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25 14:4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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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平等；教育平等；社會平等
教育平等是一個與社會發展及社會發展需要密切相關的概念，教育平等的實現受社會一定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現狀的制約，離開社會發展的現實抽象地談論教育平等問題是不切實際的。教育平等之所以成為教育現代化的基本價值，成為世界各國教育政策的基本出發點，除了接受教育已經成為現代社會公民的基本人權外，教育還能夠顯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狀態，增進社會公平，因而被視為實現社會平等的“最偉大的工具”。
一、教育平等的內涵
關于教育平等的含義，袁振國主編的《當代教育學》認為，包含四個要點：第一，人是目的又是手段。人受教育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社會的發展，它另一個最重要的目的是個體自由和諧的發展，只有在發展社會的同時尊重每一個體的基本人權與自由的發展，才符合教育平等的原則。第二，教育權利平等原則，這里所謂的教育權利，指的是“受教育”權利，是相對于政治上、經濟上的平等權利而講的“教育上”的平等權利；第三，機會均等原則。良好的教育制度，乃是使每個人有均等的入學機會、在接受教育過程中享有均等的待遇、有均等的學業成功機會；第四，差別性對待原則。由于教育的效果會因受教育者個體的天賦與機遇而不同，機會均等不可能機械地實現，所以要實現教育平等必然需對每一個個體提供不同的教育待遇。差別性原則的基本前提是，使全社會中處于最不利地位者獲得最大利益。
當代著名教育家托爾斯頓·胡森對教育中的“平等”作了界定，指出了三個條件：首先，平等是指每個人都有不受任何歧視地開始其學習生涯的機會，至少是在政府所辦的教育中開始其學習生涯的機會。其次，平等在教育過程中表現在對待上。也就是說，可以考慮各種不同但都以平等為基礎的方式來對待每個人——不論其人種和社會出身情況。再次，在制定和施行教育政策時應列入一些措施，促使入學機會更加平等，進而使學習成就的機會更加平等。在這一意義上，平等被視為一個目標而追求。
那么，何謂教育平等?到目前為止，雖然人們對教育平等的看法有諸多不同的視角，但對其基本內涵有了較一致的認同。教育平等包括教育權利平等和教育機會均等兩方面，即教育的平等與平等的教育。教育權利平等(教育的平等)是教育平等在法律上的體現，指人們不受政治、經濟、社會地位和民族、種族、信仰及性別差異的限制，在法律上享有同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的平等是相對于政治和經濟而言的平等，是“平等”的外延向教育領域的延伸，其基礎在于社會政治制度。它從“質”上規定了人們受教育的可能性，是教育平等在形式上的體現。因此就教育的平等這一形式來說人們基本上都已享有了教育平等。教育機會均等即平等的教育，是相對于不平等的教育而言的，是“教育”內涵的深化。教育機會是指對個體在受教育過程中所提供的諸種條件的總和，其本身在某種意義上就有注重均等的特殊意義。“教育機會均等”這個概念的含義是：“社會的責任是想盡一切辦法，保證使合適群體中的每個成員都能均等地得到質量均等的教育條件。”它的基礎在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從量上規定了受教育的機會是否充分，是教育平等理念在實踐中的具體化和操作化內容。
二、教育平等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教育平等作為社會平等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及多學科、多層面、多因素，是一個交叉性學科所探討的問題。從法學視角來看，教育平等主要是指受教育權利的平等；從經濟學視角來看，它主要是指教育資源配置的平等；從教育學視角來說，它主要是指教育活動中對待每個教育對象評價的公平；從哲學倫理學的角度而言，教育平等主要是指社會制度如何合理分配每個人的教育權利和義務，即每個人應該接受什么樣的教育權利和承擔什么樣的義務是合理的，就是指每個人在教育中合理的平等表現在哪里。這些界定都是立足于本學科的立場來認識教育平等的，在2000年召開的中國教育學會中青年教育理論工作者專業委員會第十次年會上對教育平等達成的共識：教育公平要受其外部條件和內部因素的雙重制約，教育公平只是社會公平的一個子系統，社會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發展、社會階層、人口發展等外部因素制約著教育公平。而所謂的教育公平只是相對的，教育公平并不等于絕對的平均，真正的教育公平必須在承認個體差異的同時允許非基本教育權利、非公共教育資源方面存在不平均，絕對的教育公平是不可能存在的。教育公平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展，隨著社會文明的不斷進步而有所變化，所以教育公平是一個動態的、歷史的、區域的概念，因而會議將教育公平界定為：公民能夠自由、平等分享當時當地的公共教育資源的狀態。
三、結語
關鍵詞 自然平等；價值平等；孟旦
Donald J.Munro，漢名“孟旦”，又譯為“蒙羅”，1931年出生于美國，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對中國哲學的研究既有“哲學味”又有“中國味”，還滲透著深刻的教育思想。孟旦的著作和論文頗豐，在他的代表作《中國早期“人”之概念》中一反傳統的“中國古代沒有平等思想”觀點，以獨特的視角挖掘出中國古代哲學中的平等觀念。(Donald J.Munro，The Concept 0f Man in Early China，New York：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本文對這本英文著作中的文字作了大量的引用，所引文字的大部分是在參照中譯本[美]孟旦：《早期中國“人”的觀念》，莊國雄、陶黎銘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的基礎上，由筆者本人作了重新翻譯)
一
他首先區分“平等”的兩個概念，即人的自然平等和價值平等。人的自然平等是一個描述性的術語，指一切人與生俱來的共同屬性或者性質；而人的價值平等是一個評價性的術語。指一切人都具有相同的“價值”，應當受到同等的待遇、享受同等的權利。(同上，第1－2頁)
孟旦研究發現，儒家相信人是社會性的動物，一切人生來都平等地被賦予了能夠評價物體、活動、地位或事件的天然差異、是非以及事物或行為合適與否的“評價之心”：同時他們又有著相同的生物特性，對相同的狀況(如恐懼、欺騙、饑餓、親情)也會作出相同的反應，因此他們是自然平等的。(同上)但是，他們卻主張現實中的等級制，因為他們認為人的后天是可以不平等的，因為社會等級制是自然的，它并不與人的先天自然平等觀念相矛盾。人們雖然都平等地擁有“評價之心”，但因運用評價之心所表現出的程度不同，而顯示出等級差別(同上，第115－116頁)。
道家認為，萬物(包括人)都是由“道”而生，都是遵“道”而出，所以人是自然平等的。可以說，道家將平等主義推向了巔峰。但他們否認儒家的道德觀念、等級制觀念和社會特權觀念；堅持平等不僅存在于人之初，而且存在于所有成人之間。
墨家反對世襲特權，承認人的自然平等。如墨子說：“古者圣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有能則舉之。”(《墨子，尚賢上》)韓非也說：“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道》)可見，法家也認為人生來是自然平等的，沒有人能把特權當作生而有之的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由上可知，中國古代思想家大都承認人與生俱來的自然平等，但儒道兩派對后天人是否平等卻意見相悖。另外，筆者認為法家的平等觀十分復雜，并不像孟旦說的那么簡單。人們也許會稱法家為現實主義者。因為法家除了主張人的自然平等外，還極力主張在現實生活中或在現實利益面前是平等的。在法家眼里，君臣之間也不過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有著共同的利益罷了。但是，如果從“勢”的角度看，法家又認為，君臣之間也是不平等的。當然不僅是道家和法家，甚至就連儒家的創始人孔子也承認人的不平等，人有與生俱來的智力差異，人有“上人”和“中人”之別等。
二
人的“自然平等”思想是理解早期中國人性的基點，對后世的中國教育制度、中國佛教思想以及儒家倫理思想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孟旦認為，人的自然平等思想對中國的教育制度影響最大。他說，中國古代思想家堅信人的自然平等，堅信人的可塑性，因為沒有什么人存在先天的缺陷，因此，人的道德發展的方向主要取決于教育。也正是由于這種自然平等的思想，中國人把教育技術的變化當作解決緊迫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鎖鑰，把教育當作是解決社會問題的關鍵手段。
人的自然平等思想對中國的佛教也有很大影響。大家也許會問：為什么來自印度的某些觀念存在下來，而另一些觀念則銷聲匿跡呢?玄奘歷經千辛萬苦去西天取得大乘佛經，可佛經尚在，影響闕如。因為該宗派堅持認為某些人生來便有不純的“種子”，所以他們永遠逃脫不了輪回。永遠不能涅槃；而另一些人則生來具有純的“種子”，他們便能逃脫輪回。由此可見，這是一種自然不平等思想，與中國思想中占主導地位的自然平等思想格格不入，其滅亡的命運也在所難免。相反，天臺宗或禪宗則得到廣泛地傳播，因為它們強調人生來都就具有“佛性”，這恰好吻合了中國本土的自然平等的思想。
人的自然平等思想也影響了中國的倫理制度。儒家倫理學雖然堅決反對世襲制，可現實中卻建立了以“德”為標準的等級制。因為早期儒家堅信人生來平等，沒有貴賤，后天的等級分化是根據“功德”為標準來劃分的。某些人的“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是不可能世襲的。
自然平等思想影響中國社會可謂深矣。除孟旦以上所述之外，筆者認為，影響最為顯著的是時至今日仍令許多西方人嘆服的科舉制。可以說，在科舉制度的作用下，中國建立起了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文官政治。“文官選拔促成的考試制度，是中國文化的一大貢獻，現行歐美、日本等國的文官考試制度，究其根源，是在中國科舉制度影響下發展起來的。”(金諍：《科舉制度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頁)這是一種不論出生、財產、地位、名望等條件，只憑個人學識進行的平等考試，是受到自然平等思想以及儒家反對世襲制的思想影響。
三
當然，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這種自然平等思想的不足。因為“人們在某些方面天然相似而在另一些方面則天然相異。如果強調自然平等，那不過是強調人們某些相似的特征：即所有人都能(以評價之心對事物)進行評價；‘道’存在于萬物之中；或所有人都有某種需要、都會經受某些情感等。如果主張人的自然不平等，就會去強調人們另一些相異的特征：如膚色黑白不同、身體強弱不一等。儒家和道家在爭論‘人的自然平等’問題時，無非是把他們各自關于什么是重要的標準強加于讀者。可見，在他們的爭辯中暗含著一定的價值判斷。”
〔論文摘要〕作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偉大的教育學家，有著自己一系列的教育倫理觀點。從倫理學的角度出發，分析了他的女子教育思想產生的理論基礎以及女子教育思想的內容。
在我國封建社會中，“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長期禁錮著人們的頭腦。中國女子長期受“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親”，“七歲不同席、叔嫂不通問”等封建禮教的束縛。女子不但沒有發展自己身體的自由，更失去了接受教育以求精神自由的權利。
正是由于女子的社會地位極其低下，女子教育同樣沒有地位。歷史發展至近代，隨著反封建斗爭的興起以及近代資產階級民權意識的產生和發展，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逐漸重視女子解放問題，開始提出男女平等的口號，并把女子受教育視為是實現男女平等的先決條件。作為中國民主教育的先驅，很早就關注中國女子教育，并為中國女子教育思想的理論與實踐做出了巨大貢獻。
一、的女子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
的女子教育思想繼承了前輩的卓越見解，其中得益最大的是清代中期思想家俞正燮。俞正燮是清代中期一位思想較進步的儒者，尤其對女權的看法。他所著的《癸巳類稿》及《癸巳存稿》，批評男尊女卑的陳規陋習，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初步思想。在的《我青年時代的讀書生活》中寫道:“自《易經》時代以至于清儒樸學時代，都守著男尊女卑的成見，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為女子鳴不平，總也含有玩弄的意味……”。唯有俞先生所著的《癸巳類稿》及《癸巳存稿》中《女子稱謂貴重)((姬姨)((娣擬義》《妒非女人惡德論》《女》等篇，其中涉及至中國傳統的婚嫁、貞節及纏足等問題。如《貞女說》謂“男兒以忠義自責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這些都證明男女平等的理想。1934年先生為《俞理初先生年譜》作跋時指出他崇拜俞先生最重要的二點其一便是“認識人權”。“男女皆人也。而我國習慣，寢床、寢地之詩，從夫、從子之禮，男子不禁再娶，而寡婦以再酸為恥，種種不平，從未有出而糾正。俞先生從各方面為下公平之判斷。”
無可否認，俞氏的《癸巳類稿》及《癸巳存稿》是女權思想的重要理論根源。俞正燮思想中的一些初步反映男女平等的思想，給了以最初的民主啟蒙教育。后來更是把“男女平權”的概念推到“教育”上，發展成為“男女教育平權”這一重要教育思想。
二、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指出“我國女學之不講久矣”。幾千年的封建傳統教育，一直把女子排斥于學校教育之外，這不僅使女子處于愚昧無知的狀態之中，而且成為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危害是十分嚴重的。在他看來，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女子不受教育，直接受害的是女子自身。指出:“女子不學，則無以自立，而一切倚男子以生存，至乃不惜矯揉涂澤，以求容于男子。”于是，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女子沒有地位，成為男子的附屬品。還說，由于女子“無可自恃”，“于是不自主而有妾滕之制，于是不自重而有女閣之業”。在看來，“女子不學”，就無從獲得自謀獨立生活的知識技能，“則無以自立”。而要想獲得自身的解放，也就無從談起。
其次，女子不受教育，也會使家庭受害。女子在家中，既為人妻，又為人母，女子自身素養高低，與整個家庭的幸福和睦關系很大。認為，女子由于沒受過教育，不僅不能成為男子的左膀右臂，還牽制了男子很大的精力，使他們無法專心事業。故“婦女不學，其以掣男子之肘，敗男子之業者多矣”。不僅如此，認為每個人接受母親的教育都最早、最深，影響也是最大。如果做母親的受過良好的教育而又注重言傳身教，那么，許多人會在兒童時代便能養成良好的習慣，這對他今后為人處事、立志修身都有所幫助。的這種觀點，有他親身體驗為依據。他認為自己具有“不茍取，nu不妄言”的品德，是“得諸母教”的。所以，的結論是:女子不學，“而害于人種尤巨，遺傳也，胎教也，蒙養也”。
再次，女子不學，最終受害的是整個國家。這是因為女子的愚昧無知必將給下一代帶來不良后果，形成整個民族素質不高，這對一個國家的影響是很大的，造成“種性所以靡茶，而政俗所以腐敗也”。另外，我國女子長期得不到教育，自我意識泯滅，更缺乏社會意識、國家意識。她們終生被家庭所束縛，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任隨世事無常而無從去掌握或改變自己的命運。
總之，女子不學，不僅使個人及家庭受害，也給國家和社會帶來消極后果。因此，大聲疾呼:“正本清源，自女學堂始。”
三、女子教育倫理思想的內容
1.提倡“男女教育平等”
男女為什么不能平等?依的解釋，是由于男女對社會所盡的義務不同。“人類初時，男、女權力不能相同者，因男子身體較強也，戰爭則男子任之，跋涉道途，亦男子任之。他如出外經商，政治上活動，亦均男子任之，因此等事較為勞苦也。女子任家中各事，似較安逸。然因此男子權利較多，由此可見，勞苦多者權利多，勞苦少者權利少，權利由勞苦生，非可舍勞苦而求權利。”也就是說，男女不平等的產生在于男女自然分工的不同，男子體力強，女子體力弱，所以男子經常主外，女子則經常主內。主外則勞苦，主內則比較輕閑，故此產生男女權利之不同。用自然分工來解釋男女不平等的起源，主要是說明在男女自然分工不存在的現實社會中，應實行男女平權。“今之世界，女子職業，可與男子相同，故權利亦可相同。”也就是說，今后社會上各種職業，婦女與男子同樣參加，所盡義務既然相同，那么所享受權利也應相同。
認為如果占有半數的女子獲得平等地位以后，國力將能增加一倍。而女子要獲得在社會中與男子平等的地位，則首先要解決的是男女教育的平等問題。在決絕仕途從事教育救國的實踐起，首先把教育普及與實行男女平等聯系起來，強調“女子不學，則無以自立”。當然這種讓女子享有受教育的資格的主張也只是邁出了男女教育平等的第一步。多次赴歐美考察，親眼看到資本主義國家教育制度的先進性和男女教育平等的優越性，回國以后極力主張學習西方國家經驗，改革中國教育制度和教育內容，實行男女教育平等。他主張男女同校和女子享受高等教育，認為這是爭取男女教育平等的進一步要求。1913年3月在天津青年會講演中，他就指出:“言女子教育，則高等學校既不許男女同校，又不為女子特設，視各國戰前之教育尚遠不逮。然則既受此次大戰之教訓，鑒于各國教育之革新，宜如何奮勉耶?”十分痛心這種落后的狀態，力求革新。1919年3月15日，他又做題為《貧民院與貧兒教育的關系》的講演，其中:“近來女權發展，又經歷了歐洲的大戰爭，從前男子的職業，一大半都靠女子來擔任。此后男女間互助的關系，無論在何等方面，必與單純男子方面或單純女子方面一樣。”表明中國應順應歷史潮流，打破男女界限，實行男女同校。1920年11月，在《對于師范生的希望》一文中再次談到了女子享有受高等教育的思想，指出“無論中外，男女都要受教育，并且所受的教育都要一樣”。在看來，現在的世界凡是男子所能做的，女子也都能勝任，那么男女所受的教育也應該平等。
2.反對單純的“賢母良妻”式的教育
在中國傳統的女子教育中，做一個好妻子、好母親的“賢妻良母”教育，一直是女子教育的宗旨。教育內容主要是進行倫理生計教育，如縫紉烹調、撫養子女、侍奉公婆等知識和禮儀教育，指導思想沒有超出“三從四德”的倫理范疇。即使是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康有為、梁啟超，雖提出了男女平等教育觀，但他們的教育目的依舊是培養“賢妻良母”型的女性。而則對近代“賢妻良母”教育思想進行了揚棄和改造。一方面汲取了改良派的女子教育思想的合理部分，另一方面借鑒并引進了近代西方進步的女子教育思想，提出女子教育要打破“賢妻良母”的格局。他認為，女子教育僅以培養“賢妻良母”為目標是不合理的，其結果是把女子仍舊束縛在家庭之內。女子教育不在于養成“賢妻良母”，而在于養成比“賢妻良母”更具有獨立性的社會人，能與男子一樣，能夠擔負起社會改革的責任。
創辦的愛國女校，正是為了實現這種女子教育思想。它的辦學宗旨是不取賢妻良母的教育，而以培養從事革命的女性為目的。他向學生們灌輸愛國思想，提倡民權、女權。他認為:“革命精神所在，無論其為男為女，均應提倡，而以教育為根本”。，他要求女學生也懂得制造炸彈的技術，預備從事革命活動。后來她們當中有不少人成了的女會員。時，她們與男子一樣，參加了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動。 還主張，女子應該成為通曉科學技術的專門人才，如科學家、教育家、藝術家等。在他看來，女子的活動力只局限在家里，只會耗費多而成功少，倘若“賢母”能教好自己的三個孩子，不妨將他人的孩子共同教好。所以女子在求學時，應專心致志地學習有關專門知識，如“專誠學教育，專誠學科學、美術、實業均可.吾茍專精一事，自有他人專精他事，吾可與之交換也。”他說，按照世界發展趨勢看來，智力勞動必將逐漸代替體力勞動，女子從事何種事業，不必限定，只要朝著認定的方向努力，將來取得的成就，必然能與男子相媲美。也只有這樣，女子才能擺脫“賢妻良母”型家庭主婦的局限性，真正成為具有獨立職業和人格，自立于人類社會之林的人。
3.倡導“健全人格”亦包括女子在內
看來，女子不應只單純地盡賢妻良母的職責，還應有余力致力于學問，服務于社會。只有在服務社會中，才能充分展示女子的聰明才智.同時，充分考慮到女子的報酬和身體條件，提出男女工資同等，而女子受特別的保護。在當時，“男女平權”不但被婦女所稱道，就是開明一點的男子也是贊同的.既然女子教育不能取“賢妻良母主義”，那么它應該以什么為目標呢?站在男女平權的立場上，明確提出女子教育與男子一樣，其目標是在于“養成完全之人格”。1912年5月，在參議院演說時指出:“普通教育，務順應時勢，養成共和國民健全之人格”。1917年1月，在愛國女校演說時明確提出:“完全人格，男女一也”，主張女子教育應培養有“完全人格”的新女性。他還主張男女都要受教育，并且所受的教育都要一樣的，也都要受德、智、體、美等教育。這就為女子今后有與男子同樣的參政權打下了基礎，能從根本上為婦女的解放掃除思想障礙。
首先，把發展體育放在女子教育的首位，“完全人格，首在體育”.第一，認為先有健全的身體，然后才有健全的思想和事業。為了發展女子的智力、精神不得不注重體育。第二，從人類繁衍生息、遺傳的角度看，為了下一代的健康，女子也應重視體育，以養成健康的體魄.他說:“斑弱的父母，那能生產康強的兒女!”第三，體育還是女子形體解放，增強自衛能力，獲得身體自由的重要手段。堅決反對纏足、禁錮深閨等種種摧殘女子身心健康的陋規惡習。他說:“舊俗每為女子纏足，不許搜自出門行走，終日幽居，不使運動，久之性質自變儒弱。光陰日銷磨于裝飾中，且養成依賴性，凡事非依賴男子不可.茍無男子可依賴，雖小事亦望而生畏.”極力提倡女子“天足”，并要堅持不懈地鍛煉身體，養成健康的體魄、堅強的毅力和意志。這樣女子具備自衛能力，即使遇上壞人也不會懼怕;碰上戰爭，還可以從軍抗敵。所以“健全人格”的女子教育必須重視體育。
其次，重視女子的現代文化科學知識的教育，特別是自然科學知識的普及與提高。他指出，女子只有重視和運用精神，才能使精神發達，腦筋靈敏.“而習練此心思使之細密，則有賴于科學.”這里所說的科學，主要是指科學技術知識和生活技能的傳授.認為，女子通過智力教育，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知識，才有可能從封建迷信和愚昧無知的落后狀態下解救出來。在學校中男女所學的科目應該是一致的，從前的人以為男女所學科目不必相同，分為有女子應學而男子不應學的科目，有男子應學而女子不應學的科目。這是跟不上社會形勢的。所以，主張:男女都要受教育，并且所受教育都要是一樣的。
被我們忽視的一個基本道理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是葬送長期經濟增長的最大殺手。各種數據和研究結果表明，過去30多年來，幾乎所有國家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問題日益嚴重，這才是全球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核心原因。
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全球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差距從1980年的5.6倍擴大2010年的7.8倍。
這是一個平均數對比。某些國家，譬如中國相對而言是一個例外。單純從貨幣收入數字看，我國人均收入與發達國家之差距，從1980年的52倍縮小到2010年的9倍。但是，如果從綜合財富指標考核，再考慮工作時間長短和社會福利保障程度，我們與發達國家的真實收入和財富差距遠遠不止9倍。
此外，盡管過去30多年來中國創造了驚人的經濟奇跡，與發達國家相比，卻同樣存在著人均收入和財富水平增長速度低于生產增速、GDP增速和貿易增速的情況，存在著所謂“貧困性增長的困境”：即生產越多、出口越多、真實收入和財富水平卻相對越低。
而各國國內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趨勢也很嚴重，且有日益加劇之勢。1980年，美國的基尼系數還不到0.3，目前已經上升到0.42；1973年，20%最富有美國家庭的總收入占美國全部收入的比例是44%，2002年該比例上升到50%，2010年進一步上升到53%。
與美國相比，北歐高福利國家的收入和財富分配兩極分化程度相對較低。然而，即使歐元區最強大的經濟體德國，收入和財富分配兩極分化，也成為一個引起高度關注的社會問題。
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兩極分化狀況更為嚴重，某些國家和地區的貧富兩極分化已經達到威脅社會和政治穩定的危險水平。
根據王小魯和胡永泰2011年論文《中國家庭隱瞞收入的大小及分布》的估算結果，中國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要比官方統計數字所顯示的結果嚴重得多。占人口10%的富有家庭的收入，實際上是最貧窮10%居民家庭收入的65倍，而官方的統計是23倍。
許多類似研究結果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不均正在不斷惡化。有機構估計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55，位居全球收入和財富分配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列。
全球范圍來看，非洲和拉美一些國家譬如南非、巴西、智利、阿根廷、哥倫比亞等等，貧富差距屬全球之冠，這就是“拉美化”經濟模式的必然后果。
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教育機會不均等，教育機會不公平必然導致就業機會不公平，就業機會不均等則進一步加劇收入分配不公平和貧富兩極分化。
有研究表明，現在中國教育和就業機會的公平程度已經大大低于上世紀80年代。普通百姓要上個好學校、找個好工作、甚至小孩上幼兒園，都要送禮托關系。
我覺得，入的學習與發展，從根本上說，有三個途徑。一是向自然學習。人的好奇和興趣來自對大自然的觀察，入的科學探究興趣是很難在課堂中產生和得到有效發展的，必須強調自然教育。
二是向社會學習。向社會學習包括向實踐學習，在實踐中學習。當我們的學生、我們的教育遠離了社會、遠離了生活、遠離了實踐，學生的學習也就失去了智慧的潤澤，學生掌握的只是一堆失血的沒有生命活力的知識。這種知識不能與生活相通，不能與實踐對接，知識就不能物化為能力，知識就不可能升華為智慧，知識就不能轉化為學生的創新素質。
三是向歷史學習。包括向歷史、向人類發展中積累的經典文化的學習。學習經典有兩點好處：一是給我們以知識，是學習的入門和起點；二是給我們以智慧。
經典是智慧之果，生活是智慧之源!
環顧一下，我們今天的學生學習的主要途徑是什么?他們的學習途徑已經“窄化”到什么程度了?幾乎完全放棄了向自然學習、向社會學習，即使向歷史文化學習，似乎也只剩下學習課本和教材了!我們怎么能寄希望通過這樣的教育來培養我國學生的創造性呢?我們怎么能通過這樣的教育來為建設創新型國家而奠基呢?
張志勇
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
誰是人才?
瀏覽完厚厚一摞求職簡歷，我有點累了。大都出自北大、清華、北師大、人大等名校研究生院，個個可謂人中翹楚，飽學多識，機敏踏實，實踐經驗豐富，深得導師和實習單位好評。我有摘取中國教育碩果的興奮和忐忑。初試過的朋友稱，整體素質不錯，有氣質，有口才，不知能否留下這些人才?
他們翩然降臨。男的瀟灑，女的優雅，咋看都有一種范兒。我決意從兩個方面考察他們。一是基本閱讀，二是價值觀。
面試完，我不由自主地崩潰了。無知識，無立場，無求真之誠意，只剩下一張教育部發給的文憑。新聞系的同學一口咬定利比亞近鄰是阿爾巴尼亞，《冰點周刊》是《北京青年報》的名牌產品，他們不知道錢鋼、盧躍剛、老榕、胡舒立；中文系的稱自己看過的文學雜志是《讀者》，不知道顧隨、葉嘉瑩、齊邦媛、馬悅然；經濟系的不知道里根經濟學；哲學系的不知道李澤厚；跟隨學術名流的思想史研究生，沒讀過梁啟超的《飲水室合集》，不知道朱維錚為何人；英文系的不知道翻譯家方平、楊憲益，更不知道喬伊斯寫過什么。畢業論文一概是那種無需動腦子的傻題目，一個自我循環論證的僵尸，他們不過是填格子完成一個程序罷了。不看書的理由是，做論文，找工作，讀過的幾本書都是本科階段的事了。
花錢上這樣的學校究竟是為了什么?該學的都沒學會，卻全然喪失了應有的純真。可以說，他們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不讀圣賢書。無知識譜系，無正當價值觀。現在的博士、碩士頭銜司空見慣，他們端的矜持，卻一臉油滑，缺少那股由文化立場而來的自尊。
面試中間進來一位有幾年工作經驗的北大女碩士，提醒我說，前面的同學都說你太嚴格了，“這種面試本身就不平等”，她假裝開玩笑地說：“如果我們來面試您，您也未必能過關呢!”我想，她說的是一條硬邦邦的真理。
老愚
資深媒體人、出版人
教育貴在培養“有用”意識
教育貴在發現“有用”之處。
很多學生厭學是因為他們看不到學習的希望，看不到老師贊許甚至是肯定的語言和表情，他們不知道自己身上到底哪一點是好，哪一點是壞。他們往往是在不斷地試探中求索的。要想讓孩子成為“有用”之才，就要根據孩子的“有用”之處，進行“有用”教育，萬不可隔靴搔癢。教育的目的不是要把烏龜放在陸地上去讓它練跑，也不是要把兔子放到水里給活活地淹死。教育要因材施教。
教育貴在喚醒“有用”之心。
很多時候，老師為了自己的業績，往往忽略了學生的思想、精神和人格的生成規律，難以喚醒學生身上潛在的能力、靈性和價值。教育中本質的東西不是制約，而是解放!教育應當是充滿人性和溫情的，是發揚入的價值、尊嚴和人陛的光輝。“真正的教育”或“好的教育”在于“促進靈魂的轉向”。
教育貴在激發“有用”之才
由于環境、條件等多種原因，學生的上進心、積極性、創造性往往長期處于沉睡狀態，教育的任務就是喚醒學生沉重的主體意識。有時候，一句溫暖的話語，一個鼓勵的眼神，一個溫馨的手勢，一次信賴的微笑，都能喚醒學生沉睡已久的意識和潛能，能使學生天性中最優美、最靈動的東西發揮至致，讓它成為孩子們的“點金石”。教育不僅是一種“告訴”，它是一種喚醒、一種期待、一種熱望。教育需要激發!
楊志新
江蘇省普通教師
“第三方”被誤讀
教育界現在講評估，強調“第三方”，這個詞常常被誤讀為不是自己就叫“第三方”。那么，什么是評價中的第三方呢?
該詞的來源是“Third Party Credit”，準確翻譯是“獨立方公信力”。也就是說，不是隨便找個他人就能叫第三方，必須是沒有利害關系的才獨立第三方。
所以，政府統計部門做的省市教育廳局的就業數據被媒體質疑，質疑點是獨立公信力，而不是專業水平公信力，
還會有人質問，難道審計事務所收了企業的費用，不可以作假嗎?提問人的邏輯是，收費就是賄賂，就有作假動力。這個邏輯是否定世界上所有商業收費的獨立審計與評估。商業公司的合理收費如同公務員拿工資，這不叫受賄，這叫正常勞動報酬。不是一沾錢就是干壞事，而是非法收錢才是壞事。
更重要的，信譽是商業之本，獨立評價方的生存能力就是“獨立公信”，如果商業評估機構出賣獨立公信力，結果就是倒閉。安達信(Arthur Andaraen)，主要替大公司提供稽核、稅務等咨詢服務，一度是全球最大的會計師事務所，由于為安然公司作弊而倒閉。
學校公示培養結果時，數據一定要真實，不然以后會有大麻煩。以后我們將會看到學生學校公示的質量年報或招生手冊數據作假，誤導自己購買了該校提供的教育產品。學校必須面對關于虛假廣告的法律責任的規定37條和38條，負起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如果是自己作假則吞下苦果，如果是委托第三方做的，第三方承擔責任。所以，委托第三方必須要求其對出具的報告與數據的科學性和客觀性負責。碰到一個不負責任的皮包第三方，出了事都找不到人。第三方自己得有長期品牌和公信力。商業信用靠的是法律和品牌。
【關鍵詞】 阿普爾;課程理論;研究綜述
阿普爾是一位具有國際性批判教育研究的大師級人物，他對教育政治的批判，對權力文化的解讀，對教育改革的診斷，對民主教育的推崇，都具有獨到的價值思想。《意識形態與課程》、《教育與權力》及《教師與文本》是阿普爾教育思想極其重要的三部曲，他在書里面提出的教育問題及教育思想對我國的意識形態教育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對于阿普爾課程理論的研究，國內已經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一、關于阿普爾課程理論的研究
通過相關文獻的查找和現有資料的整理后發現，學者們關于阿普爾教育思想研究的文章，相對于阿普爾的其他各類研究而言，它是屬于研究和探討較多的一類。在這一類研究中，按研究主題分類包括對課程改革觀的研究、對課程文化觀的分析、對課程知識觀的考證等方面的研究。例如，南京師范大學的葛春教授在其《阿普爾的課程改革思想述評》（2006年）中，通過研究和深入探討，他認為，阿普爾所倡導的公正的、民主的課程改革，能夠經得起道德性和歷史性的反思和批判。在文章的最后，葛春認為，阿普爾的課程理論中關于課程改革的思想過于強調課程的意識形態性，政治性目的比較明顯，但他追求社會公正、投身教育實踐、堅持教育民主的學術品質對我們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北京師范大學的王成龍教授在《阿普爾批判課程觀及對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啟示》（2012年）一文中，從課程改革角度談論了課程與官方知識、意識形態的關系，充分了解到課程背后的霸權統治，將學校知識運用到社會環境中，打破學校與社會之間的薄膜，使學校教育和社會知識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關于阿普爾教育理論的研究：王占魁的《阿普爾批判教育研究的批判邏輯》（2012年），提到了阿普爾的教育理論的來源和分析方法。他認為教育來源于他的家庭背景和早期的學習經歷。阿普爾對美國移民、黑人和女性的關懷體現在對教育的人文情懷上，他通過對影響教育發展的諸多因素的分析，以最大程度實現教育公平為目的，并且由于他擅長運用哲學分析法，嚴謹的、科學的分析了現階段全球經濟、政治發展和各國意識形態對本國的課程設置的影響。他們對阿普爾《意識形態與課程》、《教育與權力》、《被壓迫者的聲音》以及《官方知識》等作品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們很透徹地分析了阿普爾的課程觀和教育觀點，認為阿普爾的課程理論具有系統性、政治性、民主性、批判性。
二、關于阿普爾教育思想的研究
宋慶華在碩士論文《邁克爾?W?阿普爾學校觀述評》（2010年）中，只是就學校觀這一方面對阿普爾的教育思想進行了梳理，同時也探討了學校與政治、經濟、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描述了在這些不同的關系當中，通過對阿普爾教育思想的研究，她認為，學校充當了多重身份和政治利益角色。同時，我們對課程理論和課程實踐的關注，基本上都還集中在工具理性的層面，在這個過程中，統治階級和政權在不斷更迭，但是，課程的本質和教育的本質是不變的，意識形態教育一直在我國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9世紀斯賓塞提出“什么知識最有價值”，這一劃時代的問題從此將社會主流意識形態逐漸成為學校教育的核心課程，并且成為制定課程的一個重要根據。這種對教育的深刻認識促進了教育改革，使社會大多數人真正得到教育公正。
近日，張萬紅教授等人在《官方知識與權力的關系新論――基于阿普爾的批判教育思想》（2016年）中，從官方知識和權利之間的辯證關系入手，指出“在我國的教育傳統和實踐中，如何處理意識形態與課程知識之間的關系是教育改革的一大難題”。[1]這就說明，權利和官方知識對教育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他們對權力與官方知識關系問題的這種研究，對我國當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實踐具有某些啟示和借鑒意義。此外，阿普爾的教育思想具有強烈的批判性是他教育思想較為顯著的特點，深入挖掘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對我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某些啟示意義。
三、關于阿普爾課程理論價值的研究
龔孟偉、陳曉端在其《試析阿普爾批判教育思想的價值追求與理論局限》（2008年）中以阿普爾批判教育思想的價值追求為線索，進一步對阿普爾教育思想進行深入研究。在這篇文章中，他們期初探討了霸權―意識形態再生產理論這件的關系，同時也贊同阿普爾的觀點認為，霸權就是通過這種不平等的關系來維持社會秩序。他們認為阿普爾的教育思想逐漸產生了轉向，是因為阿普爾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教育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阿普爾指出“意識形態和社會的穩定部分地有賴于我們大腦深處對于統治現存社會秩序的原則和常規的內化”[2]這是又一次強調了意識形態再生產理論的重要性。文章中間部分，這兩位學者還認為阿普爾的教育思想中蘊含著對追求主體解放、秉承教育民主、強調社會公正等理念。但是，他們也指出阿普爾的教育思想也存在著較強的意識形態性的理論局限和不足。
就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很多研究者分析了阿普爾的課程觀點、學校觀點以及批判式的教育觀點對于學校教育的進步作用，但是很少提到如何將他的理論具體運用到中國的教育課程環境中。阿普爾的教育理論因其兼具理論性和實踐性，所以很難分類。通過對意識形態化的課程理論觀點的學習，加強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施力度和投入力度勢在必行，提高意識形態的影響力，有利于促進中華悠久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有利于用正確的觀點看待西方文化，有利于增強中西方的社會、經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并且為學生的身心發展提供指導作用。筆者在知網、百度、Google和威斯康辛大學官方網站搜索了與阿普爾相關聯的資料，查閱了阿普爾的著作，以及翻閱了國內外學者對阿普爾教授的教育理論的期刊文獻和與課程理論相關的資料，力圖全面地、正確地分析和理解所要研究的問題。通過文獻研究法，筆者了解了有關課程設置理論的歷史和現狀 ，并且確定研究課題和形成關于課程以及課程設置理論的一般印象，有助于學習和觀察其他學者對課程理論的觀察研究，在分析資料和閱讀的著作過程中，對其他研究者的觀點進行了分類和比較，進而更廣泛地了解學校的課程設置。
【注 釋】
[1] 張萬紅，馮 琦，周治國.官方知識與權力的關系新論――基于阿普爾的批判教育思想[J].教育評論.2016（5）.
[2] （美）邁克爾?阿普爾著，黃忠敬譯.意識形態與課程[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43.
關鍵詞：留守兒童 監護 對策
農村留守兒童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特殊產物，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從農村流動到其他地區，孩子留在戶籍所在地農村，并因此不能和父母雙方共同生活的17周歲及以下的未成年人。由于父母監護的缺失和其他委托監護人對留守兒童的監管不到位，留守兒童的權益很難得到保障。
一、我國農村留守兒童的監護現狀及問題
生活實踐中，我國留守兒童監護的類型主要有單親監護和委托監護，其中委托監護又可分為隔代監護和寄養監護。
（一）單親監護
單親監護是指由兒童父親或母親一方履行監護職責的監護方式。這種方式相比其他監護方式存在一定的優越性。但在兒童成長過程中父母任何一方的缺失都可能會使孩子性格的發展不均衡；此外，監護人要承擔繁重的家務勞動負擔，面對孩子時往往會缺乏耐心與精力，影響其監護質量。
（二）隔代監護
隔代監護是由留守兒童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承擔撫養義務的監護方式，是委托監護中最常見的類型。這種方式存在的問題是：長輩常會溺愛和放縱孩子，使其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受托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他們撫養孩子的觀念多停留在吃飽穿暖等生活基本問題上，只重“養”而不重“教”；隔代監護的監護人自身就是一個需要被照顧的老年群體，精力和體力狀況使他們對孩子的監管往往力不從心。
（三）寄養監護
寄養監護是父母將孩子委托給親戚朋友或者托管機構照顧的監護類型。存在的問題有：第一，留守兒童對親情的渴望無法得到滿足，情緒消極，心理健康問題突出；第二：父母的委托大都是口頭形式上的，與受托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很不明確；第三，現有的托管機構大都是私人成立的，沒有正規的營業執照，托管環境也沒有統一標準，存在很大隱患。
二、農村留守兒童監護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城鄉差別的二元社會結構是問題的根源
2010年開展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達2.6億，流動人口群體數量龐大且不斷增加。基于城鄉二元結構的戶籍制度帶來的身份、教育、醫療、福利及就業制度的不平等導致農民工收入不高且很不穩定，農民工大都無力承擔子女在城市生活的各種費用，所以不得不將孩子留守在農村。
（二）法律政策滯后于社會發展
我國現行的監護法律規范較為滯后，缺乏現代監護規則的人文關懷和人本定位，沒有專門條款對留守兒童實施有效的保護，與未成年人有關的法律法規對留守兒童的保護又缺乏針對性，保護力度也不夠。
（三）缺乏對托管機構的有效監管
托管中心普遍存在場所簡陋、餐飲衛生條件差,安全設施缺乏、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收費不規范、管理不到位等問題，托管兒童的人身安全沒有保障。托管行業由哪一個部門來負責管理,目前尚不明確,入行幾乎沒有門檻，托管市場成為監管盲區。
（四）社會對于留守兒童缺乏關愛和保護
社區或村委會對留守兒童關注較少，對留守兒童的身體健康和心理狀況缺乏了解，不能及時對他們進行引導和督促；網吧，臺球廳等娛樂場所為了經營利益而任未成年人自由出入，使留守兒童較易接觸到各種不良信息。
三、完善農村留守兒童監護制度的對策
（一）完善相關法律，強化立法保障
對留守兒童加強保護必須要完善立法。首先必須明確委托監護的資格和職責，其次要明確托管機構的責任范圍，要以法律形式確認托管機構的法律地位，并明確發生事故后的賠償標準及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加大對惡意行為的懲罰力度。
(二)加大執政改革力度，統籌城鄉發展
一是拆除二元制的城鄉戶籍制度壁壘。政府在改革中要逐步拆除就業、醫療、住房等方面的壁壘，減少農民進城成本，同時制定相關優惠政策和配套措施，使進城務工人員享有與城鎮居民在實質上平等的政治身份和社會權益。
二是加快小城鎮建設，促進農村勞動力就地消耗或就近轉移。此外，需增加財政投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及社會保障制度；介入公權力，設立專門托管機構，加強對托管機構的監督。
（三）整合社會力量，加強輿論監督
村委會等基層社會組織應及時更新留守兒童的資料，積極配合監護監督人的工作，監督受托人職責的履行情況，并定期向相關機構和留守兒童父母反饋信息；媒體也應該為留守兒童的健康發展樹立健康的輿論導向，凈化社會環境，引導留守兒童形成健康的人生觀。
（四）優化監護人的管教水平
努力提高農民工及其子女的文化程度，加大法制宣傳力度，重視對農村留守兒童監護人的素質教育，提高監護人的法律意識和文化修養，優化管教水平，用法律約束監護人的行為。
四、結語
留守兒童問題是我國社會轉型期產生的一個特殊的社會問題，是“三農"問題的衍生。要解決留守兒童監護缺失問題，必須從法制建設、資源配置、輿論監督、社會工作等各個方面進行完善，才能標本兼治。
參考文獻:
[1]全國婦聯．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報告．中國教育新聞網，2008-02-27.
關鍵詞：高校 經費投入 問題 對策
中圖分類號：G647，F23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3）07-074-02
教育作為培養人的活動，是以消耗一定量的人、財、物為代價的，而人力、物力消耗最終要以財力消耗的形式體現出來。所謂教育投入，就是保證教育活動正常進行的財力消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表現為教育投資或教育經費。
經濟要發展，人才是關鍵，教育需先行，教育經費投入不足將嚴重影響教育與經濟的發展。教育經費投入一直是教育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我國教育經費投入已形成了較科學的理論體系，為推動我國教育事業的科學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然而，教育經費投入不足一直以來是各級政府和各界人士普遍關注的問題，而且，將財政撥款作為高校教育經費的唯一來源是不準確的，也是不現實的，一國高等教育經費的來源主要有政府、企業（社會）、受教育者以及高校自身籌措等四個方面渠道。
一、我國高校經費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分析
教育發展離不開經費，教育經費是為教育提供物質條件的貨幣表現，是國家和各級政府部門財政預算中實際用于教育事業的經費和個人直接用于教育的費用總和，是推動高校發展的首要動力。在高等教育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我國的教育經費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辦學經費投入不足已經成為高等教育量質提升難以跨越的瓶頸。高校教育經費投入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政府財政投入力度不夠。教育關系到全民族素質的提高，發展教育是政府職責所在。教育生產創造著國家的勞動與科技能力，必須有充足的經費，才能不斷地培養出更多高質量的人才來。而且，國家是教育最大受益者，教育必須以政府投入為主；財政收入也是納稅人的錢，即使是按照“誰受益誰付費”的原則，政府也應在其受益范圍內，代表納稅人（受益者之一）規劃好教育的發展。所以，政府應該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上，必須是教育的主要投資者。
（1）國家總體教育經費投入不足。早在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提出：“要逐步建立以國家財政撥款為主，……等多種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的體制”，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上世紀末達到4%。按照這一綱要，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在2000年就應達到4%。2010年7月公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再一次提出，2012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要達到4%，10多年都未能實現這個4%的目標，足以說明國家總體教育投入的嚴重不足。
（2）政府對高等教育投入不均衡造成地區差異性高校經費不足。財政性教育經費主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來負擔，中央較多地注重于對中央部委所屬高校投資，從“211工程”到“985工程”，都體現了非均衡發展策略，基本上是錦上添花多于雪中送炭；而地方政府則大多數負責普通高校建設，因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造成投入也不均衡，使得不同地區高校發展差距較大。
2.爭取社會資金投入不足。普通高校與新建院校由于擁有的校友等社會資源有限，高校多渠道經費投入體制未能形成，捐贈、共建及合作等收入很少。相反，越是名牌大學、重點大學、歷史悠久的學校，其它渠道投入的資金就越多，與普通高校形成了極大的反差。
3.高校本身“造血”能力欠佳。隨著辦學規模逐漸擴大，投入總需求不斷增加，高等教育投資大，辦學成本高是普通高校教育經費供不應求的問題關鍵所在。普通高校是高校教育發展的主力軍，其規模小，底子薄是教育投入不足的歷史原因。2005年，教育部原副部長張保慶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過，高等教育按照當時的日常運行成本粗略計算，培養一名大學生，學校一年至少要補貼4000元左右，這筆費用要靠學校自行解決，給學校自身的“造血功能”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必須強化生財能力建設。
4.學費拖欠現象嚴重影響教育經費的正常到位。學費是高校辦學的一項重要收入，但是，由于收費標準不斷提高，一定程度上超過了居民的經濟承受能力，導致貧困學生普遍拖欠學費的現象。越是經濟薄弱的學校，尤其是普通高校，學生大多來自人均收入差距大、貧困山區及偏遠地區，學生對學費的承載能力大都有限。因此，越是經濟薄弱的學校，學生欠費現象也越嚴重，極大地制約了學校的發展，形成惡性循環。然而，高等教育并非義務教育，學生必須繳費上學；另一方面，國家又不允許一個經濟困難的學生輟學。再者，國家助學貸款機制尚不夠完善，導致越來越多的高校背負著學生拖欠學費的財政壓力，影響著高校各種教育教學活動的正常開展。
二、加大對教育投入的舉措
長期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3%，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為4.1%——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8年的統計數字）。必須進一步完善高等教育經費投入體系，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力度，促進我國教育事業的科學發展。
1.努力提升高校的核心競爭力，全面提高從外界獲取經費的能力。所謂大學的核心競爭力，有學者將其定義為“大學為實現辦學目標，采取各種有效策略，獲取、配置可利用資源，成功進行辦學活動的各種能力體系”。
高校經費籌措的過程，也就是高校與政府、企業和個人等外界經濟主體進行資源交換的過程。高校之所以能夠從外界獲取經費，是因為高校具有經濟實體的性質，其資源具有交換價值。社會對高等教育的投入以其得到收益和高等教育能夠給其帶來收益或預期收益為前提的，當一個社會團體在高等教育發展的進程中得不到任何收益或預期收益時，其提供給高校經濟資源的選擇自然就不復存在了。高校的知識、科研成果、人力資本乃至社會聲望，都具有很大的價值，高校在對外輸出資源的同時，也需要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支持，獲得支持的多少與大學的自身能力成正相關關系。為此，要想增加高校的經費收入，必須提高其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2.加大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入。1999年1月1日實施的高等教育法已明確規定：“國家應逐步增加對教育的投入，保證國家舉辦的學校教育經費的穩定來源。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總值的比例應當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逐步提高。各級人民政府教育財政撥款的增長應當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高等教育注重的是社會效益，要保證人才培養質量，財政撥款必須作為高校經費的主要來源；另一方面，接受教育是公民的權利，政府作為所有者利益主體，也應當致力于消除由于收入差異帶來的教育機會不平等問題，保障教育的公平性，通過“綜合定額×系數+專項”的形式，使高校的經費有穩定的來源，不至于因政策性投入不足而出現資金缺口。
3.完善教育成本分擔機制，同時加大學費清欠力度。
（1）合理收費，成本分擔。近年來，伴隨著價格水平不斷攀升，辦學規模的快速擴大，教學條件的不斷改善以及師資隊伍建設成本的逐步加大，高校辦學成本整體在快速上升，應當根據高校辦學成本上升狀況適當調整收費標準，可以結合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財政對高校的投入情況、不同學校、不同專業特色及培養成本等因素，制定具體的招生規模及收費標準，針對不同地區、不同學校、不同行業及不同分數段的學生采取不同的收費標準，實行差別收費，從而達到最佳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
（2）加大學費清欠力度，促進教育經費及時足額到位。由于助學貸款機制尚不夠完善，學生履行合同的誠信度也不夠高，在國家政策不允許讓經濟困難的學生輟學的大背景下，學生收費工作量在不斷上升，難度在不斷加大。高等教育不是義務教育，學費收入是學校教育經費中重要組成部分，高校依法收取學費符合國家政策法規，大學生必須繳納。要通過學生工作處、教務處、研究生院（處）及各相關學生工作部門與人員的共同努力，結合“獎、貸、勤、助、補、減、免”等措施，輔之以積極的獎勵、激勵手段，本著政策從嚴掌握，普遍情況從緊，個別情況從寬，制度化與人性化相結合的原則，在加強教育，幫助困難學生完成學業的同時，積極有效地催收學費，確保教育教學的正常運轉。
4.科研實力的提升是增加經費收入的又一重要渠道。高校的科研成果、知識信息一般具有知識含量高、效益好等特點，很容易催生出新的產業和行業，在社會經濟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社會團體及個人之所以會對高校投入資金，是由于高校能夠為其提供科學研究成果、技術成果、知識信息等資源。高校只有不斷地進行科技創新，才能獲取更多的科研經費。要通過加強人才隊伍建設、不斷創新科研理念、優化科研機構，建立有利于組建大團隊、爭取大項目的組織結構與激勵政策，促進學科交叉，提升高校科技創新能力和整體科研水平，從而獲取更多的科研經費，改善科研及辦學條件。
5.“節流”是解決經費不足的有效途徑。改革管理體制，合理安排支出，杜絕浪費發生。科學發展觀強調的是全面地又好又快的發展，但絕非全要發展，如果全要發展，則各部門需求的資金總和將超過可支配資金的100%。為此，學校要按照黨的十精神要求，自找差距，自加壓力，要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合理配置和充分有效使用現有資源，提高資源使用效率，減少不必要的支出。
對現有人才、房屋、設備等資源要合理配置，充分而有效地使用。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充分發揮人才的積極性、創造性，降低高校教育成本；合理的經費預算計劃和管理方案是實現高校經費合理使用，發揮最大效用的前提和保證，必須制定好，在“既要吃好飯、還要科學發展；既突出重點、又兼顧一般”的思想指導下，強化預算管理，嚴格預算執行，增強工作的計劃性，進一步推行責任預算，下移經費預算管理工作重心，使財權與事權的高度統一，在分出權力的同時分出責任，提高經費預算和資源配置的質量，強化預算執行的監督，使預算管理落到實處，發揮資金的最大效益；要適度控制基本建設的規模，避免一味追求外延發展，逐步改善教學和科研條件，加強內涵建設，實現科學發展。
6.提升社會形象，強化捐贈意識。企業、個人和社會團體的投資與贊助，愈來愈成為教育經費的重要來源。不少愛國愛教的著名企業家、慈善家，如田家炳、邵逸夫等，心系教育，樂善好施，積極投資教育事業。這不僅較好地改善了被捐資學校的辦學條件，而且給教育的改革帶來新的契機，注入了新的動力。國家要出臺相應政策，一方面鼓勵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對學校進行捐贈，另一方面激勵學校積極爭取捐贈，不斷改善辦學條件；高校的社會形象體現為高校在教學、科研、服務社會等方面的綜合指標，學校要廣泛宣傳自己，主動與有意捐贈者接觸爭取，應該設立專門負責捐贈工作的機構，配備相應的工作人員，做好受捐工作。同時，學校要切實保護捐贈者的利益，特別是精神利益，要大力、大膽地為捐贈者立碑、留名宣傳，以彰其績，但應避免過濃的商業行為，以示“育人”。
7.通過共建爭取辦學經費。要積極爭取多種形式的共建活動，節本、增收，不斷改善辦學條件。要通過與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共建，取得政府對高等學校的經費支持；要發揮自身的優勢，通過與企業合作，服務社會提高經費收入；要按照《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提出的高校“合并”的方式，通過高校與高校合并以及內部機構改革，提高教育資源利用率，來實現現有資源的再配置，使高等教育布局與結構趨于合理、規模適度，達到優勢互補，提高辦學質量和效益。
8.完善體制，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單靠國家投資來改善學條件，發展教育事業，路將越走越窄，必須走多元化籌措辦學經費的道路。要全面落實已出臺的籌措教育經費的法律規定和政策措施，以彌補高校教育經費不足的缺憾，包括發展校辦產業，實行產教研結合，補充教育經費；包括盤活原有資產存量，盤活資金；包括實施后勤服務社會化改革，實現教育資源的共享以節約資金；包括校與校合并與機構改革，糾正教育資源配置失調，分散使用所造成浪費等現象，提高教育資源利用率，高校教育資源得到充分利用，一定程度上就是教育投入的增加。
總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籌措高校教育經費的途徑是多元化的。在政府教育投入有限的情況下，要走出一條多方籌措教育經費的道路，為高等教育的科學發展籌好資、用好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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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教育倫理；文獻回顧；研究展望
中圖分類號：G5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8268（2013）06013207
當前我國大學教育中存在諸多道德失范行為，嚴重影響了高等教育殿堂的神圣形象，并進一步影響了當代大學生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大學教育倫理建設越來越成為大學教育建設的重要內容，針對大學教育倫理建設的重要性，以及大學教育倫理中遭遇的各種問題，學者們進行了眾多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具有指導性的建議與對策。筆者對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在回顧和分析的基礎上發現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指出未來的研究方向，以此推進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研究，促進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
一、對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研究的回顧
國內學者對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進行了一定范圍的研究。筆者在中國知網以“高等教育倫理”、“大學教育倫理”為關鍵字進行檢索，重點選取了2000―2012年期間發表的80篇核心期刊論文及相關專著，對其研究的主要角度進行分析，得出如下結論（見圖1）。
由圖1可知，學者們對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研究重點集中在教育倫理的內涵及研究對象，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研究意義、問題及成因、目標及對策等方面，其中對大學教育倫理問題、成因以及對策的研究較為豐富。除此之外，學者們還對教育倫理的重構、高等教育倫理改革、教育倫理思想的發展等方面問題進行了研究。
圖1我國大學教育倫理研究成果（一）研究出發點：教育倫理的內涵及研究對象
深入分析教育倫理的內涵及其研究對象是開展教育倫理活動的前提與基礎。基于教育現實活動及社會活動的鮮活呈現，學者們對于教育倫理的內涵及研究對象進行了深刻剖析，并提出了各自的觀點。
王本陸從哲學的高度提出教育倫理是一門哲學，是本體、價值、規律和策略研究的統一體，其靈魂是有關教育倫理價值觀的探討，即確立一種教育善惡自覺的追求，或者說是對教育善的追求，即教育崇善[1]。陳旭光認為，教育倫理是研究教育過程中的一切倫理道德現象，探索完善人格過程中的道德規律，教育的目的在于人格的完善[2]。他主要強調人格培養的重要性，因此大學教育倫理的關鍵則應當注重教育各個主體人格的培養以及道德的規范。錢煥琦等認為，教育善惡矛盾，不僅存在于學校教育中，而且存在于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當中，教育倫理是研究包括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在內的教育過程中的道德關系的一門學科[3]。教育的善惡矛盾滲透在道德關系中，在學校教育中表現的道德關系包括以人際形式出現的道德關系、以制度形式出現的道德關系以及以精神形態出現的道德關系[4]。曹和修從和諧社會角度提出，教育倫理是指人們在培養人的活動中的倫理道德，教育倫理重在研究教育與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合理性與價值性關系。它在人們現實教育活動中產生，是教育活動關系在人們教育觀念中的倫理化反映，涉及到教育的制度、目標、內容、方法、手段、結果、評價等多個方面。它既是教育從業人員在其職業活動中行為的規定，又是教育對社會所承擔的道德責任和義務[5]。高兆明則從倫理角度提出，教育倫理作為一種特殊領域的倫理，是教育運行在道義和人性上處于一種理想生存狀態的條件和精神前提，是現代教育的核心理念之一。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道德觀念，因此就有著不同的教育倫理理念，這些教育倫理反過來對社會發展有著重要價值和作用[6]。王正平認為，教育倫理主要是研究教師職業勞動領域的道德意識、道德關系和道德活動[7]。他認為教育倫理與教師職業道德是一致的，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大學教育倫理的研究對象應當是大學教師的職業道德。彭湃則認為，教育倫理不僅局限在教師職業道德的探究上，更在于探索教育與人的生存發展的合理性、價值性及其相互關系等方面[8]。
綜合以上研究成果不難發現，學者們對于教育倫理的研究主要基于教育學、倫理學和社會學等多重視角，教育倫理包含了人格完善、道德規范、倫理理念、職業道德以及教育和社會關系等多方面內涵，其中大學教育倫理則主要是上述各種問題在高等院校的集中體現。
（二）研究著眼點：大學教育倫理的發展價值
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涉及倫理哲學、教育學、社會學、生態學等多個學科，學者從不同角度重點研究了大學教育倫理開展的教育價值、社會價值和生態價值等。
1.倫理哲學角度。糜海波認為，教育倫理之應然是現實社會的一種價值表達。道德規范本身是社會存在的產物，教育倫理之應然在形式上表現為社會對教育者行為的倫理規定和道德要求，實質上這種教育道德具有善惡評價的屬性，是一種價值判斷和價值追求，是作為價值主體的社會對教育者的一種價值期待。它作為教育者行為的“指揮棒”和“調節器”，引導著教育者不斷趨于社會設定的價值體系。同時，他還認為，教育倫理之應然是教育人倫關系的本質要求。教育人倫關系在本質上體現為教育者是倫理行為的主體，受教育者是道德價值主體，教育者必須以人格影響人格，教育倫理表達的是一定教育主體對一定教育活動關系和人們教育行為的一種優化要求[9]。另外，有學者認為，教育倫理是教育主體自覺的實踐理性。教育倫理并非主觀臆斷，而是在教育實踐過程中積累的道德經驗，是經過歷史實踐檢驗的為教育活動開展所必須的道德真理，它既是教育主體自覺選擇的一種價值意識，更是主體自覺把握教育活動方向的一種實踐精神。
2.教育發展角度。蔡辰梅、劉剛等認為，大學教育倫理發展主要基于教育本身發展的屬性以及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其一，教育既需要一種內部的充滿道德色彩的目標和氛圍，同時也能外部性地實現對社會的道德影響力，因此，教育的發展應然地具有倫理屬性；教育通過對人的精神影響使人更好地在社會活動中獲得存在的意義，獲得存在價值，因此，教育的發展如何獲得更多的理性和方向感，需要倫理提供有價值的視角。其二，在教育的發展歷史中，知識和經濟都曾是教育發展的重要維度，然而僅有知識和經濟是不夠的，大學也是人類精神的圣殿；因此，倫理的力量是高等教育和諧發展、世界和人類和諧發展所必不可少的[10]。
3.和諧社會角度。曹和修認為，在構建和諧社會大背景下，社會需要的是具有社會責任感和創新精神的復合型人才。因此，大學教育倫理的發展價值重大。其一，和諧社會構建中的現代化教育必須以真律教、依法治教、以善律教，要以“真、善、美”的道德標準來引導當今的學校教育。其二，加強教育倫理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和諧社會追求的和諧教育應該具有道德上的先進性、正當性，因此現代教育的制度、思想、活動方式都要合乎先進的道德規范。其三，加強教育倫理建設是教育走向法制化和科學化的客觀要求。科學、法律和倫理是教育的三種基本規范力量，三者相互聯系。教育倫理是保障教育科學良好社會形象和內部聲譽的重要力量[5]。
4.生態環境角度。郭明維、何喜剛認為，大學與教育、科學研究有著不解之緣，科技的發展需要大學重新審視教育倫理問題。他們認為開展大學教育倫理是促進可持續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共處的重要精神力量，是使得生物學和醫學遵循社會道德和倫理的有力指揮，是保證物質循環和減少人類文明消極后果的有效途徑[11]。李英華、翦英紅等認為，環境保護需要全民環境意識覺醒，只有當我們出于倫理原則和道德觀念而保護環境的時候，環保事業才能走向深入和持久。當前的緊迫任務是通過各種教育手段，讓人們能在環境問題上以“德行之知”武裝自我，而該任務則無可非議地落在了作為傳播先進文化的高等教育身上。并且，大學生將成為明天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決策者和執行者，他們的環境素質將直接影響其步入社會的環境行為，因此，開展大學教育倫理從生態和環境角度來看意義十分重大[12]。
（三）研究聚焦點：大學教育倫理的問題及成因
目前，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出現了一系列問題，筆者對中國知網中檢索到的2000―2012年期間有關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文獻進行歸類分析（見圖2），發現我國大學教育倫理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教學倫理、學習倫理、科研倫理、管理倫理等方面，其中學者們對教學倫理和科研倫理中問題的研究較為豐富。
圖2大學教育倫理問題分類歸納聚焦點之一：我國大學教育倫理面臨的問題
1.我國大學教育教學倫理問題。鄒之坤、李洋認為，國家對高等教育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對教師隊伍建設的投入越來越高，但是，當前高校教師的價值取向仍然存在偏差。首先，高校教師的思想道德建設和教學能力有待加強。“重視業務水平，輕視思想道德”，“重科研，輕教學”，“育人責任感缺失”等現象普遍存在。其次，教育腐敗問題層出不窮，高校在教學過程和管理中存在“學與錢”、“學與權”的交易。隨著物欲的膨脹，一些教師不再恪守職業道德，不再甘愿寂寞清貧而陷入教育腐敗泥潭[13]。
劉紅英認為，教與學的倫理關系實際上就是教師與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角色定位，其核心就是教育權威問題。但是，中國教育權威處于一種轉型期的失序狀態，表現為傳統式的教育權威失敗、現實的教育權威失范和理想的教育權威失落。傳統教育權威失敗，是指儒家式的教育模式在當今社會失去了教育權威的作用；現實的教育權威失范是指用教條主義意識形態灌輸的方式樹立起來的教育權威與教育民主化的現代社會進程處于一種矛盾沖突的狀態；理想的教育權威失落是指主流的理想沾染了短視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弊端[14]。
王黎祥、王恩華認為，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時期，大學出現了一系列教學倫理失范問題。濫用教學自由，教師責任失范，課堂教學、作業布置、大學考試隨意性較大；師生關系異化，互相指責、互相攻擊、互為利益，尊師重教、和諧的師生關系受到破壞；教學評價道德失范，評價機制不科學、不完善，教學評價問題很多[15]。
2.我國大學教育學習倫理問題。學者們主要從教師學習倫理和學生學習倫理分析我國大學教育學習倫理出現的問題。鄒之坤、李洋認為，一部分大學生自我發展的價值取向出現偏差。首先，他們在價值觀念上較為迷茫。重真才實學與重功利、重物質享受與重道德、講究實用與追求理想、重個人發展與重團體協作等矛盾突出，部分意志不堅定者難免會在社會與個人、奉獻與功利的取向中偏向后者。其次，急功近利對學生影響日漸深入，勤儉、誠信被輕視，一些學生平時不學習，考試送禮、作弊等現象突出。最后，人際關系出現功利色彩，學生把師生友誼、同學關系看作當干部、入黨、評優的捷徑[13]。
王寶國認為，當代中國大學教師應當具備自我保全、自我發展和自我創造的素養。自我保全，是指在一定環境中為了履行一定責任必須擁有的體能素質和技藝素質；自我發展，是指教師能夠自主培育和擴展知識體系，渴求知識更新，崇尚和追求真理；自我創造，是指大學教師應當孜孜不倦地奮斗，樹立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職業形象[16]。目前，我國許多大學教師并不完全具備這些素養，教師疲于學習、怠于創造，不認真學習政治理論等問題成為大學教育學習倫理發展的一大瓶頸。
閆建霞認為，在以知識為核心競爭力的現代化社會，大學已經不再是與世隔絕、潛心于學問研究的“象牙塔”，而越來越多地參與社會的運轉，部分大學教師未能實現自我超越，實現自身的學術價值，“專業化”意識淡薄，對學習倫理輕視，進而影響了整個大學教育倫理的發展[17]。
3.我國大學教育科研倫理問題。曾天山認為，科研不端行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偽造、篡改數據；第二，剽竊，剽竊他人的數據或者文字而未給予說明；第三，個人偏見，表現為研究者對其研究進行扭曲或者撒謊；第四，侵犯被試的身心健康和利益[18]。郭明維、何喜剛認為，當前科研倫理中主要面臨以下問題：第一，環境意識淡薄，重視科技忽視環境的現象依然嚴重，特別是在理工類高等院校。第二，大學教育科研倫理與社會道德倫理分裂，例如醫學科研中的克隆技術等，這些技術必須要考慮社會倫理道德，不能只顧科研利益。第三，科研倫理忽視人的感受，即生產的技術產品引起人的厭惡[11]。
4.我國大學教育管理倫理問題。金保華認為，過于推崇以物為基礎的理性管理范式，而淡化了以人為基石的人本管理范式，使得我國當前教育管理實踐活動中出現了大量的倫理價值缺失和道德失范的狀況。第一，人道之殘缺，主要表現為對人權的漠視和對自由的困束。對人權的漠視，一方面指學生的人權受到學校、老師的漠視，另一方面指教師的人權受到行政部門、學校、家長的侵犯。另外，許多教育管理者認為規范與管理是約束人的，把管理與人的自由對立，使教育管理束縛人的自由發展。第二，民主之遮蔽，主要表現為教育行政決策民主缺失、教職工民主管理缺失、學術民主缺失等，這就使得一些高校缺乏民主自由的氣氛。第三，公平之戕害，宏觀方面表現為教育機會不平等、教育資源配置不平衡等，例如區域招生的不平等；微觀方面主要表現為教職工管理不公平、學生管理不公平。第四，公益之褪隱，這主要表現在教育產業化，即把學校演化為“創收”的“企業”，視學生、家長為“致富”的對象[19]。
聚焦點之二：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成因
肖文認為，社會轉型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師德建設面臨一系列問題。經濟市場化、價值多元化發展以及市場經濟負面影響下的功利主義沖擊，使師德面臨挑戰。同時，經濟全球化，使得意識形態斗爭更復雜，引發的矛盾沖突為教育倫理帶來挑戰[20]。宋潤霞、曾倫武以研究型大學為例，認為教育倫理問題的原因在于市場經濟沖擊產生的社會普遍浮躁心理：教師社會期待與自我實現的反差導致浮躁追利；學術政治化、官僚化導致方向迷失；不合理的考評機制與自律缺失助長學術不端；心理干預機制的缺失導致自我約束力下降；自我道德要求的隱性放棄[21]。
李菲認為，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產生是由于大眾化進程中教學變化帶來的挑戰。其一，教學規模擴大帶來挑戰。學生數量增加使教學工作變得繁重，許多教師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從而忽視了教學及道德水平的提高。其二，教學目標改變帶來挑戰。在精英教育階段，高等教育旨在培養精英人才即掌握高深知識并崇尚知識“真理性”的人。進入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的價值取向由“求真”轉向“求用”。職業取向逐漸凸顯，謀職所需日益成為學生學習的主要動因，知識素養的提高已退居其次。其三，教學角色轉變帶來的挑戰。教師以傳授高深知識為目標，因此教師成為高深知識的權威者或代言人。進入大眾化階段，教師的學術活動從追求知識的認識價值轉向追求知識的實用價值，知識的圣潔性開始弱化，教師的角色出現“去圣化”[22]。
勞凱聲認為，我國教育倫理問題產生的原因源自幾種觀念在教育領域的滲透：第一，市場競爭，即引入市場機制，取代或部分取代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為基礎的傳統公立學校的運行機制。第二，學校自主，即在政府與公立學校之間重新進行權力的配置，賦予學校以辦學的自利，使學校能夠進行市場競爭。第三，法人化管理，即建立公立學校的法人制度，借鑒工商企業的管理模式，進行學校內部組織機構改革。第四，經濟效益，即強調“投入―產出”和“成本―效益”原則，建立明確的責任制，取代線性的國家財政預算制度。第五，成本分擔，即通過學習者付費，把價格機制引入到公立學校的教育服務中來，緩和政府的財政負擔。第六，教育服務，即強調服務意識，把教育服務的接受者視為消費者或“顧客”，賦予他們選擇和參與學校教育的權利[23]。
（四）研究落腳點：大學教育倫理建設的目標及對策
所謂教育倫理建設的目標，一些學者認為即教育倫理的價值。李春秋提到，教育的價值可以從兩方面理解：一是教育對社會存在和發展需要的滿足，二是教育對人的生存和自身發展的滿足[24]。劉云林、糜海波認為，教育倫理的價值目標根本上在于使教育本身的原價值得以最大限度地發揮，使人類對教育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滿足，使人的生命本質在教育中及其在教育影響后得以真正展開和提升[25]。因而，提升教育者的德行及完善教育者的德行就構成教育倫理的兩大價值取向[26]。蔡辰梅、劉剛等認為，自由和責任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兩個倫理目標。第一，自由包括過程的自由和結果的自由，包括大學教師的學術自由、教學自由、學生在大學各方面的選擇自由等。第二，責任包括學術責任和社會責任。大學的學術責任一方面是知識的傳播和科學技術的發明和創造，另一方面是對知識以及科學技術本身的道德意義進行自覺的反思并承擔相應責任。社會責任主要指大學承擔和發揮的特殊社會影響力，指大學在社會發展進程中能夠以自身的發展促進社會發展的民主和公平[10]。
對于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建設的對策，郅庭瑾將教育管理制度倫理化和教育管理倫理制度化相結合，教育管理制度倫理化要求教育管理制度要合論理性、合道德性，教育管理中任何制度選擇都應體現正義、公平、公正等基本的倫理價值。教育管理倫理制度化，則是把一定的倫理原則或道德標準轉化為明確、具體的道德要求，并制定成為教育管理中的剛性規則制度，強制相關的成員履行一定的道德義務[27]。李菲從大眾化進程角度提出，教育者應當做到以下幾點：第一，明確并堅定人道主義與理性的教學倫理精神。第二，樹立教書育人的職業觀、職業性向與學術旨趣相結合的教學觀和平等互學的師生觀。第三，踐行敬業、盡責和關愛的道德規范[22]。
蔡辰梅認為需要以下幾方面的努力：首先，需要大學文化的重建。要超越官本位文化，超越對權力的過度迷戀，超越功利主義，超越對金錢的一味貪求。其次，需要制度環境的改善。有關大學的制度應當內含對人的尊重，對學術內在邏輯和規律的尊重。最后，需要教師知識分子意識的覺醒。大學社會責任的擔當最終要通過大學教師作為知識分子意識的覺醒。教師應當更加自覺地承擔起對知識和社會發展的特殊使命[10]。曹和修從和諧社會角度提出了幾點對策：第一，真正從思想上高度重視教育倫理建設。第二，加強對倫理基礎的研究，確立教育倫理建設的科學和價值基礎。第三，樹立教育崇善觀念，形成和完善教育倫理規范體系。第四，在重視教師職業道德的同時，重視教育整體道德狀況的改善，努力創建教育制度倫理。第五，努力提高教育系統的道德實踐能力[5]。
二、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研究的不足
大學教育倫理作為大學教育的一種規范力量，已經得到普遍認同。學術界重點分析了大學教育倫理的基本內涵、研究對象、現狀以及大學教育倫理建設的深刻必然性。在此基礎上，總結出了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建設的目標和實現策略。但是在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疏忽了不同問題之間的均衡研究。在中國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中，關于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研究的相關文章主要集中在教育倫理內涵及研究對象、研究意義、問題及成因、對策等方面，大學教育倫理的重構、對教育倫理腐敗的監管、教育主體關系倫理等方面的研究并不豐富。并且研究針對性不強，許多文獻都是關于教育倫理或者高校教師道德的，例如，樊浩、田海平編著的《教育倫理》，錢煥琦的《教育倫理學》，宋潤霞、曾倫武的《倫理視角下研究型大學師德失范的歸因與師德建設》等。直接檢索大學教育倫理，得到的相關內容并不多。
第二，相對模糊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具體分析。在大部分有關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文獻中，普遍分析了我國大學教育倫理現狀及其問題，盡管我國主導文化相同，但是各地區的差異明顯，因此大學教育倫理面臨的問題也有差異，不能一概而論，特別是在大學教育倫理改革中，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第三，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對國外大學教育倫理建設經驗的深入借鑒。美日等作為經濟和科技發展強國，在大學教育倫理建設方面均有各自獨特的方法和風格。不能因受意識形態的影響而忽略對西方國家教育倫理建設經驗的借鑒，我們應該多對外國的教育體制、教育倫理進行詳細分析，去粗取精，結合中國國情，尋找更適合我國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教育倫理理論。
第四，缺乏豐富的實證研究。分析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對大學教育倫理的某些問題與現狀更多地停留在描述說明層面，涉及各高校乃至各省市地區的數據相當少，缺乏豐富的實證案例分析，更缺少實證方法研究。進行詳細數據調查和分析，不僅能增強研究結果的說服力，更有利于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建設方針的制定。三、對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研究的展望（一）今后研究的重點
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解決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我們面臨的困難仍然很多。筆者分析了學術界的研究成果，認為研究重點應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
第一，繼續強化大學教育倫理現狀與問題的分析研究，注重均衡。只有深入了解現狀并且分析問題，才能總結出經驗和教訓，并在此基礎上找到改革與建設的方案。除此之外，還應當加強對大學教育倫理的重構、教育倫理腐敗的監管和教育主體關系倫理等方面的研究，要注重研究的均衡性。
第二，進一步加大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研究。教育倫理學作為一個學科，其研究價值對我國高等教育諸多問題的解決具有重大的理論指導意義。因此，我們應當繼續對教育倫理理論進行深入研究，并且結合國外教育倫理理論中的精華部分，改善我國教育倫理中的不足。與此同時，還應當加大實證研究力度，進行更為豐富的調查實踐，并對調查數據認真分析，從而得出更適合我國大學發展的理論依據。
第三，加強區域研究與整體研究相結合。具體分析各地區各層次高等院校中的大學教育倫理問題，深入挖掘問題的差異性和普遍性，但要避免同質化研究的嚴重現象。
第四，不斷深化對學習倫理領域的研究。我國大學教育倫理的研究中，缺少對學習倫理的深度研究，這必然會使得學習倫理受到輕視。事實上，大學教育者疲于學習政治理論，缺乏追求創新精神的現象也很普遍。只有加大學習倫理的研究，強調學習倫理的重要性并大力構建科學的學習倫理理論，才能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
（二）今后研究的難點
第一，注重對國外教育倫理理論和實踐的研究。這不僅包括對國外教育倫理的價值目標和主導道德的分析以及實踐考察，更重要的是尋找外國獨特的教育倫理理論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借鑒與啟示。
第二，加強對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多學科及其均衡研究。大學教育倫理問題錯綜復雜，涉及到多個學科，對每一方面問題的研究難以做到面面俱到，這就需要研究人員勇于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并解決問題，不斷促進理論研究的豐富與完善。
第三，注重對各地區大學教育倫理差異的研究。不同地區有各自迥異的經濟差異和文化差異，在大學教育倫理建設上也將面臨不同問題，這需要研究者對不同地區進行實證研究，區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便為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解決提供更科學的對策，從而更好地促進我國大學教育的健康發展以及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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