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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查的問卷分別在沈陽奧體中心交通樞紐站、龍之夢交通樞紐站和沈陽航空航天大學地鐵站這3個人流密集的地點發放,受調對象來自沈陽各個城區及周邊地區,從而保證本次調查的結果能具有普遍代表性。
2調查結果的統計與分析
2.1對物業管理服務收費情況的認知
業主認同物業管理為第三產業服務性行業,接受物業管理費為業主日常生活中的一項正常消費,是保證物業管理行業能夠持續健康發展下去的關鍵。在調查統計的結果中,有75.9%的接受調查者表示認同物業管理服務屬于一種住房使用過程中有償收費服務。只有認同物業管理服務應成為有償服務,業主才會在收繳物業費時表示積極配合,避免部分小區中物業費收繳難以致物業服務質量下降,進而使業主更加不愿意繳納物業費的死循環。沈陽的物業公司及物業管理協會應注意對業主在這方面意識的宣傳和引導,進而促進沈陽的物業管理行業向著更加商品化,規范化的方向發展。
2.2現階段物業管理中的問題
(1)業主委員會這一制度在沈陽地區執行的并不夠成功。在接受調查者中,僅有31.9%的業主表示,其所入住的小區成立了業主委員會且能夠代表業主的利益;39.7%的業主表示,雖然其所入住小區成立了業主委員會,但該委員會并未能夠獲得小區內業主們的信任或不能代表業主們的利益;其余28.4%的業主表示,其所入住的小區并未成立業主委員會。住宅物業管理中的許多工作內容都是如園區綠化、道路、安保等涉及園區內眾多公共區域,牽扯園區內全體業主共同利益的工作。如此牽連廣泛的事情,需要一個能夠代表全體業主利益,全體業主都信服的業主委員會去統一業主們的認識,代表全體業主對物業公司發出指令,使物業公司的服務能夠讓業主們滿意。(2)物業費收繳后的使用情況不夠透明。在接受調查的業主中,26.9%的業主表示,其所入住小區清楚明白的公示過物業費用的使用明細;40.4%的業主表示,詢問過物業公司的物業費使用明細,但并未得到過明示;32.7%的人表示,并未關心過物業費用的具體使用情況,未曾留意過。從統計結果可以看出,至少有40.4%的業主是關注物業費的使用情況的,正如去超市消費購物后會看看購物小票核對一下金額一樣,業主繳納了物業費進行消費,購買物業公司的服務后,希望知道也應該有權知道自己花了錢都買到了什么。
2.3對物業管理新方式的認可情況
(1)改變現行物業費收費方式。在接受調查的業主中,69.5%的業主更愿意接受按照物業公司實際維修量支付勞務費的收費方式,只有30.5%的業主仍愿意維持現行按照每平方米收取固定費用的收費方式。目前沈陽地區普遍的物業費收取方式都是按照住宅面積,以每平方米收取固定費用的做法去收費。這種收費方式在收取時看似簡單容易核算,但存在隱患。每平方米具體多少錢,這個標準各個小區各有高低,但每年都是有增無減。園區內公共設施每年的維修量并非固定不變的,每年都會有波動。這就使物業公司和業主之間產生了一種博弈,即如果今年公共設施狀況良好,維修勞務費用低于物業費收取的固定金額,則物業公司獲勝,業主們多交的物業費就變成了物業公司的利潤;而如果下一年公共設備老化,維修費大幅上漲,物業費無法解決問題,物業公司只能憑借自身資金抵擋、或終止合同以逃避。而業主始終處于被動地位,作為消費者反而身份被動,如何會滿意。改變現有方式,實行按照物業公司實際勞務費用向業主收取物業費的做法在核算和收費時會稍麻煩一些,但卻既能保證物業公司正常利潤的獲取,又能使業主利益得到保障,實現共贏。從調查統計結果來看,此種方式獲得了大部分沈陽地區業主的歡迎。(2)提高業主的自主度。建議物業公司以適當工資或優惠條件從業主中招聘看樓人,從事為本樓業主保管鑰匙、清理衛生、接收快遞等服務。從調查結果來看,26.2%的業主表示愿意積極參與看樓人的招聘、58.9%的業主對此事表示贊成但并不愿意去參與招聘、14.9%的業主不贊成此種做法。綜合來看,85.1%的業主對此事持贊成態度,并且有相當部分的業主對從事看樓人的工作表示感興趣。從物業公司的角度來看,從業主中雇傭看樓人會使其成本下降。應聘看樓人的業主多為本樓熱心業主,對工資的需求低于其社會成就滿足感,相對可以降低物業公司的人工成本。而從業主角度來看,看樓人都出于本樓業主,業主之間對互相的道德操守更加了解,也更加放心,并且有利于現代人鄰里關系的建立,拉近業主間的距離,使業主們在小區內生活時能夠感覺到溫馨。
3對策與建議
大學風險管理論文題目
基于JAVA EE平臺的項目管理系統的設計與實現
數字化六西格瑪項目管理平臺的研究與設計
疏浚工程進度管理
對商業建筑項目成功標準的調查與研究
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建設項目統一信息平臺研究
農電工管理項目問題研究
基于電網工程項目的信息管理系統設計與應用研究
項目管理中PERT/CPM與CCM的比較及實證研究
合資企業項目溝通管理
寶鋼大方坯連鑄過程機國產化項目管理研究
項目導向的創新型企業員工績效考核體系研究
我國高校修繕工程項目管理研究
青島奧帆基地項目建設管理研究
基于J2EE的項目管理系統安全功能的設計與實現
膠濟鐵路改造項目管理之工作分解和進度管理
廣州新電視塔項目實施管理研究
價值工程在水利水電工程施工項目管理的應用研究
體外診斷試劑質量管理體系實施方案——以中生金域公司為例
建筑安裝企業施工項目的管理分析及應用
國內中小型企業設備更新改造項目的管理模式研究
新型封裝開發過程進度管理的研究
電信運營企業傳輸工程成本控制研究——以佛山移動傳輸工程項目為例
長輸管道工程進度與控制
唐鋼步進爐翅片管式蒸汽發生系統及項目管理
一重集團曲軸鍛件技改項目經濟評價
中國工程監理企業向代建制項目管理公司轉變的研究
電影制片項目風險管理探討
房地產開發項目質量策劃研究——以A公司為例
大豐110kV草廟變電所擴建項目可行性研究
小規模開發團隊過程改進的方案設計與實施
項目管理中的項目文化建設研究
基于路徑分析與模糊數學相結合的項目管理績效評估方法研究
內蒙古海滿一級公路項目管理優化研究
精益建設理論在項目投資控制中的應用
麗水市政府投資項目代建制模式研究
基于項目化的采購管理
江中集團基于ERP項目的業務流程重組研究
無錫電信IPTV產品研發項目管理研究
青龍場立交橋維修工程項目進度計劃與控制
大學風險管理論文
探討現代風險管理
摘 要:本文簡要探討現代風險管理。科學合理的風險研究可以幫助企業提升其價值;相反,缺乏風險研究將不僅威脅企業本身,甚至會影響整個社會經濟。所以在當今多變的社會環境下,要高度重視風險管理。
關鍵詞:金融;風險;管理
本文將重點介紹風險管理是如何影響企業經營與運轉,并分別分析不同理論的優長與不足,旨在為企業經營者管理者提供參考。
一、風險的定義
風險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是一種不確定性,其結果是使經濟實體產生損失。它可以分為兩大類:經營風險和金融風險。經營風險是指公司的決策人員和管理人員在經營管理活動中出現失誤而導致公司盈利水平變化,從而產生投資者預期收益下降的風險,或由于匯率的變動而導致未來收益下降和成本增加。金融風險指的是與金融有關的風險,如金融市場風險、金融產品風險、金融機構風險等。
二、權衡理論和啄食順序理論差異
目前,風險管理理論主要派系包括權衡理論和啄食順序理論。權衡理論強調在平衡債務利息的抵稅收益與財務困境成本的基礎上,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時的最佳資本結構。這是種靜態分析方法或庫存理論,可以通過分析資產負債表分析風險。例如,負債可能導致的財務危機成本威脅。然而,企業產生負債并不總是壞的一面,有時它可以幫助企業減少所得稅支出。啄食順序理論首次是由美國經濟學家梅爾提出的,即在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中首選內源融資;在外源融資中的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中首選間接融資;在直接融資中的債券融資和股票融資中首選債券融資。其中內部融資主要是指公司的自有資金和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的資金積累部分;外部融資又可分為通過銀行籌資的間接融資和通過資本市場籌資的直接融資(直接融資包括債券融資和股權融資)。所以從本質上說,啄食理論認為存在一個可以使公司價值最大化(公司發行的股票和債券的價值最大化)的最優資本結構,并且以對不同性質的資本進行排序的方式,給出了決策者應當遵循的行為模式。權衡理論和啄食理論之間的差異。首先,在權衡理論中,權益和債務之間應該有適當的比例,只有當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的債務才是最佳的資本結構。無論權益或負債太高都不利于企業運作。然而,啄食順序理論認為企業應該采取最低的融資方法,以使風險最小化。另一個差異是對債務的處理是兩種不同方式。權衡理論里債務是用來減少所得稅支出,使企業能夠保持充足資金。在啄食順序理論中將對比不同的債務風險,從而考慮哪種債務可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雖然這兩種理論之間存在差異,但是權衡理論和啄食理論之間仍有一定的聯系。首先,這兩種理論都是基于莫迪利亞尼和米勒的理論研究,這兩個理論均是基于實用主義而不是單純的理論研究,他們同時都觀察到不同的融資方法都會影響市場價值。其次,他們都證實,債務融資優于股權融資。雖然權衡理論和啄食順序理論對融資的不同看法,都是尋求最好的方式來使企業實現最大利潤和最小風險。
三、案例分析-索尼公司的風險危機
風險對于國際企業的威脅極為嚴重,因為他們影響的不僅是企業本身,可能也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影響全球。以索尼公司為例,索尼成立于1946年,總部位于日本東京,世界500強企業之一,主要從事生產電子產品,如今是一個可以代表日本文化的多元化企業。索尼的產品主要是音頻、視頻、信息、通信、半導體和電子元件等電子產品。電子產品尤其是PC電腦行業間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索尼的競爭對手如IBM、聯想、戴爾和華碩均具有很強的市場競爭力。
索尼公司憑借其良好的產品質量和優良的設計成為行業的領先者,許多廠家也將索尼元件作為其生產原材料之一。作為國際性的行業龍頭企業,索尼同樣面臨許多風險。根據索尼2006年公布的第二季度財務報告顯示,索尼陷入了巨大的財務困境。通過財務報告可以看出,盡管索尼公司收入增加156億美元,增幅8%,但是與過去同期比較毛利潤卻降低將近94%。索尼財務報告解釋這種情況有兩個原因:一是問題電池召回事件,這一事件不僅嚴重破壞了索尼公司的品牌信譽,同時使索尼遭受約4.29億美元的巨額損失。除此之外,2008年索尼企業再次召回有問題電池,此次召回影響范圍是全球PC電腦制造行業。由于索尼電子產品質量的良好口碑,許多著名的PC制造商都使用索尼電池作為其生產的一部分,如富士通,戴爾和聯想。問題電池召回事件同樣也降低了這些公司的聲譽,導致消費者對整個行業失去信心。一些公司正在考慮起訴索尼賠償他們的經濟損失,這進一步使索尼的品牌形象受損。二是索尼的電子娛樂部門SEC損失慘重。索尼投資大量資金用于研發和推廣PS3游戲機項目,PS3的研發成本極高。但是由于負面信息和整個行業的不景氣,世界各地的PS游戲機銷售量大幅下降。索尼公司的風險管理需改進的方面:首先,索尼需降低其信用風險。由于召回問題電池事件使索尼公司聲譽受損,股東動搖對索尼的信心,直接導致公司股票價格下跌。索尼為解決這個困境可以通過增股派息,以表明企業對未來仍然是樂觀的,從而增強消費者和股東的信心。下一步的改進是提高管理市場風險能力。巨額損失是由于索尼電子娛樂部門SEC不關心市場風險的結果。如果風險管理者意識到PS游戲機市場現狀和對市場銷量預測正確,從而確立以成本最小化為首要目標的站略,那么損失將不會如此巨大。此外,索尼公司在SEC部門投資最多,一旦對市場預測錯誤,那么它將面臨更高的風險。另一方面如果索尼公司將資本分散在不同的投資領域,那么風險可以被分散轉移或是避免。由于風險可能對企業存在消極影響,所以越來越多的企業界人士意識到風險管理的重要性。
眾所周知,高風險帶來高利潤,但是追逐高利潤同時如果決策失誤,其損失也是十分慘重的。企業如何規避風險并保持效益?一般來講,企業管理者會通過保險彌補損失。但這是處理風險的消極方法,因為它處理的僅是風險的結果。隨著風險管理的發展,現代社會通常使用四種手段處理風險,分別是風險保留,自我保險,轉移和避免。風險保留是發生頻率低、產生結果牽涉面小的常用方法;自我保險通常需要一個風險池或風險準備金;轉移是指風險發生頻率較低,但潛在的后果嚴重,這樣的風險通常被轉移到第三方來規避;避免風險是企業無法承擔的風險,這樣的風險通常是高頻率發生以及后果嚴重,意味著企業風險的潛在收益不能彌補風險成本。除了以上方法,企業投資多樣化也是有益的,所謂投資組合,分散風險。例如:不要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里的說法。多元化的投資可以降低風險而回報卻不顯著減少。仍以索尼企業為例,索尼企業可以優化企業的財務結構來支持企業的運作以抵御風險。在研發PS游戲機產品時,外部環境即市場,全球PS游戲機銷售不如往常。索尼可以研究為什么消費者降低了對PS游戲機的購買,是否是因為產品過時還是PS游戲機已經有其他更好的替代品?如果是這樣,替代品有何優勢,PS游戲機可以在哪些方面改進等等。對市場的深入研究,索尼可以制定戰略然后重新安排對PS游戲機的投資,應把更多的資金用于產品促銷而不是開發技術。對于內部環境,索尼企業可以努力保持資本結構足夠強大,為更高更集中的投資SEC部門提供支持力量。
四、結語
總之,本文針對的是風險理論的機會和威脅,并以索尼公司為案例進行分析,最后提出建議。風險管理可以直接影響企業經營與運轉,不完善的風險研究會導致企業遭受財務危機。管理者只有重視風險,才能使企業能夠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取得成功。
參考文獻:
[1]康尼.《經營風險和系統性風險的的理論關系》.企業財務與會計雜志.1982(2).
[2]克勞伊.風險管理要素.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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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中小企業,營運資本,績效,現金周期
一、引言
對我國眾多中小企業來說,融資困難往往是因為自身資本實力較弱,受資金不足的困擾,中小企業的資產結構通常主要由流動資產組成,因難于在資本市場籌集長期資金,流動負債成為主要外源性融資渠道。因此,實施有效的營運資本[①]管理對中小企業尤其重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理論界對財務管理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認識的趨同,營運資本管理的理論和實踐都取得了迅速發展,已經成為財務管理體系中與融資管理、投資管理和股利政策同樣重要的決策領域。營運資本管理的有效性,涉及流動性及其盈利性的權衡。流動性是蘊含于企業經營過程中的動態意義上的償付能力企業管理論文,保持充分的流動性對規避經營風險和適應環境變化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流動性越強的資本其盈利性越弱,過度強調流動性必然會犧牲盈利性,而盈利性的提高又有賴于營運資本的加速周轉。營運資本管理的目標應該是通過實施有效管理,在保證營運資本的安全性和流動性的前提下,實現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結構上的合理搭配,并盡可能加速營運資本周轉,提高企業營運資本的盈利能力。
傳統營運資本管理理念認為,由于應收賬款與應付賬款的期限結構和屬性結構很難做到完全匹配,而且存貨變現需要很長時間,很難做到精確的資本預測,因而企業必須持有一定量的營運資本,才能保證充分的流動性和安全性。然而,西方企業中“零營運資本”和“負營運資本”的理論與實踐對傳統的營運資本管理理念提出了挑戰。“零營運資本”理論對營運資本的界定為“存貨+應收賬款-應付賬款”,認為保持流動性并不意味著必然要維持很高的營運資本,只要企業能夠合理安排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的數量和期限,保證它們之間的銜接與匹配,并且加速應收賬款和存貨周轉,就可以通過對供應商應付賬款的延期支付提供存貨資金,動態地保證償債能力,將營運資本降至為零甚至為負的水平,從而實現企業價值的提升[1]。
中小企業受管理者知識、理念和經驗的制約企業管理論文,在營運資金管理方面無論是觀念、方法、還是手段上都與發達國家有明顯差距中國學術期刊網。長期以來,財務管理研究的核心內容傾向于投資管理、融資管理和股利政策的研究,營運資本管理在我國財務管理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中并未受到應有的關注,這是由于營運資本作為一個財務概念是1993年我國實行與國際慣例接軌的會計制度以后才引入我國的。全面實證考察中小企業營運資本管理效率與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有助于豐富我國營運資本管理的實證研究成果,為中小企業制定營運資本管理政策、提高營運資本管理效率提供理論依據。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假設
營運資本是企業資本中最具有活力的組成部分,其投入和收回是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只有實現營運資本的有效管理和運轉,才能保證銷各環節的銜接,中小企業才能得以生存與發展。反映企業營運資本管理效率的綜合指標是現金周期,Richard V.D.and E.J.Laughlin提出采用現金周期指標反映營運資金管理狀況的全貌,將現金周期定義為從供應商處購買原材料支付現金到向客戶銷售產品收回貨款之間的時間,等于應收賬款周轉期與存貨周轉期之和減去應付賬款周轉期[2],現金周轉期模型如圖1所示。現金周期越長,營運資本投資越大,較長的現金周期通常源于應收賬款周轉期或存貨周轉期較長,或者應付賬款周轉期較短。應收賬款周轉期和存貨周轉期較長,可能帶來銷售收入的提高,但如果持有較高應收賬款和存貨投資的邊際成本超過邊際收益,則會帶來企業盈利能力的下降。應付賬款周轉期較短,通常表明企業的應收賬款和存貨中有些部分需要靠成本較高的長期資金維持,從而降低企業的盈利能力。
國外學者對企業營運資本管理效率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個比較科學、系統的體系,其主要摘要素的最佳余額企業管理論文,有效管理應收賬款、存貨和應付賬款[5]。然而,大量投資于應收賬款和存貨會同時帶來機會成本、壞賬損失和管理費用的增加,降低資產使用效率,從而導致盈利能力下降。應付賬款是經營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資本來源,一般成本較低而且比較靈活,延遲應付賬款的支付可以提高企業盈利能力。然而,如果供應商提供早期付款折扣優惠,放棄現金折扣將具有很高的隱含融資成本。在使用現金周期作為綜合指標考察企業營運資本管理效率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方面,Shin and Soenen對美國企業進行實證分析,發現現金周期與盈利能力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將現金周期降低至合理的較低水平可以提高企業盈利能力,為股東創造價值[6]。Deloof研究證明,存貨周轉期、應收賬款周轉期與盈利能力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企業可以通過縮短應收賬款周轉期和存貨周轉期提高盈利能力。研究還發現,盈利能力差的企業一般都會延期支付供應商貨款[7]。Lazaridis and Tryofonidis認為延期支付供應商貨款有助于提高企業盈利能力[8]。Garcia-teruel and Martinez-solano認為應付賬款周轉期對盈利能力沒有顯著影響[9]。
由于營運資本管理在我國起步較晚,探討營運資本管理效率的實證研究較少。毛付根最早采用規范方法對營運資本的結構管理進行分析,從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之間的相互關系上著手,將流動資金的存量配置與其相應資金來源聯系起來,從總體上觀察和研究流動資產、流動負債以及兩者變動引起的盈利與風險之間的消長關系,據此制定合理的營運資金管理政策[10]。楊雄勝等結合中國現實分析了應收賬款周轉期、存貨周轉期指標在理論與方法上存在的不足,指出周轉額應是某一形態的墊支資金不斷回到其原有狀態的數額,建議將應收賬款周轉期改為應收賬款平均賬齡指標企業管理論文,并采用應收賬款逾期率作輔助指標,將存貨周轉期改為存貨平均占用期,并按其內容進行材料平均儲存期、在產品平均生產期以及產成品平均庫存期等指標細化,以揭示存貨在不同環節的營運效率[11]中國學術期刊網。王竹泉等提出將跨地區經營企業營運資金管理的重心轉移到渠道控制上的理念,倡導將營運資金管理研究與供應鏈管理、渠道管理和客戶關系管理等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建立營運資本管理理論新框架[12]。汪平和閆甜采用多元回歸分析方法研究營運資本政策與企業價值的關系,為“零營運資本”概念與技術的運用提供經驗支持,并對營運資本政策決定因素進行了回歸分析和檢驗[13]。孔寧寧等考察了制造企業上市公司營運資本管理效率對公司盈利能力的影響,認為公司盈利能力與應收賬款周轉期、存貨周轉期和應付賬款周轉期顯著負相關[14]。本文借鑒國外營運資本管理效率與企業盈利能力的研究成果,結合我國當前資本市場環境,實證研究我國中小企業營運資本管理效率與績效之間的關系,考察應收賬款周轉期、存貨周轉期、應付賬款周轉期和現金周期與盈利能力的相關性,提出以下基本假設:
H1:應收賬款周轉期與中小企業業績負相關
H2:存貨周轉期與中小企業業績負相關
H3:應付賬款周轉期與中小企業業績正相關
H4:現金周期與中小企業業績負相關
三、研究設計
1.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基于2007年我國開始實施新的會計準則,報表中各項指標的計算口徑和范圍按照一貫性原則的要求進行編制,數據具有可比性,可以消除異常樣本對研究結論的影響。因此,本文選取截止2006年上市的222家中小企業作為研究對象。樣本企業的具體篩選過程如下:①剔除每年被ST的上市中小企業5家;②剔除金融類上市的中小企業1家;③剔除研究所需樣本財務數據不完備的中小企業6家;④剔除各變量的1%異常值的上市中小企業11家。經過篩選,共獲得199家樣本中小企業597個有效觀測值。
文中數據來源于深市中小企業版網上信息披露平臺cninfo.com.cn/sme/gsgg/nb.html和巨潮資訊網提供的相關上市中小企業年報數據,具體財務指標由作者根據199家上市中小企業2007-2009年年報基礎財務數據整理和計算得出。
2.模型設計和變量安排
(1)模型設計
本文借鑒國外相關研究成果,結合我國中小企業實際情況,構建以下模型考察營運資本管理效率對績效的影響:
ROEit =α--0+α--1Sizeit+α--2Levit+α--3Sgrowit+α--4ARDit+μ-it(1)
ROEit =α--0+α--1Sizeit+α--2Levit+α--3Sgrowit+α--4INVDit+μ-(2)
ROEit=α--0+α--1Sizeit+α--2Levit+α--3Sgrowit+α--4APDit+μ-it(3)
ROEit=α--0+α--1Sizeit+α--2Levit+α--3Sgrowit+α--4CCDit+μ-it(4)
其中,下標i代表各家公司(橫截面維度)企業管理論文,變動范圍為從1到199;t代表年數(時間序列維度),變動范圍為從l到3。
(2)變量安排
①因變量:中小企業績效指標
本文采用凈資產收益率(ROE)作為因變量來衡量中小企業的績效能力。從財務管理角度看,凈資產收益率是反映企業盈利能力的最主要指標,作為企業銷售規模、成本控制、資產營運、籌資結構的綜合體現,是企業營運能力、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綜合作用的結果,直接表明所有者擁有凈資產的獲利能力和收益水平,即企業盈利的真正績效。采用凈資產收益率績效指標,試圖更加準確地描述營運資本管理效率與中小企業業績的相關性。
②自變量:營運資本管理效率評價指標
本文使用現金周期作為營運資本管理效率的衡量指標。現金周期(CCD)是衡量營運資本管理效率的綜合指標,可以分解為應收賬款周轉期、存貨周轉期和應付賬款周轉期三個組成部分。本文使用主營業務收入作為計算應收賬款周轉期的周轉額,使用主營業務成本作為計算存貨周轉期和應付賬款周轉期的周轉額。為深入分析現金周期對中小企業績效的影響程度,本文進一步研究應收賬款周轉期(ARD)、存貨周轉期(INVD)和應付賬款周轉期(APD)對績效的影響,也將它們作為營運資本管理效率的衡量指標。應收賬款周轉期=[(期初應收賬款+期末應收賬款)×365]/[2×主營業務收入],存貨周轉期=[(期初存貨+期末存貨)×365]/[2×主營業務成本],應付賬款周轉期=[(期初應付賬款+期末應付賬款)×365]/[2×主營業務成本]。
③控制變量
第一,中小企業規模(Size)。國內外相關研究表明,企業規模可以影響組織結構和決策能力,進而影響企業績效[15],因此本文把中小企業規模作為控制變量納入模型。由于本文研究營運資本管理效率與中小企業績效的相關性,因此使用主營業務收入來控制企業規模和市場需求對績效影響,但考慮到年度主營業務收入規模較大,對其取自然對數以減小不同年度之間主營業務收入差距,使數據更接近正態分布中國學術期刊網。
第二企業管理論文,財務杠桿(Lev)。財務杠桿水平的高低反映中小企業財務風險程度。由于中小企業外源性融資主要采用借款等債務融資方式,財務杠桿反映了債權人和所有者對企業的影響程度,對企業績效具有較大影響。因此,本文在控制變量中引入財務杠桿,以控制不同財務狀況對中小企業績效的影響,本文使用平均負債總額/平均資產總額作為財務杠桿。
第三,銷售增長率(Sgrow)。銷售增長率反映企業的成長能力和發展速度,從動態角度體現企業的盈利能力。一般而言,較高的銷售增長率表明企業具有較強的發展勢頭和盈利能力。
表1 變量描述與研究假設[②]
變量
描述
相關性假設
凈資產收益率(ROE)
凈利潤/平均凈資產
應收賬款周轉期(ARD)
平均應收賬款×365/主營業務收入
(-)
存貨周轉期(INVD)
平均存貨×365/主營業務成本
(-)
應付賬款周轉期(APD)
平均應付賬款×365/主營業務成本
(+)
現金周期(CCD)
ARD+ INVD- APD
(-)
企業規模(Size)
Ln(主營業務收入)
(+)
財務杠桿(Lev)
平均負債總額/平均資產總額
(+)
銷售增長率(Sgrow)
(本年主營業務收入-上年主營業務收入)/上年主營業務收入
(+)
四、實證結果分析
1.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文對2007-2009年中小企業樣本觀測值利用SPSS13.0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樣本觀測值描述性統計
變量
變量名
觀測值
均值
中位數
極小值
極大值
標準差
ROE
凈資產收益率
597
13.47%
11.44%
-26.28%
300.36%
18.25%
ARD
應收賬款周轉期
597
69.18
62.76
1.62
356.03
47.93
INVD
存貨周轉期
597
119.80
96.93
5.37
722.83
97.27
APD
應付賬款周轉期
597
66.28
61.94
2.14
680.45
54.09
CCD
現金周期
597
122.70
105.39
-156.74
787.98
106.55
Size
企業規模
597
20.42
20.40
17.42
24.79
0.98
Lev
財務杠桿
597
41.34%
41.69%
4.26%
80.82%
15.72%
Sgrow
銷售增長率
597
22.85%
16.23%
-49.50%
977.99%
57.03%
統計結果表明,凈資產收益率均值為13.47%,反映出樣本總體的平均績效水平較低。現金周期均值為122.7天,中位數為105.39天;應收賬款周轉期均值為69.18天,中位數為62.76天;存貨周轉期均值為119.80天,中位數為96.93天;應付賬款周轉期均值為66.28天,中位數為61.94天。通過比較可以看出,中小企業從供應商處獲得的平均信用期66.28天小于給予客戶的平均信用期69.18天,存貨的平均周轉期119.8天,周轉速度較慢。財務杠桿均值為41.34%,中位數為41.69%,說明中小企業總體債務水平適中,經營安全企業管理論文,風險水平不高;銷售增長率均值為22.85%,中位數為16.23%,說明中小企業的銷售額整體上保持著較快的增長速度。
2.變量相關性分析
表3列示了模型所有變量利用SPSS13.0運行的Pearson相關系數,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各變量的Pearson相關系數
ROE
ARD
INVD
APD
CCD
Size
Lev
Sgrow
ROE
1
ARD
-0.117**
(0.000)
1
INVD
0.021*
(0.603)
0.229**
(0.000)
1
APD
0.173**
(0.000)
0.346**
(0.000)
0.349**
(0.000)
1
CCD
-0.76
(0.063)
0.483**
(0.000)
0.839**
(0.000)
-0.033
(0.419)
1
Size
0.194**
(0.000)
-0.380**
(0.000)
-0.339**
(0.000)
-0.158**
(0.000)
-0.400**
(0.000)
1
Lev
0.013*
(0.757)
-0.167**
(0.000)
-0.158**
(0.000)
0.177**(0.000)
-0.198**
(0.000)
0.484**
(0.000)
1
Sgrow
0.148**
(0.000)
-0.069
(0.092)
-0.045
(0.277)
-0.034
(0.408)
-0.055
(0.184)
0.090*
(0.027)
0.075
(0.066)
1
注:**表示0.01的顯著性水平,*表示0.05的顯著性水平。
結果表明,績效指標凈資產收益率與營運資本管理效率指標應收賬款周轉期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與本文的預期相符,表明加速收款會提高中小企業績效。凈資產收益率與存貨周轉期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本文預期不相符,表明加速存貨周轉意味著存貨占用水平過低和頻繁發生存貨缺貨。凈資產收益率與應付賬款周轉期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本文預期相符,表明延期支付貨款有助于績效水平的提高。凈資產收益率與現金周期高度負相關,也與預期相符,表明縮短現金周期可以提高盈利能力,從而證實了有效的營運資本管理對績效的影響。凈資產收益率與控制變量中小企業規模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規模較大的中小企業盈利能力較強。凈資產收益率與財務杠桿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負債率越高,可以發揮財務杠桿的作用,中小企業績效水平越好;凈資產收益率與銷售增長率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銷售增長越快中小企業的績效越好中國學術期刊網。各自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總體較弱,只有現金周期與應收賬款周轉期、存貨周轉期和凈資產收益率的相關系數較高,分別為0.483、0.839和-0.76企業管理論文,為避免潛在共線性問題,需要在隨后的多元回歸分析中對此加以關注。
3.回歸分析
本文利用回歸分析考察營運資本管理效率對中小企業績效的影響,使用時間權重的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表4列示了采用Eviews6.0運行后模型1-4的回歸結果。
表4 回歸分析結果
Model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Error
Prob.
(1)
C
Lev
Sgrow
Size
ARD
-0.7041
0.1681
0.0476
0.0432
-0.1632
0.1207
0.0335
0.0100
0.0010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
C
Lev
Sgrow
Size
INVD
-0.6788
0.1671
0.0462
0.0421
0.0001
0.1185
0.0337
0.0100
0.0060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628*
(3)
C
Lev
Sgrow
Size
APD
-0.6521
0.1662
0.0446
0.0405
0.1023
0.1153
0.0351
0.0100
0.0059
0.000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4)
C
Lev
Sgrow
Size
CCD
-0.6549
0.1658
0.0472
0.0412
-0.1605
0.1218
0.0336
0.0101
0.0061
0.001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表示0.01的顯著性水平,*表示0.05的顯著性水平。
從運行結果上看,績效指標凈資產收益率與應收賬款周轉期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與本文的預期相符,表明應收賬款回收的速度越快,資金被其他單位占用的時間越短,管理應收賬款的效率越高。但是奉行過于嚴格的信用政策,采取過于苛刻的信用標準和付款條件會限制銷售收入的擴大,造成存貨的積壓和流動資金周轉的緩慢。延長客戶付款期限可能帶來銷售收入的增加,進而增加利潤水平,但同時會帶來資金成本和壞賬損失等費用的增加,對績效水平產生負面影響。因此,要制定合理的信用政策,通過對客戶的資信狀況進行調查和評估,嚴格控制應收賬款的規模有助于提高績效水平。凈資產收益率與存貨周轉期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本文預期不符,表明延長存貨周轉期有助于提高中小企業盈利能力,也反映出存貨周轉率過快,存貨儲備水平不足企業管理論文,造成存貨缺乏、生產中斷或銷售緊張,影響供貨和銷售水平。凈資產收益率與應付賬款周轉期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本文預期相符,表明延期支付貨款可以提升績效水平。然而,應付賬款規模和期限的大小不僅與自身的信用有關,而且與銷貨方提供的信用條件有關。如果中小企業意欲展延付款期拖欠貨款不還,就會導致因信譽惡化而喪失供應商乃至其他客戶的信用,或招致日后更加苛刻的信用條件。凈資產收益率與現金周期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也與預期相符,表明治理機構可以通過縮短現金周期提高盈利能力。現金周期是對應收賬款周轉期、存貨周轉期和應付賬款周轉期的綜合分析。應收賬款周轉期與績效能力負相關對現金周期與績效能力的負相關關系具有正面影響,存貨周轉期與績效能力正相關、應付賬款周轉期與績效能力負相關對現金周期與績效能力的負相關關系具有負面影響。現金周期與績效能力關系回歸結果的顯著負相關,表明應收賬款周轉期對現金周期的變動趨勢具有更大的影響作用。
在時間權重的固定效應模型中,各控制變量與因變量的相關性均為顯著。中小企業績效與規模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規模較大的中小企業有可能創造較高利潤。績效水平與財務杠桿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具有較高財務杠桿中小企業的盈利能力較好。績效水平與銷售增長率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市場機會是企業得以提高盈利能力的重要因素,具有較高銷售增長率的中小企業績效能力更強。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選取截止2006年在我國深市上市的199家中小企業2007—2009報表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實證考察營運資本管理效率與績效能力之間的關系中國學術期刊網。研究結果表明,我國上市中小企業的盈利能力與應收賬款周轉期、現金周期顯著負相關;延長存貨周轉期、應付賬款周轉期有助于提升中小企業的績效;采取高負債利用財務杠桿融資策略會提升績效;擴大中小企業規模、提高銷售增長率有助于增強中小企業實力,進而增加盈利水平。
盡管本文研究結論的得出是基于上市中小企業的數據,但對其它非上市中小企業同樣具有借鑒意義。(1)中小企業管理者應將營運資本管理作為財務管理的重要部分,據以了解經營情況和管理水平。中小企業資本周轉狀況與供、產、銷各環節密切相關企業管理論文,采取恰當的信用政策、加強存貨的科學管理、選擇最優債務支付時機和支付方式等措施,將現金周期、應收賬款周轉期、存貨周轉期和應付賬款周轉期控制在合理的最優水平,在保證充分流動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實現營運資本的高效運轉。(2) 凈資產收益率與應收賬款周轉期負相關表明,對管理水平和經濟實力相對較弱的中小企業來說,縮短收款時間可以有效降低應收賬款機會成本、管理成本和壞賬成本,其變現能力直接影響到中小企業的盈利能力。(3)凈資產收益率與應付賬款周轉期的正相關關系表明,中小企業因難于在資本市場籌集長期資金,正規金融和商業信用成為其主要外源融資渠道,會導致中小企業過于依賴甚至長期拖欠上游客戶賬款,進而影響自身的信譽狀況。因此,中小企業不宜片面追求延期付款帶來的成本收益,而應權衡在供應鏈中所處位置,制定適合自身的付款政策。(4) 凈資產收益率與現金周期的顯著負相關表明,應收賬款周轉期對現金周期的變動趨勢具有更大的影響作用,應該通過加速應收賬款周轉和合理控制存貨水平實現對現金周期的最佳控制。
本文研究的主要缺陷:一是在營運資本管理效率評價指標中,選擇現金周期及其組成部分作為衡量指標,可能會使研究結果存在一定測量偏差。二是研究資料僅涉及2007-2009三年數據,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研究結論的可靠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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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千戶出口企業經營現狀及面臨的挑戰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世界經濟的下滑對我國出口企業帶來了巨大影響。今年以來,世界經濟走勢又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一些主要經濟體增速下滑,一些國家主權債務問題突出,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已,新興市場國家通脹壓力加大,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明顯增多,世界經濟復蘇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上升。
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解我國出口企業的經營現狀以及面臨的主要挑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人力資源研究培訓中心所屬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于2011年8月~10月組織實施了“2011?中國企業經營者問卷跟蹤調查”。截至10月15日,全國共有1,742家出口企業參與了調查。這些企業中,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分別占4.6%和95.4%;大、中、小型企業分別占8.2%、41.8%和50%。職務系企業董事長或總經理、廠長、黨委書記的占94.9%。為使調查分析更為全面和深入,本報告還采用了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以往的調查結果*(調查樣本基本情況見附錄1)。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于調查是8月至10月進行的,因此調查數據反映的是今年前三季度出口企業的相關情況。此外,由于中國出口主要集中在機電、紡織、服裝行業中,因此本報告對這些有代表性的行業進行了分組分析。同時,本報告還對中國主要的出口地區“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經濟區域進行了分組分析。
本報告的主要結論:
調查發現,今年以來我國企業的外貿出口需求不足,出口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比2010年明顯回落,其中“珠三角”地區出口企業、小型出口企業和紡織行業出口企業的困難相對較大;與2010年相比,目前出口企業的產品出口數量和生產量增幅放緩,訂貨減少,設備利用率有所下降,庫存略有增加;受到成本上升、稅費負擔較重和融資難的影響,出口企業的盈利空間縮小、資金緊張狀況更加嚴重。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今年以來出口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基本回落到2009年的水平,不過與當時不同的是,2009年調查反映出來的出口企業經營狀況不佳,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機的沖擊導致外需市場明顯下滑,造成出口企業的訂貨減少;而目前出口企業生產經營狀況的下滑,主要是由于貨幣政策偏緊、企業融資難度較大,導致企業資金緊張更加嚴重,從而影響了企業的生產經營,這也可以從目前出口企業訂貨情況好于2009年,而資金要比2009年更加緊張這一數據中得到印證。
調查還發現,隨著當前全球經濟不穩定和不確定性不斷增加,出口企業對未來國際經濟形勢較為擔憂,對企業經營狀況的預期也比前幾年更為謹慎。與此同時,面對企業發展中的困難與挑戰,加快創新和轉型已經成為出口企業經營者的共識,但當前的國際國內環境加大了出口企業轉型升級的難度,特別是偏緊的資金環境對企業增加創新投入尤其是長期投入形成了一定的制約。因此企業家希望政府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完善市場體系,繼續保持外貿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切實減輕出口企業尤其是中小出口企業的稅費負擔,營造有利于促進出口企業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的外部環境。
一、出口企業2011年總體經營狀況
1、外貿出口需求不足,出口企業經營狀況明顯回落
今年以來我國企業的外貿出口需求比2010年有所下滑。調查結果顯示,認為目前外貿出口需求“不足”或“嚴重不足”的企業經營者占58%,比2010年多了6.7個百分點;認為“合適”的占26.3%,認為“很旺”或“較旺”的占15.7%,均低于2010年(見表1)。
表1 2007~2011年企業外貿出口需求情況(%)
很旺
較旺
合適
不足
嚴重不足
總體
2011年
0.8
14.9
26.3
50.2
7.8
2010年
2.0
18.6
28.1
45.9
5.4
2009年
0.7
2.4
5.5
59.7
31.7
2008年
1.8
14.8
21.8
53.0
8.6
2007年
12.7
48.3
20.9
16.7
1.4
“長三角”地區企業
1.1
15.2
29.2
48.5
6.0
“珠三角”地區企業
1.5
11.3
21.2
56.1
9.9
“京津冀”地區企業
0.6
14.3
24.8
46.6
13.7
大型企業
2.2
16.1
22.6
51.8
7.3
中型企業
1.2
13.6
27.6
49.5
8.1
小型企業
0.4
15.8
26.1
50.0
7.7
紡織業
0.9
10.3
21.6
48.2
19.0
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
0.9
11.1
26.5
49.5
12.0
機電行業
0.6
15.5
27.9
高負債的陷阱
從許多高成長企業反映出的問題來看,過度負債可說是一個典型的通病,也是財務危機的根源。它們的高負債是怎樣積累起來的呢?
戰略需求效應由由于企業的戰略布局驅動,或表現為現有業務的發展,或表現為新業務的開拓,規模和數量的擴張經常明顯快于內涵質量的擴張,在高成長階段都將出現某種程度的資金短缺。因此,高成長企業為達到快速擴張的目的,普遍采取負債經營策略。
組織放大效應由許多企業在快速擴張中傾向于采取企業集團或控股公司模式。但這類模式債務放大效應也十分明顯:一方面母、子公司都會從各自立場出發追求數量擴張;另一方面,子公司除保留原有業務聯系和資金融通渠道外,還可能獲得母公司再分配的業務或資金。這一業務和融資放大效應很容易使企業負債過度,最終成為財務危機的“始作俑者”。
財務不透明與內部互相擔保由財務不透明、各自為政和內部關聯企業間的相互貸款擔保是高成長企業常見的問題。這不僅加大了銀行對企業財務判斷的難度,也給財務監管帶來很大困難,從而造成整體負債率不斷抬高。
中國四大信托投資公司之一的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破產事件就是一個教訓。廣信下屬企業帳外有帳,隱藏債務情況嚴重,甚至連集團總部都難以摸清家底。清產核資以后,資不抵債額竟高達146.94億元人民幣。
債務、資產的結構性錯配由最常見的就是短債長用,短籌長貸。企業將短債用于投資回收期是短債期限若干倍的長期項目投資,導致流動負債大大高于流動資產。金融機構基于高成長企業的前景,往往也采取短籌長貸方式,支持企業搞長期投資,從而加大了企業的資金風險,一旦銀行日后收緊銀根,企業將會進退兩難。
其它常見結構性錯配還包括負債到期過分集中的結構與現金流量錯位,長、短期負債結構比例失調,貸款的銀行結構單一,資產和負債幣種結構不合理等。
以上幾方面是環環相扣的。高成長戰略造成資金短缺,企業就不可避免地要負債經營。組織放大效應和內部擔保則加劇債務水平,造成負債過度。在過度負債的情況下,企業經營成本和財務壓力加大,支付能力日漸脆弱,短債長用則可能使企業潛在支付危機隨時爆發。
財務危機的誘因
經營持續虧損由企業擴張過度,容易因經營管理不善或戰略性失誤引起虧損。如果企業只是短期虧損,只要虧損額少于折舊,未必導致債務償付困難,但如果持續虧損,將造成企業凈資產數量和質量不斷下降,大大削弱企業的經營能力和償債能力,進而導致企業不能到期償還債務。
如果虧損嚴重到資不抵債的地步,也就是狹義上所指的財務失敗,將意味著企業償付能力的喪失,最終很可能走上倒閉、破產的不歸路。
短期支付不能由這種情況下,企業并非資不抵債,也不一定與經營虧損相關,只是由于資金周轉不靈、現金流量分布與債務到期結構分布不均衡等原因暫時不能償還到期債務,真所謂“一文錢逼死英雄漢”。
1996年進入全球500強之列的香港百富勤公司,1998年初卻因為缺乏足夠現金無法償還幾千萬美元的債務而被迫破產,10年輝煌毀于一旦。珠海巨人集團財務危機的導火索則是興建巨人大廈時國內賣樓花所形成的4,000萬元人民幣債務。
突發性風險事件由在市道暢旺的時候,高成長企業或許可以憑其資產規模和營業收入的大幅增長,給市場以太平盛世的感覺。
一旦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突然變化,重大政策調整,各種自然災害或其它突發性風險事件發生,企業就可能因為業務萎縮、資產縮水或重大財產損失而陷入困境。
亞洲金融危機中,一些企業采取股票抵押貸款,結果由于股票市場低迷、股票價格大幅下降,使抵押品價值嚴重縮水而陷入財務危機。
盡管這些風險事件對企業來說屬于不可控因素,但防范經營、財務風險本身就是企業經營的應有之義。同樣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一些企業破產、倒閉,而另一些財務穩健的企業仍健康發展,經營能力突顯高低。
平衡高成長和穩健
百富勤等大企業的破產說明,企業如果不顧自身條件通過負債經營盲目鋪攤子,就容易聚集過多盈利能力差的資產或業務,規模再大也難逃被淘汰的命運。對企業來說,只有在財務穩健的前提下取得的成長性才是合理的。
優化財務結構由財務結構優化是企業財務穩健的關鍵,其具體標志是綜合資金成本低,財務杠桿效益高,財務風險適度。企業應當根據經營環境的變化,不斷通過存量調整和變量調整(增量或減量)的手段確保財務結構的動態優化。
企業財務結構管理的重點是對資本、負債、資產和投資等進行結構性調整,使其保持合理的比例:
一是優化資本結構。企業應在權益資本和債務資本之間確定一個合適的比例結構,使負債水平始終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上,不能超過自身的承受能力。
負債經營的臨界點是全部資金的息、稅前利潤等于負債利息。在達到臨界點之前,提高負債將使股東獲得更多的財務杠桿利益。一旦超過臨界點,加大負債比率會成為財務危機的前兆。
二是優化負債結構。負債結構性管理的重點是負債的到期結構。由于預期現金流量很難與債務的到期及數量保持協調一致,這就要求企業在允許現金流量波動的前提下,確定負債到期結構應保持安全邊際。
企業也應對長、短期負債的盈利能力與風險進行權衡,以確定既使風險最小、又能使企業盈利能力最大化的長、短期負債比例。
此外,企業還應密切關注各地經濟、金融形勢和匯率的變化情況,調整貸款的銀行結構和幣種結構,盡可能避免過份集中向某一國家或區域的金融機構融資或以單一貨幣進行借貸或業務結算,以預防和降低借貸和匯率風險。
三是優化資產結構。資產結構的優化主要是確定一個既能維持企業正常生產經營,又能在減少或不增加風險的前提下給企業帶來盡可能多利潤的流動資金水平,其核心指標是反映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間差額的“凈營運資本”。
四是優化投資結構。主要是從提高投資回報的角度,對企業投資情況進行分類比較,確定合理的比重和格局,包括長期投資和短期投資,固定資產投資、無形資產投資(如研究開發、企業品牌等)和流動資產投資,直接投資(項目)和間接(證券)投資,產業投資和風險投資等。
抓好現金流量生命線企企業最基本的目標是股東財富或企業總價值最大化。它通過獲利水平和利潤指標反映出來,而這一切都是建立在現金流量這一企業生命線上的。
不少企業陷入經營困境甚至破產并非因為資不抵債,而是由于暫時的支付困難。因此,利潤或是企業總價值最大化不能停留在帳面盈利上,而要以價值的可實現性和變現能力作為前提。
企業應把利潤和現金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加速資金回籠和周轉,提高資產變現能力,加強對應收帳款的管理和催收力度,盡量減少呆壞帳。
企業應根據現有業務未來產生現金流量的情況追求相應的成長速度,同時要手持一定量的現金以滿足正常運營和應付突發事件的需要,并提高資金管理水準,確保資金的流動性和安全性。
建立財務監控體系企公司的規模擴張應與財務控制制度建設保持同步發展,否則造成財務失控。企業應建立有效的財務監控體系,加強對公司債務、資產、投資回收、現金回流和資產增值等方面的財務管理與監督,嚴格擔保和信用證開證額度管理,減少或有負債。
企業尤其要重視預算管理,應著眼于未來現金流量情況,通過預算管理對融投資總量、負債水平、資產狀況進行控制,并對未來重大項目的融投資及大筆債務的還本付息等做出統籌安排。
關鍵詞:財政主導型制度;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自主性貨幣政策;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
中圖分類號:F015;F82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6260(2008)06-0008-06
一、引言
1995年3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法》的頒布和實施,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一次貨幣制度改革。其改革動力源于對中國通貨膨脹周期的深刻反思和向國外貨幣政策理論和實踐的學習。當時,研究中國通貨膨脹和產出增長周期的經濟學家一致認為,貨幣創造的變動是通貨膨脹周期的直接原因,而貨幣創造的變動是源于彌補財政赤字的需要(Deng,1994;Leroy,1994;Shahid,1994;World bank,1995)。因此,根據上述理論邏輯,似乎必有如下政策建議:若要保持價格水平穩定,中國人民銀行必須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我們認為,盡管理論邏輯沒錯,但是綜觀對制度變革前通貨膨脹周期的經驗研究,我們發現,他們并不是以一個充分體現該邏輯并有著豐富內涵的跨期理論框架――財政主導型制度為基礎的。
二、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及其檢驗框架
(一) Brandt等的基本邏輯及局限
Brandt等(2000)認為,非充分的經濟分權和中央政府對國有企業就業增長的承諾之間的矛盾是導致通貨膨脹周期的制度根源。他們的理由是:一方面,市場化改革允許非國有企業進入。但由于沒有承諾的硬預算約束下的非國有企業相比有承諾的軟預算約束下的國有企業有著明顯的效率優勢,因此,享有金融分權的國有銀行就有激勵把貸款貸給非國有企業,從而放大了非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之間的產出增長率缺口。這樣,為了維持對國有企業就業增長的承諾,中央政府就必須給予國有企業轉移支付。但是,由于財政分權導致中央政府財政收入下降,而金融分權又剝奪了中央政府分配信貸資金給國有企業的權力,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貨幣創造。正是貨幣創造直接導致了通貨膨脹的增加。另一方面,通貨膨脹之所以下降而出現通貨膨脹周期,是因為對貨幣創造存在最大值的考慮和出于對惡性通貨膨脹的擔憂,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收回控制信貸資金配置的權力。貨幣創造減少,通貨膨脹下降。我們認為:這個解釋框架的最大局限在于沒有意識到中央政府發行國債也是彌補轉移支付的一種有效方式,因而也就忽視了中央政府在國債、信貸、財政收入、財政支出和貨幣創造之間進行跨期選擇的可能以及這種選擇對通貨膨脹周期的含義。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局限在于,沒有對引起貨幣創造的因素進行徹底的分析就不能充分地解釋通貨膨脹周期。因為,除了給國有企業的轉移支付會導致財政赤字外,還存在其它導致財政赤字的因素,這些因素都有可能導致貨幣創造。綜合以上考慮,我們認為,政府跨期預算方程才是解釋通貨膨脹周期的最有效工具。
(二)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及其檢驗框架
財政主導型制度首先由Sargent等(1981)提出,他們展示該制度的工具是政府跨期預算方程。經過簡單推導,就有了如下有用的等式: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等于基本盈余的現值和鑄幣稅的現值之和。 其含義是,給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跨期預算方程展示了如果基本盈余的現值減少,那么,鑄幣稅的現值就必須增加以保證跨期預算方程成立。或者說,給定基本盈余的現值,如果貨幣當局試圖降低今天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那么未來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肯定要上升。但是,在解釋中國通貨膨脹周期時,為什么還需要對跨期預算方程進行修正呢?理由是前面所討論的制度背景賦予了銀行信貸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一種方式的合理性。經過變換,我們容易得出如下的經過修正的跨期預算方程: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等于基本盈余加銀行信貸的現值和鑄幣稅的現值之和。 其含義是,給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如果基本盈余和銀行信貸的現值減少,那么,鑄幣稅的現值就必須增加以保證跨期預算方程成立。或者說,給定基本盈余和銀行信貸的現值,如果貨幣當局試圖降低今天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那么未來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肯定要上升。
從歷史上看,通貨膨脹是否是赤字的后果?既有文獻專注于對赤字對貨幣增長的影響做經驗估計。但是否存在財政主導性,正反兩方面的證據都有(沃升,2004)。有一種反對此類實證文獻的觀點認為,將貨幣增長對赤字做簡單回歸,或者使用不加限制的VAR分析來評估格蘭杰因果關系(即赤字是否含有對未來貨幣增長的預測信息),這都忽視了跨期預算平衡所蘊涵的關于稅收、債務和鑄幣稅長期行為的信息。跨期預算平衡表明,基本赤字和債務存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赤字成分和債務存量之間的這種聯系限制了開支、稅收和鑄幣稅的時間序列行為,而這表明對這些變量行為的實證建模應當采用向量誤差糾正模型(VECM)。一個可借鑒的文獻有Bohn(1991)。不過該文獻考慮的是政府支出、政府收入(政府稅收和鑄幣稅之和)和上期期末實際債務之間而非赤字、鑄幣稅和上期期末實際債務之間的協整關系,因此,就不能直接顯示政府赤字和鑄幣稅或通貨膨脹的關系。考慮到實際需要,我們認為,只要構造經過銀行信貸修正的赤字、鑄幣稅和上期期末實際債務三變量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即VECM,并在此基礎上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就可以檢驗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對中國1981―1994年期間通貨膨脹周期的解釋力。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選擇1981年作為考察期的始點,是因為這一年是中央政府恢復發行國債年。
三、FTPL的經驗合意性、檢驗策略及其制度變革的方向
(一)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FTPL)及其相關概念界定
第一種:Leeper意義上的FTPL
Leeper(1991,1993)認為,通貨膨脹永遠只是一種貨幣現象只在特定的條件下才成立,這個條件就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組合(簡稱為AM/PF)。在近期,Davig等(2006a)對Leeper中的政策性質作出了如下具體的定義:積極型貨幣政策(active monetary policy)是指名義利率對通貨膨脹的反應系數超過1,否則是被動型貨幣政策(passive monetary policy);[JP]積極型財政政策(active fiscal policy)是指稅收對債務的反應力度不足以支付實際利息成本,否則為被動型財政政策(passive fiscal policy)。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定義取決于Leeper的模型結構,對于不同的模型,政策性質的具體定義將會有所區別。在上述組合下,財政政策只是起到平衡政府現值預算約束的作用,對價格水平的決定不起任何作用;但是若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組合(簡稱為PM/AF),則通貨膨脹不完全是一種貨幣現象。其中財政政策在價格水平的決定中起著重要作用,而貨幣政策以非傳統理論所預期的結果在起作用指緊縮性\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導致的未來高\低通貨膨脹現象。這是一種傳統理論所無法解釋的“價格之迷”(Price Puzzle)(Davig ,et al,2006b)。,這就是Leeper意義上的FTPL。以上兩個組合是在可使一個模型經濟獲得局部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的意義上定義的,又常被稱為“政策誘導性均衡”(policyinduced equilibria)(Favero,et al,2005)。或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第一定義比下面的第二定義更加適用于政策分析。值得一提的是,還存在一種更為激進的觀點,Creel等(2006)認為即使貨幣政策是積極的,積極型財政政策依然影響著價格水平,只不過是以爆炸性的方式在起作用。因此,我們可以獲得一個經過擴展的Leeper意義上的FTPL:只要財政政策是積極的,它都將在價格水平決定中起著重要作用。
第二種:基于政府現值預算約束的定義
若認為政府現值預算約束不是約束,而是均衡條件常被表示成政府債務或政府負債(政府債務加基礎貨幣存量)期初的名義值與價格水平的比值等于政府實際基本盈余加鑄幣稅的現值。,則該理論就是FTPL或被稱為非李嘉圖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需要指出的是,FTPL成立的一個隱含前提是貨幣政策必須是自主的。Woodford(1996)認為,所謂自主的貨幣政策就是不直接對財量作出反應,而是直接對非財量作出反應。否則,貨幣政策就從屬于財政政策,這樣,現值預算約束完全可以通過當前或未來的鑄幣稅來平衡,這就意味著通貨膨脹依舊是一種貨幣現象Sargent 等(1981)曾對此情形加以探討。。因此,沃升(2004)依然把它歸為李嘉圖制度的范疇即上文中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和下文中的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都屬于李嘉圖制度。。基于以上考慮,FTPL所探討的正是自主性貨幣政策下的財政政策決定價格水平的機制(Woodford,1996, 2001)。當實際基本盈余外生變動時,政府現值預算約束得以實現的機制有三(Woodford,1996; Davig,et al,2006a)必須指出的是,他們僅在上述Leeper被動型貨幣政策的意義上給出FTPL的三個機制。我們給出的機制更具一般性。即也可在積極型貨幣政策意義上來探討FTPL的三個機制。或許,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出第二定義比第一定義更具一般性。更詳細的比較參見Woodford (1995)的注腳12和30。:其一,貨幣政策內生變動貨幣存量―創造鑄幣稅,以使貨幣供給等于貨幣需求盡管在自主性貨幣政策的隱含假定下,Woodford(1996)量化了每個機制的相對重要性,并發現了第一機制不重要的證據。然而,我們不應試圖以比較三個機制的相對重要性來懷疑財政政策在價格水平決定中的重要性,因為第一機制只是內生于由財政擾動所影響的價格水平,而不是相反,這一點受啟發于Woodford(1995,2001)。;其二,財政沖擊導致的不可預期性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可以減少(或增加)未清償的政府負債的實際值;其三,政府債務應付實際利息成本的變動。
若認為政府現值預算約束是個必須滿足的約束,則價格水平由自主性貨幣政策決定,而財政政策只是被動地滿足這個約束,這種情形常被稱為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
若從Leeper(1991,1993)政策搭配的角度理解,則上述的FTPL或非李嘉圖制度可由兩類搭配構成,第一類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第二類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它們將分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和爆炸性理性預期均衡解。同樣,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也可由兩類搭配構成,第一類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第二類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它們將分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和不可決定性理性預期均衡解(Leeper,1991,1993)。
經驗上,只要真實世界中出現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和積極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中的一種,則FTPL將被證實,否則被證偽,此時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將被證實。
(二)FTPL的經驗合意性
之所以認為FTPL而不是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具有經驗合意性,是基于如下事實的邏輯推理:第一,1995―2006年是中央銀行實行自主性貨幣政策時期,而FTPL所探討的正是自主性貨幣政策下的財政政策決定價格水平的機制。這是FTPL成立的基本前提(Woodford,1996)。第二,1995―2006年是中央銀行執行被動型貨幣政策時期,而使具有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的FTPL成立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中央銀行執行被動型貨幣政策(Leeper,1993;Woodford,1996)。1995―2006年是中央銀行執行被動型貨幣政策時期的正式依據為:謝平等(2002)和蔡輝明(2005)認為在1992―2001年間中央銀行執行的是被動型貨幣政策;樊明太(2004)給出了1992―2003年間以三大利率工具(銀行間拆借利率、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估計的貨幣政策反應函數為被動型貨幣政策。第三,張茵等(2005)通過1985―2000年真實工業產出增長率和通貨膨脹兩變量的SVAR發現,總需求的一個正向沖擊也生成了通貨緊縮現象。這與Kim(2003)識別FTPL的條件完全一致。下面將給出Kim的識別條件。第四,與制度成熟的美國相比,用FTPL解釋中國宏觀經濟現象風險最小。Woodford(2001)、Cochrane(2006)和Davig等(2006a)認為,美國1979年之前的不穩定性通貨膨脹,可以不用太陽黑子均衡來解釋,建議用FTPL來解釋。因為在積極型財政政策和被動型貨幣政策搭配下,可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均衡解,而不必通過太陽黑子均衡去獲取一個自我實現性預期均衡。其中用太陽黑子均衡(被動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的結果)解釋那段歷史的典型學者是Clarida等(2000)、Lubik等 (2004)。就中國而言,在主要以經濟增長速度指標作為考核地方官員業績的政治激勵模式下,中國地方政府行為自然更多地表現為擴張沖動,進而傾向于選擇積極型財政政策,而這正好滿足Cochrane(2006)、Davig等(2006a)所期望FTPL成立的另一個極為重要的必要條件。再結合被動型貨幣政策,可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均衡解,借以解釋我們所觀察到的宏觀經濟現象。但遺憾的是,中國學術界至今還沒有進行過這方面的努力。
若以上基于事實的邏輯推理還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話,下面基于正式檢驗策略所給出的正式經驗證據,將強化我們的信念。
(三)檢驗策略與正式經驗證據
方紅生(2008b)認為局部制度模擬的視角是現有檢驗策略中最好的一種,這方面的代表性論文還有Sala(2004)和Kim(2003)。Sala(2004)的識別條件是,若在一個系統中一單位正向稅收沖擊造成了實際利率的顯著正向反應,則該系統所依賴的政策搭配是積極型財政政策和被動型貨幣政策的搭配, FTPL從而被證實;若為顯著負向反應或不顯著反應,則該系統所依賴的的政策搭配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從而被證實。他所采用的實證方法是五變量VAR,其變量分別是實際GDP、實際財政收入、實際政府支出、實際聯邦基金利率和實際政府債務;所用樣本為美國1960年第1季度―2003年第2季度的季度數據。實證發現FTPL在1960―1979年具有適用性,而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在1990―2003年具有適用性。Kim(2003)的識別條件是,若一單位總需求的正向沖擊或一單位總供給的負向沖擊造成通貨膨脹的逆轉現象(reversal)(指先高于穩態然后低于穩態的現象),即先為通貨膨脹時期后為通貨緊縮時期。則該系統所依賴的政策搭配是積極型財政政策和被動型貨幣政策的搭配, FTPL從而被證實,否則為以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為基礎的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他所采用的實證方法是兩變量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其變量分別是產出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所用樣本是美國1947年第1季度―2000年第4季度的季度數據。實證發現是,FTPL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最具有適用性,而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在1960―1982年和1983―2000年兩個樣本期間最具有適用性。雖然上述兩位學者在他們共同的考察期內的發現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們基本肯定了20世紀90年代是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最可能存在的時期。因此,同時采用以上兩種方法是鎖定制度類型所在時期最穩健的方法。
基于上述Sala(2004)的五變量VAR和Kim(2003)的兩變量SVAR方法,方紅生(2008a)發現了以下從不同角度支持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在中國適用的正式經驗證據:(1)在絕大部分時間里,實際利率對于一單位的實際稅收正向沖擊的反應為正;(2)不僅顯著存在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交替脈沖反應過程,而且還顯著存在產出擴張和衰退的交替脈沖反應過程。由于數據限制,我們的考察期間僅為1996年1月至2006年10月。
(四)第二次制度變革的方向
基于以下三點理由,我們認為,中國第二次制度變革方向是基于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的貨幣主導型李嘉圖制度:第一,根據Kim(2003)的研究,在生成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的政策搭配中,只有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才生成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并存的現象;第二,Woodford(2003)通過嚴密論證后發現,只有貨幣主導型李嘉圖制度指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才可實現價格水平穩定;第三,我們在經驗上證實,中國現有的政策搭配模式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認為,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和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可以分別對1981―1994年和1995―2006年兩個時期的通貨膨脹史進行解釋,其中前者源于對既有經濟學文獻的綜合分析,后者源于以事實為基礎的邏輯推理和最新正式經驗研究。本文的一個重要現實政策含義是,要實現價格穩定和可持續經濟增長,中國務必要進行第二次制度變革,其方向是以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為基礎的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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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 Hongsheng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論文關鍵詞:宏觀;審慎監管;貨幣政策;調控
0 導語
為了保證我國經濟金融發展的安全、穩定與效率,客觀上需要建設審慎的金融監管體系。審慎的金融監管體系不否認金融監管,而是要加強金融監管,這種監管是建立在對尊重市場自主權的基礎之上,是一種審慎的監管。同時要求有更為深入廣泛的金融監管體系,這個體系應更多的從宏觀角度對金融進行管理,尊重市場的調節和金融體系的效率,對市場的不完備進行補充。
1 金融危機與宏觀審慎監管的提出
1.1 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原因評析
2007年引爆于美國的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債券市場危機持續升級,影響逐漸加劇,最終演變成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表面上看,此次危機爆發于金融體系最完善、金融創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論和人才最豐富發達國家——美國,而且起端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債券市場這一金融創新領域。危機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發于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主要集中在貨幣和銀行的危機。然而,IMF前首席經濟學家羅格夫等人根據有關金融危機的標準研究,通過將此次危機的資產價格、增長和政府債務等指標同二戰以來發生的重大金融危機進行一系列對比,研究結果表明此次危機和以往的危機并無本質差別。
但是在客觀忽略資產價格泡沫極度膨脹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宏觀經濟理論,以及以資本監管為核心的微觀審慎監管理論的指導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監管的宏觀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資產價格泡沫,積聚系統性風險,在金融體系內埋下重大隱患。泡沫一旦破滅,積聚的風險迅速釋放,最終演變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給實體經濟造成巨大的沖擊。
1.2 宏觀審慎監管的提出
危機爆發后,國際理論界和實務界都對金融監管進行了深刻反思。為維護金融穩定,金融監管變革在所難免。綜合G20、FSB、BIS和IMF報告文件來看,金融監管改革目的是保證金融穩定,防止類似的危機的沖擊,預防系統性風險。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塊:
(1)增加資本和提高資本質量,同時改善流動性和緩沖機制,緩解資本監管順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維護金融穩定。
(3)增強會計準則實效性。
(4)改善場外衍生品交易市場。
(5)對具有系統性重要影響的金融機構妥善處置。
(6)加強全球金融監管合作,強化遵循統一監管標準。其他方面還包括對沖基金、信用評級公司和證券化等方面的監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漸付諸行動并進行了效果評估,有些改革尚處在討論和研究階段,監管改革的機遇與挑戰并存。
當然,以往的微觀審慎監管對于保證單一機構安全,從而保護金融消費者(存款者和投資者)的利益有著積極意義。但是由于微觀監管的固有弱點表明了其不僅強化了順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統性風險,在保證單個金融機構安全的同時卻有可能最終導致整個金融體系的崩潰。因而需要加強宏觀審慎監管。
“宏觀審慎監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隨著此次危機的爆發顯著上升。“宏觀審慎監管”目前尚無明確定義。據已有的文獻來看,宏觀審慎監管主要是相對“微觀審慎監管”而言,金融監管當局從金融體系而非單一機構的角度實施監管,降低金融危機發生的概念,維護金融穩定,密切關注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宏觀審慎監管同微觀審慎監管在監管目標、最終目標、風險性質的對待、機構間風險暴露相關性的重要性和審慎控制的實現方式上都有著本質區別。
當前,金融監管改革依然處在成型階段。為維護金融穩定,總的改革趨勢將向立足于微觀審慎監管的宏觀審慎監管模式的方向發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將體現在逆周期性監管政策工具的選用和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構建。
2 我國當前金融監管體系存在的不足與改良
2.1 我國當前金融監管體系的形成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金融業的快速發展,我國的金融監管模式也在不斷變革。總得來說,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統一監管體制時期,人民銀行履行統一監管職能。
第二階段為統一監管向分業監管的過渡時期。1992年10月證監會的成立標志分業監管的開始,1998年保監會的成立標志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明確分工,分別對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進行監管的分業監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階段為1998年后的分業監管體制時期。
其中2003年銀監會的成立標志著我國“一行三會”為基本格局的金融監管體系最終形成,即分業多頭監管的格局形成。為加強協調溝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監管網絡,監管聯席會議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會簽署了《三大金融監管機構金融監管分工合作備忘錄》,在明確各自職責分工的基礎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經常聯席會機制。然而監管聯席會已長時間沒召開,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國務院副總理定期召開金融旬會來加強監管政策協調。
2.2 我國金融監管體系的不足
盡管我國目前分業監管有利于提升監管專業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風險傳染效應,但如同大部分分業監管模式一樣,我國當前的監管體系存在不足。錢小安認為我國監管體系不足體現在監管重復與監管空缺并存、監管資源配置低效、監管協調機制較弱等方面。根據引發此次金融危機金融監管方面的缺失,從宏觀審慎監管角度來看,我國金融體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穩健的宏觀審慎分析平臺。系統性風險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對金融體系的數據信息進行整合、分析、檢測和評估,發現金融系統不穩定性的來源,發出風險警示。這就需要一個專門的分析平臺,一方面整合各微觀部門的信息數據,另一方面同時整合分析宏觀部門和微觀部門的信息數據。而目前,我國并沒有搭建這樣一個平臺。 轉貼于
其次,系統性風險防范不足,存在監管盲區。此次金融危機表明,由于缺乏對具有系統性重要影響的金融機構(集團)有效監管,致使這些金融機構過度承擔風險,最終加劇金融危機程度。
最后,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不完備。有效的金融監管需要先進監管理念的同時,還需要有效的完備的金融監管政策工具。而無論是在時間維度上的逆周期監管政策,還是在行業維度上的對系統性風險的有效監控政策,我國都存在不足。
2.3 我國宏觀審慎監管的框架構建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分析提出了我國在金融監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國未來的金融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構建中,我們要提出針對性的對策。總得來看,我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有賴于宏觀審慎分析平臺的搭建、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組織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協調機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觀審慎分析平臺,建立預警機制。宏觀審慎分析平臺的構建,對系統性風險進行分析、評估和預警,對系統性風險的防范具有重要意義。我國在這一環節的構建大體可分為四步。首先確定平臺,即明確微觀和宏觀數據整合分析的職能的具體承擔部門,可以是“一行三會”當中一個也可以新建一個部門。其二,信息數據的收集和整理。平臺構建后,相關職能部門就得強化對系統性風險相關信息數據的收集和整理,特別加強微觀和宏觀數據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統性風險變化趨勢。其三,系統性風險評估體系的構建。即從金融體系宏觀層面又從銀行、證券和保險等行業微觀層面加強對系統性風險的檢測與評估,加大各行業微觀層面風險評估對金融體系宏觀層面風險評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機處理機制。從時間維度上說,我國應完善包括逆周期貸款損失撥備和逆周期的信貸政策等在內的各種逆周期監管政策機制。同時,要加強對杠桿倍數的檢測,從微觀和宏觀角度有效控制金融體系的風險過度承擔。完善相機抉擇機制,有效避免危機擴大和擴散。從行業維度上說,要加強對金融控股集團監管立法,完善對交叉性金融業務的監管政策工具,有效監管金融創新、金融衍生產品。完善危機處理機制,設計多層次的應急處理監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
最后,合理架構組織,健全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協調機制。組織結構鋪排,各部門政策協調是宏觀審慎監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關鍵因素。首先,系統性風險信息的獲得、預警機制的建立、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的設定需要各部門明確職責并加強溝通協作。其二,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需要各部門的密切配合。組織架構設定對宏觀審慎監管的效果有極大的影響。我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中的組織安排,首先是確定宏觀審慎分析平臺,作為宏觀審慎監管總的召集人;其次是三會要加強對各自監管行業的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結合意識;其三,要加強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同宏觀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最后,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實施部門要加強同人民銀行、財政部以及發改委等部門協調,制定科學的監管政策并有效執行,提高監管水平和效率,維護宏觀金融穩定。
3 宏觀審慎監管與貨幣政策調控的聯系
在金融監管中,有一項監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銀行監管。這是由于:首先,銀行業在金融體系占主體地位。其次,在各類金融機構中,銀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發金融危機的部門。因此,作為我國貨幣政策執行機構的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的監管必然在宏觀的金融監管中占據極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機制改革中,基于對資本充足率監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約束監管機制。但在當前的新的金融運作形勢下,對于資金的過于嚴格的監管可能會導致雁行的信貸減少,進而導致整個社會總投資的下降,這自然不是金融監管希望的結果。
但是在新的宏觀審慎的監管機制下,政府實行貨幣調控政策則可以利用這樣較為完整系統的機制來進行整體的調控,不僅可以提高貨幣政策在有效引導國民經濟向更好的發展方向上進步,還可以在這一較為拔高的視角上有效的規避一些金融風險,更加有效的將我國經濟引導至又好又快發展的康莊大道!
4 結語
摘要:中國有句老話:省錢等于掙錢。在經濟生活中許多人都知道:利潤=銷售額-成本,所以對企業來說成本降低和利潤增加的概念是可以互換的。在企業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下延緩成本的降低往往是一種自殺行為。作為企業經營者,應當努力掌握成本管理的技能,唯有這樣,才能走得更遠,成功的希望也更大。文章從采購、產品設計、銷售預測、商品價格以及勞務成本等幾個方面對成本管理進行了全面的介紹。]
現代競爭是成本的較量
高成長期與低成長期的經營相比,成本意識有很大的差異。高成長期市場不斷擴大,經營者最關心的是銷售的增長,成本意識較弱。但是,在市場有限,競爭對手擁擠的情況下,爭奪就會通過價格來進行。即便經銷獨特產品,一旦類似產品登場后,仍要靠價格決勝負。
對成本敏銳起來
企業競爭以成本決勝負,從這個意義上說,成本感覺是經營者最為重要的經營感覺。
那么,經營者對有關成本的數字,應當怎樣看呢?
第一,相對于銷售額花費了多少直接成本。經營者不應該單純地看直接成本,而應該看相對于銷售額的比率。把附加值比率作為指標最合適。附加值即企業活動所產生的新價值。一般來說,包括零售和批發業的商業是指銷售額總利潤(銷售額減去銷售成本),制造業等工業是指加工額(生產額或銷售額減去材料費、外協費),建設業是指完成加工額(完成工程額減去材料費、勞務費、外協費),這些數字相當于附加值,附加值與銷售額之比為附加值比率。這幾年的大致平均值,制造業為41~42,建設業為27~28,批發業為18左右,零售業為30。如果本公司的數字比這些平均值低,說明直接成本花費過多。在這種情況下,努力降低進價,降低對外協作成本等等,將成為經營的重要課題。
第二,直接成本以外的成本花費了多少。指標為銷售管理費。銷售管理費是指銷售員工資、包裝運輸、廣告宣傳、接待交際等銷售費加上有關人員工資、福利保健、辦公用品、差旅、通訊、房租等管理費。銷售管理費與銷售額之比即銷售管理費比率。平均值:制造業19,建設業約14,批發業16~17,零售業約28。超過了這個數值,則說明比其他公司銷售管理費高。
第三,人事費的大小。人事費,是指關系到人的經費,合計為工資、獎金、福利保健費等。人事費與銷售額之比,即人事費比率。平均值為制造業17~18,建設業12~13,批發業超過6,零售業超過13。人事費過大時,由于不能降低工資,只有削減人員或在現有人員的基礎上,努力提高銷售額。也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必須關注每一個提高了多少成果。
以上三個數字是經營者應該看的最為重要的數字。另外,還有一個不可缺少的視點--單位小時成本和成果,即公司每小時花費多少成本,獲得多少成果。
比起表面上出現的數字,嚴格地關注單位小時成本和成果更為重要。
一個立志成功的經營者為培養這種技能,不妨首先計算一下單位小時的人事費是多少,可能的話以十分鐘或以一分鐘為單位來計算,算算單位小時產生了多少成果。經常檢查一下,到下班時是否還在全力沖刺;是否在拖拖拉拉地加班。
有的放矢的成本考慮
降低成本計劃包括短期和長期兩種方式。短期方式可稱為臨時的應急措施,一個月內可以完畢,分三步。
第一步:分析企業的組織機構。
組織機構分析的目的是確定公司各個部門怎樣合理配置和改編,把握三個重要規則:
(1)控制范圍:一個經理主管下屬人員不超過10人,但不少于7人;
(2)合適的匯報層次:最影響利潤的部門經理應該直接向公司負責人匯報;
(3)簡化管理層次:公司負責人與基層管理部門之間的管理層次數應保持最少程度。
第二步:分析經營管理比率。
首先你需要一組最近5年(最好是10年)公司營運的詳細數字。這些數字都是最基本的,如:銷售量,毛利,銷售開支,一般費用和行政管理費用,研究開發費用,債務成本和稅前利潤等。了解這些數字相對于銷售量的百分比,再對這些數字作宏觀分析,先找出毛利占銷售量百分比最高的年份,找出銷售成本,一般和行政管理費用,研究和開發費用和債務成本占銷售量最低的年份,如果有可能,你還應將你的數據與其他公司相比較,這樣做,會讓你大有啟發。接下來是微觀分析,確定哪種成本是在正常值以內,哪種成本占銷售量的百分比不必要增加了。在這一步中你應該細分,比如原材料、固定資產損耗、人員工資、一些其它的制造費用等,其它如監督管理費、銷售人員工資及傭金、倉庫管理人員工資、福利待遇、固定開支、差旅費和招待費等,分門別類。應該想方設法將這些費用降低。
第三步:工作抽樣。
工作抽樣是對工廠內或公司內不同工位的活動頻率和效率進行抽樣,能明顯地反映出工人和機器兩者的生產率及低效率的程度。
它是從一個工作抽樣觀察員進入車間或辦公室的一個特定部位觀察特定職能開始的。該觀察員記錄每個人在做什么,他們做事的速度,每臺機器或每個職能發生了什么。憑借這些任意觀察結果,企業主能探知操作者或機器在安裝、操作、維修保養等方面所花的時間以及操作者的工作節奏。
工作抽樣必須安排企業內部有經驗的雇員,或者是外部的、在這方面有能力的咨詢專家。事實上,組織機構分析以后的那個星期一,經營者必須和工作抽樣專家坐下來討論工作抽樣過程和時間表。對負責工作抽樣的專業人員來說起碼要花費一周時間取得所需的雇員和機器數據以及向有關雇員解釋抽樣過程。這樣大約留下三周時間進行工作抽樣實際操作。
進行工作抽樣能提供企業管理者三個方面的寶貴信息:
(1)雇員工作時間百分比;
(2)雇員工作速率;
(3)機器利用率。
通過工作抽樣你能對機器和人員的利用率做出評估,可以確定你的公司哪些工作點的人太多。以上三個步驟即組織機構分析、比率分析和工作抽樣,可以幫助你降低人員費用10~20。當然這只是臨時性的應急措施,下一步更加深入的程序需大半年才能完成。
管好你的采購部門
在企業里,采購部門常常控制著40~50的銷售金額,減少材料成本也許是整個降低成本計劃中最有效的一步。所有經營者應明三個關鍵性的采購原則:
(1)不要害怕采購部門。要學習各種成本降低方法,學習采購。最重要的是,不要使自己和采購部門及采購負責人隔離開來,要參與進去。
(2)把力量集中在“一號”部件上。要保證你的采購部門在代價較高的“一號”部件的選擇、交貨和周轉上花費最多的時間。在這方面,有效的采購、替代或重新設計會產生大的影響。
(3)不要超速完成采購。要允許企業的采購部門運用其創造力,想象力和專業經驗,以盡可能低的價格采購部件和材料。不要像你定一份咖啡那樣對待采購部門。不要根據蹩腳的預測或因為缺少正確的銷售和生產制造計劃而讓采購部門迅速辦理。
(4)不要吊死在一棵樹上。對采購部門來說,往往習慣于和一個特定的供應商維持關系,因為他們在一起做生意已有多年了。事實上,經營者完全可以挑起供應商之間的競爭,這樣可以刺激他們降低某些材料的價格。
(5)能作出準確的預測。企業必須能對原材料未來的走向及產品的趨勢作出預測,特別是那些較為短缺的原材料,許多往往需要進口,短缺常會發生。如果經營者不能準確地預測,采取相應的措施,也許最需要一種材料的時候,正是它價格最高的時候。
重視產品重新設計
利潤提高的一個重大機會在于對現有產品進行重新設計。一般來說,認真地重新設計可以使你的成本降低10~15。在勞務、材料和制造費方面都能得到大量的節省。
不僅是市場中不再具有競爭力的產品需要進行重新設計,受人喜歡的產品也需要進行重新設計。對一種受人喜歡的產品,往往只需要對其內部的工作部件進行重新設計以便降低成本,而購買者看到的和在廣告中出現的都沒有什么變化。對于其它產品外觀也需要改變,因為公眾欣賞新款和現代化。
一方面,知識更新加快,造成普通產品壽命周期的縮短;另一方面,由于出現外部形勢變化,如競爭對手的進步或產品原材料成本突然增漲,這些都使重新設計成為必要。為取得和保持主要產品的競爭優勢,在成本降低計劃中應包括為提高利潤而重新設計產品階段。
精確的銷售預測
銷售預測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個公司應該有一個比較準確的預測:其產品究競有多少能賣出去。科學的銷售預測可防止產品生產得太多或太少。
特別是在經濟或商業周期發生重大變化時,從一個時期到下一個時期,原材料和零售需求起伏波動相當大。這種突然的急劇的變化會給最好的庫存管理系統帶來混亂。沒有透徹的、全面的銷售預測,一個公司很難肯定它應該生產的產品數量,因而,保持有效庫存管理將會十分困難。
錯誤的銷售預測是多數經營管理中的一個共同弱點。實際上可靠的銷售預測在一定范圍內是可以做到的,花錢也不多。
在銷售預測分析中,有四個基本要素:
(1)趨勢;
(2)周期;
(3)季節性變化;
(4)不規則變化。
趨勢是一系列經濟數據長期的長距的動向,與逐月發生的變化沒有什么關系,極其緩慢地顯露出它們的走向。
周期是指較短的持續時期,盡管一般不能規定其長短。它們通常以發展和緊縮的交替期為特征。
季節性變化發生在一年中某個時期內,在每年的同一時期并以大致相同的程度再發生。
不規則變化是具有經濟影響的不可預見或非再次發生的事件的結果。例如,在關鍵性工業中的罷工會引起不規則變化。
在銷售預測中可以共同使用或分開使用這四種要素。一個有名望的分析事務所在幫助其重要零售業客戶進行銷售預測時往往采用時間系列分析法。這是把周期的和長期的(或趨勢)因素及其他形式的因素,特別是由于季節性產生的因素區分開來的一種統計方法。
雖然這些分析不能直接應用于生產制造運行管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分析被用于所有最敏感的銷售預測,零售。它們對一年中每個月度的季節性影響作出分析,幫助零售商作出有關短期經營的正確決定。決定中包括確定價格、庫存量、采購以及使用多少銷售人員等。
時間系列分析還包括這樣一些指示量,如可支配的收入(即納稅后收入)、國民生產總值、顧客服務開支、商品消費價格指數、服務消費價格指數以及耐用品和非耐用品開支等。
這種方法的基本原理實際上適用于所有生產制造經營管理,為一個以上的客戶服務。企業銷售經理向經營者提供的銷售預測報告,應包含下列幾項內容:
(1)公司銷售量的歷史趨勢輪廓線,其中能清楚地識別出季節性變化;
(2)行業預測;
(3)國家經濟預測;
(4)可獲得的有關競爭者計劃的全部信息;
(5)表示相關經濟指標狀態的研究結果。
另外,銷售經理自己的研究結果也應加入其中,包括:
(1)預測期間內銷售受到最大重視(廣告,特殊推銷,折扣等)的產品;
(2)受到競爭者最激烈競爭的產品;
(3)競爭最少的產品;
(4)逐步淘汰的、降級的或替代的產品;
(5)構成銷售量大部分的A類產品。
過低的價格等于增加成本
在作出如此多的辛勤工作和努力之后,經營者應努力避免因定價錯誤而造成的損失。
特別是在高通貨膨脹期間,定價錯誤代價更為慘重。在通貨膨脹時期,沒有任何成本降低方法能替代定價。即使沒有通貨膨脹,一個錯誤的定價制度也會斷送企業通過成本降低帶來的效益。所以如果要保護成本降低和提高利潤,則定價和標準成本彼此必須完全分開。
應認真實施和控制定價方針和方法,參與定價的關鍵人員必須接受正確程序和不正確程序所導致的兩種結果的教育。定價應成為建立在其他規范基礎上的一個獨立的職能,不這樣做,會招致災難。
審視勞務成本
人們往往將勞務成本的降低放在盡量減少工作人員的數量上。實際上,作為一個勞、資配合得相當好的企業來說,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似乎比裁員更具遠見,也更具效果。而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則需要你動一番腦筋,因為有時工作效率低下的毛病似乎并不出在工人身上。
——我市領導干部任前公示制回眸
為進一步擴大群眾對干部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1998年年底市委主要領導在向省委書記張德江匯報干部制度改革時提出了試行領導干部任前公示制的打算,得到張書記的支持。1999年初,市委一屆十次全委(擴大)會議正式作出全市試行領導干部任前公示制的決定,并于1999年2月13日,在全省市、地級率先下發了《關于選拔任用領導干部實行公示制的暫行規定》。隨后公示制在各縣(市、區)相繼推開,到今年8月底,全市公示了6批共372名干部(其中市本級11批共50名干部),通過公示,367名干部被提拔任用,取消任職資格1人,暫緩任用4名。
探索與成效
我市作為市場經濟的先發地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四個多樣化的特點比較明顯,反映在干部隊伍中,活動領域擴大,內容變得更加豐富,工作對象也變得復雜。這無疑加大了組織部門掌握干部表現、準確識人用人的難度。如何選好人、用好人成為當前干部制度改革的熱點和難點問題。通過調查研究,考察學習,市委決定以實行干部任前公示制人手,來推進干部制度的改革,并從兩方面作了可行性分析。一是政策可行性分析。認為實行干部任前公示符合“十五大”和《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的有關精神,黨的十五大,對加快干部制度改革步伐提出四個方面的要求,擴大民主、加強監督是其中的重要內容。《條例》也明確規定,選拔任用黨政領導干部必須堅持“群眾公認,注重實績”的原則和“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原則。從《條例》本身的規定看,對選拔任用黨政領導干部在推薦和考核兩個階段的民主程序規定得比較具體,但對決策階段如何擴大民主,則未作具體規定。任前公示制在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的程序中增加了一個加強民主監督的環節,實際上是《條例》的原則和精神在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的延伸和具體運用,也是對《條例》的進一步完善,為擴大干部工作的民主開辟了新的途徑,為加強對干部和干部工作的監督,都是很有積極意義的,也是符合干部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的。二是現實必要的性分析。近年來,我市在干部選拔任用過程中就擴大民主、加強監督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95年以來,我市先后組織了20多次民主推薦活動,共推薦出1600多名民意相對集中的優秀干部成為選拔任用的主要對象;對任用人選的考核,也堅持走群眾路線,充分聽取群眾意見,將民意測驗、民主評議結果作為選拔任用的一個重要依據。但是,用人上的失誤在各地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處、科級干部違紀違法現象時有發生。分析這些出問題的干部,發現其中一部分干部的問題發生在任職以前,這也就是說,我們的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仍然需要改進,在干部正式任職前“先讓更大范圍的群眾審一審”,再增加一道“防線”是非常必要的。基于上述分析,市委決定以實施領導干部任前公示制為突破口,以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步伐。
實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受到廣大干部群眾的歡迎。但在有些干部中也產生了一些模糊的認識,有的從事干部工作的同志覺得壓力增大了,有的擬提任干部擔心公示中會受到不公正的評價,甚至中傷,等等。對此,市委層層統一思想認識,要求各級黨委和領導干部都必須站在對黨、對人民負責的高度,正確認識和對待干部任前公示制并積極探索努力實踐。教育擬提任干部相信群眾、相信組織,提高心理承受能力。為加強一般干部群眾對任前公示制的認識,加強了輿論引導和宣傳工作,利用多種媒體闡述實行干部任前公示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需要把握的幾個問題。與此同時,市、縣兩級在評優創先、發展黨員和確定后備干部等方面也實行了公示制,為領導干部任前公示制的推行創造了良好氛圍。從而使干部群眾在較短的時間內了解、理解、支持并積極參加與這項工作,據統計,全市在各次公示期間,群眾對三分之一的公示對象表明了自己看法,提出了意見。
通過近二年時間的實踐,干部任前公示制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是有效地防止和減少用人的失察失誤現象。任前公示制的實施,把對干部的監督從擬任干部的工作單位擴展到整個社會,這樣就有效地解決了新形勢下由于干部社會活動多、領域擴大、隱蔽性增強,而組織監督難到位的局限性,豐富了組織部門在考察過程難以掌握的一些情況,從中可以了解到一些引起干部經濟、生活等方面的某些隱性的東西。如某區在第一批公示中,群眾反映一公示對象在1993-1995期間入股經商辦企業,并遺留債務問題未了清,這種情況在考察過程中就很難了解得到的。因而,實施干部任前公示制,對全面了解一個干部起到很好的作用,實際上是群眾幫我們把好了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的最后一關。
二是有力地強化了干部的群眾觀念。實行任前公示制前,干部隊伍中普遍存在著一種“不怕群眾不滿意,只怕上級不注意”現象。公示制的實施,真正地把黨管干部原則和群眾公認原則有機地結合起來,促使干部更加嚴格要求自己,隨時準備接受組織考察和群眾檢驗,真正把對上級負責與對群眾負責有機地統一起來。自覺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促進了干部思想作風的轉變,更加謹慎用權,為民用權,秉公辦事,多辦實事。可以說,每次公示對被公示干部來說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對未被公示的干部也是一種“清醒劑”,較好地對干部起到了一種警示作用,干部的群眾觀念和廉政勤政意識普遍得到增強。
三是進一步增強了黨委和組織部門的責任意識。在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實行任前公示,實際上就是向全社會方方面面征求對干部任用的意見,意味著干部工作的每一個環節都要經得起考驗。這對黨委和組織部門來說,無疑是一種約束和壓力。實踐表明,實施干部任前公示制后,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貫徹《條例》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明顯增強,特別是在推薦、考察和決定任用干部等關鍵環節上,進一步增強了責任意識,并積極采取一些相關措施加以保證,使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的質量較過去有了進一步提高。據對88名經公示新任領導職務的干部跟蹤了解,群眾對他們的反映普遍較好。
做法與經驗
為了保證干部任前公示制這一新的改革措施的健康發展,市縣兩級組織部門邊實踐,邊規范,力求科學地把握干部任前公示制的各個環節:
1、合理確定公示對象、內容、方式和期限。
在公示對象上,以市(縣)委常委會討論研究擬提拔任職或提名的干部為公示對象。一些縣(市、區)結合本地實際,有的作了適當延伸:路橋區對擬任科級非領導職務的干部也實行公示;玉環、黃巖、路橋、天臺等地鄉鎮(街道)和縣級機關黨委(黨組)對中層干部的任職也實行了公示。在公示內容中,以干部現有情況為主。一般公示干部的基本情況,主要是干部姓名、性別、年齡、學歷及現任職務等。至于公示方式,主要通過當地報紙、電視臺等新聞媒體向全社會公布。對公示期限,考慮時間太長會影響干部正常任用提名,時間太短又不利于群眾反映情況,發揮不了公示的應有作用,因而,目前市本級和各縣(市、區)規定公示期限均為7天。
2、抓住調查核實這一關鍵環節。
調查核實關系到群眾對任前公示制的信任程度,同時關系到對一個干部的準確評價和職務任免,因而市、縣兩級組織部門本著既對群眾負責又對干部負責的精神,認真抓好調查核實這一關鍵環節。一是注意尊重群眾的民利。對在公示期內反映公示對象問題的群眾做到有報必接。在市、縣兩級先后公示的372名干部中,共收到各類反映313件次,涉及干部118人,對這些反映情況,組織部門及時組織專門力量,或找當事人、知情人談話,或到有關部門查閱原始文件、資料,進行調查核實,分類處理。二是注意查證工作的方法。對組織已經掌握或作出結論的問題,如果沒有新的內容,注意向群眾解釋清楚,一般不再調查核實。對于組織上沒有掌握的新情況,即使是匿名和化名的舉報,如果線索清楚,也要進行必要的調查核實。但注意查證的方法,即在堅持查清問題的前提下,采取單獨了解,異地談話,多找證據少找人等方法,盡量控制知情范圍。三是對一時難以查清的問題,在公示調查結束時,匯報調查的進展情況,提出深入調查的建議意見。事后由組織部門牽頭,會同有關部門繼續調查核實,問題嚴重的如違紀、政紀的移交紀檢監察部門處理,觸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3、認真做好公示反饋,注重群眾的認可程度。
反饋公示調查結果是實行公示制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其效果直接影響群眾對干部任前公示制的認可程度。因而,組織部門認真做好那些署名或當面反映情況的人的反饋工作。在反饋過程中注重把工作做深做細,根據所反映情況的屬實程度對反映人進行不同方式的反饋:對反映的問題雖然一定程度上存在但不是主流、不影響干部使用的,幫助反映人分析問題的性質和程度,介紹黨的干部政策,并交待對此類干部要重點實行教育、監督等組織措施,讓反映人心悅誠服;對道聽途說、反映問題與事實出入較大的進行教育,闡明是非和利害關系,并注意保護群眾的積極性,盡量給群眾的參與創造一個比較寬松的環境。在整個反饋過程中決不向社會“跑氣漏氣”,以免給反映人和公示對象造成思想包袱。
4、區別不同情況,注重對公示結果的運用。
根據公示期間群眾反映問題和調查結果,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既不失之過嚴,又不失之過寬,區別情況分別對待:對經調查核實,所反映問題不存在或缺乏事實根據的,及時予以任用或提名;對屬于工作上、思想上、作風上一般性缺點錯誤而不影響提拔任用的,通過組織談話,指出存在問題,限期改正后也及時予以任用,如某市有一位干部在公示中,群眾曾反映其在銀行工作的女兒前幾年利用業余時間兼任其下屬一企業會計,領取兼職工資,經查情況屬實,但這是前幾年的事,且已和企業脫離關系,經過組織誡勉后,也及時予以任用;對一時難以查清,在公示結束后還需繼續調查核實的,對其暫緩履行任免職手續;對調查確實有問題的則取消其任職或提名資格。如某縣一名干部在公示中,群眾反映其有賭博行為,曾被當地派出所當場抓獲,經查確有此事,于是取消其任職資格體會與啟示
領導干部任前公示制作為一項新生事物在不到二年的時間內在我市得到全面迅速地推廣,并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我們的體會是:
1、干部制度改革只有抓住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進行制度創新,才能得到群眾的擁護。當前干部制度改革的熱點問題是干部工作如何擴大民主,如何進一步擴大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干部公示制的實行,使群眾的參與選擇從干部的推薦考察環節深入到干部任用決策這一干部工作的核心環節,而且群眾參與面從干部的工作單位擴展到整個社會,使更多的群眾有了發言權,因而得到廣大群眾的積極支持并踴躍參與。當市本級第一批公示名單在新聞媒體公布后,群眾紛紛打來電話表示對這一做法的支持和擁護,在每批公示中都積極反映情況,或來電、來函,或直接來人反映,為黨委組織部門進一步了解人、用好人把好了最后一關。
2、改革措施只有在于法周延的的基礎上于事簡便,才能切實可行。一個改革措施要切實可行首先要注重目標模式的設計,既要符合干部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同時又要重視方法途徑的研究,要便于操作推廣。過去我們在干部制度改革方面也作了不少積極的探索,在于法方面是比較周延的。如干部的考核工作,通過上下、左右、前后對干部進行“立體透視”,比較科學準確地把握了干部德、能、勤、績的基本情況,但操作起來比較繁瑣,不僅持續時間較長,而且牽制精力較大,需在實踐中進一步改進和完善。而干部任前公示制則以一種簡便、易行高效的方式,既體現了改革的精神,滿足了人民群眾發揚民主、加強監督的愿望,又便于操作,易于推廣,大大增強了改革的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