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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創業板；信息披露；風險控制；法律責任
目前，距首批上市企業進入創業板市場已經有兩年半的時間，人們從最初關注“完善融資渠道”的意義，更多的轉為如今對高風險性控制的關注。從創業板市場最初的發行上市這一源頭來控制風險，嚴格發行過程中涉及的主要信息披露主體的責任，使其主動選擇真實披露上市信息，將有利于我國創業板市場的健康發展。
一、創業板市場信息披露現狀
創業板市場是主板市場之外的一種專門為高成長性中小型新興公司、高科技企業提供融資渠道、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創新性股票市場。由于實行較低的上市公司標準和要求，使得其存在著很高的市場風險。
毋庸置疑，嚴把上市過程準入關，強化信息披露監管，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因“披露”不實、不規范和不及時而導致市場風險的有效保障；但是，現實中的信息披露情況卻并不樂觀。上市過程中相關信息披露責任人為了能獲得自己的利益，往往會把“誠信披露”的義務拋之腦后，隱瞞擬上市公司的真實情況以獲得上市資格，這成為導致市場風險的元兇。
“海普瑞”在創業板上市創下了財富神話，創立“海普瑞”的李鋰、李坦夫婦也榮登中國內地新首富；但是一份要求查處“海普瑞”涉嫌虛假陳述的申請書遞至證監會，稱“海普瑞”在《招股說明書》中涉嫌虛假陳述、給投資人造成損失，要求證監會進行調查；[1]還有媒體發表《海普瑞“神話”的財務啞謎》報道，質疑其2009年可能存在虛增收入并夸大利潤。此外，在創業板上市的國內最大戶外品牌“探路者”也被告上法庭，被的理由居然也是其創業板上市資格存在虛假欺騙行為；金剛玻璃公司也發生應收賬款披露不真實的事件。[2]通過審視創業板市場上市企業的這些違規行為，使我們不得不承認，創業板市場上市過程中信息披露的真實性令人擔憂。
二、創業板市場違規信息披露原因的經濟學分析
上市過程中涉及信息披露的主體實際上有很多，但上市公司本身的信息披露卻最為重要。因此，本文這里以此種信息披露主體的成本收益為切入點進行分析。
（1）一般證券市場狀況
對于上市公司這一信息披露主體而言，進行虛假的信息披露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披露的正常成本、虛假信息所付出的額外成本，如因虛增收入和利潤多繳納的增值說和所得稅、機會成本、處罰成本等；其收益包括：成功上市后發行股融資、再融資、與主力機構暗箱操作，獲取股價上漲的收益等。
利用成本收益模型來分析：設成本C=C1+PN，收益R=R1- PN。C1代表虛假信息披露的經濟成本,R1代表各種經濟收益，P表示披露虛假信息被社會公眾察覺或被證券監管機構查處的概率，N表示因察覺而導致的法律成本，也就是處罰成本。（見圖1）
當CR，即披露虛假信息的成本收益空間處于R曲線上方時,披露主體有更多的動機披露真實信息。在經濟成本一定的情況下，如果社會公眾能夠更多更詳細地察覺披露信息中的真偽,或者證券監管機構查處虛假信息的能力和力度更大,那么P會更大,即披露虛假信息被察覺和查處的概率更大；另一方面,如果社會公眾在察覺虛假信息之后能夠更堅定地“聲討”這家上市公司和保薦人，或者法律責任更重一些，例如證券監管機構的罰款更高一些,高到可能使其“傾家蕩產”,那么N就會更大,即因披露虛假信息而可能獲得處罰會更大。即R曲線會向左下方移動,而C曲線會向左上方移動（見圖2）,也就是說,信息披露主體披露虛假信息的博弈空間縮小,而披露真實信息的博弈空間會擴大。[3]
（2）創業板市場特殊狀況
相比較一般的證券市場而言，創業板市場具有特殊性。它為新興高成長性的中小企業及高科技企業提供直接融資渠道和市場，以支持和推動新興高科技企業的迅速成長。所以，創業板實行較低的上市公司標準和要求，上市對象定位于尚處創業階段、發展規模尚且不足的中小企業。根據會計學研究的成果，“規模較小的公司往往風險較大，市場對高風險的公司定價通常也較高，也就是說，規模越小的公司，市場對其反應就越大”。[4]正是由于創業板的這種特殊性，所以企業一旦在創業板市場成功上市后，往往會引起很大的市場反應，獲得的融資收益也比一般證券市場大得多。正如前文提到的“海普瑞”公司，上市后使得公司的創辦人一夜之間躋身中國內地新首富。從上市公司的角度來說，創業板市場提供了融資機會，只要能成功上市就會獲得高額的融資收益，所以其往往愿意冒更大的風險進行違規信息披露，導致披露真實信息的空間比一般的證券市場更小（見圖3）。
（3）小結
根據上文，我們可得出完善上市過程信息披露的兩個有效途徑：加大信息查處概率和增加信息披露法律成本。但相比較大量不知真實性的信息披露報告而言，監管部門的查處力量有限，而公眾所獲得的信息更是少之又少，在實踐中查出虛假陳述的概率是很小的；因此法律成本的大小就變成制約信息披露主體披露信息真實性的重要成本因素。鑒于創業板市場的特殊性，我們需要設計比主板市場更為嚴格的法律成本。
三、嚴格法律責任，加大信息披露違法成本
一般認為，法律責任應包括行政責任、刑事責任、民事責任。由于這三種責任性質不同，所以在心理上反映出的成本大小也是不同的。刑事責任是最嚴厲的法律責任，所以在信息披露主體心理上反映出的成本也應是最大的；民事責任由于面對的賠償主體較多，賠償數額相對會大一些，所以心理上反映出的成本次之；行政責任相對來說，由于多為警告等形式，心理上反映出的成本最小。加大信息披露違法成本，要綜合的運用這三種法律責任。
就刑事責任而言，目前的刑事責任設置存在很多問題。例如：虛假披露方面犯罪的刑罰以短期自由刑和罰金為主；只對在持續信息披露中財務報告虛假行為作規定；犯罪主體主觀方面大都要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在情節上要有“嚴重后果”等。所以，要嚴格信息披露主體刑事法律責任，最基本的就應該設置適當的處罰方式，要對上市過程信息披露虛假行為作出規定，使之與其他責任相互配合，更好的起到威懾作用。
在行政責任方面，我國目前的行政責任方式包括行政處罰和證券市場禁入制度。對虛假信息披露的主體處罰不能過輕，不能僅僅適用“警告”的行政處罰方式，而要加大處分的威懾力，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提高罰款金額、適用市場禁入資格等。
最后，關于民事賠償法律責任制度，可以說民事責任是信息披露法律責任中最不可缺少的一項責任。因為，違規者承擔民事責任能最大限度的補償投資者因其虛假陳訴造成的損失，而且最后的賠償總額也相對較大。民事責任雖很重要，但證券市場虛假陳述行為人承擔侵權民事責任時，還是需要符合特定的標準：首先，行為人是否具有過錯，應當分析其是否符合理性人標準；其次，虛假陳述的內容是否構成侵權，關鍵在于該內容是否重大；最后，行為人是否需要承擔民事責任，取決于虛假陳述是否導致投資者的經濟損失。關于計算虛假陳述侵權的賠償額，要采用交易價差額計算法，[5]以投資人因虛假陳述而實際發生的損失為限。需要注意的是，虛假陳訴與投資者之間的投資損失的因果關系包括兩方面的內容。首先是交易因果關系，即如果沒有違法行為，交易就不會完成，至少不會以最終表現完成。其次是損失因果關系，即原告的損害（一般指投資值的減少）直接歸因于被指控的違法行為以及違法方式。損失因果關系是被指控行為與原告金錢損失之間的一種必然聯系。在行為人是否需要承擔民事責任時，要從這兩方面的因果聯系加以認定。[6]
相對于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更偏重于“經濟處罰”，法律成本可以以一種“定量”的方式體現出來，其表現形式更多的是罰金和民事賠償，在現實中較容易實現。
總之，嚴格信息披露主體法律責任，加大信息披露違法成本，要綜合的運用三種法律責任承擔形式，使得信息披露主體在考慮風險成本和風險收益后，能主動的選擇真實披露信息，從而有助于從創業板上市源頭控制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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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關鍵詞:新興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核心，是關于分工和專業化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此后，隨著經濟學新古典框架的構建，以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部分內容共同組織起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新古典微觀經濟學關注的重心是價格制度對于資源分配的決定作用而非價格制度協調專業化和分工的功能，這使得經濟研究的重點由經濟組織問題轉到了對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不能解釋諸如經濟發展、貿易和經濟增長等現象，也無法闡釋交易成本和產權的經濟含義，因此，在它之后，人們又分別發展了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增長理論以及產權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和新企業理論等多個經濟學學科的分支理論，以填補以上空白。這使得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各分支學科，存在理論核心的內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決這些經濟理論內在矛盾和沖突的經濟學家們經過努力，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采用非線性規劃(超邊際分析)工具，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了決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焦點集中在人們的專業化水平決定的社會分工水平對生產效率和經濟發展的意義上。通過對分工與專業化的研究，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互相獨立的分支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框架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分工和專業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為理論的內在核心，并成功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經濟學主流地位的確定
綜觀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以威廉配第和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是關于分工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場的大小”。楊格(AllynYoung)又將其發展為楊格定理，即不僅分工依賴于市場的大小，而且市場的大小也同樣依賴分工的水平。這種因果循環揭示了分工的網絡效應，分工網絡效應是基于個體網絡決策的，而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則需要采用所謂的“超邊際分析方法”。當馬歇爾在19世紀末試圖用數學框架將古典經濟學形式化時，受到當時數學發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個純消費者決策和純廠商決策截然兩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點解①和相關的超邊際分析。馬歇爾對需求與供給的邊際分析，使他在取得對資源分配問題形式化的成功時，同時也遺憾地導致了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經濟學這一主流學派中地位的逐漸喪失。通過歷史，可以看出這一過程。
1890年，馬歇爾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一書，這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學的成形。這本著名教科書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洞見，即古典的經濟組織問題;另一部分則是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價格理論。由于當時還缺少處理角點解的數學工具，馬歇爾不能用一個數學框架將他對分工與專業化問題的洞見數學化;而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供求分析，在對資源配置問題進行數學處理時則非常得心應手，這使得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書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對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數學化，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種科學，更接近一代代經濟學家所追求的目標，因而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經濟學的主流。而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之核心的專業化和分工這一深刻的經濟思想卻被淡忘了。
到1948年，薩繆爾森出版了他的《經濟學》教科書，這是經濟學發展的又一個分界點。他的這本教科書內容分為兩個部分，微觀經濟學部分就是馬歇爾對供求的邊際分析，宏觀經濟學部分則是凱恩斯經濟學。在這本被無數大學用做標準教科書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對分工和專業化問題表示象征性重視的文字了。這樣，在薩繆爾森之后，關于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及其對分工網絡決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對市場協調分工職能的研究，在主流經濟學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存在針對不同的經濟問題和經濟現象，需要不同的經濟學分支理論來給予解釋。例如，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比較經濟學、增長理論以及產權與交易成本經濟學、新企業理論等的產生，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學科分支之間，理論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沒有一個內在統一的理論內核成為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興起
一些經濟學家質疑并致力于解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下的內在矛盾和沖突。新興古典經濟學正是這樣一支最新發展起來的經濟學流派，它從傳統經濟學的困境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深入展開了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義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它有三個特點:(1)采用邊際分析方法來研究需求和供給，并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基礎。因此，社會的分工結構是外生給定的，市場的存在及市場的大小也是外生給定的;(2)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中，廠商的生產條件主要由廠商的生產函數代表，而生產函數是產出和投入的關系，生產力與廠商規模有關，而與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及全社會的分工水平無關;(3)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邊際分析方法是假定最優決策不可能是角點解，而進行的一種對內點解②的分析。這些研究前提和內容與我們的現實經濟生活存在較大差異而遭到質疑。細想這些研究特點的產生，在分工與市場互為前提的條件下，個體網絡決策決定分工的網絡效應，因此，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就顯得特別重要。但由于受當時個體網絡決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前提的理論假定，導致了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存在著內在的缺陷，這也導致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對分工研究的淡棄。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邊際分析的概念，超邊際分析方法為個體網絡決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體說來，超邊際分析方法的運用，首先是對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所產生的角點解進行邊際分析，然后在不同角點之間進行總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終決定市場的均衡結構。由此產生的所有關于超邊際決策(或任意一對參與者是否相聯通)的信息稱為“組織的拓撲性質”，而所有關于資源分配邊際決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關，它被稱為“組織的非拓撲性質”。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開始將超邊際分析應用于各種決策問題。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仍然遵循馬歇爾關于純消費者和廠商截然兩分的假定。在這個假定下，角點解是一個例外，而內點解則是一個通例;并且，經濟組織的均衡拓撲性質不能嚴格定義。
直到20世紀末，由張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證明，才極大地推動了對分工網絡效應的研究。張五常和文玫等人證明:如果采用一個斯密框架，則內點解就決不可能是最優均衡，而角點解則成為一個通例，其結果正好與外生給定的純消費者與廠商截然兩分前提條件下的結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對于揭示分工網絡效應的含義，邊際分析就不夠了，超邊際分析成為必需。到20世紀80年代，在此基礎上，以羅森(Rosen)、貝克爾(Becker)、楊小凱、博蘭(Borland)和黃有光(Ng)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遵循以上思路，從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這些前沿經濟學家以超邊際分析方法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所展開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理論體系，被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這一理論學派所解決的問題是:資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在不同個體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下發展全社會分工水平，從而不斷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而隨著分工的演進，生產集中程度、貿易多樣化程度、個人的專業化水平、每人的生產率、每人的貿易依存度、社會結構的多樣化程度、社會的商品化程度、市場個數都將隨著分工的演進而演進。此后，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和完善。這一理論對分工與專業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得以在具有新數學模型的現代軀體中復活。
三、新興古典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的復興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謂范式，按照科學哲學家庫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種“科學共同體”的“共同信念”。這種共同信念規定了該科學共同體共有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基本方法，為共同體成員提供了共有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并成為規定相應學科發展方向的共同傳統。庫恩給出了范式的一般內涵，在此基礎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用于范式內部的基本結構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綱領或范式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體系，包括內核和保護帶兩部分。對某種特定的范式而言，保護帶是外圍，由種種輔假說構成，是不穩定的、可變的;內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論構成，是穩定的，不容改變的。
深入領會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難發現，分工和專業化思想是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古典范式的內核是: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按照亞當斯密的闡釋，其內容是:(1)國民財富增長，源于勞動分工;(2)勞動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3)分工雖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場范圍。但不幸的是，古典經濟學的系統理論沒有一個好的數學框架來組織，隨后的一場致力于將經濟學發展成為精密科學的邊際革命，則將這一核心問題逐漸擠出了主流經濟學的視野。經濟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也就由經濟組織問題逐漸轉向資源配置問題。
分析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其帶來的結果是:(1)經濟研究的重點從專業化和經濟組織問題，轉向給定組織結構下的資源分配問題。經濟組織為什么會從自給自足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企業和市場為什么會出現并變得越來越復雜等現象，新古典經濟學無從解釋;(2)由于純消費者與企業的絕對分離假定，使得專業化經濟概念變得沒有意義。因此，專業化經濟概念被規模經濟概念所替代。事實上，專業化和企業規模是相關但不盡相同的兩個概念:專業化的增加與活動范圍的縮減有關，而并不一定意味著企業規模的增加。專業化與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經濟相對應，而不同于規模經濟;(3)在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理論框架中，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和均衡總是同外生給定的最高總產量邊界聯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總合生產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這個框架不能用來解釋古典的經濟發展問題:為什么在生產函數和資源稟賦不變的情況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卻能提高總合生產力?看不見的手是如何協調分工從而促進經濟進步的?還有很多經濟現象也都無法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來解釋，比如:城市的出現、貨幣的出現、市場的擴大、生產力的提高、比較優勢和貿易依存度的變化等等。
其實，馬歇爾也曾注意到供給和需求邊際分析的弱點，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來解釋社會分工的經濟效果。但是，美國經濟學家楊格(1928)指出，遞增報酬并不是由工廠或產業部門的規模產生，而是由專業化和分工產生的。楊格的學生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犯了一個邏輯的錯誤，因為對所有企業都是外部性的規模經濟，不過是一個毫無內容的空殼而已。但是，楊格也無法將他的思想數學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過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流傳下來。
直到20世紀50年代，數學家發展了線性規劃和非線性規劃等方法，為處理分工和專業化問題涉及的角點解提供了有力的解決武器。一批經濟學家采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新興古典經濟學用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及個人決策如何交互作用決定全社會分工水平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經濟的發展歷程。遵循這一思想，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資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來促進全社會分工水平的發展，從而不斷地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對于一個給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資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這種給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優只是一種局部均衡，而整體帕累托最優包括了最優資源配置和最優分工結構兩部分內容，它被稱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個。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是與生產可能性邊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時意味著生產力最大化。但在新興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著分工好處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時，帕累托最優不會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帕累托最優和市場均衡才會越來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這意味著，交易效率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一種推動力量，流通效率決定著生產力水平。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它通過提高生產力，減少資源的稀缺性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展。市場決定最優分工水平和結構的功能更主要表現在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最終決定的參與市場行為的組織效率上，所謂組織效率，是指給定產品的相對生產和消費量的情況下，分工水平和結構達到最優。而資源配置效率則只是在給定分工結構下(生產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時)對相對生產量和消費量的最優折衷。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模型，歸納起來有以下三個特征:(1)每個決策者都是一個消費者——生產者，他們用邊際分析對每個貿易模式計算資源分配，然后用總成本——收益分析法來從眾多的角點解中選擇最優的貿易模式和專業化水平。這兩步決策程序，就被稱為超邊際分析。最優決策總是一個角點解而非內點解;(2)生產函數是對每個消費者——生產者設定的，且代表每個人對所有可能的生產活動邊干邊學的能力。企業制度是隨著在當個體決定去選擇一個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勞動市場來協調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之間的分工時才會出現。同時，作為個體生產函數組合的企業生產函數也在事后出現。整個行業呈現為一個相互關聯的分工網絡，使得一般遞增報酬和分工的網絡效果同一個競爭性的市場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帕累托最優效用邊界可能不同于生產可能性邊界。同樣，在競爭性均衡中，邊際成本定價法不再成立。這一特征使它區別于所有有規模經濟的模型;(3)交易費用對均衡的分工網絡大小有著重要的含義。隨著交易費用系數下降，均衡的分工網絡規模擴大，總合生產力和社會福利會提高，而總交易費用也會提高。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內生了市場結構和分工水平，從而推動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從關注資源配置問題向經濟組織問題的研究轉換。在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內，它逐步解釋了分工的發展是如何引起市場的出現、企業和貨幣的產生以及失業和景氣循環交替的原因，它解釋了新產品、新行業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產部門的加深而出現，保險業如何為解決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問題而產生，分層金字塔交易組織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為提高交易效率而產生和不斷演進……這些不但擴展經濟學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重新將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互相孤立的經濟學分支，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新貿易理論、新內生增長理論、演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對策論等，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理論統一起來，所有互相獨立的個別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經濟學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一旦用超邊際分析方法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然后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點就可以被徹底克服。
四、對新興古典經濟學研究框架的總結
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以專業化經濟范疇取代規模經濟范疇，以內生交易費用取代外生交易費用，以超邊際分析方法取代了傳統的邊際分析方法，以角點均衡基礎上的全部均衡取代傳統經濟學的全部均衡，將經濟研究的核心從新古典經濟學關注的資源配置問題重新轉回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焦點——經濟組織問題上來。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恢復了專業化和分工問題在主流經濟學核心中的應有地位，同時，它以“分工和專業化對經濟發展的意義”為其理論內核，形成了一個各學派都可以共享的統一的經濟學分析框架，從而實現了對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復興。
注釋:
① 角點解是指當一個決策變量的最優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為0)時的點解。
② 內點解是指當決策變量最優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為0)之間時的點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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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作者：曾祥云 單位：南京政治學院上海校區
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經濟哲學問題，對于它的不同回答，將決定和影響經濟學的面貌以及對其它經濟哲學問題的回答。這一論題又具體涉及到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經濟問題與非經濟問題的劃界標準是什么、經濟學內部分類的原則和依據是什么、經濟學究竟是一元的、多元的還是工具論的等一系列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經濟哲學可以在經濟學提供的解答的基礎上，作出自己的哲學分析與評價。例如，關于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經濟學說發展史上有“物質財富”說、“資源配置”說、“交換關系”說、“人類行為”說、“制度環境”說等不同認識與主張。但是，如果我們認識到，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離開人及其活動就無所謂經濟學，因此，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研究的初始點和終結點都無法脫離人這一主線索，無法回避人在人類經濟活動的主導作用。換言之，如果一種經濟理論無視人的存在，忽視了人的因素，那么其科學性與合理性以及它的現實指導意義，就是非常值得質疑的。而由此又必然引發對經濟理論合理性的哲學思考。又如經濟問題與非經濟問題的劃界問題。經濟學無疑是研究經濟問題的，但究竟什么是經濟問題?經濟問題與非經濟問題究竟如何區分?怎樣看待經濟問題與政治、軍事、文化、法律等之間的關系?對這些問題的考察分析，對于深化經濟理論研究，也無疑有其指導意義。二是關于經濟學預設前提的哲學質疑。科學理論研究都有其最基本的前提預設和初始概念。不言而喻，前提預設的不同必然影響到一種科學理論的建構，必然影響到一種科學理論的邏輯推導結果，也必然影響一種科學理論對于現象層面的解釋力。卡爾•波普爾指出:“如果不對假定的前提進行檢驗，將它們束之高閣，社會就會陷入僵化，信仰就會變成教條，想像就會變得呆滯，智慧就會陷入貧乏。社會如果躺在無人質疑的教條的溫床上睡大覺，就有可能漸漸爛掉。要激勵想像，運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貧瘠，要使對真理的追求(或者對正義的追求，對自我實現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須對假設質疑，向前提挑戰，至少應做到足以推動社會前進的水平。”［2］P4“經濟人”假設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和初始概念，被視為西方經濟學建立的理論基礎和開展經濟分析的基本出發點。綜觀現代西方經濟學，無論是均衡價格理論、公共選擇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還是理性預期學派、新古典綜合學派等，大多都是以“經濟人”假設為研究出發點和基本分析工具，都不由自覺地沿承和遵循著“經濟人”這一前提預設。然而，“經濟人”這一預設前提也始終遭到了來自經濟學領域內外的非議與抨擊。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人”假設片面強調追求財富的自利動機，沒有看到人類經濟行為動機的多樣性，沒有反映人的全貌，因此，“經濟人”是唯利是圖的“抽象的人”、“虛假的人”。“經濟人”假設是經濟理論中又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并且不可否認的是，這種“經濟人”假設對于現實的市場經濟社會中的各種經濟現象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對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許多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都能給出較深刻的、獨到的診斷。面對理論界對于“經濟人”假設的褒貶不一，經濟哲學有必要作出如下追問:“經濟人”假設的合理性究竟何在?它是否屬于“不證自明”?“經濟人”的存在性質和存在方式是什么?“經濟人”與“社會人”、“道德人”的聯系和區別是什么?能否將“經濟人”等同于現實的人?“經濟人”究竟是前提假設還是科學抽象?應當怎樣看待“經濟人”的地位與作用?對這一系列問題的追問與哲學解讀，對于澄清理論界在“經濟人”假設問題上的認知偏差，必將產生積極的影響。三是關于經濟理論合理性的哲學拷問。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及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過渡的一段時期，西方經濟理論曾在我國出現嚴重的“水土不服”現象。而近幾年隨著西方一些國家出現金融危機，許多研究者又開始對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產生懷疑。由此，人們不能不對經濟理論的合理性問題展開一系列的追問:究竟什么是經濟理論的合理性?經濟理論成立的條件和依據是什么?如何看待經濟理論中的預設前提?怎樣理解經濟理論與現實經濟活動的關系?這些問題無疑要涉及到哲學的認識論和真理觀，對它們的分析解答不僅有助于人們正確認識和深入理解現實經濟現象，而且將為經濟理論研究提供有益啟迪。四是關于經濟個人主義、經濟自由主義、經濟理性主義的哲學查審。這是經濟學理論中對人們現實經濟活動有著深刻影響的、同時又與哲學理論有著密切關聯的經濟觀念或者說經濟思潮。“個人”、“自由”、“理性”既是現代經濟學理論中的基礎性概念，也與西方哲學理論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借助哲學思維方式，并以哲學理論作分析工具，不僅可以對這類經濟思潮給出深度分析與合理評判，而且對于人們樹立正確的經濟理念提供方法論指導。
二經濟哲學研究的第二條路徑或者說第二個維度，是對人類經濟活動或者說經濟行為的批判反思。哲學反思思想本身，并不意味著哲學可以放棄對現實世界的關注。哲學反思的雖是思想，但思想只能是關于思想對象的思想、關于人類現實生活世界的思想。因此，哲學在反思思想的同時，必然要觸及到對于思想所反映的對象即現實生活世界的反思。經濟活動是人類社會實踐的重要形式。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即是人們的現實經濟活動。因此，經濟哲學對經濟思想或者說經濟學理論的批判反思，必然要涉及到人類經濟實踐活動。換言之，人類經濟實踐活動必然成為經濟哲學反思的重要視域和開展經濟哲學研究的又一重要路徑。經濟哲學對于人類經濟活動或者說經濟行為的反思，并不是對現實經濟生活中各種具體經濟現象的簡單描述。現實經濟世界中各種具體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屬于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它們有經濟學這門具體科學去研究。經濟哲學對于人類經濟活動的把握也是一種整體性和根本性的，它至少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一是關于人類經濟行為的總整性把握。它包括對以下問題的追問:究竟什么是經濟行為?區分經濟行為與非經濟行為的依據是什么?人類經濟行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影響人類經濟行為的主要因素究竟有哪些?等等。經濟學家大多以“自利性”或“利己性”來概括人類經濟行為的特征。問題在于:“自利性”或“利己性”究竟是不是人類經濟行為獨有的特性?“自利性”或“利己性”又究竟是不是人的本性?它是先天生成的，還是后天才有的?在人類經濟領域，是否存在純粹的完全的“自利性”或“利己性”?又是否存在“利他性”?人類經濟活動中的“自利性”或“利己性”與“利他性”，究竟是怎樣的關系?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是需要經濟哲學作出思考與回答的。二是關于非理性因素對于人們現實經濟活動的影響。經濟實踐活動作為人類社會實踐的一種重要形式，是一種有目的性的主體性社會活動，它總是在某種特定的世界觀、價值觀和特定經濟理論的指導與牽引下進行的。因此，經濟活動在本質上并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活動。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人們的經濟活動就是“完全理性”的，并不意味著非理性因素對人們的經濟活動沒有任何影響。這是因為，現實世界的人既是一個理性的人，同時又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人的實踐活動實際上是理性因素與非理性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過程。同樣，人類經濟活動也是理性因素與非理性因素相互交織的過程。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人的欲望、直覺、無意識、情緒、情感、意志、習俗等非理性因素，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經濟行為。經濟學家馬歇爾認為，經濟學應當是研究人的欲望及其滿足的科學。在他看來，一切生產要素都是作為實現和滿足欲望的手段的要素，而對人的欲望及其滿足的研究，即是對需要和消費的研究。那么，人的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究竟是如何作用和影響人的經濟行為的?我們又應當怎樣看待非理性因素對于人的經濟行為的作用、影響?非理性因素對于人的經濟行為的作用、影響，究竟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比如說習俗，我們知道，人是通過文化而實現自己的社會化的，而任何一種文化都是特定群體的文化，任何特定的文化形態、文化群體都具有其特定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傳統和風俗、習慣等。因此，“市場交換行為已不是單純的經濟關系的交換，同時也包含著文化關系的交換，習俗本身也是人們長期沿襲積久而成的社會文化的持有，是社會文化的一個支流，不同社會文化和亞文化構造著不同的市場習俗和行為者的文化心理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并制約著市場行為者的動機”。［3］P127－128由于非理性因素必然存在于人們的經濟活動之中，也必然對人們的經濟行為產生影響和作用，因此，經濟哲學對于人類經濟行為中非理性因素的批判反思，不僅對于深化經濟理論研究，而且對于調整和規范人們的市場經濟行為，都是很有意義的。三是對經濟自由與經濟正義的哲學省察。雖然社會科學各個具體研究領域都有對自由的特定視角的關注，但從踐行對人的終極關懷的角度來解讀和演繹“自由”，則屬哲學的題中之義。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由經濟，因此，經濟自由即是市場經濟運行的一個基本前提和根本原則。如何從哲學的高度來認識和評判經濟自由及其與經濟正義的關系?如何在經濟正義的框架下來實現人的經濟自由?經濟自由與哲學，尤其是哲學的自由觀究竟存在怎樣的內在聯系?經濟自由對于哲學及其自由觀生成的意義何在?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應當怎樣作出對于經濟自由的現實選擇?等等，這些都是經濟哲學對于經濟自由應該給予解答的問題。四是關于經濟符號的哲學解讀。哲學以其對于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關系的理性思辨而深刻啟迪著人類智慧，人類也正是在對這種最普遍關系的批判反思中，不斷提升對于整個人類世界的把握能力。而作為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關系基本表現形式的人類認識、實踐活動，都與符號現象有著密切的關聯。經濟活動作為人們現實生活世界中的一種基本活動，無疑也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符號活動。從產品包裝到CI設計，從貨幣、支票到存折、信用卡，從商標、品牌到價格、廣告等等，這一切都是人類現實經濟生活中所特有的符號形式，即便是人們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經常使用的語言文字符號、數字符號，也因其承載著某種特定的經濟信息而顯其特性。可以說，現實經濟世界即是一個符號世界。符號都是有意義、有所指的。但經濟哲學對于經濟符號的分析考察，重要的不在于符號的所指及它的意義層面，而在于符號的價值功能。人是現實經濟活動的主體，并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人又是特定文化群體的人，并具有其特定的文化觀念和文化習俗，因此，任何人類經濟活動的背后，都必然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地刻有特定文化傳統的印記。這表明，經濟符號無疑具有其獨特的文化象征的價值，而這種文化象征價值所潛蘊的變值功能，又無疑可以成為提升商品價值、影響商品價格的重要因子。因此，經濟哲學對于經濟符號的哲學解讀、對于經濟符號內在價值的發掘和揭示，也應是經濟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視域。
三經濟哲學研究的第三條路徑或者說第三個維度，是對經濟學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批判反思。與其它科學一樣，經濟學也有它自身的獨特的相對穩定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經濟學說史上，就曾存在抽象演繹法與歷史歸納法、證實法與證偽法之爭。由于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選擇，關系到一種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指向，關系到對于人類經濟實踐活動本質的認知，關系到一種經濟理論體系的構建，因而，對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哲學查審，既是經濟哲學研究的題中之義，也是哲學為經濟學研究提供方法論牽引、有力推進經濟理論發展的重要途徑。西方經濟思想發展的歷史表明，經濟學研究方法雖因經濟學家個人的經濟觀、價值觀和研究視角不同，而呈現出多樣性和復雜性，但是，任何一種經濟學研究方法的背后，實際上都無不刻上了哲學世界觀的烙印，哲學無疑是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學理支撐和初始地平。那么，梳理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哲學背景，對經濟學研究方法合理性的恰當評估，就成為經濟哲學應有的話題，并可由這一話題進而引發對如下一些問題的思考:如何看待經濟學與哲學的關系?經濟學研究方法對于哲學理論自身的發展有什么意義?哲學對經濟學研究的意義何在?哲學應當怎樣發揮自己對于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功能優勢?等等。我們知道，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抽象演繹法，而抽象演繹法的哲學背景即是西方理性主義傳統。在西方經濟學說史上，以批判抽象演繹法而登上經濟學論壇的歷史學派，其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歷史歸納法則無疑又是以經驗論哲學為背景的。眾所周知，在西方哲學史上，唯理論哲學遇到的最大挑戰，即是來自經驗論哲學對它的批判。因此，西方經濟學史上關于抽象演繹法與歷史歸納法的研究方法之爭，實質是西方哲學史上理性主義哲學與經驗主義哲學之爭的翻版。在西方經濟學研究中，還存在著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之爭，而這無疑又是與西方哲學史上實證主義和規范主義的影響密切相關的。主張實證分析的穆勒本人，即是實證主義哲學的一個代表人物。而隨著波普爾證偽主義哲學登上哲學舞臺，在西方經濟學研究中，證實法與證偽法之爭亦隨之而興。實際上，無論是作為實證分析學理背景的實證主義哲學，還是作為倡導證偽法哲學根據的證偽主義哲學，又無論是作為抽象演繹法哲學基礎的唯理論哲學，擬或是作為歷史歸納法哲學背景的經驗論哲學，等等，都只是被一些經濟學家簡單地“借用”于經濟理論研究的。由于這些西方哲學理論或哲學流派因其觀點本身就存在著某些片面、偏頗等不合理因素，因此，以這些哲學理論或哲學流派為背景的各種西方經濟理論或經濟學流派之間的相互論爭與攻詰，自然也就不可避免。經濟哲學對于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根本性把握及其所形成的哲學理念，對于促進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不斷完善與發展，并進而推動經濟學理論的不斷完善與發展，無疑有其獨特的方法論指導意義。經濟哲學還應當關注經濟學范式的批判反思。自庫恩提出“范式”這一概念以來，有關具體科學門類的研究范式問題，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特別關注與重視，不僅有牛頓力學研究范式、哲學研究范式之說，而且也出現了對于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分析考察。對經濟學范式的研究，無疑屬于經濟哲學的研究論域。庫恩的“范式”作為一種整體框架，對科學研究和科學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僅是開展科學活動的基礎，確立科學認識主體的整合機制，而且是科學理論自我完善的手段和工具，是實現科學革命的內在動力。因此，加強經濟學范式研究，對經濟學研究及其發展也無疑有其重要作用。但是，我們看到，有的研究者由于對“范式”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誤將經濟學流派當成了“經濟學范式”，結果變成了經濟學范式“滿天飛”。由于庫恩的“范式”概念是針對以自然現象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提出來的，因此，開展經濟學范式研究，應當首先明確什么是經濟學范式?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確定在經濟學發展史上究竟產生和形成了哪些經濟學范式?它們各自的特點又是什么?進而分析什么是經濟學的“范式轉換”?經濟學范式轉換的條件、方式又是什么?在庫恩那里，所謂范式轉換，是指新范式對舊范式的取代，且這種轉換是整體轉換，而轉換的方式即是“科學革命”。作為研究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及其發展規律的經濟科學，其范式轉換的方式又究竟是什么?如此等等，它們都是需要經濟哲學來解答的。需要指出的是，從傳統的對于哲學的理解及其相應的哲學話語體系來說，經濟倫理也無疑是經濟哲學的一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論域。但考慮到在國內外的相關研究中，人們通常是把經濟倫理當作與經濟哲學并列的兩門哲學分支學科來看待的，同時，經濟倫理研究遠較經濟哲學研究要深入、成熟得多，且已形成相對獨立的較系統的理論體系，因此，在這里，我們并未將經濟倫理歸入經濟哲學研究的論域之列。經濟哲學或許還有其它的研究路徑和論題。國內外的經濟哲學研究仍處于探索之中，迄今為止，也遠未形成某種獲得大家一致認可的統一的經濟哲學話語體系。但基于對于哲學和經濟哲學的理解，我們認為，上述經濟哲學研究的三條基本技術路徑及其相關論題，在經濟哲學研究中應該說是相當重要的，自然也是主要的。
關鍵詞：馬克思制度變遷理論；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回應
中圖分類號：FO－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8)03―0113―06
一、引言
“制度變遷”是在現代語境下引入到經濟學的舶來術語。在國內較早出現的有代表性地論述制度變遷的文獻中，如林毅夫(1989)、楊瑞龍(1998)等均未提及馬克思的制度變遷理論，而且均界定在新制度經濟學對制度變遷的分析框架里。這似乎成為此類學術研究的“定律”。只有到了1995年以后，馬克思的制度變遷理論這一術語才在國內出現和被延用，相對于大量運用新制度學派研究范式的文獻，這表明在國內的制度變遷理論研究中，馬克思學派還沒有充分掌握“話語權”。這個現象顯然與“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占據主導地位直接相關。
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的分析范式在國內研究的大行其道，形成一股“諾思熱”，主要有兩種緣由。一是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將制度引入經濟學分析，除擯棄了新古典分析中制度和時間是外生的假定外，仍沿襲了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范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變遷理論，成為西方新制度學派研究制度變遷理論的“硬核”；二是在中國體制轉軌的制度膠著期，經濟主體損益的“邊界”需要重新界定，尤其是改革戰略選擇所帶來的利益再分配，需要尋求一種理論上的指導，而馬克思的制度分析研究并沒有與國內的制度變遷跟進，還僅僅是新舊制度更替的“革命”學說，對一個既有制度內部的制度演進并不能提供系統的解釋，這就為運用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去尋求改革方式及戰略的理論基礎提供了契機。
因而在中國體制轉軌初期，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被許多中國學者追捧，并試圖用以解讀中國制度變遷的理論和實踐。而馬克思的制度分析卻由于國內理論研究的滯后，沒有形成自己的制度變遷理論，也不能很好地回應來自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的詰問。其實，即使諾思本人也承認，“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貢獻。”所以，基于這一背景，國內學者從批判角度出發，在對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回應的過程中，對馬克思的制度變遷理論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對此，本文加以評述，并提出進一步的展望。
二、馬克思制度變遷理論研究的四條主線
基于對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的回應，國內學者開始了對馬克思制度變遷理論的研究，這是一個逐步遞進的過程。從“回應”的方式和程度上，可分為四大主線：一是系統比較及認知深化；二是原典溯源及尋求依據；三是理論批判及回應詰問；四是理論建構及指引實踐。不難看出，前兩條主線是為第三條主線進行必要的知識累積和鋪墊，只有洞察彼此的體系結構和基本內容，“回應”才是有說服力的。第三條主線是“回應”的基本層面，通過正面直接的批判和對“詰問”的批評，尋求下一步理論構建的支撐點。第四條主線才是“回應”的關鍵，這是改革方向的指引問題，即中國的制度變遷到底需要什么樣的理論。
1 第一條主線：系統比較及認知深化。這條主線是基于批判視角系統比較馬克思的制度變遷理論與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在方法論和內容層面上的不同點。主要從四條線索人手：(1)兩種制度變遷理論方法論。前者從人類系統與自然系統的關系入手，引入社會實踐，構建起心理個人主義者無法得出的生產理論，通過批判各種古典個體主義分析方法，建立了制度整體主義分析方法，其方法不但具有理論構建的一致性，而且能夠克服制度個體主義的缺陷，并由此去認識“現實”人的本質；后者在繼承和發展古典個體主義分析方法的基礎上，提出了制度個體主義，由于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武斷地認為制度是個人選擇的產物，其必然以個人為理論出發點，以致陷入“人與社會相互決定、無限倒推”的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前者是本質分析、系統分析、趨勢分析、宏觀分析，后者是特殊性分析、非正式制度分析、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關系分析、制度主體學習能力分析。前者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論述中體現了唯物史觀和辯證法，后者具有較明顯的二元史觀和形而上學色彩。但兩種方法論是可以兼容的，體現了個體與整體的統一(2)兩種制度變遷主體認識觀。兩者都認為制度變遷需要一個變革的社會力量，前者認為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階級，即由具有共同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的個人組成的階級，而后者認為是個人和利益集團等非國家組織。(3)兩種制度變遷動力論。前者是生產力一元動力論，后者是個人期望在現存制度下獲取最大的潛在的外部利潤，以外生因素人口變化為最終動力的多元動力論，主觀上在于觀念、宗教教義以及其他意識形態方面的變化，客觀上在于相對價格變化、經濟增長、技術進步等。(4)兩種制度變遷的演化路徑理論。前者認為是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在總體上能夠得到人類制度變革的事實的堅強支持；后者認為是路徑依賴理論，不能很好地對社會長期結構變遷進行分析。
2 第二條主線：原典溯源及尋求依據。張宇教授(2002)指出：“在對制度和制度變遷問題的研究上，經典作家給我們留下了極為豐富和寶貴的理論遺產。但是，一方面，經典作家的制度變遷理論需要挖掘、整理和闡發，存在一個系統化、形式化和規范化的問題；另一方面，的制度變遷理論也要隨著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而發展，面臨著一個現代化的問題”，所有嚴肅的研究者也都認為馬克思本人對制度變遷有系統的理論構建。于是，國內學者通過對馬克思原典著作里的論述進行回溯，以求在現代語境下重釋馬克思的制度變遷理論。其基本要點包括：(1)馬克思第一次發現產權是生產關系的法律表現，并具體分析了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上的法權關系，還認為職能資本家、貨幣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都是有合法權的人，在法律上他們都有對剩余價值的索取權，所以，馬克思是第一位有產權理論的社會科學家。(2)馬克思認為，國家是一種具有多種屬性、多種職能的復合體，并從社會的物質的生活關系的變化來探討國家的產生、發展和未來的歸宿，從本質上講，國家是階級斗爭不可調和的產物，也是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行使產權的工具。(3)馬克思論述的社會意識形態是對一定社會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自覺反映，它是社會存在的比較間接的反映，是從普遍意識中概括提煉出來的一種比較系統的、自覺的、理論化的反映形式，從革命階級對制度變遷的作用來看，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是對現存制度不合理的“投資”。
3 第三條主線：理論批判及回應詰問。國內學者對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的批判，肇始于它的新古典的經濟學分析范式，隨后順延這種思路，進一步把這種批判進行深化，并回應其對相關命題的詰問。具體來說，有三條線索：第一條線索是基于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基本內容的批判。主要是對諾思主義的制度起源和本質、社會發展和制度變遷動力以及制度變遷道路進行批判，提出對其制度變遷方式和制度創新的相關命題的質疑，認為無論是自下而上的誘致性制度變遷還是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都是具體制度的變遷，在具體的制度變遷的過程上，雖然提出了制度創新過程中“第一行動集團”和“第二行動集團”聯合行動的理論，卻未能說明“常常是暴力和革命結果”的“非連續性變遷”。第二條線索是基于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方法論的批判。從方法論的層面，對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所依據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范式”進行整體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主要是對其制度個體主義的方法論體系進行批判，以及認為無論是從投入產出分析還是交易費用分析，都無法明確制度變遷的目標，更無法解釋社會革命。第三條線索是回應對相關命題的詰問。主要是回應諾思等錯誤地認為馬克思的制度分析從階級這個整體范疇出發無法解釋“搭便車”問題，以及重視技術的變化而輕視人口的變化等。
4 第四條主線：理論建構及指引實踐。基于批判視角的對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的“回應”，必然引發以馬克思的基本觀點和方法體系作為邏輯基點的理論構建，于是一些學者提出了在馬克思分析框架里的制度變遷理論。總的來說，有五個方面。(1)在系統了解唯物史觀與制度變遷理論內在關系的基礎上，構建由體現社會制度變遷客觀歷史性的制度結構模型、把個人的行為與社會結構的制約結合起來的制度選擇模型，以及對制度的優劣和制度干預的標準與途徑進行分析和判斷的制度理性模型三部分組成的，并以的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的分析框架。(2)在對資本主義制度變遷過程進行全面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基礎上，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統一構成社會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經濟基礎，以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統一構成社會形態之間的矛盾人手，構建所有制與所有權理論、社會經濟制度動態發展及更替的一般規律、一般商品經濟制度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以及國家和意識形態理論的馬克思制度理論分析框架。(3)立足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關系，以一定社會生產關系下的人運用社會革命的手段實現社會制度的更替為出發點，構建具有正統分析性質的制度變遷理論的一般分析框架。(4)從制度分析的一般理論闡述和經典研究案例著手，構建由制度分析的理論前提、邏輯起點和核心環節三個基本命題組成的一種宏觀動態的制度變遷一般結構分析框架。(5)從兩種不同制度變遷理論的歷史淵源的特殊視角出發，試圖在一個更具有全面解釋力的框架下，對馬克思的制度變遷理論和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進行比較和綜合研究。
通過對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全方位的批判和回應，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中至少有兩種觀點得到確認：一是制度變遷理論并非是科斯、諾思等新制度學派所首創，在諾思的一系列制度變遷理論研究之前，馬克思就有了自己的全面系統的制度變遷理論。二是馬克思的制度變遷理論與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的方法論基礎是有本質區別的，分屬于兩個不同的體系。但理論的批判和回應只是初步的，還有待展開，在中國體制轉軌理論指引上，如何進一步地充分掌握“話語權”，仍將成為下一步理論研究演化的方向。
三、對已有研究文獻的評論
從國內學者已有的研究文獻來看，相當多的馬克思制度變遷理論研究仍是建立在傳統政治經濟學分析范式的基礎上，對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的“回應”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是力度不夠，而且對目前中國體制轉軌也缺乏有建設性的理論指導。概括起來，已有的研究文獻主要有如下三個特征：
1 把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分析的基點。(1)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從人類與自然界的矛盾出發，從生產力的發展導出了第一個層次的制度的起源，即社會生產關系的形成過程，進而又從社會生產關系中不同集團和階級的利益矛盾和沖突出發，從社會生產關系中導出第二個層次的制度的起源，即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規范等等在內的上層建筑。(2)馬克思將歷史唯物主義原理運用于19世紀資本主義在西歐國家發展的現實而揭示出資本主義制度變革趨勢。(3)經濟學以唯物史觀為基礎，來研究制度形成和發展的內在動因，制度變遷的過程是生產力的張力和生產關系的適應能力之間的相互作用過程。(4)制度分析的出發點在于從人類社會實踐的高度來把握社會關系以及作為各種社會關系總和的人的本質。
把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分析的基點，可以充分顯示馬克思的制度變遷理論迥異于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雖然一些學者認識到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的發展，但在“生產力一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研究的主題仍然是生產關系，其實生產力包括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勞動者等諸要素，從生產力的內部結構上去考察其對制度變遷的影響，進而研究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構建“生產力一制度變遷(制度創新)一經濟增長”這一分析框架，能為人力資本投資、技術創新等研究主題提供更多的解釋空間。
2 方法論評判多，基本內容構建少。(1)國內研究更多集中在方法論層面上，通過兩種制度變遷理論方法論的比較，分析了馬克思方法論的科學和正確性，并從中導出馬克思制度變遷理論的科學性和正確性。(2)在內容構建上，大多數研究文獻仍在仿照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的分析框架和范式，很少運用馬克思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進行分析。以諾思主義制度變遷理論的三塊基石為研究視角進行分析，以及從制度的起源、道路、動力來挖掘和重新梳理馬克思的制度變遷理論，這就使人們容易產生對馬克思制度變遷理論是否作為一個完整體系的懷疑。
從根本來說是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探討馬克思的制度變遷理論不能不從方法論人手。從一些研究文獻來看，方法論的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一直是爭論的焦點，國內的學者基本認定馬克思制度變遷理論的方法論更接近整體主義，但是，整體主義既不是經濟學所獨有，也不是經濟學的本質，而且馬克思本人也反對把個人與社會對立起來的機械決定論和機械的整體論。此外，一些文獻的研究也表明，馬克思的制度變遷理論側重于研究制度變遷的“臨界點狀態”及該狀態下制度沖突的實質和表現形式，而較少關注制度變遷的各種復雜因素的量的積累過程，以及馬克思的制度分析偏重于研究宏觀整體的社會結構演化的動態及其規律，而沒有發展出有關微觀局部的交，易結構研究的理論工具。所以，在研究中國具體制度變遷過程中，個體主義也應該是馬克思制度變遷理論的方法論基礎，這樣不僅有助于研究我國體制轉軌下微觀主體的產權制度變遷，而且也使社會轉型中制度的累積性演化有一個更有力的解釋基礎。
摘要：隨著金融市場上各種異常現象的累積，模型和實際的背離使得傳統金融理論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尷尬境地，行為金融理論悄然興起。闡述了行為金融學的產生，研究了行為金融對信用風險管理的影響，最后探討了行為金融學視角下對金融租賃公司信用風險研究的啟示。
關鍵詞：行為金融；信用風險；金融租賃
信用風險又稱違約風險，是指借款人、證券發行人或交易對方由于種種原因，不愿或無力履行合同條款而構成違約，致使銀行、投資者或交易對方遭受損失的可能性。基于傳統金融學理論許多金融機構和研究者對信用風險管理作出積極探索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計量模型和支持工具，但也存在明顯缺陷。隨著行為金融學的興起和發展，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視角來研究信用風險管理。
1行為金融學的產生
20世紀50年代，馮·紐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Morgenstem)在公理化假設的基礎上建立了不確定條件下對理性人(rationalactor)選擇進行分析的框架，即期望效用函數理論。阿羅和德布魯(Arrow，Debreu)后來發展并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論，成為經濟學分析的基礎，從而建立了經濟學統一的分析范式。這個范式也成為金融學分析理性人決策的基礎。1952年馬克威茨(Markowi)發表了著名的論文“portfoliosdeefion”，建立了現代資產組合理論，標志著現代金融學的誕生。此后，莫迪戈里安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建立了MM定理，開創了公司金融學，成為現代金融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自上個世紀60年代夏普和林特納等(Sharp－Limner)，建立并擴展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至布萊克、斯科爾斯和莫頓(Black－Scholes－Merton)建立了期權定價模型(OPM)，至此，現代金融學，已經成為一門邏輯嚴密的具有統一分析框架的學科。
隨著金融市場上各種異常現象的累積，模型和實際的背離使得傳統金融理論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尷尬境地。20世紀80年代，通過對傳統金融學的反思和修正，行為金融理論悄然興起，并開始動搖了CAMP和EMH的權威地位。行為金融理論在博弈論和實驗經濟學被主流經濟學接納之際，對人類個體和群體行為研究的日益重視，促成了傳統的力學研究范式向以生命為中心的非線性復雜范式的轉換，使得我們看到了金融理論與實際的溝壑有了彌合的可能。1999年克拉克獎得主馬修(MatthewRabin)和2002年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農·史密斯(VemonSmith)，都是這個領域的代表人物，為這個領域的基礎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國外將這一領域稱之為behaviorfinance，國內大多數的文獻和專著將其稱為“行為金融學”。
行為金融學發現，人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過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會受到過度自信、代表性、可得性、錨定和調整、損失規避等信念影響，出現系統性認知偏差。而傳統金融學是基于理性人假設，認為理性人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是嚴格依照貝葉斯法則計算的期望效用函數進行決策的。即使有些人非理性，這種非理性也是非系統性的，會彼此抵消，從而在總體上是理性的；如果這種錯誤不能完全相互抵消，套利者的套利也會淘汰這些犯錯誤的決策者，使市場恢復到均衡狀態，達到總體理性。
2行為金融對信用風險管理的影響
2．1風險偏好
根據行為金融學的基本理論，投資者的風險偏好不同于傳統金融學理論下風險偏好是不變的，而是變化的，是會隨著絕對財富等一些其他因素的改變而發生改變的。因此，我們就沒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特殊的群體，他們借款的目的大多都是為了投資，也是眾多投資者中的一部分，他們的風險偏好也會發生改變。風險偏好的改變就會直接影響到他們面臨的風險，最終會影響貸款方面臨的信用風險。
2．2過度自信
過度自信或許是人類最為穩固的心理特征，人們在作決策時，對不確定性事件發生的概率的估計過于自信。投資者可能對自己駕馭市場的能力過于自信，在投資決策中過高估計自己的技能和預測成功的趨勢，或者過分依賴自己的信息而忽視公司基本面狀況從而造成決策失誤的可能性。這種過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導致大量盲目投資的產生，盲目的多元化和貪大求全。
2．3羊群行為
企業決策由于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并涉及較多的技術環節，其決策往往由決策團體共同協商作出，主要屬于群體決策，而群體決策有可能導致羊群行為(HerdBehaviors)的發生。羊群行為主要是指投資者在掌握信息不充分情況下，行為受到其他投資者的影響而模仿他人決策的行為。在企業決策中，羊群行為的表現可能是決策團體中多數人對團體中領導者的遵從，也可能是領導者對決策團體中多數人的遵從，而且是一種盲目的遵從。決策中的羊群行為可能造成決策失誤。
2．4資本結構與公司價值
1958年，美國經濟學家費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eoModigliani)和默頓·米勒(MertonMiller)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題為《資本成本、公司財務和投資理論》的論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主要內容是：在市場完全的前提下，企業的資本結構與企業的市場價值無關。即企業價值與企業是否負債無關，不存在最佳資本結構問題。如果證券價格準確地反映了公司未來現金收入流量的值，那么不管發行的是什么類型的證券，只要把公司發行的所有證券的市場價值加在一起，一定等于這個公司未來利潤的現值。無風險套利活動也使得資本結構無關緊要，如果兩個本質完全相同的公司因資本結構不同在市場上賣出的價格不一樣的話，套利者就可以將更便宜的公司的證券全部買下，然后在價格相對較高的市場上賣出。因此，公司的資本結構就不再是不相干的問題。不同的現金收入流量對不同的投資者的吸引力也會各不相同，這些投資者對于他們感興趣的現金收入流量愿意付出高價。特別是由于噪聲交易者的存在，套利仍充滿風險。所以，不同的資本結構，其公司價值顯然是不同的，其信用風險必然不同。
3行為金融對金融租賃公司信用風險管理的啟示
關鍵詞：行為金融；信用風險；金融租賃
信用風險又稱違約風險，是指借款人、證券發行人或交易對方由于種種原因，不愿或無力履行合同條款而構成違約，致使銀行、投資者或交易對方遭受損失的可能性。基于傳統金融學理論許多金融機構和研究者對信用風險管理作出積極探索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計量模型和支持工具，但也存在明顯缺陷。隨著行為金融學的興起和發展，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視角來研究信用風險管理。
1行為金融學的產生
20世紀50年代，馮·紐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Morgenstem)在公理化假設的基礎上建立了不確定條件下對理性人(rationalactor)選擇進行分析的框架，即期望效用函數理論。阿羅和德布魯(Arrow，Debreu)后來發展并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論，成為經濟學分析的基礎，從而建立了經濟學統一的分析范式。這個范式也成為金融學分析理性人決策的基礎。1952年馬克威茨(Markowi)發表了著名的論文“portfoliosdeefion”，建立了現代資產組合理論，標志著現代金融學的誕生。此后，莫迪戈里安尼和米勒(Modigliani－Miller)建立了MM定理，開創了公司金融學，成為現代金融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自上個世紀60年代夏普和林特納等(Sharp－Limner)，建立并擴展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至布萊克、斯科爾斯和莫頓(Black－Scholes－Merton)建立了期權定價模型(OPM)，至此，現代金融學，已經成為一門邏輯嚴密的具有統一分析框架的學科。
隨著金融市場上各種異常現象的累積，模型和實際的背離使得傳統金融理論的理性分析范式陷入了尷尬境地。20世紀80年代，通過對傳統金融學的反思和修正，行為金融理論悄然興起，并開始動搖了CAMP和EMH的權威地位。行為金融理論在博弈論和實驗經濟學被主流經濟學接納之際，對人類個體和群體行為研究的日益重視，促成了傳統的力學研究范式向以生命為中心的非線性復雜范式的轉換，使得我們看到了金融理論與實際的溝壑有了彌合的可能。1999年克拉克獎得主馬修(MatthewRabin)和2002年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農·史密斯(VemonSmith)，都是這個領域的代表人物，為這個領域的基礎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國外將這一領域稱之為behaviorfinance，國內大多數的文獻和專著將其稱為“行為金融學”。
行為金融學發現，人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過程中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會受到過度自信、代表性、可得性、錨定和調整、損失規避等信念影響，出現系統性認知偏差。而傳統金融學是基于理性人假設，認為理性人在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是嚴格依照貝葉斯法則計算的期望效用函數進行決策的。即使有些人非理性，這種非理性也是非系統性的，會彼此抵消，從而在總體上是理性的；如果這種錯誤不能完全相互抵消，套利者的套利也會淘汰這些犯錯誤的決策者，使市場恢復到均衡狀態，達到總體理性。2行為金融對信用風險管理的影響
2．1風險偏好
根據行為金融學的基本理論，投資者的風險偏好不同于傳統金融學理論下風險偏好是不變的，而是變化的，是會隨著絕對財富等一些其他因素的改變而發生改變的。因此，我們就沒有理由相信借款人是特殊的群體，他們借款的目的大多都是為了投資，也是眾多投資者中的一部分，他們的風險偏好也會發生改變。風險偏好的改變就會直接影響到他們面臨的風險，最終會影響貸款方面臨的信用風險。
2．2過度自信
過度自信或許是人類最為穩固的心理特征，人們在作決策時，對不確定性事件發生的概率的估計過于自信。投資者可能對自己駕馭市場的能力過于自信，在投資決策中過高估計自己的技能和預測成功的趨勢，或者過分依賴自己的信息而忽視公司基本面狀況從而造成決策失誤的可能性。這種過度自信完全有可能導致大量盲目投資的產生，盲目的多元化和貪大求全。
2．3羊群行為
企業決策由于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并涉及較多的技術環節，其決策往往由決策團體共同協商作出，主要屬于群體決策，而群體決策有可能導致羊群行為(HerdBehaviors)的發生。羊群行為主要是指投資者在掌握信息不充分情況下，行為受到其他投資者的影響而模仿他人決策的行為。在企業決策中，羊群行為的表現可能是決策團體中多數人對團體中領導者的遵從，也可能是領導者對決策團體中多數人的遵從，而且是一種盲目的遵從。決策中的羊群行為可能造成決策失誤。
2．4資本結構與公司價值
1958年，美國經濟學家費朗哥·莫迪格里安尼(FraneoModigliani)和默頓·米勒(MertonMiller)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題為《資本成本、公司財務和投資理論》的論文，提出了著名的MM定理，主要內容是：在市場完全的前提下，企業的資本結構與企業的市場價值無關。即企業價值與企業是否負債無關，不存在最佳資本結構問題。如果證券價格準確地反映了公司未來現金收入流量的值，那么不管發行的是什么類型的證券，只要把公司發行的所有證券的市場價值加在一起，一定等于這個公司未來利潤的現值。無風險套利活動也使得資本結構無關緊要，如果兩個本質完全相同的公司因資本結構不同在市場上賣出的價格不一樣的話，套利者就可以將更便宜的公司的證券全部買下，然后在價格相對較高的市場上賣出。因此，公司的資本結構就不再是不相干的問題。不同的現金收入流量對不同的投資者的吸引力也會各不相同，這些投資者對于他們感興趣的現金收入流量愿意付出高價。特別是由于噪聲交易者的存在，套利仍充滿風險。所以，不同的資本結構，其公司價值顯然是不同的，其信用風險必然不同。
3行為金融對金融租賃公司信用風險管理的啟示
關鍵詞：理性選擇；范式；社會學視角
理性選擇理論是否是一種社會學視角？為了厘清這個問題，首先應該對什么是社會學理論視角做一個簡單的說明。社會學理論究竟是研究什么的？社會學理論建立在怎樣的研究范式之上呢？
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社會學理論究竟是研究什么的。迪爾凱姆認為社會學應該擺脫個人主義視角，研究外在于個體的、客觀存在的社會事實；韋伯強調社會學應關注個體社會行動的意義，社會學研究建立在對個人行動的“理解”之上。不必再列舉其他社會學家的觀點，到這已經可以看出對于社會學研究對象上存在的分歧，但是無論是微觀的個人還是宏觀的社會，都滲透著一種社會性在其中，這也是社會學區別于其他學科的最大特點：它不把個人、群體或結構當成獨立的存在，而是把他們置于所處的社會中。因此，在社會學領域中個人和社會，微觀和宏觀不是割裂的，而是處于緊密聯系之中。相比之下，筆者認為齊美爾的觀點從另一個角度為我們對社會學理論的界定提供了有力的參考。齊美爾認為：社會學有明確的研究對象，那就是“社會”，但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又不能為社會學所獨占，而是與經濟學等所有社會科學共有，因此要區分社會學的學科特色就必須從其所構建的概念、公理和方式出發更為合理（肖瑛，2006），即判斷一種理論是否符合社會學理論視角，除了判斷其研究對象，更應該從它的研究范式上判斷。因此，什么是社會學理論的研究范式成為一個關鍵的問題。
筆者認為一個學科領域的研究范式是多元的，不同的范式可以解決不同的問題，或者某一問題可以用多種范式來解釋和分析。社會學的研究范式也是這樣，不同的范式提供給社會學研究不同的視角，研究范式的多元化使社會學這一學科體系更為完善。根據周曉虹（2001）的歸納，至今為止，社會學主要包含四種研究范式，即社會事實范式、社會解釋范式、社會批判范式、社會行動范式。四種范式不是完全對立的，既有區別又有聯系，而且現在的社會學研究越來越趨向于四種研究范式的整合。因為本文的主題主要討論的是理性選擇理論，所以對前三種范式就不予以詳細說明，而第四種研究范式正是理性選擇理論的歸屬所在，因此，有必要加以介紹。在通常的論述中，社會行為范式被等同于社會學中的理性主義傳統。這一傳統來自亞當？斯密、邊沁和馬歇爾為代表的功利主義經濟學家，經心理學行為主義（代表為斯金納的操作行為主義），直至霍曼斯和布勞的社會交換理論，而理性選擇理論的出現是這一研究范式得以獨立于其他范式的一個關鍵點。這一范式的理論都從個體出發，將社會事實還原到個體的行為層面，尋求社會行為甚至社會結構的解釋。
那么理性選擇理論是怎樣反映這一社會學研究范式，從而成為一種社會學理論視角的呢？
首先，理性選擇理論是基于個體主義的方法論之上，但并不是只研究個體的理論。理性選擇理論的這一特點，也使其受到了很多社會學者的排斥，比如布勞認為社會學的中心任務不是解釋個體行為，而是解釋社會結構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變遷，因此理性選擇理論不是社會學的研究理論。但是筆者認為布勞在這里混淆了理性選擇理論研究的過程和結果。理性選擇理論研究過程是基于個人主義方法論之上的，但是其結果并不是只能解釋個人行動的動因。科爾曼曾在《社會理論的基礎》中為理性選擇理論做了非常有力的辯護：“許多社會學家把個人行為作為解釋重點，因而背離了社會理論的核心問題。社會理論的核心問題是解釋社會系統的運行？？系統包括不同組成成分，從水平上分析，他們低于系統，例如，個人是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制度或亞群體也是系統的組成部分，在所有的例子中，都可發現分析涉及低于系統的水平，用系統組成部分的行為解釋系統的行為”（科爾曼，2008）。同時，在科爾曼的理性選擇理論中，把個人行動的研究擴展到了法人行動。他認為，個人行動之所以能夠結合成法人行動，就在于整個社會系統中存在著隱藏于個人行動之間的社會資本、諸如“義務與期望”、“存在于社會關系內部的關系網絡”、“規范和有效懲罰”、“權威關系”、“信任關系”等。這樣就出現了那些為了獲取社會資本而采取“單邊資源讓渡”的行動，在這種社會性協調的讓渡之后就導致了“法人行動者”的產生，從而解釋了其與個人微觀現象的差別，又實現了從微觀到宏觀的過渡。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理性選擇理論并不是以解釋個體行動為終點，而恰恰是以個體行動為起點。可以說，任何一個社會學理論都無法擺脫個體主義方法論的嫌疑，迪爾凱姆倡導的社會事實研究范式把焦點集中于外在于個人的客觀存在，那么如果不考慮個人，又如何知道什么是外在于個人。
其次，理性選擇理論對于理性人假設做出了重新定義和修正。理性選擇理論基于“理性人”的假設是阻礙其進入社會學理論領域的又一重大障礙。很多學者認為理性選擇理論是“經濟學帝國主義向社會學領域的擴張”，最典型的是貝克爾在《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一書中把吸毒、酗酒、離異、自殺甚至犯罪等社會偏差行為都納入“理性”的范疇，并試圖用經濟學的范式加以分析，這更加堅定了社會學理論對理性選擇理論的排斥，然而，如果看到貝克爾用經濟學的范式研究社會現象，那我們也應同時看到這也這是社會學不斷向經濟學滲透的結果。隨著格蘭諾維特“嵌入理論”的誕生，對于經濟行為的考察也不得不考慮社會網絡、社會資本等對其的影響。因此，理性選擇理論正是在這種學科相互交融和斗爭中發展，并不斷對其“理性人”的假設進行定義和修正。科爾曼曾經強調人類行動是由“利益”和“社會規范”兩個因素組成的，其中利益，尤其是物質利益直接控制著人的行為，而社會規范或社會關系則決定著行動者的行動方向（理查德？斯威德伯格，2003）。由此可以看出，理性選擇理論擺脫了經濟學中只權衡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認為行動者是自身最大經濟、社會利益與效用的追求者，因而行動者在行動過程中面對不同的社會情境會做出不同的理性選擇。行動者所處于的社會結構、社會網絡以及行動者的個人偏好組合和偏好順序都是理性權衡中的變量。理性人假設的重新定義和修訂使理性選擇理論更加具有應用性，因此構成了社會行動研究范式中繼交換理論之后的又一重要理論。
再次，理性選擇理論對研究范圍進行了明確的限定。理性選擇理論并沒有妄想建立一個宏大的萬能的社會學理論視角，科爾曼在《社會理論的基礎》中一開始就對研究的范圍加以明確的限定。“沒有任何概念比有目的的行動更為必不可少”（科爾曼，2008：15）。為了表達什么是有目的的行動，科爾曼還引出了另一個概念，即“合理性”。“合理性”使有目的行動變得更加豐富，它不是指局外人認為的“客觀合理性”，而是要回歸行動者本身的“主觀合理性”。所以，科爾曼對理性選擇理論的研究行動的范圍限定為“站在行動者自身的角度那些認為合理的行動，即有目的的行動”（科爾曼，2008）。因此，這就排除了理性選擇理論對部分由于情感或價值所導致的非目的性的行動適用性。研究范圍的限定說明了一種研究范式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只能通過其他研究范式的介入得已解決。
最后，理性選擇理論的發展，使其超越了個人理性的框架，延伸到集體理性選擇和社會理性選擇的領域。
理性選擇理論最早的理論基礎來源于韋伯對行動類型的劃分，霍曼斯的交換理論是其最初的理論雛形，他的六種交換行為命題成就了微觀層次的行為研究。直至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的問世，理性選擇理論正式形成，從而開始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學理論。科爾曼認為，法人與自然人是現代社會中兩個基本的理性行動者（科爾曼，2008）。法人是與自然人相對的一個概念，在現代社會里，它是通過自然人將其權力轉讓給一個共同的權威機構而形成的。個體行動之所以結合成法人行動就在于社會資本的存在，因為在現實社會中存在著諸如權威關系、信任關系、規范關系等“社會資本”，所以，就出現了獲取社會資本而采取的“單邊資源讓渡”的行動，從而構成“法人行動者”的形成。因此，在現代社會中，法人行動者之間的行動越來越多，而個體行動的互動越來越少。個人的理性選擇因為社會資本的存在形成了法人的理性行動，實現了個體理性選擇向集體理性的擴展。
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對理性選擇理論能否從個人理性上升為集體理性提出了質疑。奧爾森（2003）認為，對于小團體而言，每個成員都可以得到總收益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因此個人傾向于自發地貢獻于集體。然而隨著集體規模的擴大，每個人得到的利益隨著成員的增加而減少，而集體收益是共享的，個人的收益逐漸小于其貢獻。因此，個人理性導致了“搭便車”行為，個人理性的集合并不能實現集體的利益最大化，這就造成了集體行動中的困境。
科爾曼（2008）在《社會理論的基礎》中為這種質疑提供了解釋。他認為，實際生活中按照奧爾森所說的“集體行動的邏輯”應當出現搭便車問題時，往往沒有出現這種狀況，而是出現了與搭便車相反的熱情奉獻。比如在戰爭時期，青年男子爭相參軍，自愿擔任各種危險使命，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科爾曼解釋了這種熱情奉獻的合理性，認為“如果一批行動者可以從某一事件結果中獲利，每個行動者便樂于鼓勵為事件結果而努力的行動。獎賞努力者，懲罰消怠者，當這種規范建立起來時，為事件結果而努力的行動者就可以獲得滿足。而對于奧爾森所說的“搭便車”這一困境，筆者認為是產生于經濟學意義的理性人假設之上，而在理性選擇理論中，作為一個理性人，他是理性權衡社會規范、社會制度等一系列的因素所形成的理性選擇。就連奧爾森自己也在解決“搭便車”的方法中提到了建立賞罰制度和選擇性激勵，而這些制度措施在理性選擇理論中是形成理性行動的前提。因此，在理性選擇理論向集體理性研究的擴展的同時，也促使了其向社會理性選擇的擴展，經濟學的理性選擇只有發展成為社會選擇才更具有解釋力和說服力。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對理性選擇理論作如下概括，理性選擇是行動者個人或集體收益和效用的最大化的行為選擇，與傳統的經濟學關于理性的定義不同，社會學視角的理性選擇理論更強調行動者不僅局限于個體，而是包括組織與集體，行動者的行動不完全是一種工具理性行動，它受到社會因素的制約，是一種以社會因素為變量的理性組合的結果。理性選擇理論的不斷發展使其漸漸從個體研究的框架不斷發展到集體理性選擇和社會理性選擇的研究領域。
社會學發展至今，理論視角變得越來越豐富。如果說迪爾凱姆從社會事實、韋伯從個人行動、帕森斯從社會結構、科賽從社會沖突角度撰寫了自己的社會學理論，那么理性選擇理論從“行動者理性”這一基點出發，成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從而構成一種新的社會學理論視角。在面對種種對理性選擇理論的批判，特別是對其“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批判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理性選擇理論的不斷的自我完善和修繕，“少一點主義，多一點包容”，社會的發展漸漸多元化，那么社會學理論的視角也應該向著多元化，多層次化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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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經濟學與社會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3] 李培林.理性選擇理論面臨的挑戰及其出路[J].社會學研究，第6期，2001.
[4] 劉少杰.經濟社會學的新視野：理性選擇與感性選擇[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5] 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2003.
[6] 宋林飛.西方社會學理論[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關鍵詞：科技產業革命 技術經濟范式 信息技術革命 信息技術范式
21世紀，人類社會在經歷了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后，正處于以信息與知識為基礎的知識經濟時代，信息技術越來越成為影響人類行為的關鍵要素。但目前理論界對科技產業革命的理解還停留在政策層面，從深層次挖掘科技產業革命與技術經濟范式內在相關性的文獻還比較少，本文試圖通過研究技術經濟范式到信息技術范式的轉變過程，以及科技產業革命在該轉變中的作用，為促進科技進步和經濟模式創新提供有益的借鑒。
技術經濟范式的形成
（一）對技術的經濟學分析
對技術重要性的討論貫穿經濟學的整個發展過程。亞當·斯密（1776）等古典經濟學家分析了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動力機制，認為促進國民財富的增加可通過兩種途徑，即增加勞動數量和提高勞動效率。羅伯特·索洛在新經濟增長理論中研究了經濟穩定增長的條件，但把技術看成是外生給定的，忽視了長期增長的關鍵要素。在20世紀初期，演化經濟學的興起打破了傳統經濟學的均衡分析模式，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逐步被認識到。熊彼特（1926）在分析發展問題時，將創新分為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與金融創新，提出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意義尤為重要。多西、弗里曼（1986）等人在分析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狀況后全面論述了技術進步在宏觀與微觀經濟中的作用，并提出用技術經濟范式來解釋技術創新與經濟發展的聯系。格什克隆（1962）在研究了落后國家在追趕發達國家過程中的經驗后認為，落后國家可以利用技術引進和技術轉移等方式獲得發達國家的新技術，實現技術變遷和經濟騰飛。
（二）范式與技術經濟范式
“范式”一詞是托馬斯·庫恩（1962）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首次提出的，指的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內被大部分社會成員認可的方法。從本質上說，范式是一種模式和框架，而范式的轉變就是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時一種全新的看待問題的方式與解決問題的路徑。技術的重要性隨著“技術范式”概念的提出得到更廣泛的認可，多西（1982）將其定義為“解決所選擇經濟問題的一種模式”。佩雷斯（1983）認為“技術經濟范式”是技術革命技術上的經濟增長方式與制度變遷，并以此劃分了近代經濟發展史。
弗里曼（1986）利用“技術經濟范式”來描述技術通過經濟系統影響產業發展與企業行為的狀況。他認為技術創新包括增量創新、基本創新、技術體系創新與技術經濟模式變革四類。增量創新類似于斯密的勞動效率，更多的是在干中學的過程中實現的結果，而缺乏深思熟慮地研究。基本創新往往是在深思熟慮地基礎上對某種產品、工藝的創新。技術體系變革往往是多部門的協同創新，是增量創新與基本創新結合的結果。而技術經濟模式變革也就是技術革命，它是在前三者量變的基礎上完成的質變，最終形成一種新的技術體系，不僅對技術自身產生影響，甚至撼動整個宏觀經濟體系。換句話說，每次技術革命會超出原有的技術部門，而會擴散到其他領域，使整個生產體系進入現代化，并深刻重塑了社會形態。因此，我們將技術經濟范式定義為“因科技產業革命引起的技術創新對宏觀和微觀經濟的結構和運行模式進行變革后所形成的經濟格局”。
科技產業革命
（一）科技產業革命的內涵
科技產業革命是技術經濟范式形成和轉型的動力，包括科學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其中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共同構成了科學技術革命。科學革命是正在成長的新科學傳統取代舊科學傳統的過程，這種轉變是人類認識的跳躍。技術革命則是正在成長的新技術傳統取代舊技術傳統的過程，這種轉變是人類實踐手段的飛躍。二者相輔相成，共同為人類提供了認識與實踐的方法，他們的廣泛運用最終促成了產業革命的形成。產業革命是一種正在形成的新產業傳統取代舊產業傳統的過程，該轉換是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的革命性變化。
（二）傳統科技產業革命對技術經濟范式的影響
科技產業革命與技術經濟范式是通過關鍵生產要素聯系到一起的。關鍵生產要素是一種或一組特定的投入，它需要滿足生產成本的下降性、供應能力的無限性和運用前景的廣泛性三種特征，它可以是某種自然資源，也可以是某種工業制成品。科技產業革命通過關鍵生產要素的變遷促成了技術經濟范式的形成，關鍵生產要素也成為劃分不同技術經濟范式的基礎。歷史上曾出現蒸汽革命、電氣革命和電子革命三個科技產業革命，它們分別通過蒸汽、電力等不同的關鍵生產要素對整個社會產生深刻影響，最終形成某種具有時代特征的技術經濟范式。
例如，在蒸汽革命時代，煤炭、生鐵、棉花等關鍵生產要素以海陸運輸為輔助，形成了煤炭采掘業、機械制造業、棉紡織業和鐵路運輸業等主導產業部門。這種工業化的產業組織形式突破了傳統的手工作坊的局限，人們開始到工廠上班參與勞動分工，利用火車輪船運送貨物。受資本限制，工廠規模普遍較小，合伙制盛行，自由競爭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經濟形態。總之，工業革命通過這些關鍵生產要素潛能的釋放，極大提升了生產效率和社會財富。
技術革命不僅能提高生產率，實現經濟增長，還能夠通過技術的不斷滲透，最終從根本上改變整個經濟體系與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創造出新的技術經濟范式。科技產業革命、關鍵生產要素和技術經濟范式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這種范式的形成一般遵循了科技產業革命到關鍵生產要素，再到主導技術群落，最終形成技術經濟范式的過程，并且這種范式一旦形成將會長久地影響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運行。
但是，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只有在上一周期的關鍵生產要素對提高生產率的潛力已經接近極限時才會確立。例如，蒸汽動力的技術范式的能源潛力在難以提升時，必然會被更有潛能的電力的技術經濟范式所取代。同樣，當生產規模日益擴大、生產工藝愈加復雜時，生產過程中對自動化的需求更加迫切，經濟活動中信息的獲取、儲存和傳遞成為一種新的難題，此時電子計算機及相關產業引領的技術經濟范式取代傳統的電力技術經濟范式也是一種必然。
對人類來說，物質、能量和信息是社會經濟活動的基本前提，蒸汽和電氣革命主要解決“如何獲取便捷高效的能源以生產更豐富的物質產品”的問題，因此這兩種范式是物質能量型的技術經濟范式。當物質與能量得到滿足時，信息就成為更值得關注的對象。
信息技術范式的轉變
（一）信息技術革命對信息技術范式的影響
信息技術革命主要包括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與通信技術。20世紀80年代石油危機爆發后，依賴廉價的能源進行發展的經濟增長方式開始向依賴微電子與通訊技術來實現信息廉價投入的增長方式進行轉變。英特爾公司發明微處理器后，一系列關于信息處理和遠程通訊的創新不斷涌現，互聯網的誕生更是使信息整合平臺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大。伴隨互聯網與電信技術的快速發展與融合，互聯網企業、電信運營商和手機終端設備產業出現跨界競爭現象。移動互聯網使互聯網不再被辦公場所限制，深刻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
在這一過程中，物質能量型的技術經濟范式演化為信息技術范式。盡管弗里曼等人預料到信息技術革命的未來價值，但是受時代限制，對信息技術范式的研究工作主要由曼紐爾·卡斯特（1996）完成，他也成為研究信息技術范式的集大成者。卡斯特認為信息技術范式作為構成網絡社會的物質基礎，具有如下幾大特征：信息是最重要的經濟要素；信息技術有非常強烈的網絡化特征；信息技術重塑了經濟與社會；信息技術具有強大的整合性。這些特征先后在美國及歐洲各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得到體現和驗證。
在傳統的技術經濟范式中，機械化、電氣自動化依賴蒸汽能和電能，主要解決物質產品的生產方法問題，在規模化生產和壟斷競爭過程中加工制造業變成最重要的經濟部門，但信息溝通仍是存在許多難題。在信息技術范式中，芯片是起到核心作用的關鍵生產要素，圍繞產供銷等環節的信息化大大提高了物質生產效率，傳統的三大產業（農業、工業、服務業）中又加入了信息產業，網絡技術使得微觀的組織結構開始向網絡化、扁平化發展，并出現了信息壟斷等新的壟斷形式。
（二） 由技術經濟范式到信息技術范式
信息技術范式是由信息技術革命推動的，引發微觀與宏觀經濟結構與運行規模發生重大變革后形成的經濟格局。與傳統的技術經濟范式相比，信息技術范式對經濟的重塑效果更為顯著。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各經濟部門大規模投資于信息技術行業，導致社會經濟活動更加依賴信息技術。從微觀上看，信息技術革命極大提高了信息在獲取、處理、傳遞、存儲以及利用過程中的效率，減少了企業的成本，加快了事務處理速度，最終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從宏觀角度看，信息技術產業成為產業，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信息技術在其它產業的應用也提高它們的效率。同時，許多新出現的、獨特的經濟規則（例如摩爾定律、信息壟斷）等開始主導經濟發展的態勢。在這種范式中，一個新的網絡社會開始崛起，一個信息主義、全球化、網絡化的新社會結構逐漸形成，一種技術與組織創新加多樣化的職業世界新就業模式逐步顯現，一種以多種傳播模式的數字化整合的溝通系統更是蔓延到整個世界。
準確地講，從技術經濟向信息經濟的轉變是由將實物作為基礎的經濟形態向以虛擬信息作為基礎的經濟形態的轉變，傳統的技術經濟范式都是在實物經濟內的轉變，而目前由技術經濟向信息經濟的轉變更徹底和復雜。與此同時，以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經濟范式正在與信息技術范式同步發展，這些新技術與信息技術范式的融合將會是未來科技產業革命的趨勢。
結論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發現，技術經濟范式的形成、發展以及向信息技術范式轉型是科技產業革命的最終結果。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技術進步是實現經濟格局轉變的基本動力，一定的經濟結構是由特定的技術結構作為支撐條件的。信息技術范式是在技術經濟范式基礎上形成的新的發展趨勢，極大提高了技術經濟范式在能源利用與物質生產方面的效率。但是，技術經濟范式的轉變非一蹴而就，信息技術需要通過在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進行逐步應用，最終促使經濟社會體系逐步變化，也就是“信息化”的過程來實現信息經濟。目前，信息技術在經濟增長方面的貢獻作用已經在一些發達國家有所顯現，但是，無論發達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在經由這場科技產業革命向新的技術經濟范式轉變的過程中，同樣面臨著機遇和挑戰。對于市場化、工業化程度高，國民素質高，具有一定信息技術基礎和經濟實力的發達國家來說，通過利用信息技術，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對新的經濟形態的發展，已經順利過渡到適應信息經濟的發展模式。而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工業化的實現就已經十分困難，由技術經濟向信息經濟的轉變更需要發達的工業經濟為支撐。
因此，對于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認識到科技產業革命和信息技術在技術經濟范式向信息技術范式轉變過程中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并借鑒發達國家在轉型過程中的先進經驗是十分必要的。只有緊跟科技產業革命的浪潮，抓住機會，在繼續完成工業化的同時啟動信息化，才能夠有效地縮短由技術經濟范式向信息技術范式的轉型過程，實現國家富強。
參考文獻：
1.約瑟夫·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M].何畏譯.商務印書館，1990
2.曼紐爾·卡斯特.信息時代三部曲：經濟、社會與文化[M].夏鑄九，王志弘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