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06 17:07:49
導語：在國民經濟學筆記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國富論讀書筆記
打開《國富論》的時候，我的心中是一片茫然，看著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字，總感覺讀起來會使我變得暈頭轉向。不管怎么樣，我還是讀了下來，也深有感觸。
亞當斯密是18世紀的經濟學家，因此在看他的國富論時當然要從他的時代出發。無論他說的是對還是從誰的角度出發，對于今天的我看來，了解到當時的很多經濟因素和狀況，使我看待今天的經濟時聯想到國民經濟的發展歷史。應當說亞當斯密是偉大的，他提出的勞動創造價值理論和社會分工，使我們直觀的理解社會經濟的發展史。就這一點我們不能用批判的眼光看亞當斯密。應當說每一個觀點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知識之上，亞當斯密的觀點也不例外。
然而讓我想到了今天的有些學者，不是為了提出觀點而是為了整理觀點而努力，一點點成果沒有經過考證便自認為水平高就急不可待的發表。我佩服亞當斯密的精神。亞當斯密一生中為什么只有這一個成果，并不是亞當斯密寫完這本書之后就沒有精力了，而是他的治學態度非常嚴肅，當亞當斯密處于彌留之際時讓別人將除《國富倫》其外的其他手稿一概毀掉，為了不讓半生不熟的觀點公布于世。
整篇文章通讀下來，使我不由得對作者獨特的見解和高深的學問敬佩不已，正是因為有了許多像斯密這樣的偉人，我們的社會才能不斷的進步和發展，作為新世紀的主人，我們又有什么理由不傳承和發揚下去呢？
有一點天真的男人
被譽為“京城四少”的經濟學家樊綱，現為中國社科院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曾經上山下鄉，曾經被北美那片經濟學熱土的風所吹拂，現在，成為政府的重要“智囊”。
曾經以為，像他這樣的男人一定是有幾分“臺閣式”的堂皇氣質的。可是，當他坐在辦公桌后和站在寫滿經濟學公式的黑板前，看他把他的腳自然地搭在辦公桌上，把厚厚的著作扔到地上，俯身躺在辦公室地上布置的黑膠唱片堆里，你又會覺得，這個身著ESPRIT新款瘦身襯衫的男人，分明，就是一個被美式文化所熏陶的，要多天真就有多天真的男人。
不可否認，樊綱是一個英俊的男人，古銅色的肌膚(是否仰仗當年上山下鄉鍛煉所賜？)，五官輪廓異常分明，怪不得有人形容他有“冷峻之魅”。
在經濟學界，樊綱算得上少年得志，年輕、英俊，翩翩少年一路春風。可是，他不驕傲，除了專業場合，他很少對人談起他的經濟學理論，因為在他看來，那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但，有誰知道，曾經浸潤著寂寞的他，身在黑龍江與河北農村的那些夜晚呢？
那些夜晚，他在書中波瀾壯闊的生活里，了解到了更廣闊的世界，因而生出向往，也因此，知道了生活是一場拼搏。后來他考上河北大學，再后來考上中科院的研究生，包括出國攻讀哈佛大學的博士，他都把這種拼搏精神，帶到了他生活的每一個地方。
為什么要到美國學習經濟學？當然是因為20年前的美國，經濟發展比中國要好得多，物質與商業的發展也更為豐富。為什么要回中國？那是因為，他自信，中國總有一天，會發展得不比美國差。
經濟學是生活的一種思考方式
和妻子分手的原因樊綱沒有講，總之，我們無法探詢這個經濟學家的情感隱私，所以相信，他是出于對一個女人的尊重才選擇緘默。
他說他了解當代職業女性的一切喜怒哀樂，因為他身邊也有很多職業女性，因為了解，所以懂得。但是，他決不縱容她們的一切壞脾氣，比如無休止的抱怨，成為怨婦是可怕的事情。MY GOD，女同胞們，聽好了，沒有一個男人喜歡你們成為怨婦哎!
樊綱一再說經濟學是一種思考的方式。這種思考方式，其實說到底，是讓人學會在生活中尋求平衡。如果你想得到功名，當然就要付出閑暇，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閑暇，當然在事業上因為付出得少可能就會比旁人弱一些，可這些如果是你個人自動選擇的，就一定不要抱怨什么。這句話引申一下可以這么理解，如果你身為女子要當“白骨精”，那就千萬不要抱怨自己太辛苦，一切，皆是你自我的選擇。
熱愛，但不沉溺
在美國的日子，正是樊綱作為一個男人的好年華。
也許是之前的經歷，使得樊綱的適應能力非常強，到美國后他很快過了語言關，而飲食關對于他來說更無所謂，因為，他什么都可以吃。
Car 、Computer 、CD這三“C”是當時他身邊的很多朋友最喜歡的三樣東西，20年后，這三“C”仍然是男人們喜歡的東西。樊綱到美國不到一個月就考取了駕照并買了自己的第一輛車，雖然是舊車，可是他開著屬于自己的車去兜風，覺得真是意氣風發，那，才是一個男人真正自由的時刻啊!由此，他愛上了自由的感覺，他喜歡古典音樂，最喜歡巴赫，他去淘CD，地道的黑膠唱片，到香港去買英國的高品質音箱，是第一代的“發燒友”。花很多的時間做只屬于個人興趣的事情，他不覺得自己有什么錯，因為他的身邊，有那么多的“同好”!
他對眼前的世界充滿驚奇，那么多自己喜歡的事情可以做，這是他人生中一段只為自己而活的率性時光。他的房東，是美國60年代的反叛一代，喜歡反戰與和平類的音樂。這是樊綱非常向往的一種社會狀態，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愛好和興趣來選擇自己的生活并各有所歸，有自己的精神世界，這種多元化的社會生活方式，對樊綱的某些觀念影響非常大。所以，到了他的專業中，他就是一個敢于用自己的聲音說話的經濟學家。還好，時代接納了他。
現在的樊綱，工作節奏非常緊張，能夠有的休閑時間經常是在飛機上，看一本他喜歡的英文小說。
除了看閑書，樊綱非常喜歡看國外的懸疑小說，政治、法律、陰謀和詭計之類的他尤其喜歡，他也喜歡這一類的電影。他不喜歡幻想性質的東西，喜歡理性而帶有邏輯思考的東西，呵呵，大概跟他從事的工作有關系吧!《達?芬奇密碼》是他非常喜歡的一本書，克利斯?漢姆是他喜歡的作家。當然，即便是這么點看書的時間，在他的時間統籌里也是飛機起飛和降落的那一段時間，在飛機平穩飛行時間，他還得打開筆記本電腦工作，真是一個瘋狂敬業的男人。
那么，他的那些唱片呢？他的音箱呢？是不是它們非常寂寞，就像寂寞的女子，不知道，什么時候他閑下來，才會再親芳澤。
做一個好爸爸是他的第二理想
學而優則仕，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終極理想，對于樊綱來說，回到祖國來，無非因為他學的經濟學是社會科學，是中國的社會科學而不是其他，那么，在非自己母土文化的美國，他的所學當然不能很好地致用，他不喜歡自己一等收入二等公民的感覺。所以，對于他來說，他的理想就是學而優則做點事，滿足自己的心靈，讓自己的心靈踏實起來。這么說來，生活和理想其實不是分割的，二者是平衡的，它們不存在誰更高。不過，可能這個理想如果與事業連在一起的話，更容易讓人得到滿足感。
樊綱實現了自己的理想嗎？當然實現了。樊綱說看到現在的中國物質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非常欣慰，這意味著，其實他自己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啊!
關鍵詞：金融人才；環境；培養
一、金融人才面臨的環境
從20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無論是國內金融活動，還是世界金融都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對高校金融專業人才的培養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首先是金融活動的領域不斷擴大，金融活動的內涵日益豐富，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迅速提高，金融已成為現代經濟的核心。主要表現在：①金融機構中非銀行性金融機構如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迅速發展，銀行業特別是國有銀行正在進行著深刻的制度創新。②資本市場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成為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促進國有企業機制轉換，促進社會儲蓄向投資轉化，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③企業個人的投資和融資活動，企業生產與個人生活消費與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日益聯系在一起，企業、個人越來越成為金融活動中的重要參與者。④宏觀金融調控在經濟活動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已成為我國調控國民經濟活動的最重要杠桿之一，同時，金融調控的復雜性和難度也在加大。客觀現實的發展變化，要求培養出的金融專業人才既要熟悉宏觀金融理論，也要具備金融市場實際操作與企業財務管理等方面的能力；既要懂理論，更要懂實務；既要有知識，更要有能力。
其次是金融全球化進程加快，中國逐漸成為金融全球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主要表現在：①國外資本流人中國的數量迅速增加。自1993年以來，到去年為止，我國已成為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首次超過美國。此外，來自國外的間接投資也在迅速增加。②資本外流迅速增加。據統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在1998年是1985年的160多倍。同時，由于一部分非法資本外流難以統計，實際資本外流規模遠大于此。③金融機構的國際化程度加強，具體表現在：加入 WTO過渡期結束后，外資金融機構將享受與中資金融機構同等的國民待遇，同時國內金融機構的國際化程度也在不斷提高。此外，中國的資本市場也在逐漸開放，已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中國正不斷加強與國際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系與合作。中國與世界融為一體的金融實踐要求高級金融人才要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金融競爭，這對人才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金融專業人才培養的措施與思路
(一)課程體系建設
我校的貨幣金融學專業是改革開放以后建立起來的。課程設置偏重宏觀金融理論，偏重于對宏觀金融政策提供理論指導和解釋，畢業生主要服務于政府部門。隨著我國經濟改革的進一步市場化，目前，微觀金融理論問題越來越突出。比如銀行、證券、保險等形形的金融機構迅速發展中的微觀經營管理問題，許許多多企業(也包括個人等)微觀的投資、融資決策問題，不斷增加的金融工具的估值和定價問題等，這在我們的教學中很少涉及。
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金融學的發展有兩個方向：一是把宏觀金融理論部分作為宏觀經濟學的一個分支；二是把微觀金融理論部分作為管理學的一部分，強調直接服務于市場和企業。結合我國的實際，借鑒國外經驗，我國高校金融專業人才培養應努力適應金融市場的變化需求。在課程體系建設中要及時設置、更新課程，淘汰過時的舊課程，盡量體現現代金融理論的發展成果，將課程體系的中心逐漸從宏觀轉向微觀，逐漸從以銀行為核心轉向以資本市場為核心。
(二)改進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
到目前為止，我國高校金融專業教學大都以課堂講授為主，以灌輸式為主。這種教學方式導致的結果是“上課記筆記、考前背筆記、考后全忘記”，導致學生的學習興趣喪失，學習知識的能力得不到提高，培養出的人才難以適應現代化金融工作的需要，更不用說適應國際金融競爭的需要。因此，必須進行改革。
1．引進案例式教學。金融學的許多課程實踐性強、業務性強，適合于案例教學。案例教學通過對各種經典案例的分析與討論，有利于加深學生對所學專業理論的理解，培養學生理論聯系實際、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與主動性。客觀上也有利于提高教師教學的主動性與興趣。國外大學財經類專業課程中，案例教學的地位十分重要，就是在國內大學的MBA和法律專業教學中，案例教學的運用也十分普通。因此，金融專業教育在引進案例教學時應注意借鑒這方面成功的經驗。同時，應意識到，制作金融教學案例是一件非常復雜的工作，需要校際間的合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2．強化模擬教學。目前，許多金融專業大學生畢業后，都有種感覺，覺得學校里學的東西沒有什么用。同時，用人單位也反映，大學生不如中專生實用。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的金融教育脫離實際。為此，我校積極探索模擬教學，并取得了
一定的實效。我們在“證券投資學”、“銀行會計學”、“國際金融學”等課程中進行模擬教學，效果較好，受到學生歡迎。
3．“走出去，請進來”。所謂“走出去”，就是創造條件讓學生到金融實際部門和金融監管部門去實習，包括到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和其他金融企業等金融部門實習。學校應努力探索一套有效的機制以保證實習效果，從而有效地配合學校內的專業學習。
所謂“請進來”是由于金融業的變化非常迅速，由于各種原因，教師難以跟蹤最新的金融動態，所以，學校應該定期聘請金融實際部門的專業人士給學生講課或辦講座，這樣可以使學生把握最新的金融發展狀況與趨勢，強化理論與實際的結合。
(三)改革考試制度
考試是教學環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某種程度上決定著學風，決定著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改革的效果。目前，高校金融學的考試主要以閉卷為主，試題難度較小。許多學生平時不努力學習，依靠考前集中時間的死記硬背也能取得不錯的成績，這不利于學生創造能力和創新思維的培養。為此，應采取靈活多樣的考試形式：有些課程可以采取口試形式；有些課程可以采取寫論文形式；有些課程可以讓學生完成案例分析報告；即使采取閉卷考試的課程，也要增加運用基本理論分析實際問題的試題，減少死記硬背式的試題；學生平時的課堂表現，完成作業情況等也要構成考試成績的一部分等等，力求客觀地反映學生的學習情況。
(四)逐步推廣雙語教學
實行雙語教學，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是培養適應國際金融競爭，熟悉國際慣例和規則的高級金融人才的重要方法，有利于學生吸收學科前沿的專業知識和理論。實行雙語教學，從我校實踐看，面臨許多困難，一是學生的接受能力問題；二是師資力量問題。在推進雙語教學中，首先要加大師資的培養。要有英語水平較高，懂得西方金融學教學內容和經濟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同時也精通中國金融活動的教師。這是推進雙語教學的關鍵。其次，是要選好教材。選擇英浯原版教材進行雙語教學，要認真分析和對比國內外同類教材，既要跟蹤學科前沿，也要結合中國金融實際和本門課程所需。第三，要充分號慮學生的專業基礎和語言基礎，在課程的要求上要適度，循序漸進。
參考文獻
[1]劉世清．我國研究生培養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研究[J]．中國高教研究，2003(2)．
關鍵詞:成渝經濟區;區域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15-0093-02
1 成渝經濟區形成的歷史條件
從古至今,巴蜀兩地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同屬西南內陸地區的重慶和四川地域范圍廣,人口數量多,經濟體量大,工農業基礎好,科技力量雄厚,發展潛力和空間巨大,在自然條件,社會文化,歷史發展等各方面都有著很多相似之處,地緣相近、人緣相親、經濟相融、文化相通。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成渝經濟區形成的歷史條件:
(1)成渝地區都處于西南這一特殊區位,經過五十多年的發展,特別是國家改革開放之后,成渝兩地已經成為了西部地區最重要的經濟文化中心。是其他各省無法比擬的,從經濟實力來看,成渝兩地2007年的GDP是1.3萬億元,已居全國第四位。故成渝兩地肩負著振興我國西部的重要使命。
(2)成渝兩地資源豐富。在我國甚至全世界來看都是水能資源比較密集的地區,礦產資源也非常豐富,除石油資源之外的各種能源都是位居全國前列的。人文景觀方面,重慶有壯美的三峽,成都有世界水利工程的奇跡都江堰等,這些都為兩地經濟區的形成與發展找到了契機。
(3)兩地的勞動力資源豐富。四川是我國第一勞動力大省,重慶人口密度也很大,整個經濟區規劃人口接近一億。充足的勞動力資源為兩地的發展創造了人力條件。
(4)相較于長三角,珠三角經濟區,成渝兩地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歷史淵源:1997年前,成渝兩地同屬四川省,在社會文化,經濟生活各個方面聯系十分緊密,經濟布局上也極具互補性。
2 成渝經濟區的發展現狀
1997年重慶直轄以來在包括經濟在內的各領域的發展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城市建設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書記來到重慶以后,創造出了一個又一個全新的“重慶”模式。2009年以來,“五個重慶”(“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建設思想的提出又把重慶發展推向了一個新起點。同樣,以成都及其周邊為核心的四川今年來發展也十分迅速,在經濟文化的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四川是我國人口最多的大省之一,擁有包括人文和自然兩大環境在內的雄厚經濟發展基礎。
重慶四川的快速發展以及兩地經濟文化的密切聯系也為兩地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成渝經濟區的建設可謂是呼之欲出。
其實早在2004年,成都、重慶兩省市就簽訂了“1+6”合作協議,第一次提出打造成渝經濟區,“新增長極”的說法就已經出現。2007年4月2日,重慶市政府和四川省政府簽訂《關于推進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經濟區的協議》,確定成渝經濟區將覆蓋成都、重慶為核心的四川14個市和重慶23個區縣。一紙協議,令成渝經濟區從猜想走向現實,標志著成渝經濟區的正式成立。在2008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中,建設成渝經濟區已被列為本屆中央政府今后5年重點推進的工作之一。成渝經濟區建設已寫入2010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將從政府間合作上升為國家戰略。
但是兩地在發展中卻并沒有真正地達到雙贏的效益。其原因主要在于川渝兩地同屬西部,在全國布局中產業層次都比較低,產業發展也大致處于同一層次上,在經濟發展對資源的需求結構方面非常接近,并且對東部地區轉移的產業承接能力也基本處于同一水平。因此,川渝之間非常容易對相似的區域發展資源進行爭奪,進一步加深產業發展上相互博弈的困境,產生出兩地產業結構趨同化的突出問題。其次,政府之間簽署的經濟區共建協議,也僅僅是從交通和基礎設施合作破題,產業調整也許可以稱之為“萌動狀態”,而最具經濟區意義的、由市場直接推動的產業合作、統一市場以及具有行政效力的跨區域政府協調機構還有待于進一步發展。
3 成渝經濟區建立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成渝經濟區的建立可謂是成績和不足并行,但是無論如何,成渝經濟區建設都可謂是勢在必行,也就是說成渝經濟區的建立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成渝經濟區的建立是加強川渝合作也是參與西部大開發的必然選擇。川渝地區整體實力都非常突出,川渝兩省市是西部經濟基礎最好、發展潛力最大的區域,是國家西部大開發和主體功能區規劃的重點開發區。一旦整合聯動,分工合作,就能形成西部地區最大的人才、資金、信息、商品等生產要素的集散地,發揮西部最大市場的作用,并在西部大開發中發揮巨大的支撐、帶動作用。對帶動西部大開發、大開放,推進全國區域和城鄉協調發展,促進長江流域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2)區域合作與區域一體化已經成為當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主流的形勢,以區域帶動整體已經成為國家的重要發展戰略。通過區域合作和區域一體化的發展模式,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三大經濟區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績,這充分說明區域合作和區域一體化路線在我國是完全行得通的。在西部地區、在中部地區,都應該有類似長三角、珠三角當量的增長極。可以促進區域間的分工與合作,各自發展自身具有優勢的產業,通過交換合作來達到雙贏的局面。成渝兩地完全滿足區域合作和區域一體化的條件,應當順應潮流和趨勢積極建設成渝經濟區以達到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雙贏局面。
(3)成渝經濟區的建立對改變西部產業結構,提升西部地區的發展質量產生巨大的作用。以高技術領域的IT產業為例,金融危機使相關產業向擁有人力資本優勢的西部加速轉移,以成渝為代表的西部地區正在崛起。2009年10月,英特爾宣布對成都工廠增資7500萬美元。11月底,英特爾完成對上海封裝測試廠整合到成都的搬遷。2009年8月,惠普2000萬臺筆記本電腦項目落戶重慶。同時,重慶還進一步與臺灣廣達達成協議,準備建立4000萬臺筆記本的加工基地。這表明,在金融危機的大環境下,資源正在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西部地區流動,成渝地區應該把握好這樣的大好趨勢,做好合作與分工,促進產業結構的轉變,積極承接沿海地區產業特別是IT等高新優勢產業的轉移。成渝經濟區應做好產業發展的定位,與西部其他地區一道,做好產業結構分工,發展優勢產業,促進西部經濟的發展。
(4)國家的政策也積極支持成渝經濟區的建立。特別地,成渝經濟區建設已寫入2010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將從政府間合作上升為國家戰略。90年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后,東部沿海地區在已有的政策優勢的影響下,運用人力資源和制度資源優勢,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前三十年東部、后三十年西部”,政府政策的傾向已經開始逐步從東部地區向西部區域轉移,東部地區的市場化程度隨著政府干預的減少而不斷增強,西部也就成為未來經濟建設的重點區域。成渝經濟區應當把握好國家的政策,立足自身優勢,積極參與產業的分工與合作,使川渝兩地的經濟更上一層樓。
(5)成渝經濟區的建立與發展也會對周邊地區的經濟產生積極的影響。首先:就對成渝兩省省內各縣市的影響來說,成渝經濟區在空間格局上將形成雙核五帶格局,依托便利的水運和鐵路交通,必將帶動周圍的各個區域帶,形成聯動效應。其次,就對周邊各省來說,成渝經濟區位于西部地區從北至南的中心位置,西安――天水經濟區、北部灣經濟區則為兩翼,向西北、西南雙向推進。有利的中心區域位置,成為了連接西北地區和西南地區的紐帶,促進資源在西部地區的流動和分配,帶動整個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第三,在西部生產的產品可以從這里走出國門,進入東南亞、南亞、西亞、中亞等亞歐大陸腹地,促進與周邊國家經濟的交流和發展。這將是我國繼沿海開放戰略之后,又一個新的開放戰略舉措,這種發展趨勢也是勢不可擋的。而成渝經濟區在這個開放戰略中的地位可謂是重中之重。
4 對成渝經濟區建設的建議
近年來,成渝兩地的快速發展及其取得的巨大成績是我們有目共睹的,同時,我們也發現,在成渝經濟區的建設中依然存在著一些待解決的問題。就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從政策方面來講:國家應該在成渝經濟區內部實行與國內其他地區不同的特殊和靈活的措施,鼓勵成渝經濟區發揮西部的中心紐帶作用,形成西部地區排頭兵,示范區的作用。可通過政策在稅收、分配等方面給予優惠的政策,加大對成渝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撥款力度,頒布能夠引導優秀人才流動的積極政策,提高西部地區人民的素質。地方政府則首先應該正確認識和發揮上級優惠政策的效用。把握優惠政策的時機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引進人才,促進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和產業集群的建立。其次,地方政府應通過政策內生化獲得政策優勢能差。要在政策的制定上推進政策方案的地方化科學化,要推進政策的創新性執行,靈活采取各種政策執行方式,建立適當的政策執行組織。最后,應當向其他地區學習政策制定和執行政策的經驗,對先進經驗中政策本質的學習,掌握政策內生化的技巧和規律。從企業方面來講,應該把握好政府頒布的各項優惠措施,利用對自身發展有利的政策,使企業從中受益。
(2)成渝地區應加強交通設施建設,為經濟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和諧號”的通車,為兩地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但仍然有很多的不足。一是,“和諧號”動車組的車次有限,不能滿足人口的快速流動。并且98元的車費對一般乘客來說還是過高。其次,“和諧號”動車組也只限于對人的運載,貨物的運輸仍然并不迅速,這樣嚴重影響了兩地的物資交流。第三,“和諧號”動車組的提速只限于鐵路運輸,使交通運輸方面呈現出單一化的弊端。所以,成渝地區交通條件的改善也十分必要。首先,應增加“和諧號”動車組的班次,以滿足更多人的需求,同時適當降低價格。第二,發展貨物運輸專線,提高兩地物流的速度。第三,加強其他交通設施的建設,是運輸呈現多元化的趨勢。
(3)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兩地的人口的素質。在頒布吸引優秀人才的優惠政策的同時,發展本地的教育,提高勞動力素質。通過政策確實能夠吸引到一定的優秀人才投身到西部建設之中,但是這并不能完全滿足西部地區發展的需要,提高整個地區的人口的素質還得從發展本地教育的根本出發。在成渝地區,已經有像四川大學,重慶大學,電子科技大學,西南財經大學等這樣一流的大學,利用本地的教育資源,發展多樣化的教育形式,促進成人教育的發展,通過成教,夜大等形式讓更多的人擁有再次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在中小學中,要積極解放學生的思想,倡導創新性啟發性教育,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和社會實踐能力。教育乃發展之本,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勞動力素質,才能為地區發展提供源源不斷地人力保障。
(4)加強成渝兩地的分工與合作,促進產業的分工與調整,推進產業梯度轉移和升級。以優化產業為關鍵,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一是在承接產業轉移中完善產業體系。要從成渝經濟區產業分工的角度,改造提升傳統優勢產業,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培育引進新材料、新能源、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做大做強機械汽配、冶金建材、食品飲料等主導產業,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二是在“抓大扶小”中實現企業梯度發展。加快建立面向中小企業的信用擔保、創業輔導、技術支持、信息服務和人才培養等社會化服務體系,形成中小企業鋪天蓋地的“生態綠洲”,并推動骨干企業快速做優、做大、做強。三是在科技交流合作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加快構筑以企業技術中心為主體,以科研院所為依托,以政策引導為支撐的技術創新體系。四是在推進節能減排中轉變發展方式。圍繞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推進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大力發展“低碳”經濟、生態經濟。
(5)完善成渝地區區域管理的體制與機制的配套措施。首先,健全區域管理的法律基礎。健全法制,保障各項機制的實施。第二,要不斷完善區域開放的政策體系。在開展主體功能區規劃的基礎上,以劃分明確的主體功能區位載體,研究與主體功能區相配套的財稅政策,投資政策,產業政策,土地政策,金融政策,人口政策等。第三,加強對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支持。中央政府有必要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形勢的需要,盡快研究出臺促進區域合作發展的政策性文件,在政策鼓勵上給予更多的機會和權力。
參考文獻
關鍵詞 互聯網經濟 傳統經濟 驅動沖擊
互聯網經濟是基于互聯網所產生的經濟活動的總和，主要包括電子商務、即時通訊、搜索引擎和網絡游戲。互聯網經濟中經濟主體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經濟活動，以及金融機構和政府職能部門等主體的經濟行為，都越來越多地依賴信息網絡，不僅要從網絡上獲取大量經濟信息，依靠網絡進行預測和決策，而且許多交易行為也直接在信息網絡上進行。
一、中國互聯網經濟基礎與現狀
2015年1月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6.49億，全年共計新增網民3117萬人。互聯網普及率為47.9%，較2013年底提升了2.1個百分點。手機網民規模達5.57億，較2013年底增加5672萬人。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人群占比由2013年的81.0%提升至85.8%。中國網民通過臺式電腦和筆記本電腦接入互聯網的比例分別為70.8%和43.2%；手機上網使用率為85.8%，較2013年底提高4.8個百分點；平板電腦上網使用率達到34.8%；電視上網使用率為15.6%。
艾瑞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電子商務市場交易規模12.3萬億元，增長21.3%，其中網絡購物增長48.7%，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滲透率年度首次突破10%，成為推動電子商務市場發展的重要力量。另外，在線旅游增長27.1%，本地生活服務O2O增長42.8%，共同促進電子商務市場整體的快速增長。2014年中國網絡經濟營收（網絡經濟營收規模指基于經營互聯網相關業務產生的企業收入規模之和）規模達到8706.2億元，其中，PC網絡經濟營收規模為6377.3億元，營收貢獻率為74.4%，移動網絡經濟營收規模為2228.9億元，營收貢獻率為25.6%，移動互聯網對整體網絡經濟的營收貢獻率進一步提升。
二、中國互聯網經濟的驅動力
互聯網經濟創造了虛擬經濟這一新興的經濟發展形態，在國民市場經濟和社會政治、文化各領域中具有十分顯著的推動作用。互聯網經濟自身不斷加快創新步伐，引領社會市場經濟快速向前發展，在社會公共服務領域也發揮著愈發重要的影響力。隨著互聯網成為工作、生活中的必需品，互聯網經濟的社會地位與日俱增，其迅速的規模增長加速了市場經濟數據、信息與各產業的相結合，有效地推動了傳統經濟增長。各種新的經濟增長點表明互聯網經濟正在加速向傳統經濟各個行業、領域的相互滲透與融合，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中國互聯網經濟當前有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從服務業中產生繁榮而相互關聯的體系，形成后續不斷產生交易的應用平臺，衍生出生產性的服務業。例如，電子商務正從單純的應用產業發展成為以電子商務為支撐的服務業。中國商務部最近的《中國電子商務報告》顯示：2014年，中國電子商務交易總額增速（28.64%）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速（7.4%）的3.87倍；與電子商務密切相關的互聯網行業收入增長50%；移動購物市場交易規模達到8956.85億元，年增長率達234.3%。
在互聯網經濟時代，商業模式創新是經濟發展轉型與升級的突破口。隨著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市場競爭環境不斷產生新的變化，從產權結構到市場模式，從公司戰略到基層業務都發生質的革新。另一方面，市場的競爭主體也在發生質的轉變。基層業務和應用業務的相互分離，重資產和輕資產之間的相互轉換，同時通過商業模式創新互聯網經濟實現了以往從來沒有出現過低成本差異化的競爭力，成為未來市場競爭力的主流。所以，未來競爭力的企業將會由做大做強轉向做強做優，傳統經濟在互聯網的推動下實現產業調整與升級，進而產生持續的經濟增長與繁榮。在可預見的未來，互聯網經濟將深入每個人的工作與生活，在國民經濟中扮演著異常重要的角色。
三、中國互聯網經濟的沖擊力
在互聯網經濟蓬勃發展背景下，以HMV破產為代表的傳統唱片業落下了最后一幕；以“余額寶”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的強勢崛起下，各大銀行及金融機構正如履薄冰般尋求調整與轉型。傳統經濟中各行業都逐漸受到互聯網經濟的強烈沖擊，從批發零售業到制造業，從廣告出版業到醫療業等無一幸免。互聯網經濟正迫使企業進行重大變革或重組，與此同時，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勞動力需求和就業狀況。隨著互聯網驅動的自動化技術的發展，有些原來由人工來完成的工作逐漸被設備取而代之，從而帶來就業機會的減少；由于技術對人工的取代，業務外包將變得更為便捷，互聯網經濟也會帶來一些傳統經濟領域就業機會的減少。這種勞動力需求的結構性調整是因為互聯網技術不斷進步產生的結果，也是對原有的生產要素進行重新分配，是原有的舊的經濟方式和流程向新的方式轉變產生的結果。新技術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減少了傳統工人所做的一般性工作，這就帶來了外包和境外生產的可能性。這種持續的轉變導致傳統經濟行業不可避免的工作機會的減少。
互聯網經濟作為一個新興模式的產業經濟，吸納了大量的就業人口，但互聯網整體來說是一個技術密集型行業，所容納的勞動力數量也較為有限。而且，互聯網經濟中比傳統經濟更注重公司員工的技術含量或工作天賦，對人才尊重的同時也是對非人才有著重度的用工歧視。互聯網經濟帶來的科技進步，讓社會生產效率提升、所需的勞動力數量減少而導致部分勞動者失去工作。除此之外，互聯網行業本身就是集中化的形態，這一點在PC時代就得到了很好的體現，網絡流量大入口只有那么少數的幾個；在移動互聯網的當下，雖然去中心化被反復提及，但顯然中心依然很明顯地存在。在互聯網集中化背景下，強者越來越強，中小互聯網公司難以生存，這導致的后果就是整個行業吸納就業的人數將更加有限。
互聯網引起經濟的結構性增長必然對市場就業情況產生波動與調整，較為有限的互聯網經濟產生的工作崗位相對于受到沖擊的傳統經濟失去的工作崗位而言明顯是得不償失。但互聯網經濟卻是技術進步、社會前進的必然趨勢，所以我們只有對勞動力市場進行大量的結構性培訓與升級，才能更好地支持互聯網經濟的持續、健康增長，繼而使互聯網為整體經濟增長服務。否則，互聯網將會對市場經濟帶來更劇烈的波動，造成更多的失業，加劇貧富懸殊程度，影響社會的穩定與繁榮。
四、結束語
互聯網經濟作為一種革命性的時代現象產物，它的產生與使用對社會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等各個方面都發揮著不可估量的變革作用，但就本質而言，互聯網終究只是一種工具，對其合理、有效的利用從而發展實體經濟才是最終目的，才是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根本所在。互聯網經濟發展依托于傳統經濟，更應服務于傳統經濟。互聯網經濟和傳統經濟不能相互脫離，更不能本末倒置，兩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實現國民經濟健康、持續的發展。
（作者單位為深圳前海新中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參考文獻
[1] 杰倫?拉尼爾.互聯網沖擊[M].中信出版社，2014.
[摘要]馬克思在其早期宗教批判中，在把國家看作是人的“類”本質體現的前提下，認為國家的政治解放雖然把宗教放逐到世俗生活中，但并沒有使宗教信徒獲得解放和自由。隨著從生產與實踐出發重釋國家和人的本質，對宗教的批判也從對影響宗教的世俗政治力量延伸到經濟領域，逐步形成了唯物主義宗教觀。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2826（2013）03-0056-08
近些年來，國內學界對馬克思宗教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新進展，如關于馬克思宗教思想的經典論述的重新審視，對馬克思中后期的文化人類學筆記和歷史學筆記中關于宗教思想論述的關注等等，雖然近年來有的學者也指出馬克思宗教思想更為重要的部分，是在其中后期關于宗教與文化相關問題的思想中，但對馬克思早期宗教思想一系列重要文本研究，尤其是對馬克思宗教思想與馬克思的政治批判思想和經濟批判思想的內在邏輯關系的厘清，是全面認識馬克思宗教思想乃至把握馬克思整體思想的重要前提。
對馬克思早期宗教思想與政治批判和經濟批判關系的研究，離不開當時馬克思思想發展的特定歷史背景：一是馬克思在早年博士論文完成之后，更多地轉向了對法哲學這樣的實踐哲學問題的思考；二是與此同時青年黑格爾派卻對國家與法這樣的問題回避，而更多地以“人”的問題和宗教問題對黑格爾哲學進行批判。也由此形成了兩個不同對象的批判，一個是對黑格爾理性“神”的批判，另一個是對青年黑格爾派抽象的“人”的批判。對黑格爾理性“神”的批判，把“神”從絕對觀念拉回到“人”間，而對青年黑格爾派的抽象人的批判，使對宗教的批判轉向了對代表私人利益的市民社會經濟異化的批判。只有通過對馬克思早期關于宗教與國家的政治解放和宗教與經濟異化等問題的研究，才能為準確認識馬克思唯物主義宗教觀的形成、發展和確立提供有效的途徑。
一、國家的實質與宗教信徒的解放
宗教改革使宗教世俗制度得以破壞和重建，宗教逐漸被驅逐出國家政治領域，但國家的政治解放和宗教的世俗化并沒有使人獲得自由和解放。馬克思在早期宗教批判中從人與國家關系角度分析國家的本質，他認為國家是人的本質即“類”生活的體現，而國家的政治解放卻沒有使人的“類”本質得以解放，宗教信徒也不可能通過政治解放而獲得解放。馬克思在《德法年鑒》時期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論猶太人問題》、《導言》三部著作針對國家與宗教信徒解放問題進行了集中闡述。這一時期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主要圍繞著國家的本質以及人的本質的認識緊密展開。對宗教的批判一方面通過對黑格爾把國家的本質看作是絕對理念的實體化進行批判，指出國家本質的屬人性，清除國家的神秘性；另一方面指出宗教信徒要獲得解放，只實現“政治解放”即實現國家與宗教的分離，還不能實現人的“類”本質解放，也不能恢復本來的宗教精神。此時馬克思的宗教批判思想仍局限在形而上學的人道主義思想體系中，但對宗教問題的世俗原因的關注，為馬克思轉向唯物主義歷史觀起到了重要作用。
國家的實質是什么，是馬克思早年在大學學習法律時就遇到的問題，在大學二年級時馬克思未完成的300頁法律書稿，就是遇到了公法與私法如何來劃分的問題，正如在1837年11月給父親寫信時提到，他遇到了“現實的東西和應有的東西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如何來看待國家的實質，其背后的哲學依據是什么這樣的問題。馬克思把研究的興趣轉向了哲學，尤其是黑格爾的哲學，現在看來這些問題更多的是對法哲學的思考，“我明白了，沒有哲學我就不能前進”。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和《論猶太人問題》中，首先闡釋了他對國家觀念的理解。馬克思認為在黑格爾看來，國家是“普遍的最終目的和個人的特殊利益的統一”。對于這個普遍的最終目的，馬克思是反對的，他認為這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認識。首先如果按照黑格爾的界定，把國家看成是一個矛盾統一體，那么這個概念就會出現二律背反，國家既是市民社會和家庭的外在必然性，又是內在目的。其次，黑格爾的國家觀念是“泛神論的神秘主義”，是形而上學的表現。在黑格爾看來國家是自為的無限的現實精神，這個“現實理念”具有一定原則和目的行動。國家、法和市民社會是絕對觀念在現實中的展現，這些制度和法使觀念得到確認的同時也獲得自由，國家是客觀精神最后的發展階段。由此可見，國家中的人是在絕對觀念內才有可能獲得自由，個體受到國家的限制，或者換句話說就是國家剝奪了個體的自由。馬克思認為黑格爾顛倒了這個關系，國家的本質應當從人的生活中去尋找，它具有屬人性質的，而不是黑格爾認為的由“現實理念”生成。當國家目的和國家權力被說成實體的特殊存在方式，國家也就被神秘化了。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這樣描述，“正如同不是宗教創造人，而是人創造宗教一樣，不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在某種意義上，民主制對其他一切國家形式的關系，同基督教對其他一切宗教關系是一樣的”。
國家的本質是什么呢？馬克思認為其本質根植于人的屬性之中，體現在人的“類”生活的普遍性之上，國家是人的本質的體現。馬克思強調國家的屬人性，而不是普遍的抽象的概念。但與此同時，國家的政治解放并不能使宗教信徒獲得解放。馬克思從政治完善的國家人手對國家進行分析。政治完善的國家體現著屬人的類生活性質，與市民社會的私利生活有所不同。馬克思把人的生活劃分為兩個領域，一個是具有私人利益性的市民社會生活，一個是政治的“類”生活。人的本質不在于私利性的生活，而在于“類”生活。同樣，馬克思認為國家的本質不在于私利性，而在于“類”的普遍性上。由于國家本質所具有的特點，使得國家成為人獲得自由的中介物，“國家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間的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自己的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這個“類”生活體現出普遍性，與黑格爾所指的來自于觀念的普遍性是不同的。馬克思認為這個觀點的錯誤在于：“因為他抽象地、孤立地考察國家的各種職能和活動，而把特殊的個體性看作與它們對立的東西；但是，他忘了特殊的個體性是人的個體性，國家的各種職能和活動是人的職能；……而國家的職能等等只不過是人的社會特質的存在方式和活動的方式。”馬克思認為國家的普遍性來自于人本身，但不是抽象的觀念。那么，一個宗教信徒在國家獲得政治解放時，也就是國家與宗教相分離，宗教不去影響政治時，是不是就可以達到宗教信徒作為人的“類”本質的解放，即“類”本質獲得自由呢？馬克思是這樣解釋的，“猶太教徒、基督徒、一般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是國家從猶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出來”。通過政治解放，宗教被驅逐出國家的政治領域，但并不一定能使人的“類”本質獲得自由，馬克思認為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的解放，因為“政治解放”只是從國家層面使宗教與國家分離，但宗教仍存在于市民社會中。政治解放“不是徹頭徹尾、沒有矛盾地擺脫了宗教的解放”。
二、世俗的桎梏與猶太人解放問題
在政治解放的國家中，宗教信徒獲得解放，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對這一問題做出了進一步回答。鮑威爾認為猶太人的問題也就是解放的問題，其方法是“消滅宗教”，從而使猶太人獲得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馬克思認為鮑威爾混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關系，獲得政治解放并不意味著人的解放，“國家從宗教中解放出來并不等于現實的人從宗教中解放出來”。政治解放的實質就是“人”的私利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獲得保障，代表“公民”的國家成了市民社會實現目的的手段。此時對鮑威爾和政治國家法律的批判仍然停留在國家的本質應當是人的“類”本質認識階段，但對在政治解放后的國家，如何看待進入到“私人”領域中的宗教問題則被提出來。
鮑威爾認為國家的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是一回事，國家獲得政治解放，人同時獲得解放。馬克思認為鮑威爾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方法是錯誤的。首先要明確猶太人的問題是什么。鮑威爾所講的猶太人的解放問題是界定在基督教這個特定的國家中，而不是“一般國家”。也就是說這個國家在政治上還沒有擺脫宗教影響，在這樣的國家里，猶太人的問題就是神學問題，可以通過宗教與國家政權的剝離而使得國家獲得政治解放，從而使“公民”獲得解放。但在已經獲得政治解放的國家里，猶太人的問題就不是神學問題，而是“立憲制的問題，是政治解放不徹底的問題”，是世俗問題。“既然我們看到，甚至在政治解放已經完成了的國家，宗教不僅僅存在，而且是生氣勃勃、富有生命力的存在……我們撇開政治國家在宗教上的軟弱無能，而去批判政治國家的世俗結構，這樣也就批判了它在宗教上的軟弱無能。”這個世俗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指市民社會把國家當作其實現私利的手段，通過國家的法律等世俗手段對宗教產生影響。政治解放使國家擺脫了宗教束縛，也就意味著國家擺脫了狹隘的世俗宗教即宗教對世俗國家的干涉，并不能說明宗教不受國家束縛和影響。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當國家成為市民社會實現其私利的手段時，國家就變成了宗教的世俗桎梏，國家反過來影響宗教，只有恢復國家的本質功能，也就是體現人的“類”本質時，人才能獲得解放，宗教信徒才能獲得解放。
那么，國家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怎樣形成對宗教的桎梏，并導致人的本質喪失而使人沒有獲得自由和解放呢？是因為代表市民社會的私法把國家變成了實現其利益的手段，國家成為市民社會的附屬物，而市民社會的私利性卻并不能代表國家所體現的人的“類”本質精神。馬克思認為，法律依據規范領域的不同而劃分為公法和私法。公法管轄政治國家普遍利益，而私法管轄私人利益。宗教信徒與普通人一樣也存在著政治生活與市民生活，政治生活由公法規制，而市民生活由私法規制。政治解放就是“公民”從宗教中解放出來，是國家把宗教從公法領域中驅逐，把變成私法規制的范圍。馬克思考察獲得政治解放國家的法律，指出代表普遍利益的公民權與代表私人權利的人權之間的分離，并沒有體現出“人權”從屬于“公民權”，從而也導致了人的本質的喪失。馬克思認為人的真正自由和解放在公民權中，在公民權中體現了“類”自由。如果使公民權從屬于市民社會的“人權”概念，人并沒有獲得自由，也沒有獲得解放。公民權以公法形式代表著國家，而人權則以私法形式代表著“人”。兩者應當是人權從屬公民權，人才能獲得解放從而獲得自由。在政治解放的國家中，馬克思認為雖然國家在政治上擺脫了宗教的影響，但從“人權”與“公民權”關系上，在法律上體現的是“公民權”從屬于“人權”，人們并沒有因此獲得自由。在1793年憲法《人權和公民宣言》中，自由是這樣界定的：“自由是做任何不損害他人權利的事情的權利”。那么什么是不損害他人，這個是否損害他人的界限還是由法律來界定。這個自由最終是從他人的自由權利中界定，又回到了市民社會的人權概念中。其結果是自由導致人的分離，從而人也就不能獲得解放。馬克思是這樣表達的，自由“不是建立在人與人相結合的基礎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與人相分隔的基礎上。這一權利就是這種分隔的權利，是狹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個人的權利”。在這里提到的“結合”就是一般的普遍的“類”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的共同的政治生活中體現出來。如果人與人分離，則體現市民社會是代表私利的人權。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何理解馬克思關于人的解放問題，關鍵就是如何界定人的本質問題。人的本質是“類”的普遍性，還是代表市民社會的私利。對人的本質的不同回答，則對人是否解放的答案也不同。如果把1793年憲法規定的自由概念的界定當成是一種正確的概念，也就是把自由概念界定在私法領域中，那么就是承認人的本質是從市民社會中界定，自由也就應當是使公法從屬于私法，公法是私法實現的工具。而如果把人的“類”本質當成人的本質，自由就應當是私法從屬于公法。馬克思此時認為人的本質是“類”生活，人要獲得解放并獲得自由，就是私法從屬于公法，人與人之間應當表現出來的是“類”的普遍性，而不是人與人之間的分離。憲法中關于人的自由的界定，是在把人的本質界定為市民社會屬性的前提下界定的。憲法雖然說給予每個人的人權，實際上是承認人的本質體現在代表私利的市民社會中，這不會讓人獲得解放，從而世俗的力量對宗教形成了桎梏。
在對人的解放進行詳細的說明之后，馬克思進一步論述猶太人的解放問題是何種意義上的解放。首先，鮑威爾認為猶太人解放問題是一個神學問題，是“誰的福分最大”的問題。馬克思認為猶太人的解放問題應當從社會因素去尋找，而不是神學問題，神學問題是關于國家政治解放的問題，在“現代國家”中政治解放業已實現。那么猶太人的解放應當從一般普遍的“類”生活中去尋找還是從市民社會中去尋找？馬克思認為猶太人的世俗基礎是猶太人把“自私自利”、“利己主義”、“金錢”當作是猶太人崇拜的神。猶太人的神是世俗的神，這樣看來猶太人的生活并不能體現人的“類”本質生活，他們把自身的自由界定在市民社會中，與市民社會所具有的利己主義是一致的，所以猶太人需要解放。解放的方法就是消除猶太人的利己主義，如果消除“猶太精神的經驗本質，即經商牟利及其前提，猶太人就不可能存在”，這是馬克思基于人的本質認識給出的答案。
馬克思關于猶太人的解放問題，更多的是對法哲學問題的思考。首先，馬克思區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猶太人的政治解放問題，是個“神學”問題，就是國家要從神學統治下走出來，成為一個政治國家。一個“真正”的政治國家，給了猶太人作為“公民”的一般普遍的權利，并給予了猶太人以及其他人的權利，但這個政治國家給予的自由是有缺陷的。這個缺陷在于它使“公法”從屬于“私法”。其次，在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里，如何使猶太人獲得自由。馬克思給出的答案是使“私法”從屬于“公法”，使人的本質的“類”自由得以展現，于是猶太人以及國家中的所有人也獲得自由。具體對猶太人的要求就是消除做生意這樣的“利己主義”前提。
三、宗教的異化與勞動的異化
如果說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對鮑威爾關于政治解放問題中論及的世俗對宗教的桎梏更多的是法哲學問題，那么在其后關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則更多的把世俗問題指向了經濟問題。在關于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中，使對宗教的批判也由神學批判深入到私人領域的宗教批判。馬克思在由政治批判進入到經濟批判領域的轉換過程中，對宗教異化理論的認識尤顯重要，對這個問題不同的認識也導致對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不同認識。國外有的宗教研究者甚至認為這一時期馬克思關于宗教異化理論的論述是馬克思關于宗教本質的完整論述，而國內有些學者也基于勞動異化理論，認為這一時期宗教異化理論也是馬克思宗教批判思想的精華。實際上馬克思關于宗教異化問題的認識，是基于人本主義思想的一種認識。對國民經濟學的研究還是受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思想影響，在其異化理論中（包括勞動異化和宗教異化理論）還帶有人道主義歷史觀的痕跡。對宗教異化的批判和對勞動異化的批判是在追求自我意識自由的前提下展開。通過對異化的批判，恢復人的“類”本質，是馬克思對勞動異化與宗教異化批判的意旨。
馬克思認為宗教和勞動都具有屬人的性質，是人追求自由的一種本質表現。在異化條件下，宗教的異化和勞動的異化，使和勞動變成了一種與動物一樣的本能（對于動物來說只有生理需求才是自由），而人與動物的區別表現在人的本質即意志自由方面，異化使人變得不自由。“結果是，人（工人）只有在運用自己的動物機能――吃、喝、生殖，至多還有居住、修飾等等――的時候，才覺得自己在自由活動，而在運用人的機能時，覺得自己只不過是動物。”馬克思用勞動異化形成的產品的外化來說明人的自由意志的不自由。馬克思在闡釋勞動外化時指出，勞動作為屬人的屬性，其勞動產品應屬于人，而勞動的異化造成了非屬人性質。本來勞動會讓人感到愉悅，而勞動異化讓人感到痛苦；勞動應當讓人感到自在，而勞動異化導致只有在勞動之外工人才感覺自在；勞動應當是自愿的，而異化勞動導致勞動變成強迫。宗教的異化與勞動的異化一樣，宗教本來應當是屬于人自己，而在異化的情況下，宗教外化為一種對人的統治力量。宗教的信仰應當是讓人感到愉悅的，結果信仰宗教讓人感到壓抑，人本身是自由自主的活動，異化的宗教卻讓這些活動變成了異己的力量。
通過對異化勞動與人的本質關系的考察，馬克思認為勞動異化的結果就是人成為非人，人在異化過程中，人的類本質喪失。異化導致了人的不自由表現在兩個具體領域：一個是生產勞動領域，一個是精神領域，即宗教領域。此外，馬克思通過生產領域與精神領域的關系分析，進一步指出宗教異化與生產勞動之間的關系。“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因此，對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作為對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對一切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從而是人從宗教、家庭、國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會的存在的復歸。宗教的異化本身只是發生在意識領域、人的內心領域，而經濟的異化則是現實生活的異化，一一因此對異化的揚棄包括兩個方面。”馬克思在這里談到了宗教與生產規律之間的關系問題，明確指出生產規律支配著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但這只是表明這些規律，即生產這樣的現實反而決定了這些意識領域，導致了這些領域的不自由，由生產現實來決定的方式是異化的表現，宗教也被生產這樣的現實力量支配從而異化了。雖然表面上看這種思想具有唯物主義特征，但實際上還是唯心的人道主義思想的表現。在這里馬克思并沒有說明生產的現實決定人的本質，反而認為生產是導致異化的手段。人的本質不在生產中，而是在一般的“類”生活中。但關于異化問題的研究，馬克思把勞動和作為人的本性來看待宗教與現實生產關系，這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經濟批判與宗教批判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對宗教的異化和勞動異化的認識都是基于對人的“類”本質自由的認識，對生產的認識、對私有財產的認識還是基于市民社會基礎上的認識，并認為國家的政治生活是高于市民社會生活的。但隨著《神圣家族》、《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論著的完成，馬克思把國家與人的本質觀念根植于實踐中，對宗教的批判由對國家與法的批判轉向了對生產實踐的批判，在逐步形成唯物史觀的同時，也在向唯物主義宗教觀轉變。
首先，馬克思對鮑威爾“自我意識”之神的地位進行批判。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對鮑威爾的宗教思想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同時在批判中揚棄先前一系列著作中的一個核心詞匯――“自我意識”，從而逐步確立自己的唯物主義宗教觀。馬克思認為鮑威爾的“自我意識”是一種神學思想，如果說黑格爾哲學是理性神學，它把絕對精神推到了“神”的地位，那么，鮑威爾在以“自我意識”取代絕對精神時，也把“自我意識”推向了“神”的位置，也變成了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神學觀。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對舊哲學以及包括費爾巴哈等對黑格爾哲學批判的哲學仍然是停留在抽象領域而未涉及實踐領域。他們認為現實的人以及人的實踐是一個卑微的領域，“批判的批判認為人類就是精神空虛的群眾，這樣它就為思辨認為現實的人無限渺小的論點提供了最明顯的證據。”他們認為宗教就是純粹的思想上的事情，不與實踐領域中的事件產生關聯，如政治、法律等，“沒有什么可多談的”，“疑問恰恰是：什么是宗教問題，特別是，當前什么是宗教問題？這位神學家將根據表面現象作出判斷，把宗教問題就看成宗教問題。但是，請‘批判’回想一下它為反駁欣里克斯教授所作的那番解釋：當前的政治利益具有社會意義，關于政治利益‘再也沒有什么可談的了’”。
其次，馬克思對人的本質認識也從抽象的“類”的認識轉向從實踐中去理解。馬克思在《導言》中關于人的本質的認識還深受費爾巴哈的影響，雖然馬克思與費爾巴哈的觀點還是有所不同，但是并沒有走出費爾巴哈。在對宗教的批判中，馬克思也是接受了費爾巴哈的“映射”論。二者認識的不同在于關于人的“類”本質的論述中，馬克思沒有像費爾巴哈那樣，只是單純去談“類”，而是進一步從現實中尋找產生的原因。雖然馬克思沒有對費爾巴哈關于人的本質是“愛”進行批判①，但對法、國家和制度的批判已經比費爾巴哈走得更遠了。對宗教的批判也從“映射”轉入到塵世的批判中。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認為，宗教的本質是人的本質，但對人的本質認識不同，就會導致兩種不同的宗教觀。費爾巴哈認為人的本質是“類”，并進一步指出是“愛”，馬克思否認這種關于人的本質的認識。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唯物史觀論述是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完整提出來的，他把人的本質歸為“現實關系的總和”。這時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已經不是抽象的“類”，而是現實的生活，是人的“感性”的活動。所以，從此種意義上來說，馬克思關于宗教的本質的成熟認識不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而是在唯物史觀逐漸走向成熟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關于人本質的論述。
再次，對國家本質認識的轉變與對宗教的批判。對鮑威爾的“自由意識”的批判，也引發了馬克思對國家本質認識的變化。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認為國家的基礎不再是“類”本質，而是與物質利益相關的自然基礎，“現代國家的自然基礎是市民社會以及市民社會中的人”。鮑威爾主張政治國家的解放就是達到自我意識的自由，其結果就是“政治的權威就代替了宗教的權威。他對耶和華的信仰就變成了對普魯士國家的信仰。”這實際上沒有關注宗教影響的實際發生地――市民社會。由于對國家的觀念發生變化，馬克思對宗教批判的認識也發生轉變。當把國家的本質看成是人的“類”生活時，通過宗教批判實現國家與宗教的分離達到國家的政治解放，其目的是恢復人的本質，當把國家的基礎看做是與物質利益相關，宗教批判的目標則明確指向市民社會的物質生活。鮑威爾認為現實社會的困難就是針對國家、政治和法層面的，主要是它們阻礙了自由意識的自由。而在《神圣家族》里，馬克思明確指出，宗教的問題源自市民社會，而不是政治國家問題，也不是空談人類解放問題，“而鮑威爾先生卻心安理得地認為‘宗教問題’就是‘宗教問題’。”鮑威爾認為只要取消宗教特權，就不會存在任何宗教，相反馬克思則認為只有自由，才能真正做到取消宗教特權。“貿易并不因貿易特權的取消而被取消，相反，它只有通過自由貿易才獲得真正的實現；同樣，只有在不存在任何享有特權宗教的地方（請看實行共和制的北美各州），宗教才實際上普遍地發展起來。”鮑威爾在國家層面上對宗教的批判沒有取消宗教，反而使宗教發展起來。對鮑威爾的自由意識的批判，使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理解推進到市民社會中，而不再是停留在國家的類本質生活中。對宗教的批判也不再是國家的政治解放問題，而轉入市民社會生活中。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在基于物質生產分工的認識基礎上對國家概念進行重釋。馬克思認為物質生產的分工導致了單個家庭或者是單個人的利益與共同利益產生矛盾，而國家就是共同利益的代表。“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這種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國家這種與實際的單個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脫離的獨立形式……特別是在我們以后將要闡明的已經由分工決定的階級的基礎上產生的”。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總是存在著各種沖突，共同利益有時就會變為“異己”的力量出現，因為有時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的階級利益會利用國家，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普遍的利益，國家這種虛幻的共同體就是國家異化的表現，因為這樣的共同體的活動不是依據自愿而形成的，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們自身的聯合體。所以，馬克思認為國家是共同利益的代表，但國家這個共同體的建立必須是勞動者自愿形成的。
馬克思在重新認識“國家”這個的概念時，對宗教的認識也有了新的認識。先前認為宗教的苦難在國家與法之中，此時則認為國家與人的本質都應當從現實的物質生產中去理解。所以宗教的苦難不再是“自我意識”觀念的解放，而是對現實生產的認識與批判。宗教的批判也只有通過對現實生產關系的批判才能恢復自身的面貌，從而形成唯物主義的宗教觀。這種宗教觀認為應當從生產中去理解宗教問題。同時也從生產和交往方式的角度去理解物質生產對宗教的決定性作用。人類的歷史不是觀念的歷史，不是黑格爾以及青年黑格爾派的普遍的概念的歷史，不是“政治的”或“宗教的”概念的描述。人類歷史是物質生產發展的歷史，所以，馬克思也闡釋了宗教的另一方面就是“宗教無歷史”，“不應忘記，法也和宗教一樣是沒有自己的歷史的”。宗教“一開始就是超驗性的意識，這種意識是從現實的力量中產生的”。
一、從產業角度看新世紀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發展變化
在投資總量持續增加的同時，日本對華投資的產業結構也在發生變化。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前，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特別是在亞洲的投資，一直遵循著“邊際產業轉移論”，并以此為依據開展對華投資。“邊際產業轉移論”的基本主張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處于或者已經陷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邊際產業)依次開始。同時也是對方即東道國具有顯在或者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依次接受投資。因此，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首先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但隨著中國工業化的進展、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對日本在華投資企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在中國市場導向指引下，開始從邊際產業轉向比較優勢產業，投資項目的技術含量也逐漸提高。
按照英國經濟學家柯林?克拉克的分類，把全部經濟活動按照社會分工形式與內在聯系，劃分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次產業。一般地，三次產業分類基本如下：第一產業包括農、林、牧、漁和狩獵業；第二產業包括制造業、采掘業、礦業、建筑業以及電力和自來水；第三產業包括運輸業、倉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科學、教育、新聞、國防，以及社會服務、娛樂、個人生活服務，通信和信息產業。下面具體到三次產業以及產業內行業來看一下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變化。
1．制造業投資比重不斷提高
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便一直以第二產業中的制造業為投資中心而展開，在進入2000年后，制造業的比例進一步提高。2000―2004年，在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制造業投資共為11013億日元，非制造業投資2101億日元，分別占總投資的81.3％、15.5％。與上次投資高峰1994―1997年相比，制造業投資比重提高了6．3個百分點，而非制造業比重卻下降了7.8個百分點。其中，2004年制造業投資為4066億日元，遠遠超出非制造業投資的635億日元，占投資總額的82.8％。從整體上看，截至2004年末，在日本對華投資累計額中，制造業投資為25769億日元，非制造業為9868億日元，分別占70.4％、26.9％。
2．運輸機器工業(主要是汽車工業)投資迅速增加
在日本對華制造業直接投資中，紡織、服裝工業在上世紀70―80年代一度是投資主角，而進入90年代以后，電氣機器工業則成了投資的主角，一般機械工業投資也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前后超過了紡織、服裝工業投資。如表1所示，2000―2004年運輸機器工業投資最多，為3312億日元，占投資總額的24．4％。以下是機器工業投資2392億日元、占17．1％，紡織和服裝工業投資396億日元、占2.9 ％，食品工業投資381億日元、占2.8％，木材和造紙業投資126億日元、占0.9％，其他工業投資為1088億日元、占8.0％。截至2004年末，電氣機器工業投資最多，為6175億日元，占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累計額的16.8％，其次是運輸機器工業投資4403億日元、占12.0％，一般機械工業投資3151億日元、占8.6％，紡織和服裝工業投資2379億日元、占6.5％，鋼鐵和有色金屬工業投資2205億日元、占6.0％，化學工業投資2009億日元、占5.5％，食品工業投資1353億日元、占3.7％，木材和造紙業工業投資369億日元、占1.0％，其他工業投資為3689億日元、占10.1％。
下面從日本在華主要的汽車公司出發，看一下日本對汽車工業投資的變化情況。面臨中國汽車市場迅速擴大和歐美汽車廠商搶先占領中國市場的局面，日本廠商也毫不示弱，加快了對華投資的步伐。其中，豐田汽車公司自2002年10月與中國第一汽車集團(簡稱“一汽”)合作在天津開始當地生產后，2003年4月又宣布與一汽合作，投資1000億日元，生產皇冠等四種高級轎車，2010年形成年產20―30萬輛的生產規模。另外，豐田公司2004年2月和3月先后與廣州汽車公司和一汽合資建立了發動機工廠，總投資各為22億和160億日元，2005年開始生產，年產規模都為30萬臺。日產汽車公司與東風汽車公司合資建立東風汽車有限公司，2004年12月宣布建立廣州發動機工廠總投資30億日元，2006年初開工生產，2008年年產30萬臺。三菱公司為實現2007年在中國銷售30萬發動機、占領中國市場5％、銷售汽車90％的生產目標，2003年6月制定了“擴大在華銷售網點戰略”，在把沈陽和哈爾濱的兩個發動機工廠的生產能力提高一倍、形成年產30萬臺生產規模的基礎上，計劃四年內在中國建設300個銷售店。
3．非制造業投資沒有多大起色
在日本對華非制造業直接投資中，非制造業三大投資無多大起色。在日本對華非制造業直接投資中，服務業、房地產業和商業的投資是三項最主要的投資。1994―1997年，上述三項投資各為884億、737億和675億日元，分別占投資總額的7.2％、6.0％和5.5％。然而，2000―2004年，在非制造業投資總體繼續低迷的情況下，上述三項投資都沒有多大起色，投資額分別為32億、46億和510億日元，只分別相當于1994―1997年的37.2％、6.2％和75.6％。不過，伴隨中國人世后商業和金融、保險業的開放，2004年商業投資已略微超過90年代前期的水平，達到273億元，而金融、保險業投資也增加到前所未有的175億日元。從整個情況看，截至2004年末服務業投資依然最多，為3966億日元，占投資總額的10.8％，以下分別是房地產業投資2171億日元、占5.9％，商業投資1779億日元、占4.8％，運輸業投資1047億日元、占2.9％，建筑投資612億日元、占1.7％，金融保險業投資648億日元、占1.8％，農林水產業投資171億日元、占0.5％。
4．高新技術產業大型投資增加
面對中國市場的激烈競爭，豐田汽車公司競相在中國投資和生產最新型號的轎車，豐
田公司決定與一汽集團合作設立研發中心，雙方各持50％的股份；東風日產承用車研發中心也在廣州正式開張成立；電氣機器廠商為搶得先機，也開始在中國生產高附加值的價值產品，力爭以獨特的產品優勢確立競爭優勢。例如，在計算機方面，索尼和東芝公司2001年已開始了筆記本電腦的當地組裝生產和銷售；2002年日本松下公司繼在去年初在北京中關村成立研發機構后，在蘇州設立了第二家研發機構；2003年4月，東芝公司又新建東芝信息機器公司，開始進行中高檔筆記本電腦的當地組裝生產和銷售。NEC公司和上海廣電集團有限公司2003年11月宣布合資建立“上海廣電NEC液晶顯示器公司”，全面策劃、開發、生產和銷售液晶顯示器及筆記本電腦等高新技術產品。該投資注冊資本500億日元，總投資850億日元。另外在IT行業，JVC、三菱、富士通、索尼、愛立信也都在華建立了各自的研發機構。在精細化工方面，資生堂也在北京設立了資生堂中國研究所。
二、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產業結構變化的原因
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產業轉移，有其自身的原因，當然中國經濟的發展以及國際市場競爭的加劇也是迫其調整的重要原因，具體分析如下：
1．中日兩國比較優勢產業的變化
根據“邊際產業轉移論”，投資國應該向東道國轉移在東道國處于顯在或者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正是由于中國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日本原來投資的在中國處于比較優勢的產品優勢在不斷減弱。下面從日本和中國的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出口競爭力來分析兩國產業比較優勢的變化。
通常，出口競爭力指數，其中Xi為行業的出口額、Mi為行業的進口額。Ci大于0時，表明該行業的出口競爭力處于比較優勢，并且值越大優勢也越大。Ci小于0時，表明該行業的出口競爭力處于比較劣勢，數值越大，劣勢也越大。
從表2可以看出，日本在汽車產業、運輸機器、建筑機械和照相機等光學產品方面仍然處有比較優勢的地位，并且這種優勢還有繼續加強的趨勢。在通信產品、電氣產品方面也保持著中等優勢，但是這種優勢有下降的趨勢。但在醫藥化學工業品和數碼產品方面，優勢處于低水平的狀態。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在建筑機械、醫藥化學工業品、數碼產品、通信產品方面競爭優勢在不斷提升，這與中國內部產業結構升級是分不開的，這些產品恰恰是日本對華投資初期集中投資的產業，雖然與日本相比中國還有一定的差距，但從完全劣勢到有一定優勢，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這種差距在逐漸縮小。因而，在中國本身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的情況下，日本對華投資結構向資本密集型行業轉變，尤其在上面所說的汽車行業和運輸機器類。
2．中國經濟開始新一輪高速增長，投資環境全面改善
亞洲金融危機前后，在中國經濟增長減速和各種經濟、社會矛盾一時增多的情況下，日本對華投資一度下降。然而，中國以加人世貿組織為契機，成功走出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2003年在“非典”的影響下，GDP增長率仍達到了9.3％，2004年又提高到9.5％，2005年上半年仍為9.5％。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使中國潛在的市場變為具有相當購買力的消費市場，為外商投資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另外，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履行人世承諾，在制造業開放的基礎上進一步開放了服務業市場，并制定、修改了相關法律法規，轉變了政府作風，中國的投資環境得到了外商的普遍認可。根據日本國際協力興行開發金融研究所2004年初公布的2003年海外直接投資民意調查，從長期來看，93.1％的日本企業認為中國是開展海外事業最理想的場所，大大高于第二位東盟的29.2％、第三位美國的21.6％；與此同時，70.8％的企業已經制定了在中國開展事業活動的具體計劃。根據日本國際協力興行開發金融研究所2004年11月公布的2004海外直接投資民意調查，而根據道瓊斯公司2004年11月15日關于全球50家主要跨國公司今后發展的調查：三分之一以上的企業認為中國提供優質廉價的產品、有優秀人才和大市場，20％的企業認為國際市場利潤來源與中國，中國市場與美國市場同等重要。根據日本中小企業金融公庫2004年10月公布的《中國投資企業現狀調查》，與上年同期相比，80％的日資企業銷售額增加，63％的日資企業的經營收益增加明顯高于上半年調查的44％和50％，并且73％的企業認為經營收益今后將會增加。
3．與歐美和中國企業競爭的需要
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和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情況下，中國產業結構不斷升級，中國企業的國家競爭力也不斷增強，使日本企業在面臨歐美企業的同時不得不迎接中國企業的挑戰。日本對華投資長期實行擴大貿易的戰略，在直接投資方面也利用中國廉價而豐富的勞動力為主，忽視占領中國市場的投資，在技術轉移和經營當地化方面也不徹底。因此，日本在面對歐美企業時已處于明顯的劣勢，這在汽車方面尤為明顯。上世紀80年代后期，豐田熱衷于擴大對華出口的戰略，認為對華投資為時尚早，而德國大眾卻捷足先登，率先占領了中國市場。因此，近年來在中國汽車業迅速發展，競爭日趨激烈的形勢下，日本企業紛紛加快了對華投資的步伐。另外，隨著中國企業的迅速發展，日本企業原來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比如紡織、化學品等已經不再具有競爭力，因此日本不得不調整投資結構，加大對華投資力度。
4．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戰略的變化――由“中國事業戰略”到“中國市場戰略”
嚴格地說，在中國加入WTO之前，日本跨國公司并沒有真正的“中國市場戰略”，擁有的是“中國事業戰略”。“中國事業戰略”是為日本跨國公司的日本市場戰略或是美國市場戰略服務的。中國的企業研究專家指出，日本跨國公司的“中國事業戰略”的特點是“持返”，即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加工組裝，然后把完成品帶回日本國內市場銷售。一部分日本學者及輿論抱怨說，這種“持返”的事業戰略是導致日本國內“通貨緊縮”的原因之一。因為只有“中國事業戰略”而無“中國市場戰略”，日本家電產品在中國市場上敗下陣來就不足為奇。中國加入WTO及服務市場的開放，為日本跨國公司啟動“中國市場戰略”帶來了新的契機。加強中國地區總部的戰略計劃、市場營銷等統合功能，構筑營銷及技術服務網格、加強針對中國市場的研發功能、尋求與強勢中國企業的戰略聯盟機會等，成為日本跨國公司在今后2―3年內的主要工作內容。
三、合理利用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加快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政策建議
目前，中國正在加速發展市場經濟，進行結構調整，為了使日資在中國經濟增長及產業結構優化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國吸引日資的戰略就必須由注重總量增長效應向注重結構升級效應轉變。為此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對策：
1．中日雙方要加強溝通和協商。減少和避免摩擦
隨著中日經濟合作的加深，雙方難免會在某些問題上產生分歧或摩擦。日資企業在與中國企業合作的過程中，出現矛盾的事例屢見不鮮，而出現問題后往往抱怨合作伙伴不好。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被派到中國的日資企業負責人通常是從日本企業的組織結構和決策體制中培養出來的，在實際經營中不了解中日企業文化的差異和中國的商業知識，加之一部分人又輕率地認為中日兩國人種相同，都使用漢字，常常將日本的經營方式強加給合資企業，致使問題出現。為盡可能減少和避免摩擦，在合作之前，雙方有必要增進相互交流和溝通，加深了解，進行可行性調查研究，做好充分的準備。事實上，中日雙方在這方面已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還遠遠不能滿足中日經貿合作迅速發展和新形勢的需要。今后雙方有待于繼續共同努力，在官方、半官方、民間建立起溝通和協調的橋梁，對經貿關系中存在的問題隱患事先進行對策研究，共同協商解決，以減少摩擦發生的可能性。
2．正確處理中日兩國政治關系，避免出現“政冷經冷”的不利局面
盡管中日曾一度出現“政冷經熱”的局面，但熟悉中日歷史的人士都深知，中日經貿關系一直都是服從于政治關系的，“政冷經熱”的結果最終也會導致經濟交往的道路越走越窄，終使經濟同樣陷入“冷”的局面之中。2005年由于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東海問題、日本爭當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問題和新聞媒體在中日關系中的重要作用等問題，中日關系陷入低谷，正如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日本演講時所說，“中日關系目前正處于1972年建交以來的最低潮”。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王義桅副教授也認為，“政冷”使中日經濟關系不能達到應該有的高度。他指出，如果不存在“政冷”，中日經濟關系目前也許已經發展到一個讓世人驚嘆的水平。因為中國有許多重大項目、工程已經列入發展規劃，比如京滬高速鐵路建設，往往需要日本技術和資金，但是沒有順利地決定下來，這顯然是受到“政冷”的影響。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日本開始把投資轉向中國旁邊的另外一個大國――印度，用印度的發展來平衡中國，意圖造成中國勞動力低廉的優勢無法發揮，中國的所得大為減少。小泉大幅削減對華ODA貸款，對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也不再感興趣。因為利用中國平衡東南亞的目的已經達到。現在投資轉向印度，是為了讓印度平衡中國。普遍認為，小泉的下一屆日本政府政策將會更趨強硬。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日本的投資調整和轉向是圍堵中國的開始。他們寧愿先做賠本的買賣。壓逼中國人民幣升值只是日本既定戰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避免中國“一人勝”，這是典型的平衡戰略。綜上分析，正確處理好中日兩國關系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歷史已經證明，中日“合則兩利，斗則俱傷”。
3．提高日資制造業企業在產業分工體系中的層次
二戰以后，日本在東亞地區孜孜以求，構建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提出的以日本為核心的“東亞雁行分工體系”。中國在東亞地區屬于后起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擁有豐富的生產要素，在東亞經濟發展中充當雁尾的角色，因此日本在中國投資的制造業企業在其國際分工體系中仍處于較低層次。雖然在高附加值產品和技術研發上日本加大了對我國的投資力度，但從總體上看，目前日本向我國轉移的大量是來料加工、裝配等產業，技術含量高的產業轉移的較少，中國基本上承擔了國際供應鏈的末端即勞動密集產業群。
為此，我國應該制定新的產業政策導向，鼓勵日本企業投資構建新型產業鏈和產業群，加大資金和技術的投資力度，提高我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應加快進行有關知識產權的立法建設和司法建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為日企來華投資和轉讓技術提供良好環境。同時，鼓勵日本企業從單個項目轉向全方位的系統化投資，既投資于上中下游的最終產品，也投資相關的零部件。積極引導國內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加強與日資企業的合作配套，以提高我國制造業配套企業的技術水平，延伸在全球制造中的生產鏈。
4．改變外資企業普遍優惠制的政策，實行促進結構優化升級的差別化優惠制政策
目前，凡有外商投資項目均實行法定的稅收優惠政策，還包括各地方制定的不透明的其他優惠政策，這種普惠制的做法今后應該改變。作為全國的統一政策，應只獎勵那些在實行行業評價指標體系中達到較高水平的外資企業，樹立起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或轉變增長方式企業的榜樣作用。也可以采取優惠政策級差化的辦法，即按實現指標高低來兌現不同水平的優惠政策，以次激勵后進轉變為先進。
5．進一步推進服務領域對外開放。促進服務業吸收外資和發展
[關鍵詞] 全球價值鏈；中國制造業； OEM/ODM/OBM；地位提升；升級案例
[中圖分類號] F4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7)06-0095-04
[作者簡介] 張 劍，上海大學碩士生，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學；
袁洪飛，上海大學碩士生，研究方向為企業并購；
吳解生，上海大學國際工商與管理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企業戰略與區域經濟。(上海 201800)
一、全球價值鏈理論與價值鏈分工
1.全球價值鏈理論的提出
全球價值鏈理論根源于2O世紀8O年代國際商業研究者提出和發展起來的價值鏈理論，其中最具影響的是波特和寇加特(Kogut)的理論。邁克爾?波特教授1985年在《競爭優勢》中首次提出了“價值鏈”概念，認為“企業的價值創造過程主要通過基本活動(含生產、銷售、物流和服務等)和輔活動(含原材料采購、技術開發、人力資源管理等)兩部分來完成。”這些活動在企業價值創造過程中是相互聯系的，由此構成企業價值創造的行為鏈條，這一鏈條就稱為“價值鏈”。波特還突破企業的界限，將視角擴展到不同企業間的經濟交往，提出了價值體系(Value System)概念，這是全球價值鏈概念的基礎。
同期，Kogut在《設計全球戰略：比較與競爭的增值鏈》中用價值增值鏈(Value Added Chain)來分析國際戰略優勢。他認為，價值鏈是由技術與原料和勞動力的融合而形成的各種投入環節，然后通過組裝把這些環節結合起來形成最終商品，最后通過市場交易、消費等最終完成價值循環過程。國家比較優勢在整個價值鏈上的體現狀況取決于國家或地區之間的資源應如何有效配置，而企業競爭能力在價值鏈上的體現則取決于企業為充分發揮和確保自身競爭優勢而選擇的環節。與波特強調單個企業競爭優勢相比，寇加特的觀點更能反映價值鏈的垂直分工和全球空間再配置間的關系，把價值鏈的概念從企業層次擴展到了區域和國家，因而對全球價值鏈理論的形成作用重大。
其后，克魯格曼的研究把企業間價值鏈和區域、國家間價值鏈融為一體，克魯格曼雖未使用全球價值鏈這一提法，但他從價值鏈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化過程，其實質就是全球價值鏈的內涵，在全球價值鏈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此后，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在《2002-2003年度工業發展報告――通過創新和學習來參與競爭》中指出，全球價值鏈是指在全球范圍內為實現某種商品或服務的價值而連接生產、銷售、回收處理等全過程的跨企業網絡組織，涉及從原料采集和運輸，半成品和成品生產及分銷，直至最終消費和回收處理的整個過程。
2.全球價值鏈分工
全球價值鏈被分為三大環節：其一是技術環節，包括研發、創意設計、提高生產加工技術、技術培訓等環節；其二是生產環節，包括采購、系統生產、終端加工、測試、質量控制、包裝和庫存管理等分工環節；其三是營銷環節，包括銷售后勤，批發及零售，品牌推廣及售后服務等分工環節。當國際分工深化為增值過程在各國間的分工后，傳統產業結構的國際梯度轉移也因此演變為增值環節的梯度轉移。就增值能力而言，以上三個環節呈現由高向低再轉向高的U形狀，或曰“微笑曲線”狀(見圖1)。
在價值增值鏈的“微笑曲線”上，研發與服務處于高附加值水平，一般加工制造處于低附加值水平，處于中間水平的是關鍵零部件加工和銷售，因此，由生產制造環節向研發和營銷環節的轉移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顯著標志。而生產環節中又可區分為上游的關鍵零部件生產與設計和下游的加工生產，越接近于上游的生產因其與技術研究的相關性強，從而增值能力越強；接近于下游的生產因其與技術研究的相關性弱，增值能力有限，角色易被替代。
全球跨國公司決定著各分工環節的選址和定位，其母國多集中在知識密集型產品的設計研發、管理服務及營銷和品牌管理等高增值環節，而將可替代的低增值環節移至海外，保證了發達國家始終處在有利的分配地位，這也正是眾多東道國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研發中心和地區總部的動因所在。
二、全球價值鏈視角下的中國制造業現狀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各地區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因開放而大量地吸收了國際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產業轉移和外包訂單，使那些勞動密集型的、附加價值較低的、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制造業得到迅速成長。許多制造企業依靠OEM生產方式，賺取加工費。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原始設備制造)在我國通常被稱為代工生產或貼牌生產，是受托方(代工商)按原單位(發包商)的委托合同進行產品制造或組裝，用原單位商標，由原單位銷售或經營的合作經營生產方式。目前我國紡織服裝、玩具、家電、信息技術、通訊技術等行業基本都以OEM為主，以家電企業最為突出，據估計有90%的家電企業是OEM廠商。廣東格蘭仕甚至已發展成為世界200多家微波爐品牌企業的貼牌生產車間，生產的產品占據了世界30%的市場，6成產品貼牌生產。總體來說，我國企業采用OEM生產方式參與國際分工已經成為主流。
在實踐中，原先處于后進地位的企業，經過早期的OEM方式后，學習能力不斷增強，對上游工序和客戶的要求等掌握越來越全面，逐漸從發包者處分擔產品設計、深加工等更加廣泛的工序、環節和職能，這時OEM就可能轉化為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原始設計制造)，即代工企業除了承擔制造活動外也進行深度加工組裝和產品設計等活動。
OBM(Own Brand Manufacture，原始品牌制造)是制造產業升級的一個嶄新階段，是指代工企業經營自有品牌或生產商自行創立產品品牌，生產、銷售擁有自主品牌的產品。OBM廠商不僅將業務范圍向上延升至研究、開發，同時向下連接到營銷服務，整合整條價值鏈活動。
基于OEM、ODM、OBM這三個基本概念，可描繪當今制造業在產品內進行國際分工的光譜，如表1所示：
對照此表可以找準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坐標。當今中國的制造業離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工廠仍非常遙遠。從總量規模看，目前中國制造業占全球制造業的份額僅為5%；從制造業勞動效率看，僅為美國的4.4%，日本的4.1%，德國的5.6%；從增值能力看，中國制造業增加價值率僅為美國和德國的1/2左右，日本的2/3左右。由世界品牌實驗室(World Brand Lab)編制的2006年度《世界品牌500強》排行榜中，中國只有海爾、聯想、央視、長虹、中國移動及中鐵工程6個品牌入選。中國的企業和品牌并沒有在世界市場上占據顯要位置，這是中國目前被冠之以“世界工廠”的美名，卻截然不同于以往歷史上數個“世界工廠”的最大差別。
中國的強項只在微笑曲線的“下顎”部分，與發達的工業國家所主要從事的價值鏈上高附加值的上游部分(研發和主要零部件生產)和下游部分(銷售及服務)形成鮮明的反差是，中國的企業所從事的OEM/ODM在各工序中附加值最小，而且在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企業利潤空間越來越小，以至于我們不禁要問“微笑曲線到底向誰微笑?”
OEM的生產方式為我國企業掌握先進技術、熟悉國際競爭規則提供了捷徑，為“中國制造”享譽全球增添了途徑，同時它的弊端也十分明顯：
1.從產業分工的角度看。OEM廠商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處于下游，企業受到了來自上游委托方的利潤擠壓，盈利空間狹小。以電子信息產品為例，處于上游的美國企業生產高附加值的芯片和軟件，其所獲取的利潤至少要占60%左右。處于中游的日本和韓國企業生產電腦和一些電子產品中的關鍵器件，它們的利潤要占20%左右。而我國企業處于整個電子產業鏈分工中的底層，只是進行組裝和貼牌生產，賺取不到10%的利潤。
2.從擁有的自主核心技術上看。由于委托方的技術屏蔽，我國企業很難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體系和獨立的品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較小。我國多數行業的核心技術與裝備基本依賴國外產品設計，關鍵部件、加工設備主要依賴進口。例如，格蘭仕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微波爐生產商，但關鍵部件磁控管仍然依賴進口；中國正在成為全球最大的空調生產基地，但高性能柜機仍要采用美國谷輪公司的渦旋壓縮機。
3. OEM生產方式的運行機理也注定其自身存在著不可回避的風險。以貿易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不是全能的。在這種生產模式下外包商控制著品牌和分銷渠道，OEM廠商缺乏分銷控制權，我國企業基本處于技術在外、市場在外，只有生產在內的境地，這種獲取規模效益和盈利的模式是不安全的，一旦國際環境出現動蕩，我國企業將最先受到沖擊，東南亞金融風暴就是最好的例證。
三、提升中國制造業分工地位的路徑選擇
全球價值鏈中最有利可圖的環節通常是自有品牌制造，它要求企業同時具備市場能力和技術能力。圖2以技術能力和市場能力為兩個維度，不同的象限反映了不同的技術能力和市場擴張能力的組合情況。象限Ⅲ是嵌入全球價值鏈的企業的初始位置，象限I是企業升級的目標區域。從象限Ⅲ到象限I的升級路徑有三：
1.市場升級路徑(路徑A)。它是指原始設備制造商承擔的許多活動被重新配置給位于低工資國家(或地區)的第三方生產商，產成品從此第三方國家或地區直接運至全球購買商，從而形成“制造三角”。由于投入品來自許多不同的生產商和不同的地點，采購和組裝這些投入品要求掌握物流體系，因此，能力的增強便集中在對物流體系的掌握上。我國OEM的企業在升級過程中，可以借鑒東亞“四小龍”的“制造三角”模式，通過與歐美等發達國家零售商和專營商建立起緊密的關系，獲得技能的提高，隨后改變自己的角色――創建全球采購網絡，成為歐美購買商與亞洲及其他發展中地區企業的中介，最終實現升級的模式。市場擴張能力涉及市場定位、營銷網絡的構建、廣告策劃、品牌的運作和維護、銷售以及售后服務等能力。沿著路徑A升級的企業一般先在國內創立品牌，整合營銷戰略，擴大產品和品牌的知名度，創建出在全球市場有一定影響和聲譽的品牌；或通過參與跨國兼并、重組和收購甚至直接在國外注冊公司和品牌，獲得升級所需的資源。
2.技術升級路徑(路徑B)。其實現機制是嵌入全球價值鏈的企業與同在該鏈中主導企業建立起合作關系，在OEM過程中，利用價值鏈治理產生的信息流動、知識溢出和動態學習效應，通過與跨國公司合作創新，或通過技術引進、消化吸收，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實現從工藝升級向產品、功能升級的延伸，最終攀升到全球價值鏈的高端。如我國臺灣地區的筆記本產業從給IBM、Compaq代工開始創業，專事筆記本的制造環節，后來逐漸積累資本和技術實力，開始進軍筆記本的研發、品牌和營銷等高端環節，成功地實現了臺灣筆記本產業的升級，培育出宏等一批世界知名的自主品牌。這一升級路徑的關鍵在于加大研發投入，培養技術創新能力，掌握核心技術，實現增長方式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獲得較高的附加值。一般來講，中國制造企業在選擇路徑B時可考慮下面幾點策略：①從OEM到ODM的戰略轉型層面。注意向ODM企業的設計升級，OEM企業可通過代工進行技術學習，不斷提升自身的產品開發能力，最終將業務范圍向上延伸至設計、研發領域，從簡單組裝、工藝改進到工藝發展到應用性研究再到產品創新，一步步提升能力。②從ODM到OBM的戰略轉型層面。其一，ODM企業只有積累了足夠豐富的資源、具備先進的技術后才能夠支持本身進行自創品牌。其二，自主品牌與代工業務分離是解決自有品牌與代工業務沖突的有效策略。其三，增強自身學習與創新能力，注意在產品或技術周期中尋找機會。目前，很多產品的生命周期有縮短的趨勢，后進企業開發新產品、發展自有品牌的機會變大，我國制造企業應該認識到這一點，抓住一切技術升級的機會。
3.組合升級路徑(圖2中未標示)。全球價值鏈升級的上述兩條路徑A和B并不是互斥和截然分離的，在同一時間內針對不同的目標市場，企業可以視情況實施不同的升級策略。即使對同一目標市場，也可同時搭配實施兩種策略，以取得更大的市場效果。
實踐中，企業應該綜合考慮內外部多種因素，選擇適當的升級路徑。表2總結了上述三種升級路徑的適用條件和適用對象。
四、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升級實踐
1.基于技術能力的升級：海信的“技術立企”
海信是國內最早建立 “3C”(家電、信息、通訊)產業結構的特大型電子信息產業企業。從只有5億元資產的青島電視機廠起家，海信現在已擁有國內外20多個公司，118億元資產，年產1000萬臺彩電，300萬套空調，400萬部手機，160萬臺冰箱，100萬臺計算機及數碼設備的巨大產能。2005年銷售收入達到273億元。海信集團僅用十多年的時間獲得如此快速、穩步的發展，原因在于海信始終堅持“技術立企”的戰略構想，從戰略高度把科技創新放在首位。
海信先是靠引進技術發展生產，但從一開始就“非世界一流技術不引進，非世界一流產品不生產”。海信先后引進的彩色電視機大屏幕生產線、變頻空調技術、CDMA通信技術等均為當時世界最先進技術，以高起點進入市場。海信認為“靠引進永遠是別人的技術，沒有技術，企業越大風險越大”，海信在消化吸收、資助研發方面的投入是引進的5-10倍。現在海信自主知識產權碩果累累，擁有專利800多項，新產品300多種。
海信還與高等院校及科研機構建立長期、穩定、互動的合作關系，培養自己的高層次人才和不斷進行研發人員知識更新，形成自己獨特的吸引人才 、培養人才和重大基礎應用研究工作的運作模式。依托自己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與中國科學院、西安交大、天津大學等6家博士后流動站建立合作關系，依托海信研究中心成立了山東大學海信信息工程學院；利用與跨國公司技術合作，每年選派200名人才出國考察學習；建立海信上海ASIC研究中心，合作進行專用芯片研究；與美國高科技公司合資建立海信美國技術分中心，專門從事面向21世紀的數字視聽產品開發。
2.基于技術能力和市場能力的雙向組合升級：鄂爾多斯的“高端路線”
長期以來，國際羊絨制品基本上是洋牌子占主導，中國企業的自主品牌僅占2%，絕大部分使用外方品牌或貼牌加工和生產。作為中國羊絨產業的龍頭企業――鄂爾多斯集團始終把研發、設計、營銷等高增值環節掌握在自己手里，經過20多年的努力，已從簡單的羊絨供應商成長為可以主導國際羊絨市場走勢和價格的大品牌。
按照標準，市場占有率超過5%的品牌才能稱作是領導品牌，在一個只有老大，而缺少領導品牌的市場，這個市場要想規范、健康成長是很難的，它還只停留在價格競爭的階段。最嚴重的是陷入所謂的“競爭合流”――大家都做同樣的努力，提供的產品區別不大，消費者被迫從價格上進行選擇，最后往往是“共輸”。而且由于世界經濟不景氣，作為高檔消費品的羊絨產品外銷訂單銳減。同時，由于羊絨市場近幾年競爭加劇，提高市場份額的成本在增加，給企業的發展帶來了諸多難題。
鄂爾多斯果斷求變，把產品向羊毛市場延伸，使品牌得以依托原有品牌的優勢和流通渠道向相關領域擴展，以求迅速擴大市場占有率。同時，為了把握市場脈搏，鄂爾多斯集團從組織銷售人員走出去，請人試穿試銷，到組建時裝模特隊，足跡踏遍全國各地；從國內各大商業城市的意見征詢，到世界服裝消費市場行情的分析預測，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渠道了解消費時尚和需求，并及時開發新品種，設計新花色。1998年投資1000萬元建成行業最高標準的技術中心，2004年又投資6069萬元，使之升級成為國家級技術中心，專門進行產品的檢測和開發設計。
目前，在國際市場上，鄂爾多斯商標從無到有，已在41個國家完成了注冊，并在洛杉磯、科隆、倫敦、東京等地建有6家分公司，21家直銷店，產品覆蓋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2005年鄂爾多斯出口羊絨衫達200萬件，創匯近1.3億美元，國際市場占有率達到30%；國內市場上，建立銷售點963個，遍及全國50多個大中城市；2005年銷售收入達到近9億元，占到國內市場的32%，成為中國羊毛衫行業中的領頭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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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循環經濟；公共產品；經濟政策
一、引言
循環經濟是針對傳統的“資源——產品——廢棄物”的簡單流動的線性經濟而言的，是以可循環資源為起點，以環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資源的“資源——產品——再生資源(廢棄物)——產品”的反饋式閉環流動的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以經濟過程排放的廢棄物數量為主要指標，我們把循環經濟的發展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循環經濟起步階段；廢棄物排放量逐步減少——循環經濟發展階段；廢棄物零排放——循環經濟成熟階段。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是為了減少廢棄物對環境的直接污染而采取的替代廢棄物簡單焚燒、填埋方式的環境保護措施；廢棄物排放量逐步減少，體現了從廢棄物末端治理到源頭治理的環境保護措施的轉變；廢棄物零排放，是指所有的原料和能源都在反饋式閉環流動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中，得到合理的、充分的利用，從而把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控制在盡可能低的程度。經過相當長時間的努力，使生態負增長變為生態正增長，實現人類與生態的良性循環。
從公共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環境保護本質上是一種公共產品。公共產品生產的非競爭性與消費的非排他性特征，注定了政府是環境保護這一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因此，政府在循環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通過對主要發達國家在循環經濟發展不同階段中循環經濟發展的分析與介紹，概括出循環經濟發展三個階段的各自特征以及政府循環經濟政策的演變進程；通過對循環經濟發展中政府行為的經濟學分析，論證了政府循環經濟政策的合理性與必要性；通過對循環經濟生態系統三個操作層次的研究，提出了我國政府應該采取的循環經濟政策。
二、循環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及政府循環經濟政策的演進
(一)廢棄物回收再利用階段及政府的激勵性政策
以節約為目的，對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的廢棄物進行回收再利用的經濟行為由來已久。20世紀80年代，人類進入以環境保護為目標，對生產末端和消費過程產生的廢棄物進行回收再利用的循環經濟發展的第一階段——循環經濟起步階段。此后，很多國家的政府都積極地制定各種法律、法規和獎勵制度，對企業和居民分類、收集、再利用廢棄物的行為予以激勵。
1.對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提供法律支持。德國于1991年通過了《包裝條例》，要求將各類包裝物的回收規定為義務，設定了包裝物再生利用的目標；并于1992年通過了《限制廢車條例》，規定汽車制造商有義務回收廢舊車。
日本于1991年制定《關于促進利用再生資源的法律》，目的是確保廢棄物的適當處理和再生利用；于1997年又頒布《容器包裝再利用法》，明確了生產商和市民對容器包裝物具有回收的責任”。
2.獎勵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日本大阪市對回收報紙、硬板紙、舊布等廢棄物的社區、學校等集體發放獎金；并在全市設置了80多處牛奶紙盒回收點，以免費購買圖書方式鼓勵市民回收牛奶紙盒；對回收100只鉛罐或600個牛奶罐的市民予以100日元的獎勵。泰國曼谷市建立“垃圾銀行”，鼓勵少年兒童收集垃圾、分類裝袋，并交由“垃圾銀行”處理。“垃圾銀行”每3個月計息一次，以鉛筆、書本、襪子等生活必需品作為利息，予以獎勵。
3.提高社會公眾的參與意識。日本大阪市每年9月發動市民開展公共垃圾收集活動，并向100萬戶家庭發放介紹垃圾處理知識和再生利用的宣傳小冊子。加拿大蒙特利爾市更是利用廣告衫、日歷卡、筆記本、公交車等多種多樣的載體，號召市民參與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活動。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對于節約資源、減少廢棄物對環境的污染、培養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但是這種方式只是對廢棄物的被動回收，仍然屬于傳統的“資源——產品——廢棄物”的末端治理方式，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二)廢棄物排放量逐步減少階段及政府的強制性政策
隨著環保意識的不斷強化，人們逐步意識到，與其被動地等待廢棄物產生后進行回收再利用，不如主動采取行動，實施清潔生產，減少廢棄物的排放量，盡力把廢棄物消滅在產生之前。
廢棄物排放量減少是指通過綠色設計、生態工藝、技術評估等手段，實現盡可能接近零排放閉路循環式生產，在從原材料進廠到最終生產出產品的各個生產環節中都高度重視減少廢棄物排放的問題，以達到源頭治理的目的。我們把這一階段稱為循環經濟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政府政策從提倡廢棄物回收再利用轉變為強制推廣清潔生產，通過制定清潔生產標準，推廣清潔生產技術，運用環境管理工具，督促企業減少廢棄物排放。
1.制定清潔生產標準。1990年10月，美國國會通過《污染預防法》，變末端治理的污染控制政策為源頭治理的污染預防政策；要求工業企業通過設備與技術改造、工藝流程改進、產品重新設計、原材料替代以及規范各生產環節的內部管理等方式，減少廢棄物的排放。《污染預防法》還在組織、技術、宏觀政策和資金方面做了具體的制度安排。
2.推廣清潔生產技術。1998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出臺了《國際清潔生產宣言》，提倡建設國家清潔生產中心項目。約30個發展中國家建立了國家清潔生產中心。這些中心與十幾個發達國家的清潔生產組織構成了一個巨大的國際清潔生產網絡，加快了清潔生產技術的推廣。
3.運用環境管理工具。環境管理工具主要是指清潔生產審計、環境管理體系、產品生態設計、生命周期評價、環境標志、環境管理會計等。隨著各國環境保護思維方式的轉變，各種環境管理工具迅速風行全球，成為許多國家實施環境保護戰略的基本工具，也是很多企業管理和評價清潔生產過程及其效果而優先選擇的重要工具。
(三)廢棄物零排放階段及法律法規體系的完善
“零排放”概念是1994年的聯合國大會提出的，意思是，通過應用清潔技術、物質循環技術和生態產業技術等，實現對天然資源的完全循環利用，而不給大氣、水和土壤遺留任何廢棄物。
在循環經濟發展的前兩個階段中，即使最有效地實現廢棄物排放量的最小化，仍然無法避免含有有用物質的最終廢棄物的產生。廢棄物“零排放”，不再區分資源與廢棄物，因為對一個生產過程是廢棄物的東西，對另一個生產過程則是資源。原本被廢棄的物質將在經濟過程中不斷地得到循環利用，最終達到廢棄物“零排放”的理想循環經濟模式。
在這個經濟系統中，經濟活動被組織成為“資源一產品——再生資源(廢棄物)——產品”的反饋式閉環流程。經濟系統內部以網絡狀的方式互相聯系，進行物質交換，從而形成“低輸入、高利用、零排放”的模式。當然，在現實經濟過程中，“零排放”是“排放量最小化”的極限概念，是一個理想化模式。
近年來，很多國家的政府高度重視建設循環經濟模式，努力構建以法律為保障、以經濟激勵為手段、以綠色技術體系為支撐的循環經濟政策法規體系。
1.完善綠色管理規范機制。(1)綠色管理機制。日本政府設置了“環之國”會議機制：由日本內閣成員與10位日本民間的人士組成。“環之國”的基本理念是徹底拋棄20世紀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社會模式，謀求建立“以可持續發展為基本理念的簡潔、高質量的循環型社會”，以及“以清潔生產、資源綜合利用、生態設計和可持續消費等為指導思想的、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2000年“環之國”會議通過和修改了(推進形成循環型社會基本法》、《特定家庭用機械再商品化法》等等多項環保法規。(2)建立綠色規范制度。2000年12月日本政府制訂了《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及一系列與此相配套的專門法，如《廢棄物處理辦法》、《再生資源利用促進法》、《容器包裝再利用法》、《家電再利用法》、《建筑再利用法》、《食品再利用法》、《綠色采購法》、《化學品影響法》等。(3)搞好區域發展規劃。1997年日本設立了“ECO—TOWN”工程，把“零排放”作為發展區域環境協調型經濟社會的基本思路，以構建先進的循環型城市。
2.充分運用經濟激勵手段。(1)建立綠色核算體系。世界銀行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建立一套綠色經濟核算制度，綜合考慮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損失，其中包括企業綠色會計制度、政府和企業綠色審計制度、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等。該制度已被許多發達國家采用。(2)完善各種優惠政策。日本政府制定了諸如創造型技術研究開發補助金制度、推進循環型社會結構技術實用化補助優惠政策、特別折舊、固定資產稅優惠和公司所得稅優惠等政策。
3.強化綠色技術支持體系。為建立一個“最佳生產、最佳消費、最少廢棄”的循環經濟社會，日本已基本構建了包括資源開發、原材料生產、中間產品制造、加工生產、流通消費、循環利用全過程的循環型技術體系。
三、循環經濟發展中政府行為的經濟學分析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環境污染是企業行為的外部不經濟性所造成的超過環境容納限度的經濟負效應。由于外部不經濟性所引起的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的不一致，市場調節機制對于防治環境污染基本不起作用。當環境污染超出環境的自我調節能力時，政府的環境保護職能就成為必要。環境保護本質上是一種彌補市場機制缺陷的公共產品。公共產品生產的非競爭性與消費的非排他性特征，也決定了政府是環境保護這一公共產品的提供者。
設系統中只有一個政府和一個企業。企業處理廢棄物的行為選擇由企業凈收益決定；政府處理廢棄物的行為選擇由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決定，受政府凈收益的影響。政府與企業各自的凈收益通過各自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得到。政府凈收益(SR)為政府處理廢棄物的成本(C)與更清潔的環境福利(R)之間的差額，即SR=R-C；企業凈收益(PR)為企業處理廢棄物和廢棄物再利用所發生的經濟成本(EC)與廢棄物再利用的經濟收益(ER)之間的差額，即PR=ER—EC。本文以企業凈收益為橫坐標、政府凈收益為縱坐標，得出政府一企業凈收益側U型曲線圖。
(一)廢棄物回收再利用階段政府凈收益為負
企業的經濟成本(EC)為回收廢棄物和廢棄物再利用所發生的成本，廢棄物的回收再利用為企業帶來的經濟收益(ER)相當豐厚，企業的凈收益(PR)為正；同時，由于企業沒有承擔廢棄物排放的社會成本，企業的生產成本被人為地低估了，企業有過度生產以獲取更多經濟收益的強烈動機，造成廢棄物的過度排放。在沒有外部強制性作用的條件下，企業排放廢棄物的行為將會持續下去。因此，企業凈收益曲線的起點(A)在第四象限，曲線沿X軸正方向延伸。
在環境污染的壓力下，政府最先被迫承擔由企業外部不經濟行為所造成的社會成本，支付巨大的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的成本(C)；而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帶來的更清潔的環境福利(R)卻是有限的，政府凈收益(SR)為負。因此，政府凈收益曲線的起點(A)也在第四象限，曲線沿Y軸負方向延伸。
這時，企業凈收益曲線的起點(A)與政府凈收益曲線的起點(A)重合。政府—企業凈收益側U型曲線以A為起點，曲線向右下方延伸。
(二)廢棄物排放量逐步減少階段政府凈收益增加但仍為負
企業被迫采用清潔生產技術，使用清潔原料，自行處理廢棄物。企業市場行為的外部不經濟性所引起的社會成本轉化為私人成本，企業處理廢棄物的經濟成本(EC)上升，企業的經濟收益(ER)下降，企業凈收益(PR)下降且為負。企業凈收益曲線駐點移動到第三象限的B點。
政府采取法律法規、經濟補貼等手段，倡導并組織廢棄物的源頭治理，強制企業減少廢棄物的排放量。在政府處理廢棄物的成本(C)不變的條件下，由于更清潔的環境福利(R)因企業廢棄物排放量的逐步減少而增加，政府凈收益(SR)增加但仍為負。政府凈收益曲線駐點移動到第三象限的B點。
這時，企業凈收益曲線駐點(B)與政府曲線凈收益曲線駐點(B)重合，政府一凈收益側U型曲線駐點向左上方延伸至B點。
(三)廢棄物零排放階段政府凈收益為正
隨著廢棄物排放量逐步趨向于零，單個企業處理廢棄物的經濟成本(EC)不斷上升。為了降低處理廢棄物的經濟成本，企業之間按照橫向或縱向工業生態鏈建立的生態企業群就應運而生。上游生產環節的廢棄物成為下游生產環節的原料或能源。成熟的生態企業群，通過契約的形式不僅減少了單個企業處理廢棄物的經濟成本(EC)，同時也可以將廢棄物變成有價值的新資源，創造新的經濟收益(ER)，企業凈收益(PR)為正。企業凈收益曲線駐點從第三象限的B點移動到第一象限的C點。
政府采取法律法規、經濟補貼等環境治理成本(C)呈下降趨勢，更清潔的環境福利(R)增加，政府凈收益(SR)為正。政府凈收益曲線駐點從第三象限的B點移動到第一象限的C點。
這時，企業凈收益曲線的駐點(C)與政府凈收益曲線的駐點(C)重合，政府一凈收益側U型曲線以C為起點，向右上方延伸。
四、循環經濟生態系統及我國政府循環經濟政策
盡管我國的循環經濟實踐目前還處于概念引入、試驗示范階段，但是循環經濟發展的迫切性與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我們從構建循環經濟生態系統出發，把循環經濟的理念分解為可操作的生態企業、生態工業園和生態城市(生態社會)三個層次，由此探索我國政府循環經濟政策。
(一)生態企業——政府的利益驅動與技術支持
生態企業內部循環系統是循環經濟的微觀基礎。一般來說，企業內部資源再生循環包括三種情況：一是將流出生產系統之外的資源回收后作為原料返回生產流程中；二是將生產過程中生成的廢棄物經適當處理后作為原料或原料替代物返回原生產流程中；三是將生產過程中生成的廢棄物經適當處理后，作為廠內其他生產流程中的資源(見圖2)。
生態企業內部循環的典型事例是化學制造業的龍頭老大——杜邦化學公司。20世紀80年代末杜邦公司的研究人員把工廠當作試驗循環經濟理念的實驗室，把3R原則發展成為與化學工業實際相結合的“3R制造法”，以達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環境保護目標。他們通過放棄使用某些有害的化學物質，減少某些化學物質的使用量以及發明回收本公司產品的新工藝，每年可使生產造成的塑料廢棄物減少25%，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減少70%。同時，他們在廢塑料(如廢棄的牛奶盒和一次性塑料容器)中回收化學物質，開發出了耐用的乙烯材料等新產品。
在生態企業內部循環層次，一方面，由于企業把一部分社會成本轉化為私人成本，企業的經濟壓力較大；另一方面，循環經濟生態技術尚未成熟，企業獨自研發、應用、推廣循環經濟技術，所需資金投入大，風險大，影響企業構建生態企業內部循環的積極性。因此，在生態企業內部循環層次，我國政府的循環經濟政策應該是：
1.研究企業的經濟行為、環境行為，以財稅優惠、經濟補貼、優先采購等政策，以經濟利益驅動生態企業循環經濟的實現。
2.支持開發循環經濟發展所必需的技術，加速循環經濟技術成熟進程。
(二)生態工業園區——政府運籌與組織
生態工業園區是在劃定的區域內，把具有產業關聯度的不同企業聯結起來，形成共享資源的產業共生組織，使得上游生產環節的廢棄物成為下游生產環節的原料和能源。(見圖3)
丹麥卡倫堡是目前世界上生態工業園區系統運行最為典型的代表。這個生態工業園區的主體企業是發電廠、煉油廠、制藥廠、石膏板生產廠。以這四個企業為核心，通過貿易方式利用對方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不僅減少了廢棄物排放量和處理的費用，還產生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形成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良性循環。
在生態工業園區層次，按照橫向或縱向工業生態鏈建立的生態企業群不但可以降低生態企業獨自處理廢棄物的經濟成本，而且可以將企業的廢棄物變為企業的新價值源泉。但是，生態工業園區內部企業之間的交易費用卻因彼此之間交易量的擴大而增加。我國政府促進生態工業園區發展的循環經濟政策應該是：
1.按照循環經濟理念，搞好生態工業園區的統籌規劃。集聚具有互補配套功能的企業和項目，形成生態產業鏈或產業群；條件成熟時可成立康采恩性質的集團。
2.構建基礎設施，完善政策制度。借鑒高新科技園的做法，完善水、電、氣、路等基礎設施；制定稅收、信貸、進出口等優惠政策；提權、分配、勞動人事和社會等制度條件。
3.發展中介服務組織，協調、指導生態工業園區內部、園區內外和園區之間的信息、技術、物資的交流，提升園區整體的生態經濟效益。
(三)生態城市(生態社會)——政府規劃與市場推進
生態城市(生態社會)是指在生態系統承載能力范圍內運用生態經濟學原理和系統工程方法改變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挖掘整個城市或全社會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潛力，建設經濟發達、生態高效的產業，生態健康、景觀適宜的環境及體制合理、社會和諧的文明，實現自然生態與人類生態的高度統一和持續發展。
創建生態城市(生態社會)的關鍵是要建立起不同層次之間的循環鏈接。在生產過程中，使資源得到充分利用，上游企業生產的廢棄物就是下游企業的原料，從而實現生產成本最低、經濟效益最好、生態環境最佳。在生活領域，城市生活垃圾全部回收利用。整個城市乃至全社會都納入循環經濟圈中，生產和生活之間建立連接，形成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大循環(見圖4)。
要使生態城市(生態社會)從概念變為現實，實現“零排放”循環經濟的理想，我國政府的循環經濟政策應該是：
1.廣泛宣傳普及生態知識、循環經濟知識和相關法律法規，引導社會公眾樹立科學價值觀，倡導文明生活方式和綠色消費理念；增強公眾參與、監督環境保護的自覺性和積極性，營造綠色優先的社會氛圍；加快循環經濟法治建設，形成我國循環經濟法律法規體系。
2.在已取得的生態企業和生態工業園實踐的基礎上，確立生態城市建設目標，合理規劃生態城市，依法建設生態城市，積極調整產業政策，依靠市場機制培育循環經濟核心產業，構筑生態城市的循環產業鏈，擴大循環經濟的輻射范圍，加快生態社會建設的進程。
五、結論
早在農業社會，就出現了因為短缺而回收生產和生活過程廢棄物的經濟行為。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以環境保護為目標的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啟動了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循環經濟。在循環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中，企業因其凈收益的變動而具有不同的行為沖動：在廢棄物回收再利用階段，過度生產，過度排放；在逐步減少排放階段，規避責任，規避監督；在廢棄物零排放階段，積極參與，努力推進。政府作為環境保護這一公共產品的提供者，應當針對市場經濟中的企業行為，在循環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采取不同的措施：激勵性的推行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的政策法規；強制性的推進廢棄物零排放的進程；建立完善的循環經濟法律法規體系，努力實現人與環境的友好相處，實現生態的正增長。在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的進程可操作化為三個層次：生態企業——政府的利益驅動與技術支持、生態工業園區——政府運籌與組織、生態城市(生態社會)——政府規劃與市場推進。圍繞實施循環經濟發展三個層次的戰略，研究具有操作性的循環經濟政策是循環經濟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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