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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老齡化;社會保障;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方向;社會責任
中國養老保險體系構建中需要直接面對的問題就是人口老齡化問題。中國要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保障制度就要不斷地完善，以通過塑造優良的人口環境促進人口良性發展。中國目前已經進入到人口老齡化社會，這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影響極深。人口老齡化意味著中國社會保障的壓力是極大的。如果養老保險制度沒有跟得上時展，就意味著在具體實施中存在著滯后性。人口老齡化屬于世界性問題，中國作為人口大國就更需要直接面對人口老齡化問題。這就需要有關部門對全面掌握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從中分析城鄉差異，并對城鄉養老保險制度的執行情況做出基本的判斷，基于此而對人口老齡化對城鄉養老保險制度進行評估。從中可以明確，中國的社會發展結構受到人口老齡化、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極深，加之多元文化滲入，使得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受到了一定的沖擊。要高度重視人口老齡化問題，才能夠加快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的步伐，并推進相關政策的不斷完善。
1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歷程以及改革現狀
1.1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歷程
中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自建立以來，經歷了改革，至今已經走過了10多年的實踐，期間不斷地摸索著，并落實到實踐中，對于養老保險資金管理已經形成了社會統籌結合個人賬戶的資金籌集方式。［1］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加快，中國的養老保險現狀日趨嚴峻，使得養老保險制度難以為繼。目前退休人員的勞保保障，特別是新型農村養老保險模式的啟動，養老保險功能日趨退化。這就需要從中國發展實際出發，針對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實踐問題展開研究，思考社會保障中所存在的問題。縱觀中國養老保險的發展歷程，自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以來中國的養老保險不斷地發展，主要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即從1951—1965年的養老保險制度開始建立;1966—1976年的養老保險制度引發社會問題而遭到破壞;1977—1992年的養老保險制度進入到恢復期并根據社會發展形勢而不斷地調整;直到1993年，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開始改革和創新。從中可以明確，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在每一個階段都與中國社會發展狀況密切相關，且符合中國國情。目前的養老保險制度改變了原初的養老金計算方式，采用了社會統籌結合個人賬戶的養老保險模式，逐漸形成了中國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
1.2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現狀
中國新型的養老保險制度經過不斷地改革，形成了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內容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和企業補充養老保險三種養老保險形式，構成了多支柱的養老保險模式。中國的基本養老保險即為國家統一養老政策下的養老保險，主要是滿足廣大的退休人員和離休人員的基本生活。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面非常廣，包括所有的單位職工、個體商戶以及自由職業者。職工個人儲蓄性的養老保險屬于一種補充性的養老保險形式，是職工根據自己的需要自覺自愿參與養老保險。這種養老保險模式可以與企業的養老保險相結合，有助于激發企業職工參與保險的積極性。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即為在基本養老保險基礎上所繳納的企業年金，是基于國家有關政策而建立起來的，旨在提高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水準。中國自2014年以來，開始啟動統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明確提出了改革方案。其中所涉及的敏感問題就是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與企業養老制度并軌的改革方案。養老保險改革嚴格按照“一個統一”的原則的同時，相關工作的展開要確保“五個同步”:其一為養老保險制度與工資制度同步;其二為機關與事業單位關于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同步;其三為待遇調整與計發辦法之間要保持同步;其四為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要與職業年金的建立同步;其五為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在全國范圍內同步。［2］
2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源以及所帶來的社會性問題
2.1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源
中國人口老齡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國的育兒費用比較高，人們的生活壓力比較大，且快節奏的生活，導致生育率有所下降，甚至在中國的社會中出現了很多的丁克族;二是中國的醫療科技水平發展比較快，加之現代的醫學知識傳播途徑很多，越來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很懂得自我保健，使得中國的人均壽命有所延長;三是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執行了多年，雖然成功地降低了人口數量，同時也出現了老年人人口數量所占比例增多的現象。［3］
2.2中國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社會性問題
中國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社會性問題就是養老問題。中國城鎮化發展進程的加快，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流入到城市，這就使得原有的養老體制不再適應現代的發展。中國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針對中國的養老問題加以解決，但是依然存在著矛盾，并已經成為社會性問題。人口老齡化給政府規劃養老的能力以考驗。養老已經不僅僅是養老金問題，還包括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基本醫療保證、家庭護理等各方面。按照養老社會化的發展趨勢，未來的養老就是社會養老，使得原有的家庭生活保障模式被打破，養老問題由政府來解決。但是，面對越來越多的老年人，中國政府很顯然也是力不從心的。中國社會經濟的進步，使得中國的家庭趨向于小型化，多為一對夫妻一個孩子，農村居民向城市流動，使得農村人口數量降低。農村居民到城市中的主要目的也是希望自己有更好的發展，最終的目的還是要解決養老問題。［4］之所以中國處于中國人口老齡化趨勢下而出現養老保險制度問題，主要還在于養老服務隊伍的服務水平難以滿足老年人的需求。由于整體素質不高，加之業務能力有限，使得養老保險服務質量較低，特別是對老年人的健康護理，很難從專業的角度達到老年人以及家屬的滿意。養老問題已經成為必須面對并著眼解決的問題。
3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
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經歷了不斷地改革和發展，面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加之養老保險制度在轉軌期間所存在的各種遺留問題，使得新型的養老保險制度自實施以來面臨著發展困境。首先，中國的養老保險覆蓋面仍然需要進一步擴大。雖然中國政府將養老保險的覆蓋工作作為重點工作內容，但是，要實現養老保險的全覆蓋卻依然很難。根據有關數據統計，目前的養老保險在全國的覆蓋率還不到40%，很顯然這個數據無法證實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發揮著保障功能，也使得社會保障難以滿足中國社會發展需要。隨著2009年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啟動，使得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舉步維艱，在規模化發展的同時，很難將具體工作落實。特別是靈活就業人員，面對養老保險繳費的負擔，使得一些人員開始退保。其次，養老保險基金沒有實現統籌規劃。從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情況來看，由于采用了分級統籌的方式，使得養老保險基金缺少風險抵御能力而導致基金嚴重流失。［5］養老費用存在著地域性，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導致養老金數量分配不均。對于經濟發達城市而言，養老保險基金尚存在結余，但是如果經濟欠發達地區，就會存在保險金缺口。一些人口流動頻繁的地區，由于這些流動人口會繳納養老金，而并不會在那里養老，就會使得該地區的養老金比較充裕。這樣就會導致養老金發放不均衡，越是經濟發達地區，人口流動快，養老金就會越多，而經濟落后的地區，由于缺乏流動人口，就會導致養老金發放困難。最后，養老保險金的保值增值效率相對較低。中國自2010年以來，城鎮企業職工的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所積累的養老保險金就已經出現了超過1.5萬億元的結余，但是這樣龐大的數字并沒有落實到企業職工的個人賬戶中。現行的企業職工個人賬戶中，養老保險金主要是用于支付職工的退休金，賬戶多為空賬，而且按照目前的養老保險制度，養老保險金的20%足夠支付兩個月的費用，用于存入銀行或者購買政府債券的部分則占80%。隨著銀行利率的降低，使得養老金結余貶值，難以獲得較高的收益，這就會給國家養老保險帶來負擔。
4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的完善措施
4.1促進養老保險制度的整合，完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從結構上來看較為分散，缺乏統一性，不僅對養老保險制度造成了不良影響，而且還使得養老保險制度難以應對目前的中國老齡化問題。［6］為了推進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整合，中國對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制度實施了改革，將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制度劃入到社會統籌范圍內。但是，在具體實施中，卻存在著養老保險制度新舊交替問題。在新的養老保險制度和舊的養老保險制度相互轉軌的過程中，就會存在利益上的矛盾，要實現平穩轉軌，還需要一個過程。面對這樣的問題，可以通過對機關事業單位的工資進行調整，將實施工資改革與實施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同時進行，使得養老保險制度順利過渡，快速進入到正式實施的軌道。中國的另一項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就是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為了讓農村居民老有所養，中國為農村居民啟動了養老保險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在近年來的實施給農村居民帶來了實惠，但是，要將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劃入到城鎮職工的養老保險制度范疇當中，還沒有具體展開。中國城鎮化發展，加之中國農村正在走新型農業發展道路，很多農村地區已經逐漸向城鎮化轉變，居民的生活社區化發展。這就需要農村保險制度繼續推進，逐漸融入到城鎮職工的養老保險范疇當中，首先從養老保險制度上實現城鄉平等，以使得相關的各項制度有效銜接。參與養老保險的居民，無論是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都可以在城鄉養老保險之間相互轉換，以利于農村居民到城鎮就業時養老保險的銜接。
4.2對養老保險制度要實施統一化的監督管理
中國進入法制化社會，雖然對社會保險金的管理都有明確規定，并在法律范圍內訴諸了關于保障基金的征收以及使用的問題，但是，很多相關內容都沒有在法律的層面細化。這就需要有關管理部門強化監督管理工作，包括財政機構、監察機構和審計機構都可以從各自的管理職能出發對社會保障基金的啟動和應用等工作進行監督管理。［7］特別是在社會保障基金的征收和使用上，要建立專門的監督管理小組，采用問責制的管理辦法，制定相關的風險管理制度以確保社會保障基金安全流動。隨著風險管理制度落實到實踐工作中，就會使得社會保障基金在使用的過程中所存在的風險進行分散處理，降低基金投資的縫隙率。此外，對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使用，還要基于法律規定而由專業的公司進行市場化運行，以在保證資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的收益率。
4.3從政策上支持養老保險和家庭保障的融合
中國進入到人口老齡化階段，養老保險工作日漸重要。要確保中國人口結構合理，就要注重養老保險制度的有效性和持續性。將養老保險制度與中國的社會結構和家庭保障相融合，使得社會養老保險資源與家庭養老保險資源相匹配，養老保險問題的解決更為順利展開，才能夠促使中國的養老保險更適合中國的社會發展道路。政府作為社會養老保險的宏觀調控者，要從統籌管理的角度出發對家庭保險與社會保險整合。這就需要從道德的層面強調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傳承，提倡中國家庭和諧是促進社會和諧的基礎，同時還要從政策上強調，從政策上完善家庭保障制度。此外，還要發動社會力量，讓全社會都來關注老年人群體，伸出援助的手幫助老年人，以緩解社會養老保險的壓力，特別是各項配套政策的落實到位，有助于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更為符合中國國情且隨著社會的發展而逐步完善。
4.4高度重視商業保險的發展
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與社會發展形勢相比存在滯后性，這就形成了目前所必須面對的公民養老問題。雖然采用了立法的手段，但是由于區域差異和不同領域的養老保險制度有所不同，使得養老保險體系系統化運行。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正處于轉型關鍵期，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也進入到攻堅階段，面對中國養老保險發展緩慢的問題，可以通過倡導養老保險制度多層次展開。養老保險水平要建立在國家經濟和區域經濟發展上，在考慮到養老保險制度可持續發展的同時，還要將商業保險融入其中，鼓勵居民參加商業保險以滿足自身的養老需求。雖然中國的養老保險體系在不斷地完善，但是，在多層次養老保險中，商業保險所能夠發揮的作用還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中國應該建立保險政策環境，優化商業保險制度，以促使商業保險公司能夠在保險業務上多開通老齡產業，將保險公司的專業保險優勢充分地發揮出來，以通過社會養老保險與商業養老保險相結合，使得中國的養老保險多層次展開。
5結論
綜上所述，雖然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的問題，使得各個國家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文化都受到了影響。人口老齡化對中國帶來的嚴峻挑戰在于其對中國的未來發展產生了負面作用，這就需要從全社會角度針對人口老齡化問題展開研究。為了能夠更好地解決目前所面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就需要高度重視養老保險的落實。中國通過加快城鄉社會保障的建設步伐對養老保險制度不斷地完善，以使得城鄉居民老有所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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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馬彥.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養老保險制度面臨的挑戰及對策［J］．當代經濟管理，2010，32(6):79－82.
【關鍵詞】： 保定市；老齡化；發展
中圖分類號： C92 文獻標識碼： A
一、保定市老齡人口現狀
根據聯合國標準，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10%，或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7%時，社會即處于老齡化狀態。保定市常住人口中， 15-64歲人口為837.06萬人，占74.78%；65歲及以上人口為90.8萬人，占8.11%。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0-1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4.87個百分點，15-64歲人口的比重上升3.91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0.96個百分點。按照全國老年人口3.25%的遞增速度和保定市總人口7.8‰的自然增長率測算，保定市老年人口比例將持續提高，到2015年，預計全市老年人口將達到187.91萬，占總人口的15.52%。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低齡老年人口占絕對比重，但是隨著低齡老年人口向中、高齡的過渡，未來保定市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將更為嚴峻。
二、保定市老齡化產業發展的問題
1.社會各界對老齡化產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老齡化產業優惠政策落實不到位。表現在對老齡化產業還缺乏足夠的認識，資金投入不足，政策扶持力度不夠，老齡化產業的優惠政策在一些地方難以實施，全市養老服務產業發展總體水平還不高。
2.農村老齡化產業發展緩慢。保定市是農業大市，大部分老年人居住在農村，而農村的養老服務網絡尚未建立起來，老年活動設施匱乏，缺少投資建設的主體；基層醫療衛生資源、條件、水平遠遠低于城市，難以滿足老年人的醫療保健需求。
3.產品和服務的開發創新乏力
目前我市的老齡產業，整體上處于一個“小而散”的發展狀態。一方面，在傳統老齡產業領域，產品及服務單一且層次低，主要在衣食、保健等方面提供低層次的服務;另一方面，在現代老齡產業領域，為老文化娛樂和精神享受的產品和服務也沒有得到很好的開發，缺少高科技產品和高質量的品牌產品。
三、保定市老齡化產業發展對策建議
1．政府引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
在老齡產業的發展過程中，政府和社會應該擔負起各自的職責。政府應緊密結合本市實際，科學地研究制定加快保定市老齡化產業建設和發展規劃，并把它納入本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規劃中，優先立項，統籌安排，調配資源，整合力量，從根本上保證老齡化產業的快速發展。政府可以采取小投入帶動社會大投入的辦法，多渠道籌集老齡產業的發展資金。對現有政府投資興辦的各類老年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老齡經濟實體，可逐步走出國有和集體所有的框框，探索福利性起步、社會化擴張、市場化運作的路子。不僅新辦的老齡產業交給社會力量辦，而且把原來公辦的老齡產業也更多地交給市場和企業去辦，真正做到發展增量，盤活存量。這樣才能促進統一公平的老齡產業市場的形成，使多種經濟成分舉辦、多種服務形式并存的老齡產業在平等競爭中獲得更新、更快的發展。
要統籌規劃,加強指導,積極研究和解決養老服務業發展中的問題,逐步建立起政府宏觀管理、社會力量承辦、養老服務機構自主經營的運行機制,依法保護服務對象和各類養老服務機構的合法權益。保定市可以通過政府投入、信貸、稅收、投資、營銷和流通等方面給予老齡產業必要的優惠政策和一定的資金支持，鼓勵國內外機構和個人到保定發展老齡產業。
2．實現老齡產業服務對象社會化。要適應人口老齡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的需要，實行面向全社會老年人的服務產業。一方面，要以社區為依托，大力發展社區服務設施和網點，在社區建立適合老年人需要的為老服務產業;另一方面，充分發揮駐地單位服務設施的輻射功能，建立適應社會需要的老齡產業及服務設施。
加快農村養老保障建設步伐。我市農村現行養老保障方式以家庭贍養和土地保障為主，在人口老齡化不斷發展、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農業經濟結構不斷調整的新形式下，家庭贍養和土地保障將難以為農民養老提供穩定的基本生活來源。可逐步推行在有些地區已試點成功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采取儲蓄積累的方式，為農民建立個人賬戶，實行個人交費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在農民進入老年后根據個人賬戶的積累額計發養老金。這種方式將家庭贍養、土地保障和社會保險結合起來，為農民建立了一道比較可靠的養老保障。制定一些特殊辦法，給予適當的醫療費用保障。在農村，推行不同形式的農村醫
療合作制度。并可以嘗試結合實施財政支農政策，將糧食、種子補貼等原本付給農民的錢，直接轉變為農民參加農村合作醫療的保費。
保定市老年人口數量大、增長速度快、高齡人口多的現實情況決定了解決養老問題必須迅速增加養老服務的供給，走出一條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養老為依托、機構養老為補充的養老模式。
3．調整老齡產業結構，推動老年產品和服務的創新
挖掘缺口服務行業的發展空間，保定市應鼓勵企業從事老年玩具、老年益智游戲、老年特殊生活用品的技術開發、生產和銷售。比如老年人專用手機、多功能拐杖等。對老年用品的科研活動給予有效的支持，采取政府有償購買社會研究機構的有價值成果，然后免費向社會廣為公布的做法，鼓勵企業在獲取技術的條件下，積極投資老年產品的生產。
現在還有一些老年人保持著“傳統”的消費心態，致使老齡消費市場還不夠活躍，聰明的商家也應該看到這一市場的巨大消費潛力和未來需求，并著眼于如何培養、開放、引導銀發消費市場，而不是不管不顧，把偌大的一個市場冷落一邊，或將大好機會拱手讓人。總之，他們應將老年人需求注入到產品和服務的研發與生產中，生產出適合老年人使用的特種消費品，從而獲取老年人的喜愛。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養老保險
一、人口老齡化現狀
人口老齡化是指總人口中因年輕人口數量減少、年長人口數量增加而導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應增長的動態。它包括兩個含義：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對增多，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二是指社會人口結構呈現老年狀態，進入老齡化社會。目前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有三個方面。第一，人口老齡化提前達到高峰。國家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加快了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又由于目前實行全面二胎政策，這使人口老齡化趨勢進一步加快。第二，在社會經濟不太發達狀態下進入人口老齡化。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約為1000美元，呈現出"未富先老"，由于經濟實力還不強，無疑增加了解決老齡化問題的難度。第三，在多重壓力下渡過人口老齡化階段。中國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改革和發展的任務繁重，經濟和社會要可持續發展，社會要保持穩定，各種矛盾錯綜復雜，使得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相對發達國家和人口少的國家更為艱巨。
中國政府的最新數據顯示，21世紀頭10年的年均人口增長率為0.57%，低于上世紀最后10年一直保持的1.07%的年增長率，因此中國人口正在進入老齡化，有關專家預測，到2050年，中國老齡人口將達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今，中國現有老齡人口已超過1.6億，且每年以近800萬的速度增加，所以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快速增長的時期。
二、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影響
1、刺激消費，促進經濟發展
人口老齡化使得消費轉變與現有的產業結構產生重大矛盾，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滿足。老年產業的生產與消費的矛盾，會影響經濟的發展。除此之外，老年人由于心理、生理上的差異，衍生出了特殊的市場需求。老年人是特殊生活用品、住房、醫療保健以及護理服務等產品的主要消費者。這些消費將會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
2、加重養老負擔，沖擊社會保障體系
我國長期實行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會養老為依托、機構養老為補充的家庭養老方式。但是，人口老齡化所產生的“四位老人、一對年輕夫婦以及一個未成年小孩”的家庭模式，撫養系數比上升并失衡，將使得現行的家庭養老模式發生困難。這就加重了家庭的養老負擔，同時迫切需要通過國家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制度來減輕家庭的負擔。也就是說，人口的老齡化使得養老保險金支出增加，國家財政支出壓力增大。同時，人口老齡化的需求是多方面的，龐大的老年人口數量，對醫療保險、醫療衛生、社會救助制度等社會保障方面的需求大大增加，而從我國的國情看，同時滿足這些需求也是不可能的。這種供求矛盾的長期存在，有可能引發一系列顯現和隱性的社會問題。
3、影響城鄉二元結構和農業的發展
中國人口的大部分都在農村，農村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很高，從而使得農村的勞動力減少，同時大部分的勞動力人口外出打工，使得務農人口以老年人口為主，這樣的人口結構狀況將影響農業的發展。第一，影響農業的產業結構的優化；第二，不利于農業對新技術的應用；第三，使農業的生產率下降。這樣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就影響著城鄉二元結構，同時人口流動性的增強更加阻礙了農業的發展。而農業作為衣食住行的重要保障，一旦受阻必將會反作用于經濟，使市場失靈。
三、人口老齡化的應對措施
1、建立更加完善的養老保險機制
隨著老齡化的發展，社會對養老、醫療保健服務的需求將是非常大的，這就要求我們盡快建立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和醫療制度，健全以社區衛生服務為基礎的老年醫療保健服務體系，加強社區老年衛生工作，增加服務項目，改進服務措施，為老年人提供預防、醫療、護理和康復等多種服務。建立健全新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和新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擴大農村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覆蓋面，通過醫療救助等多種渠道幫助貧困老年人參加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同時，要加強社保基金監管，進一步規范社保機構設置，滿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針對老年人特點提供全方位的老年服務。
2、大力發展老年服務產業
隨著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未成年人口的消費將相對降低，而老年人口的消費將相對上升，這也是對我國產業結構的一個新的挑戰。消費市場需求的變化必然導致更多的企業和商家加大對老年人口需求和服務的研究，他們將進一步開辟老年消費市場。因此，我們要進一步興建老年人活動的公共設施，擴大老年人活動場所，尋求更全面的老年服務項目，提高老年服務質量，促進老年服務產業的蓬勃發展。
3、大力發展經濟，為其奠定物質基礎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是在經濟不發達的時期迎來了老齡化，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仍將以較薄弱的經濟力量來應對老年人口比重日益增長的問題，負擔較重。因此，我國要積極推動經濟的發展，為建立多層次、全覆蓋的老年人保障體系和養老保險制度，為老年人快樂、健康的生活提供更有力的保障。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只有我國的經濟迅速發展才能夠有能力去應對老齡化危機。
4、加大對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的投入，發揮宏觀經濟作用
由于人口老齡化使得家庭面臨養老危機，所以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來減輕家庭的養老負擔。政府此時需要充分發揮宏觀經濟調控的作用，加大對于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的投入，使得老人能夠得到很好的救助，子女可以安心工作，這樣才能更加有效率的帶動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應該加大對于像河南等中西部不發達地區的人口大省的轉移支付，使其有足夠的財政資金能很好的掌控人口老齡化的局面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D9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4）09-290-02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中國已于1999年進入了老齡化社會。2011年底，中國60歲老齡人口已達1.85億，占當時人口總數13.7%以上。目前老年人口年均增長800萬人，到2050年將達到4.3億人。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老年人犯罪問題也愈發突顯。2014年海淀法院公布了一項針對老年人犯罪案件的調研結果。調查結果顯示，70歲以上老人罪犯率已上升至20%左右，在2010年甚至出現80歲以上老人犯罪案件。如何及時應對老年人犯罪激增，已成為政府機關無法回避的問題。
一、一般研究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一）一般研究現狀
研究資料表明，21世紀的中國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老齡社會。中國的老年犯罪將在很長時間內顯現逐步上升和增加的趨勢。然而相對于老年人犯罪率激增，國內學術界對于老年人犯罪問題的研究明顯滯后，目前，國內只是少量、自發且散亂的學術論文，還有待系統深入地研究。
（二）存在的問題
在對于老年人犯罪的研究中，國內學者研究僅限于單純的從法律法規層面出發，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以單一路線對老年人犯罪問題進行解剖并提出解決方案，很少結合國外先進經驗，對預防機制的建立缺乏概念，不能很好地利用社會各方資源。只有從源頭出發，探尋老年人犯罪的根本原因，結合各種資源，曲突徙薪，才能更好的實現科學化社會管理，推動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建設。
二、老年人犯罪現狀分析
（一）老年人犯罪的特點
由于老年人在生理機能上的衰老和下降，使得老年人犯罪出現幾大特點。
1.通常采取非暴力手段犯罪
由于生理機能的大幅下降，老年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更具智能性、間接性和隱蔽性，其中老年人犯罪類型以誘騙、敲詐等居于首位。敬老愛老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美德，然而老年人罪犯正是利用這種社會氛圍，利用對老年的關愛，進行犯罪行為。以北京房山老人孫萬祥為例，其以66歲高齡一手導演了156起“碰瓷”案件，騙取138名被害人人民幣12萬余元，被老百姓稱為“最牛碰瓷王”。
2.暴力犯罪對象多為弱勢群體
受身體衰老的限制，老人很難對普通成年人以實施搶劫、殺人等暴力犯罪行為，但以未成年人、殘疾人等弱勢群體為對象的暴力犯罪卻屢見不鮮，其中、猥褻、謀殺等案件最為突出。2012年福建長汀縣65歲男子鐘某，入室15歲智障少女，導致其懷孕生子。2014年6月16日，長汀縣人民法院以罪依法判處被告人鐘某有期徒刑六年。
3.犯罪分子文化層次普遍較低
目前我國老年人文化層次普遍較低，尤其是農村老年人，以文盲或半文盲為主。其文化層次較低、缺乏法律知識、守法意識淡薄，常常依照自己的經驗和當地的風俗習慣為人處事，導致農村老年人成為老年犯罪“主力軍”的核心。據相關部門統計，在犯罪的老年人中，農村老人占到55.3%。
4.量刑難度大
我國實行的是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戰略，加之愛老敬老的傳統美德，使得檢察機關與法院在量刑時對老年人犯罪一直保持著人道主義關懷，通常都是從輕處理。然而對老年人犯罪從輕處理尺度過大，會降低其處罰的預防功能，有可能造成老年人犯罪率猛增。
（二）老年人犯罪誘因
由司法機關提供的相關數據顯示，老年人犯罪種類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其犯罪誘因也是五花八門，但歸結起來大致分為三大原因。
1.高速發展下的家庭裂變
隨著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鎮化規模迅速膨脹，導致越來越多的青壯年農民走入城市，導致農村“空巢老人”規模也是急速擴張。而在城市中，經濟快速發展導致社會結構及功能發生變化，快速的人際流動關系與高速的生活節奏也使得家庭結構迅速的轉變，老年人獨居越來越普遍。老年人獨居產生的孤獨感和挫折感，加之情緒的波動，使得部分老年人的心理產生一定的扭曲，根據司法部門資料顯示，在老年人犯罪案件當中，獨居或只與配偶居住的空巢老人占到總犯罪人數的60%以上。可以明顯看出“空巢”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極大的影響。
2.未富先老的養老困境
截至2012年底，我國80歲及以上老年人已達2273萬人，其中失能人口3600萬人，慢性病患病者0.97億人，空巢者0.99億人。高齡人群的高齡、失能和空巢化將進一步加劇人口老齡化的緊迫性和復雜性。加之我國人口老齡化遠超前于現代化速度，未富先老的問題日益凸顯，老年人面臨著貧困、疾病、失能、照料、精神關愛等諸多困難和問題。面對如此困境，使得少部分老年人鋌而走險，進行財產犯罪活動.用于解決經濟問題。
3.法制建設任重道遠
“親親、尊尊”是封建立法和司法的根本原則和指導思想。雖然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不斷取得成功，但少數地區民眾封建思想頑疾、法制意識淡薄的問題依然嚴重。當前相當一部分數量的老年人沒有系統地接觸法律，而在農村地區這一問題則更為明顯。這導致很多老年人在處理日常事務上更多是依靠當地風俗習慣非理性的法制思維，導致很多老年人以年齡優勢爭取個人利益，導致沖突甚至案件的發生。
三、老年人犯罪預防機制
由于老年人群體的特殊性，加之我國傳統文化環境，目前全國各地的司法實踐中，在老年人犯罪的量刑中均給從寬處罰。然而刑罰的作用在于“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規誡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對老年人犯罪 “從寬”尺度過大，會減弱刑罰的預防功能。所以，對待老年人犯罪應首重建立預防機制，其次改善從處罰措施。
（一）環境設計預防老年犯罪
C?Ray?Jeffrey于1971年在他所撰寫的《通過環境設計預防犯罪》一書中創造性的提出了“通過環境設計預防犯罪”（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這一概念。這個詞的本意就是“通過妥善設計和合理利用建筑物環境，降低普通民眾對犯罪的恐懼和犯罪案件的發生幾率，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CPTED目的在減低犯罪率，鼓勵積極向上的社會行為。C?Ray?Jeffrey的環境設計預防犯罪主要包括四個策略：領域感（Territoriality），自然監督（Natural Surveillance），入口控制（Access control），活動支持（Activity support）等。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受限，再加上體能及應急能力的影響，通過妥善設計和合理利用建筑物環境，可以將大多數老年人犯罪行為扼殺在搖籃中，真正做到“曲突徙薪”。
1.自然監督
自然監督指通過對環境的物理設計，使潛在的犯罪人和他們的潛在犯罪目標能夠實時可視：即通過設計，使入侵者很容易被門衛、居民、旁觀者和監控設備所觀察。通過對物理環境的合理布局，使易受侵害場所的可見度最大化。例如在城市、社區的主要交通路口增設智能視屏抓拍裝置，多角度抓拍并儲存出入車輛的信息，通過安裝自動辨析報警系統的車輛識別軟件，對來往的網絡備注嫌疑車輛，系統將自動向指揮中心報警。
2.領域強化
通過特殊環境設計來表達空間的所有權，能夠增加罪犯的危險意識感，強化合法所有者控制感。例如在視頻監控支架桿印上“****派出所”、“治安監控”字樣，再搭配警徽，以沖擊性的視覺效果提高威懾力。在社區周圍設置防盜護欄，內部組織治安巡邏隊，營造“全民皆兵”的“蠶繭式”社區氛圍。
3.入口控制
在街道、建筑入口和鄰居門口等通道入口加強控制，如使用社區電動門、公寓大廈對講機、電子門禁等。通過入口控制來阻礙或拖延罪犯接近目標，減少犯罪機會，增加犯罪代價和犯罪風險。
4.活動支持
通過開展豐富多彩的法制活動來激活社區生活空間，例如加大對社區、養老機構，尤其是農村老年人的法律宣傳與教育，不斷增強其法制意識與抵制犯罪傾向的能力，將犯罪隱患扼殺在萌芽階段。在開展形式上，農村地區可以結合當今流行的文化下鄉活動，播放通俗的普法教育片；在城市老年大學的課堂中，可以開設與老年人生活貼近的法律課程：在社區的宣傳攔.可以報道一些對老年人具有警示作用的案件。同時，在展開法制活動的同時，也能夠吸引公眾眼球，聚集足夠人氣，使民眾在活動中進行自然監督。
（二）科學化量刑的威懾效應
我國是一個擁有尊老敬長這一傳統美德傳統古國，并已固化為一種倫理思想，成為指導、評判人們行為的道德準則，因此一般在老年人犯罪案件中，司法機關均采取從輕處理的方式，然而這一行為違背了刑法的預防及懲罰犯罪的理念，無法達到保護人民財產安全的目的，甚至有可能導致老年人犯罪狂潮的到來。結合我國老齡化的社會背景，這并非危言聳聽、以偏概全。
1.威懾性處罰
量刑上，結合老年人犯罪時的身體和個案的具體情況等因素綜合考量該罪犯的危險性，而非以唯年齡論的一刀切，把老年人的具體綜合因素作為法官判案的定量刑情節，法官在不違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下，通過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確保懲罰的正義。對那些社會的認知較為成熟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并不因為其高齡而受影響的老年人，必須承擔其應負擔的刑事責任。
2.人性化執法
在立法上對老年人進行事前優待，這樣可以實現尊老敬長和公平正義的完美結合。在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較低的情況下，法官可以考慮對其酌情輕罰。在處罰方式上，可以借鑒國外社區矯正、監外執行等先進經驗，靈活地對老年人罪犯改造教育。
關鍵詞：社會養老；體系；政策
中圖分類號：D57
一、社會養老理論背景
隨著家庭生產、教育功能社會化，家庭結構以及老年人在家庭中地位的變化，勞動雇傭制度，家庭的贍養功能也逐漸變化，家庭不再是唯一的養老單位，社會服務業的發展為社會養老提供可能。養老資金、養老場所、養老照顧資源都從單一的家庭提供轉變為家庭、社會共同提供，以滿足不同收入人群的養老需求。
（一）社會養老理論
養老從以家庭為主、鰥寡孤獨者政府照顧為輔，現在又增加了市場要素，人們可以通過購買養老服務，彌補家庭照顧資源不足的問題。
作為社會福利多元主義理論代表之一，羅斯認為福利主要是由國家、市場以及家庭來提供的，主張三者相互配合、共同發揮作用，其否定了國家是福利供給的唯一主體的理論。這種轉變的原因是根據“劉易斯轉折點”理論分析，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勞動力市場一體化一方面造成了農村人口的減少，特別是農村勞動人口的減少，這一部分人口正是養老資源的主要承擔者；另一方面，大家庭逐漸為“核心家庭”所代替，家庭規模縮小。這兩方面都減少了家庭這一主要養老資源的數量，迫使養老資源組合的改變。由原來單一的家庭養老模式轉為向家庭養老、財產養老以及社會養老等多層次養老模式的轉變。[1]
老年并不意味著“去社會化”，而是“繼續社會化”的過程。從老年人個體需求來說，為避免孤獨感，避免因年齡大而受到忽視，老年人也需要參與社會。“相互作用理論”認為，環境對老年個體的生活水平以及生活滿意度會產生重要的影響，應盡量創造良好的環境以促進老年人的社會參與，擴大其參與社會生活的機會，從而減少其在特定社會環境中形成的孤獨感以及失落感。“活動理論”也強調老年人的社會參與作用，認為積極參與社會生活能夠促進自我認知的發展，保持鮮活的生命力。“社會嵌入理論”認為個人不能脫離社會而存在，個人行動及發展應嵌入到特定的社會結構以及關系網絡之中，通過社會關系網絡獲取社會支持。
上述養老理念認為，老年人不應該成為被忽視者，老年人不是遲緩、無能、啰嗦的代名詞。不應該受到年齡歧視。老年人在退出工作崗位之后，職業活動減少，人際交往范圍發生變化，閑暇時間增多，其他老年人和家庭成員成為主要交往對象，或者承擔一些力所能及的社會工作，使他們安度晚年。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修訂草案）第十七條也規定，家庭成員應當關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視、冷落老年人。
（二）現有社會養老政策
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福利的發展模式，發展適度普惠型的老年社會福利事業。服務對象從特殊老年人群向全體老年人口擴展，服務內容從物質供給向精神享受延伸，提供主體從單一主體向多元主體拓展，管理體制從政府主辦向政府主導轉變，服務方法從經驗型向專業化轉型。
“社會福利”狹義的理解是將其作為社會保障的一部分，指為鰥寡孤獨殘等各類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以及遇到突發性困難的人群提供物質幫助和生活照顧，因而也被稱作“不幸者的慈善”、“選擇利”、“補缺型福利”、“救濟型福利”等；廣義的理解是將社會保障包括在社會福利之內，把“社會福利”理解為國家依法為所有公民提供的能保證一定生活水平和盡可能提高生活質量的設施、津貼和服務的制度體系，有物質幫助也有精神慰藉，也被稱作“普遍利”、“普惠型福利”、“發展型福利”。[2]
“十二五”規劃中也專門提到老年家庭建設，鼓勵家庭成員與老年人共同生活或就近居住。健全家庭養老保障和照料服務扶持政策，為老年人隨贍養人遷徙提供條件。鼓勵為老年人家庭成員提供專項培訓和支持，充分發揮家庭成員的精神關愛和心理支持作用。街道、社區“老年人生活圈”配套設施建設，利用公園、綠地、廣場等公共空間，緩解老年生活基礎設施不足的矛盾。注重開發老年人力資源，支持老年人以適當方式參與經濟發展和社會公益活動。[3]
這些政策都是為了更好地發揮社區和家庭在養老中的作用，但還需要制定出更加具體的支持細則。如：如何鼓勵子女與老年人就近居住。子女照顧不能自理老人是否能得到免費培訓或經濟補貼等。大方向有了，還需要把政策細化和落實。
二、社會養老政策體系建設的必要性
家庭養老責任與社會養老需求使社會養老政策體系建設勢在必行。
（一）家庭養老責任
“孝”被視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其不僅作為衡量個人品德的標準之一，而且法律上也明確規定了子女的贍養義務。同時也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說，對“鰥寡孤獨”老人，社會也要盡到贍養責任。雖然是以家庭養老為主，但同時也要有社會養老作為補充，家庭與社會共同承擔養老責任。
我國歷史上，北魏孝文帝《本紀》中有言“民八十以上者，一子不從役”。 唐朝為了保證老有所養規定，家有年邁父母者可免除一名子女的勞役或徭役。明朝，洪武帝頒詔“民年有七十以上者，許一子侍奉，免其雜泛差役”。這種做法非常符合中國人文化傳統。
傳統的儒家文化國家，如韓國政府強調家庭照顧和孝順老人，堅持“家庭照顧第一，公共照顧第二”的社會政策。政府對與老年人同住的子女實行了遺產稅和收入稅部分減免的措施，并提供家庭津貼。通過這些社會政策來保持家庭照顧老年人的傳統。
日本實施護理保險制度，提供的服務包括保健、醫療、福利綜合服務，主要形式有居家服務和設施服務。居家服務是被保險的老年人大部分時間住在自己家里接受各種服務。新加坡鼓勵子女與老人就近居住。與年邁父母同住的納稅人所享有的扣稅額增加到5000元。這些都是在家庭養老為主的基礎上，通過社會政策支持家庭成員承擔照顧老年人責任。而不是把老年人完全推入養老院等場所。各國實踐證明，大規模集中養老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如老人與子女、親朋之間的情感缺失；成本較高；有的對老年人照顧不周甚至虐待現象。西方發達國家有5%～15%的老年人采用機構養老，其中北歐大約為5%～12%，英國大約為10%，美國大約為20%。其他老年人也是利用政府提供的養老服務項目在家庭中養老。
（二）社會養老需求
根據生命周期理論，人類求得生存并使生命得以延續；其次是在年老體弱的時候，能夠安享晚年。生育和撫養子女的花費，可以被看成是父母為將來養老而繳納的保障基金。這是一個充滿倫理親情的過程。但這種過程不可避免會存在各種風險，即子女中途死亡或者缺乏給父母養老的能力，子女經濟收入不穩定，子女不愿意贍養老人等。尤其是在少子化、老齡化、人口流動的背景下，子女撫養老人能力不穩定，或者無暇照護老人，這就需要政府有預防此類風險的應對措施，為養老提供社會政策支持，提供市場服務項目。
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總人口的13.26%，并在以每年3%的速度增長。面對人口老齡化這一全球性難題，如何養老、何處養老成為我國面臨的重要民生問題之一。目前，我國戶均規模3.16人，較改革開放之初的4.61人下降了31.5%。城鄉老年空巢家庭比例不斷上升，城市老年空巢家庭已達到49.7%，農村老年空巢家庭已達到38.3%。家庭規模的縮小和結構變化使其養老功能不斷弱化。城鄉老年人失能、半失能率達到19.6%，其中城市為14.6%，農村已超過20%。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數量還將持續增長，照料和護理問題日益突出。
三、社會養老政策支撐體系建設
我國特殊背景下的老齡化，使養老社會資源、家庭資源都存在不足狀況，需要政府提供相應政策予以支持，促進社會養老服務業發展，鼓勵家庭成員承擔照顧責任，而不能僅僅依靠法律和道德手段約束。建立由政府、市場和家庭共同支撐的養老體系。
（一）政府政策支持體系：特殊老年人經濟補貼制度
這些政策支持包括：一是城鄉低保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規定，城市“三無”老人均可按當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全額享受低保救助，貧困老年人要按規定納入城鄉社會救助體系。 二是農村五保人員供養制度。2006年《農村五保供養條例》規定：供養標準不得低于當地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并根據當地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適時調整。三是城鄉醫療救助制度惠及“三無”老人和貧困老人。四是開展社會慈善醫療、老年人醫療救助專項行動等。五是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為解決農村只有一個子女和兩個女孩的計劃生育家庭養老問題而制定，國家還正在積極探索建立獨生子女死亡傷殘家庭困難扶助制度。六是高齡老人津貼制度。《關于加強老年人優待工作的意見》規定，有條件的地方可對百歲或高齡老年人發放生活補貼。
政府充分考慮到城鄉貧困、無子女、高齡老人的經濟、醫療保障問題，避免無子女老年人因貧困問題而陷入困境，解決了他們經濟困難。但僅僅有經濟補償還不能解決無子女、貧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問題。
（二）市場服務體系：引導老年福利設施建設
市場服務體系包括：一是財政補貼政策。確立了“政策引導、政府扶持、社會興辦、市場推動”的原則，探索出了公建民營、民辦公助、政府補貼、購買服務等多種途徑，形成社會資金以獨資、合資、合作、聯營、參股興辦養老服務業的靈活機制。二是鼓勵社會力量參與老年社會福利事業建設。三是稅收優惠政策：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制定了老年服務機構有關稅收政策。四是建立管理和服務標準，如《老年人建筑設計規范》 ，《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暫行辦法》 和《老年人社會福利機構基本規范》等。五是投資引導措施：部門根據自身職能投資建設了一批為公益性老服務工程。六是建設職業化、專業化的養老服務隊伍：專業場所和服務人員也利于增加就業崗位。此外，還應關注城市低保與養老保險的銜接。[4]
市場除了提供社會養老服務場所外，還要提供為居家老人服務業務，以老年人為對象的老年生活照顧、家政服務、心理咨詢、康復服務、緊急救援等業務，向居住在社區（村鎮）家庭的老年人提供養老服務，為他們營造良好的生活環境。
這些補貼、稅收、管理政策為擴大和發展老年人服務業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滿足老年人對集中養老場所的需求，而建筑標準、服務標準、專業服務人員則使入住老年人的權益受到保護，減少不安全感，同時也要考慮到老年人的經濟承受能力。
（三）家庭扶持體系：為子女照顧老年人創造條件
我國在社會福利發展不足的同時出現了家庭保障功能弱化的征兆，使人們擔憂老年人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時家庭的保障能力，在社會提供服務不足、費用高或者服務質量不能滿足需要時，人們還是傾向于家庭成員的護理和照顧。如何通過增強家庭功能，支持家庭成員承擔盡可能大的責任，不僅有利于解決家庭問題、促進家庭和諧，提高家庭生活質量，而且能緩解人口老齡化等社會問題對公共財政產生的壓力。[5]
根據社會交換理論，家庭養老的維系和發展不能僅僅靠文化的約束，某種程度上是由經濟利益決定的。父母與子女之間在不同時期存在互惠交換現象，父母養育子女乃至孫子女，年老時能得到兒媳婦的照顧，因為家庭中照顧老人的責任主要是女性承擔的，媳婦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否則為“不孝”。老人照顧者中以女性居多，是男性的1.5倍。[6]“農村老人與子女代際間的經濟與勞務方面的交往十分普遍，代際交往的基本模式依然是以子女支持老人為主，老人幫助子女為輔。基本生活保障、看病就醫及生病時照料是子女支持老人的主要方面。關照孫子女、家務勞動則是老人幫助子女的主要形式，老人關照孫子女與子女照料老人呈相關性”。[7]媳婦是外來人，她們只有在結婚、生子時受到公婆的照顧，到年老時才愿意照顧他們。或者老人自己有資本來換取子女的照顧。
政府對貧困老人的經濟補貼就增加了老年人互惠交換的資本。荷蘭政府，給空巢家庭的子女一定的帶薪假期，以便其照顧年邁的父母，政府也給長期照顧老年人的失業、下崗子女發放一定的生活補貼。新加坡獎勵年輕人購買靠近父母居所的房屋等，這些都是很好地解決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資源不足的措施。
政府政策是社會養老保障支持體系發展的基礎，市場服務體系是保障，家庭扶持體系是必要補充。居家養老服務根據老人的需求進行服務，充分尊重了老人的自，使老人能夠體面養老。利用“契約性”服務，滿足“倫理性”需求，適合中國老年人不愿離開家庭，不愿離開自身熟悉的生活環境，希望子女照顧的國情，應該是未來社會養老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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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問題包括老年人問題與老齡化問題，而老年人問題與老齡化問題相聯系，但又不完全相同，一般把有關老年人的社會保障和權益保護看作“老年人問題”，把有關老年人增加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稱為“老齡化問題”，這是從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范疇來認識老齡問題。
一、人口老齡化現狀
我國2000年“五普”顯示，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為0.88億，已經達到總人口比例的7%，但內蒙古的老年人口比例為5.35%。2007年，內蒙古的老年人口比例為7.12%，表明內蒙古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
2010年“六普”中，內蒙古的常住人口為24706321人，同2000年的”五普”相比，十年共增加950894人，增長4%，年平均增長率為0.39%。其中，0-14歲人口數為3482599人，占14.10%，同“五普”相比，下降7.18%；15-64歲人口為19355565人，占78.34%，同比上升4.97%；65歲以上人口為1868157人，占7.56%，同比上升2.21%。
二、人口老齡化產生的原因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內蒙古自2007年起已經進入了老齡化階段，同時老齡化程度越來越高。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內蒙古實行計劃生育政策，0-14歲人口數明顯下降，有效地緩解了人口壓力，降低了全社會的生育水平；二是隨著經濟的增長、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醫療條件的改善，近年來人口壽命延長了。
三、人口老齡化面臨的問題
（一）青壯年勞動力養老負擔加重
人口撫養比又稱撫養系數，指人口中非勞動年齡(65歲以上和14歲以下）人數與勞動年齡（15-64歲）人數之比，一般以百分數表示。從整個社會來看， 是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負擔多少非勞動年齡人口。在“六普”中，內蒙古的人口總撫養比為27.64%，勞動年齡人口負擔較重。
傳統的養老方式是家庭養老。家庭養老指的是對老人不僅包括經濟上的供養、生活上的照料，還包括精神上的慰藉，提供醫療費用和護理等。家庭養老即具有親情，又符合法律上的規定。目前內蒙古家庭養老模式以多個子女照顧一兩個老人為主，人口老齡化加劇使家庭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家庭結構趨于4-2-1式模式(一對夫婦同時瞻養四個老人和一個小孩)。
（二）社會資源偏向老人福利
老齡化人口增加，人口結構的變化，使一部分生產者轉為消費者，按照內蒙古人口老齡化的情況，預計2020年左右，老年人口比例占10%以上。同時，隨著各項改革的深化和政府職能的轉換，企業退休人員由“單位人”轉為“社會人”，越來越多的退休人員都將進入社區，對其實行社會化管理和服務已成必然。這就要求社區承擔起健全老年工作機制、培育和發展老年群眾組織、維護老年人合法權益、提供老年活動項目、活躍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引導老年人參與經濟發展和社會事務等任務，迫切要求加強社區建設，發展社區服務。
（三）養老保障的不完善
老齡化帶來的家庭結構變化，導致家庭養老負擔加重，勞動人口減少而非勞動人口增加，家庭養老職能將轉移到社會中，使社會保障加重。充足穩定的養老金供給是養老保障制度的核心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快速老齡化將導致撫養結構的轉變，養老金繳費者急劇減少和領取者大量增多，養老金供需矛盾日益尖銳。
四、人口老齡化的解決措施
（一）轉變傳統的養老觀念
要解決養老負擔問題，第一是轉變老年人的傳統觀念，使存在養老負擔的家庭能夠依托社會力量養老；第二是健全社會福利機構，依靠社會為家庭提供完善的社區養老服務，完善社會福利服務體系，加強養老服務工作的專業化；第三是鼓勵、支持民辦養老院，增加服務機構的數量，不斷滿足老年人的需求。人口老齡化迫切要求發展各項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事業，以補充家庭養老功能的不足。
（二）增加財政支出
政府應加大公共財政的支出，完善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滿足老年人的需求。關注老年人多方面的物質需求，解決老年人的醫療需求，積極發展老齡產業，關注銀發經濟，豐富老年人的文體活動，這樣才能使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中國養老保險體系構建中需要直接面對的問題就是人口老齡化問題。中國要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保障制度就要不斷地完善，以通過塑造優良的人口環境促進人口良性發展。中國目前已經進入到人口老齡化社會，這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影響極深。人口老齡化意味著中國社會保障的壓力是極大的。如果養老保險制度沒有跟得上時展，就意味著在具體實施中存在著滯后性。人口老齡化屬于世界性問題，中國作為人口大國就更需要直接面對人口老齡化問題。這就需要有關部門對全面掌握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從中分析城鄉差異，并對城鄉養老保險制度的執行情況做出基本的判斷，基于此而對人口老齡化對城鄉養老保險制度進行評估。從中可以明確，中國的社會發展結構受到人口老齡化、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極深，加之多元文化滲入，使得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受到了一定的沖擊。要高度重視人口老齡化問題，才能夠加快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的步伐，并推進相關政策的不斷完善。
1 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歷程以及改革現狀
1.1 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歷程
中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自建立以來，經歷了改革，至今已經走過了10多年的實踐，期間不斷地摸索著，并落實到實踐中，對于養老保險資金管理已經形成了社會統籌結合個人賬戶的資金籌集方式。[1]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的加快，中國的養老保險現狀日趨嚴峻，使得養老保險制度難以為繼。目前退休人員的勞保保障，特別是新型農村養老保險模式的啟動，養老保險功能日趨退化。這就需要從中國發展實際出發，針對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實踐問題展開研究，思考社會保障中所存在的問題。
縱觀中國養老保險的發展歷程，自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以來中國的養老保險不斷地發展，主要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即從1951―1965年的養老保險制度開始建立；1966―1976年的養老保險制度引發社會問題而遭到破壞；1977―1992年的養老保險制度進入到恢復期并根據社會發展形勢而不斷地調整；直到1993年，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開始改革和創新。從中可以明確，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在每一個階段都與中國社會發展狀況密切相關，且符合中國國情。目前的養老保險制度改變了原初的養老金計算方式，采用了社會統籌結合個人賬戶的養老保險模式，逐漸形成了中國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
1.2 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現狀
中國新型的養老保險制度經過不斷地改革，形成了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內容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和企業補充養老保險三種養老保險形式，構成了多支柱的養老保險模式。
中國的基本養老保險即為國家統一養老政策下的養老保險，主要是滿足廣大的退休人員和離休人員的基本生活。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面非常廣，包括所有的單位職工、個體商戶以及自由職業者。職工個人儲蓄性的養老保險屬于一種補充性的養老保險形式，是職工根據自己的需要自覺自愿參與養老保險。這種養老保險模式可以與企業的養老保險相結合，有助于激發企業職工參與保險的積極性。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即為在基本養老保險基礎上所繳納的企業年金，是基于國家有關政策而建立起來的，旨在提高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水準。
中國自2014年以來，開始啟動統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明確提出了改革方案。其中所涉及的敏感問題就是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與企業養老制度并軌的改革方案。養老保險改革嚴格按照“一個統一”的原則的同時，相關工作的展開要確保“五個同步”：其一為養老保險制度與工資制度同步；其二為機關與事業單位關于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同步；其三為待遇調整與計發辦法之間要保持同步；其四為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要與職業年金的建立同步；其五為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在全國范圍內同步。[2]
2 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源以及所帶來的社會性問題
2.1 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源
中國人口老齡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國的育兒費用比較高，人們的生活壓力比較大，且快節奏的生活，導致生育率有所下降，甚至在中國的社會中出現了很多的丁克族；二是中國的醫療科技水平發展比較快，加之現代的醫學知識傳播途徑很多，越來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很懂得自我保健，使得中國的人均壽命有所延長；三是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執行了多年，雖然成功地降低了人口數量，同時也出現了老年人人口數量所占比例增多的現象。[3]
2.2 中國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社會性問題
中國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社會性問題就是養老問題。中國城鎮化發展進程的加快，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流入到城市，這就使得原有的養老體制不再適應現代的發展。中國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針對中國的養老問題加以解決，但是依然存在著矛盾，并已經成為社會性問題。人口老齡化給政府規劃養老的能力以考驗。養老已經不僅僅是養老金問題，還包括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基本醫療保證、家庭護理等各方面。按照養老社會化的發展趨勢，未來的養老就是社會養老，使得原有的家庭生活保障模式被打破，養老問題由政府來解決。但是，面對越來越多的老年人，中國政府很顯然也是力不從心的。
中國社會經濟的進步，使得中國的家庭趨向于小型化，多為一對夫妻一個孩子，農村居民向城市流動，使得農村人口數量降低。農村居民到城市中的主要目的也是希望自己有更好的發展，最終的目的還是要解決養老問題。[4]之所以中國處于中國人口老齡化趨勢下而出現養老保險制度問題，主要還在于養老服務隊伍的服務水平難以滿足老年人的需求。由于整體素質不高，加之業務能力有限，使得養老保險服務質量較低，特別是對老年人的健康護理，很難從專業的角度達到老年人以及家屬的滿意。養老問題已經成為必須面對并著眼解決的問題。
3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
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經歷了不斷地改革和發展，面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加之養老保險制度在轉軌期間所存在的各種遺留問題，使得新型的養老保險制度自實施以來面臨著發展困境。
首先，中國的養老保險覆蓋面仍然需要進一步擴大。雖然中國政府將養老保險的覆蓋工作作為重點工作內容，但是，要實現養老保險的全覆蓋卻依然很難。根據有關數據統計，目前的養老保險在全國的覆蓋率還不到40%，很顯然這個數據無法證實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發揮著保障功能，也使得社會保障難以滿足中國社會發展需要。隨著2009年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啟動，使得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舉步維艱，在規模化發展的同時，很難將具體工作落實。特別是靈活就業人員，面對養老保險繳費的負擔，使得一些人員開始退保。
其次，養老保險基金沒有實現統籌規劃。從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情況來看，由于采用了分級統籌的方式，使得養老保險基金缺少風險抵御能力而導致基金嚴重流失。[5]養老費用存在著地域性，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導致養老金數量分配不均。對于經濟發達城市而言，養老保險基金尚存在結余，但是如果經濟欠發達地區，就會存在保險金缺口。一些人口流動頻繁的地區，由于這些流動人口會繳納養老金，而并不會在那里養老，就會使得該地區的養老金比較充裕。這樣就會導致養老金發放不均衡，越是經濟發達地區，人口流動快，養老金就會越多，而經濟落后的地區，由于缺乏流動人口，就會導致養老金發放困難。
最后，養老保險金的保值增值效率相對較低。中國自2010年以來，城鎮企業職工的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所積累的養老保險金就已經出現了超過1.5萬億元的結余，但是這樣龐大的數字并沒有落實到企業職工的個人賬戶中。現行的企業職工個人賬戶中，養老保險金主要是用于支付職工的退休金，賬戶多為空賬，而且按照目前的養老保險制度，養老保險金的20%足夠支付兩個月的費用，用于存入銀行或者購買政府債券的部分則占80%。隨著銀行利率的降低，使得養老金結余貶值，難以獲得較高的收益，這就會給國家養老保險帶來負擔。
4 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的完善措施
4.1 促進養老保險制度的整合，完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從結構上來看較為分散，缺乏統一性，不僅對養老保險制度造成了不良影響，而且還使得養老保險制度難以應對目前的中國老齡化問題。[6]為了推進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整合，中國對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制度實施了改革，將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制度劃入到社會統籌范圍內。但是，在具體實施中，卻存在著養老保險制度新舊交替問題。在新的養老保險制度和舊的養老保險制度相互轉軌的過程中，就會存在利益上的矛盾，要實現平穩轉軌，還需要一個過程。面對這樣的問題，可以通過對機關事業單位的工資進行調整，將實施工資改革與實施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同時進行，使得養老保險制度順利過渡，快速進入到正式實施的軌道。
中國的另一項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就是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為了讓農村居民老有所養，中國為農村居民啟動了養老保險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在近年來的實施給農村居民帶來了實惠，但是，要將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劃入到城鎮職工的養老保險制度范疇當中，還沒有具體展開。中國城鎮化發展，加之中國農村正在走新型農業發展道路，很多農村地區已經逐漸向城鎮化轉變，居民的生活社區化發展。這就需要農村保險制度繼續推進，逐漸融入到城鎮職工的養老保險范疇當中，首先從養老保險制度上實現城鄉平等，以使得相關的各項制度有效銜接。參與養老保險的居民，無論是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都可以在城鄉養老保險之間相互轉換，以利于農村居民到城鎮就業時養老保險的銜接。
4.2 對養老保險制度要實施統一化的監督管理
中國進入法制化社會，雖然對社會保險金的管理都有明確規定，并在法律范圍內訴諸了關于保障基金的征收以及使用的問題，但是，很多相關內容都沒有在法律的層面細化。這就需要有關管理部門強化監督管理工作，包括財政機構、監察機構和審計機構都可以從各自的管理職能出發對社會保障基金的啟動和應用等工作進行監督管理。[7]特別是在社會保障基金的征收和使用上，要建立專門的監督管理小組，采用問責制的管理辦法，制定相關的風險管理制度以確保社會保障基金安全流動。隨著風險管理制度落實到實踐工作中，就會使得社會保障基金在使用的過程中所存在的風險進行分散處理，降低基金投資的縫隙率。此外，對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使用，還要基于法律規定而由專業的公司進行市場化運行，以在保證資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的收益率。
4.3 從政策上支持養老保險和家庭保障的融合
中國進入到人口老齡化階段，養老保險工作日漸重要。要確保中國人口結構合理，就要注重養老保險制度的有效性和持續性。將養老保險制度與中國的社會結構和家庭保障相融合，使得社會養老保險資源與家庭養老保險資源相匹配，養老保險問題的解決更為順利展開，才能夠促使中國的養老保險更適合中國的社會發展道路。政府作為社會養老保險的宏觀調控者，要從統籌管理的角度出發對家庭保險與社會保險整合。這就需要從道德的層面強調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傳承，提倡中國家庭和諧是促進社會和諧的基礎，同時還要從政策上強調，從政策上完善家庭保障制度。此外，還要發動社會力量，讓全社會都來關注老年人群體，伸出援助的手幫助老年人，以緩解社會養老保險的壓力，特別是各項配套政策的落實到位，有助于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更為符合中國國情且隨著社會的發展而逐步完善。
4.4 高度重視商業保險的發展
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與社會發展形勢相比存在滯后性，這就形成了目前所必須面對的公民養老問題。雖然采用了立法的手段，但是由于區域差異和不同領域的養老保險制度有所不同，使得養老保險體系系統化運行。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正處于轉型關鍵期，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也進入到攻堅階段，面對中國養老保險發展緩慢的問題，可以通過倡導養老保險制度多層次展開。養老保險水平要建立在國家經濟和區域經濟發展上，在考慮到養老保險制度可持續發展的同時，還要將商業保險融入其中，鼓勵居民參加商業保險以滿足自身的養老需求。雖然中國的養老保險體系在不斷地完善，但是，在多層次養老保險中，商業保險所能夠發揮的作用還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中國應該建立保險政策環境，優化商業保險制度，以促使商業保險公司能夠在保險業務上多開通老齡產業，將保險公司的專業保險優勢充分地發揮出來，以通過社會養老保險與商業養老保險相結合，使得中國的養老保險多層次展開。
時至今日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已廣受社會關注，其可能的發展形勢、影響以及應對之策也逐漸得到了廣泛的研究[1-3]。面對老齡化的嚴峻形勢，社會關注的最大問題莫過于養老。而這個問題在中國卻又存在兩個不同的層面，一個是城市層面的，另一個是農村層面的。幾十年以來特別的發展模式使中國社會面臨嚴重的城鄉割裂，任何問題可能在農村與城市都有著完全不同的邏輯。而恰恰，在中國特殊的發展模式之下，大量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市，并且大部分時間在城市生活但同時卻又不能真正定居城市。這帶來了兩個問題，其一是致使農村社會普遍成為老人社會，其二是這些未能定居城市的農民工以后的著落在哪里。由此可見，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在農村確實較城市嚴峻且復雜。用更為專業一點的話來說即中國社會人口的老齡化狀況不僅呈現未富先老的特點，而且還存在著嚴重的城鄉倒置。未富先老使社會經濟發展面臨人口老齡化的潛在負面影響，而城鄉倒置又使這一問題在農村尤為突出。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在目前的情況下對農民養老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期在問題真正出現之前做好充足的應對準備。
有鑒于此，本文將采用內部視角，從農村老年人口面臨的養老現實困境出發，并結合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對農村老年人口的養老問題進行前瞻性研究。研究將采用案例陳述的方式試圖盡可能全面地展示農村老年人口養老可能遭遇的問題，因此在個案的選擇上本研究不要求代表性，而是寄望于將這一問題可能的各個方面展示出來。本文只做問題的展示，并不探討對這些問題的具體解決之策。在結構上，本文將根據農村老年人口的特點將個案分為兩大類，其一是有關當下“留守老人”的案例，其二是有關第二代農民工的案例，即隨年齡增大而可能成為“留守老人”的案例。同時本研究所選個案的來源并不拘泥于一時一地，而是盡可能將自己調查或者公開出版物上出現的個案集合起來，這樣做的目的還是如前所述盡最大可能展示老齡化背景下農民養老問題的各個層面。
一、已成為“留守老人”的農村老年人的養老
所謂留守老人，在某種程度上不過是空巢家庭的另一個稱謂罷了。只是空巢家庭這個概念的涵義更廣，任何一個核心家庭在子女長大成人后只要子女長期離家也就成為了一個空巢家庭。而所謂留守老人則不過是農村空巢家庭中的老人而已，農村家庭的子女進入城市并大部分時間在城市生活而造成老人“留守”家園。如果要下個定義的話，似乎可以這樣來界定：常年居住在戶籍所在地 、 年齡不低于60周歲的農村老人，且其子女及子女配偶常年不在身邊者。那么這樣一個群體在養老方面會面臨哪些問題呢？
案例1：年近八旬的莊稼漢
張老漢生于上世紀30年代，至今已年近八十，老漢家里有3個兒子。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3個兒子相繼南下廣東打工，其中小兒子通過努力在2005年左右終于自己翻身成為老板，在虎門自建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制鞋廠。鞋廠的收益相當不錯，張老漢的另外2個兒子也放棄了原來的工作而進入其三弟的鞋廠。但是即便是在這樣一個家境富裕、兒女孝順團結的家庭中，張老漢卻一直未放棄農業生產。雖然張老漢的3個兒子曾多次勸其父母放棄耕田轉而到城市去與他們一起生活，但每次都遭到老漢的強烈反對。（訪談時間：2012年7月）
通過案例1的描述其實可以看到：首先是農民的養老訴求較低。從單個個案得出的結論并沒有代表性，實際上，陳文娟[4]曾以規范的問卷調查方式對農村居民的養老意愿進行過專門調查，并指出農村居民的養老預期總體并不樂觀，對養老問題的擔心較高。遺憾的是其調查主要是針對中年農民，缺乏對老年農民的調查。但是可以理解的是，在傳統家庭養老的觀念中雖然養兒防老具有很強的正當性，但現實中年老一代對年輕一代的要求卻絕非不講人情。在多地農村的調查中筆者亦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很多農村的老人與子女分居住在低矮的“老屋”當中，其生活水準明顯低于子女。但就是這樣的老人，對生活的滿意度并不一定就低。反而，只要生活能維持正常的一般標準，做父母的更希望子女過得比自己好。這樣，社會保障在制度設計上可能會面臨一個問題，即農村老年人認同的標準低于社會認同的養老標準[5]。如此一來可能伴隨而來的問題便是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認同度較低。筆者當然不認為既然農民本身的養老訴求較低就應該因此而設置較低的社會保障標準，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提高農民的養老意識。
其次，農民對作為財產的土地的認識是影響其養老觀念的一個重要方面。正是因此，即便是家境頗富的張老漢也一直不愿意放棄種田。農村土地的社會保障作用早已為學界所認識，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該從哪個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有人因此而強調維持當下土地制度的重要性，也有人強調土地的社保功能阻礙了土地正常經濟功能的發揮。從社會保障的角度來看，農民“戀土”而不愿離開土地，無非是因為心憂離開土地后生活沒有著落或者說“保障”，以至于不論土地收益高低，在未尋得城市立足之前是很難愿意棄土離鄉的。之所以需要土地擔當社會保障的功能，不過就是因為與城市里的“單位人”相反，除了土地之外很難說還有什么可靠的依賴。這一點即便是國家大力推進農村醫療與社會保障的今天似乎依然如此。
實際上，以上兩方面的分析反映的是同一個問題，即老年農民表面上看來是因為觀念落后而出現不愿意參與社會養老并且對自己的養老狀況也不甚在意，其實際反映的還是他們對子女有無真正穩定生活的擔憂。這種觀念或許顯得陳舊、保守甚至于在很多激進的人看來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但是無論怎么說，不可回避的一個事實卻是如果不能從制度上解決農民向市民轉變的過程中建立穩定事業以及獲得穩固財產的可能性，而僅僅是企圖將適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保體系擴展到農村的話，這樣的做法可能并不討好。畢竟，從個人的角度而言生活最大的保障只在于所在家庭是否建立在一個穩定的事業基礎上。
二、即將成為“留守老人”的農民的養老
留守老人是現階段已經進入60歲以上的農村老人，那么比他們更小的一輩，即現階段年齡在50歲邊緣到60歲之間的農民（學界通稱的“第一代農民工”）則是可能很快就要成為“留守老人”的一代。據國家統計局的《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顯示，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5278萬人，其中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萬。然而，2011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參加養老保險的農民工人數僅為4140萬人，占比只有16%。盡管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達74歲，50歲上下的人似乎仍未嫌老。但是作為主要在工廠或工地從事體力勞動的農民工而言，進入50歲以后顯然意味著進入了一個體力衰退的高峰時期。那么這個群體面對的又是什么呢？
案例2：超齡務工者老謝等[6]
59歲的謝國萬說，64歲的老伴身子不好，去年得了一場大病還動了手術，如果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斷了家里的生活來源。為此，他很糾結。謝國萬是開縣團鳳村人，36歲開始外出打工。自2009年始，早報記者已連續5年采訪了謝國萬，每年春節他都在糾結“走還是留”，但在吃完元宵節的湯圓后，他最終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廣州的客車。5年來，打工所得占謝國萬總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達90%，若停止打工的腳步，就只剩下960元/年的養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愛人1000元/年的低保，兩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根本難以維持夫妻倆的生活。為此，年近六旬的他還是想著咬牙再賺幾年100元/天的苦力工資。 （《東方早報》2013年2月26日）
如果說對于60歲以上的“留守老人”而言，養老最大的障礙在于觀念問題的話，那么對于這些50多歲的老農民或農民工而言則面臨的困難要多得多。他們一方面面臨自己事業的轉折，即到底是回農村還是留城市的兩難選擇；另一方面對于他們中的大部分而言，子女的問題可能仍遠未解決。對于這樣一個群體，如果連最低的“社會保障”都沒有（事實上大多數確實沒有）則顯然有失社會公義，但如果說只要提高其養老標準，每個月多發點保險金就能解決其“保障”問題，這恐怕亦只是天方夜譚。
面對老齡化問題，中國的城市與農村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狀況。城市或許還真能像一些樂觀的海外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城市化發展至少不會因為老年人口而面臨主要資源匱乏。相反，它們很可能會用一群活躍的或相對活躍的老年居民，能夠并且將為城市社會做出廣泛的貢獻而非依賴于城市。”[7]相比之下，第一代農民工的工作年齡即便再往后推延5年，在自身并無穩定事業又缺乏社會養老保險的情況下，要使他們在社會生活甚至于消費領域變得“活躍”或“相對活躍”怕也只能僅僅是一種美好的愿望罷！
三、結論與討論
對于農村人口的老齡化發展趨勢，楊青哲[8]在其博士論文中做過詳細的估算。他以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中關于農村人口的相關數據做基礎，預測了未來40年（2010～2050）中國農村各時期總人口數、少年兒童人口數、勞動力年齡人口數、以及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根據他的估算，即便是按照最高可能的總和生育率（2.3）進行推算，農村少年兒童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在未來40年時間內將保持遞減趨勢，在 2025年，65歲及以上人口數超過1億，到 2040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達到峰值，約為 1.5 億。40年鄉村老年人口比重的變化，從 2010 年的 10.06%上升到 2050 年的 44.18%，共增長了36.33 個百分點。這一變化趨勢必然導致社會撫養比的提高，楊青哲估計到2050年總撫養比將超過1。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分析逆向選擇對老年人健康險市場的影響，借鑒西方的老年人社保制度，提出老年人保險逆向選擇的應對措施，探求削弱逆向選擇的影響，以期建立起符合中國老年人實際的健康保險市場的可能性和方法。
關鍵詞：老年人 保險 逆向選擇 信息不對稱 博弈
自20世紀80年代實行人口計劃生育政策之后，面對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的現實，傳統的養老方式已經不可能再承擔起養老的重擔。所以，建立和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是政府和全社會的一項重要職責。把關愛老年人法律化、制度化，對于社會的長治久安與和諧意義重大，是非常有必要的。
老年人健康保險市場現況
隨著經濟的發展，醫療衛生條件的提高，中國也逐漸步入了老齡社會。老年人身體抵抗力較差，重大疾病造成的傷害是第一大殺手。隨著專業健康險公司的發展，預料將會有越來越多適合老年人的健康保障產品面市，可以幫助老年人減少醫療費用負擔，并得到良好的醫療照顧。
然而，保險公司在重疾、醫療等健康險產品方面，一般最高投保年齡為65歲，且過了55歲后只能繳一年錢獲一年保障。保險公司對這一群體擁有絕對的否決權，只要上年賠付率達到一定比例，就不再予以續保。目前，國內最大的專業健康險公司―人保健康險同樣沒有能解決老年人健康險的難題。該公司最新主打產品“健康人生護理保險增值計劃”，涵蓋了長期護理、老年關愛、疾病身故、意外身故等保障責任，但仍舊沒有解放老年人投保年齡的限制。最高60周歲的投保年齡限制，讓眾多老年人只能感嘆“可望而不可及也”。
有很多消費者對保險公司這一做法不甚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老年人健康險市場難以建立呢？
老年人保險市場難以建立的原因
市場模型下的一個重要假設是，買方和賣方都具有完全信息。而事實上，被保險人總是比保險人更清楚自己會在哪些方面遭受損失。對于每一位欲購買健康保險的老年人，他最清楚自己的健康狀況，而保險公司并不了解每個老年人的狀況。對于商業保險公司而言，如果由他們為老年人提供健康保險，由于不能確知每一位老人的健康狀況而只知道他們的平均健康狀況，因此保險公司只能根據老年人的平均健康狀況或者說平均的患病率收取保費。假設老年人的健康市場只有兩類群體，一類是健康體，一類是非健康體，兩者具有相同的初始健康狀況。兩者都有可能生病住院，但是患病概率不同，健康體是“低風險”者，患病率是20%，非健康體是“高風險”者，患病率是80%，花掉的住院費用是一樣的。
如果保險公司能夠根據每個人的公平精算費率收取保費的話，就不存在什么問題，兩者都會投保。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信息不對稱，保險公司不能準確的辨別健康體和非健康體，保險人將會對每個投保人收取同樣的公平平均保費。這時兩者是否仍會繼續投保呢？來看如下分析：由于兩者的初始健康狀況相同，為轉移風險付出的保費也相同，所以他們按照公平平均保費投保后的期望效用也相同，很明顯，非健康體會愿意投保，因為投保后的期望效用高于未投保時的期望效用，并且比按照公平保費投保時的效用還高；對于健康體而言，情形正好相反，所以他實際上補貼了非健康體，這時健康體會理智的選擇放棄投保。
這些行為對保險公司會產生什么影響呢？平均保費的前提是兩者都會投保，但我們已經知道健康體按照平均保費是不會投保的，這時保險公司為高風險者承保肯定會虧損，這時保險公司會調整保費，就只剩下專為非健康體定身量做的合同。我們再假定這些屬于非健康體的老年人又可分為易患重病者和易患輕病者，假如兩類人各占50%，易患重病者住院費用為1500元，易患輕病者住院費用為500元。同樣采用以上的方法進行分析，最終投保的又只有易患重病者，這將導致保險公司進一步提高保費，這可使購買者進一步減少。這一過程不斷進行下去的結果，最終只有那些身體狀況最糟的老年人才可能購買保險，而這類老年人又可能因價格太高主動放棄，或因人數太少而使保險人放棄該類合同，因此難以建立起老年人的健康保險市場。
老年人保險市場的逆向選擇
老年人健康險市場難以建立，主要是逆向選擇的影響。其發生主要是由于保險人不愿花太高的成本對每一風險單位分別制定精確費率致使成本太高而產生的。在這種情況下，保險人根據所保某類風險的平均損失率來對某一群體所有風險單位都收取相同的保費，這樣，一些有遠見的低風險投保人發現，基于平均損失率的保險費率太高了，所以決定退出保險。這將提高所保風險的平均損失率，從而也提高了費率，進而引發更多的人退出保險。顯而易見，這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從而使風險成為不可保。逆向選擇問題對于老人更加嚴重，因為相對于年輕人，老年人的平均醫療成本更高。
首先，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差別很大，比年輕人之間的差別大得多，而保險公司了解老年投保人的實際健康狀況很困難而且成本又很高，這勢必造成保險公司對老年投保人的健康狀況獲得的信息不完整、不準確。
其次，缺乏準確的信息，保險公司就無法確定合理的保費率，最終只能根據平均健康狀況來確定保費率。因此導致投保老人的平均健康狀況會很差。這使得保險公司的賠付風險大大提高，從而失去了經營老年保險的積極性，最終導致老年人投保難的問題。
再者，如果政府允許調整保費率，那么保險公司為了避免虧損而上調保費率，而這又會使原來已經投保或者準備投保者中相對健康的老年人退出，從而投保老年人的平均健康狀況會變得更差。如此循環不止，最終保費會升得很高，同時投保老年人的健康狀況則會越來越差，導致市場發展不利。這最終導致了逆向選擇在老年人保險市場作用的結果。
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盡管老年險市場需求很大，但老年險賠付率居高不下，開發老年險種，保險公司要承擔巨大風險。所以，出現了明顯的逆向選擇：高風險投保者驅逐低風險投保者。因為提高保費，低風險的人退出，高風險的人不退，市場充滿高風險投保者，這樣提高價格帶來的損失更大。
西方老年人社保制度借鑒
（一）日本的老年人社會福利事業
在東亞國家中，日本的老年人社會保障制度比較健全，逐漸形成了以積極預防為主的老年人醫療保健服務體系，為老人提供了全面的醫療保健服務。
1997年，日本建立了介護保險制度，將原來由醫療保險支付的介護費用單獨分離出來，通過社會保險的方式支付老年人生活護理所需的費用。參保對象從40歲開始繳納保險費用，65歲以上可以享受介護保險，個人支付10％的費用。需要護理的老人可以在自己的家中享受所需要的綜合利服務和醫療服務，也可以到機構居住，或享受短期入院服務，此外還包括租借、添置福利用具和住宅改建服務。
目前，日本已形成了以收養型福利機構為骨干、以社區照顧系統為基礎的老年人福利服務體系，基本滿足了老年人各方面的福利服務需求，成功地解決了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諸多社會問題。生活費和設施利用費原則上根據本人及扶養者的收入狀況征收，生活水準在貧困線以下者可以減免征收。設施的運行費用由國家和地方政府各承擔一半。
（二）美國的老年保健計劃
老年保健計劃是由政府為老年人群提供醫療保險的美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資格參加者為65歲以上的老人，參加者不論其收入如何，都有資格同等享受老年保健計劃所提供的醫療服務。
老年保健計劃的目的是讓全社會分擔老人的醫療費用負擔。政府有責任保證退休后的老年人享有基本的醫療服務。它的服務包括住院，家庭照顧，出院后的護士護理，臨終關懷等。其支付款項來自于就業者和雇主所交的工資稅收。
自1965年至20世紀90年代末，聯邦政府陸續頒布了有關老年保健計劃的一系列法令和條文，所有年齡在65歲以上的老人及殘障人士都有資格參加老年保健計劃，參加者的經濟條件不影響其享受的服務項目。
（三）德國的養老金制度
在西歐各國中，德國是老年社會保障制度的搖籃。德國1889年創建了公共養老金制度，這是“社會保險”的最早框架。雇員依照工資水平按費率繳納保險金，退休后養老金的數額主要依據雇員薪酬水平和繳納保險費的時間而定。
德國的社會保險體制不僅僅只是養老金，它還涵括了廣泛的福利制度方案，共同構成了復雜的養老體系。目前德國的醫保繳納費率是14%，由雇員和雇主各自承擔一半。退休人員的醫保費半數由養老金中扣除，其余由政府承擔。法定醫保適用于支付從牙科到處方藥品的全部醫療類，甚至包括醫療康復等費用。
老年人保險逆向選擇的應對措施
（一）提高老年人的投保年齡
高齡老人的保險勢必是一種逆向選擇的趨勢。無論是壽險還是健康險，往往將投保年齡上限規定在60-65歲，使高齡老人難以通過投保來分享保險分散風險的功效。而如今，兩款強調醫療補償的保險計劃則將投保年齡限制提高到80歲，這使高齡老人也有險可保。
以經典計劃為例，針對的是18至79周歲的投保者，可續保至80周歲。大致包括三項保障：因疾病入住醫院的住院津貼，每天200元；因意外傷害入住醫院的住院津貼，每天300元。上述兩項津貼針對同一住院原因最高賠償天數為180天；意外燒傷及殘疾保障30萬元。投保者投保此款保險，即可選擇個人投保的單人計劃。也可投保雙人計劃乃至附帶180天以上17周歲以下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計劃。投保人增加則享受到的折扣更大，如同樣為30-39周歲的投保人，選擇單人計劃每份80元，若選擇雙人計劃，則合計145元，較購買兩份單人計劃便宜9.38％。
在經典計劃的基礎上，卓越計劃則提供更高的保額，疾病和意外的每日住院津貼分別為300元和400元，意外燒傷和殘疾保障則為60萬元。仍以30-39周歲為例，單人計劃的費用為101元，較經典計劃增加26.25％，而疾病和意外的每日住院津貼分別增加50.00％和33.33％，而意外燒傷和殘疾保障則增加100％。不過，此計劃仍有較嚴格的投保年齡，最高僅接受55周歲以下的投保，并至多續保至65周歲。對有意選購此款保險的投保者而言，比較劃算的投保策略是盡可能選擇卓越計劃，以獲得更高的性價比，待年齡超過65歲的投保上限后再轉而選擇限制更寬松的經典計劃。
（二）開發老年人保險業
專家認為，老年人投保商業保險涉及醫療、社區、保險多個領域，顯然只靠保險公司是很難解決的。保險公司拓展老年人保險業務勢必會遭遇保費太高、賠付太高、經驗不足的問題。
開發老年人保險業應成為整個行業、整個社會的公益性事業。從保費支付看，應該考慮多方面分擔。老年人及其家庭自付一部分、保險公司優惠一部分、有關部門補貼一部分。為了避免醫療市場逆向選擇造成的市場不靈，醫療保險應作為一種社會保險由政府提供。
（三）開發老年人公益事業
建立健全社區服務事業，以居委會為單位，就近對老人提供各種急需服務和幫助，包括日間托老所。既便于老人往返，也減輕年輕一代照顧老人的負擔。對各社區采取大量問卷調查進一步獲得老年人身體的更詳細情況，這樣得出的信息就會相對多而準確。依托社會服務基礎上的居家養老，其中對不同人群又采取政府全部或部分“買單”支持居家養老的模式，是解決老有所養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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