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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各商業銀行的主訴法律糾紛，無論是涉案件數，還是涉案標的額均有較大幅度的上升。據初步了解，工、農、中、建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目前的主訴經濟糾紛訴訟案件每年均在數千件以上，標的額均在數十億元以上。各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主訴經濟糾紛案件也呈逐年上升趨勢。從法院受理的民事、經濟案件來看，目前，金融糾紛案件數量持續居法院受理的民、商事糾紛數量的前列。如根據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統計，北京法院受理的金融糾紛案件中，銀行為一方或雙方當事人的案件始終位居首位，占50%左右，其中，95%以上銀行做原告 .
二、借款合同、擔保合同糾紛占主訴法律糾紛的絕大多數
目前，商業銀行的主訴法律糾紛絕大多數為借款合同、擔保合同糾紛。借貸合同、擔保合同糾紛一般占商業銀行經濟糾紛案件的90%以上。據對某商業銀行某分行的調查，2001年至2002年上半年借貸糾紛案188件，占該分行經濟糾紛總件數的96%，標的額4546萬元，占該分行經濟糾紛總標的額的 98% .從法院受理的案件的情況看，借款合同糾紛始終占據金融糾紛案件的第一位，如根據北京市高級法院的統計，借款合同糾紛占北京法院金融糾紛案件的70%左右。
三、多數法律關系簡單，爭議不大
由于目前商業銀行主訴法律糾紛主要為借款合同、擔保合同糾紛，而多數借款合同、擔保合同法律關系簡單、明晰，因此在訴訟過程中，訴訟雙方當事人對合同效力、借款事實、還款事實、欠款事實、擔保事實等問題爭議均不大，或沒有爭議。
四、案件勝訴率高，但執行率低
銀行原告案件勝訴率一般達100%，但執行率一般不到30%.據對某銀行調查，1998年至2001年已審結未執行案件122件，勝訴金額4788萬元，未執行金額4163萬元，執行率僅為8、7% .
五、銀行在訴訟中具有一定的主動性
【關鍵詞】刑民交叉案件 先刑后民 先民后刑 刑民并行
德國法學家克勞斯.羅克辛所說，“刑法與民法在概念上的明確區別，是19世紀法學的重大成就，但在今日，我們認為此項嚴格的區別是一個錯誤的概念，刑法與民法的再接近實有必要”。[1]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過分講究物質的經濟社會，涉及民事權益的紛爭和經濟利益的沖突大量出現，民事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案件越來越多，有些民事經濟糾紛涉嫌經濟犯罪，有些則與經濟犯罪案件互相交織，有些則刑民難辯。對此，我國現行立法上還存在著諸多的缺陷，法律規定與司法解釋、部門規章之間沒有達到協調統一，甚至出現互相沖突的現象。
一、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解析
要深入研究刑民交叉案件的訴訟機制，首先要理清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
江偉教授認為，刑民交叉案件即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關系錯綜復雜，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牽連、相互影響的案件。在此基礎上，依案件的具體表現形式，將刑民交叉案件劃分為三類：第一類，因不同法律事實分別涉及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但法律事實之間具有一定的牽連關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例如同一行為主體實施了兩個獨立的法律行為，分別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但都是基于同一行為主體，法律事實牽連，刑民案件交叉。第二類，因同一法律事實涉及的法律關系一時難以確定是刑事法律關系還是民事法律關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第三類，因同一法律事實同時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從而構成刑民案件交叉。此類交叉實質上是源于法規競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對該項事實作了相應的規定且競相要求適用于該法律事實，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2]
二、刑民交叉案件的現行訴訟機制的不足
為了在刑民交叉案件中能夠正確、合理的適用法律，我國先后出臺了五個規范性文件來規定和細化刑民交叉案件的訴訟機制?，F行有效的1997年12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97年規定》），1998年4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98年規定》）和2000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解釋《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法釋【2000】47號），大多數規定從開始施行至今已經十多年了，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變遷，或多或少的出現了問題，為我國刑民交叉案件的訴訟機制的運行帶來了各種各樣的難題與挑戰。
第一，程序銜接規定不完善，未充分保障當事人權利救濟的及時性。刑民交叉案件之所復雜，因為其不僅涉及了民事法律關系，還涉及了刑事法律關系，甚至部分案件需要接受兩種不同的法律規范的分別評價和處理，這就必然涉及到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的交接、協調問題。依據《98年規定》的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法院作為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經審理認為不屬經濟糾紛案件而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钡谑l規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認為有經濟犯罪嫌疑，并說明理由附有關材料函告受理該案的人民法院的，有關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經過審查，認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并書面通知當事人，退還案件受理費。”人民法院根據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裁定駁回或中止民事訴訟的審理，將涉嫌犯罪的材料向偵查機關移送，由于沒有相關程序法的規定和約束，以及相關救濟監督程序的缺失，常常發生偵查機關對被移送的案件長期未做答復，或者公安、司法機關之間互相推諉等，導致案件長期懸而未決。都說“遲來的正義非正義”，在上述情況下，于當事人而言，也許這遲來的正義都成了奢望。故刑民交叉案件訴訟程序銜接規定不完善，嚴重影響了保障當事人權利救濟的及時性。
關鍵詞 經濟 法律 訴訟 解決模式
中圖分類號：D912.29 文獻標識碼：A
經濟是不斷發展的，我們在享受經濟發展好處的同時，不可避免的也會遇到經濟糾紛的問題。社會存在就會有糾紛，解決好糾紛是社會的內在需要，也是日常生活順利進行的保證。糾紛解決方式有多種，如可以在當事人之間進行私下的協商和解，可以借助第三方進行調解、仲裁和行政決定等，但是總的來說就是概括為訴訟與非訴訟解決模式。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目前正處于一個由傳統的非訴訟向現代的訴訟轉變時期，不管哪種糾紛解決方式都有其本身的特點。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兩種經濟糾紛解決模式對于解決廣泛存在的利益沖突和經濟糾紛有著獨特的作用。
一、訴訟解決模式
（一）訴訟解決模式的定義。
訴訟解決方式一般指就是民事訴訟制度。 民事訴訟制度是一個國家民事訴訟運行整套系統，具有規范化和制度化的特點，它包括了若干具體的訴訟制度如制度、財產保全制度、先予執行制度、庭審制度、判決制度、上訴制度、再審制度和執行制度等等。民事訴訟制度是運用體制的概念從宏觀的角度闡釋民事訴訟制度，以邏輯演繹為出發點，從整體和宏觀方面把握民事訴訟的運行。
（二）對訴訟解決模式的客觀認識。
當前我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型期， 各種利益關系紛繁復雜， 人們的各種觀念也在發生改變。訴訟解決是一把尺子量天下，它是執法者依據法律， 注重爭議雙方權利和義務的平等統一， 強調解決程序的公正性及結果的客觀性，體現的是法律公正。訴訟解決具有權威性、終局性、客觀性、可執行性等優點， 但也存在程序繁瑣、成本高、效率低等弊端，總的來說，訴訟是 “贏家通吃”。
（三）訴訟解決的基本模式。
用民事訴訟解決經濟糾紛有基本的模式，民事訴訟基本模式是對特定或某一類民事訴訟體制基本特征的揭示非訴訟解決模式。不同的人對一樣的問題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對民事訴訟基本模式的認識存在差異性，法律傳統和法律文化對民事訴訟體制特定有著直接的影響。按照民事訴訟法律關系的理論，基本的民事訴訟是由若干訴訟法律關系構成的。而在這些民事訴訟的法律關系群中，法院或法官與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訴訟法律關系。
二、非訴訟解決模式
（一）非訴訟解決模式的定義。
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又稱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或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它是民事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或程序的總稱。從它的名字可知，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是指發生糾紛的雙方，在解決糾紛時不用經過法定機構或正式的法律程序，而是直接就有關爭議的事項進行自我協商或私下調解，達到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
（二）對非訴訟解決模式的客觀認識。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因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寬容的人性美而屹立于世界前列。因此，對于經濟糾紛，我們一直采取調解的態度， 強調平等協商往往會收到良好效果， 這也被被譽為“ 東方經驗”。 非訴訟模式突出雙方的意志， 具有自愿和民間的性質。它是通過協商及律師調解來解決糾紛， 并無法律程序的約束。非訴訟模式具有隨意性且缺乏強制性，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自主性、非對抗性、相互妥協性、經濟性和靈活性等特點?？偟膩碚f，非訴訟是“各有所得”。
（三）非訴訟解決模式的構建。
目前在我國民事糾紛解決機制中，缺少前置性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谶@一缺點，在構建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的過程中，應該先完善非訴訟解決的調解制度；仲裁是一種還在不斷探索和完善的解決制度，它在一個特殊的位置，因此我們在構建非訴訟解決模式時要合理利用仲裁的優勢、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優勢；此外，非訴訟解決模式還有和解這一方式，任何一種方法都有相應的運用，我們要善于利用方法的特點來解決問題，因此在構建非訴訟解決模式時還要肯定和積極運用和解制度。
三、總結
目前對于我國經濟糾紛案件的解決， 存在“上法庭”的多， 非訴訟解決的少?，F在經濟糾紛案件在增加但是經濟糾紛解決機制不暢，對于不同的經濟糾紛類型和嚴重程度我們要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不能一味的只遵循某種方式或用一種方法。訴訟解決模式和非訴訟解決模式各有各的優點和缺點，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和法治國家，我們可以通過經濟立法來規范經濟行為， 通過強化法律的可訴性來解決經濟糾紛；但是中國又是一個和平發展和友好和諧的國家，在對待糾紛上，協商、調解、仲裁這三種方式還是起到很大作用的，我們在解決問題時首先想到的也是這幾種方式。不管我們運用哪種方法解決經濟糾紛問題，都要以維護日常生活的正常進行和維護社會的穩定為出發點和最終目標。
（作者：江山市人民法院助理審判員）
參考文獻：
[1]白冬.論經濟糾紛的訴訟與非訴訟解決模式[J].現代財經.2005，2，25：70-73.
[2]周曉唯，胡強.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的法經濟學分析.制度經濟學研究[J].2003，1：126-144.
一、司法實踐中刑民互涉案件的審理規則和沖突
司法實務中處理刑民互涉案件時，經常將“先刑后民”作為審理規則，為什么要這樣做呢？一方面，在這類案件中，如果行為涉嫌犯罪，一般都侵犯了公權和私權雙重法益，本著公權優先的原則，理應中止民事審理，先追究刑事責任，待刑案審結后再作民事處理。另一方面，從務實的角度出發，先確定刑事犯罪，被害人的財產損失就可通過追贓手段獲得救濟，方便快捷，節約成本。如若先訴諸民事訴訟，不但要理清錯綜復雜的民事法律關系，準確界定其性質，耗時費力，而且可能面臨執行不能的風險。但刑事犯罪若能成立，往往意味著民事侵權關系的成立或者民事合同關系的無效，使復雜的民事法律關系迅速簡化、明晰。因此，無論從被害人的心理態度還是從民事辦案人的主觀愿望出發，都希望先刑事定案再民事處理。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1條、第12條規定，人民法院、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對人民法院作經濟糾紛受理的案件，有經濟犯罪嫌疑的，經過審理或審查，應裁定駁回起訴，將有關材料或案件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表明了刑事處理優先的原則。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6條規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表明因經濟犯罪引起的損害賠償問題，不適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在人民法院追繳或者責令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后，受害人方可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犯罪人補足其實際損失。明確了“先刑后民”的審理規則。該規則應當僅適用于因同一法律事實引起同一主體既承擔刑事責任又承擔民事責任的情形。但對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實”或“不同的法律關系”的刑民互涉案件，可以并行審理。
在國外，由于遵循不同訴訟規則，基于同一法律事實或法律關系的刑、民事案件，審理過程相互獨立，互不影響，導致案件的處理結果可能存在不一致之處。如辛普森殺妻案中，刑事審判中辛普森被宣告無罪，但卻在民事判決中被判處巨額民事賠償。但我國司法實踐中審理的民、刑互涉案件，特別是經濟犯罪案件涉及民事糾紛的案件，處理結果應當要求一致。因為經濟犯罪本質是嚴重民事違法行為的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是對嚴重民事欺詐行為的規范，首先強調案件事實的客觀真實。因此，刑事法官在處理經濟犯罪案件時，往往考慮何種權益受到了損害，進而理順民事法律關系，確定犯罪對象和客體，反過來促進了刑事案件的準確定罪?？梢姡淌露ㄗ镞^程中包括了對民事法律關系的分析和權衡，民事判決顯然可以刑事確認的事實作為民事認定的事實，但在票據詐騙、金融憑證詐騙等經濟犯罪案件審理過程中，由于涉及復雜的民事經濟法律關系，有的情況下刑事法官無法確定誰為民事被害人，或者贓物發還對象；有的案件中存在多個受害人，有直接受害人，也有間接受害人，有的被害人在經濟犯罪案件形成過程中具有明顯過錯，而刑事判決不可能將被告人的罪名或者案件的定性量化，因此，民事法官絕不能簡單地按照刑事判決確認的法律關系作出民事判決，仍應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根據雙方當事人在民事糾紛中的過錯程度，判處各自應負的民事責任，摒棄以刑案定性作為承擔民事責任唯一依據的錯誤做法。如在銀行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騙取儲戶存款的案件中，有的構成貪污罪，有的構成金融詐騙罪。有的民事判決以銀行工作人員既已構成貪污罪，銀行就應負民事責任。要求銀行對儲戶承擔全部賠償責任；或者在因銀行工作人員主要不是利用職務之便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較小，全案被認定為金融詐騙罪的場合，民事判決就以案件系罪犯個人犯罪而與銀行無關，判處銀行不負民事賠償責任。這種不根據具體案情具體分析，完全跟著刑案定性確定民事責任承擔主體的簡單做法顯然是錯誤的?？傊?，民事案件應以刑案事實作為查明的事實依據，但不能以刑案具體定性作為分擔民事責任的唯一依據，還應兼顧民事當事人的過錯情況予以公平地裁判，以使刑案和民案的處理結果應取得最大的一致與和諧，否則，難免引起部門法律之沖突。
二、刑民互涉案件在司法實踐中的表現類型
審判實踐中，涉及民商事糾紛最多的經濟犯罪類型是金融詐騙類犯罪、合同詐騙罪、欺詐性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職務犯罪。其表現類型可依行為方式和法律關系大致為五類。
（一）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偽造存單等憑證騙取儲戶存款
國有銀行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1.以高息為誘餌，私自印制存單、存款協議書、存款證實書、進賬單等銀行憑證，采取偷蓋銀行公章或私刻銀行印鑒的手段，攬存儲戶存款，歸個人使用或非法據為己有；2.非法獲取儲戶預留在銀行的印鑒卡復印件，采取電腦掃描方式偽造金融票據或偽造存款單位印鑒，或者通過破譯密碼、修改計算機程序等騙取儲戶存款，予以侵吞、揮霍、進行違法犯罪活動，或進行非法挪用，分別構成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等職務犯罪的，必然引起儲戶和銀行間的存儲關系糾紛。
（二）內外勾結取得金融機構或國有單位資金
當前，一些金融機構采取“以存換貸”方式吸收存款，客觀上為社會上一些犯罪分子實施以取得金融機構及其客戶資金為目的的犯罪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與金融機構內部人員內外勾結，以高息吸收儲戶存款，利用金融機構工作人員的職務之便實施套取資金活動，是這類犯罪作案手段的一個突出特點。因為這類欺騙行為與金融機構工作人員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相交織，刑事犯罪行為的準確定罪，直接決定著民事案件的被告人，甚至影響著民商事法律關系的性質，是民刑互涉沖突的多發點。在各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責任后，必然要面對金融機構與儲戶或金融機構之間存貸款糾紛的處理問題。
（三）利用借貸、擔保等經濟合同實施詐騙犯罪行為
在司法實踐中，這類犯罪行為往往打著單位的幌子，與單位行為結合在一起，表現為以單位名義簽訂經濟合同實施詐騙犯罪。此類犯罪行為的客觀特點有三種類型：第一，虛假注冊成立公司、企業，以空殼公司對外簽訂經濟合同，騙取他人財物歸個人使用，即所謂借雞生蛋行為；第二，以單位名義對外簽訂經濟合同，騙取的財物歸單位支配使用；第三，有關個人以單位名義對外簽訂經濟合同，將取得的財物非法占為己有，具體行為又可下分為兩種方式，一是簽訂虛假經濟合同騙取他人財物歸個人占有，二是通過簽訂履行真實合同將財物歸單位后，又采取侵吞、竊取、騙取手段非法占有。以虛假成立或真實的公司企業等主體名義對外簽訂經濟合同，常常與單位犯罪或者單位之間的經濟糾紛糾纏在一起。上述幾類行為，在自然人被告構成犯罪后，處理民商事法律關系時，必然涉及公司企業等單位與銀行貸款合同糾紛或者銀行與擔保人的擔保合同糾紛處理問題。
（四）盜用單位或他人名義實施騙取資金的犯罪行為
司法實踐中涉及刑、民互涉的單位行為主要有兩種形式，其一是行為人通過盜用、冒用公司企業等單位名義實施犯罪，其行為特點主要表現為盜用、偽造冒用單位或他人印章。涉及到被盜用單位與相對方合同法律關系的成立與效力問題。其二是單位的主要負責人或主管人員利用單位名義實施個人犯罪的案件，涉及到民事糾紛中的代表行為、行為或表見的認定問題。
（五）其他類型刑民互涉經濟犯罪行為
在委托投資理財、資金引存等新類型案件中，被告人個人通過編造虛假理由，騙得單位印鑒，進而私刻相關單位財務專用章和法定代表人私章、偽造并使用票據等的手段，騙取單位等他人資金，構成詐騙類犯罪。這類案件，被告人常常通過以偽造、盜用手段非正常使用他人名章的形式實施犯罪，必然會對委托、合同糾紛以及民事主體間存取款糾紛等民事法律關系產生影響。
三、對刑民互涉案件中民事法律關系的分析及處理
聘用合同在簽訂時當然首先應當符合簽訂一般合同的條件，但其一旦生效則具有單獨的特點。
第一，聘用合同要求特殊的主體格。聘用合同的一方主體通常是企業、事業、機關團體等用人單位。另一方主體是一個或數個勞動者。
第二，聘用合同主體在地位上具有從屬性。聘用合同成立后，受聘用的勞動者即成為聘用單位的一名職工，接受聘用單位的行政管理。勞動者與聘用單位形成一種行政隸屬關系。勞動者按協議或國家規定享有工作、休息、福利等權利。
第三，勞動者主要以工資形式取得報酬。勞動者只要按合同，通過自己的工作完成一定的數量、質量指標或任務，即可以取得報酬。該報酬與勞動者所完成的工作直接掛鉤。
第四，勞動者在工作中不承擔經營風險。經營風險不直接影響勞動者的基礎工資，而只可能影響獎勵工資。
實踐中，聘用合同與聯營、合伙、承包等合同容易混淆。弄清它們之間的關系，對于準確認定案由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1、聘用合同與聯營合同的區別 聯營是平等的法人之間，法人與個人之間聯合生產經營的一種經濟組織形式。其中法人與個人的聯營合同容易與聘用合同混淆。它們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合同主體、分配方式及風險承擔方面。聯營合同的主體地位是平等的，聯營各方按約共負盈虧，共擔風險。而聘用合同的主體之間存在行政上的隸屬關系。被聘用人主要以工資形式取得報酬，生產及經營風險則由聘用人承擔。緊密型的聯營還將成立新的法人體，聘用則無此特殊要求。例如，個體經營戶王某與某熱水器廠簽訂一份協議。協議言明熱水器廠聘用王某為產品推銷員。王某自費為熱水器廠推銷產品，并按銷售利潤的30%取得報酬。這實質上是一份聯合銷售合同。王某自己支付產品的推銷費用，并承擔產品賣不出去的風險。熱水器廠則要對產品的質量負責。聯營各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盡管這份協議中有“聘用”字樣，但這并不能證明它是一份聘用合同。而以合同規定的利潤分配方式及風險承擔方式的條款，可以看出它的聯營合同的實質。
2、聘用合同與合伙合同的區別 個人合伙是指兩個以上的公民按照協議，各自提供資金、實物、技術等合伙經營、共同勞動并按約獲得的協議。個人聘用個人的合同關系在表面上與個人合伙相比，都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但聘用合同中表現出雇主與雇員之間的從屬關系，而合伙中每個合伙人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在分配方式和風險承擔上，聘用人以工資形式支付被聘用人報酬。聘用人獨自承擔風險，而各合伙人則以共同勞動按約分得報酬，共同承擔風險，且各合伙人之間對外承擔無限清償的連帶責任。法律形式上合伙與聘用亦有不同要求。合伙經營必須到工商部門申請營業執照，而聘用則無此要求。
一、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制度及理論基礎
處理刑民交叉案件，相關的法律依據主要是以下幾個司法解釋。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聯合的《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1987年3月11日聯合的《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三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3日頒布的《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四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9日頒布的《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五是20__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
以上五個司法解釋即是目前處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據，但從實踐的情況來看，以上幾個司法解釋明顯無法為司法實踐提供明確的指導。1、沒有形成協調一致的司法處理方式。對于詐騙類刑民交叉案件，究竟是應該"先刑后民"還是"刑民并行"，上述五個司法解釋的態度并不一致。從前四個司法解釋來看，在強調"先刑后民"的同時，也強調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刑民并行"，雖然"刑民并行"案件的判斷標準并不明確。但在第五個司法解釋中，則片面強調了"先刑后民"的處理方式，與前四個司法解釋的態度并不一致。2．部分條文界定不清，操作性不強。在"先刑后民"時民事案件的結案方式是駁回、不予受理還是終結訴訟，司法解釋都沒有規定。這類案件法律文書的體例、格式也都沒有規定，這就造成了司法實踐中的混亂。3．部分規定已被新的司法解釋架空或否定。
二、"刑事優先"適用中的幾個突出問題
審理刑民交叉案件，正確理解適用"刑事優先"，不僅有利于維護公共利益，也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促進民事案件的順利審結。但在審判實踐當中，如果過分強調"刑事優先"，也容易走向另一極端，導致被害人權益保護不足，尤其是在當前司法環境不甚理想，司法地方化明顯，不分緣由適用"刑事優先"可能適得其反。
（一）立法缺陷：缺位與沖突并存
1、先天理念缺位：被害人民事權益保護不足
如前所述，"刑事優先"突出國家本位，在程序設計中強調刑事的主導地位，公權優先性，被害人的權益附屬于國家利益，可有可無，從而導致被害人權益的保護嚴重不足。該制度設計在先天理念上的缺位導致了：1、被害人訴權無法得到保障。有的被害人多次向法院，但法院每次均以不屬民事糾紛而具有經濟犯罪嫌疑，裁定不予受理或駁回。向有關機關刑事告訴，結果卻又被告知系民事糾紛，各單位互相推諉，使被害人無所適從。2、案件被長期擱置。刑事偵查權由偵查機關行使，法院無權干涉偵查機關的偵查進度，有的偵查機關對被移送的案件長期不作答復，使民事案件長時間受制于刑事案件的處理進度。3、民事案件長期被中止。由于刑事案件尚未建立缺席審判制度，一旦被告人沒有到庭，那么刑事案件就會被中止，則相關的民事案件，必須等刑事案件被告人到庭后，才有望審理，從而導致案件長期"懸掛"。
2、現行司法解釋沖突
最高人民法院98年《規定》是刑民交叉案件審理的主要法律依據。這個規定明確了刑民交叉案件區別不同情況，具體處理的原則。但是在適用"刑事優先"的標準問題上，98年《規定》第1條規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經濟組織因不同的法律事實，分別涉及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嫌疑的，經濟糾紛案件和經濟犯罪嫌疑案件應當分開審理"確立的是"同一法律事實" 標準，而第10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與本案有牽連，但與本案不是同一法律關系的經濟犯罪嫌疑線索、材料，應將犯罪嫌疑線索、材料移送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查處，經濟糾紛案件繼續審理"顯然確立的又是"同一法律關系"標準。同一個司法解釋，竟然存在兩個"刑事優先"適用標準，立法不夠嚴謹，在司法實踐中也導致辦案人員無所適從。
顯然，"同一法律事實"與"同一法律關系"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同一法律事實"在不同法律規范的評價下，會形成多種法律關系。如一個侵權事實，一般形成侵權法律關系，但放在《合同法》的視野下，亦可能是一個違約法律關系。如司機故意造成乘客受傷案，司機的侵權行為同時也是犯罪行為，乘客以司機侵權為由要求賠償，則刑事案件與民事案件系基于"同一法律關系"。如果，乘客以違約為由要求賠償，那么違約行為，與刑事案件的犯罪行為就不屬于"同一法律關系"。而實際上，都是基于司機侵權這"同一法律事實"。而且，嚴格意義上講，刑事法律關系與民事法律關系本身就是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刑民交叉案件根本不可能有"同一法律關系"。所以，以是否系"同一法律關系"作為"刑事優先"的適用標準尚值得商榷。
3、審級制度不同造成事實認定沖突
我國 刑事訴訟法跟民事訴訟法確立了不同的級別管轄標準，一般情況下由于適用范圍不同，兩者并不會導致沖突。但在刑民交叉案件審理中，因既涉及刑事案件的審理，也涉及民事案件的審理，這種沖突就比較明顯。以我國目前發案率較高的知識產權犯罪為例，民事糾紛按照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一般由中級以上法院審理，立法初衷在于知識產權糾紛是一種專業、技術性強的疑難復雜案件，只有知識儲備好，審判能力強的較高級別法院法官才能勝任；然而，大量知識產權犯罪案件，按照刑事訴訟法級別管轄規定，一般都由基層法院審理。
由于刑事案件證明標準比民事案件高，刑事案件認定的事實往往是民事案件中的免證事項，也就是說，在知識產權刑民交叉案件中，較高級別法院民事法官在審理知識產權民事糾紛時，必須適用下級法院刑事法官認定的有關事實，這在邏輯上陷入了兩難困境。而且在類似案件審理中，經常碰到這種情況：一方當事人向中級法院提起知識產權侵權糾紛時，另一方因與地方司法機關比較熟悉而同時在地方司法機關提起刑事控告，地方司法機關可能作出"違心"的事實認定。
4、無罪判決中有關事實認定的沖突
"刑事優先"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在民事糾紛中具有當然的證明力，這樣在刑民訴訟中會造成事實認定的沖突，其中也包括無罪判決認定的有關事實。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中的第一、二、三、五、六項都可能涉及到對被告人不利的事實認定，該事實認定也可能成為今后對其民事糾紛判決不利的依據。
這產生了一個新問題：雖然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無罪判決被告人不享有上訴權，但是無罪判決被告人不具有上訴權好象是一個不言自明的邏輯。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即使對其民事部分審理不利，被告人也不會上訴，雖被告人內心想要上訴，但出于擔心上訴行為可能啟動審判監督程序作出更為不利的判決而放棄上訴，這也就是實際上剝奪了被告人的上訴權。然而，根據我國現在法律規定，剝奪被告人上訴權的無罪判決認定的事實，卻成為民事判決中免證事項，如果再攙雜前述審級制度造成的事實認定沖突，這就更為不合理。
（二）適用困境：濫用"刑事優先"制度
1、人為制造假案，拖延民事訴訟
在經濟糾紛當中，有的民事案件被告，在得知原告向法院要求其承擔民事責任時，故意向有關機關控告，通過"努力"，有關機關也竟然對案件予以立案偵查。被告于是告知法院，稱該經濟糾紛已經涉及刑事犯罪，有關機關正在偵查，要求法院暫緩審理。而法院可能憑有關機關出具的立案憑證，作出了對原告十分不利的中止審理，客觀上導致了案件不能得到及時的審理。
2、個別司法機關濫用權力，保護地方、部門利益
98年《規定》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認為有經濟犯罪嫌疑，并說明理由附有關材料函告受理該案的人民法院的，有關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經過審查，認為確有經濟犯罪嫌疑的，應當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并書面通知當事人，退還案件受理費；如認為確屬經濟糾紛案件的，應當依法繼續審理，并將結果函告有關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這條規定雖然賦予法院對案件性質的審查權，但是由于現行司法體制下，法院無法掌握案件的全部材料，在實踐中，這種審查經常流于形式，而且也備受批評，主要還是依賴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的認定，這就為公安、檢察機關插手經濟糾紛提供了司法依據。如甲地法院在審理一起被告為乙地某大型企業的經濟糾紛時，乙地的司法機關為了保護地方利益，而以該經濟糾紛涉嫌犯罪為由，對該案進行立案偵查。
3、導致民商事案件"執行難"
由于刑民交叉案件的審理普遍適用"刑事優先"，這樣民商事糾紛案件的原告無法通過及時來獲得主動，無法向法院提出訴前保全或是后也被無限期地中止，相關的民事保全措施因刑事案件審理的需要也不能得到適用。同時，刑事案件的審結需要一個相對較長的時間，這就給債務人轉移財產以逃避債務提供了充分的條件，最后原告即使勝訴，面對的也將可能是一個一無所獲的結果。
（三）職能錯位：法官先定后審
法官消極中立是司法公正的保障，"從性質上來說，司法權自身不是主動的。要想使它行動，就得推動它。向它告發一個犯罪案件，它就懲罰犯罪的人；要請它糾正一個非法行為，它就加以糾正……但是，它不能自己去追捕罪犯、調查非法行為和糾察事實。"審判權行使的消極性是區別于行政權的主要標志，也是確保法官"在發生爭議的各方參與者之間保持一種超然和無偏癱的態度和地位，不對任何一方存有偏見和歧視。"98年《規定》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賦予了法院預先審查判斷的權力，法院在沒有對案件進行實質審理并最終裁判前已經先入為主為案件定性，直接違反了法官消極中立原則，不利于案件公正審理。
其次，上述規定也違背了無罪推定原則，直接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在法治國家，只有在法院通過合法、正當的程序作出有罪判決之后，國家才能對被告人予以定罪，然而98年《規定》卻賦予法官未審先定的權力，直接違反了無罪推定原則。在實際運行中，雖然在形式上偵查機關依然需要獨立審查是否構成犯罪才能啟動偵查程序，然而，由于法官享有案件最終裁決權，他的意見對偵查、機關無疑具有引導作用，對法院已經定性的案件，偵查、檢察機關的審查容易走過場。假如偵查、檢察機關或者最后的刑事法官，嚴格依法把關，做出了與民事法官不同的認定，一方面可能影響公、檢、法三家關系，另一方面也可能影響法院自身的權威，使自己成為案件當事人批判的對象。
三、從實證主義角度："刑事優先"制度的反思與重構
很多學者認為"刑事優先"是審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一項原則，但筆者不敢茍同，"刑事優先"固然是審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主要處理方式，但它還不能成為一項原則，只能認為是一項制度。理由很簡單，原則應當是刑民交叉案件審理領域需要普遍遵守并適用的，而"刑事優先"顯然不具有這樣的品格，因為處理方式除了"刑事優先"，還有"民事優先"與"刑民并行"。但這并不是否認"刑事優先"在刑民交叉案件審理中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刑事優先"不管是理念、還是實際運行都存在一定的問題，必須進一步地予以完善。
（一）理念重構：國家、社會利益與被害人利益平衡保護
"刑事優先"從一開始制度設計，理念上就偏重對國家、社會利益的保護，欠缺對被害人利益的有效保護。該制度雖有助于打擊犯罪，維護國家、社會利益，但被害人的利益卻并未受到重視，甚至因"刑事優先"而再次受到損害的可能，因此也成為許多學者批評的對象。
因此，應積極轉變理念，引入公共利益與公民個人利益平衡保護的現代司法理念。換言之，在注重保護國家、社會利益的同時，也要兼顧被害人利益。在立法上要進一步完善"刑事優先"制度，在司法實踐中嚴格按一定的標準適用"刑事優先"，杜絕"刑事優先"的濫用。20__年4月兩高《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5條規定，對普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是提起民事訴訟還是刑事訴訟，被害人享有選擇權。該司法解釋實際上隱含了一個命題：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只要不是嚴重侵犯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的犯罪行為，應當由被害人自行決定是提起民事訴訟還是刑事訴訟，突出了被害人民事權益的本位。
（二）制度完善：立法與實務的規范化
1、98年《規定》的立法改進
"刑事優先"的規定主要見于98年《規定》，其中一些規定不符合審判實際，應予以改進。第一，98年《規定》確立了刑民交叉案件適用"刑事優先"的兩個標準，應當明確將"同一法律事實"作為唯一的適用標準。第二，98年《規定》 第11條規定"裁定駁回"及第12條"退還案件受理費"均應改為"中止審理"，待刑事訴訟審理結果出來后，民事訴訟再根據刑事訴訟的結果，作出相應的處理，這樣更能夠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第三，取消人民法院的預先審查判斷權。確定一個案件是涉嫌刑事犯罪還是普通民事糾紛案件的權力不應屬于人民法院，而應最終取決于刑事訴訟的結果。具體做法，應以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的立案，作為啟動"刑事優先"的前提，再結合"刑事優先"適用標準予以決定是否對案件中止審理。
2、"刑事優先"適用標準規范化
"同一法律事實"應作為"刑事優先"適用標準，那么如何準確把握"同一法律事實"？"同一法律事實"不能機械理解為法律事實的完全重合，而是指刑事案件的法律事實與民事案件的法律事實的關聯程度緊密性。刑民交叉案件的關聯具體分為：主體關聯、事實關聯和標的物關聯。
對于主體關聯的案件，因其僅僅是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與原、被告的重合，故可分開審理。事實關聯有兩種情況：一是事實存在重合（包容），另一種是事實存在交叉。對于事實存在重合的案件，原則上應當"刑事優先"，對于事實存在交叉的案件，不一定屬"同一法律事實"，不一定要"刑事優先"，因為交叉事實可能并非案件的關鍵事實。對于標的物關聯的案件，指刑事案件所涉及的具體財物又成為另一個民事案件所爭議的標的物，則原則上應"刑事優先"。如車輛是詐騙所得，又成為買賣糾紛爭議的標的物，這時買賣合同關系的性質、車輛的所有權確定有賴于詐騙行為的認定結果。
實際上，從關聯性的角度分析，是否應一律適用"刑事優先"還存在困難，"同一法律事實"的實質應是指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是否會對民事案件的關鍵事實的認定有影響，進而影響民事責任的確定。如果無論刑事訴訟對犯罪事實作出何種認定，都不影響民事訴訟對民事要件事實的認定，不影響民事責任的確定，則不屬"同一法律事實"，不需要適用"刑事優先"。
3、"刑事優先"適用的例外情形
第一，在刑事訴訟犯罪嫌疑人在逃或下落不明時，刑事訴訟只能中止。當有其他應當或愿意為其承擔民事責任的人的情況下，若機械適用"刑事優先"，則可能迫使被害人受到"雙重傷害"，即看不到刑事正義，又得不到民事保護。因次，為避免此種情況，可以先行對民事案件缺席判決。同樣，在民事訴訟中被告的違約、侵權行為是由第三人的犯罪行為引起的情況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逃或下落不明，也可以先進行民事訴訟。
第二，適用"刑事優先"的案件，為了防止難執行，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民事案件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先予財產保全或先予執行。因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可以扣押有關物品、凍結存款等的規定，但這些手段目的是為了案件偵辦的需要，與以保證將來民事判決順利執行為目的的財產保全有著質的區別，所扣押物品、凍結存款的范圍遠小于財產保全的范圍。
（三）性質分析：法律事實的刑民之辨
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事實，如屬"同一法律事實"中的法律事實完全重合（包容），那么應進行法律事實性質分析，是構成刑事案件、亦或是民事案件，還是屬于刑民交叉案件，以正確適用"刑事優先"。
1、法律事實的基本形態
刑民交叉案件"同一法律事實"中的法律事實重合（包容）有四種基本形態：一是刑事法律事實與民事侵權事實交叉。民事侵權事實主要由侵權行為、損害事實、過錯、因果關系組成，這些構成要件與我國刑法規定的一些犯罪的主、客觀要件基本相一致。二是刑事法律事實與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事實的交叉。刑事法律事實與無因管理的交叉，要數違反被管理人意思的不適法無因管理與侵占罪構成要件的交叉最為典型。不當得利因其具有開放性，更有可能與刑事法律事實交叉。三是刑事法律事實與民事違約事實的交叉。違約行為是當事人違反合同約定義務的行為。在一定條件下，民事違約行為的外征與某些犯罪主、客觀方面彼此吻合。四是某些刑事法律事實與民事合法行為的交叉。
2、法律事實的界定
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實的界定方法主要有三種：民事規范分析法、刑事規范分析法、綜合分析法。
民事規范分析法。主要根據民事規范審查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實中內含的民事要素是否可以成為相關犯罪構成要件的基礎。如果民事關系的構成要素能夠支撐犯罪成立的要件，那么兩者之間具有印證性。當從民事規范角度看，民事要素與刑事犯罪構成要件之間不具有印證性時，可以判斷該起刑民交叉案件，純屬民事糾紛。只有具有印證性時，才可進一步審查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民事規范分析法主要分析具體案件的民事主體、民事內容、民事客體，是否與刑事犯罪主體、客觀方面、客體一致。
刑事規范分析法。根據刑事規范，全面地分析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實中刑事要素是否符合犯罪的概念、構成，準確把握主體、客體和客觀方面的刑事要件，進一步審查判斷行為人的主觀方面是否構成刑事規范上的罪過，從而認定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實是否為犯罪事實。運用民事規范分析法，一般可以解決主體、主體行為以及主體行為侵犯的法益方面的事實問題，但對主觀方面，必須借助刑事規范分析法，才能明確行為人有無刑法意義上的主觀罪過及其深淺程度。通過民事規范分析法，一旦可以確認民事關系諸要素與犯罪構成諸要件之間具有對應關系時，即可從行為構成要素的"數量"和"順序"兩個方面分析行為人主觀罪過的有無或深淺，當其主觀惡性達到刑法規范所規定的程度時，即構成犯罪，反之則仍屬民事案件。刑事規范中犯罪構成要素的"數量"規定，主要是指我國刑法規范中數額犯罪和情節犯罪的認定。刑事規范中犯罪構成要素的"順序"規定，主要是指通過行為構成要素順序的分析，以準確把握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實中行為與其他事實相互作用的方式及相互的主次地位等，據此分析認定行為人主觀惡性的有無或主觀惡性程度的大小。從司法實踐看，要特別審查行為時的附隨情狀，即要結合行為的背景考察行為的動機與目的。
綜合分析法。在運用民事規范分析法與刑事規范分析法分析刑民交叉案件時，不能單獨適用其中一種方法，或運用兩種方法但卻分開機械考慮問題，而應綜合運用，綜合分析。不僅要綜合運用刑事規范與民事規范，還要綜合運用刑事理論與民事理論，將刑民交叉案件放在刑民視野下，才能作出正確判斷。
（四）事實沖突：刑民裁判中法律事實認定的統一
刑民交叉案件往往涉及不同審級法院作出的刑事或民事法律事實的認定，而且這種認定經常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如前后兩個判決均為民事判決的情形下，最高院民一庭傾向性意見是，對于生效裁判中認定的事實，不宜從既判力的角度來理解，而應當從生效裁判事實證明效力的角度進行分析。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確認的事實，具有免除后訴當事人舉證責任的效力。在后訴當事人有相反證據足以的情況下，后訴法院可以徑行對有關事實進行認定，而不必等前訴判決經過再審程序變更后再行認定。正確認定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事實，有利于被害人民事權益保護。
刑民交叉案件生效裁判的事實證明力問題，并不像單純的兩個民事案件那么簡單，因為刑民兩種訴訟的證明標準不一樣。刑事訴訟證明要達到"排除合理懷疑"，而民事訴訟只要"高度蓋然性"即可。有學者認為，無論前一判決為民事判決還是刑事判決，前一判決對于事實的認定，后一判決原則上應當適用，至少應當參考。但筆者認為，刑民交叉案件的生效裁判的事實證明力，要區別不同的情形，不能一概論之。
1、刑事判決在先，民事判決在后，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原則上應作為民事判決的依據。理由為，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高于民事訴訟。具體可分為兩個方面：（1）刑事訴訟中所肯定的事實應當成為民事訴訟中的免證事項。但當事人舉出相反的證據，如果能夠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除外。（2）刑事訴訟中所否定的事實不應當成為民事訴訟中的免證事實。在刑事宣判無罪的情況下，不能簡單把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運用到民事訴訟當中，這是因為，在刑事訴訟中不承擔刑事責任，不等 于不承擔民事責任。如無罪判決是建立在證據不足、不能認定犯罪成立的情況。應當注意的是，無罪判決中對當事人不利的事實認定，也不能一概成為免證事項，而應綜合其他證據予以認定，因為無罪判決實際上剝奪了被告人的上訴權。
2、民事判決在先，刑事判決在后，隨后進行的刑事訴訟中，法院可以援引民事判決中認定的事實，但由于民事訴訟認定事實的證明標準低于刑事訴訟，民事訴訟總是圍繞著"權利"與"義務"而展開，而刑事訴訟總是圍繞著"罪"與"罰"，兩者證明對象的不同，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不具有當然的證明效力，"刑事判決對事實的認定，可以參考民事判決，但不受民事判決的約束。"民事裁判所確認的事實僅具有"書證"意義，其證明力一般大于其他書證，而且要經過審查核實才能作為證據使用。
在實踐中，經常發生已生效的民事判決認定的法律事實，被其后的刑事判決。對這種情況應通過審判監督程序對民事判決予以糾正。同樣，對于前一個刑事訴訟認定的事實，在后一個民事訴訟中確實有"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存在錯誤，也應通過審判監督程序予以糾正。對于審級制度造成的事實認定沖突，可以從統一刑民案件的受理級別予以解決。
一樁3年前的跨省“民告官”大案終于塵埃落地。近日，江蘇連云港市中級法院終審判決廣東省順德市公安局對王東華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財產的行政行為違法，判令其賠償王東華因被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財產損失共計86萬余元。
1997年初至1998年5月間，由王東華任總經理的連云港市華東電器批發有限公司為享受萬家樂公司的大戶優惠政策，在萬家樂公司安徽片經理劉某的安排下，與吳江工業品有限公司和龍圖公司進行拼盤銷售，華東公司以龍圖公司名義提貨銷售由劉某安排發貨、退貨、付款。1999年7月，華東公司與萬家樂公司就業務往來進行對賬，并簽訂了對賬協議。后因萬家樂公司沒有按協議約定開具發票給華東公司，致使協議沒有履行。華東公司欠萬家樂公司貨款，雙方存有經濟糾紛。
此后，順德市公安局以王東華涉嫌詐騙為由，以特大經濟犯罪案件立案并將王東華刑事拘留，限制人身自由39天。在王東華親屬被迫交出51萬元后，對王東華刑事拘留變更為監視居住。王東華親屬再次交出33萬元，順德市公安局即解除了監視居住，以不追究刑事責任為由對王東華予以釋放。
審理此案的連云港市中級法院認為，順德市公安局以刑事偵查為名，越權干預經濟糾紛，違反了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不得違法越權干預經濟糾紛案件處理的通知》精神，是超越職權的具體行政行為而非刑事司法行為，實施該行政行為沒有法律依據，侵犯了王東華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應承擔對王東華造成的損失的行政賠償責任。
本文作者：、王長軍 查字典原創投稿
淺談民商事關于經濟糾紛的審理及舉證
王長君
在訴訟中，當事人可能因存在某種障礙而不能及時向法院提供證據，且這種障礙是否會消除以及在何時消除均無法確定。如證人出國一時無法與之聯系，持有重要書證的人下落不明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七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對當事人一時不能提交證據的，應根據具體情況，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內提交。當事人在指定期限內提交確有困難的，應在指定期限屆滿前，向人民法院申請延期。延長的期限由人民法院決定”。究竟延長多長時間為好，可由審判人員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自由裁量，但應以不過分延遲案件的審結為準。一般情況下，當事人不得再次提出延期申請。
后，自國家立法以來，已走過半個世紀的蒼桑立法歷程，至今沒有一部專門關于證據的法律。我國司法實踐中，不論刑事訴訟還是改革開放后的民事訴訟，以及如今的民商、行政訴訟、勞動爭議仲裁訴訟中的問題，證據問題占了較大比例。證據問題不但是訴訟當事人、訴訟參與人都較為頭痛的問題，也是法官們感到非常棘手的問題。20xx年，經過無數法律工作者的努力，最高人民法院終于以立法的形式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法釋[20xx]33號，20xx年4月1日起施行）（以下簡稱《若干規定》）。自《若干規定》起施行以來，總的來說適應中國國情的發展，訴訟中當事人基本上能及時舉證、質證，符合現行法院審判工作的需要。但在適用該規定的過程中，除仍存在一些問題外，還出現了許多新問題，這些都需要進行實際、全面與深入的探討。
在民商事審判過程中對于發現的經濟犯罪的嫌疑和線索如何進行處理，長期以來一直是困擾人民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的一個難題。對于犯罪行為的偵察、起訴與審判，涉及到公安、檢察、法院三個部門，而民商事審判又由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庭進行。由于涉及的部門多，認識不一，加之案件自身疑難復雜，給這類案件的審理工作帶來了一定的難度。近年來，這類案件有逐年增多之勢，且矛盾更加突出，引起了當事人和社會各屆的極大關注。為了公正、及時地處理好此類案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通知要求，省法院民二庭在全省范圍內就有關問題進行了專題的座談和調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資料，總結了經驗，找出了問題，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建議。現將有關情況總結如下。
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釋（1998）7號《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基本區分了民商事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對于正確處理民商事糾紛與經濟犯罪的交叉問題，依法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民事權益，提高民商事審判工作水平，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幾年來，我省各級法院均處理了一批涉及經濟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糾紛案件。由于統計上的原因，有些民商事糾紛案件，雖然涉及經濟犯罪，犯罪線索已經移送或發出了相關的司法建議，但由于未影響到案件的審理，故在案件統計上未能顯示。有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曾要求全案移送，但其意見未被合議庭采納，在民商事案件統計上也未能顯示。幾年來，我省各級法院審理的涉及經濟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糾紛案件的類型主要有：存單糾紛案件、借款擔保糾紛案件、票據糾紛案件、涉及農村“三會一部”的案件，涉及非法集資的案件、買賣合同糾紛案件等。其中，在河南省內有重大影響的此類案件如：涉及鄭州市城市合作銀行的存單、借款擔保案、涉及滎陽中行的存款及存單糾紛案、涉及百花集團、三星集團非法集資案、涉及農村“三會一部”的存貸款案件，涉及信托投資公司、期貨經紀公司、證券公司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案件等。這些案件，既涉及到對當事人合法民事權益的保護，又涉及到與公安、檢察機關及法院內部刑事審判庭的協調與配合，程序復雜，認識上往往并不一致，給案件的審理工作帶來了一定的難度。由于在案件處理上存在中止或移送等情況，致使一些案件審理周期長，直接影響到當事人合法民事權利的及時實現，誘發了一些新的矛盾，當事人反映強烈。《若干規定》對于舉證時限一般規定為：第三十三條人民法院應當在送達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的同時向當事人送達舉證通知書。舉證通知書應當載明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與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調查取證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據案件情況指定的舉證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證據的法律后果。舉證期限可以由當事人協商一致，并經人民法院認可。由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當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的次日起計算。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文書樣式(試行)》的通知（法發(20xx)2號）中規定了《舉證通知書》的格式與內容。在民商訴訟中，訴訟當事人都能按照案件管轄人民法院的規定提交證據。但在司 法實踐中，法院認為簡易案件應當快審，一般未通知訴訟當事人協商確定舉證期限，而是人民法院確定。此時法院一般希望答辯期屆滿就開庭，不少案件法院確定的開庭日為答辯期限屆滿的次日。而答辯期法定只有15日，因此就不顧及《若干規定》第三十三條第三款“由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規定，舉證期限一般規定為答辯期相同，或開庭日的前一天。這種“簡易”作法顯然是不符合《若干規定》，如果說，人民法院堅持司法解釋屬于我國法律范疇，那么這種作法就是法院違法的。對于這類情形，上級法院或一審法院一般不予理會，而是放任程序法官的作法。在司法解釋的適用上，法官們往往采取自由實用主義態度，符合法官意志的我就用，不符合的我就不適用。這種情形在各地法院的具體個案中，表現非常普遍與突出。這也是我國不立法，而通過司法解釋造法的嚴重弊端之一。司法解釋應對此作限制規定，以程序法來體現公正、公平，來保護訴訟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真正做到保障審判的合法性與正確裁決。
關于現行的舉證時限的規定，筆者認為以下幾點予以明確規定或配套實施細則，以更好地完善我國的相關的證據規則：
陳光中：本案主要涉及由道路交通事故所引起的行政程序、行政訴訟與刑事訴訟及其相互關系問題。如何處理這一問題，我認為，原則上應遵循刑事優先原則，但不能絕對。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關于處理交通事故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第四條對此作了較為明確的規定，指出：“當事人僅就公安機關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和傷殘評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或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當事人對作出的行政處罰不服提起行政訴訟或就損害賠償問題提起民事訴訟的，以及人民法院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時，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公安機關所作出的責任認定、傷殘評定確屬不妥，則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審理認定的案件事實作為定案的依據。”我認為，這一規定大體上是合理的。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從事交通運輸人員或者非交通運輸人員，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發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責任的基礎上，對于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睂τ谧肪啃淌仑熑蔚陌讣?，可以由公安機關的交通管理部門將案件移交給刑事偵查部門，由后者進行刑事追訴。本案即屬于此種情形。在公安機關認定構成犯罪的情況下，之所以不必經過民事訴訟是為了避免同一法院對同一案件事實在民事訴訟、刑事訴訟中作出互相矛盾的認定，同時也為了節省訴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
與此相關聯的是，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處理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時，應當如何對待公安機關對事故責任的認定呢？《通知》第九條也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審理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應當對案件事實、證據進行認真審查、核實……”可見，人民法院（也適用于人民檢察院）對全案負有審查、核實責任，其中包括公安機關對事故事實和責任的認定。如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與公安機關意見一致，即予以認可，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如果認為公安機關的責任認定有誤，則不予認可，不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這是由刑事訴訟的性質和特點所決定的。刑事訴訟不僅涉及到公民個人的生命、自由，同時還與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密切相關，因此，刑事訴訟較之其他性質的程序，包括行政程序，要求更加嚴格，刑事證明標準也要高于其他程序。因此，在行政程序中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在刑事訴訟中不具有當然的拘束力，而應當由人民檢察院、法院在審查起訴和法庭審理中獨立判斷。
應松年：對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訴訟，認識還不統一，實踐中各地做法也不一樣，但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中曾刊登過作為行政案件受理的案例。本案中，法院對陳某提起的行政訴訟立案受理后，刑事訴訟程序已經啟動，所以有必要協調不同系列的兩個訴訟之間的關系，即解決哪一個優先的問題，否則容易造成法院不同審判庭之間的裁判相互矛盾。判斷的標準是，如果某一訴訟的裁判結果是另一訴訟進行的前提或先決條件，那么作為前提問題的訴訟程序應優先進行，而另一訴訟程序應中止，等待前提問題的裁判結果。
“刑事優先”雖然沒有法律的明文規定，但在理論和實踐中已經作為一般原則適用，這是有其法理基礎的。一般而言，刑事訴訟較民事、行政訴訟，其訴訟客體、訴訟結果對公共利益的影響范圍更廣、程度更深，相應的其訴訟程序、訴訟制度也更加嚴格。具體到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一般在已提起行政訴訟后，檢察機關對相關問題又提起刑事訴訟的，應先中止行政訴訟，等待刑事訴訟的裁判結果?？赡艹霈F兩種情況，一種是刑事判決無罪，則行政訴訟繼續審查是否有行政違法問題；如裁判有罪，則不再繼續進行行政訴訟程序。但正如陳光中教授談到的，“優先”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實踐中，可能會因案件的具體情況不同而實行行政訴訟優先，本案正是如此。行政訴訟中，原告對事故責任認定不服，焦點在于原告是否應負事故主要責任。刑事訴訟中對是否構成交通肇事罪的認定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行政訴訟的裁判，行政訴訟審理結果是刑事訴訟程序進行的前提，直接影響刑事訴訟，因此應當先進行行政訴訟程序。
具體處理意見是：如果行政判決原告敗訴，維持交警大隊的責任認定，檢察機關認為符合條件的應提起公訴，但刑事訴訟中還要全面審查，負事故主要責任不一定構成交通肇事罪，還有必要再考慮其他因素；如果經行政訴訟審查認定交警大隊的責任認定不合法、原告不應負主要責任，我主張不必再進行刑事訴訟，因為再提起刑事訴訟已失去基礎，且法院的刑事判決不能否定先已存在的行政判決。如果刑事審判庭對行政判決有意見，可以提交審判委員會重新研究，通過內部程序糾正，也就是說在本案原告勝訴的情況下，只有行政判決被依法撤銷后，才能再開始刑事訴訟程序。
案例二 2001年10月15日，甲省A市某化工公司報案，稱乙省某農藥廠在B市的經營部負責人吳某，利用合同詐騙該廠貨款11萬余元。A市公安局于2002年4月6日對吳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取保候審，同年9月12日，A市檢察院批準逮捕（未能執行）。吳在取保候審期間，以A市公安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侵犯財產權為由向乙省B市C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A市公安局分別向C區和B市兩級法院提出管轄異議，均被駁回。同年9月29日，C區法院判決撤銷A市公安局對吳的刑事拘留和取保候審決定，退還保證金，并支付賠償金及經濟損失，在A市和B市兩地報紙上向吳發表道歉聲明。A市公安局不服，提起上訴。同年12月20日，B市中級法院作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陳光中：本案主要涉及對刑事訴訟中的強制措施如何加以制約和救濟的問題。對此，首先應當明確的是，刑事訴訟中的強制措施包括逮捕、拘留等活動以及其他強制性措施，如搜查、扣押等均屬于刑事訴訟行為，具有司法性質。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不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不得提起行政訴訟。因此，我認為，本案中，B市、C區兩級法院受理吳某起訴的做法是缺乏法律依據的，也有悖于法理。
然而，現行法將刑事強制措施排除在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之外，必然引發以下問題，即如何對公安機關適用強制措施的權力進行制約，以及對因強制措施違法而受到侵害的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如何進行救濟?？紤]到目前司法實踐中借刑事訴訟之名，非法干預經濟活動的現象還比較多，而且往往是出于地方、部門保護主義的驅動，解決這一問題更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對此，我的看法，一是強化檢察監督，即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八條的規定，人民檢察院應當對公安機關提出糾正建議，或者完善立法，賦予檢察院以強制糾正權；二是建立司法審查制度，即偵查機關在對犯罪嫌疑人采取有關強制措施以前，須向法官或其他享有司法權限的官員說明理由，獲得后者的授權，并根據后者簽發的令狀執行強制措施；偵查機關在對犯罪嫌疑人采取有關強制措施以后，須及時將其帶至法官或其他享有司法權限的官員面前，由后者審查確定強制措施的采取是否存在合理理由，以決定將犯罪嫌疑人予以羈押或釋放。司法審查制度，不僅為西方兩大法系國家所普遍采用，同時也規定在有關國際人權公約中，如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聯合國《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等。
與此相比，擴展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通過行政訴訟來對違法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行為進行救濟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解決問題，但在可行性與有效性方面存在著不足。一方面，兩類訴訟同時進行，以行政訴訟制約刑事訴訟，既不順理成章，也難以奏效，不利于訴訟順利進行。另一方面，通過行政訴訟進行救濟具有滯后性，不利于對公民權利的保護。此外，另行提起行政訴訟無論是對國家，還是對公民個人都不啻于一個沉重的負擔，不符合訴訟經濟的原則。
應松年：本案涉及以下三個問題。首先，對于公安機關以刑事司法行為的名義干預經濟糾紛，造成當事人人身、財產權益損害的情況如何處理。目前，在這一問題上存在救濟真空。行政訴訟以行政行為作為訴訟客體，公安機關履行行政職能的行為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而公安機關的刑事司法行為則不能通過行政訴訟渠道審查。實踐中，某些公安機關以刑事司法行為名義規避行政訴訟的審查，利用職權非法干預經濟糾紛的情況經常發生，給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了侵害。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檢察院對公安機關的刑事司法行為都要進行審查，但是必須要進行到相應的程序才有可能糾正并停止損害，此前則沒有相應的救濟手段，這種事后救濟對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是不及時、不充分的。
我同意陳光中教授的看法，通過完善刑事訴訟程序解決上述問題。在目前情況下，參考對類似案件的處理辦法，建議如下：對公安機關的行為，根據公安部1995年2月15日的《關于嚴禁越權干預經濟糾紛的通知》，可以提起行政訴訟，由法院審查該行為是否合法；如果檢察機關在同案中已批準逮捕，建議受案法院可以向同級檢察院的上級機關請示，如經審查認定公安機關確系利用職權非法干預經濟糾紛，則作出行政撤銷判決后，由上級檢察機關撤銷逮捕令，通過內部程序解決?？傊?，方案的設計要立足于如何更好地解決問題，如何更及時有效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