來看也不盡相同，這主要取決于法律法規，資本市場的完善程度等因素，而中國是在80年代中期才正式開始有了風險投資，目前來看各方面的體制仍不夠完善金融論文，市場不夠規范，制約了風險投資的快速發展。本文針對的就是我國風險投資的退出機制，從現狀入手，尋找退出機制中存在的問題根源，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風險投資退出機制的建議。
一、投資退出機制的意義和作用
?風險投資的本性是追求高回報的，這種回報不可能像傳統投資一樣主要從投資項目利潤中得到，而是依賴于在這種“投入—回收—再投入”的不斷循環中實現的自身價值增值。所以，風險投資賴以生存的根本在于資本的高度周期流動，流動性的存在構筑了資本退出的有效渠道，使資本在不斷循環中實現增值，吸引社會資本加入風險投資行列。投資家只有明晰的看到資本運動的出口，才會積極的將資金投入風險企業。因此，一個順暢的退出機制也是擴大風險投資來源的關鍵，這就從源頭上保證了資本循環的良性運作。可以說，退出機制是風險資本循環流動的中心環節。風險投資與一般投資相比風險極高，其產生與發展的基本動力在于追求高額回報，而且由于風險投資企業本身所固有的高風險，使風險投資項目和非風險投資項目相比更容易胎死腹中。一旦風險投資項目失敗，不僅獲得資本增值的愿望成為泡影，能否收回本金也將成為很大的問題。風險投資家最不愿看到的就是資金沉淀于項目之中，無法自拔。因此，投資成功的企業需要退出，投資失敗的企業更要有通暢的渠道及時退出，如利用公開上市或將股權轉讓給其他企業、規范的破產清算等，以盡可能將損失減少至最低水平。
二、投資退出機制的方式
1、股份上市
首次公開發行上市(Initial Public Offering，簡稱IPO)作為國際投資者首選的投資退出方式，在我國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外商同樣可以通過股份上市的方式退出在華投資，而且已為一些投資者所采用。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和外商投資企業的實踐，就股份上市的退出機制而言可以采用境外控股公司上市、申請境外上市和申請國內上市三種途徑。
2、股權轉讓
股東對所持有的公司股權的轉讓權是公司法中的一項基本法律制度。在中國現行的外商投資法律制度下，境外投資者可以通過向所投資的外商投資企業的其他股東或第三方轉讓所持有的股權而退出原有的投資。根據進行股權交易的主體不同，通過股權轉讓的退出機制包括離岸股權交易和國內股權交易兩種情況。
3、其他退出機制
除了上述的退出機制之外，還有一些退出機制經常為一些境外投資者，特別是一些創業投資者(即風險基金，Venture Capital)在決定投資的同時作為退出機制條款列入投資協議論文格式。這些退出機制主要有管理層收購(MBO)、股權回購和公司清算等。
三、我國投資退出機制的不足
?根據資料顯示金融論文，我國風險投資退出方式中，上市所占比例為15%，相比較美國近幾年的發展趨勢顯得偏高，但是上市退出比例高并不是因為資本市場的活躍或者牛市所致，主要原因正是國內市場的不發達導致境外上市所占比例過高，其相當境內的1/2，這使得中國國內一些優秀的企業自愿長期游離在外，不利于本國風險投資的長期發展。兼并收購所占比重在所有退出方式中相對最高，截至2003年的累計數為37.4%，而03年新增退出中，收購的比例達到了40.4%，可見采取收購方式退出的項目比例正逐年增多。但是與美國相比較，相差了1倍，這其中的大部分是境內非上市或自然人收購，主要原因是法人股交易受限，并購通過現金方式而非股權置換，這就增大了交易難度。退出方式的單一也就使得回購和管理層收購的比例相比國際偏高。
三、建立和完善我國風險投資的退出機制
退出機制是風險投資體系的核心機制，是指風險投資機構在其所投資的風險企業相對成熟之后，將所投資的資金由股權形態轉化為資金形態，這涉及退出方式和退出場所兩方面問題。借鑒國外風險資本實現退出經驗的基礎上，結合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的發育程度，可設計風險投資的退出途徑，分步建設我國風險資本的退出機制發展戰略，建立一個多層次的、有效的、完善的風險投資退出機制。
1、設立適合創業企業特點的二板市場。在證券交易流通市場中，區別于主板市場，專為高新技術中小企業服務而設立的面向公眾股東的資本市場稱為二板市場或創業板市場。二板市場是一國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主板市場的根本差異在于不同的上市標準和上市對象，其主要功能在于專門為具有成長性的高新技術創業企業開辟融資渠道和為風險投資提供退出渠道。因此，二板市場不僅為高新企業開辟了一條資本融通的入口，而且為風險資本退出創業企業提供了順暢的“出口”，以實現風險資本的增值和循環。 2、調整政策，建立和完善場外交易市場。前面提到，兼并收購和管理層回購也是風險資本退出的重要渠道，而大宗股權的轉讓依賴于一個完善的產權交易市場。但是，目前在我國從產權交易市場中退出風險資本且增值金融論文，或由其它企業并購創業企業是相當困難的。其原因在于：一是我國產權交易成本過高，目前在產權交易市場進行產權交易的成本遠遠高于股票市場的交易成本。過高的稅和費，使風險資本在投資不理想或失敗后退出較為困難，退出成本高，加大了投資的風險。二是盡管產權交易形式開始趨于多樣化，但是非證券化的實物型產權交易仍占主導地位，產權市場允許進行非上市公司股權交易的城市和地區并不多。三是產權交易的監管滯后，阻礙著統一的產權交易市場的形成，使得跨行業跨地區的產權交易困難重重。因而，在一定范圍內設立風險投資項目和風險投資企業的柜臺交易并調整政策，降低相關稅費，將有助于風險資本的順利退出，進而推動風險投資事業的發展。 總之，解決風險投資退出機制問題，必須通過多種渠道、多種方式加以解決。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我國應盡快建立創業板市場和柜臺交易市場體系，為不同發展階段的高新技術企業開辟退出渠道，為風險資本的退出搭建平臺，使之實現良性循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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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風險投資概念；湖北風險投資現狀；存在的問題；發展建議
一、風險投資概念
風險投資又稱VC，在中國別名創業投資。廣義的風險投資泛指一切具有高風險、高潛在收益的投資；狹義的風險投資是指以高新技術為基礎，生產與經營技術密集型產品的投資；風險投資是一種權益資本。
二、湖北風險投資發展現狀
湖北省創業投資真正始于2000年，但受制于國家大環境以本地經濟實力，創業投資于2007年開始因創業板推出才重新活躍起來。2007年10月舉行的“武漢•中國金融博覽會”上，深創投等多家來自深圳、上海的投資機構紛紛現身，尋找投資項目。創業板開板后的財富效益，不僅激發了創業者的熱情，還激發了創投機構的熱情。近年來，少數以政府資金為主導的創投機構，如湖北科技風險投資公司、武漢開元科技創業投資公司等大型創投企業，因國企改制、股東理念差異等原因紛紛暫停創投業務或者歇業；而一部分較大的民營創投機構，如武漢圣威德投資有限公司、光動力投資有限公司等，因項目運作不善或資金實力不足而轉向或停業。目前仍然活躍的是以武漢東湖創投、華工創投、武大創投等國資背景創投企業和光谷創投為首的民營創投企業，而一些外地投資機構如深圳創新投、亞洲基金、IDG等紛紛在湖北設立分支機構，并有了實質性的投資項目。2014年中國風險投資業各省統計概況由圖1可知，北京投資事件數量最多，達到1272起；上海第二，604起；然后是廣東和江蘇，湖北78起，排名第七。由圖2可知，北京業并購事件數量也是最多，達到352起；廣東第二，331起；然后是江蘇和上海，湖北73起，排名第九。由圖3可知，廣東上市事件數量最多，達到276起；江蘇第二，260起；然后是北京和上海，湖北74起，排名第七。綜合上圖和表可知，湖北地區風險行業活動整體上雖活躍，但與東部還是存在較大差距，投資，并購和上市事件還偏少，主要投資方向多集中在先進制造、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少數領域，風險投資業在湖北還有巨大發展潛力。
三、湖北風險投資問題概述
（一）制度因素
1.關于風險投資公司組織形式的限制。《公司法》規定“：本法所2015年第11期下旬刊（總第607期）時代金融TimesFinanceNO.11，2015（CumulativetyNO.607）稱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業法》為合伙企業設計了一套既要承擔無限責任，又要雙重征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組織形式，而這種組織形式對風險投資者來說毫無吸引力。目前在國際上已被證明最有效率的風險投資公司的組織形式是有限合伙制。在采取有限合伙制的公司中，少數專業風險投資家作為普通合伙人對內管理公司，對外承擔無限責任，既承擔高風險又享受高回報;而提供風險資金的投資者作為有限合伙人，對內不參與管理，對外承擔有限責任，以穩定的回報保證風險投資基金的來源。另外，《合伙企業法》第九條規定：“合伙人應當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這一限制顯然不利于機構充當合伙人。2.關于風險投資公司投資金額的限制。《公司法》第十二條規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的，除國務院規定的投資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產的50%。”這一限制顯然不利于各種資金采用風險投資形式支持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3.關于風險投資公司設立條件的限制。《公司法》對股東人數作了如下限制：“有限責任公司由二個以上五十個以下股東共同出資成立。”對股東人數做了上限不利風險投資公司籌集大量的資金。對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雖然在股東人數上尚未規定上限，但是卻對發起人認購的股份作了如下限制：“以募集設立方式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認購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總數的35%，其余股份應向社會募集。”事實上，在國外發起成立風險投資公司的大多為專業性人才，他們組建風險投資公司主要是提供專業化的管理，而不是風險投資資金的主要提供者。4.關于風險投資基金供給的限制。風險投資運作的條件是充足的資本來源和通暢的投資渠道。風險投資多是以分散投資來降低風險，這就要求風險資本較為雄厚，渠道來源較為多樣。在歐美，風險投資基金供給來源不僅包括個人和政府基金，更為重要的是諸如養老基金、保險公司、投資銀行等機構投資者。我國的養老基金、保險公司和商業銀行等也是目前最有實力的機構，但是我國的《商業銀行法》、《養老基金管理規定》都不允許其參與風險投資活動。《保險法》對保險基金的運用雖然有所放開，但對從事高風險、高收益的風險投資行業則缺乏合理的規范和指導，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風險資本的有效供給。5.關于風險投資退出機制的限制。《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公司不得收購本公司股票，但為減少公司資本而注銷股份或者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時除外。”按照這條規定，風險投資家無法要求風險企業回購其持有股份。《證券法》第七十八條規定：“上市公司收購可以采用要約收購或協議收購的方式。”這條規定是允許風險投資家采用邀約收購方式的退出策略。但現行的《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第四十七條和第四十八條同時又規定，收購方在持有目標公司發行在外的普通股達到5%時要作出公告，以后每增持股份2%時要作出公告，且自該事實發生日起兩日內不得購買該股票，當持股數達到30%時應當發出要約收購。由于初次公告時持股比例偏低，只有5%，致使收購者目的過早暴露;持續購買的比例只有2%，當購買股數達到30%發出要約收購時，收購方要公告13次，這顯然是不利于風險投資家采用要約收購的方式從被投資企業退出。
（二）投資回報問題
目前，我省高科技產品市場多為外國產品所占領，又由于知識產權制度建設的滯后，我省科技創新人員的經濟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產業創新動力不足，使得風險資本投資回報率始終難以達到預期水平，投資家不敢過多投入到新興科技業的種子期和成長期，另外風險投資也有向某些行業過度投資的問題。
（三）稅收優惠政策
為了鼓勵風險投資的發展，大多數國家有針對性稅收優惠，即靠個人所得免稅政策來吸引更多的人把資金投向該領域，即使投資失敗還有稅收減免。而我國現行稅法對企業所得稅納稅人的判斷標準是采用“獨立核算”原則。根據《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第二條的規定，在我國境內除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以外的實行獨立核算的企業或組織，都是企業所得稅的納稅人；對風險投資公司要執行一般實業投資公司的稅收規定征一次稅，同時對投資人分得的收入又征一次稅，這種重復征稅顯然不利于境內外資金進入我國風險投資業。
（四）人才問題
從事風險投資的人不但要懂金融知識，還要熟悉高科技產業發展方向；而目前我國高校基本上沒有風險投資的專業教育，多數還停留在學術和理論研究上，真正搞風險投資的人都來自政府，大企業或歸國天使投資人，人才的匱乏是制約湖北風險投資產業發展的核心問題。
（五）市場中介建設問題
風險資本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嚴重，而所需服務中介機構如行業協會、標準認證機構、知識產權評估機構等還有待建設；其次，中介機構人員職業素質亦是難點，許多中介機構人員打著為風險投資者和需求需求者服務之名，行經濟詐騙之實。
四、湖北風險投資業發展建議
對高科技行業來說，種子期，創業期，成長期的資金投入發達國家為1：10：1，而我國為1：0.5：10；產業化階段的資金短缺制約了新興科技企業的成長壯大，雖然近年來通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的案例不斷增多，但由于我國《公司法》中各種條款的限制，雖然國家推出了創業板，但絕大多數企業仍需通過其他融資渠道獲得資金，而企業為獲得更多資金，總是存在隱瞞真實信息的傾向；因此風險投資雖然起到資金放大器，產業孵化器與風險調節器作用，但如果缺乏相關的法律與市場約束機制，兩者可能出現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面。風險投資由于自身特性對彌補傳統金融業的不足，加速湖北高科技行業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們應該看到，湖北還處在工業化階段，湖北不能簡單的奉行“拿來主義”，模仿硅谷，而是要形成具有湖北特色的風險投資部門。具體建議如下：
（一）制度建設
在完善《公司法》與《證券法》的同時，應積極修訂《風險投資法》，為風險投資活動納入法律保護與約束下，為風險投資的投資方與接收方設計合理的游戲規則；以美國為例，美國人為鼓勵風險投資家的前期冒險行為，設計了一系列風險投資合同條款，如股權比例和性質條款、保護性條款、回贖權條款和領售權條款；為防范后期公司治理者的道德風險，推出了任命條款和聲譽機制支；風險投資家與創業企業家以分配董事席位為目的的表決權拘束協議應屬有效，強制履行應是主要救濟方法。
（二）完善內部監管
在缺乏官方機構的大環境下，風險投資行業內部應制定本行業的規章制度，完善內部競爭機制和企業自律，避免惡性競爭；首先，風險投資業自身應理順本行業進入和退出渠道，界定自己的業務范圍，確立本行業的道德準則；其次，加強自身風險控制；最后，設立一個強力第三方仲裁機構，其主要職能應包括：專門研究風險投資成本問題和信息不對稱問題，為市場提供制度規范和實時準確的信息；為風險投資合同提供公證和咨詢服務；為風險投資家和企業家的利益糾紛提供解決方案和仲裁。
（三）出臺稅收優惠政策
歷史經驗表明，一個新興行業的發展始終離不開政府的扶持，風險投資業作為一種新興金融產業，由于其自身的高風險收益性和特殊投資領域，國家應降低甚至減免該行業稅負，還應為風險投資公司的資產證券化活動放寬政策，使風險投資公司可以向社會大眾進行融資，一方面保證風險投資公司低成本經營；另一方面，能使我國廣大國民分享科技進步帶來的經濟效益，真正做到創新為民，利益共享。2015年第11期下旬刊（總第607期）TimesFinanceNO.11，2015（CumulativetyNO.607）
（四）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培育企業家冒險精神
由于歷史文化原因，我國社會目前人與人之間信任度還不高，而我國征信事業又剛剛起步，在內部約束和外部約束都有待強化的背景下，既要激勵風險投資者熱情又要防范和控制風險，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不可或缺；另外培育冒險精神勇于創新及獎懲分明的現代商業文化同樣不可或缺。
（五）加快高校風險投資人才培養
任何行業都需要年輕人的參與才能生機勃勃，風險投資公司應加強與高校的合作，將風險投資作為一種專業納入高校的課程設計，使更多有志青年能在風險投資業從業，同時，完善各項人才考核制度，建設人才信息網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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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近年來，西部中小企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已成為西部 經濟 中的重要力量。但融資的問題嚴重限制了中小企業的進一步發展，本文分析了西部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的現狀及原因，并提出西部中小企業融資機制創新的構想。
機制設計理論由赫維茨開創并由馬斯金、羅杰•b•邁爾森進一步發展。該理論能區分 市場 的有效性，確定有效的貿易機制和規則體系。西部中小企業較東部企業存在資產負債率高、信用貸款少、擔保的信用體系不健全、投資 環境 不夠開放、信息較閉塞、觀念較封閉等問題，其較落后的融資機制使西部中小企業面臨更大的資金短缺瓶頸。要實現西部地區長期和諧發展，在國家投資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當前問題的情況下，研究西部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約束與機制創新就顯得更為重要。
西部中小企業融資難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融資途徑和融資方式單一。重慶87%以上的中小企業對資本市場缺乏足夠了解，對信托、租賃、私募等多種融資方式更談不上熟悉；其次是融資政策存在規模歧視。西部新增貸款的主要流向是 上市公司 和大企業、大行業以及大型重點建設項目，私營企業得到的貸款最少。再次是融資效果有限，由于受到信息流通不暢、信息搜集 成本 較高等 地理 位置和傳統觀念的影響，西部中小企業在融資過程中僅有很少的企業與 銀行 關系良好。究其原因，從內部來看：這里既有西部中小企業自身的原因，如規模較小、變化大、風險高、自我約束能力弱等，又有人才的缺乏、信息不暢、設施差、輻射功能弱、 交通 不便、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重、市場功能相對落后等原因；從外部來看：“規模歧視”、“信貸缺口”仍存在，加之西部中介機構缺乏、擔保方式單一，風險資本有限，嚴重限制了西部中小企業融資。
西部中小企業融資機制創新思路
（一）融資方式和渠道創新
創業板市場有利于促進中小企業建立良好的激勵機制。2007年，《創業板發行上市 管理 辦法》(草案)終獲國務院批準。西部應加快培育地區特色產業，構建產業集群，做大做強規模以上成長型中小企業，推出“創業板訓練營”等。同時，由于從整體上看西部中小企業規模偏小、科技創新有限等問題，因此加快西部企業并購融資、夾層融資、抱團融資、專利質押貸款融資就顯得特別重要，如并購融資的傳統方式包括內部留存、銀行貸款、增發新股等，創新方式包括賣方融資、杠桿收購融資、過橋融資、租賃融資、 保險 公司貸款融資、信托融資等。筆者認為應結合西部的實際情況合理選擇創新方式，構建西部融資方式服務平臺。又如夾層融資是一種介于優先 債務 和股本之間的融資方式，其期內可預測、協議風險低的特點很適合西部的現有市場情況。
（二）風險 投資 機制創新
加快西部產業發展急需進行風險投資的 融資 、退出和保障機制創新，可以適時放開 銀行 、 保險 、養老金等機構投資參與風險投資的限制，使其成為風險資本 市場 的主體。同時還應積極鼓勵和引導 上市公司 、企業集團參與風險投資。西部的風險投資發展與發達地區在內部機制上還存在一定差距，要扭轉這一局勢應首先解決目前制約西部風險投資業發展的種種障礙，用好國家對西部地區的各種優惠政策，通過 “政府資金先投資-民間資本進入-民間資本成為主體-政府資金減退”的政府牽引機制，對風險資本的收入和資本收益給予減免稅優惠，促進風險資本的有效循環。
（三）銀企、政企服務體系機制創新
國際國內經驗證明，要使資本市場充分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市場就必須是多層次的，首先應是構建一體化的融資平臺，以省級平臺、產業基地平臺和市縣平臺、鄉鎮平臺這四類平臺作為西部中小企業融資主體。強化中小企業治理結構、使其成為西部培育核心 經濟 板塊和區域增長極的戰略平臺。其次是建立為中小企業服務的信用、資本市場、信用擔保、 金融 服務體系。針對西部實際情況，進一步加強西部中小企業內部信用制度建設，營造信用 環境 ，組建西部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建立相應的政府金融支持機構如政策性銀行、區域性股份制中小銀行、合作性 金融機構 ，加大對 農村 中小企業的信貸服務力度，通過 稅收 支持、擴大利率浮動幅度以及再貸款、再貼現等方式，鼓勵各類銀行增加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并實行對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實行比例控制。最后是建立中小企業融資的政府 管理 體系，盡快改變目前政出多門、管理分散、職責不清的情況。
參考文獻：
“博士學位不要了，我要回國創業”
1977年出生于武漢的劉斌，1995年高中畢業后被保送進入清華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2000年本科畢業后又被保送進入中科院計算機研究所攻讀碩士研究生。在本科和碩士研究生期間。共在國內外專業核心期刊和國際會議上29篇，有些論文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研究生畢業后，劉斌給美國馬塞諸塞大學校長寫了一封信，申請到該校攻讀博士學位，信后附上了本科和碩士研究生期間發表的論文。馬塞諸塞大學校長接到信后當即拍板招收劉斌前往讀博士學位，并提供每年3.52萬美元的獎學金。而且可以提供5年。如此豐厚的獎學金是很少見的，不僅可以解決劉斌在美國讀書期間的生活、學習所需，而且還可以生活得相當不錯。但是，劉斌讀了半年之后，毅然決定：“獎學金不要了，博士學位不要了，我要回國創業。”
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很難的，更是不容易理解的。美國的導師不理解，家中的父母更是堅決反對，但是，為了事業，劉斌放棄了令人羨慕的獎學金和學位，回國準備創業了。
劉斌想回國創業，并非一時沖動，創業的想法由來已久。
劉斌本科時就開始研究信息檢索技術，碩士研究生期間也還是這個領域。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搜索領域里的一個老兵。而且，劉斌自主創業的念頭由來已久，可以說，早在中學時代就已經萌發。高中臨近畢業時，劉斌把高中的課本和筆記搬出來，在一個批發市場擺了個攤。結果，幾天后，他的書和筆記全部賣了出去，而且“售價高于書的原價”。當然，這是有前提的。劉斌中學學習成績突出。并被保送進入人人羨慕的清華大學，他的筆記對其他學生也就有了參考價值。
大學本科畢業后，劉斌得到了100萬元來自新加坡的風險投資，從而注冊了一家信息技術公司，但是，經過將近一年之后，錢基本花光了，企業清算關門。當時，劉斌感覺自己不適合當老板，因為不善于和人溝通。“但是。這個結論下得有點早。”想再回過頭來，事情看得也許更清楚了。他說：“當時自己欠缺太多，但是自己卻不知道欠缺，更不知道在哪個方面欠缺。那是在整體上欠缺。現在雖然也有欠缺。但是自己知道在哪些方面欠缺，所以就可以有目的地去彌補。”因為這次創業的失敗，劉斌決心專心學習，于是到中科院計算機研究所去讀碩士，當然仍然專注于信息檢索領域。碩士畢業后，為了進一步深造，他又選擇到世界上信息檢索領域最著名的學府、美國馬塞諸塞大學去攻讀博士學位。這一行動再一次反映出劉斌獨特的行事風格，他沒有走一般留學生出國留學的路子，而是直接寫信給馬塞諸塞大學校長，而這封信，他起草了9個月，修改了40余次，“一個多余的詞都沒有，當新東方的范文都綽綽有余”。結果他順利如愿，獲得高額獎學金并師從美國國家智能信息檢索研究中心主任、世界信息檢索聯合會主席Bruce Croft教授。
但是，一個偶然的機會里，劉斌發現美國有一個公司正在做手機搜索技術開發，而這種技術基本上就是他2002年在全球比賽獲第一名的信息過濾技術。當時劉斌頗為震驚：當時國內傳統互聯網搜索已經發展得炙手可熱，但手機搜索基本上還是空白，即使在國際上，也還處于摸索和發展中。這樣一個絕佳的創業良機豈可輕易放過?而要創業，最好的地點就是中國，因為中國有最大的客戶群體。擁有中國市場，就可以雄視全球市場。他決定回國。
創業初期舉步維艱遇貴人
劉斌的創業之路可謂一路波折，但是憑著堅韌的意志和闖勁，他一路逢兇化吉，終于走向順境。
創業需要資本。而劉斌沒有錢。回國后的劉斌先后進入搜狐、中搜等企業打工，一方面是為了積累經驗，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積累一點資金。一年以后，劉斌終于籌集了20萬元，成立了易查在線公司。為了享受留學人員創業的優惠政策，節省一些房租，劉斌先后找到了清華留創園等，但是按照有關規定。出國至少一年以上才算留學人員，劉斌不符合條件。經過幾次碰壁之后，劉斌找到了北郵留創園副主任張琦，張琦對劉斌的項目、技術非常看好。對他的創業激情和執著也非常感動，于是北郵留創園破格收留了劉斌，并給予全部的優惠政策。
為了節約成本，易查當時買的電腦是1500元一臺的低配置，顯示器和桌椅是從北郵的倉庫里“淘”來的，顯示器是淘汰的。賬面價值100元，賣給劉斌也就100元一臺；辦公桌椅8套，一共300元。但是，即便如此節約。幾個月之后他的資金還是全部用光了。
見到兒子創業決心如此之大，劉斌的父母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20萬元賣掉自己在武漢市的住房，其中10萬元資助兒子的事業。另外10萬元用于自己的開銷。老兩口一商量，也別在武漢住了，一起到北京租房子住吧，還能照顧到兒子的日常起居，免去兒子的后顧之憂。
然而不久之后，他又一次遇到資金困難。這一次他找到了北郵留創園副主任張琦，張琦非常理解和支持，隨即將此情況反映給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副主任夏穎奇，夏穎奇決定見一見劉斌。夏穎奇在留學人員工作方面是專家，他驗看了劉斌留學經歷的有關證明，認為都是真實的：讓劉斌演示了手機搜索的應用，感到特別有價值；又讓劉斌將過去的論文送過去審閱，也都沒問題。于是，2004年12月，中關村管委會有關領導和專家召開的留學生創業資金無償資助評審會上，夏穎奇副主任極力推薦劉斌，并說服在場所有評委，全票通過了給予劉斌最高額度10萬元留學生創業資金。
事后，夏穎奇曾動情地說：“劉斌為了創業，那么高的獎學金不要了，博士學位不要了，而且，父母連房子都賣了，資助他10萬元來創業，這在中關村是第一個，在中國也是第一個。他的創業精神很感人，甚至是可歌可泣的。”“我很慶幸，我們沒有被條條框框所束縛，沒有放棄劉斌，沒有放棄一個大有潛力的好項目，也沒有放棄一個大有潛力的行業。”而劉斌則滿懷感激地說：“當時易查賬面上只有一萬元錢了，眼看工資都開不出了。是中關村這10萬元留學生創業資金挽救了易查。如果沒有這10萬元，易查可能堅持不到風險投資的介入就已經夭折了。”
資金斷檔 再經困難
2005年7月，易查再次面臨資金斷檔。于是劉斌不斷地
找風投談判，談得很辛苦。一天，劉斌正在發高燒，大腦昏昏沉沉，連走路都東倒西歪了，突然接到一個投資人的電話，想和他談談投資的事情。劉斌強忍著起床，父母不忍心地勸說：“能不能跟他們說說你在生病，改天再談?”劉斌照照鏡子，幽默地說：“我平時臉色看起來有些蒼白，現在發燒。正好臉色紅潤，氣色好，談判一定能成功!”就這樣，劉斌連續兩次拖著病體去商談，終于贏得了10萬美元的投資。
但是，企業的研發和快速發展需要太多資金。為了幫助易查盡快融資，中關村和北郵都默默地支持著他。在北郵留創園舉辦的一次留學人員精品項目推介會上，當著在座的許多風險投資人，夏穎奇作為主持人專門介紹了易查，并請劉斌第一個進行項目介紹。劉斌的項目介紹結束后，馬上有人約劉斌出去談。事后，夏穎奇介紹，當時劉斌給夏穎奇發了個短信，說出去一會就回來，結果一去不復返。原來是有風投商怕他這個項目被別人搶走。把他帶走深談去了。2005年10月，易查在線順利拿到了上海留學生基金的100萬美元的風險投資。此后，劉斌的事業步入相對順利時期，易查成為國際投資者關注的對象。
“和VC談判并不難”
劉斌介紹，找風險投資談判，已經成為他日常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易查成立三年來。他談了80多家風投，目前來說是有很大成績，但是一開始。他是“挨了很多罵”，受了很多委屈。但是，他堅持過來了，正是這種堅韌，才使易查跨過荊棘，走向坦途。
劉斌目前正在和一些VC談判，進行新一輪融資，目標是再融資6000萬到8000萬美元。這是一個宏大的計劃，如果這一次融資成功，那么易查的融資額度就達到1億美元以上。除非上市公司，到目前為止還沒聽說哪家高科技公司在創辦3年左右達到這么高的融資額度。他說，融資6000萬到8000萬美元是個比較高的目標，只有把目標定得高一點，才能對自己產生壓力，才能高質量地完成目標。不過，他不認為自己的提法是空話、大話，因為到目前為止，他提出的指標全都變成了現實。
劉斌說，他目前的感覺是，融資、找風險投資，其實并不是什么特別難的事情。這里有幾個因素，首先是你的項目前景如何。其次是你能在這個行業做到什么程度。另外，就是你如何跟VC談的問題，這一點也很重要。很多留學生具有很深的技術背景，是行業里資深的技術專家，企業項目也都不錯。但是卻很難融到資金。為什么?因為技術專家開口閉口總是熱衷于談技術，而VC對談技術沒有興趣，所以談不成。于是有些人就說VC不懂。“其實VC沒有不懂的，都是你自己不懂。”劉斌說。
“在技術方面我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和VC絕口不談技術。”劉斌說。他在技術方面的造詣從他本科和碩士研究生時期的論文就可見一斑。當時在國內外專業刊物上發表的29篇論文都是搜索和信息檢索方面的。其中，在IEEE和IEIP兩個世界頂級專業協會召開學術年會時，劉斌用流利的英語在會議上宣讀了自己的論文。來自世界各國的lT信息檢索專家都報以熱烈掌聲，會后當大家得知劉斌不過是中國一名大學本科生時，更是表現出驚訝和贊美的表情，劉斌的論文被IEEE收錄兩篇，被IEIP收錄兩篇。也難怪眾多專家會如此驚訝，要知道，清華大學評副教授職稱時，在論文方面有這樣的兩篇就夠資格了，而劉斌這么一個本科生，被國際頂尖的專業協會收錄了4篇論文!他所發表的論文數量之多。級別之高，在本科生中是絕無僅有的。
憑借這些成績，沒有VC會懷疑他的技術背景。那么，和VC不談技術，又該談些什么呢?劉斌說，我主要和VC談行業的發展前景，談如何推動行業的發展，如何聯合有益的力量，發展壯大自己，進而阻止競爭對手的發展；談如何在行業內落子布局、排兵布陣、攻城略地，從戰略的層面對整個行業做出相應的規劃，讓自己的企業在這個規劃中居于主導地位，甚至讓競爭對手也必須在自己的戰略規劃中求生存；有時甚至要對相關行業做出相應的研究，做出整體的戰略規劃，為本行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市場環境。這些東西都跟技術沒有多少關系，是技術專家所考慮不到的，而VC卻特別看重這些，甚至是以這些東西為出發點考慮是否投資。
劉斌說，根據他的經驗，VC投資投的是人，是行業，是戰略，而不是技術。因此，和VC談技術是很難達到目的的。據透露，劉斌目前正在和一些VC談判，進展很不錯，另外還在和一些相關行業談合作，以期達成戰略合作關系，占領行業決勝的制高點。
風雨之后見彩虹
【關鍵詞】股權投資基金；立法
一、股權投資基金的定義
股權投資基金，國外通常稱為風險投資基金（Venture Capital）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rivate Equity），是指向具有高增長潛力的未上市企業進行股權或準股權投資，并參與被投資企業的經營管理，以期所投資企業發育成熟后通過股權轉讓實現資本增值的一種投資基金。
二、股權投資基金立法過程中需注意的問題
股權投資基金的發展，在國內尚處于起步階段，股權投資基金的立法也亟待完善。自《證券投資基金法》頒布以來，有關股權投資基金的立法卻遲遲沒有出臺。在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這個總體目標的大背景下，加快建設股權投資基金的立法工作變得日趨重要。本文從一個金融從業者的角度分享對股權投資基金立法的幾點看法，希望能為股權投資基金的法律制度以及相應監管法規的完善提供一定的參考。
（一）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外匯及投資收益匯出的監管
目前國內主要的股權投資基金的資金募集、設立以及退出機制的實施都發生在境外，即在國內開展業務的外國創業投資企業，基本上采取在境外注冊，在境內設立辦事處的方式。些創業投資企業并不直接將資金投入所投資企業，而是先投資在境外設立的殼公司，再由后者以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投資到國內所投資企業。這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兩頭在外”，即創投資金來自于國外，退出機制也在國外。外國創業投資者來華投資采取這種在境外設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作為投資主體參與國內項目投資，主要投資在有發展前途的高科技項目，扶植該項目在境外上市，然后擇機退出，這種創業資本的流動主要發生在境外。
根據外資風險投資基金“兩頭在外”的特點，以及近幾年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利率差的雙重因素影響，大部分外資風險投資基金愿意在國內設立人民幣基金，即外資風險投資基金通過中國境內居民的參與，設立一系列其境外離岸公司的境內外商投資子公司，作為其在境內投資的操作機構。通過這種模式，外資風險投資基金與其在境內的合作伙伴使得整個資本運作發生在境外，并且還擴大了資金的渠道，簡化了公司治理機構以及有利于退出機制的實行。然而，這種模式可能造成與境內外商投資企業相關的境外資產或股權出售時逃避了境內外匯和稅收的監管。因此對外資風險投資基金進行適度的外匯監管是非常必要的，在引入外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時這一點同樣重要。
（二）股權投資基金投資條款的監管
鑒于國外成熟的法律制度，國內股權投資基金的大部分投資條款都直接翻譯自國外。由于法律環境的不同，眾多國外風險投資基金所常用的投資條款卻在我國現行的法律體制下無法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規定，從而使得一些項目無法獲得主管部門的審批通過。
比如，對賭條款（又稱“估值調整機制”，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作為國外風險投資基金常用的條款之一，其定義是指投資者與被投資者在達成投資協議時，對于未來不確定的情況進行一種約定。如果約定的條件出現，一方可以行使一種權利；如果約定的條件不出現，另一方則行使一種權利。這一條款被視為是一種估值調整機制，由于投資者出于投資目的或商業安排上的考慮，對于被投資者的投資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因此投資雙方可能會在投資條款中約定下一次投資的條件和規模。相應地作為對價，被投資者應當盡可能實現在投資條款中所約定的再投資條件，包括被投資者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凈利潤必須達到投資條款中的約定；若不能實現，則被投資者還應通過以事先約定的價格轉讓股權等方式補償投資者。從文字表述上來看，這類條款好比是投資雙方的對賭。
對賭協議在商業安排上看似沒有任何問題，然而，在相關法律交易文件報送有關部門審批時卻會遇到障礙。對賭協議中約定的“以象征性對價轉讓股權”的這一做法極易被主管部門理解為以不合理的價格轉讓資產。如前文所述，對賭協議本身是作為一種估值調整機制發揮著保護投資者利益的作用，避免由于投資者在投資初期對于被投資企業的估值誤差以及被投資企業未來可能發生的不確定因素影響而造成損失。因此，在實施對賭協議的過程中，尤其是被投資者未能達到約定的對賭條件的情況下，投資者必然會啟動保護機制來保護其利益免受更大的損失，即通常包括以一個事先約定的較低價格獲得更多的控股權。雖然從表面上看是投資者因被投資者未能完成對賭條件而獲得了更多的利益，然而實際上投資者卻由于被投資者未能完成對賭條件這一事實所形成的企業價值與其投資之初對企業進行的估值之間的差距而受到損失。所以，在啟動估值調整機制時投資者更多地是對已發生的損失進行補償，因此這種補償只能以事先約定的較低價格進行。由此可見，如何與國外常用的投資條款相協調是制定股權投資基金相關法律中應當注意的問題。
（三）外資設立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的監管
由于外資股權投資機構“兩頭在外”規避外匯稅務監管和通過設立復雜的投資條款來保證自身利益最大化等特點，對外資參股設立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的監管應當采取審慎的態度。從現有公開的信息來看，外資參股設立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將參照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模式，通過設立類似的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制度，由外管局批準額度，允許外資股權投資機構（大多為有限合伙人）投資人民幣基金。”
人民幣股權投資基金對于募集的資金、投資收益的收回都是以人民幣作為計價和結算的標準貨幣，避免了外資股權投資基金在匯出投資收益時在外匯管制、稅收征管方面所遇到的常見問題。因為大多數私募基金總部設于香港，基金收益回饋給管理團隊、資金匯回香港，卻可能遇到換匯、征稅、法規等錯綜復雜問題。雖然大陸與香港地區在CEPA協議中已簽訂有關避免雙重征稅的內容，但修訂后的《企業所得稅法》收緊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私募基金在匯出投資收益仍將面臨稅收征管和外匯監管方面的復雜問題。
三、結語
股權投資基金業已成為我國金融市場一個重要的融資渠道，為建設具有我國特色的金融法律體制，并結合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總體目標，制定股權投資基金的相關立法已經迫在眉睫。監管當局在制定股權投資基金立法和相關監管制度時應正視我國股權投資基金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制定出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法律和監管制度。
參考文獻：
[1]莊謙信.中國大陸外商投資企業之法律環境[D].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計專業本科畢業論文要求總體上見《學生畢業設計(論文)周志》中的"哈爾濱工業
大學成人高等教育畢業設計(論文)要求",但在寫作目的,選題等方面,應符合以下要求
:
〖BT1〗一,畢業設計(論文)的目的
1.提高學生綜合運用所學專業理論知識的能力,探討會計,財務管理前沿理論問題;
2.運用所學基礎知識,專業知識,提高學生綜合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出并
解決財務,會計實務中存在的問題;
4.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進一步提高學生的思想和業務素質.
〖BT1〗二,畢業設計(論文)的選題
1.論文選題應盡量理論結合實際,達到能運用所學專業知識,解決會計實踐中的問題;
2.應注意選題的創新性,題目應盡量避免與往屆重復;
3.選題的難易程度,工作量應適當,避免過于簡單,達不到本科畢業論文要求的工作量;
也盡量避免難度過大,影響完成質量;更應避免選題面過寬,過大,無法縱深探討.
以下論文寫作方向和題目,可供大家在選題時參考:
1.標準成本法在企業中的應用研究
2.目標成本法在企業中的應用研究
3.責任會計在企業中的應用研究
4.作業成本法在企業中的應用
5.企業成本控制體系的建立
6.企業責任成本管理問題研究
7.企業成本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8.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問題研究
9.上市公司關聯方交易問題的實證研究
10.激勵股票期權理論及應用研究
11.上市公司利潤操縱的行為與動機
12.資產減值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13.企業重組的會計問題研究
14.上市公司會計報表信息質量管理
15.企業兼并中的財務分析與財務決策
16.企業財務控制機制研究
17.企業激勵機制的建立
18.企業并購的會計處理方法研究
19.企業存貨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20.資本結構理論與應用研究
21.優化企業資本結構的實證研究
22.激勵和約束機制在企業成本控制中的應用
23.集權式財務管理體制在企業中的應用
24.分權式財務管理體制在企業中的應用
25.會計準則的國際比較
26.企業財務網絡化管理研究
27.企業成本核算系統設計
28.計算機輔助教學系統設計
29.會計會計報表系統設計
30.計算機會計學中總賬的設計分析
31.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完善
32.獨立審計質量控制
33.會計師事務所的質量管理
34.企業內部審計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35.獨立審計風險的實證分析
36.審計風險及防范的實證研究
37.網絡經濟條件下的審計模式研究
38.電子商務下的審計風險及控制
39.人力資源會計研究
40.環境會計理論研究
41.債轉股問題及對策研究
42.風險投資問題研究
43.商業銀行貸款資產管理
44.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項目質量控制研究
45.企業質量成本管理研究
46.集團公司內部審計問題探討
47.企業對外投資財務控制研究
48.企業生產環節財務控制研究
關鍵詞：金融創新 經濟增長 效應研究 金融衍生工具
世界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金融衍生產品市場超速發展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集中顯現，“過度金融市場化”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負面作用引起廣泛關注，如何吸取金融危機的教訓，適度金融創新對有效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意義重大。本文結合現有文獻，通過數據圖表和IS-LM模型，從分析風險投資對高科技創業的影響入手，對金融創新方式與經濟增長效應程度進行系統和全面的研究。
文獻綜述
金融創新在學術界沒有統一的認識。大衛?里維（David?lierreyn）認為金融創新是指衍生金融工具的運用、新的金融市場及提供金融服務方式的發展。這個定義包括了金融創新的主要內容，即金融工具創新、市場創新和服務創新。而美國金融學家默頓?米勒（2000）認為金融創新就是在金融領域內建立起“新的生產函數”，“是各種金融要素的新的組合”，包括新的金融工具、新的融資方式、新的金融市場、新的支付手段以及新的金融組織形式與管理方法等。金融創新能顯著推進金融發展從而促進經濟增長，金融創新的經濟增長效應實際上是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的具體體現。因為許多金融創新措施實施后往往會引致金融增長和金融結構變化，即帶來金融發展的正面效應。
目前有形成相反的兩類觀點：第一類觀點認為金融創新增強了金融發展的動力，并最終為經濟帶來更高的長期增長（Bandieraetal.，2000；Andersen and Tarp，2003；Bekaertetal.，2005；Ghosh，2006）；第二類觀點認為，金融創新導致了過度的風險介入，加劇宏觀經濟的波動性，從而導致更加頻繁的金融危機（Demirguc-Kunt and Detragiache，1998；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
近年研究金融創新、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獻有Jose DeGregorio、Pabl Guidotti（2005）發表于《世界發展》雜志上的論文《金融發展和經濟成長》，對經濟的長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長期增長成正相關，而且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渠道是通過投資效率的提高，而不是通過投資數量的增加。Cesar Calderon和Lin Liu（2003）發表于《發展經濟學》雜志的論文《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中，考察了109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并且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在金融深化方面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為顯著。Yousif halifa和Al-Yousif（2002）在《金融經濟評論》上發表的論文《金融發展和經濟成長》從另一個角度研究發展中國家的例證，結果表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很強的雙向因果關系。與此相關的文獻較為重要的是Allen和Qian（2005）在公司層面上的研究，他們發現中國的法律、金融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復雜的關系，有效的替代性治理機制和融資機制促進了微觀主體的發展，進而間接促進經濟增長。
目前國內外實證研究成果較少，尤其是針對我國有影響力的研究仍較少見，原因是金融創新種類繁多且不斷變化，造成在實踐上統計資料相當缺乏，在理論上對金融創新的量化研究相當困難。
金融創新主要方式的變化
以電子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進步成果極大地提高了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使得金融創新在世界范圍內呈現加速發展的態勢，從根本上改變了金融機構的服務生產和提供方式，促進了金融業運行模式的創新，這其中包括金融工具的創新、金融服務技術的創新、組織形式的創新、競爭模式的創新等。
（一）金融工具的創新
科技進步使得交易成本不斷降低，極大地促進了創新型金融工具的出現。降低交易成本既是金融創新產生的動機，也是金融創新的結果。比如：風險投資促進了新經濟和高科技企業的發展；期貨的出現改善了風險承擔的能力，金融活動的參與者可以通過轉移、分散的方式減少風險發生的可能，如果沒有轉移價格風險的金融工具，那么企業的融資和對外貿易都將面臨很大的風險和不利影響；金融資產證券化也是現代信息技術和交易技術發展的結果，金融機構可以通過出售貸款將風險轉移出去，這一創新降低了投資者因信息不對稱的風險，也便利了市場各方對風險的轉移。
（二）金融服務技術的創新
由于經濟活動日益頻繁，賬務往來與日俱增，傳統的手工處理手段無法滿足客戶的要求。科技進步給金融業的服務技術手段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使金融從業人員從繁瑣的手工勞動中解脫了出來，不僅減輕了勞動強度，也極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務的效率。例如：SWIFT“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使銀行的結算提供了安全、可靠、快捷、標準化、自動化的通訊業務，從而提高了銀行的結算速度。金融業已經實現了電子化。網絡技術的應用，進一步提升了金融業的科技水平，使金融業進入了網絡化時代。
（三）金融業組織形式的創新
隨著高科技的迅猛發展，傳統金融機構的組織形式得以改變，傳統的管理模式不再適應全球金融網絡時代的要求，實現電子化、網絡化后，金融機構便可將分布于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分支機構聯結為一個整體，實行集中統一管理，大大提高了組織化程度。同時金融企業的組織形式趨向虛擬化、智能化，現代金融企業不再需要在地理上繼續延伸，而只需連入互聯網的終端即可把它的業務伸向世界各地，電子商務使21世紀的金融業由地理概念的有形化、多中心走向無形化和無中心，金融業的組織形式被徹底改變。
（四）競爭模式創新
科技進步使金融業的競爭范圍不再限于傳統的同業競爭、國內競爭，而且擴大到金融業與非金融業、國內與國外等多種形式的競爭。金融市場競爭加劇，金融機構業務向多元化和功能復合化方向發展，向傳統業務以外的領域滲透，金融業與其他行業的界限進一步模糊，金融機構可能是貸款資金的發放者，又可能提供債券承銷、收購兼并、保險產品等服務，這種競爭促進了金融創新。
金融創新下的增長模式
金融創新之一的風險投資被人們稱之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美國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90年代連續107個月保持經濟增長的強勁勢頭（實際GDP年均增長速度達到3%），既高于歐盟（1.7%）和日本（1.3%），也高于世界平均增長率（2.3%），完成了其產業科技化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并進入了前所未有的低通貨膨脹率（3%以下）和低失業率（4%-4.5%）時代，其中因素固然很多，但有一個重要推動力，那就是風險投資，風險投資就是新經濟，沒有風險投資就沒有新經濟。
在美國，90%的高新技術企業是按照風險資本模式發展起來，二戰以后95%的科技發展與創新來自風險企業，這些企業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在歐洲，以接受調查的投資風險企業的相關數據與歐洲500強公司相比較，1991年到1995年間，歐洲的這些風險企業的銷售年增長率達35%，一般為歐洲500強企業的兩倍；風險企業年就業增長率高達15%，而500強公司只有2%。以上數據表明，很大一部分科技創新從傳統企業轉移到風險投資創立的企業中。風險投資通過促進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推動一國經濟發展得到廣泛證實。
目前我國上市公司尤其是中小板和創業板的上市公司，大量引進風險投資推動了高科技創業的進一步發展，創業板市場逐步成為風險投資的主渠道（見表1）。
風險投資支持的中國企業在境內資本市場上市數量明顯超過海外市場。受益于創業板的開板，境內共有47家風險企業上市，較海外市場多出28家。這些高科技企業的上市，有力地促進了我國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對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經濟增長起到重大作用。
金融創新與經濟增長效應分析
通過金融創新的多種方式的變化和上市公司風險投資的數據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創新對經濟增長產生很大的影響，明確二者之間是否相關、如何相關，相關程度，對理解我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金融創新的大量涌現，對整個金融業乃至整個經濟運行機制和運行方式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金融創新的效應是利弊共存的，按照金融創新所影響的經濟指標來看，金融創新的經濟效應總體上可分為微觀經濟效應與宏觀經濟效應兩類。
（一）金融創新的微觀效應
金融創新的微觀效應主要是針對金融創新對微觀金融主體的影響而言的。在微觀層面上，金融工具的創新增加了投資人、發行人在金融市場中工具的選擇范圍，擴大了初級證券市場的投資，降低交易成本和改善風險分配等。
金融創新拓展了金融機構經營空間。面對不斷出現的新的金融需求，金融創新促進了新型金融機構的產生，使非銀行金融機構得以快速發展；同時，面對競爭的日益激烈，技術進步的不斷推動，打破了金融機構分割的局面，促使金融機構進行混合經營，呈現同質化趨勢，促使金融資源有效分配；此外，新型金融工具的出現，使金融機構的業務呈現多元化，增強了金融機構的服務功能，提高了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拓展了經營空間。
金融創新分散轉移投資風險，增強投資者抗風險能力。新型金融工具的出現，使金融機構能夠為投資者提供功能更強大、品種更多樣化的金融產品或金融服務，這不僅擴大了投資者選擇的空間，還使投資者實現多樣化的投資組合變得更加容易，便利投資者分散和轉移投資風險；金融創新降低了交易成本，便利金融工具的交易，促使了更多的人參與投資。同時，伴隨金融全球化的進程，使得資金的轉移不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
金融創新可能增加金融機構的經營風險。金融創新加劇了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促使他們進行創新。例如，產生更多的金融衍生工具，這些金融衍生工具具有杠桿，對市場價格、利率都有影響，雖然他們為單個投資者分散和轉移了風險，但是這無疑擴大了交易規模，導致金融機構的經營風險可能會增大。
（二）金融創新的宏觀效應
以IS-LM模型來分析金融創新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見圖1）。例如，期貨和期權市場的建立，有助于價格波動的減緩和風險的降低，促進企業的投資。企業投資的增加會使IS曲線向右移動，由IS移至IS`，這將導致均衡利率的上升和均衡產出的增加，利率由i0增加到i`，產出由y0增加到Y`；同時，各種金融資產的替代性會增加，導致貨幣需求對債券收益率的變動更加敏感，LM曲線趨于平緩，呈LM`狀。顯然，這些將導致產出的增加和利率的降低。在新的均衡點E``處，產出為y``，利率為i``。雖然由于貨幣需求利率彈性的增大，貨幣政策的效應減弱，但是財政政策的效應會有所增強。
金融創新改變了投資者對于利率變動的反應方式。無論通過何種渠道，利率上升會導致實際投資下降的趨向不會變。但是有沒有金融創新，結果是有差別的金融創新使投資者獲得資金的渠道增加了（可以運用衍生工具籌集資金），為投資者增加了資金的可獲得性。因此，同樣在利率上升的情況下，因為金融創新的影響，實際投資的下降可能就沒有那么多。因而實際投資對利率的敏感性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而減弱。可見，金融創新與經濟增長的關聯性較強，金融創新的豐富應該使經濟運行更加有效。
我國金融創新推動經濟增長的對策建議
金融創新通過拓寬金融功能，便利社會的投融資，促進經濟增長；通過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業務、金融工具、金融制度等方面的創新作用于經濟增長。沒有金融創新，其經濟的內在動力就無法被調動起來。理性、適度的金融產品創新能夠動態調整金融產品結構，并優化金融體系結構，進而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經濟增長。但是，非理性的過度金融產品創新則會導致金融體系內部結構失調，并波及實體經濟，最終引發經濟危機。我國微觀金融創新主體缺乏創新動力、基礎性條件薄弱，金融創新呈現區域性，滯后經濟發展，這些都限制了我國金融創新對經濟增長的推動能力。因此，一方面，市場需要更多的金融產品創新以擴大金融服務的種類，減少某種產品或交易的擁擠問題；另一方面，必須對金融機構的市場參與行為進行規范和監督。
（一）金融制度環境創新，減少對經濟的沖擊
金融危機給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一個國家的金融制度環境不能承載其經濟的市場規模及其特征，那么必然會引發金融體系動蕩。亞洲各國經濟快速增長，使得主要依靠銀行融資的金融體系不能承載實體經濟的發展，而過度消費的美國經濟同樣使得其次貸市場的監管機制不能適應經濟的發展。因此，金融產品創新的首要任務是金融制度環境創新。我們可以從契約制度、產權制度和政府干預等方面研究公司融資行為的做法。要求政府完善一系列金融創新制度，并能夠根據市場狀況相機調整對金融機構業務的管制，以調控市場規模，政府不但要制定和實施合理的宏觀財政貨幣政策，而且還應該建立相關的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和指數，對金融創新工具對經濟增長的效應進行監測，從而提高政府的監管水平。具體從兩方面做起：一是制度創新，通過保險和證券機構分散由銀行單獨承擔的金融風險；二是工具創新，通過資產組合來分散和排除風險成為現實。
（二）提高金融創新程度，研發金融創新產品
我國的金融開放度依然較低，我國的金融機構缺乏自主創新的動力和能力，對金融企業仍有一些不合理的政策性約束，減弱了其對利潤的追求動機。微觀金融主體進行的金融工具、金融交易方式、金融技術等創新，在金融創新存量中并不占據重要地位。
盡管一些金融機構也不斷推出新的金融產品和金融工具，如商業銀行把金融產品創新與銀行業務發展相關聯，在負債業務、資產業務、中間業務等方面有大量的創新，但金融創新的層次較低，金融創新僅限于新的業務、新品種的引進和推廣，原創性的金融創新少，吸納型金融創新多，難以像美國的風險投資那樣對美國的經濟產生巨大的推動力。
我國金融創新的重點應放在引進新的金融工具、開辟新的市場、采用新的金融交易方式等方面。例如：以風險投資為推動力，技術主導型金融工具的創新為突破口，將滿足需求、優化配置的原創性金融創新與實體經濟相結合。才能既增強我國自身金融創新的能力，又能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在開放的競爭環境中掌握主動權。
（三）適度金融創新，加強監管
隨著全球對金融監管的放松，發達資本市場國家金融部門的自我膨脹呈現加速態勢，金融衍生品交易已經遠遠超越了風險管理的要求和實體經濟的規模。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前，全球流動性過剩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被視為金融部門自我膨脹在貨幣資本領域的集中反映。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數據顯示，全球衍生品規模1997年只有80.31萬億美元，而到2007年達到596.00萬億美元，年平均增長速度高達25％，遠遠超過實體經濟的增長速度。這種規模的擴張主要是在發達資本市場完成的。由此不難看出，發達國家金融創新的運行模式和金融中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使得金融系統存在自我膨脹的機制；金融監管的放松、金融技術和產品創新的濫用與金融高管薪酬激勵機制的誤導等，強化了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和激勵不相容，加劇了金融中介的利益沖突行為，使得成熟資本市場國家金融部門的自我膨脹也呈現出加速態勢。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這種擠出效應究竟是否因為“金融過度深化”所引起的，仍值得進一步研究。
金融創新活躍和繁榮了金融業，使資金通道更為通暢，資金運用更為有效，有力推動了社會生產和經濟發展。同時，金融創新活動也產生了新的金融風險，如果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金融創新過度同樣會給經濟帶來致命打擊，要使監管與創新相結合，改革現有的監管體系，促進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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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論文摘要】自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建立創新型國家，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以來，各地紛紛加速了區域創新體系的構建與完善，但與國外相比，其進程與成效差距頗大。縱觀國外區域創新體系的構建，借鑒國外的經驗，我國各地應大力營造區域內特有的創新文化氛圍，注重人才資源的開發與集聚效應，創造良好的創新環境，進而推動國內區域創新的發展。
一、美國硅谷的區域創新
硅谷，按美國《哥倫比亞簡明百科全書》的注釋是：一個長度大約32英里的工業區，位于加利福尼亞的帕拉阿圖和圣何塞之間。上萬家中小企業集中形成的企業集群在實現規模經濟的同時，激發了創新精神，并使硅谷始終保持著持續不斷的自主創新能力，最終在全球的競爭中獲得優勢。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區域內技術人才與大學和研究機構高度密集。區域內有著名的斯坦福、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圣克拉拉等大學。如今世界上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有近I／4在硅谷工作，該地區有6OOO多名博士，占加州博士總數的1，6。世界一流大學(研究機構)和眾多智力人才的地域集中，對硅谷地區的經濟發展作用不可估量。
第二，區域內利于創新的特殊社會文化環境。硅谷文化的主要特征可歸結為：鼓勵冒險、善待失敗、樂于合作。勇于冒險、不斷進取的獨特思維方式，提供了無休止衍生公司的土壤，從而也提高了硅谷不斷創新的持久力和活力。硅谷對創業者失敗的寬容和冷靜也是硅谷保持活力的一個重要因素。硅谷區域內各行為主體之間令人吃驚的合作文化和精神也是十分獨特的。市場競爭要求持續創新，而公司間的正式合作特別是非正式的合作則是創新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
第三，區域內成熟的風險投資機制。據美國風險投資協會統計，美國現有各種風險資本基金4200多個，風險投資公司6oo余家，大約有一半在硅谷。硅谷風險投資成功的原因是，一方面，集中了一批既懂業務又富經驗的風險投資家；另一方面，成熟的高新技術股票和證券市場也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第四，硅谷特有的區域創新網絡系統。它由包括創新機構、創新基礎設施、創新資源、創新環境在內的四個相互聯絡、相互作用、相互協調的要素有機組合而成。這四類要素又各自包含有極為豐富的內容：創新機構主要包括企業、大學、科研院所、孵化器及其他中介機構；創新基礎設施包括信息網絡、圖書館、數據庫、公共基礎設施等基本條件；創新資源指資金、人才、信息、知識、專利等；創新環境是政策與法規、管理體制、市場與服務的統稱，是維系與促進高新區創新的保障因素。正是它們的存在與積極作用，推動了區域創新網絡的發展完善。
二、印度班加羅爾的區域創新
被喻為印度硅谷的班加羅爾，是印度著名的高科技城。自1991年在班加羅爾建立了印度第一個軟件技術園區以來，班加羅爾已吸引了海內外400多家著名信息技術業公司，被稱作印度的軟件之都、全球的十大硅谷之一和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甚至被認為已經具備了向美國硅谷挑戰的實力。1991～1992年，班加羅爾的計算機軟件出口僅為150萬美元；2000-2001年度，計算機軟件出口猛增至16．3億美元，1O年內飆升了108倍，占印度全國軟件出口總額62億美元的26．3％。班加羅爾迅速崛起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良好的區域創新硬環境的建設。卡拉塔克邦政府艱苦創業，不遺余力地為發展IT業搞基礎設施建設，籌資興建發電廠、供水系統，擴建電信設施。尤其是投人大量資金用于數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如中央計算機數據處理系統、衛星高速數據通信系統。一方面，可以為區內企業提供專項數據通信服務和增值服務；另一方面．軟件公司可利用數據系統進行傳輸，通過衛星地面站與國際用戶聯系。從而在軟件園區內為軟件研制人員和企業提供可與任何發達國家相比的一流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
第二，良好的區域創新軟環境的建設，包括以下幾方面：一是政策環境。盡管印度政府不斷更迭，但歷屆政府都一如既往地支持發展信息技術產業，特別是把軟件產業置于優先發展的地位，對軟件園區內企業提供發展信息業的種種優惠政策。同時，政府在吸引外資和向世界宣傳班加羅爾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放寬外資軟件企業進入印度的壁壘，外方控股可達75％至100％，使班加羅爾成為世界企業界的進軍目標。另外，印度政府對當地除軟件業以外的其它高科技企業也給予特別的支持。二是科研環境。高新技術產業離不開一個開放的科研環境。印度政府花巨資建立了一批重點試驗室，包括與國防工業有關的試驗室，都最大限度地向民間開放。班加羅爾的研究機構在航天、計算機等高科技領域與俄羅斯、美國、歐洲的科研機構以及聯合國的有關組織保持密切的合作關系，和許多機構有雙邊和多邊合作，充分利用國外的技術成果和資金援助。因此，班加羅爾被譽為印度最開放、經濟最自由的城市。三是法律環境。為了保護軟件業的發展，印度政府十分注重知識產權保護，制訂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對版權者的權利、軟件的出租、用戶備份的權利、侵權的懲處和罰款等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同時，印度政府還嚴厲打擊盜版活動，維護軟件創作者的權益。
第三，注重產學研合作與交流。一方面，印度的高校都設有董事會，董事會里有很多大公司的成員反映企業要求，教師隊伍中也有不少來自第一線的專家，教學內容與企業的需求和實踐聯系十分密切。另一方面。班加羅爾地區的大學也積極鼓勵和支持高校師生到該科技園中從事創新、創業活動。這種雙向互動的模式，不僅實現了人才合理流動，也逐步形成了班加羅爾科技園良好的自我發展能力和良性循環機制。同時，班加羅爾與周邊的其它科技園，尤其是布巴內斯凡爾和浦那構成全印的“IT金三角”，很好的形成了立體的社會關系網絡，有效延伸了資金流、信息流、技術流、人力流等產業價值鏈，利于與企業建立合作項目，共同發展。
三、經驗借鑒
第一，營造區域內特有的創新文化氛圍。如硅谷文化是一種區域文化，它是在4O多年的發展歷程中通過多國多民族移民帶入的多國文化的交融，凝結成了一種新型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創新文化。硅谷人正是依靠這種文化，推動了硅谷地區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形成了獨特的硅谷模式，這是先進的創新文化對現實社會產生深刻影響的一個鮮活實例。硅谷文化不可能完全移植，但可以借鑒。
第二，注重人才資源的開發與集聚效應。作為知識的載體，人才是重要的資源。硅谷、班加羅爾的成功是與其有效地吸引海內外科技人才集聚創業密不可分的。集聚人才的關鍵在于激發科技型中小企業人才需求規模。硅谷地區由于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創業成長能力很強．并建成了面向全球的科技人才流動機制，使得世界各國一流的科技創新人才都能自由地向硅谷集聚。
第三，創造良好的創新環境。創新的軟環境主要指鼓勵創新，吸引人才的法律、法規等政策供給。如硅谷，除了對高科技企業在地方稅收上給予一定優惠以外，在房地產價格方面也盡可能降低。印度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上與國際接軌，并堅持不懈的加以落實，從而為本國的軟件產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好的平臺和背景。創新的硬環境主要指創新所需的基礎設施，不僅包括一般的基礎設施建設，還包括為本地創新活動主體服務的公用設施，即區域創新基礎設施，如公共圖書館、公共信息網絡等創新的有形設施以及勞動者培訓、人才繼續教育、企業家進修等創新的無形服務。
論文摘要：以美國為代表的新經濟現象的出現，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新經濟的發展促使企業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其發展的內在動力與當今波及世界的企業創新浪潮密切相關。創新不僅涉及到企業運行機制、管理模式的變革，而且與整個社會的社會環境、制度環境、法律環境、人文環境密不可分。在新經濟時代。良好的社會大環境是企業創新與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新經濟的基本內涵包括：知識經濟、信息經濟、全球經濟和網絡經濟等。美國有線廣播網財經新聞把新經濟區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上指所有的科技公司，包括從傳統產業改造過來的公司；狹義的新經濟則僅指電信、網絡和電子商務。聯網雜志社《新經濟百科全書》認為：“在新經濟里，人們靠腦力工作，而不是依賴雙手。在新經濟里，創新比大量生產更重要。投資人中意的是新觀念和產生新觀念的方法，不再是機器”。
引領新經濟發展的美國吸引了眾多目光的關注，美國企業在創新上表現出的活力，更是探尋發展之道的企業、組織甚至國家關注的焦點，創新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開始不遺余力地鼓勵創新、扶植創新，創新成為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企業，創新也成了出奇制勝的法寶。
這一事實的說服力是毋庸質疑的，創新應該成為國家和企業發展的主題。但是，如果多作一些比較分析，不難發現，創新——成功之間的關系，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樣簡單的。例如，同樣是發達國家的西歐各國，為什么沒有出現同樣的現象?日本在20世紀8年展勢頭直逼美國，為什么沒趕上創新大潮?亞洲乃至世界范圍內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為什么在相當長時期的高速發展后，反而出現了金融危機?與這些問題相對應的是，創新在美國是如何成為潮流的呢?它源自何處?為什么創新首先是在美國而不是別的國家(地區)形成氣候?美國的企業追求創新是天生的本能，還是環境影響的結果?
一、新經濟引發企業生存環境變化
伴隨著新經濟時代的到來，在美國，知識和技術已超過自然資源、資本和勞動力，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企業財富的創造日益取決于無形資產(研究與開發、品牌、員工的智慧和知識)。伴隨著新經濟而來的是企業經營環境的巨大變化。具體表現在：
(一)科技創新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也許是難以用數字表達的。根據統計和測算，經濟發達國家在20世紀初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20％，20世紀80年代上升到60％～80％，技術進步的貢獻已明顯超過資本和勞動力的貢獻。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1996年的報告中說：“據估計，技術和知識的增加占到生產率增長總要素的80％左右”。其中美國高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由20世紀80年代中的14％提高到了55％，而傳統的支柱產業——建筑和汽車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分別下降到了只有14％和4％。
(二)“知識”和“人才”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首要因素
“知識和技術貿易”正在加速增長，特別是高技術的發展大大促進了世界貿易的快速增長。1990--1995年間，世界高技術產品貿易的增長為66．2％，大大高于制造業44．8％的增長速度。全球出口貿易中，高技術產品貿易的比重由1985年的13％左右提高了近1倍，而同期的低技術產品出口則明顯下降。經濟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工業國家的高技術產品出口占出口貿易的比重一般都在40％左右，有的甚至高達70％，高技術貿易比重增加成為提高國際貿易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此外，科技人才的國際流動也大大促進了知識和技術貿易的發展。
人工成本作為一種傳統的比較優勢，同其他的競爭因素(如開發研究、運籌設計等)相比，已經顯得不再重要。與此同時，科技創新促進了“用腦生產”方式的根本革新，人們“干”得少了，“想”得多了。半導體微型芯片的制造成本大約70％是來自“知識”投入，而勞動力成本只占12％。無形資產開始成為企業重要的資產。
(三)創新成為產業結構調整的首要因素
每一次重大的科技進步都對產業結構產生重大影響，新經濟的發展正是有賴于一批新技術產業群的形成。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資金和資源更是由低成長產業不斷流向高成長高科技產業。美國科技股市值由1990年的3000億美元激增到1999年底的4．5萬億美元。科技股占美國股票總市值的比例由1990年的10％激升到2000年初的33％。高科技上市公司激增，使得美國經濟可以對資源進行大規模重新分配，由傳統產業轉移到高新技術產業。此外，技術關聯在產業關聯中作用增加，使不同產業部門之間的內在聯系更加緊密。由于各產業部門之間存在一種內在的技術關聯，使得新經濟中一個產業部門生產技術體系的變化將會引起相關部門相應生產技術體系的變化，從而增強了新經濟中產業結構的整體性。
(四)激烈的科技競爭迫使企業不斷創新
在新經濟時代，隨著科技的進步，信息技術的發展，市場競爭的加劇和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企業經營被推向新的環境中。銷售額上升，利潤額下降；成本提高，效益降低；風險增多，保險系數減少；經營難度加大，成功率變小。加之經濟全球化，局部競爭的市場變成全球范圍的經營場所，各國的企業都將被逼上同一個擂臺，互爭高低。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總趨勢。在這種嚴酷的經營環境中，對企業而言，以前被認為風險最大的創新，相對于按部就班，反而成為企業求得穩定發展的手段。企業的生存與發展不可能在靜態中實現或保持，而必須在動態進取中求得。“在信息時代，不是大公司打敗小公司，而是增長快的打敗發展慢的”。創新則興，不創新則亡，這是新經濟時代市場競爭的無情法則。
二、企業創新的社會環境
社會環境是一個比較大的概念，所包含的內容很廣，這里特指的是在企業周圍由于共同需求而互相聯系起來的人群情況和條件。環境對創新的推動力不容忽視，最為典型的要數我國著名企業——青島海爾電器集團。1984年它還是一個虧損147萬元人民幣的集體小廠，經過10余年艱苦奮斗，到現在，海爾成為擁有400億人民幣資產，年全球營業額近50億美元，產品遍及全球，在世界白色家電領域排名第6位的國際化大企業。它靠的是什么?一靠創新、二靠企業文化、三靠優秀的企業家張瑞敏、四靠地方政府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創新可謂是海爾經驗的核心和精髓，而扶持和保護這種創新精神則得益于青島市政府。作為沿海較發達地區，青島市政府在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時，一直走在全國的前面，真正地從百姓的實際生活和需求出發，而企業的最終目標也是為百姓服務，所以，二者最終不謀而合，目標一致，企業努力開拓市場，政府為企業服務也是盡心竭力。這樣，企業處于一個整體良好的社會環境之中，經過充分競爭，優勝劣汰，強勢企業自然會脫穎而出。所以，一大批強勢品牌企業(如海爾、海信、澳柯瑪、雙星等)誕生于青島就不足為奇了。
創新不僅僅是大企業的專利，隨著小型企業在全球地位的逐漸增強，小企業創新日益得到關注。根據美國小型企業協會(SBA)的數據，全美55％的企業創新是來自于小型企業，這得益于美國完善的中小企業社會服務體系。美國的中小企業社會服務體系包括技術、行政、管理、金融、診斷、培訓、國際化、信息化和計劃等多方面的服務內容。以美國的中小企業國際化服務為例，美國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促進中小企業的國際化經營。美國貿易促進協調委員會(TPCC)的作用最為突出，TPCC的措施主要包括：(1)對中小企業出口商提供貿易融資。通過對中小企業出口融資性質、范圍等的調查和認識，弄清中小企業在哪些領域最需要資金，以及采取何種方式融資最有效等，然后通過實施簡化的、一條龍的融資服務，使中小企業出口商獲得出口前的流動資金。(2)政府與私營部門密切配合。在政府財力有限的情況下，TPCC意識到需要尋找更多的辦法去籌集資金來促進中小企業出口，尤其是應該與私營部門密切配合。(3)成立貿易信息中心，強化對中小企業的服務措施。(4)組建出口協助中心，并將其擴展為覆蓋全美的出口協助網。這些中心，集中了美國有關部委的服務和計劃項目，開展著范圍廣泛的出口協助活動。從上述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為促進中小企業的出口，鼓勵其開展國際經營，美國政府從資金、人才、信息、機構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這些作法是獨具特色和注重實效的，值得我國借鑒。
三、企業創新的制度環境
我國著名經濟學者吳敬璉認為：制度高于技術。在此可以將美國與日本的發展進行對比，以探討制度環境對企業創新以及發展的影響。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政府、企業、文化界都陶醉在成為經濟大國的成功情緒之中，美國經濟正陷于困境。現在回過頭看，這一時期正是各自的轉折點。以半導體行業為例，另謀出路的Intel、AMD、TI經歷了一番脫胎換骨后重現活力，而日本半導體企業開始陷入與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的激烈競爭中，四小龍的綜合成本比日本企業更低，日本產品的競爭力開始下降。不幸的是，日本的大企業沒有如美國企業一樣壯士斷腕，而是利用自己與銀行、政府的密切關系尋求保護。銀行降低利率以促進出口，政府想盡各種辦法保護本國產業。這種保護短期內有效，但從長期看，問題會越積越多，難免總有掩蓋不住的一天。而且日本產業經濟的發展狀況決定了無論是日本近代經濟發展史，還是二戰后實現工業化的現展史，都突出地顯示了大企業行動的歷史性作用，眾多中小企業所作出的必不可少的貢獻，也是在以大企業為核心的企業系列化框架下完成的。日本的新經濟的特點在企業層面上的主要表現就是建設以大企業的發展為主要動力的新經濟。作為高新科技產業和新經濟范式典型代表的風險投資，在日本主要是由金融機構的子公司承擔的，間接融資的性質和場外交易范圍較小的特點，限制了其在新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雖然20世紀80年代日本也曾出現過類似美國有限合伙風險投資公司的形式，日本稱之為TSJ。但是，TSJ的數量并不記入日本風險投資公司的統計數字，并且TSJ在日本發展也不快，對日本風險投資的影響是比較有限的。絕大多數風險投資公司是大銀行、證券公司的子公司，它們占日本風險投資公司數量的70％以上。由于這些公司的資金來源于金融機構，投資的相當大部分屬于融資業務，決定了它們勢必將大部分資金投向傳統企業而不是創新型的高技術小企業。積重難返的制度導致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制造業企業不僅拿不出像上世紀70、80年代那樣順應時代要求又具有強大市場競爭力的新產品，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實質性升級，而且在近l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生產下降、失業劇增以至企業倒閉。由此可見制度、體制環境對一個國家的創新發展具有的重要作用。
四、企業創新的法律環境
創新是知識的創新，所以新經濟又經常被稱為知識經濟。探究創新為什么在美國成為一種潮流、如何成為潮流，不可忽視的是美國企業的法律環境。美國是世界上知識產權保護做得較好的國家，不僅在立法上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護創新者的權益，而且在全社會形成了一種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我國企業在核心技術上屢屢受到外國公司的起訴，威盛接連遭到英特爾的打壓，國內DVD廠商全面妥協，以及最近發生的思科起訴華為侵權案，無一不反映了我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勢在必行。企業創新的成果，是企業文化的體現，更是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通過法律途徑，對自己知識產權認真保護的結果。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業勢必將面對來自國內外兩個市場的競爭壓力。知識經濟的到來，技術創新的一個重要戰略目標就是爭奪知識產權。隨著高科技的發展，科技投入也愈來愈大，沒有專利的保護，就不能收回科技開發的投入，更不能獲得高額回報，也就不能為下一輪技術研究與開發準備資金。企業不僅要有創新意識，更要加強利用法律手段實施自我保護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