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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工荒；產業升級；劉易斯拐點
一、引言
改革開放后，隨著中央政府實施特區建設，開放沿海城市等發展戰略，珠三角、長三角、閩東南和浙東南等沿海地區依靠外資引進和發展出口加工業強力地拉動了經濟增長，也拉大了與內地經濟發展的差距。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勞動力在“推力”和“拉力”的作用下紛紛流向發達的沿海地區，在20世紀90年代形成了“民工潮”。由此，人們習慣于認為我國廉價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2004年初閩東南、浙東南和珠三角等加工制造業聚集地區開始出現了農民工短缺的現象，即所謂的“民工荒”。由于金融危機的蔓延，2008年沿海地區2000萬農民工下崗失業，返鄉回流。2010年隨著世界經濟企穩和我國經濟的回升，沿海地區和內地企業紛紛出現“招工難”，再次爆發了新一輪“民工荒”。2011年“民工荒”進一步深化，很多企業因找不到工人被迫停掉部分生產線甚至關門倒閉。
以上現象反映出我國的勞動力市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民工荒”的原因是什么？是簡單的勞動力供給不足，人口紅利已經消失，還是有現象背后更加復雜的原因？蔡昉（2005）認為從最近在勞動力市場上發生的一些新變化來判斷，一個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到勞動力有限剩余的轉變正在發生。段樹軍（2011）認為“用工荒”并不意味著中國傳統勞動力密集產業加速喪失優勢，“用工荒”并不是絕對的勞動力供應不足，而是一種勞動力的結構性、技術性短缺。李波平，田艷平（2011）比較分析了2004年和2010年開始的兩輪“民工荒”，指出由于區域格局變化，農民工主體價值觀念變化和惠農政策效果的逐漸顯現，促使沿海和內地城市出現了用工緊缺的狀態。章亞男（2010）指出從第一產業產值所占GDP比重和從業人員比重的比較來看，中國還有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潛力。謝韜（2010）從勞動力供給狀況和勞動力市場發展情況分析，發現中部地區的劉易斯拐點還未出現。以上文獻大多就“民工荒”現象做了描述和簡單的原因分析，還不是很系統，本文試圖更加深層次地剖析“民工荒”問題。
二、此輪民工荒的特點
1．沿海地區和內地爭搶農民工。東部沿海城市企業深入內地，各個火車站、汽車站都出現了火熱的“接站人”。上海更是利用近400輛長途大巴奔赴安徽、江蘇、河南、湖北等地，到“家門口”接回農民工。而內地如成都、重慶、武漢等中西部城市紛紛采取下達招人指標、到車站碼頭圍追堵截、加大宣傳力度、給出優惠條件等措施，招攬農民工留在本地工作。由此可見，此輪民工荒發生地域有所擴大。
2．新生代農民工比重加大。當前勞動力市場結構呈現出明顯的年輕化傾向，“第二代”打工者約占新求職人群的80%。除工資薪酬外，他們更加注重對職業前景的選擇，對就業環境要求高，并且對城市生活方式有更高的期望。
3．普工短缺占大部分。2004年的農民工短缺表現為熟練工、技工短缺，尤其是高級工嚴重缺乏。2010年開始的農民工短缺，普工短缺占大部分。目前，廣東企業用工普工缺口約占總量的68%。1
三、此輪民工荒產生的原因分析
1．金融危機過后用工反彈。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風暴使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加工制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外貿出口型企業遭受重創，大量企業由于接不到訂單而出現了半停產、停產、關閉、破產的情況，而作為制造業的主力軍農民工紛紛失去工作，被迫返鄉回流。據農業部2009年1月統計，提前返鄉農民工數量約2000萬人以上，大約占農民工就業總量的15%。為了應對金融危機、促進就業增長，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四萬億元投資計劃有相當一部分分布于我國中西部地區。2010年隨著世界經濟企穩和我國經濟的強勁回升，沿海制造業企業外貿訂單激增，企業用工需求加大。特別是春節過后，由于企業提前開工和招人，很多農民工還在家過年，企業又遭遇了“招工難”。
2．農民工長期低收入的反應。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沿海地區利用優越的區位條件，通過實行對外開放引進外資，依靠大量廉價、技術含量低的農村勞動力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依靠低成本、發展外向型發展戰略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但這種高增長是以犧牲農民工的利益和權益，極大的減少用工成本而形成的。低工資、低勞動成本帶來的低效率可能使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落入“低成本陷阱”。當前是“勞動力無限供給—低工資—低成本—低效率—低競爭力”鏈條的斷裂，這些低收入的制造業企業對農民工已經沒有太大吸引力了。
3．戶籍制度、各種保障制度的嚴重缺陷。戶籍制度阻礙了勞動力的城鄉流動，給社會福利帶來損失，導致了較高的遷移成本(王美艷、蔡昉， 2008)。在權益上，農民工不僅工資低，而且人身安全和尊嚴、平等擇業、勞動保護、社會保障、居住等權益長期得不到有效保障，合法權益屢遭侵害。農民工與城市產業工人相比仍享受不到應有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待遇，處于城市社會底層。隨著農民工維權意識的增強，在很多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證的情況下，農民工選擇“用腳投票”，離開工作崗位，于是產生了“民工荒”。
4．農民工主體及其價值觀念在變化。20世紀60年代出生，90年代外出打工的第一代農民工，隨著年齡的增大及勞動密集型企業對年齡的限制，再加上積累了一定的資金，這些農民工紛紛還鄉回流。第二代農民工是80年代后出生、新世紀開始外出打工的農民成為農民工的主體。第一代農民工與新生代農民工由于成長的環境和社會背景不同，他們外出務工就業價值觀念有了許多明顯的變化。新生代年輕農民工外出打工提高收入并不是唯一目的，他們更注重追求生活質量，效用目標和偏好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劉傳江，徐建玲，2006)。他們在社會地位、合法權益、社會保障、人格尊嚴、子女入學等方面的訴求日益凸顯。另外新生代農民工吃苦耐勞精神有所欠缺，常常會因為工作時間太長、勞動強度太大而頻繁跳槽。一項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敬業精神差且職業流動率高，平均每人每年 換工作0.45次，而老一代農民工僅為0.08次，新生代農民工跳槽頻率是老一代農民工的近6倍(長子中， 2009)，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為“生活、生產環境和閑暇時間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歡那個工作”或者只是“想換個環境”。沿海地區企業在工作環境、管理體制、合法權益等方面改變不大，不能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利益訴求，“用工荒”是新生代農民工對不平等勞動關系的抗議。
5．惠農政策效果顯現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農民工外出務工的主原因是農民負擔重而農業比較利益低，農民收入增長速度慢。在早期，相比農村而言，外出打工的相對收益比較高。但是隨著國家連續出臺惠農政策，如取消農業稅、種糧直補、糧食收購保護、新農村建設等，使農業勞動力邊際效益不斷提高，促進了農民收入增長，這提高了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機會成本，降低了農民外出打工的積極性，也吸引部分農民工回流，造成農村勞動力的意愿供給量小于企業實際需要量，結果帶來了企業用工短缺問題。此外，在城市物價不斷上漲的情況下，農民工的實際購買力趨于下降，而流向城市的成本增加，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凈收益下降，缺乏向外流動的經濟誘因。
6．人口紅利衰退期漸進。劉易斯（1954）在他開創性的文獻《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從勞動力市場的二元性角度，討論經濟發展的轉變過程。他的理論后來經拉尼斯與費景漢（Ranis and Fei，1961）拓展，形成了含有轉折區間的二元經濟模型。在拓展的劉易斯模型中，有兩個關鍵性地轉折點：劉易斯第一拐點，也就是勞動力供給從無限剩余轉向有限剩余的階段；劉易斯第二拐點，即有限剩余的勞動力被完全吸收殆盡的點。目前，對中國進入劉易斯拐點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中國是否越過了劉易斯第一拐點，即勞動力供給從無限剩余轉向有限剩余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并非意味著中國不存在剩余勞動力，而是勞動力供給從實質上發生了變化，從以前的剛性工資變成了彈性工資，并伴隨著農民工工資的實質性上漲。
四、政策建議
2007年底全國人口的城鎮化比重達44.94%，另一方面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業生產中創造同樣產值所需的勞動力只是以前的1/25。第一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不斷下降，截至2007年底，第一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僅為11.3%，基本是1978年的1/3的水平。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也從1978年的70.5%下降到40.8%。這種產值和從業人員的分配比例直接導致了中國農村的人均收入遠低于城市。這種收入差距是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的第一源動力，也是農民工這類人群存在的主要原因。然而從上述兩組數據中，我們也能發現一個基本事實，中國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比重仍高達40.8%，遠高于第一產業產值比重相同的斯里蘭卡和埃及。這說明第一產業中中國仍然存在較多剩余勞動力可供轉移到第二、三產業。
目前中國制造業的工資水平還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勞動力的相對價格優勢不會立刻喪失；中國目前的“用工荒”并不是絕對的勞動力供應不足，而是一種勞動力的結構性、技術性短缺。中國許多地方還存在大量應該轉移也可以轉移的農村勞動力，短期內中國的勞動力供給仍然是豐富的。勞務大省河南的數據顯示，該省有7000多萬農村人口，4700多萬農村勞動力，富余勞動力3200多萬人，至去年年底共轉移農村勞動力2363萬人，還有800多萬人需要轉移。所以劉易斯第二拐點還未到來。針對民工荒現象，提出如下建議：
1．鼓勵企業進行產業升級。從長期發展來看，資本密集程度和技術水平的提高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國企業應加快改造傳統產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升產業技術層次和結構，以應對未來勞動力供給相對不足的情況。
2．政府充分發揮職能，彌補勞動力市場上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對稱。由于農民工輸出地和需求地不能相互協調，勞務信息不充分，管理網絡不健全，使得勞動供給的信息無法傳遞給用工單位，勞動需求的信息也無法傳遞給打工者，造成勞動力的盲目、無序流動，從而導致了招工難與就業難并存。政府建立全國有影響力的招工就業網站，可以將我國農村勞動力巨大存量的潛力發揮出來。
3．建立健全農民工權益保障機制。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不規范，勞動法律法規缺失，傷害了農民工的利益，國家對此應設立相關的法律保護參工者的利益。還有農民工仍然面臨著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的待遇，與市民的巨大差別會使這個群體難以融入城市，久而久之較高工資的吸引力也無法體現。因此，應該將農民工納入城市養老保險體系，使他們能夠得到市民化的待遇，從而吸引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并能最終留在城市。
4．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培訓。總量過剩和結構性短缺將是我國農村勞動力在較長時期內的特征，加強農村義務教育和職業教育，加大民工培訓力度，提高民工文化素質、勞動技能和可持續就業能力，把廉價勞動力變成高價值、高素質的人才資源，將我國的人口紅利從數量向質量轉變，把經濟增長方式切實轉變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換。
參考文獻：
1、 李波平，田艷平，《兩輪“民工荒”的比較分析與啟示》，《農業經濟問題》，2011年第1期。
2、 王美艷，蔡昉，《戶籍制度改革的歷程與展望》，《廣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
3、 劉傳江，徐建玲，《“民工潮”與“民工荒”—農民工勞動供給行為視角的經濟學分析》，《財經問題研究》，2006年第5期。
4、長子中，《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價值觀念透視》，《北方經濟》，2009年第5期。
關鍵詞：勞動力成本；結構性短缺；對策分析
一、前言
從世界范圍看，所有市場經濟體在發展過程中都必須面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問題。西方發達國家在資本積累初期也曾享受低廉勞動力成本帶來的經濟飛速發展成果。隨著工人薪資意識與國家民主政治的發展，勞資雙方在工會組織的協調下才能較好的處理成本提升所帶來的矛盾。
改革開放30余年來，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一直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最重要促進因素之一。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及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以及工薪階層在勞動力價值觀上的覺醒，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自2004年以來持續上升，已成為我們繼續推進改革，發展經濟的必須面對的嚴峻問題。
勞動力成本一般分為直接的工資支出及社會保障支出兩大主要部分。近年已有不少研究者關注勞動力成本上升及其應對策略問題，認為經濟持續發展、通貨膨脹等宏觀方面的因素，是造成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根本原因。下文將在此基礎上，著重從供求關系、生存成本及政府力量來進一步討論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具體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對策。
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
在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交錯狀態下，影響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原因有諸多方面。勞動力成本不僅是生產領域的四大主要成本之一，同時也是社會產業鏈當中的一種變量，其商品屬性決定了我們需要從市場環境和國家宏觀制度環境中尋找價格上升的動因。
1.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短缺
既然勞動力成本是建立在產業鏈上形成的一種變量，那么供求關系就成為其價格變動的重要影響因素。自2004年以來，隨著出口貿易的持續攀升，對勞動力消耗最大的制造業經歷了大規模的產業升級與常態規模擴張。
一方面，基礎性產業的常規勞動力需求持續走高；另一方面，技術含量較高的制造領域也同樣需要大量具備高素質的人才。這就從質和量上對市場上的勞動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與此同時，市面上能夠提供的勞動力卻出現結構性短缺的狀況。隨著計劃生育的持續推行，我國有效勞動力的輸出持續呈現下降趨勢。不僅高新技術制造領域難尋擁有專門技術的勞動力，常規的低技術性勞動力崗位也同樣出現短缺情況。從2007年至今，珠三角、長三角等經濟發達地區制造業的用工荒一直延續。這種供求不平衡的關系直接導致了勞動力成本的持續攀升。
2.勞動力的生存成本
作為個體的勞動力不僅是勞資協議下的行為主體，同時也是存在于社會網絡中的活動體。因此，經濟環境變動對勞動力個體生活成本支出產生了重要影響。盡管國家一直通過政府調控確保通貨膨脹處于正常水平，但仍舊無法抑制各類生活物資的價格增長。與此同時，醫療、教育成本的提高，同樣對作為生存個體的勞動力提出新的挑戰。
勞動力生存成本的大幅提高，迫使雇主必須提升勞動力報酬的資金投入。在生產總額不變的情況下，對勞動力直接物質投入的增加，無疑也提高了勞動力成本。
3.有形的手：政府的調控力量
以上我們討論勞動力成本之時，更多的是針對直接的勞動力工資成本而言。但勞動力成本還有另一個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社會福利成本的提高。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工薪階層社會福利保障意識的增強。國家越來越注意從制度設計上確保落實勞動力的社會福利待遇。
一方面，黨和政府通過制定最低工資標準，并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而不斷的提升，確保了工薪階層的基本權利。而這種硬性制度的推行，要求企業必須根據標準調整薪酬體系，這在無形中增加了企業在勞動力成本上的投入。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要求企業必須對員工的社會保障進行配套。若從個體角度觀察，社會保險、失業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社會保障費用數量并不是很大，但從整體上觀之，則形成了數量巨大的支出。
政府力量的介入，促使企業必須根據宏觀政策的變化而調整勞動力成本的投入。在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的今天，企業必須承擔起落實社會保障制度的重任，確保員工權益的實現。
三、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主要對策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們發現供求關系、生存成本及國家行為構成了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的三大主要因素。對此，我們不僅繼續推進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同時也要以此為契機，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促進國家整體經濟有效轉型。這需要我們從以下三方面努力。
1.宏觀制度改革策略
正如很多研究者早已指出的，目前中國仍處于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交錯的時期，縱然市場經濟已經是國民經濟的絕對主體。然多年計劃經濟體制下存在的諸多問題，并未能根本解決，因此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狀況市場發生。反映在勞動力成本變化上就是供求關系并不具備決定性作用。
為此，我們必須在宏觀上制定一系列的法規和制度對勞資雙方的權益進行有效規范。首先，要繼續推進工資和福利制度改革，確保作為勞方的普通工薪階層具有應對生活成本持續提升出現的問題。
其次，要從宏觀上把握經濟發展總體趨向，引導企業實現產業升級。其中，應堅持內需拉動經濟的原則，制定相應的內銷服務制度，引導企業以國內市場為基點向外擴散，同時配套施行產業結構的升級。
第三，必須對醫療、教育等關乎百姓生活的領域進行進一步的制度約束，讓作為普通人的員工具備降低生活支出的制度性平臺。
通過國家在宏觀制度上的完善，在提升企業發展水平的同時，也確保在法律框架下實現工人薪資、福利待遇的穩步提升。
2.市場調控策略
如前所述，勞動力成本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一類商品，其價格的變動受到市場動態的影響。因此只有對人力資源市場進行有效調控，方能從根本上緩解勞動力成本上升帶來的負面影響。
其一，應從多方面入手，通過各類組織對勞動力與就業崗位進行優化配置，確保有效人力資源的高效對應。其二，企業應通過內部培訓等方式，促使原有員工在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中做到與時俱進，降低員工流失頻率，實現自我“供血”，從而節約勞動力招募成本，提升生產效率。第三，國家通過對參與就業人員進行定期培訓，使得就業人員的整體素質及基本技能有所提升，從而在勞動力供給上實現量與質的有效結合，解決勞動力的供給問題，降低行為成本。
3.產業升級策略
除了國家調控與企業自我調整，我們還可以從產業升級的角度對勞動力成本提出有效對策。產業升級是中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面對不斷提高中的勞動力成本，企業只有依托現有資源，通過不斷整合實現產業的升級。這對有效應對勞動力成本提升有以下幫助：
第一，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技術及制度的優化，促使生產效率的提升不再只是依賴一元的粗放式人力投放，而是透過嚴格的培訓，促使有限的人員借助相應系統工具實現生產效率的提高，從而從整體上降低勞動力成本的上升。
第二，在產業升級過程中，通過調整一定區域內的差異化用工，降低勞動力輸入的同質性，從根本上降低勞動力成本的結構性短缺，從而緩解因勞動力成本上升造成的矛盾。
四、國有煤炭企業的應對舉措
1.煤炭國有企業的用工特點
煤炭國有企業作為能源工業，其在制造業產業鏈條中處于動力源位置。只有能源供給充足，相關產業方能去的持續發展。而煤炭國有企業在用工方面亦有其特殊性。一方面，礦源開采需要大批具有一定技術但又廉價的勞動力；另一方面，煤炭加工產業又需要數量龐大的技術性專門人才。這種基數大、質量層次區分明顯的用工特點，促使國有煤炭企業在面對勞動力成本上升時必須采取更加靈活的措施。
2.煤炭國企的應對策略
首先，作為國有企業，煤炭生產廠商必須切實落實國家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從改善員工福利角度實現用工的準確性，提高生產效率。
其次，煤炭企業應當注重高層次人才的內部培養，從生產實踐中“生產”出一批可以勝任新生產技術研發的內部人員，以自我升級的形式降低勞動力成本的投入。
第三，應完善薪酬制度，根據具體崗位工作內容及成績來對不同梯級員工待遇進行合理化配置，激勵員工在工作實踐中完成自我調整與優化，促進企業的整體升級。
總而言之，勞動力成本上升是今后國家經濟發展必須面對的一個客觀現實。這一趨勢將會持續較長一段時間，我們需要從制度優化、市場供給和產業升級等諸多方面進行應對，以確保新時期下經濟的持續、有效增長。
參考文獻：
[1]辛永容：中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的影響因素研究[J].價格月刊2010.2.
【關鍵詞】 勞動密集型企業 訂單式培訓 校企合作 人才策略
我國企業大部分屬于勞動密集性企業，其主要需要的就是大批勞動力。但是，自從本世紀初開始，我國勞動密集型企業面臨著嚴峻的勞動力短缺發展困境，尤其在一些經濟發展非常快速的地區，其勞動力短缺問題日益突出。而且較為嚴重的問題是這種勞動力短缺現象正由沿海地區逐步向內陸省份蔓延開來，甚至出現了大范圍的“缺工潮”和“用工荒”。在這種大背景下，我國勞動密集型企業應該積極轉變原來的用工觀念，主動采取全新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其中最為有效的一種方式就是與高校合作實行訂單式校企人才培養策略，做好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員工招聘工作，建設一支長期穩定的員工隊伍，提升人力資源管理效果。事實上，在當今時代，企業之間的競爭主要表現為人才之間的競爭，在以勞動力為主要生產力來源的企業里，人才顯得更為重要。
一、勞動密集型企業勞動力短缺現狀及其原因分析
在當今時代，勞動密集型企業已經顯然不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了。但是，我國企業很多都沒有能夠擺脫這種低層次的發展模式，勞動力仍然是主要的競爭優勢。
1、勞動密集型企業勞動力短缺現狀
時代的進步與發展，已經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勞動短缺現象，它給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帶來了不小的挑戰，具體表現如下。
（1）企業招工較難。如今社會上愿意從事制造業的員工并不是很多，勞動力市場并不是十分吸引勞動力。但是，我國企業仍然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主要還是依靠勞動力的大量投入而取得市場競爭的優勢。因此，這二者之間就形成了一種較大的矛盾體。一方面，企業想要降低招工成本，而另一方面應聘者則要求更高的福利待遇。
（2）企業員工隊伍不夠穩定。作為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維持穩定的員工隊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日益嚴峻的招工形勢，使得勞動密集型企業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勞動力短缺問題，要想真正維持穩定的員工隊伍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近些年來，我國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員工流失率是較高的，很多人頻繁跳槽，加大了企業的運營成本。
（3）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方式不夠科學。勞動密集型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方式仍然較為傳統，加之勞動力日益嚴峻的短缺現象雙重發酵，使得勞動密集型企業面臨了較大的員工管理難題。有些企業只是把員工管理看作是一項簡單的行政輔助工作，并沒有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來看待員工管理，從而使得這些企業的員工管理缺乏對市場深入分析的前瞻性，也沒有能夠完全走出傳統的員工管理模式，忽視企業文化建設，無法構建成熟的員工激勵機制。
（4）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使得勞動密集性企業面臨著轉型需求。我國勞動密集型企業長期以來都是主要依賴于低勞動力成本。但是，最近這些年來，勞動力成本日益攀升，很多企業無法盡快轉型，以應對勞動力成本攀升的現狀，有些企業不得不破產。這就使得企業必須實現發展模式的轉型，但是，轉型談何容易。因此，這就造成了勞動密集型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困境。同時，一些新生代農民工的新訴求給企業招聘和人力資源管理帶來新挑戰。
2、勞動密集型企業勞動力短缺原因
勞動密集型企業之所以會面臨這么多的人力資源管理難題，原因就在于如下幾個方面。
（1）我國人口結構的老齡化趨勢日益加快。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使得人們的生活質量不斷提高，隨之而來的就是人口的壽命不斷延長，這就導致了老齡化社會的形成。這種老齡化社會使得可用勞動力變得越來越少。同時，農村勞動力輸出也出現了增速減緩的現象。這是因為這些年來，我國農村勞動力輸入的數量非常有限，這些都直接導致了我國勞動力資源變得越來越緊張，這種勞動力短缺現象具有不可逆轉性。
（2）勞動力的流動方向不利于企業吸引勞動力。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使得我國勞動力密集型企業面臨了嚴峻的人力資源困境。具體來說，我國勞動力的就業機會和生活環境不斷改善，使得原本要流出來的勞動力呆在原地方或者就近務工，還有很多勞動力選擇自主創業。尤其在那些工資福利和工作環境多年未變的地區，對于勞動力的吸引力明顯下降。這就導致了勞動力遷出緩慢，而需要勞動力的地區又不能夠很好地吸引勞動力，這就產生了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3）產業升級使得勞動力需求日益旺盛。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歐債危機的持續發酵，使得我國勞動密集型企業面臨了更為惡劣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勞動密集型企業不斷接到新單子，也催生了對于勞動力需求的不斷上升。但是，很多勞動力不愿意回到工作崗位上來，從而造成了一些企業的用工缺口。
二、訂單式校企人才培養模式的內涵、類型及實施過程
所謂訂單式校企人才培養模式，指的就是企業與高校之間簽訂一定的培養協議，通過校企合作的辦學模式來充分利用企業和學校各自的優勢，共同制定科學合理的人才培養計劃，讓企業與學校雙方都能夠積極參與到人才培養全過程中去，還要做好人才管理，企業應該能夠履行協議約定來組織學生進行就業。這種訂單式的人才培養方式是一種教育方式，它是為了適應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而產生的一種辦學模式，有利于最大化地發揮出企業與學校各自的資源和條件優勢，為企業提供合適的人才，為學校實現教育體制創新。
那么，作為一種源于商業活動的“訂單”一詞，其原先的含義就是指買賣雙方訂購貨物的合同或契約。隨著我國教育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國人力資源管理也逐步與市場的需求進行同步，從而實現人力資源的優先配置。因而，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才正式進入到教育領域中去。根據筆者的經驗，訂單式校企人才培養模式的內涵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含義：第一，明確了合作法人的權利和義務，主要是指學校與企業雙方，其中，學校被看作是人才供應方，企業是人才需求方；第二，確定了人才培養的數量和標準，企業能夠根據自己的實際用工需要進行具體的人才培養，而學校又要在符合國家相關規定的前提之下對人才進行培養，讓他們具備基本的文化素養，并多方面學習各種相關知識，為將來的就業打下良好的基礎；第三，規定了課程設置及教學內容。這種訂單式校企人才培養模式，有著明確的人才培養方案，對相關教學內容和課程設置都作出了具體的規定。學校重視理論教育，而企業重視實踐教育，校企雙方應該合作協商，最終確定人才培養方案；第四，約定了管理制度和評估方式。校企雙方在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中，共同組建專門的人才培養組織與機構，探討并負責人才培養的具體事宜，并對雙方做出各自的責任約定。
訂單式校企人才培養模式的具體類型并沒有一個非常統一的建議。這里，筆者結合了多方面的做法和看法，提出了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主要應該包含直接訂單和間接訂單兩種。就直接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來講，它主要包含了學前訂單、學中訂單、畢業季訂單三種方式。這種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就是指學校在進行相關的市場調查和風險評估的基礎之上，直接與企業簽訂人才培養訂單，這其中沒有其他第三方的介入，僅僅是校企雙方的共同參與。就間接訂單而言，它是指學校與企業并不直接簽訂人才培養協議，而是通過中介機構或銷售企業之間簽訂人才培養訂單，其中的中介機構和企業會對學生的訂單式培養進行二次分配。一般來說，間接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包含了與中介機構訂單和與中間企業訂單兩種方式。關于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的實施過程，一般有：達成訂單、招錄學生、實施培養、上崗考核、崗后關注等幾個階段。
三、勞動密集型企業實行訂單式校企人才培養的具體策略
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應該實行訂單式校企人才培養策略，讓企業與學校簽訂用人協議，制定共同的人才培養計劃，充分利用有效的資源，培養多元化的應用型人才。應該來說，這樣的人才培養是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具體來說，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及專業的多學科性質決定了改革的必要性，充分的社會調研是改革進行的前提，企業的實力及學校的師資是改革得以進行的資本，學院、企業、學生的相互支持和配合是改革得以進行的保障。我們要根據一定的實施步驟來采取相應的措施，結合實際訂單式人才培養情況來讓企業與學校能夠積極參與到校企合作“訂單式”人才培養中來。筆者認為，勞動密集型企業應該采取具體的策略進行訂單式校企人才培養，具體策略如下。
1、企業要積極參與到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中來
這就是說，企業在訂單式校企人才培養模式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它們應該參與員工教育培訓課程的設計，結合企業的具體情況進行人才培養。企業應該參與員工教育培訓時間的設計，合理安排工作與學習的時間，充分發揮出企業在學校人才培養課程中的開發作用。這就是說，企業應該秉承長遠的發展觀念來看待校企合作的辦學模式，把企業自身看作是人才招聘單位，又要把自己看成是育人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扮演好企業在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中的學習型企業身份，做好學校人才培養的參謀和助手。具體來說，企業應該做好課程設計的參謀，讓學校的課程設計和專業方向緊密結合行業的發展規劃，依據企業發展動態及時進行調整，讓企業參與的學校課程設計變得更有針對性、適應性、可行性。企業還應該做好學校課程實施的助手，讓學校課程設計能夠體現企業的需求，讓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能夠有一個完整的教學體系，并做好課程評價的主角，根據實際情況，搜集并應用各種信息來形成一個科學的課程決策和課程評價，從而使得學校的課程能夠擺脫純理論的困擾，增強學校課程的實踐性能。
2、學校也要積極發揮出在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中的作用
作為人才培養的主要場所，學校應該積極發揮出課程開發的主角，而不是配角的地位。因此，學校應該積極與企業實現合作，充分發揮出學校在訂單式人才培養中的重要作用。具體來說，學校應該發揮出課程體系開發的組織者作用，課程實施的領導者作用，反饋信息的收集者作用和課程改進的主持者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應該讓學校充分發揮出應有的能動作用。具體來講，學校應該立足區域經濟發展實際和人才市場需求設置專業，到新建企業或新開發項目的企業了解人才需求狀況，加強學生實訓實習場地及專業化教師隊伍建設，并積極推進辦學模式和辦學方式的改革，使學校與企業、學生與員工實現無縫對接。學校可以提供課程訂單，明確人才培養的層次，整合師資力量，全程跟蹤各培養環節，教師高度負責，輔助完成各項任務，確保人才質量，實現校企互補。
3、政府應該積極推出并不斷優化訂單式人才培養的政策環境
為了切實推進訂單式校企人才培養模式，國家相關部門應該重視建立行業、企業、學校共同參與機制，不斷完善相關的人才培養政策，推進學校的教育體制進一步改革，完善學生到企業進行實習或鍛煉的指導，從而形成一個企業和學校共同教育、管理和訓練學生的教學模式，推進校企合作的制度化。但是，當前的實際情況卻是，一些地方政府雖然出臺了相關優惠政策，也采取了一定的政策性措施，但是，實際執行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因此，各個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應該積極落實各項政策，不斷優化校企合作的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為校企雙方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和政策支持，實現投入支撐、政策保障、督導激勵。
4、學生也應該在訂單式校企人才培養模式中發揮自己的主體作用
對于校企雙方來說，實行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并不能忽略掉學生的主體性作用。因此，在實行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中，學校和企業雙方都應該充分重視學生的主體性地位和作用，因為這種人才培養模式本身就涉及到學生的根本利益，關系到學生的發展前途。在最后確定具體的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的時候，應該首先讓學生及其家長充分了解這種訂單企業的具體情況，聽取多方意見，全面了解訂單學校的師資力量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情況，讓學校的教學計劃和人才培養內容以及企業的相關情況能夠讓學生充分了解，從而讓學生對自己有一個客觀評價，最終為自己做好人生的規劃和定位。
勞動密集型企業需要大量的人才。在當前用工荒的大背景下，勞動密集型企業應該積極采取訂單式校企人才培養模式，與學校共同制定人才培養方案，從企業自身的需要出發，讓訂單式人才培養方案與企業發展方向、規劃相結合，與企業的發展實力、經濟基礎相結合，與企業的經營生產狀況相結合，與企業的人力資源有效使用、人才結構及其變化趨勢相結合，從而革新招聘理念和招聘方式，加強勞動契約的穩定性，逐步提高工資福利待遇，建立多重薪酬激勵方案，重視員工的職業技能培訓和職業發展規劃，建立和諧的雇傭關系和人際關系網絡，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培養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推動產業升級，以減緩勞動力短缺壓力，運用“內遷”策略，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西部以維系企業競爭力，從而使得訂單式校企人才培養模式能夠發揮出最大化的價值和作用。
【參考文獻】
[1] 陳小瓊、李桂霞：“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探析[J].廣東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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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一輪周期的結束,制約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因素已經初現端倪。低端勞動力短缺可能會導致中國經濟潛在增速的下滑。應對這種供給層面的沖擊,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做出一些調整。
難以持續的高增長
支持今年1季度經濟表現強勁的短期因素可能包括:存貨水平的非正常積累、被金融危機抑制的私人部門投資需求的集中釋放、房地產和(或)地方政府投資的明顯加速。
迄今為止,中國尚無連續的季度支出法GDP核算數據,因此人們一般使用月度的社會消費品零售、固定資產投資和貿易差額數據進行替代性的分析。盡管這些月度統計數據在定義和表現上都與年度支出法數據存在一些差異,但在大多數時候,根據月度數據進行的分析可以對經濟趨勢的判斷提供一些參考。
在消費、投資和凈出口都沒有顯著加速的背景下,生產法核算的1季度GDP增速卻出現了大幅提高。這一局面的一個便利解釋就是中國經濟在快速地累積存貨。根據我們的推算,在考慮到月度、年度支出法數據之間差異的前提下,存貨積累對1季度GDP的貢獻可能在2個百分點左右。盡管這樣的推算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誤差,但從歷史經驗來看,在趨勢上仍有一定參考價值。
有很多跡象表明中國經濟在積累存貨。以汽車行業為例,今年一季度汽車產量增長很快,但銷量實際上有所下降。從行業調查結果來看,汽車行業產量的增長主要來源于經銷商存貨的調整。同樣在鋼鐵、化工等行業,我們也可以看到庫存的積累。而庫存積累拉動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不可持續的。
私人部門投資需求的集中釋放可能也對1季度的經濟增速產生了積極影響。這種情況可能主要是因為私人部門的投資意愿在經歷了金融危機的抑制之后,在今年1季度出現了集中釋放。從歷史經驗和行業調查結果來看,今年下半年私人部門的投資增速可能就會出現回落。
1季度房地產投資的增速相對較高,但如果將之與2007～2008年的房地產投資相比,其復合增長率實際上低于長期歷史平均水平,綜合新開工面積、銷售面積增長等數據來看,房地產投資仍處于較弱的恢復趨勢之中。考慮到最近針對房地產行業的調控比較猛烈,對市場預期構成較大影響,我們預期房地產行業較高的投資增速難以維持。
盡管在總量層面上看不到地方政府投資顯著加速的局面,但零碎的證據似乎暗示部分地區的地方政府投資出現了較明顯的加速,如重慶、武漢等地,并對1季度的經濟增速構成一定支持。考慮到目前正在進行的針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清理和對新增項目貸款的嚴格控制,我們認為地方政府投資持續加速的可能性不大。
基于上述對支持經濟增長的各因素的分析,我們認為,下半年經濟增長形勢不容樂觀。
實際上,今年5月份的數據已經顯露出內需增長動量放緩的端倪。
首先,工業增速明顯回落,較上月下降了1.3個百分點。其中,周期性行業如有色金屬、汽車等行業下降較為顯著。
其次,5月份PMI指數、新訂單指數和積壓訂單指數也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回落。
最后,除房地產外其他實體經濟領域投資出現放緩跡象。據我們粗略推算,5月份不包含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已經從去年2季度接近50%的水平回落到21.9%左右,較1季度下降接近3個百分點,較上月下降0.6個百分點。
考慮到房地產市場的調整、民間投資意愿的下降以及刺激性經濟政策動量減弱,我們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內需減緩的格局仍將維持。到今年第4季度經濟增速可能回落至8.5%左右的水平。
逃不過的經濟周期
我們之所以對中國下半年乃至今后幾年經濟增長預期保持謹慎,是因為中國正處于一輪經濟周期的末端,而新一輪的經濟周期尚未啟動。
從1992年開始至今,中國經歷大致以10年為期限的兩輪經濟周期。在中國,驅動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是產能的余缺,而產能的短缺、形成、投放與過剩可以大致通過固定資本形成的增速來判斷。固定資本形成加速意味著產能形成加速。(圖1)
由于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是追趕型的,無論是政府的引導還是企業通過觀察、學習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都容易使企業對未來的產業發展趨勢形成一致預期,在投資上造成“羊群效應”,從而形成后期產能過剩。
產能集中形成時期,高投資拉動經濟快速增長,同時伴隨著通貨膨脹率的上升;而產能過剩期,企業盈利下降,投資意愿減弱,經濟增長下滑,同時物價漲幅回落。
目前我們正處在2002年以來的這一輪經濟周期的末端,在鋼鐵、水泥、玻璃、電解鋁以及造船等行業,我們已經看到了嚴重產能過剩現象。在這些領域的投資的下降會導致總需求增長動力不足,僅僅依靠政策的刺激又難以持續。另外,新興行業從興起到擁有成熟的市場,還需要一定的時間。綜合上述條件,我們認為,目前階段拉動經濟增長動力在減弱。
在投資需求減弱的背景下,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今年以來,社會消費品零售增長速度不斷加快,中國似乎正處于大眾消費興起的中長期趨勢的早期階段。然而,探究消費興起的深層原因讓我們對未來的發展不免又有些隱憂。
根據我們的估計,私人部門的消費與居民可支配收入相關性最強,而與消費信貸、利率、物價等因素相關性較弱。因此我們認為收入的增長是導致消費增長的最主要原因。過去幾年我國東部地區工資平均增速達到11%,而中部和西部地區平均工資增速更是達到15.5%和16.2%。居民部門收入的高速增長與中國低端勞動力供給緊張密切相連,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已經或者正在跨過所謂的“劉易斯拐點”。(表1)
劉易斯拐點帶來的憂慮
劉易斯拐點的概念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發展經濟學的領軍人物、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 Arthur Lewis)在《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這篇論文中提出的,具體是指二元經濟國家低端勞動力成本系統性上升的過程。
在二元經濟國家,由于農村勞動力的過剩,其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在零附近,而農村工資水平由于文化傳統等非經濟因素,會達到高于零的水平,即會高于勞動力的邊際產出,但還是會顯著低于城鎮第二、三產業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因此,在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的條件下,農村的勞動力逐漸會向城鎮轉移,參與第二、三產業的生產。
在這個過程的前期,農村勞動力的減少不會增加農村勞動力的邊際產出,農村工資水平不會上升,因此轉移到城鎮的低端勞動力的工資水平也不會上升,處在較低的水平。
在這個過程的中期,隨著轉移的農村勞動力的增加,農村勞動力的減少會逐漸提高農村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但是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不會超過農村原來的工資水平,農村的工資水平不會上升,因此轉移到城鎮的低端勞動力的工資水平也不會上升,還是處于較低的水平。
在這個過程的后期,農村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會超過農村原來的工資水平,農村的工資水平就會上升,因此轉移到城鎮的低端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就會相應上升,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劉易斯拐點。
在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前中期,大量廉價的低端勞動力進入了城鎮第二、三產業,由于其工資水平較低,大部分利潤都分配給了資本所有者,帶來了企業凈資產回報率(ROE)的提升,而企業ROE的提升進一步刺激了投資需求,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股力量拉動了經濟增長。
在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后期,隨著農村工資水平的上升,轉移到城鎮的勞動力工資水平也會相應上升,企業ROE有所下降,帶來投資需求的下降,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股力量帶來經濟增速的下降。
這種供給層面的沖擊會導致經濟領域發生一系列的變化。考察日本和德國的案例,可以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更加深入認識。
日本主流學者的研究傾向于認為日本劉易斯拐點大約出現于1960年前后,但是日本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是從60年代末期開始才有非常顯著的上升,通貨膨脹的顯著上升和經濟的減速也在此時期。
1960年前后日本已經走過了劉易斯拐點,但是工資增長率直到60年代末期才高于GDP增長率。其原因可能在于,1960年代日本勞動生產效率經歷過一段時間非常顯著的加速。(圖2)
1960年代末以后,由于工資大幅度上升,資本報酬占比明顯下降,這導致了日本資本形成速度的明顯放慢;再加上勞動供應的減速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無法維持,日本經濟增長出現了臺階式的下降。
在工資大幅度上升的背景下,日本私人部門消費也出現急劇上升,同時制造業相對整體經濟規模出現萎縮,服務業大量興起。(圖3、圖4、圖5、圖6)
同時,在制造業內部,日本產業在向著技術更加復雜的方向上繼續加速爬升。比如紡織和基本金屬等技術含量比較低的行業在加速萎縮,而電器、交通設備等領域占出口比重在快速上升。(圖7、圖8)
總結日本的經驗可以發現,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同時伴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其后則出現經濟減速、通脹上升、收入分配改善、消費和服務崛起等結構性變化。
但是通過研究德國的案例我們發現,勞動力短缺的出現或加劇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之間也許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德國開始重建,一直到1970年代,德國經歷了20多年非常高速的成長。仔細的數據檢查顯示,50年代到70年代德國經濟增長率不斷下移的同時,德國物價增長率卻在不斷上升,這種情況到1975年時期達到頂峰。其原因是德國工資增長太快,更準確地說,是剔除勞動生產效率改善以后的工資增長速度太快。(圖9、圖10)
我們可以用單位產出工資成本增長率來表示剔出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后的工資增長率。這個比率從50年代一直到1975年一直在節節上升。從50年代一直到1975年,德國工資增長率大體穩定,后期有些加速,但是剔除勞動生產效率以后工資增長快得多,表明在工資增長比較高的后期實際上勞動生產效率增長相當的慢,或者說在后期勞動力開始明顯短缺的時候,勞動生產效率的改善反而明顯減速了。(圖11)
在勞動力全面短缺的背景下,德國和日本經濟數據的結構變化在70年代幾乎如出一轍。
比如,德國勞動報酬和私人消費占GDP比重在70年代經歷了顯著上升,通貨膨脹很高,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降。(圖12)(圖13)(圖14)
對比德國和日本的案例可以看出,勞動力全面短缺的出現有可能會促進勞動生產效率的進步,但這并不是必然的。如果它能夠促進勞動生產效率的進步,在比較長的一段時期,勞動力顯著短缺對整個經濟的影響仍然可以控制,經濟仍然可以有非常好的表現,但是這一現象的出現本身并不是必然的。
經濟潛在增速下降的原因與后果
勞動力的短缺對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沖擊,可能不太容易通過資本積累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彌補。有幾個原因導致這一結果:
首先,隨著人們預期收入的增加,邊際消費傾向會得到加強。過去高企的儲蓄率可能會回落。因此資本積累的速度也許難以達到過去的水平。
其次,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有賴于制度紅利和技術進步。過去出臺的一系列旨在促進市場化的改革開放政策在邊際上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逐漸在減弱,指望近期再出臺更加能夠解放生產力的政策也不現實。因此今后制度紅利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不會比之前更大。
再次,從技術進步角度來看,由于過去中國在技術上快速追趕西方發達國家,目前的差距也越來越小,因國內外技術差距而產生的收斂作用的力量也越來越小。未來的技術進步更多要依靠國內企業的研發投入。而產品從研發到打開市場需要一定的時間。我們認為目前這種自主研發的力量在國內尚不充足。
考慮到上述事實,我們認為勞動力短缺導致中國經濟潛在增速下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經濟潛在增速下降過程中會發生很大的問題,原因在于:在經濟潛在增速開始下降的時候,從政府決策部門到企業和住戶部門都沒法及時認識到經濟潛在增長率在下降,他們所追求的增長率仍然維持在比較高的水平上。如此一來,經濟的實際增長就會越來越嚴重地偏離它的潛在增長速度,這會積累很多的壓力。這種壓力的積累在合適的時機會通過某種渠道宣泄出來,而這種宣泄就會帶來非常大的震蕩。
美國70年代經濟增速一直在下降,但是美聯儲實際上很長時間之內都沒有認識到這一局面。經濟增速一下降,美聯儲馬上就刺激。由于它所追求的經濟增速跟潛在增速的背離越來越大,造成通貨膨脹越來越高。在過去十年,美國經濟的潛在增速一直下降,美聯儲一直追求比較高的增速,于是不斷刺激,不斷刺激的結果是房地產市場形成非常大的泡沫。(圖15)
通過美國的案例可以看到,經濟潛在增速的下降可能導致政府采取刺激總需求的政策以保證經濟增長率。但是這種政策不是導致通貨膨脹就是導致資產價格泡沫。
經濟調控政策的轉型
在勞動力市場未出清,或者說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的情況下,如果通過擴張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拉動需求增長,那么資源、土地、電力、基礎設施等會出現緊張的局面,但是工資不會上漲。因此刺激性的政策如果力度合理,可以促進就業,提高經濟增長率。
如果勞動力出現短缺,那么擴張需求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將導致工資不斷上漲。經濟主體看到擴張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通常會預期通貨膨脹率上升,而后他們會進一步要求上調工資。在存在通脹預期的情況下,經濟主體更愿意持有實物資產而非貨幣,由此引發工資和通貨膨脹率螺旋式上升。
在勞動力短缺的背景下,或者說在失業率等于自然失業率的狀態下,如果經濟主體擁有理性預期,那么政府只能通過保持貨幣供應量穩定,才能更好的控制通貨膨脹。任何擴張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最后只能導致物價上漲。
在這種條件下,經濟增長不能只依靠需求的拉動,更多的還要依靠供給層面的因素來支撐。因此,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也應該從單純的管理總需求逐步向管理總供給傾斜。
供給學派的觀點認為,供給能夠創造自己的需求,市場擁有很強的自我自愈能力。政府應該盡量放松管制,讓經濟主體發揮更大的能動性。對于中國目前而言,我們認為,以下政策的實施對長期經濟增長將是有益的:
第一,促進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這包括放松戶籍管制;設立專門機構為勞動力供求雙方打通信息渠道,提供免費信息平臺。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增強可以減少摩擦性失業,從而緩解勞動力緊張的局面。
第二,努力提高人力資本積累。通過增加教育、技術培訓等方面的投入來增強勞動力的質量。給勞動者提供教育和技術培訓的機會可以減少因經濟結構變遷帶來的結構性失業,也可以緩解勞動力緊張局面。
第三,繼續促進對外市場開放,促進國際貿易發展。實證研究表明,市場開放程度的提高和國際貿易量的增加能夠促進一國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并以此推動經濟增長。
關鍵詞：劉易斯拐點 民工荒 大學生就業難 產業結構
眾所周知，二元經濟論在經濟學里面早已被討論的沸沸揚揚了，根據經濟學家劉易斯的觀點，傳統農業部門和新興的工業部門是一個國家最主要的兩種經濟結構。而我們廣大的勞動力就聚集在這兩個部門里面，而以農業部門占的比例更大。但是隨著工業部門提供的報酬水平比農業部門越來越多的時候，農業部門那些富余的勞動力就會逐漸轉向工業部門里邊，而且隨著差距的不斷變大，這個轉移會一直持續下去，直到達到一個穩定的水平，這樣工業部門的勞動力會越來越龐大。但是在給定工資水平上，勞動力的轉移會達到一個瓶頸，由原來的無限供給變成有限供給。這樣如果工業部門想吸收更多的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它就必須體高實際工資水平來擴大生產規模。因此工資水平和勞動力供給量相互作用的那條曲線就會發生改變，由原來的無限供給的水平方向運動向右上方轉變，這就出現了一個拐點（圖中曲線S與直線D3的交點），這在經濟學上稱之為“劉易斯拐點”。如下圖所示。
一、我國勞動力的現狀
近年來我國的人口呈明顯的增長，但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們國家老齡人口(60歲以上)已經占到百分之十三點幾，顯而易見，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老齡化。這表明我國勞動力并不是一直處于“無限供給”狀態，而是慢慢開始轉向“有限剩余”。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者對個人收入的期望提高，在現在既定工資水平上已經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了。意味著勞動力需求和供給失衡，雖然目前短期國內勞動力這種失衡現象對中國經濟影響并不很明顯，但久而久之，這種影響就會慢慢的被放大，從長期來看，中國就有可能發生勞動力短缺，這種短缺并不是供小于求，只是一種結構上的短缺。然而這種現象并不就是馬上能出現的，對短期而言，我們的勞動力還是比較富余的。
二、劉易斯拐點在中國是否真的出現
針對我國當前出現的 “民工荒” 現狀，部分學者認為：“劉易斯拐點”已經開始在我國出現。但是僅憑中國短期的民工荒現狀還不能說明“劉易斯拐點”在我國已經出現。原因在于我國的“民工荒”現象只是部分沿海地區因為某些原因致使那些工業企業暫時找不到合適的工人，并不是他們所提供的工資水平太低而致。相比之下，那些沿海地區的工資水平還是較高的，只是有些工人覺得回到家鄉或則到某些崗位得到的總收益更大。其實還有很多沒有工作的人希望得到這樣的待遇的，畢竟我國的勞動力還是相當巨大的，失業的人還很多專業。很多專家認為“我國在勞動力供給方面的優勢會長期保持”。中國還沒有到勞動力全面短缺的時候。因此民工荒并不代表 “劉易斯拐點”已現，“劉易斯拐點”在中國出現任然需要一段時間。
三、在“劉易斯拐點”出現之前，我們該有何措施
1、政府應該根據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產業、不同的人群制定相應的就業政策，讓更多的人得到合適的就業崗位。
2、在重視傳統產業的同時也要重視工業產業的發展戰略，提高生產效率，改變“投入人力多產出少“的現象，實現人力資源的充分利用。
3、政府應該更多關注弱勢的民工群體，完善相關政策，使農民工的權利盡量得到保障，因為農民工權利不保，農民工失業率相繼增加。
4、加強教育興國的戰略，近年來農村孩子的失業率相繼增加，農民工文化水平相對較低，因而工作得到的報酬也比較低，從長遠來看，加強教育有利于減緩“民工荒“的現象。
四、怎么看待“用工荒”和“大學生就業難”并存現象
“民工荒”和“大學生就業難”這兩種現象一起出現并不足為奇。既然很多用人找不到足夠的工人勞動力，怎么又會出現如此之多的大學生就業困難的局面呢？從如下兩方面來闡述。
1、首先兩者之間的身份不同。我們所謂的民工是指的農村的富余勞動力，文化水平較低，而我們大學生是具有相關專業知識和更高能力素質的先進勞動力的代表。
2、他們所要求職業報酬要求不同。絕大多數民工是為了掙得工資來滿足他們的生活開支。而我們大學生就更多是為了找到更好的職位，掙得更高更豐厚的報酬。
因此，“民工荒”和“大學生就業難”這兩種現象并存是十分正常的。尤其是作為當代的大學生，我們如何才能很好的就業，就顯得尤為重要了。我們大學生首先應該端正自己就業的心態，不要眼高手低；其次，腳踏實地注重自己的實踐能力，要能迅速的把自己的能力運用到工作崗位上。
五、總結
根據以上論證，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劉易斯拐點”在我國還沒有到來，那些所謂的“民工荒”現象等僅僅只是局部的不平衡導致的。但我們應該承認一點，我國的勞動力供給水平有一定的縮減趨勢，并不是原來那樣無限制的供給了。正所謂無風不起浪，我們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未雨綢繆，早作準備，以此來應對有朝一日的真正的“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在現有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積極改革經濟增長的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實行資源優化配置，尋找除了人口紅利帶來的成本優勢以為更好的發展模式，這樣才能使我國經濟建設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姜華東.“民工荒”并不能說明我國經濟到了“劉易斯轉折點 ”[N]．開放導報,2007
關鍵詞 市場失靈；政府失靈；技能短缺；有限政府；責任分擔
中圖分類號 G71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3）10-0017-06
“技能勞動力短缺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最具挑戰。……隨著市場和生產的全球化，技能短缺已成為全球性課題”[1]。技能短缺不僅僅表現為技能供給總量的不足，還表現在由于技能供需在結構上不匹配造成的結構性人才短缺。進入21世紀，我國的“技工荒”問題逐漸凸顯出來。
技能短缺產生的原因是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根據傳統經濟理論，技能短缺只是技能勞動力供給和需求之間暫時的非均衡狀態。由于技能的需求不斷發生變化，從而引起供給的相應變動，技能的供給和需求常常處于非均衡狀態[2]。因此，技能短缺是技能勞動力需求與供給變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不過在價格機制的調節下，技能的供求將逐漸走向對等，既不會存在技能過剩，也不會存在技能短缺[3]。不過，上述結論是以完全競爭市場的假設為前提的，在現實中這是不成立的。完全摒棄政府干預的市場調節會導致“市場失靈”，需要依靠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糾補市場失靈。不過，人們發現，政府的干預也并不一定能夠取得預期的理想結果，存在“政府失靈”的現象。本文試圖從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兩方面對技能短缺問題進行全面的理論分析。
一、技能短缺和市場失靈
市場失靈意味著市場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資源，使勞動力供求難以達到均衡狀態，造成技能短缺問題持續存在。與技能短缺問題相關的市場失靈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技能投資的外部性
如果投資者能夠獲得技能培訓的全部收益，市場機制就可以充分發揮其調節作用，從而實現技能供求的平衡。然而，在現實中這種假設并不存在——技能培訓帶有必然的外部性。一方面，技能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推動作用有利于資本投資的增加，資本投資反過來進一步刺激更多的技能投資，構成資本投資與技能積累的良性循環。另一方面，這種外部性也存在消極影響。克里斯多夫·溫齊認為，企業培訓是一個典型的“囚徒困境”問題[4]。并非所有企業都有意愿或有能力進行技能投資。在缺乏外部約束的情況下，一些企業可以通過“搭便車”的方式從培訓企業獲取所需要的勞動力，從而占有部分培訓收益而無須分擔成本。“搭便車”的企業越多，其他企業喪失培訓成果的風險就越大，對培訓投入也就越消極，從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這是市場條件下企業之間非合作博弈的結果。“搭便車”現象使許多企業把培訓視為一種消費，而不是投資。因此，理性的企業往往不愿意投資于員工的遷移性技能培訓。個人由于無法充分占有技能投資的收益，比如工資水平沒有隨著生產率的提高而相應增長，也會造成個人投資的積極性不足。此外，大多數技能培訓都帶有公共物品的性質。這就使技能投資產生私人收益的同時也帶來不同程度的社會收益。而個人和企業都是從自身利益和需求的角度出發進行技能投資的。因此，如果完全由市場來決定技能投資行為，投資者由于不可能獲得技能投資的外部收益，其提供的技能培訓規模必然低于社會期望水平，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使技能培訓在最大程度上滿足社會的需要。
（二）信息的不對稱性和不完全性
信息的不對稱是指供求雙方并不擁有同等的有關教育和培訓以及勞動力市場狀況的信息。首先，有關培訓的信息在各利益主體之間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培訓機構對培訓情況具有明顯的信息優勢。在缺乏外部標準的情況下，其他利益主體難以對其培訓計劃的質量進行客觀評價，這可能會影響它們的培訓需求。保爾·雷恩認為，信息不對稱使培訓的數量和質量呈負相關性。“如果受訓者無法評估培訓質量，企業可能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提供低質量的培訓計劃而無須承擔任何消極后果。”[5] 這樣必然會削弱個人的培訓需求。其次，勞動力市場信息在供求雙方的分配也是不對等的。企業擁有更多關于就業機會和技能需求的信息；而勞動力清楚自身的技能狀況，卻不了解潛在的就業信息。這種信息的不對稱會制約技能供求的匹配。此外，這種“市場失靈”具有“逆向選擇”的特征。“由于企業對勞動力技能缺乏充分的信息，就會傾向于根據勞動力市場的一般水平支付工資。”[6] 如果技能的提高沒有伴隨工資的相應增長，個人也就不愿意接受進一步的培訓。
信息的不完全性也是影響技能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無論個人還是企業都是根據對培訓收益的預期作出投資決策的。“在對教育培訓成本和收益有完全的信息并且收益高于成本的情況下，投資者會愿意進行投資。相反，如果投資者不能準確評估培訓的成本和收益，往往會低估培訓收益而高估培訓成本，從而削弱其培訓的積極性。”[7] 對于單個投資者來說，顯然缺乏充分的相關信息，而獲取所有這些信息是不可能或者不經濟的，難以作出明智的教育和培訓投資決策，造成技能投資不足。此外，由于培訓的長期收益的不確定性較高，投資者更關注直接的短期收益，這也可能造成教育和培訓規模的不足或技能供求出現失衡。在勞動力市場流動性較強的情況下，投資風險和收益的不確定性使這種狀況更為明顯[8]。因此，必須依靠政府的干預措施提高人們對投資收益的信心，從而促進技能供給和需求的平衡。
（三）市場的不完全性
市場的不完全性使技能供求難以實現或保持均衡狀態。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并不一定隨著市場價格而上下波動，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技術進步使勞動力市場的技能需求總體上是持續增長的。在技術不斷進步而且技能勞動力無法替代的情況下，勞動力市場有可能出現技能需求和技能勞動力工資同時上漲的情況。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工資增長與需求增長相比是較為遲緩的，這就影響了工資傳遞市場信號的有效性，從而延遲了技能勞動力的供給，使供給落后于需求成為一種常態。第二，工資向上的剛性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工資是調節技能供求的主要機制。然而，工資變化具有相當大的剛性，當人們的消費達到一定水平以后，重新習慣一種較低的生活水平是很困難的。這就使工資往往不能在勞動力市場上充分發揮調節作用。第三，技能供求調整的非對稱性。即使技能勞動力的供求關系對工資變化是敏感的，教育和培訓的周期性也使這種供求的變化復雜化。技能需求的變化具有即時性，而供給的調整卻由于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需要較長的周期而比較緩慢。技能供給的相對滯后就會導致技能短缺。博斯沃斯和威爾遜認為，即使工資對供求關系的變化是敏感的，技能勞動力供給的時滯也使勞動力的供求實現均衡需要較長的過程，這進一步影響了技能短缺問題持續的時間[9]。技能需求的提高和短缺技能工資的增長并不一定帶來技能供給的增長，一方面，個人可能由于缺乏教育和培訓機會而無法提高技能水平，另一方面，教育和培訓制度可能缺乏技能供給的能力。第四，影響技能供求因素的復雜性。技能需求是一種派生需求，所以勞動力需求的數量除受工資調節外，還受產品市場需求的調節；而勞動力供給也受到工資水平、主觀偏好、人口規模及年齡結構等因素的影響。此外，資本市場的不完善會影響個人的培訓投資能力（這對社會弱勢群體的影響尤其明顯），從而使培訓需求下降。這些問題都說明影響技能勞動力供求的因素是十分復雜的。
（四）市場的不公平性
市場機制強調“效率優先”，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教育培訓以及就業機會的不平等。然而，為更多的人提供平等的技能培訓的機會對政府來說顯然是非常重要的。社會公平的價值取向需要政府的干預，以避免因教育機會不均等所造成的貧富差距的代際繼承與不平等狀況的進一步擴大，同時提高技能勞動力的供給數量和質量。其次，非市場因素也是造成社會公平問題的主要原因。根據制度學派的觀點，教育培訓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都存在由于制度性因素（如內部勞動力市場和工會）及社會性因素（如社會階層和歧視）而形成的非競爭性群體[10]。這些群體都是相對封閉的，限制了個人在這些群體之間的自由流動。不同群體在教育培訓及就業機會上的差異同樣是制度性分割的結果，與市場供求沒有直接關系。社會階層、家庭背景、種族和性別等方面的區別使某些群體在教育和培訓方面容易受到不公正對待，既制約他們自身技能的提高，同時也造成“就業歧視”。例如，企業往往認為高技能勞動力具有可培訓性從而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培訓，而更需要培訓機會的低技能勞動力卻受到忽視。歐盟國家的一項調查也顯示，企業為高技能勞動力提供的培訓機會比低技能勞動力多6倍以上。
二、技能短缺和政府失靈
為糾正市場失靈，政府必須運用自身行為優勢干預市場，確保技能供求的平衡。不過，政府干預也可能會失靈，這非但不能起到補充市場機制的作用，反而會加劇市場失靈，抑制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
（一）政府干預的“內部性”
根據公共選擇理論，政府內部的不同利益集團都有各自的利益訴求，公共決策實際上是這些利益集團相互博弈、彼此妥協的結果，從而使政府成為在政治市場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在技能短缺問題上，政府干預同樣存在這種“內部效應”。政府對技能培訓的干預應該更多關注整個社會的技能問題。當多個存在利益矛盾的主體共同參與決策時，就會產生相互競爭與博弈的情況，他們往往從維護自身利益而不是從實際的客觀條件出發來影響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政府干預為這種“尋租”行為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從而也使政府干預的公正性并非必然。這表現在很多政府的政策更關注政策的短期效果。這一點明顯地體現在教育和培訓改革中。執政黨往往傾向于選擇“短、平、快”的教育政策，而且更多地關注政策成效的數量指標。因為直觀的數量指標顯然比質量更容易把握。在某種程度上，政府干預的最終目的是實現政治利益，而不是滿足社會的技能需求。此外，在技能供給的決策中，政府部門處于核心地位，大多數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決策結果的被動接收者，這使政府的技能政策可能不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從而導致政府的技能供給在數量和質量上都難以滿足公眾的需求。
（二）政府決策的失誤
政府決策失誤的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決策者的有限理性和決策信息的不完全性。政府需要準確了解市場的技能需求狀況，根據消費者的需求偏好來確定一定時期內技能供給的種類和數量，以達到供需平衡。然而，市場競爭和供求關系變動的復雜性使政府難以充分、及時和準確地掌握市場信息，從而使其決策的有效性大為降低。此外，政府干預的力度也很難確定。干預不足與干預過度均會造成“政府失靈”，這非但起不到彌補市場缺陷的作用，反而會加劇“市場失靈”。在應對技能短缺問題上，政府失靈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技能供求的總量失衡。影響技能需求的因素是復雜的，因此難以通過技能勞動力市場價格的變化確定技能的實際需求水平。此外，政府應根據市場對技能的有效需求而不是名義需求確定技能供給的規模，而確定有效需求水平顯然更加困難，往往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樣就可能造成整個社會范圍內技能供給總量的過度或不足。二是技能供求的局部失衡。不同市場主體的技能需求在數量和質量上存在差異，而明確消費者對技能的具體需求并提供有針對性的培訓顯然需要巨大的決策成本，而且是難以實現的。因此政府往往是根據對技能需求的總體預期而不是消費者的差異需求提供技能培訓。技能需求的多樣性和政府技能供給方式的單一性之間的矛盾往往會造成技能供求的結構性失衡。對于政府來說，實現技能供求的結構性平衡比總量平衡更加困難。然而，這卻是技能短缺問題中不可忽視的一方面，在許多國家普遍存在。
（三）政府干預的效率低下
造成政府干預效率不足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是技能供給效率評估的困難。公共物品的成本與收益難以確定，尤其對社會效益更缺乏準確的標準和可靠的評估方法，而社會效益恰恰是政府部門提供公共物品的主要目標。這一問題也體現在作為公共服務的教育和培訓活動上。沃爾夫認為，人們對教育結果和評估指標沒有明確而統一的認識，這使政府部門往往依據自身的標準對培訓績效進行評估[11]。缺乏對政府角色有效性的評估是造成很多情況下公共教育和培訓效果欠佳的關鍵原因。因為沒有相應的評估機制，公共教育和培訓就難以對需求變化作出靈活反應。二是技能供給的壟斷性。作為公共物品的唯一供給者，政府部門缺乏競爭意識和壓力，工作效率低下，有限的公共資源得不到充分利用。此外，政府的壟斷使教育和培訓的供給沒有競爭環境，造成教育和培訓機構缺乏改革的積極性以迎合消費者的需求。這就影響了技能供給和需求的匹配程度。三是政府干預的非贏利性。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追求的主要是社會效益而并非利潤最大化。此外，政府對教育和培訓的供給主要依靠財政支出，這也使其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驅動。四是政府干預的滯后性。這種政策的滯后效應表現為內在滯后和外在滯后兩方面。所謂內在滯后是指政府明確市場的技能供求狀況并制定和實施各種政策需要一定的時間。外在滯后是指政策從實施到產生效果同樣需要一個過程。政府干預的滯后效應可能使政策實行的結果與預期目標相距甚遠，從而導致政府的政策失靈，使技能供求難以均衡。此外，政府干預還需具有高度的協調性，各個政府部門或機構的分工合作程度也會直接影響政府干預的有效性和即時性。
三、結論與建議
2007年我國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公布的《高技能人才培養體系建設“十一五”規劃綱要（2006—2010年）》指出，“高技能人才的總量、結構和素質還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高技能人才嚴重短缺，已成為制約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和阻礙產業升級的‘瓶頸’。”協調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我國政府應對技工荒問題的關鍵。市場失靈是自由市場的內在缺陷，試圖通過市場機制的調節實現技能供求的均衡是不現實的，英國放任主義的教育培訓模式已經提供了反面的例證。大衛·芬格德等人指出，“在缺乏政府干預的情況下，技能培訓方面的各種市場失靈將導致教育和培訓的投資水平不足”[12]。市場的有效運行需要政府政策的保障，而且市場越發達，越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高效的政府。在弗里德曼看來，“自由市場存在當然不排除對政府的需要，相反，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競爭規則”的制定者，又是解釋和強制執行這些已被決定的規則的裁制者，市場所做的是大大減少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決定的問題范圍，從而縮小政府直接參與的程度。”[13] 完全由市場（或者說是企業）驅動的教育和培訓政策不可避免地帶有短期主義特征，這就需要借助凌駕于市場之上的力量，即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糾補市場失靈。然而，政府干預也存在著諸多不足。我國職業教育仍然采取政府主導的供給驅動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教育培訓機構需要做的是根據政府規劃培養勞動力而不是對需求的變化作出靈活反應。”[14] 因此，供給驅動模式的主要問題是剛性的規劃與動態的市場需求之間的錯位。單純依靠這種模式也無法實現技能供求的均衡。依據相關理論的分析及國外的實踐教訓，以下幾方面對我國實現技能供求平衡的職業教育模式是非常有益的。
（一）確立需求驅動的培訓模式
在需求驅動模式下，政府對勞動力市場起宏觀調控作用，不過不再對技能供給進行具體干預，而是加強市場（需求）和教育培訓機構（供給）之間的聯系，使教育培訓機構針對市場需求的變化作出靈活、及時的反應，以促進技能供給和需求的平衡。克羅斯等人認為，“教育和培訓政策的關鍵問題是使技能供給與勞動力市場的技能需求保持一致”[15]。世界銀行指出，“需求驅動培訓并不意味著培訓機構消極地等待需求出現”[16]。這也就是說，職業培訓能夠滿足未來的市場需求。當然這不是如同供給驅動模式那樣對未來的技能需求進行“準確的預測和規劃”（這恰恰是需求驅動模式所反對的），而是通過提高受訓者的適應能力來實現這個目標。從各國的教育改革經驗看，技能供給不再是對技能需求的相對滯后的消極反應，而是通過提高個人的適應能力尋求對未來技能需求的積極主動的應變過程。這也是我國職業教育改革中要注意的問題。
（二）加強政府的服務職能，促進利益相關者間的合作
“治理”成為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主要手段。治理理論強調“有限政府”，即政府權力的有限性和政府理性能力的有限性決定了政府職能和政府能力是有限的。政府通過合作、協商、建立伙伴關系、確立共同目標等方式處理社會公共事務。從“統治”到“治理”要求政府實現統治行政向服務行政轉變。政府的角色是“授權”而非“管理”。政府一方面避免對教育培訓制度進行過度或不適當的干預，另一方面也不再完全求助于市場來解決技能供求失衡的問題，而是通過積極的有限政府姿態服務于社會的公共利益，以社會的公共利益為標準來協調利益相關者間的矛盾和沖突。
技能培訓的復雜性要求政府、企業、工會、教育機構及個人等利益相關者都必須積極參與。不過，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合作需要相應的制度支持，否則它們彼此之間的利益沖突會使其偏離社會的公共需求。政府應該而且也可以通過立法和經濟手段改變制度結構、明確相關主體的責任。我國企業之所以缺乏培訓投資的積極性，最主要的原因是企業沒有法定的培訓義務。德國通過聯邦和州立法對利益群體的關系加以規范，聯邦和州政府、勞資雙方以及教育機構的各個利益群體之間高度的共識，正是德國實現高技能均衡狀態的關鍵。解決我國的技工荒問題，同樣需要各個利益相關者對技能培訓的積極參與，尤其需要對企業的相關義務作出強制性規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也提出調動企業的積極性，不過僅僅“鼓勵”是不夠的。
（三）確立“責任分擔”的技能投資模式
首先，政府要承擔必要的技能投資責任。技能投資的外部性使任何單個投資者的技能投資行為都會為其他非投資者帶來外部效益。而且完全依靠個人和企業難以達到理想的技能投資規模和水平。因此，政府作為社會收益的主要受益人應該為技能投資提供公共經費，發揮投資主渠道的作用，對不同形式的職業教育和培訓活動提供程度不等的撥款。最具代表性的做法是個人學習帳戶或教育憑證制度。政府將教育經費直接撥付給消費者，使他們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學校以“購買”教育培訓服務。這種措施充分體現了將政府和市場有機結合的傾向。
其次，刺激個人、企業的技能投資。來自個人和企業的私人投資被看作是政府投資的必要補充。世界銀行認為，“職業教育和培訓撥款制度的重要目標是提高受益人（企業和受訓者）的承擔比例。”[17] 由于自由市場必然造成企業和個人的技能投資不足，政府需要通過制度激勵刺激企業和個人的培訓投資。一是完善資格證書制度，刺激企業和個人的技能需求。標準化的資格證書制度可以緩解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逆向選擇，進而提高市場的技能供給和需求。二是實施培訓稅制度，使企業分擔培訓成本。如果所有企業都必須承擔培訓成本，“搭便車”現象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企業對培訓的投資就會增加。三是建立完善的就業保障機制，在企業和個人之間建立高度信任的合作關系。較高的職業穩定性意味著較高的投資回報，有利于企業和個人的長期技能投資。四是確立質量競爭戰略，改善技能投資環境。愛德華·凱普認為，“如果政府試圖提高企業的技能需求，就需要制定相應的政策鼓勵更多的企業改變產品市場策略”[18]。提高企業需求的關鍵是刺激革新、促進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從而刺激企業對技能的需求。
（本文受國家博士后基金資助項目（2012M510083）和杭州師范大學勤慎研究項目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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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Market Malfunction， Government Malfunction and the Problem of Skills Shortage
WANG Yan-lin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36， China）
[關鍵詞]農業勞動力；二元經濟；勞動力與資本的替代效應
[中圖分類號] F304.6[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10-0073-04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政治經濟學分析》(06BJL003)。 勞動力與資本的替代效應是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資源發展經濟的一個重要原理。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而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又集中在農村，這就導致了我國農業產出增長對勞動力的偏好顯著，因此在農業生產中勞動力替代資本的方式被普遍采用，而這種替代效應也確實在促進農業產出增長中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近年來農業產出沒有大的突破，進入了一種“瓶頸”狀態。2003年糧食產量為43，069.5萬噸，相當于18年前的1986年的糧食產量水平；2006年糧食產量為49，747.9萬噸，相當于10年前的1996年的糧食產量水平。①本文將以勞動力和資本兩種要素的生產函數為基礎并引入生產經濟區概念對此進行分析。
一、勞動力與資本的替代瓶頸效應[1]
圖1中橫軸L代表每畝有效勞動力投入量，縱軸k代表人均資本投入量。曲線OE和OF是脊線，在OE之上和OF之下的區域，等產量曲線Q1的Q2的斜率為正值，勞動力與資本缺乏有效的替代，這一區域為生產非經濟區；在OE和OF之間的區域，等產量曲線Q1的Q2的斜率為負值，勞動力與資本可以進行有效的替代，這一區域為生產經濟區。
以A點為假定參照的起點，由于資本與勞動力共同擴張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就產生了從A到B和從A到C兩種不同的擴張路徑。
從A到B是在資本擴張的同時，偏重于勞動力擴張，并在B點達到資本與勞動力有效投入的最大均衡產量。這一有效投入是指在勞動力具有相對比較優勢而有限資本充分利用前提下，使用最大勞動力投入的組合。在B點，勞動力的邊際產量為0(MPL=0)；邊際技術替代率RTSLk= MPL / MPk= 0/ MPk =0。
從A到C是在勞動擴張的同時，偏重于資本擴張，并在C點達到資本與勞動力有效投入的最大均衡產量。這一有效投入是指在資本具有相對比較優勢而有限勞動充分利用前提下，使用最大資本投入的組合。在C點，資本的邊際產量為0(MPk=0)；邊際技術替代率RTSLk= MPL / MPk = MPL / 0=∞。
對于進一步的農業產出增長要求，B點農業區資本短缺而勞動力過剩，如果進一步單純擴大勞動力投入，就會產生如B'點的農業產出下降的結果。同樣C點農業區資本過剩而勞動力短缺，如果進一步單純擴大資本投入，如C'點，也會使農業產出下降。在這兩種情況下，勞動力與資本缺乏有效的替代，因而使農業產出處于一種瓶頸狀態。
二、勞動力與資本替代瓶頸形成過程的現實考察
我國農村經濟改革初期，政府較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改善了過去片面發展重工業而人為壓低農產品價格的局面，農業收入大幅增加，而此時農村的非農產業發展剛剛起步，收益優勢不明顯。農村中有效勞動力投入增大，農業資本投入也不斷增加，二者共同擴張促進了農業產出的增長。這一階段是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初期的普遍現象。在圖1中，這一初期擴張過程表現為偏重勞動力投入，但兩者比例的差別不是很大。
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農村經濟發展有著鮮明的資源偏重差異性，因此產生了兩種不同的產出擴張過程。
(一)從A到C的農業產出擴張過程
我國一些地區農業生產的顯著特點是人均農業自然資源缺乏。受這一條件的限制，農民人均收入難以大幅度提高，經濟的快速發展只有轉向依靠非農業產業。而這些地區經濟發展傳統上一直以發達的農業和輕工業為主，重工業發展有限，因此，這些地區具有“弱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在表1與表2中排名靠前的省份基本上都具有這一特征。這一特征為非農產業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一方面發達的農業為輕工業提供豐富的原材料；另一方面輕工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吸收農業剩余勞動力起到積極作用。因此，非農產業在這些區域的農村有了迅猛的發展，非農產業的經濟收益的增長速度明顯超過了農業，投入農業中的勞動力的機會成本也隨之增大。根據勞動力追逐高工資原理，農業勞動力會流向非農產業，農業中勞動力投入會因此而減少。但由于初期“離土不離鄉”等政策的限制，農業依然是農民的一項主要收入來源。而農業生產中不斷減少的農業勞動力投入則主要依靠“以商補農”，即通過擴大農業資本投入來彌補，以促進農業產出的增長。
1992年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后，各種限制人口流動的政策開始松動，從而進一步擴大了農業人口流動的范圍，增加了非農產業的就業機會，投入農業中的勞動力的機會成本進一步顯著增大。因此，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人數越來越多(見表1)。當非農產業收入越來越多地成為農村家庭主要收入來源，而土地經營收入比例逐漸下降(見表2)，就會使得，一是青壯年男性勞動力大多從事非農產業。現有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大多為婦女兒童和老人，這一群體常被戲稱為“386199”部隊。2002年調查農戶勞動力平均農業勞動時間為6.70個月，而女性勞動力平均農業勞動時間為7.11個月，②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農村婦女已成為農業勞動的主力。素質較高的青壯年男性勞動力的過度流出導致了農業發展的高素質勞動力資源需求缺乏，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阻礙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同時，其也是造成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急劇減少的重要原因，甚至產生了農業勞動力短缺問題。③二是農戶對土地實行粗放是耕作和掠奪性經營，甚至部分或全部棄耕。④而與此同時，原本投入到農業中的生產資源也會隨之荒廢。我國屬于農業自然資源短缺的發展中國家，人均耕地、水資源和林地面積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1/3和18%。耕地資源不能有效的利用對我國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浪費。這樣，盡管在農村中，農民收入增加而農業卻出現了萎縮。[2]
資料來源：根據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計算得出。
(二)從A到B的農業產出擴張過程
我國還有一些地區農業生產的顯著特點是人均農業自然資源豐富，農業生產收益較高，但農業生產方式比較傳統。而這些地區又往往是我國的重工業基地，因此形成了以落后的農業和重工業為主的“強二元經濟結構”，在表1與表2中排名靠后的省份基本上都具有這一特征。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而更多集中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很難實現農業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在原有薄弱的輕工業基礎上，建立新的輕工產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在國家財政投入有限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和農民自身投入又不足，很難形成規模型的輕工產業群。因而這些地區的非農產業發展不充分，相對于“弱二元經濟結構”地區而言，農業與非農業利益差產生的投入農業的勞動力機會成本不大(見表2)，從而不足以促進勞動力的規模性流動，只是有限的轉移(見表1)。而這些地區農業資本自身形成不足，地方政府和國家農業資金投入不多，因此在有限的農業資本供給下，只有通過擴大相對富足的勞動力投入，進行精耕細作以促進農業產業的增長，而一旦勞動力供給飽和，農業產出增長就會受到限制。
(三)結 論
農業勞動力轉移植根于農業與工業發展不均衡的二元經濟結構。這一特點使我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農業人口向工業流動上，但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中國自身區域間農業發展的差異性也逐漸顯露出來，因此以均質二元經濟為基礎的發展政策也產生了一定的局限性。我們可以根據我國區域間二元經濟發展存在的差異性，通過農業勞動力在區域農業間互補性流動促進農業產出增長，來為我國解決二元經濟問題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三、對策探討
盡管我國一些地區出現了農業資本過剩現象，但這只是相對的，在總體上農業資本仍然是短缺的，而且農業資本以耕地等固定資產為主，其流動性較差。相比之下農業勞動力過剩是絕對的，豐富的農業勞動力資源仍然是我國的比較優勢，農業勞動力流動在我國已經形成先導和后發趨勢。并且農業勞動力在區域農業間流動，可以延續發揮農業技能，一般不用特別培訓，這可以減少人力資本投資支出，降低轉移成本。因此，有效地引導農業勞動力在區域農業間互補性流動應是我們對策關注的中心之一。
農業勞動力流動具有自發性，但也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自主就業的表現，我們必須尊重這種權利，不能橫加限制。但針對一些地區農業勞動力相對過多流出問題，國家應積極引導新的農業勞動力流入，并且促進土地產權順暢流轉與新流入的農業勞動力有效結合起來。具體措施是：
1.改革土地制度，促進土地經營權的自主流轉，使新進入的勞動力有合法的土地經營權和擴大土地經營規模的可能
第一，保持現有的基本土地制度不變⑤，除國家征地外，農村土地不得用于非農用途⑥，對于放棄農村戶籍進入城市定居的農民，其土地應由相應的村委會收回。第二，對于暫時進入城市謀生的農民，就要相應地完善土地流轉制度。具體措施：一是制定相關法規，依法保障農民應有的土地權利，杜絕侵害農民合法權益行為的發生；二是穩定土地承包制，只有確立土地承包權的長期化和固定化才會有農地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合理流轉；三是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必須考慮客觀條件，堅持“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在承包期內，農戶對承包的土地有自主的使用權、收益權和流轉權，有權依法自主決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轉和流轉的形式。土地流轉的轉包費、轉讓費、租金等收益應由流轉雙方協商確定，可采取多樣化的收益分配方式。四是建立農村土地使用權交易市場。由土地行政管理機關負責管理，積極做好土地流轉信息收集、登記工作，及時信息，搞好土地招商，促進農村土地資源合理流動和高效配置。[3]第三，對耕地的占用要嚴格審批，要嚴格遵循審批制度和程序，不得隨意占用農民耕地和基本農田。對于因征地而失地農民，要依法合理確定征地補償標準，拓寬安置渠道。
2.增強農業勞動力信息反饋的靈敏度，建立健全農業就業服務體系
一般勞動力市場只關注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的信息，而對農業自身勞動力供求缺乏有效的反饋，而常常被忽略。農業產出作為一項生產活動對于勞動力的供求同樣也離不開勞動力市場的信息反饋，因此，第一，政府要加強信息服務工作。省、市各有關部門要收集農業生產的勞務市場的各種供求信息，及時向各種中介機構及勞動力聚集地，要建立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和宏觀決策系統。第二，要建立健全農業生產的勞務輸出中介機構，引導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中介機構不僅要提供基本的農業生產的勞務介紹服務，還要提供指導、培訓，代辦社會保險以及開發公益崗位。尤其要建立地區間勞務協作交流機制，開展多種勞務交流活動，要定期交流地區間農村勞動力流動就業信息。第三，要推進勞務輸出的產業化建設，探索建立市場化運作、規范化經營、一體化服務的勞務輸出模式，通過建立以培訓機構為輸入系統、介紹機構為輸出系統的聯合運作方式，擴大勞務輸出的規模，提高勞務輸出的質量。[4]
3.保護新流入勞動力的合法權益，限制歧視性待遇
第一，嚴格執法，完善相關政策法規，依法簽訂勞動合同，建立規范的勞動關系。第二，保障新流入的勞動力成為流入地的重要組成群體，應該將其社會保障、義務教育、住房和醫療等需求納入流入地公共服務的范疇。
本文以我國國內區域農業間勞動力轉移為例，實踐中還可以促進農業勞動力在在全球范圍內的農業生產間轉移。
[注 釋]
①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7)》，第478頁。
②資料來源：莫榮. 2003―2004年：中國就業報告[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4。
③2007年5月13日中國社科院報告認為，我國目前40歲以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絕對數量只有5212萬，我國的勞動力供給結構，已經從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供給平衡乃至短缺轉變。由此而帶來的影響是，我國城鄉將普遍出現勞動力短缺現象。但這種勞動力短缺在區域間分布也是不均衡的，一些農業區域所能提供的農業勞動力必然不足，而另一些還會存在過剩的農業勞動力。
④這也成為許多農業土地非農化的借口。最近我國農產品價格大幅波動，如豬肉、雞蛋價格上漲，無不與國家糧食安全戰略息息相關，必須保障農用耕地不被侵蝕。
⑤當前存在將目前的集體所有土地改變為國有土地的觀點，其實不可取。一旦轉變為國有土地，承包權也必然轉變為全體國民擁有，如果只承包給農村居民則缺乏法理上的依據。
⑥土地制度改革給予農民土地流轉的權利并不意味著其可以將土地作任何用途的處置，對于其非農用途必須嚴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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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Farm Labor Force’s Complementary Flow among Regional Agricultures――The Substituting Effect of Work Force and Capital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Zhou Jia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China)
關鍵詞：用工荒 產業結構
“用工荒”是指人力資源市場上出現的農民工短缺的現象。依靠廉價的勞動力資本，中國經濟得到了迅猛發展，然而曾經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已經不像想象中那樣源源不斷。“用工荒”現象不僅在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蔓延，就連中西部地區也已出現。“用工荒”已日益成為企業和地區發展的新瓶頸。從80年代的“民工潮”到如今的“民工荒”，有人不禁發出“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慨嘆，“農民工”似乎始終是一個時代的焦點。
“用工荒”現象不僅僅是就業問題，還與產業轉型升級密切相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要發展結構優化、技術先進、清潔安全、附加值高、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現代產業體系。如何優化產業結構，以解決“用工荒”問題，如何協調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是社會轉型時期我們面臨的一大新問題。
耿建澤從產業結構升級與相應的人力資源素質關系分析出發，認為“民工荒”是民工素質與產業結構升級不適應的結果。辜勝租認為要充分利用“用工荒”形成的市場倒逼機制，通過調整區域產業布局、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完善勞動力市場、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及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等措施，推進中國發展方式轉型升級和健康均衡城鎮化戰略的實施。劉亮認為“用工荒”的出現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它是我國產業升級、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內生動力。胡放之認為產業結構不合理是引發“用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
從以上文獻可以看出，產業結構對就業結構確有很大影響，“用工荒”的主要原因為產業結構不合理，而“用工荒”的出現也是推動中國產業結構升級與轉型的良好契機。
就“用工荒”與產業結構這一問題，項目組于2011年7月赴江蘇昆山地區做了實際調研，發放問卷500余張，結合中國的學者專家們的研究成果，本文嘗試對用工荒背后的產業原因進行深入探討與分析，并從產業結構升級的角度提出解決“用工荒”這一熱點問題的有效措施。
一、 用工荒現狀
從地域角度分析
當前，用工荒問題已在全國蔓延，各地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用工短缺問題，珠三角、長三角、福建東南沿海等地區尤為突出。
據江蘇省統計局提供的信息，江蘇蘇南地區有66.6%的企業反映缺工，蘇中地區為65%，蘇北地區為54.8%，而在蘇南地區中，無錫、蘇州、常州的缺工程度分別為83.3%、75.0%、75.0%，可見，經濟發展水平高、企業密集度高、對外來務工人員依賴度大的地區，用工問題越嚴竣。
從企業角度分析
不同行業的用工短缺程度不同。根據筆者暑期的走訪調查，在我們調查的20家企業中有14家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例如電子裝配、汽車零件裝配、服裝等，另外6家企業中有2家從事建筑行業、3家餐館及1家福利企業，而出現用工荒情況的大多數為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企業。具體數據請看表1-1。
項目 選項 數量 百分比
是否缺工 是 14 70.0%
否 6 30.0%
缺工時間 季節性 10 71.4%
全年 4 28.6%
缺工類型 技工 2 14.3%
普工 7 50.0%
都缺 5 35.7%
缺工性別 男 3 21.4
女 3 21.4%
都缺 8 57.2%
表1-1 昆山市企業用工荒情況
一些勞動密集度高、技術水平低的企業，如服裝制造業、包裝業、造紙業存在嚴重的用工短缺現象，有些甚至影響了企業正常的運營活動。一些管理嚴格、苛刻，工作環境差、工作強度大的外資企業，較之內資企業，存在相對更為嚴重的用工短缺現象，而一些管理人性化、工作環境較好、工作強度低、福利保障好的企業，用工短缺程度則較輕。
不同行業的企業都存在熟練工用工難的問題，招不到熟練工已成為不同企業共同面對的問題，一些民營企業還存在著招不到管理者的問題，勞動者素質供給與需求的不對稱性矛盾已日益嚴重。
一些企業甚至因為用工短缺而降低用人標準，如工人的學歷文化標準、年齡標準，加大對員工培訓的成本，可見，用工荒問題已給企業的生產質量與生產成本帶來不同程度的消極影響。
從勞動者角度分析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18～22歲的新生代農民工流動性較大，工作更換頻率高，穩定性差，工作好高騖遠，年齡層次對企業的用工荒也產生著較大影響；當前，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大多為小學、初中畢業生，文化程度低，工作技能低，這些勞動者大多以提供體力勞動為生，工作強度較大，然而，企業卻急需熟練工、高層次管理人員，以服裝制造業為例，在昆山某工業園，數家服裝企業貼出招工啟示，招收縫紉操作熟練工，工作待遇豐厚，但依舊招不到熟練的操作女工，勞動者素質供給與需求的不對稱性矛盾已日益嚴重，勞動者素質日需提高。
二、 昆山產業結構現狀
目前昆山產業結構中第一、第二產業比重偏高，第三產業比重明顯偏低，而且內部結構不合理、效益偏低。從全國來看，與世界大部分國家相比，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偏低，我國2005年這一比重僅為39.9%。
圖1-1 2000～2010昆山GDP各產業比重
然而，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又在第二產業中占有絕對比重，這些企業大多憑借廉價的勞動力資本獲取剩余價值，產品增值程度低，利潤率低，勞動力需求旺盛。勞動密集型產業也最大地吸收了中國的農民勞動力。
圖1-2 2008年昆山地區就業人數比
三、 用工荒與產業結構聯系
與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相比，我國產業結構中第一、第二產業比重偏高，第三產業比重明顯偏低，然而在國民經濟中占比重較大的第二產業大多為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被媒體戲稱是“世界工廠”的昆山，出口的都是技術含量不高的低端產品，連做衣服都是貼的人家的牌子，賺的是極其低廉的加工費，扮演的是掙錢最少的打工者的角色。根據“微笑曲線”理論，此類企業利潤率低，而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卻十分旺盛。
圖1-4 微笑曲線
另一方面，國家相關政策的出臺，如“三農政策”、“西部大開發政策”，農民收入不斷提高，加上城市看病難、房租貴，農民工在城市里的生活壓力更加深重，農民工外出務工機會成本增大，很多人選擇就近就業或者從農就業，這也導致了農民工數量有效供給的不足。
供與求的不對稱，勢必會帶來勞動力價格的上升，然而，出于產業結構的企業利潤空間有限，無法提供更高的勞動報酬來吸引更多勞動者。
四、啟示與對策
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產業升級的關鍵時期，曾經源源不斷的民工廉價勞動力，如今卻又使很多企業“望高工資而退”，如何有效解決“用工荒”問題，是促進中小企業健康發展、推動我經濟持續發展關鍵。
政府角度：
通過上文分析可見，解決用工荒問題的出路在于產業結構的調整與產業升級，筆者認為，在產業升級與優化產業結構過程中，政府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指出，政府不應僅僅是社會秩序的消極保護人，還應是社會秩序與經濟生活的積極干預者。可見，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范圍是有限的，政府只是彌補市場的缺陷，而不是取代市場的作用。我國實行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只能在市場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場合進行有效適度干預，筆者認為，在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解決“用工荒”這一問題過程中，應適度干預，完善社會制度，著力于營造更加健康、更加合理、更加規范的市場環境，為勞動力市場的有序健康發展做好保障工作，政府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只能決定了它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輔地位，政府的輔調整工作可從如下幾個方面具體展開：
1、加強中西部地區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積極為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創造條件。將低利潤、高勞動力需求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轉移到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是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途徑之一。進行產業轉移，一方面可以緩解東部沿海地區的用工壓力，為較發達地區的產業升級打造良好的環境，另一方面可以解決產業升級所帶來的勞動力適齡人口的就業問題，促進民工就近就業、創業，減少長期以來“候鳥式”勞動力流動而產生的高額成本。
2、積極引導、鼓勵中小企業發展。中小企業對于資源的有效配置、擴大就業渠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力量。我國小型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9.68%，從業人員占72.9%，為社會提供了主要就業渠道。同時，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具有更大的活力與動力。在我國，上海的中小企業在高新技術企業中所占的比重達到了88.5%，可見，中小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要力量。但中小企業自身也存在不足，如中小企業規模偏小、資金來源少，政府應建立健全中小企業貸款擔保體系，拓展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政府還可以采取例如對中小企業采取稅收優惠政策，適當減免中小企業尤其是高新技術企業的企業所得稅，提高計稅工資稅前扣除標準，鼓勵中小企業發展。
3、建立與產業結構升級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隨著新一代農民工成為打工者主體，農民工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越來越強。高強度、低工資、無保障的工作再也難以吸引越來越城市化的“新生代農民工”。農民工供給以中西部農村為主，而需求在東部沿海城市，兩地在社會保障、工資待遇、戶籍管理等方面難以對接，社會保障的缺失增加了農民工進城成本，所以，更多的民工放棄進城。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昆山很多企業都為民工交納政府規定的保險金，但對于一些小企業而言，保險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在調查中，一個以手工勞動為主要作業方式的紙箱廠，也因用不起工人放棄了很多訂單。
政府應加大對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的財政投入力度，堅定不移地推進農村醫療保險改革，優化戶籍管理制度，早日實現“城鎮一體化”，為產業升級做好制度保障。
4、加強就業信息平臺建設，完善相關法律制度，規范化、法制化勞動力市場。一方面信息不對稱加重了勞動者就業成本同時也增加的企業的用工成本，是企業用工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民工法律意識薄弱以及相關法律還不夠完善，例如，調查中簽訂勞動合同的企業和民工比例極少，這也是造成勞力流動性過大的一個重要原因。以政府為主導，建立健全勞動就業信息平臺，對減少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交易成本有顯著作用；在法律制度的引導下，建立規范、法制的勞動力市場，對產業結構優化，產業升級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5、加強職業教育。產業升級的人力資本就是與產業升級需要相對應的人才，政府要與企業、學校共同合作，提高農民工素質，提升勞動力質量，解決企業對勞動力質量的需求與現有勞動力質量不對稱的問題，為產業升級輸送優秀有用的人才。
企業層面：
在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中，政府和企業都是不可缺少的。政府作為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宏觀主題只有通過企業才能對資源進行重新組合和分配。政府的產業政策也只有通過企業才能更好的實現，因此，在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中，政府和企業都是不可缺少的。
1、提高工資待遇，營造良好的企業文化，打造溫馨的用工環境，擁有保留人才的通道。一個企業的全部利益都來源于企業員工所創造的價值，沒有認可的企業文化，沒有留住人才的用工環境，企業很難在競爭激烈的勞動力市場上選擇到與自己企業發展戰略一致的人才，并把他們保留在企業內部，轉化為企業的人力資本。針對新一代的勞動力大軍——80、90后，企業再也不能用以前的老一套用人方式來對待員工，更多時候，企業應考慮如何打通員工晉升通道，提高員工的福利待遇，使員工快樂工作、快樂生活，對企業有一種歸屬感，增員工的穩定性。擁有了強大的人力資本，企業才能更好地在產業升級中順勢前進。
2、增強企業活力，提高企業創新能力，積極推動企業轉型與升級。很多企業自我開發研究能力較弱，大多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技術含量偏低，生產所采用的技術也多為一般通用性技術。出于產業價值鏈低端的企業應積極加大資金投入，增強企業創新能力，由利潤率低的資本密集型轉型升值空間較大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只有企業自身有意愿并有能力進行產業的升級，國家產業結構才能得到優化。
3、加強員工培訓。企業應將利潤的一部分用于員工的培訓，不斷提高員工技能，增強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增強員工穩定性，員工素質提高了，企業的創新能力才會得到提高，才更有利于企業轉型。
五、結語
改革開放30年，從“民工潮”到如今的“民工荒”，中國的經濟經歷了巨大的轉變，用工荒這一現象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我們應以積極的心態面對，從宏觀和微觀層面加快產業轉型與結構升級，相信這一問題一定會得到妥善解決！由于筆者能力有限，還望各位專家、讀者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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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民工荒”；勞資關系；勞動關系協調機制
中圖分類號：F2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2）05-0031-02
與幾年前相比，當前的“民工荒”呈現出新的特點：就流向而言，農民工已由“單向度輸出”轉變為“多向度流動”；就范圍而言，招工難正從東南沿海向湖南、安徽、河南、四川等中西部城市蔓延；就持續性而言，區域性、結構性“民工荒”已經常態化。[1]這一現象愈來愈清楚地表明，中國勞動力供應格局總體上已經由絕對性過剩向結構性短缺的局面轉化，農村剩余勞動力正由“無限供給”轉為 “有限過剩”，勞動力供求愈益趨向均衡；勞動力價格也由“相對穩定”變為“顯著提升”，工人工資處于漸趨上升的通道之中。“民工荒”現象的加劇對中國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勞動力供應格局的改變以及勞動力價格的上升，直接形成了一種市場倒逼機制，改變了勞動力市場各主體之間的力量對比，推動著現有的勞資關系格局進行調整和轉變。
一、“民工荒”對我國勞資關系格局的影響
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開始進入起飛階段，“從1978年到2007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9.88%”。[2]隨著市場化、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借助于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支撐，我國經濟獲得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在這一過程中，市場化的勞資關系取代了計劃體制下的勞動用工關系成為最主要的社會經濟關系。但是，伴隨著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勞資雙方利益溝通協調機制的不完善，勞資矛盾和沖突開始凸顯和加劇。從勞資雙方力量對比來看，資方掌握著相對稀缺的資本，擁有優先的話語權，由于勞資雙方平等溝通協商的平臺還沒有建立起來，在勞動法律法規建設薄弱的情況下，很多企業通過不斷壓低勞動者工資等方式獲取盡可能大的利潤空間，而勞動者則處于權益被侵害的弱勢狀態，勞資關系格局呈現出明顯的“資強勞弱”特征。同時，一些地方政府為了保證資本對地區經濟的支持，對資本采取了傾斜和保護政策，加之政府管理監督職能的缺位，更進一步加劇了勞資雙方力量對比的失衡，使資本利益不斷得到強化。根據全國總工會調查的資料顯示，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 [3]由于勞動者的權益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和保護，勞動者沒有充分分享到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近幾年的“民工荒”現象，從勞動關系的角度看，其本質是在缺乏正常的勞資談判協調機制的情況下，勞動者用腳投票的一種被動選擇，是勞動者在自身權益被觸及到底線后采取拒絕提供勞動力的方式與資本的對抗。
據專家測算，“十二五”期間，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將達到最高點，然后將緩慢下行。[4]未來處于黃金年齡的勞動者供應短缺已經成為一種必然，在勞動供求關系方面將朝著有利于勞動力的方向轉化，這為勞方爭取自身權益創造了條件，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趨勢看，原有的勞資關系格局都將發生改變。
1.勞動者在勞資博弈中的主動性增強，勞動權益逐漸得到改善。首先勞動者工資將逐步提高。工資是勞動力價格最核心的表現，而勞動力供求是影響勞動力價格的主要因素。過去，在勞動力普遍過剩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勞動者為了生存只能接受低水平的工資，多年來勞動者工資一直處于增長停滯的狀態，勞方只是一個價格的被動接受方。隨著勞動力由過剩向短缺的轉化，勞資博弈中的力量對比開始改變，勞動者議價能力增強，為勞資雙方的平等協商創造了條件。其次，包括勞動條件、福利待遇等非工資性勞動權益將逐漸改善。從流動勞動力群體構成來看，目前，我國農民工群體正經歷著代際轉換，以80、90后為主的新一代農民工比例逐年擴大，他們與傳統模式下的農民工群體相區別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利益訴求增加。新一代農民工除了工資以外還很看重勞動條件、福利待遇、技能培訓、文化娛樂等勞動權益，除了生存還關注自身素質的提高和整體權益。作為勞資博弈的重要一方，勞動者訴求的增加對原有的企業獨大的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戰。
2.企業開始注重通過遵循基本勞動法律制度和人性化管理模式改善勞動關系。從企業的角度，首先需要面對低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這對企業直接形成了一種倒逼機制，過去在企業用工中比較普遍的壓低工資、增加強度、不改善工作條件和勞動保護設施等做法已經難以為繼，為防止出現勞動力大量流失的局面，很多企業除了加快產品升級轉型，加快技術、資本要素對勞動的替代外，開始采取如提高勞動者工資、改善勞動條件、增加人性化管理等措施以維持正常生產。應該說，對企業而言，已經開始重視通過“勞動合同法”約束雙方勞動關系和勞動權益，勞動關系的規范化和法制化程度正在加強，企業民主管理制度正在逐步完善。這是經營理念的一個重要轉折和提升，也是企業管理中戰略性轉型的開端，標志著企業開始向“以人為本”的柔性勞動關系管理模式轉變。
3.政府更加注重完善勞動制度和改善勞動環境。在勞動力供給絕對過剩的條件下，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政績，吸引相對稀缺的資本，政策上更傾向于對資本的保護，缺少對農民工權益的重視和關注。而“民工荒”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加劇了地區間的勞動力流動和競爭。目前，不僅廣東、江蘇等沿海大省民工短缺，像四川、安徽、河南等原有的勞動力輸出大省也開始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象。勞動力供應緊張使各地方政府認識到，勞動要素和資本要素一樣，是地方經濟增長不可缺少的支撐要素，地方勞動力短缺正在逐漸構成對經濟發展的制約。要解決這一問題，當務之急就是通過完善本地區的勞動力市場環境和勞動政策法律環境，消除制約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增強本地區對農民工的吸引力。
“民工荒”是供求因素、結構性因素和體制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勞動力權益保護的缺失以及勞動者維權意識的提高是導致“民工荒”現象出現的重要原因。對于正處在加速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中國而言，它的出現打破了原有的“資強勞弱”的不平衡利益格局，同時也提供了新的變革機遇。“民工荒”的出現表明，過去靠“低成本勞動力”推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離不開資本和勞動共同發展，只有勞動關系互利和諧，勞動者才會有積極性，企業才會有競爭力，經濟和社會才能同步可持續發展。
二、“民工荒”背景下中國勞資格局的調整和完善
1.政府應發揮主導作用，通過加快制度化建設化解勞資矛盾，建立長效勞動關系協調機制。“民工荒”的加劇以及企業勞動矛盾的多發對政府協調勞動關系的能力提出了挑戰，需要政府在勞動關系轉型期搭建和完善勞資關系平等協商的制度性平臺，以促進形成建立在勞資雙方平等協商基礎上的勞動者工資水平。這是勞動關系領域的基礎性建設。建立長效勞動關系協調機制的主要內容包括：首先，加快完善以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為核心的勞動關系協調制度。集體協商機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協調勞動關系的主要制度，目前由于工會體制建設薄弱等因素制約，這項制度遠未成為企業工資決定的主要形式，需要政府加強政策制度建設和創新，將區域性和行業性集體協商作為制度建設的主要載體，加快集體協商的實效性，并推動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的建立，使勞動者權益得到保護；其次，加快三方協調機制建設，有效發揮三方機制的協調作用。充分發揮政府在三方機制中的主導性作用，如負責組織三方形成協商議題、負責勞動行政部門與其他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三方協商遇到重大分歧時應由勞動行政部門提請政府調處和斡旋；第三，推進勞動關系協調法、勞動基準法等基礎性法律的立法進程。如制定出臺《企業工資條例》、《企業民主管理條例》等，增加民主化管理程序，提高工資協商的層次，擴大覆蓋面。修改《工會法》，進一步明確企業的法律責任和企業工會的法律地位。
從更高層面上看，國家應建立勞動者共享改革成果的“共建共享型”發展機制。因此，政府還應該著眼于打破制約勞動者流動的制度，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高農民工醫療、養老、教育和住房保障等社保待遇；加強對勞動力流動的引導，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為勞動力、人才供需建立良好的平臺，也為民工跨區域流動搭建橋梁；建立健全相關法規和實施細則，為民工就業、維權、流動提供權益保障。
2.企業要創新管理模式，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用工荒”壓力使企業有了改善勞動關系的自覺性，督促企業提高勞動者薪酬福利待遇，建立工資增長與通脹掛鉤、員工收入與企業績效聯動的機制，讓員工共享企業發展成果，同時促使企業放下姿態，開始重視集體協商，與工會和職工協商勞動報酬及其勞動權益事項，回應職工合理訴求，謀求雙方利益共同點，達成雙方利益平衡的協議，避免職工辭工、怠工等行為的發生。“用工荒”標志著企業勞動關系管理進入了一個轉折點，企業需要從戰略高度思考企業的勞動關系管理，并把關注社會責任變成一種自覺行為，重新調整企業和勞動者的關系，在企業管理中體現以人為本，把員工視為企業的利益相關者，進行動態的人性化管理，以保障勞動關系和諧，化解勞動爭議，避免勞動沖突，實現企業和員工的共同發展。
3.勞動者要不斷提高自身素質，成為理性成熟的勞動關系主體。勞資關系調整和完善的核心是形成企業和勞動者平等溝通的協商機制。隨著勞資博弈中勞動者話語權的逐漸增強，如何合法、科學、理性、規范地維權是擺在勞動者面前的一個重要的課題，迫切要求勞動者盡快成長為成熟、理性的勞動關系主體。目前，“用工荒”和“漲薪潮”使勞動者的維權意識大大的覺醒和強化，但勞動者的能力和素質還有待提升。新的勞動關系格局下需要勞動者不斷加強自身文化、法律知識和自身技能的學習，以應對日益復雜化、規范化的勞動環境。目前來看，80、90后的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體，作為勞動關系的一個基本主體，他們的特質將改變勞資關系的現狀和未來，他們在教育程度、職業能力、法律意識、溝通能力、思想觀念、創造力、行動力以及團結程度等綜合素質方面比第一代農民工有了顯著的提升，這將有助于其更快地適應勞資格局的變化，成為理性成熟的勞動關系主體。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