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攤經濟發展困境及路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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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攤經濟；現實困境；路徑選擇

地攤經濟是指通過擺地攤獲得收入來源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形式。從原始社會到現代社會，地攤經濟的發展也經歷了曲折多樣的變化。地攤經濟、小店經濟是就業崗位的重要來源，是人間的煙火，是中國的生機。然而，地攤經濟的重啟經歷著發展的陣痛，只有敢于面對現實困境，有的放矢，地攤經濟才能實現穩定長久的發展。

一、我國地攤經濟發展的特征

地攤經濟并不是個新生代名詞，原始社會末期的物物交換就是地攤經濟的雛形，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低下，但有一部分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原始人除卻滿足自身需求之外也有部分的產品剩余。為了避免產品浪費現象，更好滿足個體需求，部落與部落之間，個體與個體之間就出現了產品交換的經濟形式，比如用果子換取獸皮，用獸皮換取石器。后來隨著交易人群的激增，貨幣的出現，少量偶然的物物交換逐漸轉變為有特定地點的習慣性物物交換，這也是最早形式的地攤經濟。奴隸社會時已經出現了城市、都邑和貿易，當時的商品交換與消費都是在市集擺攤中進行，地攤經濟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封建社會地攤經濟的發展與朝代對于商業的管制程度息息相關。秦朝的抑商政策讓地攤經濟進入了低谷；漢朝初年文景之治時，商業管制逐漸放開，地攤經濟再次興起；三國魏晉南北朝，由于政局動蕩，政府忽視了對經濟的管控，這個時期的地攤經濟可以說是在夾縫中生存；隋唐帝國的建立，使中國再次迎來了大一統，“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可見在大城市長安、揚州擺攤的商販眾多，同時在鄉村各類集市草市也越來越普遍；宋朝出現了第一次完整記錄地攤經濟的作品《清明上河圖》，生動展現了當時汴京地攤經濟的繁盛和宋朝百姓的安居樂業；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工商業興起，地攤經濟也迎來了最后的繁盛時期。由此可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地攤經濟表現為物物交換的社會生活模式，進入商品經濟時代，我國地攤經濟呈現出新的特征和優勢。

（一）特殊性。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國家文明辦明確表示，在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中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國家開始鼓勵全國各省市縣有序放開并推進地攤經濟發展，陸續推出了一系列的地攤經濟扶持計劃：微信支付的“全國小店煙火計劃”、蘇寧的“夜逛合伙人”計劃、京東的“星星之火”計劃、美團的“春風行動”百萬小店計劃等。至此，地攤經濟重回人們視野之中。地攤經濟之所以在這個特殊時期進入人們的視野，就是因為它能夠發揮其他經濟形式所不具有的功能。地攤經濟進入起點低，在規模經濟運轉困難，以及消費等經濟運行指標出現下滑的情況下，地攤經濟能夠促進社會消費和資本運轉，有利于經濟循環與流通。從經濟的角度講，地攤經濟毫無疑問能夠緩解當前緊張的經濟壓力；從社會角度講，地攤經濟作為底層經濟，其經營包括了廣泛的社會主體，對于社會秩序的構建與優化同樣起著重要作用。由此可見，地攤經濟兼具經濟性和社會性，這也是它的特殊性。

（二）文化性。地攤經濟雖然是一種經濟形態，但它也能帶給人精神文化上的愉悅，形成獨具特色的地攤文化，讓消費者體驗到地域的文化特色。每個城市都有歷史積淀而來的文化人情，比如南京的“長干里潮玩街”，彰顯了秦淮風雅的動人情懷；北京的“兔兒爺”，承載著京城百姓的浪漫心性；西安的“關中秦腔臉譜”，賡續了西北地區的樸實豪放；福州的“磨漆畫”，盡顯時光造就的溫潤美感。這些地攤經濟商品不僅帶有售賣的經濟價值，而且是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隱形載體，它們在城市多元場域中塑造了獨具匠心的傳統特色文化，最大限度保留了傳統文化的生態景觀。地攤經濟發展初具規模后，可以根據地攤經營地的特色文化優化改進自身的銷售方案，在擴大自身盈利的同時，加深對傳統特色文化的宣傳。具體來講就是利用現代工藝將優秀傳統文化所賦值的產品進行規模化、大眾化和個性化生產，擴展了城市傳統優秀文化的宣傳渠道，進而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彰顯現代城市極具特色的優秀傳統文化價值。

（三）便捷性。地攤經濟，簡單說來就是隨手購，不需要復雜的挑選比對，也不需要繁瑣的購買程序。一方面對于地攤經營者而言，擺地攤沒有高額的店面租金壓力，也沒有很高的入行門檻壓力，運營成本比實體店鋪低，售賣的商品大部分以物美價廉為賣點，售賣的群體大部分是中底層收入群體；另一方面對于消費者而言，地攤上的商品不是奢侈品，而是絕大多數收入群體的基礎民生所需。種類多樣的地攤商品能夠滿足不同群體的消費需求，既不需要貨比三家的價格決策，也地攤經濟發展困境及路徑選擇□文/李穎（武漢輕工大學湖北·武漢）［提要］地攤經濟是最原始的經濟形態雛形，經歷幾千年歷史的考驗，在商品經濟時代呈現出新的特點和優勢。但是，我國地攤經濟發展中仍不需要快遞包裹的等待，消費者即看、即買、即用，大大節省了購物時間，提升了購物體驗。

二、我國地攤經濟發展的現實困境

誠然，地攤經濟緩解了嚴峻的就業形勢，對恢復經濟發揮了有力作用，但是作為一種非正規經濟，地攤經濟的發展一直伴隨著爭議。下面將從政府、地攤經營者和消費者這三個主體角度闡述地攤經濟發展面臨的現實困境。

（一）政府：治理觀念滯后。1949年至今，地攤經濟隨著中國的政治經濟變革不斷發展，從公有制經濟的計劃性和個體經濟的私有性的矛盾升級為城市文明與脫貧就業之間的博弈，政府仿佛一雙無形的大手，指引著地攤經濟的更新換代。依據我國地攤經濟發展的基本歷程可以看出，政府對地攤經濟治理的探索大致經歷了“干預式”治理到“取締式”治理再到“包容式”治理的轉變，但在實際治理中，由于受“管制”“干預”等傳統思維影響，難以實現對地攤經濟治理的優化升級。甚至在多數實踐中，因管制慣性思維影響，地攤經濟治理仍是以“取締式”治理為主。政府作為地攤經濟治理的官方主體既要考量社會組織、企業等社會力量無法實現高效治理的實際，亦需防止治理官方主體陷入低效、失效現況，這一矛盾使得治理“越位”與治理“缺位”等錯位現象時有發生，地攤經濟可能會陷入碎片化、零散化的發展困境。地攤經濟究竟是個短期政策還是長期政策，這對政府來說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因此，治理觀念的滯后已成為當前地攤經濟發展的隱性阻礙。

（二）地攤經營者：法律意識淡薄。地攤經濟作為脫離城市貧困的底層出路，擔負著底層人民謀生的尊嚴，它創業門檻低，不需要店面和學歷，只要有一技之長都可以推個小車去擺攤。這也就導致務工農民、下崗工人、中老年人和殘障人士成為地攤經營的主體，迫于生計，他們吃苦耐勞，勤勤懇懇，對攤販經營這種低成本高強度的工作毫無怨言，卻匱乏地攤運營管理條例等相關知識，容易忽視商品的質量安全問題。法律意識的淡薄讓他們在經營過程中法律問題頻發。一是公共衛生安全問題。因為地攤經營者常常認為地攤貨就是廉價的代名詞，一些不符合出售法律規范的商品卻頻頻出現在地攤市場。二是當前國家幫扶地攤經濟的政策會對地攤經營者的要求放低，所以地攤經營者可能會放松對食品安全的警惕。三是許多地攤經營者缺乏相應的法律知識，在市場準入、經營許可和售后服務等方面欠缺法律法規的培訓，不僅關系到切身利益，而且影響到公共衛生安全利益。

（三）消費者：維權較為困難。地攤經濟作為城市發展的一種邊緣經濟，地攤經營者不會在地攤售賣高價商品，消費群體也不會在地攤買高價商品，這就導致地攤上售賣的商品質量是低成本的，地攤經營者是缺少售后服務意識的。曾經轟動一時的地溝油事件就是低質量地攤貨的剪影，至今人們仍然談之色變。消費者在地攤上購買商品時，很可能隱藏了一些假冒偽劣產品，在后續的售后追責方面難以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且大多數消費者在發現食品安全問題或產品質量問題后，往往會處于同情體諒攤主不容易的心理，自行承受權益受損的代價。但我們不能忽視這個問題，消費者在地攤上購買的產品出現問題找誰申訴，如何有效保障自身權益，這顯然是一個灰色地帶。

三、我國地攤經濟發展路徑選擇

穩就業就是穩經濟。推出地攤經濟是為了給底層老百姓的就業生存托底，為整個勞動人口托底，為整個宏觀經濟托底。為克服我國地攤經濟在發展中面臨的現實障礙，改進政府治理觀念，增強地攤經濟的法律約束力，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有效推動經濟發展，下面將闡述我國地攤經濟發展的三種路徑選擇。

（一）優化監管模式，實現柔性治理。目前，我國仍有3，000萬人擺地攤，涉及到近1億人的生計問題，所以對其的監管是一大難題，很容易陷入“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困境。政府要想更好地發展地攤經濟，必須要優化監管模式，實現柔性治理，但柔性治理不是放任自流，需要政府部門及時轉變觀念，營造政治新常態，不斷創新服務方式，不斷改進服務思維，方能為地攤經濟的發展保駕護航。第一，在外部管理方面，政府要結合地攤經濟的特殊性、文化性和便捷性來創新地攤經濟管理模式，采取更有溫度的行政執法方式，把握好“放”與“管”的分寸，扮演好“引路人”角色。要放管結合優化服務，需要有關部門的柔性執法，也需要基層組織者的積極擔當，更需要地攤經營者的依規守紀。如，當前上海、成都、杭州、蘇州等城市相繼出臺了柔性執法的相關政策文件，旨在營造服務與引導地攤經濟良序發展。第二，在內部管理方面，由于地攤經濟流動性強，給政府治理帶來一定難度，而地攤市場擁有較強的自我治理能力。因此，可以在政府的指導下建立地攤行業協會，通過地攤內部的自我治理、自我規范和自我約束，逐步完善市場設施，增強地攤集散能力，實現地攤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完善相關法律，提供制度保障。發展地攤經濟是國家政策下的權宜之計，還是維持社會穩定的長久之策？答案顯然是后者。原因有三：一是基于當前疫情肆虐的大背景，中國要想穩就業，保民生，維持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恢復，就必須牢牢抓住地攤經濟這條路子，讓底層人民脫離貧困，保住飯碗。二是地攤經濟自原始社會的物物交換以來，在中國的這片大地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有著廣泛的認可度和存在感，步入新時代，地攤經濟屬于個體工商戶，是正規經濟的重要補充，其存在并非異軍突起。三是李克強把地攤經濟解讀為“人間的煙火”和“中國的生機”，并且很多龍頭企業制定了響應國家政策、扶持地攤經濟的計劃方案。這些足以表明發展地攤經濟不是權宜之計。為了實現地攤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在國家層面針對地攤經濟專門制定一部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法規，賦予地攤經營者合理合法的身份，對其進行有效監督。一方面針對地攤經營者從業資格和市場準入標準的問題，可以制定相關法律進行統一，既讓地攤經營者合法從業，也讓監管者有法可依、違法必懲；另一方面針對地攤攤位、經營范圍、時段規劃等具體問題，可以依據當地情況因地制宜立法，彰顯民生權利與公共權力的互讓性，加強實地考察調研，建立自上而下的法律法規，實現法律法規與基層實際的有效接軌。讓地攤經濟在法律規制下平穩運行，保證制度實施有效，完善地攤經濟的制度保障機制。

（三）利用網絡平臺，深度融合發展。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京東、阿里巴巴、百度、騰訊等中國互聯網企業充分彰顯了社會責任感和大數據作用，此次對地攤經濟的放開，更加需要網絡平臺的深度融合發展。首先，政府應牽頭建立多方參與的網絡大數據平臺，根據大數據分析為地攤經營者提供合適的擺攤地點和時段，從而降低管理成本，提高運作效率。其次，監管部門可以采取數字化監管模式，實時監測但不干預攤主的經營，線上能夠解決的問題絕不拖沓；網上向地攤攤主普及監管方面的法律條文、規章制度。再次，地攤經營者要通過網絡平臺提高自我學習能力和法律意識，根據互聯網實時共享開放的特點，以合理規范的手段采購商品、制作商品和售賣商品，讓消費者買的安心，用的安心。同時，可以借助自媒體平臺，依據商品特色大力宣傳，增強客戶黏性，擴大知名度和影響力。最后，消費者在購買商品前，可以利用網絡地攤平臺，依據關鍵詞搜索、評價指數和相關推薦來尋找自身要的地攤經營者；在購買商品后，根據用戶體驗為優質地攤進行大力宣傳，為劣質地攤提出合理化建議，學會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總之，讓微觀的民愿匯入宏觀的民生，才能讓人民在保障基本溫飽后找到歸屬感和認同感，倡導重啟放開“地攤經濟”，是為了保障民生就業，維持底層人民謀生的尊嚴，讓老百姓在人間煙火中找到中國的生機。地攤經濟的發展，要積極響應新時代的要求，優化政府治理理念，傾聽民眾的聲音；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保障民眾的權益；結合互聯網大平臺，方便民眾的生活；讓“干凈衛生”替代“臟亂差”的標簽，展現地攤經濟的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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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穎 單位:武漢輕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