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04 17:19:26
導語：在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流派；關系；探析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世界經濟發展史反復證明，金融抑制和金融過度都會損害經濟增長。處于轉型時期的我國經濟要實現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必須能夠正確把握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建立起與經濟快速增長相適應的現代金融體系，這不僅關乎金融體制改革乃至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敗，也關系到能否順利實現第三步發展戰略目標。因此，從理論和實踐上深入研究這一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理論的流派
從早期的古典經濟學算起，西方經濟學界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探討迄今已有三百余年歷史。在這場長期論爭中，有兩種作用機制一直備受關注：一是貨幣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根據對這兩種作用機制的不同理解，大體上可以把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流派分為金融無關論、金融促進論和金融從屬論三種寫作論文。
金融與經濟增長無關論。古典經濟學家將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抽象成貨幣變量與實際變量之間的關系，從而形成了西方經濟學中的“兩分法”。在此基礎上，薩伊提出貨幣中性論，強調貨幣數量的改變只會造成物價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對生產供給、實際產出和就業不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即貨幣只是實體經濟的面紗。新古典經濟學派認為，貨幣只不過是經濟運行的劑。使得商品交換更加容易和順暢，而對經濟中的實際變量并不發生實質性的影響。貨幣學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認為，貨幣需求函數是極其穩定的，短期內由于存在適應性預期，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可以影響產量和物價；但從長期看，產出量是由勞動、資本和技術等非貨幣因素決定的，貨幣供應量只決定物價水平。理性預期學派認為，只有未預期的貨幣變動能夠影響短期真實變量。從長期看，由于貨幣政策是可預期的，貨幣變動只會引起價格水平的相應變化，而對真實產量和就業沒有影響。盡管理性預期學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貨幣面紗”論，但仍堅信金融與經濟增長無關。
金融促進經濟增長論。有關貨幣流通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的討論，可以追溯到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他認為，慎重的商業活動可增進一國產業，但增進產業的方法不在于增進一國資本，而在于使本無所用的資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資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經濟學家魏克塞爾早在19世紀末就認識到古典貨幣中性論的不足，指出，在信用制度條件下，貨幣對經濟活動起著積極的作用。只有在貨幣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價水平穩定的狀態下，貨幣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則從信用創造的視角突出了銀行體系對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他認為，經濟發展的實質在于創新，而功能健全的銀行可以對企業家進行篩選，為創新活動提供資金支持。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指出，未來的不確定性是貨幣經濟的主要特征，通過利率對投資的誘導作用，貨幣就能影響國民收入的產出水平。凱恩斯還通過總量分析，把實體經濟和貨幣經濟理論結合起來，克服了古典經濟學“二分法”的不足，實現了對早期貨幣中性論的質的突破。20世紀50年代，約翰·格利和愛德華·肖闡述了金融中介在儲蓄一投資轉化機制中的重要作用，揭開了金融理論研究的序幕。此后，金融因素逐漸在經濟理論中得到重視，并凸顯成為同土地、資本、勞動同樣重要的經濟增長因素。1969年，現代比較金融學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級證券和次級證券為形式的金融上層結構加速了經濟增長，改善了經濟運行，為資金轉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紀70年代，愛德華·肖和羅納德·麥金農分別在金融深化論、金融壓制論的分析中，將貨幣與非貨幣資產、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統一起來，闡述了一國金融體制與該國經濟發展之間存在互相刺激、互相制約的關系。之后，卡普爾等人把麥金農和肖的靜態分析發展成為動態分析，進一步闡明了金融深化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內生金融理論強調，資本效率的改進得益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在把資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關鍵作用。
金融從屬于經濟增長論。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金融對實體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發展只是經濟增長的一個結果。瓊·羅賓遜反對熊彼特關于金融部門引導產業部門并激發技術創新行為和企業家精神的論斷，強調經濟發展為某種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創造了需求，而金融體系只是對這些需求作出反應，從而否認了金融體系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多恩布什認為，金融儲蓄與真實利率并不相關。
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不同視角
在Shumpeter(1969)、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做出開創性研究之后，有關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逐步成為理論界研究的重點。后來的研究(包括理論模型和實證分析)，或通過證明兩變量間相關關系的存在性、或通過分析兩變量之間的因果方向、或通過研究兩變量間的傳導機制，拓展和深化了我們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認識。近年來，國外學者DemirgucKunt＆Levine(1996)，Thakor(1996)，Levine(1997)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很有建樹；而許多國內學者也基于中國數據、利用不同方法對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過檢驗。
綜述以上研究，學者們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變量間的相關度和因果方向具有不同的認識，大致可分為以下四種視角：第一種視角是“供給拉動性”(supply—leading)觀點，即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效應。根據這種觀點，金融中介和資本市場對經濟增長的推進渠道有：(1)通過提升資本積累效率并依次提高資本的邊際生產率(Goldsmith，1969)；(2)通過提高儲蓄率進而帶動投資率(McKinnon，1973；Shaw，1973)。換句話說，通過增加儲蓄規模和改進投資效率，金融發展將拉動更高的經濟增長，這種觀點得到了相關大量實證研究的證明(如Bencivenga&Smith．1991；Greenwood&Jovanovic，1990；Thakor，1996)；第二種視角由Robinson(1952)最先提出，即金融發展“追從”經濟增長的“需求引致性”(demand—following)觀點。該種觀點認為，實體經濟的擴張增加了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從而導致金融產業的發展，對這種觀點的實證支持可參見近年來的一些相關文獻(Demetrides＆Hussein，1996；Friedman＆Schwartz．1963；Ireland，1994)；第三種視角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變量是互為因果的，即金融發展和
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因果聯系(Demetrides＆Hussein，1996；Greenwood&Smith，1997)；第四種視角則緣于Lucas(1988)，他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因果聯系，而“經濟學家常常過度強調金融因素在經濟發展中作用”。
三、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在中國的檢驗
眾多理論分析與計量結果顯示，金融發展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標還呈現負面影響；總體來看，我國的金融發展滯后于經濟增長，落后的金融體制已經嚴重束縛了經濟的發展。我國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之間互為促進的關系體現在我國對金融體制所進行的漸進式改革具有一定的經濟績效，能夠帶動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同時，經濟的持續性增長對我國金融的深化也具有持續的推動作用。但是，我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者間因果關系也存在不對稱性。這種不對稱性從側面說明，我國的金融發展相對于同期的經濟增長具有不匹配性，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還不及經濟增長對金融發展的促進作用，考察其深層原因仍在于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滯后性。目前我國的金融體制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現行的金融體制已無法滿足企業擴張帶來日益增長的融資需求，加入WTO后的外來競爭壓力也迫使企業和銀行對融資機制做出新的調整。改善目前的落后的金融發展局面，一方面要努力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讓企業更多的利用資本市場進行直接融資，改善融資機制，消除“所有制歧視”，為中小企業創造良好的投融資環境；另一方面加速資本市場的發展和規范。發掘債券市場的潛力，為直接融資提供更大空間，并且積極推進非國有銀行和中小銀行的發展，促成金融機構的合理競爭。有理由相信，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體系改革必將有助于推動經濟增長。
四、對我國金融政策的啟示
關鍵詞：農村經濟增長；金融發展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經濟和農村金融都有了質的飛躍。農業作為我國第一產業，有必要立足于當前金融發展形勢，改變農村金融現狀，更快更好地推進相關農業經濟的建設工程。
1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狀況
1.1農村金融發展理論概述
以及發展過程在20世紀80年代農村金融主要推行的政策是傳統的農村信貸補貼政策。其主要以政府干預為主要方式，主張政府對農村金融市場進行補貼的理論。還有1種理論就是農村金融市場理論，它完全否定了農村信貸補貼這種手段，認為只有采取金融市場的方式才能夠推動農村金融發展。為適應我國當前發展的環境形勢，不完全競爭理論應運而生，這種理論認為政府不起主導作用，而是通過引導和規范農村金融市場來促進農村金融發展。其反對政府進行市場利率定價，支持政府采取相關政策輔助協調來保證其他銀行利潤不變的情況下可以實現低息融資。我國農村金融發展主要經過了4個時期。1979—1993年，農村金融的發展方向主要是建立新的農村金融機構，1993—1996年這段時間，其方向主要是完善服務性的農村金融體系，而1997—2005年這段時間，則強調了對農村金融風險進行預測和控制，提出要加強農村信用合作社在農村金融市場的主導能力，2006年—現在，實行的是農村金融改革，提出創新金融機構來適應新環境的變化。
1.2農村金融發展現狀
我國目前仍然處于農村金融改革關鍵期，雖然近年來農村金融發展的整體水平有所提高，但依然存在農村的金融機構規模小、數量少、金融機制不健全、發展速度慢等問題。在現代化發展大環境下，流入第2和第3產業的貸款越來越多，而在農業方面的貸款額度都比較小，農業經濟發展在基礎上就沒有其他產業牢固。目前，我國也正創立新型金融機構，比如村鎮銀行、農村互助社等金融機構，這些都能夠稱得上是我國農村金融改革的成功典范。
2農業經濟增長與農村金融發展的關系分析
提到農村金融的發展，可能大家第1個都會想到農業貸款，但金融機構進行的農業貸款對農業的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的增長作用不大。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業經濟2者之間的關系，其實主要體現在農村金融的發展可以影響農業經濟增長機制。雖然儲蓄率的上升下降是極不穩定的，但不能夠否認金融發展可以給儲蓄率帶來不小的影響，金融的發展可以很大程度上分散金融風險。有效地開發農村金融資源，可以促進農村儲蓄率的提升，也給農業經濟增長帶來影響。農業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產生多大的影響主要取決于金融儲蓄向金融投資的轉化率高低。目前有部分金融資源是不能夠轉換為投資的，他們多數都以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形式流入了金融中介機構。金融機構從分散的儲蓄戶那里吸收儲蓄時帶來交易成本，而金融機構為了能夠讓儲蓄戶放棄積蓄控制時會付出的信息成本。不能否定這種機構的存在，但完善農村金融體系一定要讓手續費用或者傭金費用得到降低，才能夠極大地提高金融運作效率，讓農村金融市場走向市場化的道路。農村的經濟增長并不能夠改善農村金融規模以及結構，但農村的經濟發展的確能夠提高農村金融轉化率。
3搞好農村金融發展和經濟發展的建議
要提高農村金融機構的效率，就要合理化金融結構與經濟結構之間的關系。立足于新媒體時代，合理應用網絡化建設，把握農業經濟實際狀況和農業需要，從技術上確保金融機構效率的提高。也要加強內部管理人員的素質培訓，提高其管理水平和金融管理手段，進一步提升整個金融機構的效率。肯定以及重視非正規農村金融機構的存在，積極引導其與國有金融資源進行合作，促進經濟結構和金融機構的合理化。繼續合理建設與運營操作中西部地區金融機構，推動全面農村金融機構與經濟結構建設。加快改革和創新的腳步，構建科學化干預政策和現代化金融體系。順應形勢發展，政府應該減弱其控制力，促進非正式金融資本融入到整個金融市場領域，以活化金融資本為主要目的進行適當性干預，實現現代化金融體系的構建。面對農村金融發展滯后的現象，應該要完善農村金融機制，促進國有和民有資本的融合，保證其推動農業經濟增長。
4結束語
要正確的認識農業經濟的發展和農村金融發展與之間的關系，就必須要對農村金融行業的發展予以高度的扶持，這對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和農村消費水平的提升都有著十分關鍵的作用。
參考文獻
【關鍵詞】金融發展 經濟增長 耦合協調性 舟山市
一、引言
我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日趨增大，穩增長成為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推進和金融市場化進程的加快，金融在穩增長和促增長中的作用也將越來越重要。一直以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之一。許多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比如Caporal G M（2015）、周天蕓等（2014）、陳偉（2015）等都證實金融能積極促進經濟增長。但多數研究都重在關注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較少涉及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兩者間的耦合協調性研究。在經濟新常態下，一方面金融發展能積極有效地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反過來，經濟增長將對金融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一個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高低必然與該區域的經濟增長水平密切相關，兩者的耦合協調性也將會對該區域的發展產生深刻影響。因此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耦合協調性進行分析和研究，有助于該區域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經濟增長的持續健康提升。由于我國金融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不平衡性明顯，因此從地區層面來把握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耦合協調關系更有現實意義。由此，本文選擇舟山市作為研究對象。
舟山市作為海港城市，是我國南北海運大通道和長江黃金水道的“T”形交匯要沖，我國境內的7條國際海運航線中，6條經過舟山，堪稱要塞，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發展的重要增長極。進入21世紀來，舟山市積極優化經濟發展布局，優先發展港口經濟、海洋經濟，金融、經濟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特別是“十三五”提出要重點實施“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后，隨著國家戰略高度意義上江海聯運服務中心建設的推進，使得舟山市的經濟、金融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從金融總量上來看，到2015年末金融機構本外幣存貸款余額為3152.64億元，比2002年末增加了2801.64億，金融對舟山港口經濟和海洋經濟的支持能力在不斷增加。那么現階段，舟山市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已經處于一個什么樣的水平了呢？它們之間又是一個怎么樣的耦合協調關系呢？本文將運用舟山市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2002～2015年指標數據，對舟山市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耦合協調關系進行實證驗證，尋求答案。
二、模型、指標和數據來源
要對舟山市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耦合協調發展情況進行考察，首先明確研究方法，利用物理學上的耦合度及耦合協調度模型來進行計量;其次選定指標，確定衡量金融發展系統和經濟增長系統的關鍵指標;最后收集指標數據。
（一）耦合協調評價模型
本研究為深入探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兩者間的耦合關系以及反映兩個系統的整體功效和協同效應，借鑒物理學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數模型，構造了能較為全面反映舟山市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協調效應的耦合評價模型，計算公式如下：
（1）
式（1）中，C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耦合度;U1、U2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這兩個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用于表示兩個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此耦合度模型可以反映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耦合的程度，但無法判斷耦合是否為良性，即當兩系統綜合發展水平均較低時，仍然能夠得到較高的耦合度，這樣得出的結論與實際情況就不相符合。為避免這一不足，需要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來客觀地反映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水平，模型表達式如下：
（2）
式（2）中，D為耦合協調度，取值為[0，1]，D值越大表示耦合協調發展水平越高，D值越小則表明耦合協調發展水平越低;T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兩系統的綜合協調指數，反映兩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對協調度的貢獻;α、β為待定系數。在兩系統的耦合協調發展過程中，本研究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因此α、β均取值為0.5。
（二）耦合協調度等級劃分
對于耦合度與協調度的劃分，目前學術界尚無統一的標準。關于耦合度C，根據蔣天穎等（2014）研究：0<C≤0.3為低水平耦合，0.3<C≤0.5為階段，0.5<C≤0.8為磨合階段，0.8<C≤1高水平耦合階段。而關于耦合協調度D，借鑒、丁正山等（2015）的研究，結合舟山市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耦合協調度的實際特征，將耦合協調度劃分為10個等級區間，每個區間代表一個協調等級，每個協調等級對應一類協調狀態，形成連續的等級階梯，從而更為直觀地反映兩個系統間的耦合發展程度。具體見表1。
表1 耦合協調等級劃分標準
（三）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衡量金融發展程度的指標很多，但最常用的指標是金融相關比率。金融相關比率有多種計量方法，本研究用舟山市金融機構存貸款之和與GDP的比率來計量金融相關比率。因為這個指標既包括存款又包括貸款，在衡量金融資產與GDP比率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國民儲蓄率，而儲蓄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市場化、金融深化及貨幣化的程度。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用GDP增長速度來表示。上述指標數據均來源于舟山市2002～2015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三、耦合協調性研究
（一）舟山市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現狀
由圖1、圖2可知，2002年～2015年，舟山市的金融發展水平分兩個階段：2002～2009年金融相關比率總體上處于上升階段，2010～2015年處于略微下降態勢。經濟增長水平在2002～2015年雖有幾次反復但總體處于下降態勢。由此可見，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金融、經濟發展的影響持續存在，在全國處于經濟增長下行壓力的大環境下，舟山市也不例外，經濟增速放緩，金融發展放慢。
圖1 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相關比率
圖2 2002～2015年舟山市GDP增長速度
（二）舟山市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耦合協調性
運用式（1）可獲得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耦合度（見圖3）。由圖3可知，這14年來舟山市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耦合度始終沒有超過0.3，整體上一直處于低水平耦合狀態，受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近幾年耦合度處于降低狀態。
圖3 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耦合度
為了進一步探究舟山市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耦合協調度狀況，進一步運用式（2），計算獲取其2002～2015年的協調度，見表2。有表2可知，舟山市除了2013年外，其他各個年份里金融發展系統與經濟增長系統的協調度較為平穩，整體上處在0.5～0.6這樣一個平穩的勉強協調發展階段。
表2 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耦合協調度
四、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運用耦合協調模型，對舟山市2002～2015年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耦合度和協調度進行了計算和分析。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受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舟山市近年來處于金融發展放緩，經濟增長放慢狀態。
第二，2002～2015年舟山市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耦合協調發展還處于相對較弱的水平。該時期，舟山市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耦合度一直徘徊在0.1至0.25的低水平耦合階段，協調度始終沒有突破0.6而一直處于勉強協調耦合階段，距離良性耦合協調發展仍存在一定差距。
舟山市作為長三角經濟圈中的樞紐港口城市，正在大力打造港口經濟圈。從目前舟山市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耦合協調度發展來看，兩者契合度不高，說明舟山市金融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較弱。由此，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進金融發展，創新金融服務，為港口經濟圈構建提供強有力的金融支撐和保障。
參考文獻
[1] Caporale G M，Christophe R，Anamaria DS，et al.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al growth：evidence from 10 new European union menb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 Economics，2015.
[2]周天蕓，岳科研，張幸.區域金融中心與區域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J].經濟地理，2014.
[3]陳偉.長潭株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研究――基于2003～2012年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經濟地理，2015.
[4]蔣天穎，華明浩，許強，王佳.區域創新與城市化耦合發展機制及其空間分異――以浙江省為例[J].經濟地理，2014.
[5]，丁正山，余茂軍等.基于耦合模型的現代服務業與城市化協調關系量化分析――以江蘇省常熟市為例[J].地理研究，2015.
關鍵詞：環渤海；金融發展；經濟增長；相關性
本文使用的時間序列數據為1993---2006年有關中國環渤海地區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年度數據。我們之所以選取1993年為起點是因為我國對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統計口徑在1992年前后發生變化，1992年以前（包括1992年）數字為國家銀行和農村信用社統計口徑，1993年以后（包括1993年）統計范圍為《銀行概覽》統計口徑，統計口徑的不一致使得1993年以后的M2與1992年以前的M2不可比。
另外，我們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來對我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線性回歸，以檢驗金融發展理論的核心---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相互促進---是否適用于我國環渤海地區。或更準確的講，本部分旨在檢驗在我國環渤海地區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是否有顯著的線性關系。
1.問題的提出
實證研究表明，金融中介體在調動儲蓄、評估項目、管理風險、監督管理者和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積極作用都有助于經濟增長，亦及金融中介促進經濟增長。我們的問題是，這一觀點是否適用于我國環渤海地區？如果有的話，則表明不能否定這一觀點在我國環渤海地區的適用性。
2.變量的選取和數據的來源
我們從環渤海地區選出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省市作為組成環渤海地區的重要元素，即五省兩市——河北省，山西省，，遼寧省，山東省，北京市，天津市。因此，在本部分環渤海地區的數據就等于以上五省兩市的單獨數據的加總。
為了驗證我國環渤海地區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我們建立一些反映金融中介發達程度的指標。第一個金融中介指標是傳統的金融深度指標（DEPTH），它反映金融中介體的總體規模，等于全部金融中介體的流動負債與當年GDP的比率。全部金融中介體的流動負債實際上就是M3，但由于我國缺乏M3的統計數據我們用M2替代。要指出的是，M2是某一時點值（期末余額），而GDP是某個時期的累計值，所以為了減輕物價變動帶來的不利影響，我們仿照金和萊文（King and Levine， 1993a， p720，footnote3）的做法，對上年度末和本年度末的M2求算術平均，再除以本年度的名義GDP，從而得到本年度的DEPTH。1993年以后的年度GDP來自中經網《中國經濟統計數據庫》；M2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3-2007年）。第二個金融中介指標是當年進出口貿易總額與當年GDP的比率（TRADE）。年度進出口貿易總額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93-2007年）。
除了以上金融中介指標，還必須建立經濟增長指標。為此，需要計算每年的GDP環比增長率。為了使各年的GDP具有可比性，首先需要計算各年的實際GDP。我們先算出各年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RPI），用名義GDP除以當年RPI就得到實際GDP。為了使各年的GDP具有可比性，還需要消除季節因素的影響。我們使用年度調整后的GDP環比增長率（GY）作為年度增長指標。各年的RPI來自中經網《中國經濟統計數據庫》。需要指出的是，在DEPTH中，我們未做季節調整這是因為DEPTH是個比值，季節因素同時對分子和分母施加影響，兩者相除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這種影響。
在現實世界中，經濟增長還可能受其他因素影響。為了檢驗金融中介和金融增長之間的關系是否獨立于其他變量，有必要對這些變量進行控制。但限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我們事先只選取一個變量，那就是年度通貨膨脹率（π），他在數值上等于[（本年RPI-上年RPI）/上年RPI]*100%。
3.回歸的結果及其分析
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對我國環渤海地區的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線性回歸結果如表1.1：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序列π還是其滯后序列π（-1）都不顯著的進入增長的回歸模型中，所以我們在下表中未列出他們。這似乎有悖于常論。本年的通貨膨脹率和上年的通貨膨脹率竟然對本年的實際增長率基本無影響，盡管這一結果似乎證實了貨幣是超中性的（super neutral）——經濟體系中貨幣增長速度的變動或通貨膨脹率的變動僅僅影響名義變量，而對實際變量無影響（Blanchard and Fischer，1989，p162；p207，note8）。對這一結果的合理解釋是我們沒有對π作季節調整，而對GDP環比增長率做了季節調整。
被解釋變量為GY——季節調整后的年度GDP環比增長率，1993年到2006年。
觀測值個數=14
括號內數字為t-檢驗值。
c：常數項。
DEPTH：金融深度指標，等于每年的平均M2除以年度GDP。
TRADE：每年的進出口總額除以年度GDP。
π：年度通貨膨脹率，等于[（本年RPI-上年RPI）/上年RPI]*100%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中國環渤海地區的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之間有顯著的相關關系。具體來說，金融深度指標DEPTH或其滯后變量DEPTH（-1）顯著的進入回歸模型中，說明在本年的或上年的DEPTH和季節調整后的年度GDP環比增長率GY之間有顯著的相關關系。盡管當年進出口貿易總額與當年GDP的比率TRADE指標或其滯后變量TRADE（-1）的t-檢驗值低于DEPTH或DEPTH（-1）的t-檢驗值，但一旦TRADE和DEPTH同時進入回歸模型中，兩者的t-檢驗值都得到顯著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DEPTH單獨進入回歸模型中，還是DEPTH和TRADE聯合進入回歸模型中，DEPTH的估計系數都為負。這表明在金融中介體的總體規模和經濟增長之間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這似乎與我們的預期不符。但若做深入分析，這種結果又不難得到解釋。金融深度DEPTH和經濟增長率GY之間的負相關關系乃是貨幣當局逆周期操作的結果。貨幣當局之所以逆周期操作，是為了通過貨幣政策來慰平經濟的波動。在經濟處于高漲期（經濟增長率較高時），貨幣當局通常減少貨幣供應量M2，加之此時GDP較高，所以金融深度M2/GDP較低。而在經濟處于衰退期（經濟增長率較低或為負時），貨幣當局通常增加貨幣供應量M2，加之此時GDP較低，所以金融深度M2/GDP較高。
而滯后變量DEPTH（-1）和經濟增長率GY之間的正相關性可以從貨幣政策的時滯得到解釋。由于貨幣政策通常存在時滯，貨幣當局在某時期實行的旨在推動經濟增長（或防止經濟過熱）的擴張性（或緊縮性）貨幣政策，在當年并不會收到效果，而是到了下一年才見成效，從而在對GY的回歸模型中，DEPTH（-1）的系數為正。
4.結論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的主要結論是，在我國環渤海地區金融中介的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顯著的很強的正相關關系，這意味著環渤海地區金融中介的發展有可能促進該地區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意味著金融中介體的發展不能滯后于經濟增長。
上述含義的政策含義很明顯。既然在現階段環渤海地區的金融中介體的發展不能滯后于經濟增長，那么環渤海地區金融中介發展的重心應該是大力促進金融中介體的發展。
我認為，導致環渤海地區金融體系諸多弊端的主要原因不是金融中介體在金融體系中居主導地位，而是金融中介體的效率低下，表現在中介體所提供的金融服務嚴重落后于金融發展的需要。在傳統體制下，金融受到抑制，政府過多的介入金融中介體的日常經營活動，金融中介體實際上成了行政機構的附屬物。舉例來說，我國銀行業的壟斷程度偏高，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即便是在股份制改造以后）在存款貨幣銀行中的比重偏高。因此，政府應出臺措施以鼓勵各類金融中介體的相互競爭以及每類金融中介體的內部競爭，從而促使他們發展。同時，金融中介體之間的最低限度競爭也是對外金融開放的先決條件，因為當效率較高的外資金融中介體進入后，會擠垮掉一大批效率不高的國內金融中介體，進而造成金融動蕩和社會不穩定，所以，在現階段應大力促進各類金融中介體的相互競爭以及每類金融中介體的內部競爭，以促進環渤海地區的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1]中經網《中國經濟統計數據庫》.
【關鍵詞】發展中國家 教育 人力資源 發展經濟學
經濟增長是現代社會發展的根本，無論是從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還是社會發展的趨勢來看，勞動力的素質以及勞動力素質所決定的科學技術競爭將逐步代替資源和資本競爭的時代，人力資源作為國家發展的一項重要資源，現代社會以來日益受到各國的廣泛重視，人力資源的發展和提高是離不開教育的，因此，深入研究教育、人力資源開發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對于像我國這樣的人口數量眾多、人口質量相對較低、人均資源量較少的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乃至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發展價值。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實現高效、集約的經濟增長方式，就必須要實現對人力資源的充分利用和開發，使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基數大的劣勢轉化為人力資源的優勢，以此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所以必須注意到直接影響人力資源的問題，要聯系人口問題和教育問題進行分析。
一、人力資源與經濟發展關系
人力資源一詞最早是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提出，是指凝聚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以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能力。這種能力是促進生產增長的主要因素，它也是具有經濟價值的一種資本。人力資源可具體體現在勞動者身上，是以勞動者的數量和質量表示的非物質資本，這里主要是指勞動者的質量。人力資源就是潛藏在勞動者體內的勞動能力，將這種能力發揮出來就可以實現勞動生產力。
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人力資源，在經濟發展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歷史上世界經濟增長中心的轉移，都與人力資源的利用開發有著十分緊密的關系。各國人力資源開發利用的水平和狀況從某種意義上決定著該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速度。人力資源的積累有質量和數量兩個層面，發達國家在國際競爭中始終占有優勢地位是因為他們成功地實行了這兩方面的積累。而人力資源作為特殊的經濟資源，在經濟發展中也同樣有著特殊的開發利用價值。
人力資源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人力資源是一切資源中最寶貴重要的資源。首先，人力資源是可再生的經濟資源，可以通過各種教育手段進行培養和創造，從而培育出高素質的人才，進而形成具有較高質量的人力資源，能夠成為最具有開發和利用價值的經濟資源；其次，人力資源素質層次的變化能夠影響人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需求變化，在基本物質需求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人力資源素質層次越高，其對精神的需求就越大。現代社會完善的競爭激勵機制、健全的人力管理體制、先進的企業文化、優良的工作環境等，能夠激發高素質勞動者的潛在智力和創造力的迸發，從而促進極好的經濟效益的產生；最后，人力資源不僅僅是經濟資源的開發者、產品的生產者，人的思想、觀點、愿望和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等意識形態都會影響經濟資源的開發利用效率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因此，人力資源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可小覷。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對人力資源的發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現代農業經濟要求勞動者還應具備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從事信息產業的勞動者不僅要有較高的智商，而且淵博的知識和良好的知識結構和儲備也同樣不可或缺；隨著商業和服務業的興起，勞動者的經營管理能力和心理素質成日益為企業看重的首要因素；而現代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則要求勞動者具有較強的創新思維能力和創造力。新興產業的發展，對人力資源的質量要求將越來越高，這必然使得高素質人才的缺口將越來越大。目前，我國專業技術崗位工作人才短缺，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才在全國專業技術人員所占比例很小，高級技術人才大量短缺已成為十分嚴峻的問題。加大對提高人力資源的投入，提高人力素質，優化人力資源結構已成為我國當今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
二、教育在人力資源中的作用
教育對人力資源的開發方面的作用及其在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越來越被重視，人力資源的形成與增強，既要提高國民的身體素質，更要加大對智力提升的投資，也就是在改善營養衛生條件的同時，增強并普及教育。由此可以看出教育作為一種促進人力資源發展的投資形式，可以視教育和其他物質投資一樣進行投資—收益分析。盡管一些發展中國家仍然存在受教育程度高者的收入不如受教育程度低者收入水平的情況，但這只是一些非常規大量出現的反常現象。一般而言，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是呈正相關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收入水平越高，反之則越低。
實際上，教育與收入兩者之間的真實關系并非是一條平滑的直線。不同階段的教育所獲得的經濟收益不同，收入最高的那些人絕大多數并不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受教育水平提高帶動個人收入水平的提高，產生的結果就是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教育大都為官方教育，這就造成發展中國家教育的需求比供給的作用重要，這也充分體現出大力發展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不僅能夠增加個體和家庭收入，同時還可以改善單個家庭在醫療、教育、計劃生育以及就業等多方面的態度和舉措。尤其是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能更好地掌握公共醫療保健知識，并能夠有效利用這些資源，使子女在醫療、受教育等方面得到更好的幫助，從而形成良性循環，能夠創造更強大更有力的人力資源，從而達到促進經濟更好更快發展的目的。
人口問題一直是困擾發展中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難題，如何有效地控制人口過快增長，并使之與經濟社會的發展相協調，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重要現狀和發展課題。經濟的發展，取決于人力資源的充分利用，取決于人的作用發揮。人力資源開發和利用效率對于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區域經濟能否持續發展的關鍵。因此，大力開發人力資源，提高人力資源利用效率是新時代能否占領經濟市場制高點的決定因素，促進人口素質提高和人力資源的利用水平，提高人力資本的創造力和生產能力是當務之急也是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舉措，在這一過程中必須重視教育在提升人力資本中的作用，通過大力發展教育來解決發展中的一系列問題。
【關鍵詞】 循環經濟 新經濟增長點
經濟增長點理論脫胎于法國學者佩魯的“發展極”理論。自1955年佩魯提出“發展極”概念后,歐美學者用“增長極”或“增長點”發展了佩魯的理論。我國學者對經濟增長點的深入系統研究是在1997年我國宏觀經濟出現不景氣和啟動乏力的情況下逐步展開的,十多年來,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對推動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概括來講,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經濟增長點的理論內涵;經濟增長點的選擇標準;經濟增長點的培育。
一、經濟增長點的理論內涵
對于經濟增長點理論,學界公認的觀點是它來源于經濟不平衡發展思想,即經濟增長不會同時在經濟體的每一處出現,因而需要選擇增長的觸發點,也就是經濟增長點。經濟增長點實質上是經濟體內在的刺激因素,其自身的發展可以向外產生擴散和輻射,進而啟動整個經濟體的增長。然而,在對抽象的經濟增長點內涵進行具體表述時,學者專家們的意見不盡相同,主要是在①對經濟增長點是單一的產業因素(農貴新,1999、金培1998)還是產品、企業、產業、區域、技術等多點因素(鄭吉偉,1997;張耀輝,2000;張輝、,2002;張國富,2006);②對經濟增長點的形成機理是否可歸納為消費熱點(余健明,1996;張秀冰,1999); ③經濟增長點主要立足于現在對經濟系統的支撐(傅德中,1998)還是放眼未來對經濟發展的先導(胡春力等,1997)等方面還有很大的爭議。
二、經濟增長點的選擇標準
對于經濟增長點的選擇標準,概括起來主要有兩種研究視角: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
量化研究從微觀角度強調了投入-產出要素之間的關聯分析、市場機制下的彈性分析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定量分析,試圖建立起一套經濟增長點選擇標準的指標體系。學者們普遍認為,產值增長率、就業增長率、全要素生產率、技術進步率、凈出口增長率、消費量增長率、消費效益、政府支出增長率等指標的考察都對經濟增長點的選擇有意義。相關的研究如王元京、張昌彩(1996)從產業關聯度的高度性入手分析信息產業、生物產業、新材料、新能源產品等對傳統產業的帶動;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1996)《“九五”期間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與對策》的報告通過對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彈性的預測,得出今后5～15年中我國居民消費需求增長最快的是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對交通通訊方面的需求、農村居民對家用電器等日用品的需求和城鎮居民對住房的需求的結論;農貴新(1999)提出了衡量生產率的9個指標等。
定性研究主要是從宏觀角度看選擇的經濟增長點是否與經濟發展的大方向保持一致。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與經濟結構調整相一致、與社會結構調整相一致、與意識形態調整相一致、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一致、滿足供需平衡等。
綜合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人們歸納了經濟增長點選擇的主要標準(傅德中,1998;張耀昌等,1999):(1)強勁的市場需求;(2)富有彈性、能有效適應市場需求擴大的潛在供給能力;(3)創新過程及良好的成長性;(4)強大的經濟滲透力及帶動效應;(5)強大的經濟制度潛能;(6)國際競爭力強。
三、經濟增長點的培育
研究經濟增長點理論的目的不是討論現實中已經出現或存在的經濟增長點,而是試圖培育一種潛在的新經濟增長點。國內的經濟學者們一般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來討論經濟增長點的培育方式。從生產力的角度討論經濟增長點的培育方式又可以分為供給推動、需求拉動和供需互動三種形式(張耀輝,1999、2000);強調經濟增長點的生產關系屬性,特別是所有制屬性的學者,如程必定“經濟增長點是國民經濟或區域經濟中具有發展活力和發展潛力,對全局經濟發展又有較大帶動和影響的那些方面,它可是一種產業,一種行業,也可以是一種經濟類型,一種經濟組織。個體私營經濟作為一種非公有制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在安徽蓬勃發展,占全省經濟總量比例雖不大,但卻日益顯示出作為全省經濟發展的一個新的增長點的可能性”(程必定,1996)。而具體經濟增長點的培育途徑往往是從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出發動態地制定發展政策。
由于存在以上理論上的分歧,學者們對未來我國新經濟增長點的選擇也不盡相同。檢視2007年以來的相關文獻,被視為新經濟增長點的有:旅游業、生物質能源、文化產業、綠色經濟、移動互聯網、能源環保產業、民族醫藥、設計服務業、節能減排產業、休閑保健產業、國家級開發區、生物醫藥產業、區位優勢、臨空經濟、物流金融、擴大內需、城軌經濟、循環經濟、環境保護、現代物流業、電子商務、會展經濟、海洋經濟、中藥業、電子游戲產業、縣域經濟、生物產業、西部地區、內容產業、有機食品產業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新經濟增長點涉及了產品、產業、區域、不同的所有制經濟甚至經濟社會政策等內容,一方面反映了選擇標準上的分歧,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國經濟多成分、多層次、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因此,在選擇和培育新經濟增長點問題上,必須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相協調,同可持續發展相聯系,這就需要在發展循環經濟中選擇新經濟增長點,培育新經濟增長點要符合循環經濟理念。
循環經濟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環境保護興起的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鮑爾丁最早在“宇宙飛船經濟學”中提出了循環經濟的思想。在這之后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循環經濟概念逐漸與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等相結合,成為系統型的循環經濟發展戰略。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很快,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四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顯著提高。但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太大。2007年,我國GDP總量占全球的6%,但能源消耗占全球的15%,鋼鐵占30%,水泥占54%。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煤炭生產國,成為除二氧化碳以外污染物排放的第一大國,成為第二大石油消費國。這使得資源環境對我國的約束全面增強。
從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看,目前正是由工業化中期向工業化后期過渡的階段,同時,城市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依據國際經驗,這個階段的資源能源消耗呈直線上升的趨勢。先行的工業化國家走過這一階段時有廉價的資源可以利用,環境容量也還允許,但我國顯然已經不具備這種條件。這種約束已經成為我國選擇和培育新經濟增長點必須考慮的因素。
也是基于這種考慮,20世紀90年代,我國從德國引進了關于循環經濟的思想,確定了3R的原則(即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并從單個企業的清潔生產、建立生態工業園區、建設循環型社會等層次進行了循環經濟實踐。有很多的專家學者對循環經濟進行了研究論述。代表人物有吳季松、馮之浚、錢易、左鐵鏞、季昆森、齊建國、周宏春等人。內容涉及循環經濟的內涵和特征、模式和原則、實施循環經濟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發展循環經濟的政策建議等。當然這其中也存在很多爭論,但用循環經濟模式代替原有的線形經濟模式,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已經成為這些學者的共識。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8月29日頒布了我國頒布了《循環經濟促進法》。《循環經濟促進法》對于循環經濟的內涵、側重點、實施原則、具體措施、制度保障等作出了規定,已于2009年1月1日正式實施,這是今后一個階段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依據。
按照《循環經濟促進法》的要求,提出對選擇和培育新經濟增長點的一些思考。
(1)新經濟增長點不是自然而然出現的,而是人們在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前提下精心選擇和培育的結果。
(2)未來我國新經濟增長點就存在于以新的方式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
(3)循環經濟模式就是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新的方式。循環經濟式工業化與城鎮化所產生的巨大需求以及所帶來的經濟收益,就是新的經濟增長點。
(4)把選擇和培育新經濟增長點與發展循環經濟結合起來,是我國在資源環境約束趨緊情況下的必然選擇,也是我國資源環境狀況的必然要求,同時這也同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相一致。
(5)把選擇和培養新經濟增長點與發展循環經濟結合起來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的著力點和抓手。
(6)產業方面: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產業、裝備制造業、節能建筑產業、環保產業、與發展循環經濟相關的服務業等將是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些產業共同構成高增長新經濟產業集群。
(7)新農村建設方面,農業農村循環經濟的發展將產生新的經濟增長點,有利于協調城鄉關系。
關鍵詞：農村金融；農業經濟；問題；對策
近年來，隨著黨和政府對農民、農村、農業問題的重視和支持，我國農業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三農”問題關系到我國的經濟發展，是當前的一項重要工作任務。發展農民、農村、農業已成為新時代農業工作的共識，我國出臺了相關文件，頒布了支持“三農”發展的相關政策。
1農村金融發展的現狀與優勢
1.1有效降低金融風險
在傳統經濟環境下，農村金融發展規模不大，支持農業經濟發展的力度不夠。此外，存在著許多不健全、不公正的金融交易行為，例如人為占用農業發展資金，利用農業貸款進行違規操作等，造成農業金融的混亂和不穩定因素。強化對農業金融發展的制度約束，是農村金融健康發展的充分保障，也是農村金融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通過對農村金融發展進行制度約束，可以有效避免農業金融發展中的市場混亂，對人為操縱金融市場活動進行集中治理，保障金融市場主體的穩定和健康發展，避免農業金融資金的不當使用，造成不必要的金融農業風險。
1.2合理引導農村金融資金流向
我國農業金融在受到政策制度約束之前，存在著資金流向不合理、資金結構不科學等問題。其主要表現是：農業金融向國有農場以及農業合作社等經濟實力較強的企業傾斜，而對農村微型農業企業和個體農戶的支持不足，造成農業金融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由于缺乏政策資金的支持，許多農業經濟中小企業和農戶往往面臨高息借貸的困境。而且許多由于非法集資，非法套取農業金融資金的人還存在著無法償還金融貸款的可能性，他們或成為老賴，或繼續高利借貸，給農業金融發展造成了許多不穩定因素。因此，政策制度約束對發展農業金融、規范發展方向和資金流向、提高農村經濟發展質量具有特殊意義。
1.3加快農村金融資源流轉
農業金融的發展逐漸適應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形勢，改變了傳統的粗放型經營方式。一方面，我國農業金融也在逐步規范自己的業務發展方向，積極地根據農村經濟的實際情況，逐步完善金融服務模式，改變金融經營方式，在金融資源的配置和配置比例上也趨于合理，促進了農業金融資金的快速流動。并且農業金融積極主動地調整業務工作方向，積極向農業農產品銷售領域拓展，農業金融積極投資于農產品銷售渠道，運用信息技術幫助農業經濟走上網絡銷售模式，對提高我國農產品的市場銷售能力具有特殊的金融支持作用。
2農業經濟增長與農村金融發展關系
2.1定向支持重點農業產業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新常態的發展階段，提高農業金融發展潛力，利用農業金融服務支持農業經濟發展，對我國農業全面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提高農業金融支持重點農業產業發展的能力，建立現代農業金融管理機制，保障農業金融具有較強的市場抗風險能力，強化農業金融的發展內涵。改變傳統農業金融的發展方向，加大農業金融對農業農村產業孵化項目的支持和投入，支持農業金融業務的發展轉型，促進農業金融拓展發展空間，改變業務結構，實現高質量發展。
2.2完善農村金融資金結構
就我國農業經濟發展而言，農業金融的發展對農業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更為顯著。通過金融支持，我國的農業經濟得到了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的幫助，提高了農業的科技含量，改進了農業機械技術，更新了農業發展的管理技術手段，先后形成了智慧農業等項目。因此說，農業金融對農業經濟的發展有較好的促進作用。但是在農業經濟不斷發展的今天，農業金融在為經濟發展服務的過程中，也出現了金融資金結構失衡、資金向農業大行業流動、農業金融債務風險急劇上升等問題。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在于完善農村金融的資金結構，優化農村金融的資金業務比例，調整業務資金流向。農業金融可以根據國家政策調整資金供給方向，把資金投向微型農業企業、農村貧困人口、現代農村技術合作社等產業，利用國家的政策補貼，增加農業金融的收益點，還可以改善農業經濟中資金不平衡的狀況，使農業經濟中的弱勢群體獲得資金流動，幫助這些企業和個人實現發展目標。
2.3保證農業金融資金合理流動
保障農業金融資金的合理流動，提高資金周轉效率，對農業經濟的發展有著特殊的作用。農業金融的發展一方面需要金融資金的支持，但由于資本具有趨利性，因此在農業金融的發展過程中，許多金融資本都被高收益的企業所占有，如國有農場等。在某些急需資金的農業經濟領域，財政資金的流動性較差，導致許多農業企業資金鏈斷裂。而且，許多農業金融資金長期被大型國有農業項目占用，這些項目建設周期長，資金周轉時效長，造成了農業金融市場資金短缺。這一現象表明，我國農業金融資源合理配置的能力還比較薄弱，在許多領域都存在資金分配不均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加強農業金融產業的資金管理能力，提高社會資金流動的效率，提高農業金融的資金流動的預見性，保證農業金融資金的周期性合理流動，使農業各領域的資金分配趨于平衡。
3結語
關鍵詞：經濟增長；經濟發展；關系
目前，我國正致力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因而對于國內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也相當重視，為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們應該盡早找出存在于經濟增長中的諸多問題的解決方法，而正確認識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經濟生活所帶來的一些問題。經濟增上實際上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的時間內商品和勞務的生產能力的增長，也就是說，它關心的是物質方面的進步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經濟發展則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按人口平均的實際福利增長過程，也就是說，它關心的是經濟結構的改變，即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價值判斷以及經濟形態的變革。經濟發展相對于經濟增長而言，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國家財富和經濟機體量的增加，意味著質的變化；而經濟增長在達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導致一些問題的產生，而目前我國經濟增長所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是經濟效益問題，也就是農業生產力的匱乏、能源和工程的成本較高等；生態環境問題，也就是說我國人均GDP處于低谷時期，對生態環境的污染與破壞是國家和人們必須面臨的挑戰；資源消耗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出現煤電油緊張的情況是無法避免的；分配不公問題，我國城鄉的貧富差距的拉大速度相當快，同時隨著人口增長、城鄉之間的差異以及結構調整導致的就業壓力等原因，都會導致分配不公問題的擴大；道德建設問題，因腐敗問題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以及逃稅漏稅和亂收費等問題也會給經濟增長帶來一定的影響。由上述情況可知，中國正處于經濟增長的上升期，而要實現高速度的增長往往要注重內涵也就是質的提高，這就需要我們著眼于經濟發展的必要性，因此，我們必須深刻了解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的聯系與區別，才能正確解決經濟增長存在的問題，真正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一、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聯系
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關系：經濟增長重在數量，而經濟發展重在質量，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側重于經濟數量的增加，而經濟發展則側重于經濟質量的提高以及經濟結構的改變，經濟增長與發展共同構成數量與質量，結構與總量的統一；經濟增長是手段，經濟發展是目的，二者相互影響、相互包含、相互促進。也就是說經濟增長追求好快省的方式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也為持續有效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條件；經濟增長是基礎，經濟發展是結果，離開了經濟增長就不能談經濟發展，經濟增長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的物質條件。因此體現社會經濟進步的必要條件是經濟的增長，而實現社會經濟進步的充分條件是經濟的發展。
二、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區別
首先，二者的理論基礎不同，經濟增長的理論依據是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理論，而經濟發展則依據的是可持續發展理論和均衡發展理論等；其次，二者的目標取向不同，經濟增長著眼于經濟的短期變化，而經濟發展則關注的是經濟的長期變化；再者是衡量的指標不同，經濟增長的衡量指標是經濟增長的速度、經濟總量以及人均GDP等，而經濟發展除了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衡量外，社會個發展指標、社會公平與穩定指標以及自然資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等也是經濟發展的衡量指標；二者對于實現路徑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經濟增長方式追求的是在增長中求發展，側重于先實現經濟增長，而后再談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方式則認為單純的經濟增長不能有效改善經濟結構，必須從發展中求增長。由此可見，經濟增長與發展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樣才能在真正意義上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結構。
三、實現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途徑
我國經濟目前正處于增長的上升期，隨著市場推動力的增強逐漸形成自主的經濟增長機制，因此，我們更應該關注經濟發展，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首先，要將生產力的釋放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其次，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來提高產業的生產效率，從而使國民經濟發展得到有效提高；循環經濟以資源的充分利用使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還要大力實施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建立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機制，提高人的素質和知識是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核心，通過經濟發展實現社會福利的普遍提高，從而構建出和諧的社會。
當今社會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來實現經濟發展，堅持以人為本，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結構，真正解決經濟增長背后的諸多問題。近年來，我國經濟會議強調穩中求進，這體現了實現經濟增長到經濟發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因此，我們只有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對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內涵有了更透徹、精準的把握，才能實現未來的經濟發展目標，最終實現穩中求進經濟結構體制。
參考文獻：
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能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約束條件，是社會發展的核心與動力，是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能源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將直接影響到社會的發展。近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能源的消耗量增加，能源的安全問題日益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因素。因此，對于能源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分析受到各界學者的長期關注。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較強的關聯性。特別是經過上個世紀的能源危機之后，能源與經濟的增長更是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于超等采用灰色關聯方法分析經濟與能源之間的關系，得出我國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黃玲以福建省為例采用單根檢驗與格蘭杰驗證，得出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有很重要的雙相關關系；國外學者Paul and Bhattacharya通過對印度研究發現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雙向因果關系；Mustafa Balat通過對土耳其能源消費與經濟的增長研究發現，隨著經濟增長和國內能源資源的利用，土耳其的能源產出只能滿足27％的能源需求。
吉林省是我國重要的老工業基地之一，是一個能源消費大省，經濟發展對能源需求具有很大的依賴性。因此，確定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的雙向定性關系，對于吉林省能源與經濟產業結構的宏觀調控具有一定的意義。本文以吉林省為實證研究對象，對影響吉林省經濟發展的因子進行了篩選，結合吉林省能源與經濟數據，采用定性與定量的方法分析了吉林省能源消費總量與經濟關系。利用C-D生產函數(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分析了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及貢獻率。
二、吉林省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定量分析
以往的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的預測研究中都是以時間序列的預測為主，主要采用線性回歸、模糊數學、灰色理論等方法進行預測，缺少對能源消費源和經濟增長動力因素的研究。因此，當社會發展較快時，單純利用時間序列而不考慮機理的預測就很難滿足實際要求。本研究從能源消費的根源和經濟增長的動力為出發，利用C-D生產函數，得到吉林省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的雙向關系函數。這對于相關領域的研究具有借鑒意義。
(一)吉林省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分析
能源消費是促進吉林省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通過對吉林省1980-2005年能源消費量和GDP進行擬合可以看出，能源總量與經濟總量之間存在著較為密切的對應關系(R2=0.845)。經濟增長對能源有必然的需求，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能源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活力，當經濟發展的其它條件具備時，必須有能源提供動力才能夠運轉。因此，沒有能源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也將寸步難行。
但經濟增長總量與能源消費量之間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這主要是因為能源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不是唯一的因素。經濟總量的增長還受能源外其他因素影響，如勞動力、固定資產投資、技術的進步等，這些都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與經濟增長都有著密切的聯系。但無論其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大小，能源都是經濟增長必不可少的條件。同時，經濟增長也加大了能源需求，尤其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經濟的增長對能源具有較強的依賴性。
從吉林省的實際出發，作為集中考慮能源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研究假定生產的技術水平在短期內不會發生較大變化，且經濟增長主要有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和能源消費利用驅動。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費分別采用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費總量進行衡量；能源消耗定義為單位GDP所需要耗費的標準能源并假定不變；而且，經濟增長、能源消費和資本的關系均滿足C-D生產函數(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
GDP=AKαBeγ
其中，A為生產技術水平，K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E為能源消費總量，A，a，β，γ為未知參數。兩邊取對數，方程變化如下：
In(GDP)=αln(K)+βln(E)+γ(2)
其中，γ=In(A)+λ是個常量。利用1980-2000年的數據訓練方程，得到如下函數關系：
In(GDP)=0.855761n(K)+0.12411n(E)+10.25476
(3)
從圖1可以看出，方程的擬合判決系數是0.986，1980-2000年經濟增長與能源之間的關系擬合程度較好，這說明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總量之間存在較為密切的聯系。通過利用2001-2005年數據進行驗證(圖1，b)，驗證方程的擬合判決系數是0.992，這說明建立的函數關系合理。該方程能夠在一定成度上反映經濟與能源之間的關系。
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翠具有一定的動態性，為J，計算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實時的貢獻率，本研究設計了以下公式：
Pe=(Ker)／GDP
(4)
其中Pe為能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AKe為一定時期能源消費增量，r為一定時期內平均年能源產出率(元／kg)，
GDP為一定時期內經濟增量。
利用1980-2005年資料，得到了吉林省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實時貢獻率。從圖2可以看出，吉林省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呈逐年減小的趨勢，這說明能源消費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逐漸被其它因素所取代。但是能源消費對于經濟增長仍具有重要作用。
(二)經濟增長對能源的消費需求
經濟增長是能源消費的主要推動因素，也是能源需求和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經濟的快速增長是能源消費量增加的唯一因素。經濟增長加大了能源需求，能源使用量的增加，新能源的開發利用不夠，能源逐漸成為經濟增長的約束性因素，因此，確定在一定經濟發展環境下的能源需求十分重要，本研究利用公式(5)分析預測特定經濟增長條件下對能源的需求量。
E=QGW
(5)
其中，E為能源消費總量，G為GDP，Q為其它能源消費來源，如取暖等，就吉林省的取暖能源利用數值來看，多年來變化不大，基本是個定值。兩邊取對數得如下方程：
In(E)=Win(G)+e
(6)
In(E)=0.231n(G)+6.62223
(7)
利用吉林省1980-2000年數據進行計算，得到能源消費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函數方程(7)。從圖3中可以看出，方程(7)的擬合判定系數為0.7862，說明擬合效果較好。通過選取2001-2005年進行驗證(圖3，b)，圖中擬合判定系數為0.907，表明該函數關系方程合理，可以用來預測吉林省未來能源消費量，為吉林省能源宏觀調控政策服務。
三、結果分析與結論
(一)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之間存在較為密切的聯系，能源是促進經濟增長比較重要的因素，但能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年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