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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貴陽市 體育場館 有償開放
一、貴陽市高校體育場館現狀分析
（一）貴陽市高校體育場館擁有數量
貴陽市，簡稱“筑”，是貴州省會城市，也是貴州政治、經濟中心，目前擁有二十所高校，其中包括八所本科院校、十一所高職院校和一所私立院校，另外還有七所掛靠在本科院校的獨立學院。主要院校有貴州大學、貴州師范大學、貴州民族大學、貴州財經大學、貴陽醫學院、貴陽中醫學院、貴陽學院、貴州師范學院等，各高校均有體育場館設施。
據資料顯示，到2007年年底，貴陽市高校（含獨立學院和私立職院）的體育場館或者連片體育場地的總數在470個左右，相比省外特別是沿海地區城市的高校所擁有的體育場館數量要低很多，大學的體育場館資源較為稀缺，這也是阻礙或制約著貴陽市高校體育場館對外開放的重要原因。
（二）貴陽市高校體育場館在貴陽市所占比例
根據網上查閱的相關資料顯示，貴陽市目前的體育場地總數為8000個左右，其中教育系統所占的比例就約為84﹪，而這其中，高等院校的體育場地為693個，約占貴陽市體育場地總數的8.6﹪。
（三）貴陽市高校體育場館開放程度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建立健全，高等教育改革不斷深化，高校體育場館也逐漸向社會公眾開放，并且開展部分有償服務等。
據此，貴陽市高校體育場館的利用率不高，還沒有達到合理的充分的利用狀態。體育場館的建設資金絕大部分都來納稅人繳納的稅款，高校體育場館天生就包含著一定的公益性和對外開放的義務性，貴陽市各高校應積極著力開放自己的體育場館設施。
（四）貴陽市被調查高校體育場館對外開放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根據走訪發現，這些高校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限定開放時間和開放對象及限制開放場館類型，具體措施如下：
這些被調查的高校中，無償開放的場館大多都是全天候開放，但前提是不影響正常的教學和訓練。而有償開放的場館對外開放的時間，平時主要是教學時間以外的下午和晚上，以及節假日和周末時間。而在寒暑假期間，只有校區分布在城區的五所高校的部分場館對外有償開放，而封閉的免費場館基本上都會關閉，當然，無法封閉的露天場地是全天候開放的。
場地資源相對比較豐富的籃球、排球、羽毛球、健美操等體育場地，各高校都對外免費開放；足球、網球、健身房、游泳等稀缺性場館，由于投入高、管理難等問題，各高校大多都對外有償開放這些項目的場館。
（五）貴陽市高校體育場館對外開放所帶來的弊端
首先，體育場館對外開放給貴陽市高校體育場館建設和管理帶來機遇的同時，對于貴陽市高校的管理也帶來不小的考驗，如果處理不當，將會影響學校的名聲，甚至會影響到學校的正常教學活動。其次，高校體育場館對外開放肯定增加體育場館的養護成本和資金，若是經營不善，很有可能讓高校體育場館無法正常運作。再次，高校體育場館對外開放會或多或少帶來一些安全方面的不確定性，包括體育設施的愛護、使用人的運動安全問題、學校師生人身財產安全等問題。最后，高校體育場館對外開放會對學校的教學和秩序帶來一定影響。
（六）貴陽市高校體育場館對外開放的主要改進措施
貴陽市高校體育場館主要采取自主經營模式，然而卻缺乏專門的體育場館經營管理專業人才，致使高校體育場館經營管理和運行模式滯后。針對以上問題，各高校均加快對體育場館專業管理和經營人才的引進，或者加強對院校已聘管理人員的業務培訓和加快經營觀念轉變。
體育場館的建設和場館在開放過程中的損耗、日常維護成本、人員值班補貼等都需要大筆經常性投入。貴陽市高校體育場館對外開放所產生的巨大養護資金缺口，基本上都是由學校辦公經費撥給。
高校體育場館對社會開放過程中的安全問題是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因此，這些被調查走訪的高校中大部分高校均要明確安全責任，落實到人，常抓不懈。
二、結論和建議
（一）結論
高校體育場館對外開放具有一定的義務性和重要性，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貴陽學院跟貴陽市其他院校一樣，籃球、羽毛球等普及率較高的體育項目的室外場地資源較為豐富，這些體育場地大多都對社會無償開放，但足球、網球等養護成本較高的封閉式體育場館資源大多都比較緊缺，因此，大多尚未開放，或者部分有償開放。
（二）建議
保證教學訓練和公眾體育競賽等硬性任務是高校體育場館有償開放的前提，貴陽學院應在保障本校正常的教學訓練的前提下積極對外開放，具體場館是否適合對外有償開放應當由學院和周圍環境的具體情況決定。體育場館對外開放后應著力處理好教學、訓練與有償開放之間的關系，合理安排教學、訓練和開放各項事項，爭取做到既能夠為學校創收，緩解養護資金壓力，又能夠盡到自己應有的責任和義務，為貴陽市體育事業發展做出最大努力和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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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出租車 經營模式 政府規制
出租車行業在我國一直是一個受人尊敬的行業，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出租車行業改革滯后于經濟的發展，沒有隨經濟協調發展。出租車司機的收入相對下降，而行業壓力在增大，比如租金在不斷增長，導致矛盾激化。同時又由于缺乏暢通的行業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導致出租車司機的訴求難以得到及時處理，長期累積迫使一些司機走上街頭抗議，當其他司機看到效果好于正常的訴求渠道時，也紛紛效法。
一、出租車行業屬性及其規制原因分析
出租車行業為城市交通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其本身特有的不同于其他交通工具的屬性，從城市交通的共性和出租車行業的個性來看，出租車行業具有如下幾個屬性：一是準公共產品屬性，出租車行業屬于基礎性行業，具有公用性屬性；二是市場收益性；三是服務性；四是規模報酬性；五是非重復博弈屬性與需求價格彈性低，司機與乘客、司機與公司之間，缺乏常態性的相互博弈機制，非重復博弈已成為當下解決矛盾的重要阻礙。
出租車準公共產品屬性決定了該行業必須兼顧社會效益，而收益性又決定了出租車的競爭性，此外，公司與政府、公司與司機、司機與乘客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這些性質決定了出租車行業會出現市場失靈現象，只用市場手段很難解決出租車行業問題。而出租車行業的非重復博弈性質，需求價格彈性小，司機有很強的動力高價或繞道宰客。這些都需要用政府規制這個有形之手管理出租車行業。
二、中國城市出租車經營管理模式不完善
中國城市出租車經營管理模式的不完善是導致出租車行業不穩定的最核心原因，出租車經營管理模式的不完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產權歸屬關系不清
在大多數情況下，由于公司實力有限，一般只擁有出租車的經營牌照，而沒有實力購車，出租車公司就以經營權向出租車司機融資，出租車司機與公司的關系是合作經營，此時誰也不能單獨使用經營權，比如將出租車經營權拿去抵押，就會侵害出租車司機的利益，導致公司與司機之間的糾紛。
2、出租車經營權使用期限不一致
出租車經營權存在有限期和無限期兩種轉讓方式。早期政府為了鼓勵出租車的發展向市場投放了無限期甚至是無限期的無償出租車經營牌照，后期主要以有限期有償拍賣的方式將經營權投放市場。這導致了對后進入者的不公，一方面，一部分經營者可以長期無償使用經營權，占有社會公共資源，而且可以通過轉讓、租借、繼承獲取高額利潤；另一方面，一部分出租車經營者為了獲取經營權不得不高價獲取，而且由于其相對稀缺性，經營權的拍賣價格越來越高，經營者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3、出租車經營權轉讓不規范
以溫州為例，溫州的經營模式是個體經營模式，個人擁有經營權。由于缺乏合理管理與完善的交易平臺，很多情況下是在一些不正規的小中介完成交易。這會衍生一些違紀犯法的事情，比如通過虛假信息來獲取不正當收益。而由于民間的“炒賣”，經營權費用越來越高，增加了司機的營運成本。
三、國內典型城市出租車經營模式實證分析
出租車經營模式主要有公司化經營、合作經營、個體經營和掛靠經營四種模式，在中國城市出租車經營中，不同城市采取了各自差異性的經營模式，從城市主體角度看，主要有北京模式、上海模式和溫州模式。
1、北京模式
截止到2010年，北京市出租車公司277家，出租車6.7萬輛，從業人員9萬余人，主要有兩種經營方式：公司經營模式與個體經營模式，個體經營模式下的個體出租車僅有一千多輛，而公司經營模式下的出租車大約有6.6萬輛。
北京模式通常情況下指的是公司化經營模式，北京的公司經營模式是出租車和各種相關手續由出租車公司統一出資辦理，出租車的經營權和所有權歸屬于公司所有，司機向公司承包出租車的使用權，并獲得相應受益，司機按月向公司繳納承包費即“份兒錢”。
2、溫州模式
溫州是我國最先在出租車行業嘗試使用個體化經營模式的地區，截止到2009年底，溫州市出租車數量保持在3329輛，出租車運力缺口依然存在。目前溫州出租車經營模式也有兩種：個體經營模式和公司經營模式，以個體經營模式為主，在3329輛出租車中有3287輛歸于個人所有，比例為98.8%。個體經營模式下，司機自負盈虧，也有將經營權轉租給他人經營的；另一類是指產權公有，公司規模化經營。
溫州模式一般是指個體經營模式，政府將經營權以單個為單位拍賣給個人，個人出資購買車輛和經營權，依法納稅自負盈虧。溫州模式的最大好處是，產權清晰，經濟糾紛少。在前期的改制中，政府的主導思想也是以尊重個體經營模式，采取將產權和經營權統一的改革方式，對早期遺留的經營權不明晰的歷史遺留問題，在1999年11月份采取交納3萬元有償使用金的方式已明確經營權歸屬個人。
3、上海模式
上海出租車經營模式主要有兩種模式：公司化經營模式與個體經營模式，個體經營模式下出租車大約1000輛，主要是20年前為解決運力不足而向個體投放的出租車運營證的歷史遺留下來的。但現在必須掛靠到公司名下，每月向公司交納管理費；另一類就是公司化經營模式。
上海模式或說“公車公營”模式主要指的是公司化經營模式，公司與司機之間屬于雇傭關系，司機按時上班，到月領取工作報酬。這種經營模式責任明確，產權清晰，緩解了公司與司機之間的矛盾，司機干好本職工作領取基本工資和績效工資；公司負責日常正常運營，提供后勤服務支持，維護公司品牌。上海出租車行業已經形成了品牌效應，市民出行更喜歡乘坐大品牌旗下的出租車，公司的品牌與司機的行為表現以及公司的效益與司機的收益之間保持正相關性，公司與司機之間形成了利益共同體。
四、國內典型城市出租車經營模式之比較分析
北京模式與上海模式同屬公司模式下的不同類別，二者共性大，而與溫州模式差別較大。所以，下面將北京模式與上海模式進行對比分析，溫州模式單獨分析。
1、北京模式與上海模式之比較
北京模式司機與公司之間屬于承租關系，缺乏對司機的管理培訓，司機每月向公司繳納“份兒錢”，車輛維護等各種稅費都需要司機本人從運營收益中提取，如果有其他罰款或者“份兒錢”提高，司機壓力將更大，經常采取的方式是：以賣代管、以包代管，局限于收取管理費的初級管理階段。北京模式下，公司名下的出租車司機成本較高，出現“黑車”與異地經營情況可能性較大。
上海模式司機與公司之間屬于雇傭關系，司機與公司簽訂合同，只需交納安全保證金，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基本任務即可，每月從公司領取工資，壓力相對較小。
二者的公司化管理模式控制了出租車行業市場資源流通渠道，使經營權成為控制在公司手中的稀缺資源，公司獲得壟斷利潤，作為行業主體的司機未能獲得壟斷利潤的分成好處。而且公司化經營加上政府規制容易使公司產生尋租的沖動，俘獲政府作出對自己有利的政策，比如提高門檻阻止企圖進入者。
2、溫州模式利弊分析
溫州模式屬于個體經營模式，最突出點是司機處在出租車行業的中心地位，大多數情況下司機擁有經營權與出租車產權，轉租的除外，司機可以將所獲得經營收入都歸自己支配。經營權采取公開拍賣的方式，以單車經營權為單位進行拍賣，個人與公司都可以進行拍賣，個人與企業有同等條件進入出租車行業，充分反應了市場需求，尊重了市場機制與價值規律。溫州模式減少了公司這個管理環節，降低了管理費用，而且溫州市出租車司機自發組織“出租車自愿服務隊”，可以完成很多出租車公司的社會公益性活動。
溫州模式弊處：數量管制導致經營權成為稀缺資源，在公開拍賣時，導致經營權價格過高，比如2004年經營權價格一度拍到129萬高價。雖說明行業存在高額壟斷利潤，但高漲的經營權價格擠壓壟斷利潤空間的同時，也增加了出租車司機的經營成本，而為增加收益，司機可能以降低服務質量彌補成本的提高。
五、政府規制與經營模式改革的政策建議
從各地“罷運”情況看，無論北京模式、上海模式還是溫州模式，都存在自己的短板，但歸根結底還是由于政府規制不足和經營模式不完善所致。
1、改變傳統管理思維
從“罷運”后政府的反應速度看，具有滯后性，沒有及時主動解決和積極引導問題。面對新形勢，政府必須及時公開信息，直面問題，及時與媒體、司機代表進行溝通，充分利用傳統媒體和網絡新媒介的信息傳遞功能，制止謠言和問題的擴大升級，積極引導輿論正向發展。對出租車罷運應保持“無罪推定”的原則，不應敏感回避，武斷采取過激應對措施，這樣只會將問題激化。
2、完善政府管理規制
（1）規范出租車行業收費。遵循透明公開的收費公正制度，做到收費有理有據。對于新增收費或增加費用，必須進行聽證，完善聽證制度，不能聽而不證。
（2）疏堵結合，解決“黑車”和異地經營問題。給予交通部門、城管監察部門、警察局等主管部門對“黑車”和異地經營出租車的處罰權，加大對重點區域的監管。同時適當增加出租車投放量、設計合理的城市間運費差距以及加大黑車的危害性宣傳。
（3）以服務質量和經營權有償使用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招標。該方式可以減少有償招標造成競相出價、經營牌照價格過高而對服務質量的忽視。出租車行業提供的最重要產品就是搭乘服務，將服務質量作為標書中的重要參照變量，比如將出租車行業中的各項服務指標設定不同的權重，同時對經營權出價的不同級別設定不同的權重，二者權重相加，權重高者得，可防止只會出高價而不注重服務質量的公司出現。
（4）建立獎懲制度。設定行業打分制，給公司進行打分，可以設定不同標準進行獎勵和淘汰。
3、建立互動性的利益表達溝通博弈機制
（1）完善出租車行業工會機制。目前我國的出租車行業工會功能比較弱化，據調查，目前行業工會幾乎都被公司所俘獲，或成為公司娛樂俱樂部，或成為領導退居二線的去處，未能履行作為司機娘家人的角色。為此要完善行業工會建立的本來功能。第一，保障出租車行業工會的資金來源，政府制定法律規定從公司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作為工會運行經費，司機可以以會員身份交納會費。第二，行業工會制定行業道德標準，對出租車司機、公司和行業進行引導。第三，將行業工會作為第三方協調者角色引入行業，使政府變成中立的行業制度供給者，避免政府偏向任何一方，消除其向出租車行業獲利的沖動，形成有問題首先找工會的意識。第四，突出行業工會代表司機與公司、政府的談判協調作用，發揮行業工會的疏導作用，解決行業訴求渠道不暢的問題。
（2）建立利益訴求互動協調機制。第一，建立動態的淡旺季收費標準。第二，建立對話談判協調機制，讓行業工會成為主導協調力量，少用行政命令的手法。第三，允許常態性的相互博弈機制存在。讓工會、公司、政府主管部門之間進行溝通博弈，解決行業內存在的一次性的博弈現象，實現重復博弈。公司作為一個品牌會更加維護公司形象，公司和工會也可以向乘客公布投訴電話，這樣行業內部四方利益都可以維護。
4、建立城市出租車股份制公司經營模式
股份公司將司機和公司之間利益統一起來，維護了司機作為產品服務提供者、責任主要承擔者和資本主要承擔者的利益，符合市場經濟權責相等原則。司機既是公司員工又是公司股東，擁有了工資收入和公司的利潤分成，同時又可通過工會防止大股東和管理層對小股東利益的侵害。此外，股份制可以解決公司資金瓶頸，迅速壯大公司。
（注：基金項目：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課題（2012Q08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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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南平市；規模化養豬場；污水治理模式
1 引言
環保部“十二五”把畜禽養殖業新納入減排約束性指標。南平市近年來在國家、省和市三級財政的扶持下，開展了一系列的規模化生豬養殖污染治理項目。由于工程建造來自于不同設計施工單位，處理效果和投資狀況有很大差異。為了進一步引導南平市規模化生豬養殖業污水處理的健康發展，作者系統開展了福建省南平市規模化養豬場污水治理模式的比較研究。
2 研究方法
結合工作優勢，筆者通過現場采樣，對比和分析監測數據，針對南平市已建規模化養殖廠污水治理工程進行整理和歸納，以評價不同的工藝模式治理情況。所有分析評價工作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的“畜禽養殖業污染治理工程技術規范”（HJ 497
-2009）。
3 研究結果
3.1 三類治理模式總結
根據 “治理工程技術規范”要求，通過系統的整理，南平市規模化養豬場污水治理基本分為兩大類，即常規還田處理系統和厭氧+好氧處理系統，進一步結合不同養殖規模可以細分為三種不同的治理模式。具體技術特征如下：
模式Ⅰ：適用于生豬存欄500頭以下，周邊有大量消納土地的養殖場。工藝模式流程如圖1。
該工藝模式以能源利用與綜合利用為主要目的，適用于沼氣能完全利用，同時周邊有足夠土地消納沼液、沼渣，并有一倍以上的土地輪作面積，使整個養殖場的畜禽排泄物在小區域范圍內全部達到循環利用的情況。
模式Ⅱ：適用于生豬存欄2000頭以下，有足夠土地面積消納的養殖場。工藝模式如圖2。
該工藝主要以進行污染物無害化處理、降低有機物濃度、減少沼液和沼渣消納所需配套的土地面積為目的，且養殖場周圍具有足夠土地面積全部消納低濃度沼液，并且有一定的土地輪作面積的情況。
模式III：適用于生豬存欄2000頭以上，沒有有足夠土地面積消納的養殖場污水，需要達標排放。工藝模式如圖3。
該工藝模式能源需求不高且沼液和沼渣無法進行土地消納，廢水必須經處理后達標排放或綜合利用的，應采用“厭氧+好氧+綜合利用技術”。
3.2 不同模式的技術經濟比較
以存欄量5000頭的養豬場污水處理工程為例，兩類處理系統技術比較見表1，處理效果見表2。
4 討論
4.1 南平市加大規模化生豬養殖場污染治理的必要性
近年來，南平市養殖業迅猛發展，散養戶減少，規模化養殖戶大量增加的同時也帶來了豬場糞便大量增加并集中排放的問題。正常情況下，每頭每天排尿液量為母豬4.52kg，公豬4.6kg，育肥豬4.2kg，仔豬2.1kg，常年存欄1000頭的豬場每天排尿為4.3t左右，加上糞便及其他污水，日總排污水量為6.5t左右。生豬養殖對南平市水域、土壤、空氣等環境造成嚴重的污染，惡化了生態環境，危及周邊群眾身體健康。加強規模化養豬場污水治理已迫在眉睫，這不僅關系到南平市整體生態環境的改善，也會嚴重影響南平市規模化養豬場的可持續發展。生豬養殖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問題，不能不養、減少分散養、促進規模化養是畜禽養殖業未來一段時間內的必然趨勢。
4.2 不同模式的適應性
通過調研結果可以看出，南平市目前規模化生豬養殖污染治理的三種模式均是切實可行的。但是，厭氧+好氧+綜合利用技術比常規技術占地面積少，工藝設備采用一體化結構設計，結構緊湊，整體性好，便于管理。
相比傳統的還田工藝，水處理工藝投資并非昂貴，但是運行費用比較高。污水處理過程中主要能耗是一臺2.2kw的羅茨風機，一般每天運行6～8h，經過測算，每頭豬大約會增加成本0.38元。項目COD總去除率為98.8%，項目出水達到農灌標準后，可用于綜合利用。
不論何種治理模式，污染物厭氧發酵都是必須環節，厭氧所產沼氣集中供氣給農戶作為生活能源，豬場職工用能和火焰消毒和仔豬保溫等。沼渣經處理后可作為有機肥生產無公害綠色農產品作物，種植食用菌，沼液上山種果、種茶，下地作為各種農作物有機肥料。
目前南平市厭氧消化工藝大部分采用塞流式厭氧反應器、升流式厭氧污泥體和污泥過濾器，升流式固體反應器。各種消化工藝都存在或多或少或不足之處，綜合對以上四種厭氧消化工藝進行比較后，因地制宜選擇。
5 結論
南平市規模化養豬場污水治理基本分為兩大類，即常規還田處理系統和厭氧+好氧處理系統，根據不同養殖規模可以細分為三種不同的治理模式。綜合分析，南平市的三種不同的治理模式工藝技術均可行，具有良好的能源效益、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但是要注意適應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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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多元回歸模型；創業板市場；IPO；效率
Abstract：IPO pricing is a core part of the market share issue，and whether the pricing is reasonable or not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stock market resources allocation. National research shows that excess return is common of initial shares.China as an emerging market，its excess return is amazing. This paper selects 36 listed companies in 2009 as the research object，to find out if the company’s financial indicators can fit the GEM IPO issue Price，to explore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current level of GEM IPO，and make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further research directions.
Key Words：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GEM，IPO，efficiency
中圖分類號：F830.9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1）07-0073-04
一、引言
中國證監會的《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在創業板上市管理暫行辦法》自2009年5月1日起實施，2009年10月23日創業板開板也意味著備受關注的創業板在歷經10年的等待之后，終于正式開啟了序幕。2009年10月30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正式推出了醞釀已久的創業板市場。我國創業板的設立主要是為高科技、高成長性企業提供通過公開市場籌集權益資本的渠道，通過市場機制，有效評價創業資產價值，促進知識與資本的結合，推動知識經濟的發展。至此，我國同時擁有了主板、中小板、創業板三個板塊的融資市場，這也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進一步拓寬了融資渠道，形成了資本市場的多層次發展模式。
長期以來，市場效率都被認為是證券市場可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個核心內容，而提高市場效率的重要舉措之一就是改善發行市場的IPO效率。關于IPO效率的研究一直是諸多專家學者關注的問題，其中“IPO抑價之謎”更是關注的焦點之一。無論在西方發達國家市場還是新興市場都不同程度存在著IPO抑價現象， 在發達市場中，抑價率一般不超過20%，新興市場的抑價程度較高，一般在30%―80%。我國的IPO抑價程度較高，不僅遠遠高于發達國家市場，而且還高于新興國家市場。這里所說的IPO抑價水平（IPO Underpricing），即IPO價格與上市后首日交易收盤價之間的差異，IPO抑價水平這一指標也經常被用來衡量證券市場的IPO效率。
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將近20年，先后推出了主板市場和中小板市場，2009年推出創業板市場。十幾年證券市場IPO的豐富經驗，為創業板的上市和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持和理論依據，這無疑給創業板市場IPO提供了借鑒。經過一年的創業板市場運行，創業板IPO效率到底如何？揭開這個謎底，將會為創業板市場乃至整個證券市場反饋重要信息，進一步指導和促進我國證券市場發展和創業板塊健康運行。本文就我國創業板市場IPO定價效率展開研究，以內部價值決定理論為基礎，通過檢驗發行價是否很好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各項財務指標，判定我國創業板市場IPO效率高低，并為創業板市場發展提供相關改進建議。
二、國內外關于IPO效率研究現狀
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關注成熟市場，較少涉及新興市場的研究，而關于我國創業板IPO效率的研究就更少。最早有學者從IPO抑價的角度來探討證券市場IPO效率。Su（2004）認為對于證券市場而言，不論是成熟市場還是新興市場，主板市場、中小板市場還是創業板市場，IPO抑價現象普遍存在，而且由于市場發展程度的差異，新興市場的IPO抑價水平要普遍高于成熟市場，同時創業板市場IPO抑價水平也高于其他市場。
趙俊強、胡文偉、李湛選取中國香港創業板數據對其IPO抑價現象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表明，香港創業板IPO市場定價效率相對較低，風險投資家能夠帶領風險企業提前上市并得到投資者認同；IPO企業經營年限、價值不確定性及IPO發行時信息處理效率等變量對中國香港創業板IPO市場定價效率有明顯影響；承銷商、審計事務所的鑒證功能得不到體現；高效的IPO發行機制有利于創業板IPO市場效率的提高。
俞穎（2005）、楊高峰（2005）都采用了相對價格效率來檢驗IPO定價效率。另外也有學者通過驗證各個證券市場是否弱勢、半強勢、強有效市場，探索市場效率，并提出了贏家詛咒理論、投資銀行壟斷理論等IPO抑價理論。本文綜合采用了抑價理論模型和多元回歸模型來探索我國創業板市場IPO效率的高低。
三、研究設計
本文選取2009年創業板上市的36家公司的財務指標數據，其中包括流動比率X1、資產負債率X2、凈資產收益率X3、凈利潤增長率X4、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X5、每股盈利的自然對數InX6、每股賬面凈值的自然對數InX7、總資產的自然對數InX8，運用多元回歸分析尋找創業板市場證券發行價格與公司基本面財務數據的相關關系，這些財務數據指標的選擇也考慮了基本面的各個方面，通過多元回歸找出對發行價影響顯著指標的不同，進而確定發行價格中反映了多少公開信息，以此來判定我國創業板市場IPO效率高低。
（一）從IPO抑價視角看我國創業板市場IPO效率
從表1可以看出，我國創業板選取的36家上市公司抑價率平均水平達到48%，最高為天津紅日藥業股份有限公司，IPO抑價達到243.5%，最低是重慶萊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IPO直接跌破發行價，為-67.5%。說明我國仍然處在IPO高抑價率時期，從這個角度也可以說明我國的創業板市場IPO效率仍然處于較低水平。
（二）從IPO理性定價角度探索我國創業板IPO定價效率
從IPO理性定價角度來看，股價理性反映公司的經營狀況，因此本文選取我國創業板市場首次公開發行價格能否有效地迎合公司的基本面財務數據進行研究。應用指標分析源于財務報表分析，隨著使用者需求側重點的不同，財務指標所反映的信息也有所區別。總體來說，財務指標可反映的信息分為以下幾類：
首先是償債能力。償債能力指的是公司在債務到期時的還本付息能力。在反映償債能力方面本文選擇了流動比率與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是反映公司短期償債能力的指標，用公司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來計算，在多元回歸分析中用X1表示。資產負債率是反映公司長期償債能力的指標，用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來計算，在多元回歸分析中用X2表示。
其次是盈利指標。盈利能力是公司未來可能獲得利潤的能力。在該方面選取凈資產收益率、每股收益與每股凈資產來作為評價指標。凈資產收益率反映的是股東在公司凈利潤中分到的實際現金股利水平，由凈利潤與平均普通股股東權益的比率得到，在多元回歸中用X3表示；每股收益（Earning Per Share，EPS）是測定股票投資價值的重要指標，用稅后利潤與股本總數的比率來計算，在多元回歸分析中用X6表示；每股凈資產反映股票所擁有的資產現值，用股東權益與總股數的比值來計算，在多元回歸中用X7表示。
第三是成長方面，本文選取了凈利潤增長率和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作為成長性指標。凈利潤增長率衡量的是企業凈利潤增長的速度，在多元回歸中用X4表示；主營業務增長率用來衡量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的速度，在多元回歸中用X5表示。
最后是規模指標，選取總資產進行衡量，用X8表示。
為了去除量綱的影響，用每股收益、每股凈資產和總資產的自然對數進行回歸，因此InX6表示每股收益的自然對數，InX7表示每股凈資產的自然對數，InX8表示總資產的自然對數。
1. 模型設計與變量選取。本文以股票市場發行價P0作為因變量，選取流動比率、資產負債率、凈資本收益率、凈利潤增長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每股收益、每股凈資產和總資產作為自變量對因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其中，每股收益、每股凈資產和總資產采用自然對數形式。建立多元回歸模型如下：
2. 回歸結果分析。應用SPSS軟件，依據上述模型對所選取的創業板市場公司股票的發行價和影響發行價的財務指標因素進行多元線性回歸，結果如表2、表3、表4、表5所示。
從表2可以看出，未調整的R2為0.251，調整后的R2為0.029。數據擬合的效果不好。
3. 相關實證結論。本文通過對2009年度在我國創業板上市的36家上市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的發行價與公司總資產對數、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每股盈利對數、流動比率、凈利潤增長率、每股賬面凈值對數、資產負債率、凈資產收益率等財務指標進行多元回歸統計分析，發現在主板市場、中小板市場相繼推出多年之后，創業板市場IPO效率并沒有得到明顯提升，反而處于低效率階段。按照股票理論定價模型，不能很好地反映公司的財務信息。股票發行價與上市公司總資產、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每股盈利、流動比率、凈利潤增長率、每股賬面凈值、資產負債率、凈資產收益率等重要財務指標關系很模糊。本文有待進一步完善之處在于：
（1）選用的是我國創業板市場上市公司IPO前一年的年度財務數據，而沒有考慮公司在上市當年為爭取上市而提升業績，使之達到上市標準的情況，因此在數據方面可能缺乏時效性。
（2）本文選取2009年度在我國創業板上市的36家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從統計分析樣本數量來說應該可以很好地反映總體效果，但不排除可能造成實證效果不明顯、以偏概全的情況。
（3）由于本文選取的是在創業板市場上市公司上市前一年的財務數據，而我國存在公司為了上市目標粉飾財務報表的現象。這也可能造成數據方面的失真，進而使得實證結果并不理想。
四、結論及改進的方向
我國證券市場經過了20多年的發展歷程，依然處于低效率階段。我國創業板市場由于盤面小，容易受到暴漲暴跌的沖擊，給相關管理者帶來很大的困難，而且我國不僅存在創業板市場效率低下的問題，包括主板和之前上市的中小板都有明顯的效率低下問題，應當引起證券監管者的高度重視。如何引導我國的創業板市場擺脫低迷的現狀，為今后創業板上市公司的IPO提供一個良好的平臺，也為投資者建立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是監管層下一步應當重點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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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產率異質性 對外直接投資區位 交互變量
文獻綜述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國內企業一方面要在本土市場進行激烈的競爭，另一方面也面臨著來自國外企業的競爭。目前，國內企業的發展受到國內技術、資金和市場的嚴重制約，為了提升技術水平和國際競爭力，中國企業必須“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而選擇合適的直接投資區位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一直是國外學術界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Vernon（1966）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是需求條件和生產條件等區位因素綜合演變的結果。Hirsoh（1976）從成本收益的角度研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研究發現企業將選擇生產成本和技術轉讓成本都低的區位進行直接投資。Fahy（2002）認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會受到資源分布不確定性以及資源難以國際轉移的影響，企業在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時候應該考慮這些特定的因素。
國內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研究起步較晚，從理論角度研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文獻較少，大多數從經驗角度研究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項本武（2009）基于2000-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使用動態面板數據方法經驗研究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研究發現東道國市場規模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雙邊貿易聯系及雙邊匯率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東道國工資水平的影響并不顯著。蔣冠宏和蔣殿春（2012）基于2003-2009年中國對95個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使用引力模型研究發現，距離對中國市場、資源和戰略資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有顯著地負向影響，東道國制度對中國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國內外經濟學界從理論和經驗的角度分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文獻甚多，但這些研究有一個重要的假定就是在同一個行業內部，各企業的生產率是完全一樣的，即企業生產率同質性。而Melitz（2003）認為不同企業的生產率是不同的，即企業生產率存在異質性，其從理論上論證了生產率最低的企業選擇只在本國出售，而生產率較高的企業選擇出口，生產率最高的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 Helpman et al.（2004）使用美國的數據經驗研究發現，美國僅在本國銷售的企業的生產率比出口企業的生產率低，而出口企業的生產率又比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生產率低，這一結論與Melitz（2003）的理論預測一致。由于中國企業微觀層面數據很難獲取，國內從生產率異質性的角度經驗研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文獻甚少。本文試圖使用企業層面的微觀數據研究生產率異質性、市場規模和生產率異質互變量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從而為企業制定正確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決策提供參考。
計量模型
（一）基本模型
由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業主要集中于制造業，因此本文選擇制造業企業數據進行經驗研究，基本模型如下：
（1）
其中，被解釋變量fdii為企業在東道國i的直接投資，解釋變量tfpi為在東道國i從事直接投資的企業生產率，解釋變量tfpi?sizei為東道國i從事直接投資的企業生產率和東道國i的市場規模交互變量，控制變量sizei為東道國i的市場規模，控制變量tradei為中國和東道國i的雙邊貿易量，控制變量disi為中國和東道國i的地理距離。
（二）變量和數據來源
1.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由于無法獲得單個企業在東道國直接投資流量，因此使用中國在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代替單個企業在東道國的直接投資流量，這就需要剔除包括同一家企業在不同東道國設立分支機構的情形和多個企業在同一個東道國設立分支機構的情形。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2.企業生產率。衡量生產率常用的一個指標是全要素生產率。計算全生產率的方法主要包括參數（比如索洛剩余法等）和非參數（比如數據包絡法）兩種方法，與參數法相比較而言，非參數法對樣本容量要求低，能夠避免模型設定的隨意性而導致的誤差，因此本文使用數據包絡法來測算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測算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需要用到企業產出和投入數據。在計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時候，本文使用工業總產值作為產出的衡量指標，使用企業年末從業人員和年初從業人員的均值來衡量勞動投入，使用企業的固定資產凈值年均余額和流動資產年均余額之和作為資本投入指標。生產率水平越高，企業就越傾向于對外直接投資（Melitz，2003），工業總產值、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數據來源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
3.企業生產率和東道國市場規模交互變量。企業生產率和東道國的市場規模交互作用也會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影響，高生產率的企業到市場規模大的區位進行直接投資，能夠獲得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充分發揮高生產率優勢（Melitz，2003）。為了減少變量之間共線性影響，參照Aiken和West（1991）的建議，先將企業生產率和東道國市場規模這兩個變量中心化再相乘得到交互變量。
4.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東道國市場規模是影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東道國市場規模越大，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就越大。本文使用東道國國內生產總值衡量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數據來源于《2009年國際統計年鑒》。
5.雙邊貿易量。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存在互補關系，隨著雙邊貿易量的增長，對外直接投資也會增長，雙邊貿易量的數據來源于《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
6.地理距離。地理距離衡量了對外直接投資的距離成本，由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經常需要運輸原材料或者中間產品，兩個國家地理距離越遠，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運輸成本就越高，對外投資的規模就越小（蔣冠宏、蔣殿春，2012）。本文采用的地理距離為中國首都與東道國首都的距離，數據來源于CEPII網站。
（三）樣本范圍選擇說明
由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微觀層面數據很難獲得，本文只使用了2008年的制造業企業截面數據，獲取數據的具體方法如下：首先從中國商務部網站獲取2008年中國境外投資企業名錄；然后把2009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工業企業數據和2008年的境外投資企業名錄結合起來，找到這些境外投資企業的相關信息，包括東道國、資產、勞動力和工業總產值等；最終經過處理后得到2008年中國工業企業向境外設立分支機構共31個。
（四）回歸結果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對模型（1）進行估計，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模型的F值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說明模型在統計上比較可靠；R2為0.65，經過修正后的R2為0.61，說明該模型的擬合優度比較好，模型相關的變量可以解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60%以上的差異。
解釋變量tfp的系數為正，說明企業生產率越高，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就越大；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說明生產率水平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選擇確實非常重要。解釋變量tfp?size的系數為正，說明企業生產率水平越高就越傾向于到市場規模越大的區位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因為只有市場規模充分大，企業才能發揮其高生產率水平優勢，取得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如果生產率水平較低的企業到市場規模大的區位進行直接投資，就不能夠很好的獲得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將面臨高生產率的企業強有力地低成本競爭，對于低生產率的企業很不利，這個結論對于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決策有很重要的參考意義。
控制變量size的系數為正，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說明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是企業進行直接投資時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控制變量trade的系數為正，說明貿易和投資之間存在一定的互補關系；但并不顯著，說明貿易對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并不是很重要。控制變量dis的系數為負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說明地理距離會增加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成本，不利于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結論
本文基于2008年中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制造業企業截面數據，使用多元回歸模型經驗研究生產率異質性、市場規模和生產率異質互變量對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影響。在控制市場規模、雙邊貿易量和地理距離影響的情況下，研究發現生產率高的企業將傾向于到市場規模大的區位進行直接投資，原因在于企業可以在市場規模大的區位獲取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從而可以降低生產成本獲得競爭優勢。本文對于企業選擇直接投資區位的參考意義在于：企業在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時候，必須考慮自己的生產率情況。對于高生產率的企業在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應盡可能的選擇到市場規模大的區位，而對于低生產率的企業由于不能在市場規模大的區位獲取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且面臨能夠獲取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高生產率企業的競爭，為了減少競爭，應盡可能地到市場規模小的區位進行直接投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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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市場規模保持接近50%的增長速度，寬帶用戶及游戲玩家的滲透率不斷提升進一步加強了中國網絡游戲市場的基礎；第二是游戲類型由單一的MMORPG向休閑游戲、FPS游戲及網頁游戲等多種形態發展，一方面為游戲玩家提供了更廣泛的選擇，另一方面也開辟了網絡游戲市場新的藍海；第三是網絡游戲的盈利模式趨于平衡，經歷了整體從收費模式到免費模式轉變浪潮之后，越來越多的游戲運營商更加理性的選擇盈利模式，根據游戲設計的特點及用戶需求綜合選擇盈利模式；第四是衍生市場的快速發展促進了網絡游戲市場的發展，其中虛擬物品交易市場與網絡游戲內置廣告市場的崛起拓展了網絡游戲的產業生態體系，將網絡游戲與電子商務及廣告市場緊密結合起來。這些因素都有力的促進了中國網絡游戲市場的發展。
同時，中國網絡游戲市場也面臨新的挑戰，首先是針對主要的細分市場(MMORPG)的競爭愈加激烈，游戲運營商面臨的風險逐步提高，例如巨人與網龍就面臨業績快速下滑的局面；其次是人才不足的問題凸顯，一方面無法滿足行業迅速發展下膨脹的人才需求，另一方面加劇了行業內部人才流動，造成游戲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再次是針對虛擬物品交易的稅收政策尚未落實，如何在有效促進市場發展的前提下明確合理的稅收政策，也是政府與企業面臨的共同問題。
面對競爭與市場的變化和挑戰，機構顧問的《2008-2009年中國網絡游戲市場研究年度報告》，將幫助業界廠商、投資者、產業人士更精確地把握中國網絡游戲市場發展規律。
翔實的市場描述數據，從市場規模、用戶數量、投資數量、細分市場、等多個角度刻畫手機游戲市場年度發展變化，洞察行業發展動向。
精煉主要品牌2008年競爭表現，從細分市場份額、競爭格局、競爭策略評述等多個維度總結企業成敗得失，評點市場領先要素。
對未來市場規模的深度量化預測，就整體和細分市場展開建模回歸與專家校驗，得出有價值的趨勢分析與定量結果。
細分市場的驅動力與阻礙因素，以及用戶需求的多維剖析。
〖目錄〗
一、2008年全球網絡游戲市場概述(一)市場規模與增長1、2005-2008年市場規模與增長2、新運營模式應用(二)基本特點(三)主要國家與地區1、美國2、歐洲3、韓國
二、2008年中國網絡游戲市場概述(一)市場規模與增長1、2005-2008年市場規模與增長2、價格走勢(二)基本特點(三)市場結構分析1、產品結構2、運營模式結構3、區域結構(四)品牌市場份額分析1、2007-2008年整體份額2、2008年運營模式份額3、2008年游戲類型份額
三、2009-2011年中國網絡游戲市場發展預測(一) 2009-2011年中國網絡游戲市場規模預測(二) 2009-2011年中國網絡游戲市場結構預測1、產品結構2、運營模式結構3、區域結構
四、2009-2011年中國網絡游戲市場趨勢分析(一)產品與技術(二)運營模式
五、細分市場研究(一) MMORPG市場1、競爭格局2、驅動力3、阻礙因素(二)休閑游戲市場1、競爭格局2、驅動力3、阻礙因素
六、中國網絡游戲市場競爭分析(一)整體競爭格局1、現有廠商間競爭2、潛在進入者與替代產品(二)重點廠商競爭策略與SWOT分析1、盛大2、網易3、……
七、中國網絡游戲用戶需求研究(一)玩家現狀(二)類型偏好(三)游戲習慣(四)潛在需求
八、機構建議
表目錄
? 2005-2008年中國網絡游戲市場規模
? 2008年1-4季度中國網絡游戲市場規模
? 2008年中國網絡游戲產品類型分布
? 2008年中國網絡游戲產品運營模式分布
? 2008年盛大市場競爭策略
? 2008年巨人市場競爭策略
? ……圖目錄
? 2005-2008年全球網絡游戲市場規模
? 2005-2008年美國網絡游戲市場發展
? 2005-2008年韓國網絡游戲市場發展
關鍵詞：中日貿易 外貿依存度 市場規模 外商直接投資
一、前言
進入二十一世紀，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以來，我國經濟的發展與國際市場的關系日益密切，對外貿易的依存度不斷上升。美國的次貸危機使得世界經濟從增長走向下坡路，歐債危機則加劇了世界經濟進入危機的進程。在歐美市場都不景氣的情況下，研究亞洲及新興市場對于中國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日本作為中國在亞洲最大的貿易國家，日本經濟態勢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模式的轉換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資源型、成本型轉換到目前的綜合（市場+生產+信息） 型。日本對北美和歐洲等發達區域的直接投資動機的綜合型特征進一步強化，對亞洲直接投資的基本動機從成本型向市場主導的復合型（市場+生產）轉換， 而對華直接投資動機則處于從成本型向生產主導的復合型（生產+市場）的過渡之中（李國平和田邊裕，2003）。同時，中日FTA在日本FTA 戰略中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在中國政府主動倡導中日FTA 以后，日本政府也沒有積極地回應（劉昌黎，2007）。這種投資類型的轉換使得我們對日本對華投資抱有謹慎的樂觀（朱六一和蔣雪冬，2005）。中國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有日本經濟發展的影子，把中日之間的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周期等進行比較并類推可以得出，中國具有泡沫經濟的文化和制度根源。但中國現有政策更多是防止經濟泡沫而非應對經濟蕭條，繼續實施現有政策很可能會導致經濟蕭條（陳睿潔，2011）。
本文選取了2001 -2010年中日貿易的相關數據，研究兩國經濟從增長到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二者之間的依存度及其影響因素的變動情況，這對于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乃至國家戰略都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二、中日貿易的發展的對比分析
（一）中日貿易整體情況分析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日貿易的發展有著顯著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中日進出口總值比較分析
2001-2010年，中日兩國的進出口總值、出口單項值、進口單項值及貿易差額變化顯著，具體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2001-2010年 中日對外貿易變動情況 單位：億美元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2-2011），世界貿易組織數據庫。
從進出口總值方面看，2001-2003年中國進出口總值低于日本，2004年-2010年，中國進出口總值高于日本，而日本進出口總值呈波動變化。出口方面，2001-2008年中國出口呈上升趨勢，2009年受美國“次貸”危機影響，出口出現負增長。日本出口的總體態勢與中國相似，但其增長速度低于中國，且受危機的影響更大，出口恢復得較慢。貿易差額方面，中國貿易差額呈波動上升趨勢，而日本貿易差額出現較大反復，這與日本國內調整相關產業政策有關。
2、中國對日本的出口總額及其變動情況
2001-2010年，中國對日出口呈上升趨勢，具體情況如圖1所示。
數據來源：中國海關統計報告
中國對日出口總體趨勢趨于平穩，但變化較為劇烈。2001-2004年，中國對日出口上升幅度提高，2004-2010年中國對日出口絕對數額增加，但增長速度起伏較大，2009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出現負增長。
3、日本對中國直接投資變動情況
2001-2010年，日對華投資呈波動變化形勢，具體情況如圖1所示。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2-2011）整理所得。
2001-2005年，日本對華投資呈上升趨勢，并且在2005年達到單年對華投資的歷史最高點，其后受其國內產業政策調整及金融危機的影響，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呈總體下降趨勢，但2010年之后預計會出現新的增長。
（二）中日外貿易依存度比較分析
外貿依存度是反映一個地區的對外貿易活動對該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和依賴程度的經濟分析指標。從最終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角度看，該指標還可以反映一個地區的外向程度。 外貿依存度的計算公式：
外貿依存度的數值越大表明該地區經濟發展對國外市場的依賴程度越高，也反映國際市場對該地區產品的認可程度提高，對該地區經濟的拉動作用增強。
根據計算公式，計算出中國外貿依存度、日本外貿依存度及中國對日本的外貿依存度，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表2 中國、日本的對外貿依存度及中國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計算結果
數據來源：中國GDP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并根據當年匯率情況折合成美元；日本GDP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部的統計數據。
從中日間外貿依存度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正逐年上升，且依存度高于日本；日本對外貿易依存度呈上升趨勢，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在2008年之后出現下滑，但隨后仍處于上升趨勢。從中國對日本的
三、中日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因素比較分析
（一）變量選擇
1、市場規模平均水平。市場規模平均水平影響著兩國對外貿易，本文選取中國GDP總量與日本GDP總量的加權平均值作為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的變量，其計算公式為：，其中，為日本第t年的GDP總量，為中國的GDP總量。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2-2011）根據當年匯率折合成美元計算得出。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部統計報告。
2、市場規模差距。市場規模差距對兩國貿易有重要影響，本文選取兩國GDP總量差距作為市場規模差距的變量，其計算公式為：。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2-2011）根據當年匯率折合成美元計算得出。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部統計報告。
3、匯率。匯率是影響出口的重要因素，本文選取日元對人民幣的匯率為變量，E代表匯率，匯率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1）。
4、外商直接投資。本文選取中方計算的實際利用日本直接投資的數額為變量，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2-2011）整理所得。
5、依存度。本文分別選取中國外貿依存度、日本外貿依存度和中國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為變量，其中，Depc代表中國外貿依存度，Depj代表日本外貿依存度，Depcj代表中國對日本的外貿依存度。本文將分別進行回歸分析，并對結果進行比較分析。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1）及中國商務部統計報告整理計算所得。
（二）實證過程
1、樣本數據
本文計量模型選取的數據是2001-2010年中日貿易的相關數據，其中中國貿易依存度、日本貿易依存度及中國對日本貿易依存度為被解釋變量，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市場差距、匯率及外商直接投資為解釋變量。
2、數據檢驗
為了更好的分析等因素對貿易依存度的影響，得數有效的計量模型，本文對相關序列依次進行序列平穩性檢驗、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并得出回歸方程。
（1）單位根檢驗
本文采用Eviews 5.0軟件，運用ADF檢驗法對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市場差距、匯率及外商直接投資等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檢驗，其檢驗結果如表所示。
表3 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
從表3中可以看出，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匯率、外商直接投資料、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日本對外貿易依存度和中國對日本的貿易依存度的二階差分1%的顯著水平上是平穩的，市場差距的一階差分在1%的顯著上是平穩的。
2、協整檢驗
為了確定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本文被解釋變量與各解釋變量間分別作了協整檢驗。運用最小二乘法對中國外貿依存度、日本外貿依存度及中國對日本外貿依存度進行回歸分析，回歸方程設定如下：
殘差估計值為：
對殘差序列的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殘差序列RESID檢驗值結果
從檢驗結果中可以看出殘差序列的ADF檢驗值比顯著水平在10%的臨界值要小，則可以得出：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日本對外貿易依存度及中國對日本貿易依存度與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市場差距、匯率及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各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協整方程分別為：
由協整方程可以看出，模型的擬合集成度很好，模型整體解釋力顯著。從各變量的參數來看，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市場差距對外貿依存度有顯著正效應，外商直接投資對外貿依存度有正效應，匯率變動對外貿依存度具有負效應。市場差距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影響要大于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大于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匯率變動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影響更大，而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影響要大于對日本的影響。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和市場差距對中國對日本的外貿依存度具有著正效應。
四、結論
根據數理統計與實證分析的結果，本文主要結論如下：
（一）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大于日本對外貿易依存度，且處于不斷上升階段。中國對日本的貿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這主要是由于中國自加入WTO之后，對外貿易對象擴大，加強了與歐美地區的外貿，同時提高了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合作規模等因素造成的。
（二）中日間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與兩國市場差距對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有顯著正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外貿依存度有正影響但效果不顯著，日元對人民幣的匯率變動對中國外貿依存度有負效應。
（三）中日間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與兩國市場差距對日本外貿依存度有顯著正影響，其中，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大于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影響，而市場差距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則小于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另外，外商直接投資和匯率變動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影響也小于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影響。
（四）中國對日本的外貿依存度主要受兩國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市場差距和外商投資的正向影響，受匯率變動的負向影響。其中，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對中國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大于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小于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影響，而市場差距對中國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則小于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影響，大于對日本外貿依存度的影響。
上述結論表明，市場規模的平均水平、市場差距對中國外貿依存度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在未來的發展中，應著力擴大本國市場規模，同時，拉大國與國之間的市場差距對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有重要作用。另外，要保證匯率的穩定，同時保障外商直接投資的有效利用，這些是實現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關鍵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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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股份（002835.SZ）成立于2004年， 總部設于深圳，是一家集研發、生產、銷售、服務于一體的視頻安全領域行業領先的產品和系統方案提供商。同為股份是中國最早進入海外市場的視頻監控公司之一，目前客戶遍及全球六大洲的一百多個國家與地區，特別在美國、巴西、俄羅斯、波蘭、匈牙利、以色列、印度、馬來西亞等國家具有較強的市場影響力。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全球營銷服務體系，產品和系統解決方案已廣泛應用于企業、園區、樓宇、校園、商業連鎖等多個領域的安防監控。
作為安防領域的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同為股份注重研發與技術投入，經過多年積累，目前已經發展成為國內視頻監控行業為數不多的同時具備硬件設計能力、軟件開發能力以及視頻監控系統管理平臺研發的公司，在多項核心技術處于行業領先地位，公司連續多屆蟬聯中國安防百強企業、中國安防最具影響力十大品牌和中國安防行業十大民族品牌等。
公司專注于安防視頻監控市場，擁有網絡高清、模擬高清等多個系列前后端視頻監控產品，形成了較完整的產品體系。
近年來，隨著同為股份研發能力的持續提升，產品的市場影響力不斷擴大，產品銷量逐年增長。2013年以來視頻監控行業高清化和網絡化進程加快，高清產品線逐漸發展為同為股份的核心產品。公司布局多系列產品，引導客戶進行產品轉換，占據了一定的市場競爭地位，在代表行業發展趨勢的高清化、網絡化細分產品領域已經躋身行業前列。根據IHS的報告，2014年同為股份的數字硬盤錄像機出貨量占該等產品制造市場的6.0%，排名第五位，網絡硬盤錄像機出貨量占該等產品制造市場的1.0%，排名第九位，產銷規模位居硬盤錄像機制造廠商前列。2013-2015年，全球監控攝像機出貨量分別為5648.11萬臺、7461.65萬臺、9792.30萬臺，而同期公司監控攝像機銷量分別為25.49萬臺、30.82萬臺、66.96萬臺，市場占有率上升至0.68%，其中最具增長潛力的網絡攝像機產品銷量分別為3.70萬臺、20.65萬臺、38.44萬臺，市場占有率上升至0.74%，公司逐步具備了從后端硬盤錄像機產品到前端攝像機產品全產品線的競爭實力。
與此同時，同為股份的視頻監控產品產能由2013年的83萬臺提高到了2015年的121萬臺，隨著公司業務規模的不斷擴大，視頻監控產品訂單仍在不斷增加，公司產能趨于飽和。
而視頻監控市場在可預計的未來幾年仍將保持持續快速的增長，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為同為股份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市場現狀及規模
據有關調查結果表明，中國城市婦女已婚女性婦科常見病患病率順序依次為生殖道感染42.9%、月經紊亂34.5%(未絕經者)和痛經15.5%(未絕經者)、盆腔腫物3.9%、生殖器官畸形1.1%。由此可見，婦科生殖道感染的炎癥是婦科第一大疾病。
2004年，婦科炎癥用藥市場規模約為52.8億元人民幣，比上一年增長了16.84％；2005年婦科炎癥用藥市場將比2004年增長11.70％，市場規模接近60億元。慧聰網行業研究院醫藥研究所通過對以往市場規模的分析和預測，到2008年，預計中國婦科炎癥用藥市場規模將會高達77.55億元，到2010年，市場規模將突破90億元。
婦科炎癥用藥主要為外用藥，還有很少部分炎癥用藥為口服制劑。外用藥越來越受到消費者的青睞，已成為市場上搶眼的品種。婦科外用藥分為栓劑、洗液、陰道片、噴霧劑、軟膏、濕巾、陰道膠囊等幾大類，其中栓劑和洗液劑應用的較多，約占整體是市場的80%左右。洗液和栓劑成為外用藥的兩大核心劑型。
從銷售渠道來看，中國婦科炎癥用藥市場中零售市場占婦科炎癥用藥市場的69%，醫院市場所占比例為31%。對比來看，零售市場所占比例逐年增大，而這一渠道也將是婦科炎癥用藥的核心銷售渠道。2006年，中國婦科炎癥外用藥零售市場再次穩步增長，市場容量上漲19.73%，銷售額突破20億大關，銷量約為9789萬盒。
市場競爭激烈
婦科炎癥外用藥品牌繁雜、眾多，良莠不齊。其中洗劑類婦科產品的領導品牌主要有潔爾陰、膚陰潔，消費者的消費一般集中于這兩個品牌；栓劑類婦科產品的領導品牌主要有達克寧栓劑、修正消糜栓。上述品牌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耗資上億元，基本編織成了一個全國性的銷售網絡，同時擁有很強的廣告支持能力和品牌知名度。2006年，中國婦科炎癥外用藥市場競爭更加激烈，西安楊森制藥、成都恩威制藥均有30%左右的穩步增長。同時拜耳醫藥和廣西源安堂藥業也擠進銷售前十企業。而吉林修正藥業集團的銷售額則出現11.42%的縮減。
婦科炎癥外用藥中的強勢品牌不斷占據市場、擴大市場，與此同時還有很多新產品相繼進入市場，縱觀2007年上半年就有詩潔清潔液、復方美而凈、藍伊潔保潔抗菌液、克立寧栓、婦康栓等眾多產品，雖然這些產品進入市場時間不長，但是在整個婦科炎癥用藥的良好大市場環境下，每個季度的銷售額都能達到100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