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0-22 00:02:49
導語:在現代農業考察報告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今年60歲的趙久富瘦高,精干,健談,一口鄖縣鄉音。五年前,他帶頭搬遷。如今,在黃岡這片紅土地上,他帶領鄉親們走出一條致富路?!邦I頭羊”的抉擇
2009年秋天,余咀村被確定為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庫區移民試點村,村民們炸開了鍋:“搬到平原地方,洪水來了怎么辦?”
趙久富是該村連任26年的老村支書。其年邁的父母不愿離開故土,妻子嚴重暈車,患有類風濕病,更是“淡遷色變”。
按南水北調移民政策,在水庫172米水線以上的趙久富一家可選擇內安,可他清楚: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的是干部;他若不帶頭,搬遷工作很難開展。當過干部的父親趙守德關鍵時候推兒子一把:“娃子你去吧,都不想走,南水北調調不成了!”
做通了妻子的思想工作,趙久富第一個在外遷協議上簽了字。
他和其他村干部走進每家每戶,耐心地解釋政策。為了使移民戶都信服,他5次到團風縣安置地考察,每次都要拍許多照片、錄幾段視頻,回來后形成考察報告,組織移民觀看、討論。終于,家家戶戶都簽了字。
搬遷的時間定在了2010年4月30日清晨。頭天夜里,家當都搬上了卡車,一家人遮風擋雨、生息繁衍的屋子空了。趙久富拆下自家四扇門板當飯桌,拿出自釀的黃酒,將40多位鄉親請到家里,喝下臨行前的最后一碗酒。
第二天??蛙囕d著趙久富等271名余咀村移民駛向黃岡。他們是鄖縣第一批外遷移民,掀開了南水北調工程幾十萬移民浩蕩外遷的歷史一頁。
游子的眼淚
搬遷那天,軍旅出身的硬漢趙久富偷偷流了兩場淚。
趙久富擔心臨走的時候老父母一哭令他邁不動步子,提前把兩位老人送去了妹妹家??傻诙煲淮笤?,母親拄著拐棍,步行5公里趕到了移民現場,拉著兒子的手,老淚縱橫。趙久富硬著心腸上了車,直到客車拐過村口,他見不著母親那瘦弱的身影、銀白的頭發,淚水瞬間決堤。
車隊走到武當山的時候。一位村干部給他打電話說,他家的房子已經拆了。聽到這個消息,趙久富兩行眼淚奪眶而出?;貞浧鸾ㄟ@房子時,通村公路還沒修,磚瓦只能用船運到漢江邊,然后靠人力往上搬,100多米遠,一磚一瓦都是趙久富和妻子用肩膀扛上去的。
房子拆了可以新建,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家園扎根在記憶里。而對父母雙親的虧欠是心中永遠的痛。趙久富說:“父親是在我搬遷之后第三個年頭去世的。他老人家走的時候,我千里迢迢趕回去,喊破了嗓子。他都沒有知覺了。這個事情,一想起來,心里就特別難過。”
黨旗下的承諾
五年前,趙久富在鮮艷的黨旗面前鄭重地說:“我是一名移民黨員,即將離開祖祖輩輩生長的地方,在走之前莊重地向黨旗宣誓,一定執行黨的決議,遵守黨的紀律,帶領所有移民黨員搞好移民工作,請黨放心,我們的移民黨員一定能夠在新的家園團風縣搞好生產?!?/p>
為了實現黨旗下的承諾,趙久富付出不少心血。搬來團風的時候,他還是一頭黑發,如今已頭發花白。
剛搬來團風,時值盛夏。趙久富與鎮里干部夜晚開會,制定方案,白天冒著炎熱行走在田間地頭,全村6000多畝耕地僅用兩個多月時間就順利地分給了村民。為腦癱患者申請低保、為五保戶找工作、推薦年輕人參加“一村一名大學生村官”培訓……說起趙書記為大家辦的實事,村民無不豎起大拇指。
趙久富積極奔走,與黨委、政府、移民局等有關部門以及企業溝通聯絡,為移民爭取到800多個“家門口”就業的機會,引進武漢中興公司,打造黃湖現代農業園,投產后將每年帶動農民增收1000萬元以上;倡導成立各種專業合作社,推廣現代農業技術;創新社會管理,成立服務隊和治安巡邏隊,全方位服務移民。
如今,黃湖新村已是全國最大的移民安置點,現有移民874戶,3723人。在各級政府和全村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實現了“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的目標,為全國、全省移民工作提供了優良的示范參觀點。
關鍵詞:臺灣農業發展模式政策調整經驗教訓
現代以來,臺灣農業經歷了恢復——發展——停滯——轉型四個階段,反映了臺灣農業和農村經濟的興衰史。二戰期間,日本侵略者加強了對臺灣海峽的軍事控制,島內經濟受到嚴重影響??箲饎倮?,臺灣農業開始緩慢復蘇,但因內戰期間島內政局動亂,經濟發展再度受挫。20世紀50年代初,臺灣當局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和恢復經濟,實施了休養生息的農業政策,使臺灣農業得到了逐步恢復。從1953年起,臺灣農業進入了持續發展的黃金時期,闖出了一條人多地少、資源有限、市場狹窄且生產力落后地區發展外向型農業的道路。然而,隨著臺灣工業的快速發展和經濟結構的迅速轉型,臺灣農業的比較優勢又迅速喪失,并從1969年起進入了停滯階段。于是,臺灣當局進行了多次的農業政策調整,出臺了一系列旨在促進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的政策措施。本文擬就現代臺灣農業發展模式和農產品生產與貿易政策轉變等問題進行探討,以幫助讀者了解臺灣現代農業的發展歷程。
一、通過變革土地管理制度以解放農村生產力
二戰結束后,臺灣地區的土地管理制度仍然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即少數地主(11.7%)占領了大部分(56.0%)土地。據1948年統計,“當時臺灣總人口約740萬,農業人口約380多萬,農民75%是佃農,約有280萬,超過當時總人口的1/3?!雹贌o地和少地的農民靠租佃地主土地維持生活,佃農通常要將所收獲糧食的50%作為租金,其土地較好和肥沃地區,租率甚至高達70%。且不管年景好壞,地租照交不誤,農民辛苦勞作一年,只能得到少部分糧食,故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不高。結束后,臺灣島內人口劇增,經濟秩序混亂,物資短缺,通貨膨脹,經濟面臨崩潰邊緣。于是,從1950年初開始,臺灣當局出臺了一系列旨在鼓勵農耕的政策措施,以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至1951年底,臺灣島內農業生產恢復到戰前最高水平,水稻產量達到148.5萬噸,甘蔗產量達到202.2萬噸,農業生產年均增長率為13%。②雖然臺灣經濟得到了迅速恢復,但仍然無法解決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階級矛盾。于是,在祖國大陸的影響下,臺灣當局也著手進行,以解放農村生產力。
①李松林著:《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頁。
②中國農墾經貿流通協會赴臺灣現代農業考察團著:《現代臺灣農業考察報告》,《中國熱帶農業信息網》2006年3月。
臺灣第一次建立了自耕農土地管理制度。整個采取了三大措施:一是實行“減少地租”政策。1951年5月25日,臺灣“立法院”頒布了《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規定地租最高限額為37.5%。即:佃戶在農地年收入總量中扣除25%作為生產成本后,余下的糧食租佃雙方按比例分紅,佃農占62.5%,地主得37.5%,地主和佃農雙方必須訂立書面租約,租期不得少于6年,災歉之年地租減免,因災歉收獲量不到三成者,應予免租。①《減租條例》明確了農地的租率、租期,取消了附帶租金,鞏固了佃權,改善了佃農生活。據1953年統計,島內約有26萬公頃出租耕地重新訂立了租約,受益佃農達29萬戶。減租政策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對臺灣社會的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二是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1953年1月26日,臺灣當局頒布了《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規定一戶地主最多允許保留水耕田2公頃或旱地4公頃,超過部分由“政府”征收,并付給地主補償金。
補償金可以領取現金,也可以用土地債券或公營企業的股票結算。一般情況下發給地主70%的實物債券和現金,30%的(農林、工礦、臺泥、臺紙等四大公營公司)股票。而臺灣當局又將征收的土地有償轉讓給佃農,原承租者優先購買。征收的地價和佃戶承領的地價相同,都按耕地全年收獲量的2.5倍計算,分10年付清。臺灣的第一年,共征購地主土地13.9萬公頃,約占地主原有耕地的30%,19.5萬農戶購買了土地。②這次歷經10年時間,據1963年統計,80%的耕地變更了所有權?!案哂衅涮铩闭叩膶嵤日{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促進了臺灣農業的快速發展。三是推行“公地放領”政策。近代以來,臺灣長期處于殖民統治之下,出現了封建地主、殖民統治者和農民共同占有土地的局面。二戰結束后,臺灣省政府接管了日本殖民者占有的土地,成為公有土地。從1948年開始,臺灣省政府開始將部分公地承租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耕種。l952年5月30日,臺灣“行政院”頒布了《公用土地出賣條例》,全面推行“公地放領”政策,允許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按照現耕農、雇農、耕地不足的佃農、半自耕農的順序)承領公地,其地價也按單位產量的2.5倍計算,分10年付清?!肮胤蓬I”政策一直延續到1976年,共放領公地14萬公頃,28.6萬農戶承領了公地。“公地放領”政策使臺灣有限的土地資源得到充分利用,農民與“政府”都增加了收入。據l963年統計,臺灣地區每公頃稻米產量提高到2600千克,比1948年增產了200多千克,山芋每公頃產量提高到14000千克,比1948年增產了2800多千克。農民平均年收入達到20988元新臺幣(以1953年價格計算),比1948年13158元增長了7830元。③臺灣第一次,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新的土地管理制度,調動了廣大農民的勞動積極性,促進了臺灣農業的快速發展。
①《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民國40年4月7日頒發。
②喻塵著:《鋪平騰飛之路》,《南方都市報》2005年10月28日。
③李國鼎著:《臺灣的現代農業》,東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66—67頁。
關鍵詞:門頭溝區介紹;旅游資源類型;旅游資源特色評價;旅游資源開發方向;旅游資源保護與管理
1、門頭溝概況
門頭溝區位于東經115°至116°,北緯39°至40°之間。東西長約62公里,南北寬約34公里,總面積1455平方公里。屬太行山余脈,地勢險要,“東望都邑,西走塞上而通大漠”。
地層經過漫長的地質變遷,形成了多種類型的礦床,煤礦的儲藏面積近700平方公里,是我國五大無煙煤產地之一。其盛產名特果品,東山京白梨,靈水核桃,龍泉霧香白杏,隴駕莊蓋柿,妙峰山玫瑰花。
門頭溝區是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和優良革命傳統的老區。早在1萬年前的新石器早期,就有人類在此繁衍生息,這就是北京歷史上著名的“東胡林人”。1958年正式更名門頭溝。
如今,門頭溝區人正以“自強、求實、團結、奮進”的精神,按照“實施三大戰略,緊抓四區建設,強化一項工程”的總體要求,扎實前進。
2、門頭溝區旅游資源介紹
門頭溝區是集自然風光、文物古跡、古老民風為一體的經濟發展區。境內風景瑰麗、氣候宜人,文物古跡則記載了門頭溝區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全區共有4A級景區2處,3A級景區5處,2A級景區4處,1A級景區1處。國家級自然保護區1處,國家級森林公園2處,市級森里公園4處,國家歷史文化名村3處,北京市市級風景名勝區2處,北京市最美鄉村4個。主要旅游景點有“三山、兩寺、一澗、一湖、一河”。
3、門頭溝旅游資源評價
門頭溝區旅游資源豐富,既有獨具一格的自然風光,也有歷史悠久的人文景觀。,人們一提起門頭溝便想到它的山清水秀、鳥語花香、宜人氣候。目前,門頭溝區按照版塊開發和精品帶動的策略,以潭戒兩寺為龍頭,突出自然風光和歷史文化兩條主線,實施了旅游產業開發的“雙十計劃”。下文我將評價我的家鄉——門頭溝的旅游資源。
3.1一路與自然為伴,暢想美妙人生;一路與美景為友,領略大千世界;游在門頭溝,樂在風光中,愛在山水間
“三山、一澗、一湖、一河”,讓你盡情親近自然,讓你不出北京就能看到“小三峽”、“小漓江”。
北京高峰——靈山(2303 m)擁有高山草甸、牦牛、羊群,景色秀麗,是游人休閑、度假、避暑的勝地;百花山有“華北天然動植物園”美譽,各種名花爭奇斗艷;妙峰山景區以“古剎、奇松、怪石”而聞名,山下千畝玫瑰飄香。
永定河呈“入”字形縱貫全區,沿河的小水庫和壩區猶如串串珍珠,為山水增色。清水鄉的龍門澗有長江三峽之峻拔,桂林山水之秀美,又有匡廬之飛瀑,黃山之疊泉,因此人稱“燕京小三峽”、“京西小桂林”。
3.2 凈化心靈,陶冶情操,讓寺廟帶你領略京都的宗教文化
門頭溝的宗教文化獨樹一幟,其主要是受到古代佛教的影響,寺廟、摹刻等遍布全區各地。作為北京最大的寺院譚拓寺始建于晉代,有‘先有譚拓寺,后有北京城’之說。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戒臺寺名列中國戒臺之首,素有‘天下第一壇’的美譽
3.3 領民俗風采,品老區文化
門頭溝的民俗文化之所以璀璨奪目主要是因為其內涵豐富。其中包括有‘香火甲天下’盛譽的妙峰山香會;民間劇種山梆子戲、蹦蹦戲;民間舞蹈太平鼓;民間音樂京西古幡樂;保存了古風貌的清代村落錯落有致。
因為農業旅游資源的大力發展使得門頭溝發展形勢愈加多樣化。其農業旅游主要是讓生活在都市的人群能偶爾體驗一下鄉村農家菜、采摘水果、垂釣等山野式的娛樂方式,從中尋得心靈的凈土。與此同時,土特產的銷售業一定成程度上促進了該地區的經濟發展。靈芝秀茶莊就是依托門頭溝山區茶葉、藥材等而創辦的成功企業,大山山貨也是門頭溝有名的土特產品牌之一,其銷售的山核桃、柴雞蛋、大棗成為市區人送禮的必備之選。
此外,該地區政府依托本地區豐富的物產,進而將財政收入更多的投入到農業旅游業的發展,形成優勢的特色產業,實現政府和農民的雙贏。
總之,門頭溝的旅游資源可以用幾個詞概括形容,那就是豐富、奇特、瑰麗、珍貴,
4、門頭溝區域旅游資源開發建議
我個人認為門頭溝區雖然擁有得天獨厚的旅游資源,但是存在明顯的缺陷,那就是:旅游相關產業發展滯后。旅游景區關聯性差,未形成組合優勢。民俗旅游的檔次較低,服務水平和質量亟待提高。所以,我具體提出以下幾個建議:
1.改善景區的交通狀況。潭柘寺、靈山、爨底下等景區都是在比較偏僻的山區,通向這些景區的車基本只有一輛。所以,我建議區政府可以開通旅游專線,滿足旅客的需求。
2.提高人們素質,提升民俗旅游質量和檔次??v觀現在旅游業的發展情況,門頭溝做得確實不如密云等區,我認為很大的原因在于門頭溝人的素質。所以,要想搞好民俗旅游先要改變“人”。比如舉辦一些講座,傳授知識和經營致富的理念。民俗旅游還要做的有特色與眾不同,比如妙峰山玫瑰園,就可以提倡消費者親自采摘,自己動手制作玫瑰飾品、精油。
3.提高各個旅游資源地的關聯程度。例如效仿江西婺源開發旅游精品路線,把門頭溝的旅游資源制成“套票”形式,這樣做既給旅客帶來實惠又可以“套牢”他們,讓他們為更多的景點掏腰包,也可以為不知名的景點帶來收益與口碑宣傳。
相信我美麗的家鄉——門頭溝會建設的越來越好,旅游也將會辦的蒸蒸日上,成為不折不扣的北京后花園。(作者單位:中國地質大學人文經管學院)
參考文獻:
[1] 門頭溝區委宣傳部.詩情畫意門頭溝(中英文本)[M].中國旅游出版社.
[2] 北京山地生態科技研究所.門頭溝生態修復論文集[M].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12出版.
關鍵詞 油菜生產;措施;問題;建議;江蘇大豐;2014年
中圖分類號 S565.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4)13-0053-02
2013年大豐市油菜生產以實施油菜高產增效創建活動工作為契機,重點推廣主體品種的應用、板茬移栽、油棉套作、人割機脫輕簡栽培、移栽油菜秋發冬壯高產栽培技術等配套技術,促進了該市油菜生產區域化、規模化和產業化進程。狠抓高產保優栽培技術和抗災應變措施的落實,在油菜生長期遇到越冬期間低溫凍害和返青抽薹期低溫、花莢期陰雨、菌核病重等不利條件,奪得豐收?,F將情況總結如下。
1 主要生產特點
1.1 種植面積及總產減少,單產增加
3 生產上主要措施
3.1 良種良法,田管標準化
針對秦優10號、秦優11號、秦優7號、寧雜19號、灃油737、榮華油6號、史力佳等優質油菜特點,圍繞良種、壯苗、秋發、冬壯、春穩、活熟的油菜群體質量栽培技術指導農民,著重抓好以下4個方面:一是適期播種,培育壯苗,要求在9月18日左右播種。二是適期早栽,合理密植,要求在10月25日左右移栽,11月5日前移栽結束;直播油菜在播期上圍繞早調茬口,力爭早播、早發壯苗安全越冬。目前推廣的油菜品種大多為大株高產型,需要較高的栽培技術措施,因此在油菜生產中首先要狠抓早茬口培育壯苗,純作密度控制在9萬~12萬株/hm2,與棉花間套種的密度控制在7.5萬~9.0萬株/hm2。三是科學肥料運籌,氮、磷、鉀肥配套,氮肥掌握前重、中少、后足的原則,加大薹花肥用量,增加肥料投入,改進施肥方法。肥料是高產的基礎,沒有肥料不能高產,但有了肥料,施用不合理也不能高產。因此必須做到:增施基肥,使用高濃度肥料作基肥,氮磷鉀齊全,肥效時間長;早施提苗肥;增施有機肥作蠟肥;普施重施返青抽薹肥,真正起到增角、增粒、增重,防早衰防倒伏的作用;普施硼肥,油菜是對硼較敏感的作物,缺硼易形成花而不實,硼肥不能單純注重在雜交油菜上使用,常規品種也應普施。
3.2 大力開展油菜高產創建活動
大豐市的油菜高產創建活動,由于主導品種明確,以推廣秦優10號、寧雜19號、灃油737、榮華油6號為主;油棉套作等主推技術突出,增加密度,施好蠟肥,早施、重施薹花肥等田間管理措施得到較好落實,苗情轉化快,長勢好,高產典型的示范帶動作用明顯,促進全市油菜生產整體水平的提升。通過推廣高產栽培技術,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種植油菜收益。通過高產創建活動不僅調動了基層農技人員宣傳新品種、新技術,為農民提供技術服務的積極性,而且讓農戶感性認識到了油菜新品種和高產調優栽培技術的優勢,為新品種、新技術推廣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3.3 進一步推廣油棉套作,提高套油作物效益
油菜、棉花是大豐市秋播、春播兩大經濟作物。過去由于大多數是純作油菜,收獲后再移栽棉花,油后棉的移栽期遲,影響棉花產量。為了既擴大油菜面積,又不因油菜收獲后移栽棉花而影響棉花效益,將行距由過去的50~60 cm擴大至100~120 cm,既增加了通風透光條件,減少了菌核病發生,又提早了棉花的移栽期,特別是與雜交抗蟲棉套種,效果最好,油棉套作已在棉花鄉鎮普遍推廣。
3.4 機械作業,栽培輕簡化
由于人少地多、油菜種植面積大、收獲期勞動力不夠的問題相當集中,推廣人割機脫的油菜收獲方式是最好解決方法[1-2]。油菜由于成熟期不一致,機械收獲損耗大,農民不易接受,多年前大豐市萬盈農業技術推廣中心就在當地推廣人工割曬,等秸稈全部干枯后,用稻麥收割機進行脫粒,節省脫粒用工15個/hm2以上,還可使油菜秸稈粉碎還田,增加土壤肥力,抑制雜草生長,一舉多得,2014年推廣面積6 666.67 hm2以上。提高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有效解決油菜種植勞動過多的隱患。
3.5 大力推廣灘涂種植油菜
從近幾年的實踐看,油菜對鹽堿的適應能力超過大麥、小麥,在大麥、小麥生長不好的田塊種植直播油菜可以獲得高產和高效。2012年秋播,加大了宣傳推廣力度,目前全市灘涂種植油菜面積666.67 hm2左右,特別是稻麥原種場連片種植266.67 hm2,2014年產量2 400 kg/hm2以上,機播機收,實現了油菜生產的全程機械化,2014年秋播將加大推廣力度,進一步擴大油菜種植面積。
3.6 大力開展試驗,增加技術貯備
為適應大豐市優質油菜產業的發展需求,加快技術和新品種更新步伐。開展了寧麥19號、灃油737、榮華油6號的試驗、示范工作,表現好,平均產量比面上品種高10%以上。2014年秋播進一步試驗示范為大面積的推廣應用提供依據。
4 存在的問題
4.1 訂單生產比例小,產業化水平低
大豐市是油菜生產大市,也是油脂加工強市,油菜年加工能力在40萬t以上,大豐市目前的油菜籽只能滿足20%的加工能力,但企業與農戶實現訂單種植比例很低,2014年出現許多農戶油菜惜售現象十分嚴重,許多企業采取觀望,或者加工多少收多少菜籽的現象,產業化水平低,將會嚴重制約大豐市油菜推廣種植規模,給油菜種植戶生產帶來風險,也將影響2014年秋播油菜種植積極性,如何提升大豐市產業化水平,是該市油菜生產上面臨主要難題。
4.2 高產保優栽培技術存在不足
油棉套種技術是近幾年在大豐市示范并推廣成功的模式,但該模式技術的完善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特別是適期移栽油菜十分關鍵,由于傳統上移栽偏晚,油菜品種大多為遲熟高產的高大型雜交品種,造成油菜成熟期偏遲,對移栽在油菜茬口的棉花生長存在很大影響,這是大面積推廣的難題。同時,存在播期偏晚,播量偏大,苗床苗量大,苗齡過長,高腳苗移栽比例率高;移栽過晚,冬前發苗不足,不能壯苗越冬;薹肥用量不足、偏遲;菌核病防治不力等常規技術不到位的問題[3]。
5 秋播技術建議
5.1 明確主體品種,優化品種布局
秋播油菜種植明確以秦優10號、秦優11號、秦優7號、寧雜19號、灃油737、榮華油6號、史力佳為主;淘汰雙高和亂雜品種,杜絕種植未經試驗品種。同時進一步優化種植布局,實現區域化種植,基地化生產,杜絕插花種植,以保證商品籽的產量和品質。
5.2 大力實施標準化生產
一是堅持適期播栽,推廣科學的降密足肥技術。二是推廣抗災應變技術,尤其要抓好油菜的化控和菌核病防治技術。三是積極開展有機生物肥料、無公害農藥等農業投入品的示范推廣,以確保油菜品質,提升大豐市油菜產品檔次,增強市場競爭力。四是積極探索無公害農產品技術并制定生產技術標準操作規程,為無公害油菜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
5.3 認真做好輕簡栽培技術推廣工作
在油菜輕簡、節本、高效栽培措施求突破,重點抓好沿海灘涂機械直播油菜栽培技術和機械收獲技術,努力實現油菜生產全程機械化。減輕農民勞動強度,增加農民收入[4-5]。
5.4 認真實施高產創建,提高實施效果
認真分析目前生產面臨的新形勢、新機遇和新挑戰,以組織開展掛鉤服務和專業化服務為抓手,扎實推進高產增效創建活動,積極放大示范帶動效用,加快推進高產技術普及化,最大限度發揮高產增效創建的示范引導輻射功能,最大限度挖掘油菜生產的科技潛力,促進大豐市大面積油菜平衡增產、油菜可持續增產。努力促進該市油菜又好又快發展。
5.5 加強產銷銜接,擴大訂單種植面積
2014年秋播,要繼續與大豐市骨干油脂龍頭加工企業接洽,力爭訂單種植面積達1.33萬hm2,占總面積的80%以上,為農民增收、農業增效做出貢獻。
6 參考文獻
[1] 田保明,宋文光.河南省油菜生產現狀與發展建議[J].河南農業科學,1993(7):12-14.
[2] 張書芬,朱家成,王建平,等.河南省油菜生產概況及制約因素分析[J].河南農業科學,2010(12):139.
[3] 莫,郭亞軍,劉翠蓮,等.2012年揚州市江都區油菜生產現狀及發展對策[J].現代農業科技,2012(20):66-68.
王桂顯(執筆)
為了更好地適應WTO和知識經濟時代到來所面臨的形勢,了解澳大利亞、新西蘭職業技能培訓與鑒定體系、職業標準、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建設等方面的做法,學習先進經驗,促進我國農機職業技能培訓與鑒定工作健康發展,由農業部農機試驗鑒定總站組織的赴澳大利亞、新西蘭“農機職業技能培訓與鑒定體系建設”考察團一行11人,于2005年6月16日至7月1日對澳大利亞、新西蘭進行了專題考察??疾靾F先后到澳大利亞的昆士蘭大學農業園藝職業培訓中心、Jamie Grants農場、Banchory農場、國家制造業職業標準研究中心、維多利亞州初級產業部和新西蘭的國家資格認證局、農業職業標準研究中心、建筑業職業標準研究中心、園藝職業標準研究中心等部門考察訪問,與有關管理、研究、教學人員和農場主等進行了廣泛的座談和交流,對兩國職業技能培訓與鑒定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等情況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取得了很大收獲?,F將考察到的有關情況報告如下:
一、有關基本概況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都在南半球,位于太平洋西南部,屬英聯邦內的獨立國家,通用英語。澳大利亞由澳大利亞大陸、塔斯馬尼亞島及周圍海島組成,面積為769.2萬平方公里,全國人口不足200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國家之一。大部分地區是熱帶和亞熱帶氣候,氣候干熱,雨水稀少,是世界降雨最少的大陸。新西蘭西隔塔斯曼海與澳大利亞東南部相望,由北島、南島和斯圖爾特島及周圍海島組成。面積27萬平方公里,全國人口近400萬,境內山地、丘陵占總面積3/4以上,平原狹小。絕大部分屬溫帶海洋性氣候,雨量充沛,年溫差小,夏無酷暑,冬無嚴寒。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都是經濟發達的國家,農牧業在兩國都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都已高度機械化。澳大利亞農用土地面積4.55億公頃,2000年農業人口有41萬,不足全國總人口的3%。主要糧食作物是小麥、大麥和燕麥,主要經濟作物是棉花、甘蔗和亞熱帶水果等。天然牧場遼闊,其面積占全國總面積的55%,羊和羊毛馳名世界,羊的存欄數和羊毛產量位居世界前列,肉、乳畜牧業十分先進。農業總產值390億澳元,占國民總產值3.8%,加上加工后的部分所占比例超過10%。新西蘭全國2/3的土地適宜農牧,農牧產品占國民總收入的3/4,占出口總量的60%以上。主要飼養羊和牛,是世界上按人口平均養羊、牛最多的國家,人均10只(頭)。農作物有小麥、燕麥、大麥、新西蘭麻和水果等,糧食不足自給。
在為期半個月的考察期間,考察團所到之處無不感受到澳、新兩國農牧業資源的豐富和生產的發達,我們到的季節雖然已是這里的初冬,但整個大地依然都由綠色的植被所覆蓋,在郊外參觀的旅途中到處是綠草蔥蔥,不時可以見到成群的牛、羊在大自然中悠閑的生活著。其畜牧產品及其加工品也給我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騎在羊背上的國家”名不虛傳。
二、職業培訓與技能鑒定基本情況
1、主要發展歷程
澳、新兩國的職業教育培訓已有近百年的歷史,但全面發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進入標準化、規范化時期。初期的職業教育是在大學內設有部分的應用技術和實踐課程,為大學生提供相應的技能培訓。二戰結束后,由于大批的退伍軍人需要就業,同時在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傳統工業部門進行了技術改造,以高新技術為核心的新興工業部門開始建立,現代管理制度逐步引入,這些都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樣,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生產一線就迫切需要大批高水平的技能型、技術應用型人才和管理人才。而傳統大學重學術科研、輕技術應用的教育思想,單一的人才培養模式,難以適應這種需求。在這種時代背景下,TAFE(技術和繼續教育)應運而生,專門的職業教育培訓機構得到快速發展。上世紀九十年代,為使職業培訓更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行業企業需求,提高培訓質量,保持職業培訓與技能鑒定的一致性和連貫性,政府認為應推動職業教育培訓行業管理,更大限度地發揮行業組織的作用, 政府組織產業職業技能標準研發機構在國家制定的職業培訓框架基礎上,進一步形成了全國統一的職業技能標準,以此作為職業培訓機構認證、課程設置審批和技能考核鑒定的主要依據,職業教育培訓全面走向標準化、規范化。
2、組織管理體系
澳、新兩國的職業教育培訓管理職能明確,機構設置清晰、體系完善。澳大利亞有聯邦、州和地方三級政府,各級政府都在教育培訓部設立“職業培訓委員會”專門負責職業教育培訓管理工作,聯邦政府“職業培訓委員會”,負責全國職業教育培訓的規劃和體系構建,指導、協調各州政府的職業教育培訓工作,制定全國職業教育培訓的統一政策;向聯邦政府議會提交有關職業教育培訓的法律和經費保障議案,下達全國的指導性職業教育培訓項目,管理、劃撥該項政府撥款。各州政府“職業培訓委員會”,負責統籌和規劃本州的職業教育培訓工作,負責職業教育培訓機構的審批、評估和監督,負責對政府培訓項目進行招投標,負責監督培訓質量和管理職業教育培訓經費等,并且各州政府有較強的獨立性,都有一些不完全相同于聯邦政府的政策和法律。新西蘭有聯邦和地方兩級政府,也是由各級政府的教育培訓部負責統籌職業教育培訓工作。
3、職業培訓實施機構
澳、新兩國的職業教育培訓機構可分為四類:①聯邦政府辦的TAFE學院,是國家實施職業教育培訓的主體。有些TAFE學院是獨立設置的,有些則附設在高校內。其規模大,設備先進,專業設置廣泛,培訓層次多樣化,學制長短結合,培訓模式靈活多樣。②成人與社區培訓機構,主要提供基本職業技能訓練,為失業人員再就業和人員崗位流動提供崗前技術培訓。③私立培訓機構,國家鼓勵私立培訓機構參與對TAFE學院競爭,通過立法形式規范職業培訓競爭機制。④產業部門、企業集團興辦的職業培訓機構,一般負責初級培訓,開展實用型技術的在職培訓和職業技能再教育等。在上述職業培訓機構中,前兩類屬公眾性培訓機構,其經費來源主要是政府撥款,少量收取學費(澳大利亞收10%);私立培訓機構的經費,一部分靠收取學費,另一部分通過參與政府職業培訓項目招標,獲得政府撥款;產業部門和企業集團興辦職業培訓機構的經費則主要由產業協會和企業負擔。
4、職業技能標準研發機構
澳、新兩國的職業技能標準研發機構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逐步由政府和產業協會組建成立的,并經認可注冊的機構。如考察團訪問的澳大利亞制造業職業技能標準研究中心、新西蘭農業職業標準研究中心、建筑業職業標準研究中心和園藝職業標準研究中心。這些專門的職業技能標準研發機構及其分支機構遍布全國,負責進行本行業的就業需求預測和職業分析,包括了解國內外企業、學員的職業培訓的需求,研究制定行業職業技能標準,經教育培訓部審核、批準、頒布。職業技能標準研發機構還負責向政府部門提供技術支持和建議,向TAFE學院和其他職業培訓機構提供專業課程設置、教學依據和咨詢。其工作經費主要來自于政府撥款和行業資助,與政府有工作協議,并接受政府的工作考核,考核結果直接影響政府的撥款。據新西蘭建筑業職業標準研究中心Lan shepherd先生介紹,該機構每年有1200萬元新幣的經費,其中70%是政府撥款,30%是建筑業資助。
5、職業資格證書制度
澳、新兩國的職業資格證書制度被社會普遍認可,證書作用明顯,含金量高。政府有關法律規定,職業資格證書在全國通用,只有取得了職業資格證書,才能從事相關職業的技術性工作。職業資格證書成了求職就業的必備條件,雇傭者以此作為上崗、確定報酬的依據,同時也是其免除相應法律責任的依據。澳大利亞的職業資格證書有六級,其中一、二級為初級,三、四級為中級,五、六級為高級(相當于我國職業學校的大專和本科);新西蘭的職業資格證書有十級,其中一至四級為普通職業資格證書、五、六級相當于大專,七、八級相當于學士,九級、十級分別相當于碩士、博士。
三、職業培訓與技能鑒定特色
1、學分制修業
職業培訓機構的課程設置和技能鑒定的內容,嚴格按照統一的行業職業技能標準和統一的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制度要求,行業職業技能標準內容全面、詳實,不僅有專業知識和技能課程要求,而且按職業功能模塊和級別具體細化分解為學分,學員可以通過累積學分完成學業。這種學分制修業方法使職業培訓與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相銜接,在普通高中教育階段,學生就可以自由地選擇一級證書和二級證書要求的職業教育課程,高中畢業進人TAFE學院后,在高中教育階段所得的職業教育課程的學分得到承認,即不必從頭學起,可直接學習后續的課程模塊。學生從TAFE學院畢業后,也可以進入大學學習,其在TAFE學院學習的相關專業的課程全部(若大學的專業實踐性較強)或部分(若大學的專業理論性較強)得到承認。這為TAFE學院畢業生進一步深造取得大學學位創造了條件。由于課程設置為模塊式的,學生可以進行全日制學習,也可以在就業后進行部分時間制學習,同時,職業培訓機構對學生通過自學或在工作、生活中獲得的相關專業技能也予以承認,使就業前教育和就業后教育有機結合起來。有利于學生根據個性發展需要進行選擇學習,也有利于學生逐步分段攀登,更為在職人員提高職業崗位技能創造了條件,從而大幅度提升了學歷教育和職業教育為社會提供實用人才的效率和效益。
2、注重技能訓練
職業技能標準研發機構和職業培訓機構都與企業集團建立有廣泛的、有機的和密不可分的協作關系,以確保獲取最切合實際的訓練和最新的專業信息。企業集團研制的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產品往往都無償地予以提供,及時納入職業技能標準和培訓課程。職業技能標準和培訓課程設置充分體現了行業企業和學員的培訓需求,特別注重實際操作技能的培養,各職業培訓機構都有實踐基地或實習企業,大部分的學業是在實踐基地、行業企業或農場完成。對學員的技能鑒定,也以實際操作技能為主,具有極強的實踐性。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面使獲得職業資格證書的畢業生,到工作崗位上馬上就可以解決實際問題,沒有適應期。另一方面行業企業通過參與職業培訓運作與監督,對職業培訓有很好的認可,獲得職業資格證書的畢業生受到行業企業的普遍歡迎,有很好的就業前景,一些大學畢業生甚至也到TAFE學院接受職業培訓,才能有比較廣泛的就業機會。從而提高了職業培訓的社會地位,增強了職業資格證書的作用和含金量。
3、實行資質管理
政府對培訓機構的質量保證體系、課程設置、師資力量、教學設施等實行資質管理,通過評審認證注冊登記。經過認證注冊的培訓機構才能有資格參與政府職業培訓項目的招投標,獲得政府撥款。擔任職業培訓的教師一般要有5年的專業工作經驗,受過教育專業培訓和具有相應專業的職業資格證書,同時職業培訓機構鼓勵其聘用的教師成為產業協會的成員,參加專業協會的活動,接受新的專業知識、技能和信息。在職業培訓教師隊伍中,有相當比例的兼職教師,他們聘自于產業協會和行業企業,大多是企業集團的老總、部門經理或技術骨干??疾靾F在新西蘭訪問的國家資格認證局,是聯邦政府教育培訓部下設機構,負責組織質量審查組對職業培訓機構的認證注冊,對職業技能標準和職業資格證書等評價認可。其對培訓機構認證收費每小時100—150元新幣,一次認證收費一般為1600元新幣左右。認證注冊有效期為3年,期間培訓機構還要接受質量審查組的年度監督審查。對審查出的不符合項,培訓機構要予以整改,問題嚴重的將被停業整頓或撤消注冊。
4、市場機制運作
政府主管部門每年根據職業培訓框架和培訓計劃,確定職業培訓項目和指標,以職業培訓這個“特殊商品”的“購買者”身份,在有資格的學院、社區、私立和企業的職業培訓機構中進行招標,哪一個職業培訓機構適應經濟和社會需要,且質量高(學生的鞏固率高、畢業生獲證率高、就業率高)、成本低(生均經費低),政府就“購買”哪一個的“特殊商品”,中標者獲得該項政府投入,以此來不斷提高職業培訓的質量。這種市場運作機制和撥款方式成為政府發展職業培訓的指揮棒,體現了政府引導市場的作用。這種管理模式促使職業培訓機構最大限度地適應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高效率地利用教育資源。同時,政府鼓勵職業培訓進入社會市場競爭,得到企業等社會各方面的資助。
5.技能鑒定便捷
由于職業技能標準是按職業功能模塊和級別分解疊加,組合成一個完整的標準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每個功能模塊都具有相對獨立性,使學員修業不受時間與地點的限制,只要其能力符合某個功能模塊的要求,即可以通過技能鑒定,獲得該項的學分,待全部通過某個級別若干個功能模塊的技能鑒定,積夠學分,即可獲得相應級別的職業資格證書,職業技能鑒定機構設置于職業培訓機構,其鑒定活動受控于認證注冊制度。職業資格證書由職業培訓機構頒發,全國統一格式。這種培訓與鑒定的結合,既促使培訓機構不斷按職業技能標準更新培訓內容,也使學員根據自己的精力與培訓要求,靈活支配時間完成培訓課程。同時,國家鼓勵職業技能標準、培訓教材和技能鑒定市場化,通過市場激烈競爭,刺激職業教育培訓事業蓬勃發展。
四、體會與建議
澳、新兩國社會、經濟的發達,與其從業人員擁有良好的素質和技能密不可分,歸結于國家對職業教育培訓的重視,歸結于社會對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認可。兩國政府都把職業教育培訓放到了提高公民勞動力素質,保證國民經濟“高質量,高效益”運作的高度來認識,投入巨額資金,頒布有利于職業培訓發展的配套政策法規,積極支持和推動。社會各界,對職業培訓和資格證書制度投入極大的熱情和支持,積極參與職業技能標準研發、職業培訓運作、課程設置、技能鑒定等工作。各類教育形式相銜接,教育資源得到高效率、高質量地利用,職業培訓機構不斷壯大發展,并形成多元化的格局。職業資格證書成為求職就業的通行證,得到求學者和雇傭者的普遍認可和信任。
我國從業人員素質和技能水平普遍偏低,特別是農業從業人員數量多、素質差,高層次、高技能人才尤為短缺,直接影響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制約了農業增長方式轉變和農業現代化進程。提高農業從業人員素質和技能水平,培養造就農業人才隊伍,對建設現代農業,促進農民增收和農村勞動力有效轉移,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解決“三農”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事關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全局。近年來,隨著國家有關法規政策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在農業行業的實施,農業職業培訓和技能鑒定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在農業人才隊伍建設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由于發展時間短,認識不到位,國家投入不足,缺乏相應的配套政策和機制,各方面的積極性尚未充分調動起來,農業職業培訓和技能鑒定還遠遠不能滿足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需求,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農機人才隊伍是農業人才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做好農機行業職業培訓和技能鑒定工作,加強農機人才隊伍建設,是各級農機部門的重要職責,是廣大“農機人”的共同事業。結合澳、新考察和我國實際情況對農機行業職業培訓與技能鑒定提出如下建議:
1、進一步提高認識,加強組織領導。各級農機主管部門應進一步提高對農機行業職業培訓和技能鑒定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切實履行職責。協調農機系統內、外部關系和政策,整合系統資源,加大投入力度,統籌規劃和部署,確定發展目標和工作目標,落實分管領導、責任部門和人員,納入考核管理,加強監督和指導,推動農機行業職業培訓和技能鑒定工作上一個新的臺階。
2、制定配套政策,強化主導作用。在積極采取措施,落實農機修理工就業準入制度的同時,加強農機行業其他職業(工種)就業準入的研究和政策制定。在農機大戶培訓、購機補貼、跨區機收、維修網點審定、整頓農機市場等業務和項目中,對人員能力和職業資格提出明確規定和要求,將職業培訓和技能鑒定與行業管理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增加政策約束力和利益驅動力,引導和鼓勵廣大農機從業人員積極參加職業培訓和技能鑒定,推動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在農機行業順利實施。
3、加強宣傳發動,提高社會認知度。 注意收集和整理農機行業職業培訓和技能鑒定工作在提高人員技能水平,提高作業效率,保證維修質量,減少機械事故和故障,增加獲證人員收入,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發展農村經濟等方面的典型事例,結合科普宣傳、年審年檢等活動,通過電臺、電視臺、報刊雜志、互聯網等媒體,加強職業培訓和技能鑒定作用的宣傳。同時,通過組織業務比武、技能競賽等活動,擴大社會影響,提高職業資格證書的社會認知度,為推動農機職業培訓和技能鑒定工作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的氛圍。
4、采取多種形式,調動各方力量參與。加強農機行業職業培訓方法和技能鑒定模式研究,探索單元化教學、學分制修業、模塊化鑒定的途徑,促進農機專業學歷教育和職業培訓相銜接。以促進就業能力為導向,以提高技能水平為目標,鼓勵涉農院校和農機化學校推行“雙證制”,使畢業生在取得學歷證書的同時,取得相應的職業資格證書。通過招投標等競爭機制,引導和鼓勵農機行業企業、農機服務組織和其他社會單位積極參與職業培訓運作、課程設置和職業標準研發,增強用人單位對職業資格證書的信任度。同時,通過技能人才使用和激勵機制的建立,逐步搭建起職業培訓—技能鑒定—就業上崗的直通平臺。
5、夯實基礎工作,保證“證書質量”。進一步加強農機行業國家職業標準內容和功能作用的研究,及時了解農機新技術、新工藝,分析行業新職業、新需求,不斷完善國家職業標準的內容,使其成為職業培訓和技能鑒定的重要依據,積極推進已頒布職業標準的實施和統編職業培訓教材、技能鑒定試題庫的利用。同時,加強農機職業技能鑒定考評員和質量督導員的培訓與隊伍建設,積極推進農機化中專和農機化培訓學校的“雙師制”,使農機職業培訓的教師具備講師和技師資格。按照“統一標準、教材、試題,統一鑒定工作程序,統一職業資格證書”的要求,規范職業技能鑒定行為,保證工作質量,使農機職業資格證書在行業企業和全社會有良好的質量信譽。
五、其他考察情況
通過接待我們的Des McGarry先生和昆士蘭大學Jeff Tullberg教授的介紹以及到Jamie Grants和Banchory兩個農場的參觀訪問,使我們對澳大利亞的農業機械化和保護性耕作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澳大利亞的農牧業生產經營模式以家庭農牧場為主,而且規模很大,一般土地面積在幾百或上千公頃,機械化程度高,社會化服務完善,生產效率高。如考察團到的昆士蘭州多爾比市附近的Jamie Grants農場和Banchory農場,分別擁有土地5千多公頃和2千多公頃,這兩個農場都是從事種植業生產的農場,主要種植的作物有小麥、高粱、棉花和向日葵等,前者平時有3個人從事生產和經營,后者平時只有1個人打理。Banchory農場的主人諾瑞斯(譯音)先生告訴我們,他有拖拉機、小麥播種機、高粱播種機、植保機和運輸車各1臺(輛),采取保護性耕作方式,播種和田間管理工作都由自己完成,只是在農忙時(主要是收獲)從服務公司雇請幫手和作業服務??梢娍茖W的生產方式、高度的機械化水平和完善的社會化服務,為農場高效率的生產提供了強有力的基礎和支持,減輕了生產壓力和管理的負擔。
澳大利亞是實施農業保護性耕作較早的國家,經過多年的實踐,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技術模式。Des McGarry先生向我們介紹“免耕、輪作和固定道作業”是澳大利亞保護性耕作方式的三要素。在澳大利亞由于土地實行規?;⒓s化經營,農業生產實現全程機械化作業,為了提高機械作業效率,各農場普遍采用動力在100馬力以上的大型農業機械。同時,由于大型機械反復在耕地上作業,造成土壤壓實,不僅增加了機械動力的消耗,而且不利于雨水入滲,降低土壤的蓄墑能力,影響了農業生產效益。經過多年研究,澳大利亞農業科技人員總結了一套固定道機械作業方式,該項技術主要是根據作物的行距、機組的輪距和作業的幅寬等,在農田中劃定出若干組一定寬度的固定機組作業道,適當調整機組輪距,使每次作業時機組的承重輪都能在固定道上行走。據Jeff Tullberg教授介紹他們多年的研究表明,固定道作業方式比傳統的非固定道作業方式:一是避免了機組在松軟的土壤上行駛、在壓實的土壤中播種,可以節省機組50%左右的牽引力,減少能耗,減低成本;二是避免了土壤被輪胎反復碾壓,可以改善土壤團粒結構,增加土壤中有機質和蚯蚓含量(Jamie Grants農場實行固定道作業12年,土壤有機質含量由1.0增加到1.8,蚯蚓含量增加20%),適宜作物生長;三是減少壓實土壤面積,利于雨水入滲,增加土壤蓄墑能力,同時減少地表徑流,一般壓實土壤的地表徑流是未壓實土壤徑流的3倍以上;四是可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10%—20%。
據介紹澳大利亞為了防止土壤風蝕和沙漠化、減少水土流失、提高土地肥力、保持生態平衡,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推行保護性耕作方式,初期也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難度,政府為了推廣這項技術,先后啟動了大量的研究、示范、培訓項目,并對采用這項技術的農民在機具購置、改進、稅收、用油等方面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通過項目帶動技術的研究和推廣,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按照Des McGarry先生的估計,目前全國有30%的耕地實施了少耕技術、40%的耕地實施了免耕技術。澳大利亞在實施保護性耕作的同時,還十分注重視現代高新科學技術在農業上的綜合運用。如將GPS定位技術應用于農業機械的免耕精量播種、施肥、噴藥和固定作業道劃定等作業控制,進一步提高農業資源和生產資料的利用率,提高農業綜合效益。澳大利亞開展保護性耕作技術的經驗和做法對我國推廣該項技術,提高了有益 借鑒。
注: 赴澳、新農機職業技能培訓與鑒定體系建設考察團成員
【關鍵詞】生態適應;文化變遷;生態移民
【作 者】祁進玉,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人類學博士。北京,100081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09)01-0047-006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China’s experience of 30 years
Qi Jinyu
Abstract:The issu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balance has been used by Governments,the academia,and various form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focus on an academic research topic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to study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other issues,making the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has become a high-profile emerging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briefly combed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focusing on analysis of China’s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achievements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 in nearly 30 years (1978~2008) .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in China’s development is not yet ripe,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subjects’ norms is more prominent,and so,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construction the norms of disciplines.
Key Words:Ecological adaptation;Cultural Change;Ecological migrants;Ecological harmony;Sustainability
西方真正學科意義上的生態人類學研究是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在20世紀70~80年代進入生態人類學研究的發展期,這個領域的研究趨于規范和成熟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生態人類學研究進入我國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本文就近30年來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及其進展加以初步梳理。目前,生態人類學研究在我國發展還不成熟,在學科規范上存在很多問題,應在廣泛吸取國外生態人類學理論成果和深入開展本土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中國特色的生態人類學理論框架和典型個案,從術語、概念到方法和學科史形成一個基本的共識,如此,既利于學術對話和比較研究的進行,也能使生態人類學的中國化有一個理論平臺,不斷深入,此外,必須要進一步加強學科規范建設。
一、生態人類學:概念及其發展
人們關注人與環境的關系由來已久。人類學的這個研究領域通常被稱為“生態人類學”?!吧鷳B人類學”一詞的使用是1960年以后的事,關于“生態人類學”一詞,一般認為是由美國人類學家韋達(Vayda)和拉帕波特(Rappaport)在1968年首次提出的。然而人類生態學研究從法國的馬塞爾?莫斯和英國的埃文斯?普里查德就已經開始。莫斯根據民族志的資料指出,愛斯基摩人的社會生活因環境因素分為冬季社會集中期和夏季社會分散期,宗教的、道德的表達方式及其強調程度,順應社會集團這種集中和分散的集團化原理而變化。普里查德經過實地調查指出,奈爾地區半農半牧的努爾人到了雨季,他們的村落分散在一定的地域之內,到了旱季,許多村落又集中到河川流域。這種游牧生活與他們非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密切相關。因此,重視社會關系與生態環境相互作用的研究,在20世紀初就已經開始了。
生態學是研究動物、植物與其環境之間關系的科學。生態人類學研究人和生態的相互關系,此外,它還要研究觀念體系在其中的作用。這一研究領域的形成是基于文化生態學、文化進化論和靈長類社會生態學的發展而初具形態。日本人類學家綾部恒雄說:“綜合性地研究人類生活的人類學,大體上可以分為主要研究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文化人類學和主要研究社會和生態學方面的生態人類學?!盵1]田中二郎認為,生態人類學研究有別于生態學研究,必須具備這樣的觀點:要認知動物生態學所顧及不到的觀念體系和技術體系。他認為,生態人類學在近20年來進展迅速,但是其基本方法論是對環境影響下人類物質生產活動的生產方式和生產形態的分析。[2]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包括人口結構、社會組織、技術、環境等重要組成要素。為了確保通過直接觀察所做的再編排較之民族志的科學性、正確性,在生態人類學研究中重視直接觀察和計量。
20世紀20、30年代,在文化生態學研究方面博厄斯所開創的歷史特殊論學派在文化與環境的關系問題上持“環境可能主義”立場。環境可能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較弱的環境決定論,即環境并不是嚴格地限制文化的發展。J.H.斯圖爾德(Steward)被認為是生態人類學學科的開創者,1955年由他提出的文化生態學被看作是生態人類學理論產生的直接源泉。斯圖爾德強調了人類生態學和社會生態學的不同,把說明不同區域的文化特征和探討這種文化類型起源的學科規定為文化生態學。盡管斯圖爾德的文化生態學雖然有諸多不足之處,也曾遭致批判,如韋達(Vayda)、拉帕波特(Rappaport)、貝內特(J.W.Bennett)、唐納德?L?哈迪斯蒂(D.L.Hardesty)等人指出斯圖爾德文化生態學的嚴重缺陷,但是由他所倡導的對地域集團的生產形態和生存環境進行細致的研究,后來卻成了生態人類學的基本方法論。
文化進化論是20世紀20年代左右從美國發展起來的一種學說。主要代表人物有M.P.薩林斯和E.塞維斯強調的“特殊進化論”、斯圖爾德的“多線進化論”、L.A.懷特的“一般進化論”等文化進化論的各種流派,從各自的研究視角探討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文化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對現代生態人類學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理論支撐。
關于靈長類與生態人類學研究,在歐美發端于C.R.卡彭特(Carpenter)對豪埃猿的研究,從1960年開始,多博和R?李根據狒狒的研究,對非洲的布須曼人進行了研究。
在20世紀60~70年代,生態人類學逐漸產生生態系統途徑和民族生態學兩種研究路徑。1963年,克利福德?格爾茨的《農業過密化》成為生態人類學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他首次明確提出在文化人類學研究中運用生態系統方法。生態人類學采用了生物學中的生態系統概念形成了生態系統途徑,在物質交換系統中,人類、其他的生命體及非生命物質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民族生態學是認知人類學的一個亞領域,它以結構語言學為手段去了解當地人對周圍環境的感知,從而得到當地人所具有的世界觀,并得出如下結論:環境也是文化建構的產物。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生態人類學的發展趨勢:反對極端的文化相對論和生態人類學學科體系的建立與不斷完善。有研究者認為,在不遠的將來,生態人類學不會再是凱?米爾頓所說的“一種觀點”,而是一門真正成熟的學科。[3]
二、生態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
生態人類學研究進入我國是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這一時期伊始,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處于“補課”階段,主要側重于對國外的相關理論的翻譯和介紹工作,引進和譯介的國外生態人類學經典著作,包括:科茲洛夫《民族生態學研究的主要問題》(1984)[4]、美國學者內亭的《文化生態學與生態人類學》(1985)[5]、綾部恒雄的《文化人類學的十五種理論》(1986)[6]、田中二郎的《生態人類學――生態與人類文化的關系》(1988)、斯圖爾德的《文化變遷的理論》(1989)[7]、哈里斯:《文化唯物主義》(1989)[8]克利福德?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2000)[9]、唐納德?哈迪斯蒂的《生態人類學》(2002)[10]、大柳太郎(2006)[11]等。
我國本土人類學的兩本奠基之作:的《江村經濟》和林耀華的《金翼》,都以生態環境作為研究的背景,也可謂生態人類學研究的發端。但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人類學研究,則要歸于美國學者哈里斯明確地把、張之毅的祿村調查視為中國生態人類學研究的范例。[12]然而,真正學科意義上的我國生態人類學研究的進展,則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學術界開始從生態人類學的學科屬性和概念界定、內涵及其外延等充分加以探討,并就該研究領域的本土化加以嘗試,并取得了一些研究進展。
1993年,宋蜀華教授撰文介紹了生態民族學,指出它是民族學(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它是從生態學角度研究民族共同體及其文化與其所處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的學科,亦即研究族體與生態環境相互影響的特點、方式及規律,并尋求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生態環境的方式。它的研究領域包括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習俗信仰、行為及道德標準等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因素與生態環境的關系。”[13]1996年,宋蜀華教授又提出“生態文化區”的概念,將中華民族劃分出八個主要生態文化區,指出“生態環境對民族的發展繁榮和民族文化具有長期的作用和影響”。[14]可以說,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在一定意義上尚處于引介國外相關理論和本土化探索的初期階段,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然也給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提供了的足夠的發展空間。
三、當前中國生態人類學的主要研究取向與發展趨勢
(1)生態人類學的本土化研究
我國生態人類學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是近年來學科研究發展較為迅速、在該領域的研究中也取得了可喜的進展。國內的一些學者將斯圖爾德的“文化生態學”與格爾茲的“地方性知識”結合起來,認定任何一個民族的地方性知識都必定隱含著對當地生態維護極其有效的生態智慧和生存技能,各民族的這些智慧與技能對生態環境的維護具有直接的利用價值,發掘和利用這樣的生態智慧和技能就能救治生態災變。目前,在該領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云南大學的尹紹亭[15]、中央民族大學的楊圣敏[16]、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裴盛基、許建初、新疆師范大學的崔延虎、中山大學的麻國慶、吉首大學的楊庭碩、羅康隆[17]、云南民族學院的高立士[18]等人,他們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中各自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在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領域,尤其值得加以介紹兩位人類學家在生態人類學本土化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尹紹亭教授是中國西南地區研究少數民族刀耕火種最杰出的學者之一,他在這一領域已經有了許多豐碩的成果,其中《一個充滿爭議的文化生態體系―云南刀耕火種研究》、《森林孕育的農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種志》、《人與森林―生態人類學視野中的刀耕火種》等著作對中國生態人類學的發展都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在他的研究視野中,生活在這一地區的眾多西南少數民族就是通過他們所經營的刀耕火種農業系統,積累了豐富的地方性知識,在主動調適其生存環境后獲得的延續發展。[19]
楊圣敏教授曾經先后20余次赴新疆對維吾爾、塔吉克、塔塔爾、哈薩克等民族進行實地調查,走遍了天山南北的大漠、牧場和高原,做過2500余戶,包括13000余人的入戶訪談和調查,大量的實踐,使他在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上有很多新的認識。在這方面的研究中,他首先提出了維吾爾等民族的文化是一種干旱區文化的觀點,并從歷史和生態人類學的角度,探討論證了這種文化的特點與新疆干旱的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近年來,他進一步在云南、海南島等多雨地區的民族中進行實地調查與研究,探討環境與文化之關系。[20]
有研究者對近年來的相關研究進行了梳理,指出民族學人類學者致力于人類文化與自然環境相互關系的解釋,并且創建了文化生態學、生態人類學、民族生態學、人類生態系統等諸多理論流派,應用這些理論研究人類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過程,這就是人類學生態環境史研究的角度和特色。[21]
(2)環境保護與社區發展――生態移民研究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生態問題的日趨惡化,無論是人類學家還是生態學家都力圖從“文化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中尋找借鑒。在生態人類學和民族學的研究中,如何處理好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問題,歷來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其中關于生態保護與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研究,也是近年來學界關注的重點。如何處理好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并舉的問題,一直是學術界探討的重點,即發展與保護的關系問題[22],從長遠看來,所以進一步加深對這個問題的探討,關系到國計民生,也有助于生態人類學研究的進展。
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既是自然資源相對富集的地區,同時也是生態環境系統相當脆弱的地區。近年來,民族地區為了滿足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一些地區對資源的無序、過度等不合理開發,已使那里的環境問題變得日益嚴峻和突出。有研究者針對民族地區生態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環境管理與治理、新技術支持和文化自救、地方族群生態系統重構與修補等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和探討,提出相關對策和建議。[23]在生態人類學的區域性研究方面,微觀的個案研究較有代表性。有研究者通過對長江流域民族文化形成的自然生態環境以及民族文化系統與環境系統的耦合關系加以探討,揭示了長江民族文化生態的地域性、開放性、和諧性、節律性和變異性等特征。[24]
生態移民是以保護環境和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為目的的有計劃、有目的的政府行為,它是一個意義深遠的系統工程。關于生態移民、文化適應以及文化生態保護等問題,也是近年來研究的焦點。也有研究者通過實地調查分析牧民定居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認為地方政府制定地區發展計劃時需倡導參與式發展、讓當地居民受益的理念,并探討了生態環境保護、水利資金投入和限制當地牲畜數量對于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25]也有研究者認為,生態移民工程不應成為某一地區或某些地區孤立地實行的工程,對一個國家來講,生態移民工作應該是一個整體性的工作,必須從社會公平和民族平等原則出發,從整個國家的整體角度統籌規劃。此外,針對不同的地區情況差異,也有研究者認為要加大針對性的區域生態移民安置的模式研究。[26]
(3)生態適應與文化變遷研究
文化生存是近年學術界較為重點關注的研究內容之一。所謂的文化生存,主要指小民族或者弱勢群體在現代化過程中,保持其民族傳統的權益戰略。一般而言,某一區域的民族傳統文化與生態環境之間歷經時間考驗形成的適應性關系,也曾確保了當地環境的平衡穩定。有研究者認為,當傳統文化受到外來因素沖擊,生產方式等發生的變遷往往直接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當前的諸多生態環境保護措施常令本土文化處于消亡的邊緣。由此,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生存與生態保護絞結在一起,喪失其一也意味著兩者共同失敗。[27]人類除自身繁衍外,還需要將同自然植被和動物種群相關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累世傳遞下去。如何重整已經破損的文化生態系統呢?有研究者從廣西、云南的兩個應用人類學調查個案分析認為:新技術支持和文化自救,對于地方族群生態系統重構與修補,是行之有效的、必要的。[28]也有研究者通過實地調查,對三個傣族文化生態旅游村的“旅游場域”進行分析,比較了三種不同開發模式中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在“旅游場域”中相互作用和相互轉換的方式。指出“旅游場域”中的三種資本之間的良性循環,需要兩個重要環節:良好的社區參與、良好的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發展方案。這是保證文化生態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兩個重要條件。[29]
在生態人類學的區域性研究方面,微觀的個案研究較有代表性。有研究者通過對長江流域民族文化形成的自然生態環境以及民族文化系統與環境系統的耦合關系加以探討,揭示了長江民族文化生態的地域性、開放性、和諧性、節律性和變異性等特征。[30]有研究者認為,20世紀中葉以來,鄂倫春族傳統生存環境發生急劇變化,狩獵文化的自然進化過程遭致斷裂,傳統文化所具有的簡單文化的特點,束縛了鄂倫春族適應新環境的能力。[31]從目前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可以發現,自然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元兇或前提往往是人類文化多樣性遭到破壞。有學者指出,一方土地造就一方文化,一方文化養護著一方的生態環境,并由此為世界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做出貢獻。各民族必須相互尊重,相互學習,發揮各自的潛能。這不僅是文明發展的產物,也是社會文明發展的需要。[32]
有研究者基于近年來可持續發展研究的理論進展和作者田野調查資料的分析結果,提出微型社會可持續發展研究的概念。研究者認為,微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研究由于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除了經濟學、生態學、社會學和系統科學等主要學科外,還要求一些直接研究小規模社會的學科的參與,在研究方法上,建立在多學科實地調查和分析基礎上的實證研究具有特殊的意義。[32]也有研究者對環境問題的分析應從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多學科角度來加以探討,提出“可持續發展”就是人類應用文化的調適作用,在生態學原理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生態文明觀。[34]
生態和諧與環境保護潮流雖然是現代化的必然產物,但是生態保護與生態和諧的宗旨,也是我國各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粹。有研究者認為,如何弘揚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生態保護意識將有助于人們重視信仰在環保中的協調作用,恢復生態保護的道德自律。[35]
四、結語
由于生態人類學在我國發展還不成熟,因而在學科規范上問題也很多,所以,必須進一步加強學科規范建設。應在廣泛吸取國外生態人類學理論成果和深入開展本土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中國特色的生態人類學理論框架和典型個案,從術語、概念到方法和學科史形成一個基本的共識,如此,既利于學術對話和比較研究的進行,也能使生態人類學的中國化有一個理論平臺,不斷深入。
從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以來,在政治民主化、經濟一體化及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性大環境下,我國各民族、各地區現代化進程和社會發展的步伐加快,現代化正在向社會各個領域中不斷滲透。目前,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研究主要還是集中在相對落后的民族地區,這當然是必要的。但我們也應該關注時代的重大問題,回應現實的需要,把研究視野拓展至中國社會的各個基本層面。所以需要大力拓展我國生態人類學研究領域、進一步規范學科體系建設、完善專業和課程設置,發展和培育我國的生態人類學相關研究。在今后的生態人類學相關研究中,注重反思國家建構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本土民族文化生存的重要性與當地民族主體性地位忽略的結果,摒棄生態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的陳腐觀念,慮及我國多民族國家文化多樣性和生態多樣性的特點,充分關注我國民族文化與其生態環境之間存在的文化適應性,從而以當地民族主體性為出發點,探討生態、經濟與文化協調的可持續發展之路,這可能也是今后我國生態人類學發展的趨勢。
參考文獻:
[1][日]綾部恒雄:《文化人類學的十五種理論》,周星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第145頁。
[2][日]田中二郎:《生態人類學――生態與人類文化的關系》、楊時康譯,《昆明師專學報》1988年第8期。
[3]李霞:《生態人類學的產生和發展》,《國外社會科學》2000年第6期。
[4][俄]科茲洛夫:《民族生態學研究的主要問題》,殷劍平譯,《民族譯叢》1984年第3期。
[5][美]內亭:《文化生態學與生態人類學》,《民族譯叢》1985。
[6][日]綾部恒雄主編:《文化人類學的十五種理論》,周星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
[7][美]斯圖爾德:《文化變遷的理論》,張恭啟譯,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
[8][美]哈里斯:《文化唯物主義》,張海洋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
[9][美]克利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10][美]唐納德?哈迪斯蒂:《生態人類學》,郭凡、鄒和譯,文物出版社,2002年。
[11][日]秋道智彌、市川光雄、大柳太郎:《生態人類學》,范廣榮、尹紹亭譯,云南大學出版社,2006。
[12][美]哈里斯:《文化人類學》,李培茱等譯,東方出版社,1988,第67頁。
[13]宋蜀華:《人類學與研究中國民族生態環境和傳統文化的關系》,周星、王銘銘主編:《社會人類學講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14]宋蜀華、白振聲主編:《民族學理論與方法》,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
[15]尹紹亭:《森林孕育的農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種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16]楊圣敏:《環境與家族:塔吉克人文化的特點》,《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
[17]楊庭碩、羅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與生境》,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18]高立士:《西雙版納傳統灌溉與環保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19]吳正彪:《生態人類學的學科發展困境及思考》,《文山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年第1期。
[20]張國杰:《人類學家楊圣敏》,《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
[21]尹紹亭、趙文娟:《人類學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任國英:《生態人類學的主要理論及其發展》,《黑龍江民族叢刊》2004年第5期。
[22]王忠康.:《人類生態學》,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祁慶富:《關于二十一世紀生態民族學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李亦園:《生態環境、文化理念與人類永續發展》,《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葉舒憲:《人類學質疑“發展觀”》,《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袁鼎生:《生態人類學的當展》,《廣西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
[23]金海燕:《民族地區的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研究》,《黑龍江民族叢刊》2007年第5期;朱曉陽:《語言混亂與草原“共有地”》,《西北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莊孔韶:《重建族群生態系統:技術支持與文化自救――廣西、云南的兩個應用人類學個案》,《甘肅理論學刊》2007年第4期。
[24]鄧先瑞:《長江流域民族文化生態及其主要特征》,《中國地質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
[25]聶愛文:《牧民定居及其牧民未來發展――以雀爾溝鎮為例》,《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張詠:《牧民定居與文化轉型――新疆木壘縣烏孜別克民族鄉定居工程的考察報告》,《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26]孟琳琳、包智明:《生態移民研究綜述》,《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烏力更:《試論西部民族地區生態移民跨省安置與生態無人區的劃定問題》,《貴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李錦:《四川橫斷山區生態移民安置模式》,《貴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陳玉蘭、劉維忠、匡延昌等:《新疆少數民族地區生態移民的方式及政策》,《現代農業科技》2007年第22期。
[27]劉源:《文化生存與生態保護:以長江源頭唐鄉為例》,《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常寶:《論現代化與牧區傳統社會變遷》,《內蒙古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崔延虎:《游牧民定居的再社會化問題》,《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
[28]莊孔韶:《重建族群生態系統:技術支持與文化自救――廣西、云南的兩個應用人類學個案》,《甘肅理論學刊》,2007年第4期。
[29]艾菊紅:《文化生態旅游的社區參與和傳統文化保護與發展――云南三個傣族文化生態旅游村的比較研究》,《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
[30]鄧先瑞:《長江流域民族文化生態及其主要特征》,《中國地質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
[31]何群:《清以來大小興安嶺環境與狩獵文化的生態人類學觀察――鄂倫春族個案(上)》,《滿語研究》2007年第1期。
[32]李紅杰:《尊重民族文化多樣性與維護自然生態平衡的辨證關系》,《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
[33]崔延虎:《西北地區微型社會可持續發展研究》,《新疆大學學報》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