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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農民工職業教育探討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一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一、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職業教育資源協調欠妥各級地方政府作為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主要主體，職能定位不夠準確,越位、缺位、錯位現象時常存在,這些極大地影響了農業高等院校、職業院校參與的積極性。河南省有著非常豐富的農民職業教育培訓資源,但由于這些資源分屬于不同的部門管理,各部門之間缺乏必要的協調聯系，往往都是各自為政,從而導致資金使用分散,難以形成集約效益、規模效益，難以形成系統化、長效化的培訓機制。表面上講，多個部門的積極參與,體現的是各部門對農民職業教育工作的支持。實際上講，這種多頭式的管理,由于缺乏統一明確目標,勢必會造成宏觀指導上的極大盲目性。職業教育資源不能科學合理配置使用,職業教育培訓任務落實難度變大，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盲目性、無序性也就突顯出來。
（二）職業教育法規建設滯后2010年，《天津市農民教育培訓條例》出臺，這是我國第一部關于農民教育培訓的地方性法規。盡管之前有許多相關法律法規都從不同側面涉及這一領域問題，但并不都是專門針對農民教育培訓而制定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覆蓋面不全、規范性不強、針對性不夠等問題。相關法律法規的缺少，讓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無法可依，無章可循，使得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依法施教、依法培訓無所遵循,依法治農、依法助農缺少相應地依據。農民職業教育培訓專門立法的空缺，影響到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工作的正常進行，使得職業教育培訓常會因人而異、因地而異，缺乏長期有效性。現在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他們已經不再只是為求生存，滿足于從事一份簡單的工作，等賺夠錢再返回農村生活的群體。他們是一群為獲得更大發展，適應生活需要，努力追求一份技術含量高，渴望定居城市的新生代。因此，加快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步伐，是推進城鄉一體化、實現社會和諧穩定的戰略舉措。
二、推進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不斷完善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相關政策目前我們還沒有形成完善的職業教育體系，雖然1996年我國也有了自己的《職業教育法》，但是以“農民”和“職業教育”命名的相關法律卻很少。因此，應逐步健全以“農民工職業教育”相關的法律體系。如農民工職業教育管理問題、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問題、經費問題、職業教師資格準入問題等。中央還應統一制定相關職業教育法，制定統一的行業標準、管理規范，合理配置全國職業教育資源。逐漸改變目前地方政府職業教育立法多、中央統一立法少和地方政府職業教育法律效力低、不完整、協調性差的問題。從法律上給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發展提供政策保障。同時，全國人大應不斷加強對職業教育立法的監督，保障職業教育法律、法規不與憲法相抵觸，監督地方性職業教育法律、法規的制定。加強對職業教育法的執法檢查，保證在執行過程中的合法性、合理性。保障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在立法中得到體現，保障對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法的貫徹。如果條件允許，應將社會組織納入職業教育法律的監督體系。這些社會組織應包括社會公益組織、農民工團體、相關行業協會等。將社會組織納入法律監督體系能更好地體現我國法律監督的民主性，也能彌補各權力機關在法律監督過程中的不足。
（二）不斷加大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資金投入為使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得到良好發展,必須在資金投入上加大力度。地方政府要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作為一項公共事業，把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經費納入各級財政預算，根據需要，逐年增加，建立起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就業培訓基地和專項扶持基金。逐步完善績效評估制度，根據服務年限不同、業務水平等級等確立相應的補助金額，給予符合職業資格的新生代農民工以一定資助，使其更能為社會貢獻才智。有時候，單依靠政府投資模式還是遠遠不夠的,所以要發動更多的社會企業和民間力量進行資助。新生代農民工參與職業教育培訓的目的就是到企業就業，在一定范圍上講企業就是職業教育培訓的直接受益者。因此，企業可以針對那些受教育程度高、思維活躍，具備從事專業技術崗位意愿的新生代農民工優先招聘錄用為員工，然后統一交由政府培訓，合格上崗后企業支付培訓費或者從他們每月工資中(一定要在可承受范圍內)逐步扣除，這樣就能夠最大程度地減輕新生代農民工自已籌措職業教育培訓費用的壓力。
（三）不斷創新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機制方式不管是政府還是企業都應具備戰略眼光，從大局角度出發，堅持科學發展、以人為本的原則，擯棄那種患得患失、陳舊落后的培訓觀念，不斷創新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機制方式。第一，引導新生代農民工參加專業技術培訓。在職業（院）學校開設各類專業技術培訓班時，政府工作人員要積極到企業開展宣傳，吸引更多新生代農民工參加專業培訓。第二，積極為新生代農民工繼續學習創造條件。社區學校要主動做好相關的組織和服務工作，將新生代農民工基本素質教育培訓與各系統新生代農民工安全生產培訓、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新生代農民工崗前培訓、新生代農民工特種技術人員培訓等各類職業和技能培訓貫穿起來，實現對接。第三，開展黨團組織活動。在新生代農民工集中的企業建立黨、團組織，加強教育管理，既有利促進群團組織建設，也有利于新生代農民工更好發展。第四，加強法制教育活動。聘請專家、教授、法律工作者為新生代農民工授課，進行普法教育宣傳，不斷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法律素質。第五，根據市場需求，開展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特色項目。如月嫂、保育員、育嬰師項目的培訓對象主要是針對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女性農民工，這些都為新生代農民工們提供了更多的學習、就業機會。
（四）不斷推廣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先進經驗國內外農業人才培養的成功經驗，有助于解決河南這個人口大省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問題。美國農業職業教育為其國家實現農業現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國的農業職業教育體系相當完備，全國劃分聯邦、州和地方三級，其中聯邦一級設立了進修學院、州一級設立了州立大學和農學院、地方一級設立了中等農業技術學校。州立大學和農學院的主要任務是培養本科生、負責協助辦理社區學院、培養中級農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為本州農業經濟提供咨詢、開辦各種形式的農業培訓和普及現代化農業科技知識。中等農業技術學校除招收農村青年外，還為成年農民提供技術支持。除了這些正規的學校外，還包括各種類型的非正規學習活動，如“4H俱樂部”、“美國未來農民協會”等。法國政府把農民接受職業教育培訓，取得合格證書作為經營農業資格、享受國家優惠政策和補貼的必備條件。其農業職業教育辦學機制非常靈活，經常是深入到田間地頭、落實到農民家里，形成了一種較為實用、影響長遠的培訓方法。日本的中等農業職業教育是農業職業教育的中堅力量。農業高中以培養各地區農業繼承者為目標，圍繞本地區的農業實際問題開展教育，提高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普通高中是為了培養農業專業和農業相關聯產業技術者。除此之外，還積極推進學生取得職業資格的指導活動。英國有著比較完善的農業職業教育體系，有初、中、高三個層次，同時建立了業余培訓作為正規學歷教育以外的補充，英國農業職業教育十分重視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各地設有200多個農業培訓中心，以招收具有農業工作經驗的年輕人為主。雖然世界各國社會制度、經濟發展水平不盡相同，但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都非常重視農村經濟的發展、重視農民的職業教育培訓。各個國家在各自發展過程中都探索出了一套獨特的經驗，研究發達國家農村或農業職業教育的經驗對推動我省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發展具有借鑒意義。新生代農民工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它的健康成長發展關系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關系到城鎮化建設，關系到產業結構、經濟結構調整，關系到民族興衰。因此，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是一項系統工程，它所涉及的不僅僅是教育培訓本身，同時是與新生代農民工相關的勞動就業、權益保障、社會地位、文化生活等問題，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課題，需要我們不斷地深入研究。
作者：劉秋麗單位：中共濮陽市委黨校
摘要:通過對河北省農民工人口素質和培訓情況的調研，分析現階段農民工的特點，提出加強農民工職業教育要與農民工的就業、培訓意愿以及重視農民工培訓的社會理念相結合。
關鍵詞:農民工；職業教育；就業
針對農民工就業與職業教育問題，我們在2009年2月對河北省的農民工進行了社會調查。本次社會調查涉及了河北省11個市的760個行政村，在每個村中選取5戶農民工家庭進行入戶訪談和問卷調查。共發放調查問卷3800份，回收的調查問卷經過整理審核篩選后，刪除無效回答的案例，最后獲得有效問卷3333份。
一、對河北省農民工的調查情況與分析1。年齡分布以青壯年居多。河北省是勞動力資源大省，目前共有700－1000萬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在外務工人員總計626萬。本次調查的農民工年齡，以21－45歲居多。其中20歲及以下的人口占12%，21－30歲人口占40。2%，31－45歲占33。1%，46－54歲占12．5%，55歲及以上的占2。2%。之所以出現青壯年農民工占多數的情況，是因為這一年齡段的人口最具有遷移選擇性。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他們的遷移預期收益要大于遷移成本，愿意為了自身發展或增加收入到各地就業。而年輕人口相對來說文化程度較高，接受新事物快，學習能力強。因此，對農民工的職業教育和培訓工作也要抓住年齡這個特點。
2。性別分布上男多女少。調查表明，在性別分布上男性農民工居多，占到被調查人口的66。9%。
農民工性別結構上呈現出男多女少的特征，是因為男性農民工更傾向于外出務工，而農村女性人口由于在家鄉結婚生子、照顧家庭，相對出去打工的較少。而且，調查數據也顯示，機械制造業、建筑業等行業中男性農民工居多，而紡織服裝業、餐飲服務業中以女性居多。因此，在對農民工進行職業教育時，要針對性別和工作特點進行不同職業的培訓。
3。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在文化程度方面，調查表明，河北省農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為主，占到52%；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占24。3%，高中、職技校及中專占19。2%，大專及以上占4。5%。就目前農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來看，一般說來，農村人口的文化程度與年齡大小呈反方向變化。年齡越輕，文化程度高的比例越大。
農民工整體文化程度偏低，勢必會影響其就業狀況，而且還影響農民工接受職業教育的積極性。文化程度低的農民工有的對學習不感興趣，有的在接受培訓時，出現聽不懂的現象，打消了他們的學習積極性，還有的認為自己文化水平低，不敢去參加培訓。
4。缺乏職業技能培訓，就業能力低。在被調查的3333位農民工中，有1502人沒有接受過任何職業技術培訓，占調查農民工的45。2%，只受過幾天或1個月以內技術培訓的分別占到15。6%和16。2%，而接受過一年以上培訓的僅占6%。職業技能培訓時間短使得返鄉農民工再就業變得更加困難。通過調查也了解到，返鄉農民工大多數從事的是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職業，而隨著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城市的產業不斷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知識密集型轉化，對進城務工人員的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要求逐漸提高。農民工職業技能水平低，就業能力差，很難適應現代的高技術要求的企業需要，從而加重了勞動力供求之間的脫節。
5。就業地區以省內及周邊地區為主。調查發現，河北省農民工務工的主要地區是河北省內和京津地區，占到調查人數的77。1%，反映了河北省農民務工的一個特點。務工所在地以一般地級市最多，為32。2%，其次是省會城市，為25。6%，直轄市為20。6%，縣級市和鄉鎮分別占12。3%和9。2%。文化程度和打工距離也有相關關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傾向于到外省或沿海地區做長距離流動，受教育程度越低，越傾向于到近距離的省內流動。因此，職業培訓程度和技術水平影響著農民工外出就業的空間流動，技能水平低的農民工向大都市的轉移相對比較困難。
6。外出務工的途徑狹窄。目前，農民工進城務工有多種途徑，就業途徑也能反映出其職業技能高低。這次調查表明，有41。8%的農民工是通過親戚朋友介紹，有22。4%的農民工通過老鄉介紹，
23。2%的農民工靠自己出去求職，2。7%的農民工由政府或職介組織介紹。由此可見，農民工進城務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依靠傳統的血緣、地緣人際網絡關系，外出就業的途徑狹窄。一般來說，擁有較高技能的農民工外出就業可以走出依靠親友介紹的圈56子，走向市場就業，獲得大量的就業信息，拓寬就業渠道。
7。參加教育培訓意愿較高。調查中農民工對參加技能培訓的愿望較高。有57。3%的人愿意接受正規培訓，有35。7%愿意接受簡單培訓，只有7%的人不愿意接受培訓。隨著農民工在外工作經歷的增多，越來越多的農村人看到了沒有一技之長的弊端，沒有市場競爭力，會隨時面臨失業問題，而且在城市中只能干最臟最累的工作，這些都促使他們產生學習知識、進行職業培訓、增長技術水平的愿望。
二、對農民工進行職業教育的對策與建議通過這次調研，可以從中發現現階段農民工的工作技能跟不上時展需要，使得其就業能力十分脆弱，因此，要做好農民工就業工作，就要切實加強對農民工的職業教育和技能提升培訓。
農民工的職業教育與很多因素有關，根據這次的調查情況，提出以下對策與建議:1。職業教育要與農民工的就業緊密結合。我國非常重視對農民工的培訓工作，2008年11月，《教育部辦公廳關于中等職業學校面向返鄉農民工開展職業教育培訓工作的緊急通知》正式下發，教育部要求各地教育部門加強與農業、勞動、財政等部門的協調與合作，為返鄉農民工接受職業教育培訓提供支持和幫助。但目前的農民工培訓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很多培訓與就業脫節，或只是進行普及性教育，這必然會影響到農民工的培訓積極性和培訓效果。因此，要把培訓工作落到實處，把職業教育與農民工的就業緊密結合起來。在進行職業培訓前，要考慮到農民工的特殊性。可以先進行調查，根據受培訓者的接受能力、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齡段、不同性別區別對待，再確定教學內容和專業教師，有針對性的開展培訓。另外，培訓要與農民工所要從事的工作相結合，注重實用性。對不同的行業、工種，采用不同的教學手段。如知識、技術性強的培訓多開展課堂教學和師生互動，在討論中讓學員學會知識；實踐性強的可聯系工作地點進行現場教學，活學活用；對有意愿自主創業的人員，要對其進行創業方面的知識培訓等等。只有做到有的放矢，把職業教育與農民工的就業緊密結合起來，職業教育的效果才會顯現，才能真正增強農民工的就業能力。
2。職業教育要與農民工的培訓意愿相結合。農民工自身的培訓意愿影響著培訓積極性。從這次社會調查結果來看，農民工的文化程度越高，就越愿意接受正規的職業培訓；而所受職業技能培訓程度越高，農民工從事的工作就相對輕松、收入也更高。但是，由于農民工工作的不穩定性，有的人認為接受了這次培訓，下次可能又做其他工種的工作了，白耽誤時間；有的農民工只看到了眼前的經濟利益，認識不到通過培訓、提高工作技能對于他們就業和提高家庭收入的重要性，因此，參與培訓的積極性不高或只是被動參與。
職業培訓必須要調動農民工主動參與培訓的積極性，只有主動學習，才能提高教育效果，讓他們盡早掌握一定的職業技能，提高自身的就業競爭力。可以一方面利用市場信息調查，密切結合勞動力市場需求變化，滿足農民工群體的就業需要。另一方面，進行職業教育宣傳，大力宣傳職業培訓的作用，或讓學有所成的農民工現身說法，這些農民工在農村是相對優勢的群體，有的在城市有很好、穩定的工作，掌握了一技之長；有的通過學習技術回鄉自主創業，他們的成就會極大的提高農民工的培訓積極性。
3。職業教育要與重視農民工培訓的社會理念相結合。我國的農民工是勞動者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推動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和城鄉經濟建設發揮了巨大作用。加強對農民工的職業教育工作，提高他們的工作技能，對于提高我國人口的整體素質，促進城鄉經濟發展，縮小城鄉差距，構建和諧社會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正確認識到農民工培訓在農村勞動力轉移中的意義，認識到農民工就業對我國經濟建設的作用，是做好農民工職業教育工作的關鍵。
農民工的職業教育工作不只是在職業教育學校中進行，在工作單位中也要重視。目前，國內有很多企業只是看到本單位的短期經濟效益，對農民工重利用而輕培訓，再由于農民工的流動性強，而不愿多做投資。導致農民工工作缺乏技術含量，市場競爭力差，一旦企業裁員或停產，就面臨就業困境。
可以通過政策宣傳、媒體報道、社區服務、企業教育等多種方式，大力宣傳農民工培訓的地位和作用，使社會各界成員深刻認識到農民工培訓是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健康發展的需要，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建設的需要，是縮小城鄉差距、建設和諧社會的需要。從而在全社會樹立重視農民工培訓的社會理念，為農民工職業教育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摘 要 網格化管理是一種按照地域管理原則，將管轄劃分成若干個網格單元，每個網格執行動態，全方位管理的數字化管理模式。將網格化管理理念引入到城市農民工職業教育管理體系中，形成網格化管理模式，可以有效解決目前城市農民工職業教育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關鍵詞 農民工 職業教育 網格化管理
一、網格化管理的概念
網格管理起源于網格，它是近年來國際上成為一個重要的信息技術，目的是實現網絡資源共享和協同工作，加快信息的共享和流動。網格化管理，即按照地域、管理原則，將管轄劃分成若干個網格單元，每個網格執行動態，全方位的管理。它是一種數字化管理模式。它以網絡中的“網格化”為基本理念和思路，對系統內部的所有資源和信息進行整合，實現協調與互補，進行模塊化的現代網絡系統的管理新模式。進一步來說，網格化管理將客戶的實際需求以及業務管理的系統為出發點，對資源和信息進行有機整合，方便用戶更容易、更便捷地接受需要的服務。
網格化管理概念的引入，對于管理界有很大的作用，它可以解決一些問題。比如，在一個系統性的工作中，各部門工作若存在無目的性、隨意性、缺乏整合與相互合作，利用網格化管理就可以對此問題加以解決。從性質和功能的角度看，網格化是一種配置體制和協作機制，是組織創新，其實質是資源的有機整合。相對于現行組織農民工職業教育管理中存在的職責不確定性、重復交叉性、資源配置的分割性、各自為政的封閉性、實際運行的低效性等弊端而言，網格化管理重要的價值意義就在于它的有序化、民主化、高效化。
二、網格化管理在農民工職業教育中的可行性分析
對城市農民工進行網格化教育的一個很好的作用，就是農民工可以在自己生活的區域內快速獲得信息和資源，接受系統化的符合需求的相關職業教育。從這個角度來講，農民工職業教育網格化管理，可以實現教育資源和信息的有效整合，可以幫助農民工快速提升職業技能和實踐水平，同時接受到很好的教育服務。我們將網格化管理理論應用到職業教育資源整合系統的研究，設計一種網格職業教育資源的優化模型，將為職業教育資源的整合，職業教育的管理和監督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方案。
（一）推行網格化管理的必要性
首先，建設服務型政府為農民工職業教育網格化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務必要“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所謂的服務面向社會，是指所有的部門或行業，所有生產或消費的運作，以服務為手段、以服務為形式，以服務為宗旨。網格化管理的基本載體是網格單元。其采取的主要手段是管理，而最終目的是組團式服務。城市農民工對技能的需要具有多元化，網格化管理的引入能更好地整合目前社會上的不同資源，在職業教育中滿足農民工的不同需要，對網格內的農民工開展針對式服務，并不斷增加和完善服務項目，主動服務于農民工的成長和發展。
其次，社會資源為農民工職業教育的網格化管理提供了強大支持。
從職業教育資源整合的全局角度來看，將農民工職業教育相關的資源進行整合設計，將零散化為整體，發揮整體優勢，實現全局優化，能夠為用戶提供良好服務。具體來說，通過網格化管理，完善用戶接入、信息共享、任務協調和資源分配等基本環節，實現職業教育資源的整合和統一管理。同時，雖然農民工職業教育在資源和管理主體上具有分散的特點，但是網格化管理可以將各種資源進行模塊化分工，并實現整合管理，為網格進行節點控制，加快分散資源的整合利用。針對農民工割職業教育培訓的過程，網格化管理可以對系統中的每個資源進行整合利用，促進優勢資源的功能發揮。
（二）實施網格化管理的條件
首先，職業教育創新理念是實施的保障。2010年初，中國教育部提出的服務類型的職業教育理念，即職業教育提高質量為核心，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推進教育教學改革。從方法論的角度看，“網絡管理，組團式服務”是“網格化管理”的辦法，重點放在如何“組團式”的問題，這與教育部“以服務為宗旨”的教學理念完美結合。農民工職業教育的“網絡管理 組團式服務”模式，就實現了教育由“管理”到“服務”的轉變，更注重服務的實施培訓對象的所有各方的需求。
其次，信息技術是實施的硬件條件。現代教育理論為教育信息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網絡管理，組團式服務”為教育信息化提供了實踐渠道。“網絡管理，組團式服務”，首先需要網絡技術支持。一方面，中國的網絡科技的飛速發展，信息終端普及率提高，農民工群體可以通過計算機和手機終端接收和利用資源，可以在各種環境中的職業教育學習資源。另一方面，我國職業教育已經獲得了大量的信息技術的支持，教學技術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人力資源是實施的軟件條件
網格化管理的人力資源條件包括很多方面，這使得城市農民工職業教育的師資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整合。可以通過職業教師培訓，或是聘請企業高級技師等方式，來彌補城市農民工教育資源方面的不足。其中，高職院校通過教師團隊和學生干部團隊的人力資源整合，為“網格化管理 組團式服務”為城市農民工職業教育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支撐。
【摘要】全面分析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工作現狀，查找存在的問題，借鑒國外及東部發達地區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經驗和理論實踐成果，結合當地實際，構筑符合地方實際、具有地方特色、行之有效的新生代農民工技能提升工作模式。
【關鍵詞】新生代 農民工 職業技能 教育培訓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實施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計劃。”為了更好地落實中央這一要求，筆者在借鑒相關理論的基礎上，采用查閱資料、實地調研、抽樣調查和個人訪談等方式，了解當前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教育的現狀。要有效解決當前各地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教育過程中存在的相應問題，必須結合實際，構筑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分層教育培訓模式，切實抓好入職前分層教育管理工作，注重強化入職后分層教育管理工作，才能如期把農民工的職業技能教育，打造成“民心工程”、“質量工程”和“幸福工程”。
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工作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各級黨委和政府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對提升農民工職業素質技能的相關精神及要求，認真抓落實、促發展，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與“十三五”規劃的總體要求相比還有一定差距。
一是系統合力沒能形成，教育資源挖掘不夠。從基層政府管理功能看，縣（區）、鄉鎮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針對農民工職業素質和技能教育管理工作缺位現象不同程度的存在。農民工管理工作縱向涉及國家、省、市（州）、縣（區、市）及鄉（鎮）政府部門，橫向涉及同級的人力資源、農業、科技、教育、財政、工會、婦聯等相關部門。筆者參與的調研結果顯示：縣（區）以下的政府及管理部門，為農民工提供身份轉換保障的服務較多，在職能范圍進行農民工技能教育的政府部門不多。調研結果還顯示，在農民工技能教育培訓過程中，各教育主體因受自身人力、財力、物力、權限等因素的影響，教育主體之間缺乏溝通、教育信息的渠道有限，單兵作戰、各自為政的現象極為普遍，各方教育主體雖然積極作為，但主體優勢依然難以發揮，導致農民工技能教育培訓覆蓋面不寬、效力不佳等問題產生。根據調研數據，只有35%的農民工認為國家政策非常支持他們接受職業技能教育；盡管各教育主體定期或不定期地開展農民工技能教育培訓，但依然有50%的農民工不知去哪里參加教育培訓；有41%的農民工不知道企業、周圍社區各類學習資源的分布情況；在參加過教育培訓的農民工中，認為教育效果好的占10%，較好的占30%，一般的占60%。
二是教育客體期望和教育參與率差距較大。多數農民工有提高自身技能的愿望，目標也較清晰。調研數據顯示：首先，農民工對職業技能教育的期望較高。有45%的農民工希望提升自身技能，35%的農民工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愿意提升自身技能。其次，部分農民工有業余學習習慣，比如有28%的農民工會利用休息時間看書、看報。再次，農民工的教育目標也較明確。有30%的農民工有“充電加油”的愿望；有32%的農民工有升職、改行的愿望；有38%的農民工參加培訓是為了增加收入。所以，農民工參加職業技能教育培訓的原始動力是解決自身發展的需要。
構筑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分層教育培訓模式
首先，切實抓好入職前分層教育管理工作。要建立完善科學、有序、有效的輸出地動態人力資源信息庫。對于輸出地政府及部門而言，可以借助信息庫，全面了解當地農民工的具體情況，根據需求地就業信息，有針對性地為農民工提供就業服務；就農民工而言，可利用此信息庫了解需求地就業形勢、行業崗位情況，在就業方面少走彎路。要建立和完善州（市）、縣（區）、鄉（鎮）、村（居委會）四級組織的農民工個人信息收集聯動和定期更新機制，做到管、用有機結合；搭建好州（市）、縣（區）、鄉（鎮）、村（居委會）四級組織用工信息分享平臺，開辟農民工供求信息分享渠道，為農民工就業提供有效服務。同時，挖掘農村相關教育資源，提升農民工入職前的綜合素質。切實搞好農村“普九”教育工作，從源頭上提高農民工的綜合素質；利用農村現有教育資源，開設臨時文化課補習班，補齊農民工文化程度偏低的短板；探討在農村初、高中班開設職業生涯教育等課程的新路，構建提高就業意識的平臺；初、高級職業學校要定期或不定期地深入農村，宣傳職業教育的重要性；行政村的相關領導要宣傳好農民工就業的相關知識，充分利用農民工回家過年過節的機會，請優秀農民工現身說法，交流相關經驗。
其次，注重強化入職后分層教育管理工作。入職后強化階段的教育，必須從整體布局出發，從不同層次農民工的教育需求出發，進一步強化政府管理職能，充分發揮各教育主體的優勢，充分發揮農民工學習提高素質技能的自覺能動性，不斷探索教育模式、規律，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服務。
各級地方政府要建立完善農民工技能教育培訓工作的協調機制，并完善相關配套政策。一是要及時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符合實際的管理機制，明確地方管理主體及教育主體的職責、職能、范圍；要明確各管理系統及各教育主體相關工作的考核及獎勵辦法等內容，使之成為長效的機制。二是相關配套政策要到位。各級政府管理主體要加強《農民工服務手冊》的一體化管理；出臺農民工自主創業的扶持政策，幫他們解決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實際困難；進一步出臺幫助、扶持、鼓勵農民工技能教育培訓的政策，為他們搭建提升技能的平臺；建立農民工教育成本由政府、企業、社會力量、農民工個人四方共同承擔的分攤機制，為農民工技能教育培訓分層教育模式提供資金保障。
要進一步優化地方教育主體的結構，創建符合當地實際、行之有效的新生代農民工技能教育培訓分層模式。第一，縣（區）級以上的政府要建立符合實際、具有宏觀指導性的新生代農民工技能教育培訓分層規劃，明確各教育主體的培訓范圍、職責、效能。第二，企業是雇傭農民工的主體，也是農民工技能教育培訓的主體，要改變“只用不訓”“減少開支”的想法，樹立“提升農民工的技能是為企業增效”的理念，為農民工創造提升技能教育培訓的空間和條件。第三，各地高校教育資源豐富，要挖掘成人繼續教育學院的潛力，開辦流動課堂，滿足農民工對學歷教育的需求。第四，各地初、中、高等職業教育院（校）是新生代農民工技能教育培訓的主陣地、主戰場，要發揮好自身條件及優勢，采用不同辦學形式，為城鎮化、現代化建設建功立業。第五，各地政府要做好區域內工會、團委、婦聯、社區、圖書館、NGO等組織的工作，引導他們積極參與新生代農民工技能教育培訓，建立完善運行的機制，盡快融入新生代農民工技能教育培訓主體行列的大潮中。
州（市）、縣（區）級政府要確定符合自身實際的宏觀、中觀和微觀目標方向，不斷適應現代化建設和農民工的需求。宏觀教育目標要體現出區域發展的優勢，注重農民工技能提升工作的針對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中觀教育目標要突出行業特點，把行業自身建設與農民工技能教育有機結合，相互促進；微觀教育目標要突出農民工自身發展需要，解決深度職業規劃和教育規劃問題，提高他們適應各種工作的實際能力、為他們就業、再就業、創業提供智力支持。
（作者為中共保山市委黨校黨委委員、馬列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摘 要：職業教育是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實現市民化的重要推動力，價值追求對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實踐起著目標定向和宏觀調節的作用。“以人為本”要求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尊嚴的實現、加速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形成了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價值追求的邏輯起點；“人的發展”要求拓寬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內容、提高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層次，構成了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價值追求的關鍵環節；“教育公平”要求破除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有效進行的障礙、保障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權利，成為了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價值追求的落腳點。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以人為本；人的發展；教育公平
作者簡介：皮江紅，女，江蘇徐州人，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后，浙江工業大學教育科學與技術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職業教育基本理論研究。
如何讓新生代農民工這一不具有市民身份又幾乎完全依賴城市的新群體真正融入到城市主體生活中去，做到“融入有機會，生活有尊嚴，發展有希望”，已經成為我國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一個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新時期的職業教育承載著三項基本功能，“即培養創新創業精神、促進人與產業的匹配、推動邊緣化群體的社會融入”[1]。職業教育是新生代農民工提高就業質量、提升職業發展空間，憑借自身努力實現社會地位上升的最主要途徑，這也是新生代農民工實現市民化、真正融入城市的必由之路。
在實踐活動中，作為人類改造的對象，外界事物與人類建立了一種新的關系，即價值關系。哲學意義上的價值泛指客體對于主體表現出來的積極意義和有用性，其顯著特點是“價值的性質和程度如何，主要取決于價值主體的情況”[2]前言3。“價值”這一概念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它揭示了人類實踐活動的動機和目的。職業教育的價值就是考察職業教育如何滿足作為價值主體的人（包括就業者和從業者）獲得相關職業資格和人力資本提升的需求，進而最終滿足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需要[3]。價值追求對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實踐活動起著目標定向、宏觀調節的作用，在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中強調價值追求，其意義在于可以校正理論研究中被扭曲的或滯后社會發展的價值標準，克服實踐中比較流行的工具主義、技術主義和教條主義及其造成的弊端。
一、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價值追求的邏輯起點：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又稱人本主義，是一種具有相對普遍世界意義的價值觀。社會科學上的“以人為本”思想的核心是強調以“人”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來研究各種社會問題，并最終服務于人類問題的解決。職業教育價值追求中的“以人為本”是與“工具主義”相對應的一個范疇，“工具主義”職業教育側重于職業教育對社會經濟發展和個體就業的工具性能，這些工具性的功能又依照不同領域分為“職業教育對經濟領域的功能（如GDP的增長）、職業教育對政治領域的功能（如執政合法性）、職業教育對社會領域的功能（如社會穩定）等”[4]。”“工具主義”職業教育片面地強調針對特定工作的特定技能以及特殊訓練的重要性，強調人對工作、崗位、社會的機械服從和順應，帶來人的“異化”。“工具主義”職業教育實質是把受教育者當作客體加以塑造，忽視職業教育中人文素養養成和公民意識培育的內容，漠視職業教育對象的主觀愿望和主體意識，因此，在“工具主義”職業教育價值觀的指導下不可能真正地實現發展和培養人的各種潛能的目標。
從本質上講，教育活動終極目的并不是按照特定要求把教育對象塑造成符合一定標準的“器物”，而是培養具有“真善美統一的完滿人格”[5]的人，所以無論何種形式的教育其邏輯起點都應該是“以人為本”。職業教育作為教育形態的一種，也必然符合這一邏輯要求。“以人為本”的觀念從根本上肯定職業教育與人的自由和福利的直接關系，主張職業教育的價值超越簡單的工具性作用。在“以人為本”的價值視野下，職業教育不再僅僅是為了謀生，而將是不同個性、興趣、愛好者以充實自我、怡悅人生的一種多姿多彩的生活教育。我國職業教育的先行者黃炎培先生早就指出，“教育以‘人’為本位，不是把課本或學校做本位，亦不是把地方或國家做本位”，職業教育“是為‘人’而教育”[6]324。當然，“以人為本”的職業教育價值觀只是強調職業教育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功能都必須建立在尊重個性發展和選擇自由的基礎之上，并沒有否認和排斥職業教育在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中所起的作用。
新生代農民工是我國新時期、新階段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之一，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教育問題是“以人為本”思想的時代呼喚，也是我國全面解決農民工問題以及推動新型城鎮化發展的要求。《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中指出，“解決好農民工問題，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任務，關系到改革發展的穩定性，首先要堅持以人為本、公平對待、尊重和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明確了解決農民工問題的“以人為本”要求。《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第四章“指導思想”提出了“以人為本，公平共享”的基本原則。該基本原則要求，“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合理引導人口流動，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不斷提高人口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公平正義，使全體居民共享現代化建設成果。”“以人為本”思想在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中的貫徹，主要體現在新生代農民工發展權的實現上，真正通過職業教育幫助新生代農民工獲得融入城市所需要的職業技能、文明素養和創業潛力。
從現實情況來看，在我國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實施的過程中還存在著一些與“以人為本”價值定位不相符的地方。具體表現在：第一，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政策的制定多立足于符合產業部門的目的與要求，較少考慮到受教育者――新生代農民工本身的愿望和真實需求。第二，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類型大多是技術含量低、實際操作水平高的工種，使得新生代農民工無法獲得先進的現代職業技能來武裝自己，從而影響他們融入城市生活。第三，一些新生代農民工所流入的城市在開展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時，并沒有真正實現從“管理”向服務的轉變，存在著一些漠視甚至排斥的做法。
將“以人為本”作為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價值追求的邏輯起點，需要做到兩點：其一是通過職業教育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尊嚴的實現。新生代農民工尊嚴實現的基礎是有一份安身立命的職業，并且能夠在較長時期內保有該工作。“職業教育有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學習文化知識和掌握技能的本質屬性，能使其全面‘提素’，更好地促進其就業，保證其尊嚴得以實現”[7]。其二是通過職業教育加速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在我國，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呈現出明顯“中國特色”的“二階段路徑”的特征，即農民轉化為市民需要經歷兩個階段：“一是從農民到農民工的轉變；二是從農民工向市民的轉變”[8]。從發展階段分析，新生代農民工主體正處于第二個階段。因此，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中的“以人為本”，就應該從培養新市民出發，加速推進新生代農民工的再次社會化，幫助他們實現由農民工向現代市民的轉變。
二、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價值追求的關鍵環節：人的發展
學界一般從發展權和人學理論兩個角度來把握人的發展問題。從發展權視角認識人的發展問題來自于聯合國的《發展權利宣言》，1986年12月4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發展權利宣言》（第41/128號決議）明確規定，“發展權利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由于這種權利，每個人和所有各國人民均有權參與、促進并享受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在這種發展中，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都能獲得充分實現”[9]。人學理論角度的分析，來自于人的全面發展理論。人的全面發展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的核心內容，其內涵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即“人的勞動能力的全面提高、人的社會關系的全面發展、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人的個體需要全面滿足”[10]。
人類社會的歷史及現實已經證明，人的發展離不開教育，教育是促進人的發展的最有效的環節和途徑。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在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的教育研究報告中指出，教育是“保證人人享有他們為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和盡可能牢牢掌握自己的命運而需要的思想、判斷、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11]494。職業教育與人的發展之間同樣具有非常密切的聯系，職業教育的價值功能注重人的“潛能”是否得到充分發揮，人的個性是否得到充分張揚，人的主體人格是否得到自由發展等。作為一定崗位中的職業人，要想在崗位選擇中處于主動地位或者適應崗位不斷變化的新要求，就必須具備綜合的職業能力。這就要求職業教育不應只是簡單的職業培訓，而是一種與人的發展密切相聯系的“教育”形式。所以，職業教育也應“注重人的發展，培養全面發展的職業人”[12]。
在新生代農民工的發展中，職業教育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集中體現在可以幫助他們改善就業環境和實現自身階層位置的上升兩個方面。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認為，從整體上看，勞動力市場存在首屬勞動力市場（Primary Labor Market）和次屬勞動力市場（Secondary Labor Market）的分割。首屬勞動力市場收入高、工作穩定、工作條件好、培訓機會多、具有良好的晉升機制，但它要求進入該市場的勞動力具備特定的知識與技術。次屬勞動力市場雖然不要求任何特殊的知識技術和嚴格的準入條件，但勞動者收入低、工作不穩定、工作條件差、培訓機會少、缺乏晉升機制[13]。目前，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上處于次屬勞動力市場之中，就業的非正規化直接導致了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就業中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對待。除了無法享受到在正規單位就業應有的生活、醫療、養老等福利之外，“同工不同酬”、拖欠工資、簽訂歧視性工作合同等現象也十分普遍。受教育程度及相應的職業資格是進入首屬勞動力市場的基本條件，而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技能素質總體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他們進入這一勞動力市場。大量的理論和實踐都已證明人力資本水平對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有著巨大的影響，因此，職業教育事實上已經成為新生代農民工實現從次屬勞動力市場向首屬勞動力市場流動，從而不斷獲得提升機會的重要推動力。
根據個人擁有資源量的不同，著名社會學家陸學藝教授等人將我國社會自上而下劃分為十大社會階層：即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員工、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14]21。各個階層在社會經濟收入、福利待遇、就業保障與社會地位等方面都有一定差異。社會分層理論認為，“教育是社會的分類機器”[15]，教育是現代社會中將個體培養成不同的勞動力并將其分配到不同職業層次中的主要途徑。從發展階段上看，多數新生代農民工現已完成從農業勞動者階層到產業工人、商業服務員等階層的轉移，開始把發展目光轉移到了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等社會階層結構的中間層。他們渴望通過職業教育獲得與市民同等發展的機會，實現個體在社會階層位置的上升。當前我國政府主導的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只關注就業問題，對新生代農民工職業生涯發展和社會向上流動普遍缺乏關注，這也正是職業教育未能有效吸引新生代農民工參加的重要原因。
為了更好地回應對人的發展的價值追求，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需要拓寬教育內容和提高教育層次。長期以來，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只關注他們的生存而忽視其再社會化發展的需求，表現為對這一群體最終成為未來城市新市民所應該具備的觀念意識和綜合知識素養關注不夠，而這些內容恰恰是農村轉移勞動力從“農民工”向“現代市民”轉化時所面臨的素質瓶頸。因此，必須按照人的全面發展以及培養“發展型”新市民的要求，拓寬職業教育的內容，多方面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綜合素質，以使他們能夠實現對城市這一新環境的全面適應。另外，保障新生代農民工發展權的實現需要不斷提高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層次與水平。不少地方在職業教育方面不能公平地對待新生代農民工，僅對他們開展一些簡單的職業技能培訓，被研究者稱之為“生存型的外來工培訓”。其主要特征是：“培訓項目時間短、層次低、內容簡單，僅對新生代農民工在次屬勞動力市場就業有一定幫助；培訓的目的著眼于滿足城市經濟發展的用工需求，農民工的個體發展需求得不到尊重”[16]。針對這一問題，需要從市民化的需求出發，提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層次，開展“發展型”新市民培養工作。
三、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價值追求的落腳點：教育公平
從思想發展史的角度考察，關于公平的觀念主要有兩種思潮：自由主義公平觀認為，自由交換不僅是一種權利，也能帶來效率；功利主義公平觀主張“最大多數人的最大效用”。自由主義強調程序，而功利主義強調實質，彼此爭論不休但都有片面性。功利主義以忽視絕對數量相當大的所謂“少數人”的利益為代價，片面地強調所謂“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而自由主義的缺陷在于，經常無視現實社會中的普遍存在，“自由”名義下的強迫和大量的事實上的不平等，滿足于抽象的談論自由。對此，約翰?羅爾斯在1973年出版的《正義論》中批評和調和了這兩種理論，提出了“作為公平的正義”。后來，羅爾斯又在《作為公平的正義》一書中強調了機會公平對于社會公平的重要意義。[17]70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在教育領域的延伸，是社會公平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教育公平也是達致社會公平的最重要手段和途徑之一。例如，對簽約國政府具有約束力的兩份國際文獻，聯合國大會1948年12月10日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和1966年12月16日通過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均明確提出了教育公平的要求，均對各國政府提出了負擔教育成本的責任。作為與人的生存具有密切聯系的一種教育類型，職業教育在實現教育公平及社會公平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英國教育與技能部（English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在探討“高質量的學習（提高就業技能的職業教育）”時將社會公正與職業教育的關系放在首要位置，提出“高質量的學習與高收入、低失業幾率、更高的健康水平和低犯罪緊密相連”[18]161。同城市居民相比較，新生代農民工文化教育程度總體較低且缺乏系統的職業教育，所以他們的職業選擇空間小，難以有效介入社會分層和實現正常流動。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和發展困境表面上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結果，但其根本原因之一是職業教育差異問題。因為對于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工資收入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可收入不平等的根源又在于以個人人力資本差異為表現形式的就業能力和機遇的差異。為此，需要為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新生代農民工提供接受職業教育的機會，提高其職業能力，使他們能夠在城市得以生存和發展，增加社會和諧，促進社會公平。
據王春光研究員的分析，在2000年之前的政策文本里，國家對農民工進城的態度基本上是限制的甚至是排斥的。但2000年之后，我國農民工政策向著公平化方向轉變，漸漸地開始取消了一些歧視和排斥農民工的做法，并采取措施力圖減輕和化解農民工在城市面臨的困境[19]。在此背景下，加強職業教育，全面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素質，符合當前我國社會發展對教育公平的價值追求，對優化社會結構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以教育公平作為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價值追求的落腳點，需要解決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其一，破除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有效進行的障礙。這些障礙主要包括：非透明性、制度的復雜性以及傳統文化理念因素等內容。[20]針對非透明性障礙，政府要建立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教育機制，并以具體制度的形式保證新生代農民工能夠通過有效的渠道獲得職業教育的信息。同時，在推進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改革中，提高職業教育內容的針對性，提高管理程序的透明度和效率。針對復雜性障礙，政府需要做好各類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統合和協調工作，重點完善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補貼機制和分擔機制。針對文化理念因素的障礙，相關部門和機構需要加大宣傳力度，并不斷提高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福利性，比如優先安排入戶等[21]128。同時，需要徹底清理一些歧視性的規定及做法，嚴厲打擊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中的欺騙行為等。
其二，保障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權利。作為受教育基本權的延伸，新生代農民工具有獲得職業教育的權利，這一點應該得到明確和保障。在實踐中，有些新生代農民工工作的城市把他們視作“城市過客”，忽視了新生代農民工本來就應該享受的接受職業教育的權利，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看作是對這一弱勢群體的一種“施舍”。具體的表現是：有些地方為農民工職業教育設置了一定的“門檻”，有些地方對于本市戶籍人員和農民工的教育培訓給予了不同的對待。比如，廣東省對跨省外來勞動者要求必須符合就業年齡，已辦理就業登記并與用人單位簽訂一年以上勞動合同的在職外省籍務工人員，才能接受職業教育培訓。蘇州市對于本市居民的再就業培訓是免費的，而對于農民工的培訓，每個農民工只有一次機會是免費的，第二次培訓就要交錢[22]171。當前，最為急迫的任務是需要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和配套實施措施，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工作納入法制軌道，切實保障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權利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