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2-20 10: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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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海洋倫理；生態倫理；體系建構
目前人類各項涉海活動的一個明顯特征就是涉海活動的頻繁性、多樣性與公共性。隨著人類各項涉海活動的日益增加，海洋環境問題顯得尤為突出。如何對海洋資源進行文明有效的開發管理亦成為學者們探討的熱點問題。我國目前對于海洋倫理相關問題的研究已開始起步，更多的學者與專家對于海洋倫理在人類涉海活動過程中的重要影響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重視。將海洋倫理作為一種完整的規范的體系應用于促進各項涉海活動以及提高人類的海洋環境保護意識之前，將其理論性質與規范體系做出詳細的界定與條理的分析至關重要。目前學界對于海洋倫理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海洋倫理的內涵
清晰的概念界定是研究相關問題的基礎。對于概念、內涵的模糊性勢必導致研究方向的盲目性。對于"海洋倫理"的定義應從其根基--"倫理"的內涵開始研究。"倫理"因其內涵和外延的特性而多種多樣。倫理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是依靠社會輿論、傳統習俗和人們內心信念來維系的，表現為善惡對立的心理意識、原則規范和行為活動的總和。[1]其有兩種存在狀態：一是人們觀念中由思辨把握的倫理，一是存在于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倫理。[2]
對于"海洋倫理"的定義，國內學者并未達成一致見解。側重于不同的研究領域與視角就會形成思路不同的概念界定。目前學界主要從生態倫理、公共倫理和公共行政倫理三個領域對其做出了相關闡釋。
學者邱文彥、吳成根，滕娜以及王剛、呂建華從生態倫理三個角度對海洋倫理的內涵進行了闡述。"海洋倫理"一詞較早出現于臺灣海洋大學海洋資源管理研究所邱文彥教授的《海洋新倫理--跨世紀的環境正義》一文當中，其主要思想是將海洋作為一國國土，質疑了臺灣現有法律的現實執行性。他認為我國的海洋或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在"永續性"和"跨時代公平正義"上，還有很多有待商榷的余地。[3]但其僅將海洋倫理作為生態倫理和環境正義來探討而未對海洋倫理的內涵及特殊性作詳細闡述。學者吳成根結合人類涉海活動愈加頻繁，由諸多海洋行為引發了道德關注的現實狀況，從全球范圍和國家層面將海洋倫理體系的建構上升到海洋倫理學這一學科理論的創建層面。[4]其更多的將倫理學作為海洋倫理的研究基石，以生態倫理的觀念闡述海洋倫理體系的建構，對于海洋倫理的內涵闡述欠充分。滕娜認為海洋倫理是一種海洋環境道德，是人們為了保護海洋生態環境而自覺調整人與海洋的關系而形成的道德意識、道德規范和行為實踐的總和。[5]其更多的是將倫理與道德，手段與目的相等同，僅僅將人與海洋作為海洋倫理的調整對象。學者王剛，呂建華從生態倫理角度探討了海洋倫理的內涵。他們認為海洋倫理是一種生態倫理，我們在構建海洋倫理的過程中所關注的不是"人類中心主義"與"自然中心主義"之間關于人類是否是自然界唯一的價值體的爭論, 而是他們對全球生態環境的一種保護和敬畏的心態, 這種心態對于海洋開發顯得尤為重要。[6]與此同時，他們認為海洋倫理也是一種公共倫理。
學者俞樹彪將公共管理學作為海洋倫理學的元理論，以海洋科學、海洋管理學、倫理學為學科基礎，認為對于海洋倫理內涵的界定至少應當包括：生態公平，公共正義，全球責任，人海和諧，敬畏生命，大海有機和邊際效應七個方面。[7]其將人類作為價值論的本體，更著重強調人類涉海活動是一種管理行為。
學者呂建華，吳失在海洋倫理內涵方面加入了公共行政倫理這個創新性的視角，以公共性為基礎元素，將海洋倫理納入到公共行政管理的范疇。其從海洋倫理的諸多特性進行探討：生態性、公共性以及行政性，探討層面相對較廣泛。
綜上所述，海洋倫理的概念尚未被進行確切、清晰的界定，缺乏系統的、可以引以為標準的海洋倫理概念。概念的模糊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海洋倫理的理論性質的研究具有延展性。但不論學者從何種視角進行闡述，海洋倫理本質所具有的，以及其區別于生態倫理，大地倫理等的特殊性應當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依據海洋的自然屬性以及海洋活動的公共性與外部性，海洋倫理應具有"公共性"；二是從探討海洋倫理的根本目的出發，在保護海洋環境及合理、有效利用海洋資源的前提下，約束人類各項涉海活動，使得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是我們研究海洋倫理，建構海洋倫理體系的初衷。因此，海洋倫理在根本上具有"生態性"；三是立足于人類涉海活動的公平性與可持續性，人類的各項涉海實踐是滿足人類開發利用海洋、管理海洋的需要。與此同時，海域的權屬歸于國家，從公共管理與公共行政角度看，海洋倫理還具有"行政性"。
本文力圖從西方道德哲學知識生成的內在理路去剖析幸福與自由背后價值提升的歷史意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深入理解現實道德實踐困境。
一、 古典倫理學的知識鏡像
西方哲學的第一次倫理學表達就是蘇格拉底發出的“認識你自己”，早年潛心研究自然哲學的蘇格拉底，一無所獲，最后產生了一個根本性的學理轉向：哲學不能只研究自然，而不關注人事。我國學者包利民認為，蘇格拉底的意義在于他代表著“道德”第一次在世界史上的出現。〔1〕蘇格拉底的道德覺醒是從生活與道德的關系開始的，“人能所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天天談論美德……對自己和別人進行考查，不經過考查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 〔2〕在道德與生活發生沖突時，“現在我們各走各路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去活。這兩條路哪一條比較好，誰也不清楚，只有神靈知道。” 〔3〕蘇格拉底毅然選擇“道德”而不選擇“生活”，由此而來的問題就是：德性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德性究竟是什么？蘇格拉底認為，德性就是知識，知識可以永恒，永恒因超越有限的生命存在而值得追求。在《柏拉圖對話集?枚農篇》（又譯為《美諾篇》）中，蘇格拉底通過枚農從“德性是否可教”的質問出發，引發了對“德性是什么”問題的探討。“德性是什么”的追問是一種對普遍定義、本質定義的追求，這是一種具有永恒性質的知識追求。因為生活中往往是按照“是怎么樣的”形式回答美德，這種回答只是本質的諸種現象形態。〔4〕 “在問人們是以什么方式取得品德（德性）之前，要先就其本身研究明白品德（德性）是什么” 〔5〕因為“惟有知識才是可以傳授的東西”，所以只有當德性是知識時，德性才可以傳授。而現實生活中，發現很多人都在將“德性是怎么樣”的東西當作真正的知識。在“認識你自己”和“蘇格拉底最聰明”的神喻面前，蘇格拉底豁然發現“自知自己無知”才是自身最大的美德和智慧，在帶領雅典人認識自己的道路和生活實踐中，蘇格拉底漸漸地上演了他的人生“道德悲劇”。
在蘇格拉底對話式的追問中，我們幾乎沒有得到關于德性的任何確定性的內容，某種程度上說蘇格拉底只是通過對話向我們展示和反思了我們生活世界中存在的所有倫理道德問題，這些問題一直存在，但我們以前卻一無所知。至于如何回答這些問題，這就要留待后來者了。
柏拉圖倫理追問的思想背景是蘇格拉底作為一個道德的人與雅典社會的尖銳沖突所產生的“道德悲劇”。這樣的一個現實背景就轉變為到底存不存在真理性的美德知識？這些真理性美德如何構成一個美好的社會？這樣柏拉圖的倫理學就從蘇格拉底的生活世界轉向了知識論的語言世界，“我們可以在柏拉圖的‘發展’中看到一個傾向：原先作為說明此世（生活世界）的解釋框架，后來卻變成了本身更值得追求的東西。‘知識’原來是道德的基礎，現在卻成了人生目的。” 〔6〕柏拉圖將美德建立在客觀的合理性的“理念”之上，不同于蘇格拉底追問德性的無果而終，柏拉圖發現了智慧、勇敢、節制和正義四種德性，并為四種德性找到現實對應物（哲學家、軍人、生產者），找到了整合“美德與實踐理性同一性根基”，正視化解個人與城邦的善之分裂的正義理念，看到蘇格拉底對話式辯證法與理念世界的關聯。〔7〕柏拉圖的美德倫理學是全面回答蘇格拉底提出的倫理學問題的理論建構。
哈維羅克曾指出，從荷馬詩性智慧到柏拉圖反思智慧，口語越來越被書寫所壓倒。口語注重的是故事、具象、擬人等手法〔8〕，這樣的言說是以生活世界為主導的；而書寫注重的是抽象、一般、概念式手法，這樣敘述是以語言世界為主導的。柏拉圖的理念論美德倫理思想開始了一個道德概念的歷史圖式，從此“我們首先有一個道德概念的簡單明了的歷史，而后有一個獨立和從屬性的哲學評論的歷史”。同時，也開始了一個知識傳統，因為“概念涉及到行為，或能夠在某些情況下以某些方式改變概念，無論是通過修改現行的概念還是創制新概念或摧毀舊概念，都將改變行為。” 〔9〕生活世界的倫理道德問題只有經過語言世界的概念和精神轉換才能夠獲得其傳播、普遍化和行動的動力，從而使得倫理道德現象成為一門倫理學學科具有可能。
亞里士多德第一次將倫理道德從混沌的生活中分離開來，使倫理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并且明確地將其界定在實踐領域之中。亞里士多德之前，幾乎所有的倫理道德問題都已揭示，所有的倫理道德概念也都出現，留給亞里士多德就是要從現實的實踐世界出發去界定這些道德概念的邏輯秩序，建構人們能夠理解的倫理道德范式，更為重要的是，樹立人們對于能夠觸摸到的倫理生活的基本信念。因為蘇格拉底的倫理生活是一種道德悲劇，柏拉圖的倫理生活是一種理想的烏托邦。首先，從目的論出發，亞里士多德提出了“善-至善-幸福”倫理學目的論認識路徑，亞氏認為，在一切技術、一切實踐的終點有一種最高的善，也就是至善。這種至善與其他善的區別在于其他善是有待于、依賴于他物的而作出的，而至善是自身滿足、無待于他物。能夠稱得上至善的倫理學概念就是幸福。其次，從生活世界出發，我們存在著什么樣的幸福生活，亞氏提出常人認為的三種幸福生活：享樂生活、政治生活、思辨生活。并詳細探討了幸福與快樂、幸福與機遇、幸福與德性等相互間的關系問題。再次，從理念世界出發，提出幸福是合乎德性的實現活動，德性有倫理德性和理智德性之分，倫理德性是關涉習俗、經驗和他人的，理智德性是涉及思辨、理智和自身的。最高的德性是理智德性，最值得欲求的生活是沉思、靜觀的思辨生活。最后，從實踐世界出發，認為任何行為與選擇以明智為客觀標準，明智的根本在于“中道”，最圓滿的生活莫過于“在應該的時間，應該的情況，對應該的對象，為應該的目的，按應該的方式”，〔10〕永遠做應該的事。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構成了古希臘主流倫理學的重要知識鏡像，同時也開創了西方文明倫理道德傳統，說其主流，不僅僅是說明了其理論本身的生命力，同時也說明了西方社會對其生活的基本道德信念。在這個過程中，始終貫穿著倫理學的三大基本問題，也即道德與利益、事實與應該、社會至善和個體至善。在蘇格拉底那里，我們看到的是道德與生活（利益）為主導的生命抉擇，在柏拉圖那里我們看到的是社會至善與個體至善為主導的理念和諧，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我們看到的是亞氏不斷從生活的“事實”出發，循循善誘地告訴我們“應該”追尋的倫理生活，事實與應該是其思想體系的真理性內涵。正是因為對倫理學三大問題不同層次的揭示和整體性呈現，才使得古典倫理學具有經久不息的文化生命力。本文由收集整理
二、 古典倫理學的幸福主題
“幸福”希臘文為“eudaimonia”，意為“人的興旺”。主要有兩層內涵，一是在生活中等同于快樂或人的情感性質的滿足；二是在哲學上理解為“我們作為主動存在物的本性的滿足”。在前一種意義上，表現為英文中“happiness”，這個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在后一種情況下，等同于“活得好”或“做得好”，也被譯為“福祉（well being）”。〔11〕在亞里士多德倫理學中明確將其界定為人的實踐生活的“至善”，成為西方倫理學首要的概念和最基本的主題。
古希臘人在追求幸福的好生活的過程中，是充滿著苦難的，甚至可以說是在苦難中才有了幸福的向往。幸福的征途充滿困惑，其中最為重要的表現就是古希臘人的悲劇品格。古希臘有兩個重要的悲劇：一是俄狄普斯的悲劇；二是蘇格拉底的悲劇。前者是半人半神式的，帶有神話和文學色彩的生活悲劇；后者是純粹屬于人的，現實世界的道德悲劇。俄狄普斯“殺父娶母”的悲劇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命中注定的，是無法改變的，個體只有“逃脫”的選擇，但“逃脫”本身依然不能擺脫命運。當這種悲劇發生時，人們往往感嘆“宇宙不公正”，宇宙的不公正有兩種：一是根本不為個人覺察，這種世界某種意義上完全是生物自然世界，無所謂人的存在；二是為個人覺察。俄狄普斯屬于后者，是真正的悲劇“只能感嘆宇宙毫無公正、毫無道德可言（這就是命……）” 〔12〕面對這種無法擺脫的人生悲劇和幸福困境，古希臘人發展了“自然哲學”，希望通過對宇宙、自然本原的把握來把握自身的“命運”，形成了重要的形而上學傳統。
蘇格拉底認識到面對自然的哲學沉思并不是面對生活本身，獲取幸福的根本在于我們要反思自身的生活世界，從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本。但蘇格拉底在反思的、值得一過的道德生活中，所面臨的重要問題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一個人自覺地認識到自己過得好，就可以真的過的好嗎？在人與人的關系中，除了“我”還有“我們”，這就是在道德世界里凸顯的倫理生活的問題：社會至善和個體至善的內在矛盾。蘇格拉底的悲劇不同于俄狄普斯在自然宇宙秩序下的本真生活世界的悲劇，而是倫理性的道德悲劇：“有兩種公正相互對立地出現，——并不是好象一個是公正的，另一個是不公正的，而是兩個都是公正的，它們相互抵觸，一個消滅在另一個上面；兩個都歸于失敗，而兩個也彼此為對方說明存在的理由。” 〔13〕蘇格拉底解決自身道德悲劇的基本信念是“靈魂不朽”，在《申辯》中，蘇格拉底說“死可能是絕對虛無，死者全無知覺；死也可能像人們所說的那樣，是靈魂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如果死是從這里移居別處（指后一種‘靈魂不朽’）……我會親身發現那里的生活非常美妙，能遇到巴拉美德，或者德拉孟的兒子阿雅（指一些具有美德的人），或者古時的某些由于司法審判不公而喪命的人……同這些古人交談和往來，對他們進行考查，將是無法估量的幸福。……一定要記住這一條真理：一個好人無論在生時或死后都不會遇到不詳，神靈并不忽視他的幸福。” 〔14〕“對靈魂操心”被蘇格拉底認為是最幸福的生活，甚至不惜犧牲肉體的生命，因為我們可以在死后的靈魂中獲得天福。
在兩種悲劇中，我們看到的是生命與幸福的悖論，就是我們是否可以在有限的生命中獲得幸福問題，當生命與幸福沖突時，我們當如何抉擇。悲劇本質在于美德取代生活而變得毫無意義，由此而來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獲得幸福問題，這就是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主題。什么是幸福？亞里士多德說，“幸福是至善”“善可以用來述說是什么，也可以用來述說性質，還可以用來述說關系。” 〔15〕幸福是什么？“生活優裕，行為優良就是幸福”，“幸福是合乎德性的圓滿的實現活動。” 〔16〕幸福具有哪些要素和性質？幸福需要德性、快樂、健康、運氣、親友、子孫、策劃、明智、智慧等等。它們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呢？德性是主導，外在善是補充，明智最可取，智慧最高尚。但亞里士多德的志向并不止于此，他還要將倫理學研究轉向政治學的實踐，即“如何實踐沉思所獲得的東西，研究何種政制能使人們親近德性和獲得屬于人的善或幸福。” 〔17〕這樣的結果就是政治學實踐的制度本身是以善或幸福為價值取向的，是指向城邦中的所有人的，而善或幸福本身卻“對大多數人來說它顯得超渺”，可是這種“超渺”恰恰通過制度去要求“所有人”，這就必然導致一個在政治生活中人的幸福悖論：德福不一致，幸福的人不一定道德，道德的人不一定幸福。這樣的悖論和不一致一直困惑著亞里士多德之后的西方人。
亞里士多德之后，在德性與快樂之間的幸福道路選擇成為希臘化和羅馬時期個人倫理學主題，快樂主義、德性主義、懷疑主義興起。前兩者是對道德與幸福關系
認識基礎上的人生生活道路抉擇，后者是德福不一致生活所引起的對自然事物研究的形而上學回歸。“懷疑論的起因，我們說是希望獲得安寧（幸福）。有一些有才能的人，對事物中的各種矛盾感到困惑（包括德福悖論），在二者中選擇一加以接受時發生懷疑，于是進而研究事物中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希望通過這個問題的解決得到安寧。”〔18〕但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自然科學發展的落后，懷疑主義最后走向了神秘主義，漸漸地轉向了“崇神”，去迎接一個基督教時代的到來。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西方古典倫理學圍繞“幸福”主題所帶來的困境：一是與自然宇宙外在條件的關系，由此發展了自然哲學和形而上學；二是自身內部的德福關系，在此基礎上發展了倫理學；三是在終極意義上，如何面對時間性與死亡而發展出來的“靈魂不朽”的精神信仰。
三、 近代德性主題的祛魅：從幸福到自由
為了保證我過上幸福的生活，我們首先要遵守“我們”之間的基本的社會規范或者道德規范，而這個規范本身必然是“我”本性所具有的，否則我永遠不可能幸福，因為被規范的生活顯然是有待于他物的，有待于他物顯然是不幸福的。這個幸福也就是我們強調的哲學上的、倫理學上的德性的幸福，或者叫永恒的幸福，但除此之外，幸福還有快樂意義上的當下的、情感性的滿足內涵。依據黑格爾的理解，這種“幸福被理解為人的特殊偏好、愿望、需要等的滿足，所以這就把偶然的、特殊的東西當作意志及其現實的原則。”〔19〕當這種幸福成為人們普遍地幸福觀時，“我”就喪失了對德性幸福觀的基本認同，因而也就必然危及到整個生活世界的存在。為了維護“我們”生活世界的存在，正如胡塞爾所指出的，“我們”將“一種生活世界經驗的漸次性在思想上置入到一個上升過程的線形秩序中，這個過程的目標——這個上升所朝向的最佳值——在于無限”；這個目標，也就是最佳值不是生活世界里可以“直觀的，而只是思想上可理解的”；隨著這種非直觀的被給予的、只是被設想的“觀念”的出現，這種觀念就與先前的生活世界的經驗處在同一個層次上，一起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義務和戒律”。理想化過程本來是建立在一個經驗的漸次性基礎之上，但其結果所產生的理想的義務約束，作為一個誡令，“它與那些出于正常生活世界的行動的動機引發而熟悉的要求出于同一個層次”，因而也就有可能發生爭執。這兩者被解釋為是相互競爭的命令：一是擺脫了所有的幸福主義的混雜的“你應當”作為“定言命題”，二是通過幸福主義（快樂主義）條件而被限制了其有效性的正常要求作為“假言命令”。這樣，我們在行為實踐中就面臨抉擇：或者準備聽從定言命令，絕對地服從；或者認為所有的命令都只具有假言的有效性而自由行動。〔20〕
我們在此通過這個過程要揭示的是：倫理學主題從幸福的目的論追求，漸漸轉變為道德抉擇的自由動機分析。古典倫理學在追問幸福生活的近代結果恰恰是面臨要么是“擺脫幸福主義”的混雜直接接受道德規則，要么“通過幸福主義限制”道德規則的有效性的兩難抉擇，道德誡令成為生活是否可能的重要標識。近代社會面臨更為嚴峻的問題是個體不僅僅要面對同一規則的不同路徑的抉擇，而且要面對同時暴露在我們面前多種道德規則的競爭與抉擇。迄止18世紀，就道德規則而言，所需要的根據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依附于某種生活方式及其所承認和追求的善目（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二是神圣的戒律（基督教）；三是圣人的指導（智者和霍布斯）。這三種規則第一種所依據的核心是“善”，通過界定“善”的概念來指引人們的道德行為；第二種規則的核心概念是“你應當……”來界定的，以懲罰與報償作為后果；第三種是以達到目的的手段合乎人的本性與欲望來實現的。〔21〕近代社會變化“使理論走出經院，不僅進入市場，而且甚至進入戰場”，三種規則之間相互競爭，標準徹底分裂。
啟蒙運動將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人們是否遵守社會規則，需要遵守何種規則，是個人意志自由抉擇的結果。這就是近代道德哲學興起的標志，因為它不同于古代倫理學將美德作為研究中心，而是將道德規則置于道德研究的核心地位。同樣，不同于追問美德而關注幸福主題的古典倫理學，近代道德哲學的主題轉變為自由。一直以來，我們都沒有從倫理學或道德哲學視角追問：自由何以與幸福一樣能夠成為道德哲學的主題？我們發現，迄今為止可以稱得上是至善的倫理道德范疇是什么呢？惟有：幸福和自由。亞里士多德認為，“如若在實踐中確有某種為其自身而期求的目的，一切其他事物都要為著它，但不可能全部選擇都因他物而作出的（這樣就要限于無窮后退，一切欲求就變成無益的空忙），那么，不言而喻，這一為自身的目的也就是善本身，是最高的善（至善）。” 〔22〕在古代倫理學中，亞里士多德發現了幸福的至善概念，近代道德哲學發現了自由的至善概念。羅爾斯曾經指出，“因為沒有在公民宗教中獲得指導，所以它必須為自身構造出人類生活的至善理念（幸福）……于是至善理念便自然地占據了古希臘道德哲學（準確說是倫理學）的中心位置。”〔23〕那么，近代啟蒙運動因為要懷疑一切，當然包括懷疑上帝，因而一種公民宗教正在消解，所以也必須為其自身構造出人類生活的至善理念，這個至善理念就是自由，“不自由，勿寧死”。亞里士多德曾經指出，“有的道理自本原或始點開始，有的道理以本原或始點告終。” 〔24〕倫理道德的本原與始點是什么？就是至善。古典倫理學是以幸福為本原和始點的，并且是以幸福生活作為古代倫理生活的終極關懷的，是以始點或本原告終的；近代道德哲學是以自由為本原或始點的，并且是以主體自由作為近代道德哲學的開端的，是從始點或本原開始的。二者根本的差異在于：以幸福為終點的至善，其起點是值得懷疑的，這也是近代道德哲學消解古典倫理學的出發點；以自由為起點的至善其終點是令人擔憂的，當下人們對西方自由主義的警惕主要源于是對其未來的擔憂。
四、 近代道德哲學的知識理想
近代圍繞自由而產生的道德哲學問題是以古代幸福倫理學的困境為基礎的，首先是休謨將古典倫理學關注道德與生活（也即道德與利益）的關系的主題轉換為事實與應該的關系問題。然后是康德在解決事實與應該的關系問題時，走向批判的哲學，劃定事實與
應該的界限，從而在實踐理性內部直面古典倫理學的德福悖論。最后，黑格爾在康德的基礎上，徹底直面近代道德哲學的自由主題，奠定了現代性道德的堅實根基。
第一個發現并明確提出近代道德哲學基本問題的思想家是休謨，在1738年出版的《人性論》中指出，“在我所遇到的每一個道德學體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個時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確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對人事作了一番議論；可是突然之間，我卻大吃一驚地發現，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題中經常的‘是’與‘不是’等聯系詞，而是沒有一個命題不是由一個‘應該’或‘不應該’聯系起來的。……我相信，這樣一點點的注意就會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學體系。” 〔25〕休謨從道德體系內部對這個問題的發現，被近代思想家們認為是一個關于道德論述邏輯極其重要的理論發現，也即“休謨問題”，又稱為“是與應該的關系問題”。我們發現，休謨發現這個問題的“前提”是：“在我所遇到的每一個道德學體系中”。也就是說休謨發現問題的根基不在于生活世界本身，而在于倫理學成立以來思想家們回答倫理學基本問題所建立起來的“道德學體系”。休謨是將回答倫理道德問題的“思想成果”當作現實生活的問題意識，這是一個根本的知識論轉向。以休謨問題為背景，直接或間接地回答這一問題，形成了近代思想爭論的兩個重要派別：獨斷論和懷疑論。事實上，懷疑論與獨斷論只不過是休謨問題的兩個側面，如果執著于“是”，我們將陷入懷疑論，如果執著于“應當”，我們將陷入獨斷論。
無論是懷疑論，還是獨斷論，都沒有徹底地解決休謨問題，他們都只是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真正直面這一問題的思想家是康德。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首先明確提出古典倫理學中存在的道德與幸福的二律背反，它是思想史上第一次直面古典倫理學幸福論難題的思想家。為了解決實踐理性的二律背反（德福悖論），康德提出，從純粹理性的分析上來說，就是確信“德福一致”的先天綜合的“至善”；從實踐理性的需要來看，就是三大懸設：靈魂不朽、上帝存在和自由。康德始終是在實踐理性的優先性中來理解純粹理性以及由純粹理性建立的“至善”概念。通過純粹實踐理性的概念分析，康德得出道德與幸福的“至善”統一，既不是先天分析的，也不是后天綜合的，至善是一個先天綜合的必然概念。面對近代的啟蒙時代精神，康德將“至善在現世中的實現”視為“是一個可以通過道德律來規定的必然客體” 〔126〕。從而使得德福一致的至善追求，變成可以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到達“人是道德的主體” 〔27〕的“公眾”那里，在實踐作出合乎“義務（道德律）”的行為抉擇，無論成功與失敗都可以從心中生成“神圣感和敬重感”，產生“配享幸福”的持久“影響”的“信念”。因為，靈魂不朽是感覺不到的，上帝存在是看不到的，而自由的“道德主體”是我們自身可以抉擇的。這樣，康德從德福悖論的古典倫理學的難題出發，通過“至善”概念的重新界定，就將古典倫理學關于道德與幸福的主題，轉變為“道德律”與“自由”的近代道德哲學主題。
正如休謨一樣，康德批判哲學的起點也是語言世界，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首要指出的就是“一切判斷，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綜合的”。〔28〕康德的道德哲學起點更是知識論的概念世界，從對德福悖論的分析來看，康德的分析點是著力在斯多葛派與伊壁鳩魯派對于德福不一致的看法，前者將德行作為至善，后者將幸福作為至善，康德在其中發現了“二律背反”。我們在此需要注意的是為什么康德不直接分析亞里士多德的關于“幸福”的“至善”概念，而是分析亞氏之后的這兩個學派呢？事實上，斯多葛派與伊壁鳩魯派是亞里士多德古典倫理學的理論后果，康德將亞氏所帶來的知識論后果作為分析自身理論出發點，本質上也是一種本末倒置。同時，康德將“道德”視為“幸福”的至上條件，也是對“蘇格拉底”問題的倒置，蘇格拉底從生活世界反思得出值得一過的幸福生活是有德性的生活，是從生活導出道德，而康德則從至善出發追問幸福生活的無限總體性條件，是從道德導出生活。
[論文摘要]在對生態倫理學進行界定的基礎上，結合生態倫理學所涉及的主要流派對其內部自然觀念的發展變化進行梳理，指出生態倫理學發展的基本理論趨向；進而厘清生態倫理學的基本發展路向，即個體主義路向和整體主義路向。
關于生態倫理學的界定問題，國內一些學者認為生態倫理學是環境倫理學內部以生態學為依托對傳統倫理學進行改造的環境倫理學。…還有一些學者認為，生態這一概念的基本內涵是指自然界有機體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生態系統，所以生態倫理學強調人只是生態共同體中的一員，而非其中心。正由于生態倫理學以生命實體乃至整個自然為研究范圍，關注生態系統中所有自然存在物，強調生態的整體利益，所以理論相對較為激進，因此在環境倫理學中具有獨特的理論地位。
就生態倫理學的特點和關注的問題而言，可以把動物權利論／解放論、生物中心主義和生態整體主義涵蓋在其研究范圍之內。其中，生物中心主義立足傳統倫理學理論，以生命個體的權益作為自己關注和研究的重點，而生態整體主義立足于生態學，以生態整體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試圖把倫理關懷的范圍由生命個體拓展到整個自然系統。
在生態倫理學內部，針對自然的倫理觀念從生物中心主義到生態整體主義經過了一個從關愛生命實體到關愛整個生態系統的過程，其目的都是要擴展人類道德關懷對象的范圍。而這種自然倫理觀念的轉變恰恰體現出它的兩條基本致思理路，即個體主義路向和整體主義路向。wWw.133229.Com
一、生物中心主義視角：從個體生命角度出發的生態倫理學
生物中心主義包括施韋澤‘傲畏生命的倫理學”、泰勒“生物平等主義倫理學”以及辛格“動物解放的倫理學”、雷根“動物權利論的倫理學”，它們的基本觀念是把人以及人之外的其他生命個體納人道德關懷對象的范圍之內。
1923年，施韋澤提出一種以生命為中心的敬畏生命的倫理學，沖破了傳統倫理學只限于關注人與人之間行為和關系的觀念束縛，力圖把善賦予其他的生命。在他的哲學視域里，一個人能否成為真正有道德的人，不在于他是否是一個理性的存在物，不在于他是否具有內在的善，而在于他是否把一株植物、一個動物的生命看得與自己的同胞的生命同等重要，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沒有所謂的高低貴賤之分。敬畏生命的基本原則就是：‘菩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這是必然的、普遍的、絕對的生命原理。”這一倫理觀念的顯著特點就是要求我們對生命采取一種敬畏的態度，其目的是通過直覺、體驗等培養、提高我們的德性。本質上，這種倫理觀對以往的傳統倫理觀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戰，使人們發現倫理在本質上不是有限的，而是無限的。
泰勒尊重自然的倫理思想是對施韋澤敬畏生命倫理思想的延續和發展。生命在施韋澤的觀念中不僅僅指的是人類的生命，還包括自然界的其他物種，像動物、植物等。泰勒繼承和發展了施韋澤的生態倫理學思想，以善為基礎概念提出，任何生物均是由自己的本性決定了它們都擁有自己的善，善是對其生命事實的描述，所以，人類與其他的生命形式一樣都擁有絕對平等的天賦價值和道德價值。
從理論形態上看，這類生態倫理學關心的對象僅限于生命個體，只重視生命個體的權利和價值，而對生物共同體所具有的實體屬性卻視而不見，而且也沒有看到人對生物種群及生態系統的道德責任。但是，無論是動物權利論還是動物解放論，乃至生物平等主義都是從關愛個體生命出發，試圖重建人類對自然的倫理觀念。
二、生態整體主義視角：從生態整體角度出發的生態倫理學
生態整體主義以生態學思想為理論范式，利用生態學的基本原理把自然界的有機體、有機體及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生態過程和生態系統整體都預設為道德主體。其目的是通過道德主體范圍的拓寬，對生態環境問題做出倫理解答。生態整體主義主要有三個流派：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奈斯的深層生態學和羅爾斯頓的自然價值論倫理學。
三個流派通過對問題的解答，力圖轉變人們對待自然的態度，建立一種生態的、整體的觀念。例如，利奧波德大地倫理學的基本思想是要擴展道德共同體的邊界，他說“土地倫理只是擴大了這個共同體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動物，或者把它們概括起來：土地”0141193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被大地倫理學視為最高的善。利奧波德同時認為現代生態學已經證明人類只是生物共同體中的一員，他曾這樣表述道：“……土地倫理是要把人類在共同體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中的平等的一員和公民。它暗含著對每個成員的尊重，也包括對這個共同體本身的尊重。””我們人類要學會像山一樣思考，大地倫理學的建構不能缺少人類對自然的情感體驗，共同體的拓展過程不光要依托生態學所提供的知識，而且也需要我們的情感。
從理論形態上看，同前類生態倫理學相比，生態整體主義認為不僅生命個體具有道德主體的地位，而且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整體也是一個道德主體，所以人類應把自己倫理關懷的范圍從個體生命延伸到整體生態系統，應對整個生態系統負有道德義務和責任。為此，生態整體主義的哲學家們都從整體生視角出發，依托生態學的相關知識，力圖對生態系統所具有的道德主體地位的合法性進行確證。他們認為，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整體是其他有機個體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在其中無論是有機物，還是無機物都處于相互依存、內在關聯之中，生態系統本身固有的整體性、過程性、相關性使其具有不依人為判據的內在價值，所以自然本身就是一個價值主體、倫理主體。
正是基于上述兩個理論視角，生態倫理學內部形成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兩條基本進路。這一方面是源于生態倫理學內部自然倫理觀念的變化；另一方面是生態倫理學作為一門應用倫理學，擔負著一個責任，即為解決環境危機所表征的一系列問題提供指導人類行為的道德準則，但在理論實踐上，它卻無現成的倫理原則可以直接運用。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就在于，從起源上說，應用倫理學不是單獨發展了傳統倫理學中‘原理’之后的‘應用’這一部分，而是起源于現實生活中無法‘應用’傳統倫理學的原則來加以理解和解決的問題領域，換言之，是起源于現有的原則在同一問題上的相互沖突、以至相悖而使現實實際上無原則的問題領域”。所以，生態倫理學采用了多元化的方法來探尋解決問題的途徑，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是它的兩條基本路向。
三、生態倫理學的基本進路：個體主義路向和整體主義路向
如何把道德身份拓展到人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既是個體主義路向，也是整體主義路向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一般意義上，傳統倫理學只承認人的道德身份，認為人對自然并無直接的道德責任和義務。所以，道德身份范圍的拓展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如何拓展的問題，是生態倫理學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針對這一問題，作為個體主義路向主要流派的動物解放論、動物權利論和生物中心論是以人之外的生命個體作為道德的主體，從個體生命的權益、價值出發論述它們應具有何種道德地位、道德權力和責任等問題。在本質上，這些理論是建基于傳統倫理學的情感范疇框架之內，用人的情感來感知動物，所以具有西方傳統情感主義的理論特質。就具體而言，個體主義路向的生態倫理學是對邊沁、密爾的功利主義思想和康德的道義論思想的借鑒和運用，其實質是對傳統倫理學理論及概念的延伸和移植。例如，辛格對平等的基本準則進行重新詮釋和擴充，試圖使平等原則運用于其它物種，論證了所有動物擁有平等權益的正當性。他提出，各種動物之間感知能力、智力水平的差異并不能成為他們能否享有平等原則的依據。這一思想直接源于邊沁功利主義倫理學，邊沁認為感受痛苦和享受快樂的能力是獲得權益所不可或缺的條件。
整體主義路向在對個體主義路向進行批駁時，首先肯定了個體主義路向以生命本身作為判據對道德身份的拓展，是倫理思考的重要轉折點。這一思想把道德關懷的對象由人推及到自然界的大多數生命存在物，從而賦予倫理學新的理論意義。但是這一思想過于強調生命個體的權益，而沒有考慮非生命自然存在物和生態共同體的實在性以及整體性，使其理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顯得過于片面。而‘一個完整的倫理學必須給非生命的自然物體(比如河流和山川)和生態系統予以道德關注……生態倫理學應當體現‘整體性’，比如物種和生態系統以及存在于自然客體間的關系等生態‘總體’應當受到倫理上的關注”。整體主義路的這種觀念的確立，完全得益于生態學思想蘊涵的整體性。現代生態學的深入發展，使人們逐漸認識到自然界中的物種是普遍聯系的和相互依存的。受到現代生態學對生態系統的生物物種之間相互依存關系以及生物與非生物環境間緊密關系和相互作用的啟發，整體主義路向的學者通過強調系統的整體『生使道德身份拓展到人類以外的其他非生命存在物。他們基于生態學的相關知識提出，這些非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生態系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系統整體的觀點來看，它們本身就具有價值，這種價值是道德身份的判據。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 環境倫理學 秦皇島
從可持續發展概念的內涵剖析中可見，可持續發展的倫理學內涵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包括：區域發展中的地區間的協調、人之間的公平、代際間的公平以及人與自然間的和諧等。
當前，從倫理學角度對可持續發展的評估方法還很少，現有的也只是從和諧度、協調度方面進行簡單地計算和分析；曹利軍認為，發展協調度是表示人口數量、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三者之間關系的一個指標，它和政府控制人口、保護環境的行為密切相關，其變化必須符合以下規律：①當環境質量不變時，經濟水平提高，則發展協調度提高；②當經濟水平不變時，環境質量改善，則發展協調度提高；③當環境質量超過標準時，隨環境質量惡化，發展協調度急劇下降；④發展協調度與區域的經濟水平、人口數量與素質、環境質量密切相關。根據以上觀點曹利軍建立起了以區域GDP、區域環境質量指數和區域人口總數為變量的發展協調度關系模型。
可持續發展系統的協調就是指人與各個子系統之間的協調。而人對可持續發展系統的整體影響，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其經濟活動表現出來的，因此，在進行可持續發展系統的協調度評價時，可以通過評價經濟子系統與其他子系統之間的協調關系，來反映人與各子系統間的關系，進而反映整個可持續發展系統的協調度2。目前進行的評價有經濟與生態環境子系統的協調度評價、經濟與資源子系統的協調度評價、經濟與人口子系統的協調度評價等。
經濟與生態環境子系統協調度可以通過經濟增長與生態負效應之間的比較來進行評價；選擇耕地資源利用狀況來反映經濟與資源子系統的協調度；用經濟與人口增長之間的協調度和經濟與人口素質的協調度來反映經濟與人口子系統的協調度評價。以人均GDP增長指數作為經濟與人口增長之間的協調度的評價指標，以人口素質綜合指數作為經濟與人口素質的協調度的評價指標。
為了反映區域內部不同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可以用發展均衡度來表示區域發展公平度，其變化應符合以下規律：人均GDP越接近，發展均衡度越大；人均GDP差距越大，發展均衡度越小；也有人用基尼系數表示區域內部的公平度。
倫理學評估包括和諧度、公平度和協調度三個方面。其中，人與自然的和諧度以區域可持續發展意識（環境意識）表示，區域發展的公平度以基尼系數代表，代際之間協調度以環保投資占GDP的百分數表示；具體數據如表1所示：
①區域環境意識調查是根據2000年秦皇島市所進行的環境意識調查結果綜合整理而來。②秦皇島市委政策研究室提供基尼系數，僅有秦皇島市總的基尼系數，考慮到秦皇島社會總體發展水平和三區四縣的具體情況，此處視各區基尼系數一致。③環保投資占GDP的百分數由秦皇島市環境保護局提供。
（2）和諧度、公平度和協調度的計算。計算和諧度、公平度和協調度。
（3）倫理學角度的可持續發展評估。根據上表中和諧度、公平度和協調度的計算，可持續發展倫理學綜合指數的計算方法。
假設全球最佳的環境意識調查、基尼系數和環保投資占GDP的百分數分別為100%、0.33和2%，可得全球最佳的可持續發展倫理學綜合指數為1（100%）；若假設全球平均的環境意識調查、基尼系數和環保投資占GDP的百分數分別為50%、0.25和1%，可得全球平均的可持續發展倫理學綜合指數為0.44（44%）。可以得出倫理學角度的可持續發展評估的評分值，并得出2001年秦皇島市及各區可持續發展的等級。
[關鍵詞]倫理研究；倫理；道德；東南大學。
我們正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一方面，全球變暖、環境惡化、網絡黑客以及克隆技術等等，使我們亟待把握自身所應遵循的倫理法則，以應付越來越不可預料的周邊世界，尋求外界的有序和內心的祥和；另一方面，傳統的倫理資源被解構，大量的恒定倫理準則被碎片化，與此同時，我們想獲得的新的道德文化資源有待整合、有待獲取普遍有效的價值認同。如何多維度地把握和重建我們的道德文化，展現倫理學應有之思和應承之責呢?樊浩、成中英兩位教授主編的《倫理研究》(道德哲學卷·2006)無疑是彰顯了“東大倫理”之問題意識與學術特質。
一、道德哲學：篳路藍縷。闡幽發微
如果要重塑道德、再構倫理，道德哲學基本理論研究無疑是最為基礎，同時也是最繁復的工作，因為一系列的倫理核心問題需要深入解決。而首先要面對的是道德哲學深層次的研究路向問題，以及道德哲學理論突破的研究對象問題。樊浩教授的《論“倫理世界觀”》一文則對這些問題做出具有“東大標識”的解答。
他認為“倫理道德作為實踐理性，當以‘意識一意志’的復合為研究對象”，接著他提出道德哲學的研究路向應是“現象學意義上的意識和法哲學意義上的意志，就是合理的倫理體系和倫理精神的兩個理想要素，由此倫理學的研究必須實現現象學與法哲學的璧合”，整個問題的關鍵點就在這里被發掘出來，即“如何找到現象學與法哲學之間的概念中介”。為解決這個問題，樊浩教授從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與《法哲學原理》中導出一個至關重要的中介概念“倫理世界觀”，即意識與意志整合、現象學與法哲學璧合的概念。通過這個概念，把握住“倫理與自然、義務與現實在倫理精神中原初的對峙與對立，絕對義務意識對倫理與自然關系的抽象統一，倫理行為達致的倫理與自然的現實統一”，這都是“倫理世界觀的辯證結構和其生長的具體一抽象～具體的辯證過程”；而這個概念的“根本價值追求和基本品質”即是“倫理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倫理世界觀”從“倫理世界”的形成、“倫理實體”的造就、“倫理規律”的體現三方面申言其理論與現實意義，成為“民族倫理精神造就的理論基礎和現實基礎”。
樊浩教授行文中的“思之浪”翻騰而來，宏大且細密；其文間表露的思之深邃，靈動且厚實，讓人在為其倫理之思的飛揚嘆為觀止的同時，也深感其篳路之繁累、深耕之艱辛。
高國希的《當代倫理學對道德基礎的探索》立足于當代倫理學，試圖重新找到道德的真諦；在《論社會事實與三種價值的內在關系》一文中，龔群論述了“價值包容于社會事實之中，并且不同的價值決定了社會事實的不同特性”；陳澤環以馮契、張世英為例，探尋面向未來的道德哲學；江暢探討的人類生存的四種基本方式，等等論文，無不勾勒出倫理學人對道德哲學基礎研究的深入而細致、精致而宏大。
二、傳統資源：追本溯源，返本開新
道德哲學的研究離不開
三、科技哲學：砥立潮頭，運思構哲
科技倫理是東南大學的傳統學科，也是為了與道德哲學形成學科結構互補互動而展開的前沿科學。從上個世紀中葉迅速發展的科學技術使人類面臨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價值與規范課題，在科技賦予人類全新的可能性的同時，也將可能造成的種種威脅擺在人們面前，因而必須對這些最新技術予以倫理學的評判，以廓清前景。無疑，東大學人做了不少這方面的工作。
田海平的論文《環境倫理與21世紀人類文明》認為：“環境倫理作為一種目光長遠的倫理，必須正視現代科學的本質并限定其控制自然的條件”；“環境倫理作為一種實際有效的倫理必然代表21世紀人的類型的轉變、文明的演進和倫理發展的基本方向”。于是，他指出：“對于21世紀人類文明來說，環境問題要求我們重新反省和思考生命存在的意義，地球生命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對生命本質的思考展開了‘與存在相與’而不是‘與存在相對’的難題。”所以，人類“環境倫理與文明發展方向”應該 是“走出‘控制自然’的迷誤”。由于“環境倫理是與人類的原始存在經驗相一致的一種世界經驗或宇宙經驗，而遵循生態倫理是對人的原生命體驗的遵循”，因此“遵循環境倫理的問題，既是21世紀人類的必然抉擇，又最終指向我們對生命真諦的領悟”。
人類已經跨入了信息時代，對于這全新時代的把握以及時代對倫理挑戰的回答，亦是現時代學者的重點研究課題。陳楚佳的論文《論信息時代的結構性變革與倫理性變革》認為，信息化生產已經引發了社會結構性變革：包括世界和地球環境生態結構的變動、人類地緣關系結構上的某些變化、社會產業結構的改變、世界性投資結構的重新考量與大幅變動、各個行業全方位的產業結構的改造、生產過程中的資源結構的變革、產品結構和市場結構社會教育結構的變化等等，最后使得國家管理結構的深刻變革。于是，產生了與社會結構性變革相適應的社會倫理性變革，此兩者的二重變革具有全球性及世界性。
[關鍵詞]經濟活動互利原則倫理學
一、經濟活動中互利原則的提出及意義
互利是一個倫理含義及其豐富的概念，是構建市場經濟倫理的倫理基石，它規定和制約著經濟活動的倫理范疇，決定和影響著經濟活動的價值評價標準和具體道德規范，對中國市場經濟具有重要的意義。互利是經濟活動的本質要求，互利原則是集體主義在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表現形式，體現著社會主義的本質，對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有著巨大的作用。大力倡導互利原則是我國市場經濟道德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國外學者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研究互利原則倫理理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國學者從20世紀末才開始關注互利原則這一問題，而且研究的層面也比較淺。
在經濟活動中，經濟互利原則是指在經營主體之間的交易過程中，經營主體從交易中獲得好處。倫理互利原則是指各經營主體在平等的基礎上，以正當手段去追求自己合理的同時，兼顧對方的利益，使之均能受惠獲益達到公正和諧，互促共進的目的。既如此，互利原則作為一種經濟倫理原則是符合時展要求的，是解決經濟活動中利益關系的理論，無疑，研究它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理論意義：研究互利原則有助于提高經濟管理理論水平；從互利原則這一視角把握經濟活動的本質特征，揭示經濟的發展趨勢，將豐富、發展、完善經濟理論；在繼承、超越傳統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構建科學的經濟理論，實現經濟理論的創新，從而指導中國市場經濟的實踐與發展。
現實意義：經濟的巨大發展是互利原則產生的決定因素；互利原則的發展是與當代經濟活動的發展同步發展的，經濟活動主體對互利原則認識的趨同過程，也是互利原則潛在的內涵不斷豐富的過程；隨著市場經濟的運行，互利原則在經濟活動中的理性杠桿作用將越來越大，地位將越來越高；互利原則將最終成為經濟活動主體自覺遵循的倫理原則。
二、經濟活動中互利原則國內外研究現狀
任何理論研究都是以前人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的。當前科學技術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的繁榮昌盛，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物質財富，同時，由于人類價值觀的偏離而導致了人類社會道德淪喪，人們自私自利，人性墮落異化等問題。在反思中，人類開始重新審視固有的價值觀，并根據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來構建新價值體系。從倫理學角度去研究經濟活動中互利原則，卻似乎為人們所忽視，相關論文并不多見，更無專著問世。而筆者認為，我國的市場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它將挾帶著一股巨大的文化沖擊波，沖擊中國社會的倫理價值觀念。
西方國家有先見之明的經濟學家和哲學家早已涉足與研究經濟領域的互利原則問題。哲學家孟德斯鳩認識到進行經濟貿易往來的，要以相互的需要為基礎，相互依存，平等互利，因而帶來了和平；斯密的絕對利益理論和李嘉圖的比較利益理論都凸現了一個鮮明的倫理主題——互利，他們認為只要從事貿易活動，各貿易主體就能夠做到絕對互利和相對互利。我國對互利主義原則的研究大約始于20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相關著作主要有，唐凱麟的《倫理學教程》，李欣欣的《貿易自由化與中國對策》，何懷宏的《底線倫理》等。相關論文有，歐陽超的《試論互利主義》等。
以上這些論著和論文取得了頗豐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從宏觀角度看，我國學者的研究多是從經濟的宏觀層面來提倡互利原則，研究互利原則的經濟倫理理論較少，僅有歐陽超的《試論互利主義》。因此有必要加強對互利原則理論的專門研究。西方學者提出了各具特色的互利原則理論觀點，如斯密的絕對利益理論等。這些互利原則理論觀點都是互利原則理論的表現模式之一，但尚不能以互利原則為基礎，構建市場經濟道德規范體系。
從微觀層面上看，我國一些學者提出了互利原則是經濟活動的道德基礎的理論，這一觀點是正確的，但都沒有從倫理學角度來研究互利原則的倫理內涵。從哲學、經濟學、倫理學等學科在經濟活動中為互利原則提供理論論證。在界定互利原則的倫理內涵方面，現有的研究不全面。在對以互利原則為基礎，構建構建市場經濟道德規范體系方面，很少有學者從互利主義原則的內容、倫理內涵、實現等全面系統地論述，而且忽視了在以互利原則為基礎，構建市場經濟道德規范體系中應注意的問題。
三、經濟活動中互利原則創新
從以倫理學的視角來研究經濟活動互利原則。在經濟活動中，以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及集體主義思想的基礎上，界定互利原則的倫理內涵。從哲學、經濟學、倫理學等角度論述互利原則是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同時，從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等領域對互利原則進行現實思考，以互利原則為基礎，構建市場經濟道德規范體系，并指出在構建市場經濟新價值體系中要注意的問題。
縱觀現有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有必要更深入、更全面、更系統的研究經濟活動互利原則。力圖在前人已經研究的方面，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在前人沒有研究的方面，努力實現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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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經濟倫理；藏族；傳統文化
近年來，關于人類的另一種倫理——生態經濟倫理受到廣泛關注。這種倫理既是對傳統倫理的繼承和發揚，也是一種被時代賦予新內涵的倫理觀。這種倫理有其產生的行為根源，是人類對自身行為進行深刻反思的結果，同時也體現了人類對人口、環境、資源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渴望。藏族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態經濟倫理，對保護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繁衍、生存具有一定導向意義，從藏族傳統文化的視野剖析生態經濟倫理，對于更深刻理解生態經濟倫理及其內涵有一定的意義。
一、生態經濟倫理及內涵
自美國生物學家萊切爾·卡遜(RachelCarson)《寂靜的春天》一經問世，便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人類關于發展觀念上的爭論。而其后的《增長的極限》、《只有一個地球》等著作，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據。可持續發展理論是人類在追求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經濟發展的反思，是對“理性經濟人”、“帕雷托最優”、傳統發展觀的挑戰和革命。
針對全球性生態危機的頻頻發生，人類為滿足自身的需求，始終處于對自然的“主宰”地位，而無視自然的生存權利，直到人類受到大自然的報復，人類的環境意識才被喚醒，生態運動由此興起，并不斷發展壯大。生態經濟倫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一種新的生態經濟倫理。
早在1923年A.施韋茲曾提出尊重生物的倫理學（《文明的哲學：文化與倫理學》），在他的倫理學中，道德的基本原則：“善就是保護生命和發展生命，惡就是毀滅生命和妨礙生命”；人對其周圍的所有生物負有個人責任。后來，A.萊奧波爾德從生物倫理學發展并提出《大地倫理學》（1993），提出了兩個決定性概念：第一，倫理學正當行為概念，應擴大到對自然界本身的關心。第二，道德權利概念，應擴大到生命和整個自然界，賦予它永續存在的權利。
生態經濟倫理是適應當代人類發展的生態經濟的新時代需要而產生的一種新經濟倫理。這種新經濟倫理熔鑄了生態倫理學、經濟倫理學、生態經濟學、環境學、生態學、環境文學、環境社會學等諸多人文社會—社會科學學科的豐碩成果，代表了當代人類從道德視角審視和關注人—社會—環境關系所達到的一種新的道德視角境界：它立足于追求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這三重價值的有機統一、協調和平衡，把全面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為它的終極道德關懷，體現了人類在生態危機咄咄逼人的形勢下不斷追求道德文明的執著和智慧。生態經濟倫理基本特征是：生態經濟倫理意識的特殊性，生態經濟倫理關系的獨特性，生態經濟倫理實踐的特別性。生態經濟倫理具有導向、調節、效率、教育、激勵的功能。生態經濟倫理的深刻內涵是：第一，生態經濟倫理強調環境憂患意識的重要性。第二，生態經濟倫理追求平衡、和諧的道德境界。生態經濟倫理的平衡是指事物之間或事物內部諸要素之間處于協調、統一的狀態。具體來說，首先，生態經濟倫理要求人類在經濟活動中尊重和維護地球生態平衡；其次，生態經濟倫理呼吁人類在經濟活動中自覺維護人類經濟系統的內部和外部平衡；最后，生態經濟倫理要求人類在經濟活動中有效地平衡各種經濟協調手段。第三，生態經濟倫理的根本價值觀是可持續發展。從這種意義上說，生態經濟倫理對傳統農業經濟倫理思想和工業經濟倫理思想的繼承和超越可以歸結到一點上，這就是它崇尚一種全面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道德理想。其實，生態經濟倫理所關注的本質是可持續發展。由此可見，作為一種經濟倫理，生態經濟倫理既具有一切社會道德現象共有的一般本質、特征和功能，也具有不同于其他社會道德現象的特殊本質、特征和功能。
二、藏族傳統文化中的生態經濟倫理思想
藏族傳統文化的體現主要是表現在藏傳佛教文化上。文化的功能在于保持社會正常運轉的功能，知識傳承的功能，對人教化的功能，及建構民族心理，塑造民族性格，形成民族傳統的功能，以上這些功能都集中體現于藏傳佛教文化中。
佛教十善法規定：不殺生、不偷盜、不邪、不妄話、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欲、不瞋恚、不邪見。基本囊括了人類的美德。松贊干布根據佛教十善法，制定了第一個法典，即二十法規，二十法規對規范、提高藏民族的道德修養和文明素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藏傳佛教文化看世界的視角是在普度眾生的前提下，世間萬物在無貴賤、高低、優劣中平等生存、發展，根據你在前世的修行進入輪回。藏傳佛教的核心在于“善”，這種信念遏止了部分人的貪欲與非理，緩解了社會沖突和階級矛盾，追求一種社會和協、穩定的發展。正是佛教文化的精髓與傳統文化的相溶性，構成獨特的以精神世界為依托的藏族傳統文化。這種藏族傳統文化對人的經濟行為的影響，是通過經濟主體內在的價值理性（下轉第189頁）（上接第190頁）認同過程和外在行為習慣重復過程實現的，是自覺自愿的無形過程。如在藏族傳統文化中，“三因說”作為認識論與思維方式的基礎，奠定了藏族認識世界的方法論。“三因說”體現在藏族傳統文化的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指自然、神（佛）與人的三因相統一。藏傳佛教認識論強調的是：“自然生存環境與生命主體依正不二，相依相融；宇宙萬物諸法無我，自他不二；自然萬物依據各自業力，互為輪回轉生，同為一體生命鏈上的環節；物質生命與精神生命互為融合，心色不二。”突出宇宙萬物的統一性、同一性和整體性。在藏族傳統文化中，人與其他生物是同生共存的，人與環境是共同發展的。古代藏族人反對對自然的損害，反對挖掘草山，污染泉水，侵犯野生動物。在藏族人眼里，沒有任何動物是絕對壞的，由此出現“羊要放生、狼也可憐”家畜與野生動物共生存的景觀。在藏族傳統文化中，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同生共存的現象不勝枚舉，但本質是人類要尊重自然。
從藏族傳統文化中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層面上看，藏族傳統文化已經原生性的含有生態經濟倫理思想，并且這種倫理并非由于外力所致，藏族先民也從未曾經歷過現代工業文明的沖擊，而是藏族傳統文化代代傳遞和積淀的結果，這種傳統文化中含有原生性的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正是這種思想的引導，使以藏族為主體的青藏高原千百年來能保持較好的生態環境。
法國社會學家佛·佩魯指出：“經濟體系總是沉浸在文化環境的大海之中。在此文化環境中，每個人都遵守自己所屬共同體文化的規則、習俗和行為模式，盡管未必完全為這些東西所決定”。藏族在青藏高原創造了一種適應自然環境的生存文化，這種生存文化與自然環境高度適應，其生活方式都是這種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在藏族傳統文化中存在一些禁忌以示人類對自然的尊重。這種對自然的禁忌，構成藏族文化中的生態經濟倫理理念，如對神山的禁忌：禁忌在神山上挖掘；禁忌采集砍伐神山上的草木花樹；禁忌在神山上打獵，禁忌將神山的任何物種帶回家去……對神湖的禁忌：禁忌將污穢之物扔到湖（泉、河）里；禁忌在湖（泉）邊堆放臟物和大小便；禁忌捕撈水中動物（魚、青蛙等）。還有對土地、對家畜、對鳥類、獸類的禁忌，及打獵的禁忌。這一切禁忌是建立在人類在追求自身的生存時，也必須考慮到對自然權利的維護；其核心是不能觸動自然界，保護自然的完整及自然生態系統的和諧平穩發展。這種文化的價值觀念決定了其生活方式不是純粹為牟利的經濟活動方式，而是在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基礎之上的節儉、適度的生活方式。
正是藏族傳統文化中的節制、適度、保護生態環境的生活方式，能使生活在生態脆弱、地質復雜的高原民族繁衍至今，創造了燦爛的文明。
從藏族傳統文化中的禁忌和生產方式中可以看出，藏族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生態經濟倫理思想在于：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主張保護自然，愛惜環境，保護生態多樣性，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種經濟倫理思想是追求人與自然協調生存，和諧共處的一種境界，藏族的祖先千百年來依據其生存環境，形成青藏高原藏民族獨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及農耕文化，但這兩種文化的表現方式卻統一在藏族傳統文化的具體內涵中，即萬物皆有生存的權利，人類應愛護它們。這種境界早已超越了人類的生存需要，是一種萬物皆有平等生存權利的境界。藏族傳統文化中的這種珍視自然生命的內涵，是人類尊重自然的結果，在此人類只充當適應自然的角色，而不是“主宰”自然的主人。當然，這種境界并不是我們今天所關注的生態經濟倫理，但其中包含這種元素的存在，并且影響著每一個藏族人的生存、生活方式，盡管從這點上來看，這種思想對于保護青藏高原的生態起到積極的作用，但從產生作用的面上來看，卻是關乎我國長江、黃河中下游區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
【參考文獻】
[1]劉成武，黃利民，等．資源科學概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文學倫理學批評方法是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副會長、華中師大聶珍釗教授在2004年6月召開的“中國的英美文學研究：回顧與展望 ”（南昌）全國學術研討會上首先提出來的（《文藝報》曾做了深入報道）。次年，在武漢召開的“文學倫理學批評：文學研究方法新探討”全國學術研討會上，來自全國各高校和研究機構的120多位代表就文學倫理學批評的相關話題展開了廣泛深入的探討。大家圍繞倫理學批評方法與外國文學經典作品的解讀、文學存在的價值判斷與倫理批評、文學批評的道德責任、倫理學批評方法同其他批評方法的融合等議題進行了交流。在研討會上，聶珍釗教授對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方法、對象、內容等問題做了全面、系統的闡述，其學術觀點引發了與會學者的強烈反響。在這前后，他在《文學理論前沿》《外國文學研究》《學習時報》等重要期刊上發表了一系列論文，深入闡述了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意義和研究路徑，其中發表在《外國文學研究》的三篇論文尤其重要。“文學倫理學批評”方法的提出適應了當前我國文學批評的需要。武漢大學文學院陸耀東先生認為，在當前社會轉型時期我國文學創作缺乏足夠的倫理道德關懷的語境下，文學倫理學批評這一問題的提出有“現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確實如此，文學倫理學批評方法是針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文學批評，尤其是外國文學批評出現的某些令人擔憂的問題提出來的。這些問題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近年來我國文學批評理論嚴重脫離文學批評實際。從上世紀90年代到目前的一段時間里，我國文學批評界出現了重理論輕文本的傾向。一些批評家打著各種時髦“主義”的大旗，頻繁地引進和制造晦澀難懂的理論術語，沉湎于編織殘缺不全的術語碎片，顛倒理論與文學的依存關系，將理論當成了研究的對象，文學批評成了從理論到理論的空洞說教。文學批評話語因而變得高度抽象化、哲學化，失去了鮮活的力量。令人擔憂的是，這種脫離文學文本的惟理論傾向還被認為是高水平的學術研究，一連串概念和理論術語的堆砌竟成為學術寫作的時尚；扎實的作家作品研究被打入冷宮，文本研究遭遇漠視。學術研究的導向出現了嚴重問題，文學研究的學風也出現了問題。聶珍釗教授用“理論自戀”（“theoretical complex”）形容這一不良的學術現象。他指出，這種現象混淆了學術的評價標準，使人誤認為術語堆砌和晦澀難懂就是學問。其實，就文學批評來說，理論是一種方法、一種工具，理論的價值在于幫助我們去闡釋、理解和批評文學，在于幫助我們對文學作品或者作家進行更深刻的理性把握。但是，目前有許多人卻本末倒置。文學倫理學批評方法首先是針對上述這種狀況提出來的，它強調的是對作家作品的研究，強調文學批評必須批評文學，而不是批評的批評。
二是目前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的倫理價值的缺失。在我們現在的一些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實踐中，往往忽視文學作品的倫理價值，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西方現當代文學批評理論和創作的影響。現當代西方的諸多批評理論，如形式主義、原型批評、精神分析、女性主義、文化批評、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種種批評模式， 或偏重形式結構或傾向文化、政治和權力話語，雖然它們各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卻普遍忽略了文學作品的倫理價值這一文學的精髓問題。西方的批評方法和理論影響到作家的創作，使他們專注于本能的揭示、潛意識的描寫或形式的實驗，忽視了對文學作品的內在的倫理價值的關注。文學倫理學批評認為文學作品最根本的價值就在于教人從作品塑造的模范典型和提供的經驗教訓中從善求美。作為一種方法論，它旨在從倫理和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學作品以及文學與社會、文學與作家、文學與讀者等關系的種種問題。它主張文學作品的創作與批評應該回歸到文學童真的時代，應該返璞歸真，也就是說要重視文學的教誨功能和倫理價值。文學倫理學批評關注的是文學之“人”作為一種道德存在的歷史意義和永恒意義。
“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提出具有學理上的創新意義。它對傳統的有關文學的起源問題進行反思、追問，大膽提出“文學源于倫理的需要”這一嶄新的命題。這一問題表明了該批評方法倡導者勇于探索的學術膽識和富有挑戰性的創新思考。關于文學起源的問題，國內外教科書中似乎早已多有定論：或曰文學源于勞動，或曰源于摹仿，或曰源于游戲或源于表現等等。但文學倫理學批評在學理上對這一問題提出懷疑，認為文學與勞動和摹仿雖然有關，卻不一定起源于勞動和摹仿；文學藝術作品是人類理解自己的勞動及其所處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種情感表達和理解方式，這種情感表達和理解與人類的勞動、生存和享受緊密相連，因而一開始就具有倫理和道德的意義。也就是說，文學是因為人類倫理及道德情感或觀念的表達的需要產生的。如希臘神話中有關天地起源、人類誕生、神與人的世界的種種矛盾等無不帶有倫理的色彩。《荷馬史詩》往往也被用作對士兵和國民進行英雄主義教育的道德教材。從根本上說，文學產生的動機源于倫理目的（ethical purpose ），文學的功用是為了道德教育，文學的倫理價值是文學審美的前提。
“文學倫理學批評”作為一種方法論具有其獨特的研究視野和內涵。文學倫理學的特色在于它以倫理學為理論武器，針對文學作品描寫的善惡做出價值判斷，分析人物道德行為的動機、目的和手段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它指向的是虛構的文學世界中個人的心性操守、社會交往關系的正義性和社會結構的合法性等錯綜復雜的關系。總之，它要給人們提供某種價值精神或價值關系的倫理道德指引，即它要告訴人們作為“人學”的文學中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文學倫理學批評”要直面三個敏感的問題：一是文學倫理學批評與倫理學的關系問題； 二是文學倫理學批評與道德批評的關系問題；三是文學倫理學批評與審美的關系問題。首先，文學倫理學批評并不是社會學或哲學意義上的倫理學。它們的研究對象、目的和范疇不盡相同。倫理學研究的對象是現實社會的人類關系和道德規范，是為現實中一定的道德觀念服務的，重在現實的意義上研究社會倫理，它可以看成是哲學的重要分支（即道德哲學）；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對象是文學作品的虛擬世界，重在用歷史的、辯證的眼光客觀地審視文學作品中的倫理關系，在方法論上它以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為基礎。其次，文學倫理學批評不同于道德批評。道德批評往往以現實的道德規范為尺度批評歷史的文學，以未來的理想主義的道德價值觀念批評現實的文學。而文學倫理學批評則主張回到歷史的倫理現場，用歷史的倫理道德觀念客觀地批評歷史的文學和文學現象。例如對俄底浦斯殺父娶母的悲劇就應該歷史地評價，要看到這出悲劇蘊涵了彼時彼地因社會轉型而引發的倫理關系的混亂以及為維護當時倫理道德秩序人們做出的巨大努力。同時，文學倫理學批評又反對道德批評的烏托邦主義，強調文學及其批評的現實社會責任，強調文學的教誨功能，主張文學創作和批評不能違背社會認同的倫理秩序和接受的道德價值。其三，文學倫理學批評并不回避文學的倫理價值和美學價值這兩個在一般人看來貌似對立的問題。在文學倫理學批評看來，文學作品的倫理價值和審美價值不是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而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審美價值是從文學的鑒賞角度說的，文學的倫理價值是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說的。對于文學作品而言，倫理價值是第一的，審美價值是第二的，只有建立在倫理價值基礎之上的文學的審美價值才有意義。
“文學倫理學批評”具有學術的兼容性和開放性品格。這一品格是由其方法論的獨特性所決定的，即它牢牢地把握了文學是人類倫理及道德情感的表達這一本質特征。“文學倫理學批評”并不排斥其它的文學批評方法。相反，它可以融合、吸納和借鑒其它的文學批評方法來充實和完善自己。譬如，它可以借鑒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就人格的“自我、本我、超我”之間的關系展開心理的和倫理道德的分析；它可以結合女權主義批評理論來剖析性別間的倫理關系和道德規范等問題；它還可以吸納后殖民主義理論對文化擴張和全球化進程中不同文化的倫理道德觀的沖突進行反思；它還可以融合生態批評就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倫理層面的深入思考，從而構建一種新的文學生態倫理學或文學環境倫理學。更具現實意義的是，文學倫理學批評還可以為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以及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服務，為在全社會大力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服務，為倡導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范和促進良好社會風氣服務。文學倫理學批評堅持認為文學對社會和人類負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和義務，文學批評者應該對文學中反映的社會倫理道德現象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讓讀者“辨善惡知榮辱”。文學和文學批評要陶冶人的心性，培養人的心智，引領人們向善求美。從這個層面上來說，文學倫理學批評對目前和將來我國和諧社會的構建、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的我國倫理道德秩序的建設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文學的倫理問題是當前國內外文學界和文藝批評界十分重視的問題。例如挪威奧斯陸大學“易卜生研究中心”主任克努特?布萊恩希爾茲沃教授（Prof． Knut Brynhildsvoll，2005）主張對易卜生的戲劇進行文學倫理學的重新解讀；曾在美國哈佛大學、布朗大學任教、現為芝加哥大學倫理學教授的瑪莎?紐斯鮑恩（Martha Nussbaum，1990）主張應該對文學作品的倫理道德內涵做出更精細、微妙的感受；《維多利亞研究》雜志執行主編、美國西密執安大學的吉爾?拉森（Jil Larson，2002）對維多利亞后期的英國小說的倫理做了富有見地的分析。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在其《閱讀的倫理》一書中明確指出“敘述與倫理不可分離”。當代美國著名的小說理論家布斯（C．W．Booth）也認為藝術形式離不開道德判斷。顯然，聶珍釗倡導的文學倫理學批評方法論將會大大推動上述問題的研究。國內許多學者也意識到當下提倡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清華大學王寧教授特別強調文學倫理學批評對生態批評的意義，主張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的環境倫理學；針對當下國內文學批評和創作的道德關懷的缺失，中國社科院陸建德研究員多次在學術會議上呼吁文學批評必須從文本出發，在字里行間的文本細讀中培養我們的道德敏感；東北師大劉建軍教授認為新的文學倫理學批評應該是從文學的角度來促進人類和諧相處，文學創作要把握人的個性要求與時代要求相統一的關系。從時代的新要求來看，當下倫理批評的重要目的在于達到不同個體、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的和諧互補。事實上，文學倫理學批評已經引起國外相關學術機構的關注，美國的《文學與環境》雜志準備與中國的文學倫理學批評倡導者一道在中國舉辦一次國際性學術會議，共同探討二十一世紀人類面臨的新的倫理問題。
[關鍵詞]法倫理學 法律 道德
一、 法倫理學的歷史形態和學科屬性
法倫理學是從法學與倫理學的結合點上發展起來的一門邊緣交叉學科，是法學與倫理學兩大學科相互滲透、融合的產物。它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存在，經歷了一個由混沌到缺失再到分立的歷史過程。
近代以前，法倫理學沒有獨立的存在形態。它與整個法學一起，被包容在哲學倫理學這一大的門類之內。由于古希臘、羅馬的法律制度較為發達，尤其是古羅馬法律制度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基本的社會結構，從而成為人們感知的對象和思想者反思的對象。最早、最系統地對法律作出反思的是當時最為發達的哲學倫理學。在最早的倫理學著作中，我們就可找到一些法學里所謂的最具挑戰性的、永恒的主題，如法與利益、正義的問題，人治與法治、守法的道德基礎和政治基礎，道德的法律強制等問題，對于這些問題，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給后人留下了豐富而又深刻的道德思考，這些思考不只是倫理學的財富，也深刻影響了西方法哲學的發展。
中世紀盡管黑暗，但中世紀的思想家門并未停止對法律的道德思考，我們在托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就能讀到有關論述。而到了中世紀后期，隨著商品經濟的重新發展，羅馬法的復興，對法律的道德思考巳不只是思想家的內心激動，而是通過注釋法學派、評論法學派、人文法學派的幾個階段的發展，從理論到實踐推動了整個社會的巨大變革。可以說，從人類最初對法律這一社會現象進行思考到近代的康德、黑格爾的法哲學，尋求法律的正義都是哲學倫理學的一個最主要的任務，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法律的道德思考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一直就沒停止過。
19世紀中葉以后，現實社會對法律的確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實證主義哲學的出現也給法律的思考提供了新的視角。而這些隨著職業法學家的出現，開始了摒棄對法律的道德思考。由于專業的原因，他們開始從道德的視角轉到法學的視角，從關注法律與社會的外在方面轉到關注法律的內在構成，為了保證對法的客觀科學的分析，他們排斥了價值因素。按赫費的說法，這段時期在法和國家科學中盛行的是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而這兩者對道德觀持不信任態度，在有些地方甚至明確地拒絕道德觀。隨著哲學與法的國家科學的分離，也出現了法和國家科學與倫理學的分離，從而使法和國家倫理學也消失了。（赫費：《政治的正義性》，龐學詮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另一方面，那些曾經包容萬物的哲學家們由于把法理論的任務推給了法學家，自己也如釋重負，注意的興趣轉移到詮釋學、現象學和科學哲學等領域，最多是因為研究的需要和興趣稍微注意一下法的研究，如此說來，法學家們故意地在研究法律時抑制住自己的道德沖動，而哲學家們則把道德的沖動指向了除法以外的領域，法律與倫理的關聯思考無可置疑地被淡化和遺忘了，這一切，在從奧斯丁開始的學者們那里，如薩維尼、凱爾森、哈特等，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這是一個對法律的道德思考相對匱乏的階段。但這一階段卻為法倫理學的獨立存在創造了前提條件，因為沒有分立的法學學科，就不可能出現法學與倫理學的交叉滲透，只有它們彼此獨立才能彼此交融。
近入二十世紀，西方社會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社會利益結構重新組合，社會立法大量出現，一種謀求客觀描述法律的社會運行狀況的法學產生，即法社會學，但這種要求價值中立的學科同樣排斥追求應該的法律，并不能提供對法律的道德批判武器。事實上，直到二戰后人類在遭受了由自己帶來的巨大災難后，尤其是在這種災難往往又是在法律的幌子下發生的時候，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才又引起人們的關注。1971年羅氏將其20多年的思考整理成《正義論》一書出版，基于倫理、法律、經濟、制度、社會的綜合研究，他創立了一種權利倫理學體系。
《正義論》應該說就是一部法倫理學的著作，而且因其采用了現代的論證方法，如決策和博弈理論，使得關于法律正義的討論達到了一定的歷史深度，從而開辟了法倫理學的新天地。羅爾斯《正義論》的出版，使得對法律正義的倫理學討論重新活躍起來。可以說，這一階段的法倫理學研究獲得了豐碩的成果，無論是法學家、倫理學家或政治學家甚至經濟學家，如德沃金、富勒、波斯納、哈貝馬斯、布坎南等，都就相關主題出版和發表了大量著作和文章。可見，自二戰以來，法倫理學的發展在西方巳經具備了蓬勃發展的獨立姿態。
那么，作為獨立的法倫理學到底是屬于法學還是倫理學？法學學者一般把法倫理學歸入理論法學。而倫理學學者則把法倫理學作為應用倫理學的一門分支學科。認為應用倫理學是解決問題的學問。這些問題是社會發展進程中新涌現的，前所未有的，或者說歷史上巳存在的事物現在具有了新的性質和內涵，所以在社會的某個領域里有什么道德難題，就有這個領域的應用倫理學，醫學倫理、經濟倫理、政治倫理等等就是試圖對各自領域中涌現出的緊迫的倫理道德問題尋找答案而興盛起來的學科，法倫理學當然就是解決法律領域中的道德難題的學問。其實，無論把法倫理學歸屬于法哲學，還是歸屬于倫理學，都是合理的。因為它在本質上就是一門橫跨法學和倫理學兩大領域的交叉學科，并以法學和倫理學為其共同的學術淵源。
法倫理學固有的邊緣交叉學科屬性使其最終不會滿足于單純的學科身份，而同時具有法學和倫理學的學科屬性。這是因為它有其自身獨立的研究對象。我們可以把法倫理學的研究對象大概分三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關于法律的存在的前提的道德批判，也是法律制度作為一種社會強制制度存在的道德合理性證明。法倫理學沒有也不可能回避倫理準則的論證這個前提性問題。此類問題是法理學所一般不予證明的，只是作為不言而喻的前提，所以，對法律存在的前提批判是法倫理學所需要研究而處于法學視野之外的。如人類為什么要有法律？法律作為對人的自由的一種限制為什么是善的？法律是人制定的，但什么人、通過什么方式制定的法律才具有道德的合理性？司法機關為什么可以剝奪人的自由和生命？它的道德正當性在哪里？我們應當守法嗎？可見，法倫理學研究的第一個層面問題，可成為法律之上的問題，意即是在人的存在的大背景下，對法律正當性的形而上的思考。
第二層次是內涵于法律制度中的道德問題和現象。這也是法學所要研究的對象，即法律中的正義問題。如法律對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怎樣才是正義的？司法工作者應具有什么樣的德性？立法和司法要遵守什么樣的程序才能保證實體正義的實現？程序的內在價值是什么？如何對社會成員進行法制教育？這一層次的內容是法學本來所具有的，盡管分析實證主義法學試圖排斥法學研究中的任何價值內容，以保證法學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但事實上對法律這樣一種人所創造的并以此來促進人性實現和社會進步的社會現象的研究，是無法排斥道德等價值內容的，相反，它還是法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由此，法倫理研究對象的這一層次同樣可以成為法學理論研究的對象。這一層面的問題是法律中的問題，意即研究的是實體法中的道德問題。
法倫理研究對象的第三層次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所產生的重大的具有道德歧義的現實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給人類存在的各種關系都帶來了深刻的變化，由于這些問題都是涉及重大利益的社會問題，它就不只是一個道德要解決的問題，還是一個法律要解決的問題。但問題在于，傳統的道德理論和規范體系系無法提供一個合理的理論解釋和現實的解決方案，建立在傳統道德體系上的法律制度自然也無法適應這種變化，并做出相應的理論變革和現實對策。當道德還尚難對一種新的關系做出善惡的判斷時，如何要求法律來對這種關系進行調整呢？在這里，道德和法律糾纏在一起，一個道德上尚有爭議卻又必須有法律來解決的問題，只有靠法學和倫理學的并肩作戰了。這些問題涉及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如通過試管嬰兒、體外受精這些新技術手段的道德爭論，通過對安樂死、庫等新概念的拒斥與接納，給關于生命的立法提出新的課題，等等都屬此層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