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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給人的第一印象是視野十分宏大寬廣。“這部著作以總攬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眼光，應用比較研究的方法，以堅實具體的實證研究為基礎，構筑成了宏大的資本主義起源的理論體系。”（馬克，序言第1頁）
“本書體大思精，自成一格，既有宏觀理論，又有具體實證研究，是關于資本主義起源問題研究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序言第5頁）
針對資本主義在經濟學研究中主要的三種解釋，作者支持第三種：“把資本主義看作是一種特定的社會經濟制度，在這種社會經濟制度下，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雇傭工人進行生產，取得利潤，并在此基礎上構成一整套與此相適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第3頁）
“只有把資本主義看作是一種特定的社會經濟制度，我們才能夠清楚地說明資本主義究竟是怎樣產生的，究竟是怎樣逐漸取代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的確立，意味著封建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的結束，這種確立和結束只有從社會經濟制度的角度進行分析，才能清楚地說明問題。”（第4頁）
本書的創新之處在于作者提出了解釋資本主義起源的六個概念：原生型資本主義、非原生型資本主義、體制外的權力中心、體制外的異己力量、剛性體制和彈性體制、制度的調整。這六個基本概念為我們理解資本主義的起源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路。
原生型資本主義中“原生”的含義是：“資本主義起源于本國或本地區封建社會的內部，資本主義是在本國或本地區封建社會解體過程中，由于內部因素的作用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第8頁）
非原生型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是指：“在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封建社會內部，即使出現了私人雇傭關系，卻不可能以此為基礎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在這種情況下，有賴于某種外界力量的沖擊或壓力，使得那里的條件發生了變化，已有的私人雇傭關系才得以進一步發展，最終或者引致封建社會自身向資本主義社會演變，或者引致代表資本主義的政治力量取代封建統治者，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第8～9頁）
“剛性體制是指：這種體制本身是僵硬的，不容許有什么重大的改變，封建統治者以相對靈活的方式進行統治，以確保制度的存在和延續。彈性體制是指：這種體制在不違背封建統治者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前提下容許改變，封建統治者以相對靈活的方式進行統治，以確保制度的存在和延續。剛性體制同僵硬不變的統治方式相聯系，彈性體制同靈活可變的統治方式相聯系。”（第45頁）
作者認為“西歐封建社會中的體制就是一種彈性體制。”（第45頁）“日本是直接從剛性體制向資本主義制度轉變的，而不像中國封建社會那樣，先由剛性體制過渡到彈性體制，然后封建社會彈性體制長期存在，再逐漸衰敗、解體。”（第521頁）
對于資本主義起源這個問題，書中的看法博采眾家之長，抓住了問題的本質：
“研究資本主義起源，需要從商品貨幣關系的分析入手。”（第34頁）
“在研究資本主義起源時，對產權問題的研究十分重要，特別是對私人產權的確認和有效保護與否，關系到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能否建立。”（第35頁）
“倫理觀念（包括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起過不可忽視的作用。”（第35頁）
“在研究資本主義起源時，對市民意識的形成及其作用也要有適當的估計。”（第35頁）
“不管是不是后起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也不管是不是原生型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特例，西歐資本主義的起源都應當從封建社會中體制外權力中心（城市）和體制外異己力量（市民以及由市民分化出來的資產階級）的形成原因、過程和后果方面去探尋。”（第417頁）
“除非在封建社會內部出現了體制外的權力中心和形成了體制外的異己力量，否則社會的轉變不會簡單地發生。這就是本書的基本論點。”（第418頁）
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一是經濟要繁榮發達，二是社會要全面進步。這兩者相輔相成，互為條件，缺一不可，偏重偏輕也不成，經濟社會必須協調發展。就經濟社會兩者關系來說，第一，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只有經濟發展了，社會發展才有物質條件，所以必須確定經濟要優先發展的原則；第二，經濟要持續發展，需要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發展作支撐；第三，經濟發展要有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經濟發展形成的物質財富要有合理的分配機制，要有健全的社會保障體制；第四，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所以，經濟社會必須協調發展。
經濟社會要協調發展，這是自進入工業時代以來，各國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的總結。二戰結束以來，各國發展的實踐有以下幾種情態：第一類，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體制適時變革，社會事業相應發展，經濟社會發展協調，社會有序、穩定，如日本、亞洲“四小龍”等。第二類，經濟發展比較快，社會體制改革遲緩，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社會失序、不安，如印度、泰國等。第三類，經濟較快發展，社會體制未變，社會事業發展落后，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社會無序、不安，遇到國內外環境有大的變化，經濟驟降，社會矛盾爆發，整個國家陷入混亂，如拉美一些國家。第四類，經濟下降，居民收入普遍大幅減少，少數人暴富，社會秩序混亂，社會嚴重不安，如劇變后的蘇聯、東歐國家。
從世界各國發展的軌跡看，能夠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國家并不多見。歐洲的發達國家和美國都是經過了一二百年的實踐，不斷探索、不斷調適才逐步實現。日本的發展是個特例。二戰以后，日本的經濟退回到農業社會，經過約十年的艱苦努力，經濟才恢復到戰前水平，與此同時，國內進行了民主改革、農村改革和解散財閥等重大改革，為后來的發展奠定了較好的政治、社會基礎。在經濟高速增長中，日本比較重視社會體制的改革和社會事業的發展，出臺了相當多的社會政策，逐步形成了一個與經濟結構相適應的社會結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社會秩序良好、社會穩定。
從一個國家或地區實現現代化的全過程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兩者的關系，是隨著生產力水平變化而變化的。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經濟發展為主的階段，這個階段生產力水平低，勞動生產率低，物質產品少，只能初步解決人們的溫飽問題，滿足人們對基本物質生活的需要；第二，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并重，也即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階段，這個階段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較高水平，溫飽問題已經解決，人們對物質生活以外的精神文化需要越來越迫切，經濟發展本身也對科技、教育、社會環境提出了要求，而經濟發展也為社會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于是社會發展加快，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成為這個階段的主旋律；第三，社會發展為主的階段，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以后，社會發展的內容日益豐富，人的全面發展成為社會的主調，對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此時，經濟發展將服從、服務于社會發展，實現社會全面進步。總起來說，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關系要把握好，經濟社會要協調發展，在一定意義上說，社會發展的比重不斷增大，社會發展的地位也在不斷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5年，我國的GDP達到18.39萬億元，比1978年增長了10倍，總量已名列世界第4位，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與此同時，我國的社會事業也有了很大的進步，教育、科技、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等各項社會事業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與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經濟結構重大調整、經濟發展的巨大變化相比較，我國社會結構的調整、社會體制的改革以及社會事業的發展都相對滯后，經濟社會發展并不協調，由此產生了諸多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擺在更加突出的地位，這是完全正確的。就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來說，當務之急是要把統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放到應有的突出位置。
二、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是當前亟待解決的主要矛盾
第一，社會結構沒有隨著經濟地發展、經濟結構的調整而得到相應地調整。社會結構同經濟結構一樣，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重要結構，它包括的面比較廣，指人口結構、就業結構、城鄉結構、地區結構、組織結構、階級階層結構等。僅以就業結構、城鄉結構和階層結構來說，2004年，我國的經濟結構中，第一產業占13.1％，第二產業占52％，第三產業占34.9％，二、三產業占86.9％，已經是工業化中期階段的經濟結構；但在就業結構中，農業勞動力占46.9％，第二產業占22.8％，第三產業占23.3％，還是工業化初期的就業結構。在城鄉結構中，2004年的城市化率為41.8％，農村人口占58.2％，也還是工業化初期的結構。社會階層結構是社會結構中最重要的結構，是社會總體結構的集中表現。一個現代化國家，必須有一個社會中間階層占相當比重的階層結構，這個社會才能比較和諧、穩定、健康。據調查，2004年的社會階層結構中，社會中間階層約占20％~22％，也屬于工業化初期的社會結構。總的說來，我國當前的經濟結構是工業化中期階段的結構，而社會結構則是工業化初期階段的結構，兩者不相稱、不協調。這種結構性的矛盾是產生當前諸多經濟、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的重要原因。
第二，教育、醫療、文化等社會事業沒有得到相應的發展，社會事業的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由此產生種種矛盾。以教育、醫療為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普及義務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方面，做了較多工作、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在高中階段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則發展得不理想，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也不能滿足廣大群眾要求自己的子女能接受較好、較高教育的需求。1999年，國家決定大學擴大招生名額，2005年在校大學生的總額猛增到1562萬人，使大學生的毛入學率達到21％。大學教育從精英教育過渡到了大眾化教育階段，這方面的成績應該充分肯定，但也帶來一些新的問題，如合格優秀的師資缺乏，校舍、場地、教學設施跟不上擴招的需要，經費嚴重不足，不少大學在負債運行，特別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成了問題。這需要有一個調整、消化和解決新問題的階段，才能走上正常的發展階段。
醫療衛生方面的問題則更為嚴重。看病難、看病貴成為近幾年群眾最為關注社會問題。追根溯源，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城市人口急增、人們對醫院看病治病的需求日益提高，但醫院、醫護人員以及國家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卻沒有相應地增加，即醫療體制改革沒有到位。這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的典型例證。在許多國家，醫療是政府的公共產品，大部分由公共財政支出。如看病治療支出100元，英國政府提供69元，美國政府支出39元，一般發展中國家也在30元左右（如印度31元，泰國30元），而我國政府支出，只占衛生總費用的16%~17％。
第三，伴隨經濟的迅猛發展、財富的急劇增加，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卻沒有適時建立，收入分配秩序混亂。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國家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具體政策和措施尚有待完善。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經濟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則由于各種原因，分配問題凸顯。正是在這一時期，我國城鄉、地區之間的差距急劇地擴大。相當一個時期，一些地區、一些部門自行其是，自作主張，為本地、部門謀利。這也是形成城鄉之間、地區之間、部門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十六大以來，黨和政府采取了多項政策和措施，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減免農業稅，給種糧農民直補，加大對農村的各項投入等，已初見成效，但城鄉、地區、階層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仍未根本扭轉。經濟發展了，把分配問題搞好，統籌協調好城鄉、地區之間的利益關系，真正做到人人共建、人人共享，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
第四，社會管理相對滯后，社會治安狀況有待進一步改善。一個現代化社會，既要有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各類基礎設施建設和現代化的社會事業發展，也要有現代化的社會管理。也就是說，“硬件”要現代化，“軟件”也要現代化。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無論是各類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各類學校、醫院、科研院所、文化場館等方面的建設，都有了較大的發展，有的還相當現代化。但社會管理卻比較落后，交通擁堵、空氣污染、飲用水不干凈、公共交通不便，社會管理跟不上，影響了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
安居樂業，是我國人民傳統的基本要求。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刑事犯罪案件、社會治安案件持續增加。當然，社會治安惡化，不僅是社會管理不完善的問題，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需要通過綜合治理來解決。近幾年，國家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等戰略任務，采取了諸如減免農業稅、改善農民工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加快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和發放最低生活保障款項等措施，再加上近幾年政法、公安部門也做了很多工作，采取了一些新舉措。2005年，刑事犯罪案件、社會治安案件在持續多年增加的情況有所下降。2005年刑事犯罪案件下降了1.5％，全國縣以上黨政部門受理上訪上告的件次也比2004年下降6.5％，2006年上半年比2005年同期下降14％，情況正在好轉。
第五，社會體制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體制的改革而進行必要的、相應的改革。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指出：“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適應社會發展要求，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提出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這在以來我們黨的文件還是第一次。社會體制改革，這是新的提法，包括的內容是多方面的，應該包括那些內容，要在實踐中逐步明確。社會事業的體制，是社會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亟需改革和創新。
教育、科研、醫療衛生、文化、體育等事業單位，雖然也進行了多次改革，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總體來說，整個事業單位的體制改革還沒有取得根本性的進展，還沒有完全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得到相應的改變。其與目前經濟發展的水平、人民群眾對公共服務的需要以及社會全面發展進步的要求還不相稱。社會事業單位改革的難度較大。這個問題必須通過發展和改革來解決。
三、深化改革，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第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是工業化、現代化國家和地區的基本前提、基本特征。這已為國內外正反兩方面的實踐所證明。十六屆六中全會的《決定》對此作了全面、深刻的闡述。“社會要和諧，首先要發展”，發展既包括經濟發展，也包括社會發展。僅有經濟發展是不夠的，還一定要有社會發展，經濟社會要協調發展。今后應按照《決定》的要求，更加注重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更加注重發展社會事業，更加注重社會結構的調整，更加注重社會體制改革。為此，我們要在理論上有認識，思想上要有個轉變，不能再搞經濟發展孤軍獨進，要“兩條腿”走路；同時，也不能再只把GDP作為考核干部的指標，而要制訂考核干部全部業績的綜合指標。
第二，要繼續深化改革。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第一次提出“社會體制改革和創新”的任務和原則。社會體制包含的方面比較寬，應該包括：城鄉體制、地區體制、戶口制度、就業、人事和社會保障等體制，當然也包括社會事業的體制。總體說來，這些社會體制是在上世紀50年代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過程中，逐步形成和構建起來的。改革開放以后，經濟體制已經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基本建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體制雖然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總體上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相適應。這是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的主要原因之一。
例如，“三農”問題長期沒有得到有效地解決，就是這兩種體制矛盾的集中表現。2004年全國的GDP中，農業占13.1％，而在就業的總勞力中，農業勞力占46.9％，在城鄉結構中，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58.2％。這就是說，46.9％的勞動力創造了13.1％的財富，可見農業勞動生產率之低。“三農”問題的根本問題是結構問題，是經濟結構同社會結構不協調的表現。而這個不合理的結構正是由于目前不合理的城鄉體制、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造成的，不改革這些社會體制，農業、農村人口不減少，“三農”問題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關鍵詞：市場經體制 會計模式 經濟基礎環境
會計模式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特定的歷史條件具體指特定的會計環境，會計環境包含諸多復雜因素，其中經濟基礎環境對會計模式的形成起到最直接、最重要的影響。然而經濟基礎環境又是一個復雜多變的系統，包括社會的所有制形式、經濟管明體制、企業組織形式、經營方式等內容。本文從經濟基礎環境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體制的角度出發，對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會計模式進行分類比較，以期為我國會計模式的發展與改革提供借鑒。
一、會計模式的界定分類比較分析
(一)會計模式界定從不同角度對會計模式的概念及內容進行研究的主要觀點有：會計模式是對特定國家(或地區)會計實務體系的概括和描述，其內容是非常廣泛和豐富的，可以包括會計目標、對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會計原則和會計‘準則、會計的組織和管理體制等(常勛等，1999)。會計模式是指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條件下，由于會計管理體制、會計原則、會計制度以及由此決定會計方法、程序組織機構所構成的有機整體(楊紀琬、婁爾行，1991)。會計模式是指一個國家的會計工作如何管理、如何運作的方式，是對某個國家或者某個地區會計實踐活動本質特征的基本概括，它具有客觀性、抽象性、綜合性以及相對穩定性等特點(朱小平，2003)。會計模式是指為實現會計目標，由各種要素構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會計工作標準形態(于玉林，1994)。筆者認為，會計模式是指對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會計理論和會計實務特征的綜合性概括和描述，包括會計理論和會計實務兩個層面。理論層面的要素主要包括會計目標、會計立法、會計原則、會計準則、會計制度、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等，實務層面的要素主要包括財務報告的內容、會計實務程序與方法、會計管理體制、會計職業修養等。不同會計模式下的相同要素存在差異，應對其進行分類比較研究。
(二)會計模式分類當前理論界對會計模式的劃分標準主要包括：按會計模式運行的宏觀經濟環境(經濟管理體制)劃分、按會計活動的基本目標劃分、按會計活動的構成要素劃分、按會計活動的歷史時期劃分等。按照不同的劃分標準對會計模式進行分類研究，會得到不同的研究結論，并具有不同的現實指導意義。當前世界各國所實行的市場經濟體制大致分為：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有計劃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代表國家和主要特點如(表1)所示。按照各國具體市場經濟體制類型的不同，可將會計模式相應地分為：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會計模式、有計劃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會計模式、社會市場經濟會計模式、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會計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會計模式。
(三)會計模式理論層面的比較分析理論層面主要因素包括會計目標、會計立法、會計準則、會計信息質量要求。
(1)會計目標引導會計理論和會計實務的發展，會計目標是對會計工作提出的具體要求，是會計職能的具體化，因此，會計目標往往作為研究會計理論的邏輯起點，然而會計目標在很大程度受會計環境特別是經濟基礎環境的影響。不同會計模式下的會計目標比較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市場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通常都確立了明確的會計目標，即通常以維護私人或企業利益為主要目標，這是與其相對成熟和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息息相關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處于起步階段，會計目標也處于不斷改進和完善之中。2006年，我國新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將會計目標定義為：向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提供與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的會計信息，反映企業管理層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有助于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作出經濟決策。這是我國會計目標研究和建設取得的重要進步，同時也表明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正日趨成熟，我國會計與國際慣例的接軌日益緊密。
(2)會計法規是會計規范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會計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一國會計立法的完善與否，從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該國經濟體制的發展程度。不同會計模式下的會計立法比較如(表3)所示。從(表3)可以看出，市場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會計法規相對比較完備。多數國家的會計立法受本國商法、公司法或者證券法的影響較大。相比之下，我國尚未有商業法典從整體上規范和約束錯綜復雜的經濟行為，使得我國的會計法規缺乏完備的立法基礎。近年來我國的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企業有關的經濟活動也日益繁雜多變。為了能夠適應新的經濟環境和新的經濟業務，會計法規必須及時進行修訂和完善。
(3)會計準則及會計制度的制定過程及內容反映了國家的會計發展水平。只有科學合理的制定程序才能保證制定出科學合理的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在會計準則及會計制度的制定過程中，除了需要政府的必然介入以保證其權威性外，還需要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適當介入以保證其科學性和合理性。不同會計模式下的會計準則比較如(表4)所示。從(表4)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在市場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會計準則的制定大多都有政府機構和民間組織的介入，保證了其會計準則的科學性、合理性及權威性，從而得到社會的公認和遵守，為維護良好的市場秩序起到巨大推動作用。
(4)會計信息質量要求是對企業財務報告中所提供會計信息質量的基本要求。不同會計模式下的會計信息質量要求比較如(表5)所示。從(表5)的比較可以看出，我國在會計信息質量要求方面基本上與國際接軌。但由于我國正處在經濟體制改革的轉型階段，復雜多變的市場經濟環境對會計信息質量的要求在不斷提高。在我國2001年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中，規范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的原則屬于一般原則的一部分，“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原則，包括：真實性、相關性、可比性、一致性、及時性、重要性、明晰性等原則。我國2006年新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取消了“一般原則”及“會計信息質量特征”，代之以“會計信息質量要求”，并作為基本準則中獨立部分出現，這一變化的出現主要是為了與我國會計目標的變化相適應而做出的調整。新準則的規定是對原基本原則的補充和完善，更加強調會計信息的相關性，表明我國在會計準則建設方面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四)會計模式實務層面比較分析實務層面主要因素包括財務報告的內容、會計實務程序與方法。
(1)財務報告的方式和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會計目標的定位，不同會計模式下財務報告內容的比較如(表6)所示。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其會計目標明確合理，因此其財務報告的內容比較完備和詳盡。雖然法國和德國的會計目標
不盡相同，但其財務報告均著重體現真實和公允的原則，以便更好地維護國家或企業的利益。日本會計受德國會計和美國會計的共同影響，財務報告不但要為維護私人利益服務，而且還要為國家宏觀管理提供經濟信息。與這些國家相比，我國的財務報告內容不夠完備，且主要以資金管理為導向。財務報告的提供著眼于國家宏觀管理，強調資金的來源與運用，注重受托關系和經管責任，忽視為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提供服務。隨著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的頒布，我國財務會計報告的目標確定為向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提供與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的會計信息，反映企業管理層受托責任履行情況，有助于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作出經濟決策。這一變化決定了我國財務報告的方式和內容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表明我國在財務會計報告方面的建設取得了一定進步，但是與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
(2)有關不同會計模式下會計實務程序與方法的比較筆者依據美國會計學家弗雷德里克?D.S.喬伊等人采用的比較方式，選取不同會計模式下的重要會計實務事項進行比較，具體內容如(表7)所示。從(表7)可以看出，我國會計實務中重要事項的處理基本與國際接軌，但許多事項的處理方式是在新會計準則中加以規定，如存貨計價方法的選擇、融資租賃的處理方式等。但隨著會計實務和會計理論的發展，許多國際公認的會計原則正在發生變化，如資產計價的歷史成本原則正受到公允價值原則的沖擊。因此，我國在完成與國際會計慣例接軌的任務之后，必須結合國際國內的實際情況，加強對會計理論的研究，為實現會計實務的處理方法更加科學合理作出一定的貢獻。
關鍵詞：政府層級；強縣擴權；擴權強縣；省直管縣
中圖分類號：F22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09-0062-02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部分省級政府陸續進行了“強縣擴權”的改革探索，最近幾年財政體制上的“省直管縣”改革也開始啟動。從方向上看，中央肯定并鼓勵地方政府在這一方面進行的改革探索，并把此項改革上升到國家改革戰略布局的層面。國家“十一五”規劃中對此問題有兩處非常值得重視的新亮點：一是在完善財政體制中提到“理順省級以下財政管理體制，有條件的地方可實行省級對縣的管理體制”；二是在推進政府職能轉變中強調“優化組織結構，減少行政層級”。從發展的實際來看，改革還有繼續擴大和向縱深推進的趨勢。但鑒于中央目前還沒有具體的政策部署出臺，實踐探索中也出現了不少新的矛盾和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認真研究探討。
1 “強縣擴權”和“省直管縣”改革的現原因
可以說，實行“強縣擴權”和“省直管縣”改革有著強烈的現實動因。
(1)提升縣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處重要地位的需要。縣域國土面積超過全國的90％，人口超過全國的70％，GDP超過全國的50％。縣域經濟的發展程度如何，直接決定我國和諧社會和小康社會建設的進程。以往，由于城市改革和發展的任務極其繁重，縣域經濟發展的問題還沒有真正提到國家戰略的層面。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縣域經濟的發展規模與水平已直接關系到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實現程度，在構建和諧社會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進程中地位越來越重要，如果這個基礎不牢，就有可能拖累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
(2)統籌城鄉發展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需要。在城市快速發展的同時，我國廣大農村的發展速度卻比較緩慢，在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社會事業發展、基礎設施和城鎮建設面貌、財政支出、金融信貸、投資方面存在著“六個巨大反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農村經濟發展緩慢和農民長期貧困呢?有學者認為“是上層建筑已超出了地方經濟承載力”(張新光，2005)，筆者認為這個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為了解決城鄉差距拉大、“三農”問題嚴重、縣鄉財政信貸困難、社會事業落后等問題，近年中央對“三農”工作提出了新的戰略部署：一是提出了“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二是明確了“統籌城鄉”的基本方略；三是作出了我國總體上已經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發展階段的基本判斷；四是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基本方針；五是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
(3)改變資源配置方式來推動縣域經濟發展壯大的需要。近年，與縣域經濟發展有重大關聯的政策導向和創新部署引起廣泛關注：“縣域經濟”的概念已經出現在中央的重要文獻中，黨的十六大提出壯大縣域經濟，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大力發展縣域經濟。縣域經濟大發展的時代已經到來。發展壯大縣域經濟，需要改變縣域經濟發展的資源配置方式，其中比較重要的問題是政府層級改革應當逐步提上日程。比較而言，省、市、縣、鄉四級只能選其一。從歷史來看。省是比較穩定的建制，可考慮逐漸完善，不存在減少的問題。“縣”作為國家最為穩定的地方行政建制，始終發揮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其地位突出且作用越來越重要。目前有兩種選擇相對比較現實：一是從地級市改革人手；二是從鎮鄉改革入手。考慮到我國的實際，鎮鄉處在社會管理的基層，雖然問題較多，但還不能輕言撤銷，比較可行的應當是從地級市改革入手。市管縣這種體制的發展延續有非常復雜的原因，以往在我國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進步方面也曾起過重要的作用。要改變縣域經濟發展的資源配置方式，行政管理體制和行政區劃就需要有新的突破及統籌安排，在地級市這個中間領域進行改革，具有上下聯動的突破效應，有利于發展縣域經濟的實質性推進。
(4)提高政府服務績效和探索公共管理創新的需要。公共組織和公共管理體制的創新是世界政府管理的發展大勢，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我們不必照搬，但屬于公共管理層面的改革經驗我們也要重視。近些年來，扁平化政府組織結構已成為世界各國行政改革的趨勢，公共組織的改革和創新頗有新意，也有較好的實踐。
2 強縣擴權和省直管縣改革中遇到的現實問題
目前我國有504個縣(市)進行了強縣擴權的改革，占縣(市)總數的四分之一，各省的強縣擴權和省直管縣改革試點，主要是下放經濟管理權，省對縣的財政進行直管，實行省一縣二級財政體制，但仍維持市對縣的行政領導地位。
從國家行政學院調研組2006年8月對浙江的調查來看，目前改革中也遇到了不少實際問題：一是經濟強縣社會管理權限和力量明顯不足，影響了政府職能的履行。如公務員錄用的審批、社會中介機構審批、機動車駕駛證登記和審驗、職工傷殘等級鑒定、醫療機構設置、自來水及排污費征收、涉外(婚姻、經濟案件、刑事案件)等都需要到市或上級辦理。二是經濟強縣發展需要的市場監管服務機構缺乏，編制受限。如海關、商檢、金融監管機構等沒有編制，已有的工商、稅務、環保、質監等的編制也受到限制。三是強縣擴權和省直管縣改革政策與國家體制和法律、法規不適應，許多權力難以真正下放，有的下放的權力又收回來了，如這項改革與條塊的矛盾、與法律、法規的不一致、缺少銜接和細則等。四是經濟強縣的財權和事權不匹配，基礎財政壓力日益增大，如存在不少“上面請客，下面埋單”的問題。
從各地的實踐反響和新聞媒體的報道來看，一是省轄市對擴權縣市的支持力度減弱；二是省直部門在擴權政策中定位模糊；三是擴權帶來的這部分縣(市)事實上與原來隸屬的省轄市管理脫鉤，催生了與原來省轄市的矛盾。這就增加了這些縣(市)主要領導進行協調的工作量。
3 現行政體制省直管縣的路徑和配套改革設想
實踐表明，“強縣擴權”和財政上的省直管縣應當是行政體制上的省直管縣的漸進過渡。從實踐來看，減少財政層級，通過“省管縣”的改革，爭取把地方四級財政先扁平化為省、縣(市)、鄉鎮三級，將來(5－10年)有條件的也可以簡化為省、市(縣)二級。在此基礎上，再經過5－10年，完成向行政體制的過渡。總的方向應當是，地級市不再管縣(級別可保留)，市和縣分治，相互之間不再是上下級關系，統一
由省直管，即省直管縣。改革后，市與縣的經濟合作聯系要以市場推動為主，政府協調配合為輔，逐步形成區域經濟發展的共同體。
目前重點從財政上推進省直管縣的改革，其類型可能有三種：一是在已經形成區域經濟中心和積極構建區域經濟中心的發達地區，如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直轄市和廣州、深圳、南京、武漢、青島、大連等城市化比較高的副省級城市，可重點加大推進鄰縣“撤縣建區”的力度。為構建區域經濟中心，較發達的地級市也可適當擴大管轄范圍，改進郊縣全部或部分為市轄區，或將幾個近郊縣部分區域劃歸市轄。二是在西部面積比較大的欠發達地區，如新疆、、青海、內蒙古等省區，在區劃沒有調整的情況下，仍維持目前的行政管理格局，但可向縣級單位下放一些權力，選擇部分縣進行直管試點。三是在上述兩種情況外的大部分區域，特別是區域面積相對小的省份，積極探索省管縣的改革，條件成熟時實行從財政體制過渡到行政體制意義上的省直管縣。
中央、省級政府應當在各地探索的基礎上，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財權和事權，從而設定地方政府的職能。在此基礎上加強統籌協調，在適當的時候出臺比較穩妥的漸進式改革舉措，以保證改革的推進力度。在發展縣域經濟，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背景下，縣級政府責任重大，為了使縣級真正成為一個“完整的政府”，省級政府應把大量的行政審批權限和經濟管理權下放到縣級行政單位，有些中央和省直管單位也要考慮權力下放到縣里，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這既是目前縣級行政單位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也是需要盡快統籌解決的問題。
減少政府層級改變市管縣體制，實行省直管縣，同時還需要行政區劃和行政管理體制的配套改革。
一是解決我國省級政府的管理規模和幅度普遍較大的問題。借鑒我國歷史和國外區劃的經驗，縮小省級政府的管理規模和幅度，合理界定中央與地方的事權關系。合理下放和配置權力，能夠減少和避免地方主義的出現，可以發揮中央和地方政府兩方面的積極性。筆者以為，可考慮以增設直轄市、分拆和重組等方式適當增加省級政府的數量，至少應有10－20個左右的省級單位的空間。比較穩妥和可行的是應重點考慮增加新的直轄市，例如，逐步從大連、青島、南京、武漢、寧波、深圳、廣州、西安、烏魯木齊等城市選擇都有一定的理由和基礎。
關鍵詞：市場經濟；高校人事；管理制度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競爭激烈，對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斷的提高，促進新型高校面對中艱難的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高校人事管理制度是高校滾利工作領域中主要的核心內容。我們根據宏觀調控的理論，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對高校人事管理制度作出了分析。
一、新型高校人事管理制度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條件中的重要作用
新型高校人事管理，在整個高校的管理工作當中有著十分重要的位置，人事管理主要的工作任務是，負責高校中機構的設置和教職工編制，配備。考察，獎罰和培訓及其不同專業技術人員在職務上的評聘。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環境下，新型高校的認識管理制度就應該適應這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就要求高校進行人事管理的改革，重要的作用是：
1.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可以促進辦學效益，適應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
我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是以市場經濟競爭為基礎，我國通過在競爭中獲得更高的經濟效益，在競爭環境當中主要指的是科學技術和高校人事管理上的競爭，在一定的程度當中，我們應該合理的調節人才資源上的競爭，新型的高翔要想促進辦學的經濟效益，就必須要加強人事管理制度的工作，對高校人事管理制度進行改革。用科學發展的眼光對適應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新型高校的人事管理制度進行改革。
2.新型高校人事管理的改革，可以完善高校人事管理體制
我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高校傳統的認識管理體制相比較，一定會發生摩擦。這種摩擦的發生在很大的長度上可以推動高校人事管理的工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新型高校的認知管理制度的改革，指市場經濟體制和高校的教學相互結合的重要內容。改革的核心是對認識管理制度上的改革，然而在高校人事管理工作中，對重要的部分是高校內部當中建立的對人才競爭上的制度。我們通過高校人才管理制度的改革，充分的實現了教職工人員的配備，實現了新型高校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人事管理的制度。
二、不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高校人事管理工作的表現
1.高校人事管理體制方式上的不適應
傳統的高校人事管理的體制當中，在管理方式上是過于陳舊簡單的，并且缺乏一定的管理機制，目前為止，在高校人事管理體制并不完善，仍然處于更新之中，在對于能力吧的培養上相對薄弱，在高校人事管理的人才選取的問題上，民主的程度并不是很高，總體來說，新型的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在不斷地完善與發展，但是在某種程度上，還會存在著一些領導干部缺乏競爭的意識，在人才選取上缺乏自主性。
2.高校人事管理手段上的不適應
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要求高效率的進行人事管理制度的工作，新型高校的人事管理應該具有高科技的現代化的管理的手段，我們對西方發達的國家而言，倘若在管理上跟不上時代的發展 ，就不能達到較高的效果，當前，新型的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的管理手段和西方的發達國家相比，還是比較落后， 在很大的程度上杜宇的是經驗型和手工業的階段，我們要配備科技現代化的設施，具有一些列先進完善的人事管理的制度，在人事管理的手段上適應于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三、我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新型高校在人事管理制度上的遐想
1.解放思想，建立新觀念
高校人事管理人員應該轉換傳統的管理理念，實踐創新進行改革，根據以往的實踐經驗和教訓，解放思想，敢于創新，建立新型觀念，才會是高校的人事管理管理制度適應于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樹立時念，深刻的記住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前提和目標，根據當今時代的需求，明確高校人事管理工作的主要思想內容和選人的準則。建立人才的理念，我們要尊重知識，重用人才，要有一定的對人才的愛惜，善于發現和重用人才，充分的選取有德有才的人，在綜合素質夠合格的條件下，對人才進行提拔任用。
2.合理的調配人才資源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人才競爭體制的建立是人們的長處和工作崗位特點的有機結合，我們要在客觀條件的基礎上，明確工作的內容，實踐時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通過實踐確定是否符合這樣的要求。
在建立公平競爭的環境下，充分的做好人才的選用，不公平的競爭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和傷害了人的積極性和自尊心。在公平的環境下，可以使人才能夠得到充分的競爭刺激，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利于人員的選配，調動人才的積極性。
四、總結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給新型的高校提供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挑戰，我們必須深化改革不斷的擴大開放性的社會，才會進一步的加強新型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的更大提高。
參考文獻：
[1]閻雪瑞：淺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體制下的高校人事制度改革[J].渭南師專學報.1998（03）.
關鍵詞：養老保險制度完全積累個人帳戶公營管理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上許多國家紛紛進行了養老保險制度改革，90年代以后各轉軌國家也各自推出了新的養老保險制度。這些改革措施或思路都借鑒了現代經濟學的新的發展成果，大多數在本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它們的經驗無疑對于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國外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案要點
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是20世紀的一大社會進步。然而，經過幾十年的運行，這一制度暴露出不少問題，主要體現在對本國經濟增長的負面作用和社保機構自身的財務危機上。20世紀70年代，各國已經開始醞釀要改革這一制度。
（一）智利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
智利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具體的行動可以認為始于1981年的智利改革。當時智利的社會保障制度以現收現付制為基礎，廣泛地覆蓋了養老金、撫恤金、疾病補助和津貼。隨著人口老齡化階段的到來，加上原有體制存在的不公平所導致的效率低下，社保機構的財務狀況呈不斷惡化之勢，到20世紀70年代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政府決心對原有制度進行徹底改革。經過政府的努力，1980年智利通過改革法案，1981年新體制正式實施。其具體內容包括：政府強制性規定公私單位的所有雇員都必須參加養老保險，每人每月將不少于工資10%的資金存入自己的個人帳戶，形成養老基金；政府的養老基金監管局只負責規范與監督基金的管理，而不具體參與實際管理事務。私營性質的養老基金管理公司（AFP）是法定的經營管理者。基金所有者有權選擇和更換養老基金管理公司，這迫使各個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在價格和服務方面展開競爭。政府對養老基金管理公司的設立標準、財務狀況、資產結構進行監管，并要求其交納風險準備金；養老基金管理公司嚴格按照分散化、透明化和獨立化的原則來進行管理，基金可以用于購買政府債券、企業證券和民營化的公共設施；基金所有者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后，可以從自己選擇繳費的養老基金管理公司領取養老金，或者將積累的養老金連本帶利轉向人壽保險公司以支取年金。新的養老保險制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
（二）轉軌國家養老金改革方案實施
許多轉軌國家認為，智利的完全基金化的強制性定額繳款體制對于它們并不合適，因為這一體制存在兩個缺陷：該體制沒有真正分散風險，比如，一旦出現持續的惡性通貨膨脹，或者資本市場出現大的波動，完全積累的基金制將可能破產。更何況轉軌國家的資本市場還不完善；由于存在轉軌成本，智利模式難以在具有龐大的現收現付體制的國家內實施。
1994年，世界銀行關于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提出了一個“三支柱”方案。這一方案對于轉軌國家的養老保險制度的重建產生了決定性影響。該方案的主要內容是養老金的來源應該多元化，具體來說就是要通過現收現付支柱、強制性基金化支柱和自愿的輔支柱（即個人的商業保險部分）這三個支柱來保障個人未來得到穩定的養老金。贊成該方案的人士認為，由于該體系的每一個支柱分別是通過勞動市場、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來組織和運行，因此是暴露在不同類型的風險之下，這樣，體系內總的風險得到了有效的分散。
從1998年開始，轉軌國家開始紛紛按照三支柱方案來設計本國的養老保險制度，盡管各國在具體的操作方案和制度的側重點上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別。這些轉軌國家養老金改革方案的基本特征是引入基金化支柱，該支柱將與經過改革的現收現付支柱并存。它們力求形成一種包含了代際聯系的優點和強制性長期個人儲蓄的優點的混合制度。
我國完善養老保險制度的緊迫性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緊迫性來自以下方面：我國人口老齡化階段的迅速來到。由于我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特殊的人口政策，2030年我國的退休人員將達到高峰期，根據估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將比世界上其他大國來得都要快；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加速發展期，城市人口的增加在今后的一段時期內會非常迅速，而目前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主要覆蓋的是城市人口，這意味著加入到這一制度中的人口會越來越多；經濟體制轉軌的需要。目前許多退休人員的養老保障還多少依賴于原來所在的國有企業，這加重了國有企業的負擔，不利于下一步國有企業的徹底改革；宏觀經濟發展的需要。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取向
本文以養老資金的財務機制和養老基金的管理方式兩個方面討論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取向
（一）養老資金的財務機制
對于我國養老資金的財務機制，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存在三種觀點：主張實行完全的現收現付制，認為該制度管理成本低，互濟色彩鮮明；主張部分積累制，實際就是統帳結合，該制度與世界銀行的“三支柱”方案本質上是相同的；主張完全積累制，即社會統籌的部分也要進入到個人帳戶。對于第一種觀點，除了前面講到的人口老齡化和城市化原因使之不可行外，還有一個微觀層面的問題，即如果提高繳費率來緩解支付壓力的話，無疑要增加企業的成本，最終導致國內企業的虧損面大大提高。
目前，比較主流的觀點是部分積累制，根據這一觀點，社會統籌部分通過現收現付制來提供最低養老保障，而個人帳戶方面通過企業和個人繳納的基金積累則既有利于提高社會儲蓄率，又有利于激勵個人的工作積極性。因此，該觀點似乎最為合理。但是，國內外學者中對此都有不同看法。費爾德斯坦認為，考慮到我國目前實際上資本的邊際產出大于工資總額的增長率，因此，將現收現付制部分改為基金制，將大大降低政府的財政負擔。郭樹清則是國內強烈主張完全積累制的代表人物，其理由是：完全的個人帳戶制使得養老保險的享用與貢獻完全掛鉤，可以徹底打破“福利大鍋飯”；完整的個人帳戶打消了人們的其他幻想，有利于繳費的順利進行；政府難以擠占；制度透明度高，管理成本低；可以取得最好的積累和增值效果；由于城市化進程加速，不搞個人帳戶，政府的養老保險負債會越背越大。他認為，為了體現基本養老金的互濟性，可以拿出統籌部分繳費的30%-50%平均化后再記入個人帳戶。筆者認為，完全積累制應該是兼顧公正與效率的最好制度。特別是，轉軌國家所擔心的完全積累制不能分散風險的擔憂，可以通過現代金融工程來設計收益和風險水平固定的金融產品來化解。
（二）養老基金的管理方式
不管是部分積累制還是完全積累制，都面臨個人帳戶中積累的資金如何管理的問題。世界上實行個人帳戶制的國家在資金管理方面存在兩種方式，一是前面講過的智利的私營管理模式，一是新加坡的公營管理模式。對于智利的私營管理模式的具體運做方式及優點，前文已經提及，但是，斯蒂格利茨對私人管理個人帳戶提出了兩點疑慮：私人管理基金對資本市場的發展水平要求較高，而許多國家都滿足不了這一條件，即使資本市場狀況良好，也會存在管理成本過高的問題；不能為個人提供充分的保險以避免通貨膨脹這種風險，而定額給付制可能更好。
新加坡的公營管理模式具體為：所有雇員和雇主每月按雇員薪金的一定比例繳納公積金到中央公積金局設立的個人帳戶，基金由中央公積金局統一管理；中央公積金局按政府規定的利率付給利息，基本上相當于其國內主要銀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或略高。長期以來，新加坡的個人公積金管理一直非常成功。但是對于這一公營模式也存在詬病，包括：中央公積金局將該筆巨額資金交給新加坡財政部，由財政部進行投資，政府投資難免會降低投資效率；政府掌握這筆資金的使用權進行公共項目投資，這有悖于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
客觀地講，兩種模式的優劣很難區別，筆者認為，考慮到我國目前資本市場尚不完善，而且私人投資管理水平和私人信用尚有欠缺，因此，至少在今后一段時期內，選擇公營模式可能更符合國內的情形。當然，對于具體負責運營的公共投資管理機構，政府應該通過立法來保證其經營的獨立性，同時對于其權限和責任，包括投資領域給予明確化。
除了養老保險制度本身的改革之外，配套政策的實施也是非常重要的。簡言之，這些政策應該包括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同步進行機關事業單位養老制度的改革、修改公司法和勞動合同方面的法律條款，以及進行養老保險制度的立法。
關于體制轉軌而發生的隱性債務問題，最重要的一點是政府已經明確表示愿意承擔其補償問題的解決。總體上看，減持國有股權和出售其他國有資產，或者直接劃撥國有股權應該是進行債務補償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合理的籌資渠道。
綜上所述，隨著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目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期。通過借鑒國外的改革經驗和考慮國內的實際情況，本文認為，我國應該建立完全積累型的個人帳戶制，社會統籌和企業與個人繳納的資金都應該進入到個人帳戶，同時，現階段應該選擇公營管理模式來對積累的資金進行投資管理。當然，在進行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同時，相關配套政策的實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兼顧公正與效率的養老保險制度對于我國在今后20年的戰略機遇期內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一定會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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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縣級政府；行政體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D03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3-0055-02
1 縣級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1.1 縣級政府行政管理體制自身建設的需要
縣級政府作為中國現代行政構架中的一個重要層級，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遇到了職能轉變的困境和前所未有的財政壓力的挑戰，構成了縣政改革的根本動因。伴隨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由“吃飯財政”引起的對縣級政府規模增長的關注，重心集中在機構改革方面，而二十多年機構改革的種種努力都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的歷史起點，面對新形勢新任務，現行縣級政府行政管理體制仍然存在一些不相適應的方面。政府職能轉變還不到位，對微觀經濟運行干預過多，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仍比較薄弱，部門職責交叉、權責脫節和效率不高的問題仍比較突出；縣級政府機構設置不盡合理，行政運行和管理制度不夠健全；對行政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還不完善，、、等現象仍然存在。這些問題直接影響縣級政府全面正確履行職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經濟社會發展。
1.2 縣級政府職能轉變的需要
縣級政府作為我國農村基本的區域性政權設置，是國家機構承上啟下的重要環節，是統籌城鄉發展的樞紐。同時，縣級政府擔負著許多繁重的任務，面臨的困難和矛盾最為集中，職能轉變的任務最為艱巨。構建和諧社會的歷史任務對政府管理和服務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縣級政府承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而政府管理與服務的能力與政府職能的轉變是密不可分的。縣級政府要適應和諧社會的發展要求，必須全面加強政府管理的觀念更新、職能轉變和行為規范。
縣級政府應當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需要，加大縣級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力度，推動縣級政府職能不斷向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轉變。縣級政府要努力實現從以行政手段管理為主向以經濟和法律手段管理為主的轉變，政府職能要適應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要求，減少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形成以間接管理為主的宏觀調控框架，建立市場監管體系，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
1.3 縣域經濟發展的需要
縣級政府除了要擔負必要的政治、社會、文化等職能外，經濟職能是極其重要的乃至核心的職能。縣級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發展經濟，實現地區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并盡量減少市場力量的負面效應。
縣域經濟在國民經濟大系統中處于基本層次，是宏觀經濟層次中最基本的調控單位，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國民經濟的區域基礎和基本支柱。縣域經濟貼近物質資料生產的實際，處于行政管理和政策落實的前沿，始終發揮著承上啟下、連接城鄉的作用。縣域經濟的發展，不僅直接解決絕大多數人口的就業和生活問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而且直接從基礎層面影響人地矛盾運動的性質、規模和方向。縣級政府的體制改革是運作縣域經濟的必要條件。縣域經濟是一個功能完備的綜合性經濟體系。是由多種所有制形式、多部門結構、多層次隸屬關系和多級生產力水平構成的地域性生產綜合體。如何根據發展縣域經濟的需要，相應的進行縣級政府的體制改革，就成為在當前形勢下需要思考并解決得當務之急。
2 當前縣級政府行政體制存在的弊端
2.1 縣級政府機構角色定位失當
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社會仍處于轉型過程中，縣級政府機構角色失當現象仍普遍存在。主要表現在：(1)縣級政府自恃為“權威型”的領導者。出現新體制下的角色與舊體制下的角色錯位。縣級政府習慣于沿用傳統體制下的政治、行政命令方式，靠行政強制力行使職能，重視行政干預，忽視協調指導。(2)縣級政府充當了“全能型”的管理者，造成職責內角色與職責外角色錯位。縣級政府大包大攬，把對經濟的管制和社會的管理都納入了自己的職能范圍，造成其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之間的職能錯位。(3)縣級政府擔當了“忠實的”持家者，導致主要角色與次要角色錯位。縣級領導干部輪換調動頻繁，造成縣級干部的短期行為，縣屬企業發展緩慢，財稅資源枯竭，從而使縣域經濟的長遠發展難以為繼。
2.2 政府職能不適宜市場經濟下的要求
縣級政府作為中國現代行政構架中的一個重要層級，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遇到了職能轉變的困境和前所未有的財政壓力的挑戰，構成了縣政改革的根本動因。伴隨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由“吃飯財政”引起的對縣級政府規模增長的關注，重心集中在機構改革方面。縣級政府并沒有從根本上按著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轉變政府職能，基本上還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體制和框架內運轉。縣級政府的權力關系沒有走上規范化的道路；政府過多地干預了縣域的具體經濟行為，“政企分開”并不徹底；“政事分開”僅僅流于形式，致使政府威信降低、動員能力低下；最突出、最根本的問題是財政制度、機制和程序的缺失，降低了縣級政府的能力、扭曲了縣政的基本功能。
2.3 現行市管縣體制不利于縣級政府的發展
我國現行縣級行政區劃和設置的基本框架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是在當時生產力十分落后、交通和通訊能力極其低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正得以強化的歷史背景下而確定的。通過近半個世紀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的大規模建設和高速度發展，實際情況和客觀條件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從而使現行縣級行政區劃和設置與當今時代不相適應的矛盾已日見顯露。現有的縣級行政區劃和設置的基本格局，與當今我國各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實際狀況和客觀條件已經難以適應。
3 縣級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對策
3.1 重塑中國縣級政府的角色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程中，縣級政府角色的轉換勢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緩。縣級政府角色的轉換是發展縣域經濟、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它必須完成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換，從行政管制向依法行政轉換，從制定計劃的政府向引導、培育市場的政府轉換，從以權力為運轉軸心的政府向以社會公共服務為核心的政府的轉換，從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轉換。換言之，縣級政府的角色應該由“權力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
進程中，縣級政府必須對其性質、職能、權力界限、功能范圍、行為方式和活動領域嚴格界定，履行好自身應該承擔的任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程中的縣級政府必須改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大政府、小社會的舊格局。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政府機構臃腫、職能交叉重疊、運轉效率低下的狀況，實現人員精干，高效運轉，以最少的行政成本，實現最優化的行政管理。
3.2 實行省直管縣體制
通過推行省直管縣，可以改革目前我國行政區劃中不合理因素，特別是參考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等因素情況下劃小省區，劃清邊界，有利于改善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有利于加強中央的領導，有利于為國家和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行政區劃體制環境。在經濟上實施強縣擴權，在財政上實行省管縣，可以賦予縣級政府更大的自，把一些原本屬于地市級政府的行為審批權里直接下放到縣。
“省直管縣”體制改革在我國目前雖然只是在試點階段，但從目前的情況至少可以窺見其具有一定的優越性：第一，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縣的發展環境得到了優化，使之擁有更大的自，形成一批經濟活力強、發展速度快、綜合素質高、帶動作用大的縣。從而有利于城鄉經濟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第二，實行“縣財省管”體制可以繞過市這一級周轉和盤剝，提高了財政資金運轉效率，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縣的財政困難，強化了縣主觀上的努力程度，調動了縣發展的積極性；第三，促進了市級政府工作職能由領導型向自我發展型的轉變，實現了工作重心的轉移，同時，為下一步行政體制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礎。
3.3 優化縣級政府公共服務職能
1.1區域性特征
縣域經濟因其所存續、依托的資源條件、地理位置、經濟發展基礎、經濟區位的不同而不同，所以縣域經濟具有明顯的區域性特征。市區與城郊、內陸與沿海、北方與南方縣的縣域經濟都會呈現顯著差異，其也是不同的經濟存量、發展速度、發展變量存在巨大差別的基礎條件。所以，從空間定位來看，縣域經濟具有明顯的區域性特征。
1.2系統性特征
在縣域經濟中，包含著若干構成因子，在這些因子的有機結合下又形成了一個有序、完整的系統。以農業縣域經濟為例，其包括產前、產中及產后；生產、加工、營銷；農科教、銷等環節，在這些環節的結合下又自動形成一個運作系統，縣域經濟中的金融、財稅、商貿、工業等行業亦是如此。站在全縣的角度來看，其可視作為一個龐大的系統，各行各業可視作其子系統，這些子系統相互依存、相互聯系，在這些子系統的結合下，使得這個龐大的系統得以高效、有序地運轉。
1.3整體性特征
縣域經濟具有完整的經濟結構，其包括了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工商建運服、農林牧副漁一應俱全。同時，縣域經濟也包含了各種社會關系、社會要素和社會結構，如社會保障、政府企業、城市鄉村、工業農業等，正是這些經濟要素組成了完整的縣域經濟，使其在功能上、結構上具有整體性。
1.4綜合性特征
在縣域經濟中，不僅包含了完整的經濟行業與經濟部門，同時也包含了服務于經濟建設的相關行業、部門，例如藝體衛、教科文、工青婦、黨政軍等，其幾乎囊括了社會所有行業，所以其在行業及部門構成來看，具有綜合性特征。
1.5復合性特征
縣域經濟，既包含農業經濟也包含工業及第三產業經濟，既包含城鎮經濟也包含農村經濟，不僅有國有經濟，也有集體經濟、私有經濟、個體經濟。長期以來，我國都存在著城鄉二元結構體制，這一體制也在縣域經濟中得到了典型、完整的體現，由此可看出，縣域經濟具有典型的復合性特征。
1.6層次性特征
首先，在國民經濟中，縣域經濟是一個基礎經濟層次；其次，從縣域經濟構成來看，其包含了從縣城到鄉鎮再到農村三個經濟層次，所以其具有明顯的層次性特征。
1.7開放性特征
市場經濟，作為一種開放式的經濟，在此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縣域經濟也勢必具有開放性特征。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完善下，區域化經濟社會分工也不斷增強，縣域經濟也隨之不斷發展、完善，在此情況下，縣域經濟的開放性特征也將不斷被強化。
2、縣域經濟的作用分析
2.1國民經濟中重要的經濟基礎
首先，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其植根于廣袤的縣域范圍內，其亦是縣域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任何經濟發展階段，農業的這一基礎地位都不會有所動搖。農業發展狀況會直接關系到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其次，鄉鎮企業既是縣域經濟的一大支柱產業，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方面軍，它也是縣域經濟成為國民經濟區域基礎的重要原因。最后，在縣域范圍內，廣大的農村市場也是商品流通數量最多的賣者和買者，農村市場狀況，在很大程度上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興衰。
2.2建設小康社會建的主要支撐力量
我國從21世紀開始，全面進入了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歷史時期。壯大縣域經濟，對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壯大縣域經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切入點。在小康社會建設工作，農村是其重點和難點。縣域經濟一方面以自身的工業、商業、服務業為農村合作經濟、家庭經濟提前、產中、產后服務，另一方面又以其集聚的資金、技術、人才等直接為種植業、養殖業等農業服務，是整個國民經濟網絡中與農村、農業、農民最直接、最基層的結合點。沒有縣域經濟的發展壯大，農民的小康、農業現代化便無從實現。
2.3推動城鄉改革的關鍵突破口
[關鍵詞] 濟南經濟開發區 行政管理 體制創新
一、濟南經濟開發區現狀分析
濟南經濟開發區(以下簡稱開發區)，總規劃面積30平方公里，作為全市東西兩翼展開的重要載體，目前已初具規模，現已實際開發12平方公里。區內設有魯能工業園、高科技電子工業園、食品工業園、綜合加工園以及相配套的生活服務區等；現有企業130多家，其中總投資在億元以上的有15家，4家為世界500強企業。開發區主要生產門類有電子、機械、汽車零部件、輕工、食品等。自2001年以來固定資產累計投入71.8億元。特別是2005年以來，開發區有了突破性發展，開發區發展戰略研究和30平方公里的控制性詳規已經完成。基礎設施投資僅2005年就達到3.9億元，實現了“七通一平”，形成了“四縱六橫”30公里路網，輻射面積達20平方公里，綠化面積達58.2萬平方米。2006年濟南經濟開發區進入全省“十大產業集群”行列，被命名為山東省機械裝備產業集群。經濟開發區已成為濟南西部工業投入的核心區，招商引資的聚集區，科技創新的示范區，功能完善的新城區，促進全市工業發展的又一重要增長極。 2005年以來，開發區共引進項目42個，總投資55億元，其中外資項目5個，投資過億元的15個，過5千萬元的15個；年底在建達到40個以上，創歷史最好水平，其中，投資18億元的濟南柴油機廠、投資2.6億元的重汽工業園、投資4億元的聯想濟南沃德汽車零配件有限公司、投資10億元的濟南魯聯集團產業園區、全國試驗機行業規模最大、市場占有率最高的行業排頭兵企業濟南試金集團整體搬遷項目、國內變壓器行業前5強濟南志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投資3億元的生產塔式起重機的專業公司通發實業，投資1.2億元高強標準件項目紛紛落戶開發區。
作為功能區，開發區對增強長清區乃至濟南市的經濟發展所起到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隨著功能區發展的日益成熟，功能區與行政區之間，在行使各自職能的時候，矛盾與沖突也越來越明顯。在這樣的背景下，理順開發區管委會與行長清區政府的關系，也就理順了功能區與行政區的關系以及政府與企業、市場與社會的關系。
二、開發區現行行政管理體制存在的矛盾與問題
伴隨著經濟實力和經濟地位的不斷增強，開發區的管理體制經歷了不斷創新的過程：但出現了一些問題。 新區內部塊狀管理依然、條塊關系難理。
1.現代功能區管理體制與傳統行政區管理體制難以融合
開發區實際上由長清區和開發區共同管理，開發區代表的是現代功能區管理體制，它與以長清區為代表的傳統政府管理體制，在形成背景、管理理念、管理方法以及管理效率等方面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功能區運行的管理體制，是在引進發達國家先進的經濟管理理念的基礎上，以開發區管委會為載體，在強化服務意識、精簡管理機構、加強依法管理等方面進行了改革。與之相對，形成于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傳統政府經濟管理體制，是以政府為載體的，政府對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的控制程度和干預程度較高。現代功能區管理體制與傳統行政區管理體制交織在一起，但卻難以融合。
2.行政區經濟現象
計劃經濟體制所形成的慣性以及新形勢下日益明顯的“行政區經濟”現象，使政府經濟管理的計劃色彩依然很濃。功能區管理體制和傳統政府經濟管理體制性質上的巨大差異決定了兩種體制的難以融合，由此強化了功能區與行政區之間的某種分裂狀態。
改革開放以后，縱向責權的下放，大大激化了各級政府對本行政區內經濟發展的責任意識，但同時也強化了地方政府的塊塊經濟與地區本位主義傾向。開發區與行政區之間在資源整合、產業分工等方面的合作意識和全局意識較差就是管理體制改革滯后所帶來的地區本位主義傾向的具體表現。造成開發區與長清區產業布局出現一些不合理狀況。由于行政區層次的法定性和固有性，以及嚴格行政區劃和過度分權所強化的行政區政府的利益主體地位，導致了日趨嚴重的分裂狀態。
3.現行管理體制層級重疊
開發區的范圍主要析自平安辦事處，既歸長清區管理，也歸開發區管理，出現管理體制的層級重疊。
長清區是濟南市的一級行政機構，副局級政區，在行政管理方面直接對濟南市人民政府負責；經濟開發區是省級開發區，局級建制，盡管不是一級政府，但享有局級經濟管理權限。向濟南市人民政府負責，但實際運行中，尤其在行政管理工作方面直接對長清區人民政府負責。濟南市領導開發區，長清區也能領導開發區的。
開發區的管理結構具有一定的復雜性，這種重疊的結構，使得開發區管委會管理職能的高效發揮受到制約。因此，對新舊兩種管理體制的統合是十分必要的，這種統合對開發區整體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4.事權不集中、管理難統一
從開發區現行行政管理體制的上述特點來看，目前行政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問題是相當明顯的。當初設立開發區管委會的目的在于通過管理的統一，強化新區作為一個整體來發揮功能。作為對應于傳統政府行政管理體制來說，這種新的體制是符合開發區經濟社會發展內在需求的，但是在新體制實施的過程中，卻發現新舊體制的難以達成協調關系。在新體制實施過程中，發現盡管新區管委會被賦予了規劃、指導、協調等職責，但并不擁有對各行政區和功能區的行政管理權力，這樣一來，就出現了 “權責不對等”、“有責無權”的現象。而且，在不擁有對內部各區的人事權和財政權的情況下，開發區管委會被賦予的統籌規劃和綜合協調等權力是難以實現的。所以，在新舊體制不相協調的情況下，開發區內部各區協作與分工的加強、整體功能的發揮也就難以得到保證。
三、開發區管理體制創新的基本構想
雖然開發區現行管理體制曾經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這種管理體制與新的發展需求已經不相適應，因此為了避免功能區與行政區之間的無序競爭和內耗，增強區域整體效益的發揮，探索建立統一的管理體制模式，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機制，加強各區之間協作，在區域內形成互利互惠、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新機制勢在必行。
1.體制創新
在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方面，從開發區管委會1999年成立，就一直在進行不斷的改革，與目前國內比較先進的地區比較而言，開發區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還處于爬坡階段。比如浦東新區經過幾個階段的改革，可以說目前已經處于比較優化的階段，改革后的行政管理制度可以使浦東新區相對有效地進行資源組織，發揮整體優勢，促進整體發展。
最初，浦東新區也是實行管委會制，但在2000年10月，浦東新區正式建立人民政府。新區政府機構仍然保持了“小政府、大服務”的格局，實現了政企分離。為了更好地轉換政府職能，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辦事，浦東新區還積極培育和發展行業協會，發展專業機構和中介組織，健全了市場服務體系。
而開發區目前仍是以管理委員會形式管理、開發、建設，這種管理模式目前已開始出現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開發區管委會在調動當地資源、統籌基礎設施建設和完善社會職能等方面都會面臨著較大的困難，如果這種體制不加以改變，勢必影響到開發區今后的進一步發展。因此，開發區可以借鑒浦東新區的經驗，建立起能夠滿足新的競爭發展需要的政府管理體制。
2.層級精簡
開發區現行管理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多頭領導。這些問題導致了經濟活動主體的上級部門過多、且不統一、難以協調，在處理行政事務時容易出現推拉扯皮，效率低下的現象，從而影響開發區整體發展。目前，開發區內部各區的行政管理部門是長清區人民政府，其經濟管理部門是開發區管委會，這樣的設置安排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但是，在管理工作的實際運行中，開發區管委會對內部各區在經濟方面的統籌管理是難以實現的。因為，盡管有開發區管委會，但是開發區的管理工作仍然是由行政區的行政管理機構起主導作用。因此，開發區在區域規劃、產業選擇、項目引進等方面往往從本位出發，而忽視了市場的調節作用。而開發區管委會由于沒有人事權、財政權，許多新區內跨行政區和功能區的建設項目的實施也難以組織和協調。因此，開發區要發展就必須在行政管理制度中，協調好功能區管理機構與行政區管理機構之間的關系，明確各管理部門的職責與職權，并對管理部門與層級進行簡化，由原來分別管理走向統一管理，原來的瘦長型管理結構，向扁平型結構調整。
3.責權明確
改革開發區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解決現行體制中存在的責權模糊的問題，就必須提高開發區的規格，濟南市和長清區要下放行政權力，以解決新區權力分散的問題。將“管人權”與“管事權”結合起來，強化開發區管委會對經濟發展的統籌、協調職能。根據開發區的功能定位和整體功能開發的需要，由濟南市人民政府統一領導，并確立開發區為濟南市的法定建制區。整合開發區、長清區功能，逐步形成統一規范的管理體制，并在適當時機調整行政區劃，確立開發區法定建制區的地位。開發區也將完成從當前的功能區向新城區的轉變。
4.建立“小管理、大服務”的管理體制
上海浦東新區、廣州蘿崗新區的發展都為開發區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而且開發區經過近十多年的實踐，也積累了自己的發展經驗，并且已經建立了與國際接軌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開發區不斷嘗試和探索新體制，積極進行行政管理、投融資、社會保障、土地使用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在行政管理體制方面，實行“小政府、大社會”的新型運營機制；在投資管理方面，堅持以為投資者提供“全方位、全過程”優質服務為宗旨，采取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輔之以行政措施進行調控，營造出良好的投資環境。另外，借鑒國際上成功的管理經驗，不斷健全生活、生產、保安、運輸、倉儲等社會化服務體系。在社會保障方面，積極推行全員社會勞動福利保障制度體系，企業用工和醫療、工傷、養老等多項保險初步實現社會化，減輕了企業的社會負擔。在建設布局上，合理利用土地，提高容積率。在土地使用上，實行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和轉讓制度，在制定遠景規劃的前提下，以項目帶開發，開發一片、建設一片、收效一片、滾動發展。通過整體規劃和對土地的調控，運用市場機制和資本市場運作來籌集建設資金，探索建設城市、經營城市的新路子。從而實現 “小管理、大服務”的管理新體制。
5.促進功能區與行政區的重組
在開發區約3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現主要有產業區和農高區，面積總和不足12平方公里，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繼續搞好現有開發區、農高新區的建設，充分發揮功能區管理體制的優勢，加快產業的集聚和經濟的發展。
在大力發展功能區的同時，必然會產生與行政區之間的矛盾或利益沖突，那么推動行政區與功能區的聯合就成為了必然。
在功能區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必然會產生功能區自身實力的積累與加強，同時就出現了發展空間擴大的需求。區別不同情況因地制宜地推動功能區與周邊行政區的聯合，對于推動行政區與功能區的互補共贏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功能區可以得到行政區的土地等資源，以擴大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行政區可以利用功能區零活、高效的體制機制帶動周邊行政區的發展。另外，行政區已有的社會管理平臺為功能區進入成熟發展階段后日益擴大的社會管理需求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補充。因此，推動功能區與行政區的聯合，是促進二者統籌發展，消除二元經濟結構問題的必經之路。
綜上所述，推動政府職能的轉變是我國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需要，開發區在管理體制上的創新也是順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參考文獻:
[1]數字來源于jnedz.省略“園區概況”
[2]舒慶，周克瑜:從封閉走向開發――中國行政區經濟透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