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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稅收效率 福利經濟學 稅收中性 配置作用 扭曲稅
目前，財經界主流的稅收原則理論主要源于凱恩斯主義和福利經濟學思想，基本上是圍繞稅收在經濟條件下的職能作用立論。雖然具體提出的各種稅收原則名稱不盡相同，但綜合起來最主要的兩大稅收原則是稅收公平原則和稅收效率原則。稅收公平原則著重于社會問題，矯正收入分配不均和財富兩級分化，對于維護社會穩定，避免社會動亂是不可或缺的。稅收公平原則同本文關系不是很大，在此不再贅述。而稅收經濟效率原則的意義在于使稅收有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體制的有效運行，不僅要使微觀經濟效益提高，宏觀經濟也要穩定增長。本文正是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稅收政策的制訂中，對不同的征收對象征稅對經濟效率的影響。
一、市場均衡及經濟效率
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是研究社會經濟福利的一種經濟學理論體系。它是由經濟學家霍布斯和庇古于上世紀20年代創立的。帕累托效率是福利經濟學在經濟分析中既是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工具，這個工具也經常被其他經濟學流派所借用，它在經濟分析和經濟研究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已得到公認。
福利經濟學第一公理和福利經濟學第二公理闡述的是市場均衡和經濟效率之間的關系，是經濟學中最基本的結論之一，他們的正確性已經通過艾奇沃思方框圖等工具中得到論證。這兩個公理也是本文研究稅收效率的理論依據，在此簡單介紹如下：
福利經濟學第一公理是指在沒有消費的外部性效應條件下，市場競爭價格下所達成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有效率的。簡單的講就是競爭市場的特定結構具有實現帕累托有效率配置的特性。聯系實際情況，經濟生活中每一個參與交易的人都參與了社會資源的配置，而每一個參與者不必知道所購買的商品如何生產、制造原理、成本結構等情況，他們做出購買決策時只需要掌握商品的價格這一信息即可。競爭市場可大大減少每個參與者需要掌握的信息量，而這一事實有力的證明了市場競爭確為一種配置資源的好方法。這也是我國最終確定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經濟結構的重要理論依據。
福利經濟學第二公理是指如果所有交易者的偏好是良性的（凸性），則總會有一組這樣的價格，在這組價格上，帕累托有效率狀況是在適當的商品稟賦條件下的市場均衡。簡單的講就是任何帕累托有效率的配置都能得到市場機制的支持，市場機制在資源和財富的分配問題上是中性的，無論打算如何在在經濟中分配財富，都可以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這種計劃。在此，我們有必要著重區分兩個詞語：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分配作用是指確定資源的歸屬，屬于所有權、產權等法律范疇的概念；配置作用是指根據商品的稀缺性，使資源流向最能實現其價值的地方，是一個地道的經濟學范疇的概念。福利經濟學第二公理告訴我們，這兩種作用是完全可以區分開來的，在市場競爭機制中，價格就能實現這兩種作用。而我們即將展開的稅收經濟效率分析正是在市場價格實現其“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的過程中體現出來的。
二、稅收經濟效率分析
稅收制度研究中，無法規避的一個概念就是“稅收中性”，稅收中性原則要求：首先，稅收的成本盡量以所收到的稅款為限，盡量避免社會額外稅收成本；其次，稅收盡量避免干擾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影響經濟的正常運行。然而，稅收中性僅僅是一個理論上的目標，是可不能完全實現的。稅收通過稅負的轉嫁最終都會或多或少的增加額外稅收成本并干擾市場經濟的配置作用。
上節我們對福利經濟學第二公理的闡述中，我們知道任何帕累托有效率的配置都能夠得到市場機制的支持，而市場機制是通過價格對資源的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來實現這一支持的。在稅收政策討論的過程中，有些政策制定者認為，為了分配公平，應當通過稅收來干預商品的定價，例如消費稅。僅僅從經濟效率的純理論角度來講，這種干預會讓經濟偏離帕累托有效率的均衡，因為價格的改變使消費者無法正視其行動真正的社會代價，在他們做出決策時面臨著一個錯誤的邊際替代（即價格）問題。我們知道，價格在市場中擁有“分配作用”和“配置作用”，其中后者同經濟效率直接相關。如果僅僅是為了分配的公平，我們的稅收只要根據消費者的稟賦價值來征稅，就不會影響經濟效率。
福利經濟學公理給我們稅收政策的制訂的啟示是十分重要的，價格擁有資源的分配作用和資源的配置作用，改變價格的稅收制度從經濟效率角度來講實為低效率的下策，因為通過改變價格達到重新分配財富的同時，也影響了價格的資源配置效率。而通過對稟賦征稅，即可達到公平分配的目的，也保證了價格（即邊際替代率）仍然能夠正確的反應稀缺，以達到最終經濟的帕累托有效率。
三、結束語
稅收政策的制訂需要考慮眾多因素，比如上文中所講的消費稅，除了要考慮稅收的經濟效率之外，它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調節產業結構，引導消費方向等。然后稅收的經濟效率分析在稅收政策制定過程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我們上面的分析也解釋了為什么目前絕大多數國家稅制結構中，都是以按稟賦征稅的所得稅和不改變商品價格的增值稅（價外稅）為主，其他稅種為輔。同時，相信稅收的經濟效率也是我國部分服務業逐步營業稅改增值稅改革的理論依據之一。
參考文獻：
[1]王傳綸，高培勇.當代西方財政經濟理論[M].商務印書館
市場和政府各占多少的問題和經濟學一樣古老，因此，政府規模對經濟與社會的影響一直是備受關注的話題。由于對發展認識的不同，政府規模研究經歷三個主要階段的變化。從庇古時期的“守夜人”的政府，到凱恩斯主義時期的全能政府，再到公共選擇理論的適度規模政府。政府規模的研究首先經歷了研究政府規模大小及其理論解釋階段和適度政府規模研究階段。雖然研究的內容有一定的區別，但這兩個階段政府規模的研究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所關注的最終目的都是經濟增長。
新古典主義理論從需求和供給方面來解釋政府規模的擴大問題。政府規模的擴大是由于糾正市場失靈和社會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因此政府規模擴大對經濟和社會產生積極影響。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張尤其是投資的擴張會對其他部門產生擠出效應。政府選擇過度參與和監管經濟，損害經濟增長和公民生活質量。但是這些理論只解釋了政府規模如何影響經濟和社會，卻解釋不了政府規模大小也好、適度也罷。這種調整最終要達到的目標應該是什么。
依據生態經濟學的觀點，經濟增長是有限的，而質量的改善是無限的。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的發展和國民生活質量的改善，那么政府規模的大小就應該與國民福利的增長聯系起來。因此，新的階段政府規模的研究應實現轉型，不僅僅限于研究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規模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方面。但是政府作為社會福利的主要推動者，政府規模的擴大應該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密切相關，即評價政府工作的好壞應該是看社會福利的改善，而不是看GDP的增長。因此，有關政府規模的研究應實現面向福利增長的轉型。
基于這些認識，本文深入研究了國內外有關政府規模研究的相關文獻，并依據政府規模研究的理論解釋將其分為三個階段，提出新階段政府規模的研究應該，向注重福利提高轉型。并論述研究轉型的理論根據和意義。
二、政府規模研究的演進
(一)政府規模的概念及界定
廣義的政府規模指以職能和權力配置為基礎，按一定組織原則建構的政府各個組成部分的總和。政府規模包括內在規模和外在規模。內在規模指政府職能和行政權力的范圍及結構，即職能規模和權力規模。外在規模是指政府機構設置、人員配置的數量、結構以及行政成本消耗的數量，即機構規模、人員規模和費用規模。”
政府規模對經濟與社會影響的主要方面。表現在政府所掌握和調控的經濟資源的規模和大小。國際上的研究主要采用政府總支出或各項目支出占GDP的比例作為衡量政府規模的指標。
(二)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轉型前的政府規模研究及理論解釋
考察國內外相關的文獻，根據其依據的理論，政府規模研究可分為三個階段或層次。
第一階段，對政府規模大小的研究和解釋。早期對政府規模的研究主要側重于研究政府規模的變化及探討背后的理論解釋。主要結論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規模逐漸增大。德國經濟學家阿道夫，瓦格納注意到一個經驗規律，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部門逐漸增大，即瓦格納法則(Wagner's Law)。鮑莫爾(Baumol)則推測，由于政府部門生產率低于其他部門，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部門的產出成本將大于其他部門，而社會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價格無彈性，意味著隨著需求的增長。只能以政府規模的擴大來滿足，即所謂的鮑莫爾成本。
研究者依據新古典主義理論，從需求和供給方面來解釋政府規模的擴大問題。大多數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大是需求導致的。一方面由于要糾正市場失靈。要求公共部門進行干預：另一方面隨著收入的增長，社會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也增長，因此政府規模擴大對經濟和社會產生積極影響。Kauand Rubin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大是由于供給增加。因為技術進步使納稅經濟活動增多及稅收成本降低，從而使政府收入增加及勞動力供給增加，如果需求不變，則政府規模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大。
在實踐上，現代政府早已擺脫庇古時期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凱恩斯的大政府論在20世紀30年代金融危機之后備受推崇。總之，對于政府規模大小的爭論永遠不會停止，當經濟高速增長。市場運行良好，人們就希望政府退回“守夜人”的角色。管得越少越好：而每當經濟危機襲來，人們又很自然地期望政府充當“救市者”。
第二階段，經濟增長的適度政府規模研究。雖然公共選擇理論同樣很好地解釋了政府規模擴大的原因，例如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利益集團、官僚體制和財政幻覺導致了政府規模的增長。但公共選擇理論對政府規模研究的最大貢獻是指出政府過度參與和監管經濟會損害經濟增長。公共選擇理論指出政府中的官僚也是經濟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官員函數中包含的變量包括薪酬、所在機構及人員規模、權利及地位等，這些變量與政府預算成正相關。因此，追求政府預算最大化是官員的目標。這種官員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的行為導致了“政府失靈”，從而使經濟和社會福利惡化。公共選擇理論主張限制政府的干預，反對凱恩斯主義。Borcherdingand Lee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張尤其是投資的擴張會對其他部門產生擠出效應。政府規模的研究轉到關注經濟增長的適度政府規模階段。
Ram、Rubinson和Kormendi and Meguire總結出政府規模和經濟增長存在正相關關系，擴大致府的規模將促進經濟增長。而Landau和Barro的研究認為。政府規模擴大會降低人均收入，不利于經濟增長。Folster andHenrekson發現，政府規模和經濟增長存在負相關的關系，過度擴大政府的規模會造成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對于上述結果的不一致，一些學者發現政府規模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非只是單調的關系。Grossman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分析和證明了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存在一種非線性關系。Armey證明并用曲線表達政府規模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稱阿米曲線。而更進一步，Vedder and Gallaway、Pe，den等還證明了政府規模對經濟增長存在最佳規模。
國內有關政府規模的研究并不多，而且主要側重于研究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這與經濟增長理論仍然占主導地位是分不開的。馬栓友、李國柱、馬樹才和劉方等學者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為政府規模指標，研究并估計了我國相對于經濟增長的最優政府規模水平，得出大致相近的結果。
三、從經濟增長到生活質量：政府規模研究的福利轉型
在新古典增長理論占主導的情況下，對政府的評價是根據GDP和GDP的增長來判斷的。但在發展已經定義為人的發展和福利提高的情況下，政府作為社會福利的主要推動者，政府規模的大小就應該與國民福利的增長聯系起來。國際國內的研究者已經從實證上做出了嘗試。
第三階段：政府規模與福利關系的研究。近兩年，國際上
關于政府規模研究的新動向是學者們開始關注政府規模與生活質量的關系。美國學者Antony Davies研究了政府規模對福利的影響。使用政府消費支出和政府投資支出分別占GDP的比例作為政府規模指標，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指數(HDI)作為衡量社會福利的指標，利用154個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得出結論，相對于以HDI表征的社會福利，存在最優政府規模。發達國家DHI最大化的政府消費支出占GDP的比例為17％，政府投資支出占GDP比例為13％。總的最佳規模為30％。而發展中國家政府消費支出占GDP的比例與HDI正相關，政府投資支出占GDP的比例只有達到40％以后才對HDI有促進作用。
Christian Bi?rnskov等人采用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中生活滿意度作為福利指標，用政府總消費支出占GDP的比例作為政府規模指標。實證分析74個國家的政府規模是否有利于或不利于生活滿意度。研究結果表明，生活滿意度隨著政府總消費支出的增長而下降。
國內有關政府規模與福利關系的研究，劉長生等首次研究政府支出規模與社會福利的關系。作者構建了社會福利指數，以政府總支出占GDP的比重作為政府規模指標，進行相關性分析和最優規模估計，估計出我國最優政府總支出規模為39.21％。潘雷馳對政府支出的增長率和HDI兩個時間序列進行分析，得出政府支出增長率的變動對人類發展指數變動的影響不顯著。這些研究雖然使用的指標與國際上的研究相似，但沒有進行深入的理論分析，因此，值得在此基礎上做進一步深入系統的研究，為我國政府規模與福利關系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實證結果和理論基礎。
四、政府規模研究福利轉型的理論根據
(一)生態經濟學是政府規模福利轉型的理論基礎
新古典理論從需求或供給方面可以解釋政府規模擴大的原因，公共選擇也可以說明過度的政府規模會對其他經濟產生擠出效應，從而影響經濟增長。但是這些理論只解釋了政府規模如何和為什么會影響經濟、社會，卻解釋不了政府掌握和調控經濟資源的最終目的是什么：政府規模大小也好、適度也罷。這種調整最終要達到的目標是什么。新崛起的生態經濟學，作為對傳統經濟學的反思，在經濟發展的目的和政府調控目標上可以解釋上述問題。
1 新古典理論及傳統增長理論是建立在以下兩個主要假設基礎上的，但是這些假設遇到了挑戰
假設一：經濟增長可以持續地帶來福利增長。
假設二：福利的提高需要加強政府干預和擴大政府規模，以便糾正市場失靈。
第一，許多研究證明經濟增長并不能帶來福利的持續增長。Manfred Max-Neef提出“門檻假說”，即“在每一個國家似乎存在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經濟增長帶來生活質量的改進到達一個點，即門檻點，超過這個點，如果更多的經濟增長，生活質量可能下降。”之后，生態經濟學家的研究證明了經濟增長存在福利門檻，超過這個門檻經濟增長不再導致福利增長。
為了克服GDP作為福利測量的不足，Daly and Cobb提出了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Index 0f SustainabIe EconomicWelfare，ISEW)，Cobb又提出真實進步指標(GenuineProgress Indicator，GPll作為GNP替代指標來測量福利，發現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GNP持續增長但ISEW開始下降。之后ISEW被應用到英國、荷蘭、澳大利亞和意大利等國。計算不同國家的ISEW發現，ISEW隨著GDP的增長會達到某一點，超過這點ISEW的增長出現停滯甚至下降。原因是經濟增長引起的環境和社會問題使得經濟增長創造的財富沒有全部轉化為福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福利。生態經濟學家將這種現象成為經濟增長的福利門檻。這些研究顯示經濟增長不一定可以持續地帶來福利增長，至少在發達國家是這樣。
第二，相對于福利的提高，并非政府規模越大越好，最新研究顯示存在福利增長的適度政府規模。前面介紹的Antony Davies的研究結論，即相對于以HDI表征的社會福利，存在最優政府規模。Biornskov等的結論是，生活滿意度隨著政府總消費支出的增長而下降。這些結論構成了對假設二的挑戰。
2 生態經濟學可以很好地解釋評價政府的標準是什么
1977年赫爾曼?E?戴利fHerman E.Daiy)發表了《穩態經濟學》，重新將經濟和物質世界聯系起來。在《穩態經濟學》及之后的著作中。戴利反駁了傳統經濟理論將經濟過程與能量和物質資源脫離開來，提出了為古典經濟學家所不熟悉，但被新古典經濟學家和主流經濟學家完全排斥的概念：增長的極限。戴利指出，經濟理論和實踐遵循熱力學第二定律(熵定律)，用熵定律可以解釋經濟過程。所有的經濟活動都是將潛在的、有用的能量和物質轉化為這樣那樣的商品，商品經過一定的時間被用光或損壞最終被拋棄。因此。所有的商品是將低熵的資源轉化為高熵廢物的中間物。由于地球本身不能增長和以不變的比率接受太陽能。所以。以無限制地將能量和物質輸入經濟過程。無限制地向環境輸出廢物為特征的無限經濟增長是難以為繼的。那么，政府一味追求經濟增長雖然在一定階段、一定程度可以解決發展中的問題，最終仍然缺乏根據。政府作為社會福利的主要推動者，其規模的調整應該以福利最大化為目標，即評價政府應該使用福利標準，而不是GDP或GDP的增長。
(二)生態經濟學對福利衡量的反思是政府規模福利轉型的推動力量
自從庇古區分了經濟福利和非經濟福利的概念，指出非經濟福利是不可測量的，經濟福利是福利中能夠用貨幣加以量度的部分，國民收入(GDP或GNP)就一直是福利的代名詞，
但是，GDP作為福利測量存在許多不足(Costanza)。生態學家對如何更好地測量福利進行了許多探索。Dalv和Cobb等先后提出了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ISEW和真實進步指標GPI。Pearce和Atkinson提出了真實儲蓄GS(Genuine Say-ings)的概念。
阿馬蒂亞?森發展了福利經濟學，認為人的福利主要取決于人獲取福利的能力。人獲取福利的能力與健康、知識和收入密切相關。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0年人類發展指數(HDI)作為衡量福利的新指標與阿馬蒂亞，森的貢獻分不開。阿馬蒂亞?森認為，HDI是廣泛認可的用于比較國際之間福利的指標。
從福利研究的進展可以看出，經濟增長不能等同于福利，而且僅靠經濟增長單一手段也不能持續地推進福利增長。那么，政府規模研究僅僅考慮經濟增長是不夠的，政府規模的研究應該實現福利轉型。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的發展和國民生活質量的改善，政府作為社會福利的主要推動者，其調控經濟資源的最終目的應該有利于國民福利的提高。
五、結論
關鍵詞：經濟學；幸福感；人類福利
中圖分類號：F0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2-0073-02
1 經濟學與幸福感關系概論
經濟學研究人與社會如何做出最終抉擇，在使用或者不使用貨幣的情況下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生產性資源來生產現在或者將來的產品并把產品分配給社會的各個成員以供消費之用。幸福感是由人們所具備的客觀條件以及人們的需求價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產生的個體對自身存在與發展狀況的一種積極的心理體驗，是滿意感、快樂感和價值感的有機統一。
1.1 資源配置與人類需求
資源稀缺是經濟學研究的動因，經濟學研究在資源稀缺的前提下對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問題，有效的配置資源方式是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人類的需求是人類幸福感的基本內容，人類的需求具有多樣性，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出現新的需求，因此，從某種角度上講，人類的需求是無限的。資源配置與人類需求的矛盾是整個人類福利問題的核心，資源配置的目標就是滿足人類日益增長的物質與文化生活需要。
資源稀缺是一個相對性概念，它只是某一時空下對應于特定的人類需求的資源稀缺，從哲學的層面上看，資源稀缺所表明的是資源有限性問題，而資源的有限性歸根到底是人類建構資源能力的有限性。事實上，人類建構資源的能力也包含了無限性的一面，原因在于人類在建構資源方面的能力具有無限特征。從動態角度看，人類對資源稀缺問題可通過發現自然和社會中已存在的力量作為替代資源來解決，也可以通過創造出從未有過的人工合成資源來解決。
1.2 人性假設與有限理性
經濟學研究以“經濟人”為前提假設，“經濟人”假設為功利主義的基本內涵，功利主義是以行為的目的和效果來衡量行為價值的倫理學說，該學說也被稱為目的論或效果論。功利主義學說認為，行為和實踐的正確性與錯誤性只取決于這些行為和實踐對受其影響的全體當事人的普遍福利所產生的結果，所謂行為的道德上的正確或錯誤，是指該行為所產生的總體的善或惡而言，而不是指行為本身。雖然求利仍然是現代社會人們行為的基本動機，不過，現代社會面臨許多問題，如環境污染、資源浪費、就業失業等問題，產生問題很大的原因在于由于人類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而環境又是復雜的，人類本質上具有有限理性的特征。
有限理性是人類幸福感的重要內涵，是幸福感的核心。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為是有意識地理性，但這種理性又是有限的。在有限理性的條件下，人類采取的社會行動分為四種類型。第一種是工具理性行動。行動者通過理性的計算選擇手段與目標；第二種是價值理性行動。價值理性行動也理性地選擇行動，但是目的則由既定的價值體系事先決定；第三種是情感行動，行動由行動者的感情或情緒狀態決定；第四種是傳統行動。行動由習俗或慣例決定。這四種行動類型之間互相滲透交叉，其復雜程度不是經濟人假設的外延所能覆蓋的。經濟學研究只有充分地將有限理性作為重要的條件納入人性假設當中，才具有現實價值。
1.3 邊際規律與自我實現
邊際規律是重要的經濟規律，而邊際遞減規律是邊際規律的基礎規律，當一個正向的動因增加時，會換來一定效果，但是當動因持續增加時，效果的增加會越來越少，直到最后，無論動因如何增加，效果都不增長了，這就是邊際遞減規律。邊際遞減規律使得人類無法按照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原則追求效益最大化這一最優目標，從而無法達到人類的真正自我實現。
自我實現是人類幸福感的重要內容。自我實現是人們為了滿足自己的生存、享受和發展的需要，自己設定目標并通過實踐實現目標、發展才干、實現自身價值的社會實踐活動過程，是人發展的主體能動形式。自我實現首先是一種目標與理想，只有理想才具有自我實現的意義，然而邊際規律的存在使得自我實現往往只是空想。唯物史觀認為，自我實現是社會化的成長過程，人類只有在對自身的主體條件有正確的認識基礎上自覺地按照客觀規律并積極投身于社會實踐，才能取得人類的社會價值和自我價值，從而達到社會貢獻和自我滿足的統一，而其中的客觀規律主要是邊際規律。
1.4 市場效率與社會規范
市場效率是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市場效率達到最佳狀態為有效市場。有效市場是指這樣一種市場，在這個市場上，所有信息都會很快被市場參與者領悟并立刻反映到市場價格之中，簡而言之，在每一個時點上，市場都已經消化了可以得到的全部最新消息，并且將它包含在股票價格或谷物價格或其他投機價格之中。然而，在實際經濟發展中，有效市場只不過是一個理想，原因在于市場效率的影響因素錯綜復雜，歸根到底在于社會規范因素。
社會規范是幸福感的重要維度。人類幸福感建立在社會規范的基礎上，沒有社會規范就沒有人類的幸福感。社會規范是人們對于利益的追求而共同有意創造的社會習慣或慣例。社會規范在經濟領域的反映主要有三個方面，即產權，消費和分配，三者均與市場效率密切相關。因而，做好產權保護，消費效率和分配公平工作將有利于市場效率的優化。
2 基于人類未來福利的經濟學
2.1 知識經濟
知識經濟能有效地解決當前資源稀缺問題，也能有效地滿足當前人類多樣豐富的需求，因而是溝通資源配置與人類需求的橋梁。知識經濟亦稱智能經濟，是指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基礎上的經濟。知識經濟的特點表現在：知識經濟是促進人與自然協調、持續發展的經濟，其指導思想是科學、合理、綜合、高效地利用現有資源，同時開發尚未利用的資源來取代已經耗盡的稀缺自然資源；知識經濟是以無形資產投入為主的經濟，知識、智力、無形資產的投入起決定作用；知識經濟是世界經濟一體化條件下的經濟，世界大市場是知識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知識經濟是以知識決策為導向的經濟，科學決策的宏觀調控作用在于知識經濟中有日漸增強的趨勢。當前以虛擬經濟為主的知識經濟在世界范圍內大力發展，其發展趨勢將延續下去，這將大大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滿足人類多種多樣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
2.2 行為分析
行為分析對經濟學人性假設和有限理性的融合具有重大意義。行為分析是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內容，行為經濟學又稱為“心理學的經濟學”或“心理學和經濟學”，是在心理學的基礎上研究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其核心觀點為：對經濟行為的研究必須建立在現實的心理特征基礎上，而不能建立在抽象的行為假設基礎上；從心理特征看，當事人是有限理性的，依靠心智模式，啟發式和代表性程序進行決策；當事人在決策時偏好不是外生給定的，而是內生于當事人的決策過程中，不僅可能出現偏好逆轉，而且會出現時間不一致等。當前，市場失靈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市場主體決策模式和行為特征具有心理行為方面的復雜性，各種市場主體不同的心里特征應綜合分析，通過分析揭示人類內在的人性特點，進而提供較為合理的經濟學人性假設。
2.3 技術創新
技術創新因其具有內在質變性、社會歷史性和系統有機性而能有效地規避邊際規律局限性，從而順利達到自我實現的目標。經濟學界認為，創新就是把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通過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獲取潛在的利潤。當前，創新概念有了很大的延伸和發展，已從單純的經濟學概念演變為含義寬廣的哲學概念，它一般指打破陳規，突破框框，以不同以往任何形式的發明創造，產生出新的形式。創新主要類型包括思想理論創新、科學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經營創新、機制創新、制度創新和知識創新等。人類社會的進步都離不開創新，沒有創新就無法達到人類所預期的福利目標，從某種意義上講，創新是人類進步的支柱。
2.4 產權保護
經濟活動的主要社會維度是產權關系的運動，產權保護的目的在于保證市場交易，通過人與人之間產權交易的順利進行，使社會規范化而提高市場效率。產權是一種權利，是一種社會關系，是規定人們相互行為關系的一種規則，是社會的基礎性規則。產權是一個權利束，是與財產有關的一系列權利，是一個復數概念，它包括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等。產權反映人們在經濟活動中圍繞財產所形成的一系列經濟權利關系，這揭示了產權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產權實質上是一套激勵與約束機制，影響和激勵行為，是產權的一個基本功能。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產權安排直接影響資源配置效率，一個社會的經濟績效如何，最終取決于產權安排對個人行為所提供的激勵。當前，產權理論研究是經濟學研究中的熱點，做好產權保護方面的研究對未來人類的福利具有推動作用。
2.5 政府管理
消費效率和分配公平是市場效率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都與社會規范有直接關系，二者的協調發展有賴于政府科學的管理水平和高超的管理藝術。公平是指人與人的利益關系及利益關系的原則、制度、做法、行為等都合乎社會發展的需要。效率是人們在實踐活動中的產出與投入之比值，或者叫效益與成本之比值，效率與產出或者收益的大小成正比，而與成本或投入成反比例。公平促進效率，有利于效率的實現，效率為公平的實現提供了物質基礎，二者是一致的。對管理而言，公平具有兩大功能，一是激勵功能，二是合力功能。因此，政府管理的職能是維護市場公平秩序，政府管理對公平與效率至關重要，具有極其深遠重要的意義，政府管理研究應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作為出發點，在此基礎上研究委托機制問題，政府失靈問題等。
3 結束語
經濟學將幸福感納入范疇的研究有利于為未來福利提供理論指導，而在經濟學基本維度與幸福感基本維度之間建立橋梁的研究對人類福利增加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試圖在這四對維度之間建立聯系，總結研究成果，試建立經濟學維度與幸福感維度的融合模式，以供理論經濟學界參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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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假定、分析框架和方法技術分析政策,已成為政策研究的新方法,為政策的制定和評估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旨在介紹經濟學中研究政策常用的假定和分析模式,闡明和強調其在政策制定、執行與評估中可以發揮的作用。
關鍵詞政策研究 外部性 成本-效益
政策研究的經濟學途徑就是運用經濟學中的理論假設、概念框架、分析方法及技術看待公共決策問題,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實證的分析工具,為政府制定出合理的公共政策提供科學的依據。
一、經濟學的基本假定
(一)完全自私經濟人論
“經濟人”假設是指各微觀主體是關心個人利益的,完全理性的并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經濟人”假設包含三個基本命題:1.人的自利性。2.經濟活動中的人在行為上是理性的。3.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證,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動會無意而有效地增進社會公共利益。
(二)資源有限與需求無限假設
資源的有限性是相對于人們需求的無限性而言的,“資源的有限與需求無限假設”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假設前提。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謬爾森指出:“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分配給不同的人。這個定義的背后隱含了經濟學的兩大核心思想,即物品是稀缺的,社會必須有效地利用它們的資源。”
(三)公平與效率高低反向變動論
經濟學意義上的公平,是指有關經濟活動的制度、權利、機會和結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經濟學意義上的效率,是指經濟資源的配置和產出狀態。經濟公平與經濟效率是人類經濟生活中的一對基本矛盾,也是經濟學論爭的主題。人們所以把這一矛盾的難題解析稱作經濟學說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
(四)外部效應的普遍存在
布坎南和斯塔布爾賓給外部效應下的定義:只要某一個人的效用函數(或某一廠商的生產函數)所包含的變量是在另一個人(或廠商)的控制之下,即存在有外部效應。可用公式表示為:
UA =UB(X1,X2,X3…Xn,Y1)
如果某一個人A的效用,不僅受其所控制的活動X1,X2,X3…Xn的影響,而且還受其他活動Y1的影響,而Y1又在第二個人B的控制之下,就發生了外部效應。
二、經濟學的分析框架
公共政策在運用的經濟學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有:福利經濟學框架、公共選擇理論和制度經濟學框架。
(一)福利經濟學框架
公共政策中運用福利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主要是借助福利經濟學中的相關概念和原理對政府的政策制定以指導或對已經運行的政策以評價。政府的政策畢竟會涉及到各種資源的重新配置,而福利經濟學的根本目的就是對各種配置的效率和效果提供一個評價系統。一項政府活動被提出時,福利經濟學框架就要求力圖回答以下三個重要問題:(1)該項政府活動是否能夠產生合意的分配結果;(2)該項政府活動是否有利于效率的提高;(3)該項政府活動能否以合理的成本完成。如果對這些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就很可能導致政府的失靈,帶來負效率,這種情況下就應該讓市場自行發揮作用。
(二)公共選擇理論
公共選擇理論采用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來分析政治,是“政治的經濟學”,它在方法論上有三個基本特征:“經濟人”假設、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作為交易的政治。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立憲選擇是公共選擇理論研究的重要領域,己經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分支―立憲經濟學。立憲經濟學認為,憲法是一國政治決策的最高規則,并將憲法視為功利主義意義上的契約,立憲選擇應該取得公民的普遍同意,立憲選擇的過程事實上就是設計與選擇一個良好政府的過程。
(三)制度經濟學框架
關于制度經濟學框架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運用,在中國的制度變遷中體現的尤為明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制度運轉的費用”,通過對交易費用的高低判斷制度的運行效率,還可以用“制度變遷的成本”或“改革成本”來判別不同改革道路的優劣。
三、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析技術――成本―效益分析
(一)政策分析中成本、效益的含義
成本是商品經濟價值的范疇,人們進行生產經營活動或達到一定目的,就必須耗費一定的資源,其所費資源的貨幣表現及其對象化稱為成本。
從經濟學的一般意義上講,效益就是人們在有目的的實踐活動中所費和所得的對比關系。所費,即活勞動與物化勞動的消耗和占有;所得,即由上述實踐活動帶來的有用的結果。
公共決策中的效益是一個多層面的綜合性概念,效益可以分為內在效益與外在效益;宏觀效益和微觀效益;直接效益與間接效益。而這些類型的效益都具有內在的統一性。
(二)成本―效益分析諸觀點
成本效益分析,是對某一特定行動進行評價,通過對可能獲得的收益和可能付出的成本作出權衡,從而識別出最優系統或最優方案。而美國學者彼得•G•薩松和威廉•A•塞哈爾菲并不贊成把成本―效益分析說成“一種方法”,他們把成本―效益分析定義為:“為了達到明確的公共目標,結合不同方案的凈效益作出一種估計和評價。”2004 年我國政府頒布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第十七條明確提出要“積極探索對政府項目尤其是經濟立法項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立法不僅要考慮立法過程成本,還要研究其實施后的執法成本和社會成本”。
(三)成本效益分析的步驟和方法
第一步:明確問題。要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最基礎的就是要明確問題。在明確問題這一步驟要討論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對規劃的約束;社會效果分析的方向;貼現率。
第二步:設計分析。這一步驟主要是分析問題的結構,列出成本的估值接下來就是要確定哪些資料應該收集。
第三步:收集資料。設計一個收集資料的提綱,獲取有關個備選投資方案效果的資料。
第四步:進行分析。主要是運用原始資料和經濟理論對社會成本和效益作出較佳的評估。
第五步:提出結果。
(四)成本―效益分析的兩種具體的方法
1.貼現的分析評價方法。貼現的分析方法,是指考慮貨幣時間價值的分析的評價方法,亦被稱為貼現現金流量分析技術。主要有凈現值法、凈值指數法和內部收益率法。
(1)凈現值法
這種方法使用凈現值作為評價方案優劣的指標。所謂凈現值(NPV),是指特定方案未來現金流入的現值與未來現金流出的現值之間的差額。步驟如下:
第一步:計算投資項目的每年凈現金流量。第二步:計算未來報酬的總現值。第三步:將投資額折算成現值。第四步:計算凈現值。
凈現值= 未來報酬的總現值―初始投資額現值
凈現值決策規則:只有一個備選方案時,凈現值大于零時,則接受投資方案;反之則拒絕。當多個方案選優時,其凈現值最大的為最優方案。
(2)凈現值率
凈現值率和凈現值的不同,在于它不是簡單的計算投資方案未來的現金流入的現值同它原投資額之間的差額,而是計算前者對后者之比。
現值指數= ÷
若數值大于1,說明其收益超過成本,即報酬率大于預定貼現率。
(3)內部收益率法
上述凈現值、凈現值率的計算雖然考慮了“貨幣時間價值”,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不能據以了解各個投資方案本身可以達到的具體的投資收益率是多少。內部收益率的計算可以做到這一點,是考察項目盈利能力的主要動態的評價指標。它是投資方案在建設和生產經營年限內,各年凈現金流量的現值累計等于0時的折現率。
2.非貼現率的分析評價方法。非貼現方法不考慮時間價值,把不同時間的貨幣收支看成是等效的。這些方法在選擇方案時期輔助作用。
(五)成本―效益分析的作用和局限性
雖然成本―效益分析可以分析政府投資項目的凈收益和社會回報,但經濟學家對成本效益分析的評價不是很高。因為以貨幣為尺度并不能對許多政府領域的效益進行適當的分析,如對國防、太空研究、對外援助、公安和司法裁決等方面的效益用貨幣這個尺度來表示是很困難的。因此,成本效益分析對于那些如防洪,電力生產,郵政,某些運輸和娛樂設施等,也就是說對主要是經濟性質的,有形的,可以用貨幣測量的公共政策更為適用。
另外,對于不適用成本―效益分析法的項目,可以運用成本―效能法進行分析。這個方法的要點是根據方案或項目預期的結果的成本與效能來評估每個方案或項目的效果。許多公共政策大都需要成本(而成本往往可以計算),但無法計算收益,比如非經濟的因素,以及文化,教育等不能用貨幣來衡量或很難估算其成本和收益,同時未來的成本,收益往往有著不確定性,難以估計。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采用成本―效能分析方法來衡量方案達成目標的有效性程度。
成本―效能分析法使得政策制訂者可以通過具有類似任務的機構共同編制預算而發現各項計劃之間的協調性。運用成本―效能法來確定最佳方案,在技術上并不困難,困難之處在于備選方案的確定。因為,這里提出的備選方案應能無差別的實現同一個目標,要做到這一點,可能并不容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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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理論一直受到“休謨命題”的影響。西方哲學家，也是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大衛·休謨，在《論人的本質》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即“一個人不能從是中推論出應該是”，這就是所謂的“休謨命題”。休謨依據“是——應該是”的二分法的區分，對本來存在密切關聯的事實領域和價值領域之間，來了個一刀切的區分，因此，被人們喻為“休謨的鍘刀”。因此，西方經濟學圍繞經濟學的研究要不要或說應該不應該涉及倫理道德和價值判斷的問題，展開了長期而又激烈的爭論。實證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他們強調經濟學不是倫理學的“奴婢”或附屬品，認為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而不是制定或實踐道德規范，同時，作為市場經濟行為主體的人，也是一種“純經濟動物”，因此，經濟學家無需重視“道德關懷”。
規范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異端學派，他們批評主流經濟學派對道德的“遺忘”，強調經濟學不可能擺脫道德的“糾纏”，不可能離開倫理道德原則和回避價值判斷。如新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和當代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岡·繆爾達爾等，認為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之間并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經濟學決不可能是一門“純粹”的科學。
那么，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可以溝通的橋梁又是什么？或者說兩者之間的交匯點在哪里？這也正是我們探討經濟倫理學的切入點。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中對這一問題作了有益的探索。喬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為的經濟倫理學》一書中指出：“他（指阿馬蒂亞·森，作者注）在倫理學和經濟學兩方面的學術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細地探索了兩者之間的交匯處，建立了一些橋梁，這些橋梁使得不同的觀點彼此之間更有意義。”約翰·勒蒂奇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的前言中這樣講：“對于那些關心當代經濟學與道德哲學之間的經濟學家、哲學和政治學家們來說，這本書可謂是一個思想‘寶庫’。”“在全新的意義上，他闡述了一般均衡經濟學能夠對道德哲學分析所做出的貢獻，道德哲學和福利經濟學能夠對主流經濟學所做出的貢獻。”
1.阿馬蒂亞·森首先論證了經濟學與倫理學這一嚴重分離，以及這一分離如何鑄就了當代經濟學的一大缺陷。阿馬蒂亞·森認為，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隔閡的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揭示這一隔閡的本質，就顯得特別重要。他認為必須澄清兩點：一是正確認識和評價“工程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問題。“工程學”的探索主要專注于邏輯的問題：在一些非常簡單的行為假定中，為了最大效率地達到從別處給定的目標，一個人應當選擇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學”方法的廣泛應用，使經濟學可以對很多現實問題提供較好的理解和解釋，因為經濟學中確實存在大量需要關注的邏輯問題，即使在狹隘解釋的非倫理人類動機觀和行為觀的有限形式中，這些邏輯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釋。如一般均衡理論所研究的是市場關系中的生產和交易活動，雖然這些理論非常抽象、簡單，而且對人類行為的看法也非常狹隘，但是，它們畢竟使我們對社會相互依賴性本質的理解更加容易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同時，他還認為，即使那些回避了倫理考慮的、極為狹隘的行為動機描述，也有助于我們對經濟學中許多重要的、社會關系本質問題的理解。也就是說，他并不認為，“沒有倫理考慮的方法就必定使經濟學失效”。但是，他所強調的是，“經濟學，正如它已經表現出的那樣，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得更有說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舉經濟學已經取得的成就和正在進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需要澄清的第二點是，由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不斷加深的隔閡所造成的損失具有兩面性。因忽視“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和“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而給經濟學所帶來的損失；經濟學中的“工程學”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現代倫理研究的，因此，兩個學科的分離，對于倫理學來說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2.經濟行為和動機。阿馬蒂亞·森指出，“理性行為”假設在現代經濟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認為，即使標準經濟學關于理性行為的描述被認為是正確的，從而被人們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著人們一定會實際地按照其行為。因為現實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人的行為動機也是多樣的。他說，一種理性觀會承認其他行為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最終目標和約束條件被充分認定，理性行為假設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實際行為；必須把理性行為等同于實際行為（無論理性行為如何定義）的問題與理性行為的內容問題加以區別，這兩個問題雖有聯系，但它們之間的差別還是相當大的。這兩個特征在標準經濟學中，實際上是作為一種補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過一個共生的過程，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類實際行為的特性：(1)把理性行為等同于實際行為；(2)以一種相當狹隘的方式限定理性行為的性質。
一般來說，在主流經濟學中，定義理性行為的方法主要有兩種：第一個方法是把理性視為選擇的內部一致性，第二個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這里的一致性指的是選擇和目的的一致。在他看來，理性行為必須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性行為的充分條件。因為選擇是否具有一致性，不僅取決于我們對這些選擇的解釋，而且還取決于這些選擇的某些外部條件，如我們的偏好、目的、價值觀和動機。
定義理性的第二種方法是自利最大化。理性的自利解釋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在好幾個世紀中，它一直是主流經濟學的核心特征。自利理性觀意味著對“倫理相關”動機觀的斷然拒絕。阿馬蒂亞·森對此作了有說服力的批評。他說：“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現實的可能是一個錯誤；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則非常愚蠢。”日本市場經濟在生產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曾經被當作是自利理論的證據，但是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的成功根本不可能告訴我們，在這樣的經濟中，潛伏在經濟行為主體背后的行為動機到底是什么。事實上，有大量的經驗證據表明，責任感、忠誠和友善這些偏離自利行為的倫理考慮在其工業成功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想著重提出的是，說自利行為在大量的日常決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誕的。事實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們的選擇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經濟交易活動就會停止。真正的問題應該在于，是否存在著動機的多元性，或者說，自利是否能成為人類行為的惟一動機。這里，他觸及到了一個人們似乎都知道但尚未徹底澄清的大問題，即對亞當·斯密提出的追求個人利益的“經濟人”的重新討論。
長期以來，亞當·斯密被不少經濟學家尊崇為自利的“宗師”，但這與他實際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討論自利行為問題時，區分以下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們的實際行為是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們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們能否取得某種特定意義上的成功，比如這樣一種或者那樣一種的效率。這兩個問題都與亞當·斯密有關。因此，人們常常引用亞當·斯密關于自利行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觀點。事實上，并沒有證據表明他相信這兩個命題中的任何一個。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亞當·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說，“根據斯多葛學派的理論，人們不應該把自己看作某一離群索居的、孤立的個人，而應該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個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國民總體中的一員”，而且，“為了這個大團體的利益，人們應當隨時心甘情愿地犧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熱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質”。但在擁護亞當·斯密關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經濟學家們的著作中，亞當·斯密的“同情心”不見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個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數人的行為確是受自利引導的，其中一些行為也的確產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論述市場中，正常的交易活動為什么會發生？如何被完成及為什么會有分工等，斯密強調了互惠貿易的普遍性，但這些并不表明，對于一個美好的社會來說，對于挽救經濟來說，他并沒有滿足于建立在某種單一的動機之上。他曾指責伊壁鳩魯試圖把美德視為精明，并斥責某些“哲學家們”試圖把所有事情都簡化為某種單一的美德。通過上述分析，阿馬蒂亞·森認為，在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中，人們對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動機與市場復雜性的曲解，以及對他關于道德情操與行為倫理分析的忽視，恰好與在現代經濟學發展中所出現的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分離相吻合。“實際上，道德哲學家和先驅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提倡一種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現代經濟學家把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的看法狹隘化了，從而鑄就了當代經濟理論上的一個主要缺陷，經濟學的貧困化主要是由于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而造成的。”
3.經濟判斷和道德哲學。阿馬蒂亞·森在依據人們對福利經濟學與預測經濟學不同關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經濟判斷與道德哲學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經濟學中，本來并不存在福利經濟學和其他經濟學研究的嚴格界限，后來，隨著對在經濟學中所使用的倫理學的懷疑不斷增加，福利經濟學變得越來越不明朗了。現代福利經濟學的標準定理是建立在一個結合體中，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為假設；二是一些以效用為基礎的社會成就判斷準則。傳統福利經濟學準則曾經是簡單效用主義者的準則，即判斷成功與否的依據是效用總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東西都不具有內在價值。由于離開了倫理分析，這些理論顯得非常膚淺和狹隘。在19世紀30年代，以羅賓斯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激烈批評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認為這是“規范的”或“倫理的”考慮，是沒有意義的，從此，福利經濟學走上了更為狹窄的道路。隨著反倫理主義的發展，福利經濟學拒絕了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剩下的準則，只有帕累托最優了。
帕累托最優是經濟學家們普遍認同的一種對經濟運行理想境界的經濟學描述，這是由19世紀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用嚴密的邏輯和數學方式作出的。帕累托深受英國功利主義哲學的影響，它認為功利主義創始人邊沁提出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的原則，也是經濟學家應該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帕累托最優中，資源和財富在每一種用途和每一個人之間實現了最優配置，社會福利實現了最大化，以致沒有人愿意改變這一狀態。帕累托最優有時也被稱為“經濟效率”。阿馬蒂亞·森認為，有時這種稱謂是恰當的，因為帕累托最優所涉及的僅僅是效用范疇內的效率，而不重視效用分配方面的考慮。這一術語又是不幸的，因為這里分析的焦點仍然是效用，這是早期效用主義傳統留下的遺產。那么，在為福利經濟學所限定的狹窄范疇內，由于帕累托最優成為判斷的惟一準則，追求自利的行為成為經濟選擇的惟一基礎。他進而揭示了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將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市場均衡結果與帕累托最優聯系起來，深刻地描述了價格機制運行的規律，清晰地說明了建立在人們追求自利基礎上的貿易、生產和消費的互惠本質，解釋了市場機制中的有關的主要經濟關系。所以，盡管帕累托最優有著普遍的重要性，但這一準則僅是評價社會成就的一個極有局限的方法。就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的意義，他特別提出有一點需要澄清。關于總體社會最優必須是帕累托最優的理論基礎是，如果某一種變化有利于每一個人，那么對于這個社會來說它就必定是一個好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這一概念是正確的，但是要明確地把效用與利益區分開來卻是不容易的。相反，如果利益被解釋為效用之外的其他東西，那么，帕累托最優——用個人效用來定義——不僅不是總體社會最優的充分條件，甚至連必要條件也不是。這些分析表明，帕累托最優在福利經濟學中的神圣地位是與功利主義在傳統福利經濟學中的神圣地位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比如，對權利概念的理解也是這樣，這是經濟理論中常常涉及到的，如自然稟賦、交換和契約都會涉及到不同類型的權利。然而，在功利主義的傳統中，這些權利只是被當作獲取其他東西的工具，尤其是當作獲得效用的工具。也就是說，傳統功利主義只是按照權利取得理想的結果的能力來判斷權利，而并沒有賦予權利的滿足以內在的重要性，可以說，權利滿足本身被忽視了。這一傳統已經被帶入福利經濟學的后功利主義階段，在這里，人們所關注的只是帕累托最優和效率。在經濟分析中，較為典型的看法是，權利僅被當作純粹的法律實體，只具有工具價值而沒有任何內在價值。
阿馬蒂亞·森認為，與福利經濟學和預測經濟學有密切聯系的倫理思想十分豐富，遠比人們在傳統上已經認識的或假設的更為豐富。只是一些經濟學理論把許多有意義的倫理思想排斥在經濟評價和行為預測之外。他還強調說明，我們迫切需要對變量集合和變量的影響集合進行補救性擴展，以便把經濟分析中意義的變量及其影響，如倫理，也考慮進去。對于倫理學來說，許多倫理問題也具有我們所稱之為“工程學”方面的因素，它們中間的一些也的確涉及到經濟關系。這是倫理研究應注意的。除了經濟推理的直接應用之外，經濟學對相互依賴和相互聯系這類邏輯問題的重視和研究還具有方法論方面的意義。他一再強調，通過更多地關注倫理學，福利經濟學可以得到極大的豐富，預測經濟學和描述經濟學也可以從中受益。同時，倫理學與經濟學更緊密的結合，也可以使倫理學的研究大受裨益。
4.經濟倫理學的研究緯度。阿馬蒂亞·森的觀點給我們目前正在進行的經濟倫理研究提供了以下啟示：(1)倫理對于經濟來說，它不是一種外部的力量，而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因此，經濟倫理研究應該注重經濟運行過程的分析，經濟增長各變量及各變量之間的關系研究，尤其應該注意的是道德這一變量或因素在其中的地位、作用與影響。如人的道德觀念與素養在經濟體制改革層面上具有什么樣的意義，在企業發展戰略、企業管理、企業文化建設等方面，又具有哪些意義。(2)經濟倫理研究注重倫理規范的探索，這是十分重要的。問題在于，這些規范的提煉與概括，必須基于客觀經濟關系中形成的倫理關系。如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領域中形成的新的倫理關系。這應該說是我們目前經濟倫理研究所應思考的。因為經濟體制的轉型，我國經濟生活領域出現了許多新的復雜的倫理關系。而且，如果對這些新的倫理關系沒有認真而又全面的把握，經濟倫理規范的客觀性與科學性就難以充分保證。阿馬蒂亞·森幾次提到經濟學理論有其局限性，但他并沒有完全否定局限性的合理意義。如他講的一些經濟理論是建立在不完全的經濟關系基礎之上，僅就這些，也可供倫理學研究參照。(3)經濟倫理研究，應當合理地將認知層面與規范層面相結合。一方面要認識、理解經濟活動、經濟關系以及企業實踐等“是什么”的問題，另一方面要有科學合理的倫理規范方向，解決“應當怎樣”的問題，這兩者同樣重要。研究中，認知層面與規范層面應當加以區別，但不應分裂成兩個獨立的東西。否則，經濟倫理就不可能是“內在的”或“科學的”，要么兩者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使得事實陳述與規范陳述都變得沒有意義。因此，認知層面與規范層面的整合，顯得特別重要。應該說，其中還有很多難點問題需要探討。(4)經濟與倫理之間的交匯點之一，或者說結合點之一，是“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和“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的價值分析與價值判斷問題。如對人的行為的假設，自利是人的行為中重要的動機，但決不是惟一動機：對社會成就判斷，除了效用、利益等之外，還與善和正義這樣的倫理問題分不開，與人應當怎樣生活以及什么是正義的社會分不開。顯然，這些是道德價值判斷的問題，同樣是經濟倫理研究的終極關懷問題。(5)經濟倫理研究應真正深入到經濟理論和經濟實踐中。阿馬蒂亞·森在本書中主要闡述的是經濟學脫離倫理學從而走向貧困化的問題，同時，他也幾次談到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也給倫理學帶來了不幸。這就提示我們今天的經濟倫理研究，如果不能在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找到相通的語境，不能更好地把經濟學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工程學”的邏輯分析方法、實證的方法運用到經濟倫理研究中去，那么，兩者的分離同樣會導致經濟倫理研究的貧困化。
參考文獻
什么是浪費？這個問題困擾老張10年了。最近，“供給側改革”的提法如日中天，成為2016年宏觀政策的關鍵詞。而“供給”與消費密切相關，消費與“浪費”更是牢不可分。筆者決定不再苦思冥想，把多年來關于浪費問題的思考拿出來，以就正于方家。
1 4種關于浪費的理解
1.1 浪費是人類生存斗爭的產物
自洪荒到近代，人類一直在為溫飽而斗爭。在物質匱乏的時代，一粒糧食，一個物品，都具有生存的意義。作為中國人，告別“饑餓”的記憶僅有30多年。就世界而言，目前還有億萬人口沒解決溫飽問題。從生存的層次看，所謂浪費，就是本可讓更多人生存的物質資料被扔掉了。
1.2 浪費的對象是人類勞動的產品
很顯然，我們討論浪費時，浪費的對象是產品，是人類加工的產品。這種產品消耗了人類的勞動，對人類的生存具有意義，它是稀缺的。這也是經濟學的核心和目的。
經濟學告訴我們：“物質是有限的，人類的欲望是無限的，經濟學的目的就是用有限的資源，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的欲望。”但是，并非所有對人類生存有價值的東西都是產品，因此不存在浪費的問題。比如，陽光、空氣和水，對人類和萬物而言，意義重大，但是，因為它不是人類勞動的產品，因此，沒有“浪費陽光”的說法。在現代化大生產化學工業發達前，水從來沒有被加工，因此，那時也沒有“浪費水”的概念。
1.3 浪費是福利經濟學的概念
浪費，意味著本來有使用價值的東西，沒有發揮其效用。如果你不浪費，別人可以生活得更好。從這個角度看，浪費屬于“福利經濟學”的范疇，存在“帕累托改進”的可能。
也就是說，人類通過某種改變，在不損害其他人效用的情況下，另一部分人的效用會提高。比如，中國的改革開放，就從整體上提高了中國人的幸福感，雖然有些既得利益者不能繼續獲得期望的利益，但其整體狀況并未變得比以前更壞，但是，大多數普通人的福利卻增加了。
1.4 浪費是一種道德規范
最后，我們討論“浪費”時，是在討論某種道德規范。當我們談及“浪費”時，一般是在批評一個人、一件事、一個群體，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去判斷“對和錯”，是把一個行為放在道德規范中去做價值判斷。隨著社會的發展，道德規范的內涵也在發展變化。因此，浪費的內涵也是發展變化的。
2 討論浪費問題的3個層次
2.1 個人和家庭層面
這是核心的浪費概念。筆者在農村長大，小時候經常吃不飽，更談不上吃好吃的了。30多年前，對于農村普通家庭而言，浪費糧食，可能餓死人，這是老年人的告誡，也是筆者這代人的親身體驗。
隨著改革的深入，人們的生活日漸改善，現在溫飽已不成問題。現在的“80后”“90后”聽到餓死人，就像聽到銀河外星系的事。其實，殷鑒不遠，饑餓的記憶剛剛離開我們30多年。就家庭層面看，節儉會讓我們擁有更多的財富，提高個人和家庭的社會地位。這是反對浪費的重要理由。
2.2 社會層面
從社會的角度，“浪費”更多屬于道德范疇。從社會整體看，人和人的差距很大，富人的財富可能是窮人的數萬倍、數億倍；與此同時，必須承認，人和人的能力差距也很大。
從經濟學角度，我們很難要求富人捐款給窮人。但是，如果富人奢侈，社會就會有合理的理由提出批評。更何況，社會上總有一些人，很難用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去討論。人類中總有一些高尚的人、一些圣人，他們傾向于總結或提倡一些道德規范，從人類公平的角度，約束那些存在“帕累托改進”的行為。
2.3 人類層面
由于可與的物品或服務總是有限的，人類如果毫無節制地消費，森林會消失、化石能源會用完、礦物質會枯竭、生物會滅絕。人類為在這個星球上長期生存，就必須約束自己，而不能大肆揮霍。
以上是筆者在讀舊制度經濟學的祖師――凡伯倫的《有閑階級論》前的思考。而當筆者接觸凡伯倫提出的“浪費性消費”后，就逐漸放開思想的約束，從道德層面、福利經濟學層面轉向傳統經濟學，把浪費放在供給和需求、需求和消費中去討論，形成了新的思考。
3“浪費性消費”與生活的意義
3.1 浪費概念是不斷演變的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產品和服務日漸豐裕，人類的生產能力大幅提升。雖然在世界上還存在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情況，但在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例如中國），溫飽已經不是問題。通過整個社會的財富轉移機制，諸如稅收、財政和社會保障體系，很多弱勢群體也可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不會再擔心溫飽問題。中國就是典型案例，30多年時間，10幾億人口已解決了溫飽，并正轉向全面小康。
隨著經濟的進步，人們追求的價值目標也在不斷演變，“浪費”正在成為社會生活的主旋律。從某種意義上說，“浪費”甚至成了人生的目標。溫飽問題解決了，個人就一定想讓生活舒適一些。如此一來，“浪費的經濟學”就開始了。當然，目前的“浪費”依然是在道德規范的約束之下。
3.2 “浪費”與生活質量改善
先來看看時間的浪費。筆者小時候，印象中，父母起得比我們早，睡得比我們晚，幾乎很少見他們睡覺，而且每天都是這樣。他們幾乎整天都在勞動，盡最大可能不讓孩子們餓死。但是，現在我們正在嘗試把人生中最重要的財產――時間，從工作中轉移出來，盡最大的可能減少工作的時間，增加浪費性時間――閑暇。在閑暇中，做一些沒有收入但會讓我們快樂的事情。
再看生活消費品的“浪費”。“居有定所”是一個人吃飽后最重要的事情，自古就有“廣廈千間，臥榻五尺”的說法。盡管我們睡覺的床就那么大，幾平方米就足夠，但住房面積卻逐漸增加，從十幾平方米向50平方米、100平方米，甚至向住獨棟別墅發展。為什么？因為想要提升舒適感。顯然，這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浪費，而是生活質量提升的象征，應列入合理的消費范疇。
另一個著名的案例就是女人的服飾。菲律賓原總統馬科斯夫人擁有上千雙鞋，這被視為典型的浪費和奢侈。但是，中國現在的女士們，一個人可能會買幾十雙鞋、幾十個包，衣服掛滿壁櫥。在女人的衣柜中，有的衣服或鞋子甚至從來沒有穿過。這些行為也未被列入強烈譴責的范疇，而被認為是正常的，無可厚非。
3.3 浪費性消費
典型的浪費性消費是“鉆石”。鉆石本身是一個沒有什么用處的東西，但卻成了“身份的象征”“奢華的象征”，而且價格很貴，只能用“克拉”來衡量。這些鉆石，價值動輒幾萬元、幾十萬元，上千萬元的也不少見。日常生活中，看電影、旅游、逛公園、聽音樂會等，這些活動離生存目標也越來越遠，但顯然已經被人們接受，并不認為是“浪費”了。
顯然，從需求端看，浪費性消費成了人類生活的主旋律。除了明顯的有悖道德理念的行為，大部分的“浪費”行為都被視為正常。當然，從另一個方面看，科學技術進步、生產力的發展，其目的并非是生產更多的產品，而是讓人們生活得更舒適。
[關鍵詞]社會政策經濟學社會健康保險政策養老金經濟學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會政策一直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社會政策針對貧困、失業和社會供養等等問題規劃藍圖，因而能讓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社會政策的制度設置應當被視為對具體社會問題的回答，要理解一項社會政策制度設置的應力，我們必須理解它為什么要建立。一個國家的制度選擇要考慮它的歷史傳統、政治體系和社會結構。對于探詢在不同制度結構下，社會政策產生什么樣的后果，經濟理論是一個有用的分析手段。維也納大學經濟學系羅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專著《社會政策經濟學》，運用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對社會政策的研究基礎進行了深入的探索，為社會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筆者將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紹給國內學者，以期拓寬我們社會政策研究的視角。
1、社會政策經濟學的基本范疇和計量方法
1.1社會政策的范圍：
社會政策范圍不僅覆蓋資助貧困人口，還包括幫助人口中的其他社會弱勢群體。從實踐上講，社會政策的內容應當包括：（1）健康保險，（2）退休人員和老年人的供養，（3）幫扶失業者，（4）有關家庭的政策，（5）貧困。這種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論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數國家現存的制度安排。
1.2社會政策的目標：
為了評價社會政策的效果，我們必須清楚所提出的社會政策計劃的原因，否則，我們無法評價社會政策的福利效果。社會政策的目標有：（1）反貧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險），（3）再分配，（4）規定有利于弱勢群體的契約結構（例如，勞動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會政策計劃，其目標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貧困計劃不是為全體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險的主要目的，盡管反貧計劃對減少貧困有貢獻，對于貧困人口來說非常重要。基本養老金是反貧非常重要手段，但幾乎不適合防止風險的計劃，特別是對于私人退休供養。我們并不清楚建立社會保險計劃的原因，個人要面對許多風險，其中一些風險可以通過商業保險避免，如防止火災、汽車被偷等等。社會政策計劃則不涉及防止火災和汽車被偷遭受的損失。但大多數國家針對一些不測事件，建立了社會政策計劃。因此，我們將思考，為什么一些風險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而其他的則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險計劃賴以設立的最重要的風險有：（1）失業，（2）疾病，（3）殘疾，（4）與退休有關的財富損失，（5）壽命超過個人資產和財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從富人征收財富轉付給窮人，這個概念太狹窄，不能很好地說明社會政策計劃的范圍。我們需要區分四種再分配類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財富，在個人或家庭戶之間進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體內，根據個人或家庭戶的具體特征進行的再分配。（3）個人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將個人或家庭戶在某個時點的錢挪到相同個人或家庭戶另一個時點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時刻出生的人必須支付給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從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際再分配。第一、二、四種類型是人與人之間的再分配，第三種類型是個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會政策的經濟學方法
經濟學家們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社會政策。這種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經濟學家探討人們面對不同的選擇，將如何行動。經濟學家把社會現實看作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但社會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視的危險局面，在這種局面下，理性個人不可能做出連續的選擇。而且，對于一些人，理性選擇假設不適用，例如，精神有障礙的人。限制選擇的一個特別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會政策的背景。
社會政策分析使用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技術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戶效用最大化。這些限制包括預算限制和現存的管制。例如，最長工作時間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適當的數學，即受約束的最優化技術。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圖表分析通常足夠了。
1.4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
就社會政策來講，存在著不同的政治結構。按照個人受影響的方式進行區分，社會補助金有：（1）只針對貧困或首要針對貧困的社會援助計劃；（2）對所有那些主要通過與工資收入相關聯的支付繳費款的人員的計劃；（3）針對所有公民的計劃。如果第一種方式是社會政策的核心，減少貧困是它的主要目的。這種類型社會政策的意圖可以與自由思想相聯系，即支持窮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給市場。在第二種方式社會政策中，保護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標。第三種類型的社會政策希望為每一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護，同時，保護工人的收入。有人認為，社會民主思想支持這種類型的政策。20世紀90年代，這三種類型政策的區分越來越模糊。當評價不同社會政策體系的實際運行情況時，這些區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們同樣需要對國家作為社會政策的管理者和國家作為社會政策計劃的組織者的差異。我們也可以區分不同的社會政策的組織結構：（1）國家組織健康服務等活動。國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務。如果服務的平等性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話，國家組織活動是一種切合實際的供給方式。（2）國家為社會政策建立特別機構，使之為社會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這些機構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組織領域和活動范圍，在這種情況下，機構之間不存在針對顧客或活動領域的競爭。這些的機構通常按照職業界限來劃定。（3）國家強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補貼付款，但把組織的機構留給市場。
2、社會政策的經濟學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與福利經濟學定理[2]
討論社會政策計劃的效果，必須提及比較的標準，否則，不可能闡述一項計劃的引入以及它的實施范圍是否有利于或者減少福利。
前面已提過，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再分配是社會政策一個重要的目標，經濟學家的任務是發現如何用最低成本實現這些目標，以及這樣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會政策計劃怎樣呢？用保險防止不測事件和確保個人自身的再分配？人們能自我照料嗎？社會政策對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意的、必要的補充。為了理解這種背景下社會政策，我們需要探討介入市場體制的運行。第一個問題是：商品和服務只通過市場分配給個人，這種經濟的后果是什么？這是一般均衡理論所探討的。有兩個問題需要提及：（1）有均衡嗎？均衡是價格的向量。（2）如果有，這樣的均衡從社會想望的意義上講，是件好事嗎？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對社會政策特別有意義，在一些情況下，自愿合約不被社會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賣身為奴。在什么情況下，認識均衡在特殊意義下是件好事，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種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種極端不平等的分配。關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論的有一個強有力的定理：在某種經濟狀態下，市場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們從一般市場均衡理論導出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定理。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損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嚴格的條件下，通過再分配資財可以實現每一個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給競爭的市場。第二個定理能用于社會政策的背景嗎？這有一個很大的益處，因為這樣，國家可以把它的活動限定在再分配。這個命題的基本內涵是政府征稅，以資助特殊群體。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簡單，在大多數情況下，征稅和轉移支付產生大量的分配效應，因此，沒有任何分配效應的再分配是不切實可行的選擇。
2.2不確定性分析
馮紐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數：經濟學中分析不確定性問題，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是預期效用函數或者叫馮紐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數。NM效用函數不是處理不確定性問題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卻是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從數學上講，NM效用函數的優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經過適當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經濟學定理）的基本結果有效。不確定性對于社會政策具有重要意義，即使在帕累托意義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確定性得到解決后，情況變得相當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壽命超過他們的預期和他們積累的財富資源，解決這樣問題的一種方法是保險。不測事件有關的涉及社會政策的基本問題是：為什么可以通過市場來保險來防備有些不測事件的發生，而對其他一些不測事件，則不存在市場保險，必須由社會政策來補充？
是否存在與不確定性相聯系的特定的市場失靈？從帕累托意義上講，保險市場有效運行的條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條件有兩個（1）事件的獨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對稱，與不對稱信息相聯系，導致非帕累托最優均衡的兩個問題：一是逆向選擇（事前機會主義），另一個是道德風險（事后機會主義）。這些都是研究社會政策經濟學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會政策的經濟原因
首先是風險分離與保險金供給不足。在不同的保險計劃中，風險分離不被社會想望，有兩個原因：一個是規范方面的原因：為什么具有不同風險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險費？二是如果出現信息不對稱，風險分離可能導致保險金供給不足。避免風險分離的一個辦法是建立社會保險。當社會保險建立后，它不可與以能夠分離風險的保險公司為競爭對手。因為保險公司會拿走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而把風險很大的保險對象留給社會保險。這并不是說就沒有競爭，但風險分離必須被抑制，抑制的辦法是，強制保險公司為申請人提供一份合約。另一個辦法是，競爭的社會保險機構之間橫向補貼，即擁有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的社會保險機構必須給擁有風險很大的保險對象的社會保險機構提供補貼。一種風險，由于它產生惡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場保險公司不愿為它保險，而社會保險機構可以為它保險。社會保險是在一種制度安排內保險和再分配收入的設置。
第二個方面是經典的市場失靈觀點，即信息不對稱。由于信息不對稱，市場分配的結局是非帕累托有效，從這個意義上講，出現市場失靈。這可以不是社會政策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它是沒有被覆蓋的風險很小的保險對象。然而，如果抑制個人所屬的群體產生成本，可以看到，在這種情況下，高風險群體被約束在市場中，那就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了。[3]
2.4社會政策的效應
不管社會政策的意圖是什么，我們必須考慮社會政策所產生的經濟效應。有時候，這種考慮會被拒絕，因為一些人認為社會政策頒布的目的是應當將經濟考慮置于一邊。但社會政策經濟學探討的是：經濟學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討論一項社會政策計劃是否應當實施，而是分析社會政策應當怎樣實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達到社會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會政策計劃有兩種類型的效應：一是A型分配效應（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應(distributiveeffects)。這兩種分配的意思幾乎一樣。之所以做出區分，是為了分析兩種不同的問題：A型分配問題是分析社會政策計劃怎樣影響資源的使用，即在引入養老金制度后，總的儲蓄是更高了還是更低了，以及勞動供給由此受到怎樣的影響。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務如何影響社會政策計劃的供給，這是總的福利問題，不考慮在不同人群之間如何分配。對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討既定的福利總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詢的是誰受惠和誰支付的問題。盡管在許多情況下，這兩個問題不可能被明確地區分，但為了分析的方便，必須做出區分。
2.4.1A型分配效應（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應最重要的原因是通過實施社會政策計劃，相對價格改變。價格變化是因為某種商品或活動變的便宜了，以及資助計劃需要繳納保險費改變其它商品或活動的相對價格。為了了解稅收或收益如何通過改變相對價格影響經濟活動，我們可以使用標準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在家庭戶理論和公司理論中，有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之分（具體分析略）。這些A型分配效應是目前許多國家社會政策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在社會政策背景下討論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應包括：（1）勞動力需求和勞動力供給（如養老金計劃、失業保險、貧困減少等）。（2）儲蓄和消費（如養老金計劃、健康保險等）。（3）使用免費和（或）補貼價格供給的商品和服務（如健康服務、住房補貼、貧困減少等）。
2.4.2D型分配效應。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的收入分配的效應時，我們必須對下列問題做出判斷和假設：
（1）、比較分配的標準是什么？我們是使用“歷史上既定的分配”還是使用“理論上解釋性的分配”作為標準呢？一個現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的理論分析，使用理論標準更可取，不應把這條標準看成規范標準——一個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體假設下的奏效的分配。經濟學可以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產生什么樣的變化。
（2）、計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樣的計量單位？一方面使用以個人、家庭戶或家庭為計量單位的數據，會使研究的結果產生差異；另一方面的問題是數據的可得性。在一些國家，關于家庭戶的收入數據很難得到。
（3）、再分配或保險？我們不能從理論上區分一項社會政策計劃是提供保險好還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時候，把再分配計劃看作保險是一個有用的方法。因此，當探詢一項計劃的垂直再分配的問題時，我們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當探詢一項計劃的水平再分配的問題時，我們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規模、發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繳費和補助金的歸屬，即：誰得到補助金，誰繳費？社會政策法規只從形式上規定誰必須納稅和繳費，誰接受補助金，而不決定誰實際承擔稅收負擔和誰實際得到補助金。“稅收歸屬”探討這些問題。
（5）、應用研究，使用解釋性的案例，還是使用真實數據，哪個更好？在大多數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歡用實際數據，但研究社會政策時，使用實際數據會出現問題的。這些問題是由于在終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現的。首先，研究者會需要幾十年個人化的數據，這樣的數據很難得到，因為缺乏對過去幾十年數據的系統處理，另外，還因為被分析的制度設置存在的時間不夠長。其次，在使用經驗數據的時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會政策計劃的效應和結構變遷的效應。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過程的收入數據，但由于不同的時間環境，收入發生變化了。由于經濟增長，對于特定的同批人來說，收入增加對分析一項社會政策計劃的垂直再分配是無關緊要的。
3、應用分析
在這部分，我們重點介紹社會健康保險政策和養老金政策。
3.1社會健康保險政策
3.1.1研究衛生健康政策的兩種方法
在研究衛生健康政策的文獻中，通常有兩種方法：一是精選的假設方法，另一個是社會政策方法。精選的假設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種資本儲存，這種資本存量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這種方法為基礎進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標準的微觀經濟學理論。社會政策方法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上：就衛生健康問題來說，只有在技術的可得到的情況下，才有特殊服務需求在衛生健康與其它商品消費之間沒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這種方法不探究衛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衛生健康服務的效用，不考慮衛生健康服務消費與其它商品之間的選擇。這種方法是大多數涉及衛生健康的社會政策立法的基礎。這兩種方法只有在事實的和規范的假設下才切合實際。精選的假設方法假定關于自己的衛生健康服務消費，人們能夠并且應當做出決策。社會政策方法則拒絕這種觀點，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務。我們可以把這兩種方法與事前和事后的觀點聯系起來：經濟方法采用事前的觀點，它考慮預期效用；而社會政策方法關心實際結果，采用事后的觀點。每種方法都不全面，因為一種方法忽視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種方法包含。概括地說，精選的假設方法忽視了需求問題，而社會政策方法沒有考慮提供衛生健康服務的經濟問題。
3.1.2公共健康保險的目標：規范方面的問題
（1）貧困。讓一些收入太低買不起保險的人能夠得到健康服務。（2）維護人口健康。一項成功的政策不僅減少疾病發生率，還要提高健康水平，這是一種定位于輸出型的目標。還有一種定位于輸入型的目標，即保證良好的健康服務的供給。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人口健康并不隨著醫生和醫院床位數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會健康政策要覆蓋沒有被商業保險的風險。（4）實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計劃。（5）實行有利于高風險人群的再分配計劃。
3.1.3A型分配效應
社會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應，它影響一個國家經濟資源的使用。我們要關注的問題是社會政策是否導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隨著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歸結于（1）價格上漲。我們必須對價格上漲與質量提高做出區分，因此可以說，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價格上漲引起的。（2）政治和社會的因素。許多國家越來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衛生健康服務，部分歸結于政治和社會因素，即越來越多的人享受服務、健康服務延伸到都市以外、過去被認為是偏離行為現在被看作是健康問題。（3）人口演變。人口參數的變化會影響健康支出：預期壽命增加和人口構成的變化。（4）技術進步。由于技術進步，許多醫療服務變得便宜了，但同時刺激新的醫療產品的研制，增加醫學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應
社會健康制度具有許多D型分配效應：人與人之間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際的再分配，以及個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再分配。評價人與人之間的再分配的基礎是公平保險。評價再分配的數量，必須假設收益和成本的歸屬。我們還必須進一步假定在社會健康政策體系中沒有赤字或剩余。假設社會健康政策體系僅僅是一項以健康服務成本為標準的保險、別無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應建立在這樣的假設的基礎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還要考慮社會地位和教育等問題。
3.2養老金經濟學
3.2.1養老金制度的理論基礎：與基金制度比較，非基金制度的長處
要了解養老金制度的運行情況，我們很自然地假定人們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討最優的儲蓄量是多少。為了方便起見，通常把養老金制度放在一個特殊的框架內，即迭代模型中來分析。假定把一個人的一生分為兩個時期，每個時期有兩代人，一個人在第一時期工作，在第二時期不工作、如果沒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費儲蓄金。再假定他只關心自己的消費，不打算留下遺產，進一步假定死亡的時間是確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階段的消費，c2是第二階段的消費。如果沒有公共養老金，他必須考慮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為儲蓄，r是利息率，結果是最優儲蓄數量為s*。在封閉經濟中累計的儲蓄決定資本存量。
為了討論公共養老金引入后的效應，需要區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繳費比率不大于人們自愿選擇的儲蓄率，那么，限制不會改變（b：對養老金制度的繳費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義務儲蓄擠出自愿儲蓄，那么最優儲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計劃，并且繳費比率定為β、養老金為p，那么個人面臨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養老金制度既沒有赤字也沒有剩余，β決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兩個時期消費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話，∂s/∂p<0，非基金制養老金計劃的引入減少了私人儲蓄。在實行PAYG（現收現付）制的國家，由于較少的資本存量，利息率更高，邊際勞動產量更小，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結果：第一代的消費增加，而后代的資本存量更少。這對福利有何意義呢？為了比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異，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標準（具體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長，實行PAYG制使所有幾代的福利更好。
通過引入非基金制確保所有幾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個假設是：什么時候通過要素W，一代人與下一代產生捐贈，W相當于勞動生產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較兩種養老金制呢？如果繳款率不超過最優儲蓄率，那么基金制養老金計劃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為了比較兩中制度，我們需要比較兩種收益率。假定繳款率b不變，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勞動生產率（W=1+w），n表示人口增長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優。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長率和生產率增長，那么引入PAYG制將確保帕累托改進。從長遠來看，我們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長率和生產率增長低，這就是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進的原因。概括地說，將PAYG制轉為基金制通常不會產生帕累托改進。
3.2.2A型效用：勞動力供給
大多數國家的有效退休年齡在下降，分析這個問題必須假定養老金制度不改變個人財富，即這種養老金是一種公平養老金。尤其是如果一個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財富不變。如果有公平養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個具體年齡退休？假定一個人的效用函數分為消費和閑暇兩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費，lt表示閑暇。他從t=0工作到N；儲蓄率為s；繳款率為b。那么c+b+s=1。終身效用是（T為最大生命跨度，c為一年的消費）：
U(c)N+[(U(c)+v)(T-N)]=U(c)t+(T-N)v
人們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養老金
養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預算限制減少到Tc≤N
如果沒有遺產，他消費所有工作期間所掙，養老金不影響退休時間。如果有借貸限制，情況就不同了。如果貸款的利息率明顯高于儲蓄利率，那么養老金制度會影響退休決策。C*表示工作期間最優消費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優的消費，因此他在工作期間的消費是1-b，。最優化問題變為（Cr表示退休期間的消費）：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繳費率相當于增加養老金，降低退休年齡。但實際上幾乎沒有什么養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齡和最低繳納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稅收規定可以使用于工資收入和退休收入，還有對提前退休的特殊規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沒有養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的一般理論，養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應完全取決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釋。許多養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應，主要是由于收入與生命預期的相互作用。與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預期壽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預期的差異，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計劃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較不同養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應，必須考慮其他社會政策計劃，如社會援助、健康服務等。
影響再分配總量的三個重要方面是：（1）性別。女性預期壽命長于男性，平等對待男女的公共養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預期壽命更長，公共養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狀況。大多數養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養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為女性預期壽命比男性長。如果幸存者養老金制度根據經濟狀況調查結果確定補助，那么幸存者養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單身有工資收入的家庭戶，如奧地利。
3.2.4人口變遷與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
預期壽命的增加和總和生育率的下降減少勞動人口，這兩種人口學要素的變化對養老金制度產生的影響有：（1）從絕對數和占GDP上講，加重養老金負擔。（2）為了保持養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須增加繳款比率。（3）繳納的保險費的收益率顯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間的再分配規模發生變化。
4、評論
羅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給我們這么幾個印象：
第一、多學科交叉研究問題。羅斯那先生不僅使用了微觀經濟學的概念和方法作為分析社會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礎，還在分析過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學方面的問題，將經濟學與政治學巧妙地結合起來。另外，將人口學的變量（如預期壽命、生育率、人口增長、撫養比等概念）納入到分析中來。當然，這在西方學者中并不希奇，但對于我們研究社會政策來說，仍然是富有啟發性的。我們國內的有些學者一般比較熟悉或習慣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領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關注去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運用相關學科知識的時候，知識結構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來。常常是研究經濟學的不熟悉社會學，研究人口學的不熟悉經濟學和社會學。錯用、誤用其他學科概念、理論和方法的現象時常發生。單一的知識結構是遠遠不能社會政策研究的，社會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口學、統計學等學科甚至是自然科學的知識背景，不僅如此，還需要在研究中把這些知識綜合起來，作到融會貫通，只有這樣，社會政策研究的根基才會厚實。從我們閱讀的大量的西方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等社會科學的文獻來看，多學科的交叉研究已經成為學術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種趨勢，我們需要補課并迎頭趕上。
第二、社會政策的理論基礎。經濟學有新古典主義、后凱恩斯主義、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學等學派，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體現了新古典學派的思想，羅斯那先生的社會政策經濟學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讓人想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的研究[4]。但不管怎樣，羅斯那先生為我們研究和制定社會政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他提示我們社會政策不僅僅是對社會問題簡單的描述和提出解決的辦法，社會政策更是一門學問，需要有理論基礎。廣泛地說，在經濟學內部，不僅新古典主義，其他學派同樣能夠為社會政策提供理論基礎，其他學科的理論如社會學理論、政治學理論等也是如此。我們國內的有些學者做社會政策研究，習慣于就某種社會問題和現象提出問題、進行就事論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礎理論的闡釋，使得政策建議顯得單薄、空泛，缺乏說服力，往往是一項社會政策研究學術論文不象學術論文，政府工作報告不象政府工作報告。象中國這樣一個國情復雜的國家，一種社會問題涉及許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種學科的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對社會政策的原因進行闡述，并在研究中總結出一套有效的理論。
第三、社會政策的研究范圍。一般來講，社會政策應當有其研究的范圍，不能將其外延泛化。羅斯那先生總結了發達國家的經驗，將社會政策限定在五個方面，并指出這種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論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數國家現存的制度安排。對這種限定可能會有爭論，但我們認為這種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們需要做的是，根據我們國家的社會結構和制度安排，中國社會政策的范圍和研究領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擴大或縮小，在內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減少，值得進一步探討。時下，學術界和政府界關注的農村養老保險和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等等，他們與社會政策的關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會政策的效應。羅斯那先生區分了社會政策兩中不同的效應，我們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應主要從物的或者說是資源總量方面反映社會政策的效應，D型分配效應則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他的這種劃分為我們評價社會政策的實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啟示我們進一步分析：除了這兩種經濟學的效應，是否還有其他效應呢？比如，社會政策的政治學效應是什么、社會學的效應是什么，這些都需要我們發揮空間思維能力，認真思考。羅斯那先生的兩中劃分對于我們建立和實施一種嶄新的社會政策評價體系和評價的手段也是很有意義的，而且評價體系和評價手段也應當是多樣化的。如果一項社會政策研究有理論基礎，恰當的方法，細致的實證分析和可行的評價體系，那是再好不過了。
第五、社會政策的適用性。羅斯那先生明確指出，他的社會政策經濟學的研究是針對發達國家的，對于東亞國家和窮國幾乎沒有涉及。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市場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們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會結構，他們的社會政策主要針對城市人口的，他們沒有也不會涉及農村人口。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城鄉差別仍就很大，二元結構還要持續很多年，我們的社會政策顯然與西方國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異。通常我們做社會政策研究時，對城市和農村問題是分別論述的。所以，我們必須考慮西方社會政策經濟學在中國的適用性。我們借鑒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決不能盲目地追隨，盲目的追隨會使我們失去方向。我們借鑒要善于從社會政策經濟學中體會其活躍的思想火花和開放的學術精神。我們研究和制定一項社會政策時需要考慮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體系和社會結構，發現有關社會政策的制度結構的信息，從中發展出中國的社會政策經濟學。
參考文獻
[1]Rosner,PeterG..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2003.1-21.
[2]Myles,GarethD.Publiceconom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10.
關鍵詞：產品內分工 垂直專業化 比較優勢 規模經濟
1、產品內分工的定義及相關概念
國際經濟學、管理學、區域經濟學等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創造了不同的術語來描述這種新興經濟現象。
傳統的國際經濟學者用產品內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垂直專業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來解釋；管理學者用外包(outsourcing)、價值鏈的切片化(slicing the value chain)、模塊化生產網絡 (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來描述；區域經濟學者發現在生產非當地化 (delocalization)、生產的分散化(Production fragmentation)、全球經濟生產非一體化(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的同時，產品內貿易導致的“產業集群”效應明顯。（曹宏成，2008，P8）
以上概念中，筆者認為“產品內分工”和“垂直專業化”兩個概念最具有代表性。
1.1 產品內分工
產品內分工的概念由Arndt于1997年最早提出，認為產品內分工具有提高效率、增加產出、促進貿易發展、增進世界福利的作用，與技術進步的作用相類似。他認為優惠貿易協定消除了某些貿易壁壘，并在此基礎上引起了兩國的分工。這時如果僅對中間產品減免關稅而維持最終產品的進口關稅不變，國家福利既有可能下降也有可能上升，無法確定其變化。但如果同時減免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關稅，則將增加一國福利上升的可能。也就是說，在存在關稅扭曲的貿易條件下，中間產品貿易自由化不一定能增加一國的福利。
1.2 垂直專業化
Hummels，Ishii和Yi在2001年公開發表的論文中首次系統地界定了“垂直專業化”的概念：“垂直專業化”指一個國家進口的中間產品，這些中間產品在該國再生產加工增值后出口到另外一個國家；簡單地講，就是一個國家的出口中包含的進口中間投入品。“垂直專業化”產品必須滿足以下三個條件，即：（1）一個商品有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連續生產階段；（2）在該商品的生產中，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國家提供了價值增值；（3）至少一個國家在商品的生產過程中必須使用進口的投入品，并且用此投入品生產的產品至少有部分被出口。
垂直專業化關注的是出口產品中所包含的進口投入品，由此，Hummels等人還對“垂直專業化”的計量給出了具體的方法，完成了從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的重要轉變。由于商品在不同國家的生產階段的數據無法直接取得，于是采用根據投入產出表數據來核算進口投入品、增值、總產出和出口的方法，避免了對中間產品的分類統計，解決了困擾垂直專業化相關研究中界定中間產品的主觀性問題。
2、產品內分工的內在機制
產品內貿易是一種與以往貿易形式不同的新興貿易形式，它的出現和迅速發展，對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構成了挑戰。西方很多學者在標準貿易理論框架的基礎上，針對產品內貿易的特點，對原有的模型進行了豐富和擴展。從現有的文獻來看，主要是圍繞兩條主線展開研究：一條是以比較優勢理論為基礎進行的擴展；另一條主線是以新貿易理論中的規模經濟理論為基礎進行的擴展。
2.1比較優勢
較早對產品內貿易建立理論模型的有Sanyal和Jones(1982)。其在經典李嘉圖模型的基礎上，創建了一個利用商品譜來解釋產品內國際分工模式的模型。他們在模型中引入了半成品商品簇的概念，用[0，l]來表示一個完整的生產過程，其中x代表生產過程的某個階段，如果在生產過程x中，國家A對于勞動力的需求小于國家B，那么國家A將專業于[0，x]階段的生產，國家B專業于[x，l]階段的生產。在這個模型中，比較優勢由國家的相對單位勞動需求決定。
Jones(2000)、Findlay和Jones(2001)在假定存在要素流動和產品內貿易的前提下，擴展了李嘉圖模型，利用經典的比較優勢理論來解釋產品內貿易。傳統的李嘉圖模型是2*2*1模型，即2個國家2種商品1種要素。擴展后的模型假設一種商品由單一要素勞動力生產，另一種商品由勞動力與資本或中間產品生產，勞動力在國內產業間可以流動，資本或中間產品可以跨越國界在同一產業內流動。在沒有中間品貿易的條件下，假定初始資源察賦差異使A國的投入品價格低于B國的投入品價格，但A國的勞動生產率低于B國，只要B國勞動生產率的優勢小于中間產品的價格差異，產品將由A國生產。這時如果現實情況改變使中間產品貿易可以發生，則將形成統一的世界市場中間產品價格，勞動生產率的絕對優勢成為決定生產模式與貿易模式的唯一基礎，產品將由B國生產。
Deardorff(2001)通過單位商品的價格與勞動投入量的比率來表示比較優勢。假設一個作為國際市場價格接受者的開放小國按照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與國家貿易，在勞動生產率不變且產品的生產過程可以分為若干階段的條件下，中間產品的市場價格將成為決定生產與貿易模式的主要條件。若中間產品價格較低，該國就會將這一階段的生產放到國外；反之，該國將會專業于投入品的生產；如果價格適中，則會將上下階段并在國內一起生產。
2.2 規模經濟
作為新貿易理論所強調的重點，很多西方學者都利用規模經濟原理對產品內貿易進行解釋和分析。其基本邏輯是：有效規模在不同的生產階段中是不同的。通過產品內分工，把對應不同有效規模的生產階段分離出來，并安排到不同空間場合進行生產，可以達到節省平均成本和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的目標。
Ethier(1982)認為產品內貿易發生的基礎是產品零配件生產的規模收益遞增和自由貿易帶來更大的市場規模。IShii與Yi(1997)認為，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兩方面因素共同決定了產品內貿易。不同的生產階段可能存在規模經濟，也可能存在要素投入比例差異，對不同階段國別分工結構起決定作用的是后者，前者則強化了這種分工。
參考文獻：
自從新古典經濟學框架成為當代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以來，作為微觀經濟理論延伸的貿易理論一直在新古典傳統下演進和發展。盡管新貿易理論（NewTradeTheory）代表了一股長期以來對標準的新古典貿易理論不滿的暗流，但總的來說，它也只是在新古典傳統內部修修補補，難以剔除新古典框架的一些致命缺陷。
80年代以來，以澳大利亞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用非線性規劃（即所謂的超邊際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被新古典經濟學遺棄的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和專業化的高深經濟思想形式化，發展出新興古典經濟學，使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由給定經濟組織結構下的最優資源配置問題轉向技術與經濟組織的互動關系及其演進過程的研究。新興古典經濟學在分析工具上比新古典經濟學更新，而在思想淵源上則比新古典經濟學更古。其中，斯密用分工來解釋國際貿易的論述被楊小凱等人以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決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進為基礎發展成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又稱內生貿易理論。本文旨在將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進行比較，并作出一些簡單的評價。
二、與傳統貿易理論的比較及其發展
可以說，楊小凱是第一個脫離新古典經濟學框架，用分工和專業化來解釋貿易現象及其本質的經濟學家。他的理論能夠解釋一些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同時澄清了傳統貿易理論帶給我們的一些錯誤觀念。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的不同點就在于其所依托的經濟學框架存在很大的不同，具體來說體現在如下幾點：
1.理論的思想淵源不同
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的思想精華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1）市場競爭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能使社會福利最大化；（2）勞動分工能使生產率提高并受到市場范圍的限制。
應該說，新古典經濟學成功地描述了古典經濟學的第一個思想，卻與第二個思想相沖突。新古典經濟學在將市場競爭的作用形式化時，最初采用了無規模報酬的生產函數這種最簡單的數學工具，它使古典經濟學的分工思想變成了與市場競爭不相容的東西。因為按照斯密的分工理論，分工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是基于專業化能夠提高生產率的原理，而這一原理與遞增規模報酬有關。新古典貿易理論也采用無規模報酬的假設，從而先天不足，以致于企業的組織結構、規模大小、市場競爭地位及其相應的市場結構都對貿易的模式、成因、結構、得益等沒有影響。造成這種問題的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的生產函數只表明一種投入產出的純技術關系，不允許遞增報酬的存在，并且忽視了社會經濟組織的演進與生產率的互動關系。
事實上，古典經濟學家的研究重點是專業化、勞動分工和交換的關系。在斯密和馬克思看來，勞動分工是經濟生活的核心現象，社會經濟組織結構是經濟學研究的中心，馬克思更將其歸結為生產關系的研究。楊格（AllynYoung，1928）的經典論文指出：“在全部經濟學文獻中，最富有啟發、富有成果的一般法則就是斯密定理（勞動分工受到市場范圍的限制）。”（注：YoungA.（1928）,IncreasingReturnaandEconomicProgress,TheEconomicJournal,38:P527—42。）然而，由于后來德布魯把新古典經濟學變成公理化體系，用斯密的分工思想來解釋國際貿易的理論逐漸地為人們所拋棄。70年代以來，依托于新古典框架的新貿易理論逐步產生和發展，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不足，但始終難逃“舊瓶裝新酒”之嫌。楊小凱用現代數學分析工具將古典經濟學的思想精華充分發揮并加以形式化，創立了以古典經濟學的分工思想為基礎的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堪稱是貿易理論領域的一次革命。
2.前提假設、分析方法不同
就前提假設和分析方法來看，新古典經濟學存在三個致命缺陷：第一是采用消費者——生產者的兩分法。消費者不生產，必須從廠商處購買所有消費品，因此國內貿易必然存在，消費者不能選擇自給自足，也不能選擇專業化的水平和方向；而廠商的存在是給定的，所以導致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是給定經濟組織結構下的最優資源配置問題。這種兩分法使得新古典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經濟組織如何從自給自足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也無法解釋國際貿易如何從國內貿易中產生等現象。第二，新古典經濟學用規模經濟概念替代專業化經濟概念，而規模經濟概念只能表明投入產出間的純技術關系，卻不能反映專業化水平、經濟組織結構的演進對生產率的影響。第三，新古典經濟學采用馬歇爾開創的邊際分析方法。邊際分析主要用于處理內點解問題，而現實生活中的經濟決策往往是角點解問題。（注：角點解意味著某些決策變量的最優值是零。一般講，買汽車的人不會自己生產汽車，即其購買量為正數，而其生產量為零；在自給自足的情況下，產品的生產量為正數，而其購買量則為零。相反，內點解則意味著決策變量的最優值不是零。）
新興古典經濟學克服了上述缺陷。首先，在該體系中每個決策者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這意味著每個決策者可以選擇專業化方向和水平。廠商的出現也不是外生給定的，而是從模型中內生而來。其次，用專業化經濟來替代規模經濟那種純技術概念，并且引入交易費用的概念，從而產生專業化經濟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即專業化一方面提高生產率，使決策者擁有更高的生產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多樣化消費的偏好，專業化必然意味著要從其他專業的決策者手中購買更多的商品，這就需要支付更大的交易費用。最后，新興古典經濟學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analysis），即對每一角點進行邊際分析，然后在角點之間用總效益費用分析，這是處理最優決策的角點解所必須的。
3.對貿易基礎的認識不同
當代貿易理論公認的一個事實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是對斯密的絕對優勢的一個發展。當然，如果靜態地看，情況確實如此。但是，如果允許比較優勢在模型中內生，并且隨著分工的發展而不斷演進，那么斯密基于分工和專業化的絕對優勢概念比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概念更為寬泛和重要。許多經濟學家曾指出，個人之間生產各種物品的生產率的先天性差異遠不如個人之間由于分工和專業化而產生的生產率差異來得重要。正如斯密所說：“人們天賦才能的差異，實際上并不象我們所感覺的那么大。人們壯年時在不同職業上表現出來的極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數場合，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注：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97年上卷，第15頁。）。如果我們接受先天的生產率差異（即外生比較優勢）作為分工的條件，那么就會導致貿易產品、方向和格局的靜態化，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為分工的結果出現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則預示著一國貿易動態發展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能性。
基于分工造成生產率差異的內生比較優勢能夠隨著分工的逐步發展而不斷演進，而且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是加速知識積累和生產率內生進展的動力并且楊格定理告訴我們，分工存在自我繁殖的機制，因此基于分工和專業化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就成為一國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持續不斷的源泉。而外生比較優勢不能內生地演進，對于分工、生產率進步和加速知識積累沒有什么影響，因而一國的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就只能歸功于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釋的外生技術進步。這是新古典貿易理論無法解釋很多現象的根本原因。
根據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如果事前相同的個人選擇不同的專業化水平生產不同的產品，只要專業化報酬遞增，就可能存在比較優勢。這就是說，按照斯密的定義，比較優勢可能存在于所有個人事前相同的場合。而根據李嘉圖的定義，在這種場合比較利益不可能存在。換句話說，這種比較優勢的存在與否，取決于人們對于專業化程度的決策。我們將這種由于選擇不同專業方向的決策造成的事后生產率差別稱做內生比較優勢，而將以外生給定的個人之間的技術和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優勢概念稱為外生比較優勢。
新貿易理論也對此作出了相似的研究。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1989）把以規模報酬遞增為基礎的比較優勢稱為后天獲得的比較優勢，而把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概念稱為先天自然的比較優勢。
4.對貿易利益的主張不同
按照新古典貿易理論，如果國與國之間存在外生比較優勢，則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國際貿易必定會產生，而且實行自由貿易能夠提高一國的福利水平。新貿易理論中的規模報酬遞增的貿易模型預言，國際貿易總是優于自給自足，因為世界市場上一個經濟聯合體的規模總比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要大得多。因此，沒有政府干預時不可能出現自給自足。那么，國際貿易的存在一定會帶來貿易利益嗎？它一定優于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狀態下的福利水平嗎？
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通過引入交易效率的概念，能夠解釋國際貿易之所以從國內貿易中產生是因為一國的交易效率的改進。交易效率與交易費用負相關，各種交易費用（內生或外生）越高則交易效率越低。如果交易效率極低，則自給自足是均衡，因而無需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改進，則國內貿易將因一國之內的分工水平提高而產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改進的幅度不是很大，則在沒有形成全國統一市場時，貿易可能在各個地方性市場內進行。隨著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改進，全國性市場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產生。如果交易效率繼續提高的話，則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會要求更大的市場規模與其相適應，此時局限于一國市場之內的貿易和產品交換無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經濟，因此國際貿易便會從國內貿易中產生。總之，國際貿易給一國帶來貿易利益的先決條件是該國的交易效率應當足夠高，以便適應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分工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大規模的市場與之相適應，由此國際貿易才成為必要。
三、評價與借鑒
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對貿易理論的研究作了突出的貢獻，其影響是巨大的。它使我們重新思考傳統貿易理論中一些已有定論的命題，同時也提供給我們許多新的視角和觀點。我們認為，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可能正代表未來貿易理論發展的主流方向。以下簡要地對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作幾點評價。
1.重新闡釋了絕對優勢、比較優勢等貿易理論中的核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將貿易理論整合到統一框架下。
如果以事前和事后的生產率差別來區分不同的比較優勢，那么不同貿易模型中的比較優勢就可以劃分為內生比較優勢和外生比較優勢。其中，李嘉圖模型的比較優勢稱為外生的技術比較優勢，H—O模型的比較優勢稱為外生的資源比較優勢，新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稱為內生的規模經濟比較優勢，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稱為內生的專業化經濟比較優勢。
從勞動分工的角度來看，國際貿易賴以產生的分工基礎有兩種：一種是基于技術和資源不同的外生比較利益的勞動分工，一種是基于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的內生比較利益的勞動分工。也就是說，從貿易產生的原因看，傳統貿易理論的核心是比較利益，而新貿易理論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則是遞增規模報酬。當然，實際經濟是兩者的混合體，既有比較利益，又有遞增規模報酬。如果能夠將傳統貿易理論與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進行有機的整合，則存在著將現有貿易理論納入到統一框架之下的可能性。很顯然，傳統貿易理論不可能包含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因為按照新古典理論，普遍的遞增規模報酬會使一般均衡不存在或不是帕累托最優。相反，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卻能夠包含傳統貿易理論。楊小凱（1997）將外生比較利益因素引入基于遞增規模報酬的新興古典貿易模型，從而將傳統貿易理論的基本思想納入到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框架之下，這在一定程度上將現有的貿易理論整合到統一框架下。
2.糾正了新貿易理論的錯誤結論，為其完善和發展指出了一條可行之路。
新貿易理論假定存在規模經濟與多樣化消費的兩難沖突，也就是說，規模經濟的充分利用要求與更大規模的市場相適應。如果一國的人口或經濟規模很大，則能夠更充分地利用規模經濟的好處，因此人口的增加會帶來生產率的上升。這與日本、香港的經驗是一致的，但是卻與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國的經驗相悖，因為對于后者而言，人口增長率高對經濟增長并無積極作用。按照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是交易效率，人口增長率對于一國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中性的。在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國，由于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各種紛繁復雜的行業進入壁壘、國內市場諸侯割據、法律法規不健全等等因素，導致交易效率低下，均衡的分工水平很低，因此出現高人口增長率與低生產率并存的現象。而在香港等地，由于高效率的政府、健全的法制等因素保證了高交易效率，所以高人口增長率與高經濟增長率并存。
其次，新貿易理論的最大弱點在于根本不存在一個為經濟學界廣泛認可的不完全競爭模型，所以必須按照不同的市場結構、不同的產品差異性來構造相應的貿易模型，導致新貿易理論的各種模型紛繁復雜，難于統一，無法形成對傳統貿易理論的替代。
然而，正如我們下面將要指出的，在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以專業化為基礎的遞增規模報酬與競爭性市場是相容的。因此，如果新貿易理論能夠正確地解釋其遞增規模報酬的微觀基礎，不再基于規模經濟而是基于分工和專業化來建立相應的新貿易理論模型，那么就完全可以避開對于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的處理問題，從而為其蓬勃發展提供一種新的發展思路。
3.采用每個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框架，能夠說明國際貿易如何從國內貿易中產生，從而將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的原理統一起來。
按照現有的貿易理論，如果沒有政府干預，則當國與國之間存在外生比較優勢或內生的規模經濟比較優勢時，國際貿易一定會產生。但是，它卻無法解釋同樣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為什么古時候只有國內貿易就足夠了，而現在卻需要國際貿易，而且國際貿易量越來越大。這是由于現有的貿易理論假定純消費者——純生產者的絕對分離，所以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的原理不同。國內貿易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消費者不貿易便不能生存，所以即使沒有比較利益和規模經濟，國內貿易也會存在；而沒有這兩個條件，國際貿易便不會產生。
在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存在著專業化經濟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由于這個沖突，當交易效率低下時，分工的好處被交易費用造成的福利損失所抵消，人們選擇低分工水平即自給自足，不需要國內和國際貿易。當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得分工的好處大于交易費用所造成的福利損失時，貿易開始在很多地方性市場中出現，但國內統一市場是不需要的。隨著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國內統一市場出現。如果交易效率再進一步提高，則國內市場規模限制了分工的發展，所以國際貿易成為必要。可見，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是第一個能解釋國際貿易如何從國內貿易發展而來，并將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的原理統一起來的理論。
4.解決了遞增規模報酬與競爭市場的相容性問題，存在競爭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的一致性。
新古典貿易理論中，多樣化消費偏好意味著，一種產品的消費者數目必定很大；規模報酬遞增則使得在均衡狀態時，該種產品的生產者數目必定很小。一種產品的消費者從而生產者寡，即消費者與生產者地位上的不對稱，使得廠商有能力根據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操縱價格，而消費者卻無法影響價格。當規模經濟普遍存在時，由此所產生的遞增規模報酬與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即競爭性市場）難以相容。
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成功地解決了這一問題，使得貿易理論的發展不必再糾纏于遞增規模報酬是否與競爭性市場相容的問題。首先，生產的專業化需要每個人付出他自己的勞動時間，而這種時間顯然不能在人與人之間轉移和代替，所以對專業化經濟而言，勞動時間的規模總是有限的，因此專業化經濟所產生的遞增規模報酬存在一個界限，即專業化經濟產生的是有限度、有范圍的遞增規模報酬。其次，采用每個人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的框架，則每個人都可以選擇一種職業，這就決定了他買什么和賣什么，即每個人的需求是由其供給決定的，這被楊格稱為倒數需求律。在新興古典貿易模型中，楊格的倒數需求律一直保持著，即消費需求和生產供給總是同時決定的。由于倒數需求律的作用，分工中專業化生產者對其產品價格的操縱能力會相互抵消，因此在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以專業化為基礎的遞增規模報酬與競爭的市場是相容的。這與當代西方的經濟實踐是一致的。在美國，利用規模經濟并不會導致市場失敗，因此不需要政府的干預。私人企業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總是爭著合并成最優規模的大企業，這不但不會限制競爭、形成壟斷，相反卻加劇了競爭，因此，存在自由進入的自然壟斷并不像新古典經濟學描述的那樣可怕，而真正可怕的卻是由于政府干預造成的限制貿易自由和行業進入自由的行政強制性壟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