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7 14:59:06
導語：在貧困縣計劃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關鍵詞：教育公平；貧困生；學習形態；差異性分析
中圖分類號：G46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16-0007-02
一、研究背景
黨的十報告指出，要大力促進教育公平，提高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水平；在2016年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發展更高質量、更加公平的教育。據統計，2007年我國高校貧困生比例高達20%，貧困生弱勢群體還在不斷擴大，據資料顯示，各高校家庭困難學生在學業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家庭困難學生的學業情況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一部分家庭困難學生在家庭經濟困難情況下，努力奮進，成績名列前茅；另一部分因信息與資源的匱乏和不適應大學的學習生活方式導致出現學業困難，甚至受到學業警示、延期畢業的處分。進而，學業困難問題容易加劇家庭困難學生的自卑情緒，使其更加迷茫彷徨，由此產生惡性循環。
二、研究設計
此次研究的調查對象主要來自北京工商大學的本科生，通過查閱資料，我們了解到本校在校本科生總共11487人，貧困生1860人，占比16%，與全國貧困生比例接近，貧困生這一弱勢群體的學業問題也日益嚴峻。本研究聚焦于北京工商大學的家庭困難學生學業現狀，主要通過發放網絡調查問卷的形式進行，收回問卷430份，其中有效問卷430份。樣本分布于不同年級、學院之間；調查問卷內容主要包括“學業現狀調查”“學習情況影響因素調查”“基本信息”三個方面，共32個題目。問卷所有題目均經過多次修改和校訂，信度和效度良好。問卷結構完善。
本研究運用SPSS統計軟件，對學業影響因素進行具體指標分析和差異性分析，接著分析所有調查的貧困生之間的差異，最后得出結論并提出建議。
三、數據分析
（一）學習影響因素分析
1.描述統計。本文設計了21道題目調查學習情況的影響因素，采用其中的18道題目進行描述性分析，從結果可以看出受訪者的學習影響因素的均值大都在3-4分之間（介于一般和基本同意之間），可以看出，訪者對學習的認識都比較理性。為了確定學習狀況的影響因素，本文對所獲數據進行了因子分析。
2.因子分析。
（1）KMO檢驗和Bartlett檢驗。本文用KMO和Bartlett檢驗數據是否適合做因子分析，結果顯示 KMO取值為0.918（>0.9），并且Sig.值為0.000，表明數據非常適合做因子分析。
（2）指標個數的確定及命名。利用因子分析根據學生的學習態度將學習形態分為自主學習型、拓展學習型、外壓學習型、技巧學習型四類，四類Alpha系數分別為0.910、0.775、0.693、0.668，且四種學習形態均通過信度和效度檢驗，說明具有高度的內部一致性。
通過K中心聚類法，根據四種學習形態指標為受訪者進行集群，最后將受訪者集成了三群。群1在“自主學習型”方面的值最高，該集群有自己獨特的學習方式，能夠主動學習，對學習充滿好奇心，對學習有著深刻的認識，命名為自主學習群。群2在“外壓學習型”的值最高，而在“自主學習型”方面的值最低，可見此集群的學習狀況容易外界壓力的驅動，學習自主性較差，對老師家長的依賴性較強，命名為依賴學習群。群3在“拓展學習型”的值最高，該集群基礎學習沒問題，能夠對問題保持好奇心，更喜歡鉆研具有挑戰性的問題，命名為拓展學習群。
（二）差異性分析
1.學習形態分析。
（1）性別因素。以性別為因子，以學習形態為因變量，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在95%的置信水平下，發現不同的性別有著不同的學習形態。
對性別與學習形態群進行交叉分析，分析結果如下：男女學生中占比最高的均為依賴學習型，而女生明顯比男生更有自主學習習慣，而男生比較能自信學習，對自己充滿信心，這也符合現實。
（2）貧困生與否。以貧困生與否為因子，以學習形態為因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方差分析的顯著性小于0.05，說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貧困生與非貧困生之間的學習形態存在差異。對貧困與否和學習形態進行交叉分析，可以得出貧困生和非貧困生中依賴學習型人數占比最高，貧困生的依賴學習占比更高，非貧困生比貧困生的自主學習型占比更高的結論，說明貧困生學習的主觀能動性不足，依賴性較強。
2.貧困生學業現狀的分析。
（1）貧困生與非貧困生的差異性分析。以貧困生與否為因子，以學業現狀的6個問題為因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在95%的置信水平下，檢驗結果呈現差異性的是與老師課下溝通的頻率和綜合績點，接著對貧困生與老師課下交流和綜合績點進行交叉分析。
從結果可以看出，貧困生與老師交流的頻率會多于非貧困生，說明貧困生好學心更強，也從側面反映出貧困生學習依賴性更強。
在綜合績點情況調查中，貧困生中高績點（3.5～4之間）的占比明顯高于非貧困生，從側面反映出部分貧困生的學習成績優于非貧困生。
（2）貧困生差異性分析。我們接著針對所調查的全部貧困生的學習情況進行分析，以性別為因子，以學習現狀和學習影響因素為因變量進行獨立樣本檢驗，在90%的置信水平下，我們發現貧困生中不同性別在獲得獎學金情況、綜合成績情況和學習影響因素中的分數反映能力、考前感覺到壓力和焦慮存在顯著差異。
（三）數據分析結論
綜上數據分析可以看出，女生的學業成績明顯優于男生，而且女生學習的自主性更強，男生學習的拓展性更強。雖然大部分貧困生的學業成績比非貧困生好，但貧困生的依賴學習占比更高，學習的依賴性強，自主性不足。
四、建議
基于以上研究分析，本文對貧困生提出建議如下。
針對對外部環境的依賴性較強的貧困生，本文認為，首先要克服自卑心理。貧困生可通過溝通交流的形式，及時疏解心理負擔。其次，要樹立學習自信心，注重自我檢查和反省，找出自己自主學習中出現的問題和漏洞并及時改正。同時可通過實習或其他實踐活動提升身綜合能力。
針對部分求知欲不強，缺乏創新型的貧困生，首先要找到適合自身的學習方法。可以通過經驗交流會的形式，向高年級的學長學姐學習經驗，同時結合自身習慣，養成適合自身的學習方法。其次，要找到適合自身的學習場所。學校為學生提供了很多的學習場所，如寢室、圖書館、空教室、英語角等。學生可以根據自身需求，選擇適合的學習場所。
參考文獻：
2012年12月12日-15日，為進一步貫徹落實強衛書記批示精神，團青海省委下發《關于開展“溫暖寒冬愛心接力青年先為”主題志愿服務活動的通知》，團青海省委組織青年志愿者分赴海東地區互助縣第四中學、互助縣什巴小學、民和縣甘溝鄉小學和樂都縣雨潤鎮漢莊小學開展愛心捐贈、學業輔導、親情陪伴、自護教育、家訪等志愿服務活動并為他們贈送了棉衣、手套、口罩等御寒物品、乒乓球、羽毛球等文體用品、暖瓶、牙刷牙膏、護手霜及潤膚霜等基本生活用品。志愿者們不畏嚴寒、不畏勞累為農民工子女們表演了一場場精彩的節目，活動現場還與孩子們互動，做游戲、現場教授舞蹈、同唱一首歌共愛大家等。
河南：提升貧困縣志愿者津貼
河南省為進一步改善大學生志愿服務貧困縣計劃志愿者在崗服務期間的生活待遇，更好促進大學生志愿者服務基層，近日，由團河南省委、省財政廳聯合下發通知，對河南現行大學生志愿服務貧困縣計劃志愿者生活補貼標準進行調整。
通知規定，調整后的大學生志愿服務貧困縣計劃志愿者生活補貼標準由專科生原先每人每月800元調整至1500元，本科生、研究生由原先每人每月900元分別調整至1600元和1700元，所需費用由省、市財政各承擔50%，在省直管縣服務的志愿者生活補貼由省財政全額負擔。目前在崗的2011、2012年度大學生志愿服務貧困縣計劃志愿者，自2013年1月起執行調整后的生活補貼標準，2013年以后（含2013年）新招募的大學生志愿服務貧困縣計劃志愿者生活補貼標準也將按新標準執行。
據悉，自2004年以來，由團河南省委牽頭，河南省委宣傳部、河南省教育廳、河南省財政廳、河南省人事廳、河南省農業廳、河南省衛生廳和河南省扶貧辦共同組織實施了河南省大學生志愿服務貧困縣計劃，截至目前，先后選派1800名貧困縣計劃志愿者赴河南省23個國家級或省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的鄉鎮，開展為期2年的志愿服務工作。廣大志愿者秉承“奉獻、友愛、互助、進步”的志愿精神，立足基層、甘于奉獻、勤奮工作，在促進河南省經濟社會發展中做出了積極貢獻。北京：
紅云圖書館大型公益活動圓滿結束
“內蒙古鄂爾多斯人均GDP已經超過香港，躍居全國第一。”這一消息來自之前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聯合高和投資的《中國民間資本投資調研報告》。報告稱，保守估計，鄂爾多斯擁有資產過億的富豪人數不下7000人。
如果把目光轉移到其下轄的旗縣，會發現它們中的大多數也受到了鄂爾多斯的經濟輻射影響，十年前這片地區還因落后而被稱為“內蒙古的西部”，2010年8月15日在遼寧鞍山舉行的《第十屆全國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評價結果》新聞會上，鄂爾多斯的準格爾旗排名上升到第20位，榮居西部百強縣第一；伊金霍洛旗名列西部百強縣第三；烏審旗第二十七。
不過，令人驚愕的是這三個西部百強縣同時還在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簡稱“國貧縣”）的名單上。在這份名單上，鄂爾多斯下轄的旗縣共有5個，分別是準格爾旗、烏審旗、伊金霍洛旗、鄂托克前旗、杭錦旗。“名單還未變動，十年來一直是那5個。”鄂爾多斯市扶貧辦秘書楊偉告訴《方圓》記者。
怎么確定國貧縣
“目前鄂爾多斯的5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是國務院扶貧領導小組在2001年確定的，之后就再也沒有變動，所以像準格爾旗，雖然這幾年經濟發展起來了，仍然保留了國貧縣的稱號。”楊偉向《方圓》記者表示。
我國扶貧工作起步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國貧縣的確定主要有三次大的變革。第一次是在1986年，國務院扶貧領導小組確定了258個國家級貧困縣。但當時對于貧困縣的確定有很強的政治性，會更多地考慮一些革命老區。此后幾年又有一些革命老區縣和其他縣進入國家級貧困縣名單。1993年，國家制定和實施“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開始對國家級貧困縣進行調整。1994年，經調整后的貧困縣一下子增加到592個。不僅原有的很少從名單中除去，反而增加了很多新的貧困縣。最后一次是在2001年，國務院扶貧領導小組重新認定了592個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作為重點幫扶對象，同時也不排除對部分非重點縣貧困地區的扶持。這次調整主要是取消了沿海發達地區的所有國定貧困縣，同時增加了中西部地區的貧困縣數量。
2001年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的確定標準，主要考慮了各個縣1997年―1999年這三年貧困人口（包括絕對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占全國比例、農民人均純收入、人均GDP、人均財政收入這幾項指標的加權平均值。其中人均低收入以1300元為標準，老區、少數民族邊疆地區的標準為1500元；人均GDP以2700元為標準；人均財政收入以120元為標準。但在實際評定工作中，則是由國家確定各個省的名額，再由各省根據實際情況分別確定具體的縣，因此在全國范圍內適用的標準并不完全一致。
2001年以后的十年，是我國各地差距不斷拉大、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特征愈加顯著的十年，而那份國貧縣名單卻再也沒有變化。“自治區扶貧辦主任會議提出今年年底前可能會對貧困縣名單作出調整，但具體調整方案還不清楚。”楊偉說，“從全自治區盟市、旗縣經濟發展情況來看，如果要調整，我市的幾個貧困縣有可能全部調整出去。”
富縣仍戴窮帽
2001年確定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的時候，整個鄂爾多斯地區還很貧窮，鄂爾多斯人吃不飽飯，更吃不上肉，被稱為“梁外人”。鄂爾多斯下轄的準格爾旗，境內千溝萬壑，黃土高原、丘陵區要占全旗土地面積的90%以上。沖擊平原只有沿黃河一帶的578平方千米，僅占全旗土地面積的7.6%。楊偉向《方圓》記者介紹：“在2003年煤炭價格暴漲以前，該旗財政收入、居民收入一直都排在全市后幾位，所以歷史欠賬比較多。”
如今，已是西部百強縣第一的準格爾旗可以用“日進斗金”來形容了，它的財政實力甚至超過某些下轄數個旗縣的盟或市。值得稱道的是從2007年下半年起，富裕起來的準格爾旗開始實施十二年免費義務教育。這不僅在全區是首例，在全國也走在前列。它的致富，緣于煤炭的開發利用，有的自己當上了煤老板，有的因土地被政府征收而獲得大額財政補貼，他們將這些錢投入到煤礦、房地產，或者放貸，從而錢生錢，變得更加富有。地方的財政稅收收入也相應增加。
對于這些資源縣的一夜暴富，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李小云向《方圓》記者分析，這幾年我國經濟的發展有一個趨勢，就是越來越多的產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這在相當程度上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這些地區資源豐富，而我國經濟發展對能源的需求一直在增長，且這種需求是剛性的，按照市場供求規律就進一步抬高了它的價格。此外，資源稅的改革也有利于地方政府建立穩定的財政收入增長機制。”
總體上看，準格爾旗是發展起來了，已經成為縣域經濟的典范，但“國貧縣”的窮帽一直沒有摘掉。“不管它的經濟現狀如何，只要還在國貧縣名單里，就仍然能獲得國家對于貧困縣的財政轉移支付和受益于一系列優惠政策。”李小云說。對此，鄂爾多斯扶貧辦也不否認。楊偉告訴記者：“這幾個縣這些年一直獲得上級財政支持。”
窮帽為什么難摘
窮帽戴了10年還未摘下，不僅是準格爾旗，在各地都很普遍。1993年我國調整貧困縣時農村貧困人口較1985年已減少4000萬，而調整后的貧困縣數目卻反增不減。“2001年確定的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十年來未有變化，因為國家對貧困縣的認定沒有動態明確的退出機制，要摘掉某個縣的貧困帽，壓力非常大。”李小云表示。
戴著貧困帽意味著什么？
按照我國目前對國家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的政策，國貧重點縣可以獲得財政扶貧資金的支持，包括以工代賑資金、扶貧發展資金等，每年有三四千萬左右。二是可以享受扶貧貼息貸款，最高時有四千萬元；三是可得到中央單位、省級單位的對口扶持；四是各部門對貧困縣的政策傾斜。除了國家扶貧資金，各垂直管理部門還可以憑著貧困帽向上級主管部門爭取資金。“各種有形無形的支持優惠加起來是一大筆錢，地方政府為什么不要這筆錢呢？”李小云說。
楊偉告訴記者，在準格爾旗，這幾年上級財政支持的主要項目有整村推進、產業化扶貧、移民擴鎮和“雨露計劃”（通過扶持、引導和培訓，旨在提高貧困人口素質，增強其就業和創業能力的一個項目）等。這些項目促進了當地的就業，提高了貧困地區農牧民的收入。從2010年來看，準格爾旗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了8900元，而該市的貧困標準為2500元。
“能夠獲得這樣大筆的資金，地方政府爭取貧困帽、保住貧困帽的動力是強大的。”李小云說，“爭取貧困縣已經成為地方政府和中央在資金分配方面的博弈。”
富財政，窮農民
全面地看已經號稱是“內蒙古第一縣”的準格爾旗，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是光環下的準格爾旗雖然城市里燈紅酒綠，部分農村仍然荒涼。楊偉向《方圓》記者講述：“有的村雖然地下有煤炭，但由于煤層較薄或暫未開發等原因，農民收入非常低，每年實際是在負債生存，那些地區的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楊偉在表示準格爾旗近年來財政收入明顯增加的同時，特別強調了“高平均收入掩蓋之下的貧困程度依然很深，屬于典型的‘富財政窮農民’現象”。
首先，從城鄉居民絕對收入差距來看，“十五”末是10406元，2010年增大到了17100元。同時，農民內部收入差距也逐步拉大。旗內各個村鎮貧富差距懸殊，資金過于集中在少數富裕戶、富裕村、富裕鎮。“是這些富裕起來的村鎮將全村、全鎮或全旗的各項經濟指標平均值抬高了，但還是有很多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楊偉表示，“2010年底，全旗仍有貧困人口20410人，約占全旗農業總人口的10%。”
改善準格爾旗整體經濟狀況的另一個困境是財政收入雖然走在了自治區各個旗縣的前列，但真正用于扶貧開發的資金并不多。“2010年準格爾旗地區生產總值達到650億元，財政收入146.5億元，但是可用于農牧業開發的資金只有4億元，可用于扶貧開發工作的資金就更少了。”楊偉說。
貧苦農民不能從富財政中擺脫貧困，這是很多資源縣面臨的共同問題。一方面，我國大多大型天然氣、煤炭企業均為國企，其注冊地通常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根據我國現行稅法的相關規定，很多地方稅種需到企業注冊地納稅，這就使得稅收在地區間轉移了。再加上上級財政拿走的收益，留在地方的可能僅僅是“吃飯財政”。另一方面，“財政中的多少用來扶貧，地方政府有很大的決策權，它可以將其用于市內基礎設施建設，也可以用于別處，扶助農村貧困人口的資金可能非常有限。”李小云說。
扶貧要扶到位
國貧縣沒有明確的退出機制，能夠自食其力反哺農村的富縣仍戴窮帽，富財政下依然生活著大量貧困人口，這是我國扶貧問題的部分現狀。正是這些現狀，讓人們對部分名單上的國貧縣充滿質疑。
扶貧要扶到位。李小云建議，取消貧困縣，向貧困戶瞄準。
關鍵詞 城鄉教育一體化 政策輸入 監督保障 教育政策執行
隨著我國“精準扶貧”力度的加大，貧困縣如何提升教育質量成為關注點。國務院印發的《關于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指出，城鎮教育資源配置不適應新型城鎮化發展，應加快縮小縣域內城鄉教育差距，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意見》為貧困縣教育政策的執行帶來了新的契機，又帶來了挑戰。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城鄉二元體制使貧困縣城鄉二元結構表現得更為明顯。貧困縣作為“薄弱縣”，長期依賴國家的支援，在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存在對以往執行慣例的依賴。隨著簡政放權力度的加大，國家鼓勵地方政府采取磋商合作的方式推進不同利益相關者參與到政策執行中，使執行要素重新配置，促進教育政策執行方式的創新性和開放性。如何讓貧困地區在政策執行中有效平衡縣域內城鄉教育質量，進一步促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實現，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貧困縣執行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政策面臨的挑戰
《意見》要求加快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學校建設標準的統一，到2020年，城鄉二元結構壁壘基本消除，縣域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和城鄉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意見》指出，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中要“優先發展，統籌規劃”、“深化改革，創新機制”、“提高質量，公平共享”、“分類指導，有序推進”。宏觀性的指導意見給貧困縣絳諧竅繅邐窠逃一體化政策帶來挑戰。
1.貧困縣執行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政策時應更具規范性和特色化
自由裁量權把更多的創新空間留給地方政府的同時也要求執行過程具有更多的規范性。貧困縣在推進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時首先要準確反映出政策意圖的各種目標和任務。以政策目標為核心，協調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整合人力資本，利用物力資本、財力資本，對政策執行有個明確的管理計劃，使各種要素在政策執行中更好地組合，并及時進行監督，評估。在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的進程中，每個地方都有著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教育發展水平，教育政策執行方式須具有特色性，使政策模式與當地環境很好地契合。
2.貧困縣執行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政策時應更具靈活性和創造性
推進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的活動不是抽象的，它是在一定社會發展背景下被重新詮釋的。貧困縣政府執行者應更深入了解本地教育發展的規律，集合政策執行所需的資源，分析影響政策執行的各種因素，使一項教育政策執行置于地方的發展背景中，更具靈活性。教育結構性改革給貧困縣帶來更為復雜多變的環境，教育政策執行的模式也發生了一定的轉變。貧困縣政府在執行這項教育政策時遇到一定的新問題、新情況，能夠根據這些狀況靈活、正確甚至創新性地解決這些問題。
二、貧困縣執行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政策的“壁壘”
美國學者卡爾?弗里德里奇將政策界定為“在某一特定的環境下，個人、團體或政府有計劃的活動過程”，提出政策的用意就是利用時機、克服障礙，以實現某個既定的目標，或達到某一既定的目的。要想有效推進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的政策，貧困縣需要對如何執行政策與完善執行的保障體系做進一步深層次解讀。教育政策執行的過程并不是“上傳下達”直線式的過程。從教育政策輸入到政策結果產出，貧困縣政府的政策執行過程與現實需求還有一定的落差，與政策期望值還有一定差距，其主要“壁壘”表現在以下方面。
1.教育政策輸入渠道不暢通
教育政策目標在中央政府層面可能相對清晰明確，但是落實到具體區域時會出現一些問題，致使政策輸入渠道存在阻塞。盡管每個縣域政策執行的組織體制有所不同，但是教育政策輸入渠道應以推進地區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為載體，規范政策執行的組織管理，以便使政策產生最終期望的效果。由于教育功能自身的滯后性，貧困縣沒有擺脫“經濟優先”發展思路，對教育政策的執行不給予重視，使教育政策不能有效輸入。
教育政策輸入過程中人力資源渠道不健全。在政策執行前、政策執行中及政策執行后都應有不同的工作人員配置，以此保證每個階段規劃有效完成。但是有的貧困縣政府沒有制定具體的政策執行規章，致使工作人員安排無序化。執行人員不會“傾聽”教育政策中民眾的聲音，使政策輸入氛圍缺乏民主。財務信息不透明成為教育政策輸入渠道中的另一個障礙。國家大力“精準扶貧”時期，對貧困縣的教育經費給予大力傾斜。在獲得教育經費后，有的貧困地區政府挪為他用，去補貼當地經濟發展的需要。此外，政策執行外部環境的影響力往往被忽略。教育政策下傳到地方層面明顯被修正，教育政策執行模式受當地經濟、政治、文化等外部環境所影響，甚至受當地的風俗習慣、人情世故所牽絆。但是有的貧困地區政府在執行中生搬硬套，出現一些“懶政”不作為現象。
2.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沖突“阻滯”政策執行過程
規范性的執行輸入渠道是政策執行過程不可缺少的環節，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政策執行過程按照邏輯性的規范體系進行就能取得滿意效果。規范性的組織結構只是政策執行過程的必要條件。利益相關者的沖突為貧困縣教育政策執行添加新的復雜性。教育政策的實施好壞能夠影響到千家萬戶的利益，鼓勵不同利益相關者參與政策執行過程才能保障政策的順利執行。靈活多變的執行環境中，政策執行的不同階段處理不同利益相關者的矛盾對貧困縣而言仍是一個難題。
在貧困縣，教育政策直接利益相關者的呼聲弱。《意見》的出臺是為了保護薄弱教育群體的利益。但在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過程中，大多是從國家層面或政府管理方面進行組織，忽略了直接利益相關者的聲音。這樣導致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政府具有顯著的強勢利益導向，直接利益相關者因缺乏影響力，成為利益博弈的弱者。當直接利益者得不到回應會采取非正式手段表達利益訴求，容易激發相關的社會問題。同時不可忽略的是政府利益資源網絡結構的不完整。教育政策的順利進行是貧困地區多個部門進行合作協調、漸進式反饋的結果。財務、編制辦、教育等各個部門之間的有效整合才能為教育政策的執行提供完整的元素。每個部門追求的利益是不均衡的，且每個部門對教育政策的主觀理解不同，對這項政策的認可和執行力也不同。經濟實力強的部門往往在利益博弈中占據主導地位，形成有利于自己部門的政策執行價值理念。在政策執行過程中，貧困縣各個政府部門的沖突和不合作極易出現“孤島現象”，使教育政策執行寸步難行。
3.政策執行者的能力欠缺
政策執行者扮演的角色及對政策執行過程的掌控能力在執行中起著很關鍵的作用。貧困縣政策執行者因價值觀、世界觀以及認知能力的不同在執行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政策中成為執行“短板”。
貧困縣政策執行者的再認知能力有待提高。貧困縣政策執行管理者對宏觀政策認識不到位，執行力比較薄弱，執行方式簡單粗暴。有些貧困縣政策執行者在政策執行中把自己排除在政策之外，認為只是簡單布置任務即可。政策執行者的再認知能力是教育政策輸入的關鍵樞紐，如果樞紐不起作用，政策就不會產生期望的成果，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的進程就會延緩。政策執行者的變通能力、創新能力是政策執行特色化的根本。創新理念給貧困縣教育政策執行提出更高的挑戰，使推進義務教育一體化進程的政策執行環境更具靈活性。貧困地區政策執行者欠缺一定的創新能力，依舊按以前的慣例方式進行政策的執行，在信息化時代的執行環境中手忙腳亂。政策者不具備變通能力，那么就影響教育政策執行的各個要素有效協調，使政策執行不能有效完成。
4.教育政策執行監督體制存在缺陷
在信息時代，游離于正式監督體系之外的新傳媒力量興起，網絡新聞、手機快報、微信圈等方式能夠使教育事件得到及時傳播，完善了教育政策執行監督體系。傳統的教育督導在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仍然起主導作用，第三社會機構和教育學者、專家等對教育的關注為貧困縣教育政策執行過程提供了改革動力。在新型互動和監督關系中，貧困縣教育監督體制還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能有效為教育政策產生結果提供保障。
首先，新媒體在教育政策執行監督中發展不完善。新媒體要把貧困縣教育改革的背景和組織結構有效研磨，才能保證報道效應。但是在實際報道中，對政策執行中出現的問題，新媒體并不能深入挖掘原因就加速傳播，使政策絳形侍獯遞具有虛假性。這樣傳遞的效果并不能真正給貧困縣政府教育政策執行提供及時督查，還會增加政府教育政策執行的負擔。其次，貧困縣教育督導部門的專業化程度不夠。一方面，貧困縣作為教育質量發展薄弱地區，教育督導專業化程度仍然不能有效通過控制執行過程中產生的矛盾來鼓勵不同利益相關者作出合作性的回應。另一方面，教育督導部門只是簡單復制上級部門的要求，并不能把對政策執行的督查常規化。這兩個方面的沖突導致地方教育政策執行模式的不完整，成為推進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的阻礙。
三、貧困縣執行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政策的路徑優化
只有熟悉“游戲規則”，貧困縣在執行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政策中才能使政策執行環節良性循環。
1.規范教育政策的輸入渠道
面臨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政策環境的不確定因素，規范性的組織管理能夠使貧困縣在復雜的政策環境中井然有序地執行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執行方式應合理配置資源使之有效嵌入當地環境，找到相應的觸發機制來規范組織管理，有效促進貧困縣城鄉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
重視組織管理的動態演變，規范執行過程。貧困縣政府應將以前教育政策執行的結果作為起點，通過人們對教育質量的期望和國家對教育質量的要求做出適應性調整和改變，使組織管理更具規范性。在人員配置方面，對政策執行的各個階段進行專業化勞動者的有效分工。在財力資源方面應該把資金透明化，專款專用。應對復雜的政策執行環境，組織管理更加規范化，為教育政策執行打下扎實的基礎。應進一步重視教育政策執行模式的外部環境，一方面應依據當地的經濟環境、政治環境、文化環境等做出適應地方性的政策執行模式；另一方面應在環境的基礎上進行創新，促使地方政府組織管理更具規范性和特色化，處理好教育部門與其他部門的關系，使各個政府部門能為政策執行提供合作。
2.協調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沖突
推進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涉及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包括政府、學校、教師、學生、家長各個價值主體。不同的主體在政策執行方面發揮不同的作用。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相互發生作用的過程可稱為“博弈”。在博弈過程中，執行者和參與者處于平等的地位，按照資源配置的規則組合行事。但是現有政策執行一般帶有明顯的強制性，政府方面一直是強勢的主導，教師、家長、學生處于博弈過程的邊緣地帶。政策執行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能夠解釋這項政策利益相關者的合作程度。貧困地區政府自由裁量權的增加應進一步促進多元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協調，共同促進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鼓勵多元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政策執行。多元主體參與教育政策執行，利用政策執行階段中不同的資源和力量，最終目標是達到教育政策目標的完成，實現社會對教育質量的期望。在政策執行前，政府應鼓勵各個價值主體參與，尤其是直接利益者，學校、教師、家長和學生，積極主動創造條件去解讀不同的聲音，根據多元主體的需求制定成本小、效益高的政策執行路徑，為政策執行設計好“藍圖”。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政府應時刻關注直接利益相關者的情感傾向，公開政策執行的動態和進程，清楚利益相關者的需求，解決在政策執行過程中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問題與矛盾。
整合地方政府各個部門之間的資源，促進相互合作。教育政策利益相關者不應僅僅是指各個價值主體，也應包括地區各個政府部門。教育政策的執行涉及到不同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一項政策不只是地區教育部門的事情，而且需要編制部門、財政部門等的合作。貧困縣應加強政府各個部門的溝通，引入競爭機制以提高工作效益。將政策部分管理面向市場，通過合作、、招標等方式，使一些營利部門等進人參與，以此提高政策執行的質量和效率。加強貧困縣政府部門之間合作機制的培訓，包括政府部門之間的專業交流、支持等。
3.提高教育政策執行者能力，助推政策執行過程
教育政策執行者在政策執行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教育政策執行者不僅僅要領會上級政府頒布政策的意圖和明確政策目的，其后還要投入具體政策實踐中。在政策執行前，執行者的政策認知能力非常重要。在政策執行中，執行者應促使政策在地方扎根，對執行管理者的創新能力和變通能力有更高的要求。政策執行的創新能力能夠使政策執行更為“本土化”；變通能力能有效協調、靈活處理在政策執行中出現的問題。對政策再認知能力表現為執行管理者能用一種創造性又符合貧困地區實際情況發展的方法來認知政策。加強對政策執行者的專業素養培訓，加強他們對政策的再認知能力。上級政府創造條件使貧困縣的政策執行者相互交流意見，培養管理者對自身政策統籌角色的認知。
推進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進程中，政策執行環境面臨多變性和復雜性。創新思維方式，減少對以往政策執行路徑的依賴，是貧困縣政策執行者的必備課。鼓勵政策執行者對自己縣域教育結構性變革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深入了解，總結問題的原因，探索新的執行方式，進一步培養政策執行者對政策執行的特色化l展。政策執行者只有具備創新理念和解決問題的變通能力，才能使政策執行走出適合自己縣域教育發展的路子。
4.完善監督管理.保證教育政策“開花結果”
貧困縣政府在政策執行時更多的自由裁量權使之在權力方面有更多的誘惑，監督管理為縣教育部門使用權力提供了必要的制衡。新媒體的盛行為政策執行的監督管理提供了新的挑戰，貧困縣教育督導日益專業化應為教育政策的執行提供堅實的保障。
關鍵詞：貧困縣；脫貧管理；信息學院；新疆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34-0143-04
從國家制定反貧困政策以來，中國的反貧困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人減少到的2005年末的2 365萬人，貧困發生率從30%下降到2.5%；而新疆87個縣(市、區)中，貧困人口224萬，占新疆總人口2 010.35萬的11.14%。新疆貧困縣中有26個國家級貧困縣，占新疆87個縣（市）的31.1%；26個國家級貧困縣總人口516.36萬，占新疆總人口2 010.35萬的25.69%；26個國家級貧困縣農村人口433.44萬，占全疆農村人口1263.5萬的34.3%[1]。隨著中國經濟的全面增長以及國際、國內環境的不斷變化，中國現階段的農村反貧困工作也表現出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貧困人口減少的速度明顯減慢，返貧現象時有發生。面對新疆地域廣大，貧困人口分布廣泛，貧困原因復雜多變，如何實時監控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及其狀況的發展變化，需要借助于現代信息技術。
管理信息系統綜合運用了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和管理科學等多門學科技術，涉及到開發過程的各個方面，是一項系統工程。管理信息系統的主要特點是利用定量化的科學管理方法，通過預測、計劃、優化、跟蹤、調節和控制等手段來支持輔助決策。目前，管理信息系統的開發方法主要有:生命周期法、原型法、結構化設計方法以及面向對象的系統分析與設計方法等。
生命周期法的主要特點是開發過程階段清晰，各階段都有明確的標準化圖表、文字說明等組成文檔資料，便于在開發過程中管理和控制。在解決社會問題上，尤其是地域廣大、情況復雜的階段性問題方面，生命周期法是最為適合的方法。本文將生命周期法運用于新疆國家級貧困縣脫貧研究中，不但可實時監控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及其狀況變化，還可及時為脫貧情況提出預警及部分對策，該系統的開發將會給貧困地區脫貧管理提供新的思路。
一、生命周期法的概念
生命周期的概念最早出現在經濟管理領域，由Dean[2]和Levit[3]提出，提出的目的是研究產品的市場戰略。當時，對產品生命周期的劃分是按照產品在市場中的演化過程，分為導入、成長、成熟和衰亡階段[3]。結構化生命周期法系統開發方法的基本思想是：用系統工程的思想和工程化的方法，按用戶至上的原則，結構化，模塊化，自頂向下地對系統進行分析與設計。在識別用戶最基本需求基礎上，將整個信息系統開發過程劃分出若干個相對獨立的階段，如系統規劃、系統分析、系統設計、系統實施、系統運行與維護等[4]。
二、基于生命周期法的脫貧管理信息系統研究
（一）新疆國家級貧困縣不同發展階段分析
在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實現了“三步走”戰略目標的第一步，即實現了解決溫飽問題；到21世紀初，又實現了“三步走”戰略目標的第二步，即實現了初步的小康。新疆國家級貧困縣也應實現從貧困型社會―溫飽型社會―基本小康型社會―全面小康型社會―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逐步轉變（圖1）。
圖1社會發展階段圖
貧困型社會是建設全面小康型社會的起步點，只有找對起點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在新疆，農村是貧困人口的聚集區，貧困階段的特點是社會經濟發展相當緩慢，生產力發展水平相當低，第二和第三產業發展非常差，人均收入比國家規定貧困縣人均收入標準低很多，勞動力文化素質低、家庭人口眾多及人均占有耕地少，基礎設施不完善，生活條件差，貧困原因復雜多變，抵御災害的能力較薄弱，反貧率極高，本階段首要且主要解決的問題是溫飽問題。
溫飽型社會的目標是擺脫貧困基本解決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是向基本小康社會轉變的過渡階段，沒有這一階段的過渡，貧困地區很難實現擺脫貧困跨向小康社會的進程。這一階段，國家扶貧政策大力推行與實施，扶貧方式基本以村為單位，扶貧資金使用到位，大力發展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改善自然條件及調整農業結構，生產力發展水平提高較快，貧困人口數量得到控制，第二、三產業的發展有所提高，經濟收入有所剩余，科技、教育、文化、衛生事業發展得到良好改善，生活生產有了一定保障。
基本小康型社會是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基礎和物質保障，基本小康社會是人民的生活水平由傳統農業社會轉向現代工業化社會的必經階段，在這一階段加強鞏固溫飽社會的成果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以加大科技扶貧為主，培育區域性支柱產業，產業結構逐步得到優化，生態環境改善有所提高，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高，貧困人口生活質量和綜合素質有相當大的提高，農村人口和農村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非農業，經濟發展進入到主要提高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發展階段。
全面小康階段工業化程度不斷提高和加深，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更快，第三產業發展占有很大比重，農村城鎮化發展水平加快，交通、通信、水利等設施完善，人均純收入基本接近國家小康標準，先進的科學技術大量應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更高層次的進步，普遍實現農村養老保險，社會公平程度的提高得到豐富，為完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了基礎。
不同階段的不同數據處理要求，使貧困地區脫貧管理信息系統與普通縣域管理信息系統有較大的差異，其針對性和專門性需求更為明確。新的信息系統能夠超越傳統信息系統的數據處理反應極限，根據各階段數據特點，通過對比分析能夠及時動態地處理變化的數據，迅速地對貧困階段作出反應并起到及時預警與調控的目的。
（二）研究目的與范圍
1．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目的：（1）新疆國家級貧困縣基本數據庫設計；（2）構建基于生命周期法的新疆國家級貧困縣管理信息系統邏輯模型并進行可行性分析。
2．研究范圍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發了《關于審核確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通知》國開發辦[2002]4號文件，確定新階段自治區27個國家級貧困縣（市）[1]。
和田地區包括7縣:和田縣、墨玉縣、皮山縣、洛浦縣、策勒縣、于田縣、民豐縣；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包括3縣1市:阿圖什市、阿克陶縣、阿合奇縣、烏恰縣；喀什地區包括8縣:疏附縣、疏勒縣、英吉沙縣、莎車縣、葉城縣、岳普湖縣、伽師縣、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阿克蘇地區包括:柯坪縣、烏什縣；阿勒泰地區包括:青河縣、吉木乃縣；塔城地區包括:托里縣；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所轄包括: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尼勒克縣；哈密地區1個: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
（三）指標體系選取
結合小康社會的內涵與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的基本原則，并參照國內、外已建立的各種衡量社會進步的指標體系，根據新疆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特點和新疆國家級貧困縣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特殊性的實際情況與相關專家意見，本文提出了符合新疆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評價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發展及保障、人口素質、生活質量及生態環境等5個子系統，共18項指標。
為了使信息系統能夠較快及方便地分析數據，各個階段都采用相同的指標來衡量其特點，根據相同指標的不同指標值算出相應的權數并對比分析各階段的脫貧情況及脫貧進程，提出預警和調控措施。新疆國家級貧困縣脫貧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新疆國家級貧困縣脫貧評價指標體系
（四）數據庫分析及建立
由于對有關貧困縣脫貧的數據收集較復雜且數據之間的關聯性較強，綜合性較大，所以數據采集主要以國家規定的能反映脫貧狀況的指標為依據。
針對新疆貧困縣各階段的貧困原因和數據特點，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指標作為反映貧困縣不同階段脫貧的標準。通過分析評價這些指標，判斷脫貧處于哪一階段并能及時了解和掌握脫貧情況，發現脫貧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采取相應的措施，起到調控和預警的作用。
建立數據庫首先應建立各生命周期階段的數據信息庫，其次將各個數據信息庫整合為一個綜合數據庫，通過對比，應用綜合指數法和聚類分析法得出各縣的貧困脫貧實現程度與貧困層次劃分，為決策和實現途徑提供依據。
為了達到綜合性對比分析和各階段對比分析簡潔直觀，研究中各階段都采用相同的指標評價體系和分析方法，不同的是根據動態變化的數據，計算其權重并綜合分析各階段的脫貧情況及得出相應的結論。
運用統一的指標體系不僅提高了數據處理能力和管理水平，還及時有效地反映了脫貧情況，達到了快速處理、管理數據和預警的目的并為扶貧組織及時采取措施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各個階段的數據庫構建模式和評價方法都采用如下的過程:
圖2 數據庫建立
根據以上數據庫建立過程，分析生命周期各階段的數據信息并建立綜合數據庫，最后進行綜合對比分析其實現程度，得出國家對貧困縣脫貧政策的評估以及制定今后扶貧政策的相關措施和戰略。綜合數據庫圖如下：
圖3 綜合數據庫
（五）脫貧信息系統的邏輯模型
基于對研究區的基本情況、分布及數據庫的分析和研究，貧困地區脫貧信息系統的組成一般包括會計信息系統、脫貧分析子系統和脫貧情報子系統三個輸入子系統及預警子系統、脫貧進度子系統和控制子系統三個輸出子系統。與傳統的信息系統相比，此系統的結構性更強，系統結合輸入輸出兩大子系統對脫貧信息系統進行信息化管理，脫貧信息系統集研究區內外部資源信息與決策系統為一體，各系統之間相互獨立又互為影響，對復雜龐大的數據進行有條理的管理和處理，打破了傳統數據處理復雜、管理難的弊端。脫貧信息系統結構示意圖（如圖4）：
圖4脫貧信息系統結構模型
（六）并行開發環境
并行開發環境的建立可以充分考慮系統生命周期中社會各階段與系統相關的因素，包括系統分析、系統設計、系統實施、系統運行和系統維護各個階段的相關因素分析。
通過在建立過程中實施并行開發環境工程，能夠最大限度地交流數據信息，避免分析失誤以及在系統分析和設計階段，未考慮系統生命周期在設計過程中相關因素而導致的不能滿足決策者需求、系統開發周期過長以及系統運行質量不高的問題，達到壓縮系統開發周期、提高系統的質量和功能集成性的目的。并行開發環境信息系統圖：
圖5并行開發環境信息系統圖
三、結論
通過對新疆國家級貧困縣及脫貧情況的了解，基于生命周期法的思想建立新疆貧困縣脫貧管理信息系統對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有如下貢獻。
1.針對新疆廣袤的地域情況和貧困機制的復雜性，新疆需要建立一個適應社會要求的脫貧管理信息系統。脫貧程度的好與壞、快與慢是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的重要環節，由此，為引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有一個好的脫貧效果，建立一個理論充分、切合實際和規范可行的脫貧管理信息系統，能夠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有一個全面、客觀、整體的把握和評價，對國家研究新疆脫貧情況和社會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本研究將生命周期法的思想和方法融于其中，針對新疆地域特點及不同的貧困產生機制，詳細分析了不同社會階段的貧困特點和數據，選取統一的指標評價體系，并構建相應的數據庫系統，分析其特征，通過建立綜合開發小組并在并行環境下建立了龐大而復雜的動態綜合數據庫，最后使用綜合指數法和聚類分析法，分析了新疆國家級貧困縣脫貧的實現程度和貧困層次的劃分，對措施和政策的及時提出指引了方向。建立綜合數據庫使得信息系統的建立更具有層次性和條理性，對提高管理信息系統的質量、縮短系統開發周期、提高信息交流與使用、加強信息反饋周期的縮短都十分必要，也更有益于政府和相關部門及時了解情況，提高工作效率，制定符合當地實際情況的脫貧措施和政策，對加快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立十分重要。
3.基于生命周期法的貧困縣脫貧管理信息系統的研制，將脫貧研究由以往的人工處理數據繁重、響應時間緩慢、政策制定和措施實施信息反饋滯后的傳統管理模式轉變為數據更新快、反應時間短、政策和措施實施反饋迅速的現代管理模式。與傳統的脫貧管理模式相比，新模式具有使用方便、分析與處理數據的過程清晰簡潔、有益于信息的迅速交流、及時發現問題和響應周期短等特點，因此建立適應社會需求的脫貧信息管理系統有利于實現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
4.基于以上脫貧管理信息系統的特點和優點以及信息化社會的需求，針對新疆地域遼闊、貧困機制復雜、返貧現象多重發生的情況，建立行之有效的脫貧管理信息系統在脫貧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集以上特點與要求建立符合新疆貧困縣發展的脫貧管理信息系統，能夠幫助政府和相關扶貧組織全面及時準確地動態掌握脫貧情況，適時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和措施，達到調控和預警的目的，同時為實現社會共同富裕的目標，建立這樣一個適應新疆貧困縣脫貧發展的信息系統勢在必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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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試題中的語文、數學(文)、數學(理)、文科綜合、理科綜合、英語科，以及外語科小語種、漢語均使用全國卷。試卷由省統一印制。考試必須在標準化考點進行。
所有考生在考試前都應按在報名階段簽訂《考生報名考試誠信承諾書》的承諾，主動了解省教育考試院在高考前公布的《四川省2018年普通高考考場規則》，并在考試中嚴格遵守。所有考試工作人員須簽訂《誠信施考承諾書》。
全省高考(藏、彝文一類模式高考除外)于6月7、8日統一組織進行。各科目考試時間(北京時間)安排如下：
全國統考和省級統考各科全部實行網上評卷。
考生成績由招生考試機構逐級通知到考生本人，不公布。對成績有疑問需申請成績復核的考生，于6月25日12∶00前到縣(市、區)招考辦登記。成績復核結果由招生考試機構逐級通知考生本人。
普通類錄取共5個批次
四川省今年普通高校招生錄取批次(不含藝術、體育類專業)設置為本科提前批、本科第一批、本科第二批、專科提前批、專科批共5個批次。
國家專項計劃和地方專項計劃在本科提前批結束后、本科一批開始前錄取，其中有特殊要求的公安(武警)院校國家專項計劃在本科提前批錄取。
深度貧困縣免費定向培養普通類專業本科安排在本科一批后、省屬院校免費師范生普通類本科錄取前進行，專科安排在專科提前批后、專科批前進行。
高職學院面向藏區試辦高中起點“1+2”模式高職教育(以下簡稱藏區“1+2”)志愿設置在專科批志愿之后，符合條件的考生可選擇填報。
錄取工作按照本科提前批國家專項計劃、本科提前批、國家專項計劃(不含本科提前批國家專項計劃)、地方專項計劃、本科第一批、深度貧困縣免費定向培養計劃普通類本科、省屬院校免費師范生普通類本科、本科第二批、專科提前批、深度貧困縣免費定向培養計劃普通類專科、專科批的批次順序依次進行。
本一本二批次均設置6個平行第一志愿
全省實行網上填報志愿的方式。
本科提前批和專科提前批分別設置1個第一志愿和2個平行第二志愿，本科提前批設置一個預科志愿;本科第一批、本科第二批、對口招生職教師資班和高職班均設置6個平行的第一志愿(按從前到后的自然順序為A、B、C、D、E、F，以下類推)，專科批設置9個平行的第一志愿(按從前到后的自然順序為A、B、C、D、E、F、G、H、I)，本科第一批、本科第二批、專科批均設置6個平行的預科志愿;本科第二批和專科批各設置3個平行的藏文加試、彝文加試志愿。每個學校志愿內設置6個專業志愿和專業調配志愿。
在本科提前批錄取的國家專項計劃和在本科提前批后錄取的國家專項計劃、地方專項計劃分別設置6個平行志愿，每個學校志愿內設置6個專業志愿和專業調配志愿。
深度貧困縣免費定向培養計劃本科、專科分別設置6個平行志愿，每個學校志愿內設置6個專業志愿。
省屬院校免費師范生中的本科層次農村義務教育、特殊教育計劃、招收藏文、彝文加試考生的本科、專科層次藏漢、彝漢“雙語”計劃和招收“一類模式”高考考生的本科、專科層次藏漢、彝漢“雙語”計劃均設置1個第一志愿、4個平行的第二志愿，專科層次小學教育“一專多能”計劃設置1個第一志愿和2個平行第二志愿。每個學校志愿內設置6個專業志愿。
本科提前批和本科第一批分別設置1個高校專項計劃志愿、1個自主招生志愿、1個高水平藝術團志愿和1個高水平運動隊志愿(其中本科提前批志愿僅限只在該批次有招生計劃的高校的合格考生填報)，本科第二批設置1個高水平運動隊志愿。每個學校志愿內設置6個專業志愿和專業調配志愿。
愿意服從學校專業調配的考生，應選擇該高校志愿內的專業“調配”欄。未選的，錄取時視為不愿專業調配。
藝體類填報志愿6月28日17點以前
藝術類本科專業招生錄取分為本科提前批和兩個本科批次。體育類本科、專科專業招生錄取都為1個批次。
深度貧困縣定向培養藝術體育專業本科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后、省屬院校免費師范生藝體類本科錄取前進行，專科安排在藝術本科二批后、省屬院校免費師范生藝體類專科前進行。本、專科均設置6個平行學校志愿(縣區)，每個學校志愿內設置6個專業志愿(縣區)。
工資性收入
是貧困地區農村居民增收的主要來源
貧困地區包括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和集中連片特困地區。2013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工資性收人人均2269元，同比增長22.7%；家庭經營純收人人均2636元，增長11.3%；財產性收人人均79元，增長9.4%；轉移性收人人均535元，增長21%。
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促進了貧困地區的工業發展，為貧困地區帶來了就業機會的增加。隨著非農就業比重的提高，以及工資水平的較快上漲，2013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實現增長22. 7%，對全年增收的貢獻率達到53.3%，成為貧困地區農村居民增收的主要來源。在多項穩定農業生產政策的作用下，貧困地區農產量穩定增加，種植業純收人人均1597冗，增長9.2%，增速比全國農村平均水平高5.2個百分點。2013年政府進一步加大社會保障力度和財政補貼支出，各地陸續提高了養老、低保等社會保障標準，努力做到“應扶盡扶”和“應保盡保”；中央財政對農民的糧食直補、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農機購置補貼支出超過1700億元；699個縣開始探索向貧困地區教師發放生活補貼，受益教師達到120萬人。這些措施直接促進轉移性收入的快速增長，2013年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轉移性收入增速比全國農村平均水平高6.8個百分點。
“貧困縣”農村居民收入
增速高于貧困地區平均水平
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389元，比上年增加782元，增長17%，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3.8%，增速比全國農村平均水平高4.5個百分點，比貧困地區農村平均水平高0.4個百分點。
這里的“貧困縣”是指列入《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的592個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其中的554個縣從2001年起即開始扶貧攻堅。經過連續多年的政策扶持，“貧困縣”基礎設施狀況明顯改善、社會事業水平顯著提升、經濟社會發展積累了內生動力。與2002年相比，2013年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勞動力所占比重提高近10個百分點，接受技能培訓的勞動力比重接近30%。2010年以來，國家進一步加大了對貧困縣的扶持力度，其中“雨露計劃”累計培訓勞動力385萬人，投入資金34.1億冗，對于提高勞動力職業技能、實現勞動力轉移起到積極推動作用。勞動力素質的不斷提高為“貧困縣”農民收入快速增長儲備了人力資本，提供了發展后勁。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農村平均水平
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583元，比上年增加747元，增長1 5.4%，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2.3%，增速比全國農村平均水平高3個百分點。
本刊訊 2016年，根據自治區人民政府“1+20”扶貧攻堅政策和《廣西壯族自治區脫貧攻堅教育幫扶實施方案》等文件精神，我區各級教育部門聯同有關部門聚焦貧困地區、貧困學生，全年實施了多項教育扶貧、教育脫貧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效。
一是貧困地區的教學資源明顯增加。學前教育方面，我區2016年在54個貧困縣投入學前教育發展資金4.82億元，新建幼兒園78所，認定自治區多元普惠幼兒園600所。義務教育方面，我區下達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建設項目資金28.74億元，依照《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村小學教學點基本辦學標準》的相關指標，大力改善貧困地區農村學校、教學點的辦學條件。我區還投入2.54億元實施貧困地區普通高中改擴建項目63個，統籌資金7 500萬元支持15個貧困縣建設中等職業學校，同時下達3 000萬元支持優質職業院校通過管理、課程、師資、設備“四下鄉”方式開展教育扶貧工作。
二是進一步落實貧困地區學生幫扶政策。一方面，我區對建檔立卡貧困戶子女實施15年免費教育，投入資金17.73億元，惠及學生122.24萬人次，同時對建檔立卡貧困畢業生實施100%就業幫扶，該群體就業率達99.97%。另一方面，我區多措并舉增加貧困地區學生的升學機會。2016年，我區多所普通高中開設了“圓夢班”，招收建檔立卡貧困戶初中畢業生3萬多名；區內高校安排貧困專項計劃2 950個，其中國貧專項計劃750個，區內本科第一批重點高校貧困專項計劃200個，面向建檔立卡貧困戶精準脫貧專計劃2 000個，為家庭困難學生升學拓寬了路徑。
三是貧困地區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得到進一步提升。2016年，我區舉辦了多個貧困地區校長業務能力和學科骨干教師能力提升培訓班，培訓貧困地區學校校長1 600余名、學科骨干教師7 000余名，極大地提高了貧困地區學校校長和學科骨干教師的專業能力。同時，我區還支持貧困地區中高職院校建設1-2個自治區級創新創業教學團隊，實施農村小學全科教師定向培養、縣級中職學校教師定向培養、特崗教師培養等工作，為農村地區學校輸入新鮮血液，為貧困地區的教育發展夯實基礎。
（責編 蒙秀溪）
面對越來越難啃的“硬骨頭”，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扶貧成就，離不開甘肅省在扶貧機制的一直探索與創新。在先后實施雙聯行動、“1236”扶貧攻堅行動的基礎上，甘肅省去年制定出臺了“1+17”精準扶貧工作方案。這一方案緊扣對象、目標、內容、方式、考評和保障六個精準，瞄準最貧困的鄉村、最困難的群體、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促使扶貧政策向特困片帶精準聚集、扶貧資金向貧困村貧困戶精準聚焦、幫扶力量向貧困對象精準聚合，走出了一條具有甘肅特色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路子。
精準扶貧首先得把貧困人口挑出來。甘肅省緊緊圍繞全省6220個貧困村、101萬貧困戶、417萬貧困人口，著力在找準貧困人口、分析致貧原因和掌握脫貧需求上出實招、下功夫。去年6月開始，甘肅省集中利用2個多月時間，組織6萬多名干部在全國率先開展精準核實貧困人口和完善建檔立卡工作，為實施精準扶貧奠定了堅實基礎。去年，甘肅省被列為全國精準扶貧大數據管理平臺建設試點省份。
緊盯貧困地區生產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甘肅省整合全省優勢資源集中投入，重點攻堅。貧困地區的基礎瓶頸得以突破，2015年，甘肅省共解決了180.56萬農村居民和26.08萬學校師生飲水安全問題，農村自來水普及率目前達80%；完成建制村通暢工程11025公里，全省82%的建制村通了瀝青（水泥）路；爭取國家農村危房改造計劃21.8萬戶，是年度目標14萬戶的1.56倍；安排易地扶貧搬遷3.5萬戶17.1萬人，超出年度目標任務0.4萬人。公共服務水平進一步提升，開工建設2400所貧困村標準化衛生室、939所行政村幼兒園，從2015年秋季開始，甘肅省還對貧困家庭子女學前教育免除保教費、中職教育免除學費并發放助學金、就讀省內高職（專科）院校免除學費及書本費。農村低保一類補助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3300元，二類補助標準提高到每人每年2808元，共使136.9萬人實現了“政策性脫貧”。
實施產業扶貧、增強“造血”功能，是實現精準脫貧的治本之策。甘肅省專門制定了培育主導產業、加強技能培訓、發展新型經營主體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草食畜、馬鈴薯、蔬菜、蘋果、中藥材等富民特色優勢產業持續壯大。特別是在金融支持方面，甘肅省啟動實施總規模達400億元的精準扶貧專項貸款工程，財政與金融部門聯手創新，為有勞動能力、有貸款意愿和一定還款能力的貧困戶提供免抵押、免擔保、5萬元以下、3年以內的小額信貸支持。截至2015年11月30日，全省累計發放精準扶貧專項貸款174.2億元，惠及38.4萬戶、165.1萬貧困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