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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發展；外生變量；內生變量
作者簡介：趙曉晨(1956－)，女，天津人，天津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系教授，經濟學博士，主要從事國際貿易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F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3－0010－04 收稿日期：2007－03－08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從各國間勞動生產率差異或資源稟賦差異的角度，揭示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以及一國在現存資源和供求力量作用下的最優貿易模式，符合當時自由貿易發展的需要和趨勢，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適用環境發生了變化，其種種缺陷也逐漸顯現出來。特別是它忽略技術進步和時間因素、忽視比較優勢轉化和潛在優勢培育的靜態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該理論的廣泛性和適用性，使其無法對當代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及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的迅速崛起，向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提出了挑戰，同時也引發了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興趣。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從新的理論視角對同際貿易產生的原因、福利效果等進行闡述和分析，特別是從動態的角度或采用動態分析方法解釋國際貿易的發展及其格局變化。他們放松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假設條件，考慮多種因素和多種變量，特別是加入技術進步和技術擴散因素，住更寬的理論框架和更接近現實的條件下，探討貿易的動態利益或比較優勢的動態發展問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逐漸形成。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和研究基本上沿著兩個方向進行，一個是沿著李嘉圖的模型，仍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變量，但從動態角度分析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各國福利水平的影響；另一個則是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研究技術變動、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相互之間的關系。
一、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
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突破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框架，把技術變動引入研究領域，認為技術進步是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但它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的變量，認為技術是無法控制的，是意外偶得的產物，并將技術進步的內涵定義為來源于產品及裝備水平的提高、工藝的改進等。這一理論用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差異來說明國際貿易的流向、國際貿易格局以及發達工業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與貿易。
(一)動態比較成本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的經濟迅速崛起，激發了一些經濟學家對這一現象和發展進程的研究興趣。日本經濟學家筱原三代平(1955)從動態的、長期的觀點出發，把生產要素的供求關系、政府政策、各種可利用資源的引進、開放等因素綜合到貿易理論中，從而將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動態化。他認為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都是一個動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包括生產要素稟賦在內的一切經濟因素都會發生變化，而生產要素變化的程度和速度在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會有很大差異，由此引起一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相對地位發生變化。對后進國家來說，如果某些產業的產品在生產要素稟賦變化的基礎上由比較劣勢轉化為比較優勢，將極大地改變其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從而獲得動態的比較利益。因此，他強調一國應借助各種手段、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和比較優勢轉換。其主要觀點如下：(1)一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比較優勢或劣勢是可以變化的，經濟的發展不僅取決于資源的豐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政府的支持；(2)一國的國際貿易優勢應與合理的產業結構保持一致；(3)動態比較優勢的形成要借助國家的干預力量，政府應以增強國際競爭力為目的，扶植和促進國內重點產業的發展。其核心思想在于強調后起國的幼稚產業經過扶持，可以由劣勢轉化為優勢，即形成動態比較優勢。該理論成為戰后日本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起點，為日本的“貿易立國”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雁行理論”與“雁行發展模式”
“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簡稱“雁行理論”)最早由日本學者赤松要(Kaname Akamatsu)1932年在《我國經濟發展的綜合原理》一文中提出。他在考察日本棉紡工業發展進程時發現，隨著19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的開放，西方棉紡織品大量涌入，促使近代技術和低工資成本相結合的日本紡織工業迅速成長，并經歷了進口浪潮――國內工業形成――出口浪潮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的推移進程在圖形上酷似三只大雁依次展飛，由此赤松要認為，一國主導產業的發展要依次經歷從發達國家進口新產品和新技術、建立和形成與先進國相同的本國產業、向國際市場出口三個階段。這一理論闡釋了國際貿易對后進國的影響，揭示了后進國家參與國際貿易的模式以及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的途徑。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赤松要與其學生小島清及其他學者進一步將“雁行理論”擴展于形容20世紀60－80年代東亞各國、各地區產業分工與梯度轉移以及經濟依次起飛的動態過程，并形象地稱之為“雁行發展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該模式認為，按照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技術先進、資金雄厚的日本居于東亞經濟發展的雁頭地位，主要從事技術開發并進行產業轉移，帶動該地區的經濟增長；具有一定資金和技術積累的“四小龍”，可以積極利用日本的資金、技術和市場，重點發展資本密集型工業和部分技術密集型產業，與此同時又將失去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東盟國家，因而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是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身。作為雁尾的東盟和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的中國，具有豐富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利用日本和“四小龍”產業結構轉移的機會，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并奮力追趕、努力在產業結構升級和比較優勢轉換的階梯上攀升。由此，東亞國家按照“日本－四小龍－東盟、中國”的產業轉移順序，呈現出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地區)多層次趕超的格局。
(三)周期理論
西方經濟學家在研究戰后工業品貿易時，根據國際間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以及產品更新和仿制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提出了技術周期說(亦稱技術差距理論或模仿時滯說)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從新技術和新產品在市場的周期運動以及由此引起的要素變化和在技術、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國家之間擴散、轉移的角度，論述比較優勢的轉換。這一理論不僅闡釋了技術差異是國際貿易的重要因素，而且認為比技術差異更為重要的是技術變化，即技術差異的動態因素。基于
這一認識，該理論試圖從技術變化的角度解釋國際貿易的動態變化過程。
1．技術周期說
技術差距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經濟學家波斯納(Posner)。他于1961年10月在《牛津經濟論叢》上發表了題為《國際貿易和技術變化》的論文。波斯納放松了赫-俄模型關于貿易國之間具有相同技術的假定，把科學技術看成是一種獨立的生產要素，強調技術在比較優勢形成中的決定作用。他認為各個國家技術進步的程度是不同的，技術創新國在一定時期內(技術尚未擴散的情況下)，由于擁有新技術而在某種商品生產上處于世界壟斷地位，而其他國家則與創新國之間存在著一個技術差距(Technology gap)或稱模仿滯后(Imitation lag)，這種差距引起了該產品的國際貿易。雖然技術處于領先的國家具有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但由于這種技術會通過專利轉讓、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的示范效應等逐步傳播和擴散到其他國家，因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新技術終將被其他國家所掌握。于是，因技術差距而產生的某種產品的國際貿易將逐步減少，直至其他國家能夠生產出滿足其全部需要的該種產品時而終止。
在這里波斯納提出模仿“時滯”或稱“滯后”的概念。他認為，一項技術從一個國家傳人或擴散到另一個國家有一個時滯。即從技術創新國新產品問世到進口國仿制生產、進口變為零的時間差距。他將這種兩國之間從技術差距產生到技術差距消失的過程稱之為一個技術周期，即模仿時滯。這一過程的長短取決于進口國的收入因素、消費者對新產品的認識、廠商的反應、進口國獲得技術的渠道、消化吸收能力等
技術周期說從技術變化的角度說明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論述了技術同比較優勢產生和轉移的關系，隱含著技術水平、摹仿能力和創新能力是企業獲得優勢地位的重要因素的思想，從而把比較優勢產生和變化的根源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使我們認識到從動態角度看，建立在技術差異基礎上的國際貿易優勢并非長期固定在一個特定的國家，而是隨著技術的傳播而轉移。如果技術發明國不能不斷發明新的技術，它的技術優勢和由此產生的貿易優勢就會逐漸消失。
2．產品生命周期論
技術的生命周期使市場上的產品競爭優勢發生變化，引起產品的生命周期。它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弗農(Ray－mond Vernon)創立。弗農在1966年5月《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題為《產品周期中的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論文，第一次提出產品如同生物一樣，有誕生、成長、成熟、衰亡的生命周期，并將這一周期劃分為新產品、成熟產品和標準產品3個階段。之后，美國學者威爾斯(Wells)進一步發展了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學說，更詳細地把產品周期劃分為5個階段。
雖然不同的學者對產品生命周期的具體劃分方法和稱謂不同，但實質內涵是一樣的，都是指產品所經歷的從發明、應用、推廣到市場飽和、衰落進而被其他產品所替代的過程。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將產品的不同階段與研究開發、技術投入、資本投入以及勞動等要素流動結合起來，認為當一種產品在它的生命周期中運動時，生產要素的比例會發生規律性的變化，由技術密集型產品轉變為資本密集型產品，再轉變為勞動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也隨之從技術力量雄厚的創新國轉移到其他發達國家，最后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從而從動態的角度揭示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比較優勢不斷轉化的過程。
(四)比較優勢階梯論
巴拉薩(Balassa，1977)從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要素比例變化的角度完善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提出比較優勢階梯論(也稱比較優勢階段論)。他認為，在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中，不同國家之間客觀上存在著比較優勢的差別，但這種差別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包括生產要素稟賦在內的一切經濟因素都會發生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相對密集使用程度不斷提高的動態過程中。
巴拉薩認為，在國際分工的類型和經濟發展階段之間排列著許多階梯，并將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劃分為不同類型：處在第一階梯的是發達國家；第二階梯是亞洲“四小龍”和拉美的巴西等新興工業化國家；第三階梯的為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東盟(除新加坡)、中國和印度等國；最低一層是其他發展中同家和地區。在這一階梯式發展格局中，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分別發展各自的新興產業，同時將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給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實施出口導向戰略的落后國家通過承接發達國家轉移的產業，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進入更高的經濟和貿易發展階梯，從而呈現出階梯比較優勢的動態演變過程。
雖然上述將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已經認識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素稟賦比例變化、特別是技術變化的重要性，承認比較優勢的動態發展與轉移，部分地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及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崛起的現象，將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
二、技術作為內生變量的貿易理論
在把技術因素引入貿易發展及貿易格局之后，一些經濟學家開始了更深的思考。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主要圍繞著國際貿易與技術進步以及經濟增長的關系來進行，突出的特點是把技術作為內生變量，從技術進步的角度解釋國際貿易的增長、國際貿易模式、國際貿易格局以及國際分工變化等，研究比較優勢的內生性與動態轉移。技術作為內生變量的貿易理論認為，技術和比較優勢可以通過后天的專業化學習獲得或通過投資創新與經驗積累人為創造出來，強調規模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知識創新與經驗積累。這些理論明確了技術的來源和傳播擴散途徑，闡釋了技術創新、技術擴散、邊干邊學等經濟活動對比較優勢的影響，以及后進國家如何通過技術引進和模仿創新逐步縮小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從而突破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靜態分析的框架，也克服了將技術視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的缺陷，使國際貿易理論具有更加寬泛的基礎和適用性，從而將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一)“干中學”與“技術外溢”
1．“干中學”
“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是指落后的國家或行業不用經過專門的研究與開發，而是在技術外溢的過程中通過邊干邊學獲取先進技術。“干中學”一般是與技術外溢相伴而行的，因此，二者有時很難截然分開。
“干中學”的概念源于阿羅(Arrow，1962)在《經濟研究評論》雜志上發表的《從干中學的經濟含義》一文。阿羅認為，外生變量不能說明經濟增長的動力與過程。在他所構建的模型中，知識本身就是一種生產要素，有關生產方法的知識積累是通過“學”來完成的，學習是經驗的產物，并不只是時間的函數，且這種經驗主要來自于“干”。知識增長與生產技術的提高主要是因生產而積累經驗的結果；技術進步是知識的產
物、學習的結果，而學習又是經驗的不斷總結；經驗來自行動，經驗的積累就體現于技術進步之上。阿羅強調實踐學習的重要作用，認為學習有兩個效應：一是由于生產了更多的資本品而積累了更多的知識，使下一代資本品所含的技術水平得以提高；二是由于知識非獨享性的溢出效應，使所有勞動力和固定資產在生產最終產品時的效率都能有所提高。美國經濟學家保爾?羅默(1986)進一步發展了這種思想。他認為知識和技術是當今世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推動力。
2．技術外溢
技術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是指國家之間進行貿易時，自然而然輸出技術的結果。它與技術創新不同，不需要大量投資和研究，因此他是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的重要途徑。
20世紀80年代后期，克魯格曼(Krugman，1987)和盧卡斯(Lucas，1988)分別討論了技術外溢的問題。在他們看來，所謂技術變動或技術進步并非都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發明。在許多情況下，技術進步只是學到了別人已有的先進技術。這種學習過程有時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從事生產或其他經濟行為時自然產生的副產品。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有時也并非有意轉讓或傳播他們的技術，而是在貿易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稱為“技術外溢”。不管什么技術，都有一個外溢的過程，國際貿易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干中學”式的技術進步大部分是從這種技術外溢中獲得的。
(二)瑞丁模型
倫敦經濟學院教授史蒂芬?瑞丁(Stephen Redding)1999年發表了題為《動態比較優勢與貿易的福利效果》的論文，認為在技術內生的情況下，比較優勢并不是永恒不變的，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步演進的。
瑞丁以從表面上看雖不具備比較優勢但卻由于具有潛在優勢和獲得政府的扶植而迅速發展起來的韓國鋼鐵產業為例，引出比較優勢的變化問題。瑞丁認為，發展中國家常常會面臨這樣一種選擇：在當前已經具備比較優勢的低技術部門從事專業化生產，或是進入雖然當前缺乏比較優勢但卻在將來可以通過生產率增長潛能的發揮而獲得比較優勢的部門(如高技術部門)，或者說是在當前的靜態比較優勢和未來的動態比較優勢之間進行權衡。但在自由貿易體制下，比較優勢原理要求一國按照當前的比較優勢或者說靜態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生產，由于該國各部門生產率增長的潛能未被完全發掘，因此可能導致該國不能在具有潛在的生產率增長相對大于其貿易伙伴的部門從事專業化生產，結果造成動態福利損失，違背了其長遠利益。這說明，一國當前的比較優勢模式可能與其長遠的利益相違背，所以按照當前的比較優勢從事專業化生產未必福利最大，甚至有可能帶來經濟福利上的損失。因此，為避免這種情況，應該追求和發展動態比較優勢，而發展動態比較優勢的必要條件是政府的政策干預。政府的政策能夠使一國在當前缺乏比較優勢、但相對于其他國家卻有巨大“干中學”潛力或生產率增長潛力的部門從事專業化生產，使靜態比較優勢的初始模式發生逆轉，從而獲得動態比較優勢。
瑞丁的理論為那些雖目前在某些產業上不具比較優勢，但卻可能存在著巨大潛能的發展中國家實施積極的政府政策干預，并通過對外貿易、引進和模仿，獲得生產率的快速增長、從而促進比較優勢的轉換提供了理論依據。
(三)楊小凱的內生比較優勢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澳大利亞華人楊小凱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對傳統貿易理論進行了重新思考，進一步突破了傳統優勢理論的框架，創立了新興古典經濟學。楊小凱的內生比較優勢理論可以概括為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興古典增長模型兩個方面。
1．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內生比較優勢理論
所謂內生比較優勢是指比較優勢可以通過后天的專業化學習或通過技術創新與經驗積累人為創造出來，它強調的是比較優勢的內生性和動態性。楊小凱以事前和事后的生產率差別把比較優勢區分為內生比較優勢和外生比較優勢。他認為，內生比較優勢是由對生產方式和專業化水平的事后選擇產生的，這種內生比較和絕對優勢有可能在天生生產條件完全相同的國家之間產生。或者說由于選擇不同專業方向的決策造成的事后生產率差別稱作內生比較優勢。外生比較優勢則是指由于天生條件的差別產生的一種特別的貿易好處，它是以外生給定的技術和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即外生比較優勢是由事前的差別引起的。楊小凱認為專業化分工導致人力資本與知識的積累，從而產生內生比較優勢。
在楊小凱(2002)的內生貿易模型中，每個人的天生條件可能相同，人們之間不一定有與生俱來的差別，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較優勢。那么內生比較優勢是如何產生且隨著分工水平提高而提高的呢?楊小凱認為，分工后的總合生產力水平之所以高于自給自足水平，原因在于分工可以節省重復學習的費用。楊小凱認為，這種基于分工的發展而后天不斷創造出來的比較優勢具有重要意義。他認為，內生絕對優勢有可能在外生比較優勢不存在時出現。如果我們接受先天的生產率差異(即外生比較優勢)作為分工的條件，就會導致貿易產品、方向和格局的靜態化，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為分工的結果出現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則預示著一國貿易動態發展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能性。基于分工造成生產率差異的內生比較優勢能夠隨著分工的逐步發展而不斷演進，而且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是加速知識積累和生產率內生進展的動力。基于分工和專業化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就成為一國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持續不斷的源泉。因此，這種后天的比較優勢就可以用來解釋經濟增長。將這種模型發展到有中間產品的情形，可以用來解釋國際貿易、經濟發展、落后國的產業升級等現象。
2．新興古典增長模型――熟能生巧
1991年楊小凱和博蘭(Yang and Borland，簡稱Y－B模型)將熟能生巧的概念引入其模型中，闡述了熟能生巧與交易成本、分工演進及經濟騰飛的關系，闡釋了內生比較優勢可以通過熟能生巧即經驗積累人為創造出來的觀點。他首先設定經濟系統中的熟能生巧具有特別的含義――分工中的熟能生巧，并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此外，它還放棄了新古典模型的純消費者與純生產者分離的假設。模型假定生產率增長是專業化熟能生巧、交易成本和有多樣化消費偏好的消費者一生產者交互作用的結果。當時間t=0時，每個人都沒有太多的生產經驗，生產率很低，也不能負擔專業化和分工造成的交易成本，表現為自給自足狀態。隨著時間的推延，每個人積累了一些生產經驗，生產率有所提高，能承擔不太高的交易成本，開始從事一定程度的專業化活動。漸漸地，專業化熟能生巧加速了專業經驗積累，個人專業化生產率進一步提高，能承擔較高的交易成本，并選擇較高水平的專業化。如此下去，直到分工演進的潛力被耗盡。Y－B模型的分析表明，分工的自發演進機制能產生內生增長。這種演進提高了每個人的生產率，同時降低了個人在社會中的獨立生存能力。
(一)貿易利益理論分析的歷程
貿易利益理論分析的歷程大致經歷三個階段。
1.古典貿易理論中絕對利益論的分析。絕對利益理論分析的創始人是亞當斯密。他通過對人類互通有無、物物交換的分析，論述了社會分工會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財富增值，以此為前提提出他著名的“絕對利益論”。其主要內容是指：如果每一個國家都按照絕對有利的生產條件去進行專業化生產，然后彼此進行交換，則對所有交換國家都是有利的。各國都按照各自有利條件進行分工和交換，將會使各國的資源、勞動力和資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將會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加物質財富。這種由生產上的絕對優勢、成本上的絕對差異所帶來的貿易上的絕對利益，正是各國開展對外貿易的內在動因。斯密批評了重商主義的對外貿易財富觀，認為對外貿易的利益并不在于金銀的流入，并很直覺地給予了三方面的回答：(i)從使用價值的角度看，對外貿易利益在于“輸出他們所不需要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的剩余部分，換回他們所需要的其他物品，通過以剩余物品換取其他物品來滿足他們一部分的需要并增加他們的享受”。[1](2)從交換價值的角度看，“對外貿易的.利益在于增加一國的價值總量，從而實現本國社會勞動的節省”。[2](3)—國在向世界市場開放以前，存在著國內沒有需求的勞動產品。因此，出口貿易為國內的剩余產品解決了出路問題。
斯密的這一原理闡明了國際貿易的利益和格局，揭示了對外貿易利益的形成基礎，拉開了國際貿易利益分析的序幕。
2.比較利益論的分析。絕對利益論未能解決--國沒有產品在生產上處于絕對優勢即在貿易上沒有絕對利益的情況下，參加國際貿易是否能取得貿易利益的問題。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圓滿地回答了這一問題。比較利益論的基本內容是：各國都專門生產對自己的自然條件較有利、成本較低的商品，不生產或少生產對自己無利或少利的商品，通過國際貿易彼此都會得到貿易利益。這種貿易上的比較利益，正是國際分工和各國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的動因所在。比較利益論之所以能夠在國際貿易理論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就在于它反映了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包含了貿易互利性的科學內涵，從而為對外貿易經濟效益樹立了一個較好的理論模式。各國都生產自己具有相對有利條件的商品進行交換，就可以獲得用相對較少的勞動耗費取得較多的使用價值的好處。
穆勒作為資產階級古典學派的集大成者，以其貿易利益觀出發，借助國際價值論，進一步闡述了比較利益論。他認為，對外貿易可以為一國帶來直接利益和間接利益，回答了李嘉圖所沒有解決的問題——兩國實際交換比例的決定因素，并指出：產生比較利益的兩國產品交換比率的界限，是由各國國內的交換比率所決定的，要使兩國間的貿易得以真正進行，必須在以上界限內有一個現實的使貿易雙方都能得到比較利益的交換比率，即國際貿易交換條件。與供給因素決定交換界限相對，兩國間的相互需求則對交換比率起決定性作用，它又具體表現為一國對另一國產品的需求彈性。
總之，古典貿易理論是把貿易利益問題作為國際貿易中心問題來加以探討的。目的在于通過論證分析，對是否應該大力發展對外貿易以及發展對外貿易是否與閉關自守存在利益損失等問題作出規范性的判斷。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的社會化和國際化程度的加深，外貿在各國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將日益加強和提高，貿易利益也遠遠超出了靜態利益的范疇。面對變化著的國際貿易，國內外經濟學者對貿易利益的認識也逐漸超越靜態，走上探索貿易利益動態化的歷程。
3.貿易利益的現代分析。在古典經濟學家對貿易利益作了規范性判斷的基礎上，馬歇爾及以后的經濟學家在對對外貿易作一般分析的同時，著重論證了對外貿易對一國經濟所帶來的單向利益。
馬歇爾首次提出了對外貿易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利益問題，作出了“決定各國經濟進步的原因是屬于國際貿易研究的范圍”[3]的著名論證。并從貿易結構和戰略的角度來衡量對外貿易所帶來的利益。本世紀30年代初和50年代末，羅伯特遜和R納克斯分別提出和發展了“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的命題。6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家進一步補充了這一學說。他們除繼承對外貿易靜態的或直接的貿易利益論外，還闡述了對外貿易動態或間接的貿易利益。并認為，對外貿易的高速增長，特別是出U的高速增長會帶來以下幾個重要的動態利益：(1)出口擴大意味著進口能力的提高。進口中的資本貨物對經濟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2)對外貿易的發展使國內的投資流向發生變化，資本會越來越集中在比較優勢的領域。(3)規模經濟利益。(4)出口擴大還會加強部門之間的相互聯系，促進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5)出口的不斷擴大會鼓勵外國資本的流人。(6)在世界市場上進行的激烈競爭會使國內出口產業以及與之相關產業改進質量，降低成本，從而促進國內產業的發展。
(二)貿易利益理論下對外貿易經濟效益的理論基礎
隨著當今國際貿易的發展，貿易利益呈現增強的態勢，在此情況下，我們應該客觀地評價外貿易理論中貿易利益的分析。只有這樣，才能實事求是的、客觀的為對外貿易經濟效益奠定理論基礎。
首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順應國際貿易的發生、發展的現實，客觀地指出了國際貿易的利益。但我們不能永抱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受自然條件的決定，各國的貿易利益是永恒的。其次，這些經濟學家大多是站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立場來看待國際貿易的。事實上，決定資本主義國際分工的真實原因并不是因為傳統的靜態貿易利益，也不是由于間接的動態貿易利益，而是出于資本主義對外追求剩余價值，獲取超額利潤的要求。最后，比較利益論的創立者李嘉圖主要是從使用價值的角度闡明對外貿易活動中產生的貿易利益關系，而以后的經濟學家卻撇開李嘉圖貿易利益分析的正確引導，只是單純地講對外貿易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很難為貿易利益尊定一個價值論基礎。因此也難為對外貿易經濟效益作出正確的評價。
2008年10月13日晚19：00(北京時間)，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獎委員會宣布將200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克魯格曼的理論研究領域是貿易模式和區域經濟活動。瑞典皇家科學院發表聲明：克魯格曼整合了此前經濟學界在國際貿易和地理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在自由貿易、全球化以及推動世界范圍內城市化進程的動因方面形成了一套理論。克魯格曼獲頒200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是以表彰他在分析國際貿易模式和經濟活動的地域等方面所作的貢獻。
自1987年開始，克魯格曼逐漸開始開辟一個新的領域――新貿易理論，這些成就使他在1991年獲得了約翰•貝茨•克拉克獎。新貿易理論誕生以來，一方面對傳統貿易理論構成了極大的挑戰，同時也給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本文試圖結合克魯格曼及其他相關經濟學家研究成果，對新貿易理論加以探析。
二、克魯格曼對新貿易理論貢獻
克魯格曼認為，經濟分析在政策制定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能揭示出一些不作分析時有可能被忽視的問題，并且這種分析應當是確實的、與現實密切聯系的。隨著貿易政策所處的環境的變化，古典經濟學中用來支持自由貿易的經濟分析顯得越來越不切實際，而“國際貿易新理論實際上是對國際貿易理論新命題的研究，它準確地強調國際經濟中被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忽略的兩個特征，即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
克魯格曼首先將DNS模型應用于國際貿易理論的分析之中，運用規模報酬遞增、壟斷競爭和產品差別等范疇來構筑新的國際貿易理論模型。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由規模經濟而不是由要素察賦或技術差異引起的貿易模型。模型中，假定規模經濟內在于廠商，并有張伯倫式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通過采用壟斷競爭分析方法去分析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國際貿易，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即使兩國間沒有技術和要素稟賦差異，也會由于規模經濟而產生國際貿易，從而解釋了發達國家之間貿易的形成。相反，由于勞動力增長和區域聚集效應相類似的貿易效應，貿易可能僅僅是擴大市場和取得規模經濟的一種途徑。克魯格曼又考察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形式的關系，還考察了運輸成本效應和國內市場效應，并認為，在其他相同條件下，擁有更大國內市場的國家將有更高的工資率，國家傾向于出口那些它擁有較大國內市場的產品。
克魯格曼還得出一個結論：在貿易商品數目多于要素數目時，兩國商品生產和貿易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生產模式可能是完全由偶然性的歷史因素和政府計劃所決定的。不僅如此，克魯格曼的研究還表明，相似國家都有進行貿易的誘惑，他們的誘惑主要來自于用相似要素比例生產的產品，而且，這種貿易并不會帶來收人的分配問題。結論是，當國家間越來越相似，市場結構從完全競爭變為不完全競爭，達到規模報酬遞增階段的時候，規模經濟就取代要素經濟的差異成為推動國際貿易的主要原因。這樣，該模型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貿易理論中的完全競爭假設和規模收益不變假定，把新貿易理論提升到基礎理論的高度，使其適用性進一步增強。
在基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基礎上對國際貿易做出的解釋，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還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新貿易理論在邏輯上的延伸。它認為，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一國政府可以借助生產補貼、出口補貼、進口關稅、研發補貼、保護國內市場等措施，扶植本國戰略性產業的增長，增強其國際競爭能力，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從而轉移國外壟斷廠商的超額利潤，提高本國的福利水平。
三、對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的評析
新貿易理論直面當前國際貿易的現實，較好地解釋了產業內貿易現象發生的原因，使貿易理論的研究和貿易實踐的發展趨勢緊密結合，彌補了傳統貿易理論的缺憾。新貿易理論豐富和完善了國際貿易理論的內容，開創性地研究了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明確指出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本身就能引起國際貿易，是國際貿易的基礎。新貿易理論提出了一些重要創新：
首先，在貿易理論中引入產業的組織，脫離了完全競爭模式的束縛；新貿易理論最重要的理論創新在于引入產業組織理論，使國際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這一假定條件的束縛下擺脫出來，市場中的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而且產業領域也存在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的現象，并非是規模經濟報酬不變。將規模經濟作為國際貿易研究的假定條件，可以提示國際分工格局形成和國際貿易的新動因。其理論優點是使貿易分析邁上新臺階，因為它突破了傳統理論中完全競爭與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建立在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等全新的假設之上；某些模型又引入技術進步等動態因素，將貿易、技術、經濟增長等納入同一分析框架等等，使其理論具有一定的動態性。克魯格曼的國際貿易新理論幾乎在國際貿易的所有理論問題上修正了傳統貿易理論得出的結論，從而使理論更貼近于當今現實，能較好地解釋很多新的貿易現象與問題。
其次，不僅僅從勞動、資本等要素對比的角度考察貿易問題，而將視野擴展到要素以外的產業組織、公司內部規模經濟等情形。雖然從一開始新貿易理論就是為解釋發達國家間產業內貿易而產生的，但由于其合理地揭示了當前國際貿易現實，因而對發展中國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比如應充分注意規模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意義；按市場規則有意識培養大型企業集團及優勢產業集中等；注重培養國內統一大市場，為企業在國內市場擴展規模創造條件；在開展對外貿易時，不能過分強調同其它國家和地區經濟上的差異性和互補性，應看到在發展水平相同的國家和相同產業間也存在貿易的巨大利益及可能性 要重視產品的個性化及差異化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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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技術創新；貿易效應；南北貿易；內生增長；自主創新
自從1817年大衛?李嘉圖發表了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之后，技術因素和技術差異就成為經濟學家解釋國際分工和貿易的主要因素。在20世紀40年代，關于技術創新(technology innova-tion)問題的研究開始出現，其思想火花最早可以追溯到熊彼特關于“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論述，后經阿羅、諾德豪斯等得到進一步發展。然而，長期以來對國家產出水平的決定性因素和貿易與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并沒有正式的論述。直到20世紀80年代，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被引入國際貿易理論(Helpman，1984a，1984b；Helpman and Krugman，1985)，關于技術的創新和進步與國際貿易發展的動態理論才逐步發展起來。
有鑒于此，根據貿易理論發展的不同階段和對技術要素的不同處理，本文的綜述將沿著傳統的技術進步與國際貿易理論、基于內生技術變遷的新增長貿易理論以及貿易和技術進步的政策三大主線展開。
一、傳統的技術進步與國際貿易理論
1．古典和新古典貿易理論
古典貿易理論本質上是從技術要素差異的角度來解釋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的。亞當?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和以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比較利益理論均認為，各國之間開展貿易的基礎在于它們生產同一產品或同質產品的價格差異，這種價格差異的根本原因是各國生產該商品時勞動生產率的差異。
李嘉圖模型提供了一種理解國際技術水平差距如何影響分工和貿易的簡單框架。在李嘉圖模型中，技術被認為是規模報酬不變的，并且可以用單一的數據來描述。在商品自由流動和勞動不能流動的條件下，各國生產具有技術優勢的產品始終是最有利的，技術的競爭優勢也就決定了貿易模式。
李嘉圖認識到，一國勞動生產率的差異能夠用來解釋比較優勢，一國發明了一種新的生產過程(production process)可能會改變一國的分工和貿易模式，這其實就隱含了技術創新影響國際貿易和分工的思想。在李嘉圖之后，許多古典經濟學家，包括Mill、Torrens、Malthus和Cairns等都特別指出了技術的不同是一國比較優勢的潛在的來源，技術的差異會改變國際貿易的格局。
由此可見，古典經濟學家已經肯定了技術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影響，承認技術知識的國別差異，只不過當時強調的是技術的績效――勞動生產率。他們大多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科學技術的作用，但是在對國際貿易的動因和結果的分析中，已經隱含了技術進步的作用。我們可以把比較利益理論看作是從技術角度解釋國際貿易問題的萌芽。
以赫克歇爾和俄林為代表的新古典貿易理論―要素稟賦論則提出國與國間比較成本的差異是來自于各要素相對稟賦的不同，而完全放棄了技術知識的國別差異。
隨著H-O理論的提出，關于H-O理論的經驗檢驗也隨之展開，其重要標志就是里昂惕夫(Leon-tief)反論。雖然Leontief使用的兩要素H-O模型忽略了自然資源、人力資本以及知識和技術對貿易模式的影響，但Leonlief的研究直接激發了大量關于貿易模式的理論和經濟分析的討論。這些討論充分認識到了知識和技術對一國貿易模式的影響。
里昂惕夫反論的提出也刺激了西方理論界對新古典貿易理論的重新審視，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就是新要素理論。新要素理論在傳統的勞動、物質資本等要素的基礎上，引入熟練勞動、人力資本、技術、研究與開發等新要素，以補充要素稟賦理論，彌補其不能解釋國際貿易發展現實的缺陷。Gruber(1967)最早指出，研究與開發要素是決定產品國際競爭力強弱的重要因素，投入研究與開發的多寡可以改變一個國家在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因此，一國越重視研究與開發，產品的知識與技術密集程度就越高，越有利于貿易結構的改善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2．技術差距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在H-O理論中，由于假定各國使用相同的技術，因而技術及技術進步的國際差異對貿易的影響被忽略掉了。而實際上，各國之間，技術和技術進步是存在明顯差異的。新要素理論雖然通過增加人力資本和R&D支出等新要素解釋了國際貿易的模式，但它并沒有觸及要素稟賦理論的核心問題，既沒有探討高低技術能力共存以及相應的對相對生產力和相對增長模式所造成的影響，同時也忽視了“技術”的動態特征。
真正從動態角度看待技術變動對國際貿易影響的是1961年波斯納(Posner)提出的技術差距(Technological Gap)模型。在技術差距模型中，Posner把國家間的貿易與技術差距的存在聯系起來，把技術創新和技術轉移看作是貿易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對于技術差距理論，曾有兩項重要的經驗檢驗，一是哥登?道格拉斯(Cordon Douglas)在1963年關于美國電影業出口模式的解釋，二是1966年蓋瑞?哈佛鮑爾(Gary Huibauer)關于合成材料產業貿易模式的解釋。20年后，Krugrnan(1986)重新描述了技術差距模型，在Krugman的模型中，一種商品可以用一個技術密集度(technological intenaity)來衡量，具有指數高的商品技術進步快，如果一個國家在生產所有的商品上都有絕對優勢，但它的比較優勢在于更成熟的商品，因為在技術進步較慢的商品生產上技術缺口相對小一些。因此擁有先進技術的國家應生產和出口更多知識密集型商品。
1966年弗龍(Raymond Vernon)提出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具體而深刻地論證了“技術差異決定國際貿易流向”的觀點。這一理論把新產品在研制、生產和銷售等不同階段上要素密集度的變化，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的相對優勢和跨國公司技術轉移的作用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分析了技術創新和進步與比較優勢變化的相互關系，從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的角度分析了國際貿易的基礎和貿易格局的動態擴展。因此，從本質上來說，我們可以把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看作是對技術差距模型的總結及擴展。
二、基于內生技術變遷的新增長貿易理論
1．增長理論中的技術進步問題研究
1957年索羅(Rorbert Solow)的新古典增長理論將經濟增長中不能被資本、勞動等要素投入所解釋的部分歸結于技術進步，確立了技術進步在增長理論中的核心地位。但Solow模型假設技術進步是外生的，不能解釋為什么發生技術進步，為解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需要尋求一種內生決定的機制。
最早用內生技術進步解釋經濟增長的模型是1962年由阿羅(Arrow)提出的“干中學”模型。Arrow
假定技術進步或生產率的提高是資本積累的副產品，即投資具有溢出效應，不僅進行投資的廠商可以通過積累生產經驗提高生產率，其它廠商也可以通過“學習”提高生產率。Arrow將技術進步看成是經濟系統本身決定的內生變量。
20世紀80年代，新經濟增長理論興起，新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不是外生的，它是經濟當事人從事研究與開發的結果，內生的技術進步是經濟實現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內生的技術進步之所以能保證經濟的長期增長是因為技術進步自身不僅可以帶來產出的增加，而且可以通過外部效應使其它要素的收益呈現遞增趨勢。
新增長理論中頗具影響力的觀點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Aghion and Howiff，1998)：第一類是策略性互補與需求外溢模型；第二類是干中學和技術擴散模型；第三類是內生的技術進步與規模報酬遞增模型。其中第三類模型在新增長理論中占據主導地位，具體又可再細分為三種不同的研究思路：(1)Ro-mer(1986)的知識溢出模型和Romer(1990)的用知識積累和人力資本積累說明經濟增長的模型，強調技術的進步對生產要素的外溢效應；(2)Lucas(1988)的人力資本積累理論，強調知識積累、技術創新及專業化人力資本不僅能使自身的收益遞增，而且還可以使其它投入要素的收益遞增，從而使經濟增長動態化、長期化；(3)壟斷競爭與R&D理論，如Grossman和Helpman(1991a)提出的水平創新模型(hori-zental innovation)，以及Aghion和Howitt(1992)提出的垂直創新模型(vertical innovation)。
由于本文關注的重點在于技術創新的貿易效應，故對增長理論中的技術進步問題的研究只是簡單的提及，不作過多的評述。
2．內生增長的貿易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起來的新貿易理論關注規模報酬遞增、產品多樣化、壟斷競爭、技術創新與模仿、分工與專業化等因素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引入到國際貿易理論中的這些因素正好是基于內生技術變遷的新增長理論(Romer，1986、1990；Lucas，1988；Aghion and Howit，1992；Gmssman and Helpman，1991a)的核心內容。此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國際貿易所帶來的技術擴散實現對發達國家的經濟趕超也是增長理論家們關注的問題之一(Grossman and Helpman，1989；Rivera-Bafiz and Romer，1991；Frankel and Romer，1999)o
內生增長的貿易理論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不僅研究技術怎樣影響貿易和增長，把技術創新作為科研、投資、貿易和經濟增長的一種結果，研究技術變動、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而且研究技術變動的原因及技術創新作為生產和貿易的結果對貿易模式和國家福利的影響，賦予了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以嶄新的內容。總體來說，內生增長的貿易理論沿著南北貿易、R&D和國際貿易的關系兩個方向擴展：
(1)南北貿易
在內生技術變遷的框架下研究技術創新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南北貿易問題是一個重要的方向。Krugman(1979)最早把Vernon的產品周期理論引入南北貿易模型，但在Krugman的模型中，技術進步是外生的。Dollar(1986)基于Krugman的框架討論了資本流動對南北貿易的影響，而同樣基于技術外生，Flam和Helpman(1987)將產品的垂直差異引入到南北貿易模型中。
真正開始在內生技術變遷的基礎上討論產品周期和南北貿易問題的是在Segerstrom，Ananl和Dino-poulos(1990)之后。在Segerstrom等人的模型中，產品創新是依次發生在現存的各個產品上，每一次新產品的發明都會淘汰一種舊產品。一種新產品變成一種標準化的常規產品以后在發展中國家生產，北方國家由以前該產品的出口國變為進口國。
Grossman和Helpman(1991b)提出了一個內生產品周期的模型。他們認為，北方國家的先進技術向南方國家擴散的主要途徑是南方國家有意的技術模仿。在他們的模型中，不但北方國家的技術創新是內生的，南方國家的技術模仿也被內生化了。
Gmssman和Helpman(1991c)將產品質量階梯(quallity ladders)引入對南北貿易的分析，創新發生在北方國家，而技術從北方向南方的擴散表現為南方國家對于北方國家的技術模仿，北方國家開發出新的產品，然后被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南方國家所模仿。北方國家研發下一代質量更好、生產率更高的產品，南方國家繼續模仿，南北方的競爭經濟表現為這種創新―模仿―再創新―再模仿的形式，產品質量也在這種競爭中不斷提高。
Grossman和Helpman(1991a)在分析技術創新與轉移時建立了產品周期的大國模型，以比較靜態的分析方法區分了三種均衡下的貿易模式。Li(2001)在不變替代彈性(CES)消費偏好的假設下基于內生技術創新發展了這一大國模型，將技術創新分為激進式創新和非激進式創新。隨后，Dinopoulos和Segerstrom(2003)也發展了這一模型，構建了南北貿易和產品周期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但他們的模型未能如Li(2001)那樣區分不同類型的創新。
但是，基于產品周期的南北貿易模式并沒有得出一個統一的結論。Gagnon和Rose(1995)認為貿易模式的動態演變實際上微不足道，南北方這種基于技術創新的貿易結構實際上也并不顯著。而Feen-stra和Rose(2000)的研究卻支持了Vernon的產品周期假說：技術發達國家承擔了新產品的開發和創新，率先對外(包括對美國)出口，而發展中國家隨后通過模仿掌握了該產品的主要技術，也開始進入國際市場，發達國家進行更高層次的再創新。
鄒薇和代謙(2004)擴展了Grossman和Helpman(1991)的模型，他們指出，南北貿易模型存在于所有的產業部門中，但實際上不同產業的內在技術水平是有差異的，并且這種技術水平的差異導致了南北方在不同的產業中創新、模仿和制造行為的差異。在引入不同產業技術水平的差異后，鄒薇和代謙發現南北方這種創新―模仿―再創新的產品周期只是發生在技術水平居中的產業中，而Grossman和Help．mall所考慮的產品周期只是一個特例。
殷德生和唐海燕(2006)在Li(2001)、Dinopoulos和Segerstrom(2003)模型的基礎上也擴展了Gross-mall和Helpman的南北貿易與產品周期模型，在他們的模型中，南方不再只是模仿，他們將北方的激進式創新和南方的非激進式創新同時納入Dinopoulos和Segerstrom的南北貿易模型，在內生技術進步與南北貿易框架下分析北南方之間創新與模仿的相互作用機理。研究發現，作為質量領導者的北方所進行的是激進式創新，作為質量模仿者的南方在模仿北方產品成功以后所進行的是非激進式創新，南方模仿
率和創新率的提高使得北方研發難度增加。
(2)R&D和國際貿易
R&D的重要性已經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后期新增長理論的基本共識：持續的技術進步需要企業內部對R&D的投入甚至對基礎研究的投入來推動，而廠商有目的的要素投人又必須借助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某種壟斷力量所獲取的壟斷租金予以補償和激勵。在這一領域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Gross-mall和Helpman(1991c)的水平創新模式、Aghion和Howitt(1992)的垂直創新模式。
Grossman和Helpman(1991c)建立了以技術創新而非人力資本積累為基礎的內生增長模式。他們認為，R&D投資決策取決于R&D的成本和收益，前者取決于勞動力成本以及企業獲取的知識，后者則為出售發明的新產品新技術所取得的利潤。R&D活動反過來又會發明新產品或改進技術。一國要獲取和保持長期的競爭優勢，必須顧慮國內R&D的投資。
Aghion和Howitt(1992)的R&D模型主要強調通過R&D部門專門研究新技術并加以實際運用。為了激勵R&D活動，創新者應該在創新中獲得某種補償，在封閉經濟中，通常假定一國政府通過某種制度來保證創新者獲得的壟斷利潤足以補償其創新成本，即被開發的新產品在該國的壟斷期限無限長。但是，在開放經濟中，外來同類產品的競爭會使得一部分新產品從壟斷變成競爭，而且技術的模仿也會使得新產品的壟斷期縮短。因而激勵的競爭可能會導致創新的削弱。
三、技術創新的貿易效應和產業政策
1．技術創新與國家福利
考察一國技術創新對本國和外國國家福利影響的分析至少可以追溯到1932年希克斯(Hicks)關于技術進步的定義和分類。沿著Hicks的思路，許多經濟學家分析了技術進步對一國貿易條件和國民福利的影響。Findlay和Grubert(1959)研究了在一個只有兩種商品和兩種要素生產中技術進步對貿易條件的影響。結果表明，在一個進口商品部門，Hicks技術進步提高了它的貿易條件，而在出口部門同樣形式的技術進步卻有相反的作用。
Giancarlo(1994)就三種技術進步類型對貿易條件的影響進行了綜合分析，認為不同的技術進步類型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不同，而且具有不確定性。
Grossman和Helpman(1991a)利用最簡單的基于兩種產品的Ricardo模型重新解釋了技術進步對國民福利的影響。在Grossman和Helpman的模型中，假定本國非完全專業化生產，外國在該產品上的生產卻是完全專業化的，基于出口偏向的技術進步降低了本國出口競爭部門的勞動需求，產品的價格隨著出口的技術進步而提高。簡言之，本國的貿易環境得到改善，本國從這種技術進步中獲益，而其貿易伙伴則因這種改變而受損。
自從20世紀50年代“普雷維什―辛格假說”(Prebisch-SingerHypothesis)和Bhagwati的“貧困化增長”(immisefizing growth)理論提出之后，關于技術進步對貿易條件的影響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伊曼紐爾(Emmanuel)和阿明(Amin)用一種近乎政治經濟學或者制度分析的方法，從不同角度支持了“Prebisch-Singer假說”；Cypher和Dietz(1998)也在Prebisch思想基礎上分析了技術進步下貿易條件惡化的經濟效應。
然而，反對之聲似乎更多，Myint(1964)、Lipsey(1994)、Williamson(2001)等人紛紛質疑“Prebiseh-Singer假說”的立論依據和理論基礎，認為該結論缺乏經驗數據的支持，因而并不成立。
國內學者徐建斌和尹翔碩(2002)，李建春、陳瑤和張宗益(2005)，殷德生和唐海燕(2006)等都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技術進步的貿易條件效應，認為改善貿易條件的途徑是促進技術進步和自主創新。
2．技術創新條件下的貿易和產業政策
關于技術創新和進步條件下干預性的貿易和產業政策的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將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引入不完全競爭市場以來就開始了。
較為系統和完整地論述技術進步條件下貿易和產業政策的是Grossman和Helpman(1991a)。Grossman和Helpman分別研究了小國和大國在開放經濟中的情況。在一個小的、開放的創新型經濟中，研發活動導致新的非貿易的、有差別的中間產品的出現。這些中間品與人力資本結合用于生產一種最終產品，并且用非熟練勞動力去生產另外一種最終產品，兩種最終產品都在外生給定的世界價格水平上貿易。當人力資本和非熟練勞動力在中間品生產中使用時，人力資本對于完成研發活動是必須的。在這種情況下，貿易政策對長期創新的影響依賴于受惠部門在一個一般均衡的生產結構中能否替代或者補足研發。
Rodriguez(1993)和Rodfik(1993)也考察了在一個小的、開放的經濟中Grossman和Helpman模型的另一應用。但與C．rossman和Helpman相反，他們假設在不同的范圍內兩種最終產品行業對中間品的依賴是不同的。這個修改導致多種均衡的可能。如果密集使用中間品生產最終產品的行業決定大量生產，他們將對中間品有大量的需求。這導致進入中間品制造行業有利可圖。作為專業化生產的結果是提高了制成品生產者的生產力，并且適合于其巨大的產出。如果密集使用中間品生產制成品的生產者決定在一個小規模下生產，那么投入品的數量和種類都會減少。因此，生產力將會更低，生產者的行為也會作出適應性調整。在這種狀況下，政府的政策(包括貿易政策)通常被用來消除不利的均衡，確保達到帕累托最優的結果。
而在一個大的世界經濟體中，一個國家的政策能夠影響其它國家的創新。假設世界經濟體有兩個大國，如果一個國家給予研發部門一個小的恒定的補貼，其貿易伙伴的生產力增長率將會落后。換句話說，當一個國家促進其研發部門發展時，其至少會部分損害其它國家的創新。Grossman和Helpman也分析了不同國家在研發能力上的差別情況，當國家之間存在研發能力的差別時，在研發活動中處于比較劣勢的國家的補貼活動實際上會導致世界整體的生產力增長率的降低。
近期的研究對發展中國家的創新能力和創 新的貿易和產業政策給予了一定的關注。由于技術擴散和動態學習效應的存在，發展中國家的創新能和模仿能力隨著經驗的增長而增長，出現了發展中國家不斷向發達國家壟斷產業的滲透，產品的創新和制造也出現了北方向南方轉移的現象。
Borensztein和Ostry(1996)認為，由于中國的改革開放，對外貿易迅速發展，經濟持續增長，在此階段，技術進步已開始取代資本積累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因此，中國的政策應該是促進技術進步，擴大對外貿易。
張小蒂、李風華(2001)從技術創新、政府干預和競爭優勢培育的角度分析了技術創新的作用，認為為了避免滑入以自發性、被動性、引進依賴、創新不足等為特征的靜態比較優勢發展陷阱，后發國家政府
應該順應市場導向，遵循謹慎干預與順競爭導向干預(procompetition oriented intervention)的原則，增加創新投入，激勵創新動力。
王允貴(21302)認為，中國已經具備了攻克中等技術產業核心技術難題的科技實力，中國促進技術進步的方式應該逐步由依賴發達國家的技術外溢和技術擴散轉變為自主創新，而創新的方向可以在中技術產業尋求圖破，因為中技術產業的發展符合我國工業化中期產業結構升級的要求，能夠防范貧困化增長的出現，因此，國家的產業政策應該緊盯中技術產業的發展。
鄒薇和代謙(2004)對產品周期模型進行了一個擴展，在模型中引入動態學習效應，研究發現，在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中，高技術產業的研發和生產主要被發達國家所壟斷，而低技術產品的創新和生產主要由發展中國家承擔，產業的制造和研發存在著從北方向南方轉移的動態變遷。隨著南方企業經驗的積累和技術的提高，南方企業完全可以在某些領域實現自主創新。
余道先、劉海云(2007)則從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的角度分析了中國自主創新中戰略性貿易政策的適用性以及自主創新中戰略性產業的選擇，進而得出結論，在中國實施自主創新的發展戰略中，首要的是要營造以戰略性R&D投入政策為主的戰略性政策環境。
四、簡要的評述
本文從傳統的技術進步與國際貿易理論出發，對技術創新的貿易效應領域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了簡單的梳理，得出以下結論：在國際貿易理論的演進過程中，技術要素一直起著重要的作用，只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其表現形式及重要性被強調的程度不同。技術創新的貿易效應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問題。技術的創新和發展使得技術作為一種投入要素改變了一個國家的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從而影響著一個國家的貿易模式和貿易利益；同時，貿易的發展也通過技術的擴散和外溢影響著一個國家自主創新的能力和水平。
[關鍵詞] 技術溢出 協整檢驗 格蘭杰檢驗
一、文獻綜述
經濟增長問題從來都是經濟學中的最主要問題之一，認識經濟增長也是經濟學最為迫切的任務之一。斯密認為增長的動力在于勞動分工、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哈羅德、索洛和丹尼森指出外生技術進步、熊彼特與庫茲涅茲的創新驅動的技術進步到以羅默、盧卡斯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內生技術進步，這些增長理論都強調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貿易和增長的關系始終是貿易理論研究的焦點，不同的理論對貿易如何引致增長這一問題給出了不同的解釋。在傳統的貿易理論框架下，無論是絕對優勢理論還是比較優勢理論，都強調分工的重要性，其主要目的在于解釋貿易的發生機制以及福利效應，而非貿易如何引致增長的問題，因此這種分析框架并沒有也無必要對自由貿易下的貿易如何引致增長的問題做出回答。
新貿易增長理論認為，傳統貿易理論并非是完全的動態分析，其假定技術和資源在貿易過程中不發生任何變動，因此仍然屬于一種靜態分析方法，而事實上，貿易過程除了靜態收益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動態收益，這種動態收益來自于貿易導致的內生在貿易品中的技術溢出效應（Romer,1990; Grossman and Helpman,1990;Coe and Helpman, 1995）, 溢出效應的大小則與貿易結構有著直接的關系，Coe and Helpman（1995）的研究表明，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進口資本品與國內資本品的生產率是不同的，因此，資本品的進口并不一定會導致資本品價格下降，其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提高本國資本品的邊際產出，提高本國的生產率，加速本國資本形成，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新貿易理論認為，國際貿易是促進技術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Grossman和Helpman 1991）。Coe、Helpman和Hoffmaister（1997）分析了國際貿易促進技術進步的四個途徑：國際貿易進口新的中間產品和重要設備通過投入產出效應提升進口國生產率；國際貿易增進各國之間的關于產品設計、生產方法和市場等信息的了解從而提升各國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國際貿易給予技術落后國模仿技術前沿國的機會，而模仿是一個“干中學”提升技術的過程；國際貿易能使一個國家在技術進步或模仿外國技術的過程中提高自身的生產率，因此也就間接影響了整個經濟的生產率。
對國際貿易促進技術進步的實證文獻較多的集中在發達國家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國際貿易的技術溢出影響。Coe和Helpman（1995）分析認為：國外研發對國內的TFP 有一個正的顯著的影響，并且國內的開放度越高，這個影響越大。Coe、Helpman和Hoffmaister（1997）發現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貿易提升了自己的勞動生產率。Keller(2000) 從微觀廠商的角度研究發現國際貿易促進了技術進步，并且認為中間產品之間的國際貿易導致的技術溢出效應更大。發達國家之間也能通過國際貿易促進自己的技術進步。
二、模型設定與分析方法
本文在Coe和Helpman模型的基礎上，將出口的學習效應和進口技術溢出模型相結合，故引入出口變量進入分析模型。因此，擴展后的Coe和Helpman模型可以表示為:
是國內R&D資本存量;表示外國R&D資本存量，定義為以進口比例加權的貿易伙伴國平均R&D資本存量，即:，其中，是i國從j國進口的商品和服務總額，是i國從所有貿易伙伴進口的總額，。M表示機器設備進口額，X表示出口額，E表示中學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T表示時間趨勢項，μ表示白噪聲。
三、中國區域數據的計量檢驗
1.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性檢驗。在進行協整分析之前需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增廣的ADF（Augmented Dicker-Fuller）檢驗法來檢驗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階數，再進行協整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變量的時間序列經過一階差分平穩,所以它們是一階單整序列。
2.協整檢驗。本文采用JJ法來檢驗它們之間的協整關系。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有且只有1個協整關系，而西部地區沒有協整關系。
3.格蘭杰因果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東部地區來在87％的置信區間下，機器設備進口是技術進步的格蘭杰原因，而技術進步不是機器設備進口的格蘭杰原因。中部地區在74％的置信區間下，可以教育是技術進步的格蘭杰原因，但技術進步對教育的格蘭杰原因并不明顯。西部地區教育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不明顯，而且技術進步對教育的格蘭杰原因也不明顯。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對貿易溢出模型進行擴展分析，研究了影響技術進步的主要因素，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1.東部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逐年增長的勢態，中部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波動比較大，西部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呈“U”字型。
2.中國東部和中部地區國內R&D資本存量、國外R&D資本存量、教育水平、機器設備進口、出口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之間存在惟一的長期動態均衡關系,而西部地區并不明顯。
3.對東部地區來說，機器設備進口額、出口、教育水平和國內R&D存量都是技術進步的主要因素；對中部地區來說，教育水平、國內R&D存量和國外R&D資本存量都是技術進步的主要因素；對西部地區來說，只有國內R&D存量是技術進步的主要因素。
參考文獻：
關鍵詞：貿易條件；貿易利益：比較優勢；要素培育
中圖分類號：F75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5－0157－03
隨著經濟全球化、貿易投資一體化的新的全球化大背景的出現，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成為世界分工格局中的一員，國際貿易成為世界性的行為。然而參與國際貿易的各國所獲得的貿易利益卻具有不對稱性，先發國家如美國、英國等憑借雄厚的資本與先進的技術享用著貿易帶來的無限好處，而廣大的后發國家由于資本、技術及國內發展水平的限制在世界分工格局中常常處于被動地位，作為衡量一國貿易利益得失的重要指標之一――貿易條件都有長期惡化的趨勢。中國――后發國家的典型代表，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快速發展,經濟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拉動經濟增長的對外貿易也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對外貿易總額由1978年的僅206.4億美元飛躍至2006年的17 604億美元。可以說，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多地依賴于開放條件下自貿易的利益。然而，現實生活中貿易規模的擴大伴隨的卻是貿易條件呈現不斷惡化的趨勢，經濟的快速發展對應的卻是貿易條件難以回升的局面，這不禁讓人懷疑貿易條件衡量貿易利益的準確性。本文就中國貿易條件和貿易利益的實際情況，對后發國家如何在新形勢下維護自己的利益作一簡單說明。
一、新的開放格局下貿易利益內涵的確定
根據西方經濟學的經典定義，貿易利益通常是指一國通過國際貿易而獲得的可供消費的商品數量要比一國實行自給自足辦法時多。這種定義更多強調的是開放前后商品數量上的對比，傳統的自由貿易理論則是這種觀點的主要代表。它認為每個國家只要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就會帶來整個世界產量的增加、消費水平的提高以及要素使用的節約。這種貿易比較利益是貿易的靜態利益，也叫狹義的貿易利益，它的獲取途徑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從交換中獲得的利益,表現在通過貿易獲得本國不能生產或生產成本太高的產品；二是從專業化生產中獲得的利益,即通過專業化生產提高生產效率；三是通過出口剩余產品獲得利益。可見，狹義的貿易利益是每個國家在開放條件下參與國際貿易所追求的基本利益。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國際貿易的內涵和外延都隨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貿易的靜態利益難以繼續說明一國的貿易所得。這就要求對于貿易利益的研究不能再局限于量的方面。而發展經濟學中的貿易利益更傾向于貿易的發展利益，即一國通過貿易帶動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利益。這種定義不僅包括貿易的靜態利益，更重要的是涵蓋了貿易的動態利益，即通過國際貿易可以促進競爭，加快技術進步，優化和提升產業結構，增加勞動就業，引進先進的觀念、制度等。應該說, 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即廣義的貿易利益是國際貿易的主要利益所在。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加強的今天，動態利益的地位還將不斷提升,在新的國際分工格局下它將成為各國特別是后發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的主要著眼點。
因此，貿易利益不是單純的指貿易的靜態利益還是貿易的動態利益，它是一個既包括量，又涵蓋質；既涉及直接利益，又側重間接利益的綜合性的概念。
二、中國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的矛盾性分析
一直以來，國際經濟學界對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的關系就存在廣泛的討論。在對二者關系的討論中逐漸形成了兩大陣營：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者、西方激進的經濟學者支持的“貿易條件惡化論”和新古典自由主義者對“貿易條件惡化論”的否定。我國學者也從不同角度對二者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但主要的觀點還是集中在貿易條件惡化會減少本國貿易利益的方面。本文認為，貿易條件并不能準確衡量一國的貿易利益，后發國家貿易條件惡化導致的貿易利益的變化需要更加動態的去考慮。
（一）貿易條件衡量貿易利益的局限性
1.多樣的貿易條件難以全面有效反映貿易利益的內涵
貿易條件不僅包括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還包括要素貿易條件，但每種貿易條件的概念都存在不足之處。價格貿易條件衡量的是一國交換能力的強弱，屬于效率范疇，它的改善不一定伴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所以很難反映出由于貿易規模擴大帶來的動態利益的產生；收入貿易條件在價格貿易條件的基礎上，考察了出口商品數量的變化對一國貿易利益的影響，彌補了價格貿易條件的不足。但隨著世界經濟的迅猛發展，收入貿易條件并不能很好的說明一國相對利益的變化，它忽視了單位商品的獲利情況，有可能出現收入貿易條件改善、國民福利卻持續惡化的情況；單要素貿易條件把價格變化與勞動生產率聯系起來，考察了勞動生產率對貿易利益的影響，認為只要一國勞動生產率上升或下降幅度超過價格下降或上升的幅度，則該國貿易利益增加；雙要素貿易條件綜合考慮了價格、本國出口部門與外國出口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因素，更能全面的反映了貿易利益變化的原因，但美中不足的是要素貿易條件很難量化。
2.分工模式變化引致的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的不協調
以往對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關系的爭論是以產業內分工和產品內分工為時代背景前提的。現如今經濟全球化使得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性增強，國際分工得到進一步深化，要素分工成為國際分工新的主導模式。貿易條件研究的基礎是一國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它是相對某一國的產品而言的，是屬地的概念；而貿易條件理論最終是要反映的是利益歸屬問題，是相對一國居民而言的，是屬人的概念。在古典情況下二者是統一的，但在國家間存在要素流動的情況下，用屬地概念反映屬人概念就會出現不協調，有可能一國貿易條件惡化，國民福利卻改善。而且在新的分工模式下，貿易利益不全歸貿易國所有，其中一部分將被跨國公司所控制，傳統的以國家為單位通過進出口來計算東道國的貿易利益已不準確。
（二）中國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變化的實證分析
1.對貿易條件的考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得以快速發展，但貿易條件總體卻呈現不斷下降趨勢，據統計1993―2000年，中國整體貿易條件下降13%。分類統計情況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明顯看出，中國在考察期內出現了價格貿易條件日趨惡化，而收入貿易條件卻大幅上升的狀況。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出口數量的大幅增加。但從整體上而言，中國的貿易條件是趨于惡化的。
2.對貿易利益變化的考察
在開放條件下，一國參與國際貿易最直接的利益就是獲取貿易的靜態利益。根據金德爾伯格于1956年提出的價格貿易條件變動對貿易利益影響的公式，并將收入貿易條件作為衡量靜態貿易利益變動的指標，中國靜態貿易利益的變動如下表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中國靜態貿易利益的獲取效率是不斷下降的。雖然中國的靜態貿易利益獲取效率變低，但對于后發國家而言，貿易動態利益的經濟效應遠遠大于靜態利益的經濟效應。隨著貿易投資一體化的深入，中國利用的外資數量逐步增加，動態貿易利益獲取的渠道更加寬闊。主要的動態利益是：
中國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FDI進入中國不僅給中國帶來了本國稀缺的管理知識、資本等要素，而且還促進了國內市場的競爭，通過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的關聯效應、滲透效應以及示范效應，有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1990年以來中國的出口貿易結構中初級產品比重逐年下降,工業制成品比重逐年上升,2006年工業制成品已占出口總額的94.54%，在出口結構中占據絕對優勢。中國的產業結構已逐漸從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過渡到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的階段。
對國內就業人員的吸納效應。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就業問題一直是有待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貿易、投資的蓬勃發展使得中國一部分就業人員被順利吸納。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7》的統計，2006年外商投資單位就業人員大約為747萬人，占注冊登記就業人員總數的6.69%。
跨國公司戰略性資源的外溢效應。跨國公司最主要的戰略性資源優勢來源于壟斷性的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中國國內的技術進步一部分就是由跨國公司的技術擴散來實現的。
因此，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背景下，傳統的貿易條件衡量貿易利益的作用被弱化，相對于改善貿易條件而言，后發國家更應注重動態貿易利益的獲取。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上面的分析表明，貿易條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國的貿易利益得失，但在實際應用和反映國際貿易長期的動態利益時存在較大的缺陷。對于廣大的后發國家而言，大多數都會面臨著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趨勢。這是因為：后發國家大都工業基礎薄弱，出口產品以價格低廉、附加值低的農產品和初級產品為主；在國際分工體系中處于被動地位；起點低引致的經濟增長速度較先發國家快等。但貿易條件的惡化并不完全意味著后發國家貿易利益的損失。由國際貿易帶來的對國內經濟的拉動，如技術進步、結構升級、制度優化等，貿易條件指數無法一一準確衡量。因此，后發國家貿易利益的獲得與維持須從多個方面客觀考慮，處理好短期損失和長期利益的關系。中國作為轉型中的大國，必須對貿易條件惡化引起的貿易利益的得失做出正確的判斷，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制定出不同但最終有利于國家發展壯大的政策。就現階段而言，我國堅持并不斷努力的方向是：
（一）比較優勢仍是基礎，不斷實現比較優勢的動態發展
我國貿易條件之所以不斷惡化，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由于我國勞動力幾乎處于無限供給的狀態，廉價勞動力成為我國的比較優勢。在現行的多種分工模式并存的分工格局下，究竟是堅持還是摒棄比較優勢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爭論。本文認為，在要素分工為主導的新的分工格局下，比較優勢仍然是我國獲取貿易利益的基礎，這是由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實際及投入要素組合的最佳比例共同決定的。我們不僅要考慮本身的實際情況，充分利用我國的現實比較優勢――勞動力優勢，獲取貿易利益，又要注重進行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實現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以維護和擴大貿易利益。具體來說，要從以初級產品和附加值低的工業品為主的產業結構轉變為以高附加值工業品生產為主的產業結構, 加快發展服務業，尤其是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服務行業；初級產品和低端工業制成品的生產也不能忽視，應加快其與先進技術與要素的有效結合，實現比較優勢的高級轉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的貿易條件也會起到改善的積極作用。
（二）適時培育稀缺要素，并提高原有要素的使用質量
當今的國際分工格局是以生產要素為基礎的國際分工，生產要素的國際差異成為國際分工的基礎與核心。雖然經濟全球化的基礎特征是要素的全球流動，但不同要素的流動性強弱是不同的。我國勞動力大部分屬于一般加工型的勞動力。流動性極低，這就決定了在全球貿易的利益分配中，我國處于不利地位。從參與國際分工的長遠目標和我國的根本利益出發，我們不僅要考慮對國外要素的合理利用,而且重點要考慮對稀缺要素的培育，這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必然選擇。
在稀缺要素培育中,最重要的是要確立制度競爭的基本理念。要創造一個有效的體制環境,以形成稀缺要素的成長環境。除此之外，提高原有要素的使用質量也是改善貿易條件、維護和擴大貿易利益的重要手段。我國的勞動力要素的素質從整體上來看還明顯較低，為此政府應加大教育經費的投入, 普及義務教育、發展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儲備各種人才資源，尤其是高技術人才與先進管理人才的培養，從而改變我國在國際上的要素弱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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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比較優勢理論；發展路徑；發展前景
［中圖分類號］F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2)01-0107-03
一、前言
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以及新興古典國際貿易理論四大階段。比較優勢理論是古典及新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它認為產生國際貿易的原因是各國在產品生產上存在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用相對勞動生產率、相對勞動成本或者機會成本衡量。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是比較優勢理論的一個特例，而赫克歇爾-俄林理論本質上也是一種比較優勢理論。與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相似，赫克歇爾-俄林理論認為產生國際貿易的原因也是因為相對價格的不同，只是這種相對價格不是由勞動生產率或技術水平的不同所產生的，而是由于每個國家的資源稟賦不同所產生的相對價格優勢。新貿易理論則是從規模經濟等新的角度解釋了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間的貿易這種新的貿易現象。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進一步加快，世界經濟逐漸成為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整體，國際貿易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際分工是進行國際貿易的前提條件，而目前的國際分工是由舊的國際社會政治經濟秩序和各國資源的稟賦差異決定的。因此，本文通過研究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路徑和發展現狀，從而找到該理論的發展前景，試圖以新的研究視角來解釋新的貿易現象。
二、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路徑
大衛•李嘉圖對國際貿易模式的研究一般被認為是比較優勢理論的起點。李嘉圖認為，所謂比較優勢就是不同國家生產同一種產品的機會成本差異，該差異的來源是各國在生產該產品上的勞動生產率差異。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看，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存在許多局限性，其中最大的局限就是該理論里僅有勞動這一種生產要素。因此，在多種要素存在的情形下，該理論在解釋比較優勢來源時就會產生困難。
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發展了李嘉圖理論。該理論構造了一個包含“兩個國家、兩種商品、兩種生產要素”的模型，認為國際貿易發生的原因是要素稟賦結構差異，以及由這種差異所導致的要素相對價格在國際間的差異。
在赫克歇爾-俄林理論之后，貿易理論進一步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于數據收集和處理技術的發展，以及對貿易理論進行實證檢驗。“里昂惕夫之謎”的提出使得人們對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普遍適用性產生了懷疑。這種懷疑導致兩種結果：一部分研究者認為通過對赫克歇爾-俄林理論進行改進，引入人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進而在更為廣泛的基礎上考慮國家之間要素稟賦結構的差異就能夠解決難題。這些研究者的實證檢驗結果也證明上述改進基本是有效的。另一部分研究者則試圖通過放棄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部分重要假設條件來構造“新的貿易理論”。并且，兩個方向的發展均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第一，放棄赫克歇爾-俄林理論關于規模收益不變的假定，研究規模收益遞增對于國際貿易的影響。
按照規模收益遞增理論，一國的企業或者行業可能僅僅由于歷史或者偶然的原因而較早地進入某個產業，從而可以較早地擴大生產的規模并利用規模經濟來形成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成本優勢。
第二，放棄赫克歇爾-俄林關于貿易參與國在獲得生產技術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國家的技術可獲得性差異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技術可獲得性差異理論既可以用來解釋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也可以用來解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對于前者，即使兩個發達國家在開發技術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但是由于隨機性，開發出來的具體技術也具有差異；另一方面，不同國家可能專業化地開發不同產品或產業方面的生產技術。因此，兩個國家的技術能力相同并不意味著兩者開發出來的最終產品相同。這樣，兩個技術能力相同的國家仍然存在貿易的可能性。對于后者，其研究結果是產生了著名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認為，新的技術和產品一般是在發達國家首先開發成功的。當產品和技術趨向成熟并進入標準化階段時，產品的生產則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進行。與產品和技術的這種生命周期相適應，國際貿易首先是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新產品，然后則改變成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輸出成熟的和標準化的產品。
按照赫克歇爾-俄林理論，國際貿易應當主要在要素稟賦結構相差較大的國家之間進行。然而，國際貿易的發展越來越表明，要素稟賦結構相似的國家（地區）之間的貿易——主要是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反而占據國際貿易的主要份額。這樣，貿易理論就需要對這種現象進行解釋。于是，新的貿易現象又導致了新的貿易理論的產生。新貿易理論，包括其對規模收益遞增條件下國際貿易問題的分析、技術可獲得性的分析、分工和專業化與企業技術和產品開發之間關系的討論、不同國家之間市場需求差異的分析等，為國際貿易的這種新的發展動向提供了解釋。
三、比較優勢理論的國內外研究現狀
（一）克魯格曼等人的規模經濟分析
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中產業內貿易的興起推動了比較優勢理論新的發展。克魯格曼和赫爾普曼引入規模經濟來分析比較優勢（1985）。他們建立了一個壟斷競爭模型，該模型基于自由進入和平均成本定價，將產品多樣性的數目視為由規模報酬和市場規模之間的相互作用內生決定。他們認為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強調比較優勢是外生給定的，而許多情況下，它是先天獲得（內生）的。后天獲得的比較優勢決定了一國在某些制造業，尤其是高技術產品制造業國際貿易中的地位。要素稟賦差異和“外部經濟”是內生比較優勢的源泉（見表1）。
克魯格曼雖然強調后天獲得的比較優勢的重要性，但他認為傳統的外生比較優勢理論并沒有過時，“無論在理論還是實際中，生產率落后的國家同樣能夠保持國際貿易平衡，因為決定貿易的是比較優勢而非絕對優勢”。在自給自足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產品多樣性數目很小，而貿易豐富了消費者的選擇。同時如果貿易增加了消費者的需求彈性，那么單個廠商的規模效率也能改進。這樣，單個廠商通過規模經濟作用確立了在國際市場中的優勢。實際上，克魯格曼在更早時候（1980）就提出國內市場規模會影響一國在國際上的比較優勢。他論述了在幾種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國市場的廠商更能有效利用規模經濟從而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許多實證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內銷的廠商規模更大，廠商和產業的規模與出口量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
（二）赫而普曼等人對R&D的分析
格魯斯曼和赫而普曼從研究與開發（R＆D）的角度推進了比較優勢理論（1989，1990）。他們將原來盛行的對比較優勢的靜態分析擴展到動態分析，創建了一個產品創新與國際貿易的多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研究通過R＆D產生的比較優勢和世界貿易的跨期演進。在模型中，公司引進新產品會發生資源成本；前瞻性的生產者引導R＆D進入具有獲利機會的市場；新產品不完全代替老產品，并且當更多的商品可買到時，價格、利率和貿易模式會跨期演進；貿易有產業內和產業之間的，前者受制于R＆D支出，后者受制于資源稟賦；國際資本流動用來為R＆D融資，在一些情況下跨國公司會出現。
早期的動態研究（Krugman，1979；Dollar，1986等）對貿易均衡的穩態性質作出了有意義的分析，但由于沒有考慮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響和驅動產品創新率的經濟因素，從而使分析不夠完全。而格魯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確地處理了對私人投資R＆D激勵和R＆D活動的資源要求。資源通過分配到R＆D部門，會導致差異化產品和同質產品的生產，然后就會形成沿著貿易均衡動態路徑的赫克歇爾－俄林貿易模式。這種貿易模式，會導致比較優勢的發展。
（三）格魯斯曼等人的人力資本配置分析
格魯斯曼和麥吉（2000）從人力資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國際間的比較優勢。他們創建了一個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國家間貿易競爭模型，分析了人力資本的分配對比較優勢和貿易的影響。他們發現，具有相對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及人力資本之間的互補性特征。此時，當所有的任務被相當好地完成時，要比一部分任務被極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務完成得很差時的有效產出更大。高效率的生產組織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資本匹配，這在有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更容易實現。另一方面，對于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替代性為特征。此時，具有相對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務，而另一些任務由才能相對較低的人組成的公司來完成。那么，對于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特征的國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將會在對杰出人物敏感的產業中占有比較優勢。
（四）梅里茲等人的勞動市場波動性和彈性分析
庫納特和梅里茲（2009）從勞動市場的波動性、彈性的角度分析了國際間和部門間的比較優勢。勞動市場制度的國際性差異對公司調整適應外來沖擊的能力有影響。波動性在制度上與特定部門的差異相互作用（如公司內不同部門的特定抗沖擊性差異），形成了一種新的比較優勢。大量的實證研究得出結論：勞動市場彈性較大的國家偏向于出口波動性大的產品。通過闡述勞動市場體制的差異如何整合的于恩布什、費舍爾和薩繆爾森（1977）的比較優勢模型，表明了該模型可以擴展到多因素、多國模型。
（五）國內有關比較優勢理論的研究
國內學者中以林毅夫為代表力挺比較優勢理論，他們認為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是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是由要素稟賦決定的。在一個勞動力相對富裕的國家，勞動力的價格就會很便宜，而資本的價格就會相對較昂貴，如果一個經濟體系能夠對要素稟賦的變動作出及時反映，要素價格就會反映其稟賦的稀缺，企業就會調整產品生產的要素投入，在技術選擇時盡可能地使用相對便宜的要素。在傳統趕超戰略下形成的生產要素存量配置結構，是與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相違背的，因此導致大量的趕超企業缺乏自生能力。政府為了保護此類企業，會采取各種扭曲價格的方法，或給予他們補貼，從而影響了市場的正常運轉，制約了資本積累的速率、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
與之相反，以洪銀興為代表的學者則提出“比較優勢陷阱”。他們認為比較優勢理論是一種靜態的視角，沒有考慮產業結構的調整；比較優勢理論所講的比較成本是對本國產品的比較而言，并不意味著在國際競爭中就一定具有優勢。落后國家按照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由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無法成為帶動產業升級的龍頭產業，容易導致進口漏出和儲蓄漏出，從而不能帶動本國經濟的發展。長期單純執行比較優勢戰略會造成一國產業結構不能得到升級，而且會固化原有產業分工，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長期處于不利地位，更為嚴重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了貿易條件惡化和貧困化增長的現象。因此他們認為，競爭優勢理論應該取代比較優勢理論成為新的國際貿易主導理論。
四、發展前景與展望
比較優勢理論作為一個經濟發展理論，盡管自李嘉圖提出至今已近二百年，但仍為企業和國家進行生產活動選擇時，在要素相對密集度方面所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兩優擇其甚，兩劣權其輕”不僅僅是指導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則，在社會生活的其他諸多方面，都已成為進行合理社會分工，以取得最大社會福利與勞動效率的原則，有較為廣泛的一般適用性。然而，一個企業不可能進入這個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每個行業，因此，需要在這些行業中有所取舍。綜上所述，主要存在以下兩個問題，這為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方向和完善途徑。
第一，貿易理論的實證檢驗問題。根據一些學者對于各種現象的計量分析結果，以上理論中的多數理論——包括赫克歇爾-俄林的比較優勢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各種流派都獲得了支持。然而，并不存在某種理論具有普遍適用性。或者說，要素稟賦、專業化與分工的發展、規模經濟分析、勞動市場波動性和彈性分析等“新”、“舊”貿易理論解釋變量對國際貿易現象都有一定解釋能力。
第二，各種貿易理論間的關系。既然實證檢驗不能簡單地排除某一種貿易理論，就必須考慮如何處理各種貿易理論之間的關系。最直觀的想法是構造一個包含多種解釋變量的一般化貿易模型，從而將各種貿易理論綜合起來。然而，沿著這個方向進行的工作都遇到了較大的困難。再者就是，不對各種貿易理論進行綜合，而是從貿易現象著手——將貿易現象分為不同的類別，每個類別適用不同的貿易理論來解釋。比如，傳統比較優勢理論主要用來解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現象，或者要素稟賦結構差別較大的國家之間的貿易現象；新貿易理論則主要用來解釋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現象，或者要素稟賦結構差別較小的國家之間的貿易現象。這兩種想法都可以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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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比較優勢；價格貿易條件；經濟福利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5）11-0005-02
引言
比較優勢理論由大衛?李嘉圖在其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提出，又稱為比較成本貿易理論。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生產技術的相對差別（而非絕對差別），以及由此產生的相對成本差別。每個國家都應根據“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權取其輕”的原則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比較優勢貿易理論在更普遍的基礎上解釋了貿易產生的基礎和貿易利得，大大發展了絕對優勢貿易理論。
價格貿易條件（ Terms of Trade） 又稱作凈貿易條件指數，是一個國家的出口產品價格除以這個國家的進口產品價格。貿易條件決定貿易利益如何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分配，一個國家的貿易條件增加（或改善）意味著這個國家可以從出口中賺取更多的利潤或者可以為它的進口產品支付得更少，從而這個國家的福利改善；而一個國家的價格貿易條件降低（或惡化）意味著這個國家的福利下降；要使一個國家從國際貿易中獲得更多的利益，改善這個國家的價格貿易條件，就要找到影響一個國家價格貿易條件的因素，并且研究如何改變這些因素來改善一個國家的貿易條件，進而增加一個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獲得的貿易利益，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
從比較優勢和價格貿易條件的定義來看，比較優勢的發揮，以及貿易條件的改善，都能提高或者改善我國的經濟福利。然而在近十年來，我國充分發揮勞動力便宜，及所謂的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從這方面來說，提高了我國的福利，但數據顯示，我國利用比較優勢所生產的產品出口價格很低廉，進口的卻是價格高昂的產品，從這方面看，是惡化了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降低了我國的經濟福利。所以，我們不得不提出疑問，發揮比較優勢一定能提高經濟福利嗎？什么才是真正的比較優勢？
一、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
我國的比較優勢，是根據要素數量來確定的，如人口數量、資源數量，所以我們的比較優勢就是生產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和資源密集型的產品，這導致我國的勞動力長期處于超負荷工作狀態，加班是常態，雖然可能收入上升了，但體力透支，更缺少閑暇，所以他們并不幸福，生活水平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并沒有提高。同時，過度消耗我們的資源，而資源是有限的。所以從短期來看，發揮比較優勢是獲利的，但從長期來看，卻是損失巨大的。經濟發展要從長遠的角度來考慮，我們不能消耗子孫后代的福利來增進我們的福利。
所以，我們要從新的角度來看我國的比較優勢，我國的比較優勢不是表面的數量，而且更重要的是潛在的質量，即資本和技術層面的。雖然目前我國總體上技術還比較落后，似乎在技術方面只存在比較劣勢，但我們要創造更有利于我們的比較優勢，或者更確切的說是創造能改善我國貿易條件的比較優勢。
二、比較優勢和貿易條件的關系
（一）比較優勢的轉化能改善價格貿易條件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同時也是比較優勢不斷變化和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的過程。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一國原有比較優勢減弱，新的比較優勢形成與強化。這就決定了產業政策的重心不應是恪守現有的比較優勢，而必須著眼于未來，培育動態比較優勢，實現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的升級，否則很容易導致分工鎖定和國際分工地位低下。比較優勢利益還有靜態效應和動態效應之分，兩者并不一定一致。按照靜態比較優勢分工，通過干中學等，能夠有效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但是，國際經驗和理論分析表明，恪守和強化比較優勢，會使得出口產品價格下降，貿易條件惡化，進而影響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國民福利的提高；一些行業雖然近期尚不具備足夠的比較優勢，但由于其順應了當前的要素積累特征，技術進步較快，未來將會形成一定的競爭力，將會使得進口產品價格下降，由此帶來貿易條件的改善，進而提高未來的貿易效應和收入效應。
（二）價格貿易條件的改善，利于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
按照傳統經濟學理論，價格的變化是由供求關系決定。因此，有觀點認為中國進口商品價格變化主要是由于中國需求的增加導致價格的上升。
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和工序分工的不斷細化，一件產品可以分成不同的工序，而不同的工序具有不同的要素投入比例，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產品的工序分工使得資源在全球優化配置。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承接第四次國際產業轉移，利用勞動力資源稟賦，發展加工貿易，通過鼓勵加工貿易、出口退稅等出口導向型的政策，出現規模每年大幅增加。在出口規模和出口增長速度都遠遠高于國際平均水平的情況下，一方面由于中國出口產品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市場競爭激烈，導致出口企業競相壓價，許多出口企業僅通過出口退稅獲得微薄利潤，從而降低了出口價格；另一方面國內的相關要素資源成本并沒有獲得合理補償，包括石油、環境成本等沒有體現其真實價值，從而導致直接生產成本比較低。這兩方面都使中國出口產品價格偏低。
中國出口產品具有較高的替代性、價格具有外生性和主要依靠成本競爭等特點。中國出口產品是承接國際產業價值鏈低端轉移的結果，具有高度替代性，因而只能在低成本上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競爭，議價能力不足，導致即使在產品成本上升的情況下也難以通過提高價格轉移成本，在替代產品不斷涌現的情況下，原有的產品面臨價格降低的困境。這些都表明中國出口產品價格不僅不具備上漲的能力，反而面臨著較大的下降壓力。
綜合以上分析，中國出口增長的是國際市場價格下降最大的產品，進口的是國際市場價格上升最多的產品，這些都使得中國的出口價格貿易條件惡化。貿易條件惡化，使我國的貿易利益受損，阻礙資本的形成，不利于向資本比較優勢轉化。反之，如果貿易條件得到改善，那么我們獲得大量的經濟利益，從而促進資本的積累，有利于向資本比較優勢轉化。
（三）進出口商品結構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一方面，出口初級產品的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需求收入彈性小于1，因此當經濟增長時對初級產品的需求會日趨緩慢，此外技術的進步會減少單位商品的原材料消耗，導致對初級產品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出口工業制成品的發達國家面臨的需求收入彈性大于1，因此當經濟增長時對制成品的需求會日益增大，此外工業部門相對于農業部門更容易吸收先進的技術，工業部門的要素收入增加值大于農業部門的要素收入增加值，制成品和初級產品的比價就有利于制成品而不利于初級產品。于是，上面的因素就導致了工業制成品和初級產品的價格差距越來越大，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也就趨于惡化。
三、創造比較優勢的途徑
隨著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經濟增長，國內的資本存量大幅上漲，雖然由于人口眾多人均資本存量還較低，但相較于豐裕的勞動力，資本存量的比較優勢逐漸顯現，這從近年來沿海發達地區的用工荒就可以充分體現，有些企業甚至高薪聘請，還是存在大量的用工缺口。在新的比較優勢初見雛形的條件下，政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企業進行扶持。
（一）對資本密集型產業進行扶持
日本、韓國都是資源貧乏的國家，在“貿易立國”的戰略指導下，培育動態比較優勢，確定有利于促進本國經濟和社會福利增長的戰略性產業進行扶持。我國也可以借鑒日本和韓國的經驗，鼓勵勞動密集型企業向資本及技術型企業轉化，提供資金、技術和政策上的支持，勞動密集型企業之所以不能快速進行升級，原因是在升級過程中，需要大量的資金，但企業資金有限不足以實現產業升級，有了政府的支持，企業能迅速實現升級，從而改善我國的貿易條件，實現貿易利益最大化，提高我國的經濟福利。
（二）鼓勵自主創新，加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扶持力度
科學技術始終是一個國家的第一生產力，要鼓勵企業加大對研發的投入，同時加強市場配套體系建設，為企業在融資、稅收、國際合作等方面創造便利條件。要出臺扶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政策，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勢產業，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轉變我國的貿易結構，實現我國在對外開放過程中獲得更多利益的目標。根據蘋果公司最新公布的消息，所有設在中國境內的蘋果產品工廠或生產線，將要撤回美國。這則新聞看似中國制造業將面臨新一輪的寒冬，但在此寒冬來臨之際，我們可以嘗試在另外一個角度分析，根據貿易與增長理論：經濟增長意味生產可能性邊界向外擴張，可能由資源增加引起，也可能由技術提高（利用資源的效率）引起。生產可能性邊界偏向于出口產品的增長稱為出口偏向型增長，相反進口產品的增長稱為進口偏向型增長。出口偏向型增長會使本國貿易條件惡化，對他國有利；進口偏向型增長有利改善本國貿易條件，他國會受損。一國福利會隨貿易條件的改善（相對價格的提高）而上升，隨貿易條件的惡化（相對價格下降）而下降。蘋果公司的舉措，恰恰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進口偏向性的增長。蘋果公司將生產線撤回美國，其實質是將產業鏈中低附加值的產業環節――生產移回美國，蘋果此舉看似對中國的制造業產生打擊，但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貿易帶來的福利效應大于其對制造業帶來的負效應。從這個角度分析，國人根本無需杞人憂天，制造業的寒冬可能僅僅是一部分生產效率低下的制造商，通過市場的自然調整，其實是為中國制造業注入更多技術及高附加值的成分。簡單來說，可能蘋果手機那些低利潤的整機組裝生產線將轉移至東南亞一些人均工資率更低的國家，而“中國制造”則轉型于蘋果產品中更高端的通信設備，屏幕技術等，從而推動“中國制造”向產業鏈更高端的環節轉型。
結束語
通過以上途徑創造新的比較優勢，能促進貿易條件的改善，從而提高我國的經濟福利，從長遠來看，也是可行的。另外，比較優勢也是動態變化的，所以我們對比較優勢的界定，進而創造比較優勢的整個體系也要不斷變化，適應新的變化，這樣我國的福利一定能不斷增強，我國居民生活水平一定會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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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
1 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
以斯蒂德曼為代表的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堅持并繼承了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認為貿易的真正來源在于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并非資源稟賦的差距。新李嘉圖主義以一種比較動態的、長期均衡的分析來解釋國際貿易。新李嘉圖主義貿易理論把收入分配置于突出位置,并貫穿分析的始終。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與李嘉圖理論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圖是從各國生產的角度即從各國的生產特點不同和勞動效率的高低不同上來解釋比較優勢的差異;新李嘉圖主義不僅從各國生產的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且強調要從各國分配領域,從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動態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比較優勢的不同。
2 克魯格曼的貿易理論
保羅·克魯格曼提出“規模經濟作為國際貿易產生原因”的解釋,他在產業內貿易理論有關基本假設和結論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各種模型深入闡述了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成功的解釋了戰后國際貿易的新格局。克魯格曼認為在“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式下的市場體系中,產業部門的擴張是通過更大的規模經濟而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每個國家都以其產品供應世界需求,因而得到了雙向的產業內貿易,若各國擁有相同的要素稟賦,就不存在產業間貿易,而存在大量的產業內貿易。克魯格曼又考察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型式的關系。其“產業內專業化分工與得自貿易的利益”理論模型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理論中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這兩個基本假定,使新貿易理論向規范化方向邁進了重要一步。
新貿易政策理論的發展
貿易政策理論是較早發展起來的國際經濟學理論之一。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作為“新重商主義”代表的凱恩斯在國際貿易方面主張政府干預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利用貿易順差保持國內充分就業。20世紀70年代之后,以弗雷德曼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占據了經濟理論的中心位置,主張政府應該對國際貿易進行適度的干預。
1 貿易保護理論的新發展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目前較為代表性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
(1)以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為代表的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認為:自由貿易無法解決貿易與發展、貿易與環境等問題,因此必須用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取代它。新貿易保護主義主張首先要加強地區間合作,實行地區性貿易保護主義。新貿易保護主義還主張一國根據預期的出口量控制進口量并且要使兩者嚴格平衡,并制定高標準的進出口限制規則。
(2)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新貿易保護論的基本觀點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如果西方國家不對發展中國家實行貿易限制,將會造成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向低收入國家的工資水平看齊,從而導致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發達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性產品實行貿易限制。
(3)環境優先新貿易保護論主要表現在借保護世界環境之名限制國外產品的進口,保護本國衰退的劣勢產業,其主要論點是:由于生態系統面臨巨大威脅,在國際貿易中應該優先考慮保護環境,減少污染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為了保護環境任何國家都可以設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控制污染產品進出口,同時任何產品都應將環境和資源費用計入成本,使環境和資源成本內在化。
2 國際貿易的內生性增長的新理論
以哈伯勒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是新觀念、新技術、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傳播媒介,國際貿易可以充分利用沒有開發的國內資源,刺激國內生產者提高效率,同時通過市場規模的擴大,貿易使勞動具有了經濟規模性,因此國際貿易可以稱為“經濟增長的動力”。為了從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角度進一步揭示國際貿易產生的正面作用,經濟學家羅莫和盧卡斯提出了內生性增長理論,他們認為一國減少貿易壁壘并促進國際貿易后,將長期取得加快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效應,這主要因為國際貿易可以使該國加快技術引進、吸收、開發以及創新過程,擴大生產經濟規模,減少價格扭曲提高資源利用率等。
3 不完全市場競爭下的新貿易政策理論
不完全競爭的貿易政策理論認為市場結構的類型決定了行業的競爭程度和貿易形式,因此依據國內外市場結構的狀況來選擇指定貿易政策可以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中最大限度的保護國家利益。80年代初以來,以布蘭德、斯本色、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以“戰略性貿易”為核心的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認為,在規模收益可變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政府干預的貿易政策只要使用得當能夠使一國從相對自由貿易中獲益。新貿易理論對市場運行的優化、干預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
國際金融理論和政策
1997年發生在東亞地區并波及到整個世界的金融危機,推動國際經濟學界對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國家貨幣政策、國際資本流動、匯率制度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國際金融和政策理論有國際金融安全、克魯格曼的貨幣匯率理論、國際貨幣一體化等。
國際金融一體化
世界經濟的一體化趨勢已然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世界金融一體化則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世界金融一體化是指各國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賴、影響而產生的逐步聯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趨勢。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表現是:各國金融政策傾向一體化;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國際化,這是世界金融一體化最突出的表現,它包括貨幣兌換自由、資本在行業間轉移自由和資金進出自由。
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對國際經濟體系也構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首先,世界金融一體化使得國家金融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削弱。在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場合下,資本力量已經超越了國家力量。包括最發達的國家,無論從實力、理論、法律還是從技術上都難以控制國際游資的沖擊。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升了國際金融組織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權力地位,在特定的時期對于民族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提出了挑戰。
二戰結束以來,金融霸權已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這一概念是以格拉斯為首的美國左派經濟學家首先提出的,所謂金融霸權是指以大銀行家和大機構投資者為核心的金融寡頭及其政治代表,通過控制經濟活動施以重大影響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實現其他政治、經濟目的的一種社會關系。由金融霸權所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呈現兩種趨勢:一方面是發達國家內部對金融權力的爭奪日趨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權又聯合起來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控制。金融霸權對國際關系影響主要有三
個方面:一是控制國際資本流動,二是進行國際金融投資,三是操縱各種國際經濟組織。從對國內經濟結構影響來看,金融霸權通過控制資本流動,不僅可以改變左右一國的產業結構對各個部門的經濟發展起著決定作用,還會促成泡沫經濟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響政府的行為。從對國際經濟影響看,金融霸權控制國際資本流動的直接后果是加劇了國際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金融霸權會通過各種形式從發展中國家抽走極為稀缺的資金,同時又會扭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使其經濟與社會失衡加劇。 克魯格曼的“蕭條經濟學回歸”
保羅·克魯格曼提出了一個國家經濟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所謂“三難選擇”,即克魯格曼早些時候所說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個目標中,只能達到兩個,不能三個目標同時實現: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永恒的三角形”的妙處,在于它提供了一個一目了然地劃分國際經濟體系各形態的方法。克魯格曼認為歐洲貨幣聯盟和歷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選擇“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犧牲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中國則是選擇“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即只開放“經常帳戶”,不開放“資本帳戶”。克魯格曼認為,“三中擇二”是國際經濟體系內在的“三難選擇”的體現。他高度贊賞中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對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蕭條意義重大。
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貨幣一體化理論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越不能靠經常的匯率變動來改變相互之間的貿易條件和本國的國際收支地位,這兩國或多國走向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貨幣一體化的主要收益來自于匯率穩定。匯率的經常性變動會影響正常貿易和投資的開展,使用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像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當前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最新進展就是運用理性預期的形成、時間不一致性、信譽問題,以及匯率決定等宏觀經濟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及分析方法,對貨幣一體化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