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25 16: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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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貿易增長；環境損害；相關性；現狀比較
一、引言
關于貿易與環境問題的研究始于上世紀70年代，目前學術界對貿易自由化所產生的環境后果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觀點。其中一種觀點認為，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貿易自由化對環境的影響都是消極的，特別是對于欠發達國家而言，自由貿易政策的實施將直接導致環境惡化。Copeland & Taylor（1994）的理論分析表明：自由貿易減輕了高收入國家的環境污染然而同時增加了低收入國家的環境污染。Chichilnisky（1994）研究了當一國缺乏明晰的產權界定時，自由貿易對自然資源開采的影響，其結論是國際市場傳遞擴大了全球性公共資源的外部性，原本用于防止資源過度使用而設立的稅收政策很有可能在產權不明晰的情況下反而加劇資源的過度開采。Barrett（1994）認為，當環境政策的邊際損害很低時，生態傾銷會由于某些策略性戰略而出現。Dua & Esty （ 1997）以及 Esty & Geradin（ 1997）都指出， 作為貿易自由化的結果， 各國會紛紛降低各自的環境質量標準以維持或增強競爭力， 出現所謂“ 向底線賽跑”，甚至出現阻撓環境立法等漠視環境管制的現象。與此同時，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貿易自由化盡管在短期內的環境效應是消極的，但是在長期自由貿易將對環境產生積極的影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Bhagwati（1993）以及Grossman & Krueger（1995）的研究，他們把貿易自由化對環境的影響分為結構效應、技術效應以及規模效應，他們認為，當收入達到某一水平時，技術效應和構成效應的加總將超過規模效應，貿易自由化得的發展將改善環境質量。Lopez（1994）也得到了基本類似的結果。經驗研究方面，Joseph C. H. Chai（2002）考察了中國自1979年之后20年伴隨貿易開放程度與制造業“三廢”排放量之間的關系，考察結果表明，規模效應巨大的負向作用完全抵消了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的正向作用，從而導致中國制造業整體污染排放增加。Qureshi（2004）對巴基斯坦的工業水污染惡化的問題研究中也證實了貿易開放加劇了環境污染。Maniagi（2004）使用63 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面板數據，研究證明進一步的貿易自由化會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然而，Lucas 、Wheeler和Hettige（1992）采用了1960 年至1988 年間包括發展中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內的80個國家的37個制造部門污染排放的面板數據，發現在貿易自由化的初級階段，毒性密度指標起初明顯上升，但隨著貿易開放程度的提高，這一指標呈下降趨勢，即貿易自由化有利于整體環境的改善。Anderson（1992）通過對世界食品和煤碳行業的研究發現，煤碳和食品貿易的自由化減少了這些產品帶來的全球污染。 Dean（2002）用世界銀行關于中國1987～1995 年各省份水污染的相關數據，研究發現： 貿易自由化對環境質量的破壞具有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并且這兩種效應在符號上是相反的，模擬結果表明貿易對環境正的技術效應抵消了負的結構效應，最終對環境凈效應是正的，貿易開放有益于環境的改善。綜合以上文獻，不難發現，關于自由貿易對環境影響的研究結論并不統一，而且這些研究所采用的數據大都較早，鮮有研究國際背景下綜合環境損害和國際貿易關系的理論和實證文獻。因此，本文將試圖通過聚類因子分析方法試圖解決綜合環境損害指標的選取和構建，并通過大量相關性和多元回歸分析，盡可能地勾勒出全球范圍內貿易自由化對環境損害影響的概貌。本文第二部分以經典的效用最大化分析框架基礎，借鑒McConnell（1996）模型，在對其進行簡化的同時，加入貿易額為效用函數的一個變量，在分析收入與環境損害之間的關系的同時加入了貿易與環境損害關系的分析；在第三部分，運用聚類因子分析方法建立綜合環境損害指標，在理論研究基礎上通過大量實證分析，重點貿易增長對環境損害的影響程度、路徑及現狀；第四部分為結論。
二、理論模型
為簡化分析，我們主要考慮兩個要素：消費者對環境服務的需求和消費對污染排放的影響。這樣，人均收入，貿易自由化 與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依賴于兩個命題。與第一個要素相聯系的命題是：環境所提供的服務，即環境舒適性，是一種奢侈品，也就是說，對環境舒適性的需求的收入彈性大于1。如果這一點成立，那么隨著人均收入及人均貿易額的增長，用收入換取環境舒適的意愿水平就會隨之上升。而對于后者也有一個相應的命題：隨著收入水平的上升以及自由貿易的發展，消費對污染的負效應遞減。直觀地，因為隨著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經濟結構會發生變遷，從而生產和消費結構也會隨之變化。
這樣，我們同樣可以得到如下結論：污染水平隨貿易增長先上升而后下降。到這里，我們驚訝的發現，通過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似乎與經典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結論不謀而合，而且我們還得出一個結論：貿易增長和環境損害之間的關系同樣滿足庫茲涅茨曲線。
三、實證檢驗
（一）相關概念界定和數據說明
1、代表性國家的選取標準。為了使選取的二十一個代表性國家能夠反應全球貿易和環境損害關系的基本情況，本文以聯合國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定義為標準 ，選取了十一個發達國家，十個發展中國家。在選取的的過程中，主要考慮：世界影響、地理位置、國家概況等三個方面的因素。2.貿易指標和環境損害單項指標的選取 。本文主要研究有可能導致本國環境損害的的那部分貿易增長與環境損害之間的具體的關系，所以出口額無疑是和本國環境損害關系最為緊密的貿易指標。3.環境損害綜合評價指標的建立。通過對已有文獻梳理不難發現，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甚至同一國家的不同區域，環境和貿易的現狀以及環境和貿易之間的關系都有著一定的差異；不同學者研究環境損害與經濟、貿易之間的關系時使用的污染指標也不盡相同。建立一個綜合的、相對全面的環境損害評價指標似乎就變得尤為重要，并且，這個綜合指標應考慮多個方面的污染，兼顧各個環境污染指標之間的內在關聯性。計量結果表明，各個國家構成W的因子至少都包含了所有污染指標90%以上的信息量，這種包含比重是可以用少數的因子來衡量整個的環境水平的。KMO-Measure值都大于0.5，說明所有國家的環境污染指標數據都適合使用因子分析法進行分析。
（二）貿易增長與環境損害的相關性分析
借助之前構建的環境損害綜合評價指標，本文通過灰色關聯分析研究代表性國家貿易增長與環境損害的相關關系。 貿易指標數據來源于WTO公開數據庫，使用的污染指標數據是經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的公開數據計算而得。使用灰色系統理論建模軟件（GTM）來進行灰色關聯分析的計算。最后的灰色相對關聯度分析的結果如表2所示：相對關聯度在0.5以上的序列數據一般認為表現出比較顯著的趨同性，通過對表4-2的觀察可以明顯的發現，所有二十一個代表性國家貿易和環境損害之間的相對關聯度都在0.5以上，除了丹麥和越南分別為0.5351和0.5705以外，別的國家貿易和環境污染的關聯度都在0.6以上，超過0.8的有十三個國家。由此可以判斷，代表性國家的貿易和環境損害之間存在顯著的關聯性。（中國0.60，挪威0.78，冰島0.87，加拿大0.95，英國0.85，法國0.77，德國0.88，葡萄牙0.83，日本0.80，丹麥0.54，巴西0.96，阿根廷0.97，美國0.87，澳大利亞0.91，土耳其0.75，越南0.76，南非0.75，巴基斯坦0.98，印尼0.90，印度0.71，俄羅斯0.92）
（三）代表性國家貿易、收入與環境損害關聯路徑實證檢驗
下面我們通過代表性國家的數據來對這一理論命題進行實證檢驗。我們希望通過分析，在驗證貿易，收入與環境損害具體關聯路徑性態的同時，能夠描述目前全球經濟、貿易增長與環境損害關系現狀，通過代表性國家當前在長期EKC曲線上的位置來估計未來環境和貿易關系的發展趨勢。
實證結果與比較。觀察圖1，有九個國家人均GDP和出口貿易額與環境損害評價指標擬合的回歸方程的形態是一致的。短期來看，所有的回歸方程中有十五個為線性形態，十三個為N型形態，有十一個為倒U型形態，有兩個為U型形態，一個回歸方程無法擬合。長期來看，有十二個國家目前經濟、貿易和環境污染的狀況處在長期曲線的左端，四個國家當前經濟、貿易和環境污染的狀況處在長期曲線的頂端，有五個國家處在長期倒U型曲線的右端。分析圖1，不難發現，代表性國家中環境污染現狀趨于好轉的基本都為經濟發達國家，環境污染狀況仍在加劇的多為發展中國家。通過代表性國家經濟、貿易與環境現狀在曲線上的位置可以判斷，處于頂端或者右側的九個國家中有八個為經濟發達國家，處在左側的十二個國家中，只有三個為經濟發達國家，其余都是發展中國家。此外，通過觀察曲線的形狀可以發現，幾乎所有（英國除外）環境損害有所改善的國家，收入、貿易對環境的影響路徑都是一個先導致環境惡化之后到達頂端，然后使環境狀況有所改善的路徑。
四、結論
本文以經典的效用最大化分析框架基礎，在對McConnell（1996）模型行簡化的同時，加入貿易額為效用函數的一個變量，在分析收入與環境損害之間的關系的同時加入了貿易與環境損害關系的分析。而后運用聚類因子分析方法建立綜合環境損害指標，在理論研究基礎上通過大量實證分析，研究貿易對環境損害的影響程度、路徑及現狀，實證結果在很好地支撐理論結論的同時基本勾勒出全球范圍內貿易自由化對環境損害影響的概貌。通過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通過理論分析，我們認為，污染水平隨收入水平以及貿易額增長先上升而后下降。這一理論結論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結論相符。通過對代表性國家貿易增長和環境損害進行灰色關聯分析，我們發現21個代表性國家中有19個國家的灰色關聯度在0.6以上，代表性國家自由貿易對環境損害的影響關聯程度非常高。通過具體影響路徑的實證檢驗，我們認為“惡化-頂端-改善”的倒U型路徑成為貿易增長對環境損害影響的主要路徑，這一實證結論很好的支撐了第一部分的理論分析。從影響現狀上看，代表性國家中環境污染現狀趨于好轉的基本都為經濟發達國家，環境污染狀況仍在加劇的多為發展中國家，這一實證結果充分證明了理論分析中環境污染水平以貿易額或者人均收入特定值為拐點的正確性。
參考文獻：
[1]Copeland， B. R. and Taylor， M. S. “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9， No. 3， 1994， pp.755-787
[2]Chichilnisky， G. “Global Environment and North South Trad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1994， pp851-874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的財政分權具有鮮明特色，是一種伴隨著政治集權的市場維護型財政聯邦主義[1]，通常被稱作“中國式財政分權”。中國推行財政分權以來，經濟上經歷了一個持續的高速增長階段。大量關于財政分權的文獻認為，中國式財政分權體制促進了市場化進程，顯著地對經濟增長產生正的效應[2-4]。同時，財政分權激發了地方政府官員的政治晉升動力，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官員的以GDP績效考核的晉升機制，促進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和維護市場化改革的積極性，地方政府間在為增長而競爭[5]。
然而，這種為經濟增長的競爭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扭曲，使非經濟性公共物品供給不足[6-7]，晉升機制中不受或少受考核的自然環境與生態因素首當其沖地被影響。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地區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過程中，為了追求經濟效益而放松了對環保不達標企業的環境規制，加重了地區環境污染問題。多年來，中國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有持續加劇的趨勢，并持續在全國各地不同規模及不同頻次地引發了大量的鄰避運動或環境群體性事件。
雖然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扭轉趨勢的環境政策和保護措施，但似乎收效甚微，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尚未得到根本扭轉，環境矛盾繼續凸顯，環境污染壓力繼續加大。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載體，一旦生態系統遭受破壞，勢必威脅到國民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基于此，本文以揭示環境群體性事件的經濟根源為出發點，從財政分權的視角對環境污染問題給出解釋，探討財政分權對環境污染的影響機制，并提供經驗支持的證據，以揭示中國式財政分權制度對地方政府的激勵扭曲，導致環境群體性事件頻發的內在機理。
二、文獻綜述
西方財政分權理論的出發點是使地方政府能夠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為公眾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其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Hayek，Hayek認為，在地理位置上地方政府較中央政府更接近公眾，從而具有可以作出更好決策的信息優勢[8]；Tiebout提出經典的“用腳投票”模型，說明公眾通過跨區的自由流動促進了地方政府競爭，實現全社會的最優[9]；Musgrave認為，由于大量地方政府的存在，通過財政分權地方政府擁有了相對獨立的權力，形成了“財政聯邦主義”[10]；Oates較早地研究了最優分權的條件[11]。這些學者研究的共同觀點是財政分權下地方政府行為能增進社會福利水平。然而近10多年來，財政分權在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的實踐成果并不令人滿意。分權研究領域一個新的動向是關注其負面效應，財政分權下公共產品（環境保護屬于非經濟性公共產品）的供給就是研究的問題之一。Faguet研究發現歐洲的人口遷移率極低，Tiebout的“用腳投票”機制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且公共服務的差異不是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12]。Ekaterina研究俄羅斯財政分權對公共產品供給的作用，發現由于俄羅斯的財政分權制度要求地方政府的收入與中央分享，所以地方政府沒有提供公共產品和增加稅收的激勵[13]。Khaleghian認為財政分權降低了中等收入國家公共服務產品的供給，而低等收入國家情況與之相反[14]。Faguet通過研究哥倫比亞和玻利維亞財政分權對公共教育的影響，對比發現兩國存在較大差異：分權提高了哥倫比亞公立學校的入學率，而在玻利維亞分權后財政資金趨向于投入到公共投資領域[15]。Rodden研究顯示，財政分權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對地方政府支出規模的影響：在地方政府依賴公共資源的情況下，財政分權會擴大地方政府支出規模，反之會遏制規模膨脹[16]。
與西方財政分權為公眾提供更好公共服務的出發點不同，中國的財政分權是在地方向中央要財權、緩解政府財政壓力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圍繞“調動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積極性”展開[17]。中國的財政分權伴隨著政治集權，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所以稱為“中國式財政分權”。Ekaterina就認為中國式財政分權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激勵是中國實現經濟繁榮的關鍵[13]。楊瑞龍、章泉、周業安通過建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檢驗財政分權與環境質量的關系，發現財政分權度的提高會顯著降低環境質量[18]。李猛的研究發現，中國人均地方財政能力與環境污染之間呈倒U型曲線關系，現階段中國各省份的人均財政能力與拐點值相去甚遠[19]。蔡?P等指出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主要源于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而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又是由中國式財政分權下的政府行為導致的[20]。張克中、王娟通過實證研究發現財政分權與碳排放存在正相關關系，財政分權程度的提高增加了碳的排放[21]。郭志儀、鄭周勝探討了財政分權和政治晉升對環境污染的影響，發現財政分權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從經濟增長過程中所享有的收入越多，地方政府越腐敗，則環境污染越嚴重[22]。
綜上，由于中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不同，西方財政分權是經濟分權和政治分權，官員的選拔機制是選舉，而中國式財政分權是經濟分權伴隨著政治集權，地方官員的選拔由主要上級決定，西方的一些經濟機制在中國無效，這些差異導致國外的一些研究對中國式財政分權與環境污染的研究參考意義有限。而國內外學者對財政分權與環境問題關系的研究相對較少，多是以財政分權與公共產品供給為研究對象，關注的重點在諸如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等主題上，對財政分權影響經濟增長機制的解釋十分完善，但對財政分權影響環境污染的路徑或機制作出系統性、量化解釋的文獻較少。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本文整理出財政分權影響環境污染的兩條路徑，揭示中國式財政分權對環境污染的影響方向和影響程度。
三、財政分權對環境污染的影響機制
（一）財政分權影響環境污染的第一條路徑――環境庫茲涅茨曲線
借鑒庫茲涅茨關于收入不均等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著名“倒U型曲線”關系的論述，有學者（最早是Grossman和Krueger）研究發現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污染程度之間也存在著倒U型曲線關系，被稱作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23]。它假定，如果沒有一定的環境政策干預，一個國家的環境質量在經濟起飛階段隨著國民收入的增加而惡化；當該國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經濟增長將為環境質量的改善創造條件，進而隨著國民收入的增加而逐漸好轉。
環境庫茲涅茨理論表明：第一，經濟起飛階段，環境質量的惡化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在污染轉折點前，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污染程度呈正相關關系。當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環境資源的稀缺性凸顯，環境保護得到重視，而經濟水平的增長將為環境改善創造條件。第二，整體上，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污染程度之間也存在著倒U型曲線關系。由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從低階段向高階段發展需要長時間，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揭示的關系也是一個長期的規律，并且不同國家由于制度安排和環境政策的不同，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也具有不同的形態特征。第三，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揭示了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一種聯系，但是并不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環境狀況到一定經濟增長階段必然會改善，因為有些資源的嚴重枯竭或退化，使得環境退化超過生態閾值，環境退化就不可逆了。
經濟分權伴隨著政治集權這一中國式財政分權形式，被諸多學者認為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如果經濟發展會影響環境污染程度，而中國式財政分權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那么財政分權通過影響經濟發展，再影響環境污染，則成為了財政分權影響環境污染的一條路徑。李猛在環境庫茲涅茨假說（EKC）的基礎上提出了有關財政分權的中國環境污染的“新假說”，被稱作改進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19]。改進的EKC指出，環境污染程度與地方財政能力水平之間呈倒U型關系：隨著人均地方財政能力水平的提高，中國的環境污染程度先經歷一個上升的階段，當到達人均地方財政能力拐點值后，環境污染程度將趨于下降。如圖1所示。
本文假設中國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存在。在第一條路徑下，財政分權對環境污染的影響如何取決于地區的財力水平處于倒U型曲線拐點的左側還是右側。若在拐點的左側，則環境污染隨著分權程度的增加而嚴重，若在拐點右側，則環境污染隨分權程度的增加而降低。
（二）財政分權影響環境污染的第二條途徑――地方政府競爭
中國式財政分權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增長，其根本原因是中國式財政分權給地方政府帶來“做對激勵”的效果[6]。中國式財政分權對地方政府的激勵有兩方面：其一，經濟方面的財政收入激勵，財政收入與地方的經濟發展直接相關，也影響到地方官員的各項福利。中國式財政分權使地方政府在擁有財政自主權的同時，也更少地依賴中央的財政轉移、更多地依賴本地的內部財政支出，這就導致了地方政府間追求GDP增長以擴大財政收入、支持財政支出的競爭。其二，政治方面的官員晉升激勵，升遷是官員努力工作的直接動力。在中國財政分權伴隨政治集權的背景下，中央對地方官員的考核標準由過去的純政治指標變為經濟績效指標，尤其是GDP增長指標，促進了地方政府官員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形成了地方政府間為GDP增長的“錦標賽”式的競爭[5]。因此可以看出，雖然兩方面的激勵使地方政府面臨來自財政和官員晉升的不同競爭壓力，但轉化為地方政府的行為目標是一致的，都體現為“為GDP的增長而競爭”[24]。
分權激勵下，地方政府為追求GDP增長的競爭，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地方政府行為扭曲。主要表現在：其一，地方政府重視經濟建設忽略環保職能。中央政府也許能夠在環境管理上從全局出發考慮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但是分權激勵下地方政府更多的是追求短期利益即經濟增長帶來的財政收入、經濟增長后政績提升帶來的政治晉升，更多的是為GDP的增長而競爭。為了提高政績，促進經濟的增長和就業機會的增加，地方政府經常放松環境管制標準，或者采取一系列優惠措施來吸引污染嚴重的企業到地方投資。地方政府忽略環保職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環境保護公共產品具有顯著的正外部性。某些污染物如工業廢氣廢水，因為其物理屬性難以界定其產權也容易跨界流動，地方政府下大力氣對污染物進行治理，受益的也是其他地區，因此作為理性經濟人的地方政府也不會主動承擔治理成本去提供環境保護這種公共產品。其二，地方政府與排污企業形成利益聯盟。中國式財政分權改革后，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程度的財政自主權和經濟決策權，為了吸引企業投資來促進本地區經濟發展、增加財政收入和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必然在一定限度上屈從企業意志，縱容環境污染。反之，如果地方政府堅決執行環境保護政策、嚴格環境治理標準，企業就會轉移至其他環境門檻低的地區，對地方經濟造成損失。所以，地方政府多會與排污企業結成利益聯盟，不僅縱容企業排污行為，甚至出現地方政府出面阻撓環境保護部門執法的現象，造成環境問題更加惡化。
總之，地方政府為了擴大稅源和官員升遷，往往將優勢資源投入到有利于經濟增長的領域（如交通、通訊、能源等基礎設施），積極招商引資促進就業，忽略或放松了對涉污企業的環境規制，甚至可能引入能夠貢獻GDP的高污染企業，環境保護和治理處于滯后狀態，污染問題加重。中國式財政分權激勵下的地方政府競爭，導致了地方政府行為扭曲，環境污染加重，這就是財政分權影響環境污染的第二條途徑。在此路徑下，中國式財政分權是環境污染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財政分權度越高，環境污染問題越嚴重，并且隨著地方政府競爭的加劇，財政分權對環境污染的不利影響持續強化。接下來，通過計量模型對此進行經驗驗證。
四、樣本選取與變量設定
（一）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1994年中國正式施行分稅制改革，中央政府于1996年《關于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考慮到政策的時滯性以及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采用1998-2012年中國各省級（不包括港澳臺）地方政府的相關數據為樣本。鑒于西藏數據的缺失，從研究對象中剔除了西藏。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1999-2013）。對數據的統計采用Excel2007，對指標和模型的計量處理采用Matlab R2012b和EViews6.0版本軟件。
（二）變量設定
1.財政分權（FD）
財政分權（FD）是本文最重要的解釋變量之一。財政分權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程度，財政分權度越高，地方政府能支配的財政資源規模越大。在財政分權的實證研究中，常用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占中央政府財政總支出之比衡量財政分權程度，但中國沒有公布中央在地方的財政支出數據，本文吸收沈坤榮、張晏和龔六堂、傅勇用的衡量財政分權水平的方法，采用各省預算內財政收入、財政支出占中央預算內財政總收入、總支出的比率表示中國財政分權程度，考慮到政府收入支出規模與人口數量的正向關系，進一步對指標進行人均化處理，即財政分權度FD=各省預算內人均財政收入（支出）/中央預算內人均財政收入（支出）。
2.環境污染（EP）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環境污染（EP）的程度。對其衡量主要是采用人均產生的污染物數量，通常用工業“三廢”排放量，將工業“三廢”排放量除以地方人口規模能夠排除省份之間因為經濟規模不同而形成數據差別。為了更有效反映中國各省份環境污染的程度及變化，本文用熵值法構建各省的環境污染程度。鑒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擇了人均工業廢氣排放量、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人均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三個指標來衡量環境污染程度。具體方法如下。
運用以上方法通過Matlab編程得到1998-2012年中國各省份環境污染程度，從而可以比較全面地反映中國各省份環境污染的情況。圖2反映的是不考慮其他因素，中國各省份環境污染程度EP與財政分權度FD的關系（FD采用的是各省預算內財政收入占中央預算內財政總收入的比率，EP和FD均取1998-2012年的平均值），橫軸表示財政分權度，縱軸是環境污染程度。
從圖2中可以看出，在東部地區，環境污染程度受財政分權影響較小，而中西部地區財政分權對環境污染程度的影響比較顯著。因為中西部經濟基礎較東部地區薄弱，招商引資吸引的技術層次低于東部，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經濟增長有可能接納東部轉移出去的高污染產業，所以財政分權的較小變化會引起環境污染較大程度的變化。從圖2中還可以看出，無論是東部還是中西部地區，中國環境污染程度與財政分權水平呈正向關系，即環境污染隨著財政分權程度的提高而加重，但是東部地區的正向關系擬合度低，財政分權是否加重環境污染的情況有待在實證部分進一步分析。
3.地方政府競爭（PGDP）
影響環境污染程度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競爭，地方政府競爭度越高的地區，分權激勵扭曲地方政府行為的程度越高，環境污染加重。通過前一節的分析可知，地方政府競爭都體現為地方政府間“為GDP的增長而競爭”，所以本文構造人均地區生產總值（PGDP）來刻畫地方政府競爭。
另外，地方政府競爭和財政分權對環境污染可能存在相互影響：一方面財政分權對環境污染的影響可能隨著地方政府競爭強度的增加而發生變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競爭在分權水平不同的地區對環境污染程度的影響可能會有不同。本文構造財政分權水平與地方政府競爭度的交互項（FD*PGDP）來反映這種影響。
4.控制變量X
X包含一組控制變量，分別是產業結構（IS）、外貿依存度（TD）、外商直接投資（PFDI）、污染治理投資（PCI）。不同產業對環境的污染程度不同，其中以工業為主體的第二產業的污染最為嚴重，本文選取各省份第二產業的產值占各省GDP的比值來表示該省份的產業結構（IS）指標。
“污染避難所”假說認為，發達國家的污染型企業為了規避本國嚴格的環境規制，存在向環境規制較寬松的發展中國家遷移的趨勢。中國在經濟開放度提高和吸引FDI規模不斷攀升的同時，環境污染程度也在不斷惡化。選取各省份外貿總額與GDP的比值來表示外貿依存度（TD）指標，各省份人均的外商直接投資額來表示外商直接投資（PFDI）指標。
污染治理投資（PCI）表示每年各省份在環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投資，本文預期環境污染程度會隨著污染治理投資的增加而降低，即PCI指標的系數為負。基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取各省份人均的工業污染治理投資額來表示污染治理投資（PCI）指標。
表1是依據《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1999-2013）數據計算的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指標。
五、模型選擇與結果分析
（一）模型選擇
為了研究不同省份和時間上財政分權水平與環境污染程度之間的關系，本文選擇面板數據模型進行分析。由于樣本中同時含有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可能存在非線性和非平穩問題，故對變量取自然對數形式，相應的變量名前加“ln”，財政分權水平與地方政府競爭度的交互項采用lnFD*lnPGDP，此時回歸參數的經濟含義為彈性。基于前面所述的環境庫茲涅茨假說，環境污染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呈倒U型曲線關系，本文加入lnPGDP的平方項（lnPGDP）2，再結合前面的理論研究和變量說明，建立如下回歸模型：
式（7）中，i和t分別指省份和時間，νi表示各省份不可觀測的效應，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β、γ為待估的回歸參數。其中β1和β2是本文所關注的關鍵參數，β1表示財政分權水平對環境污染的直接作用，β2表示財政分權與地方政府競爭的交叉項對環境污染的間接作用，如果隨著地方政府競爭程度的增大，財政分權水平的提高會加重環境污染，β2的符號應顯著為正。
（二）實證結果分析
1.計量方法
本文利用EViews軟件進行實證分析。首先通過F檢驗判別是否采用面板數據混合模型，若F檢驗結果拒絕混合模型，再采用Hausman檢驗來確定是建立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F檢驗結果見表2，檢驗結果說明：不管采用何種財政分權度指標，在1%和5%的顯著性水平下應拒絕混合模型的原假設。進一步用Hausman檢驗，由表2中可知，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絕隨機效應模型，即接受原假設隨機效應模型。
另外，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認為解釋變量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因而可以對原序列進行回歸分析。
2.回歸結果與分析
對中國1998-2012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隨機效應模型估計，具體結果如表3所示。
從估計結果可知，不管采用何種財政分權指標，除了平方項（lnPGDP）2的系數符號為負之外，其余解釋變量的系數符號均為正，且均通過顯著性檢驗。人均GDP的系數顯著為正，其平方項系數顯著為負，即人均GDP與環境污染之間呈倒U型關系，驗證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存在的假設。產業結構指標的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產業結構指標是用各省第二產業產值占GDP比重表示，說明第二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越高，環境污染就越嚴重。外貿依存度和外商直接投資指標的系數為正，表明環境污染與外貿總額、FDI流入呈正相關關系。模型中污染治理投資指標的系數在兩個回歸方程均顯著為正，即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并沒有改善環境污染狀況，反而輕微程度（系數值0.02較小）地加重污染，回歸結果與預期相反。污染治理投資不能起到抑制環境污染的效果甚至加重污染，本文認為其可能原因一是污染治理投資使地方政府降低了企業環境門檻，二是地方政府以GDP為導向的政績觀，使污染治理投資流于形式，效率低下。
本文的實證重心是研究財政分權對環境污染程度的影響，在計量模型中通過兩個方面進行了考察：一是財政分權對環境污染的直接效應（模型中lnFD），二是財政分權和地方政府競爭交叉項的間接效應（模型中lnFD*lnPGDP）。表3的回歸結果顯示，在5%的水平下財政分權指標的系數顯著為正，即環境污染程度與財政分權度呈正向變動關系，說明財政分權是中國環境污染加重的原因之一。同時，財政分權加重環境污染的作用會隨著地方政府競爭度的加劇而增強。具體來說，在表3的回歸結果中，不論采用哪種財政分權指標，分權和競爭的交叉項系數都顯著為正，說明隨著地方政府競爭的加劇，環境進一步惡化。以上分權和政府競爭對環境污染的影響分析表明，中國式財政分權改革及其對地方政府的激勵扭曲導致了環境污染的加重，并且污染的程度會隨著分權度的提高和競爭的加劇進一步惡化。
3.東部與中西部的區域差異分析
雖然通過全國樣本的估計結果分析得出財政分權加重環境污染的結論，但是通過圖2中國各省市環境污染與財政分權的關系可以看出：中國的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并且在東部地區財政分權加重環境污染的結論成立與否有待進一步分析。接下來，分別對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數據進行估計，檢驗財政分權對環境污染的影響是否存在區域性差異。考慮到第一種財政分權指標，即各省預算內財政收入占中央預算內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在現有文獻中使用更為廣泛，并且從表3全國樣本的回歸結果中兩種分權指標與地方政府競爭交互項系數看，lnFD1*lnPGDP較lnFD2*lnPGDP的系數值更大，這說明采用第一種財政分權指標時，財政分權和環境污染的關系受地方政府競爭的影響更為明顯。因此，本文在以下的實證中使用第一種財政分權指標。
對東中西部區域數據，首先通過F檢驗可知在1%和5%水平下都應拒絕采用面板數據混合模型，進一步用Hausman檢驗，結果可知，在1%和5%的顯著性水平下都不能拒絕隨機效應模型（表4）。于是，選取隨機效應模型對東部和中西部的數據進行回歸（表5）。
表5對區域樣本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不管是東部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人均GDP與環境污染之間呈倒U型關系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存在的假設仍成立。污染治理投資指標的系數在東、中西部回歸方程中均顯著為正，即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并沒有改善環境污染狀況，反而輕微程度上加重污染，這些結論與全國樣本回歸結果一致。
產業結構、外貿依存度和外商直接投資三個指標的系數均為正，其中東部地區的系數不顯著，且系數值明顯小于中西部地區的系數值，說明第二產業對中西部地區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比東部地區突出，也說明相較于東部沿海經濟較發達地區，外商直接投資更傾向于流入經濟較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加重了中西部的環境污染，驗證了“污染避難所”假說。
表5中，財政分權指標的系數在東部地區方程中顯著為負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東部地區財政分權度與環境污染程度呈負相關關系，而在圖2可以看出東部地區污染與分權的正向關系趨勢，但二者并不矛盾，原因是圖2沒有考慮地方政府競爭等其他因素。，在中西部地區方程中顯著為正，說明東部地區財政分權度的提高有利于改善環境污染，中西部地區的情況完全相反。而且從東部地區方程的財政分權和地方政府競爭指標的交互項看，其系數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因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在東部沿海地區財政分權度的提高有利于改善環境污染，但是隨著地方政府競爭的加劇，這種改善環境的有利作用在減弱。中西部地區方程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在中西部地區財政分權度的提高加重了環境污染，并且隨著競爭的加劇，污染愈加嚴重。
綜上可知，財政分權對環境污染的影響存在區域性差異，分權和競爭對中西部環境污染的影響超過東部地區。這種差異背后包含一定的經濟和制度因素，例如東部地區經濟較發達，民眾更關注生態保護問題，進而爆發環境群體性事件的次數更多；而中西部地區經濟基礎薄弱，人們生活貧窮，招商引資吸引的技術層次低于東部，當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發生沖突時，中西部地區地方政府和民眾都更傾向于犧牲環境追求收入的增長。
六、研究結論
中國式財政分權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部分，有效地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幾乎是所有轉型經濟中發展速度最快、變革效果最顯著的國家。這種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國式財政分權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和政治晉升激勵機制。具體而言，就是經濟分權下具有財政自主權的地方政府可以從經濟增長中獲得更多的剩余，政治集權下中央對地方的以GDP績效考核的晉升機制使政績突出的官員獲得更多的升職機會。
【關鍵詞】環境化學；環境科學；地位和作用
環境科學是在全球環境污染加劇的形勢下逐漸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它運用相關的自熱、社會科學相關理論與技術為環境問題作出了突出貢獻。發展至今，環境科學已經形成了三大分支：自然環境科學、社會環境科學、綜合環境科學。環境化學則是自然環境科學中的一項至關重要的代表性技術，并逐漸成為了環境科學的核心組成部分。為此，下面本文將首先對環境化學展開詳細的概述，并在此基礎上論述環境化學在現代環境科學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能夠充分發揮環境化學的積極作用，有效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還人類一個清新環保的生存環境。
一、環境化學概述
（一）環境化學的概念
環境化學是一門復合學科，它既是環境學的分支，又與化學存在著非常密切的聯系。概括說來，環境化學是指研究有害的污染物質在環境介質中的產生、發展、遷移、轉化、歸宿等問題，并詳細闡述控制污染物進一步發展的化學原理及化學方法的綜合科學。環境化學的研究范圍極其廣泛，既包括對污染物的分析與鑒定，又包括對化學環境污染物的運動規律的研究，還包括對化學污染物的發生、分布、轉化機制、狀態結構的變化及歸宿的研究，因此，環境化學是一門綜合的研究化學污染物的全部化學行為與化學現象的科學。
（二）環境化學的分類
環境化學包括環境分析化學、環境污染化學、環境污染控制化學、生態化學四大類。環境分析化學是現代環境化學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方向，它主要是借助各類分析儀器對壞境污染中的污染物含量、形態、價態、結構等進行詳盡的分析，為環境污染治理提供可靠的解決方案。環境污染化學是對環境污染物在環境介質中的產生、遷移、轉化、累積、降解等過程進行詳細研究。它主要包括大氣污染化學、水污染化學、土壤污染化學和生態污染化學以及多介質污染化學四大類。環境控制化學的側重點在于環境控制上，它主要是在相關化學原理的理論基礎之上研究污染物的控制原理和控制技術，如今已經發展到了“一體化污染預防戰略”的高度上。生態化學主要是研究化學污染物在環境中所引起的生態效應和對人體的危害。目前的研究重點是將污染物的直接毒性轉化為間接毒性。
二、環境化學在現代環境科學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環境化學在環境污染認識中的地位和作用
隨著我國工業的發展、人口的劇增，環境污染問題日漸突出，而且它的危害性變得更加的強大，已經形成了一場環境污染災害。為此，我們不能再被動承受這些環境污染所引起的災害，而應該積極去掌握污染物的產生、產生危害的機理，掌握它是如何在環境介質當中進行遷移轉化的。環境化學恰恰就提供了這方面的科學資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污染物質在環境中是如何引發危害并不斷轉化和富集的，這樣便可科學地增強人們對環境污染的防治能力。
（二）環境化學在環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環境化學是環境治理的理論基礎和實踐支撐。環境化學分析與研究的結果可以詳細的還原出環境污染物的整個發展過程，有助于我們了解和掌握環境污染物的產生、遷移、轉化、累積、歸宿的整體發展規律，這些規律可以幫助我們得出有針對性、實效性的預防和治理措施，使得環境治理能夠有的放矢。因此，環境化學既是環境治理的基礎，又是環境治理的保障。例如，在治理大氣污染時，可以運用污染物的發展規律，采用吸收劑吸收和轉化為無毒無害氣體兩種方法來處理空氣中的有害氣體；在治理水污染時，可以通過吸附、化學凝聚、化學沉淀、離子交換、電滲析、氯消毒等方法來處理水中污染物，帶到凈化水體的目的。而這些治理措施的開發與實施都是在環境科學的研究結論的基礎上得來的。
（三）環境化學在環境監測中的地位和作用
環境監測是現代環境科學發展的一種非常重要的研究手段，是反映環境污染狀況、進行環境質量評估、制定環境治理對策的重要依據。通過環境監測可以明確環境污染物的來源、組成及含量，從而制定合理的污染治理措施。環境化學則為環境監測提供了科學、可靠的信息資料，是環境監測的理論依據。環境監測是建立在環境化學基礎上的一種常用研究手段。在環境化學的基礎之上，環境監測衍生出光譜分析法、色譜分析法等基本方法，同時也研制除了諸多的環境監測儀器。
摘要環境污染犯罪長久以來具有“低犯罪成本，高司法成本”的特點。2013年6月8日，“兩高”通過《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解釋》的頒行雖然加大了對該類犯罪的打擊力度，提高了犯罪成本，但無法解決司法成本高、認定難度大的問題。文章通過深入分析環境污染犯罪認定中存在的取證問題、因果關系認定問題、證據鑒定問題，提出準確理解并適用現有的法律法規、適當適用推論并借鑒國外的理論等建議，以期為環境污染犯罪中的證據調取和認定提供借鑒。
關鍵詞 環境污染犯罪：取證：司法鑒定：污染行為
針對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的情況，我國于2011年頒行《刑法修正案（八）》，將《刑法》第338條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修改為“污染環境罪”。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頒布了《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進一步降低入罪標準。然而， 《解釋》頒行近兩年以來，無論是司法機關還是環保部門，均在環境犯罪證據的調取和認定過程中遇到了一定的障礙，發現了一些問題。
司法《解釋》頒行后環境污染犯罪的概況
在從嚴刑事政策的指引和《解釋》的規制下，201 3年，環保部門移送警方立案偵查環境污染刑事案件372起，超過前十年的總和，公安部門共偵查環境污染刑事案件779件，創歷年之最。據公安部的統計，2014年第一季度，全國立案環境污染類案件300多起，相當于往年一年的案件量。通過走訪調研，辦案機關普遍面臨的核心難題是證據問題，存在取證難、證據固定難、鑒定周期長、因果關系難以證明等問題。
環境污染犯罪的取證問題
目前，在環境污染犯罪的取證方面，普遍采用環保部門為主，公安部門補充的方式。《解釋》的內容不涉及取證的規則與要求，關于取證方面，主要依據2013年公安部、環保部聯合頒布的《關于加強環境保護與公安部門執法銜接配合工作的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然而， 《意見》的重點在于工作機制的探討，并不能解決取證的實際問題。
發現難
發現難體現在，一方面，行為人污染環境的行為往往發生在夜深人靜、人跡罕至之處，執法部門很難在常規檢查時發現；另一方面，環境污染犯罪的案發主要依靠群眾舉報，很難在第一時間發現污染行為或污染源，污染行為的發現往往來自于污染物的擴散，或危害結果已經發生。
調取難
證據調取難同樣是由多方原因造成的。第一，液體污染物往往排入水流，而水流具有流動性，氣體污染物和部分固體污染物具有揮發性，執法部門很難在第一時間獲取污染物的信息。第二，行為人往往采用間歇性分時段的方式排放污染物，執法部門發現污染物時污染行為已經停止，因此很難再確定污染源。第三，目前對于水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大氣污染均主要采用取樣的方式取證。污染行為往往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客觀上為取樣工作帶來了一定的難度。
固定難
證據的固定難主要源于污染物的揮發性與流動性，及現有技術手段的有限性。環境污染案件中大部分為水污染案件，行為人通過持續性多點排放的方式將污染物直接排入水流，而水源往往具有流動性，相關部門在取證時難以對污染行為予以還原和固定。固體廢棄物污染物具有揮發性和擴散性，且數量較多，必須采用取樣的方式確定污染物。而廢棄物體積龐大，且分布不均勻，很難做到取樣的科學性。氣體污染的證據固定難度則更大，一旦停止排放，便難以收集證據。此外，由于法律規定的標準較高，鑒定污染行為所需的證據，必須達到一定的量，而取證的經濟成本高昂，也加劇了取證難度。
此外，由于環境污染損害一般在污染發生一段時間后才能顯現，廢水、廢氣和噪聲都是迅速變化的，等到事后取證時，采樣時的環境狀況與污染發生時相去甚遠。
環境污染犯罪中的證據鑒定問題
鑒定機構及鑒定效力問題
這主要包括鑒定機構的資質及其鑒定結論的效力等問題。
第一，鑒定機構的級別問題。根據《解釋》第11條第1款，環境污染案件由司法鑒定機構或國務院環境保護部門指定的機構出具檢驗報告。由于司法部確定的司法鑒定機構數量少，實踐中一般是將省級環保機構的報告作為主要定案依據。由于鑒定機構過少，部分污染行為發生地距省會城市較遠，樣品量大且需要專人送檢，易造成鑒定成本高，鑒定報告出具慢等問題。同時， 《解釋》第11條第2款規定，縣級以上環境保護部門及其所屬監測機構出具的監測數據，要經省級以上環境保護部門認可才可作為證據使用，這同樣易造成效率方面的問題。
第二，鑒定部門的不統一問題。由于環境問題涉及諸多部門，如環保局、發改委、水務局、國土局、質檢局、衛生局、市容綠化局等。多頭管理的結果之一就是在鑒定問題上的多頭負責，即在鑒定過程中，各基層部門分別取樣后送至上級機關進行鑒定的方式，鑒定的報告無法做到通盤考慮、全面科學。
第三，鑒定報告的結果及效力問題。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將鑒定結論修改為鑒定意見，規定鑒定人必須出庭接受質證。同時，根據相關規定，鑒定意見必須有鑒定人的簽字。然而，在環境污染犯罪中，很少有地區采用司法鑒定機構出具的鑒定意見，而是采用省級單位出具的鑒定報告作為主要證據使用。這些報告往往結果不明確，且只有機構的公章，無鑒定人簽字，因此不能作為鑒定意見使用。實踐中，對行為人罪與非罪、量刑程度起決定性作用的鑒定報告往往只能作為書證使用，在受到各界質疑的時候，無法邀請相關鑒定人出庭質證，其效力會降低。
污染物的數量與性質界定問題
由于污染行為往往涉及多種污染物，鑒定報告出具后，對于污染物數量和性質的界定就成為司法機關要解決的問題。以水污染為例，一些部門普遍反映，在鑒定之后以下兩個問題是實踐中的難點：
第一，污染物數量。根據《解釋》，在對環境污染罪認定及確定量刑檔次時的重要依據是污染物的數量。在水污染案件中，由于取證時間延遲、水源的流動性等原因，參與鑒定的機構常采用水體推衍的方式對污染物的數量進行測算，依據監測的數值估算排放量。受水流等因素影響，這種計算方式極易出現偏差。
第二，關于不同種類污染物的性質問題。《解釋》第10條確定了五種物質應當認定為“有毒物質”，規定了較為嚴厲的處罰措施。同時，根據《解釋》第8條的規定，如果經鑒定為“有毒物質”，則可能構成污染環境罪和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投放危險物質罪等犯罪的想象競合犯，依照處罰較重的犯罪定罪處罰。然而，司法機關并未出臺類似“名錄”的文件以確定有毒物質的具體種類，在實踐中，污染物到底是對人體有毒、對作物有毒，還是污染物本身有毒，界定十分模糊。
損失認定問題
根據《解釋》第9條，刑法中認定的環境污染行為的損失，包括污染環境行為直接造成財產損毀、減少的實際價值，以及為防止污染擴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產生的費用。即從原則上確定了將直接損失和部分間接損失都認定為損失數額。但是在實踐中，由于環境污染涉及多區域、不同部門，某些污染具有特殊性，推定損失，特別是間接損失的認定時十分困難。
針對環境污染行為的損害后果難以認定的情況，環保部2013年頒布了《關于開展環境污染損害鑒定評估工作的若干意見》及《環境污染損害數額計算推薦方法》，確立了認定環境污染損害的方式，規定了人身損害、財產損害、應急處置費用、調查評估費用、污染修復費用五項內容作為損失的范圍，基本等同于《解釋》確定的數額范圍。然而，由于對這些費用的評估需要較長周期，而刑事案件的辦理期限較短， 《關于開展環境污染損害鑒定評估工作的若干意見》及《環境污染損害數額計算推薦方法》在民事領域、刑事領域都較難適用。損害結果的量化難也造成了在起訴和審理時證據的薄弱。
環境污染犯罪的因果關系認定問題
因果關系的確定問題
長期以來，我國證明刑事案件的標準是“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在因果關系上傾向于必然因果關系說。在環境污染案件中，往往存在其因果關系的特殊性包括多因性和不確定性；后果的隱蔽性和長期性；嚴重受制于技術手段的發展等。
實踐部門在認定時，特別是就刑事案件罪與非罪的認定時，必須就因果關系給出唯一的答案。在個案中，辯護人的抗辯理由主要就圍繞在因果關系上，如無直接因果關系，環境本身自凈力差或地質結構造成等。因此，環境污染刑事案件中，對于證據的關聯性，即因果關系問題要參照國外的研究方式，并另辟蹊徑進行分析。如大陸法系的蓋然性因果關系理論、疫病因果關系理論、間接反證說，英美法系的無因果關系說、事實自證說等。然而，由于法律沒有確定普遍適用的準則，司法機關一般采用對自己有利的方式進行證明，也容易被辯護人所攻擊。
行為人主觀明知的推定
法院審判人員普遍反映，在環境污染類犯罪中，行為人普遍辯稱其不具有主觀故意：既包括對排放物品為污染物的不明知，也包括對污染物性質的不明知，還有對于污染后果的不明知。這其中涉及的一個關鍵問題便在于如何運用證據認定行為人的行為具有主觀故意，并確定其“明知”的程度。另一個關鍵問題是，由于污染行為的危害結果具有擴散性，何種損害后果屬于在行為人的明知范圍內。
解決環境污染犯罪證據問題的建議
準確理解并適用現有法律法規
在環境污染犯罪行為人主觀故意，特別是間接故意的判定上，要準確運用現有法律法規，明確幾方面原則。第一，全面審查行為人的辯解，排除不明知行為。如果確有證據證明行為人不知或者不應知其排放的物品可能為污染物，則不具有主觀故意。第二，對污染物性質或危害結果的不明知不影響定罪。如果行為人為污染企業工作人員、污染物直接經手人，或者在排放前對于污染物的性質有一定的了解，無論行為人是否了解具體的危害后果，不影響認定行為人的主觀明知。第三，謹慎認定間接結果的相關性，以不入罪為宜。這主要是從降低認定難度，提高司法效率角度而言。環境污染行為具有長期性、潛伏性和隱蔽性等特點，要證明行為人對于間接結果具有明知難度大，且需要較長時間，因此對于不確定的間接結果以不認定為宜。
法律法規的進一步明確
第一，給予行政機關更廣泛的執法權力，加強其取證能力。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雖然加大了對環保行為的懲處，但是沒有落實權力主體。公安機關也普遍反映，在刑事取證的過程中，環保機關的取證能力普遍不足。基于此，在接下來的環保法相關細則中應當賦予環保機關更多的取證權力，司法機關亦應當對環保部門的取證人員給予單獨的培訓，增強其取證能力。
第二，合理確定鑒定機構的范圍及鑒定程序。一方面，應當明確環境鑒定報告為鑒定結論的性質，并規定鑒定人簽字，方便質證和采納。另一方面，現有的司法部確定鑒定機構的方式雖然謹慎，但是在實踐中由于鑒定機構過少、費用過高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已經顯現。因此，對于環保等特殊領域的鑒定，應當主要采用環保部授權的機構檢測的方式進行。同時，取樣經省級機關認可的規定極大地降低了司法效率并增加了司法成本，可以授權一些經濟較為發達、設備較為先進地區的環保部門監測數據，不再需要省級認可的權利。
第三，頒布細則對不同種類污染物的性質進行明確。針對有毒有害物質難以確定的情況，應當由權威部門確定統一的污染物名錄，并確定一定的數量作為入罪標準。當然，由于污染物種類多種多樣，名錄不可能羅列完全，但是可以確定一定的標準，并舉例，方便鑒定機構操作。
適當適用推論并借鑒國外的理論
在論證的過程中可以適當采用推論的方式。
第一，按照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確定污染物數量。雖然污染物數量的推論過程中，受到環境自凈能力等因素的影響，但是，“取樣+鑒定+推論”是目前唯一可行的確定污染物數量的方式。現有的計算污染物數量的方式基本科學，可通過水體推衍計算總排放量。計算出的總排放量，非經有效的證據質證，不得排除。
第二，允許理性預估損失數額。由于刑事案件期限短，在鑒定的過程中，不可能待所有損害結果發生后一并處理，后續損害結果發生后二次處理也違反了“一事不再罰”的原則。因此，在間接數額的認定中，應當允許推論的存在。 《環境污染損害數額計算推薦方法》可用于刑事領域，以此作為量刑依據。
第三，采納疫學因果關系的理論合理推論因果關系。由于因果關系認定難度大，可以適當降低證明要求，采納國外的認定理論，特別是在人身損害的認定過程中，可以采用德日等國普遍采用的疫學因果關系的理論，方便因果關系的確定。同時，對于“多因一果”行為，可以借鑒民事領域對責任劃分的形式，合理劃分行為人的責任范圍，確定其刑事責任。
主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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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關于財政分權對環境質量影響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有研究認為財政分權并沒有使環境質量下降[1]反而使環境質量提高[2],有研究認為財政分權使得環境質量降低[3]。中國的財政分權不同于西方國家的財政分權,中國的財政分權伴隨著政治集權,晉升激勵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有非常強的(政治)動力促進地方經濟快速發展[4],中國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是“自上而下”的“標尺競爭”即地方政府更多的只需要對中央政府負責,中央政府通過以GDP為主導的考核機制對地方政府進行考評。在中國,中央政府擁有絕對的權威任命地方官員,因而有能力獎懲地方官員的行為,而在俄羅斯等財政聯邦主義體制下,中央政府沒有能力影響地方政府的行為[5],這是中國式分權相比聯邦財政分權的最大不同,那么中國式財政分權對環境污染的影響又是怎樣的呢?國內專門作中國式財政分權對環境影響的研究尚不多見,已有的關于中國財政分權對環境影響的實證檢驗主要如下:楊瑞龍、章泉[6]首次實證檢驗了中國的財政分權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得出財政分權度越高,環境質量越差,驗證了財政分權可能導致地方政府降低環境保護的努力。李猛[7]從財政分權角度提出了中國環境污染趨勢的新假說:環境污染程度隨著人均地方財政能力水平的提高而持續上升,當人均地方財政能力水平超過倒U型曲線拐點值后,環境污染程度趨于下降。張凌云、齊曄[8]分析了作為“理性人”的政府,在面臨政治激勵(政績考核下的經濟發展動力)和財政約束(地方政府財稅壓力大)下的環境監管困境,只是沒有對相應的理論進行實證檢驗。
與以往的相關文獻相比,本文的不同是發現財政分權對不同性質的污染公共品的影響是不一樣的,而且結合排污費制度進行分析。在中國式財政分權背景下,排污費對污染排放有明顯抑制作用嗎?財政分權會使地方政府降低排污費的收取從而使污染排放強度增加嗎?本文試圖從理論上提出財政分權對環境污染影響機制的假說,并利用省級面板數據對假說進行驗證。
二、假說的提出
中國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財政分權國家,錢穎一等[9]較早提出“中國式分權”,后來Blanchardand Shleifer[5]將中國的政治集權和經濟分權結合起來,強調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家財政激勵不同,俄羅斯等國家的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較弱,地方政府不存在主動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總而言之,中國式分權有以下幾個特點: (1)政治集權和經濟分權并存; (2)“自上而下”的標尺競爭,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GDP為主導的考核機制負責; (3)地方政府的行為不需要對民眾負責,缺乏民眾的監督; (4)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稅關系沒有通過法律關系來明確,缺乏相應的法制基礎。
分稅制改革后將各種稅收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共享稅,地方政府只享有部分稅收的征收權和減免權(如屠宰稅和筵席稅),但中國的教育、醫療、文化和社會保障等公共支出幾乎全部是由地方政府承擔的,地方政府的財權和事權變得不對稱,很多研究認為教育、醫療、環保等公共服務投入不足的原因是財政分權后出現的收支責任缺口,其實更重要的原因是這些社會公共事業投入多、見效慢,不能作為中央政府衡量的政績,地方政府更關注中央政府對其在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激勵:其一,經濟激勵:中央政府依據各地區的GDP和財政收入的增量進行獎懲,財政收入增長速度越快、增量越大,地方政府通過增量分成獲得的財力就越多;其二,政治激勵: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官員有絕對的任免權,在決定地方政府官員的升遷時,中央政府會考察該地的經濟增長績效,會和往屆任期官員管轄期間的績效以及鄰近省份的經濟增長績效相比。在這種唯GDP的考核機制下,地方政府自然會選擇唯GDP的發展方式。誠然中國式分權引導地方政府“GDP競賽”大大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創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但是這種競賽背后的代價就是一些投資多、見效慢的社會公用事業逐漸萎縮,如環境保護。鑒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財政分權度越高,環境污染強度越高。
地方政府為了迎合中央政府的政治經濟激勵,發展本地的經濟,一個常用的手段就是招商引資,上馬大型項目,一方面可以獲得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持,另一方面這些大型項目的興建可以促進經濟增長,作為供中央政府衡量的政績。大型項目的上馬需要大量資本、勞動、技術等要素的流入,為了發展本地經濟,地方政府尤其是經濟相對比較落后的政府不顧引進企業是否達到環保要求,或者知道引進企業環保不達標,但為了經濟效益從而犧牲環境。地方政府對企業最直接的優惠政策是減免稅負,為了吸引新的企業入駐本轄區進而推動經濟增長,地方政府會放松環境監管,對企業減免稅負,為入駐企業降低成本。稅負的下降減少當地政府財政收入,從而導致環保投入不足和低效率,最終提高了污染排放強度。基于以上分析,筆者提出以下三個有待檢驗的假說:
假說1:財政分權度越高,環境污染排放強度越高。
假說2:上一期的排污費征收額度越大,下一期的環境污染排放強度越低。
假說3:在假說1和假說2成立的前提下,財政分權促使地方政府降低排污費的收取,從而使得環境污染排放強度增加。
三、實證分析:模型、變量、方法
本研究的被解釋變量環境污染排放強度受到上一期的污染排放強度的影響,因此采用動態面板的估計方法。基于楊瑞龍、章泉(2007)[6]的研究以及本文的研究重點,建立的回歸模型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只包含財政分權、排污費以及財政分權和排污費的交叉項的基準模型,另一部分是加入控制變量的擴展模型:Eit=β1facit+β2pwfit-1+β3(facit×pwfit-1) +uitEit=β1facit+β2pwfit-1+β3(facit×pwfit-1) +β4C+uit這里使用的是1999-2008年的省級面板數據,其中下標i和t代表第i個省份和第t年,我們的樣本包括了除和海南以外的29個內地省、自治區和直轄市。被解釋變量E表示各省份工業廢水排放量/各省份工業生產總值,工業廢氣排放量/各省份工業生產總值,工業固體廢物/各省份工業生產總值。
Fac代表財政分權,是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之一,該指標如何度量是有爭議的,喬寶云(2002)[10]等以人均省級財政支出與人均總財政支出的比值來衡量;林毅夫、劉志強[11]以省級政府在預算收入中保留的平均份額來衡量(省級政府在本省預算收入中的邊際分成率); Zhang, Zou(1998)[12]和張晏、龔六堂[13]用各省預算內本級財政支出/中央預算內本級財政支出來衡量。基于前人的研究加上數據的可獲得性,再考慮到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沿用張晏、龔六堂[13]的做法,采用各省預算內本級財政支出/中央預算內本級財政支出,我們預期該變量的回歸系數為正。
除財政分權之外影響環境污染的另一個渠道是政府稅收,政府對企業課稅越多,則表明對企業的環境污染管制越嚴格,本文主要考察排污費(Pwf)。以往考察排污費對環境污染排放的影響的文獻都沒有考慮其內生性(如李永友,沈坤榮, 2008;崔亞飛, 2010)[14][15],本文用排污費的滯后一期作為解釋變量,便可以有效規避這一問題,我們預期該變量的回歸系數為負,這也符合這一政策提出的初衷。財政分權通過影響排污費的收取進而影響環境污染排放強度便是我們的交叉2頁。facit×pwfit-1根據前面的分析,我們有理由認為財政分權背景下,地方政府為了發展本地經濟,招商引資,降低本地排污費的收取作為企業進入的優惠條件,從而減弱對企業排污的懲罰力度,使得污染排放強度增加,對我們預期該變量的回歸系數為正。C是一組控制變量,我們控制了產業結構(sanbig)、經濟發展水平(gdp及其平方項和立方項)、公眾的非正式規制(環境)、人口密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資這幾個變量。數據來源、變量選取及統計特征見表1。
四、計量檢驗
不管是基準模型的回歸還是擴展模型的回歸(回歸結果見表2),二氧化硫、廢水、固體廢物滯后一期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這說明我們用動態面板回歸方法的必要性。首先看基準模型的估計結果,我們發現SO2和PW的回歸方程中財政分權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符合我們的預期,同時驗證了假說1,但是PF方程的財政分權回歸系數卻為負,和我們的預期相反,通過分析,這也不難理解,二氧化硫屬于覆蓋全國的純污染公共物品,廢水屬于外溢性污染公共品,而固體廢物屬于地方污染公共品,二氧化硫和廢水這兩種污染物都不僅屬于某一個地區,當地政府對這兩種污染物的減少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在中國式財政分權背景下,環境質量提高并不能作為中央政府可衡量的政績,各地方政府自然會選擇發展經濟,而在這類環境污染治理問題上采取“搭便車行為”,而固體廢棄物卻可以清楚地劃分區域,因此當地政府有動力采取一定的措施減少該污染物的排放。在PW回歸方程中,排污費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而在PF和SO2的回歸方程中排污費的回歸系數為正,這個結論與崔亞飛[15]的研究大致一致,驗證了Chirinko和Wilson (2007)[16]發現的“騎翹翹板”策略,即政府針對不同的環境污染采取不同的環境策略。中國排污費收取制度的人為因素很大,而且普遍存在著地方政府和企業協商收費的行為,可以說中國的排污費收取已經淪為地方政府用于增加財政收入的一種手段[15],地方政府對產值大、利稅高的排放二氧化硫和固體廢棄物的企業放松監管。交叉項的符號在PW的回歸方程為正,表明財政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降低排污費使得廢水污染排放強度提高。
再來看擴展模型的回歸結果。財政分權的回歸結果分析同前,下面看排污費,我們發現即使是PW回歸方程中的排污費回歸系數為負,但也不顯著,而PF和SO2回歸方程中的排污費回歸系數是正的,也就說我們的假說2基本不成立,目前中國的排污費收取對環境污染排放的遏制效果確實令人堪憂。既然假說2不能成立,那么假說3也就不能成立(交叉項的回歸系數在SO2和PF回歸方程中顯著為負,在PW方程中為正但不顯著,即交叉項對污染強度的影響應該是負向的。)雖從理論上講財政分權使得地方政府競爭從而降低排污費的收取,但排污費的收取并不能有效降低污染排放,從而財政分權通過降低排污費收取這個渠道進而增加污染的假說是不能成立的,即我們提出的假說2和假說3不符合中國現實。實證檢驗結果表明,上一期的排污費收入越高,下一期的污染強度越高,因為地方政府要穩固已有的稅收收入,會放任環境污染排放,從而收取更多的排污費;中國式分權使得地方政府為了增加本地財政收入從而放松某種污染排放的管制,進而收取更多的排污費,而排污費對污染物的遏制效應不明顯,于是出現排污費和污染強度都增加的局面。
下面對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進行簡單說明。由于人口密度及GDP的回歸系數偏小,所以表中沒有列出具體的值,而是將其正負以及顯著性列出。二氧化硫和固體廢棄物的回歸方程的人口密度回歸系數符合我們的預期,隨著人口密度的增加,環境污染強度會增加,但增加的邊際效應在遞減,人口密度的增加并沒有引起廢水排放強度的顯著增加。在二氧化硫和工業廢水的估計方程中,GDP的一次項為負,二次項為正,三次項為負,呈現倒“N”型的曲線特征,對固體廢物而言,雖然GDP的回歸系數符合EKC假說,但是不顯著。本文回歸結果還告訴我們隨著外商投資的增加,固體廢物是增加的,但廢水和二氧化硫并沒有增加,外商投資通過產業轉移將大量的固體廢棄物轉移到中國或在中國生產。
五、結 論
關鍵詞：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貿易政策；環境政策；經濟運行效率
195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庫茲涅茨fSimon Kruznets)提出了著名的收入分配“倒u假說”，即庫茲涅茨曲線(KC)。庫茲涅茨曲線的邏輯含義在于，它說明在事情變好之前可能不得不經歷一個更糟糕的過程。受這一假說的啟示，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對經濟和環境污染的關系進行研究，試圖找到經濟增長與環境惡化的變動規律。他們的研究模型中，有的同倒u型曲線不符，但總的來看，倒u型比例占到一半以上。美國經濟學家Grossman和Kmegergl在肯定了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廣泛收集不同國家城市空氣以及河流污染狀況數據，得出的結論是：環境質量或污染物排放與人均收入之間確實存在倒u型曲線的關系。這就是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Envimnment Kuzne~curve)假說。
一、我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特點
我國EKC是否會按照經濟學家所描繪的倒u型曲線發展?近年來，我國專家也進行了大量的相關研究，但還得不到較一致的結論，主要有兩派觀點，一派較樂觀，認為已到了倒u型曲線的右半部分；另一派較悲觀。認為我國面臨較為嚴重的環境壓力，環境污染日益嚴重，處在倒u型曲線的左半部分。也有研究者認為。實證研究表明環境壓力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還會出現其他情況：同步關系、u形關系和N形關系。產生這些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各家研究者選取的數據指標和選取的時間段有差距，特別是，多數研究者運用的都是各地方的數據，并不能代表全國的情況。本文認為趙細康嘴專家關于“中國污染物排放與人均GDP的關系或許正處于EKE的上升段，離轉折點尚有一段距離”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
由于工業污染數據較完整，而且也代表了中國主要污染狀況，因此本文的研究將以工業污染數據為基礎，從1990～2005年，選取的時間段也盡可能更長些。根據表1的相關數據可以描繪出我國這15年間EKC的基本情況，見圖1。
根據圖1可知，我國1990～2005年的EKC呈N字型，從1990年到90年代中期各類工業污染物均出現下降趨勢，但是到90年代中期突然上升，經過一段時間下降調整后，又出現上升趨勢，工業廢水排放量從2001年開始上升，工業廢氣排放量從2003年開始上升。工業廢物生產量從2000年開始上升，到目前為止這些上升趨勢均未得到控制。
我們可以把近期我國EKC趨勢圖放大一下。表2是2000～2005年人均GDP值與污染物排放量情況表，根據該表的數據可以繪出該時間段內我國相關的EKE圖，如圖2所示。
從圖2可知，隨著人均GDP的增加，廢水排放總量和工業廢氣排放量均在不斷增加，而固體廢棄物排放量在不斷降低，從長期趨勢圖1可知，2000～2005年固體廢棄物的生產量在不斷增長，這說明這一時期固體廢棄物循環再利用增長的幅度較大。
綜上所述，上世紀90年代到2005年底我國EKC都是處在倒u字型曲線的左半部分，拐點仍未出現，更沒有到達倒U字型曲線的右半部分，但是我國EKC的特點是在左半部分波浪式上升，而不是平滑上升的，與其稱之為N字型波動，倒不如稱之為“心電圖”式波動更為確切，而這一變化特點主要是受到我國外貿政策和環境政策強烈影響的。
二、外貿政策對我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一直呈高速增長的趨勢。從1978年到2004年。我國貿易增長了56倍，年均增長超過16.8％。中國外貿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不斷提高，2004年躍居世界第3位，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30％，拉動經濟增長約2個百分點。據海關統計，2006年1～12月全國進出口總值為17606.9億美元，同比增長23.8％，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實際使用金額694.68億美元。這一輝煌的外貿成就是與我國逐步開放的貿易政策分不開的。
從改革開放到21世紀之前，我國從封閉式的強度保護貿易政策逐步過渡到了開放式的適度保護貿易政策；進入21世紀后，我國成為WTO成員，對外開放的程度和深度在不斷提高，我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正朝著完全自由化方向推進。這樣的外貿發展路徑，到底對我國的環境產生了什么影響?我國EKC的變形是否與外貿政策的作用有關系?
目前，眾多學者、專家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側重點不同，因此所得出的結論也不同。尤其是，研究方法及手段基本相同的兩派研究者，得出的結論卻截然相反。一派采用1990～2003年我國的省級面板數據考察了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對環境質量的影響。計量分析表明，出口同中國的環境污染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為“污染天堂”假說提供了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另一派通過1996?2002年我國的省級面板數據對中國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進行了計量分析，卻得出與“污染天堂”假說相反的結論。出現矛盾結論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選取的時間段不一樣，為此。本文特以1990～2005年這個較長的時間段為研究對象，如表3所示。
根據以上數據可以得到1990～2005年貿易額和引進FDI的數據圖，如圖3所示。
若把圖3曲線與圖1的EKE比較可知，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這段時間，我國外貿政策由保守逐漸走向開放，雖然這一時期工業污染水平表現出不斷降低的趨勢，但是實際上在改革開放之初的很長一段時期，我國很多貿易政策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尤其是在資金和經驗不足、管理不力的情況下，單純追求出口增量，勢必很難注意到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因此，因盲目開發出口產品而引起生態環境的破壞，以及因進口了有害廢棄物而造成重大環境損失等現象時有發生。例如，1982年至1993年我國出口發菜799噸，創匯3126萬美元，表面上似乎經濟效益很高，但其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卻是觸目驚心的。又如，廣東沿海的一些鄉鎮企業盲目進口大量有色金屬廢渣、舊汽車蓄電池等有毒廢棄物，其再生過程已對當地的生態環境造成很大的污染。但是因這一時期追求出口增量活動還在環境的自凈能力和承載能力范圍內，更主要的是很多活動對環境的破壞作用有一定的滯后期，因此，這一時期的工業污染物排放還有下降趨勢，但這一滯后作用也正是導致90年代中期我國工業污染猛增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這一時期我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不多，
1990～1991年外商直接投資額還不到100億美元，而隨后幾年外商直接投資額以倍數增長的速度投向我國，這其中大部分是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污染產業，中國確實成為了“污染的天堂”，不過這些產業對環境的污染也有一定的滯后作用，這也為90年代中期的工業污染突然攀升埋下了禍根。因此，上世紀90年代中期工業污染的直線上升，主要是與盲目追求出口數量、忽視環境保護，以及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1992年以后的大量引入有關。
我國EKC波浪式上升的又一上升波就是2001年以后的污染高峰期，這一時期顯然與我國人世后貿易政策更加開放有關。隨著國際市場不斷加大對中國產品的開放度，中國出口量猛增，大量的具有高污染背景的外商直接投資產業進入我國，這些產業大多具有明顯的出口導向特性，而且這一時期，我國的工業生產仍然集中于整個產業鏈的下游，經濟增長仍然以“自然資源和原材料的高消耗，廢棄物的大量排放”來推動，因此，出口量的增加是與資源大量消耗和環境污染相伴隨的。
綜合分析可知，我國EKE呈N字型波浪式上升的特點受到貿易政策影響表現在：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貿易政策是處在保護貿易基礎上的開放政策，這一時期EKE的向下傾斜，并不是真正出現了拐點后的向下傾斜，而是我國農業發展速度較快。工業發展尚處在起步階段，加之開放政策的滯后作用所致；到90年代中期EKC猛然上升，正是我國對外開放后大量發達國家高污染的產業進入造成的；到2001年后的又一輪上升波正是人世后外貿政策更加開放造成的。
為此，目前在利用外資規模和渠道已經大大增多，在一般性資金缺口問題和外匯短缺問題已得到解決的情況下，我國應盡快調整現有利用外資戰略，可重點抓以下兩方面的工作：首先，要花大力氣提高引資質量，尤其要防止在吸引FDI過程中成為“污染的天堂”。有專家認為，在我國FDI所在的第一、三產業的項目對EKC的陡峭程度影響不大，而FDI所在的第二產業對EKC的陡峭程度影響很大，因為我國制造業吸收FDI占FDI總量的70％。因此建議，要優化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引導外商更多投向第一、第三產業。其實，外商的產業投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引進環保標準高、經濟效益好的高質量的外資。
其次，要利用外資企業技術外溢效應。90年代后期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者為了能適應國際市場高環境標準的需要，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獲利更多的利益，也相應提高了其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的環保標準，這一時期外商直接投資對污染物的排放的降低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因此，我國應該對外資企業的環保技術外溢給予一定的鼓勵或獎勵，從而加快外資企業的環保技術外溢，而使本地產業受益，并改善總體環境。
三、環境政策對我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影響
我國的環境庫茨涅茨曲線之所以呈波浪式上升趨勢，這其中還有很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政府的環境政策。正像有的研究者所認為的那樣：EKC只有在環境政策的干預下才可能出現倒u字型，如果沒有環境保護政策的干預，環境污染水平不會隨經濟增長自動下降。雖然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主要工業污染物排放呈下降趨勢，但是當時我國的地方政府，特別是落后地區的地方政府均傾向于以降低環境標準為手段來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加快當地的經濟發展，這是后來環境不斷惡化的最主要原因。如1991年污染較重產品的出口額達到200多億美元，占當年出口總額的36％，其中高污染產品，如農藥、皮革制品、印染產品、石棉及其制品等的出口達78.5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12.8％。當時我國環境承載力和環境自凈能力較強，因此環境污染現象未能引起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但經過90年代中期的工業污染物排放快速增長，導致了大量環境污染事件的發生，尤其是淮河、太湖等重要水域的嚴重污染，引起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強化了環境保護政策，并加強了環境執法的力度。最具代表性的是淮河治理的零點行動。這一階段我國環境政策和環境治理行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很多污染企業被關停并轉，因此1997～2000年EKC明顯向右下方傾斜。很多研究者選取的數據是2000～2002年的，因而會很樂觀地認為我國EKC的拐點已經出現，正處在倒u字型的右半部分。但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從2001年開始很多污染物排放量又開始呈上升趨勢，而且增長速度較快。這主要是因為起自1997年前后的環境保護政策和行動很多都是短期的，尤其是執法力度不大，在面臨2001年人世后更加開放的大環境，在生產和出口都以前所未有速度增長的情況下，這些政策和行動很快失去了效力。也正因如此，2001年后淮河污染再次反彈，目前，淮河的治理仍未找到良策。
總的來看，近幾十年來我國制定了環境保護法，開發了環境產業，轉換環境保護生產與管理體制，并對破壞環境行為進行法律制裁，引入稅金和課以罰金等經濟手段減少環境污染的確取得了成效，有專家也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所推行的環境政策是比較成功的。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它減緩了中國環境質量的惡化速度。”但是EKC尚未出現拐點，而且十五計劃的所有環保指標均未實現，這與環境保護政策的長效性和剛性不夠有關。而環保政策的長效性與剛性不夠的原因又囿于我國經濟實力薄弱，發展壓力較大，環境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往往要犧牲暫時的經濟利益，比如，嚴格的環境標準增加了環境治理設施的成本，從而使得產品成本提高，競爭力下降，而且“關停并轉”一些小企業的環保法令會使企業利益、地方經濟受到損失，有些污染企業對環保政策的預期反應以及其落實采取的不配合的態度，使得政府往往面臨著嚴格管制所帶來的成本上升與收益不佳等問題，為此尋求剛性的長效機制是非常必要的。
要使得環境政策長效而有剛性，綠色GDP的運用及推廣十分必要。綠色GDP即把環境污染費用納入GDP的核算體系，也就是扣除經濟活動中投入的環境成本后計算國內生產總值，是政府強制性管制(立法保護環境)和誘導性管制(征收污染稅、費)的綜合體，其主要內容包括：一是環境資源的價值核算；二是環境資源的耗減核算；三是環境資源損失成本的核算；四是資源環境的恢復成本、再生成本和保護成本的核算。這種節約環境資源、降低環境污染速度的方法的提出的確可以從某種程度上達到“治理與發展同步”的效果。但是由于環境資源的價值核算、自然資產的產權界定及市場定價較為困難；對于環境成本、環境資源耗減和損失的彌補，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價格，所以計量起來尚有一定的困難。為此，目前作為向全面的綠色GDP核算體系過渡的替代方案，政府可以針對不同的產品強制性征收環境稅或資源稅，用這些稅收加大對生態環境污染的治理力度。
如圖4所示，當征收環境污染費或環境、資源稅后用于改善環境質量，環境污染程度就會降低，c即為環境污染的降低程度，M、N分別為不同恢復能力的
產業、環境資源恢復所消耗的人均GDP的情況。對于M產業來說，同樣的恢復消耗的人均GDP較少，而對于N產業來說，同樣的恢復就會消耗相應較多的人均GDP，從而降低經濟增長速度，減慢社會福利提高的速度。因此，對于環境難以恢復，以及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和破壞的現象應征較高的環境或資源稅，對于相關產業也同樣應該征收高環境稅。此外，圖4也可以反映出拐點到來得越晚，保持同樣環境狀況所消耗的GDP就會越多。
圖4不同產業降低環境污染的GDP代價
但無論怎樣，政府的環境政策對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環境代價，對可持續發展的作用都起著不可替代的和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政府能夠通過實施環境政策來規范人們的經濟行為，使人們有效、合理地利用資源，環境就會通過本身的自凈功能而使消耗和被污染的資源恢復。反之，如果我們的經濟增長不顧及對環境的影響，一旦對環境的污染超過環境“承載閾值”，那么環境就會將其影響反饋給社會，整個社會只會成為環境惡化的最終受害者。因此，自然生態環境地位問題的意蘊所指始終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美好未來。
四、使我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盡快出現拐點的深層思考
影響EKC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莫過于外貿政策與環境政策了，這已成為專家的共識，李樹就建議要降低EKE峰值應該調整外資政策和環境政策。但是我們的這一認識只是基于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外部關系。而忽視了內部因素――經濟運行效率對環境的影響。在經濟運行內部，如對缺乏效率的現象不及時處理，會使得政府頒布的相關環境政策無法得到完全落實，甚至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從而降低經濟發展效率，減慢環境保護的步伐，最后阻礙整個社會的發展。
我國由于經濟轉型時期新舊體制雙軌并存，不完全的市場與不完全的計劃同時對資源配置起作用，日益突出的結構性問題已經對社會發展形成制約，種種矛盾降低了經濟運行效率，使我國經濟仍然沒有徹底擺脫低效運行的狀態，這就造成：一方面，不能徹底給環保政策以良好的規范的體制使其達到預期的效果，自然影響環境保護的效力，使政府直接干預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環境污染的增長幅度，而難以從最優化角度上控制我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走向，也在無形中增加了經濟增長用于治理環境污染的成本；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仍將過度依賴資源的開采、能源的消耗，但技術革新和生產效率提高緩慢，將大大增加環保的壓力。可見要在最短時間使我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達到好轉狀況，不能僅僅靠加強對環境的直接規制和治理，重視協調經濟運行效率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關鍵詞]經濟增長 環境污染 環境Kuznets曲線
一、引言
關于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國內外很多學者進行了大量研究“1992年,美國經濟學家G•Grossma和A•Kureger對此提出了一個環境Kuznets曲線(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EKC)的假設。該假設試圖說明如果沒有一定的環境政策干預，一個國家的整體環境質量或污染水平是隨著經濟增長和經濟實力的積累呈先惡化后改善的趨勢。另外，一種是Pezzey和Opschoor提出的N形關系，這種觀點認為從長期來看倒U形曲線不能很好地解釋經濟發展和環境之間的后階段關系，他們認為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環境壓力隨著收入提高而降低，但收入再提高到一定階段后，環境壓力又會隨著收入的提高而增加，即呈一種N形的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我國工業經濟發展是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而其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也是我國環境問題的主要組成部分。因此，對我國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是否符合EKC的關系研究，對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的增長，避免減少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有著重要意義。
二、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間關系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本文用來研究經濟增長和環境關系的指標是這樣設計的：用來反映經濟增長的指標是人均實際GDP(通過價格指數進行平減)；反映環境污染程度的指標是用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量和工業廢物排放量三個指標。
關于環境污染程度指標和人均GDP關系的EKC研究國際上通常用如下兩種形式的簡化模型來進行：一是二次多項式；另一個是三次多項式，可以包括常數項或時間項。而且，使用僅包含人均GDP的作為變量的模型有利于進行國際比較。
本文采用三次多項式模型，模型表達式如下：1nYi=a1+a21nXi+a3ln2Xi+a4ln3Xi+ui其中，1nYi是環境污染指標的對數，1nXi為真實人均GDP的對數。
在上述模型中，如果a2＞0,a3＞0且a4=0，則環境污染程度曲線將呈倒U型曲線；如果a2＜0,a3=0且a4=0,則環境污染程度將呈直線下降；如果果a2＞0,a3＜0且a4＞0，則環境污染程度曲線將呈N型；如果a2＜0,a3＞0且a4＜0，并以人均GDP為橫坐標，環境污染程度為縱坐標，則環境污染程度也將呈現倒N型，這意味著一個令人滿意的人均GDP和環境污染的長期關系將存在。
利用上述模型，使用Eviews5.0軟件分別對我國的工業廢水排放量（Y1）、工業廢氣排放量（Y2）和工業廢物排放量（Y3）的EKC進行了估計，樣本數據區間為1986――2006年，資料來源為1987――2007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估計的結果如下。
1．對工業廢水的EKC的估計，結果如下：
從以上回歸結果可以看出，a＜20,a3＞0，且a4＜0,以人均GDP為橫坐標，環境污染程度為縱坐標，則工業廢物污染程度將呈現倒N型，即隨著人均GDP的上升，工業廢物排放量將隨之下降，直到到達一個轉折點，達到該點以后，工業廢物的污染程度將隨著人均GDP的增加而上升，直到再到達一個轉折點，工業廢物排放量將會隨著人均GDP的上升而下降，這意味著一個令人滿意的人均GDP和工業固體廢物環境污染的長期關系將存在。
上述分析結果表明：就中國而言，除了工業固體廢物以外，對環境質量有益的人均GDP與環境污染程度指標的EKC關系并不存在。上述分析過程雖然采用的是時間序列數據，但由于沒有進行數據的平穩性檢驗，如果數據非平穩，上述估計結果可能會是虛假回歸，所以需要對數據作進一步的統計分析。
（二）變量的平穩性檢驗和協整分析
在對EKC簡化模型估計過程中，為了避免可能出現的虛假回歸，首先需要對上述簡化模型中所涉及的時間序列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而后再對時間序列的協整性進行檢驗。
1.變量的平穩性檢驗
使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檢驗檢驗各時間序列變量的平穩性。
使用Eviews5.0做單位根檢驗，可以知道，1nX、1n2X、1n3X均為二階單整，1nY1和1nY3為一階單整，1nY2為二階單整。所以，關于工業廢水和廢物的排放量的估計方程中，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即這兩個方程所做的估計是“偽回歸”。對于工業廢氣的排放方程，被解釋變量1nY2與解釋變量1nX、1n2X和1n3X都是二階單整，可能存在協整關系。
2.變量的協整檢驗
為了進一步檢驗工業廢氣排放量和人均之間的協整關系，本文使用Johnansen檢驗對多變量時間序列進行協整檢驗。
使用Eviews5.0，根據AIC準則，選擇滯后期為1，檢驗結果顯示，有一個統計量在5%的水平下大于臨界值，有一個原假設被拒絕，即存在一個協整向量，說明1nY3、1nX、1n2X、1n3X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關于工業廢氣的估計方程可信。
三、結論
綜合以上關于我國人均GDP與環境污染指標之間的關系的實證分析，只有工業廢氣的排放量與人均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而工業廢水與廢物對環境的污染與人均GDP之間的協整關系并不存在，說明在我國，沒有證據表明隨著我國的人均GDP的增加，環境污染問題會得到改善。
我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很大，后工業化道路不同于當年的發達國家，我國的環境污染不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自動出現轉變的，我們不能把發達國家在治理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直接拿來用在中國，而應該從具體情況出發，找出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要阻止我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要通過制定一定的政策和激勵制度，并使產業從重污染向輕污染轉型，加強環保知識的宣傳和加大罰款力度等以及多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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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污染紅利；污染集聚；成本效應；替代效應
中圖分類號 F32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014(2011)-02-0006-05
面對環境污染的日益嚴重，經濟學界試圖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之進行解釋。一是“污染天堂假說” ［1］,該理論認為，在自由貿易的條件下，發達國家將污染產業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而自己則從發展中國家進口污染密集型產品。但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卻不一致,部分實證成果支持“污染天堂假說”，部分實證成果則不支持該假說。二是“環境庫茲涅茨假說” ［2］，該理論認為，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的關系為一倒U型曲線，在經濟發展初期，環境污染會隨著經濟發展而加重；在經濟發展進入發達階段后，環境污染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減輕。但學界的實證結果同樣得出了不一致的結論，部分實證研究支持“環境庫茲涅茨假說”，而部分實證結果則不支持這一假說。為了進一步對環境污染提出較為精準的解釋， Tahvonen & Kuuluvainen ［3］，Lopez ［4］等人提出了“環境生產要素理論”。該理論認為：環境實際上是一種生產要素，環境污染是由于環境這種生產要素被過度使用造成的；因此，必須建立完善的產權保護機制、市場交易機制和嚴厲的環境標準，才能阻止環境的不斷惡化，維持最優的環境質量水平。然而，“環境生產要素理論”對于污染紅利(環境生產要素比較優勢)導致污染集聚的內在機理研究得還不夠，相應的理論框架與實證分析都有待進一步完善。有鑒于此，本文作者構建了一個描述污染紅利與污染集聚關系的分析框架，認為在一個污染要素低廉的國家，污染紅利會造成污染的集聚。利用內蒙古1988-2007年的數據對這一理論進行了初步驗證，結果支持了該理論的正確性。
1 污染紅利導致污染集聚的機理分析
1.1 污染要素的成本效應與替代效應
污染作為企業的一種生產要素，它具備了和勞動力、資本等其它生產要素一樣的經濟屬性，成本效應與替代效應就是其基本經濟屬性之一。
所謂要素的替代效應是指在保持要素總數量不變的條件下與某要素價格變化相聯系的要素使用數量方面的變化。污染替代效應的主要含義是指由于污染要素價格的相對低廉，企業為了減少成本，就會盡可能地多用污染要素而少用其他價格相對昂貴的要素，這樣就造成了污染要素對其他要素的替代。替代效應記錄了污染因要素價格變化而導致的要素使用方面的變化。我們假設污染要素價格相對勞動力要素來說是低廉的，污染要素和勞動力要素就存在一種替代關系，當污染要素價格低廉時，企業就會多用污染要素而少用勞動力要素，反之則反是。污染和勞動力的替代可以通過一條條無差異曲線反映出來，而無差異曲線的一次次移動就反映了一種要素價格變化而使該要素使用發生變化的情況。在下面的圖中，通過畫一條平行于預算線RT（表明污染更低的相對價格）的新預算線就可以得到替代效應，這條新預算線恰好與原先的無差異曲線U1相切，替代效應為圖中的線段EF1。
圖1 污染要素的替代效應和成本效應
Fig.1 The alternative effectiveness and cost
effectiveness of pollution element
所謂成本效應是在要素價格保持不變的條件下企業資金勢力增強所造成的要素購買數量的變化。由于污染紅利，企業得到了總成本相對低廉的實惠，他們能夠以較少的成本購買相同甚至更多數量的生產要素。在圖中，當企業的名義資金實力恢復時，成本效應便出現了。企業沒有選擇在D點購買所需要的污染要素和勞動力，而是選擇了無差異曲線U2上的B點，從OE到OF2的增量就是污染要素成本效應的大小。
張樂才：污染紅利與污染集聚的機理與實證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1年 第2期從上述分析可知，污染替代效應是指在總成本不變的條件下，用污染要素來替代其他生產要素，而污染成本效應是在污染和其他要素的比例不變的條件下，增加對污染要素的使用，不言而喻，其他要素的使用也增加了，而前者卻表明，其他要素的使用減少了。因此，污染替代效應和污染成本效應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條件不同，替代效應的條件是假定污染的總成本不變，而成本效應的條件是假定污染要素與其他要素的比例不變；第二，運行機制不同，污染的替代效應是企業在總成本不變的條件下，增加污染要素的使用，而成本效應是企業在污染要素與其他要素比例不變的條件下增加污染要素與其他要素的使用；第三，對污染以外的其他生產要素的影響不同，當污染價格相對低廉時，污染的替代效應會使企業對其他生產要素的使用減少，而污染的成本效應會使企業對其他要素的使用增加。
1.2 污染紅利會導致污染集聚
首先，替代效應會導致污染密集型產業成為主導產業。污染要素價格越低廉，則污染要素對其他生產要素的替代就越強，企業不愿花成本去購買勞動、資本、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使污染密集型產業成為主導產業，污染密集型產業一旦成為主導產業，其反過來又會強化對污染要素的使用，因而形成了一種循環累積因果效應，使污染要素被過度使用。在發展中國家，由于低水平的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污染要素的替代顯然主要是對資本、技術、信息、管理、高水平勞動力等生產要素進行替代，而資本、技術、信息、管理、高水平勞動力等要素的增強是污染密集型產業得以實現轉型升級的重要工具與載體，這些要素如被替代將導致污染密集型產業轉型升級的阻力加大，進一步固化了污染要素使用的強度，使污染問題變得日益嚴重。
其次，污染要素的成本效應會導致污染集聚。在一個污染要素低廉的國家，企業的資金實力會增強，因而會擴大生產，這會帶來兩種形式的污染集聚。對單個污染企業而言，如果污染價格低廉，則企業會擴大生產，這種因單個企業擴大生產所帶來的污染我們稱之為污染的企業集聚；另一方面，由于污染要素低廉而導致污染密集型產業利潤豐厚，會吸引大量潛在企業進入污染密集型產業，從而使大量污染密集型企業集聚到某個地區，使該地區的污染十分嚴重，形成污染的地區集聚。在部分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欠發達，勞動力崗位供需嚴重失衡、居民生活水平低，這時政府會盡力擴大對企業的招商引資力度。由于發展中國家污染要素相對低廉，污染密集型產業利潤豐厚，于是大量污染密集型企業就招進來了，而部分企業也會從原來的非污染密集型產業進入到污染密集型產業從事生產，從而帶來了污染的地區集聚。事實表明，污染的地區集聚比污染的企業積聚帶來的破壞力要大得多，并且能使環境破壞在短時間內迅速爆發，我國在改革開放的短短三十年對環境的破壞就達到了發達國家幾百年才達到的程度就在于此。
再次，污染的替代效應和成本效應作為污染總效應的分支，兩者的效應力矩為同一個方向，他們的作用是累加的，不會互相抵消。就污染的替代效應視角進行分析，當污染要素價格低廉時，企業傾向于用污染要素替代其他要素，使得污染要素的使用大量增加，環境破壞日益嚴重。就污染的成本效應視角進行觀察，當污染要素的價格較低時，企業資金實力增強，企業就會擴大污染密集產品的生產，也會增加對污染要素的使用，使得環境的破壞加劇。由此可以看出，低廉的污染要素對污染集聚具有累加作用，一方面，污染的替代效應使企業更多使用污染要素而少使用其他要素，另一方面，污染的成本效應使企業由于資金實力增強而擴大生產，從另一個方面使污染要素的使用增加。
2 基于內蒙古的實證研究
2.1 變量選取與回歸模型設定
2.1.1 變量選取
本文選擇以內蒙古為樣本對前面的分析進行實證檢驗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內蒙古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2008年，全區生產總值7761.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2007年增長17.2%，是2000年的5.54倍。然而，在經濟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內蒙古的廢氣排放也大幅上升。2000年全區SO2排放量與工業煙塵的排放量分別為50.63萬t、30.33萬t，到2007年，全區SO2排放量與工業煙塵排放量則達到了145.58萬t、66.41萬t，分別增長了2.89倍、2.19倍。，用內蒙古廢氣排放總量表征污染集聚程度，在計量過程中將它作為被解釋變量。關于污染紅利指標的選取，本文用內蒙古工業經濟指標進行替代，這是基于內蒙古工業產業主要為污染密集型產業的緣故，而污染密集型產業的形成則在于利用了污染紅利的結果。之所以認為內蒙古工業產業主要是污染密集型產業，緣于下述分析結論。首先，根據污染密集型產業劃分標準，污染密集型產業可分為重污染密集產業、中度污染密集產業和輕污染密集產業。重污染密集產業包括：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供應業、采掘業、造紙及紙品業、水泥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造業、黑金屬冶煉及壓延工業、化工原料及化學品制造業。中度污染密集產業包括：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工業、化學纖維制造業。輕污染密集產業包括：食品、煙草及飲料制造業、醫藥制造業、石油加工及煉焦業、紡織業、皮革、毛皮、羽絨及制品業、橡膠制品業、金屬制品業、印刷業記錄媒介的復制、機械、電器、電子設備制造業、塑料制品業等 ［5］。其次，《2008年內蒙古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表明，目前內蒙古的主導產業為能源、冶金、化工、裝備制造、農畜產品加工業和高新技術等六大優勢特色產業，根據上述污染密集型產業劃分標準分析，可以發現內蒙古主導產業主要是污染密集型產業；與此同時，根據薛卉、郝曉燕［6］的研究也說明，內蒙絕大多數優勢產業為污染密集型產業。為了使污染紅利的表征更加全面，本文采用內蒙古工業規模效應、工業科技效應、工業結構效應與工業勞動力效應對之進行替代。文章數據由《內蒙古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及內蒙古發改委、統計廳、科技廳、環保廳等相關部門的資料整理并計算而得。
表1 各計量指標名稱、單位及表示符號
Tab.1 The name,units and symbols of all
measurement indicators
計量指標
Measurement indicators單位
Units本文采用記號
Marks in article廢氣排放總量萬tGAS工業規模效應萬元INGDP工業結構效應萬元/人str工業科技效應萬元tech工業勞動力效應萬人popu2.1.2 回歸模型設定
為了分別衡量工業生產總值、工業科技投入、工業結構變化與工業勞動力投入對內蒙古廢氣污染的不同影響，我們采用分步引入變量的方法進行分析，實際計量模型為：
lnGAS=C+α1lnINGDP+α2lnSTR+α3lnTECH+α4lnPOPU+ε
2.2 模型的總體估計結果
從總體分析，各方程回歸結果良好，符合我們的理論預期。方程（1）首先用代表規模效應的解釋變量工業生產總值(lnINGDP)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系數為正，T統計量和P值均顯示出回歸結果顯著。方程（1）表明，內蒙古工業經濟規模每擴大1%，廢氣污染增加0.44%。方程（2）在lnINGDP的基礎上加入lnpopu變量進行回歸分析，此時lnINGDP和lnpopu的T統計量均不顯著，其P值分別為0.011 8和0.457 7，于是剔除lnpopu后加入其它變量繼續進行回歸檢驗。方程（3）在lnINGDP基礎上加入lnstr進行回歸分析，規模效應系數依然為正，此時，結構效應系數為負。方程（3）表明，工業資本勞動比每上升1%，廢氣污染下降1.23%。方程（4）開始引入工業科技投入指標lntech，回歸結果表明，科技投入的系數為正，P值為0.046，回歸結果比較顯著。方程（4）說明，內蒙古工業科技投入每上升一個單位，廢氣污染水平上升0.35%；規模每增加1%，廢氣污染增加2.42%；資本勞動比(即結構變化)每增加1%，廢氣污染下降2.70%。由于方程（4）的各回歸系數均顯著，故我們以該方程作為本文的最終回歸結果(見表2)。
2.3 回歸結果分析
從表2可以看出，表征內蒙古污染紅利生產方式的工業規模效應、工業結構效應、工業科技效應對廢氣污染集聚有較大的影響。
lnINGDP對廢氣污染的影響為正，表示工業規模效應促進了廢氣排放的增加。方程（4）表明，工業總產值每提高1%，廢氣排放就增加3.42%。在污染系數和產品組成不變的情況下，擴張經濟活動會導致廢氣污染的增加，這時的經濟增長是不利于內蒙古環境保護的。原因就在于這時的內蒙古工業經濟規模快速擴張的基礎在于利用了污染紅利，政府相應的廢氣管制和政策執行能力還落后于經濟的發展。當然，隨著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居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也隨之提高，他們有較高的意愿購買嚴格環境標準下生產的產品，這就會刺激廠商降低單位產出的污染密度，同時政府也會制定較嚴厲的環境標準和稅收標準來滿足消費需求。因此，從2007年開始，內蒙古的廢氣排放總量在逐步下降。故從長遠角度分析，工業經濟發展規模擴大對環境保護是有利的。從內蒙古工業經濟規模與廢氣污染的回歸關系可以看出，內蒙古在1988年至2007年的發展時期仍然處于較低的收入水平階段，如果用污染庫茲涅茨曲線來分析，就是工業經濟發展水平在庫茲涅茨曲線的左側，還沒有越過曲線的轉折點，這意味著內蒙古在該階段廢氣污染程度將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加劇；當工業經濟發展水平越過了污染庫茲涅茨曲線的轉折點到了該曲線的右側時，隨著工業經濟的繼續發展，污染排放會隨之降低。
lnstr對lngas的回歸符號為負，表示工業結構效應有利于減少廢氣排放，說明工業結構調整有利于抑制把污染
表2 以廢氣總量為被解釋變量的OLS回歸
Tab.2 The OLS regression of total emissions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變量
Variable方程（1）
Equations(1)方程（2）
Equations(2)方程（3）
Equations(3)方程（4）
Equations(4)C2.985 470-14.993 89-8.598 307-18.440 19(T統計量)2.979 733-0.634 685-1.773 248-2.660 781(P值)0.008 80.535 20.096 50.018 6lnINGDP0.442 1030.358 0922.009 0683.417 738(T統計量)6.867 7892.863 5183.094 0873.567 631(P值)0.000 00.011 80.007 40.003 1lnpopu3.179 215(T統計量)0.762 359(P值)0.457 7lnstr-1.234 856-2.697 475(T統計量)-2.417 926-3.005 493(P值)0.028 80.009 4lntech0.347 240(T統計量)1.993 817(P值)0.046 0AR(1)0.411 5040.392 8860.419 6340.268 694(T統計量)1.773 0601.688 9771.742 5501.083 046（P值）0.095 30.111 90.101 90.297 1(R-squ.)0.901 0580.904 7410.928 8760.943 530(Ad.R-squ.)0.888 6910.885 6890.914 6520.927 396(F-sta.)72.855 6647.488 4265.300 0158.480 20當作紅利使用的生產方式。資本勞動比反映一國或一個地區的要素稟賦狀況，如果某一地區的資本勞動比較高，則意味著該地區是以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產品技術含量較高；反之，如果資本勞動比較低，則意味著該地區以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為主，產品技術含量較低。結構效應表現為不同的發展階段對環境影響的方式不一樣。當勞動力與資源密集型產業占主導地位時，經濟發展對環境造成污染的主要方式是破壞自然資源；當重工業、石化工業占主導地位時，經濟發展對環境造成污染的主要方式則是廢氣、廢水、固體廢物排放的大量增加；只有當高新技術產業與服務業占主導地位時，經濟發展對環境保護才是有利的。在方程（4）的回歸結果中，工業資本勞動比與污染排放量之間成負相關，當工業資本勞動比每提高1%時，污染廢氣水平下降約2.70%，即隨著工業資本勞動比的不斷增加，污染廢氣呈現減少的趨勢，這表明內蒙古工業產業結構的提升對控制其廢氣污染水平具有積極意義。
lntech對lngas的回歸符號為正，說明內蒙古工業經濟發展所產生的科技效應強化了把污染當作紅利使用的生產方式，也就是工業科技投入的增加反而帶來了廢氣排放的增加。根據湯鑄對我國技術投入與環境污染的研究，他發現技術投入對環境污染的影響是負的，為此，湯鑄解釋的原因是：隨著貿易自由化進程加快、經濟持續發展、人均收入提高，人們有可能增加對環保技術的研發投入，購買更有利于環保的中間設備［7］。所以，他認為，代表科技效應的科研經費投入能夠改善我國的環境質量。但筆者的研究卻和湯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相反的，原因在于兩個方面，首先是數據選擇上的差異，湯鑄有關科技投入的數據選擇來源于我國歷年環保課題的科研經費，本文所選擇的科技投入指標是內蒙古歷年的工業科技投入；另一方面，所研究的地理范圍不同，湯鑄的研究目標地是我國整個國家，而筆者所研究的目標地是內蒙古。同時，就筆者研究的內蒙古來說，由于本文是以工業科技投入為被選變量，目的在于用該指標表征污染紅利這種生產方式。而工業科技投入究竟有多大支出是為環境保護與環境治理而支出的還不得而知，由于內蒙古的工業產業主要是污染密集型產業，內蒙古的科技投入有很大一部分用在污染密集型產業上，增強了這些污染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力，強化了把污染當作紅利的生產方式。于是，隨著科技投入的增加，內蒙古的廢氣污染反而加重了，從而證明了污染紅利導致污染集聚的內在機制是存在的。
3 結 論
本文從污染要素的成本效應與替代效應入手，對污染紅利導致污染集聚的機理進行了分析。研究表明：①污染替代效應會導致污染要素被過度使用，使污染密集型產業成為主導產業；②污染成本效應一方面會使單個企業的排污加大，另一方面會增加污染密集型企業的數量；③污染的替代效應和成本效應作為污染總效應的分支，兩者的效應力矩為同一個方向，他們的作用是累加的，不會互相抵消。利用內蒙古1988年至2007年數據對這一機理進行了初步驗證，結果支持了前述理論。①工業規模效應說明污染紅利帶來了污染集聚；②工業結構效應說明工業結構調整有利于抑制把污染當作紅利使用的生產方式；③工業科技效應說明對污染密集型產業進行科技投入會強化把污染當作紅利使用的生產方式。
污染紅利作為我國經濟發展初期的一種比較優勢，具有歷史性。目前，我國政府已開始采取各種措施加強對環境污染的規制，污染作為一種紅利已不復存在。然而，污染紅利的影響還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我國環境產生負面影響，這可以從內蒙古的實證結果得以證實。因此，我國徹底治理環境污染是一項長期的任務，我們在加大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尤應加大對污染密集型產業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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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 and Empirical Study of Pollution Dividend and Pollution Agglomeration
ZHANG Lecai
(Research Institute for Fiscal Science, Ministry of Finance, Beijing 100142,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how pollution dividend makes pollution agglomeration by applying the method of using alternative effectiveness and cost effectiveness included in pollution element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ollution dividend brings about the pollution agglomeration. Firstly, the alternative effectiveness of pollution makes the pollution intensive industry as the leading industry; Secondly, the cost effectiveness of pollution makes the firm increasing sewage on one hand, on other hand ,because of the role of cost effectiveness of pollution , the number of pollution intensive industry firms are increased; Thirdly, both as the branch of pollution elements, the utilities of cost effectiveness and alternative effectiveness dont balance out but accumulate for each other. In order to test the correctness of this conclusion, the article makes a regression analysis by using the effects of industrial scal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dustrial technology with the waste exhaust emissions data in Inner Mongolia, the result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above. Firstly, the effects of industrial scale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 favor of making the pollution element as dividend contributes to increase the waste exhaust emissions; Secondly,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hibiting the pollution element as dividend is conductive to reduce the waste exhaust emissions. Therefore, bettering environment in China is a longterm task. When we improve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we must take the step to curb the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Key words Pollution Dividend; Pollution Agglomeration; Cost Effectiveness;Alternative Effectiveness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年第21卷第2期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Vol.21No.22011
收稿日期：2010-07-14
關鍵詞：地方政府；尋租；企業；污水排放量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3）02-0017-05
一、引言
隨著經濟增長，環境污染已經變成了一個較為嚴重的問題，廢水、廢氣、廢物排放量增速很快。1997―2009年，我國的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量和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量就分別增長了1.28倍、3.56倍和2.79倍。環境污染給我國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僅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5 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2010年，我國六分之一的主要河流受到嚴重污染，沿海地區的空氣污染也日趨嚴重，一半的城市面臨著酸雨的侵襲①。國內外學者在環境污染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結論和啟示，比如有些學者對庫茲涅茨曲線進行了檢驗[1][2][3]，也有學者對“污染天堂”假說作了實證分析[4]，還有學者從管制、排污權交易等視角分析了環境污染問題[5]。
查閱這些學者的相關文獻資料，發現他們更多的是從顯性影響因素出發來解釋環境污染問題，對一些隱性因素則很少涉獵，對環境污染的主體（排污企業）和政府的關系分析也有待深入。同時，研究對象一般都是基于某個國家整體數據的視角，對區域的單獨研究則不是太多。我們還發現，大部分學者的研究是從宏觀或者中觀的視角出發，很少從微觀角度去研究污染問題。
而近年來西部的水污染日趨嚴重，尤其是黃河流域的一些省份，污染較為嚴重，而且這些污染嚴重的地方人口密度一般較大，即便有些地方污染不太嚴重，可人口密度卻很低。雖然西部地區目前還沒有東部或者中部地區水污染嚴重，但可以預見，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進一步實施和對西部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的要求，西部地區廢水（尤其是工業廢水）的排放量問題會更加突出，所以，鑒于分析方向的側重點不同和數據的可得性，文章選取的研究區域為西部，被解釋變量僅為廢水排放量②。通過以上分析可知，研究西部水污染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本文在其他學者的基礎上，從微觀視角出發研究了政府和企業在環境污染方面可能采取的策略，發現由于排污企業和地方政府之間有一定的利益共融性，設租、尋租現象可能存在，環境規制部門可能設租，排污企業可能會通過尋租途徑俘獲相關政府環境規制部門。所以，文章首先是建立一個簡單的尋租博弈模型，然后進一步通過對西北各省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證實了文章的理論假說：尋租是導致西部水污染的重要因素，并提出相應建議。
二、地方政府和企業尋租的博弈分析
自亞當?斯密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家一直認為，建立在個人利益最大化基礎上的自由競爭通過市場途徑讓那只“看不見的手”去配置資源將是最有效的機制。然而，后來很多的經濟學家們則認為，由于一些經濟體制的制約或者引導，現實社會中，個人趨利避害的競爭行為（古典經濟學家和新古典經濟學們認為這種行為會導致整個社會實現最優的選擇）有可能導致經濟資源的非生產性耗費。尋租理論就是主要研究可能導致經濟資源的非生產性競爭活動的一種經濟理論。我們發現，在一些國家中，大多數人獲得財富的途徑通常是通過自己的勞動，或者通過創新思維來刻苦研究、發明一些新產品而獲得較多的財富和榮譽；但是，也有一些社會人士會通過坑蒙拐騙或是行賄受賄、、權錢交易等方式來謀取利潤和財富。這種現象的出現和我們所說的道德范疇是沒有太大關系的，因為在利益面前，人人可能都有機會主義傾向，他們是經濟學中經常提到的理性人。發生上述行為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當時的社會經濟機制和相關的制度設置、制度環境以及一個國家的政策激勵方向所導致的。尋租理論正是在這一層面上來研究人們的行為，這為我們客觀理性的看待政府部門腐敗問題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
關于尋租理論，國內外學者均作了大量研究。尋租概念雖然是由安?奧?克魯格于1974年提出，但塔洛克早在1967年即已對相關理論作了初步闡述。他在1967年發表《關稅、壟斷和偷竊的福利成本》一文中已經開始涉及尋租的基本理論和思想。其著眼點并不是尋找尋租現象產生的道德范疇，而是從相關經濟條件出發研究尋租出現的原因。薩伊對尋租活動的成本、收益作了實證研究，并對這種尋租行為所帶來的社會福利負效應作出規范性判斷。他認為：“如果某個人或某階級能夠得到政府的幫助阻止別人的競爭，他就取得特殊權利，而以整個社會為犧牲，使整個社會遭到損失。他就一定可得到不是完全來自他提供的生產服務而是部分構成于為他私人利益向消費者征收的賦稅的利潤。這種利潤通常由他和政府分享。政府不正當的給予他們扶持，就是因為這些利潤。”布坎南認為，尋求租金的活動直接與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活動范圍有關，同國有部門的相對規模有關。陸丁則認為，一項扭曲市場的政策要延續下去一般都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該政策造成的扭曲要相當嚴重，從而形成一個維持這個政策的利益集團；二是該政策造成的租金應當集中在少數尋租者手中而不易耗散[6]。
結合以上理論，我們要分析的問題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就環境污染問題方面，政府和排污企業間會不會出現尋租活動呢？自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獲得了一定的財政權力，很多學者認為財政分權是實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重要的制度變遷。Qian和Roland[7]、張晏和龔六堂[8]通過實證分析分別指出，財政分權改革給予了地方政府較大的市場化激勵，有利于地方的經濟增長。姚洋[9]則認為，財政分權改革轉變了傳統的統收統支的機制，通過引入分成制等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獲得更多的好處。通過以上學者的研究，我們知道財政分權改革極大調動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產效率。然而，中國地方官員晉升與否的標準是以能否更多促進當地經濟增長為依據[10]。而短期內環境污染和經濟增長之間可能是此消彼長的關系，為了短期內快速的經濟增長，可能需要更大的環境污染，所以，在“唯GDP指揮棒”的指揮下，地方政府就有可能通過暫時犧牲環境來換取更多的經濟增長。
四、結論
通過上文分析，我們在建立尋租博弈模型后，提出了相應假說，尋租和西部地區污水排放量存在著正相關，然后根據西部省份的面板數據作了實證檢驗，其結果顯示：影響西部地區污水排放量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尋租現象，尋租程度越高，污水排放量就越高，兩者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完全和我們的假說一致。
在未來一些年內，由于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們認為西部地區的污染水平可能會進一步提高，這就要求必須想出有效的措施和政策去盡量減少尋租活動出現的概率。首先，司法部門應該健全、完善和環境有關的法律法規，減少甚至消除法律空白地帶，做到有法可依；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提高法律執行力度，對尋租活動的雙方給予更為嚴重的懲罰[12]。最后，要加強公眾對環境污染現象的監督工作，讓公眾真正參與進來，他們是大量污水排放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公眾監督、舉報污水排放量的動機較強。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點，必須改變地方政府官員“唯GDP指揮棒”的晉升指標，通過多元化的指標來引導地方政府相關部門規范自己的行為，比如，把環境保護程度也同時列入到地方官員晉升與否的指標中來，以此來促進西部地區經濟，進而促進全國范圍內和諧、持續的發展。
注釋：
①數據來源：中國環保部在《2010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所做的年度評估報告。
②這和很多學者的做法不同，他們一般都是同時研究廢水、廢氣和廢物，鑒于西部有些地區水污染較為嚴重，我們僅僅研究廢水排放量。
③西部各省分別是：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
④zhang和Gong（2005）驗證了該指標的可行性，并且支出指標比收入指標更能反映實際分權水平。Zhang和Zou（1998）也采用了相對于收入規棋的支出指標，結論與其他指標一致。
參考文獻：
[1]林伯強，蔣竺均.中國二氧化碳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預測及影響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9，（4）.
[2]許廣月，宋德勇.中國碳排放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實證研究――基于省級面板數據[J].中國工業經濟，2010，（5）.
[3]Grossman.G.and Krueger A.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C]. National Bureau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14，NBER，Cambridge MA.1991.
[4]李小平，盧現祥.國際貿易、污染產業轉移和中國工業行業的二氧化碳排放[J].經濟研究，2010，（1）.
[5]余耀軍.排污權交易的經濟分析[J].私法研究，2009.
[6]陸丁.尋租理論.現代經濟學前沿專題第二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7]Qian and Roland.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77）.
[8]張晏，龔六堂.分稅制改革、財政分權與中國經濟增長[J].經濟學（季刊），2006，（1）.
[9]姚洋.作為制度創新過程的經濟改革[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周黎安.晉升博弈中政府官員的激勵與合作――兼論我國地方保護主義和重復建設長期存在的原因[J].經濟研究，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