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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聯企業概念
隨著國際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跨國企業數量與日俱增，與此同時，關聯企業這一概念也逐漸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當前世界各國對關聯企業都有各自定義，“根據我國稅法，將關聯企業定義為與企業具有在資金、經營、購銷等方面存在直接或間接的擁有和控制關系的、直接或間接的同為第三者控制的、其它在利益上具有相關聯關系的公司、企業和其它經濟組織”。簡而言之，關聯企業是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企業間的法人聯合體，也是通過多種經濟紐帶建立起的關聯群體。例如海康威視在洛杉磯、印度、香港等地設立的全資及合資子公司，與其內地母公司便構成關聯企業。在與海外子公司的交易中，關聯企業間低于產品或者服務的市場交易價格常常會被稅務局認定為轉移利潤，如何有效規避這一問題，減少資金流通中的阻礙，提高企業資金利用率，是同類型跨國企業同樣需要面對的問題。
二、應對關聯企業交易認定問題的策略
（一）提高企業風險管理意識，樹立正確認識
要避免被誤認為關聯企業轉移利潤事件的發生，最首要的，是要在企業內建立足夠的風險管理意識。在與關聯企業發生資金往來流動時，及時做好相應賬目記錄，以便在事后應對稅務局的檢查。同時，企業內要形成良好的風氣，自覺遵守服從國內以及國際的相關稅法規定，杜絕企業內發生為轉移利潤或是避稅而實行轉讓定價，損害行業風氣。海康威視作為我國首屈一指的安防企業，應該為安防行業做好表率作用，在企業內形成良好的風氣。
（二）提高企業內相關工作人員的專業素養
與此同時，企業內部相關人員的專業素養也與關聯企業交易認定問題息息相關。稅務問題不僅涉及企業相關資金問題，還涉及相應法律法規以及稅務專業問題，因此，對負責企業稅務工作人員的專業素養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相關人員需要加強對稅務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認識，在不斷提高自身專業水平的同時，合理規避稅務風險。其次，相關人員還要樹立正確的工作道德觀念，避免為片面追求利益而忽視道德的現象發生。
三、海外子公司涉稅管理
（一）海外子公司涉稅問題
1、缺乏對國內外相關稅法的熟悉了解
在海外子公司涉稅管理的問題上，我國企業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便是缺乏對國外相關稅法規定的足夠了解。由于我國改革開放只有數十年時間，面對已日臻成熟完備的國際市場，我國企業不論經驗或是資質都存在許多不足，以海康威視為例，其在我們國內從技術到服務都數前列，但面對競爭更加激烈的國際市場，海康威視便失去了其足夠的競爭優勢，加上當前國際上的許多稅法規定并不利于發展中國家企業的跨國發展，特別是在稅務問題上，由于語言、環境等因素的制約，更加容易出現問題。這也阻礙了同類型企業在國外市場的進一步發展。
2、相關人員缺乏涉稅問題敏銳度
同時，相關人員特別是涉外人員在處理涉稅問題上，缺乏足夠的敏銳度，尤其是在出現相關涉稅問題后，沒有及時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貽誤了處理問題的最佳時機。此外，上文中提及的相關人員專業素養的缺乏，也是導致其缺乏敏銳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海康威視作為一家具有代表性的安防企業，財務人員一旦缺乏涉外稅務問題的敏銳度，就極易導致相關稅務問題的發生，從而給企業的形象造成負面影響。企業一旦被稅務局認為關聯交易，稅務檢查會影響海外子公司的正常運營。做為上市公司，稅務檢查會做為資產負債表附注在年報中進行信息披露，這些信息披露將給母公司以及海外子公司的股價、公司整體效益等產生負面的影響。
3、海外子公司稅收籌劃不足
稅收籌劃是一種稅務預先安排行為，擁有事先性、合規性、周期性等特點，由于所在國稅收政策的變化，稅收籌劃具有很強的目的性和時效性，稅收籌劃不足或者出現和所在國實際稅收法規不符合的情況，就會帶來稅務稽查的風險，企業會因此受到行政、刑事處罰。稅收籌劃的前提條件是企業的會計核算制度健全，財務管理水平較高，財務信息準確、真實。中國安防企業高級財務管理層往往缺乏涉外稅務經驗，設定的稅務籌劃方案沒有深入了解所在國的稅收法律法規，會使稅務籌劃與逃稅聯系在一起，稅收籌劃基礎十分薄弱。此外，中國安防企業低估了海外稅務機關的辦案能力和專業水平。
（二）海外子公司涉稅問題應對策略
1、明確稅務管理目標
要合理應對海外子公司涉稅問題，首先，母公司要明確其稅務管理目標，從而對企業整體稅務管理做到統籌規劃。、以海康威視為例，可在企業內部開展涉稅風險目標管理的培訓項目，使企業內員工對稅務管理產生明確認識，改進企業內涉稅風險文化，從而降低稅務管理成本，提高母公司與海外子公司中高層的稅務管理信心。在被稅務局認定為關聯交易的情況下，相關人員需要對企業稅務問題進行全面、詳細的了解，基于稅務管理目標的前提下，及時籌備應對方案，降低在此情況下所會造成的企業直接經濟損失以及企業其他的負面影響。
2、設立最優納稅方案，積極應對稅務風險
此外，企業還應設立最優納稅方案，考察分析海外子公司相關情況，制定稅務風險最低、稅后收益最大的稅務籌劃方案，從而在源頭處有效的規避納稅風險，減少涉稅問題的發生。稅務籌劃應該對海外子公司進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統一稅務籌劃。在進行海外投資前，相關財務人員應該對所在國的稅收法規有全面的了解，形成稅務報告文件。在運營過程中，對海外子公司的稅務問題既要從內部設立稅務部門進行風險把控，也要咨詢專業的稅務師或會計師事務所進行稅務咨詢，以尋求最有利于企業的稅務解決方案。對已經發生的稅務罰款等事后問題，企業內財務人員應積極應對稅務風險，從問題中找到自身的不足，認真總結經驗，避免同樣錯誤的再次發生。
3、提高海外財務人員素質，完善企業內控管理制度
安防企業屬于高新技術企業，在拓展海外業務的情況下，需要招聘財務稅收理論知識扎實，又懂得當地語言的財務人員充實財務團隊。在涉外稅收實踐中，可以通過調整財務崗位，派遣財務人員到成功的跨??企業定向培訓，對財務人員加強所在國稅收法律、法規、稅收優惠政策的學習，系統學習并掌握轉移定價等稅收籌劃的要點，提高現有財務人員的海外涉稅水平。此外，中國安防企業在充分了解所在國財務、稅收法律法規的情況下，制定適合海外子公司的財務管理制度，設置人員權限、明晰崗位職責、建立完善的財務核算管理體系，規避海外子公司的涉稅風險。
關鍵詞：企業稅收籌劃 業績評價 評價指標體系
企業中的稅收籌劃業績績效評價體系運用以稅收籌劃相關方案來研究實施結果，經過不斷的研究分析，充分反映出企業在稅收籌劃工作方面影響質量的各個要素。企業稅收籌劃業績評價體系的建立是在管理控制活動過程中的綜合方法和研究指標的集合。業績評價是在工作中采用數據統計以及運籌學的相關方法，在建立起全面的評價指標體系基礎之上，一一對應相關評價指標，定量和定性地開展分析工作，正確做出對企業自身在一定經營時期內的盈利增長情況，存在的風險等各方面所進行的綜合分析評判。
一、企業集團稅收籌劃基本原則
（一）企業集團的成本效益原則
成本效益原則是通過在會計相關信息提供與要求不相平衡的基礎上會計信息供給所花費了的的成本和由此而產生需求之間要保持適當的比例，保證會計信息供給所花費的代價不能超過由此而獲得的效益，否則應降低會計信息供給的成本。在企業的業績評價過程中，要重視評價過程中所采用方法的選擇，充分保證活動過程中產生的效益情況。
（二）符合集團戰略性原則
企業稅收籌劃業績評價過程中應該從實現發展集團所處資源領域總戰略目標為出發點，從集團長遠利益出發，整合短期利益、局部和整體利益的一致方向。
（三）集團企業稅收籌劃協調性原則
業績評價指標的產生應該是促進企業各班子成員相互之間得到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避免造成人為的沖突。集團公司的整體發展，影響到其他下屬子公司的發展方向，所以必須注重整體協調發展，確保整體利益的實現。
（四）風險評價原則
風險管理是一個企業財務管理中非常重要的財務概念，在發展的經濟事件中存在著不確定性。企業稅收籌劃工作過程中也存在很多不確定性以及各種變化發展的制約情況，風險也就隨之而存在。
（五）效益最大化原則
企業在進行納稅籌劃時，要根據自身不同的行業特征和規模大小、所經營領域等進行各方面的綜合考慮。因為在企業的價值鏈上，稅務籌劃是作為一個職能在起支持作用。這決定了在進行企業稅收籌劃方案時，要綜合考慮企業的研發、銷售等各方面一系列的活動，著眼于本企業的全面整體的經濟效益的提高，而不只是就稅論稅，不然，企業納稅籌劃方案必然是失敗和短視的。要把企業納稅的節省和企業整體效益的提高統籌兼顧、綜合安排好，才能有一個成功的企業稅收籌劃。
二、企業集團稅收籌劃業績評價方法
傳統的績效評價體系中的方法是依據企業的財務指標來開展工作，主要是因為這樣更容易獲取到真實的數據信息。然而，這樣做也容易造成忽視那些不可預見的非財務因素，相對一個集團企業的稅收籌劃來說是非常至關重要的。例如企業集團的形象、政府關系等。
平衡記分卡評價法，是一種財務指標兼非財務指標構成的對企業稅收籌劃綜合評價的方法，此法重視非財務分析指標的重要作用，但是避免不了受一些非財務指標自身的缺陷限制，所以，在實際的工作過程中運行所產生的成本也是比較高的。
三、企業稅收籌劃業績評價指標體系設置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能否自主經營發展、自負盈利虧損、獨立開展核算工作的經濟實體，他的經濟方面行為和經濟相關利益有著十分緊密聯系。企業稅收籌劃，做為一種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經濟現象，在社會市場經濟的國家中，存在了將近百年的歷史。它能夠存在，充分解釋了這種經濟活動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企業集團公司稅務籌劃業績評價體系的建立是為了更好地影響和反映出稅收籌劃工作質量在集團戰略管理目標方面的實現情況。從公司的評價指標方面可分為財務和非財務指標兩個方面。
（一）企業稅務籌劃的財務體系指標
直接成本收益率，成本收益率=利潤/成本費用，表示成本獲得的利潤。直接成本又叫顯性成本，是一個企業為了節約相關稅目款項產生的直接資源消耗情況。直接收益是企業為了開展稅收籌劃而節約的款項。他直觀地顯示出了企業在稅收籌劃方面的效率和財務情況的影響。
間接成本收益率，又稱為隱形成本收益率，是稅務籌劃間接成本和收益之比。在通常情況下指標數值大于1時稅務籌劃方案才能夠是合理有效的，同等風險情況之下之比數值越大，就表明企業的稅收籌劃方案實施的效果越好。
企業稅收實際負擔降低率。它是企業所納稅收與應稅收入之比率，是衡量一個企業自身實際存在的稅負水平狀況。集團企業在通常的發展過程中會遇到數個稅種，只有確定了企業在實際中產生的稅收負擔率，才能夠定向制定稅收籌劃戰略和開展稅收籌劃評價工作。
集團稅收籌劃和管理控制目標是否偏離。企業為了應對稅收放棄了好的發展方案改變為次優的發展計劃從而導致因改變企業財務而造成的機會成本，這樣的行為表現說明企業的原本稅務籌劃和公司的管理控制目標發生了變化，出現偏離現象。
【關鍵詞】稅務精英挑戰賽；稅務系列課程；教學實踐
【中圖分類號】G420 【文獻標識碼】B 【論文編號】1009―8097（2009）05―0123―03
一 前言
《高等教育法》第五條規定：“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知識經濟的到來，要求高等教育融入創新觀念，并在其功能上得到很好的體現，如何加強實驗、實踐性教學環節，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是各高等院校積極探索的重要課題。
將競賽，尤其是教育部倡導的“挑戰杯”全國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競賽、全國大學生機械創新設計大賽、全國大學生結構設計競賽、全國大學生電子設計大賽，引進到教學中來，受到教育界的廣泛關注。競賽使人們認識到傳統教育內容陳舊，缺少綜合性，削弱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阻礙了學生創新思維的發揮和實踐能力的提高。以競賽為載體，促進了“相關專業的教學改革”及“探索新的人才培養模式”[1]。在科技競賽活動中可以“全面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2]。但將競賽引進到教學當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如“挑戰杯”全國大學生創業計劃競賽凸顯我國高等教育的“應試教育與功利性競賽”、“精英化教育與理想化競賽”等弊端[3]，以及陳樹蓮[4]提出的“學科競賽功利化”對學生產生的負面影響，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因此稅務教學有必要在吸收新教學方法的優點的同時，避免負面效應產生。
本文結構如下：第二部分簡要介紹本次教學實踐開展的緣起；第三部分介紹、分析了此次教學實踐和新的教學模式；第四部分總結教學模式并探討新的教學模式的優點。
二 緣起
“稅務精英挑戰賽”是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每年為全國（包括港、澳、臺地區）大學生舉辦的一項比賽。比賽的主要內容是在仿真的企業環境下探討相關稅務處理，考驗學生們如何適當地運用課堂知識處理實際商業環境中的稅務問題，是財務管理與會計專業本科生可以參加的為數很少的專業比賽。該比賽的目的是讓大學生見識商業市場的真實情況；提高大學生的分析解決問題能力、表達技巧及培養專業的判斷力；增加大學生的稅務知識及研習稅務的興趣；促進稅務課程的發展；培育稅務專業人材。
“稅務精英挑戰賽”的成功開展，為高等學校稅務教學創新模式提供了實踐支持，催生了筆者對稅務教學改革和人才培養的思考和實踐。通過將稅務精英挑戰賽與相關課程教學的有機結合，深化了稅務系列課程的教學實踐，以競賽為載體，促進本科財會專業課程，特別是稅務系列課程（稅法、稅務會計、納稅籌劃）的教學改革，深化相關理論課程的教學實踐。
三 依托稅務精英挑戰賽促進稅務系列課程教學
通過參加稅務精英挑戰賽，使實務界的前沿實踐與高校實踐教學的內容結合起來，使稅務教學從單純的“驗證”性教學，向“分析設計、系統綜合”教學的方向轉變，通過“教”“賽”結合，從而使遠超過實際參賽規模的學生有機會接收系統化的學習和實踐鍛煉。
1 以學科競賽為載體，促進稅務系列教學實踐
將稅務精英挑戰賽與稅務系列課程教學結合起來，使課堂的教學內容更加系統化（見圖1）。
前期的《稅法》課程作為一門稅務基礎課程，注重學生基礎知識的積累；中期的《稅務會計》注重稅務課程與會計類課程的整合；后期的《納稅籌劃》作為對基礎知識的運用，注重學生創新能力以及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提高。將歷屆競賽案例、試題引入課堂教學，極大地豐富了教學內容，使課堂教學更貼近實際，既提高了教師的教學能力，也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熱情。
“稅務精英挑戰賽”作為第二課堂，既使學生加深了理論知識的學習，又培養了他們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既培養了學生的團結協作精神，又培養了他們克服困難、迎接挑戰的人文精神。競賽的選拔、準備階段及其比賽都為學生提供了自主學習與實踐的良機，使學生在學習主觀能動性方面有了極大提高，學生用所學的知識解決經濟事項的涉稅問題，培養了他們的實踐能力；學生的所學知識（不僅僅是稅法、稅務會計、納稅籌劃，還有財務管理、企業會計、經濟法等等）得到了綜合運用，使得稅務教學同其他學科的教育聯系起來，將學生的知識從“點”到“線”，再到“面”的聯系起來，使學生所學知識更加系統。
這樣一種教賽結合的教育模式，形成以學校教學構成的“基礎”培養層面和以商務仿真競賽為代表的“提高”培養層面教育體系（如圖2），既注重了基礎應用人才的培養，又注意了稅務前沿實踐的接觸，推動基礎、綜合、創新、研究等環節有機結合的稅務課程體系建設。
2 通過稅務精英挑戰賽對稅務系列課程教學內容改革的思考
通過稅務精英挑戰賽對學生綜合能力的測試，發現學生普遍存在一些共同的缺點，主要是知識掌握不到位、知識的綜合運用能力不夠、文字寫作能力欠佳、尤其是學生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較差，因此提出稅務系列教學內容改革，如圖3所示。
在稅務系列課程中引入“公司稅務案例分析”內容，在教學中選擇綜合性和實踐性較強的問題，充分發揮學生主體作用，強調學生全過程參與意識，讓學生提供解決方案并相互評價，使學生了解同一問題解決方案的多樣性，在通過教師的歸納、引導和點評，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
“公司稅務案例分析”教學中，還可采用當堂閱讀案例，現場學生隨即組合，避免學生“扎堆”現象，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當堂做出分析與解決方案，避免課下小組分析問題“搭便車”現象；由于課程的特殊性，要求的時間長，需要合理延長教學課時和時間，可將課程安排在小學期等時間，以發揮課程效果。
“公司稅務案例分析”的設計，可以培養學生綜合運用各學科知識的意識，給學生發揮其創造性思維和發散思維的空間，訓練學生思維的流暢性、變通性和獨特性，引導學生經過發散思維到集中思維再到發散思維的多次循環，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3 實現教學與市場無縫銜接
一般來說，企業的確不可能花一年半載的實踐來培養學生，使其適應工作，因此培養人才的過程又延伸回了學校。實施教學和競賽的有機結合，通過教學與市場的無縫隙銜接，使得學生在學校所學知識緊跟時代變化，學生畢業也能迅速進入工作狀態，做好入職角色的轉變。
在教學目的方面，稅務精英挑戰賽以企業仿真經濟業務為對象，以商業市場的真實情況為內容，通過競賽教師和學生都深深地感受到社會、企業的需求，對于教學目的以及學習目的的明確都有很大的幫助，這對于學校適用人才的培養至關重要。
四 “企業主辦，教學主導，學生參與”教賽結合模式的優點
通過稅務精英挑戰賽，深化稅務系列課程的教學實踐，以提高綜合素質為目標，探索一種較為緊跟時代變化的教學模式，概括為“企業主辦，教學主導，學生參與”的運行模式。“企業主辦，教學主導，學生參與”教賽結合模式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優點：
（1）可操作性強，教育投入低。
“企業主辦，教學主導，學生參與”的教學模式，競賽主要費用由企業負擔，參賽院校充分利用了企業的資源，在極少資源的投入下使學校獲得了很大的有形、無形的效益。
（2）充分利用社會資源，保證教學內容符合實際和時代前沿。
“稅務精英挑戰賽”的案例、試題都是相關專業頂級專家集體智慧的結晶，案例涉及稅收問題的熱點方向，模擬商業市場的真實情景；比賽試題內容新、形式新、質量高。將比賽案例、試題引入到教學中，極大地提升了學校教學的實踐性，提高了課程教學的效果，這是一般實驗教學手段都無法比擬的。
（3）形成以競賽為引導，素質教育為核心的教學特色，達到培養實際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的目的。
通過以賽促教，將稅務系列課程教學同比賽無縫連接，使教學、實踐形成了一個系統。通過教學改革和實踐，將使學生學會思考，并掌握學習的方法，培養學生實際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4）創造了一種課程體系和課程內容改革的引導機制。
把競賽作為一個結合點，將社會發展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和支持作為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的動力，對加強學生基礎知識和實踐能力、提高學生人文社會綜合素質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
（5）探索出一種成功的稅收教育人才培養、人才發現的模式。
稅務精英挑戰賽是一種實踐能力要求高、綜合性強的特殊形式的“考試”，主辦企業通過這種特殊考試發現人才，招聘人才。正是由于稅務精英挑戰賽對參賽學生素質要求的特殊性，使其對人才培養模式提出了創新的要求，并對造就新一代具有實踐能力、創新精神和協作精神的人才意義深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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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稅收負擔與國家的經濟和企業的發展緊密相關，長時間以來，稅負問題.一直受到上市公司.的密切關注，對其的研究牽涉到多個學科，涵蓋了稅收、會計、經濟以及財政學等一系列的領域，就研究內容方面而言也頗為詳實。本文的目的，就是對企業稅收負擔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從稅收和非稅兩個方面進行梳理，并進行總結，希望能夠為政府的有關部門及企業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關鍵詞：
稅收負擔；影響因素；稅收因素；非稅收因素
一、引言
對于企業實際稅收負擔的研究，是國內外眾多學者關注的重點。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對于稅收負擔的研究在各個方面都有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在理論分析與實證分析上都越來越細致，但國外的背景與政策與我國都不相同，其研究結論雖然也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卻不太符合現在我國企業的發展趨勢。與西方一些國家相比，我國對于稅收負擔的研究開始較晚，而現有的研究和結果大部分是針對理論分析所得，且大部分是對于稅收改革之前稅收負擔的研究，尤其是國內目前研究大都著眼于整體行業的稅收負擔研究。本文將稅收的影響因素分析可從兩個角度入手，即稅收和非稅收因素，而后者又涵蓋了行業和個體兩部分。個體因素一般包括：公司規模、債務水平、股權結構、資本結構、盈利能力、管理層激勵等。
二、基于稅收因素的研究
1.法定稅率。Gupta和Newberry（1997）通過運用1982-1987年和1987-1990年的兩個面板數據，發現美國1986年的稅制改革對公司所得稅稅負有顯著影響。Richardson（2007）對澳大利亞稅制改革前后的92家上市公司的實際稅負的決定因素進行研究，同時得到了此結論。2008年國內開展了新企業所得稅之后，法定稅率調整為25個百分點，低稅率則為20個百分點。李增福(2010)研究了稅改之后，我國上市公司現實稅負所產生的變化情況。結果看到，法定稅率的減少，有助于降低企業所承擔的現實稅負情況，這一點和王延明（2002）實際稅負和法定稅率敏感度較弱的結論有所差異。其認為原因主要是隨著新稅法的執行，區域差異減少，稅收政策的產業導向性愈發顯著，針對取消、延緩稅收優惠政策的上市公司，因為設置延緩期不僅僅有效地控制了所得稅，同時也切實地完善了新舊稅法之間有效的過渡。
2.稅收優惠政策。就政府而言，也可通過該政策完成一系列的政治和經濟目標，加大宏觀調控的執行效力。對于企業來說，可以通過稅收優惠政策進行合法避稅，降低企業的稅費。對于稅收優惠政策對于稅收負擔的影響，最早Siegfried（1974）考慮了稅收優惠政策，分析得出了生產和礦業的ETR，結果看到ETR為39個百分點，這一點較之于法定稅率的52個百分點有著不小的差距，作者提出這方面的差距源于特別條款和稅費抵扣等一系列的因素。我國李增福和徐媛(2010)提出稅法實施過程之中，往往會出現一系列的稅收優惠，企業的避稅活動，如此也導致名義稅率常常無法充分地展現出企業所應繳納所得稅的具體情況。湯寅昊（2013）以我國鋼鐵行業的2007-2011年的數據作為樣本，研究發現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稅負影響最大，且顯著為負。
3.稅收征管。Michael(1972)就稅收征管對實際稅負的影響進行了研究。他們研究了納稅個體是否在嚴格的監督及約束納稅的情況下會故意的少報收入來避稅，以及造成這種行為的原因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一是懲罰率越高實際申報額也越高。二是加大稽查力度會使實際申報額升高。三是稅率對收入的影響不能確定。袁建國、后青松及范文林（2015）以我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2001年至2013年的數據為樣本，研究了稅收負擔、稅收征管等因素對所得稅有效稅率的影響。研究顯示，稅收征管強度越低，稅收負擔越重的公司，有效稅率與法定稅率的差異就越大。
三、基于非稅因素的研究
1.行業因素。通過有關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看到，產業政策將會對企業的稅收產生顯著的影響，同時也會使得各個行業間的有效稅率出現顯著的不同，企業所在行業類型同樣會對其避稅活動造成顯著的影響。Rosenberg（1969）通過研究顯示，美國農業、紡織業、地產業等多個行業的避稅活動較之于其他行業要更為顯著。而Zhan和Adjikari（2003）也將馬來西亞的酒店業和制造業作為研究的對象，也發現這一結論。我國學者也曾經開展過對此的研究。丁琳（2000）分析了我國21個行業多達百家企業的稅收狀況，得出結論即各個行業的稅收負擔具有一定的區別。張倫俊和李淑萍(2012)也得出此結論。面向單一行業的稅負情況，我國也同樣開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李國平和張海瑩（2010）研究了某縣煤企的實際稅收負擔水平，結果表明，企業實際稅收負擔水平高于應繳稅費負擔水平。王素榮、徐明玉（2012）以地產業作為研究對象，發現地產業稅負要超過其他行業的稅務壓力。洪群聯(2012)針對2005到2009年間國內服務業稅務狀況展開了系統的研究，結果看到，服務業稅負的增長較迅速，金融、批發和零售業是稅負壓力最為顯著的行業。
2.資產規模。規模對于企業而言無疑是最基本的特征，關于資產規模與所得稅稅負的關系存在兩種假說。第一類觀點是Siegfried(1974)提出的的政治權利假說。該假說提出公司規模越龐大，則其越具備相應的實力和動機進行政治游說，并且有足夠的資金聘請專業人員來進行稅務籌劃。這個假說最早由Porcano（1986）進行了實證驗證，作者使用美國的數據進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資產規模與企業稅收負擔呈負相關。該假說得到了多人的支持，如Richard和Lanis(2007)的研究也得出此結論。而Kitao（2010）認為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稅務部門拓展稅基，同時對大企業給予給多的稅收優惠，從而激勵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如此政府不僅僅可以取得更大規模的稅收，同時也可以顯著的緩解企業的稅負壓力。第二類觀點是由Zimmerman(1983)提出的政治成本假說。該假說提出，公司的規模愈大，則其就越易于遭受公眾的監督，同時稅務部門的監管工作也更可以有效的開展，所以其稅負壓力較之于中小企業更加顯著。Hanlon（2010）提出若大企業運用一系列的資源實施稅務籌劃，則往往會由于遭受媒體的負面關注而產生一系列的損失，形成政治成本，ETR也相對較高。基于以上兩種假說，國內學者對于資產規模與稅收負擔關系的研究結果也各不相同。王延明(2003)研究結果表明：從1997年開始，資產規模和ETR之間呈現出正向相關性，然而資產負債率在次年和ETR則表現為負向相關。安福仁和馬之超（2012）使用面板數據分析了我國19個行業的上市公司有關財務信息，結果表明固定資產規模和企業應納稅款二者間表現為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但劉建權（2013）通過研究發現，我國資產規模比越大的上市公司其稅負也越大，而這一點也和政治成本假說相統一。
3.債務水平。由于稅法規定股利是從稅收利潤中支出，而負債利息卻可以在稅前扣除，所以企業的融資結構會對其ETRs產生一定的影響。從理論上來說，財務杠桿高的公司，其稅收負擔就越低。Richardson和Lanis（2007）的研究證明了資產負債率與ETRs存在顯著負相關。但也有不同的觀點，Defond(1994)和Sweeney（1994）利用就企業債務狀況和盈余管理二者間的關系實施進一步的分析，結論為負相關。作者提出企業為減少債務違約開支，將不會應納稅所得額進行控制，而是利用提高會計利潤的措施實施盈余管理，所以企業的債務水平與應納稅所得額無關。我國的劉建民，李桂英，吳金光（2013）通過分析了45家汽車制造業上市公司的財務信息，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性。另外，王素榮、張新民（2006）的研究得到的結論卻恰恰相反，其提出因為債務資本在一定意義上和權益資本相近，可以為企業產生投資回報，同時在財務杠桿的影響之下也可以為企業創造更顯著的價值。企業會充分地運用負債資本提升企業收益，以期盡可能地提升杠桿效應所帶來的影響，導致企業應稅所得基數顯著提高，進而使對應的稅務負擔提高。張金海（2015）的研究也得出了這一結果。
4.固定資產密集度。由于稅法規定折舊和攤銷可以稅前扣除，理論上而言固定資產密集度與資產的折舊抵稅效應相關聯，前者越高，后者越大，從而導致企業稅收負擔也會越低。Stiekney和MeGee（1982）、GrantRichardson（2007）等的研究都發現資本密集度越大，公司稅收負擔越低。但也有不同的結論，Miao(2009)發現有效稅率與資本密度并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我國稅法要求，固定資產折舊可以在當期稅前進行抵扣，不僅如此稅法支持企業實施加速折舊，因而就理論角度來說，資本密集度愈高，折舊幅度越大，應納稅所得相應的較低，稅收負擔自然會明顯減少。但國內學者王延明(2002)、樸姬善(2005)實驗研究顯示，國內資本密集度和ETR均值的反向相關性并不顯著。
5.管理水平。Doyle（1999）提出，公司股東如若采取基于業績對經營者實施獎勵的薪酬制度，則企業的ETR將會得到明顯抑制。Graham和Tucker（2006）通過分析顯示，通過實施管理者股票期權，有助于其積極地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擴大減稅的規模。Desai和Dharmapala（2008）通過分析顯示，就公司治理而言，若賦予企業高管股權激勵，可以有效地減輕企業的稅負壓力。但是Philips（2003）通過對應的研究了經理人和首席執行官的薪酬和實際所得稅之間的關系，結果看到經理人的稅后收入和企業所得稅稅率之間呈現出負向相關性，然而首席執行官的稅后收入和企業所得稅之間則無顯著關聯。我國劉華等（2010）提出，增設涵蓋了薪酬激勵的管理層激勵將會對公司稅務籌劃產生顯著的影響，進而導致實際稅率有所減少，同時公司的所有權屬性同樣對此產生顯著的影響。相應的，呂偉、李明輝（2012）從2001年到2007年將接近四千家制造業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同時看到伴隨管理層薪酬、股權激勵的提升，企業的實際稅負將會明顯減少，重點是由于管理層獲得了更強的動力來承擔更顯著的稅務籌劃風險。
6.盈利能力。對于盈利能力與稅收負擔的關系，Jansen（2005）通過實證分析也發現了其和ETR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性，作者認為企業盈利能力越強，相應的應納稅所得額就會越多，因此企業的稅收負擔就越高。但Adhikari（2006）將馬來西亞公司的有關數據作為研究的基本目標，結果上也充分表明，盈利水平和ETR間有著明顯的反向相關性。我國的曹書軍，張婉君（2008）通過使用隨機效應模型，發現在稅收優惠廣泛普及的情況下，企業的獲利水平和股權結構方會對ETR造成顯著的影響這一結果，同時得出結論資產負債率與ETR呈負相關關系。周國棟（2012）以2006-2010年我國A股上市的能源企業為樣本，研究得出了盈利能力對企業稅負有負相關關系的結論。劉愛明和劉冬榮（2011）、王新安、張力多（2014）也支持這一結論。
7.股權結構。國企和非國企的效用函數具有一定的差異同樣給企業的稅負帶來了一定的影響。Spooner(1986)提出企業中的國有控股有助于緩解企業的稅負壓力。然而，再將國有股權比重視作為稅收負擔的控制變量的情況下，未曾看到國有控股和企業稅負之間具有顯著關聯。而TaoZeng（2010）驗證了股權集中性水平與國際持股對國內上市公司稅負方面所帶來的影響性，結果看到股權集中度高的企業有更低的實際稅負。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最大股東是國家的企業更多的是追求社會目標，而不是以稅后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就國內而言，葉康濤（2005）分析了國家性質對公司盈余管理所產生的一系列影響，研究發現，公司在表現為國家控股的情況下，有著更強的能力掌控非應稅項目進而科學避稅，進而減少企業稅負。曹書軍和張婉君(2008)通過分析發現，股權結構和稅負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向關系，其提出通過國有大股東控制的公司，大股東可能會利用積極地繳納稅款來提升地方財政收入，進而贏得政府對其本人或者是企業的支持。邢星（2010）的研究支持了這一結論。
四、結語
“避稅”一詞最早出現在歐美地區，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了，發達國家的大公司將其經營活動范圍擴展到全球各個角落的同時，也將避稅帶到其它國家，使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經濟地區深受其害，形成了全球性問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間，跨國公司在華避稅行為比比皆是，防不勝防，使我國稅源大量流失。面對這種挑戰，有必要從戰略角度研究跨國公司避稅的影響因素，量化這些因素與稅務機關稅收征管之間的關系，并且揭示其內在的邏輯關系，從而為國家稅務機關采取反避稅措施提供建議及意見。
（四）跨國公司避稅影響因素的相關理論綜述
與本文有關的理論主要有三類：第一類研究稅收籌劃和避稅港經營問題，如Fuest和Riedel。
我們通過第一類理論文獻了解稅收籌劃的策略手段，學習有稅收籌劃傾向的企業特征有哪些。
一、文獻綜述
對美國跨國公司避稅進行實證研究的文獻較多，學者們研究公司是否通過利潤轉移行為最小化其稅負，以及轉移利潤的途徑和結果。Fuest和Riedel也指出，在全球化的市場經濟中，美國的跨國公司將其在美國和歐洲高稅率國家獲得的利潤轉移至避稅港。
在高稅率的國家舉債融資，利潤多流向稅率低于10%的國家。Desai等[10]研究跨國公司利用利息支出可從稅基中扣除來轉移利潤，因此在高稅率國家的子公司多采用債務融資。
通過第二類理論文獻總結研究方法。如Schwarz[6]采用截面數據回歸模型檢驗美國跨國公司是否通過利潤轉移行為最小化其稅負。Rego[7]采用COMPUSTAT數據集中1990—1997年微觀企業面板數據建立回歸模型，檢驗了跨國公司稅收籌劃與經營范圍和經營規模的正相關關系。Mills等[8]通過采用企業3年平均ETR為因變量，采用稅收籌劃投資（企業稅務部工資+稅收籌劃費用），規模，國外資產虛擬變量，長期負債率（長期負債/總資產），固定資產率，庫存集中度等為自變量建立回歸模型并得出稅收籌劃投資多和杠桿比率高與企業ETR低相聯系的結論。
第三類理論文獻指出避稅企業的報告會計—應稅利潤差較大，二者相關度高。Manzon 和 Plesko[9]估計了一個固定影響模型，采用企業會計—應稅利潤差額為因變量，采用有利節稅的投資和融資（利潤率、虧損經營、銷售額變化），隨時間變化的投資（廠房設備和其它資產的定期折價/退休福利），永久性差異（1993年前的商譽），偶然因素（虧損額變動、國外經營范圍、規模、之后的擴張）等為自變量進行實證分析。Desai 和 Dharmapala[10]利用會計—應稅利潤差額中不能解釋的部分作為避稅指標進行固定影響模型分析。因變量采用遞延收入對會計—應稅利潤差額回歸殘差做Y，自變量包括激勵補償和管理變量。
二、數據來源及統計分析
1.在華跨國公司相關數據來源
實證研究數據來源于某省國家稅務局稅收征管信息系統。本文采集了某省國家稅務局2011年管轄范圍內，申報財務報表的營業收入10萬元以上的A類外商投資、2 424戶獨資企業所得稅納稅人截面數據①。采集數據范圍包括企業類納稅人稅務登記信息、稅收申報表信息、財務報表信息以及對企業實施稽查后制作的《稅務處理決定書》等二十余項企業報告及稅務檢查信息。在此基礎上剔除報告信息缺失或造成變量計算錯誤的企業樣本，得到參與模型估計的有效樣本企業1 999戶。剔除的樣本企業包括：總資產小于等于0或未填報者；總負債小于等于0或未填報者；固定資產大于等于總資產者；總負債大于等于總資產者。
2.在華跨國公司樣本的統計分析
按照營業收入劃分企業規模及戶均實際繳納企業所得稅來看，兩者成正相關關系。有效樣本企業統計分析情況，如表1所示。 A類企業所得稅納稅人為查賬征收企業，B類企業所得稅納稅人為核定征收企業，與A類納稅人相比，企業規模相對較小、報告數據資料少，因而不做為本文實證研究的考察對象。
從表1中可以看出，在1 999戶企業所得稅納稅人中，營業收入在10億元以上的特大型企業64戶，占樣本企業總戶數的3.20%，繳納企業所得稅510 399萬元，占總數的67.36%。營業收入在3 000萬元—10億元之間的大型企業713戶，占樣本企業總戶數的35.67%，繳納企業所得稅237 973萬元，占總數的31.40%。營業收入在3 000萬元以下的中小型企業1 222戶，占樣本企業總戶數的61.13%，繳納企業所得稅9 392萬元，占總數的1.24%。
企業的虧損面與企業規模呈負相關關系，營業收入在3 000萬元以下的中小型企業的虧損面最大，達到57.28%。報告研發支出的企業戶數僅占總數的2.50%，研發企業隨企業規模增大而增多，支出金額也逐漸增加。稅務機關對企業近年的稅收遵從情況檢查結果顯示，企業的不遵從戶數比重達到9.80%。不遵從戶數比重隨企業規模增加而增加。
3.在華跨國公司樣本統計分析的結果
有效樣本企業中，戶數最多的三個行業分別為非金屬礦物制品業195戶、房地產業150戶和紡織服裝、服飾業146戶。戶均實際繳納企業所得稅最多的三個行業分別為汽車制造業3 625.63萬元、房地產業1 261.21萬元和金屬制品業346.88萬元。盈利企業占行業戶數最多的三個行業分別為汽車制造業71.76%、金屬制品業65.69%和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59.14%。虧損企業占行業戶數超過50%的行業 分別為批發業、農副食品加工業和紡織服裝、服飾業。在虧損企業中，戶均虧損額最多的三個行業分別為房地產業1 917.24萬元、汽車制造業1 214.39萬元和非金屬礦物制品業852.98萬元。
三、跨國公司避稅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1.估計模型的變量定義
本文借用Rego[7] 和Dyreng等[11]等文獻的實證研究方法，首先，定義因變量1，即Y1為有效稅率變量（Effective Tax Rate，ETR）。且ETR=實繳所得稅/稅前會計利潤。
如果兩個企業稅前會計收入相等，繳稅少的企業有效稅率低，可視為稅收籌劃更加有效。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學者們均把ETR做為衡量企業稅收負擔的重要指標。Levenson 認為，股票市場把企業繳納稅收多少做為衡量企業控制成本能力的衡量指標。因此，ETR是眾多股東關注的重要企業表現指標。實際計算時，如果企業虧損的話，變量值取0。
其次，定義因變量2，即Y2為企業報告會計—應稅利潤差額（Book-Tax Difference，BTD）。指標值為企業報告會計利潤總額與應納稅所得額之間的差額，如果差額為0，指標取值0，其它情況下將差額的數量級取自然對數進行縮減。會計—應稅利潤差額是Lisowsky 等[14]采用的避稅指標，也是Chen等 [15]采用的4個避稅指標之一。 Chen等[15]實證研究采用的因變量分別為：GAAP ETRs，CASH ETRs，全部會計—應稅利潤差額和非正常的會計—應稅利潤差額。
最后，定義因變量3，即Y3為企業負債率（Long-Run Leverage）。界定跨國企業收入轉移存在難度，跨國公司分支機構一般共享企業獨特的資源，如品牌或技術，這些商品極少與第三方進行交易，因此難以取得其定價標準，也難以對其子公司利潤分配的真實性、客觀性予以證實。現有的實證研究多關注收入轉移的動因及規模，一方面從動機出發，如看企業負債情況，研究其它因素相同的情況下，跨國公司是否在高稅率地區有更多負債；另一方面研究轉移定價和無形資產的屬地問題。因Y3在因變量為Y1、Y2的模型估計中充當自變量，定義參見下文的自變量定義。
2.估計模型的自變量定義
模型估計采用的自變量定義如下：
企業規模（Size）：企業的營業收入取自然對數值。在美國國內經營和跨國經營的總體樣本中，規模較大的企業，ETR也較高，這與Zimmerman[16]和 Omer等[17]關于大企業與小企業相比承擔了更多的政治成本的結論一致。跨國企業擴張地域越廣泛，其ETR與國內企業相比越小，所以說企業經濟規模與稅收籌劃相關。
利潤率（Profit）：企業報告會計利潤總額/營業收入。Grubert和 Mutti [2] 估計美國跨國公司在稅率為40%的國家報告平均稅前利潤率（稅前利潤/銷售收入）為9.30%，在稅率為20%的國家報告平均稅前利潤率為15.75%，由此推斷存在由節稅驅動的利潤轉移現象。從收入轉移的動因出發，企業會把利潤率高的項目放在低稅率地區進行。因此，在一定的假設前提下，如果企業規模相同的話，可以推斷利潤多的企業因為籌劃意識強而避稅更多，ETR相對較小。
虧損企業虛擬變量（Loss）： 當企業利潤總額<0時，變量值為1，其它情況下變量值為0。虧損企業稅負低，并且在稅收征管實踐中也通常被認為避稅嫌疑大，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正相關。
企業虧損額（Net Operation Loss，NOL）：當企業虧損額>0時，變量值取ln（虧損額），其它情況下變量值為0。Dyreng等[11]認為，如果虧損額增加的話，企業可能采取避稅行動，本文采用該指標模擬企業避稅額度的差別。但是也有觀點認為，因為虧損企業無稅收負擔，跨國企業有動機將利潤轉移至虧損子公司進行避稅。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的關系尚無定論。
企業廣告和業務宣傳費支出：廣告和業務宣傳費支出/總資產。企業公眾可見度越高，避稅越少。Dyreng等[11]采用該指標做公眾可見度的指標，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負相關。
企業研發支出：研發支出/總資產×100。Hanlon等[18]指出研發支出可進行稅收扣除，并且Dyreng等[11]認為它代表無形資產，為企業進行稅收籌劃提供更多的機會，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正相關。
固定資產比率：固定資產/總資產。Mills等[8]指出資本密集型企業有多種稅收籌劃方法，包括資產是購買還是租賃取得、購買和處置的時間等，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正相關。
無形資產比率：無形資產/總資產。Dyreng等[11]認為，無形資產價值可做為企業轉移收入難易的衡量指標。一個極端的例子是，沒有實物資產的企業，擺脫了固定資產的負擔，可以輕易的易址至稅收優惠地區，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正相關。
負債率：長期負債/總資產。債務利息可稅前扣除，降低企業稅負，舉債融資是跨國公司在高稅率國家常用的避稅手段。另外，債務融資能力也是企業在當地政治力的一種體現。Dyreng等[11]將其做為企業財務復雜性的指標，所以，該變量與企業避稅正相關。
3.估計模型的行業虛擬變量定義
行業虛擬變量 （Industry Dummy）：當某行業企業超過40戶時，對該行業賦予一個虛擬變量。例如當企業為房地產業時，I2變量值為1，其它企業I2變量值為0。依此類推，共12個，如表2所示。指標可解釋為在控制了以上變量變化的同時，某些行業的稅負高，某些行業的稅負低。
從變量的統計描述可以看到，樣本企業平均有效稅率15%，低于我國標準企業所得稅率10個百分點，企業利潤率較低，虧損情況較嚴重，研發支出少，企業自主研發能力不強，可持續發展性較差。由于企業避稅手段相對于逃稅方式更加隱蔽，不易被發現，稅務機關通過稽查方式發現的不遵從企業數量較多，而通過反避稅工作發現的不遵從企業數量較少，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反避稅工作的艱巨性和復雜性。
模型估計前進行變量相關性檢驗，發現自變量LOSS與NOL變量高度相關，相關系數達到0.97。因此，在模型估計時，將兩者替換使用。其余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低于0.70，保證了模型估計不存在多重 共線性問題。
四、研究跨國公司避稅的影響因素的結論與應用
從模型估計結果來看，避稅與規模呈負相關關系，但顯著性較低，與以往研究結論相反。說明企業越大，避稅額越小。這與稅務機關對大規模企業的關注程度高、管理監控嚴格到位不無關系。企業利潤率越高，進行稅收籌劃的可用資源越多，從而避稅的可能性越大。由于虧損企業無稅收負擔，虧損額越多，企業避稅動機越小，因而虧損額與避稅呈負相關關系。
企業研發支出可申報免稅收入加計扣除，因而研發支出與避稅呈正相關。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比率高，均為企業避稅提供了更多便利，此兩項與避稅呈正相關。利息支出可稅前扣除，因而負債率高的企業避稅額大。稅務機關對企業前期避稅檢查有效減少了企業后期的避稅額度，但該變量的顯著性較低。廣告支出和前期稅務稽查行為對避稅均無顯著影響。一般來講，廣告宣傳費越多，企業知名度越高，企業避稅一旦被發現，由于聲譽受損而產生的成本較高。Gallemore等 [20]提到，美國國內稅務局（IRS）局長指出，“過度避稅”（tax aggressiveness）戰略會對企業聲譽造成顯著的風險，但實證證據很少。但Gallemore等[19]實證分析了一組因過度避稅而被稅務機關查處的大企業樣本，采用多指標衡量聲譽成本，包括管理層輪換率、營業利潤、廣告費用改變、財富雜志等媒體排名，實證研究結果與人們的直覺相悖，企業避稅對其聲譽無顯著影響。
本文的實證研究結論也證實了這一點。前期稅務稽查對企業稅收遵從行為的影響尚無定論，本文研究結果表明，稅務稽查對企業稅收遵從行為無顯著影響，印證了稅收法律“棍棒”對遵從行為沒有明顯影響。
在控制了以上諸多自變量影響的基礎上，房地產業和農副食品加工業企業避稅額顯著高于其它行業，而金屬制品業企業避稅額顯著低于其它行業，但變量顯著性較低。
綜上所述，本文實證研究得到的基本結論是：影響在華跨國企業避稅額的主要因素有利潤率、虧損額、企業的研發支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比率等。企業利潤率越高、研發支出越多、固定資產、無形資產比率越高、長期負債率越高，避稅越多；企業虧損額越多，避稅越少，稅務機關前期對企業的反避稅檢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業后期的避稅行為。本文實證研究采用的數據無法獲知企業國外母公司及其它分公司的屬地、稅收政策法規、稅率及企業經營情況，使實證研究難以鑒別企業是否存在避稅港經營等某些重要的避稅決定因素。
暫時性和永久性差額估計，轉移定價不會造成會計—應稅利潤差額，暫時性和永久性差額也不都造成會計—應稅利潤差額。因此，在可獲得更豐富的數據指標的情況下，研究不應局限于ETR和造成會計—應稅利潤差額方面。使用財務報表數據的局限在于衡量避稅的指標，以及遵從與不遵從避稅之間的區別。并且避稅的影響因素還不局限于此，各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也產生一定的影響。
一、營改增及對保險業的相關規定
營改增即營業稅改增值稅，這一變化將解決重復征稅的問題，并將形成全面的抵扣鏈，有效打擊偷稅漏稅等違法行為。增值稅的算法適用銷項稅減去進項稅，銷項稅是公司獲得銷售收入時應支付的稅額，進項稅是公司購買產品或服務已經交過的稅額，可以用來扣減銷項稅。
除年應征增值稅銷售額小于500萬的小規模納稅人外，大部分保險公司適用的增值稅稅率為6%。所以保險公司的銷項稅額為應稅保費收入乘以6%。進項稅部分，保險公司能夠取得增值稅發票的能夠用于抵扣，主要包括公司購買的固定資產、機構人的手續費等。而保險公司的賠款給付則不屬于進項稅抵扣范圍，對以貨物或服務方式的賠款支出則沒有明確的規定。從目前行業實際來看，保險公司能獲得的進項稅抵扣主要來自公司固定資產購買，業務咨詢費，機構人的手續費，車險損失維修能獲得修理廠增值稅的部分，從公估機構等能獲得增值稅發票的理賠費用等。
二、保險業營改增的相關問題探討
保險業不同于其他一般企業，保險業經營的是風險管理的一項服務，具有不確定的特點，所以保險業營改增也要復雜的多，即使現在已經開始改征增值稅，但很多問題仍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需要我們繼續探討。
（一）征收基礎
1.是否應該以保費收入為征稅基礎。保險業收取的大部分保費都需要在承保期賠付給客戶，所以保費從本質上來說是保險公司對投保人的負債，而不是收入，更不是所有的利潤。營改增之前保險公司營業稅征收就是以保費收入為基數的，這實際是有待商榷的。例如銀行業就是以貸款利息收入為基數進行稅收增收的，而不是以儲戶存款為基數。所以一直以來保險業就承受者很重的稅負。所以在設計保險業營改增方案的時候，能否借此契機改變保險業以保費收入為基數征稅的模式？能否做到以保費支出減賠付支出為基數進行稅收征收？
從目前營改增方案來看還尚未提到改變增稅基數，所以一時改變還是比較困難的，但保險業經營方式特殊，對國家建設和穩定有重要影響，可以考慮在之后的改革中采取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傾斜。
2.征收以開票時點還是收入時點計算。增值確認實行以票控稅的原則，也就是以開票和收入確認時間早的為準。但保險業的賠款和費用支出與收入確認的時間不一致，由此獲得的銷項稅和進項稅的時間也存在差異，而增值稅申報一般按月或者最遲按季度申報，所以在申報時會存在銷項稅和增值稅不匹配的問題。對保險公司來說，除了業務經營帶來的波動外，還增加了稅負的波動，進一步增加了財務上的不穩定。
（二）進項稅抵扣
之前的營業稅稅率是5%，現在改為增值稅，稅率是6%.按照營改增稅收目標，所有行業稅收應該只減不增，現在粗略計算一下實現這一目標，需要達到的進項稅抵扣率。
也就是說抵扣率應該達到17%，而實際情況保險公司能抵扣的到底有多少呢，根據行業數據，下面做一個粗略估計：
第一，假設公司賠付率為60%，費用率為39%；
第二，車險大概占總保費的80%，其中10%可以獲得抵扣發票，即賠款部分的8%可以獲得抵扣，其稅率為一般納稅人的17%；
第三，費用部分，業務及管理費大概占60%，假設其中8%可以獲得抵扣，其平均稅率大概為8%；手續費中大概能獲得抵扣的主要為機構人，其占比大概8%，假設費用率到了50%，也只有4%的手續費能獲得進項稅抵扣，適用稅率為6%。
根據上面假設，原來的100元保費收入的營業稅為5元，如果不改變產品價格，營改增后的增值稅為4.9948，因此整體來看保險公司稅負有微小減輕。但如果部分賠款不能抵扣，則原100元的保費收入現在需要交5.8128元增值稅，保險公司稅負提高了。而如果手續費不能抵扣，則原100元的保費收入現在需要交5.0342元增值稅，保險公司稅負也有一定的提高。另外雖然壽險公司目前的很多產品是免稅的，如果未來免稅政策取消，而壽險公司能獲得的賠款增值稅發票和手續費增值稅發票的比例更低，稅負可能會有很大的上升。
因此關于保險公司的進項稅抵扣還需要重點考慮下面兩個問題。
1.賠付支出能否做進項稅抵扣。根據分析，如果保險公司的賠付支出完全不能做進項稅抵扣，則保險公司的稅負水平肯定會很大程度的上升，這不符合營改增的只減不增的目標。如果部分能夠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可以進行進項稅抵扣，如獲得的汽車修理發票，部分被保財產重置發票等，根據前文按行業現狀測算可以輕微降低保險公司稅負壓力。但這種方式存在幾個問題：一是對保險公司要求提高，公司需要合理安排渠道結構和賠付方式，以找回進項稅抵扣。二是可能一定程度影響保險業經營，在考慮成本、客戶需求的同時還需要考慮稅負影響，而這種影響的正向和負向性目前還不能確定。三是僅部分賠付可以進行抵扣，理論基礎比較薄弱，不管是采取實物還是現金賠付的方式，都屬于保險公司的賠付支出，按理不應采取不同的增值稅策略。如果采取不同策略，可能會導致現金賠付向實物賠付的轉移，而這可能會影響消費者效用，降低公司的市場競爭能力。
2.傭金等人力支出能否做進項稅抵扣。保險業的很多支出都是人力支出，尤其是傭金占保險公司支出的一大部分。如果是通過機構進行，這保險公司可以獲得增值稅發票進行抵扣，但是如果是通過個人或者是直銷，則保險公司很難獲得增值稅發票。所以如果個人傭金等不設置額外的抵扣規則，則營改增后出于稅收籌劃的目的，可能很多保險公司會改變渠道設置，同樣可能影響保險業的健康發展。
三、總結
雖然從2016年5月1日起保險業營改增已經全面開啟，但許多具體的細節問題仍然需要我們進一步探討，設置更加細致合理的規章制度，才能相應國家政策目標順利實現保險業稅負的減輕，從而更好地發揮保險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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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跨國公司 稅收籌劃
國際稅收是指對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發生的跨境交易行為進行征稅的一系列稅收規則。國際稅收的籌劃需要擁有豐富的國際稅收原理知識，從而找到一條不僅減少納稅而又不損害商業活動和資金流的途徑。
跨國公司國際稅收籌劃的相關問題
（一）稅收籌劃的內涵
西方國家對稅收籌劃的研究起源于1935年的“稅務局長訴溫斯特大公”一案。在該案例中，湯姆林爵士做出了有關稅收籌劃的聲明“任何一個人都有權安排自己的事業，依據法律這樣做可以少繳稅。為了保證從這些安排中得到利益，不能強迫他多繳稅”。這種觀點得到了英國及法律界的廣泛認同。此后，荷蘭國際財政文獻局（ibfd）編撰了《國際稅收辭匯》一書，書中對稅收籌劃下了更加精準的定義：“稅收籌劃是指通過納稅人經營活動或個人事務活動的安排，實現繳納最低的稅收”。
（二） 跨國公司國際稅收籌劃的特征
跨國公司指的是集團的公司內部結構體系，包括總持股公司和分布在與母公司非同一稅收管轄區內的其他國家中的子公司、分公司、代表處等。跨國公司的國際稅收籌劃除了具備一般稅收籌劃（國內稅收籌劃）的特點以外，還有以下兩個不同于國內稅收籌劃的特性：
跨國公司的國際稅收籌劃活動具有國際性。所謂國際性指的是跨國經營稅收籌劃是在國際范圍內開展的，涉及各國稅收法規以及國際稅收協定；跨國公司的國際稅收活動具有復雜性。復雜性是指相對于一般的稅收籌劃活動，國際稅收籌劃面臨的是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稅收環境，規劃的是跨國投資經營等活動，其復雜程度及不可預見性要遠超過一般稅收籌劃活動。
（三） 跨國公司國際稅收籌劃的原則
1.合法性原則：跨國公司的國際稅收籌劃活動必須嚴格遵循各國法律以及國際稅收協定，不能觸犯、違反相關國家的法律法規以及國際稅收條文。
2.經濟性原則：跨國公司稅收籌劃活動既要能夠減輕單獨子公司及海外分支機構的稅收負擔，又不因取得稅收利益而影響全球經營戰略的實施，犧牲其整體利益。
3.計劃性原則：該原則要求跨國公司總部對其國際稅收籌劃活動做出細致統一的安排，并適時進行檢查和調整，以免與有關國家變更后的稅法和國際稅收協定相抵觸或不符合經濟原則。
公司組織形式選擇在跨國公司國際稅收籌劃中的應用
公司組織形式的選擇是跨國公司國際稅收籌劃的基本方法之一，通過合理的公司組織形式選擇，可以有效的降低跨國企業的國際稅負。
（一）跨國分公司或子公司
跨國公司進行海外投資拓展市場時，首先遇到的問題便是公司組織形式的選擇。一般的，跨國公司的海外分支機構主要有跨國分公司與跨國子公司兩大類。
根據《國際稅收辭典》中對子公司的注釋，子公司指的是那些被另一家公司（母公司）有效控制的下屬公司或是母公司直接和間接控制的一系列公司中的一家公司。分公司不同于子公司，不具備獨立法人實體資格，只是作為公司的分支機構而存在。
一般來說，和設立分公司相比較，設立子公司有如下優點：在東道國只負有限的債務責任；子公司向母公司報告企業成果只限于生產經營活動方面，而分公司則要向總公司報告全面情況；子公司是獨立法人，其所得稅計征獨立進行。子公司可享受東道國給其居民公司包括免稅期在內的稅收優惠待遇；東道國適用稅率低于居住國時，子公司的累計利潤可得到遞延納稅的好處；子公司利潤匯回母公司要比分公司靈活的多；許多國家對子公司向母公司支付的股息規定減征或免征預提稅。
然而，分公司的設立也有它的優點：分公司一般便于經營，對財務會計制度的要求也比較簡單；分公司承擔的成本費用可能要比子公司節省；分公司不是獨立法人，只就流轉稅在所在地繳納，利潤所得由總公司合并；分公司交付給總公司的利潤通常不必繳納預提稅；分公司與總公司之間的資本轉移，因不涉及所有權變動而不必負擔稅收。
由此可見，與分公司相比，子公司的稅收體系相對獨立，它通過避免母公司管轄區對其所征收的稅收，有效解決了棘手的雙重征稅問題。然而，事物總是具有兩面性，由于子公司資產的相對獨立，國外子公司的虧損不能沖抵母公司的利潤，母公司也不承擔自己子公司的義務。從這個基本差別出發，投資公司形式取決于所能帶來的稅收利益。
例如，某跨國公司集團的利潤為1000000英鎊，其中，母公司的國內利潤為900000英鎊，所得稅率為33%；國外投資公司利潤為100000英鎊。假如采用設立分公司的形式，利潤所得將匯總到總公司繳納稅款，故該跨國公司需交所得稅1000000×33%＝330000英鎊。
假如國外投資為子公司形式，再將子公司在所在國的稅負分為兩種情況進行比較：一種是子公司東道國所得稅率比母國低，為10%，應繳稅收為10000英鎊；另一種情況是子公司東道國所得稅率比母國高，為40%，應繳稅收為40000英鎊。
從表1可以看出，在第二種情況下，整個集團多繳納了700英鎊的所得稅，稅收負擔增加了0.7%，超過了在國外設立分公司的應繳稅額。由此可見，如果投資目標國的稅率低于母公司所在國，為了得到更多的稅收利益，可以采用子公司的形式。而如果投資目標國的稅率高于母公司所在國，分公司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二）設立金融公司的稅收利益
跨國公司在經營過程中經常要從國外的金融機構或公司籌措資金，但如果向一個與跨國公司居住國無任何相關稅收協議的國家或地區借款，跨國公司居住國對跨國公司支付給境外貸款者的利息就要征收很高的預提稅。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境外貸款者不愿意承擔這筆額外稅收，于是，他們通過提高貸款利率以及其它費率的方式把稅收負擔轉嫁給跨國公司。為了避免高額的貸款利率，跨國公司就必須在第三國設立金融公司，通過公司對境外貸款者進行融資，從而達到稅后利潤最大化。
（三）設立投資公司的稅收利益
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公司主要從事有價證券的投資。如果母公司所在國對財產轉讓的增益征收資本利得稅，財產租賃收益要繳納不動產所得稅，為了得到稅收利益，母公司可以選擇在一些免征上述稅收的國家或地區建立財產投資公司，以此來辦理這方面的業務。從國際稅收籌劃角度看，投資公司最好把匯集的資金以資產形式進行配置。如果投資公司位于無稅管轄區，那么可以將其資金用于投資免稅債券，或使其成為避稅地銀行的存款。在這兩種情況下，公司將可以有效避免向利息征收預提稅。如果購買外國公司的股份投資于資產基金，那么風險和稅收負擔都會增加，對客戶不利。
母公司在無稅管轄區建立投資公司吸收基金，后將其投入國際金融市場中投資回報率高的資產、不動產等。為了避免預提稅，要選擇對資產所得不征預提稅，或者按國際稅收協定可少繳預提稅的國家或地區。投資公司的利潤來自于其投資所得與對小股東支出之間的差額，這筆利潤沒有所得稅，可用于跨國集團的投資項目。此外，以可靠的銀行和金融公司作為金融中介人，也可提高投資的可靠性。
轉移定價法在跨國公司國際稅收籌劃中的應用
（一）轉移定價法釋義
轉移定價指的是在分權經營體制下，關聯企業對于分權部門之間的產品或服務內部交易所制定的價格，是為了解決企業內部資源配置和分權部門業績評價問題而產生的，是企業內部重要的資源分配機制和激勵機制。
轉移定價法目前已被廣泛應用在跨國公司的稅收籌劃當中，而它的大量應用，對企業以及國家都帶來了重要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運用轉移定價可以將集團利潤轉移至某些特定子公司，提高其效益，為處于創業階段的子公司提供經濟支持，或對該子公司管理層進行激勵；運用轉移定價可以減少對外公布的利潤，減少企業稅負；運用轉移定價在企業集團各子公司之間進行利潤分配以及整體資源的統一調配，實現資源最優配置；運用轉移定價改變基本成本來擺脫政府的價格管制，避免反傾銷、反壟斷指控；運用轉移定價將稅前利潤從高稅率國家轉移至低稅率國家，可以減少跨國集團的稅收負擔，保證集團的利潤最大化；通過制定和改變跨國集團的轉移定價規則，會改變相關國家的外貿額。
（二）轉移定價發生的領域
國際關聯企業之間的轉移定價（也稱轉讓定價）發生在有形財產的銷售、無形財產的轉讓、服務提供等領域。
有形財產指的是一切物質性的有用的東西，通常也稱為貨物。從商業角度，主要包含三大類即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包括及其設備和生產線）。無形資產是不具有物質實體卻能使擁有者在生產經營中長期受益的非流動性資產。包括知識產權、行為權力和公共關系三大類。服務的提供也是關聯企業間進行轉讓定價的重要領域。國際關聯企業間的服務提供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一可稱為日常服務的提供，如提供會計、法律服務。其二是與無形資產轉讓相關的技術協助。其三本質上也是屬于技術協助但與無形資產無關，如提供生產和質量控制方面的技術協助。在后兩種情況下，如果企業不按照市場公開公平的作價標準，來收取或支付報酬，就產生轉讓定價的事實。其四是管理性的服務，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司總部派遣雇員到外國分支機構管理新的設備和訓練當地員工，在該雇員報酬支付標準和在何地入賬上，公司會做出有利于其整體利益的安排。
（三）跨國企業如何利用轉移定價法進行國際稅收籌劃
跨國企業通過轉移定價，可以使設在不同國家的關聯企業收入和費用發生增減，其結果必然影響有關國家的相應稅收收入。以轉移定價進行的國際收入與費用的分配，涉及四方面的分配關系的變化：
跨國集團內部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分配關系的變化；跨國關聯企業之間交易的一方企業與其所在國稅務當局之間征納分配關系的變化；跨國關聯企業之間交易的另一方企業與其所在國稅務當局之間征納分配關系的變化；跨國關聯企業交易雙方所在國稅務當局之間財權分配關系的變化。
具體來說，筆者將利用轉讓定價影響跨國企業成本、利潤的常見方式總結為以下八個方面。通過商品交易，如在關聯企業間供應原材料和零部件，銷售商品上采用“高進低出”或“低進高出”。增加或減少子公司利潤；通過關聯公司之間相互提供技術、管理、設計、維修、廣告咨詢等勞務費用，影響子公司的成本利潤；通過抬高向子公司出售的固定資產價格擴大折舊基數，影響子公司的產品成本；利用子公司系統銷售機構人為提高或降低傭金回扣，影響公司銷售收入；利用公司的運輸系統，通過向子公司收取較高或較低的運輸裝卸和保險費用，影響子公司銷售成本；在關鍵公司之間人為制造呆帳、損失賠償等來增加子公司的費用支出；通過提供貸款利息高低影響產品成本費用；關聯公司之間通過租賃機器設備轉移利潤。
為了說明轉移定價在國際稅收籌劃中是如何降低企業稅負的，本文舉例說明。假定母公司所在國甲國所得稅稅率為40%，子公司所在國乙國稅率為30%，子公司要把一批產品賣給甲國的母公司，這批產品的總成本為5000元，子公司原定價為7000元，現增加到8000元，母公司最后以9000元的價格出售。現比較子公司提高轉移定價后跨國公司的總稅負變化：
該跨國公司原稅負：(7000-5000)×30%+(9000-7000)×40=1400
提高轉移定價后的稅負：(8000-5000)×30%+(9000-8000)×40%=1300
上例公司通過提高價格的方法把母公司的利潤轉移到稅率相對較低的子公司，從而降低了企業的整體稅收負擔。
跨國公司進行國際稅收籌劃的建議
審查國內法征稅條款和稅收遵從規則，了解交易所涉及國家的稅收法規以及稅收慣例；通過費用扣除，減少稅前利潤，減少企業所擔稅負；利用給予外國資本和技術等的特殊手段減免。有的國家對外國的資本技術給予特殊的稅收減免；對外國利潤延期納稅。延期納稅就時間成本來說提供了一種節稅機會。通過設立中介公司，改變會計期間，使用不同的法律實體來推遲納稅；通過利用離岸金融中心或避稅天堂將未分配的利潤留在國外，避免本國納稅；通過來源分攤辦法將稅前利潤在各個不同的受益國之間進行分割。跨國企業的稅基必須根據世界各國營業活動恰當的結果給予分割；最大可能的使用外國稅收抵免。許多國家通過抵免法實行雙重稅收優惠。它們可能只對預提稅實行直接抵免，也可能就股息對潛在的收入實行間接抵免；仔細審查跨國交易中的匯兌損益。跨國交易不可避免地要考慮外匯兌換損益及其稅收后果；利用恰當法律機構來實現營業和稅收的目標。海外經營可以通過不同的法律形式的實體進行。對于稅收籌劃，每種實體都有長處也有不足。公司是獨立的法人實體，只有當公司利潤分配給股東時才對股東征稅；遵守不同國家的國內稅法和反避稅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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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是集團公司推進向服務貿易經濟為主的結構轉型、拓展市場、持續發展的關鍵年，也是集團公司財務部創新思路、規范管理的一年。集團公司財務部緊緊圍繞集團公司的發展方向，在為集團公司提高服務的同時，認真組織會計核算，規范各項財務基礎工作。站在財務管理和戰略管理的角度，以成本為中心、資金為紐帶、團結奮進、真抓實干;不斷提高服務質量，完成了部門工作(職責)和集團公司領導交辦的任務。在2013年度做了大量細致工作：
一.嚴格預算管理,合理安排資金
財務預算是企業完成各項工作任務、實現企業經濟目標的重要保證，也是企業的基本依據。因此，認真做好集團公司的財務預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了搞好這項工作，我部組織了屬下公司進行了年度財務預算工作，并根據集團公司的業務發展情況，本著"以收定支，量入為出，保證重點，兼顧一般"的原則，使預算更加切合實際，利于操作，發揮其在中的積極作用。在實際執行中，嚴格按照預算執行，不得隨意調整預算，充分發揮了資金的使用效益，確保了企業各項工作的順利完成。年度集團公司通過費用預算管理，已經取得初步成效，有關費用的指標有明顯的下降多少百分比。
二.積極籌措資金，減少利息支出，降低財務風險，保證現金流的正常化
由于體育花園已經全部交付使用，在年是工程結算的高峰期，我部在現有的條件下，挖掘潛力，多渠道籌措資金，并爭取到銀行的支持，保證到期的每筆貸款還舊貸新的手續順利完成，確保體育花園工程款項的支付。同時為保證資金的合理運用，我部與等各家銀行簽訂了“協定存款”合同，從而提高了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并在現金有盈余的情況下，購買一些基金，取得盈利萬元。
以往銀行借款大部分集中在集團本部，利息費用高企，財務風險過大。為了降低財務費用，我部經過多方的努力，爭取到銀行一些低利率的貸款，節約利息費用400多萬元。為了緩解貸款過于集中在公司總部的情況，我部爭取到由世貿公司作為貸款的主體，既降低了集團本部的財務風險，減少了利息費用，又使世貿公司節約了稅款開支。
三.重視日常財務收支管理
收支管理是企業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強收支的管理，既是緩解資金供需矛盾，發展業務的需要，也是貫徹執行開源節流的方針的體現。為了加強這一管理，財務部建立健全了各項財務制度，使財務日常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實現管理的規范化、制度化。對一切開支嚴格按財務制度辦理，對一些款項積極進行催收，使得公司能夠集中財力發展業務。通過財務部的認真落實執行，保證了公司業務的順利開展，極大地提高了資金的使用效益，達到了增收節支的目的。
四.積極進行稅務籌劃工作
如何在合理的情況下，減少稅負，是企業財務管理中永恒的話題。年我部針對集團公司的實際情況，在不違反財政、稅法規定的前提下，經過不懈的努力，爭取到有關財政、稅務部門的理解和支持，合理的減少稅負。如把投資大眾活動中心的款項轉作體育花園征地費用，從而合理地減輕了公司的稅負。節約稅費萬元。
年是集團公司稅務稽查頻繁的一我部一方面不厭其煩的配合稽查部門的檢查，另一方面又要想盡辦法做好各種應對的措施，盡量把稅務風險降到最低。
五.開展年度績效評價，完成《企業基礎材料》的填報
根據資產經營公司的要求，我部對集團公司年度進行了績效評價工作。并根據市國有企業監事會的要求，組織屬下企業一起完成了《企業基礎材料》填報工作。
由于這兩項工作反映的是整個企業的內容和對企業經營管理的綜合評價，內容涉及的各個領域，要求高，工作量大，作為一個部門去完成這兩項工作是一件很艱巨的任務。我部在集團領導的重視和各部門的配合支持下，克服了種種困難，歷時幾個月的時間，順利完成了這兩項工作，效績評價工作還得到資產經營公司評價小組的專家的好評。
六.加強會計基礎工作，認真做好年終決算和財務分析工作
關鍵詞:財產保險公司;經營活動現金流;現金流管理
一、經營活動現金流的預算管理
財產保險公司建立經營活動現金流預算管理機制是實現穩定現金凈流入的保證。經營活動現金流預算管理的內容包括預算編制、預算執行、預算監控、預算調整和預算評價等方面。經營活動現金流的預算編制要與承保利潤預算對接，按照產品線維度和月、季、年的時間維度進行編制，并充分考慮與產品線保費收入和成本費用相關的應收應付事項的影響。經營活動現金流的預算執行與承保活動密切銜接，保證業務銷售計劃按預算安排推進，成本費用不突破預算進度，應收應付事項嚴格管控。在預算執行的過程中同時開展預算監控分析，及時發現主要預算收支項目在執行額度和進度上偏離預算目標的不利情況，提出預算糾偏的措施并加以落實，盡可能將預算執行偏差降到最低。對于預算執行過程中遭遇不可抗力(政策變化、市場環境、自然災害等)影響，導致現金流預算目標難以達成時，要實事求是對預算進行調整，保證調整后的預算仍然符合現金凈流入的原則要求。年度結束后，要對經營活動現金流預算編制、執行等情況進行總結評價，不斷強化預算對改善經營活動現金流的支持作用。
二、經營活動現金流入管理要點
(一)加快產品迭代升級，以穩增長驅動現金流入增長。財產保險公司的保費收入是現金流入的源泉，適銷對路的產品是保費收入增長的有效支撐。隨著經濟、科技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升，人們對保險產品的需求日益增長，但是目前保險產品同質化嚴重、供給質量低，與市場需求之間不匹配的矛盾日益凸顯。財產保險公司要想在發展中取得先機、掌握主動權，必須推進保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圍繞服務科技創新、圍繞服務民營和小微企業、圍繞服務鄉村振興、圍繞服務環境保護、圍繞服務社會治理創新等方面，加快傳統產品升級改造和新產品開發，打造優質廉價的保險產品，不斷滿足實體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求。有了好產品，也要有合理的定價，才能夠獲得市場認可，才能獲得合理的收益和正現金流。在大數據時代的背景下，保險產品定價也要從基于傳統的精算數據向基于大數據轉變，更加精準地識別風險，細分客戶群體，對細分市場實行差異化定價，并根據市場費率水平動態調整。創制滿足客戶個性化需求的“一攬子”組合保險產品，為客戶提供全方位多重保障，增加銷售賣點，實現保費收入可持續增長。(二)優化銷售渠道選擇，提升投入產出比。目前大多數財產保險公司在銷售渠道選擇中仍然過多地依賴中介渠道，以河北產險市場為例，2018年專業和兼業渠道業務占比超過60%。中介渠道業務獲取模式屬于費用驅動型，呈現出難掌控、易流失和投入高的特點。因此，財產保險公司要通過優化銷售渠道選擇，來提升投入產出比，改善現金流。一是加強直營銷團隊等自有渠道建設，提高自有業務掌控力和新增業務獲取能力。二是加快互聯網渠道建設，推動線下業務線上化，建立客戶大數據，通過客戶畫像，有針對性地推送產品和服務，提高銷售效率、降低獲取成本。三是制定配套的銷售績效考核政策，落實資源差異化配置，構建低成本業務獲取模式。(三)加強應收保費管理，提高保費實收率。隨著業務發展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及信用政策可能因為保險行業競爭加劇而放寬，財險保險公司應收保費率也呈逐年升高的趨勢，對現金流產生了較大的不利影響。因此，需要進一步完善應收保費管理機制，建立健全覆蓋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過程應收保費管理機制，加快資金回流，提高保費實收率。1．建立應收保費授信管理機制，加強事前授權管控按照經營活動現金流預算方案，實施應收保費預算額度管理，對應收保費總量進行控制。建立客戶資信評級制度，根據客戶資信評級等級確定授信額度和繳費期次，并根據授信后的投保情況、保費繳納情況等資料及時調整客戶授信。建立權責匹配的應收保費授權管理制度，將應收保費審批流程植入業務核保系統，實現應收保費在承保出單前的強制管控。2．建立應收保費催收責任制，加強事中催收管理一是根據“誰簽單、誰負責”的原則逐筆明確應收保費催收責任人和管理責任人，建立終身責任制，通過責任人績效兌現預留保證金的方式確保責任制的落實。二是建立應收保費信息管理系統，實時記錄反映應收保費的產生、清收及賬齡情況，對即將逾期的應收保費進行預警提示，督促責任人及時催收，并監控催收進度。三是建立逾期應收保費分類催收及考核機制，根據應收保費逾期Y圓桌論壇UANZHUOLUNTAN賬齡采取不同的催收措施，并保留有效的催收證據材料，在訴訟時效內及時提起訴訟，并根據催收情況實施考核獎懲。3．建立應收保費責任追究機制，加強事后問責管理建立應收保費責任認定和追究制度，對應收保費壞賬損失逐筆核實形成原因，根據金額大小和性質對責任人進行相應問責處理，形成內部威懾機制。同時，加強壞賬損失成因分析，通過完善流程制度、調整授信等方式，有效降低壞賬損失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