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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私合營；養老模式；社會資本；制度；改革
中圖分類號：C913.7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養老院“公私合營”運營模式的可行性探究――以上海市為例
收錄日期：2014年5月6日
我國現在正面臨“未富先老”的尷尬局面，社會養老形勢十分緊迫。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有1.78億。民辦機構目前在獲得少量資助的情況下自主運行、自負盈虧，即使是政府的補貼也不易拿到。還有在上海，養老機構幾乎全是民辦非企業單位。所謂民辦非企業單位，是指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社會力量以及公民個人，利用非國有資產創辦的從事非盈利性社會服務活動的社會組織。非盈利性決定了養老院是個“不掙錢的行當”，而社會資本是以盈利為導向的，這就要在制度上進行改革，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國家的養老事業。
我國敬老院的運行現狀矛盾突出，亟待積極探索出新型的敬老院運行模式。公辦難進門檻高，民辦太貴養老負擔重，這讓社會養老的剛需群體沒有享受到應有的養老資源。公辦敬老院雖然是福利性機構，但他的運轉需要大量的資金予以維持，在護理人員配備和硬件設施的配備方面都將給國家財政帶來極大的壓力而且還遠遠滿足不了社會的需求；民辦敬老院更是問題重重，雖然它有著活躍廣泛的資金來源，但國家在資金、政策上對民辦養老院的扶持有所欠缺，這使得民辦敬老院的養老條件參差不齊。
一、敬老院“公私合營”理論構想解釋與條件分析
（一）“公私合營”的理論構想分析。目前，我國養老機構的性質主要是以公辦、私辦和私辦公助為主，但這遠遠不能緩解社會養老的壓力。“公私合營”的設想是基于對現有養老模式的整合，增加國家的養老專項投入，更多的讓利給私有資本成分，讓更多的社會私有資本進入社會養老保障體系，擴大社會養老容量，減輕國家的養老負擔，同時提高社會的養老質量。形成國家專項資金支持，私有資本增加投入，個人適量負擔的三位一體的社會養老模式。“公私合營”的目的也就是在于國家讓利，平衡私辦敬老院的利益格局，吸引社會資本進入，擴大社會養老容量，以達到國家減輕財政養老負擔，私有資本合理盈利，養老人群享受更多更好養老資源的三贏格局。
“公私合營”就是在國家養老壓力日益加大的背景下將養老事業推向市場化和產業化，讓市場起基礎性作用，有效調節資源的配置，而不是政府大包大攬肩負沉重的財政負擔。“公私合營”的實現還需要政府在政策設計上，法律保障方面以及稅負上合理規劃，平衡好各方利益。
（二）上海市實現“公私合營”的條件分析
1、上海市老齡化現狀。上海是我國人口老齡化最早和最嚴重的地區，在1979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就已達到10.2%，65歲以上人口占7.15%，比全國提前2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老齡化問題在上海顯得尤為突出。人口老齡化將對勞動力供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負擔等諸方面帶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就目前上海養老模式而言是無法滿足社會養老需求的，上海地方財政也負擔不起這樣沉重的養老壓力。擴大上海的社會養老容量，改革社會養老模式勢在必行。
2、上海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上海作為全國經濟中心，長江三角洲的龍頭城市，社會經濟發展較為充分，社會經濟成分多樣化，經濟發展活躍。上海同時作為全國的金融中心，社會資本流通快速，有較好的融資環境。上海每10元GDP中，有6元是服務業創造的。上海市統計局將正式對外宣布，2012年上海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突破60%的重要水平線，由此看出上海市的第三產業較為發達，可以有力地支撐養老事業的發展。
上海市有人口老齡化的現實壓力，但同時有社會經濟較為發達的優勢，基于這兩個主要的因素為上海的養老體制改革和養老模式選擇提供了基礎。
二、上海市敬老機構發展現狀
（一）上海市老年人口規模。截至2012年，上海市戶籍人口1，426.93萬人；其中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367.32萬人，占總人口的25.7%，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45.27萬人，占總人口的17.2%，7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169.13萬人，占總人口的11.9%。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67.03萬人，占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18.2%，占總人口的4.7%，100歲及以上老人1，251人，其中男性282人，女性969人。
（二）上海市養老機構的社會容量。全市的養老機構共計631家（據2012年統計數據），其中政府辦301家，社會辦330家。床位數共計105，215張（其中2012年新增5，891張），比上年增加3.3%，占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2.9%。老年人日間服務機構全市共計313家，服務人數共計1.10萬人，比上年增加22.2%。社區助老服務社全市共計231個，服務人數共計27.20萬人，比上年增加3.8%；其中享受養老服務補貼的人數為12.60萬人，比上年減少5.3%。社區老年人助餐服務點全市共計492個，比上年增加42個，受益人數5.40萬人，比上年增加12.5%。老年活動室全市共計6，093家，使用面積達171.89萬平方米，其中標準化老年活動室5，028家。據數據來看，從絕對量上來說并不少，但相對于上海市人口基數以及有養老需求的老齡人口基數來說還遠遠滿足不了需求，供需矛盾依然突出。
（三）上海市養老機構發展狀況分析。在全市的養老機構當中據2012年統計數據來看，社辦養老機構超過了公辦機構，但這兩類養老機構的發展水平，甚至同類型的養老機構的發展水平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具體到硬件設施、服務標準、資金配套、政策配套以及區域分布和區域整體差異等諸多方面。
就公辦養老機構而言，整體水平相對較好，無論是在硬件設施、服務標準還是資金、政策配套上，但公辦的養老機構進入門檻較高，數量極其有限，同時政府負擔較重。社辦養老機構這幾年不斷增加，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養老壓力，但社辦養老機構的發展水平差異卻很大，特別是在硬件設施和服務水平以及政府的政策扶持上，同時在規模和區域分布及區域水平方面也極不均衡。據筆者在曹路鎮政華敬老院（社辦）、高行老年中心（公辦）等5家養老機構進行實地抽樣調查以后，發現社辦和公辦養老機構在硬件設施上，服務水平等方面確實存在較大的差異。在對振華敬老院負責人進行采訪時，負責人說敬老院并不是一個賺錢的行當有一定的風險，在老年人的管理和服務上有很多現實的困難，據該負責人說，公辦養老院和社辦養老院收養的老人在自身身體狀況，家庭背景和個人社會階層方面也存在著很大的不同，社辦收養的多是一些條件較弱的。這個敬老院主要靠投資人的附屬產業支撐，國家在政策的扶持力度上也不夠，這就讓大量的社會資本不愿進入這個行當。然而，對于公辦的養老院來說情況就要好很多，在設施、服務和國家政策、財政支持等方面都明顯好于社辦養老機構。
三、上海市養老模式的選擇因素分析
（一）目前的養老模式結構
1、家庭養老。家庭養老是以家庭作為老年人的經濟供養、生活照料和精神撫慰的一種養老方式。家庭養老作為中國的傳統養老模式，在社會倫理和老人意愿等方面擁有較大優勢，特別是對老人的精神慰藉方面是最優的選擇，老年人都希望在家庭中享受天倫之樂，能得到子女的及時照料，穩定的人際關系拓寬了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選擇內容。在傳統意義上來講，家庭養老無疑是老人們的第一選擇。
2、社會養老。社會養老是一種老人的經濟供養和生活照料主要靠社會來完成的一種養老方式。老年人的養老資金靠社會支持，例如老人的退休金，國家的社會保障，各類企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等；生活護理主要依靠社會的養老機構，例如養老院、敬老院、托老所等，社會養老是一種集中養老方式。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中許多傳統的養老客觀因素在發生著改變，社會養老成為主要的養老模式之一。
3、居家養老。居家養老是介于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的一種養老模式，它是以家庭養老為主，社會養老為輔的養老方式，老人通常在家中居住，由社區或者國家組織服務機構包括生活、醫療、娛樂場所等方面為老人提供特定時間或者短期的養老服務。居家養老是對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的一種有效整合。
（二）三類主要養老模式存在的問題
1、家庭養老是一種最優的養老方式，老人在經濟和生活以及精神慰藉上都能得到良好的保障，這也是中國傳統的養老方式。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還有中國人口的代際更替等問題，出現越來越多的獨生子女家庭，“421”家庭模式已成為普遍現象；再加之中國的經濟發展地域不均衡問題，在東部地區人們的生活壓力大，生活節奏較快；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落后，大量的年輕勞動力東遷，無論是在東西部這些因素的出現，都不同程度的出現了“空巢”老人現象，老人得不到及時的照料，出現了很多社會倫理問題，因此家庭養老的客觀保障條件在漸漸缺失。
2、社會養老作為目前一種普遍的養老方式，在促進社會養老事業發展的同時自身也有很多的不足。以上海市為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1）資金投入不足，社會需求覆蓋面較小；（2）養老機構養老成本較高，大部分老年人負擔不起；（3）行業標準不一，服務水平參差不齊；（4）缺少歸屬感和精神慰藉。
社會養老雖然存在諸多的問題，但就目前中國的社會狀況而言是一種現實的選擇，無論是對個人、家庭和國家而言，這種養老方式要不斷地發展，擴寬它的發展渠道。
3、居家養老是對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的一種折中，是平衡各方利弊的一種養老方式。從表面上看是一個理想的養老方式，但其中也有一些不現實的因素，其中最大的一點就是養老成本大大增加，特別是在人力成本上。一方面居家養老并沒有減輕贍養老人者的負擔，也沒有減輕老人的養老支出；另一方面卻大大增加了人力成本的投入，就目前上海的人力成本而言一老一小的撫養成本是最高的，保姆的工資居高不下，養老護工特別是居家養老工資也較高。居家養老是一種雙重成本的養老方式，對于大部分的家庭來說是不太現實的。
目前，三種主要的養老模式各有各的優缺點，但就國情和上海市的市情來看，家庭養老由于“421”的家庭現狀變得越來越不現實。居家養老雖然能多方面照顧到，但大大增加了養老成本，對于個人、社區和政府而言都是一個較大的負擔。所以，社會養老是一個結合國情和個體實際情況而言都要大力發展的養老模式，但擴充社會養老的社會容量，提高社會養老的服務水平，改革養老體制是一個不得不考慮和解決的問題。
四、養老院“公私合營”體制可行性分析
（一）進一步發展社會養老模式的必要性。對于像上海這樣提前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城市來說，家庭養老、社會養老和居家養老等養老模式的選擇就好比私家車、公交車、出租車對于城市公共交通的關系；相對來說公交運輸條件較差，但卻是成本較低，容量最大的公共交通運輸方式，對解決一個城市的公共運輸的作用是決定性的。社會養老對于上海市來說就好比公交車運輸，需要大力的發展。上海市的家庭結構多以獨生子女為主，家庭結構多是“421”，子女在資金、時間上來盡到贍養老人的義務具有現實的困難，不可能大面積的普及，甚至以后還會出現一定量的丁克家庭；居家養老的成本較高普通家庭難以負擔，因此社會養老雖然有諸多弊端，但是目前緩解社會養老壓力的有效方式。
（二）上海市發展社會養老需要解決的問題
1、擴充社會養老機構的容量。
2、平衡好公辦和私辦養老機構的關系，制定統一的行業標準和養老院的等級劃分。
3、協調國家財政和社會私有資本在養老機構中的配比問題，增加社會私有資本在社會養老機構中的比例。
4、以政府為主導，配套好私有資本進入養老事業的軟件；從制度、政策、財政支持、稅收優惠減免以及法律保障等，讓私有資本進入養老事業有一個完善的投資環境。
（三）養老院“公私合營”可行性總結。針對上海市的實際情況，在結合市情、本市老齡現狀和養老現狀，再結合社會經濟發展程度、投資環境等方面綜合考慮，上海市在進行養老機構“公私合營”的探索上，有現實需要，具備良好的軟硬件條件和良好的社會氛圍。養老機構“公私合營”的探索即政府不再大包大攬，承受較大的社會養老壓力和財政壓力，讓利給社會資本，從財政稅收上，財政專項支付上，養老制度和企業準入方面給予優惠政策，讓養老事業成為一個“有利可圖”的行當，吸引大量的社會資本投入養老機構，最終形成國家減輕養老壓力、個人適當承擔、社會資本有利可圖的三贏局面。達到這個目的的途徑就是政府釋放政策紅利，只有政策才能辦到，例如進行“公私合營”的有益政策探索。
主要參考文獻：
［1］上海市老年學學會網站.2012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齡事業監測統計信息.
關鍵詞：個人所得稅 改革 分類征收 綜合征收
一、分類征收制與綜合征收制
（一）分類征收制的特點
分類征收制下，把納稅人定義為獨立的“個人”或“自然人”，將每一位納稅人名下獲得的各種來源及性質不同的所得進行分類，劃分成十一類，然后分別適用不同的費用扣除標準，按不同的稅率計算征稅。
分類征收便于個稅的征收管理，征管成本較低，且能夠控制稅源，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但這種征收制度僅就納稅人個人的所得項目進行征稅，不考慮納稅人家庭的實際負擔。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實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以來，房價飛漲，房子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一項“奢侈”的消費品，為了能有所居住或改善居住，住房貸款占據家庭支出大部分。
21世紀是人口老齡化的時代，在這快速老齡化的20年間，養老的中間力量集中在了七十、八十年代出生的人，這兩代人生活在典型的“四二一”的家庭模式之中，夫妻兩個人需要面臨贍養四位老人，養老的時間、精力和經濟成本都是一個不小的負擔；2015年全面放開二孩政策，是解決社會人口老齡化的重要舉措，但生活成本日益上漲的今天，二孩的養育成本成為眾多“觀望者”躊躇不前的首要糾結問題。
（二）綜合征收制的特點
綜合征收制是以家庭為單位作為個稅納稅單位的，將家庭各成員一年內的各項收入進行加總，再根據家庭情況適用費用減除進行計稅的。這種制度是需要建立在完善的信用制度上的，每個家庭的成員構成關系非常明確，各項收入來源能及時獲得。世界上適用綜合征收制的國家有美國、法國、澳大利亞等。
綜合征收制考慮了納稅人的綜合負稅能力，特別是以家庭為單位的綜合負稅能力，把納稅人的實際生活成本納入到計稅范圍之中，使得稅收政策彰顯人性化，體現出稅收的公平性。以家庭為單位納稅，也符合我國傳統的價值觀念體系，合理分配家庭成員的工作任務，營造和諧的家庭氛圍。“在夫妻雙方婚姻存續期間，財產歸屬夫妻雙方共同所有，這些財產具備夫妻共有性質。”我國《婚姻法》也對此進行了定性。
綜合征收制的實行也會帶來一些問題，以家庭總收入為征稅范圍，如何能全面真實的掌握家庭的收入來源與支出情況，在我們國家，家庭的范疇很寬泛，可以是三口之家也可以是三代同堂甚至多代同堂，界定家庭成員及與之相應的生活成本是實際面臨的問題。在某些特定情況下，綜合征收制也會容易產生一些社會道理倫理問題，比如“假離婚”、未婚同居、“丁克家庭”等，借此逃避納稅義務。這要求國家要有配套的信用體系、完善的稅收征管基礎設施建設和較高的征管水平，操作起來具有一定的難度。
兩種征收制度各有利弊，采用哪種征收制度取決于一個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的需要，每一種征收制度在實行時都需要相配套的機制來規范、引導其良性發展，并不斷修正具體措施。我國“十三五規劃”中明確提出，個稅逐步由分類征收向綜合征收過渡，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
二、實行綜合征收制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建議
（一）家庭成員構成的確認
在我國，傳統的家庭構成模式是一對夫妻加孩子的形式，當然也有因各種原因三代同居或多代同住的情況存在。這幾種常見家庭模式在計稅時，失去勞動能力的老人與未成年孩子的生活成本需要考慮按標準扣除，即使年輕人與老人不同住，也應當把養老的成本考慮進來，在計稅時，可以要求提供相關養老的證明材料，以證實費用發生的真實性。老人與子女除醫療、教育成本外，生活成本可參照上年該地區人均消費水平的一定比例，在稅前扣除。一個家庭中如果存在成年子女，有勞動能力和機會，卻長期沒有收入來源，僅依靠家庭其他成員生活，這種情形不應考慮費用扣除。通過這些措施可以督促年輕人贍養關心老人，減少空巢老人生活窘迫問題，為兩代人之間建立一個良好的溝通媒介；對有勞動能力而不勞動，一味啃老、存在不勞而獲思想的子女施加壓力，借助社會與家庭的力量促使他們積極勞動，早日自力更生。
現實生活中還存在一些特殊的家庭模式，比如：失獨家庭、孤寡老人、殘障家庭等，在征稅時需要進一步酌情考慮，同時還需要多種形式的社會救助去幫助他們。
（二）納入綜合征收的所得項目確定
實行了近40年的分類征收制度和我國實際國情，決定了個稅征收制度不會也不可能直接由分類征收轉變為綜合征收，我們需要在過去分類征收經驗的基礎上，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在分類與綜合征收之間建立一個適合我們自己的個稅征收制度。在這一征收制度下，可以考慮納入綜合征收的所得項目有哪些呢？
在確定綜合征收項目時，結合我國家庭的普遍情況，可先將屬于家庭的一些穩定性收入、勞務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納入其中，如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稿酬、生產經營、承包承租經營、財產轉讓與租賃、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等。這些所得是目前家庭收入中比較常見的，有些所得目前實行源泉扣繳，也為綜合征收打下比較好的基礎，確保稅源不會流失。其他的所得項目可繼續實行分類征收，根據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可調整變化。
（三）費用扣除標準確定
建立綜合與分類征收相結合的個稅體制，費用扣除標準要改變之前的分類扣除，應綜合各項所得，將一個家庭年固定收入總額，按一定標準扣除年生活費用后的余額作為計稅依據，費用扣除標準中要考慮這個家庭有無重大支出項，比如之前提出的養老、二孩、房貸等。特別是在收入多元化的今天，個稅征收不適合繼續簡單區分收入類別計稅，應全面考查一個家庭的收支狀況，合理平衡稅負計稅。費用扣除標準也應改變固定的扣除標準，以合理靈活的扣除比例來代替，按家庭收入的一定比例扣除費用，物價指數的變動影響也應考慮進去，這樣即可以體現費用扣除的公平性、合理性，也不會打擊納稅人的積極性。
參考文獻：
[1]薛耀潔.以家庭為單位的個人所得稅改革研究[D].蘭州財經大學，2015
[2]何晶晶.當前經濟形勢下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探討[J].財稅金融，2016
農村仍有向心力
據調查，農村老人不喜歡進城的主要原因是生活不習慣，沒有親友、熟人說話，生活費用過高等原因。而對于現在的生活，有接近八成的被調查老人表示滿意。
出現這些狀況的原因是什么昵？主要是農村的生活方式為大多數農村老人所習慣。首先，農村空氣明顯好于城市，雖然由于長期勞作，一些老年人患腰椎病、頸椎病，有的因為生活方式不科學，患高血壓，但是這些疾病都不足以使老人迅速死亡，而且在農村也可以得到及時治療，所以這些老人不愿意到城市來養老；其二，不少老人的子女都在城里，子女常寄錢給老人貼補生活。老人主要生活來源可以通過養老金和種地得到解決；其三是農村住宅寬敞，左鄰右合熟悉，現在農村幾乎村村通公路，到城里也方便，而先進的通信器材，更使老人與子女可以隨時聯系。除了上述因素外，傳統的“熱土難離”“落葉歸根”觀念也使農村老人不愿離開家鄉，到城里與子女一起生活。
自然，由于子女大多數在城市打工，農村老人往往只能與第三代一起生活。這種由大家庭變成小家庭而不可避免產生的情趣不同與價值觀的分歧，使農村老人與子孫的代溝很難彌合，所以他們常處于精神孤獨與感情難以交流的狀況。而由于不愿讓打工的子女了解自己的真實心態，還不得不以“一切都好”來安慰子女的做法不僅是無奈，而且是心靈的受傷，所以農村老年人生活、心態的兩重性使他們往往在何去何從中徘徊。
老年人面臨新抉擇
持有熱土難離的心態，并不是農村老人跟不上時代的發展，而是隨年齡增加而產生的正常心態。因此在農村逐漸走向城鎮化建設的進程中，政府部門和農村老年人都需要注意協調和正確對待這種心態。
其實從國際上看，許多國家，尤其是北歐和日本都很注意在農村城市化進程發展中，調節農村老人心態。如北歐一些國家注重發展中小城市，而且在中小城市中盡量保護農村耕地和樹木植被。即使在城市中也有意識地保護原有的森林和各種建筑物。一些社區則保留農耕時代的格局，讓農村和城市老人都能勾起對過去生活的回憶。
由于注重中小城市的合理規劃，使農村居民基本能做到離土不離家，老人也可以自由選擇居家養老還是社會養老等形式。而日本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就充分考慮到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在權衡大中型城市發展的利弊后，注意發展衛星城鎮建設和覆蓋全社會的養老體系建設，所以日本老人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顧。更重要的是城鄉的差別越來越小，農業成為日本的重要產業支柱，所以一些年輕人并不向往到大城市就業，而是留在農村創業，這也就自然而然地解決了照顧老人的問題。
熊掌與魚
兩者可以兼得
現在我國的城鎮化建設已經納入“十三五”發展規劃，對不少老人來說面臨著新的抉擇。同樣，政府也面臨著如何使人口遷移居住更合理、更科學的問題。北歐、日本的一些經驗，筆者以為是值得借鑒的。
摘要：目前，我國正處于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的階段，這一現狀使得社會需求結構整體發生改變，相應的居住住宅區的規劃也應做相應的調整，以適應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因此，了解老年人的生理、心理變化以及目前養老模式的利弊，規劃出適合老年人各方面需求的住宅區，就具有十分現實的意義。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養老模式；住宅規劃；社區規劃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及趨勢
人口老齡化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指總人口中年輕人口數量減少、年長人口數量增加，導致老年人口比例不斷增長；二是指人口結構重心向老年人方向偏移，整個社會趨于老齡化。國際上，如果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者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就可以認為該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 我國老年人的數量急劇增長，據相關統計資料表明，1950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數量為0.4億，2000年末達到了1.3億，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60歲以上人口數量將近1.8億，按照目前的情況推測，到2050年老年人口將增至4.5億（如圖1所示）。可見，人口老齡化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因此，深入了解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等各方面的變化，規劃出適合老年人居住的社區，妥善安頓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圖1 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未來發展趨勢
二、 老年人的行為變化特征分析
1. 生理機能方面的變化。
老年人由于機體的老化，思維敏捷度會逐漸降低，主要表現為行動遲緩，做事力不從心，嚴重的需要借助拐杖、扶手或者輪椅保持平衡；語言表達障礙，不能將自己的意愿完整、流利地表達給對方；自身協調性降低，容易磕碰或者跌倒等。以上這些生理上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都會對以后老年人的生活產生不利的影響。
2.心理感知方面的變化。
人的心理活動是外界刺激通過感覺器官作用于大腦的結果，沒有感知覺接受外界的各種刺激，心理活動就成了無源之水。可見，感知覺是比較初級的心理活動，卻也是高級復雜心理活動的基礎，老年人的心理變化也是從感知覺的漸變開始的。老年人到五六十歲之后，聽覺、視覺、嗅覺以及味覺等感覺系統就開始衰退，感知能力下降，對外界刺激的反應的敏銳度減弱，從而影響了其對周圍環境中信息的接收，久而久之就會產生失落、孤獨、疑慮、抑郁、恐懼等消極的情緒和情感。
3.行為特征的變化。
老年人退休后，生活的時間分配會有很大的改變，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大大增加，不再受到與工作相關的各種時間、空間等方面的限制，活動的區域本應更大。但是，從老年人自身的角度分析，他們一方面渴望與外界有更多的交流，一方面又礙于自身生理、心理等方面的限制，不敢與人交流，因此，大多數時間他們都選擇在住宅內或者社區公共活動區域度過。可見，良好的社區環境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前提條件。
4.社會角色的變化。
退休給老年人帶來的工作角色的喪失是一項極大地改變，許多老年人在剛退休時有很強烈的不適應感，這主要由于以下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由于其公眾角色發生了變化，即退居至社會公共活動的“二線”地位，一瞬間喪失了原來幾十年形成了的工作生活習慣以及傾注于原來那個角色的全部感情，因此許多老年人常常會感到生活單調乏味，內心空虛，茫茫然不知所措。其二是由于其家庭角色的變化，退休后的老人缺失了經濟來源，在家中地位驟降，從原來的“決策者”變成“依賴者”，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老年人自我價值感的喪失。
三、老年居住區規劃的探討
1.老年人居住現狀的分析。
（1）家庭養老――家庭化模式。
家庭養老是我國自古以來就形成的傳統養老模式。中國人“養兒防老”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對老年人來說，生活在自己原本的家庭會比較自由，不會有陌生環境的排斥感。另一方面，家庭養老在經濟上也比較劃算，不需要任何社會硬件設施。因此，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家庭養老占據了國內養老模式的主流地位。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家庭養老模式的歷史局限性就顯現出來，特別是隨著“421”家庭的增多，青年人家庭養老負擔不斷加重，家庭養老的弊端日益明顯化。因此，家庭養老必將逐漸向社會型養老模式過渡。
（2）機構養老――社會化模式。
機構養老，即老年人自身或者家庭交納一定的費用，由專門的養老機構（比如養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等）將老人集中起來，由具有專業知識、技能的服務人員對老人進行全方面的照顧。與家庭養老相比，機構養老更為專業化、系統化，并且能夠避免家庭養老中存在的種種缺陷，不失為一個很好的選擇。但是，機構養老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是費用過高，中低收入水平的家庭負擔不起，普及性不強；其次，養老機構屬于第三產業，發展速度跟不上老齡化的步伐，造成基礎設施不夠完善等問題屢見不鮮。因此，機構養老也不能成為養老模式的最佳選擇。
（3）社區居家養老――雙贏模式。
不同于以上兩種養老模式，社區居家養老是兼顧家庭與社會的養老模式，即在老年人不出社區的前提下，由社區的相關服務人員為其提供相關的養老服務。社區居家養老是一種新型的養老模式，一方面體現了居家養老的中不改變老人生活環境、不割裂老人社會網絡的優勢，另一方面又兼具社會養老中的在不影響子女正常生活節奏前提下，為老年人提供專業化、系統化服務。顯然，居家養老與社區養老服務模式相結合的最大優點是能夠在最大限度上滿足年齡偏大、行動不便老人的需求，并且不改變老人的生活現狀，使其在自己家中就可以享受到專業的養老服務。正因為如此，社區居家養老模式漸漸受到更多老年人的青睞，成為最適合目前人口加速老齡化階段的養老模式。
2. 居住區規劃設計原則。
可見，建立系統性強、功能完善、服務面廣的養老體系已經成為社區規劃的重中之重。因此，為了確保老年人對自己的所去之處，都能夠按照自身意愿毫無障礙的出入，老年居住區規劃應遵循以下幾項基本原則：
（1）可及性。
可及性，即包括可感知性、可到達性以及可操作性三方面的含義，是老年居住區規劃設計中的最基本原則。因此，在設計中應保證老年人可以到達盡可能多的地方和建筑物，并在沒有輔助設施的前提可以無障礙的接近、出入和通過。
（2）安全性。
老年居住區的服務主體是老年人，安全性是設計過程中不容忽視的功能性元素。由于自身年齡、生理、疾病等方面的原因，老年人行動不便，對環境的感知力較低，對外界刺激的靈敏度不高，容易發生危險。因此，需要再規劃設計中予以彌補，保證老年人的安全。
（3）安定性。
也即在居住區的規劃設計中力求保持老年人所熟悉的環境，在不破壞老年人空間歸屬感的前提下，盡可能的避免使老年人產生對外界陌生環境的恐懼感與不適應感，保證老年人有一個安定的生活圈。
3.老年居住區的具體規劃設計。
（1）內部環境（住宅）的規劃設計。
① 內部空間結構設計。
對于多代人合居的大戶型，為了保證老年人有自己的活動空間，可以采取“分而不離”的小套居模式，即將原來的大套型分為兩個或者三個小套型，保留公共部分（比如廚房、陽臺、大客廳等），使老人與子女之間既保留生活相對獨立性的同時，又便于相互之間的感情交流與日常生活的照料。
② 樓層布局。
首先，老年人行動不便，樓層宜選擇中低層，以方便老年人進出。另一方面，對于不跟子女住在一起的老年人，為了便于子女對他們日常起居的照料，兩代人的住所適宜采取“上下型”、“鄰居型”、“對門型”布局。
③ 細節設計。
細節設計，也即從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等特征出發，著眼于細部，確保老年人住宅的可及性、安全性以及安定性。比如出入口平臺、臺階踏步選用堅固、耐磨、防滑的材料，以防使用過程中由于地面凹凸不平等變化造成人身事故；老年人行走的通道兩側需要設置扶手和護墻板，以幫助各類不同身體狀況的老年人安全通過；內部裝修應采用明亮和諧的色調，以彌補老年人視覺的減弱等。
（2）外部環境（社區）的規劃設計。
① 外部交往空間設計。
根據不同活動的需要，目前在社區內一般布置以下兩類外部交往空間：
動態開放式：也即老年人進行健身、娛樂、交流等休閑活動的空間，按照其所在位置以及服務范圍又可以分為組團級、小區級以及居住區級三個等級，充分滿足不同規模、不同的人口密度區域老年人戶外活動的需求。
靜態私密式：也即老年人尋求安靜、零干擾的空間。目前主要有兩種布置形式：首先是利用社區內的綠地、住宅出入口等空間，以周圍的樹木為遮擋物，并配備涼亭、閱報欄、桌椅等基礎設施，共同組成一個安靜、舒適、私密的小空間，供老年人休息、曬太陽、遛鳥等等。另一種布置形式是利用人工或者天然的景觀，加上富有時代特色的雕塑等特色建筑，充分體現了地域與時代的緊密結合，以此營造出一種兼具時代感與回歸感的休憩空間。
②交通環境。
隨著我國近幾年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嚴重影響了我國交通的發展，致使交通問題越來越嚴重。因此，在老年社區規劃中，交通問題也逐漸成為重中之重。具體而言，應特別注意以下兩個方面：
公共交通環境的設計：這里的公共交通主要是指公交，就目前情況而言，公交狀況對老年人仍有許多不便之處，在規劃時應注意汽車臺階的高度要適宜，公交站點的布置應盡量在老年人居住區附近等等。
步行環境設計：老年人行動不便，活動范圍有限，因此就決定了他們出行大多以步行方式為主。在具體的規劃設計中，要避免漫長的路線，通過色彩對比、文字圖案標示等手法強化空間的秩序感，以防老年人因方向感不強而迷路；路面應盡量平坦，避免較大的坡度，并且做相應的防滑處理；道路兩旁設置長椅、扶手等服務設施，為老年人提供休息的場所。
③公共服務設施環境。
目前，老年人服務設施的建設尚未納入城市規劃中，這就造成社區老年人設施不完善、數量分布不均、質量較低等現象屢見不鮮。因此，為了保證老年人有一個老有所養的生活空間，在具體的社區規劃中，一方面應完善供養設施、醫療保健設施、娛樂設施以及教育設施四項硬件服務設施，與此同時，規劃部門也應及時調整社區公建的配套指標，盡早使老年服務設施在城市規劃中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實現；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街道管理部門的核心力量，動員社區成員積極參與公共服務設施的構建與維護中去，確保公共服務設施的后期持續使用。
④綠化設計。
從某個層面而言，社區也是一個內向型的生態系統，社區內的空氣、水、植被、土壤等都是構成整個生態系統的元素。因此，為了維持整個社區生態系統的平衡，必須加強社區內的綠化設計。在具體的規劃中，居住中心應保證不少于15%的集中綠地，住宅與綠地應交差布置，特別是老年社區規劃中，綠化設計就顯得更為重要，
四、結語
老齡化問題已經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目前我國正處于人口老齡化的加速階段，我們應及早著手，探索出與之相適應的老年人人居環境規劃方案，改善老年人的居住環境，從真正意義上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樂、老有所學、老有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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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居家養老；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
一、研究背景
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人口城鎮為4631萬人，鄉村為9930萬人；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城鎮為3102萬人，鄉村為6667萬人。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城鎮為11.69%，鄉村為14.98%；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城鎮為7.8%，鄉村為10.06%；8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城鎮為1.35%，鄉村為1.8%。這說明與城鎮相比，鄉村人口的老齡化程度更高，高齡化程度更嚴重。
實際生活中我們也可以清楚的了解到當前中國農村老齡化壓力下養老問題帶來的巨大壓力和挑戰。尤其是在一些偏遠落后的鄉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品質問題更加不容樂觀。鄉鎮部門對于養老方式的選擇，在為本地區老年人生活考慮的同時，也是對當地經濟發展的方向的綜合考量。良好的養老惠及政策，既可以有效的保證農村勞動力向外流動趨于平穩，又能夠為當地的社會事業建設奠定安穩的后方。在此種情況下，我們習慣性的把目光投向老齡化壓力下的老年人物質生活改善方面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這在一定意義上導致了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容易被忽視。
文章正是基于農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與物質生活脫節現象嚴重。雖然現在外界對農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關注度逐漸升高，但政府及各有關組織的實際措施依舊貧乏。因此，我們試圖通過對農村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深入了解，總結得到老年人晚年精神生活需求聚焦所在，對其進行探究并提出對策方案，期望為完善農村養老服務提供參考資料。
二、關鍵概念說明
（一）居家養老
居家養老一般由民政部門牽頭，通過街道安排社區內的大齡下崗女職工以家庭享受居家養老服務的老人養護員的身份實現再就業，進入生活有困難的孤老家庭，照顧老人的日常生活起居，以“家庭養老院”的形式幫助老人度過健康安樂的晚年生活。居家養老主要是政府購買服務推動的，服務對象只限于較小的范圍：“三無”老人等，其費用主要由政府負擔。一些地方鼓勵老年人自己購買服務，對此政府給予適當補貼。
（二）精神文化生活
認為：“真正的人=思維著的精神”，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人的根本需求。北京大學穆光宗教授指提出，一個健康的、幸福的和成功的老齡化社會的建設離不開積極的老年文化的發展和支持。精神空虛為部分老年人的真實寫照，尤其在農村地區，處于老年人所接受的文化教育有限，文盲率偏高，進入老齡后，基本無事可做。尤其以農村空巢現象突出，精神生活更為匱乏，宗教迷信因之盛行開來。農村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亟需正確的引導，并幫助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性。老年人自身也應清醒認識到自身能力和不足，揚長避短，熱情擁抱社會，化老齡壓力為社會再發展的新動力。
三、調查結果與分析
（一）訪談對象基本情況
本次訪談的20位老人年齡均在65歲以上，他們基本上在健康方面都存在著各種高位病癥的隱患，而且基本上都是以獨居為主，十分缺乏子女的關懷和照顧。但即便這樣，他們不愿意住進養老院中享受專業的照護。我們可以看到被訪老人基本處于獨立生活狀態，在經濟上也較為寬松，可以過上一個舒適的晚年，而且即便是有較多子女的家庭老人也已自己生活為主。而且老人本身健康狀況都存在令人擔憂的方面，需要進行定期健康檢查的人數較多。
（二）老年人自我生活評價
老人普遍表示雖然缺少了子女的陪伴，但隨著社會物質生活的進步，他們的晚年生活基本上是可以達到衣食無憂的。所以，除了對于子女因工作忙碌而無法抽空回家看望老人略有微詞外，老人對自己現今能過上的安穩生活，總體來說還是非常滿意的。
相比于另外長時間單獨生活的老人所表現出的自我封閉和不愿交流，與子女同住的老人的健康狀況也更為良好。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一個良好樂觀的生活態度對于老人的晚年生活品質，尤其是精神心理狀況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
這些獨居老人基本上都屬于單身、失獨或子女長時間未回過家甚至在較遠地區打工，只留下老人在家中。再加上子女工作忙碌的原因，老人甚至會長達數月與子女間斷聯系。這種長期的寂寞環境與不被關心的失落感都造成了這些老人逐漸形成的自我消沉意識，缺乏融入周身環境的積極性。
（三）老年人內心向往和真實愿望
對于政府和社會給予的文化生活項目措施以及對自我發展實現的要求方面進行問談的時候，我們發現其實在鎮政府的主引下，各村莊都相繼建立起了與城鎮相契合的老年人活動中心以及各類配套的健身設施。硬件的發展實際達到了一個高度齊全的水平。各個老年活動中心作為村莊文化娛樂活動承載體，近年來也有計劃舉辦了系列教育宣傳娛樂活動。對外文化引進有力度又有效度。教育宣傳類活動更是讓老人們覺得自己沒有被社會淘汰，有能力融入年輕人的生活。這帶給了他們極大地鼓勵，幫助提高了他們對于社會文化的汲取，保持了一個健康先進的思想觀念。
四、存在問題
農村老年人往往局限于封建迷信思想，他們注重為兒女考慮，習慣于為家庭延續狀況感到憂心。在他們的思想中，自我需求始終不是最重要的一端。近年來，雖然社會各界對老齡化的關注度越來越高，社會養老保障舉措的施行力度日漸增強，尤其是農村老年人的生活得到了更為優質的保障，但是對于精神贍養這一方面，政府政策的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社會組織為之付出的努力也難以收到預期的成效。農村老年人精神生活的改善還存在著巨大的彌補空間。
在生活中能夠實現的程度往往止步于物質生活的改善，而精神文化的嚴重脫軌似乎已經成為了難以改變的現狀。人力物力的貧乏，農村居民養老觀念的一時難以轉變，鄉鎮政府的實踐經驗累積不足等因素都使得一系列養老服務建設的滯后。在政府主導的社會養老背景下的社會組織力量很難自然的融入到養老體制建設中，甚至很多社會組織無處安放。這些都成為一整個體系共同作用影響著農村老年人晚年精神文化生活發展，只有綜合考量各方面利弊輕重，整合有效力量，共同推進農村老年人精神養老，才能真正活躍老齡社會力量，轉變社會發展中的老齡化壓力成為社會進步的再生能量。
五、對策與建議
前文實證分析表明，我國農村老年人精神生活還存在許多方面的缺陷，亟待調整與改善。老年人精神生活中的情感依賴顯而易見，而造成這一現象最主要的方面則是老年人自我意識不夠強烈，他們在晚年幾乎更加輕怠慢自我的生活質量，一心為子女的想法長期影響他們的生活。這一因素不僅使政府工作開展緩慢，更使得各方面措施施行受阻，力量介入困難。而且，農村老年人尤其重視安居故鄉，搬離農村與子女生活在城鎮中并不是其訴求所在。因此，文章不想重提已經被論述過多次的政府舉措、社會力量等方面的意見建議。在此，本文希望可以將本次調查后所得體悟，并參照日本養老方式，給出參考建議。
在日本，他們鼓勵老年人以自我管理的方式加入養老管理行列。積極投身完善法律政策，推動養老方式的漸進式改革，日本政府通過此種方式，逐步增強老年人的社會歸屬感。
文章借此提出如下建議：在著力推進政府居家養老服務，改善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同時，各有關組織部門亦可以適度的考慮啟用老年人群眾的行政組織能力者進入到養老管理體系的管理中。這不僅能夠在實際中幫助老年人尋回社會價值和歸屬感，更好的保持與社會的并行發展狀態，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感也可以減輕其對子女的觀念，在精神上找到依靠，促進老年生活的積極樂觀向上。目前農村中的組織管理群體基本以中青年管理為主，老年人的組織參與少，活動的開展與舉辦，老年人也經常是盲目的被推著走，不能夠從老人的角度去考慮問題，致使老人實際參與熱度不高，自然其目的達成度也低。
同時志愿活動或者是其他任何形式的社會組織活動都應該更好的統籌協調老年人生活實際，有針對性的發展服務計劃目標。通過衡量老年人的生活狀況，情感關系，健康狀況，能力水平等要素，合理安排服務內容，小而精的開展有關活動，更好的照顧到每一位老人的精神心理需求。不過分量求的實現，逐漸由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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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家庭倫理觀，社會轉型。倫理嬗變
《紅梅花開》是一部軍旅題材電視劇，全劇圍繞著三代女軍人，外婆馮淑珍、母親宋紅梅和女兒王曦的感情和理想，跌宕起伏地串起了一個又一個軍人家庭生活中的矛盾與沖突。特別是將三者的結局極致地定格在悲情氣氛中，讓觀眾深切體會到傳統家庭倫理嬗變中破舊立新的切膚之痛，同時也震撼于新型家庭倫理不可阻擋的變革之勢。
一、馮淑珍的黃昏戀：白色挽歌
馮淑珍是位退休軍人，與同為喪偶的離休干部周政委心中互生好感和默契。但是在部隊干休所的環境中，兩人始終懷揣軍人的矜持，擔心公開在一起被眾人說閑話，因此總是躲躲閃閃。好事的老干部們為其設宴慶祝“喜結連理”，希望借此“逼迫”二人主動承認，沒想到卻讓馮老太和周政委當眾鬧了個大紅臉，宴席不歡而散，二人之間也變得更加尷尬和不自在。周政委在終日擔憂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馮老太的一段黃昏戀最終成了白色挽歌。
馮老太和周政委無果而終的黃昏戀反映了老年人再婚難的問題。老年人再婚問題在精神層面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同，但在實際生活中，父或母親再婚重組帶來的無疑是超過“添丁加口”的結果，還會引發雙方子女家庭中諸如養老、遺產繼承等爭執。因此，老年人再婚承受著來自雙方子女、社會輿論、經濟等多方面的壓力，常常因為權衡利弊得失而最終忍痛放棄追求自己情感的權利。有些子女為獨身的老年人找來“陪床保姆”，既解決了獨居父母的生理空虛問題，又巧妙地規避了再婚的財產分割等問題。“陪床保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老人的，是一個長期包養的情人，和獨居老人構成了一種“非法同居”關系，有悖公序良俗，也容易給社會和家庭增添不穩定、不和諧的因素。
二、宋紅梅的婚外情：鏗鏘玫瑰
馮淑珍和去世的老伴最大的心愿是女兒宋紅梅能掛上一顆金星，成為老宋家的將軍。宋紅梅頂著各種壓力讓干休所面貌改天換地，并最終選擇回到基建部隊，一年后被授予大校軍銜。大結局中，身為少將的宋紅梅向母親敬了一個軍禮――她完成了父母的夙愿。在中國千年儒家倫理文化中，“孝”的最高層次是“顯名”，即以自己日后的突出成就、衣錦還鄉、光宗耀祖來為父母顯身揚名。當今社會，人們對于孝的追求，不再是低層次的“能養”(即能夠贍養父母，滿足其衣食住行需要)和“不辱”(即聽從父母勸誡，不做違法亂紀之事令其丟失臉面)，而是把建工立業看作是孝的最高體現，將孝與個人的社會責任內在聯系起來了。這無疑是現代家庭倫理道德中新的生長點和促進社會進步的一大動力。
然而宋紅梅的家庭中卻暗潮涌動。她本來是申請回干休所方便照顧丈夫，沒想到干休所的爛攤子讓她又投入巨大的精力，對丈夫的照看也就成為每天寫在小黑板上叮囑其康復訓練的備忘錄，甚至都騰不出一分鐘時間來與丈夫對話。王振華越發感到自己是妻子的累贅，也察覺夫妻間的距離正不斷拉大。在又一次摔傷后，他鄭重地向宋紅梅提出離婚。而王振華的同事趙霞，恰恰是一個與宋紅梅個性和魅力迥異的女人。她體貼入微，善良真誠，在與王振華共事過程中互生好感并發生越界。趙霞和宋紅梅一同看望病中的王振華，宋紅梅才發現，自己對丈夫的生活習慣是那么陌生，而趙霞卻了如指掌。最終，宋紅梅平靜地在離婚協議書上簽了字，她知道，丈夫和趙霞的感情是真的，她應該放手。
王振華和趙霞的感情之初是婚外戀，最終卻修成正果，它折射出了當今家庭倫理中最核心、最基礎的要求一“愛”。在宋紅梅眼中，丈夫王振華的存在是一種身份習慣：王曦的父親、馮淑珍的女婿，而兩人之間的感情就好比同志般的革命友誼一樣。他們婚姻的30年，經歷著我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轉型，也在從傳統的“生育共同體”婚姻向現代的“情感共同體”婚姻過渡。新的靠情感紐帶來維系的婚姻，與以往多注重外在紐帶來維系的“契約”婚姻相比，對婚姻質量的要求更高了。如此帶來的直接后果是，現代婚姻變數增多，穩定性下降，離婚率升高。宋紅梅與王振華平靜地協議離婚，也反映出現代家庭中夫妻能夠理性看待婚姻，相互寬容謙讓，在無法繼續牽手時懂得適時放手，選擇文明離婚，這不能不說是婚姻文化發展的一個進步。
三、王曦的真愛尋覓：雪山蓮花
王曦從小就被工作狂的母親宋紅梅忽略，曾經因為無人照看，吃了一個星期的辣椒拌飯而將嗓子吃壞，因此她始終對宋紅梅充滿記恨。而母親對她的管教則是強硬的家長式作風，干涉她的工作和戀愛，這讓王曦形成了叛逆的性格，處處與母親作對。王曦和戀人牛光強在戀愛和工作去留問題中始終存在著誤會和分歧，卻總是錯過時機來解釋。在與牛光強的反復吵鬧中，王曦賭氣與郭濤走在一起，甚至沖動地要以身相許，借此來發泄對牛光強的不滿。直到牛光強因公犧牲在，母親拼死抱住絕望跳崖的王曦，她才幡然醒悟自己錯過了純真的愛情，辜負了無私的親情。
如果王曦小時候能夠得到家庭中完整的愛，如果宋紅梅能夠與女兒建立起一種自由平等的交互式關系，關心她的個性發展和利益需要，王曦就不可能形成我行我素、主觀臆斷的性格特質。青年人的愛情觀和婚姻觀，往往受到自身家庭的潛移默化，而且具有復制性。因此，現代家庭倫理要建立在個體獨立、自由和平等的基礎上，盡可能尊重和滿足每個成員的需要和利益。一個家庭只有以愛為核心和前提，才能充分享受到家庭中感情的慰藉與依托、親情與愛情的需要與滿足，才能達到尊老愛幼、平等友善、相濡以沫的和諧。
[關鍵詞] 商業保險；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分析；模式選擇；協同發展
當前的中國農村正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社會保障缺失和不足問題，這不僅關系到廣大農民及農村特殊群體的基本利益，也關系到建設和諧社會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根本目標。但由于“三農”問題的復雜性和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我國農村社會保障的建立在各地尚處于摸索階段。由于商業保險與其他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在發揮社會“安全網”和“減震器”的功能上存在一致性，因此探討商業保險如何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商業保險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中的定位問題
2006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在《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要發揮商業保險在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重要作用，這無疑對商業保險進行了定位。2006年6月《國務院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也提出要努力發展適合農民的各類商業保險，要積極探索保險機構參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的有效方式。但事實上商業保險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中是否能發揮重要作用，還是有一些不同看法。
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由于商業保險是屬于所謂的“高端”保障商品，并不適合收入不高的農民，商業保險在農村發揮作用不大，農村保障基本上只有依靠政府保障和農民自己。應當說，這種觀點并非毫無道理，但由此斷言商業保險難以有效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最多只發揮很次要的補充作用，這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雖然世界銀行和國際勞工組織提倡建立以社會保險、企業補充保險、個人儲蓄與商業保險為基礎的“三支柱”社會保障模式，但在當前的中國農村，第一層次的農村社會保險嚴重缺失和保障能力低下，由于缺乏像過去那樣的集體經濟的支持，第二層次的補充保險在全國多數地區可以說根本就不存在，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尚處于各自為政的探索階段，普及面窄，保障程度低，保障的有效性取決于當地政府的主導能力、當地財力以及制度設計的科學有效性。與其相比，商業保險受到的制度等方面的影響就要小得多，即使是收入不高的農民也可以選擇適當的保障。由于商業保險和社會保險等具有一定的替代效應，在其他社會保障嚴重缺失和不足的情況下，商業保險應當發揮其重要作用。
其次，提及商業保險，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商業保險是“貴”的，是高檔品，收入不高的農民買不起。無可否認，有一些保險產品，比如高額的養老保險等產品，一般農民確實難以承受，但仍然有不少保險產品是農民急需而又可以承受的。比如，農民及農民工投保意外傷害保險，兩三萬元的保額一年保費不過百元左右，青壯年農民擔憂萬一意外身故二老的養老問題，那么可以投保定期壽險，即使10萬元保額每年也不過交二三百元保費，即使某些保費費率較高的產品，保險公司也可以有針對性地設計和營銷，比如中國人壽河南林諸支公司一名營銷員創造性地按半份向農民銷售某終身壽險，半年就銷售了152份。同時，由于地區之間以及農民內部收入的差異性，也有很多收入較高的農民對商業保險既有消費需求也有消費能力。因此商業保險并不是農民享受不起的“奢侈品”，而是農民風險保障的“必需品”。
第三，商業保險的介入可以使得其它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能夠更有效地運行并發揮其功能。從經濟學角度講，農村社會保險等大多數保障項目是一種優效品，具有準公共物品特性，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雖然這類物品主要應當由政府提供或主導，但一般并不需要由政府直接運營或主辦，而是委托或者特許商業機構經營。事實上，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在社會保障管理上已經將一部分由政府統一承擔的職能讓渡給市場來執行，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由于商業保險機構在產品開發、風險管理、精算等方面具有政府管理經營所不具備的諸多優勢，具有介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先天條件，從當前的農村社保建設的經驗看，那些純粹由政府一手包辦的項目，多數都存在政府財政支出壓力大，運營成本高，效率低下等制度障礙，而商業保險介入的多數制度運行效果相對較為良好。
綜上所述，商業保險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構建中應當而且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二、商業保險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經濟學分析
我們可以將商業保險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區分為兩類不同的制度安排，一是商業保險作為二級制度安排成為農村社會保障的一個組成部分，可稱之為直接參與式；二是商業保險作為其他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安排運行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發揮其獨有功能，可稱之為間接參與式。
(一)商業保險直接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分析
根據制度經濟學理論和舒爾茨關于制度模式的分類，商業保險屬于影響所有者配置資源的一種制度安排，它可以較好地促進農民之間，農民和保險公司之間配置風險。由于制度可以為合作創造條件，而農民缺乏風險分散和轉移的渠道，且農民自發組織建立某種風險分擔制度的交易和談判成本很高，而商業保險制度則可以大大降低這種成本。
1.商業保險直接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需求分析
從農民群體的制度需求看，隨著中國農村的非農化、市場化、城鎮化，在人口老齡化、家庭小型化、保障個人化和土地保障能力日益下降的今天，傳統的“土地 家庭”這種保障模式已經越來越不適應農村的新情況。由于農村第一、二層次的社會保障的缺失或嚴重不足，各類農民群體對保險保障的潛在需求很高，大量的農村保障與保險調查報告都得出類似的結論。當然，要將名義保險需求轉化為農民的實際需求還受到諸多條件尤其是支付能力的限制，但這種潛在的巨大需求對促進商業保險在農村的制度安排有效實施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從保險公司的制度需求看，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只有當制度變遷的潛在收益大于變遷成本從而帶來正的潛在利潤時，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才會發生。而當前商業保險公司正面臨著這樣的機會。首先，隨著經營商業保險主體的不斷增加，大中城市的保險競爭日趨激烈，城鎮市場的保險開發已經逐漸趨于階段性的市場飽和狀態，而廣大的農村保險市場長期以來為多數公司所忽視，保險資源遠未得到開發，潛在市場機會較大；其次，雖然從總體上看，農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較低，但由于地區差異以及農民群體收入結構的不平衡，東中部地區及收入較高的農民既有強烈的投保需求，也有一定的支付能力；第三，一些特殊農民群體，比如農民工、失地農民等對一些特色保險有強烈需求，收入不高的農民也希望能購買一些低保費的保險產品，保險公司可以在農村市場取得較好的業績。
2.商業保險直接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供給分析
在農村建立商業保險制度是一種由市場主導的誘致性制度變遷，而影響保險公司制度供給的因素主要是制度安排的實施成本以及現有制度障礙的約束和路徑依賴。農村商業保險市場開發程度低，這是潛在市場機會，但也正因為如此，保險公司的經營也面臨著較高的制度實施成本，前期的投入成本較高，包括設立農村營銷部，宣傳推廣、設計開發有針對性的保險產品，而且可能面臨農民群體相對更高的賠付風險；其次，雖然傳統的家庭式保障已經難以為繼，但長期以來形成的“養兒防老”、“有災難找政府”等觀念仍在部分農民頭腦中根深蒂固，而原有的“土地 家庭”模式雖然保障程度低，但風險小，成本也低，再加上注重眼前利益得失的農民厭惡風險，很多不愿以當前確定保費支出“損失”換取未來不確定的保障，再加上對保險的不了解以至偏見，農民寧愿固守那已經并不可靠的保障，這種對傳統保障模式的路徑依賴將嚴重制約新的商業保險制度供給。
綜合而言，目前建立農村商業保險的制度安排，農民和保險公司的制度需求都是較強的，制度需求主要受制于多數農民的經濟能力，從制度供給上看，主要受商業保險制度實施成本以及現有制度路徑依賴的影響。
(二)商業保險間接參與構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分析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政府和市場就是兩種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但任何單一的制度安排通常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具體到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以商業保險為中介有幾大優勢。
首先，實施一項農村保障制度安排，制度設計成本和未來的制度運行風險較高，政府必須基于審慎原則進行全方位調研與分析，政府雖然在宏觀制度設計上有優勢，但對于具體的技術性項目的設計則缺乏專業經驗，而商業保險公司作為長期從事風險管理的專業機構，在制度設計、費用測算、未來償付能力評估等方面可以參與制定方案，這一方面可以增加制度設計的科學性，另一方面可以減少制度設計的成本，從而促進農村社會保險制度安排的供給。
其次，通過商業保險作為中介可以有效疏通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中的其他制度障礙。比如目前的農民工社會保險項目，由于現有的社會保障實行城鄉分割、區域統籌的政策，造成農民工的頻繁流動與保險關系轉接困難，導致不少地區的農民工無奈選擇退保。據統計，農民工集聚地廣東東莞市2005年有105萬農民工參加了基本養老保險，但當年就有高達40萬農民工選擇退保。上海市針對這種情況實施的“農民工綜合保險”就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其做法是政府負責征繳保費，為外來務工人員向一家全國性商業保險公司購買養老、醫療、工傷等一攬子保險，一旦農民工離開，其養老保險等關系可轉入戶籍地所在地的商業保險分支機構，這樣就打通了現行社會保險保障區域分割、城鄉分割的制度障礙，有效發揮了社會保險的功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第三，以商業保險為中介可以有效減少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供給的實施成本。比如重慶市政府主導建立的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模式，就是由政府主導，將部分補償安置費加上政府補貼的部分保費委托保險公司統一建立保險基金，利用保險公司在保險技術、網點、資金運用等方面的優勢，由保險公司按照與政府的代辦協議管理和發放養老金，政府不再設立專門機構和人員，而主要進行制度監控，這樣充分發揮了政府和保險公司各自的優勢，這種商業保險“代辦型”模式的制度實施成本明顯小于政府“主辦型”的實施成本。
三、商業保險介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模式選擇與利弊分析
按照政府與商業保險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中各自的職能和責任，商業保險公司可以有四種介入方式與模式作為選擇。
(一)商業保險獨立經營模式
在該模式之下，商業保險公司作為一個獨立的市場主體直接向農民提供風險保障。這種制度安排的優越性在于其運行的靈活性和針對性，一方面，它體現了市場意義下的“公平”，這對于一部分支付能力較強的農民特別有吸引力；另一方面，農民群體可以根據自己的保險需求偏好和支付能力選擇合適的產品和保額，也有權選擇不投保，避免了其他社會保險違背“一致同意”原則實施強制性制度安排的弊端。但是，由于商業保險只具有市場意義上的公平，而不具有福利價值評判上的公平，會導致部分農民由于支付能力受限而無法享受保障，也無法實現不同經濟水平農民之間的財富互濟效應。從保險公司角度看，其好處是可以根據各地農村市場狀況自主確定業務發展目標。
一般而言，農村商業保險制度安排主要應當側重三個方面，一是針對東中部發達農村地區和農村中高收入群體；二是針對農村中低收入群體設計銷售一些他們急需的低保費基本保障產品，比如定期壽險、低額住院保險等產品；三是針對特殊農民群體需求開發和銷售一些度身定做的保險產品，比如農民工意外傷害險、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等產品。
(二)商業保險委托代辦模式
在該模式下，保險公司受政府委托管理和經辦的農村社會保障項目，包括政策咨詢、業務管理、費用報銷支付、管理專項基金等，其管理服務費用由政府財政支付，不從保障基金中提取，基金透支風險由政府承擔。
這種模式可以發揮商業保險所具有的社會管理功能，政府也能減輕新設經辦機構和增加人員編制的壓力，節省制度實施的運作成本，而集中精力專門從事資金籌集、政策調研和業務監控等工作，實現政府從辦農保向管農保的職能轉變。同時，商業保險公司作為獨立于政府的市場主體，可以有效地防止各種外部干擾，充分運用商業保險的風險管控技術，對資金運作、保險金給付制定嚴格的風險管控措施，有效降低挪用保障資金、虛假給付保險金等人為風險。而且保險公司較豐富的客戶服務和理賠管理經驗以及較多的網點也方便農民的費用報銷與支付。從保險公司角度看，可以利用自身業務平臺取得中介業務收益，而且經營風險不大。
但是，在該委托模式下，由于保險公司自身不承擔風險，保險經營的專業性又較強，政府可能難以有效監控保險公司行為。因此，有必要引入專業監管，對保險公司接受委托管理業務的信息披露、運營標準等作出強制要求，并按照常規保險業務實施定期不定期的現場檢查，以減少和避免“委托—”關系中常見的道德風險；從保險公司角度，由于經營的連續性要求，最擔心出現政府由于財政壓力而無法及時足額撥付管理費用，從而造成保險公司的長期“負債”經營的不利情況，因此，有必要以書面協議形式從法律上明確委托代辦雙方的責權利，降低單方“賴債”風險。目前，重慶市開展的失地農民養老保險正是采用該模式，取得了較好效果。相對各方而言，這是商業保險介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一種較好方式。
(三)政府主導的商業團體保險合同模式
在該模式下，政府以投保人的身份將所籌集到的農村社會保障資金為農戶投保團體保險，與保險公司就保障條件、保險責任、賠付限額等一系列項目達成一致協議，簽訂保險合同，由保險公司按約定事項向農民提供保障，并承擔全部風險，政府不再承擔相應的賠付責任與基金透支風險。
這種模式的一個明顯好處就是政府、保險公司、農民三方之間責權利分明，政府與保險公司就是投保人和保險人的保險合同關系，避免了保險代辦型和保險合作型模式所出現的責任關聯和不易區分而導致的雙方發生糾紛的困境。由于投保農民群體風險相對特殊，通常缺乏準確的經驗損失數據，雙方都不易合理確定保費，如果保險公司為爭取業務低價承保就極有可能造成該業務虧損，保險公司將承擔全部賠付和赤字風險，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現公司為減虧而將賠付標準控制過嚴損害農民利益的情況，同時，由于政府已經將保障責任轉嫁給保險公司，可能導致保險經營缺乏基層政府的支持，不利于農保業務的有效開展。
(四)政府與商業保險合作管理模式
在該模式下，政府負責政策制定和農保費用的籌集，保險公司負責經辦農保業務和管理農保基金，有的規定可從基金中提取一定的管理費用，基金發生盈余時公司可在一定限額內按比例提取，如發生赤字，由政府和保險公司分擔。這種模式目前應用不多，但仍有一些案例，以保險業參與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為例，截至2005年6月，在江蘇、山東等六省68個試點區市縣中，按上述標準分類，使用代辦模式的有 36個，團體保險合同模式的有22個，合作管理模式的有 10個。
該模式的優點是可以充分發揮政府和保險公司各自在政策管理和業務經營上的優勢，由于雙方利益共享，風險共擔，雙方都有動力積極支持和協助對方，這對共同搞好農村社保工作十分有利。但這種模式在實際操作中較為復雜，不像前兩種模式那樣雙方責任明確，尤其是出現基金赤字的情況時，政府可能歸咎于保險公司管理不善，風險控制不嚴，而保險公司則會歸咎于政府撥付的保費過低，如果制度設計考慮不周，就很有可能造成雙方互相推諉責任導致合作失敗。
綜合來看，上述模式各有優缺點，相對而言，從控制風險的角度看，委托代辦模式相對較好，其次是保險合同模式，而合作管理模式則必須要求合作機制設計科學合理，但在嚴格風險管理的情況下，從長遠來看，合作管理模式值得推廣。當然，具體采取哪種模式，還要考慮各地的具體情況和不同的保障項目和保障群體，根據有關政策法規加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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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生產
1.農業種植種地是生活的根本依靠，這一觀念在農民中仍占有絕對地位。但是，種什么，如何種，意見不一。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農民特別是青壯勞力不再把種地作為唯一的收入來源，而選擇種植省事糧食，同時外出打工掙錢。國家提出的農業產業化種植模式是增加品種、規模經營、提高質量和降低成本，這是一項農業種植的重大改革措施，是保證農民進一步富裕的有效途徑。但是，許多農民從心理上還不能接受，小農經濟意識根深蒂固，認為自己的地自己種比較好。這源于農民知識水平較低，商品經濟意識和市場觀念淡薄，對新技術的適應能力差，加上農業科技人才數量不足，從事農業科研的條件有限，難于承擔改進農產品品種、提高農產品質量的興農攻關和指導農民雙重任務［2］。但是，不管怎樣，科學種田這一思想已深入人心，絕大多數農民認同農業專家的指導。利用科技化種田省工省時省力省支出，年收入很可觀。據報道，湖北省陽新縣荊頭山農場的農工，通過機械化和科技化種田，一人種上100畝田是很平常的活路，效益也比傳統種田每畝要高200－300元［3］。沒有能夠掌握和運用科學知識的農民，就沒有科學種田和農業的現代化。為了把農業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必須通過農民再教育不斷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養。2.副業生產飼養家禽、牲畜是農村較常見的副業生產。但是，每家每戶自給自足的方式已逐漸從農業生產中退縮，取而代之的是規范化的養殖業。而且大多數農民也認為，很有必要在農村發展具有一定規模的飼養、養殖業。但是有相當一部分農民認為養殖業投資大，風險大。農副產品加工在農村副業生產中也占有一定比例。目前，小作坊形式在農村仍比較常見，聯合經營、入股分紅的規模化經營也初見端倪。農業規模化經營是一國農業專業化、現代化的客觀需要和必然趨勢，也是農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條件［4］。農業規模化經營生產專業化程度高，有利于農業經營者學習和應用農業科學技術，有利于農業機械的利用，也有利于農產品的運銷。農民對于規模化聯合經營是比較贊同的，但是對其中存在的風險也有恐懼。這些都需要通對農民進行再教育，使其深刻理解農業規模化經營，早日走上富裕之路。3.無稅生產國家減免農業稅以后，使農民直接得到了利益，但由于農資漲價而得利較少。甚至有人認為，國家對農業生產的各種補貼趕不上農資價格的上漲，農民可能得不到任何收益。近年來，肥料、農藥、飼料、農用柴油等農資價格持續飆升。據統計，2008年柴油價格同比上漲超過12%，肥料價格上漲幅度達到32．0%－117．1%，大部分農藥價格漲幅也在6%－15%。由于農資價格的不斷上漲，一些農民為了降低農業生產的費用，在生產中減少了農業投資的使用量，或改用價格相對較低的低效的農資產品，其后果是影響了農業增產增收，更為重要的是，影響了農民應該得到的合理的收益，削弱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應該說，農業稅取消后，對農業生產確實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農民對土地的耕種重新產生了興趣。問題是，在無稅的情況下，農民如何種田?政府如何引導農業生產?農業專家和科技人員如何教育農民種田?保護和提高農民的收益，除了增加對農業生產的直接補貼，以平衡生產成本，關鍵在于通過對農民再教育，提高農民自身素質，科學進行農業生產。
(二)農民生活
1.溫飽問題絕大多數農民認為，已完全解決溫飽問題。而且，有相當部分農戶已達到或接近生活寬裕的小康水平。這是對我國改革開放成績的肯定。農民隨著收入的不斷提高，也希望“穿得漂亮，吃得健康”。但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目前，仍有不少農民就因為缺乏穿著、飲食等方面的知識，影響到自身的健康，甚至因此失去了生命。據說有一位農民，由于缺乏這方面的知識，長時間地每早一餐3個雞蛋用油、白糖炒著吃，結果導致心肌梗塞猝死。顯然，需要通過有效途徑教育引導農民在解決溫飽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其生活水平和質量。另外，也需要關注的是，在農村還有一些五保戶、有肢體殘疾或生理缺陷的人員，他們的生產、生活還比較困難，需要扶助。這些類人群雖然只是少數，可是也直接關系到國家和社會的安定團結。國家和政府可通過相應補貼、減免養老、合作醫療保險費用等進行安撫。同時，也需要通過對其進行再教育，引導其自食其力。2.農村合作醫療在農村實行合作醫療，是國家對農村的一項重大扶持政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由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村居民自愿參加，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為主要內容的農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然而，仍有不少農民對這一制度持懷疑態度。原因在于時期的合作醫療制度以及改革開放后的，歷次“恢復和重建”合作醫療制度都沒有成功［5］。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自愿籌資機制，許多農民認為等于白扔錢，擔心得病后政府不能及時給予合理的補償以減少農村居民的經濟損失。另一個重要問題是，農村合作醫療的報銷手續較為煩瑣。許多農民，特別是老一代農民對該政策不清楚。有些人交了錢，生病時不知道該怎么使用。相當一部分農民對現今的醫療設備、技術、手段和水平不了解。農民的“看病難”問題仍然存在。顯然，國家和政府部門應當通過宣傳媒體和教育機制，加強和開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宣傳教育，教會農民如何正確地認識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利弊，要提供準確可靠的信息，而不要簡單地灌輸醫保知識。3.養老問題我國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已邁入老年型社會，老年人口規模龐大、增速很快，特別是農村勞動力人口急劇老化。根據最近的人口普查數據，我國農村有老年人口8557萬人，占全國老年人口總數的65．82%，農村的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1．24個百分點［6］。相對于城鎮來說，農村的社會保障措施不夠健全，農民的平均收入增長速度比較緩慢，加之農村的青壯勞動力流入城市，農村的養老問題就變得十分棘手。建立農村養老保險金制度，將是穩定農村社會的一項深遠措施。但是，農民對這一措施的認知程度差異很大。據調查，受教育程度的影響，受教育程度更高的農民選擇參加社會養老、保險養老的意愿更高［7］。因此，有必要通過對農民再教育，加強宣傳，增強農民對社會養老的了解和認知程度，以消除或減輕農民對社會養老保險的不信任感。農村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應該意識到，農業發展、農村面貌、農民收入方面仍滯后于國家整體水平［8］。作為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在于農民教育的發展和提高。
二、農民再教育存在的問題
(一)農民教育理念有偏差
農民教育的發展，在提高國家的農民綜合素質，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國外，政府十分重視農業教育，有專門培養農業技術工人和農業技術人才的培訓機構。例如，法國政府規定農民必須接受職業教育，取得合格證書，才能享受國家補貼和優惠貸款，獲得經營農業的資格［9］。但是在我國，盡管國家也非常重視農民的再教育，并且采取了許多政策和措施，然而這項工作開展得并不順利。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農民的教育理念有偏差，而這源于我國社會對農業、農村和農民認識的偏差。城市居民瞧不起農村，認為“農”意味著“臟、亂、差”。城市子女不愿意從事農業生產或到農村工作。農民自身也認為農村生產和生活是低等的，是社會的底層，常以“考不上大學，就得回家種地”鞭策子女上學。就算是考不上大學，農村子女也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渠道來擺脫農民的身份。
(二)農民接受再教育的積極性不高
一些農民認為接受教育可有可無，無關緊要。祖輩們沒有接受什么教育，照樣把地種得很好，認為農業生產不需要什么知識和技術，只要肯去干，就能有收獲。這些陳舊的觀念在農民群眾中仍占有相當比例。再加上農民接受教育后帶來的直接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不明顯，也嚴重影響了廣大農民接受教育的積極性。對于接受過高等教育又返回農村從事農村生產和生活的新農民來說，曾經的學習過程沒有改變其脫離農村的命運，使他們對接受教育能夠提高綜合素質、改善生活質量表示懷疑，甚至產生反感。從2002年開始，我國大學生就業難的局面持續嚴峻［10］。這其中，來自農村的大學生畢業生占有較大比例，他們的家庭背景使其在就業上相對困難。一大批從農村出來的大學畢業生在就業無門的情況下，不得不返回農村，成為“新農民”。他們文化水平比較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比較強，但是在其農業生產、生活的基本知識很差的情況下，其抵觸情緒影響了再教育的推廣。
(三)農民再教育投入不足
我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80%以上。面對這樣一個龐大的人群，制約其再教育的首要問題是資金不足。世界銀行發展報告調查資料顯示，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為3．6%，我國教育投入的水平長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00年，也只有2．87%［11］。而在這部分教育投入中，農民再教育投入所占的比例非常低。這直接造成從事農民再教育的教師的工資長期拖欠，農民再教育的基本辦學條件得不到有效保障。在農村再教育投入方面，最近幾年中央政府財政撥款所占比例有所增加，特別是在低水平和在長期欠賬的基礎上進行了一些補償性的投入。但是，必須認識到，這些遠遠不能滿足農村再教育的實際需求。盡管國家直接用于農民再教育的資金有所增加，隨著物價消費上漲，農民再教育的費用相對而言不僅沒有增加，有的還有所下降。更何況農村稅費改革(“兩取消”)給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帶來巨大的新的缺口，中央政府還遠沒有承擔起其應盡的責任。
(四)農民再教育內容陳舊
目前，農民接受再教育的內容比較陳舊，教育模式過于單一化，與現實農業生產基本脫離。有些教材還停留在教農民識字認句的水平上，關于農業生產、管理、農產品銷售等方面的知識很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農民再教育的初衷，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受過高等教育的新農民接受再教育的積極性。根據我國農業勞動力結構的特點，農民再教育的重點是16－45歲的中青年。而這部分農民絕大部分就讀于普通中學，他們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卻又是“農盲”、“科盲”。他們需要的是學習農業新技術及經營管理，而不是基本的文化知識。
(五)農民再教育模式滯后
在農村，農民再教育方式仍以職業學校為主體。但是，這種以固定地點開展的農村職業教育大部分已面臨尷尬境地。新進教師沒有實踐經驗，老教師無法適應新知識。更重要的是，這類職業學校沒有基本的農業生產實習基地。這對農民特別是新農民接受再教育沒有吸引力。在許多地方，農民不能就地學習，無法及時掌握較新的、較實用的農業生產技術。國家提倡的“科技下鄉”服務措施，缺乏長期的制度化管理，導致這種傳播農業實用技術的手段流于形式。另外，農民工大軍的出現，使得一大批農民的流動性增加。采用固定地點、固定時間的傳統農民再教育方法，很難再讓這類農民接受。在農閑時，青壯年勞動力多出外打工，大批的婦女和老人留守農村，如何根據他們的現實條件實施再教育，保證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也是需要關注的問題。
三、網絡環境下農民再教育策略
網絡信息容量大，更新快，有很強的娛樂性，容易吸引人的興趣，特別是網絡的交互性使得其成為四大傳播媒體中最有效的傳播方式［12］。網絡媒體具有無法替代的實時交互功能，這讓網絡教育成為一種極富自身特色的嶄新教育形式。根據農民再教育工作的需要和特點，將網絡技術引入其范疇，用教育新內容、新方法占領農村網絡陣地，開展貼近農業生活、貼近農村生活的網上農民再教育活動。這對于促進國農民文化素質、科技素質和經營管理素質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構建農民再教育的網絡體系
目前，我國的網絡化教育已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網上授課、網絡精品課程等形式日趨完善。然而，中國的網絡教育主要針對大學、科研院所、企業等專業技術方面，具體可分為幼兒網絡教育、中小學網絡教育、高等網絡教育、企業網絡教育、職業與認證培訓網絡教育等五個領域。但是，對于農民再教育，仍是一片空白。也有個別農民再教育培訓機構在網上掛出農業知識網頁，但也只是流于形式，談不上體系。作為農民再教育的專職學校，應結合三農特色，利用微博、BBS等網絡論壇，構建農民再教育的新陣地。構建農民再教育的網絡體系，應涵蓋所有以網絡及其他電子通信手段提供的學習內容、運營服務、解決方案及實施咨詢等領域。另外，要不斷地完善這一體系，包括開辟新領域，采用新手段甚至引導優秀農民特別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新農民參與進來，共同提高農民再教育網絡體系的運行質量。
(二)開拓農民再教育的網絡新途徑
要充分發揮網絡頁面的主渠道作用，推進農民再教育課堂進網絡。將網絡與農業知識理論課堂結合起來，充分利用網絡將相關文字、數據、聲像、圖形、動畫等形式的農民再教育信息放置在農村網頁上，積極對農民進行教育、激勵、引導，突破固定地點、固定時間的傳統農民再教育方法的束縛。網絡環境下的農民再教育不應當局限于網頁的瀏覽方面，還可以通過QQ、飛信、MSN、BBS等途徑。通過建立群、組。這樣，方便專業教師、技術專家、政府部門與農民之間的及時交流與溝通。特別是對于一些農業生產、農民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問題，可采用這些途徑向國家和社會傳遞信息。對于一些農民在現實中不愿說、不敢說的意見，往往是做好農民再教育的非常寶貴的第一手資料，農民在網上提出的一些意見和建議，是農民真實思想的流露，國家和政府可以通過收集、整理、分析研究這些網帖，從而找出對策，對農民進行及時、正確的教育引導。
(三)豐富農民再教育的網絡內容
互聯網的應用被稱為“爭奪眼球的戰爭”，如何吸引農民的“眼球”，滿足農民的認知需求，已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農民再教育體系必須要占領網絡陣地，堅持以科學的理論、高尚的情操、具有感染力的網絡活動教育、鼓舞、激勵和引導農民，使其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通過向農民傳授技術知識，幫助青年農民學習各種專業技術，制訂生產計劃，提高經營管理能力。要將農民切實地吸引到網絡教育中，在網絡環境中提高整體素質。關鍵在于增加農村實用知識的教學與內容，要貼近農村實際，符合農業生產，適應農民需要［13］。內容有時效性、可讀性和生產指導性。農民再教育的網絡內容包括基礎課、人文科學和專業技術知識，具體內容有新農民的職業教育、農業專業技術、農業機械、農業政策、農業經營管理、計算機技術、民主道德公民教育，以及農副產品的加工儲藏銷售知識［14］。比如:增加糧食新品種、新農藥等，增加農業聯合生產的管理知識、新型農業機械設備的操作技能、高附加值的養殖新技術等，增加農民比較關心的醫保、養老等國家政策，增加用工信息，農民工合同、賠償等事宜。充分發揮科教興農在農民教育中的先導和基礎作用。
(四)完善農民再教育的網絡管理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國人極大地開闊了眼界，通過各種媒體使我們了解到其他國家育兒的理念和方法，感到有諸多的不同，耳目一新，而各個階層、各個年齡段的人們對此有著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應該說是很正常的事，如能細細琢磨和比較，肯定會對我們提高育兒水平有很大的啟發和幫助。
1 美國人對中美育兒差異之見解
早在來中國之前，中國父母為孩子所作的犧牲就已經深深地震撼了我。我結識了一位中國女士，為了能給女兒提供更好的受教育的環境，她獨自一人帶著孩子移民加拿大，她的先生則留在中國。這樣的生活方式，對于大部分美國人來說，是不可想像的。我有一位朋友曾離開妻兒到中國學習，可僅僅兩周之后，他就決定打好行李回美國了。他不能忍受隔著整個太平洋來思念家人。等我來到中國之后，所見所聞更讓我對中國父母的犧牲精神驚嘆不已。有個朋友剛買了新房正在裝修，我問他打算怎么處理舊房，他毫不猶豫地說：“留給兒子！”我瞠目結舌地看著他那年僅3歲的小寶貝，心想：天哪，他什么時候才會用到啊！
美國的孩子年滿18歲后就會迫不及待地想要離開父母，對他們來說，離開父母單獨居住是證明他已經獨立的最重要的標志。無論社會如何發展，美國人的這個價值觀始終不曾發生變化。
在中國，情況恰恰相反。有一段時間，我的一位同事興奮得不同尋常，這不光因為他即將踏上紅地毯，更因為他的父親將為他的新房買單。據我所知，他的父親并不是一位腰纏萬貫的大富翁，新房對老人來說是一筆極大的開支。然而老人認為買了房，兒子就能娶到更好的妻子，擁有更美滿的婚姻。不僅他們，中國的許多父母都是如此，他們省吃儉用，把所有的錢都存下來替兒女交學費、找工作、買房結婚、照顧孫子等等。實際上，年老的父母有權享受更好的生活。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完善，他們更應該把錢用于健康和養老。
相比之下，美國的父母更懂得享受生活，而不是為了孩子犧牲自己的一切。在我年滿18歲可以掙錢支付學費后，我的父母就實現了他們的夢想，在山區買了一片土地，建了自己的小屋。我和哥哥姐姐都常常收到父母寄來的照片，和他們分享居住在山間的快樂。我結婚的時候，我和我的新娘從父母那里得到的禮物除了30元錢，就只有一句關于婚姻的忠告：一對愿意向對方說“我愛你”、“對不起”和“請原諒”的夫妻將會白頭偕老。我父母40年的婚姻證明，想要擁有一位好太太，房子并不是關鍵。
在中國父母作了這么多犧牲之后，他們以及他們的孩子真的開心嗎？美國父母是否太過自私，只為自己考慮？
根據我的觀察，我還是更喜歡美國父母對待孩子的方式。他們尊重孩子的選擇，他們對孩子的愛是始終不變的，這并沒有影響到他們享受自己的生活。
中國的孩子和美國也很不相同。美國孩子通常會在高中畢業后，自己掙錢交大學學費。而在我所教的一個留學培訓班里，200名學生都是父母給錢來上課。不僅如此，他們當中只有70個人按時上課，其中只有20人在認真學習，其他人不過是拿著父母的錢找個地方打發時間。在美國，做任何事情都是要由自己買單，孩子的決定因此會慎重得多。
在我看來，中國父母這樣做不僅浪費了金錢，也扼殺了孩子的夢想。
無論如何，我都對中國父母為孩子所作的一切表示萬分尊敬，這樣的美德在西方國家是極受敬重的。但我仍禁不住要想，如果孩子并不需要，那他們這么做是否值得呢？如果孩子將來與他們反目，他們又為自己留下了什么呢？
是什么讓中國的父母能為孩子作出如此多的犧牲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讓父母們認為必須為孩子奉獻一切。
二、中國孩子成長過程中遭遇的競爭很激烈，父母希望能為孩子提供更好的學習條件。
三、中國父母們經歷了太多的動蕩和不安，他們希望孩子能過上安穩的生活。
四、在中國，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系很密切。
2 生活在美國的中國母親的感想
孩子曾經對我說，媽媽，我每天洗碗，你能不能給我一點錢？對這個問題我曾多次拒絕過她。有一天她眼淚汪汪、非常委屈地對我說：“媽媽，我洗碗，你就給我一分錢行不行？甜甜（女兒的美國小朋友）一做家務活她媽媽就獎勵給她一點錢。”我對孩子說：“媽媽明白你的意思，這一分錢是表示對你的鼓勵，是媽媽感謝你的勞動，但是媽媽對你的感謝決不用錢來表示。”
“你是家里的一個成員，爸爸媽媽愛你，你也愛爸爸媽媽，我們共享這個家庭。你做的這點活就是你對這個家盡的義務和責任，同時你也有享受這個家的權利，因為權利和責任是共同的。”我覺得在這一點上我不能向美國人學，把任何東西都變成物質來對孩子進行鼓勵，這是美國這個商業化社會對孩子教育的一個缺陷。
當然，中國家庭對孩子的教育也有缺陷。像我哥哥家，孩子的學習是天下第一重任，他沒有別的目標，就是要讓孩子的學習頂尖。我到了美國就發現，美國的孩子沒有這么重的學習壓力，但是孩子們的身心都特別的健康，你從他們的眼睛里就可以看出來，特別單純，絕不會愁眉不展，他們的天性沒有受到壓抑。這也不光是家長做得好，我覺得美國這個社會就培養了這種空氣。在這個社會里競爭的機會是均等的，所以不需要那么大的壓力。孩子該玩的時候玩，該學習的時候學習，不光是課本上的學習，還要到博物館、圖書館，連玩帶學習。
關于女兒的未來，我也很認真地思考過。我不太認同那種非得要求孩子讀大學、念最高學位的做法。我女兒的智商很高，但她好動，學習不用功，頭腦很開放，上大學不一定適合她。我還沒有想好一個模式，要讓她如何走，而且我覺得我也不能強加給她什么。如果孩子將來選擇做個“在野派”，不做“學院派”，我想，只要她能夠有發明有創造、身心愉悅，只要她能夠做一個正直的人、講信用的人、守住良心的人，只要她不做壞事，自己活得充實，那么不管她用一種什么方式來完成自己的人生，我都會支持她，只要她自己覺得幸福就行。
3 媒體對中美育兒差異的比較
中國嬰兒一般采用朝天仰睡或側仰睡的睡姿，這與幾千年來包裹嬰兒的方式不無關聯，而在美國，嬰兒是趴著睡的，醫生認為這是最安全的睡姿——可以防止因溢奶而產生窒息。于是，有人把美國孩子的個性強、膽大、愛冒險，歸功于自孩子出生即沒有束縛，而中國人的個性受拘束，是因為一生下來時，就采用了包裹的方式。這究竟有多少理論根據，不好判斷，因為，東西方思想文化差異產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我們知道，西方有好以個體為單位，順應本性的觀念，從嬰幼兒的撫養教育上即可見一斑。
在美國家庭中，父母將嬰兒從醫院接回家的第一天起，就讓孩子在特別布置的嬰兒房里，開始孩子一生的“獨立”生涯。父母寧可在夜里一次又一次地起身去查看睡在另一個房間里的寶寶，也不讓孩子和大人一起睡。因為從小和大人一起睡的孩子，相對于獨立睡眠的孩子而言會顯得膽小，獨立生活能力弱。基于此，美國家庭在孩子一旦具備了一定的勞動能力時，便會積極鼓勵孩子幫助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務，而父母也給予一定的報酬，從而培養孩子及早獨立、不依賴父母的意識。又比如在兒童吃手指、撕咬東西的問題上，西方家庭非但不會像中國家長那樣阻止，反而為孩子創造條件，讓他們充分享受。孩子的手指臟，父母會用嬰兒藥水、香皂為孩子洗手，而嬰兒皮膚幼嫩，長時間浸泡在唾液里的手指皮膚會發白、受損，所以家長準備了寶寶油。至于幼兒的圖書，更是由一頁頁畫著故事內容的花而粘成的，撕不破、咬不壞。美國家長樂于給孩子提供撕咬的便利，恨不能給孩子一種能吃的書。在他們眼里，孩子的這些行為符合天性享受，無礙于他人，所以家長沒有必要去阻止，不必說“No”。等孩子自己長大，認為不再有趣，自然會停止了。這也是他們這些為人父母的兒時的親身經歷。
西方家庭的孩子如果表現出“孔融讓梨”的精神，才是父母最擔憂的事情。他們不認同這種以他人為先的精神，在他們看來，隨便將自己的利益拱手讓人，無異于義務勞動不拿報酬，而這在處處講求經濟效益的西方社會是無法想像的。他們認為勇于表達自己需要的孩子才是聰明的孩子。比如德國一位女心理學者在她的著作中，為她5歲的女兒使用祈使句“給我一杯水”，而不是采用詢問句“你能不能給我一杯水”而十分自豪。
東西方兩種文化孰優孰劣要全面綜合地看。西方社會的外向型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積極向上的社會形態，但是，人性的無拘束帶來的以自我為中心、爭斗心、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間的關系冷漠也不容忽視。
4 我國教育工作者的思考
長期以來，中國孩子接受的是灌輸教育，美國孩子則不同。一般說來，考試，中國孩子勝過美國孩子，但輪到動手或研究時往往就不如美國人了。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呢？筆者發現，美國的孩子看上去是在無憂無慮中長大的。孩子小的時候功課很少，回家主要是以玩為主，到了該上大學之時，也不必像國內高中生那樣必須走那道高考獨木橋，美國孩子要想上大學只需憑學校的積累、老師的推薦以及社會活動的表現，就可申請大學。錄不錄取，全憑大學對人才的需要。孩子用不著為上大學而擔心，因為這所大學不錄取，那所大學也能錄取，可謂是條條道路通羅馬。
雖然美國孩子的成長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但筆者通過與當地美國人交流發現，美國父母在如何讓孩子盡早具有獨立性和智力的潛質開發方面獨具匠心，下了很大的功夫。有人說中國孩子是抱大的，而美國孩子則是爬大的，這種說法一點也不為過。
美國的父母對與孩子的交流也十分重視。筆者一次乘機從紐約到明尼阿波利斯，途中整整5個小時，坐在后排的母親一刻也沒有停止與自己2歲和5歲的孩子進行交流，孩子有問必答，同時母親也像一個循循善誘的教師一樣，與孩子促膝談心，就像是兄弟姐妹那樣，非常平等，尊重彼此，沒有凌駕于孩子頭上的架勢。途中孩子問的問題十分有趣，如飛機為何在雪上飛？飛機在飛的時候怎么不動？飛機上的窗子為何不能打開等等？
我的一位美國朋友告訴我，美國父母十分注意與孩子的交流。當孩子呱呱落地時，做父母的就試著與呀呀學語的孩子交流，將父母的感情傳給孩子。打開美國的報章，也有鼓勵父母與孩子交流的文章，稱美國的父母已達成共識，想要培育出一個聰明可愛的孩子，首先應學會從孩子一出生就開始和寶寶交流。父母不用擔心這種交流會變成單方面的意愿，因為寶寶一出生就有了與人交往的能力，而且愿意和你們交往。
5 中西育兒差異的具體表現
1.國人對孩子更多橫向激勵，西方更重視孩子的縱向發展。
我國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表揚與批評為慣用的教育手段，父母和教師喜歡采用橫向比較法，如利用小紅筆、小紅旗、排名次表等方式鼓勵孩子，看誰表現好。當糾正孩子不良行為時常常采取表揚其他孩子，以其他孩子做榜樣的方式。西方父母教師則不同，一般對孩子不表揚也不批評，理由是：批評了這個孩子會刺激他，表揚了這個孩子會刺激其他的孩子，他們注重兒童自身的縱向發展而避免彼此進行相互比較。
2.我國強調個人服從集體，西方重視發展個體。
國人強調個人服從集體，個體要與集體保持一致，如果出現不一致則需要調整自己的行為。西方人強調個性差異，父母和教師總是根據孩子不同的個性與能力安排活動。目的是為了使每個孩子都能成為有別于他人的獨特個體。
3.我國評價孩子時“穩重聽話”是優點，西方人喜歡孩子活潑好動。
我國父母和教師在評價孩子的性情時，“穩重聽話”是一大優點，“聽話的孩子是好孩子”已在國人中形成共識。學校教育強調秩序井然，用各種規章來約束孩子的行為。西方人喜歡孩子富有孩子氣，小學和幼兒園的課堂上允許孩子隨便說話，甚至相互打鬧。
4.我國父母和教師強調自制，西方人注重兒童自我意識的發展。
我國父母和教師總是鼓勵孩子在盡可能長的時間內專門做好某一件事，以期培養孩子的恒心、耐心，多強調兒童自我意識的社會性發展，多引導兒童逐步學會適應和控制自己的情感。而西方人常常鼓勵孩子在一段不長的時間內從事多項活動，以期培養孩子的靈活性、創造性，多注重兒童自我意識自然發展，多鼓勵兒童自由且自然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與情感。
5.國人看重孩子成長的結果，西方人重視孩子成長的過程。
國人看重孩子成長的結果與技能的掌握，無論學習什么，為求學深學透，無論干什么，力求完美無缺。西方人重視孩子成長的過程與能力的增減，注重孩子的參與意識，孩子們自由選擇的機會多，父母和教師還極力鼓勵孩子自由發揮、自由創造，以培養孩子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概括地說，國人力圖使孩子發現社會存在，創造環境使孩子學會怎樣長大成人，孩子是被動的，富有可塑性的，重在成人的幫助指導下成長。西方人力圖使孩子能真正作為孩子，兒童是主動的，富有創造的，自我實現是兒童自身的自然與發展，成人只需提供有利的條件即可。
中西育兒理念和方式的不同，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價值取向。我們希望我國的父母能夠取中西育兒之精華，去其糟粕，以最好、最全面的方法來培養和教育自己的子女。
6 生活在美國的中國母親的育兒體會
由于身在美國，又初為人母，于是就特別關注美國人和中國人在看護寶寶問題上的不同，比如喂養、早期教育等等。希望女兒在今后漫長的生命里程中接受東、西方優良文化的熏陶，從而有一個更完美、更精彩的人生。
在美國，雖然從懷孕一開始，醫生就一直鼓勵和建議用母乳喂養，但是美國年輕的媽媽們實際母乳喂養率并不很高。在產后三天出院的時候，醫院按照慣例要給當天出院的媽媽們上一堂課來具體講解新生兒護理的常識。當時同我一起出院的有六個新媽媽，其中只有三個決定母乳喂養，而這三位媽媽都來自于亞洲的不同國家。
寶寶幾乎從出生的第一天起就自己單獨睡一個房間，這是美國人給孩子上的第一堂學習獨立的課。大多數美國人家的寶寶不需要被爸爸媽媽抱在懷里哄著，寶寶從小就習慣了在安撫奶嘴的幫助下自己入睡。大多數中國媽媽都認為常用安撫奶嘴不好，容易形成習慣和依賴，長大后不容易戒斷。我也同意這樣的觀點，所以很少給女兒用。但是身邊的美國孩子卻幾乎從出生第一天就開始使用安撫奶嘴，并且一直到兩三歲大。曾經看過一個非常有趣的美國兒童游戲，參加游戲的都是一歲左右的孩子。游戲內容很簡單，就是讓寶寶們比賽爬。一個個漂亮可愛的寶貝在父母親的逗引下，或爭先恐后，或三心二意，或左顧右盼地向終點爬去，小屁股可愛地扭呀扭，引來一片片笑聲。可是再看寶寶們的小嘴巴，幾乎無一例外地被花色漂亮的安撫奶嘴堵得嚴嚴實實。我忍不住替這些小寶貝們難過起來：周圍這么多的小朋友，想要咿咿呀呀幾句表示友好都做不到。
美國的寶寶從出生起時時刻刻都穿著紙尿布，一直到三四歲。各種品牌、各種尺碼、各種形式的紙尿布在商場的兒童部占去好大一個柜臺。美國人不講究讓孩子從小養成定時大便的習慣，他們要孩子順其自然。
美國媽媽一般不親自給寶寶調制新鮮可口的輔食，現成的罐頭食品在商場里隨處可以買到。在我看來，罐頭食品雖然比較方便快捷，營養也很充足，但畢竟不如現做的新鮮，而且里面含有較多的淀粉成分。所以一有空閑，我還是會親自給女兒做輔食吃。
在美國，寶寶從出生到五歲要接受很多次疫苗注射，一歲以前幾乎每隔兩個月就要檢查一次身體，這些與在國內應沒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但是，美國兒科診所的條件要比國內好得多，每個就診的寶寶都有一間單獨的診室，互不影響、互不干擾，很衛生，也很安靜。在這里，給寶寶打針都是注射在大腿肌肉上，女兒剛剛八個月大，兩條小胖腿上就已經挨了十幾針了。而且大夫輕易不給開藥，尤其是抗菌素。只要孩子不是燒到39℃以上，或持續發燒、咳嗽三天以上，大夫不會給配藥，更不要說輸液了。在美國認識的朋友中，好像至今沒有聽說過任何一個孩子曾經生病輸液，倒是聽說過不少因為延誤而使寶寶病情惡化的例子。所以，每次女兒生病，我的心就火燒火燎，生怕那種情況會發生在女兒的身上。
我曾經專門就補鈣的問題去請教過兒科大夫。這里的大夫和國內的大夫在這個方面上觀點不盡相同。他們覺得孩子雖然小，但并不像我們想象得那么脆弱，并不會那么容易缺鈣。如果孩子各方面發育都很正常，就不要多余地補充，因為孩子機體對各方面營養的要求是有限的，如果過分補充反而會畫蛇添足，適得其反。他們好像是更信奉“藥補不如食補”的原則。由于受這種觀念的影響，女兒從小沒有吃過任何補鈣的藥物，至今發育很正常，也很健康，看來美國大夫的道理也有其可取性的。
美國人從來不會把孩子捂得嚴嚴實實的，即便是在隆冬季節，孩子們的戶外活動也很多，并且很少戴圍巾和口罩，所以美國的孩子都非常耐寒，身體也相對比較好。多數美國人對孩子是不嬌慣的，很少聽說美國孩子成為家里的“小皇帝”，在商場里也很少看見美國孩子因為得不到喜歡的玩具而大聲哭鬧的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