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2-02 0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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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意識與進取
長期以來，一種生存危機和前途渺茫的不安感時常困擾日本人的心靈，使得他們形成了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究其原因，客觀上是因為日本國土面積狹小、資源貧瘠匱乏，自然災害頻發，主觀上是由于日本一直處于中、印、俄三大文明古國邊緣，以自身古代文明與三大文明古國比試，造成日本國民心理緊張，時常伴隨一種危機意識。①早在日本文化形成期，在與發達文明交往過程中，日本人多因這種不安而產生自卑心理。
日本進步史學家井上清就此指出：“從《海國兵談》②起，已經萌生了所有的日本人，無論貴賤上下都應當防衛日本的思想。這種全民族‘防衛日本的思想’和至日本明治維新前一切對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思想，以及以這種思想為出發點的排外、攘夷行動③，其所表現的民族意識都是前近代民族意識，是一種自然屬性居多的民族意識。這種民族意識的重要性是保持原來的自我，維持民族的生存和發展。”
日本民族擁有止于至善的特有精神和善于將“危機”轉化為“機遇”的內質心理，這促使他們不斷積極進取，積極學習外部先進文化。在日本民族文化發展中，他們不忌諱承認自己的文化曾經落后，更不嫌棄自己的歷史貧乏，先拜中國為師，后結歐美為友，主動走出去，虛心請回來，如饑似渴地汲取異國疆域的優秀文化，修補自身文明的鄙陋。巖倉使節團④“任務書”這樣寫道：“東洋各國現行之政治風俗不足以使我國盡善盡美；歐美各國之政治、制度、風俗、教育、營生、守產，無不超絕東洋，將此開明之風俗移往我國，以使我國迅速進步至同等化域。”木戶孝允⑤通過對歐美各國的考察得到的結論是：日本人“與今日美歐諸州之人決無不同，只在于學與不學而已”，因此提出抓民智，“其為急務者，莫先于學校。”田中角榮《日本列島改造論》更為論言：“衡量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主要是看其國民性的活動半徑，日本要按做‘世界公民’的要求來培養國民，教育后代。”日本引進先進文化，常常在模仿的基礎上加以創新，精益求精以求超越，這種精神是促使日本成功的力量源泉。
危機意識對于一個民族既是一種生命力，又是一種巨大的精神財富。對于戰后日本的崛起，日本作家戶川豬佐武認為：“美國所帶來的所有物質文明，都使他們（日本人）一味驚異，善于思考問題的人們痛感大大落后了的日本與相當先進的美國文明之間的差距，不能不激起一種要超趕美國的熱情和使命感。”日本在有強大壓力的情由下，常把壓力變成為一種強大的民族凝聚力，積極進取并超越危機，他們敢于同舟共濟，身居列島而放眼世界，哪里有他們的利益，哪里也就變成了他們的“國土”。
日本對外咄咄逼人，以其進攻獲取安全。但一旦越“界”，日本獨特的危機意識便使得日本軍國主義崛起，就會走向其相反的路途。以鄰為壑，這樣的危機意識至今仍在促使日本對鄰國的快速發展而憂心忡忡。特別是對于正在崛起的中國，日本不斷渲染“中國威脅”、構筑“對華包圍圈”，嚴重影響了中日關系的正常發展。
集團意識與和諧
日本人對群體、對集團具有一種強烈的的歸屬感，他們都有自己的“集團”。只有置身于這樣一個集團或潮流中，將自己全部融入到集團里，日本人才會覺得找到了自我位置與價值，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
日本集團意識的形成與其地理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由于生活條件惡劣、可耕面積稀少，地震災害頻發，日本人不得不依靠團隊的力量來對抗惡劣的環境；而以種水稻為主的稻作文化圈更需要人與人之間的協調，日本以家庭為單位橫向結合的村落共同生活，形成了人與人之間相互合作的觀念。
日本著名學者森島通夫指出：日本所處的社會觀點認為，社會并非個人競爭的場所，而是一個隊與另一個隊競爭的集體競爭的地方。公司雇員之間的和諧，以及他們對公司的獻身被認為是最重要的，而員工之間的競爭則不被看重。這些組成了日本工業的“國家隊”的公司雇員們是作為一個單一的、團結的整體去與他們的外國同行競爭。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社會是一個激烈競爭的社會，但它并不產生個人之間的競爭，個人要在集團競爭的戰場上冒著生命危險工作。日本人對集團的獻身精神達到了驚人的地步，工作熱情高漲乃至達到狂熱的程度，是當代集團意識最明顯的表現。
日本也崇尚極強的個性，信守“個人發達”，但這種個性往往需要與集體聯系在一起，建立在集體觀念之上。美國著名日本問題研究專家賴肖爾曾指出：“日本人與美國人或西方人的最大差別莫過于日本人那種以犧牲個人為代價強調集體的傾向。”在日本，為了進一步強化集體意識、團隊精神，日本企業內部強調“和親一致、以和為貴、讓而不爭”的和諧理念，提倡奮斗，把集體作為自己的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盡量融合感情，減少摩擦，避免內耗，協作共奮，做到“使整體力量大于部分力量之和”。日本企業提倡在內部“讓而不爭”是為了形成一個戰斗集體，但在外邊則是“爭而不讓，爭而必勝”。中根千枝認為：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工業革命和軍事革命中后來居上，其內在原因在于國民的服從性極強，這種意識的根源就是來自集體主義。
集團主義是日本民族牢不可破的文化心理模式，是日本民族的精神財富，其深深地影響著日本人的思想和行為，贏得日本崛起。但日本集團主義的群體文化的負面影響也加劇了島國日本的封閉性與排外性，導致了日本國家主義走向極端化，對于日本與國際間的正常友好交往十分不利。
等級文化與忠誠
日本社會為縱向社會結構，等級制度相當嚴密。由于等級文化對權威和秩序的尊重，造成等級制度下日本國民基本安分守己。在日本的家庭及人際關系中，年齡、輩分、性別、階級決定著適當的行為。在政治、宗教、軍隊、產業等領域，也都有十分嚴格的等級劃分。無論是上層還是下層，一旦逾越其特權范圍，必將受懲罰。中根千枝強調日本等級文化具有兩個基本的特征：一是“縱式結構”，人們在集團中要依據一定的標準排出序列；二是在這種制度下對權威的服從。
只有嚴格遵守和維護等級制度，日本人才會感到安全，有了這種安全感日本人就會埋頭于工作事業。前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認為：“日本人在生活中的一個傳統是尋求某個富有而有影響的庇護者的指導、幫助和支持。日本人渴望某個強大國家的有意義的保證，正如人們渴望雇主、政治上的良師或富有的朋友的支持一樣。”從中不難看出日本一直在尋求與美國這樣的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為盟的這一等級文化思想。正如同吉田茂所說：“日本從明治維新到大正年間國運隆盛，主要采取了日英同盟和對美合作的外交政策，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針必須放在對美親善這個大原則上，今后也不會改變，而且也不應改變。因為這不單是戰爭結束后的暫時的惰性，也是遵循明治以來的日本外交的正確路線。”
在日本的社會組織中，日本民族國家觀念極強，人際關系強調“和諧”。近代以來，日本形成了一個以天皇為中心的穩定的等級體系，并將它演繹成為一種對忠誠的信仰。日本人會不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等級，同時按照等級來區別對待事物與他人。
戰后，盡管日本人的權威意識與等級文化發生了一些變化，天皇也只是作為一種象征而存在，但傳統的等級文化依然深深地影響著日本。在日本人看來，等級文化得惠于恩情倫理觀念維持，一旦受恩于人就應對其人負有“債務”，而且必須償還。日本人報答天皇之恩稱為“忠”，報答父母之恩稱為“孝”，當“忠孝”不能兩全之時，以往的日本人會先對天皇盡忠，而后殺身盡孝，在他們看來這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在日本，“恩”與“忠”緊密相連，日本人將忠誠、孝順和對長者的義務相結合，塑造了日本人三位一體的價值觀，并以此來調節權威、血緣紐帶和各年齡為基礎的等級關系。日本人認為，溝通好感情，協調好人脈，也就彌合了社會之間的空隙，便可激發人們獻身集體，報效國家的感情。
忠于公司、獻身事業、與自己所在的集體共患難、忠誠報國，這已成為日本企業精神的重要內容。這種力量引導日本重建家園，振興經濟，變精神力量為物質力量，使日本在短期內創造了經濟奇跡。然而，由于等級文化的影響，也使日本養成了常以國家位置和等級的眼光處理國際關系，常常助長國際秩序的不公正與不公平，進一步導致了國際秩序的不穩定。
大國思想與奮起
日本國際政治學泰斗高坂正堯在其《吉田茂》一書中有論：戰后造就日本經濟崛起的吉田茂路線只是日本實現“強國目標”的一個手段，不是不要軍事，而是在特殊狀況下的“韓信胯下之辱”，二戰后日本國家發展戰略的唯一目標，就是讓日本重新成為世界的“一等國家”。
日本在各方面對其大國地位積極主動的追求是與其大國思想的戰略密不可分的。例如日本曾在美國黑船脅迫下簽訂不平等條約，不得不開放門戶，后到打贏日俄戰爭實現崛起，提出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先后侵入朝鮮和中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戰場的戰火。又如日本從二戰落敗后被美軍占領，后又到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創造出令世界驚嘆的經濟奇跡。
對于日本的兩度失敗而又兩度崛起，美國華盛頓大學著名日本問題專家肯尼思·派爾認為：除了一直受到研究者關注的日本民族的勤奮刻苦和善于模仿等因素外，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直具有一種強烈的大國思想，為實現該目的而在不斷調整和變革自己，以求能達到最大程度地利用當時的國際秩序與國際機制的文化。福澤諭吉在其名著《文明論概略》⑥中對此亦有所描述：“我國人民驟然接觸到這種迥然不同（西方）的新鮮事物，這好比烈火突然接觸到冷水一般，不僅在人們的精神上掀起波瀾，而且還必須要滲透到人們的內心深處，引起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騷亂，這種騷亂是全國人民進軍的奮發精神，是人民不滿足于我國固有的文明而要求吸取西洋文明的熱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國的文明趕上或超越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日本的大國思想與日本傳統的神道文化密切相連。撰寫于14世紀的《神皇正統記》最早匯總了流傳已久的“神國”思想。據戴季陶《日本論》所寫：“日本人迷信他們的國家，是世界無比的國家，他們的皇室，是世界無比的統治者，他們的民族，是世界最優秀的‘神選民族’。”日本這種國體論又通過神化“萬世一系”的天皇來達到表述至上的觀念，使“日本人將對于種族、文化、國家的感情融為一體，對于本國及其傳統文化懷有強烈的優越意識”。日本的神國思想為日本近代的崛起史提供了獨特的巨大的精神儲備。
近代，日本大國思想越發強烈，極力宣傳擴張有理，他們宣稱“皇大御國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各國之根本”⑦、“并八纮為一宇”⑧、“世上無人類，唯有國民”，認為日本國民作為擴張之國民，最具有恰當之資格，從而畸變為一種狹隘的民族意識。日本的這種民族主義常與一些邪惡信念緊密結合，一旦產生盲動，就會鬼使神差地爆發出可怕的野蠻行為，這種力量足以把一個民族甚至一個國家推向滅頂深淵。戰后，日本為滿足大國的面子，一再固守其恥感文化，回避正視二戰中的歷史問題，這不僅影響了日本在世界上的形象，而且還影響到日本的對外關系以及其戰后轉型。
【注釋】
①這里是相對于自給自足的自我中心主義、優越安定的心理狀態而言的，是生存受到威脅而產生的一種不安全感。
②日本著名海防論者林子平于日本寬政5年（1791年）寫成，其強調海防是日本全民族的任務。
③幕末時期的反幕政治運動。江戶末期反對與外國通商、主張擊退外國的一種封建排外思想。“尊王論”與“攘夷論”本來是兩種不同的思想，但幕末幕藩體制矛盾的激化和因外國壓迫而引起的對外危機，使兩者結合起來，成為幕末政治運動的一大潮流。
④巖倉使節團明治4年（1872年）自橫濱出發，訪問美國后轉赴歐洲，于明治6年（1874年）返回日本。其主要目的是：訪問各締約國，向各國元首送呈國書；針對江戶時代后期（1854年以后）日本政府與各國締結的不平等條約，為修正條約進行預先的交涉工作；探勘、考察西洋文明。
⑤木戶孝允在日本幕末明治初年的尊攘、討幕運動中起領導作用，維新后參加起草《五條誓約》，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其推進奉還版籍、廢藩置縣，與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稱為“明治維新三杰”。
⑥《文明論概略》是福澤諭吉凝聚了其一生思想的精髓，其反映了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社會政治思想狀況。福澤特別指出，文明不僅是指物質文明，更是指精神文明，并強調了“智”與“德”的重要性，認為一國文明程度之高低，完全可以用人民的“智”、“德”水準來衡量，要促進文明，必須首先提高人民的智慧和道德水準。福澤通過對西洋文明和日本文明的來源和特點進行比較，得出結論：西洋文明先進，日本文明落后，并指出“權力偏重”是日本社會風氣的主要表現，這是導致自由空氣稀薄的主要原因。福澤認為，文明既然有先進和落后之分，那么，先進文明總要壓制落后文明，故而力主日本文明必須以西洋文明為目標并趕超之，才能達到國家富強，自由和獨立。該書福澤并沒有把歐美國家看作文明發展的頂點，而是指出文明的進步，發展是永無止境的，不能以西洋文明為滿足。
⑦佐藤信淵在其《宇內混同秘策》一書中宣稱：“皇大御國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各國之根本”，因此，皇國號令世界各國之“天理”是不言而喻的。根據這一“天理”，可合并世界各國。
飲食內容隨經濟的發展而多樣化。在大多數的日本家庭的餐桌上，不僅僅有日式料理，也有西餐、中餐豐富的食物。到了街上，和壽司、天婦羅、蕎麥面、烏冬面一起，以中國料理、法國料理為首，德國、印度、泰國、越南等世界各國的料理豐富多彩，供人選用。有人喜歡炸雞漢堡等快餐，自然食品、瘦身食品、手工料理等健康飲食也很受歡迎。總之，有人說當今日本處在食物豐裕的時代。
二、以《料理仙姬》為引介紹日本傳統飲食文化
飲食文化反映了其所出現地域社會的文化和特征。日本人在飲食方面不允許出現浪費，因此大部分“日本料理”的菜譜和制作成本都很重視節約。《料理仙姬》中的“一升庵”，有這些料理方式：用5個小時細致地煮熟白蘿卜、一顆一顆地挑選黃豆制作味增(一種醬料)、用麥秸稈作蒸米飯的燃料這家祖傳百年的餐館不使用任何宣傳手段，用日復一日為客人制作傳統美食。但這并不僅僅是一個美麗的廚房神話，這個仿佛只屬于過去的“一升庵”在工業化連鎖化規模化的浪潮前岌岌可危。《料理仙姬》中有這樣的情景：珍貴食材過去的手工制作工序因繁瑣費時而逐漸被更快捷的制作方法所取代，在行家嘴里，成品的味道自然達不到過去的水準。長此以往，若干年后傳統的美味將不可避免的成為一種再也品嘗不到的記憶。因此，飲食文化不是僅僅寫在紙上就能記錄，而是必須通過味覺來傳承。如今，日式飲食又被稱作“和食”。2000多年前以亞洲傳來的水稻種植為契機，以大米為中心的飲食文化在日本生了根。米飯和時令蔬菜、魚貝類一起食用的傳統，以江戶時期為最盛，至今仍是日本料理的根本。但是，自從150年前再次對西方打開國門，除日本傳統料理之外，大量的外國料理以符合日本人審美的形式出現，形成了更豐富的飲食文化。年代不同，人類的主食也隨之不同。
通過對考古發掘出的繩文時代、新石器時代的人骨的研究，發現當時人類血液酸度較低，食鹽也還沒有出現，所以動物性食物方面，較之于肉更喜歡吃內臟和骨髓這些能提供有機鹽的食物來獲取能量。分不出主食還是副食，說其是雜食也許更為貼切。彌生時代，已經普及了水稻種植，大米成為了主食，副食有野草、果實、魚貝、鳥獸肉。食鹽方面也由藻類提取的藻鹽取代了由內臟攝入的有機鹽。奈良、平安時代，人們開始飼養牛羊，用牛羊奶制作出了乳、酪、生酥、熟酥、醍醐五味美食。平安時代，還受到中國飲食文化的強烈影響，學會了干燥食品再加工，以及油和藥物的使用。貴族階層還因受佛教的影響而不再食用肉類特別是哺乳動物，而平民階層更以營養均衡為重。鐮倉時代，即是武士的時代，人們通過樸素的飲食來獲取能量、維生素和礦物質。為健康著想開始了粥的普及。在后期的宮廷生活中，刺身料理法——日本料理主流——懷石料理開始興起。隨著精白米的出現，形成了現代所慣用的一日三餐的習慣。平民的餐桌上，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一米一菜一湯。H本昭和30至40年代的飲食習慣被譽為是最健康的而備受世界矚目。在后期，因歐美化飲食的弊端而導致肥胖癥增加，發生了減肥這一戰前絕未考慮過的事態。平成時代的少子化現象，促使了為了傳承傳統飲食文化、為了未來的孩子們的食育(良好飲食習慣的培養教育)的產生。由自然飲食時代開始，經由以谷物為主的時代，近代飲食文化正式形成。
有人說，飲食以谷物等草食性食物占多數的民族性格平穩，與之相對，多食肉類的民族性格更容易激動、熱情。和式料理在正式場合有本膳料理(紅白喜事所用的議式料理)、懷石料理(原為在日本茶道中，主人請客人品嘗的飯菜。現已不限于茶道，成為日本常見的高檔菜色)、會席料理(日本代表性的宴請用料理)、這些基于傳統的料理各式各樣，但都能體現出變化季節中的味覺、馨香、色彩和情趣。除此之外，追求佛教“戒美味、享粗食”的人們創造出了精進料理(素食)，飽含著祈禱的食物正是日本飲食文化其本身。H本飲食文化的一大特點就是就餐時不像西餐使用餐巾，和風料理中用到的是懷紙。懷紙可以代替餐具盛放的食物，也可以放置吃剩的骨頭和殼。擦拭湯汁、擦嘴都使用懷紙，原則就是不用手帕。另外一個特征，就是和食量很小，使用的餐具卻非常多。精美的器皿里細致地擺放著食物，因此，日本料理不僅僅是吃的東西，還是一種視覺的享受，而且，量少更能體現其珍味。同中華料理注重色、香、味相比，日本料理重視的是色、形、味。從這點來看，H本人相當重視食物的“形”，這和日本的現狀很相似。好好吸取祖先留傳的美，重視歷史的日本人也認真吸收了祖先的飲食習慣。在這點上，日本人將精工細作的料理作為一種自然的美裝點自己的生活。
三、隨著時展傳統飲食文化的命運
在全球化的今天，傳統飲食文化受到西式快餐的沖擊，正日漸遠離我們的生活而去，這更會影響民族文化的獨特性，亦對我們的健康產生了不良影響。從和風飲食的古典著作中不難看出，“懷石料理”在古時是日本皇室專享的御膳。在昔日的皇城京都，最負盛名的懷石料理餐廳非“菊乃井戶”莫屬。步人餐廳，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房間精美的布置：地上是令人倍感舒適的日式草席榻榻米，沒有什么多余的裝飾，只在墻角設一壁龕，內壁掛一畫卷，及素雅花瓶，瓶內插適宜的時令鮮花，散發出陣陣清香。這種清爽的環境令身處其中之人心情愉悅。賓客們坐下后，身著端莊和服的侍者嚴格按照有講究的順序，端出一道道美味佳肴擺放于客人面前。裹著竹葉的海鮮壽司、醋刺身、切好的柞磨龍蝦、嫩竹筍蛋黃醬沙拉“懷石料理”蘊含了日本百年飲食文化發展，到如今，已是日本高級飲食文化的象征。雖說菊乃井戶是最高級的懷石料理餐廳，但是其烹飪方式和尋常百姓家是沒什么區別的。以魚、米、泡菜、蔬菜、味增湯為原材料，將食物分成極具藝術感的小份，對食用者的健康也很有益。但是，這一民族遺產日漸受到便利、快捷的西式快餐的排擠。“懷石料理”主廚村田吉弘先生感慨萬千地說過，他見過一些大學女生覺得高級料理和特別便宜的零食小吃沒什么區別。“我覺得真正的日本人就應該吃和式料理然后再花時間收拾。”村田先生如是說。
關鍵詞：日本；忠孝倫理；企業文化
在當今世界的商業競爭中，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日本企業顯示出的出色競爭力，開始引起了國際上的矚目。對世界上大多數企業來說，最大的競爭對手被認為是日本企業，可以這么說，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的企業在世界經濟范圍內起到了市場領導的作用。日本在世界經濟的地位如此重要，其中隱含著許多讓人深思的東西。五年的企業靠機遇，十年的企業靠管理，二十年的企業靠戰略，要想基業常青的企業只有靠文化。忠孝觀念作為日本社會系統的中心價值，對于日本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呈現出的當下狀態有著重要意義，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學者指出，忠孝觀念“是保駕日本走向現代化的文化因素”。本文試圖在分析日本忠孝倫理的基礎上，論述其在日本企業文化建設中的作用。
一、日本的忠孝倫理
(一)忠孝觀念的淵源
日本的“忠孝”觀念源于中國儒家傳統文化，在日本得到了適應性的發展。儒家的“家、國、天下”的理念在日本發展為“國民一體”的倫理觀，并強化了“忠孝觀念”。在日本文化中，把一個人的“義務”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對父母之“恩”的報答為“孝”，對天皇之“恩”的報答為“忠”。日本忠孝觀念的形成是同日本宗教的世俗化過程相一致的。日本傳統社會中的宗教主要有神道教、佛教和儒教。其中，神道教和佛教都將神視為大慈大悲的高級存在者，這包含了要求信徒忠誠和報恩的義務；而儒教的《孝經》在日本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例如，孝謙女帝(治世749―758)曾要求每個家庭必備一冊《孝經》，學校要講授《孝經》。對《孝經》的重視，可以看作是“孝道”在日本社會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日益增強的一個尺度。孝是僅次于忠的最高道德，也就是說，宗教使家族本身滲透了政治、價值，并成了政治形態的一個縮影。總之，日本宗教精神的首要倫理即是指履行世俗中的忠(政治義務)和孝(家庭義務)。在統治階級的推行下，日本宗教逐漸與世俗倫理相結合，忠孝觀念成為日本宗教的核心教義，同時由于宗教的社會功能，忠孝觀念作為日本社會系統的中心價值，便又被賦予了終極意義。
(二)忠――政治義務
以忠孝為倫理的體系中，居首位的當然是忠。早在幕府時期，由于天皇一幕府一地方諸侯之間的權力分化，忠誠觀念的對象性并不明確，“忠”通常講的是對自己的主君的忠誠，而當時的“主君”一詞在其意義和內容上都是模糊的。隨著“尊王”口號的提出，忠誠觀念的對象逐步指向“最高主祭者和日本統一與永恒的象征”――天皇。對天皇頒布的政令，所表現出的尊敬之情，證明了人們對政治權威的盲從程度。忠誠在中國理解為自我良心的忠誠，而在日本則將忠誠理解為家臣必須為自己的君主奉獻出全部生命。其忠誠基本上是一種旨在完全獻身于自己領主的盲目的真誠。就像武士接到上級的命令之后，甘愿剖腹自殺以示忠心那樣。忠便是作為一個大和子民的首要政治義務，是對至敬者的。
(三)孝――家庭義務
在這個體系中，與忠緊密相連的便是孝。在日本，早在公元初期，就已經形成了太陽女神和天照大神為統治一切神和大和民族的神圣祖先的神話傳說。對日本人來說，人的肉體是由父母分出，父母及祖先皆是家族之神，孝順父母，敬畏祖先是理所當然的。日本國社團法人倫理研究所創始人丸山敏雄認為“這種對雙親和祖先的真情和尊敬自古以來被稱作‘孝’，是道德之本。”“孝”是一個家庭成員的第一家庭義務，是對至親者。
但是，日本的“孝道”也有其自身的特點。首先，日本人僅僅拜祭最近的祖先。除了對那些還被活人記著的人以外，日本人并不重視孝行。日本式孝道最主要的實際意義就在于把“孝”的義務限于活著的人們。日本人對孩子的照顧也被視為“孝”的一種，他們把自己受過的照料移到弦子身上，以此來報答祖先的恩德。其次，“為孝盡心”，并不是指必須在家庭內實現互愛，在中國這些互愛是大家族道德法則的主要點。但在日本并非如此，就像一位日本作家所說的那樣，“日本人非常尊重家庭，正因為如此，不太尊重家族的個別成員或成員相互間的家族紐帶。”日本人所強調的是義務和恩情債的償還，長者本身承擔了重大的責任，責任之一就是務必使他們下面的那些人付出必要的犧牲，即使他們怨恨這些犧牲也無濟于事。他們必須服從長者的決定，否則他們就是沒有履行“義務”。
(四)孝先于忠而忠重于孝
在日本“孝子門前求忠臣”應該是忠孝辯證關系的精辟體現。在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孝先于忠；而在以政治價值優先為特征的日本，忠卻重于孝。培養孩子之孝，是為了成人之后盡忠，孝同時也強化了忠。
在日本，“忠”的血親源流在于天皇的種族高貴性。日本人把天皇純正的血統泛化為大和民族的神性，使日本理所當然地成為神及民族的代言人。當對天皇的高度尊敬在跟忠與孝相關聯時，‘國家的概念便產生了一些變化。血親關系和政治關系相融合，作為養育者的神性被替換成政治權威。神、天皇、君主及父親傾向于被當成等同的東西。整個國家成了一個單一的親族。天皇就是“神”，就是“君主”，就是民族家族之“父”。人民即是崇拜者，是臣民，是兒女。忠誠便是“大孝”，獻身父母則是“小孝”，小孝只是為了能履行大孝而存在。這樣，回報天皇之恩的義務便超越了其他一切義務之上。由此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孝順父母(及祖先)、忠于主君、效忠天皇是每個日本人的天命。這一思想不是把社會視為一種必須維系的和諧均衡，而是傾向于將社會看作是在履行對上司義務的單一方向上的運動。至此，“忠”與“孝”便超越了血緣關系而具有了共同體的屬性。
二、忠孝倫理與日本企業文化
(一)忠孝觀念關注集體最終目標。企業員工成為命運共同體
日本人的忠孝觀念使其忠于上級、忠于天皇，但這并不是因為上級或天皇的人格魅力；而是由于對象的地位及其命令對于實現集體目標是至關重要的。在日本人看來，集體的目標是最高的，個人及子集團的目標必須嚴格服從于集體目標，當集體有著明確的系統目標，并且該目標對所有人都明了和有意義時，個人與集體的同一化過程將會變得最為強烈，人們將用關涉到集體目標的強有力和持續不斷的行為來表現這種獻身。
因此，日本人認為，出色地完成工作、達到集體目標，就是履行上天賦予自己的義務，是自己獲得社會權利的前提。對于日本人來說，工作本身并不是價值，而作為對集體的無私奉獻的一種表現時工作才有價值。這很類似于新教徒的“天職”觀，不是用修道禁欲主義超越塵世道德，而是完成每個人在塵世上的地位所賦予他的義務。
日本人在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過程中，又將這種獨特的倫理觀念帶進企業管理，員工形成“命運共同體”，強調職工與企業共存共榮。在日本社會團體中，任何個人對它所屬的，
社會都負有重大責任，個人對集體應負的責任是沒有止境的，集體中的每一個成員，不論其表現如何，都必須承擔整個集體的榮辱毀譽。他們相信唯有集團一致，工作才能產生最好的效果。日本企業文化中所表現的集團生活制度，就建筑在這種文化上面；企業一般都會抓緊各種機會向職工灌輸個人與企業休戚相關的思想，培養他們忠誠于企業的意識。在制度上通過終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企業工會制、企業風險分擔等一系列的制度，減少職工在職業、職務、和收入等方面的不安全感，提高職工的合作精神和集團意識；在內部管理上，講究方法，如采取不過分表揚個人成績，不過分追究個人責任等手段，加強集體管理和集體效益。這種群體力量和效益，又反作用于企業，通過互相促進，強化了企業職工的集體主義觀念和集體精神。個人忠于企業，從企業中獲得利益，企業給予照顧，換取企業的發展和利潤，這種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成為日本經濟迅速發展的潛在因素。
(二)忠孝觀念重視企業業績，企業員工兢兢業業。恪盡職守
在日本，每個人的良心(道德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每個人的行為。由于“終身雇傭”及其他一切的關愛在每個日本人的腦海中都有一本帳，這本帳上詳盡的記載著給予別人的恩惠和所接受別人的恩情。日本人的忠是建立在報恩這個深層次文化基礎上的，“恩”的概念源自血親關系和宗教教義。人的一切皆是祖先和神的無限授予，忠孝的義務也是天定的，因而，當然是無限的。
在日本，忠誠并不意味著被動的恭敬和獻身，而是與成功和奮發努力相結合的能動的服務與表現。要求人們在工作中為實現業績價值而不斷創新，埋頭苦干并且嚴格遵守交易中的正直紀律。只有在本職工作中做出良好業績的職員才算履行了忠孝義務。
因此，日本企業員工倍奉熱愛勞動的企業價值觀，日本企業文化倡導職工勤奮的工作，竭盡全力，許多人下班后還要留在公司里1―2小時甚至更長，周六理應休息，仍不計報酬的去工作。今天，在日本比較富裕的情況下仍普遍出現“工作狂”和“過勞死”的現象，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據。他們不盼望退休后無所事事的悠閑生活，愿意在緊張的工作中走完自己的人生歷程。企業倡導生活的價值在于勞動創造，勞動不只是為了自我改善而進行的個人奮斗，其首要意義在于它是人的應當自覺分擔的一份社會義務和社會責任；勞動不僅僅是一種與經濟利益聯系在一起的純經濟活動，還是一種高于經濟活動的與為善相聯系的宗教修煉事業。因此，人僅僅求生存是毫無意義的；只有工作生命才有意義，幫助自己的公司成長、繁榮是企業價值觀的核心。
這種勞動狀態和勞動狀況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尤其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擺脫戰爭帶來的災難，在短時期內實現經濟騰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忠孝觀念提供團結的心理基礎，使企業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
忠孝觀念為日本社會形成高效的整合機制提供了文化的和心理的基礎，使個人與集體緊密結合，呈現“機械團結”的狀態。機械的團結也就是一個把個人直接而和諧地同社會聯系在一起的社會結合形式，它使日本社會各個單元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企業主體易于統一意志、統一思想、統一步調、統一行動。
忠重于孝使日本企業營造了強有力的企業團隊精神。日本企業里上下級關系被稱為“親分”與“子分”，“子分”可獲得“親分”的扶助與支持，同時有義務為“親分”隨時效力。在集團內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日本人認為只有努力地與同伴配合，盡量的照顧別人，才能有自己的利益，而不能靠與同伴為難，拆同伴的臺來爭取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日本的許多公司中，上至經理，下至最下級的職員，確實做到了上下一心，大家全心全意維護公司的利益，盡自己的努力，團結協作，共同進步。如果說西方經濟發展的動力來自于個人激發的個體創造力，那么日本經濟發展的動力則來自于企業內部員工的精誠合作。
日本的公司往往實行終身雇用制，員工也承諾不會因為高薪而跳槽。雖然彼此有書面協議，但是真正的約束力不是來自契約，而是道德的力量。員工個人不能要求企業終身雇用，否則被認為不得體，而且可能被雇主廢棄終身雇用，違背合約將受到嚴厲的制裁，他們往往會被社會拋棄。日本人選擇工作的機會一生往往只有一次。這賦予了員工生存安全感，強化了他們對企業的忠誠，為他們提供了工作的動力。
日本企業家相信，人最富于感情，只有得到尊重和信任才會在生產和實踐中激發出創造力，企業給員工一份關懷，員工便會以十分的干勁回報企業，所以，日本企業非常注重感情投資。例如員工在工作中做出成績提職獲獎時，企業除了組織慶祝會，向本人頒獎外，企業負責人還常常親自到員工家中或向其家屬打電話祝賀，使員工感受到企業的溫情，從而更加效忠企業，更加竭心盡力的為企業工作。
日本企業家把“人”作為企業經營管理的基礎。在他們看來，越是現代社會，人越顯得特別寶貴，在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中，人是最重要的資源，著名企業家松下幸之助指出，“經營的基礎是人……在企業經營上，制造、技術、銷售方法、資金固然重要，但人都是這些東西的主宰。盡管有錢、有產品，要是沒有一個會利用這些的人才，那么這些東西也產生不了任何作用。所以，不管怎么說，人才是最重要的。”
日本企業著力建立的“以人為本”的管理模式，使企業處于一種高度的和諧狀態，鑄就了企業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強化了員工的忠誠觀念，為樹立忠于集體，患難與共的價值觀念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結束語
企業文化是指企業的指導思想，經營哲學和管理風貌。它包括企業在實踐中形成的經營理念、價值標準、道德規范、行為準則、群體意識、精神風貌、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及規章制度等等。其中企業的價值觀念體系是形成企業文化的前提和基礎。
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在國際上具有影響力的能夠保持長久不衰的企業都擁有自己的特色企業文化，優秀的企業文化能夠團結內部，引領企業的良性發展。可以這樣說，是日本的企業文化創造了世界第一流的企業效率和規模，創造了今天的世界經濟強國。
【關鍵詞】日本文化；服務意識；啟示
游客到日本，一走進日本酒店，服務員就會滿面笑容地說：“歡迎光臨。”對顧客表示歡迎。只要顧客路過他們旁邊時，他們會鞠躬對顧客打招呼。顧客離店，即使走出30米，還能看到日本人在向顧客鞠躬道別或揮手致意，正是這種一對一的認真體貼的服務和在不同狀況下的應對，使日本成為了“服務王國”。因此，酒店管理專業的學生學習日本文化，將日本文化中的精華融入到酒店管理專業的人才培養中來，培養酒店管理專業學生的“日本式”的服務意識和服務理念，意義深遠。
一、日本文化的特點
日本民族是一個非常重視外在形式的民族。與此相關的是，日本民族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逐漸養成了一種非常重視禮儀教育的社會風氣和習慣，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化模式。
（一）寒暄文化。在日本，人們平時見面最常用的問候是，“您早”、“您好”、“再見”、“請休息”、“晚安”、“對不起”、“拜托您了”、“請多關照”、“失陪了”、“失禮了”等等。無論是誰，外出離開家門時，總要說句“我走了”，回來的時候又必定要打招呼“我回來了”。家里人總要相應地說“路上小心”、“回來啦”等寒暄語。
（二）等級文化。日本社會被細微的等級關系所劃分，即使是同等實力的公司職員，也要根據其年齡、入社年份、工齡長短等論資排輩。因此，日本人在言行中常常需要首先考慮一下自己所處的等級位置。比如初次見面時交換名片，年紀較輕或身份較低的人要先遞上名片。在接過對方的名片后，一定要仔細地審閱一番，根據名片的內容來相應地安排自己的言談舉止。
（三）儀表文化。日本人十分注重自己的儀表和穿著打扮。有位日本人曾在書中寫道：“一個身著破舊T恤衫、牛仔褲的人不管他的演講多么出色，也沒人會認真地去聽他的演講。”日本人認為，服裝和儀表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自我的表現，同時也是得到對方信賴的第一步。也就是說，與人交往時，日本人首先從他（她）的服裝和儀表來判斷其人是否可信，是否值得尊敬。所以在社交場合他們非常注重自己的服裝。
（四）氣遣文化。“不給別人添麻煩”是日本人常說的一句話。當經過別人面前時，特別是別人在講話時，日本人一般都彎低著身子說聲“對不起”或做個“勞駕”的手勢后再通過。在洗手間，要求把擦過手的手帕放好后再走出去，尤其是女性。給人遞東西時，日本人要求兩手遞。遞刀類等危險東西時，要把帶有刀、尖等危險處朝向自己再遞給別人。日本人會充分考慮對方，站在對方的角度，這在日本叫做“氣遣”文化。
二、日本文化對酒店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的啟示
（一）注重培養學生自然的發音和禮貌的談話方式。語言是溝通的基礎與橋梁，語言面貌直接影響溝通的效果。缺失基本語言能力或不流暢、不優美的語言表達都會給酒店業服務帶來負面效應。因而，酒店管理專業的人才培養對語言能力有一定的要求。要求學生在為客人服務過程中，要做到普通話發音純正，不帶有方言，音質柔和，給人以親切感；在與入店客人對話時應嫻熟地運用敬語。具體的要求有以下兩點：
1. 學習并運用“誠心接待”的表現方式。日本服務員對客人都使用禮貌用語，又稱敬語，表達真誠接待客人的態度，如：
歡迎光臨（いらっしゃいませ）。請這邊走（こちらへ、どうぞ）。
請稍等（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站在客人的立場，恰當地學習并運用“誠心接待”的表現方式，與客人的溝通要順暢。“歡迎光臨。”“請慢走，路上小心。”“謝謝您的光臨，祝您旅途愉快。”運用語言的溫暖貼心的力量，對客人傳達自己的歡迎、感謝、道歉等心意，以心傳心，使客人有賓至如歸的感受。
2. 學習傳達完善服務內容的措辭表現。學習向客人傳達完善服務內容的措辭表現，在什么時間，酒店可以提供什么樣的服務，將服務內容正確周到地傳達給客人。讓學生學習傳達周到體貼的服務內容的措辭表現，細致地介紹酒店能為客人提供的全方面的服務，學生的介紹代表酒店的形象，減少因粗心、遺漏而給酒店造成的損失。對于服務價格要謹慎，介紹服務內容時要注意觀察客人的表情，會傾聽客人的訴求，做到“擅聽會說”。
（二）接受禮儀教育，進行崗位禮儀訓練。教師手把手教會學生日常生活到工作過程中的一些最基本的行為規范、待人接物的規矩，接受禮儀教育。進行系統的禮儀崗位培訓和禮儀訓練，從發型、衣著、坐立姿勢、鞠躬角度、打電話和接電話的口氣用語到表情道怎樣帶路和開門，以及如何奉茶、如何與客人談話等都要一一規范，各項規矩要求清楚明了。
（三）精髓層面禮儀到語言、語言到禮儀的雙向滲透。行為舉止彬彬有禮，語言得體的同時，要理解日本文化中的“不給別人添麻煩”和“氣遣文化”（考慮他人感受）的精髓，要求教師以身示范，手把手教學生，帶學生，形成從禮儀到語言、語言到禮儀的雙向滲透。
三、總結和思考
學習鄰國日本的文化，能夠增強學生對日本文化的理解，取其精華，學習日本人的勤奮好學、刻苦鉆研和待人禮貌周到的精神。在酒店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的思路中，融入日本文化的精華。注重培養學生自然的發音和禮貌的談話方式；接受禮儀教育，進行崗位禮儀訓練；精髓層面禮儀到語言、語言到禮儀的雙向滲透。最后，將上述幾點啟示融入酒店管理專業各門科目的教學中，培養出有近接性、包容性、協調性、繼續性、責任性五大綜合能力的酒店管理專業的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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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選修課；日本文化；教學方法
大學教育課程體系主要由公共必修課、專業必修課和專業選修課、公共選修課四部分組成。專業必修課和專業選修課重在培養學生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使之具有一技之長，公共必修課和公共選修課則是為了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而設的，拓寬學生視野，促進文理滲透和學科交叉，使學生一專多能。
本學期，筆者根據湖北經濟學院（以下簡稱“我校”）增開各類公選課以滿足學生不同興趣要求和拓寬學生知識面這一要求，開設了“日本文化概況”這一公選課。筆者結合本課程備課、講課中的親身體驗，就作為公選課的日本文化課程在教材和話題的選擇、課堂教學的實施等方面談一下自己的感受。
一、教材的選擇和處理
“日本文化概況”一般是日語系二年級學生的專業必修課，到了這個階段，日語專業學生已經學習了一年的曰語，對曰語和日本已經有了一定的了解。現有“日本文化概況”的教材幾乎都是為曰語專業學生開發設計的。作為公選課的“日本文化概況”則不同，由于我校并未開設日語專業，選課的學生全都來自全校各個院系，選課理由是似乎對日本文化有點興趣。這些面向專業學生的教材雖然內容系統，體系嚴密，但由于大部分教材圖片太少，對于非日語專業的公選課學生來說很難聽懂。經過權衡，最終筆者并未在公選課上讓學生統一購買某一教材，而是列出一個推薦閱讀書目，讓感興趣的學生自行去圖書館借閱。每次上課的提綱上傳到為公選課準備的郵箱，學生課后復習時自行下載即可。
二、話題的選擇
“日本文化概況”作為日語專業學生的專業必修課，一般會開設一學年。公選課只能開設一個學期，學時僅為32學時，非常有限。而文化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通常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在短短的32個學時內要想將所有方面的內容囊括是不現實的。所以備課面臨的又一個問題就是話題的選擇――到底該講些什么？
通過翻閱教材，筆者認為日本文化課程的教學內容首先還是應涵蓋日本的歷史和地理知識，使學生對日本有基本了解。因此選擇了兩講一“圖說日本簡史”及“跟著照片去日本旅行”。
日本著名語言學家鈴木孝夫指出：普通人覺察到的所謂文化的差異是比較容易發現的，多停留在具體的現象中，稱其為“顯在文化”，主要指衣食住行、風俗習慣、宗教等。筆者通過“日本料理”“日本人的”及“日本的傳統節日”等專題為學生介紹這些“顯在文化”。鈴木孝夫同時也指出：與“顯在文化”相對，把眼睛看不到的，僅從表面很難發現的文化稱為“潛在文化”，主要指思維方式、價值觀、行動樣式等。“潛在文化”才是理解跨文化的關鍵。因此，筆者認為日本文化課程也應重視“潛在文化”的教學，通過“日本武士道精神”“日本人的國民性”及“日本人的禮儀”等專題為學生介紹這些“潛在文化”。
此外，筆者和選修“曰語”公選課的學生進行交流，讓學生選擇了一些他們普遍感興趣的話題――如“日本動漫的發展史與現狀”“日本的愛貓情結”等。最終，確定了15個話題，每次課即2個學時講一個話題，共30學時。最后2學時作為復習及答疑時間。考核方式采取提交課程論文這一形式。
三、課堂教學的實施
首先，在教學手段方面，要充分利用各種現代化手段。除了PPT的講解外，色彩鮮明的圖片更具說服力，且會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彌補文字的缺憾。通過節選日本紀錄片和電視劇的片段制成的小視頻，展示了原汁原味的日本生活場景，讓學生對日本文化有一個直觀的認識，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介紹宮崎駿動漫作品的同時，讓學生傾聽一些經典配樂，也可以培養學生對藝術的欣賞能力。
其次，在教學方法方面，應根據教學內容的不同特點，采用不同的教學方法。
1.橫向啟發法
在地理教學中可以采用橫向啟發法。即一方面著重于地理知識的介紹，另一方面注意適當地把課堂教學內容引申開來，結合日本社會所面臨的一些現實問題，組織有關內容的最新資料提供給學生，引導學生思考。
2.縱向排列法
在日本歷史這部分教學中可以采用縱向排列法。由于日本概況課中對于日本歷史的授課時間極為有限，所以抓重點就成為最主要的課題。有關日本各個歷史時期的資料非常豐富，為了避免單純灌輸給學生過于支離破碎的表象知識，就必須要求教師在大量閱讀資料的基礎上進行取舍，著重于沿時間軸順序對各個時期的歷史變遷進行連續性的整體歸納。
3.對比法
上文提過的“潛在文化”是跨文化理解的關鍵，而屬于“潛在文化”的思考方式、行動意識、價值觀念等很難用圖片、文字描繪。只有放在兩個民族的對比中才能凸顯。如果只是單純地介紹日本文化的某些特點，而不把其與中國文化的特點進行對比性的講解，或者是僅僅停留在講解階段，會導致學生忽略掉沖突背后可能蘊含的民族心理的差異，不利于學生正確理解日本文化。
四、教師自身文化素質的要求
很多人在論文的寫作過程當中只在意文中的內容是不是新穎，忽略了論文的參考文獻，對它也不重視，覺得寫不寫參考文獻都不要緊，只要論文內容寫的好就夠了，其實讀者在閱讀論文時都是通過參考文獻來評估這篇論文是不是有質量水平的。下面是學術參考網的小編整理的關于日本茶道論文參考文獻，歡迎大家在寫作當中閱讀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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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日語慣用句研究；現狀；趨勢；改革；出路
【中圖分類號】G633.46
1、前言
語言是處于不斷成長發展過程中的鮮活"生物"。與漢語相比，日語是一種相對多變的語言，而慣用句在提升語言交流的質量，促進交流雙方對對方的認知方面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理應成為語言研究中的重點。由于歷史、文化、語言應用時的心理等諸多方面的變化，當代的日語慣用句中，有不少已經跟古代、近代的慣用句意思上出現了或多或少的差異乃至脫節。對于大多數非母語的日語研究者和學習者來說，這個問題往往會成為研究和學習上的一個障礙。已有的國內外各類日語慣用句的學習詞典和著作，有各自的長處，但是均不同程度地收錄了大量沒有生命力的、甚至已經死亡的、不為大多數日本人所知的慣用句。這已經失去了"慣用"的含義。
2、目前國內外研究的現狀和趨勢
目前國內外對日語慣用句的研究論文數量不多，焦點多放在慣用句的具體使用上，也就是說，實踐研究較多，基礎研究較少。
（1）國外出版物以論著（辭典）為主，例如：
宮地裕，『用句の意味と用法，明治院，1982。其特點是以慣用句用法為中心列舉大量例句。
國哲彌，『日本用?用小辭典，社，1991。也是以實踐的誤用分析為主要內容。
白石大二，『國用句辭典，京堂，1969。定義和例句都顯得陳舊。死去的慣用句較多。
也有部分論著，例如：
國哲彌、「用句、『日本學第四第一號、1985。主要解釋了何為慣用句，有借鑒意義。
森田良行、「用句、『日本學第四第一號、1985。分析了動詞慣用句的用法。有借鑒意義。
以上出版物都存在同樣的缺憾，就是對慣用語的界定沿用了過去辭典中的定義，收集了大量沒有生命力甚至完全死去的慣用句，使用的例句大多為書面語，來自近代的各種文學作品。不少例句跟現代日常口語嚴重脫節，作為書面語使用于現代也顯得佶屈聱牙。
（2）國內對日語慣用句的研究論文和辭典基本照搬國外的出版物，因此也存在無視死辭活辭，與口語脫節的問題。例如，在下列論文中，均未涉及對慣用句定義的修改。
甄琦，《含有「腹的日語慣用語語義闡釋與日本文化》，語文學刊（外語教育與教學），2011年02期。簡單探討了此類慣用句與日本文化的關聯，對初學者有指導意義。
吳宏，《日語「類慣用語的認知語義分析》，外國語學院學報， 2009年04期。分析有深度，涉及的范圍窄小。
王銳，《關于日語慣用語、諺語誤用的現狀分析》，日語學習與研究。2010年04期。注意到了慣用句的誤用問題。但是沒有深究。
等等。
上述辭典基本上是將國外辭典翻譯成漢語并略作整理，沒有新的突破。
目前為止，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對日語慣用句的研究都還處于未能全面展開的狀況，甚至留下了一些研究的空白領域（如對日語慣用句的分類甄別）。國外對此應用研究多于基礎研究。國內的研究則集中在日語慣用句的具體應用上。如某個慣用句如何使用、某個慣用句中的某個名詞應該固定跟某個動詞搭配等等。
3、改革的出路
由于日語慣用句界定研究較為缺乏，我們在日常會話、撰寫文章、編寫教科書時會受到各種形式的摯肘。在國內的教科書編寫中，這個空白造成的影響已經到了不可輕視的地步。特別是教學日語寫作和翻譯的教科書中，大量生僻的、甚至失去生命力的慣用句充斥其中。嚴格說來，失去生命力的慣用句已經不能稱之為"慣用"的句子，然而，如果在教與學中，渾然不知地把它們視作"高級日語"灌輸給大腦，也花費大量的時間去學習和記憶這些大多數日本人都無法理解的慣用句，這對于廣大日語學習者來說，委實為一種十分可惜的資源浪費。筆者認為改革勢在必行，其出路大致如下：
（1）對慣用句的基礎研究，首先要正本清源，梳理出日語中哪些是活躍在日常應用中的"慣用句"，并對其含義進行準確界定。日語最常用的慣用句就足有2-3千條以上，而且由于日語慣用句的時代衍變，在各大辭典中界定不完善情況時有所見。因此，篩選并準確界定每一句日語慣用句，成為改革的切入點，也是改革最為重要的內容。
（2）要準確地界定日語慣用句，就有必要對日語慣用句的由來和衍變進行詳細的探究，了解慣用句的發生和衍變。例如，隨著時代的變遷，某些類型的慣用句在老一代人和年輕一代人中的意義已經發生了180度的轉變。
（3）日語慣用句的文化內涵和應用心理也是日語慣用句界定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日語慣用句的文化內涵和應用心理的研究，既有利于學習者了解慣用句的準確含義而減輕學習負擔，也有利于研究者把握各類慣用句的特質并對其進行嚴格的分類研究。在何種文化環境和心理條件下使用某個慣用句，是改革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4）日語慣用句的分類與慣用句辭典的學習和應用，是目前慣用句研究中以及所有慣用句辭典編目中尚未涉及或尚未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
4、總結
有鑒于此，對日語慣用句的研究有必要進行適當的改革，與時俱進。從單純的應用研究上脫離開來，對日語慣用句的定義、由來、衍變、文化內涵、應用心理、分類、慣用句辭典的學習和應用等問題進行基礎研究。唯如此，方能為應用研究鋪平道路。也有利于使廣大學習者能夠真正學以致用，研究者能夠有的放矢，不僅從宏觀上，而且從微觀上對日語慣用句的具體定義準確把握，使日語作為外語學習、教學、研究對象的人們準確把握日語慣用句的最新含義，避免造成理解和翻譯上的謬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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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敬語指針，5分類，社會心理因素模型
2007年2月日本文化審議會對有關《敬語指針》做出了報告，此報告中明確的分析了敬語的論理，并指出敬語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性。敬語是我們學習日語一個重要并且困難的一環節，敬語指針給敬語學習者、使用者指明了方向。
一、敬語的重要性
在敬語指針中，文化審議會對敬語做出了如下2個解釋:
（1）敬語在說話者對于聽話者、周圍的人以及當時的狀況表達自己心情時起到了重要作用。免費論文。
（2）敬語在說話者如何處理聽話者，周圍的人與自己的人際關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也就是說敬語是“表現心情的語言“和“體現人際關系的語言“，更簡單的說敬語是考慮到人際關系的語言表現。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敬語在我們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它在日語的歷史中也一直擔任著重要的角色。人們在使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意思以及情感的同時，使用敬語不僅僅是將要傳達的內容表現出來，還能將自己對于對方以及周圍人與自己的人際關系/社會關系的態度表現出來，所以敬語的學習在日語學習中是至關重要的。
二、敬語的構成
要正確的使用敬語，我們必須了解敬語的種類及其構成（各種敬語是什么性質、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在使用時應注意的事項等等）。一直以來的教科書及教育機構都是將敬語分為三種:
（1） 丁寧語――是指說話人對于聽話人或者說話的對象表達敬重的態度時使用的，我們常見的就是“です” “ます”。例如:
A、學生です。免費論文。長江大學に通っています。（我是學生，在長江大學上學）
B、學生だ。長江大學に通っている。（同上）
A和B相比，A就是敬重的表達方式，但是并沒有抬高對方的意思，僅僅只是對對方的一種敬重。從主語的角度來說，不管主語的地位是高是低、不管主語是不是自己人，也不管主語是動物還是植物，都可以用的就是丁寧語。也就是說丁寧語的使用與話題地位關系不大。注意:在丁寧語中，敬重程度更高一層的用“でございます”。
（2） 尊敬語――將主語地位抬高使用的敬語叫尊敬語。這里的主語不但可以是聽話人，也可以是第三者。例如:
A、田中先生は來週中國にいらっしゃいます。（田中先生下周來中國）
這個例子就是對第三者田中先生表示尊敬。尊敬語分為特定的尊敬動詞（おっしゃる、なさる、召し上がる、くださるなど）、一般動詞的尊敬形（お/ご～なる、……（ら）れる）、以及動詞以外的（お/ご＋形容詞、形容動詞、名詞）三種。
B、御利用になり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承蒙使用萬分感謝。）
C、先生のお體は大丈夫ですか？（老師您的身體還好吧？）
(3)謙譲語――謙譲語是通過降低主語的地位，同時抬高補語的地位表達敬意，或者是將補語地位降低，對聽話人一種有禮貌的說法。例如:
A、先生のご著書を拝見しました。（我拜讀了老師的著書）
B、あの電車は新宿まで參ります。（那輛車到新宿的）
但在實際使用敬語時，這種分類的解釋顯得十分的牽強和模糊。《敬語指針》則創造性的將敬語分成了五類，對敬語更恰當準確的使用起了重要作用。如表1-1，
表1-1敬語的分類
在中國，櫻花有很長時間的栽種史，在古老籍冊中，我們可覓到櫻花的點點芳蹤。“櫻花”一詞，最早見于唐代李商隱的詩句：“何處哀箏隨急管，櫻花永巷垂楊岸”，此后也有詩人多次提及。然而就是一種櫻花，在中日文化中卻存在著不同的內涵，不同的意象。
日本文化中的櫻花意象
櫻花是日本的國花，也是日本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美學記號之一。日本人對于美的意識與櫻花有著緊密的聯系。
《古今和歌集》是日本第一部茸和歌集，收錄了《萬葉集》之后的優秀和歌約1100首，歌集中詠櫻和歌的確切數量一直存有爭議，然而可以歸納出櫻花意向大致有四種，分別是詠嘆孤獨，將其與日本武士道精神聯系在一起，日本民族的集體意識以及嘆息人生無常這四大類別。
早在日本奈良時期、平安時期，很多歌人就開始使用櫻花作為廣泛的題材而被大量地記錄進和歌，但是早期櫻花在日本受歡迎程度遠遠低于梅花等，《萬葉集》中收錄櫻花題材的詩遠遠低于梅花。到了幕府時期，日本武士道精神開始盛行，櫻花成為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象征，戰死和殉死成為了櫻花在日本文化中的一個獨特意象。到了江戶時期，因為日本國學家的廣泛推崇，櫻花開始在日本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土壤中扎根，比如日本的特攻飛機也以櫻花來進行命名，而很多日本的軍歌也是反映了櫻花的主題，例如《步兵的本領》、《啊，紅色的血在燃燒》、《同期之櫻》等軍歌，都是對櫻花主題的充分反映。
《古今和歌集》的櫻歌中，櫻花的意象凝結在“無常孤獨”層面上的比較多，大部分表現的是四層內涵，第一是愛情的無常，第二是美好東西的易逝，第三是不被人賞識，第四是孤獨。在歌集中，對于櫻花的特寫鏡頭并沒有做具體的描寫，大部分都在對櫻花進行整體的描繪，而幾乎沒有獨立的意象。
直到佐久間象山寫的《櫻賦》出現，山櫻才有了獨立意象，而且這種意象從詠嘆式變成了自覺式，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 “不被人賞識，無法施展政治抱負”，但是從整體的櫻花描繪中，也可以看出日本人的集體意識；當然，在日本文化中的櫻花意象，也有詠嘆物哀的本質。在《平家物語》里，對于平氏一族興衰的描寫中，櫻花盛開，櫻花落下，都是代表了一種物哀的情懷。江戶時代的國學家本居宣長就吟誦道：“人問敷島（日本別稱）大和心，朝漫山櫻花”，便是將櫻花作為以“物哀”為基調的日本人精神的具體例子。
櫻花也可以借指很美的女子，在井原西鶴的《青菜店老板家的故事中》里面，把主人公阿七比作是櫻花，雖然是過早凋零，卻是美到了極致，始了櫻花文化的新紀元。渡邊淳一的《櫻花樹下》借用櫻花來對女性的柔美進行描寫，并且借用的妖美、妖魅來進行指代，所以從日本的一些小說來看，櫻花也可以指代戀愛、美貌的女子。
中國文化中的櫻花意象
根據日本權威專著《櫻大鑒》記載，櫻花，起源于中國，原產于中國喜馬拉雅山脈。所以中國文化中也不無對櫻花的描述，雖然可能并不是很多，但是其所代表的文化意象也是相對比較鮮明的。
西漢辭賦大家楊雄的《蜀都賦》中有“被以櫻、梅，樹以木蘭”記載，此處櫻并無確指。但是梅花、木蘭在中國古代一直是高潔、典雅的代表，所以將櫻與梅、木蘭同列，也可以透視出古人所賦予的櫻花品質，一樣是高潔、典雅。在南朝宋時，王僧達有詩：“初櫻動時艷，擅藻的輝芳，緗葉未開蕾，紅花已發光”，此詩毫無傷感之意，而表達的是一種在艷麗春光下的喜悅心情。
唐代出現的櫻花詩比較多，例如李商隱、白居易都比較喜歡對櫻花進行描寫，可見唐代時候，平常人家的庭院里也種植著櫻花。白居易有詩“小園新種紅櫻樹，閑繞花枝便當游”，其意在于家中的小花園新種了紅櫻樹，閑來繞著花在園中走走就當踏青春游了，描寫一種悠閑自得的園中情懷，表達的也是一種欣賞自然的悠閑態度。然而到了李商隱的《無題四首》中，櫻花又變成了另外一種意象，代表著一種衰敗的景象，全詩的關鍵是哀、蒼、凄，將櫻花與風雨、哀箏等聯系在一起，也代表了櫻花雖然很美，但是美好卻不多時的這樣一種憐惜之情。
李煜《謝新恩》中提到了櫻花，很明顯代表著相思、寂寞等離愁別緒。南宋趙師秀的《采桑子》中對于櫻花進行了描寫，是以整片整片來進行描寫的，用顏色和“百卉千葩”來描繪櫻花的樣子，運用了整體的意象，來表達的是櫻花美麗的樣子，但是后一闋中，突然話鋒一轉，開始有了傷春的情緒。蘇曼殊的《贈歌者》中選擇的是櫻花來作為歌者歌聲生動表達的一種依托，在這里，櫻花的意象是輕柔的、翩繾的，是比歌聲還輕柔的一種東西，這里所表達的還有詩人對櫻花的一種美的贊頌。
中日櫻花文化意象的相同點：憐惜櫻花本身所呈現的惋惜之情
雖然在美學意義上，中日的櫻花文化中，都體現著一種純潔、壯烈和高潔的美感，但是中日櫻花的意象在文化上的傳達還是有著一定區別的。中日櫻花文化意象的相同點：憐惜櫻花本身所呈現的惋惜之情。其一，東方審美觀形成的美的意象。在《陰翳禮贊》中，谷崎潤一郎曾經表明了他對櫻的態度，“哪怕孤櫻一株，也是很美的。只要花開的絢爛”，“只要有心，何須火車，電車之勞頓，可謂天涯何處無芳草”。這也充分表明了作者對櫻花的態度，他認為不需要空虛的儀式，只要能夠感悟美就可以，這是一種典型的東方美學，而不同于西方美學的去獲得美。這一點，在中國的關于櫻花的詩歌中也有表達，實際上就是一種感悟的情懷，例如前文提到的白居易有詩“小園新種紅櫻樹，閑繞花枝便當游”，例如薛兆云的詩中如此描述，“二月草菲菲，山櫻花未稀。金塘風日好，何處不相依”，這些都是東方審美觀所形成的一種感悟美的意象。
其二，對櫻花的憐惜升華成的惋惜意象。日本文學藝術中永遠詠唱不斷的主題就是賞花惜花，櫻花也是這一主題中最完美的意象表達。櫻花美而易逝的生命意象對日本文學藝術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并且在當前的日本，依然有很多人將人生情懷寄托在了日本文化這里。從哀物到哀人整個過程，日本的文學藝術中，常有謳歌賞花護花惜花的心聲。日本古歌曾有歌云：“櫻花因此冠群芳”，意即櫻花的美正是美在她的不能長久，又有“今日脫鞋上床睡，不知明朝能否醒”的古歌，這里面都包含著日本民族特有的一種對人、對事的悲哀與同情。這種悲哀與同情，可解釋為憐憫、哀憐、感動、感慨、同情、壯美的意思。川端康成把這種悲哀的同情，給予了他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特別是下層婦女。他把她們的悲哀，描寫得純真透明，不摻一絲雜念，塑造了感人的藝術美形象。而在我國，南唐李煜曾經寫過，良夜促，香塵綠，魂欲迷，檀眉半斂愁低。未別，心先咽，欲語情難說。出芳草，路東西。搖袖立，春風急，櫻花楊柳雨凄凄。
其三， 對櫻花報春凝結成的賞春意象。日本人將櫻花視作美的化身，是春天的象征，也折射了日本民族很多的文化內涵，例如櫻田、櫻時雨等這些詞匯是日本民族語言中比較特有的現象，也體現了日本人對櫻花的一種審美情懷。櫻花在日本就是美的化身，是一種花神一樣的存在，所以日本人一旦稱“花”的，就是指櫻花。
中日櫻花文化意象的相異點：壯烈與淡泊的價值體系
其一，民族精神與物哀心態的結合。日本把武士道精神和驟開驟落的櫻花聯系起來，也有很多的日本青年男女都覺得其在最好的時候凋謝，非常美。而在中國，因為與日本的生命價值觀存在很大的不同，在中國，松柏等植物才用來象征生命，所以在截然不同的價值觀下，中國文化中對櫻花的熱衷來源于對其淡泊的品質的熱衷，比如櫻花往往飄落就在一瞬間，無牽無掛。而且櫻花通常是小小的花朵，惹人憐愛，也比較嫻靜優雅。日本人愛櫻花之美，愛櫻花之純潔，愛櫻花之短暫，從中也體會到人生苦短虛無的傷感，感嘆決然退場的壯烈與凄美。如川端康成的《古都》，用淡淡的憂傷的筆致下，描繪出姐妹相逢的喜悅與淚水的場景。日本人經常將櫻花和武士聯系起來，日本人認為櫻花有幾個特性跟武士的特性非常相似，比如集體精神，日本人非常注重集體精神，而早先的一些櫻花的歌集、詩集中，櫻花的形象就是成片的，成片的描述使得櫻花看起來就是一個集體，在這點上，具有共通性。日本民族中認為櫻花是非常燦爛的，活著和死了都應該要像櫻花般燦爛，而且櫻花在最美的時候飄落，是對生命的一種高度贊美，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認為，群體凋零是一種無尚的光榮，正體現了櫻花對日本文化中武士道的集體團結、光榮自殺思想形成的影響。在《古今和歌集》中的詠櫻和歌開始將凋零的櫻花看作是一種美，并借由櫻花的飄落凋零之美來表達對生死無常的感受，由此可以窺探到物哀這一美意識的雛形了。
其二，單純對美進行升華而形成的境界。中國人雖然也愛櫻花的美和凈，但更愛她抱團齊放的團結精神，愛她零落成泥的奉獻精神，從她歷經千年的磨練中體會到一種堅韌，從她愿在盛時放下一切中感受到那淡泊超然的境界。
本研究通過《古今和歌集》、渡邊淳一、李商隱等作家的文本，對其中的櫻花及其所隱含的文化意象進行分析，比較中日櫻花文化意象的差異，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東方審美觀形成的美的意象、櫻花的憐惜升華成的惋惜意象和對櫻花報春凝結成的賞春意象等方面，中日比較一致。而中日櫻花文化意象的主要不同點在于：日本在櫻花意象中更多地體現了武士道精神、物哀心態、集體主義以及日本人獨特的生死觀，而中國在櫻花意象中更多地體現了一種單純的審美，這種意象更多地表現在：團結、高潔、輕柔和淡泊的寧靜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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