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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國際政治資源是指國際政治主體在國際競爭中用來實現自身利益、貫徹戰略目標所使用的物質和精神來源。國際政治資源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世界政治與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步提出的，它同全球化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系。全球化及其進程，從本質上看是源于對社會財富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獲取最大化的財富和利益是國際關系行為體尤其是國家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當一國的資源、市場滿足不了獲取最大限度的社會財富和利益的要求時，就會限制其財富和利益的積累，于是自然而然就會超越國界，到全球其他地方去開拓新的市場，去尋找新的財富和尋求新的利益。超越國界去開發新的國際政治資源便成了國際關系行為體謀求社會財富和利益最大化的動力。在這股動力的作用下，世界各國和各地區間的相互合作越來越多，相互依存度也就越來越高。國際關系行為體謀求社會財富和利益的最大化加快了全球資本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全球化的形成。此外，國際組織的形成與壯大是促成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國際組織是國際間多邊合作的產物，是為了滿足國家間政府的或民間的跨國合作需求而產生的各種制度性安排。國際組織是國際政治資源中重要的硬性政治資源，它的形成既是全球化的重要物質載體和依托，也是推動全球化的地區整合、文化融合、政治合作的重要平臺。歐盟、東盟模式的運行已充分說明，國際組織對全球化的推動是一個重要的動力。從這種意義上說，開發和利用國際政治資源是促成全球化的重要動因。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特別是20世紀的最后10年，全球化浪潮沖擊著國際社會的各個領域，其中就包括國際政治資源，國際政治資源的開發、利用、管理無處不受到全球化的影響。
一、全球化改變了硬、軟性國際政治資源的作用對比
從資源的性質看，國際政治資源可以分為硬性和軟性的國際政治資源。隨著全球化的到來，相互依存度也在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認識到不能像過去那樣，以軍事等硬性手段為主，通過爭奪地理空間來獲取重要的國際政治資源。各國已越來越重視軟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從而改變了硬、軟性國際政治資源的作用對比。
全球化帶來的公共問題加深了各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公共問題的解決不能單靠開發硬性政治資源，因為它的成本越來越高，而效能越來越差。如2003年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由于美國正越來越依賴石油進口來滿足它每天的能源需求，而伊拉克擁有繼沙特阿拉伯之后世界上最大的未開采的石油蘊藏量，這對美國來說具有難以抗拒的誘惑力，所以美國打著“薩達姆、在中東地區建立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念”的旗號發動了對伊戰爭。戰爭雖早已結束，但美國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隨著駐伊美軍傷亡人數的增加，是否從伊拉克撤軍已經成為擺在美國面前的一大難題。由于越來越多的國際關系行為體逐漸認識到許多問題的解決不能單靠開發硬性國際政治資源來解決，因此，國際關系行為體更多的是開發軟性的國際政治資源，特別是在科學技術知識的競爭方式上，如對信息資源的開發。信息已經成為各國開展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活動的重要的軟性國際政治資源。信息技術的發展，對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和整體性的。從宏觀層面來看，由信息革命而形成的全球互聯網，所影響的不僅僅是國家范圍的經濟發展，更為重要的是它所引發的對世界范圍的經濟影響，最終影響的是國際組織、國際合作、全球經濟，而且這種影響力也已成為評價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在信息經濟時代，誰擁有了信息資源，誰就擁有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發展動力。為了占領信息傳播的有利位置，國際關系行為體都在不斷加大信息技術的開發與革新。美國在信息化時代中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1993年1月，克林頓總統授權成立了“信息基礎設施特別小組”。9月，該小組宣布了美國建設信息網的宏大計劃。在此基礎上，美國又進一步提出了“全球信息高速公路計劃”的構想。這些構想立刻在全世界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激起了世界各國大力推進信息技術和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全球浪潮。哈佛大學政治學院院長約瑟夫·奈早在1996年為《外交》雙月刊撰寫的文章就指出：“信息是國際領域的新型貨幣，美國在通過信息去擴展其‘硬性’的、‘軟性’的國力資源方面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處于更有利的地位。”
另外，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際關系行為體之間的摩擦與矛盾的解決也已不主要依賴于戰爭的方式，其他磋商、斡旋、安全合作等方式在協調國際關系行為體間的矛盾中也越來越發揮重要的作用。隨著國際政治的發展，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軟性的國際政治資源越來越受到重視，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了硬性的政治資源…。從某種意義上說，國際社會追求的國際政治格局、國際政治秩序以及國際政治規范都無處不與軟性的國際政治資源密切聯系在一起。
二、全球化加大了國際政治資源分配的不平等性
全球化使國家分為三類：一類是前現代國家，一類是現代國家，一類是后現代國家。前現代國家面臨的是生存問題，它們沒有多少競爭力，被逐漸邊緣化，不僅在世界財富與資源的分配上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而且在戰略資源、文化資源、地緣政治資源等方面都成了后現代國家任意支配、控制、壟斷的對象。進入21世紀以來，主導經濟全球化的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加強了對發展中國家全方位的滲透。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資本、信息、權力和財富的日益集中，尤其是日益集中于跨國公司。文化擴展也是如此。全球化一方面加快了各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另一方面文化擴展在全球化背景下，也日益呈現出不平衡的趨勢。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表的《人文發展報告》顯示，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擔憂，“因為當今的文化傳播失去了平衡，呈現從富國向窮國傳播一邊倒的趨勢”。美國作為西方文化的代表在全球化中具有絕對優勢。美國借助高科技把它的迪斯尼樂園、好萊塢電影、麥當勞快餐、可口可樂、微軟視窗、NBA等推向世界市場，與此同時也將它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傳遍了全球。
此外，跨國公司通過企業文化、品牌廣告以及產品的市場占有，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意識形態的控制，使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在無意識之中被跨國公司的文化模式所操縱。黑墨林在《文化自主與全球傳播現象》一書中就舉了幾個例子來說明跨國公司充當了文化侵略的工具。例一是：在一個墨西哥村莊，足球賽之前先有傳統的跳舞儀式，但它的表演特征卻是巨大的可口可樂瓶子；例二是：國際萬商公司(IBM)的一個大型廣告活動，向納瓦爾(Nava-jo)印第安人保證，只要他們使用IBM以納瓦爾字母制造而成的打字機，他們的文化認同也就能夠有效地得到保證。這兩個例子說明了發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正在被侵蝕，逐漸被跨國公司所帶來的西方文化所控制。因而我們說，全球化意味著世界資源和財富的不斷再分配，也意味著在文化和社會領域的國際性不平等。
三、全球化加快了獲取國際政治資源的速度
進入21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為了搶占21世紀世界經濟的制高點，并購之風此起彼伏，加快了獲取國際政治資源的速度，如航空領域兩位大哥大波音公司和麥道公司的合并。近年來，跨國公司的發展又出現了一系列新情況和新特點，“締結戰略聯盟”就是跨國公司進行國際競爭的新形式。戰略聯盟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企業為實現某個戰略目標，集合各自的資源和能力而建立的一種協作關系。在這個戰略聯盟里，各家公司可以分擔成本、分享技術，共同進入全球市場，每個戰略伙伴都貢獻出自己的拿手好戲。例如，摩托羅拉起初很難打入日本的移動電話市場，摩托羅拉和東芝公司結成戰略聯盟，共同生產微處理器；作為回報，東芝公司為摩托羅拉提供了營銷方面的幫助，使摩托羅拉和東芝公司不僅實現了雙贏，而且加快了獲取財富的速度。這使得資本和財富日益集中，資源和信息共享程度也越來越高。而全球信息網絡化的發展更是為加快獲取國際政治資源注入了一股強勁動力。如果說以前的科技革命使能量和物質轉移的話，那么今天的科技革命則主要表現在時間和空間的轉移。信息網絡化的發展，可以及時、全面、精辟地了解情報資料，加快了國際關系行為體的交往速度。一個國家發生的事情可以在瞬間傳遍全球的各個角落，漫長的國境線和海岸線迅速變成了電腦屏上的短兵相接，信息資源的信息化技術正逐步實現共享。在全球化的推動下，與傳統的獲取信息資源的速度相比，當今要方便、快捷了許多。
四、全球化使國際關系行為體對國際政治資源的爭奪更加激烈
全球化打破了地域的藩籬、縮小了地球的空間距離，造成了世界許多熱點地區，而熱點地區往往又是戰略資源的所在地，這使得國際關系行為體對該地區的爭奪更加激烈。誰占有較多的資源，誰就擁有較快的發展和具有較強的實力，誰就在世界上具有更多的發言權和霸權。早在1921年，斯大林就尖銳地指出了西方對資源的依賴性：“如果把西歐和美洲稱為前線的話，那么那些非國家和殖民地則是帝國主義的大后方一資源庫。為了贏得戰爭，我們不僅要在前線取得勝利，而且要在敵人的后方一它的資源庫進行革命。”例如，中亞地區不僅是地緣政治上的戰略要地，同時也是重要的國際政治戰略資源——石油的重要產區。而戰后爆發的兩伊戰爭、海灣戰爭，其戰略意圖都是為了爭奪和控制中東的石油。蘇聯解體后，美俄等國展開了對中亞地區的“大角逐”(theGreatCame)，這也成為后來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發生“”的國際背景。近年來，美俄在里海地區的激烈角逐，也正是圍繞地緣政治和里海石油控制權而展開的一場較量。美白宮的《面向新世紀的國際能源戰略》以及美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的《21世紀能源地緣政治》報告中也再次確定，世界地緣政治心臟和世界能源的核心地區——中東、中亞仍是美國21世紀的戰略重點。石油已經成為各國激烈爭奪的重要目標，它們把資源不僅作為攫取高額利潤的工具，而且當作爭奪世界霸權的手段。
另外，全球化加快了世界上國家、民族間的紛爭，大家紛紛搶占市場，搶占資源，尤其是搶占高科技制高點，因為當今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主要依賴于高科技。如宇宙空間市場的開發，人類目前的太空技術投資除了可以獲得遠程通訊服務、氣象服務、遙感探測服務等外，太空還有重大的政治、外交和軍事利益。因此，世界主要航天大國都加大了對太空資源的爭奪。2005年底，歐洲伽利略衛星定位系統首顆實驗衛星“GIOVE-A”順利升空，標志著歐洲為打破美國在全球定位系統上的壟斷局面邁出了重要一步。此外，中國“神舟-5號”和“神舟-6號”飛船的發射成功，也打破了俄美在載人航天領域的壟斷局面。近幾年來，國外對氦礦床的報道頗多，尤其是美國、加拿大、日本和俄羅斯等國，這是因為氦有許多可貴的性質和廣泛的用途，所以，各國紛紛加大了科研的投人去開發這種新型的資源。總之，全球化使得國際關系行為體對國際政治資源的爭奪進入白熱化階段。
五、全球化使傳統的國際政治資源觀面臨嚴峻挑戰
近幾十年，由于高科技特別是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導致運輸和通訊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從而直接推動了國際貿易、跨國投資和國際金融的迅速發展和高科技的廣泛傳播，使整個世界空前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隨著全球化在世界范圍內擴展，商品、資本、人員、服務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速度越來越快、頻率越來越高、阻礙越來越小，各國間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制約程度日益加深，共同利益日益增多，需要各國間加強協調與合作。各種形式的國際組織建立了成員之間進行經常性聯系與溝通的渠道，有助于協調成員國之間的政策和立場。伴隨著經濟發展，全球化的許多副產品，諸如世界范圍內環境的進一步惡化、人口的急劇膨脹、跨國犯罪和恐怖活動的日益猖獗、民族矛盾、地區沖突等等，對于這些任何一個國家都無力單獨解決的問題，需要各國間進行齊心協力地合作，國際組織即是實現這種合作的有效方式。近年來，在全球化的推動下，國際組織發展迅猛。全球各類政府間組織的數量在20世紀經歷了這樣的增長：1909年為37個，1954年為118個，1962年為163個，1970年為242個，1981年為1039個，1992年為4878個，1996年為5885個，2000年為6556個。國際非政府組織1909年為176個，1954年為1008個，1962年為1552個，1970年為3379個，1981年為13232個，1992年為27190個，2000年為45647個。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發展速度是驚人的，在整個20世紀，增長了250多倍。
關鍵詞：國際金融中心；經濟金融評價指標；評估指標體系
文章編號：1003－4625（2007）06－0039－03中圖分類號：F831文獻標識碼：A
一、文獻綜述
國際金融中心一般被定義為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聚集、有實質性的金融活動發生的城市。金融中心一般體現為金融機構高度集中的大都市區，聚集了主要的銀行、證券公司、證券交易所、大量的基金和保險公司。在這個核心功能的周圍又圍繞著大量的支持業，如會計、律師、信息出售商和出版商等。金融中心金融活動形式多樣，金融產業高度發展。
構建國際金融中心的評估指標體系對于度量和評估現有的國際金融中心,預測其發展潛力,以及判別新的國際金融中心的產生都是非常有用的。然而目前這方面的研究數量有限。80年代，H.C.Reed在《The preeminen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rs》中采用層級分析法對金融中心分層次，并分別證明各層次的重要因素。之后，隨著計量方法與經濟理論的發展，許多外國學者也于此作出了有益的嘗試。國內，楊再斌等人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條件的量化研究》從歷史角度出發，分析了國際金融中心形成的基本條件，提出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應該具有城市微觀條件、 國家宏觀條件、周邊外邊環境等三大類。張澤慧總結了國際金融中心所普遍具有的特征，綜合了各家的研究成果，從而提出了包括金融機構數量，金融部門產值，金融市場規模等一系列評價金融中心的指標。胡堅等在《國際金融中心評估指標體系的構建》一文中選定了具體的金融中心評估指標，并且建立了相關的回歸模型，對于上海作出了實證的分析。
本文擬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對于一些比較重要的經濟指標、金融指標作出實證檢驗，驗證這些指標與國際金融中心的相關性，以及這些指標對國際金融中心的評估價值。
二、對幾個條件的實證分析
（一）國家的選擇
一般認為，全球的國際金融中心大致有40個之多。根據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采用主流的標準始點法對這四十多個國際金融中心進行分類如下：
在國家數據可獲得性的前提下，本文盡量覆蓋到國際金融中心的各個類別，最終從以上國家中選用了18個金融中心：東京，倫敦，紐約，巴黎，法蘭克福，香港，新加坡，米蘭，多倫多，馬德里，墨西哥城，馬尼拉，墨爾本，漢城，阿姆斯特丹，開羅，雅加達，吉隆坡。為了比較的需要，同時隨機選取了6個非金融中心的國家：孟加拉國，印度，羅馬尼亞，俄羅斯聯邦，泰國，波蘭。
（二）評價指標的選擇
評價國際金融中心的指標很多,如國內金融機構數量，所在城市金融從業人數，金融部門產值，外匯市場交易量，國家的國際競爭力等等。從國際金融中心的歷史研究來看，國際金融中心通常具有這樣幾大特征：
1.大量聚集的金融機構。1994年2月,倫敦就擁有520家外國銀行和173家外國證券公司,全世界最大的200家銀行就有190多家在倫敦設有分支機構。香港在2003年4月時,就擁有本地銀行53家、外國銀行126家、保險公司191家、證券機構639家。新加坡在2001年12月時就擁有本國銀行8家、外國銀行125家、保險公司151家、證券機構81家。具體的評價指標有：所在城市外國銀行和金融機構數量，外資銀行占銀行總數的比率，外國銀行和金融機構在金融中心總部數量等等。
2.發達的金融市場。除記賬式的國際金融中心外,大部分國際金融中心都有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與較大的金融市場交易量。2003年初,倫敦的股票市場總市值為17000多億美元,紐約股票市場總市值超過了85400多億美元。具體的評價指標有市場交易規模，證券交易股票市值，國內上市公司數量等。
3.強大的經濟基礎。這點對金融中心形成具有決定性作用，從倫敦、紐約的發展歷史就可以看出。具體的評價指標有GDP值， GDP增長率，投資總額，投資比率= 投資額/GDP等。
4.良好的政治和法制環境。政治環境是否穩定，法律環境是否良好，影響著投資者的信心。良好的外部環境可以減少不確定性，維護投資者利益。瑞士和貝魯特的例子可以說明外部環境的作用。具體的評價指標有：健全的貨幣(用本幣發行的國際債權數量)， 國際競爭力GCR ，國家政治風險ICRG等。
5.人力資本。金融行業知識密度很高,人力資本是金融業的核心要素。例如，倫敦金融城占地面積略大于1平方英里,常住居民5000多人,白天人口卻有20多萬,其中一半以上直接從事金融業。具體的評價指標有：金融中心從業人員數量，金融從業人員的熟練程度(從業年限)， 從業人數占城市人口比重等。
6.有利的地理位置優勢。有利的地理位置比如說理想的時區，是客觀的國際金融中心條件。比如說當倫敦和紐約兩個較早并且重要的金融中心確定下來之后,東京、香港、新加坡等地正好填補倫敦和紐約之間的時區空白, 使得這三大地區的營業時間能首尾相接,形成全球不間斷的交易網絡。不過這個特點沒有找到很好的量化指標，更多的是一種定性的判斷。
7.良好的基礎設施建設。金融行業對電訊設施的依賴程度很高。特別是隨著電話銀行、網上銀行業務的興起，電訊服務的費用與質量和可靠性對于金融業的發展顯得尤為重要。另外,金融中心除了有巨大的信息流、資金流以外,通常還有巨大的人流和物流。因此,除了要有良好的電訊設施外,還必須有便利的交通。具體的評價指標有電訊服務業產值等。
8.金融信息高度集中。金融業對于信息的敏感度很高。如果一個地方靠近信息源，可以盡快獲得大量有用信息的話，這個地方就比較容易成為金融中心。這也是許多國家的首都成為金融中心的原因之一。評價指標有交易成本等，但是不好量化。
由上述國際金融中心的特征分析可見：評估國際金融中心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許多因素都對此有影響和關系。更為復雜的是，許多指標不好量化，或者數據難以找到。胡堅等研究了國際金融中心指標評價體系，提出了以下22個可量化指標：(1)GDP增長率；(2)投資比率=投資額PGDP；(3)金融部門產值PGDP；(4)金融創新數量；(5)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產總額；(6)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負債總額；(7)金融業的電子化程度；(8)金融的穩定性：主要相關國的短期利率變動；主要相關國的匯率變動；主要相關國與本地有關的貿易政策變動；主要相關國的股市股價變動；主要相關國對本地投資的變動；(9)金融從業人員占全部就業人員的比例；(10)外資銀行占銀行總數的比例；(11)銀行等金融機構外幣存款與本幣之比；(12)銀行等金融機構海外存款與存款之比；(13)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量；(14)外匯自由兌換程度；(15)國際資本流入量；(16)國際資本流出量；(17)金融市場的種類；(18)金融市場絕對容量；(18)金融市場相對容量。
本文暫且只考慮經濟因素與金融因素，本著易量化，數據易獲得，高度相關的原則，在胡堅等人的研究成果上，選擇了以下具體指標：（1）GDP增長率；（2）投資率；（3）金融部門產值貢獻率；（4）股票交易額／GDP。
（三）選定國家指標數據面板值
（四）圖形分析
選用幾個最發達的金融中心（東京，倫敦，紐約，巴黎，法蘭克福，香港，新加坡）與非金融中心作比較，得到以下結果：
GDP增長率與投資率表達的是一種經濟增長的潛力。從圖中可以看出，金融中心的GDP增長率與投資率比較接近，曲線比較平緩，同時其數值不太大；而非金融中心的GDP增長率與投資率各個國家間有較大差異，有些國家有較高的增長率，而一些國家增長率較低。這可以理解為，金融中心一般已有較大的經濟存量，因此GDP保持平穩增長，其增長速度并不快；非金融中心的經濟存量較小，其經濟發展速度因國而異。從圖中可以看出，中心與非中心在GDP增長速度與投資率上差別不大。
金融部門產值貢獻率與股票交易額/GDP這兩個指標反映的是金融產業的發展程度。從圖中可以看出，金融中心的指標值明顯高于非金融中心。這是否意味著這兩個指標對于評價金融中心具有明顯的意義呢？如果是的話，這兩個指標的相對重要性又是怎樣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下面運用spss對以上四個指標進行logit 回歸。
（五）計量分析
將上文中選定的18個金融中心按功能類別分別回歸。Y為因變量，x1為GDP增長率，x2為投資率，x3為金融部門產值貢獻率，x4為股票交易額/GDP。
1.Y 對x1x2x3x4同時回歸。結果如下：
可見，同時考慮四個因素時，可以得到百分百的判別正確率，同時Nagelkerke Rsquare為1。所以這四個指標作為一個整體是有其指示作用的。
2.從上面每個類別中隨機選取一些國家。使Y對x1、x2、x3、x4分別回歸。結果如下：
Y對x1回歸的percentage correct 為54.5%，同時Nagelkerke Rsquare為0.01。這說明GDP增長率對于評估金融中心意義不大。Y對x2回歸的percentage correct 為54.5%，同時Nagelkerke Rsquare為0.02。這說明投資率與是否金融中心也沒有太大直接關系。Y對x3回歸的percentage correct 為87.9%，同時Nagelkerke Rsquare為0.61。這說明金融部門產值貢獻率與是否金融中心直接相關，而且相關度較高，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指標。但是同時金融中心也不能完全憑借金融部門產值貢獻率來判斷。Y對x4回歸percentage correct 為100%，同時Nagelkerke Rsquare為1。這說明股票交易額/GDP的比值與是否金融中心高度相關。這也是與實際情況吻合的，金融產業發達的國家基本都有較發達的股票市場，股票交易額通常較大。
3.以上所有的回歸結果中，變量的wald檢驗都沒有通過，說明logY 對x1x2x3x4 不存在顯著的線性關系。因此，此模型只能用來檢驗x1x2x3x4對Y的判別作用，這可以用percentage correct是否改進來判別。
三、結論
金融中心的存在不僅在于其經濟體的強大程度，以及當地寬松的制度環境。 也許其重點更在于金融中心應該有能力提供金融的專業化服務,并且具有完備的金融市場，使金融機構在金融中心所在地可以獲取在其他地方不能獲取的利益。因此，一國要想擁有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應當特別重視金融業的發展。一方面大力發展金融產業，提高金融部門產值的貢獻率；另一方面同時發展金融市場，完善股票市場，提高金融市場容量。
參考文獻：
[1]胡堅等.國際金融中心評估指標體系的構建［J］.北京大學學報,2003,(9).
[2]倪鵬飛,孫承平.中國城市：金融中心的定位研究［J］.財貿經濟,2005,(2).
【關鍵詞】 政府績效審計；審計質量；質量控制；對策
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離不開審計的保障，而審計質量的優劣直接決定審計事業的生存與發展。政府績效審計作為我國政府審計領域的一個新生事物，在其產生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遇到許多問題，其中審計質量問題較為突出。為促進政府績效審計在我國的順利推行，對其質量控制進行研究以尋求對策便顯得尤為重要。
一、政府績效審計質量控制概述
簡單來說，審計質量控制就是對審計質量的控制。關于審計質量控制的概念，《注冊會計師審計質量控制基本準則》將其定義為：會計師事務所為確保審計質量符合獨立審計準則的要求而制定和運用的控制政策與程序。該定義主要強調會計師事務所這個主體。《審計管理》認為，審計質量控制是指審計機關和審計人員為使一定的審計過程和審計行為達到規定的質量標準，而采取激勵、制約措施以提高審計質量的活動。結合前述觀點，并借鑒質量管理理論，本文認為，政府績效審計質量控制是指控制主體如審計機關為實現審計質量目標，按照規定的審計質量標準進行的作業和控制活動。
政府績效審計質量控制有如下特點：一是多層次控制。政府、行業協會、審計機構分別實行宏觀、行業和內部控制。二是全要素控制。一項審計行為的要素包括審計主體、審計客體、審計方法和審計環境等方面，這些方面互相聯系，影響和制約著審計質量，要對審計質量進行控制，就必須對審計行為的全要素進行控制。三是全過程控制。審計業務活動包括審計計劃、審計實施、審計報告這三個環節，對審計質量的控制就必須分環節進行，每個環節都必須把好質量關，環環相扣，為保證和提高審計質量奠定基礎。四是全員控制。一個審計組織進行審計質量控制，該組織的全體審計人員都要樹立質量意識，做好本職工作，參與控制，把好質量關。
二、國外政府績效審計質量控制介紹
1、美國政府績效審計質量控制
美國國家審計屬于立法型，審計機關包括國會所屬的會計總署和各州議會、地方議會所屬的審計長辦公室，以及聯邦政府各部門設立的檢察長辦公室和各州政府及地方政府下設的審計局或州政府部門的檢察長辦公室。美國聯邦會計總署與地方審計機關沒有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各州的審計體制不盡相同。但無論何種審計體制，主計長都是由公眾投票選舉的，審計機關對國會或州、市議會負責。如紐約市審計局設在主計長辦公室，主計長由公眾選舉產生，與市長、市議會議長平級，直接向議會匯報工作，并對公眾負責。美國國家審計機關對審計項目質量非常重視，審計質量控制水平較高，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執行統一的審計準則。美國會計總署等所有審計機關均執行統一的審計準則，該準則是由會計總署制定的，又稱黃皮書，對審計取證以及審計工作底稿等內容作了詳細的規定，從而增強了審計報告的時效性。
（2）通過內部檢查與外部檢查相結合的方式對審計項目質量進行檢查控制。美國國家審計機關對審計項目的質量檢查一般都是通過對審計報告的檢查來完成的，檢查的形式多樣。如會計總署規定，各部門領導每年要對其下屬單位的審計報告進行檢查。另外，會計總署每年還對其15個特派辦的審計報告在審計質量和技術方法上進行檢查。如果發現審計項目有質量問題，檢查人員要與項目負責人交換意見，并結合年度培訓有針對性地對有關人員進行業務培訓。除了審計機關對審計項目進行內部抽查外，每三年還要聘請外部審計同行如會計師事務所、企業的內部審計部門等進行檢查。所有的檢查結果都要對社會各界公布。
（3）采用先進的審計技術方法。目前，美國國家審計機關普遍采用樣本量抽樣方法、風險評估方法和計算機技術進行審計，以達到提高審計效率，降低審計風險的目的。時至今日，ACL軟件和樣本量抽樣審計方法在美國被廣泛采用，除此之外，美國國家審計機關還采用風險評估的方法來進行審計，不僅在項目的確定上采用風險評估的方法，而且在項目的審計過程中也實施風險評估，有效地降低了審計風險。
（4）加強審計人員的培訓。美國國家審計機關對審計人員的知識結構有一定要求。如紐約市審計局要求審計人員不僅要有審計方面的專業知識，還要有其他方面的相關知識背景，如計算機、會計、統計等知識，以提高綜合判斷能力。洛杉磯市審計局規定審計人員每年要接受80個小時的職業培訓。審計人員可以參加審計機關自己組織的職業培訓，也可以參加注冊會計師和內部審計師的職業培訓。通過這些培訓，審計人員能更新知識，了解社會審計和內部審計的最新成果和動態。
2、波蘭政府績效審計質量控制
[關鍵詞]木制家具；家具產業；國際競爭力
[中圖分類號]F416.8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4）39-0063-03
1 引 言
進入21世紀，家具產業取得了較快的發展，全球家具產業的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主要表現為：工業化國家的家具業仍保持著一定的優勢，但是產業正在不斷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工業化國家家具產品的附加值較高，但是由于成本較高，不斷丟失中低端產品的市場；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成為國際家具業的新秀。同時，伴隨消費者購買能力的增強以及消費需求的多樣化，中國木制家具進口規模也呈現出較快發展之勢。中國木制家具產業高速發展的同時，制約中國木制家具產業持續發展的瓶頸也凸顯出來：一是木材資源嚴重短缺的局面將長期存在；二是中國木制家具產業工業化水平還有待提高[1][2]。中國在加入WTO后，家具關稅逐步降至為零，家具產業失去重要的關稅保護屏障，中國的家具業正面臨著強勁的國際、國內的競爭壓力。本文通過分析中國木制家具產業的對外貿易現狀，發現存在的問題和挑戰，為提高中國木制家具的國際競爭地位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2 產業國際競爭力的評價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產業國際競爭力的評價方法
通過查閱文獻，國際市場占有率、貿易競爭指數、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是進行國際競爭力評價的常用指標，具有較大的說服力。本文應用這三個指標分析中國木制家具產業國際競爭力的現狀，從而為木制家具產業的發展提供可行性建議。
2.1.1 國際市場占有率
國際市場占有率（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MS）是指某國某產品的總出口額占該產品世界總出口額的比。它反映國際競爭力的強弱和實現程度，是國際競爭力結果的最直接和最簡單的指標。其計算公式為：MS=Ej/Wj。其中Ej為某國j商品的總出口額量，Wj為世界j商品的總出口額量，MS值越高說明該國j商品的國際競爭力越強。
2.1.2 貿易競爭指數
貿易競爭指數（Trade Competitiveness index，TC）是指某產業或產品的凈出口額和該產業或產品的進出口總額之間的比。貿易競爭指數是行業國際競爭力分析的一種重要工具，主要反映該國生產的某種產品相對世界市場上供應的其他國家同類產品來說是否具有競爭優勢。其計算公式為：TC=（Xi-Mi）/（Xi+Mi）。其中，M 、X分別表示進口額和出口額，i表示某國某產品或某產業。當該國某產業進口額度很大，而出口額卻很小，其貿易競爭指數接近于-1，表明其競爭力比較弱；當該國某產業的出口額度與進口額度基本持平，那么其貿易競爭指數就可能接近于0，表明著該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定的競爭力，但并不太強；當該國某產業的出口規模很大，而進口額相對較小，那么貿易競爭指數就會接近于1，表明該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力。
2.1.3 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
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是指某國家某種出口商品占該國出口總值的比重與世界該類商品占世界出口總值的比重二者之間的比率。顯性比較優勢指數主要是描述某國家內各個產業相對于出口的表現，通過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可以判定該國的哪些產業更具出口競爭力，從而表明該國的該產業在國際貿易市場中的比較優勢。其計算公式為：RCA=（Ej/Ei）/（Wj/Wt）。Ej表示該國j商品的出口額，Ei則表示該國商品總出口額，Wj則表示世界j 商品的出口額，Wt則表示世界商品總出口額。
顯性比較優勢的結果一般分為，當RCA大于2.5，表明該國的出口產品極具競爭力；當RCA小于2.5卻大于1.25，表明該國產品具有較強競爭力；當RCA小于1.25卻大于0.8，表明具有中度競爭力；如果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小于0.8，那么表明該產品的競爭力較弱[3]。
2.2 產業國際競爭力評價的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的數據，對比參照中國、美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馬來西亞這六個國家2000―2011年的木制廚房家具（HS940340）、木制坐具（HS9401）、辦公室用木制家具（HS940330）、木制臥室家具（HS940350），居室、餐廳及商店家具（HS940360）的進出口貿易數據，從而比較有針對性地分析木制家具的競爭力。
3 中國木制家具國際競爭力的比較分析
3.1 中國木制家具國際市場占有率的比較分析
意大利、美國、加拿大、德國是家具出口的傳統大國，如圖1所示，除了德國實現小幅增長，其他傳統出口國家的木制家具國際市場占有率均逐漸下降。2000年，意大利木制家具國際市場占有率為14.4%，2011年下降到7.6%，美國、加拿大分別從2000年的8.3%，8.2%下降到2011年的4.5%，2.7%，德國從2000年的8.1%小幅提高到2011年的9.4%。傳統工業國家的木制家具出口優勢不復存在，發展中國家成為了新的崛起力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中國。2000年，中國木制家具的國際市場占有率為6.1%，從2002年開始到2006年直線增長到17.1%，之后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增長速度有所放緩，呈現出增長后勁不足的態勢，但從2005年開始，中國木制家具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就穩居第一，并處于絕對的優勢地位，2011年國際市場占有率已經達到29.1%，在世界木制家具出口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期間的我國木制家具國際市場占有率的顯著增長主要得益于，加入WTO后，我國的國際貿易環境更加完善，且木制家具作為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我國具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勞動成本低廉。2008年金融危機后我國木制家具出口的后勁不足，主要是因為國內木材原料供給不足，在國際市場上受到非法木材和綠色壁壘的限制，并且勞動成本的優勢也在逐漸弱化，其他發展中國家也紛紛利用其勞動成本優勢加大出口。
圖1 木制家具國際市場占有率的比較分析（2000―2001年）
3.2 中國木制家具貿易競爭指數的比較分析
用貿易競爭指數來考察6個國家木制家具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見圖2），總體上可分為三個層次，最高層次的有中國、馬來西亞還有意大利，其貿易指數在均在 0.6 以上，說明這3個國家在木制家具在國際市場上處于有利的地位，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其中中國在2001年之后都是這三者之中最高的。處于中層的是德國和加拿大，貿易指數在0附近，且在-0.2～0.2。雖然加拿大指數大于0，但其卻有不斷走低之勢，而德國貿易競爭指數走勢恰好相反，其趨勢總體在上升，但在2009年開始有回落的勢態。說明這兩個木制家具大國在國際市場上雖然仍具有一定的競爭力，但是其競爭優勢不大。最后美國是屬于最低層，2003年后出現了走勢止跌的情形，整體競爭指數在-0.6～-0.8。這表明美國木制家具的國際競爭力衰落，競爭優勢不明顯。這就為我國的木制家具產業提供了良好的國際環境，使得我國木制家具產業可以持續快速的發展，并為躍居于世界首位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圖2 木制家具貿易競爭指數的比較分析（2000―2011年）
3.3 中國木制家具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的比較分析
木制家具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的比較分析如圖3所示，盡管意大利木制家具的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總體下降，但是從2000―2009年意大利的木制家具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均大于其他各國，直到2010年之后才被中國超越，表明意大利在木制家具產業中一直保持著很強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RCA指數從2000年開始一直緩慢爬升，到2011年為止其值達到2.80，顯示了其木制家具產業具有有較強競爭力，屬于同一競爭力層次的還有加拿大和馬來西亞，其值多年來都在1.5～2.0，但是加拿大從2006年之后，其木制家具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開始急劇的下降，直降到1才保持穩定。德國與美國的RCA指數走勢從2000年來都很平穩，德國指數波動范圍為0.85～1.2，其木制家具產業有中度國際競爭力，而美國則為0.5～0.7，其木制家具產業競爭力較弱。
圖3 木制家具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的比較分析（2000―2011年）
4 研究結論及對策建議
4.1 研究結論
三個國際競爭力評價指標各自從不同側面考察了中國、美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馬來西亞六個國家木制家具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綜合來看，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家具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較強，但近年來增長后勁不足，仍然有一定的發展空間。隨著世界家具產業的轉移，今后最大的潛在競爭對手可能不是來自歐洲和北美洲，而是亞洲，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勞動力成本更低廉的發展中國家。我國走低成本優勢道路行不久，關鍵還是要靠加強木制家具產業的自身建設，依靠科技提高產品附加值來提高國際競爭力。
4.2 政策建議
4.2.1 開拓國內市場
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消費支出目前卻不足GDP的40%，而其他較大的經濟體的消費支出大多占GDP的65%左右。經調查在家具產品消費方面，美國人均年家具消費為236美元，而中國僅為5.48美元，相差甚遠[4]。所以國內木制家具市場的潛力較大。同時中國經濟相對于世界經濟來講，回升速度較快，開發國內需求是可行的。并且中國近幾年來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迅速，家具消費觀念增強，勢頭迅猛。因此開拓國內市場是一個可行性的方案。
4.2.2 培育品牌意識，提高技術含量
由于我國許多中小型家具企業在家具的生產過程中，很多都是模仿，甚至抄襲國內外名牌家具產品的款式設計，產品缺乏原創性新穎性，這也是我國家具出口產品的價格始終處于中低價位的原因。所以我國家具出口企業必須要及時了解國外家具生產設計理念，重視中西雙方在設計方面的相通之處，使家具在結構設計、款式造型、材料應用、色彩搭配、功能組合、品牌等方面，都受到中外客戶的青睞，特別是可以將我國特色的中華文化元素加入家具設計中，創作出有中國風特色的品牌價值，提升我國家具國際出口價格及其附加值。
參考文獻：
[1]侯勝田.北京家具企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D].北京：北京林業大學，2007：75-78.
[2]胡景初.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家具工業發展趨勢[J].林產工業，2005，10（5）：13-16.
【關鍵詞】配額制度；紡織品貿易；貿易摩擦；競爭秩序
一、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競爭秩序現狀
（一）紡織品服裝進出口額、進出口量
1994年至2012年，我國第一大類出口商品一直是紡織品服裝，也是我國貿易順差最大的商品，多年來外匯收入的大部分來源是紡織品服裝。在產品結構上，由于以往的貿易限制集中于服裝等制成品，取消配額后，服裝及紡織制成品進口增長快于紡織原料，制成品在全部進口中所占比重進一步上升。進口結構以化纖制品、紡織制成品為主。
我國紡織品服裝的出口總值趨勢為逐年上漲，2002至2012這十年間走勢相對平穩；自2009年開始中國紡織品服裝出口出現增速，年均增長率接近20%以上。
由表1可見，主要有三個原因導致中國紡織品服裝貿易額快速增長：第一，配額釋放效應。美國、歐盟、加拿大等發達國家成員方一直有意拖延ATC一體化進程，把一些最敏感的涉嫌配額流到過渡期最后。因此，配額取消后中國對外紡織品服裝出口出現了“井噴”。第二，配額投機因素。中國紡織配額的價格一直較高，一些從事紡織品服裝貿易的進出口商給予配額利潤的誘惑。第三，國際貿易政策不斷調整。一開始我國對出口紡織品服裝貿易采取征收較低關稅的措施，而后又提高關稅，最后被迫取消。貿易政策的不斷調整，使得進口商和出口商提早出貨、搶運出口的現象非常普遍。
（二）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貿易地區結構
我國紡織品服裝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歐盟15國、美國、日本、香港和俄羅斯市場，2012年對這五大市場出口985.39億美元，占出口總金額的60.9%，而集中對美歐市場的大量出口紡織品服裝，容易引起貿易摩擦，加之我國對非法出口的監管力度不夠，使得大量非法貿易現象頻發，既影響了我國的貿易統計，又會導致進口國的抵制。
（三）我國紡織品服裝貿易方式
我國紡織品服裝貿易方式在90年代時期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隔壁江山。隨著中國服裝紡織產品工藝方面技術的提升，世界上先進的無梭化紡織機器的普及，有能力生產符合國際市場需求的面料，且生產力也得到了極大的釋放。在貿易方式上也越來越多的以一般貿易為主，加工貿易在紡織服裝貿易方式中所占比例越來越低。以2012年的數據來看，一般貿易所完成的出口金額在所有貿易方式所完成的貿易金額中所占的比重已經超過了70%，而出口金額在整個總額中占到85.20%。同時，加工貿易所完成的出口金額僅占出口金額不到25%的份額。
（四）產品結構進口以紡織品為主，而出口則以紡織品服裝為主
進口結構以化纖制品、紡織制成品為主。與美國總體進口結構相比，進口中國紡織產品具有服裝和棉制品比重小、制成品比重大的特點。與進口結構相比，出口結構以服裝制品、面料為主。超過60%的出口額由出口服裝成衣創下，其中，超過五成的出口額由針織服裝和梭織服裝完成。
（五）紡織品服裝的貿易摩擦不斷
我國加入WTO以后，紡織業的快速發展打破了全球紡織業原有市場和利益格局，因此對于我國服裝紡織產品出口的順差設置了許多出口障礙。
二、影響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競爭秩序的因素分析
（一）新產品研發能力弱，國際營銷能力低
我國紡織品服裝行業將向高科技、高文化、功能多樣化、安全方向發展，而逐步淘汰那些高污染低俗的產品。即使我國紡織品服裝行業的技術取得了進步，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尤其在產品設計與品牌建設方面，中國企業的差距更大。與此同時，大部分企業一味追求效益，大量貼牌和模仿國外產品，致使服裝紡織產業長期處于粗放經營狀態，出口貿易結構失衡。大量低檔無特色的紡織品服裝出口，導致他國紡織品服裝貿易逆差，引起貿易摩擦。
（二）成本在出口價格中占比高，利潤率低
目前，我國服裝紡織行業的盈利能力不強。比較優勢理論認為，每個國家都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而我國恰好有豐富的勞動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紡織產業最有優勢。但勞動生產率低的主要表現是銷售收入與銷售成本相差不大，也就是產品的附加值低。由于紡織品服裝附加值較低，人民幣升值使企業的出口成本增加，進一步使得貿易條件惡化，更是削減了企業的出口利潤。而出口退稅率的調整也會對服裝紡織品出口企業的利潤的波動產生影響。
（三）容易產生貿易摩擦
2005年1月1日，全球紡織品貿易配額制被廢止，貿易摩擦仍然不斷出現，主要是美歐等國家對中國出口紡織品進行限制。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國際貿易中政治起到主要作用。第二、全球貿易的保護主義盛行。第三、我國的服裝紡織產品市場過剩，服裝紡織企業非合作博弈。
（四）長期與市場脫節
由于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增長以加工貿易為主，并不直接與終端市場接觸。長期以來，都是由國外客戶做產業鏈的營銷部分，掌握著市場以及產品行銷的關鍵。我國很多服裝紡織企業也因此成為了這些國外商家的廉價加工地，處于整個產業鏈的底端，而并不能夠對市場需求做出判斷，更不能在市場變動時及時做出相應調整。
三、提高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競爭優勢的對策建議
（一）紡織品貿易協會方面
1. 改善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競爭秩序，加強行業自律
針對中國紡織品服裝容易產生貿易摩擦，規范出口經營秩序，促使企業轉變出口貿易增長方式，避免因國內外市場的大幅波動而使國家和企業造成重大損失。從根本上遏制低價出口的惡性競爭行為，減少貿易摩擦。
2. 強化服務職能，推進與國外同行的合作交流
關于國際紡織方面，為企業提供好的公共信息服務，以便于企業加強對國際紡織品動態的了解，積極轉變企業出口戰略。由于企業自身獲取信息的渠道較少，商會要針對國際市場業務的要求，積極向企業提供完善的有利信息，建立良好的材料供應循環體系，保持企業長遠利潤。
（二）紡織品服裝貿易企業方面
1. 加大研發投入，優化出口商品結構
綜上，對于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問題的分析和貿易摩擦現象的頻發，我國政府要盡快改變這種狀況，出臺有力措施，具體如下：
第一，樹立創新理念，改善模仿、單調的出口體系。我國紡織品服裝企業應為產品創新打下堅實基礎，著重改善技術設備，加大培養專業技術高的人才。通過這些措施進一步帶動產品持續發展，提高產品出口水平，拓展產品多樣化、特色化的功能，滿足日益多樣化、小批量的市場需求。第二，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著眼可持續發展。我國出口企業要利用我國勞動力資源優勢，盡量多出口附加值高、加工程度高的服裝紡織品，減少粗加工、附加值小的產品，這樣不僅會提高我國出口企業的利潤，也會給企業帶來長久的發展空間。與此同時，出口企業要著眼于自主創新，出口有特色、多樣化的產品，大力推進自主品牌的出口，改變我國紡織品服裝檔次低的現象，從而減少不必要的貿易摩擦。第三，提高產品的環保效益。隨著目前人們生活水平越來越高，人們更加注重產品的環保效益，個性化、健康的消費理念在人們心中潛移默化，人們購買欲望更加傾向于功能型、環保型的產品。因此，企業應以此為切入點，使用環保和對人們身體無害的材質進行紡織品服裝的生產，大力開發環保產品，使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2. 加強企業聯合，提高自身能力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世界形勢的不斷變化，我國服裝紡織業的各種問題也隨之出現，如出口成本、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這使得我國產品附加值低，國際競爭力不斷下降。并且，其他發展中國家競爭力的提高和區域經濟聯盟的威脅，使我國服裝紡織產品出口受到很大影響。
3. 完善政策體系，理性合法經營
我國的一些企業缺乏法律理念，只顧眼前利益，這是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的貿易摩擦現象的主要原因。出口企業不惜一切代價，只顧眼前利益，想盡辦法逃避法律和政策的制裁，缺乏理性合法經營理念，以較低價格在國際市場中取勝，以致出現貿易摩擦的勢頭仍然大量出口，最后不僅給出口企業帶來嚴重損失，貿易摩擦現象也頻頻發生。這種行為是不能在企業的發展戰略中出現的，政府加強監管和行業組織的協調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更要靠企業自身的自覺行動，樹立長遠發展的觀念，理性合法經營，深入了解WTO規則，減少貿易摩擦，維護我國合法權益。
（三）政府和社會的應對之策
我國面臨紡織品服裝出口的這些問題和挑戰，政府應第一時間出善出口應對措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積極促進產業升級，樹立自主創新能力，引導企業安全生產、環保生產，并且，加強法律建設，監督企業生產，對出口條件加以限制，防止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第二，加強企業人員職業能力，提高人員整體素質和業務水平，完善紡織品服裝出口貿易的市場準入標準和認證體系。
總之，政府、行業組織和企業要統籌規劃、多方配合、協調一致，共同遵守和運用WTO規則，維護我國企業的合法權益，主動預防和應對紡織品服裝的貿易摩擦。
參考文獻：
[1] 張蘊嶺.世界市場與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外部環境.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關鍵詞】激勵制度；政府；法制建設
中圖分類號：D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6-101-01
一、我國公務員制度中激勵機制的理論依據及主要內容
（一）激勵機制理論依據
1、激勵的涵義
激勵就是激發人的動機，調動人的積極性，鼓勵行為，形成動力，使其振作的意思。是通過某種合適的、健康的刺激，促使完成目標的行為，保持高度積極狀態的某些心理需求的外在因素。從心理學的角度講，它是人類活動的一種內心狀態，是在外部某種刺激的前提下，使人產生一股內在動力，朝向所期望目標奮斗的心理活動過程。
2、激勵的基本原理
管理學中圍繞著激勵問題的研究形成了幾種主要的激勵理論：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阿爾德弗的ERG理論、麥克米蘭的激勵需要理論、赫茨伯格的雙因素理論等。這些理論的代表人物根據對激勵問題范疇及涉及概念的不同理解，形成一家之言，建構了獨有見解且自圓其說的理論體系。但無論哪種激勵理論都必須遵循激勵的基本原理，并在理解基本原理的基礎上闡述各自理論的獨到觀點。激勵的基本理論，即激勵是一個循環過程，在激勵的過程中包括四個階段：滿足人的需要的產生；激發在需要的作用下產生的動機；鼓勵在動機作用下引發行為；引導目標。這四個階段前后承接、缺一不可，共同組成了完整的激勵。
（二）我國公務員制度中的激勵機制的主要內容
公務員制度中的激勵機制是以滿足公務員的需要，調動、激發公務員工作積極性和創造力為出發點，根據客觀需要，結合公務員隊伍實際情況建立的，是激勵理論精髓的制度化體現。是指政府引導國家公務員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以實現共同的行政目標，按預定的標準和程序將行政資源分配給國家公務員或行政組織的過程。簡言之，國家公務員的激勵機制是政府引導國家公務員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以實現行政目標的過程。我國國家公務員制度中的激勵機制主要包括公務員的錄用、獎懲、職務升降、考核等環節。
二、我國政府現有激勵機制存在的問題分析
政府激勵機制的構成要素變化以及由此造成政府激勵偏差，說明我國政府的激勵機制出現問題，亟待重構。中國政府激勵機制問題主要有：
第一、政府激勵機制構成要素的變化，沖擊政府激勵機制，使政府激勵機制運轉不靈。政府激勵原則由過去的精神激勵原則轉向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還有目標激勵原則、內外激勵原則和公正公平激勵原則轉化；激勵客體由原先的受壓迫的勞苦大眾，工人階級，而現在政府激勵客體不僅是地位不同民眾（成為國家的主人），還有外來的人；激勵主體范圍擴大，由中央政府單一承擔到地方政府、中介組織、甚至民眾自己參與的巨大轉變；激勵手段由單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激勵到現在的經濟激勵、管理激勵和法律激勵轉變。這些構成要素的轉變，無疑給現有的政府激勵機制平添了不少變數。
第二、政府激勵客體需要沒有被滿足。滿足激勵客體需要是政府激勵機制得以運行或者運行良好的標志。人們由于所處的環境不同，他們的需要絕大多數是經濟利益需要，而政府過去滿足人們主要是精神需要，這顯然不能很好地迎合人們的基本需要，從而也就不可能依據激勵客體需要建立一個合適的政府激勵機制，導致政府激勵人們積極性水平的降低。
第三、政府激勵理論急需重構。西方政府激勵理論，由于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我們不可能全盤吸收。我國政府過去的政府激勵理論由于始終沒有解決好物質和精神之間的關系或者正確理解二者在激勵人們過程中的地位，以此構建的政府激勵機制難免會與時代脫節，需要構建新的政府激勵理論。
三、完善我國公務員制度中激勵機制的對策思路
（一）轉變觀念：批判繼承傳統思想，培養創新時代意識
適應社會發展，符合時代主流，與時俱進地轉變觀念是完善公務員激勵機制的前提。觀念是行為的先導，轉變觀念是改變行為的前提。
（二）優化環境：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深化行政體制改革
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優化公務員制度運行的環境是完善國家公務員激勵機制的基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為公務員激勵機制有效運行提供物質基礎和環境資源。
（三）克制非正式制度激勵機制滑向腐敗
計劃經濟時代的激勵機制存在著從內部瓦解其激勵效用的因素，因此是一種不得不嚴重依賴非正式制度激勵機制支撐正式制度激勵的扭曲化激勵體系。就其內部瓦解因素看，成型于計劃經濟時代的激勵機制難以滿足激勵對象的各種需要，也難以采取針對不同激勵對象的個別的、有效的舉措為取徑，更難以建立起激勵者與被激勵者之間相互尊重的平等激勵關系。于是，在人們的行為都需要激勵，尤其是被激勵者本身更需要巧妙的激勵才會作出積極向上的舉動的情況下，正式制度激勵的效用缺乏將使被激勵者不得不轉向非正式制度激勵的效用，以彌補正式制度激勵效用的嚴重短缺。
以法治化的正式制度激勵機制建構重建現代治理者激勵機制，乃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這涉及政府運作機制轉型和社會自主機制再造等重大問題。但是，只要人們期待治理者理性化行動，并由此帶動整個社會公眾理性化行為，那么，這樣的建構過程即使再漫長，也將是人們不得不尋求完成的首要任務。
參考文獻：
[1]曹衛紅.新組織管理心理學[M].中國物價出版社，2000.
關鍵詞：大豆產業；MS指數；TC指數；RCA指數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7－0050－02
一、我國大豆產業國際競爭力狀況
（一）國際市場占有率指數（MS）
國際市場占有率是指一國出口總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能從出口規模角度較直觀地反映一國某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大小。其公式為：MSij＝Xij/Xwj
其中，MSij表示i國j產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指數，Xij表示i國的j產品出口額，Xwj表示世界的j產品出口額。如果MS越接近1，則表明該國該產品國際競爭力越強；如果MS越接近0，則表明該國該產品國際競爭力越弱。從表1可以看出，近十年來我國大豆的MS指數都比較接近0，出口國際競爭力很弱。盡管其出口額趨于上升，卻遠趕不上世界大豆出口總額的上升速度。
（二）貿易競爭優勢指數（TC）
貿易競爭優勢指數是指一國進出口貿易差額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能從行業結構角度反映一國某產品相對于其他國家同類產品的競爭優勢程度。其公式為：TCij＝（Xij-Mij）/（Xij+Mij）
其中，TCij表示i國j產品的貿易競爭優勢指數，Xij表示i國的j產品出口額，Mij表示i國的j產品進口額。如果TC為正值，且越接近1，則表明該國該產品國際競爭力越強；如果TC為負值，且越接近-1，則表明該國該產品國際競爭力越弱；如果TC接近0，則表明該國該產品國際競爭力與國際水平大致相當。從表2可以看出，近十年來我國大豆的TC指數都為負值，且越來越接近-1，貿易逆差越來越大，國際競爭力遠低于國際水平。
（三）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
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是指一國某產品出口在該國出口總額中所占的份額與世界該產品出口在世界出口總額中所占的份額之比，能在剔除國家總量、世界總量波動影響的基礎上，反映一國某產品出口相對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的比較優勢。其公式為：
RCAij＝（Xij/Xit）/（Xwj/Xwt）
其中，RCAij表示i國j產品的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Xij表示i國的j產品出口額，Xit表示i國所有產品的出口總額，Xwj表示世界的j產品出口額，Xwt表示世界所有產品出口總額。如果RCA大于1.25，則表明該國該產品國際競爭力較強；如果RCA小于0.8，則表明該國該產品國際競爭力較弱；如果RCA在0.8與1.25之間，則表明該國該產品國際競爭力與國際水平大致相當。從表3可以看出，近十年來我國大豆RCA指數都遠低于0.8，且呈逐步下降趨勢，明顯缺乏國際競爭力。
二、我國大豆產業競爭力提升的主要制約因素
（一）內在因素：大豆產業組織化程度過低，難以形成競爭優勢
1.大豆品質參差不齊，出油率低
出油率是豆油加工企業極為看中的原料優勢。有研究資料表面，我國國產大豆出油率為16%~17%，進口轉基因大豆出油率為19%~22%，即國產大豆出油率較進口轉基因大豆低2%~3%；而大豆出油率每差1個百分點，1萬噸大豆的豆油加工效益就相差150萬元。如此大的效益差迫使我國豆油加工企業紛紛選擇出油率高的進口轉基因大豆為原料。國產大豆因此失去了龐大的國內市場，在國際市場上更難覓買主。
事實上，出油率低并不是因為我國沒有好的大豆品種。在東北就有一種優質大豆，其油份含量最高能達到24%，且蛋白質含量還超出轉基因大豆2%左右，有著明顯的天然健康食品優勢。但由于我國大豆生產的組織化程度低，不同地區甚至同一地區的不同農戶所種植的大豆品種各不相同，種植方法與技術也存在差距，導致大豆品質、規則、色澤等都不盡一致；與此同時，交易市場對大豆品質并沒有一個規范的、科學的質量標準體系，市場上以次充好、混收的現象普遍存在，導致豆油加工企業所采購原料的整體質量進而出油率得不到保證，追求利益的豆油加工企業逐步轉向了品質一致的轉基因大豆。
2.單位生產成本高，缺乏價格優勢
由于大豆生產組織化程度低，多年來，我國大豆生產一直是以分散的獨立農戶為主要經營單位，種植規模十分有限。普通豆農的平均種植面積每戶只有1~2畝，黑龍江專業農戶的種植規模也只有150畝左右。一方面，這會導致豆農無規模收益可言；另一方面，豆農獨自采用機械化操作成本很高，又少有相關組織集中為其提供僅須支付少量使用費的機械工具，豆農們普遍采取人工操作進行生產，導致勞動力成本在我國大豆生產成本中占了一半比重。不僅這一成本難以下降，人工操作往往還會因耕種、采收時間等的差異，難以保證產出大豆品質與規格的一致性，產出水平也停滯不前，所以我國大豆的單位生產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其他大豆主產國多是規模化經營、機械化操作，生產效率高，單位生產成本逐步降低，加之大豆出口大國美國巨額農業補貼政策的影響，大豆國際市場價格不斷下降。在這種情形下，我國高單位生產成本的大豆，沒有任何價格優勢。
3.產業鏈發展滯后，整體實力弱
我國大豆產業不光生產組織化程度低，經營組織化程度也低。大豆的研發、種植、儲藏、運輸、加工、貿易等環節聯系不緊密，甚至脫節，沒有形成完善的大豆產業發展鏈條，各環節的經營主體間也沒有建立一種合理的利益關系。一些科研成果僅止步于實驗室，大豆種植往往缺乏專業指導，大豆收購又存在獨立性和隨機性，大豆加工跟風做法明顯，難有特色大豆產品出口。可見，這樣一種局面既不利于新品種、新技術的推廣，也難以保證大豆及其制品的品質，更談不上整體經營管理水平的提升。在與國際市場接軌的過程中，我國大豆產業也就難以形成強有力的整體實力。
（二）外在因素：外資大量介入，擾亂市場常態
我國加入WTO時在大豆領域有這樣的承諾：到2006年實現大豆油的貿易自由化，過渡期內實行的關稅配額制和準國家專營制從2006年起取消，只征收9%的關稅；對大豆的進口不建立配額制，關稅定在3%。隨著我們逐步兌現承諾，美國轉基因大豆憑借其出油率高和成本低廉的優勢，輕而易舉地進入并占領了中國市場。2007年，國內豆油加工企業受美國大豆期貨誤導，以相當高昂的價格進口了大量大豆。但隨后而來的豆價猛跌導致國內大量油脂加工廠倒閉，跨國糧商則乘機大舉收購，并獲得了進口大豆的話語權以穩定其對我國的大豆出口。目前，跨國糧商已經控制了我國90%的大豆進口量和80%以上的大豆加工能力，國內已有70%的油脂加工廠是外資或合資企業，民族品牌金龍魚、魯花等也已成為合資產品。可以說，在我們自身大豆產業鏈發展滯后的情況下，外資跨國糧商卻已經控制了我國大豆收購、加工、銷售的整條產業鏈，甚至還會進一步影響到以豆油加工副產品豆粕為飼料的養殖業，嚴重擾亂了我國大豆發展的正常市場環境。
三、我國大豆產業發展的基本思路
要穩步提升我國大豆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解除上述內外在因素的制約，應從三個層面著手。一是政府層面，不僅是加大對大豆種植與加工技術研發的投入，更應注重對研發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投入；不僅要有支持大豆合作組織工作的相關政策，還應牽頭落實合作組織的具體職責。二是企業層面，作為大豆產業鏈的核心主體，豆企間需把握好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協作的關系，在通過市場化競爭不斷提升各自軟硬實力的同時，逐步加強縱橫產業鏈的協作來增強對外整體競爭實力。三是豆農層面，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質，積極配合政府、合作組織、豆企的政策措施，科學種植，提高大豆產量與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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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正畸學；矯正；牙齦炎
作者單位：710054三二三醫院口腔科
在固定正畸治療中，約有半數以上青少年患者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牙齦炎癥，主要表現為牙齦的紅腫、探診出血，有些患者表現為牙齦的增生，嚴重影響了正畸治療及牙周健康［1］。為了找出導致牙齦炎癥的病因并能有效地加以預防，本文對140例固定矯治患者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導致牙齦炎癥的主要病因是患者口腔衛生狀況欠佳以及固定矯治器裝置的不良刺激。所以，只有引導患者養成良好的口腔衛生習慣并盡量避免矯治器裝置對牙齦組織的刺激，才能有效避免牙齦炎癥的發生。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收集我院口腔正畸門診接受固定正畸治療中，2009年至2010年在本科行固定矯治患者隨機選出140例正畸治療患者，其中男81例，女59例，年齡9～34歲，平均年齡15.7歲。治療前所有患者均無牙齦炎或系統性疾病史。
1.2 治療方法 患者使用直絲弓矯正技術。進行一 般口腔衛生宣教。每月復診時進行牙周潔治1次；由專職護士負責，對患者及家屬強化口腔衛生宣教，使用正畸牙刷，培養正確刷牙方法；使用復方氯已定含漱劑，每天睡前刷牙后含漱1次，每次10 ml，鼓漱1 min，含漱完畢30 min內不進食。
1.3 觀察方法 選擇指數牙11、23、26、31、43、46共6顆，選用牙周探針探測每個牙的4個位點，即近中唇(頰)、遠中唇(頰)、口唇(頰)面正中及舌面中央。為避免檢查的差異，所有檢查均由同一人完成。
1.4 觀察指標［2］ 記錄每個患者在治療前、矯治1個月、6個月和12個月的牙齦指數(GI)、菌斑指數(PLI)、齦溝出血指數(SBI)。GI：根據牙齦病變的程度分為0、1、2、3共4級；PI I：根據菌斑量分為0、1、2、3、4、5共6級；SBI：用鈍頭牙周探針輕探入齦下1 mm處，根據齦溝出血情況分為0、1、2、3、4、5共6級。
2 結果
牙齦增生、質脆、牙齦出血、點彩消失、牙齦紅腫。正畸治療后1、2、3個月進行隨訪中我們發現，復診者中牙齦炎發生率逐月增加，第1個月后牙齦炎發生率為6.04％，2個月后牙齦炎發生率為15.15％，3個月后牙齦炎發生率為22.14％。下切牙牙齦炎癥較上切牙牙齦炎癥多見。男性正畸患者較女性正畸患者易發生率高，兒童正畸患者較成年正畸患者發生率高。
3 討論
口腔是一個多種微生物生長繁殖的環境，一般情況下口腔內細菌保持一種動態平衡，若發生菌群失調可以引起口腔疾病而不利于口腔健康。菌斑是是引發牙周疾病必不可少的始功因子，牙齦炎癥的發生與菌斑堆積有關，引起牙周疾病的最主要的病因，齦緣附近的齦上菌斑和齦下菌斑與牙周疾病的關系密切。牙齦腫脹、牙齦出血是早期牙齦炎癥的表現，與菌斑的堆積密切相關［3］。正畸中牙齦炎的發病率明顯高于正畸前。其原因主要是患者口腔衛生狀況較差，尤其是男青少年及部分農村患者。另外固定正畸過程中由于口內的特殊矯治裝置，必定會給刷牙帶來困難，影響口腔的自潔作用，致使牙齒上的軟垢明顯增多。堆積在齦緣附近牙面上的菌斑是牙齦炎的始動因子，其中的病原微生物引起牙齦紅腫，出血，牙齒的適應性降低，齦溝液增多以及其他臨床表現。其次，固定正畸患者口內的矯治裝置放置不當，對相應組織的直接刺激亦會導致牙齦炎。如釉質粘合劑過多、結扎絲末端剌入齦、帶環邊緣過長、鏈狀牽引橡皮圈壓迫牙齦等都有可能導致牙齦炎。
因此臨床醫生做好深入細致的口腔衛生保健宣傳，臨床操作一定要規范，及時去除多余的粘結劑，選擇大小合適的帶環，并注意邊緣不要刺激牙齦，盡量減少鏈狀圈對牙齦組織的壓迫，結扎絲不要刺激齦等。
參 考 文 獻
［1］ 傅民魁.口腔正畸學.第5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304-305.
關鍵詞 子宮腺肌癥 月經過多
資料與方法
子宮腺肌癥的診斷標準：在距內膜1個低倍視野外肌壁中見子宮內膜間質及腺體[1]。月經過多的診斷標準為每次行經量>80ml。子宮內膜增殖的診斷標準：腺體增生，大小不等。
材料：收集整理我科2002～2003年病理確診為子宮腺肌癥的病例66例，年齡29～63歲，平均43.1歲。
觀察方法：觀察子宮肌壁中是否有子宮內膜小島，再觀察距內膜距離，以確診是否為腺肌癥；其次觀察子宮內膜，嚴格按子宮內膜增殖的診斷標準進行診斷；再其次觀察黏膜是血管是否開放。
結 果
用SPSS10.0軟件包，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后退法進行統計學分析，子宮腺肌癥月經過多與子宮肌壁中有子宮內膜小島(66/66例)、子宮內膜增殖(41/66)、血管開放(15/66)明顯有關(P=0.00)。見圖1、2、3。
討 論
正常子宮，子宮內膜及肌層的交界常不規則，在肌層內出現與表面子宮內膜不相連的子宮內膜小島，這些子宮內膜小島必須離開子宮內膜與肌層界面至少1個低倍視野以上，稱為子宮腺肌癥[1]。本組病例中有45例有月經過多。正常情況下，當月經來潮時，體內的前列腺素E2(PGF2)與前列腺素F2α(PGF2α)作用于子宮平滑肌，達到控制月經量的作用。腺肌癥患者，子宮肌壁中出現子宮內膜小島，致使該處子宮肌壁的張力和收縮力下降，該處血管受平滑肌擠壓力下降，血流較正常肌壁處血管快，血栓形成明顯減慢，最終導致月經量的增加，形成月經過多。本組病例中有15例可見血管開放。
kitawti等[2]以免疫組織化學、反轉錄聚合酶鏈反應(RT-PCR)和forth印跡分析方法對比研究了子宮腺肌病子宮內膜組織和正常子宮內膜組織中與雌激素合成代謝相關的P450芳香化酶的表達情況，發現子宮腺肌病原位和異位子宮內膜細胞中可見P450芳香化酶的表達和雌孕激素受體的表達。YAllla等也發現子宮腺肌病原位和異位子宮內膜組織中均有芳香族酶表達，據此認為子宮腺肌原位和病異位子宮內膜組織能在病灶局部產生雌激索，并通過其受體進一步刺激原位和異位子宮內膜組織增殖。子宮內膜長期受雌激素剌激，形成子宮內膜增殖，從而導致月經過多。本組病例中41例為子宮內膜增殖。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