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19 17: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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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陽縣以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主題，切實加強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大力發展生態農業，推進農村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
一、云陽縣生態農業的現狀
（一）生態環境得到改善。實施生態環境建設工程，促進了生態良性循環。土地水源涵養力加強，減輕水旱災害。水土流失大大減少，提高了土壤入滲，減少了地表徑流，減輕滑坡及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對三峽水庫和河溝的淤積，提高了水利工程利用率和使用壽命，有利于三峽工程的正常進行，取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
（二）農村小康環保取得進展。以建設“清潔田園、清潔水源、清潔能源、清潔家園”為重點，加強了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切實解決村民飲水問題，保護農村飲水安全，引導和幫助農民切實解決住宅與畜禽圈舍混雜問題，搞好農村污水、垃圾治理。積極指導鄉鎮結合自身的特點和生態環境現狀，制定農村小康環保行動實施方案。發展循環農業經濟，實現生態良性循環與農業可持續發展，有利于村容整潔，創建生態家園，促進新農村建設。
強化養殖污染防治工作。率先在三峽庫區一次性全面取締縣境內網箱攔網養殖，共有205戶的4219個12萬平方米網箱全部實現自行拆除，成為三峽庫區第一個全面取締網箱養魚的區縣。對畜禽養殖污染開展了全面調查，健全完善了檔案。完成了云陽縣畜禽養殖區域劃分工作，劃定了限養區、禁養區和適養區；加強了對禽流感的監控和養殖戶的養殖糞便的綜合治理，對分散養殖戶的畜禽糞便采用先消毒再作農家肥利用，建設沼氣池處理畜禽糞便，對污水處理后做有機肥使用，實現零排放。
（三）特色農業品牌培育效果初顯。全縣上下打造農業優質品牌意識明顯增強，優質農產品品牌打造成效顯著，云陽巴陽峽牌紐荷爾臍橙、鷺鴦牌優質大米、相思茶、重友系列飲品等4種產品獲得重慶市優質農產品稱號，市場知名度不斷提高。有關部門和鄉鎮正積極擴大牛羊、柑橘、糧油、茶葉等優質農產品的生產規模，努力提高農產品市場競爭力，保證市場供給，促進農民增收。
（四）農業標準化水平得到提高。圍繞農業特色產業發展，積極宣傳，組織生產企業、生產基地開展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認證工作，目前共申報批準了14個無公害農產品生產基地、9個無公害農產品，全縣無公害農產品產地面積達到6萬畝。已建成“茶葉標準化示范區”5000畝，核心示范片1000畝，“相思茶”、“龍缸茶”2家縣級茶葉龍頭企業申報并通過了qs認證。
二、云陽縣生態農業存在的問題
（一）農業生態環境整體性脆弱。
（二）農業開發利用不當，形成水土流失嚴重，石漠化日益加重。
（三）三峽庫區云陽段的水污染存在隱患，已出現水華現象。
（四）！生態農業基地規模優勢不明顯。我縣的牛羊、柑橘、糧油、特色蔬菜、生態漁業等農業產業基地形成了一定規模，但尚未形成區域規模集聚優勢，農產品商品率不高，市場競爭力不強。
（五）生態農業優質品牌較少。目前僅有少數幾個農產品獲得了市級名牌農產品稱號，能夠在市場上獨領的知名品牌較少，難以形成強有力的品牌效應。
（六）農村面源污染呈蔓延趨勢。一是農業生產污染日趨加重。不科學的使用肥料、農藥、農膜，在局部地區已造成農業生態污染。農用化學品低水平過量使用，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水平低，禽畜糞便污染持續增加。二是農村生活污染日益加劇。農村居民點和小城鎮快速集聚，生活污水繞村橫流，生活垃圾四處飄散。三是城鎮和工業污染向農村轉移。進一步加重農村環境污染，造成對農村的二次污染；鄉鎮企業管理粗放，農村工業污染不斷加大。云陽縣農村污染的危害，影響水質安全，破壞土壤生態，威脅食品安全，危及三峽庫區，制約現代農業。
三、云陽縣發展生態農業的對策
生態農業是在保護、改善生態環境的前提下，遵循生態學、生態經濟學規律，運用系統工程方法、現代科學技術和集約化經營的農業發展模式。生態農業是一個農業生態經濟復合系統，將農業生態系統同農業經濟系統綜合統一起來，以取得最大的生態經濟整體效益。它也是農、牧、副、漁各業綜合起來的大農業，又是農業生產、加工、銷售綜合起來，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現代農業。生態農業的特點是綜合性、多樣性、高效性、持續性。注重生態安全，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之路，建設農村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云陽要生態興縣，生態農業具有重要的任務，并使之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一）改善農田生態。一是治理水土流失。坡度25°以上退耕還林、還草、還藥，綠化荒山荒坡；禁止鏟山火灰;提高復種指數，盡量減少耕地的時間;農村杜絕燒柴禾煮飯，使用沼氣、燃煤、電器、液化氣和天然氣，避免因大量燃燒柴禾而導致植被減少，進而加重水土流失。二是改善農田小氣候。搞好農田林網化；推廣噴灌、滴灌、旱地龍等節水型農業，并加強 水利建設。
（二）注重農業生態保護。要注意保護天敵（如蛇、青蛙、貓頭鷹等），維持農田生態平衡。運用綜合、高效、持久、安全的生物防治技術；使用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注意施用量和收獲前的施用期。對廢舊農膜要集中銷毀處理，并運用降解農膜，避免白色污染。稿稈還田，予以腐熟，不得焚燒，避免空氣污染、養分損失和資源浪費。使用環保型肥料，盡量多施有機肥，避免大量施用化肥所帶來的土壤板結和污染問題。控制畜禽養殖污染，禁止飲用水源水庫和三峽水庫投餌水產養殖，保護農村飲用水源，努力改善村民的生活生產條件。
（三）防止農村面源污染。要做好農村環境污染防治工作：一是要堅持以人為本、因地制宜、城鄉統籌、可持續發展四個基本原則；二是處理好農村環保與城鄉統籌、現代農業、新農村建設、縣域經濟發展、改善農村環境衛生四個關系；三是完善組織、投入、服務、法制、生態補償五大保障體系；四是搞好發展現代農業、防治農村生產生活污染、加快農村生態環境建設、防止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四大重點工作；五是作好規劃、宣傳、調研、技術應用四項基礎工作；六是切實做到“三個一”，即構建一張垃圾集中收集處理網，組建一支專業管理隊伍，制定一套管理保障措施；七是搞好“三結合”，即農村環境整治與改善生態環境相結合，與促進農民增收相結合，與提升農民素質相結合。
農村環境綜合整治要長期堅持。在整治的內容上，堅持立足實際，量力而行。在整治時序上，堅持突出重點，循序漸進。在整治標準上，堅持實事求是，分類指導。在整治投入上，堅持整合資源，講求實效。
（四）加大農業科技運用力度。以高新技術帶動常規農業技術升級，持續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推廣以提高土壤肥力，減少土壤污染、水土流失和退化草場功能恢復為主的生態農業技術，重點應用生物技術，加強農業技術集成和配套。開發運用主要農產品和農林特產資源精深及清潔生態型加工技術與設備。綜合運用農業生態技術，保障農業生態安全。
（五）優化農村產業結構。我縣要發展以林為主、農牧結合的生態農業。種植業要由糧食作物、經濟作物二元結構轉向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和飼料作物三元結構，經濟作物的油菜要栽培“雙低”（低芥酸、低(來源：文秘站）硫苷）油菜;畜牧業要增加牛羊比重。
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效益為中心，以基地為基礎，以科技為支撐，以龍頭企業為依托，以特色農產品為突破口，實施“農業產業化335工程”（主攻三大主導產業山羊、肉牛、柑橘，壯大三大傳統產業油桐、生豬、蠶桑，發展五大特色產業黑木耳、水晶梨、蔬菜、茶葉、中藥材），推進農業產業向“五化”（專業化、一體化、規模化、區域化、現代化）邁進。加大農產品基地建設力度，大力培育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大力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加快農村土地流轉步伐，實施農產品品牌戰略，開展農業科技全程服務，創新農業產業投入機制，優化農業產業化經營環境，并建立農業資源多層次高效循環利用、協調穩定的生產結構。
（六）培育特色生態農業產業集群
1、高效農業。通過產業化、品牌化和生態標準化的高效農業生產，以技術進步提高農業生產和資源高效利用，以高效促進持續發展，使其農產品附加值高，農業經濟效益高。如名貴種苗業、無公害蔬菜業、優質水果業、精品花卉業、良種奶牛業、特種養殖業、生物藥業、生態農產品加工業等。
2、有機農業。遵循自然規律和生態學原理，采用一系列可持續發展的農業技術，實施腐殖肥和物理及生物驅蟲技術，生產品質好、無污染、無殘留、無公害農產品，即有機食品。施用有機肥，不施用化學制品（化肥、農藥、生長調節劑、飼料添加劑等）。如建立無公害蔬菜基地（高山和城鎮郊區）等。
3、循環農業。通過普及運用節約型農業新技術，循環利用農作物秸稈、農村生活垃圾和污水、禽畜糞便，降低生產成本，防治農業面源污染，有效解決農村環境臟、亂、差問題，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利用率，把農業生產經濟活動真正納入到農業生態循環中，實現生態的良性循環與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循環農業本質上是一種低投入、高循環、高效率、高技術、產業化的新型農業。如糧酒糟豬肥沼氣沼氣渣糧等。
4、草地農業。全縣草山草坡及作物秸稈資源豐富，基礎載畜量達300萬羊單位以上，以牛羊為主的草食畜牧產業既是農牧結合的生態產業，也是實現強縣富民的特色優勢產業。宜大力發展草食動物（牛、羊、兔、草魚、草鵝等），減少糧食飼喂，不用激素等添加劑，有利身體健康。
5、生態旅游農業。充分利用生態農業資源，以廣袤的農村為平臺，依據當地特有的生產方式、自然環境、農耕文化、民俗風情，開拓鄉村旅游市場，吸引城里人到鄉下觀光旅游。利用地域優勢和現代科技手段，建造生態農業示范園、科技園、展覽園、植物園或園藝場，集科研場所、種苗培育、展覽展示、鄉村觀光、休閑度假、采摘垂釣為一體。吃農家飯，住農家房，干農家活，賞農家景，買農家貨，結農家情，享農家樂；以自然簡潔、粗放豪爽、原汁原味的農家風情為主題的農家樂，使休閑旅游、度假觀光與農業生產、農家生活無縫對接，農游一體化，美了城里人（放松身心，回歸自然，暫離城市水泥森林的煩促、熱島效應的煩躁）富了農家人。生態旅游農業能使游人閑游綠色世界，欣賞珍奇花草，采摘新鮮蔬果，品味農耕野趣。生態旅游農業的興起，發揮其生產功能的同時，也發揮其觀光休閑、保護生態、豐富生活等功能。發展生態旅游農業，實現傳統農業向旅游農業的轉軌。開發以食用動物和蔬菜為主線的后勤性農業，以花期觀賞（如桃花〔水口〕、李花〔如故陵百里李子帶、高陽李花山〕、梨花〔如無量山〕、油菜化〔如棲霞〕、芝麻花〔如故陵、紅獅〕、柑桔園〔如黃石〕、茶園〔如歧陽茶場〕）等活動為主線的觀光農業，以景區服務為主線的服務性農業（如農家樂）和旅游品加工為主線的加工性農業（如票草牛肉干）等四大板塊。云陽可深入開展盤龍櫻桃節、巴陽枇杷節、泥溪漂流節等生態鄉村旅游活動。
（七）實施生態移民
1、三峽水庫移民。一是發展高效生態農業。云陽的農村三峽移民后靠安置2.6萬余人，要把開發性移民與生態移民有機結合起來。拓寬農村移民安置容量，樹立大農業發展觀，變革落后的生產方式，發展高效生態農業（如蔬菜大棚、草莓等）和生態漁業，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增加農村移民的 收入。二是加強對新墾移民用地的管理。為妥善安置農村移民奠定堅實的基礎，要避免新墾移民用地造成新的水土流失，要開展新墾移民用地快速熟化模式研究并推廣應用于實踐中
2、高山生態移民。全縣位于生存條件極為惡劣的高寒山區和深山峽谷地區的有4.47萬人，占貧困人口的32.7%。要加大對生態搬遷的支持力度，主動爭取上級的大力支持，繼續給予生態移民、退耕還林、扶貧等配套政策，實施生態搬遷，有步驟地將這部分人遷往居住條件較好的地方，徹底改變其生存環境，實現生態建設與扶貧工作的雙贏。
云陽縣只要堅持不懈地努力，切實加強生態農業建設，積極推進農村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在長江三峽庫區將充分體現出最佳的農業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到那時的景象將是：生態農業良性循環，農業科技含量提高，農村環境友好優美，農業經濟持續增長。
關于發展現代生態農業產業的思考
內容提要本文介紹了現階段我國生態農業發展的現狀，提出了發展現代生態農業的主要模式，最后提出了發展生態農業的政策建議。
長期以來，我國農業自然資源處于高負荷運行狀態，不僅自然資源生態性能得不到恢復和提高，反而由于要保持糧食等農產品的穩定增產不得不增加化肥、農藥等投入，致使農業內生污染日益嚴重。隨著工業化進程加快和人口增長，生產生活消費廢棄物不斷增加，對農業生態系統的破壞越來越明顯，點源污染、面源污染和立體污染并存。加強農業生態環境保護，促進廢棄物資源化利用，以農業污染防治為基礎，以食品安全為目標，以資源高效利用為手段，以經濟效益為動力，大力推進生態農業產業已成為現代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一、生態農業產業發展現狀
20世紀初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發展了多種農業方式以期替代常規農業，試圖克服常規農業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進入20世紀80年代，聯合國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不少國家陸續提出并實踐多種替代常規農業的模式，如生態農業、生物農業、有機農業等。
這些替代農業模式的基本指導思想是盡量合理利用農業生態系統內生資源，減少外部投入，通過系統內部物質和能量的合理流動，充分利用太陽能、生物固氮和其他生物技術以及生態調控手段實現農業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在眾多農業生產經營模式探索中，生態農業產業化成為廣泛選擇的發展模式，生態標志性農業產品逐漸被人們所關注，回歸自然、關注環境、食品安全等意識促進了生態標志類農產品的生產和貿易。
為落實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國加大力度推進生態農業產業化，鼓勵和扶持生態農業產業發展，以發展綠色食品為標志，加速生態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經過有關部門持續不斷地努力，擴大影響，打造市場品牌，樹立消費者信心，取得了顯著成效，綠色食品成為消費者信得過的安全健康食品，營造了良好的市場環境，為綠色食品大規模發展創造了條件，成為促進生態農業產業發展的有力抓手。我國參與綠色食品生產的企業達到2047家，產品個數達到4030個，實物產量達到3260萬噸，年銷售額達到723億元，出貨值為10.8億美元，覆蓋范圍7710萬畝。在綠色食品發展的推動下，有機食品發展也取得了較快發展。截至到10月底，農業系統通過有機食品認證的企業達到441家，產品713個，實物總量為33.7萬噸。目前，我國生態農業產業已具雛形，一批以綠色食品生產為主導的生態農業企業逐步壯大。全國綠色食品生產企業中，國家級龍頭企業有117家，省級龍頭企業299家，國家和省級龍頭企業占當年綠色食品使用標志的生產企業總數的16.9%；經深加工的綠色食品品種1621個，占當年有效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的產品總數的40.2%。
二、生態農業產業發展主要模式
我國幅員廣大，農業生態類型多，必然產生多種生態農業產業模式。采取何種生態農業產業模式，取決于生態環境條件、技術條件、市場條件和組織管理等綜合因素對產業發展的影響程度。根據實踐和理論分析，當前我國生態農業產業主要有如下發展模式：
1.資源利用模式。（1）環境消納型生態農業產業。這一模式的主要特點是以產品生產為中心，控制生產要素適度投入，依靠開發系統和產地環境共同消納有害因子。維持最低的產地環境質量，保持產品的基本生態性和安全性。（2）循環利用型生態農業產業開發。這一模式的運行特點，主要是種養業生產過程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產業開發不增加產地環境的負擔，降低生產成本。在產業開發過程中，產地環境可在自然狀態下進入良性發展。（3）生態建設型生態農業產業開發。這一模式的運行特點是，通過人類農業產業開發的經濟活動主動修復自然生態系統缺陷，促使自然生態進入良性循環狀態。
2.發展驅動模式。主要以經濟利益的驅動作用方式劃分，包括產品生產型、產品管理型和產業集群型。（1）產品生產型生態農業產業開發，運行形式特點是產地環境建設驅動農民發展生態農產品生產。（2）產品管理型生態農業產業開發，特點是生態農產品營銷商異地開發，產地農民被動參與，缺少長期穩定的產業開發運作基礎，沒有產地商品品牌，生態農產品的增值大部分被營銷商獲得。（3）產業集群型生態農業產業開發，特點是以專業化綠色食品市場為依托、為導向，通過市場向周邊的輻射牽引力吸引一定區域內的中小企業和農戶從事綠色食品生產、加工，形成綠色食品的區域化和專業化。市場在這種產業集群模式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3.產業組織模式。主要以生產組織形式劃分，包括個體開發型、公司＋基地＋農戶型和農民合作型。（1）個體開發型生態農業產業開發，特點是規模小，生產分散，技術水平低，產品質量不穩定。（2）公司＋基地＋農戶型生態農業產業開發，專業的生態農業產業開發公司通常擁有較強技術力量、自有基地、產品市場和商業品牌，較容易形成產品優勢，通過聯結帶動，農民可較快掌握生態農產品生產技術，降低生態農業產業開發成本，獲得較多利益。（3）農民合作型生態農業產業開發，特點是農民具有充分經營管理自，在不變更原有家庭承包制度的前提下，擴大生態農業產業開發規模，提高市場競爭力，獲取更大的產業開發利益。
三、政策建議
1.盡快建立農業污染診斷和綜合防治技術決策系統。按不同生態類型，設立覆蓋全國的農業污染觀察點（站），掌握全國或區域農業污染的實時狀況和變動趨向、主要污染源種類和量變，為科學決策提供依據；并根據農業污染情況適時提出農業源頭污染防阻與資源化利用、污染循環鏈阻斷與調控、污染末端治理與修復等技術的研制、開發和推廣應用重點，對農業污染綜合防治的階段性、區域性、流域性做出差異決策。
2.盡快構建農業生態補償機制。著重研究自然生態環境補償和污染受害者補償的方法，制定不同污染種類和污染程度及損害程度的補償經濟標準，以及農業生態補償操作規程，加快農業污染源防控、生態補償的立法，對環境污染風險較大的企業執行生態補償風險抵押金制度，鼓勵和扶持生態農業發展。
3.盡快制定國家農業污染綜合防治與生態產業發展規劃。確立農業立體污染防治綜合防治戰略目標，區域經濟發展“綠色gdp”考核指標，中長期農業污染綜合防治技術政策、技術規程和技術標準，中央與地方的職責分工，明確公共財政投入方向和規模，生態農業產業布局、發展重點，引導生產與消費，建立社會生態價值觀，鼓勵社會成員、企業和各產業管理部門共同參與，實現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
（作者單位：包菲吳進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北京100081黃仁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北京100081）摘自：.11（27—28）《農業經濟問題》
世界生態畜牧業發展現狀、趨勢及啟示
一、世界生態畜牧業發展現狀
（一）、世界生態畜牧業的現狀和主要模式
自1972年國際上一個致力于拯救農業生態環境、促進健康安全食品生產的組織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合會（簡稱ifoam）成立后，各國紛紛興起發展生態畜牧業的浪潮。至，全球194個國家中有141個國家開始或已經開始發展生態畜牧業。據 統計，目前在世界上實行生態管理的農業用地約1055萬hm?;,其中澳大利亞生態農地面積最大，擁有529萬hm?;,占世界總生態用地面積的50%；其次是意大利和美國，分別有95萬hm?;和90萬hm?;。若從生態農地占農業用地面積的比例來看，歐洲國家普遍較高，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生態農業面積較小。在全球生態農業用地中，生態牧場占地350hm?;。另據ifoam統計，近年來，生態肉品的生產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長，生態畜產品的消費與日俱增，如全球生態牛奶的銷售額達12億美元，比增加26%。
世界生態畜牧業的主要模式
世界各國根據各自資源條件，在生態畜牧業的實踐過程中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但綜觀世界各國生態畜牧業的發展現狀，世界生態畜牧業的發展模式主要有四種:
一是以集約化發展為特征的農牧結合型生態畜牧業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以美國和加拿大為典型代表；
二是以草畜平衡為特征的草原生態畜牧業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以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為典型代表；
三是以農戶小規模飼養為牲的生態畜牧業，這種模式以日本和中國為典型代表；
四是以開發綠色、無污染天然畜產品為牲的自然畜牧業，這種模式以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為典型代表。
（二）世界各國發展生態畜牧為采取的主要措施
1、高度重視和支持生態畜牧的發展
在發展生態畜牧為方面，許多國家的政府出臺了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以鼓勵和支持生態畜牧業的發展。這種做法充分反映了政府對生態畜牧業的發展的高度重視。
2、采用高新科技促進畜牧業資源的循環利用和高效轉化
在畜牧業資源利用方面，許多國家采取各種措施，按照“整體、協調、循環、再生”的原則，以確保畜牧資源的低耗、高效轉化和循環利用。
3、不斷加大對畜牧業污染的防治
畜牧業生產帶來的環境污染，是畜牧業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嚴重問題，尤其是對于畜牧業發展較快、人口密集的國家和地區，其污染問題和帶來的威脅更為嚴重。因此，世界各國紛紛采取各種措施，致力于控制和降低畜牧業污染以保護生態環境。主要表現力在幾個方面：
一是制定防污染法規。
二是不斷開發新的技術以降低畜禽糞便中的氮素污染。
三是開發和應用畜用防臭劑，以減輕畜禽排泄物及其氣味的污染。
四是運用生物凈化方式，實現對畜糞及其污水的凈化與污染消除。
五是實現畜禽糞便的再利用，以減少糞便污染，實現廢物資源化的效果。
二、世界生態畜牧業的發展的基本趨勢
（一）、生態畜牧業將成為21世紀畜牧業的主導模式
（二）、生態畜牧業的規模將不斷擴大，速度將不斷加快
（三）、生態畜牧業的生產和貿易相互促進、協調發展
（四）、各國生態食品的標準及認證體系將逐步趨于統一
三、世界生態畜牧業的發展對中國的啟示
（一）、提高并強化認識，加強對生態畜牧業的發展的扶持力度
1、加強宣傳教育，強化畜牧業可持續發展的意識
2、加強對生態畜牧業發展的政策支持與投入盡快制訂并完善有關生態畜牧業發展的政策、法規、法律等，加強對生態畜牧業的政策支持力度和宏觀調控，形成以法治徼、科技興牧的良好氛圍。
（二）、加強對生態畜牧業生產技術體系的完善和普及推廣
1、加強生態畜牧業技術的研究和推廣
2、推廣和草原生態畜牧業生產技術
3、改革獸醫管理體制，強化動物疫病防治的規范化、科學化，是發達國家保證畜牧業健康發展和畜產品質量安全以及提升畜產品國際競爭力的重要舉措。
4、建立生態畜產品質量安全檢測體系和生態畜牧業的環境監測體系
（三）、加大培育國內和國際生態畜產品市場
1、培育和健全生態畜產品的市場動作機制
2、不斷推進生態畜牧業的標準化與國際化建設
關鍵詞：日本企業文化；“和”精神；整體性思維
中圖分類號：H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894(2006)04-0066-04
當今時代，隨著中日兩國在經濟、文化等領域的交流合作日益頻繁與加深，社會上對具有從事國際貿易等商務活動的日語專業人才的需求勢必會越來越大，而培養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德才兼備、懂得商務禮儀及習慣，且有一定商務活動交際能力的商務日語人才自然便成了各院校培養的主要目標。不過，筆者認為在商務日語教學中，學校除了重點抓日語語言基礎知識及有關商務知識等方面的教育外，還應該重視日本企業文化的教育。只有了解日本的企業文化，才能讓學生對日本社會及日本人的思維方式有進一步了解，才能盡快地熟悉，適應日本企業的工作環境，更好地與日本人交流溝通。
戰后日本經濟能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其主要原因得益于日本的企業文化。日本企業文化包容面很廣，但主要內容是有關“和”精神。“和”是日本企業管理范疇中的哲學概念和行動指南。其內涵是指愛人、仁慈、和諧、互助、團結、合作、忍讓，它是日本高效能團隊精神的基礎。
一、日本企業文化的“和”精神
日本國俗稱“大和國”。日本民族稱為“大和民族”。日本民族精神就是“大和精神”、“和”精神。“和”精神就是指與自然共存，給家庭，國家及世界帶來共存共榮的一種和諧的精神。自古以來“和”精神已廣泛地滲透到了日本人的內心深處。日本企業文化的主要精神，即團隊精神則是凝聚著以“和”精神為主導的企業精神。
日本把家的概念推廣為企業和組織，強調企業是一個大家庭，職員和管理人員之間有一種親屬式的團結。倡導以和為貴的和諧的人際關系。“以和為貴”的思想可以說是日本企業文化的核心。“和”精神從觀念上保證了職員在企業中與他人合作，和諧相處，使日本企業減少人際關系的內耗，提高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和”精神成為日本企業高效能團隊精神的主導和聯系紐帶。企業為職員提供各種福利待遇和學習培訓的機會，職員則忠于企業，“愛社如家”，職員之間也必須互相關照，團結協作。
“以人為本”的思想是日本企業文化的重要內容。“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是兩個最為明顯的標志，被稱為日本企業經營管理的兩大法寶。日本企業所表現出來的團隊精神和國際競爭力，與這兩個法寶有著根本的關聯。新職員一進企業就接受企業的經營理念，在企業文化的熏陶下學習，成長，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團隊的和諧運作。日本的企業尤其是大企業大多采取終身雇傭制。終身雇傭制使職員有了自我實現需要的保障，獲得了安全感。解除了后顧之憂，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
此外，日本是一個縱向結構的社會，一個論資排輩的社會，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年功序列”的文化背景來自日本傳統社會“尊重長者”的習慣。日本人部下對上司的服從可以說是無條件的，絕對的，有一種心理上的天生的敬畏。一個社會人總是處于各種關系之中，日本人對縱向關系的重視明顯高于對橫向關系的重視。因此，敬語在商務社會里非常重要。日本的商務社會可以說是敬語的社會。它是順利進行商務活動中不可缺少的油。準確地把握好敬語是做社會人的第一步，是在商業社會保持良好人際關系的前提。由此可知，敬語學習在商務日語教學中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日語教師自身不僅要重視敬語教學，在課堂上對學生強調學習敬語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培養訓練學生習慣敬語的表達形式，在課堂上有意識地使用敬語。
二、日本人的整體性思維與“和”精神
日本人的“和”精神還體現在經驗綜合型的整體思維傾向與重視和諧統一的思維趨勢。人們注重共同活動中與他人合作，并時刻約束自己，所有日本的企業都依循“和”精神行事。“和”的觀念其實源于中國的儒家思想，但在日本又發展了儒家思想。儒學在日本的長期傳播，對日本人整體性思維方式的形成與延續，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可以說儒學已融入日本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情感及生活方式之中，成為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人具有一種多維價值觀的思維模式，而“有用性”則是其對待不同文化、價值、思想的判斷與取舍的標準。當代日本人里持有多種的人不少。一個日本人一生中，出生后要去神社拜神，結婚時又去基督教堂或神社舉行婚禮，而死后卻在佛教寺院舉行葬禮。由此可見，日本人以寬容和諧的精神包容任何思想。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具有“包容性”。這種“包容性”的特征之一就是“和”精神。
有的日本學者認為歐美人與日本人的行為方式的差異，其歷史根源在于歐洲人以畜牧業為主要生產方式，而日本人則以稻作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畜牧業生產是逐草而居經常移動的，需個人經常進行主體選擇，確定何去何從，因此，從事畜牧生產的人們更具主動性與自律性。而稻作農耕生產是定居，且經常需要團體成員的共同協作(如建設與維護灌溉設施、防洪、建堤壩等)，因而從事稻作農耕生產的人們必須注意遵守團體(主要指村落)決定的計劃或規范，從而形成行為的他律性。日本民族具有明顯的農耕民族的文化特征。
日本長期處于封建制度下的身份等級制度社會，士民工商之間很少流動。人們過著與各自身份相符的生活，且各種階層有各自的生活方式，行為規范，因此，他們慣于“類型化”交往，人人循規蹈矩，安分守己。“身分相”“分際”“身の程”“分をわきまえた”等詞語都由日本歷史長期處于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而產生的。相反，如果作出與自己身份不符的事情，則會遭受家族或部落的恥笑、孤立，甚至懲罰。日本人處事特別小心謹慎，生怕自己的行為遭他人恥笑，丟面子，因此，日語中表達類似知恥語義的詞匯很豐富。如，“みっともない”，“きまりい”，“ずかしい”，“外聞がい”，“體裁がい”，“みばがい”，“見苦しい”，“ばつがい”，“照れくさい”，“まずい”“面はゆい”“ろぁたい”“格好がい”等，都是表示與知恥有關的“不好意思，難為情, 害羞，不體面”之類的意思。相反，若是不顧及別人的評價，看法，采取積極主動的態度行事的話往往會被人指責為“厚かましい”“ ”“ぶてぶてしい”“露骨な”等，都是帶有貶義的“厚顏，目中無人，毫無顧忌”等之類的語義。
說到恥，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者露絲?本尼迪克特對日本文化進行了犀利的解剖。她認為日本文化是“恥感文化”，“恥感文化”是他律性的，是靠外部的約束力來行善的。注重外部評價，介意別人怎樣理解自己的行為。而西方文化則是“罪感文化”。“罪感文化”是自律性的，是靠內心的服罪來行善的，注重內心感受和反思。
傳統的整體性思維方式還表現在人際關系領域中。按照日本人的整體性思維方式，個體是不能脫離整體而存在的。行為主體的個人是受人際關系制約的個人。在個人與整體(團體或社會)的關系中，當代日本人仍表現出強烈的團體意識，歸屬意識。例如，在日本商務社會中，初次見面作自我介紹時，日本人習慣說上自己的所屬企業、單位。
三、從日本人的整體性思維方式看日語特點
眾所周知，日本人崇尚朦朧、曖昧、婉轉的日語表達方式。為了避免與他人發生矛盾沖突，日本人一般不善于直截了當地表明自己的態度，而是采用婉轉的表達形式陳述自己的意見或想法。例如，日本人常用“～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う（考える）／～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等不確切的語言形式來表達自己的看法、觀點。日本人的整體性思維方式與語言的模糊性更不利于精密而準確地思維表達。日本學者中村元認為：日語的表現形式更適于表達感情的，情緒的細微差別，而不那么適于表達邏輯的正確性。從日語詞匯方面看，古代和語詞匯用來表示感性的或心靈感情狀態的詞匯很豐富，而用來表示能動的，思維的，理智的和推理作用的語匯卻非常貧乏。和語詞匯絕大部分都是表達具體的和直觀的詞匯。但表達抽象哲學思考的“抽象名詞”則一般是用漢字構成的漢語詞匯。
了解日本人對人類社會整體性認識的這一思維特點，對我們正確理解日語語言現象有很大幫助。如日語的自他動詞的區分問題一直是日語學習者常常頭疼的語法難點之一。按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該用他動詞（及物動詞）的場合，日語卻習慣用自動詞（不及物動詞）。日語語言學者影山太郎在比較日語與英語的特點時指出：日語語言重視事態的狀況，即，影山太郎（1996）稱“狀況重視型”，而英語語言則重視動作行為的施事者人，即“人間重視型”。 影山太郎解釋道：當一個丟了錢包的人在他（她）找到錢包后，日語一般說“財布が見つかった”（錢包找到了）。“找”這一動詞選用不及物動詞（日語稱作“自動詞”）“見つかる”。之所以選擇不及物動詞是因為日本人的思維特點是把事件作為自然發生的情況來描述。同樣的情景用英語描述時，英語則習慣用及物動詞，即把動詞“找”的行為者人（I）作為句子的主語，即“I foundit.”。在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之間，日語趨向選擇不及物動詞，而英語則趨向選擇及物動詞。
由此可知，對于同一客觀事實，日語不同于英語，日語注重描述結果的本身，把客觀事物作為一種自然現象，自然衍變的結果來進行表述。日本人追求與自然共為一體的親和感，相反，西方人則強調人與自然的對立，其表現為征服自然、戰勝自然、支配自然的意識觀念。因此，英語的特點傾向于用及物動詞。
以上本文就商務日語教學與日本企業文化的關系，主要圍繞日本企業文化的核心“和”精神，運用日本人的整體性認識思維，重點分析了日語語言特有的現象和表達方式。由此可知，了解日本企業文化對商務日語教學至關重要。它不僅能幫助我們正確理解，認識日本社會，日本人的整體性思維方式，還能讓我們更清晰地捕捉到日語語言特有的現象和特點。從而真正達到我們培養商務日語專業人才的目標。
（作者單位：上海對外貿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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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律意義上來說，土耳其合作社的發展歷程經歷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大致始于19世紀90年代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第二個時期始于1935年，以土耳其共和國初期頒布的《合作社法》為開端；最后一個時期即現階段，以1969年新頒布的《合作社法》才開始。在最近階段（1980年代），土耳其的合作社系統呈現出一種新理念，并投入各種新實踐。獨立于國家的合作社數量日益增多，并邁步走上了垂直化組織的發展道路。①其實，這種獨立的合作社以前就存在，只是當時政府并不允許建立地區性或集中化的機構。新《合作社法》為獨立于國家的合作社快速組織發展提供了機遇。
二、多重目標的鄉村發展合作社
在實踐中，特別在農業經濟領域出現了兩種支配性的趨勢：第一種趨勢即相當一部分銷售合作社專攻某種農產品或畜牧業，尤其是蔬菜和水果；第二種趨勢的發展，即本文涉及的鄉村發展合作社（Village Development Co-operative，簡稱VDC）。這些多目標的合作社不僅增加了農產品在當地――尤其是小村莊的供給，而且還增加了這些農產品的加工、制造品；換句話說，他們致力于區域范圍內的所有耕地產業。因此，鄉村發展合作社主要活躍于各種產業項目，目標是農產品的加工、制造和倉儲。
表1 土耳其鄉村發展合作社系統構成與統計數據（1976） 單位：個
說明：上“表一”顯示，鄉村發展合作社系統中基層合作社的總數較多，但其中只有402家活躍于商業運作，有103家合作社不能開始經營；它們盡管成立了，但無法獲得足夠的運營資金。至于其他大部分合作社，只能遺憾地說，它們在創建之初就遇到困難了。
作為多目標的合作社，鄉村發展合作社與當地增長的農產品的加工、制造有關，直到所有消費者的需求得到滿足。除此之外，他們還打算通過各種工農業設施，為村民創造就業機會。在很大程度上，合作社的組織形態既可消除農業經濟中的資金積累不足，也可縮減農民之間產品技術和市場信息的差距。實現這些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村民的城鎮遷徙。在過去不久的1960年代末，散布于社員中的這些誘因就已經產生了。如果農民在鄉村建立合作社，并且定期轉讓資金股份，建立一種定額賬戶，就可以到國外去工作，尤其是歐洲。當然，這種誘因給出了一個解釋：鄉村發展合作社數目為什么如此之多。如果牢記發展農業經濟中的一般障礙，缺乏這種合作社經濟上的成功，就只能得到如下結論：
1.鄉村發展合作社大部分創建于1965年，因為上述目標，農村經濟中存在海外招工就業的可能性。然而，農民們把這些動機用到自己的活動中，一方面，把合作社看成獲得海外工作機會的招聘機構，另一方面，還不利于這個多目標合作社自身工作。在經歷了6-7年的消極考察后，官方的計劃辦公室（the planning office）終于放棄了這個誘因系統。
2.負責官員不能將這些鄉村合作社的政治、經濟目標有效地闡釋給農民，他們所做的只是解釋自己的配額-招聘機制。
3.這些鄉村發展合作社一經建立，就立即明確嘗試實現上述工業工程，而這些工程需要特殊的技術、管理和市場信息，還有股本和經營資金。
4.合作社成員和管理層之間的沖突不斷。
5.成員-管理層之間的關系難以確立在有活力的基礎上。
6.創建合作社的當地區域經濟潛力并非現實有利，其最重要的目標是海外工作招聘。
7.股本金不足以有效開展業務工作。
8.當地資金積累不足，并缺乏政府資助。
根據上述合作社失敗的一些原因，筆者可以推斷出：鄉村發展合作社（VDC）想在農業領域貫徹不同的政治發展任務是不切實際的，它只是合作社事務的一種類型；而上述不同的政治發展任務是需要不同且合適的方法來實現的。
三、鄉村發展合作社的成功條件
即使如此，就土耳其的合作社系統而言，在一定程度上，鄉村發展合作社的組織發展還是成功的。因為正是通過鄉村發展合作社，第一批垂直結構組織才得以實現跨區域或中心化的水準。高級（頂級）合作社成功扮演了政府及某些權威部門“壓力集團”的角色。漸漸地，國家被迫給予基層合作社的產業項目以資金支持，有的是低利息率、長期借貸給他們錢，特殊情況干脆捐錢。能夠既不受政府支配又可以得到這些支持，只有通過垂直組織才有可能，否則，這種成果將無法實現。
鄉村發展合作社成功的另一理由是，一開始就堅持獨立于國家。只有會員大會才可以決定董事會的董事和管理人員，不允許或不接受政府部門的委派任命。因此，鄉村發展合作社并不像土耳其傳統的銷售、信用合作社一樣，由國家控制。正是由于這些原因，鄉村發展合作社正在獲得社員和管理層的一致認可并致力于有效的經營管理。盡管這種類型的合作社在大量的組織中為數不多，但它們已經可以實現自己的目標了。
作為農村區域發展的一種合作社模型，筆者認為，在某種條件下，這種組織形式是非常有利、相當可行的。原則上，這需要預先假定三個附件條件。
（一）基層合作社的相關產業項目，應由區域性協會組織來實現。
因為就技術和商業技能而言，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土耳其的管理水平尤其缺乏訓練。從品質上講，鄉村發展合作社初創的管理不善，不僅導致合作社的實務部門（合作社企業），甚至包括其已建或正在建立的工廠都非常難于管理。如上所述，將目標鎖定在農村地區，發現有經驗的合作社管理人員，并借以促進農業產業，已成為最根本性的問題。
另一方面，區域組織（協會）能更適應于新設施的維護、建言及控制。首先，這些協會機構大部門建在城鎮，那里它們能更容易找到完成任務要求的合格人員。其次，維護、顧問、控制甚至會計成本都可由合作社成員分擔而得以減少。此外，因與合作社相關，聘請合格經驗的人力成本應該由它們承擔。
協會的耕作-產業項目，應因地制宜選在特別有利的當地開建，而不是在每一個鄉村。所以更現實的方法是，首先在小范圍建立生產設施，然后在更大的經營圈推廣。同時，協會可以接管商業管理和機構任務，基層合作社可以加強生產、營銷、包裝及儲存。只有在這樣（分工協作）的條件下，土耳其的鄉村發展合作社才可以得到高利潤與高產率。當然，還可以進一步提出如下理由：國家可以一種非常有利的方式（如30%的信用貸款，70%的捐贈），為合作社的農產品給予財政補貼。迄今為止，這個合作社模型如因內部缺陷而導致失敗，將有兩個消極后果：一方面，合作社系統在公眾面前失去其重要性；另一方面，政府預算會增添負擔，從納稅者的角度看，這就意味著，其他經濟領域會因此面臨嚴重不利。
（二）鄉村發展合作社的垂直組織從最開始被視為成功所在。
即使如此，人們可以觀察到一個概念上的錯誤。國家將主要的資金支持給了基層合作社，因此，國家必須評估大量項目并且監測它們的資金運用。在發展階段，從管理者的角度來說，這個事實相當寶貴且影響深遠。另外，與在原始基礎上創造出的頂級（高級）機構相比，鄉村發展合作社呈現出若干矛盾之處。國家只有根據這些差別，給予這些在頂層機構幫助下建立的鄉村發展合作社以資金、控制和照顧，雙方的權利義務才可以得到協同。基本上，頂層機構承擔了鄉村合作社的發展責任。
自共和國成立后，國家對私有經濟表現出了相當的偏愛。這種支持私人企業的經濟政策并不由國家直接控制，而是通過私有經濟領域中高級協會的銀行和會所來控制的。由此可見，國家和鄉村發展合作社協會應直接認同它們有關促進基層合作社或社員發展任務之間的關系。
（三）三角利益鏈是促進鄉村發展合作社模型成功的第三條件。
國家和合作社之間的傳統關系不僅強化了合作社的官僚化和政府影響，甚至使它們不獨立了。據有關土耳其合作社實踐的研究，人們可以建立一種三角利益理論。
在一個合作社事務中，有三層利益來自政府的贊助：首先，社員們希望實現來自合作社的某個優勢，這在整個合作社專家中總所周知。第二，國家資助的合作社管理由國家本身決定。換句話說，合作社的經理是國家直接任命的，董事會由國家間接任命。這就意味著：合作社只有履行官方的決定才可以獲取利益。同時，管理層必須牢記社員的促進任務。然而，從政府部門看來，管理層是對國家負責的，因為經理薪酬由國家支付。可考慮到社員的利益，提供管理職位不僅增加了會員營銷和公司機關之間的營銷量，還獲得了社會威望和穩定工作。因此，管理利益可以從社員和政府兩方面來分析。第三，政府更感興趣于合作社的政治和經濟原因。社員大會所作決定在實施之前必須得到政府的同意，經理只有政府可以任命和付薪酬，所以，政府對合作社具有完全的影響力。經濟利益――農業經濟處在合作社的控制下；政治利益――通過國家的經濟政策影響社員的言論。這些是依賴于國家的合作社官僚化的最重要原因。
合作社內部的這種三角利益不斷創造沖突并使官僚化趨勢得以增長，導致合作社系統的重要性在社員甚至公眾眼里基本喪失。因為從最初獨創起，鄉村發展合作社僅建立在作為村民的農民個人意愿基礎上，國家是不能根據自身利益加以干涉的。社員大會能在沒有官方干擾下做出決定。土耳其的這種合作社系統不可能僅僅通過社員的自發，實現垂直機構達到一個擁有40個區域性組織的頂級合作社水平。除了海外招聘工作的任務之外，農民們至今都明白，合作社系統非常合適他們自己的經濟發展。合作社企業的贊助社員的利益發揮主導作用，因為這些社員享有決定權。①
四、經驗與啟示
土耳其的鄉村發展合作社實際上已表明，在農村地區，即便沒有政府幫助，合作社系統也可以建立起來。當然，模型中存在的某種空白是其成功的障礙。除此之外，還可從鄉村發展合作社的實際經驗中得到如下結論：
（一）在初始階段的整個組織工作中，政府不應該干擾合作社的管理；但在發展中國家，合作社需要某種方式的支持，如資金、培訓和監管。這些應該只有通過頂層合作社和政府部門之間的合作才能實現；從長遠看，合作社能從中獲益頗豐。
合作社首先意識到，唯有在整個組織的幫助下他們才能有效管理。因為缺乏政府和頂層機構之間的合作，合作社經營的利益極點會減少為兩個。合作社經營中利益的一頭――管理層，嘗試將自身與社員的權利義務達成一致。當然，從長遠來看，國家利益――利益三角關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不會放棄試圖影響頂層合作社并由此追逐自身的政治目標。
在土耳其真有這么一個例子，官方機構試圖誘使整個合作社組織服從自己的政治方向。鄉村發展合作社的頂層機構恰好準備充分利用國家為基層合作社提供的好處，比如項目資金、農業器具的進口執照等。但是，這就意味著在政治、經濟上，它將與政府部門緊密相連。基于此，管理控制尤其是區域性協會和頂層機構，必須取得來自社員的重大支持。因為，一般社員預知協會活動信息十分有限。同時，政府部門為自己的利益，開發這些信息缺口并且忽略了合作社的監管，而在法律上，這是政府的工作。
這種實踐的后果是，又一個頂級機構得以創立。這個組織由許多鄉村發展合作社加入，因此，鄉村發展合作社被分散到兩個頂級機構之中，被迫喪失掉“壓力集團”的重要性。這兩個機構并沒有在市場上為推廣會員而相互競爭，卻為得到政府提供的好處大行其道。
基本上，這兩個頂級機構代表了土耳其兩大政黨的不同政治觀點。人們由此得出結論：基層合作社和它們的社員不應期望服從于政府，而應從他們獨立于政府的組織中得到發展。
（二）盡管已結成組織，在某種程度上，鄉村發展合作社還是依賴于作為市場力量的私人公司。這種依賴情形只有通過鄉村發展合作社中有效的垂直組織才能消除；惟其如此，基層合作社才能提升其競爭力。然而，這種假定的前提是，有效的管理監督及區域性組織的持續形成，以至于社員利益可以在緊密的合作社框架中得以保護，同時國家反對。
從土耳其鄉村發展合作社的實踐中得出，頂級合作社與政府之間假定的合作需要采取以下方式來實現：a）為了提升農村地區的合作社系統，國家可以在年度預算里安排一定資金去聘請合格的經理人員。b）為了資助合作社，必須由一些但非個別支配性的省份共同參與建立一家合作銀行。c）由協會花錢管理的基層合作社，使用國家的資金扶持，必須接受自身社員、合適的政府部門和合作銀行的定期監督。d）基于私有經濟條件下的經營管理經費，一部分出自合作社本身，一部分出自用于這一目的的政府資金。
土耳其是繼中國、美國、印度和巴西之后的全球第五大蔬菜和水果生產國，每年出口鮮果蔬菜達20億美元。近年來土政府大力推動農業結構性轉變，農業較其他領域對投資者更具吸引力，而鄉村發展合作社在其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為了給農業和相關工業提供支持，土政府還制定和完善了許多政策措施。以種植業為例，政府為生產者提供的支持囊括從備耕到播種、從收獲到加工、貯存、包裝等各個階段。以質量、安全、效益和農村發展為基點，政府向農業提供無息或低息貸款，以解決生產資金不足的問題。為購置農機具，修建滴灌和噴灌設備，鼓勵人們從事農產品的加工、貯存和包裝等項目，政府決定提供50%的貸款補貼。據最新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土政府已向1800個鄉村發展合作社項目提供了15.51億里拉優惠貸款，合作社（VDC）已為當地農村經濟的一種組織形式，使生產者有效組織起來，推進了農工一體化，減少了農產品與消費者之間的中間環節，增強了生產者在國內外市場上的地位和對國家農業政策的影響力，加快了農村發展，因而受到國家重視和扶持。②
一般認為，今天意義的現代農業始于二戰后（將1840年英國工業革命完成至二戰前這段時期的世界農業發展稱為近代農業，此前的統稱為傳統農業或者古代農業），是在近代農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以現代科學技術為主要特征的農業，是廣泛應用現代市場理念、經營管理知識和工業裝備與技術的市場化、集約化、專業化、社會化的產業體系，是將生產、加工和銷售相結合，產前、產后和產中相結合，生產、生活和生態相結合，農業、農村、農民發展，農村與城市、農業與工業發展統籌考慮，資源高效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高度一致的可持續發展的新型產業。但是，若從土地、勞動力、資本和科學技術等農業生產力構成四大要素的角度看，更有學者將1840年前后英國工業革命完成至今的世界農業發展統稱為現代農業，以英國工業革命建立起市場經濟體系作為現代農業起始的里程碑性標志[1]。
研究發現，農業生產力發展的不同階段，生產力構成四大要素在其中的地位與作用是迥然的，傳統農業以勞動為主導（因此稱其為勞動密集型）、勞動生產率低下，以傳統農業為基礎的國家基本上還處在農業社會；現代農業以資本和科學技術要素為主導（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勞動生產率高，以現代農業為基礎的國家則進入工業社會，農業生產力水平基本上由國家工業化、城市化水平決定，表現在工業為農業提供資金、裝備和技術的能力，以及城市消費農產品和轉移吸收農業勞動力的能力[2]。因此，把世界農業按照原始農業、傳統農業、現代農業等三階段劃分，既體現了生產力中要素配置作用的一般經濟學規律與本質，也反映了農業綜合生產力發展的總體水平，同時還考慮了農業與其他產業、科技、經濟、社會發展的相互影響。這樣認識和劃分農業的發展階段，有利于今天人們對現代農業產生與發展深刻的經濟、政治和科技等歷史背景及其相互關系的理解，特別是市場、資本、工業、科技、城市對現代農業的催生、引領與主導作用，把握現代農業的內在本質，也有利于人們對中國發展現代農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歷史任務面臨的多重性、復雜性、長期性和艱巨性的深刻理解。
其實，人們對現代農業的理解和認識是一個不斷探索、逐步深化的歷史過程，這也從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兩個多世紀以來農業自身發展與變遷的歷史軌跡。僅僅從支撐產業的核心技術角度看，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后，人們對現代農業的表象化理解就是機械化、電氣化、水利化等；第三次工業革命和第一次綠色革命后，由于良種和化肥、化學農藥（獸藥）等化學投入品的廣泛應用，現代農業增添了兩個重要標志--良種化、化學化；隨著20世紀后半葉以來現代科學技術、工業裝備、管理理論和全球市場經營理念等日新月異的快速發展及其與農業發展的有機融合，科學化、技術化、集約化、專業化、服務社會化等成為現代農業新的內涵；第一次綠色革命以后，世界農業發展普遍面臨新的需求挑戰和資源環境方面的巨大壓力，迫使人們開始探索現代農業新的發展道路，近二十年來生態農業與可持續發展逐步成為現代農業追求的新理念和新模式，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可持續發展成為21世紀現代農業內涵的新詮釋[3]。若從科學引導產業發展的角度看，現代農業發展的歷史，正是數學、物理學、化學、地學、生物學等現代基礎科學體系逐步形成和蓬勃發展的時期，也是農業發展快速吸收、大量融合和廣泛應用現代科學知識與技術手段，從而極大地促進和形成嶄新的現代農業科學技術體系的歷史時期。因此，沒有數、理、化、天、地、生等現代基礎科學體系的發展，就沒有現代意義上農業科學技術體系的建立，也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可以說，現代農業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由科學發展引導技術發展，進而支撐產業發展的嶄新產業，是農業發展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情，這也是現代農業有別于其他農業最具本質的地方之一。
2現代農業的本質內涵與衡量指標
基于上述認識，從產業構成與產業發展的內涵看，現代農業至少應該包括下述幾層含義：一是現代工業及其技術全面裝備農業，由機械、工程、設施、通訊、網絡、海洋農牧化等補充、延長、改善、擴大和取代傳統農業的生產方式、生產時間、生產空間和生產范圍，極大地提高了農業自然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二是用現代市場科學、管理科學的新觀念、新理論、新方法組織農業，由貿工農一體化的產業化方式經營農業，企業化的方式管理農業，大幅度提高農業經營管理的效率和產業的整體經濟效益；三是現代產業發展理論武裝農業產業及其相關的綜合支撐體系，用市場化、專業化、社會化的服務體系服務農業，大幅度提高農業生產的社會化程度、單位農產品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四是用科學知識與現代農業技術武裝農民，大幅度提高農業生產者的科學知識與技術素質；五是現代農業科學技術全面應用農業，實現產業技術的革命，農業生產方式的歷史變革，農業科技貢獻率和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空前提高[4~6]。從而按照市場需求的變化，使產業內部種植業、畜牧業、水產業間的結構不斷優化，產中與產前、產后及三產等傳統非農產業的結構比例發生深刻變革，主導產業及其相關產業體系發生轉換，實現產業體系升級換代，產業形態、生產與組織方式的更新。
圍繞現代農業內涵，從經濟學角度衡量其發展水平與效率的指標一般有：資源利用率、土地產出率、資本收益率、勞動生產率、科技貢獻率等等。其中，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與否是一個較為關鍵和值得重視的指標。中國的實踐證明，要長期解決糧食安全、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經濟發展等“撂三農”撂的難點問題，必然要率先突破其制約的直接瓶頸--農業勞動生產率，否則在市場條件和比較效益作用的機制下，就難以避免增產不增收、谷賤傷農、撂荒棄農等現象周而復始的循環；一個國家農業發展水平、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綜合國力的高低，在農業領域最終都取決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否則就難以解釋為什么20世紀50年代至今，中國農業單產和總產都分別提高了至少4~5倍，而平均每個農村勞力卻一直只能養活1.5個人左右。其次，不能片面強調某個單項指標而不顧其他指標是否均衡發展，比如簡單地以糧食單產或者總產等土地產出率衡量農業發展的指標，就會出現片面追求“撂噸糧田”撂，而糧食生產的效益和農業生產總體水平仍然難以提高的現象，因為現代農業是個復雜的產業、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巨系統。再次，不宜簡單地以各種“撂化”撂代表或者作為大眾化指標衡量/描述現代農業的發展水平，現代農業與各種“撂現代化”撂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區別，比如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學習前蘇聯時提出機械化、水利化、化學化、良種化、電氣化等現代化的指標。
應該說，在不同的時期，中國都曾經先后實現了這些指標，可是我們和前蘇聯都仍然沒有步入世界現代農業的行列，關鍵在于我們在設計和實現這些“撂化”撂的時候，沒有在整體上與全社會的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等統籌、聯動，沒有適時有序地轉移農業人口（反而人為地反向轉移了幾次），沒有大幅度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反而因為“撂化”撂而增加了負擔），更沒有大幅度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資本收益率和農民收入水平。借鑒發達國家成功的經驗，從經濟學與社會學結合的角度進一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從本質上衡量和區別現代農業與傳統農業的主要指標還有：（1）農業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的比重下降到20%以下；（2）用于農業的年總投資上升到農業年凈產值的40%以上；（3）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度上升，一個農民能養活10人/年以上。當然，除此而外還應該包括農民收入指標、產業結構指標、農民素質指標、生態環境指標、生活居住條件和公共基礎設施指標等等[2]，能從不同角度綜合反映現代農業本質的衡量指標體系。
3現代農業的若干基本特征
現代農業是工業革命以來逐步形成的農業，是商品化、市場化的農業，市場機制的建立、現代要素的投入、工業部門的介入、科學技術的應用、服務體系的完善和二元經濟的逐步消失，使現代農業成為市場化、工業化、科學化、集約化、社會化和城市化的農業。因此，其基本特征表現如下。
3.1產品生產與經營商品化
市場經濟體系是現代農業發展的制度基礎和前提。現代農業生產除了保障基本的國家糧食安全之外，主要目的在于為市場提供商品以實現利潤最大化。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農業從生產成果到手段普遍商品化，各種中間產品、勞務和消費品以及其它農業生產要素，包括各種農業機械、肥料、農藥、獸藥、良種等，農民的生活消費也普遍成為商品性消費，都進入大市場的交換領域，農產品商品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農業打破了內部物質循環的局限性進而實現物質的開放循環，從傳統的自給性質農業轉變為市場交換性質的現代農業。
3.2生產裝備與管理工業化
農業全程工業化裝備和石油化、電氣化動力是現代農業的物質基礎。制造技術、工程技術、材料技術、計算機技術、信息技術、通訊技術、3S技術、航天技術等工業技術與裝備的發展和工廠化管理理念的應用，使農業生產、保鮮、加工、物流、銷售、消費的各個環節和過程，實現了機械化、工程化、設施化、自動化、智能化、信息化、網絡化和工業化管理、企業化經營，極大地改善了勞動工具、勞動條件與環境、延伸了勞動空間、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正在向著精準化、數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向發展。同時，農業與工業、第三產業的互動和依賴程度越來越密切、界限越來越模糊、效益越來越接近。
3.3生產要素投入集約化
要素的集約投入與高效產出是現代農業的生產特征與追求目標。現代農業通過增加能源與資本投入、應用現代科技和工業裝備、適度集中土地和強化組織管理，達到大幅度提高農業效益和增加農民收入的目的。集約化的投入生產要素，改變了農業粗放經營的狀況，使農業由粗放到集約，由勞動集約到能量、資金、技術、經營和管理的集約，有效提高了資源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的經濟效益。
3.4生產動力科學技術化
現代科學技術是現代農業發展的第一與核心要素。沒有現代農業科學技術的發展，就沒有現代農業的發展。由于生命科學、信息科學、環境科學、材料科學、能源科學、空間科學等現代科學領域的不斷突破，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工程技術、海洋技術、制造技術等前沿技術在農業上的全面滲透、快速應用與相互融合，對農業產生越來越廣泛和深刻的影響，使農業在概念、內涵、結構、體系、功能與外延等方面發生深刻的歷史變革，推動傳統產業向知識化、技術化、信息化、工業化、工程化、個性化、全球化的嶄新產業方向發展[6]。
農業細胞工程、胚胎工程、基因工程、蛋白質（酶）工程及分子育種技術等的廣泛應用，使常規育種技術難以解決的跨種間新品種培育成為可能，育種目標的準確性大大提高，周期大大縮短，產量、品質、抗害性、抗逆性、水分與營養利用效率以及綜合農藝性狀等空前提高，胚胎定向生產、生物反應器藥物生產、能源作物生產、可降解地膜與納米藥物/肥料生產等新的產業領域不斷涌現，農業生物經濟已顯端倪。農業信息技術的發展與應用，產生了以3S技術為代表的精確耕作，以專家智能輔助決策管理系統為依托的精準飼養、精準設施種植，以互聯網為基礎的網上農業商情、農業科技信息、農產品交易、遠程實時農技推廣、農技培訓、生產現場診斷與指導等全新的信息化農業生產技術，正在改變農業分散、閉塞、精確度低、可控程度差、生產效率低等行業的固有弱勢。
現代工程技術、智能控制技術、微生物工程技術、海洋技術的迅速發展和應用，使傳統農業由單一的植物性和動物性初級產品的露天生產，向室內工廠化產品、微生物產品和精深加工的系列農產品等大食品的現代產業生產拓展，由陸地農業向海洋農業拓展，由初級生物性農產品向大食品、生物制品、醫藥、衛生、保健、環保、能源等產業領域拓展。設施化栽培、無土栽培、植物產品的工廠化生產、畜禽水產品的設施化養殖等設施農業、工程農業的發展，前所未有地擴大和延長了農業生產的空間和時間，大大地提高了光、熱、氣、土、肥、水、藥等資源的利用率和集約化程度，使單位土地的生產能力、生產效率、勞動生產率、經濟效益呈倍數增長。現代農業科學技術正在成為引領、驅動和支撐現代農業發展的強大內在動力。
3.5生產組織與服務社會化
完善的產業體系是現代農業的重要標志。隨著生產力和商品生產的不斷發展，與現代生產手段、生產技術相適應，現代農業突破了傳統的產加銷脫節、部門相互割裂、城鄉界限明顯等局限性，通過農業公司、農業合作社帶農戶(家庭農場)等生產組織形式，使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等各環節一體化，農業與工業、商業、金融、科技等不同領域相互融合，城鄉的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農業產業鏈條大大延伸，農產品市場半徑大為拓展，逐步形成了農業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企業化經營、社會化服務、標準化上市的嶄新格局。
3.6生產發展可持續化
追求產業經濟與生態環境、社會發展的統一與協調，是現代農業發展的基本趨勢。現代農業發展的中期階段，由石油工業革命帶來的化學投入品普遍大量使用、能源消耗不計成本、生態急劇破壞與環境日趨惡化，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出現資源過度消耗、成本居高不下、破壞生態平衡、污染生存環境、威脅消費者健康等不可持續發展的突出問題。近二十年來，世界各國在農業發展中更加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治理，調整城鄉產業布局，重視土、肥、水、藥和動力等資源投入的節約和使用的高效化“，撂有機農業”撂“、撂生態農業”撂、“撂綠色農業”撂“、撂都市農業”撂“、撂觀光農業”撂等新的現代農業形態不斷涌現，可持續農業受到廣泛重視，成為全球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3.7投入與補貼福利化
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政府全程補貼、提供保護與服務是現代農業的政策特征。與其他產業領域的情況相反，伴隨著農產品貿易的全球化進程，在綠箱、蘭箱和黃箱政策允許框架下，政府通過財政、金融、稅收、政策、立法等一系列手段和非市場行為，在涉及交通、通訊、水利等生產基礎設施建設、文化設施建設、產中補貼與貿易補貼、防災減災與保險、產品服務體系、市場服務體系、信息服務體系、醫療衛生體系、科學技術研究、技術示范推廣、義務教育與職業培訓、動植物疫病預防控制、政府公益支撐系統等等環節，進行福利化補貼、政策性保護和財政投入支持，引導各種資源流向農業和農村，形成全社會/各行業支持農業、工業與農業互動、城市與農村共同發展的局面，建立了與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相應的龐大支持體系。比如，僅僅美國聯邦政府農業部門的公務員人數就高達15萬人之多，是僅次于五角大樓的政府機構，這也是美國農業生產直接從業者只有總人口的2%左右，而產業體系及其相關支持系統的從業者人數卻累計高達18%以上的原因之一。
4現代農業發展的幾種基本模式
一：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概念
在黨的以來的農村改革實踐中，人們對農民使用土地的權利形成了一個通行且己被法律認可了的叫法-土地承包經營權。然而，在法律、法規、政策及學術者述中，對土地承包經營權概念。內涵與外延的表述有諸多不同，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稱之為土地承爭經營權，定義為：公民集體對集體所有或國家所有由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單位使用的國有土地的承包經營權。該項權利的權利主體為公民或集體；權利客體為集體所有土地或國家所有由全民所有制單位或集體所有制單位使用的國有土地；權利內容由合同約定。主要依據是該定義是根據憲法所規定的，由我國民法通則和土地管理法明確規定的，并綜合《農業法》等法律法規規定而得出的。憲法修正案第6條肯定了“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民法通則》第80第2款規定：“公民、集體依法對集體所有的或者國家所有由集體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受法律保護。承包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依照法律由承包合同規定。《土地管理法》第12條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全民所有制單位、集體所有制單位使用的國有土地，可以由集體或者個人承包經營，從事農林牧副漁生產，承包經營土地的集體或者個人，有保護和按照合同規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義務。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受法律的保護“。其它法律如《農業法》《擔保法》中的相關規及其它一些行政法規、規章司法解釋和政策中也多使用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概念，并作了類似于上述含義的規定。在諸多學者的學術著作中使用的也是”土地承包經營權“仍不失為一個最恰當的概括，因為具體的農用土地使用權利大多仍是根據承包經營合同而設立的。而且土地承包經營權是已被廣大農民認可了的稱謂。
（二）稱之為農地使用權。一些學者主張用“農地使用權”一語取代現今使用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概念，并以物權關系固定農地使用關系。農地使用權是指農業經營者在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或國家所有由集體經濟組織長期使用的土地上進行耕作，養殖或畜牧等農業活動的權利。它是一種真正的用益物權，具有用益物權的全部性質。他們認為聯產承包合同，屬于債權關系，基于承包合同所取得的農地使用權，屬于債權性質。債權效力比物權弱，債權原則上不能對抗物權。改革開放以來，各地經常發生發包方任意撕毀承包合同，嚴重侵害承包方合法權益的事件，主要是因為農戶所取得的使用權屬于債權。此外，債權屬于有期限的權利，致使臨近合同到期農戶對土地不愿投入，甚至進行掠奪式經營以及重新簽訂合同時引起農村秩序動蕩等現象。如果采用物權關系和物權制度，基于物權的效力，可以對抗所有權人，據此可以避免任意侵害農戶利益的現象。還有的學者認為，我國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經歷了一個債權物權化的過程。而土地承包經營權物權化的一個形式上的結果，就是在農村土地用益物權體系中，不再使用“承包經營權”這一帶有債權特點的概念，“為了避免與債法上的‘承包經營’相混淆，在物權法上還是不用這一概念為好”。還有的學者認為，為了實現中國法制的現代化，在法律術語上應與各國通行做法一致，故應用農地使用權代替土地承包經營權。
（三）稱之為永佃權。有的學者提出我國的農用土地使用制度應實行永佃權制度。有的則認為，目前我國的農村土地承包權就是一種新的永佃權。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仍是一種用益物權，它是指土地經營者（永佃權人）以支付佃租，長期在集體所有或國家所有但由集體使用的土地上耕種的權利。他們認為永佃權從權利性質內容到權利期限（30年甚至更長）都是與現行關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規范接軌的必要實行永佃權制度。實行永佃權，不僅可以使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而且可以使土地經營權得以流動，形成規模經營，并為土地投資提供內在動力，可以有效地克服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土地均包而引起的土地經營規模較小，承包地流轉困難，產業結構調整受阻等問題。且永佃權的長期性可以避免農戶對土地的掠奪式經營。他們有的還認為可以而且應該用“永佃權”代替“農地使用權”“永”表明該權利為一種長期的權利，“佃”字表明永佃權反映租佃關系，簡潔明了，內涵確定。而“農地使用權”系生造的概念，以“使用權”概括，易生歧義，因為對土地承包經營的權利不僅限于使用權，因而，如果我國將來物權立法采取一種與永佃權制度基本一致的制度，在名稱上應采取永佃權，總之，目前，在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名稱、內涵及外延上尚有不同的認識。我們認為各種主張均有一定的合理和可取之處。但我們還認為
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性質。
關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性質，理論界的代表性觀點主要有物權說和債權說：
（一）物權說
大多數學者認為土地承包經營權是一種用益物權性質的民事權利。但理由不盡相同。1：承包經營權表現為對土地等物的直接支配的權利。承包人基于承包合同而實際占有、控制、使用土地，對土地行使直接支配的權利。2、承包經營權具有排他性。集體組織在與農民簽訂承包合時，不能就同一標的設定兩個承包權，承包人對于其承包標的可以按照合同的約定，自主地行使使用和收益的權利，排除任何人的非法干涉。任何人都負有不得侵犯承包人的承包經營權的義務，3、承包經營權具有優先性、追及性。承包合同都是有期限的，期滿后，再次簽訂承包合同時原承包人在相同條件下享有優先權。承包人根據合同占有承包標的后，任何人都不得妨礙其權利的行使，不管承包的土地被誰占有，承包人都有追索權。4、《民法通則》將承包經營權規定為“與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而不是規定在債權部分，至少說明立法原意也是把它排除在債權之外的。5、承包經營權是根據承包合同設定的，但并不能據此認定承包經營權為債權。物權和合同并非互相排斥，相反合同往往是物權產生的主要原因。在承包經營關系中，承包人根據合同請求集體將土地交由自己承包經營的權利是一種債權，而承包人依據合同直接對土地承包經營的權利則是物權，是對物的直接支配權，可以對抗任何人。
學者們還從革除實踐中的弊病出發，認為應將土地承包經營權界定為物權農業生產本身的特性決定了農業生產的周期性需要經營者作長期投入，而長期投入的決定性因素是土地使用關系的長期穩定及土地使用權利的自主流轉，而這只能在土地經營權物權化的基礎上才能統一起來，我國的第二輪土地承包與第一輪相比有一個明顯的不同，就是非常強調穩定土地使用關系的穩定突出“30年不變，及對土地的頻繁調”透過30年不變的制度安排；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以促使農民增加對土地的長期投入，避免掠奪式經營，實現農村土地的可持續利用、“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化，一方面可以控制農村人口的出生率，另一方面可以實現土地承包權的自主流轉，實現土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提高土地資源的利用效率，以克服土地均包模式所導致的土地資源利用效率不高和土地規模狹小的弊端，同時也杜絕鄉村級干部在土地調整中的侵權行為。只有確定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性才有利于維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才有利于農用土地使用權的流轉，才有利于農用土地的合理利用。
（二）債權說
近年來，有觀點認為土地承包經營權為債權，其主要理由如下：1、從土地承包經營權的連帶性上看，土地承包經營權連帶于聯產承包，不是一個獨立的物權。“聯產”意味著承包人必須達到“承包指標”，發包人對作為承包經營權標的物的土地，仍有相當大的支配力，2、從承包人與土地所有者的關系上看，聯產承包合同關系是發包人與承包人之間的內部關系，因此而取得的承包權實際上只有對人而無對也的效力。3、從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的條件來看，承包人不能自主轉讓承包權，而須經發包人同意，這種轉讓方式完全是普通債權的轉讓方式。4、依《民法通則》第80條第2款；就會出現土地所有權上設定土地使用權，又在土地使用權上設定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梯次結構，這時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是否物權，不無疑問。5、在土地轉包關系中，轉包人取得的權利也是土地承包經營權，若該權利性質為物權，這顯然違背一般物權法原理，若為債權，則立法上和實踐上不得不區別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債權性質的土地承包經營權。
（三）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性質分析。
1、物權說失依體系解釋方法；將土地承包經營權認定為物權，并又從實踐的需要方面論述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為物權的必要性。債權說則是從現行規范經過實證分析得出土地承包經營權為債權的結論。而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推行的十多年中，隨著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土地承包經營權具備了由債權向物權轉化的物質條件，而在生活實踐中更多地具有債權屬性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對土地承包人極為不利，因此多數學者認為土地承包經營權為物權。
2、物權和債權說兩種不同的見解，表明了我國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現行規范的沖突，依體系解釋方法，民法通則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規定膦“與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則土地承包經營權性質為他物權自屬無疑。從《民法通則》第80條第2款，《農業法》第12條，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系基于合同約定而產生的權利，當事人雙方的權利義務由合同約定，顯然與物權法定原則相違背。此外，非經發包人同意，土地承包經營權人不能轉讓土地承包經營權。不能轉包承包土地，這表明土地承包經營權只有對人效力而不具有對物效力，因而性質當為債權而非物權。正是因為存在這些規范的不一致才使得立法者旨在規為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在低價位的具體規范中，表現出許多債權特征，從而就有了物權說與債權說的不同見解。
三：關于土地承經營權流轉的問題
現階段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流轉達是市場的基本特征之一，土地使用權流轉就是土地使用權權利主體的轉換或變更。關于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學者們主要對以下問題進行了探討。
（一）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必要性問題
關于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必要性學者們的觀點比較一致，即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有必要進行流轉，但流轉的原因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可歸納為以下幾種。1、我國現在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就是市場化、社會化農業生產要素是土地。如果不能實現土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市場經濟在農村的建立將是一句家話。現有的是將集體所有土地按人口平均分包到一家一戶，如果不允許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土地將被凝固在分散的一家一戶上，根本無法實現土地資源優化配置。客觀上阻礙了我國的土地資源向種田能手集中不利于農村產業結構調及土地的適度規模經營，無法實現土地的市場化配置，那只有仍繼續原來的準行政性分配土地的制度。這種準行政性分配導致的缺點很多，否定了土地流轉的經濟因素和效益原則，事實上阻礙了農業生產力的阻礙了農業生產的進上步發展。農地的市場化配置將是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所必需的。2、農業生產自身的特點要求對土地的長期投入。為了確保農戶對工地長期投入的利僧必須要穩定的土地使用制度并允許土地使用權自主流轉，為此必須建立和健全我國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3、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的建立是解決農村勞動力的市場化、社會化的需要。我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很大程度上禁固了農村勞動力。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基本是該集體的成員才能使用，這樣使農村的勞動力只能禁固在特定的集體所有的土地上。并且承包垢收入多寡直接關系到農戶收入的多寡，家庭的主要任務就是必須種好承包地，因此，家庭主要成員在農忙時必須回到土地上，仍擺脫不了土地的禁固。再者因為視行土地管理制度和其他以屬地原則相關的制度，如戶口等，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即使轉化到其他方面，戶口仍在農村“農民永遠是農民”這種禁固與土地有密切關系要解除土地對農村勞動力的禁固，第一步必須從改革現行土地使用制度入手，建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可流轉制度。使農村勞動既能通過這種制度取得土地承包權，又能通過這種制度將其轉讓出去同時搞好綜合改革，如戶籍制度改革等，4、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可流轉制度是農業生產進上步發展，規模化、產業化經營的需要，現行的按人口平均分包土地的模式。使我國一家一戶的承包地不但面積小而且過于分散不僅制約了大型、先進的農業機械的有效使用，而且耗費人力多、物力多，又使統一規劃，統一施工的水利建設難以進行，從而影響了農業機械化、水利化工作的全面推進。一方面會種田的種能能手得不到大規模土地供其耕種，另一方既使不會耕種者，無法耕種者也擁有一份土地使土地資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從而造成土地資源的極大浪費。為了改善這種狀況，實現土地的規模化經營，必須確立農地可流轉制度，使會經營土地者得到較大規模的土地，而不善經營者將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出去搞其他經營，實現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5、是完善的土地法律制度的需要。《土地管理》第2條第3款規定，土使用權依法轉讓。然而除城市國有土地使用權轉讓已形成系統的法律規則和市場運行機制外，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的漢轉尚無成形的法律法規。而早在建立之初，土地承包經營權就不同程度地自發進入了市場。隨著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種自發進入市場所帶來的糾紛和混亂表明，完善土地法律制度，依法規范土地流轉，它是當務爭。
（二）上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芳設計
雖然學者們論述了應建立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依法右流轉的制度，但現有的法律規定卻不是很充分《土地管理法》第12條規定了土地使用權可依法轉讓。第14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由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承包經營，從事種植林、林業、畜牧業、漁業生產”。第15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由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單位或個人承包經營的，必須經村民會議三分之三以上成員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報鄉（鎮）人民政府批準”。可見土地承包經營權原則須受讓人具有社區成員的身份，非社區成員的個人或組織受讓集體土地使用權作為例外受到嚴格限制。農業部1994年12月《關于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系意見的通知中指出：“在堅持上地集體所有和不設土地農業用途的前提下，經收包方同意，允許承包方面承包期間。對承包標的物依法轉包、轉讓、互換、入股、其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農業法》第13條規定：“在承包期內經收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轉讓所承包的土地嶺、草原、荒地、灘涂、水面，也可以將農來承包合同的權利和義務轉讓給第三者。”1986年最高法院在《關于審理農村承包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承包人未經發包人同意私自轉達、轉達包承包合同的。承包合同無效。《擔保法》第37條規定：“下列財產不得抵押……（二）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以上這些規定構成了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主要的法律淵源，此外還有一些根據這些規定而制定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從以上這些規定可以看出：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在集體組織成員內，經發包方同意，以轉包、轉讓、互換、入股的方式流轉，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成員受讓土地承包經營權則很來格。土地承包經營權不可以抵押。多數學者認為如此規定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流轉范圍封閉，社區成員的身份因素對漢轉有很大影響，采取債權的漢轉方式，使得我國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并不順暢。另有學者認為之所以要限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漢轉范圍，是因為農村生產水平不高，而且為了維護農村社會的穩定有必要這樣限制。
此外學者們還認為我國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程序不規范，操作無章可循，自發流轉現象多，沒有統一規范的程序，有很多“口頭協調”，糾紛隱患多，影響農村正常的經濟秩序。而且漢轉管理是落后，（1）缺乏一部規范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基本法，（2）沒有專門負責農地管理的職能機構，（3）農村土地地籍制制芳尚未全面建立，有的學者認為我國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應采取登記原則。不動產物權的變動必須依法登記。這樣做：（1）可以強化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效力。（2）可以維護交易安全。但具體深入的登記機關的設置、登記的程序和方法等并救濟化述。此外還應對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作一不定期的限制1：不得改變土地用途。2：禁止炒賣土地承包經營權。3：規定最低流轉面積，避免農地過于分散化。總之，學者們對這一部研究無論的深度，還是從廣泛上講，都需做進上步的努力。
四：土地承包經營的行政管理
（一）農村承包經營公司的管理
農村改革之初，土地所實行的家庭承包責任制是一種粗放型的改革方案，未能建立規范化農村土地管理制度。目前，農村承包合同從簽訂、履行到解除常處在無人管理的狀態。依法簽訂，履行到解除常處在無人管理的狀態。依法簽訂，履行這類關系著集體利益與承包者合法權益的大量合同，對于當前穩定社會大局，穩定農村經濟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如何加強對這類合同的管理，已成為當前及今后農村經濟建設中亟待解決的頭號題。一、農村承包合同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即發包、簽訂、履行三個階段）存在著諸多方面的問題1：發包階段（1）“標的”違法（2）“拉黑牛”現象嚴重。（3）重疊發包等，2：簽訂階段（1）自己。（2）權利義務關系失衡。（3）違法條款明顯。3：履行中存在的問題。（1）對承包合同缺乏簽訂后的管理。（2）用行政命令與行政手段的方法隨意解除合同。（3）發包方主要領導的更換造成合同中止或無法履行，（4）短期行為嚴重。（5）“轉包”現象嚴重而大都違法。為解決現行土地承爭經營合同中存在的問題，對土地承包經營合同的管理及其機構設置，學者們有以下設想：1、利用現有的行政機構在不增加編制的條件下，調整業務部門，專設農村承包經營管理部門。2、公證機關對土地承包經營合進行管理提出該觀點的學者對公證機關提前介入的可能性與必然性作了論述。為保證公證機關正確發揮職能作用。嚴肅執法應賦予公證機關以下權力（1）對合同進行公證的必須權。（2）公證機關經審查以后不合法，不真實，不可行的合同有決定中止履行的權利以及其他有關的權利。
（二）農用土地的用途管理制度。
如前述。土地承包經營權為物權，這意味農民將獲得更大程度的自，在此情況下如何保護土地資源將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對此，學者提出了一些方法。土地用途管理，是拗國家采取必要的法定形式，使農村土地各種現有性質固定化，土地用途變更程序化。土地承包經營權物權性質一個重要的制芳條件是建立健全土地產權登記制度。土地產權登記制度，一方面以法定形式明確土地產權的歸屬；另一方面以法定形式固定土地登記之用途。國家土地用途管理主要是對土地登記之用途。國家土地用途管理主要是對土地登記之用途的管理。在設立、轉移或行使土地承包經營權時，如果擅自變更土地用途，政府土地主管機關可對此行使強恢復原狀或行政處罰的權力。
五：關于土地承包經營權保護的問題
企業集團；比較法；立法模式選擇
D922.291.91A011007
一、 問題的提出
我國目前存在著由政府主導組建的企業集團（“國有企業集團”）與民營經濟擴張過程中形成的企業集團（“私營企業集團”）兩種企業集團類型。截至2015年10月底，根據非公開的統計數字，①全國存續企業集團共計33279戶，占同期全國企業存續總數（即2103.8萬戶）的0.16%，其中非私營企業集團（即傳統意義上的國有企業集團）是15739戶，私營企業集團是17540戶。按照企業集團數量多少排序，前五位的省市分別是浙江4037戶、山東2690戶、江蘇2670戶、廣東2370戶、上海市1991戶。從總體上講，企業集團在我國國民經濟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
與傳統的股權集中型公司不同，企業集團結構下的股權分散型公司的治理焦點已由“所有與控制分離下公司管理層道德風險的防治”轉變為“大股東與公司、中小股東以及債權人之間利益沖突的防治”。②傳統的公司治理結構在企業集團這一組織形式下幾乎完全失靈。特別是在當前國有股“一股獨大”、股權高度集中的現實下，為企業集團這一組織形式摸索出適應我國國情的立法模式已迫在眉睫。
二、 我國企業集團和相關立法概覽
1. 我國企業集團的發展現狀
如前所述，根據形成方式的不同，目前我國企業集團可分為政府主導組建的企業集團與民營經濟擴張過程中形成的企業集團兩種基本類型。
就前者而言，自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大力推進企業集團建設的指導思想可以20世紀90年代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90年代之前是為了打破市場分割和地區封鎖以建立全國統一市場，進而積極促進企業跨地區跨行業的橫向經濟聯合；而從90年代至今，則是為了確立企業集團在市場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和增強其國際競爭力（“跨國兼并戰略”）。不難看出，無論在哪個階段，政府主導組建的企業集團均先天地帶有明顯的“行政性”，即借助政府措施和行政管制將若干企業“捏合”在一起。最典型的實例就是中國石化集團的組建，它是由中央政府以行政劃撥的方式將12家國家油田、14家國有煉油廠、數千家加油站以及石化廠和石油銷售公司組合形成。
與依據市場力量自發形成的企業集團相比，以行政方式捏合而成的企業集團雖擁有成型快的速度優勢，但也有其固有缺陷。此類企業集團須以國家戰略或行政指令為導向進行運作，若無持續財政支持則大多難免“做大容易做強難”的尷尬。通過對其運作模式的細致觀察，可以發現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集團內部并未形成有效的統一管理制度，集團各成員之間只是“搭伙過日子”，而其他企業集團卻因管理權過度集中而使成員企業喪失應有的自，只能“得過且過混日子”。羅新宇：《國資新思維》，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頁以下。
相反，民營型企業集團只能在無行政特權支持的情況下“自力更生”，根據市場需求進行運作，以股權、產權為紐帶自然擴張形成。此種形成方式雖可保證其具有較高能動性和創造性，但又經常因拿捏不好發展的尺度而表現得激進毛躁而又好大喜功。最典型的實例當屬曾輝煌一時的德隆集團。唐氏家族依靠其在德隆國際中33.10%的股份，在1998到2001年控股參股包括五家上市公司在內的177家企業，橫跨水泥、電動工具、機電設備、汽車零部件、重型卡車、精細化工、金融、保險、信托、租賃、農業、畜牧業、文化、體育等眾多行業，總資產號稱400億，唐氏家族自有資金其實不到2.2億。“利用資本的杠桿效用以小博大”是此類企業集團形成的顯著特色，其運作模式往往極不規范，通常是集團利用千絲萬縷的企業間關系，通過關聯交易、過度融資、股利政策和管理者安排等集團內部進行大規模資金運作，使公司風險極度擴大。一旦融資不及，資金鏈斷裂，整個集團就土崩瓦解，給其所控股的公司中小股東及債權人帶來巨大風險。并極易導致對從屬企業（特別是中小股東和債權人）利益的重大風險甚至嚴重侵害。可見，民營型企業集團存在的問題集中于利用控制權對局外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掠奪。
2. 我國企業集團相關立法梳理
“企業集團”一詞在我國最早見諸1986年“關于推進橫向經濟聯合的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1986年3月23日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動橫向經濟聯合若干問題的規定》、3月31日國家工商局關于橫向經濟聯合登記經濟管理的規定以及國家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統計局分別的促進橫向經濟聯合的配套措施。，國家體改委、國家經貿委翌年的《關于組建和發展企業集團的幾點意見》則首次對企業集團的組織關系和作用做出規定。施天濤：《中國企業集團的公司化改造》，載《法律科學》，1999年第2期，第102頁以下。時隔兩年，國家體改委又在《企業集團組織與管理座談會紀要》中簡要描述了企業集團的基本“特征”。
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企業集團方面的立法基本處于停滯狀態，特別是針對企業集團登記中出現的“雙重法人”這一奇怪現象未出臺任何專門規定。直到1998年這一情況才有所改觀，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當年4月6日印發的《關于企業集團登記管理暫行規定》明確規定企業集團不具備法人資格（第5條3款），不得以集團名義對外締結經濟合同，從事經營活動（第14條3款），同時進一步嚴格了企業集團的登記條件。參見吳越：《德國康采恩法與我國企業集團法之比較》，載《法律科學》，2001年第2期，第114頁。
我國現行商事法律規范中尚無針對企業集團的專門立法，只有零星規定散見于《公司法》、《證券法》、最高院司法解釋及證監會規章中，例如《公司法》第15、16條對公司轉投資由硬性限制改為由公司章程自主決定，為企業集團的形成創造更有利的法律環境；第16、21條就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利用其關聯關系損害公司利益的責任做出規定；《證券法》第四章對上市公司的要約收購做出程序性規定；《公司法司法解釋（二）》第19條規定了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和清算中的誠信義務及民事責任；證監會《上市公司治理準則》、《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以及《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等部門規章則含有控股公司的行為規范。
總體上看，上述有關企業集團的法律規定存在以下不足：根據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吳越教授于2015年12月在東莞舉行的“企業集團的公司法制建設研討會”上所做報告總結得出。首先，對企業集團語境下關聯企業的若干基本概念，如“控制股東”、“實際控制人”、“關聯關系”等，界定不夠清晰，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時缺乏具備操作性的具體標準，導致無法預防隱藏性關聯企業的形成。其次，未創設囊括所有公司類型的關聯企業信息披露及報告義務，少數股東的知情權和決策權在公司控制權間接轉移過程中無法得到保障。再者，由于未建立年內補償平衡機制，致使從屬公司利潤被盤剝和不當轉移的情況屢有發生，從屬公司的小股東要么只能“逆來順受”，要么無奈選擇退出公司或請求法院解散公司。另外，《公司法》第20條第3款雖已引入“刺破公司面紗（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制度，但同樣由于具有可操作性的標準的缺失，司法裁判仍困難重重；詳見施天濤：《公司法論》（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9頁以下；鄧峰：《普通公司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98頁以下；高旭軍：《論〈公司法〉第20條第3款的適用要件》，載《同濟大學學報》（社科版），2015年第3期，第102107頁；劉俊海：《現代公司法》（第三版，上下冊），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662頁以下。關聯企業債權的“衡平居次”規則（又稱“深石原則”，DeepRock Doctrine）該規則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39年Taylor v .Standard Gas & Electric Co.乙案[306 U. S. 307 （1939）]所確立，本質上是“揭穿公司面紗原則”之延伸，一般是指在公司重整或破產時，如控制公司有詐欺、不當經營從屬公司或從屬公司資本顯著不足時，應否認（disallow）或劣后（subordinate）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之債權，參見王志誠：《關系企業之法律規范》，《比較法研究》，1999年第3期，第474頁腳注29；同時可參閱孫向齊：《我國破產法引入衡平居次原則的思考》，載《政治與法律》，2008年第9期，第8頁以下；王澤禹：《衡平居次原則對關聯企業不當行為的規制》，載《社會科學家》，2012年第8期，第81頁以下；許德風：《論破產債權的順序》，載《當代法學》，2013年第2期，第81頁。同樣尚未確立。最后，對公司間日益增多的相互持股現象限制不力，未引入持股比例最高限制和適度限制表決權等制度。
三、 國際上現行相關立法例評析
關于企業集團，目前國際上有兩種立法例占據主導地位：一種是在傳統公司法范圍內，堅守單個公司的獨立人格；二是從企業集團角度立法，在公司法規范中設關系企業專章，在承認附屬企業從屬性基礎上，針對不同企業集團類型實施區別規制。
1. 以英、美等國為代表的立法例
以英、美等海洋法系國家為代表的大多數公司法均采用第一種立法例，即將集團內各公司均視為獨立法律實體。在子公司利益與母公司利益發生沖突時，子公司董事不得為母公司利益而犧牲本公司利益。對母子公司之間的交易，同樣適用獨立公司間的交易原則，不允許犧牲子公司利益。這一立法方式最大的問題是法律和現實的嚴重脫節。因為“實際上，處于一個集團內的公司的事務，經常根據集團的總體利益來運行。母公司對子公司董事會構成的控制以及交叉董事的存在，意味著集團內部公司之間的交易可能，并且經常是建立在并非常規交易的基礎上”。子公司董事在事實上須依母公司指令行事，否則即有遭解雇之虞。因此，在企業集團中，子公司的所謂獨立僅僅是“紙上談兵”、“鏡花水月”。
同時，為避免因追求規模經濟而導致壟斷，上述立法例對企業集團的發展持消極和限制態度，進而采取附屬立法模式，即通過由公司法、反壟斷法、稅法、會計法以及破產法等對若干特殊問題進行分別規范的方式，實現對企業集團的間接調整。同時，英美等國的判例法傳統導致其在處理關聯企業法律關系時大量援引判例，并已積累相當成熟的經驗。上文提及的“刺破公司面紗原則”、“衡平居次”規則（深石原則）以及“控制股東的誠實信用原則（fiduciary duties of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即為司法機關處理關聯企業間關系時（尤其是對外債務關系）最常適用的三大原則，并被廣泛用于保護從屬公司債權人和少數股東的利益。具體來講，刺破公司面紗原則是英美判斷控制公司是否對從屬公司承擔債務的首要法律規則。如前所述，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原則上被視為彼此獨立的法律主體，各自以自有財產對其法律行為和債務承擔責任，控制公司作為從屬公司的大股東對后者的債務不承擔出資之外的額外責任。然而，在控制公司幾乎完全剝奪從屬公司經營自，使之實質喪失獨立法人資格時，法律將毫不猶豫地通過刺破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之間的“面紗”，責令前者對后者的債務承擔責任。而依據“衡平居次”規則（深石原則），在從屬公司支付不能或宣告破產時，為保護其他債權人利益，控制公司的分配順序在特定情況下從屬公司資本顯著不足；控制公司行使對從屬公司的控制權，違反受任人應有的標準；控制公司不遵守獨立公司應遵循的規范；資產混同或利益輸送。將被置于其他債權人之后，甚至完全無法與之共同參與分配。該規則對解決目前我國母公司利用債權方式攫取子公司資產、損害子公司其他債權人和股東利益的問題有極高借鑒意義。上述原則的適用，有效地預防了控制公司轉嫁投資者風險、逃避債務責任等現象的發生，為從屬公司債權人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
2. 以德國為代表的立法例
第二種立法例以德國為代表。與前述英、美等國立法例截然不同，德國更注重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培養和相對集中的生產安排，對企業集團化經營持積極扶持態度，因此通過專門立法――《股份法》，即所謂的“集中立法模式”，調整企業集團的相關問題。詳見[德]托馬斯?萊塞爾、呂迪格?法伊爾著：《德國資合公司法》（第三版），高旭軍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76頁以下。該法除在總則第15至20條對關聯企業做出原則性規定外，還在第三部分（第291至337條）分別對支配合同的締結、集團的管理權力、支配企業對附屬企業的責任以及相互持股等做出具體規定，因而被視為規范企業集團的成文法典范。
就基本立法理念來看，德國立法者首先承認企業集團的產生確實導致企業結構發生重大變革并可能產生不利后果，但同時亦積極尋找化解之道，即努力在承認支配企業的統一管理權與保護局外股東與債權人利益之間實現平衡。而在具體立法技術層面，立法者以是否存在支配合同支配合同的本質在于合法地將一個（從屬的）股份公司的領導權置于另一（支配）企業之下。為準，將企業集團分為合同型康采恩（又稱契約型關聯企業）與適格的事實型康采恩（又稱事實型關聯企業）。對前者，在保障股東及債權人利益前提下，賦予支配企業全面的領導權，同時規定了法定代表人、董事會和監事會成員在向附屬企業下達指令時的注意義務以及違反時的責任（《股份法》第309條）。對后者，支配企業原則上無權指示從屬企業從事于己不利的交易或者采取特定措施，除非這些不利后果已得到補償（《股份法》第311條1款）。另外，由于局外人保護存在于企業集中化的整個過程中，因此德國立法者明確賦予局外股東全面的知情權及參與決策權。以此為契機，德國學界提出“從屬性及康采恩形成過程控制”理論，并被喻為德國康采恩法的“阿基米德點”。從這一角度來看，德國康采恩法屬于保護法，尤其適用于防范企業從屬性與康采恩狀態給局外股東及債權人帶來的風險。因此，要考察德國有關企業集團的立法與實踐，必須對《股份法》框架內的康采恩法進行簡要梳理和評介。
德國首部《股份法》于1931年頒布并于1937年修訂，但當時并未對康采恩法作詳盡規定，僅有零星條款簡要涉及，其中第15和256條值得關注。前者對康采恩進行定義，而后者允許企業之間經各自股東大會多數同意后締結利潤分配契約，合同型康采恩已現雛形。不過，對于康采恩的其他重要事項仍然付之闕如。在此背景下，德國于1965年重修《股份法》時專門確立了企業集團法的基本框架并沿用至今。
1994年10月28日頒布的《企業轉型法》從程序上對企業轉變其法律形式（如有限責任公司轉換為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合并分立做出詳細規定；與之相配套，同年頒布的《企業轉型稅法》系統規定了上述過程中的稅務處理。《股份法》框架內的康采恩法也相應發生變化，例如第293條第1至7項即明確要求企業在締結支配合同或者發生兼并時履行報告及審查義務。
德國康采恩法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內容：
首先，《股份法》第15條對關聯企業的定義是建立在企業間支配與從屬關系之上的。按照這一關系的緊密程度，可將關聯企業分為以下四類（第15至22條）：（1）具備最低層次關聯關系的關聯企業。主要指企業間因多數持股而形成的從屬關系，企業對另一企業的持股由其直接持股和通過其附屬企業間接持股組成。（2）已形成支配關系的關聯企業。此類企業被法律直接推定為內部已形成統一管理關系的企業集團。德國法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就體現在對企業聯屬關系和康采恩企業合同的規定中，其中大量使用法律推定，如對支配關系的推定、對企業合同存在的推定以及對康采恩存在的推定等，參見《股份法》第17、18、291以及319條。不過，被推定為企業集團的關聯企業仍可提出反證，證明不存在支配關系，從而這一推定。（3）康采恩層級的企業。此類企業中各成員已處于支配企業統一管理之下，即這些表面上具有獨立法律地位的企業在事實上已形成“統一體”。只要成員企業間已訂立支配合同或者某一企業已被歸附于另一企業從而符合《股份法》的規定，這兩者就將被終局地視為康采恩企業，且無法通過反證予以。（4）相互持股企業。若企業間相互持股分別已達四分之一以上，即被視為相互持股企業。依《股份法》，無論相互持股數量多少，其表決權的行使都不得超過對方企業全部表決權的四分之一。但此規定亦有例外，如德國企業與在國外注冊的企業所形成的相互持股關系，就不受德國股份法調整。
其次，為加強對少數股東和債權人的保護，《股份法》對康采恩企業成員間締結的企業合同內容提出若干硬性要求，與之相違背的企業合同將被視為自始無效。⑤⑥⑦《股份法》第304條3款；第302、303；304、305；312至315條。例如：合同中應約定支配企業須承擔其附屬企業的虧損；⑤應約定對附屬企業的少數股東之利益進行適當補償；⑥支配企業在行使其統一管理權時，也應以企業合同為依據；對于事實型康采恩，母公司不得發出違背附屬企業利益的指令。⑦這意味著，上述法定內容將平等地適用于合同型和事實型康采恩。
最后，康采恩法在嚴格區分非全資與全資子公司基礎上，分別對兩者做出規定。就前者而言，為兼顧對少數股東及公司債權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康采恩法主要通過上文提及的《股份法》總則對關聯企業的定義、康采恩企業合同的強制性規定以及大量法律推定來規范非全資母子公司關系。而就后者而言，在母公司是子公司唯一股東時，已不涉及對少數股東的保護問題。此時，如何保護子公司和母公司債權人的合法權益成為首要難題，因為母公司可將子公司經營管理層控制于股掌之間，并在兩者間隨意地轉移公司資產或利潤，債權人所期待的利益極易受損。是故，《股份法》又創造性地引入當今各國公司法上極為獨特的歸附制度。《股份法》第319至327條。詳見[德]托馬斯?萊塞爾、呂迪格?法伊爾著：《德國資合公司法》（第三版），高旭軍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80頁以下。與英美法中的“揭開公司面紗”制度有異曲同工之妙，歸附制度要求母公司必須對被其歸附的子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履行責任，對附屬企業債權人的保護由此得到顯著增強。
3. 我國臺灣地區和韓國的立法例
除上述典型立法例外，我國臺灣地區相關立法例同樣值得關注。臺灣立法者博采眾家之長，積極采納德國康采恩法和美國判例法立法經驗，將德國頗具操作性的從屬報告制度和企業（支配）合同登記制度與英美公司法的債權人保護規則（如衡平居次規則）完美結合，體現了極強的時代適應性，已取得很好的立法效果，具備較高借鑒價值。為應對企業集團對傳統公司治理模式的挑戰，臺灣地區“公司法”于1997年增設“關系企業”專章，其中最大亮點當屬第3697條引入衡平居次原則，詳見靳羽：《衡平居次原則在我國臺灣地區的司法適用――以2012年度臺上字第1454號判決為例》，載《財經法學》，2015年第5期，第109頁以下。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韓國的相關立法。具體參見周鳳琴：《企業集團的典型范式與國際立法借鑒》，載《求索》，2009年第3期，第148頁。從整體上講，韓國有關企業集團的立法同時受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影響，且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國存在諸多相似之處，因此考察韓國立法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旨在調整企業集團整體，并保證其與市場關系協調發展的《限制壟斷及公平交易法》和通過限制母子公司間相互持股來調整具體企業間關系的《商法典》。此外，《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監查法》、《銀行法》等其他十幾部法律也從不同角度對企業集團做出規定。
為防止因企業經濟力過度集中而減損市場資源配置功能，上述法律規范對企業集團，尤其是大規模企業集團實施嚴格管制。首先，為預防相關企業通過相互出資架空資本達到集中經濟力和違法避稅的目的，《限制壟斷及公平交易法》禁止大規模企業集團內部相互出資。不過，該法只禁止股份公司內部的直接相互出資，并不涉及循環型相互出資。韓國《商法典》依持股40%的比例標準認定母子公司關系的存在，普遍禁止母子公司間相互持股。相反，《限制壟斷及公平交易法》只禁止大企業集團母子公司相互持股，其規制實效值得探討。其次，鑒于集團內各公司間的債務保證同樣可能導致經濟力量的集中，《限制壟斷及公平交易法》亦予以禁止，以抑制信用不平衡和支援不實企業。據此，企業集團一旦被認定為大規模企業集團，即構成債務保證禁止的適用對象，不得保證國內系列公司債務。但也有例外，即當金融保險公司根據韓國工業發展法規定實行合理化計劃，或根據合理化標準接受與公司有關的債務保證以及需加強企業國際競爭力公司的債務保證，可予承認。最后，由于企業集團可能通過金融保險公司進行擴張、支配附屬公司，以達到集中經濟力之目的，因此韓國法律不承認金融保險公司取得或擁有國內附屬公司股份的表決權。若承認金融保險公司運用顧客的信托金或保險費等資產取得股票及其表決權，則將產生通過利用顧客資產支配系列公司的不合理結果。但若金融保險公司是以運用和管理資產為目的，則特別法承認其所取得的股份及表決權。
四、 啟示――我國的選擇
從整體來看，我國現行關于企業集團的法律規范均未涉及“政府在企業集團化過程中的定位”這一核心問題。筆者認為，我國未來公司法規范應對企業集中保持中立態度――既不促進也不抑制。目前政府型企業集團大多通過行政手段捏合而成，在組織形式上維持著政企合一，缺少改組所需的私法自治的形成權。此外，由于缺乏有力的資金聯結紐帶，此類企業集團停留在名義上的聯合根本無法發揮企業集團的聯動管理優勢和優化資源配置作用。
而從立法技術來看，現行規范明顯帶有傳統英美法以單個公司利益為立法基準的印記，未契合我國目前公司集團化的發展背景和現實需求，未對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的誠信、注意義務給予足夠關注，更未全盤考慮控股公司利益、從屬公司利益和集團利益矛盾沖突的有效協調。應當明確：企業集團化的終極目的在于實現集團內統一管理權，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以犧牲成員利益為代價。毫無疑問，企業集團化發展已成為現代企業增強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和公司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相關立法理應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開拓性。
筆者認為：德國立法者設專章對關聯企業做出詳盡規定，將企業集團作為整體加以規范，已發展出一整套有效指導企業集團實踐的法律原則，德國企業集團法的原則實際已對諸多歐盟國家產生影響。為我國未來企業集團法的立法提供了寶貴的、借鑒性極高的范例。而我國臺灣地區的相關立法例在協調集團與成員間利益關系問題上，既能堅持傳統民法權利平等理念，否認集團利益和控股公司利益（一般地）優于從屬公司利益，又能從促進集團結構發揮的角度，在集團政策確保各成員利益平衡的前提下，承認集團統一管理權的合法性與集團利益優先性。德國和臺灣地區開創的這一立法模式似乎更能平衡企業集團形成過程中和組建后各成員間的利益沖突，發揮企業集團這一新型企業組織形式的優勢，應為我國公司立法之首選。
在此立法思路指導下，同時考慮到我國隱蔽性關聯企業日益增大的現實，立法者在未來公司法規范中增設關系企業專章的時機已經日漸成熟。具言之，可以考慮確立先補償后賠償、關系企業連帶賠償責任、股東與債權人代位求償權、債權限制、次位受償制度、表決權限制、投資狀況公開（從屬報告）、合同型康采恩的強制登記在德國，控制協議的登記非常重要，簽訂控制協議與否以及是否登記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截然不同。在合同康采恩法框架內，企業可自由決定是否享受合同型康采恩帶來的好處，并在法定范圍內行使集團領導權。在我國，雖然企業間簽訂控制協議的情況極為罕見，但依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8年4月6日的《企業集團登記管理暫行規定》，在中國境內組建企業集團應辦理登記，未經登記者不得以企業集團名義從事活動。因此，可借鑒德國法經驗，對登記的企業集團和事實上的企業集團采取不同法律原則區別對待。以及企業集團形成與運作的具體程序等一系列制度，力求在確保支配企業享有統一管理權的前提下，兼顧從屬公司及其少數股東和債權人的保護。限于篇幅，筆者無法對這里的每一項制度的具體設置方式及其內容進行詳細闡述，只能留待另文詳述。然而，在短時間內系統修法和出臺相關司法解釋不具現實可能性的情況下，2013年剛剛完成修改的《公司法》和《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的征求意見稿均未涉及企業集團方面的規定。同時鑒于我國經濟較為發達地區（企業集團也多集中于此）的骨干法官已具備較高的實務能力，可以優先考慮積極發揮法官在具體案件中的造法功能（例如認定關聯關系和實際控制人的存在），以期彌補現行法律規范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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