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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房地產業；縣域經濟；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F239.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309（2008）09-0044-03
國內許多學者對房地產業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了研究。曹振良認為，房地產業定位也就是房地產業發展與國民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劉育中闡述了房地產業與區域經濟相互促進的作用；劉靜巖分析了房地產投資和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探討房地產投資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曹宏亮認為，房地產業與國民經濟結成了密切的聯系，并且兩者的發展呈現同向波動關系；李啟明就房地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房地產業與國民經濟各行業的相關關系等方面進行了評述；劉文婷對武漢房地產與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研究等等。但以往的研究偏重于國家或者大中城市有關房地產業的研究，小城鎮的相關研究略顯單薄。因此，本文以湖南省望城縣為例，對房地產業與縣域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了相關分析。
一、望城縣房地產業發展概況
望城縣緊鄰長沙市區，是長沙中心城區人口和產業向外擴散的承接區域。近年，望城縣房地產業不斷升溫，特別是隨著長沙市融城建城步伐的加快，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善，多條交通干線的貫通，以及日益增長的房地產需求，加上自身優越的自然環境和城市區位，使房地產業成為望城縣的支柱產業。2006年，全縣房地產業開發投資259487萬元,進駐望城縣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已達52家。商品房新開工建設面積100.87萬平方米，同比增長85%；新竣工建設面積42.62萬平方米，同比增長27%。自2002年起，投資額逐年攀升，由1300萬元陡升至2006年的259487萬元。房地產業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逐年上升，帶動了建筑、建材、裝飾、運輸等相關產業的發展。總之，望城縣房地產業成長很快，表現出迅猛發展的勢頭。
二、望城縣房地產業與社會經濟發展關系實證分析
（一）社會經濟發展與房地產業的關聯分析
社會經濟發展對房地產業的作用或是帶動，或是制約。一般來說，GDP、經濟增長率、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水平以及消費水平、信貸規模和利率都與房地產業有一定的關聯，對房地產業發展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在此，采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對望城縣各項經濟發展指標與房地產業發展關聯度進行分析。
1.研究方法介紹
灰色關聯分析方法能夠反映系統內各因素的動態發展狀況，其基本思想是根據序列曲線幾何形狀的相似程度來判斷其聯系是否緊密，以關聯度作為其關系密切程度及相互比較的主要標志，曲線越接近，相關序列之間的關聯度就越大，反之則越小。灰色關聯分析方法計算過程如下：
首先，給出原始數據列的參考序列（X0）和比較序列（Xm）：
X0（k）=（x0（1），x0（2），…，x0（n））
………
Xm（k）=（xm（1），xm（2），…，xm（n））
其次，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求出參考序列和比較序列之間的差序列，計算關聯系數?灼：
?孜（k）=
式中，?灼為分辨系數，且?灼∈（0，1），i=0，1，2，…，m。
再次，采用公式
?酌=?孜（k）
計算關聯度，列出關聯序。
最后，比較關聯度的強弱。若?酌a＞?酌b，則稱影響因素Xa的關聯度優于Xb。
2.數據指標選取
根據望城縣社會經濟與房地產業發展實際，分別從經濟發展、關聯產業以及生活消費水平3個方面選取以下8項社會經濟發展指標：X1=固定資產投資（萬元）、X2=GDP（萬元）、X3=財政收入（萬元）、X4=工業產值（萬元）、X5=第三產業產值（萬元）、X6=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萬元）、X7=人均GDP（元）、X8=農民人均純收入（元），與X9=房地產投資（萬元），各項指標的原始數據如表1所示。
3.關聯度計算過程以及排序
利用SPSS11.5軟件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求出參考序列以及比較序列差序列矩陣。確定關聯系數?灼，這里取值0.5，并計算得出關聯系數矩陣。計算關聯度γm并進行排序，結果如表2所示：
4.結果分析
通過對望城縣的各項經濟發展指標與房地產業投資進行分析可知，在各項指標中，與房地產業關系最為密切的是工業總產值，其次是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GDP、人均GDP、財政收入、農民年人均純收入、第三產業產值等。這些指標與房地產開發的關聯度差距最多為0.2，說明望城縣各項社會經濟發展指標與房地產業發展關聯緊密，與房地產業發展相互促進。
（二）房地產業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
望城縣社會經濟發展在影響房地產業發展的同時，房地產業也在很大程度上帶動了這些部門的發展。
1.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具有拉動作用
依據表1中望城縣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房地產投資的數據可知，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房地產投資趨于同向增長。根據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房地產投資的數據，采用最小二乘法進行線性回歸分析，所得到的相關模型(1)如下：
Y=84695.81+2.70686X………………（1）
R2=0.890049
t=（2.514844）（7.52761）
F=56.66491
由模型（1）可知，望城縣房地產投資每增加1億元，可以直接帶動固定資產投資增加2.7億元。同時，房地產業的發展也可以帶動GDP以及財政收入的增加，對國民經濟具有明顯的拉動作用。
2.房地產業的發展能促進和帶動相關產業的興起和發展
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產業，我國房地產業關聯度達52個行業。通過對望城縣房地產投資與社會經濟發展關聯分析，房地產投資與工業總產值的關聯度最高，因為房地產業可以直接帶動建材業、冶金業、交通運輸業、飲食服務業、裝飾裝璜業、家具生產業等產業的發展，直接或者間接帶動工業以及其他產業的發展。依據表1中工業總產值與房地產投資的數據，可以得出工業總產值與房地產投資之間的相關模型（2）:
Y=197546.2+2.844X……………………（2）
R2=0.916848
t=（6.524859）（8.785383）
F=77.18295
由模型（2）可知，望城縣房地產投資每增加1億元，就可以帶動工業總產值增加2.8億元。房地產在促進和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的同時，又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綜合算賬，房地產業每投資10萬元可創造一個就業崗位。據此，2006年較2005年，望城縣房地產業投資增加值便可為望城縣直接或者間接增加25949個工作崗位。
3.房地產業的發展能夠促進消費，改善人居環境
望城縣社會消費零售總額與房地產投資的關聯序排在第四位，房地產投資促進了社會消費，望城縣的人均GDP也明顯有了很大的提高。隨著房地產業的發展，群眾生活條件有了極大改善。人們逐漸向住宅小區聚集，住房消費大幅度增加。住房消費是居民家庭最大的消費，進而住房消費的大量增加，加快了望城縣整個經濟的良性循環。
三、總結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望城縣房地產業與社會經濟發展關聯度比較緊密，相互促進發展。推動房地產業健康發展，對拉動投資、刺激消費、帶動就業和優化城市形象環境、提高居民生活質量具有重要意義。近幾年來，房地產業的發展對望城縣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較大的促進作用。
但是，在依靠房地產業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情況下，首先應該認識到湖南省現階段房地產行業總體來看還不是很成熟，特別是在房地產的1/3的市場都集中在長沙市，其余也大多集中在各地市，縣域的房地產市場還只是處在起步階段。其次，應該看到，房地產業的整體發展情況出現整體投資過熱，局部存在泡沫的現象。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存在著一定的風險。為了實現經濟的穩定發展，以科學、合理的產業結構為依托，促進地區經濟的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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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合理地協調地質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是當前我國政府面臨的主要難題。因此從政府角度出發，首先，要做好地質災害的調查和預測。地質災害預測除除技術手段外，還應有經濟研究內容。通過對地質災害的經濟評估，可以有效地掌握地質災害帶來的財產損失和社會影響，并且有充分地時間來避讓地質災害。其次，完善地質災害檢測系統。用科學的手段對地質災害進行檢測預防，建立必要的群測群防體系，設立專門的監測部門，并通過開展綜合研究，提高地質災害檢測的準確性，將地質災害引起的損失降到最低。第三，加強對地質災害的治理。由于自然規律或人類活動而發生的地質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要及時進行評估，并根據評估結果采取相應的預防措施，進一步增強人們對自然災害的認識。總之，經濟發展始終貫穿于地質災害的調查、評估、預防和治理的全過程。對地質災害不同階段的經濟投入可由政府負責，運作方式為市場化，協調好經濟發展與地質生態環境的關系。
2地質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性研究———以山東半島為例
2.1山東省自然地理狀況
山東省地形多為低山丘陵和平原，全省面積約為15.71萬平方千米，屬暖溫帶季風氣候，水熱條件較內陸地區優越。春季干旱多風，夏季炎熱多雨，秋季天高氣爽，冬季干燥寒冷。全省光照充足，降水季節分配不均，對農業生產極為有利。山東省也是我國礦產資源的大省，礦種齊全，儲量總量大，儲量豐富。其中金礦、石膏、自然硫等8種礦產列我國首位，全省各種礦產資源，為山東省經濟發展奠定了有力的物質基礎。除此之外，山東省也是我國能源基地之一，全省油產量占全國三分之一。電力資源充足，據統計，2010年底全省發電量達到3091億千瓦時。總之，以上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突出的地質礦產資源為山東省乃至全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堅強的后盾。
2.2山東省經濟發展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山東省采取了多重促經濟的政策，先后向日本、韓國等其他國家派遣經貿團，大力加強與國外發達城市的交流合作，吸引外資。此外，山東省還大規模地與日韓以及歐美企業的駐華機構保持密切聯系，邀請他們參加各種商談會和展示會，加強交流，隨時了解投資動向，改善外資企業的投資環境，擴大企業服務。這些創新性的政策，給山東省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新活力，促進了區域經濟的協調和發展，完善了整體的經濟格局。山東省的發展同時帶動了長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區的經濟發展，為其他省市提供了發展空間，對我國綜合國力的提高有著深遠的、積極的影響。
2.3山東省地質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性
在經濟建設過程中，在遵循經濟發展的運行規律同時，要按照自然環境規律進行協調，全面考慮自然環境對經濟發展的承載能力。在確保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還要將自然資源和地質生態環境保護有機地結合進去，三者科學的調整，相互協調，最終真正地實現可持續發展。通過分析數據查閱文獻，我們了解到：山東省的東營、淄博、濰坊和日照地質生態環境質量問題顯著。因此，未來在決策中，就要提高這些地區的地質生態環境質量。而相比之下，威海、煙臺地質生態環境質量優良，今后應重點發展。經濟發展方面，青島市近幾年發展快速，而日照、濰坊等地較慢，威海、濟南、東營、煙臺和淄博等地發展平穩。為了實現山東省各地區地質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性與可持續性，就要協調好經濟與地質生態環境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即在城市建設當中，不僅以經濟發展為目標，還要遵循地質生態環境規律，把保護環境放在首位，作為一項基本準則，科學地調整好發展與保護的步伐，及時預測地質生態環境質量的變化，確保可持續發展。
3總結與展望
湖南省地處我國中部地區，是國家實施中部崛起戰略以及聯結東、西部地區的重要橋梁和紐帶，在國家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近年來，湖南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差距在不斷擴大，已經影響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和諧社會的構建。如何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異，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湖南省所面臨的重大課題。城市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極核，最為直接地反映出區域經濟發展態勢，是區域經濟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因此，本文以湖南省1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為研究對象，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定量分析湖南城市經濟發展差異，期望對湖南社會經濟協調發展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1湖南省城市經濟發展差異的主成分分析
1.1構建指標體系
結合湖南省城市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本著科學性、可比性、典型性、可獲取性的基本原則，選取3類8個單項指標構成湖南省城市經濟發展差異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其中，人均GDP（X1）、第三產業占GDP比重（X2）、城市固定資產投資額（X3），用來反映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整體實力和產業結構高度；非農業人口（X4）、社會消費零售總額（X5）反映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居民生活質量；城市環境基礎設施投資占GDP比重（X6），反映城市基礎設施環境和投資環境；電信業務收入（X7）、貨運總量（X8），反映城市科技信息網絡水平和城市與外界的聯系程度，上述指標體系能夠客觀、科學地反映湖南省城市經濟發展狀況。
1.2數據來源與標準化
（1）數據來源與樣本選取。指標數據來源于2006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具有較高的可信度。選取長沙、株洲、湘潭、衡陽、邵陽、岳陽、常德、張家界、益陽、郴州、永州、懷化、婁底等13個地級市（湘西州吉首市為縣級市人口、經濟規模偏小，因此，此處未作比較）作為研究樣本，進行比較研究。
（2）原始數據的標準化。原始數據標準化的方法很多，主要運用極差值標準化方法對原始數據進行處理，其計算公式為：
正向指標：Xij′=
反向指標：Xij′=
其中，X、Xmax、Xmin、X′分別代表原始數據初始值、最大值、最小值和標準化值。
1.3主成分分析過程
因子分析法就是用少數幾個因子來描述許多指標或因素之間的聯系，以較少幾個因子反映原始資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統計學方法。利用因子分析技術，對2005年的數據矩陣進行處理，根據其特征根分布特點（碎石圖），可判斷選取3個主因子比較合適，其累積方差達到90.567%，能夠解釋全部信息量的近91%。
利用SPSS13.0統計軟件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出各個成分的特征根、貢獻率及累計貢獻率（見表2）和主成分載荷值（見表3）。
（1）第一主因子——經濟綜合實力。第一主因子特征值達到3.420，貢獻率達到42.746%，該因子與人均GDP、城市固定資產投資額、非農業人口、人均電信業務收入、貨運總量呈高度相關性。它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經濟的綜合發展實力，因此，可以把它歸納為經濟綜合實力。
（2）第二主因子——投資環境。第二主因子貢獻率達到30.306%，該因子與城市環境基礎設施投資占GDP比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呈高度相關性。它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經濟的基礎設施建設狀況和商業情況，因此，可以把它歸納為投資環境。
（3）第三主因子——產業結構高度。第三主因子貢獻率達到17.515%，該因子與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呈高度相關性。它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經濟的產業結構水平，因此，可以把它歸納為產業結構高度。在表3的基礎上，可計算出第
一、
二、三主成分在各城市經濟發展的得分，再按照三個主成分的貢獻率即可得出綜合得分（見表4）。
1.4湖南省城市區域經濟差異特征
（1）城市區域經濟差異顯著。長沙作為湖南政治、文化、經濟中心的優勢相當突出，從主成分綜合得分來看，長沙（1.922）與排在最后一位的永州（-0.428）相距甚遠，即使與排在第
二、三位的株洲（0.131）、湘潭（0.142）差距也相當顯著。
（2）從地理空間分布格局來看，呈現出“湘中＞湘東＞湘西”的城市經濟發展格局。經濟發達城市主要集中在湘中地區，經濟較發達地區集中在湘東地區，而經濟欠發達城市主要集中在湘西地區。
2湖南省城市經濟發展差異的類型劃分
依據綜合得分可以把湖南省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劃分為經濟發達、經濟較發達和經濟欠發達3個基本類型（見表5）。
2.1經濟發達類型
該類型包括長沙、株洲、湘潭和岳陽四座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主成分綜合得分均大于0，遠高于其他城市。長沙作為省會城市其經濟極化作用相當明顯，而株洲、湘潭是三線建設中重要的工業中心城市，岳陽作為湖南的新興工業城市，近些年來社會經濟增長相當明顯。2005年四城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工業總產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城市固定資產投資額分別為1658.372億元、1554.373億元、889.273億元、868.227億元，分別占全省13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38.35%、38.62%、40.98%、41.21%，城市經濟發展絕對水平遠高于其他城市，為湖南省經濟中心區域。
2.2經濟較發達類型
該類型包括衡陽、郴州和常德。衡陽是湖南省老工業基地，近些年社會經濟發展速度趨緩，逐漸被岳陽、常德等新興工業城市超越，2005年其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工業總產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城市固定資產投資額分別為126.385億元、148.719億元、66.06億元、52.088億元，落后于岳陽（282.474億元、465.046億元、122.266億元、75.813億元）和常德（255.826億元、215.685億元、74.826億元、60.093億元）。作為湖南“南大門”的郴州（127.317億元、124.735億元、79.951億元、61.645億元）借助靠近廣東的區位優勢，經濟發展也較為迅速，部分經濟絕對指標已經超過衡陽。
2.3經濟欠發達類型
該類型包括懷化、張家界、婁底、益陽、邵陽、永州。該類型城市主要分布在湖南省社會經濟發展較慢的西部地區。懷化、永州分別與貴州、廣西交界，區位優勢相對較差，城市規模、人口規模、經濟發展水平偏低。截至2005年，6城市市轄區非農業人口分別為23.59萬人、14.38萬人、41.87萬人、33.12萬人、28.65萬人、28.74萬人。
3協調湖南省城市經濟差異的對策
3.1強化長株潭城市群輻射和帶動作用
抓住長株潭城市群獲批為“兩型社會”國家級試驗區的機遇，加快體制改革，進一步發揮其核心增長極的中心輻射作用，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促進湖南經濟的全面發展。長株潭城市群既是湖南省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也是帶動湖南省區域經濟快速增長的引擎，但是目前區域經濟發展規模偏小，城市間區域經濟協作機制不完善，行政區經濟的痕跡相當明顯，產業生產、消費網絡空間并沒有形成，還處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最初階段，其輻射和帶動作用有限。強化長株潭城市群區域經濟帶動和輻射作用的關鍵就在于突破行政區劃的界限，建立完備的協作、互動機制，明確城市的功能和產業定位，構筑完善的城市產業網絡。長沙作為最具潛力的產業增長中心，應以第三產業為重點，加快發展商貿、金融、運輸、科技、教育、文化、信息、旅游等產業，著重構筑現代科教中心、商貿中心、文化中心及信息中心，發展壯大高新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株洲作為有基礎優勢的工業中心，應依托自身的交通中心地位，增創工業新優勢，重點改造提升有色冶金產業、軌道機車及車輛產業、化工原料產業、建材產業，培育發展新材料、醫藥保健制品、先進制造技術和環保節能降耗等高新技術產業；湘潭要加速傳統工業產業的優化升級，力爭建成一個新型的加工工業和精細化工工業中心，形成國內領先，且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實力的城市群，從而帶動湖南省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3.2培育地方特色產業集群
大量經驗表明，地方產業集群或地方企業集群正在推動著世界各地的經濟增長。國外的“硅谷”、“128”公路以及“第三意大利”；國內浙江省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無一例外地體現了集群在地方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湖南省地域廣闊，地理條件千差萬別，如中、北部地區為丘陵、洞庭湖平原地區，土地肥沃、水資源豐富、交通便利，十分有利于工農業發展，而欠發達地區的西部地區多丘陵、低山，交通不便、能源缺乏、工農業經濟基礎薄弱，但山川秀麗，少數民族集聚，旅游資源極為豐富，因此，需針對不同區域的資源優勢，結合其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積極實施不同的區域產業集群政策，從資金和政策上扶持地方產業集群發展，提高區域經濟競爭力，是縮小城市經濟發展差異的重要途徑，如湘中長沙——高新技術產業集群，株洲、湘潭——重化工業、制造業集群，岳陽——石化產業集群以及大湘西張家界、吉首——旅游、微生物發酵產業集群，繼續做大做強民族特色產業集群，構建和諧社會。
城鎮化或城市化（Urbanization）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是農村農業人口向非農人口的轉化過程，同時也是人口集中、城市規模擴大、城市對農村的影響力增強的過程。對城市化最簡單的定義是：人口向城市集聚的過程。從城市化的產生與發展過程可以看出，城市化與社會經濟發展有很大的關系。也就是說，在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下，不同區域的城市化進程存在很大差異。在福建，這方面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莆田市與晉江市社會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上的差異。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對莆田與晉江的城市化進行了不同的研究，甚至將晉江的城市化道路作為一種“晉江模式”進行研究[1], 對莆田的研究一般以鄉鎮企業、經濟發展狀況為主[2]，對城市化的研究很少，只有少數學者提出了自己對莆田城市發展概況的看法[3]。但縱觀這些研究，都是對單一城市所作的工作，缺乏城市之間的對比性分析。而晉江與莆田在改革開放初期，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其他的發展條件相似，甚至是莆田的發展條件要優于晉江，但在發展的過程中，莆田卻落后了，并且與晉江的差距日益擴大。對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需要在對比的過程中予以解釋。本文利用莆田與晉江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社會經濟發展數據，對比兩區域社會經濟發展與城市化進程來分析以下問題：在發展過程中，莆田與晉江的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差異？差異有多大？由此引起的城鎮化差異又是怎樣的？產生差異的原因又有那些？最后以晉江為借鑒，為莆田經濟發展與城市化提出合理的建議。(本文所指的莆田包括莆田市區、莆田縣)
2、莆田、晉江的發展過程
2.1 莆田、晉江社會經濟發展過程
2.1.1 在改革開放初期，莆田、晉江兩地的社會經濟發展差距很小，有的年份莆田的經濟發展要優于晉江。
在改革開放初期（1985－1990年），首先莆田、晉江兩區域的工農業總產值、農民家庭人均收入間的差距并不明顯，而且增長速度也趨于一致。如1985年（見圖1），莆田、晉江的經濟結構都是以農業為主，工業為輔，農業在地區生產總值中占絕對優勢，莆田的工業化水平略高于晉江，人均工業產值略高于晉江。如1985年莆田工業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為38.4%，高于晉江的21.5%。從1986年開始，莆田、晉江都開始重視工業的發展，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地位得到提高，由圖1中可以看出，從1986年開始，晉江、莆田的工業化水平都得到了提高，雖然晉江的工業化發展速度要略快于莆田，但發展速度不穩定；莆田的工業化發展雖然較慢，但較穩定，同時，兩地農民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基本一致，其差距也基本保持不變。總體來說，在改革開放初期，兩地社會經濟發展基本處于同一水平。
2.1.2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莆田、晉江兩地的社會經濟發展差異逐漸拉大，尤其是2000年以后，兩地的差距更加明顯 從圖3中可以看出，1990年－2005年，莆田、晉江兩地的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雖然都顯增長趨勢，但兩者之間社會經濟發展的差距是很明顯的。從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等指標看，晉江的國內生產總值與莆田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從改革開放初期的0.62倍(1990年)增長到1.4倍(2005年)，人均GDP水平也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25倍(1990年)增長到3.81倍(2005年)，顯然，晉江的經濟發展水平要高于莆田。
2.2 莆田、晉江城鎮化發展過程
城市化或城鎮化是一個十分豐富的概念，它包含的內容相當多，如城市人口（非農業人口）比重的提高、城市規模（建成區面積）的擴大、城市基礎設施以及城市功能的轉變、城市質量與城市文化的增強等。但為了簡化對城市化的指標衡量同時又能體現城市化的特征，一般主要采用人口比例指標（城市人口比重）和土地利用狀況（城市用地規模）[5]。在本文中，由于土地利用狀況資料的缺失，因此僅采用人口指標作為莆田、晉江城鎮化的水平測度指標：
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數/總人口數×100%
從圖4中可以知道，從改革開放初期（1982年）開始，晉江的城市化水平就要高于莆田，但兩者差距不大，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發展過程中（1982年－1990年），兩者的城鎮水平都顯增長趨勢，但晉江的城市化過程較快，八年間，城市化水平提高了近10個百分點，進程遠快于莆田，到了2000年以后，晉江城市化水平要高于莆田城市化水平11個百分點，就城市人口比重單一指標來說，晉江的城市化水平高于莆田。
但以城市人口比重衡量城市化水平只是測度了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數量過程，不能反映城市化的其它性質，如非城市型景觀向城市型景觀的轉化過程，更不能反映城市生活方式向農村地域的擴散過程[5]，為了說明2000年后晉江與莆田的城市化水平差異，筆者列出以下輔助指標
表1列出了2000年~2002年莆田與晉江地區主要的城市化指標。從表中可以看出，在各項指標中，除了衛生指標莆田優于晉江外，其他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如：人均GDP、第三產業占GDP比重，莆田與晉江之間的差距都相當大，尤其是人均GDP，從2000年－2002年，晉江都是莆田的4倍以上；消費方面，莆田的恩格爾系數比晉江要高，雖然有所降低，但系數的下降水平明顯慢于晉江，這就說明了莆田在食品以外的其他消費品方面的購買力要低于晉江，消費能力的提高速度也要低于晉江；從上述幾個指標來看，兩者的城鎮化水平存在著一定的差距，晉江的城鎮化水平要遠高于莆田，并且差距有愈加擴大的趨勢。改革開放前同是農業大縣，且同在一個省份，改革開放后的發展速度卻日益加大，其原因值得我們深究。
3 、莆田、晉江兩地社會經濟發展和城鎮化發展差異原因分析
導致莆田與晉江之間在社會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方面差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歷史的問題，也有現實的原因；既有內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但筆者認為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3.1 經濟區位
莆田、晉江都位于福建沿海地區，與臺灣隔海相望，有著天然的區位優勢，且都是著名的僑鄉。位于晉江市區-- 青陽以北15km的泉州市鯉城區，目前已成為泉州市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晉江的經濟發展，與鯉城區相互依存、相互促進．晉江主要的產品市場和技術市場，均極大地依賴于鯉城區。此外，在青陽東面12km處，還有一個以服裝、鞋帽等專業市場馳名于世的商品貿易中心--石獅市。盡管行政區劃人為地使原為晉江縣經濟中心的石獅與其腹地(晉南、晉東)分割開來，但兩地經濟聯系的密切程度仍一如既往。迄今，石獅市場上的大宗商品，如服裝、鞋帽、雨傘等近一半產品均來自晉江．青陽西南與廈門經濟特區隔海相望．廈門特區所享有的獨特優惠政策及其投資環境均為晉江所不及，因而其對外資的吸引力遠大于晉江。近來，多有晉江藉的臺胞到廈門投資，因此，晉江也必然會受到廈門特區的拉力作用[8]。而莆田雖也緊鄰泉州，但距福州、廈門的距離太遠，受到大城市、特區的拉力作用很小，而且晉江歷史上曾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晉江人具有良好的商品經濟意識，而且晉江的僑眷、僑屬占全縣人口70%以上，在海外的晉江人與在國內的晉江人的數量大體相當，在300萬晉江人當中，國內有100萬人，港澳臺有100萬人，海外還有100萬晉江人，海外華僑保持著晉江的文化傳統，經常與家鄉聯系，熱心于家鄉的建設事業，僑匯收入居全省第一,是振興晉江經濟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這對晉江發展外向型經濟十分有利。而莆田雖也是僑鄉之一，但全市在外的華僑只有30.5萬人[9]，在數量上與晉江相差甚多，而且在僑匯收入上也與晉江相差甚多，所以，晉江的經濟區位要優于莆田，這對其經濟的發展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3.2 外商投資是莆田、晉江外向型經濟發展差異的關鍵
晉江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外向型發展戰略，而這與其良好的投資環境是分不開的。晉江位于福建東南沿海，與臺灣、金門僅一水之隔長三角，鄰近廈門，交通便利，城市建設、基礎設施、旅游資源、人文環境、公共服務、政府辦事效率等軟硬環境優越，深得海外企業的青睞。近些年來，在吸引外資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圖4所示，晉江的外商投資情況要比莆田好的多。莆田的投資環境無論是硬環境還是軟環境與晉江相比，都還有相當的差距：如圖5，在2000年-2002年間，莆田、晉江基本建設投資之間的差距是明顯的，晉江在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方面的投資要比莆田的多。另外，改革開放后，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晉江領導班子十分注重社會事業、精神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的協調發展，相繼榮獲“全省精神文明建設先進縣城”、“全縣實施義務教育工作先進市”、全省雙擁模范城等光榮稱號；市公安局被評為“全國百佳公安局”之一；使晉江的兩個文明建設取得同步發展的喜人成績，成為外商投資的重點地區[10]。同時，晉江為了招商引資，在全國各地舉辦晉江僑鄉商品展銷會，至今已成功舉辦了四界晉江國際鞋業博覽會，吸引了各界外商前來投資，而莆田在這方面卻做得很不足，招商工作主要集中在幾場招商會上開展，沒有形成全市招商、全元招商的格局。
3.3 晉江鄉鎮企業迅猛發展，推動了城鎮建設和城市化的發展，逐漸拉大了與莆田的差距
改革開放以來，晉江大力推進商品經濟和農村工業化進程，鄉鎮企業得到迅猛發展，至1993年，晉江的鄉鎮企業已從1979年的近干家猛增至近萬家，鄉鎮企業總產值122億元，比1992年增長109%，比78年增長289倍，翻了八番，占福建省鄉鎮企業總產值1102億元的l1%，從1990年起晉江的鄉鎮企業開始進入全國鄉鎮企業百強縣，92年躍居第28名，并居福建省鄉鎮企業十強縣榜首[11]。成為晉江城市化發展的強勁動力，實現了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良性互動，推動了經濟的增長、市場的形成、經濟及就業結構的改變，從而帶動了農村富余勞動力“離土轉非”就業。大量增加的勞動力和外來人口，提高了區域內的人口密度，形成了一定規模的聚集，需要擴張城鎮空間提供載體，形成對基礎設施建設的要求和推動，進而推動了城鎮建設；反過來，城鎮建設使基礎設施和管理服務更加完善，產生對發展要素的聚集，創造了更多的就業，從而推進了城市化的發展。
而莆田撤地設市后，雖然城鎮數量和城市人口不斷增加，鄉鎮企業發展迅速，但整體規模與晉江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1993年，晉江總產值超億元的企業3個，超千萬元的企業125個，而莆田到2000年，規模以上企業（年產值達到500萬以上的企業）也只有111個，而晉江在這一年的規模以上企業數已達到222個，規模以下企業數晉江為9768個，這些企業創造的工業產值為3656759萬元，而莆田僅有6699個，創造的工業產值為388316萬元[4]，兩者之間的差距正在拉大。
3.4 產業結構調整、名牌戰略的實施突顯了晉江經濟發展的優勢
如何把產業做大、把企業做強、把品牌打響是像晉江、莆田這樣鄉鎮企業居多的地區所追求的目標，晉江在實現這些目標方面做得更為突出，有些方面是值得莆田借鑒的。就如陳埭的鞋材市場，在那里，與鞋有關的任何材料應有盡有，鞋類機械都近于實現現代化和國際化，被稱為全國三大鞋業原輔材料市場，他們重點是組建鞋業同業工會，把鞋博會升格為中國輕工總會和福建省人民政府主辦的，提高國際知名度。同時在品牌戰略中，晉江闖出了一條新路。企業不惜投入巨額資金，培植品牌，以品牌效應擴大市場占有率。到2004年，晉江有安踏、恒安、七匹狼、勁霸、雅克等在內的三十多個國內外知名品牌，占福建省28.6％,創福建省著名商標34個,占全省13%，是國內品牌最集中的城市之一[12]，相比晉江，而莆田的品牌公司幾近空白，只有才子、沃特等少數幾家，能夠形成拳頭產品的企業屈指可數，競爭力不強。
4 、推進莆田經濟發展和城鎮化的對策
莆田與晉江的差距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不應是永遠存在的事實。在晉江經濟飛速發展之時莆田如何正視現實和差距，尋找對策，發揮后發優勢，奮力追趕，逐步縮小差距才是當務之急。莆田與晉江兩地的差距不是一日形成的，有著各方面的原因。當前不僅要認識到差距的存在、正視差距的存在，更要統一思想，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促進莆田經濟和城鎮化的發展。
4.1 增強區域經濟活力
從晉江發展經驗上看，大力發展其特色的區域經濟是促進晉江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在莆田要開展新一輪的創業，必須要尋找新的突破口，開辟新的發展空間，從而達到增強區域經濟活力的效果。其一：應根據自己的特點，在產業調整上尋找新突破，把發展壯大紡織、鞋業兩大支柱產業作為產業調整的著力點，在大力抓好原材料生產，保證質量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莆田行業優勢，形成莆田特色的經濟新體系。把工作著力點放在引導、扶持、服務企業創新上，全面推進企業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和充分激活企業活力，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使企業真正成為市場主體；其二：打響品牌，品牌代表著一個企業的形象，它是一個地區壯大經濟競爭力的捷徑。晉江在近幾年內知名度的提高就是歸功于品牌的打造。晉江有“中國鞋都”、“全國食品工業強縣”等稱號，莆田企業的終端產品較少，但這并不意味著就不需要自己的品牌，應根據自己的產業特色，做大品牌規模，擴大產品在國內外市場的綜合影響力。
4.2 改善投資環境，拓寬融資渠道
在近幾年莆田發展緩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軟環境不佳，現今要使莆田經濟穩定、快速的發展,就必須優化現有的發展環境。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首先，建立良好的信用環境。當前貸款難、擔保難是制約莆田鄉鎮企業發展的在主要問題之一。一方面建立銀行等相關企業與政府財政部門的合作關系，建立鄉鎮企業貸款基金。另一方面可以適當吸引第三方投資建立為鄉鎮企業提供融資的專門金融機構，增加對鄉鎮企業的銀行貸款份額；同時，加快建立莆田地方信貸擔保體系，從而為鄉鎮企業提供可靠而方便的融資渠道[2]。其次，創造一個更適合發揮才能的良好環境。在人才培養上，可參照晉江，鼓勵企業與大專院校、科研單位開展人才培養、技術交流合作，努力培養人才。最后，建設企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可以是政府機構或者民辦性質的培訓機構，充分發揮民間社會團體的作用，適當舉辦一些針對企業發展的服務活動，主要是提供對鄉鎮企業的創業支持、技術支持、信息支持、人才支持等，以滿足鄉鎮企業發展的需要。另外，學習晉江，加大招引莆田籍華僑回鄉投資的力度，并通過舉行各種符合莆田發展的招商會和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各類外商真正落戶在莆田。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增權
新生代農民工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文獻視野中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研究有：（1）新生代農民工的幸福感偏低。（2）在幸福感量表的七個維度中，經濟與社會發展、生活與職業狀況以及社會認可度的滿意度比較低。（3）男性新生代農民工的幸福感低于女性新生代農民工。（4）戶籍問題是新生代農民工目前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本次研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文獻研究、問卷調查的方法，從生活與職業狀況、居住環境、人際關系、社會認可度、身心健康、經濟與社會發展、對未來的預期八個方面調查河南籍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現狀。
一、核心概念界定
新生代農民工的含義是與老一代農民工相對應的，這是一個年輕的群體。為了便于研究，本次研究將新生代農民工界定為：主要是指1985-1995年出生，在本地鄉鎮企業或進入城鎮務工的農業戶口人員。
為便于研究測量，本次研究借鑒王婉娟、王其和、夏晶在《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需要四化管理》中提到的影響幸福感的七大因素，將“幸福感”定義為：人們根據生活與職業狀況、居住環境、人際關系、社會認可度、身心健康、經濟與社會發展、對未來的預期等標準對自己生活質量的整體肯定性的評估，是人們對生活的滿意度及各方面的全面評價，并由此產生的積極情感占優勢的心理狀態。
增權，也稱賦權、充權，即增加人們所擁有的權力和能力。它是社會工作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視角，也是近三十年來國外社會工作研究者們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
二、調查方案設計與實施
調查方案設計：本次研究制訂了一個包含生活與職業狀況、居住環境、人際關系、社會認可度、身心健康、社會經濟發展、幸福感比較七個內容在內，具有34個指標的幸福感量表，并采用李克特量表的形式，將幸福感程度分為：非常滿意、比較滿意、一般、不滿意、非常不滿意五個維度。
正式調查：本次研究采用抽樣調查的方法，選擇了河南省信陽、周口、商丘等17個市的500名河南籍新生代農民工為調查對象。共發放了500份問卷，其中回收450份，有效問卷率為80%。樣本基本情況如下：
（一）年齡：55.9%的調查對象是90后，40.4%的是1985-1989年齡段的。
（二）性別：男性占：49.25%，女性占：50.75%。
（三）收入： 51.6%的收入在2001-3000元， 25.7%的收入在1000-2000元。
三、問卷分析與結論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幸福感中度偏上
新生代農民工在生活與職業狀況、居住環境、人際關系、社會認可度、身心健康、社會經濟發展、幸福感比較七個方面的滿意度情況，如表一所示：
由表可以看出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的幸福感（根據幸福感的定義，這里的幸福感包括生活與職業狀況、居住環境、人際關系、社會認可度、身心健康、社會經濟發展六個方面）在中度偏上。其中，感到一般的有38.56%，比較滿意的有32.50%。非常滿意的占8.05%，不滿意的有16.31%。由此看來，雖然新生代農民工的總體幸福感在中度偏上，但不滿意群體仍然占有一定比例。因此，這一群體的幸福感仍有待提高。
（二）在幸福感量表的七個維度中，經濟與社會發展、生活與職業狀況的滿意度較低
生活與職業狀況方面， 44.02%的人感到一般；22.28%的人感到不滿意；4.47%的人感到非常不滿意。簡言之，新生代農民工對于生活與職業狀況的滿意度在中度偏上。其中，“對目前自己在工作中所任職位的滿意度”（不滿意26.3%）、“對工作報酬的滿意度”（不滿意22.3%）和“對目前工作時間的滿意度”（不滿意26.5%）都在中度偏下。因此，在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與職業狀況滿意度方面，提高他們的職位、工資及減少工作時間是提高其幸福感的關鍵。
經濟與社會發展方面， 40.37%的人感到一般；25.60%的人感到不滿意，11.21%的人感到非常不滿意。其中，對目前物價水平的不滿意度為30.3%，對食品安全狀況的滿意度為33.3%，對商品質量與售后服務的不滿意度為30.0%，對目前從所在工作單位得到的保障的不滿意度為23.0%；對從社會保障機構得到的保障的不滿意度為23.5%；對目前中國的發展的滿意度為中度偏上。因此加快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是提高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一個重要舉措。同時要特別注意物價、食品安全、產品質量、社會保障方面的問題。
（三）女性新生代農民工的幸福感低于男性
這里的男、女性幸福感比較是基于生活職業狀況、居住環境和家庭氛圍、身心健康、人際關系、社會認可度、社會經濟發展六個方面的比較。在幸福感比較方面，男、女性的幸福感是中度偏上。37.60%的男性在幸福感比較方面感到一般，而41.60%女性感到一般；30.53%的男性感到比較滿意，28.43%的女性感到比較滿意。不同之處：男性幸福感略高于女性。在生活與職業狀況、居住環境和家庭氛圍、身心健康、人際關系、社會認可度、社會與經濟發展狀況、幸福感比較方面女性的滿意度都普遍低于男性。
（四）戶籍問題
戶籍問題一直是整個社會比較關心的問題，部分學者聚焦農民工城市融入問題并大多涉及戶籍問題，認為戶籍問題阻礙了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進程。有些農民工說到：“我們為城市的現代化建設付出了努力，但城市并沒有留下我們的腳步。” 因此，如果戶籍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很有可能影響社會穩定問題，基于此，戶籍問題也是亟待解決的。
四、增權理論視角下的問題解決策略
增權視角強調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和潛能，強調個人有能力、有機會為自己的生活做出決定，并采取行動。同時，增權的核心就是通過資源的提供、知識和能力的培養，個人能夠從生活的被動的弱者，變成主動的強者。它包括三個層次：個人層面上的增權聚焦于個人，發展個人權力感和自我效能感；人際層面上的增權強調 個人可以更多的影響他人能力的發展；政治層面上的增權強調社會行動和社會改變的目標。本次研究從以上三個層次進行探討，并適當應用社會工作的工作方法，以期解決相關問題。
個人層面，個人層面的權利，相當于“個人效能”，指的是一個有能力的個人，一個能夠意識到個人存在的個人，才能正視問題的存在或解決。因此，增權必須使人們具有采取行動的權威感知，即對權力的內在感知力，權力是由自己創造的，而不是通過外力強制供給的。女性農民工更應如此，先賦的性別因素在農民工內部不平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使女性處于更為弱勢的地位。為彌補這方面的不足，女性農民工也應當學習一些技術，如服裝設計、美容等，為自己的發展拓展更多的渠道。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社會工作者也應介入其中，為他們提供相關方面的信息，幫助他們建立職業生涯規劃，通過與企業的協調為有能力，而且希望提高自身能力的新生代農民工提供更好的學習機會，并根據企業自身的特點，完善他們的升職體系。
人際層面，人際交往的權利，指的是個人運用社會能力影響他人的權利，個人可以運用自己掌握的人際交往技巧，與他人建立平等的關系。
戶籍問題也是如此。戶籍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居住地的問題，它還涉及到與之相關的福利保障方面的內容。在目前政府沒有制定出有效的政策的條件下，在新生代農民工之間發展與人際關系密切相關的社會資本，或許是一個解決辦法。其實，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也存在著社會資本，但是他們的社會資本相對比較脆弱。這就需要社會工作者運用小組、社區等工作方法幫助他們建構比較完善的社會資本。例如，開展一些促進他們交流、互助的小組活動，利用社區資源幫助他們與相關組織，如就業指導、培訓機構，福利保障部門等取得聯系。
政治層面，政治權利，它是指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手段影響組織社區、社會資源分配的能力。資源畢竟是有限的，是不同個體的競爭對象。個體對資源分配和使用的控制越大，就更有優勢，也更有利于實現自己的目的。但是，新生代農民工作為一個弱勢群體，自身的影響力是很小的，因此必須依賴其他的機構或團體幫助他們獲得缺失的權利。
經過我們的調查發現，在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滿意度方面，食品安全的滿意度占14.4%，物價水平占14.9%，產品質量占18.2%。這種方法也有弊端，主要表現在：消費者沒有足夠的時間關注產品的信息，不同層次的消費者對信息的理解也不同。因此，要采取其他的消費政策來彌補通過信息披露的弊端。在食品安全和產品質量方面政府應進一步完善監督體系，保障消費者的合法利益，加強宏觀調控，穩定物價水平。
同時，在新生代農民工發展方面，特別是女性新生代農民工的發展，政府應該給予更多的政策支持。雖然企業按照國家規定采取8小時工作日，但如果不加班，他們的工資也只有2000左右，如果遇到淡季工資會更低。同時，一些農民工常年從事比較單一的工作，或者長期在噪音比較大、有危害氣體的環境下工作，這些都對他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因此，政府應該完善在保障農民工身心健康方面的法律、法規，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利。同時，社會工作者應該與工廠或企業積極交涉，幫助他們制定人性化的管理方法。
五、結語
從增權的視角分析，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著重在于其自身能力的增強以及人際關系的完善，此外政府部門也要切實履行相關的政策、法規，切實保障新生代農民工的合法利益，為其幸福感的提高提供堅實的后盾。而社會工作者作為服務對象與資源的連接紐帶應該根據現實情況充分發揮專業優勢，運用科學的工作方法為新生代農民工幸福感的提高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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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麗水統計年鑒2012》的數據，運用主成分分析測度麗水市各地區經濟發展潛力。研究表明，麗水市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潛力存在明顯的空間異質性：蓮都區發展潛力最強；縉云縣、青田縣、龍泉市、松陽縣、云和縣、遂昌縣為處于中間水平；松陽縣、云和縣、遂昌縣慶元縣、景寧縣發展潛力較差。
【關鍵詞】
主成分分析；經濟發展潛力
麗水市是浙江省轄地級市，位于該省西南部、南鄰福建，古稱處州，始名于589年（隋文帝開皇九年），是浙西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全市總面積1729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11.70萬，是浙江省面積最大而人口最稀少的地區。下轄蓮都區及景寧畬族自治縣、縉云、青田、遂昌、云和、慶元、松陽七縣，代管縣級龍泉市。
地區經濟發展潛力能反映一個地區社會經濟系統的發展水平，也是評價一個地區社會經濟系統發展狀況的重要指標。由于麗水市各地區經濟規模、經濟結構、經濟發展質量、可持續發展等方面還存在著差異，對各地區經濟綜合實力進行客觀評價，可以為麗水市今后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提供決策依據。因此，本文首先以麗水市為基本空間單元收集區域發展影響因素，在此基礎上通過主成分分析，提取并分析各主因子的空間分布狀況，在此基礎上進行以下處理主因子得分綜合，得到區域空間發展潛力。
一、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種考察多個變量間相關性的多元統計方法，由皮爾遜首先提出并使用，之后經眾多統計學家不懈努力逐步發展和成熟起來。主成分分析是將原來眾多具有一定相關性的指標，重新組合成一組新的互相無關的綜合指標來代替原來的指標。
在建立縣城單元評價指標選擇的基礎上，運用主成分分析方法（PCA），提取影響縣域鄉鎮地域空間差異的主因子。對各縣城的綜合實力進行評價。
本文選取2011年麗水市13項反映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統計指標，分別為鎮域戶籍人口、縣域暫住人口、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比例、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比例、財政收入、工業產值、農業產值、農民人均收入、旅游收入、鎮域面積、建成區綠化覆蓋面積、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醫院衛生院床位數。
運用統計分析軟件stata對對數據進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作為公共因子，得到方差最大正交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特征值、貢獻率和累計貢獻率。特征值大于1的前三個公因子的累計貢獻率超過80%，可見提取三個因子后，它們反映了原始變量的大部分信息。
二、主因子得分及空間分布
根據因子荷載矩陣分析主因子含義，并根據因子得分系數矩陣，計算各鄉鎮主因子得分，分析各主因子的空間分布特征。
從表1可知：第一主因子主要解釋鎮域戶籍人口、鎮域暫住人口、財政收入、工業產值、農業產值、農民人均收入、旅游收入、建成區綠化面積及醫院衛生院床位數等指標，可命名為社會經濟發展因子。空間分布值排名為蓮都區、縉云縣、青田縣、松陽縣、龍泉市、云和縣、遂昌縣、慶元縣、景寧縣。
第二主因子主要解釋鎮域面積、第一產業就業比例，可命名為傳統產業因子。其值排名為遂昌縣、龍泉市、青田縣、蓮都區、景寧縣、縉云縣、慶元縣、松陽縣、云和縣。
第三主因子主要解釋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比例、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可以名為現代服務業發展因子。其值排名為蓮都區、縉云縣、云和縣、松陽縣、龍泉市、慶元縣、青田縣、景寧縣、遂昌縣。
三、發展潛力評估
依據主因子得分乘以貢獻率權重得到的發展潛力是基于現狀的發展潛力或空間格局。其結果如下表：
從表2的得分和排名可以看出：麗水市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較為明顯。蓮都區是麗水市綜合發展潛力最強，以絕對的優勢名列第一；縉云縣、青田縣、龍泉市、松陽縣、云和縣、遂昌縣為處于中間水平，松陽縣、云和縣、遂昌縣慶元縣、景寧縣發展條件較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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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顯、隱性因素；數學建模；幸福感量化
幸福感是一種心理體驗，它既是對生活的客觀條件和所處狀態的一種事實判斷，又是對于生活的主觀意義和滿足程度的一種價值判斷。它表現為在生活滿意度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積極心理體驗。而幸福指數，就是衡量這種感受具體程度的主觀指標數值。百姓幸福指數與GDP一樣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監控經濟社會運行態勢；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眾的生活滿意度。它是社會運行狀況和民眾生活狀態的“晴雨表”，也是社會發展和民心向背的“風向標”。因此，對幸福感指數進行研究，并對人們幸福感進行量化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通過對網上某城市居民幸福感調查的一系列問題的結果進行處理，得出問題中每個選項分別的得票率，然后對幸福感的來源進行分析，發現影響幸福感的因素可分為顯性因素和隱性因素，并具有較好的信度（其中27個顯性因素為：幸福總體評價、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社會治安狀況、所在城市環境狀況...社區歸屬感、他人認可程度，8個隱性因素為：身體健康、心理幸福感、生活標準、文化、教育、政府管理、社區活力和生態環境）。為了揭示顯性因素和隱性因素之間、隱性因素與隱性因素之間的相關關系，考慮引入采用路徑分析法的結構方程模型，建立居民幸福感的評價指標體系。
結構方程模型:潛在變量的線性因果關系建模方法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是針對傳統因果模型和路徑分析的不足,將因子分析引入路徑分析后提出來的在SEM中,變量有兩種基本的形態:測量變量(measured variable)與潛在變量(latent variable)。
測量方程：
（1-1）
（1-2）
結構方程：
（1-3）
其中， 是外生測量變量在外生潛在變量上的因子載荷矩陣，反映了外生測量變量與外生潛在變量之間的關系， 為外生變量的誤差項向量；是內生測量變量在內生潛在變量上的因子載荷矩陣,反映了內生測量變量與內生潛在變量之間的關系， 為內生變量的誤差項向量； 、 都是路徑系數； 表示內生潛在變量之間的效應， 則表示外生潛在變量對于內生潛在變量值的效應， 為結構方程的誤差項。
模型參數估計：
（1-4）
其中， 、 意義同前； 、 分別為兩個測量模型誤差項的協方差矩陣。
（1-5）
初始模型一旦確定，測量模型中的變量數目隨之確定。模型中,潛變量ηi和ξj不可觀測,因而無法直接估計。如果模型定義正確,總體協方差矩陣與模型協方差矩陣應該相等。若記Σ為觀測變量之間方差和協方差的總體矩陣，Σ(θ)為模型擬合協方差矩陣，則應有∑=∑(θ)。
隨即得出八個隱變量對幸福指數影響程度的標準系數估計值，按照影響程度由強至弱依次是心理幸福感 ( 0.522) 、身體健康( 0.503) 、生活標準( 0.412 )、教育 ( 0.393) 、社區活力( 0.324)、政府管理( 0.210)、文化( 0.141)和生態環境( 0.091)。二十七個顯變量對隱變量影響程度的標準系數估計值如下：
相關系數 文化 政府管理 生態環境 社區活力 生活標準 教育 心理幸福感 身體健康
1. 幸福總體評價 0.757 0.174 0.608 -0.002 0.160 0.015 0.005 0.010
2. 社會經濟發展狀況 0.318 0.894 -0.026 0.289 0.044 0.001 0.029 -0.108
3. 社會治安狀況 0.796 0.485 0.105 0.120 0.101 -0.136 0.246 0.131
4. 所在城市環境狀況 0.826 0.500 0.024 0.125 0.086 -0.096 0.168 0.081
… … … … … … … … …
26. 社區歸屬感 0.061 0.972 0.037 -0.040 0.125 0.166 -0.028 0.063
27. 他人認可程度 0.061 0.972 0.036 -0.041 0.125 0.166 -0.028 0.066
然后，對幸福指數采用層次分析法，建立打分形式的綜合評價模型對幸福感進行量化。
層次分析法是一種定性分析和定量計算相結合的方法，可通過比較因素之間的互相重要程度來定權，是一種科學的定權法。根據已知27組顯性因素，我們再選擇8組隱性因素：身體健康、心理幸福感、生活標準、文化、教育、政府管理、社區活力和生態環境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我們通過已知數據，設準則層中的因素對應得不同方案層分別對目標的權重為 ，反映了因素的相對于目標的重要程度，記作列向 ，其中 ，則 就是各因素的權重向量。
我們首先構造因素間的成對比較矩陣。
（1-6）
顯然，A為一致性正互反矩陣，記：
（1-7）
即為權重向量。
且：
（1-8）
則：
（1-9）
那么，一般的判斷矩陣 有 ，這里 （ =n）是 的最大特征根， 為 對應的特征向量。
從而得到層次分析決策矩陣：
（1-10）
綜合評價函數：
（1-11）
其中， 表示系數。
采取打分的方法進行評價，即：非常不滿意為0~1分，比較不滿意為1~2分，還可以為2~3分，比較滿意為3~4分，非常滿意為4~5分，再采取百分制的形式得出居民的總體幸福度。
某城市居民的打分為4.10483，屬于非常滿意層次，總體幸福度：
以上對幸福感評價體系與量化方法的探究，可以推廣到全國各城市幸福感的量化并可對不同城市的幸福感進行排名，這對政府主管部門構建服務型政府，改善民生起到一定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論文提要：城市化是一個經濟、社會、生態和文化諸方面全面轉變的動態過程,是鄉村分散的人口、勞動力和非農業經濟活動不斷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斷向鄉村擴散,城市成長為經濟發展主要動力的過程。本文從城市化的涵義出發,簡要分析建國以來西部地區城市化動力機制的演變過程。本文認為可以從宏觀、中觀、微觀以及制度創新四個維度對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動力機制進行培育和重構。
一、城市化及其動力機制
城市化作為一種世界性的社會經濟現象和趨勢,是一個經濟、社會、生態和文化諸方面全面轉變的動態過程,是鄉村分散的人口、勞動力和非農業經濟活動不斷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斷向鄉村擴散,城市成長為經濟發展主要動力的過程。它是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途徑,也是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焦點問題。對于西部地區來講,城市化更是加快區域經濟發展、縮小區域間和區域內差距、統籌城鄉發展和改善生態環境的重要出路。
城市化發展的動力機制是指推動城市化發生和發展所必需的動力的產生機理,以及維持和改善這種作用機理的各種經濟關系、組織制度等所構成的綜合系統的總和。在一般的城市化過程中,城市的吸引力與鄉村的擴張力或稱推力與拉力是構成城市化持續推進的動力機制。在推力與拉力的相互作用下,發達國家城市化道路走過了一條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的內生化道路。然而,與城市化的一般規律截然不同,我國西部地區城市化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
二、西部地區城市化動力機制演變
由于城市化的復雜性及動態變化性,不同時段、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化動力機制是不同的,改革開放前后推動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動力機制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第一階段:中央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城市化階段(1949～1978年)。這一階段西部地區城市化服從于當時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和特殊的社會背景,完全依靠外部力量拉動而成。建國后,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確立拉開了西部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序幕,后來的“三線建設”加速了這一進程。但是,從本質上講,這一時期西部地區城市化發展的動力中經濟因素仍未能代替政治因素,這種依托國家投資建立起的以資源開發為重點的重化工業以及軍工制造業,屬于一種移植和嵌入模式,工業化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缺乏聯系,違背了城市化的一般規律,最終形成了在廣大的小農經濟社會中鑲嵌著“孤島”狀分布的幾大中心城市和資源型中小城市的城市格局,工業化和城市化都存在著嚴重的扭曲。
第二階段:多元力量推動階段。改革開放以來,推動西部地區城市化進程的動力機制也發了根本性變化,呈現出政府“自上”的動力和其他外部力量拉動與區域內市場力量“自下”推動的多元格局。首先,政府“自上”的動力仍然在推動本地區城市化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國家加大了對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為西部地區城市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同時,地方政府成為推動地區城市化的重要力量。改革開放后,特別是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財政體制改革,使地方政府作為一級利益主體,在趕超的壓力和區域利益最大化的誘導下,各地區都加大了工業化、城鎮化的步伐;其次,“自外”力量對本地區城市化進程的影響加大。盡管由于區位限制,西部地區不可能像東部地區一樣靠引進外資來推動城市化進程。但是,近年來,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進一步實施,出于全局和自身利益的考慮,越來越多的東部省份以及東部地區的企業以向西部投資、提供先進技術等方式支持本地區開發。這些,都相應地推動了西部地區城市化進程;第三,推動城市化“自下”力量開始形成,兩支新興市場力量逐漸顯示出對城市化的驅動力:一是以非公有制為主體的中小企業迅速興起,成為拉動城市化的一支十分活躍的力量;二是農民在市場力量誘導下自發地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進城打工、興辦鄉鎮企業、從事非農產業等,都極大地推動了城市化進程。
三、西部地區城市化動力機制的培育與重構
城市化作為一項涉及社會經濟生活諸方面的系統工程,不是由單個或幾個因素推動的,其動力機制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既包括微觀、中觀,也包括宏觀動力,既有內力作用也有外力作用,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會經濟因素,既有市場作用也有政府推動作用。針對西部地區經濟基礎差、區位條件受限制的現實狀況,可以從以下方面對其動力機制進行培育和重構:
1、充分利用外部力量,構建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宏觀動力。發展經濟學認為,外部力量是打破區域低水平循環陷阱的關鍵因素。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內生力量比較弱小,加快城市化能力建設需要外部力量的拉動力,即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外部要素的流入。國家的投資和優惠政策的傾斜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影響西部地區城市化的一個重要因素。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深入,西部地區應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資金支持以及借助西部開發過程中國家級大型工程項目的刺激輻射作用,由點及面,推動本地區城市化進程。同時,西部地區應該通過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國內分工、擴大開放,吸引外部要素流入,與區域內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結合,形成本地區城市化新的外部拉動力。
2、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與非農產業發展,培育西部地區城市化的中觀動力。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轉換這一中觀動力在城市化動力系統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要通過產業轉換來實現;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流動實質上是要素在各產業間的流動。結合西部地區各產業發展狀況,為推動其城市化進程,當前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調整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發展特色農業。農業是城市化發展的基礎動力,西部地區工業化水平還比較低,農業承擔著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品貢獻、資本貢獻、市場貢獻甚至外匯貢獻的任務。但是,西部地區生態環境脆弱,農業發展面臨較大困難。因此,調整和優化農業結構,調整現有農業布局,結合生態環境特點,發展具有區域比較優勢的特色農業,增加農業剩余,是推進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必然選擇。
其次,發揮資源和勞動力優勢,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工業。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而生態環境脆弱,因此發展工業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結合各自的資源稟賦狀況,西部地區應該因地制宜地發展一些有優勢、有市場、有特色的加工工業和勞動密集型工業,實現資源開發和產品深加工并舉,一方面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增加經濟效益;另一方面擴大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在發展中實現資源稟賦結構的提升。同時,改造傳統工業,提高技術水平和加工增值水平,更好地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
最后,在農業和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以吸收西部地區“無限供給”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加快城市化進程。超級秘書網
3、合理發展鄉鎮企業,培育西部地區城市化的微觀動力。推進城市化光靠政府還不夠,還要靠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市場發揮作用的條件是要有真正的市場主體——產權清晰、投資理性、獨立承擔市場的收益和風險的企業。因此,為推動地區城市化,西部地區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同時應該注意合理規劃,杜絕東部地區發展鄉鎮企業形成的“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農村病”。
4、加快制度創新,推動西部地區城市化。以科思和道格拉斯·C·諾思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制度因素,在技術不變的條件下,通過制度創新(變遷)同樣可以大大促進經濟發展。城市化作為伴隨社會經濟增長和結構變遷而出現的社會現象,同樣與制度安排及其變遷密切相關。
為推進我國西部地區今后的城市化過程,必須進一步加大各項制度的創新力度。主要包括: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放開城市的戶籍管理,取消對外來落戶人口的種種歧視性政策和規定,調整城鎮戶口遷移政策;改革城鎮住房制度,加大土地制度創新,使農民真正進入城市并留在城市。同時,加快社會保障制度創新,加快建立以養老、失業和醫療為主體,國家、企業、個人三方共擔,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覆蓋城鄉的統一社會保障體系。此外,應重視觀念、習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創新,減少其對西部地區城市化的負面影響。
主要參考文獻:
Abstract: Regional economy and regional logistics are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unity,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role of promoting of modern logistics can brought the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system, to make an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paper, it takes the example of Huaihai economic zone to discu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egional logistics demand and GDP and regional freight.
關鍵詞: 區域物流;區域經濟;物流需求
Key words: regional logistics;regional economy;logistics demand
中圖分類號:F25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05-0091-02
0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不斷發展,物流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數據顯示,2007 年,全國社會物流總費用為45406 億元,同比增長18.2%,增幅比2006年提高4.7個百分點。正因為物流業對經濟的巨大拉動作用,我國各地區都在大力促進現代化物流園區的建設。但是我國地區產業結構雷同、物流園區重復建設嚴重,又沒有形成規模優勢,造成運營成本過高,因此,各地區如何依托資源、區位優勢從事物流園區的合理建設,形成區域間合理分工和協作,合理推動我國區域物流業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區域物流的發展條件分析
1.1區域經濟發展對物流的促進分析
現代物流被認為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一個國家的物流業的發展狀況與這一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密不可分。經濟越發達越有可能為物流業發展提供比較厚實的物資條件,同時對物流的需求也就越高[1]。
1.2 淮海經濟圈區域物流業發展的必要因素分析
1.2.1 淮海經濟圈地理位置條件淮海經濟區于1986年3月成立,由江蘇、山東、河南和安徽四省十四個地、市組成,十五年后的今天已發展到四省的二十個地級市。包括江蘇省的徐州、連云港、淮安、鹽城、宿遷;山東省的菏澤、濟寧、臨沂、棗莊、日照、泰安、萊蕪;安徽省的淮北、宿州、阜陽、蚌埠、亳州;河南省的開封、商丘、周口,共有97個縣(市)、51個區。中心城市為徐州。經濟區總面積17.8萬公里,2000年總人口1.19億人,約占全國面積的1.8%和總人口的9.3%。
1.2.2 淮海經濟圈經濟基礎條件分析2002年,淮海經濟區實現GDP7295.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1.2%,人均GDP6060元。絕對額、增幅和人均值從高到低排列依次均為魯南、蘇北、豫東、皖北。實現GDP最大的市是徐州市794.9億元;淮北和萊蕪實現GDP最小,分別為117.9、141.9,這與其面積最小、人口最少有關。當年增速最快的濟寧達到14.0%,最緩的市只有4.1%,快慢相差近10個百分點,反映出本地區發展不夠均衡。人均GDP最高的萊蕪達到11467元,其他市都沒有超過萬元,最低的市僅有2342元。
1.2.3 淮海經濟圈交通區位條件分析淮海經濟區處于極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位于亞歐大陸橋東部橋頭堡區域,承南啟北,該區東接齊魯、南連江淮、東瀕黃海、西臨中原,在全國經濟總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擁有亞歐大陸橋東部橋頭堡的突出區位,承擔著中國經濟東靠西移接力站的重任,并面向大海背靠華中經濟區,由于主要依靠四省二十個地市行政推動合作,缺乏市場的依存度,活力不夠,整體經濟比其他沿海區域經濟落后,成為中國沿海區域經濟發展的軟肋。淮海經濟區發展相對落后,令長三角和環渤海灣兩大區域中間出現落差。淮海經濟區交通便利,區內京滬、京九、隴海、新石二縱二橫鐵路干線形成“井”形框架,京福、京滬、連霍、日東高速公路及國道干線構成密集運輸網絡。連云港、日照港天然深水良港,京杭大運河穿境而過,魯寧輸油管道縱貫南北,航空線路基本覆蓋經濟區,便捷的交通使本區具有貨暢其流、人便其游的優勢條件。
2淮海經濟圈物流需求預測
物流需求預測是根據淮海經濟圈物流市場過去和現在的需求狀況,以及影響物流市場需求變化的因素之間的關系,利用一定的統計分析方法,對物流需求的變化及發展趨勢進行預測。總結國內外關于物流需求預測的方法,以及考慮具體數據的可獲得性問題。
本文的思路是:第一步對淮海經濟圈未來的GDP進行預測;第二步根據GDP與貨運量的線性關系對貨運量進行預測。通過貨運量來初步反映淮海經濟圈的物流量情況。
2.1 淮海經濟圈 2008~2010 年GDP預測物流需求與社會經濟發展有著密切相關性,社會經濟發展是影響物流需求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這種影響在短期內是穩定的,長期看其發展變化也符合一定規律[2]。因此,對物流需求的預測,首先就必須分析和預測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這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采用國內生產總值(GDP)加以衡量。
根據淮海經濟圈2003~2007年每年GDP的總量,如表1所示。
根據直線方程:YC=a+bt 對2008年至2010年GDP(億)總量進行預測,通過計算得出直線趨勢方程計算表,見表2。
結果算得:a=13178.696 b=2191.316,將a,b代入方程得:
YC=13178.696 +2191.316t
從而算出預測結果如表3所示。
2.2 淮海經濟圈2008~2010年貨運量預測本文主要采用貨運量對淮海經濟圈未來幾年物流需求進行預測。貨運量雖然不能全面反映物流綜合需求量,但是在特定區域內,一定時期的貨運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物流綜合需求量。因為在整體物流中,運輸是貫穿始終的活動,貨運量決定了其他物流活動的作業量,其變化也反映了物流綜合需求量的變化。
2.2.1 預測方法的確定由于貨運量與GDP之間存在著統計關系,并呈線性相關關系,因此選用一元線性回歸分析方法進行淮海經濟圈貨運量預測。
2.2.2預測結果利用回歸預測模型進行預測,將武漢市[3]2008年至2010年預測GDP總量代入回歸方程,得到淮海經濟圈2008至2010年貨運預測量,如表4所示。
用最小二乘法求回歸系數的模型:yi=a+bXi+ei
得出GDP與貨運量回歸方程計算表,如表5所示。
根據表格:求出a、b的值,可得到貨運量關于GDP的回歸方程為:
y=24448.443+6.867x
相關系數檢驗。
求得相關系數=0.99,
說明武漢市綜合貨運量與GDP高度線性相關,對貨運量的預測有一定意義。
3結論
貨運量是一個總體規模性指標,是從總量上反映物流需求。這種方法雖然比較粗略,在分析物流需求及變動趨勢方面還存在一定缺陷,但對物流需求的宏觀把握,制定宏觀的物流發展戰略還是頗具價值。
根據預測可以看出,淮海經濟圈2008~2010年貨運量將呈逐年增長的態勢,貨運量總量將從2007年的149377.7萬噸增長到2010 年的190185.383萬噸,年均增長速度為6.22%。
參考文獻:
[1]童孟達.論區域現代物流發展評價指標體系[J].現代物流.2002,(9):11-12.
[2]汪波,楊天劍,趙艷彬.區域物流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J].工業工程.2005,(1):8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