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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居民對未來物價上漲預期繼續回落。在收入方面，居民未來收入信心指數54.9%，較上季回落0.4個百分點，表明居民對未來增收信心略有下降。
以下是報告全文：
2012年第1季度，由中國人民銀行在全國50個城市進行的2萬戶城鎮儲戶問卷調查顯示：
一、物價感受指數
居民當期物價滿意指數19.7%，較上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別提高3.2和2.4個百分點。62.9%的居民認為物價“高，難以接受”，較上季和去年同期分別回落5.9和4個百分點，34.9%的居民認為“可以接受”，較上季和去年同期分別提高5.2和3.3個百分點。
居民對未來物價上漲預期繼續回落，未來物價預期指數62.1%，低于上季和去年同期3.3和10.7個百分點；其中，預測下季物價上漲的居民比例為31.4%，較上季度下降5.4個百分點。
二、收入感受指數
居民當期收入感受指數51.9%，較上季回升1個百分點，表明居民收入情況有所改善。
居民未來收入信心指數54.9%，較上季回落0.4個百分點，表明居民對未來增收信心略有下降。
三、就業感受指數
居民當期就業感受指數42.3%，較上季提高2.5個百分點，處于200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居民未來就業預期指數51.3%，較上季提高0.7個百分點，其中預期下季就業形勢“好”或“基本不變”的居民占70.7%，預期“就業差”的占11.7%。
四、儲蓄、投資、消費意愿
在當前物價、利率以及收入水平下，82.5%的城鎮居民傾向于儲蓄（其中，46.9%偏好“儲蓄存款”，35.6%偏好“投資債券、股票、基金等”）， 17.5%傾向于“更多消費”。
在各主要投資方式中，25.7%的居民偏好“基金、理財產品”，這個比例較去年4季度提高了3.2個百分點，是居民的投資首選；居民另一主要投資方式為“實業投資”（16.4%的居民傾向該種投資，是2009年以來的最高值）；“房地產投資”意愿繼續回落，較去年末和同期分別降低了1.4和10個百分點，在主要投資方式中列第三位。
在各類消費中，居民購車意愿為14.6%，是1999年調查以來的最高值；大額商品消費意愿與旅游意愿分別為25.3%和25.2%，較上季分別提高了0.5和2.6個百分點。
五、對房價預期與購房意愿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流動；二元經濟；戶籍制度；勞動力市場
中圖分類號：F323.6
勞動力流動是勞動者以改變就業形式、改善收入狀況等為導向的一種跨地域流動行為。在任何時期的任何國家，勞動力流動都是勞動力市場的一種常態。根據2010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數據推算，2010年農村就業勞動力達到1.55億人，比上一年增加了765萬人，增長率為5.2%①。另據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我國進城農民工數量達到1.59億人，占城鎮就業的比例高達44.2%②；2012年進城農民工數量則高達1.63億人，占城鎮就業的比例也達到44.0% 。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是我國二元經濟發展階段的一個重要現象。我國流動人口特別是鄉城流動人口規模之大，增長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我國的人口流動已成為“人類歷史上在和平時期前所未有的、規模最大的人口遷移活動 ”③。
一、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歷史沿革
根據不同時期國家對農村勞動力流動政策的不同，改革開發以來我國的農村勞動力流動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年以前的嚴格限制流動階段。在1978年之前，由于我國處于計劃經濟階段，對勞動力流動嚴格控制，對勞動力實行有計劃的流動，不在計劃之內的流動被稱為“盲流”。在城鄉嚴重分割的情況下，農村居民由農村遷移到城鎮的途徑很少，只能通過城鎮企業有計劃的招工、子女上大學、部隊干部轉業等途徑來實現遷移。
第二階段，1980年以后勞動力流動開始恢復，進入允許遷移階段。隨著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向鄉鎮企業流動。而且從1984年開始，國家允許農村居民自帶口糧、自籌資金進城務工經商，這個政策極大地刺激了勞動力的流動，此時農村勞動力流動進入一個快速增長時期。張曉建（1997）估計，1980年代末在城市務工經商的農村勞動力達到了1500多萬人④。
第三階段，1990年代進入跨區域流動階段。進入1990年代，勞動力流動進入一個時期，主要是由農村地區流向城鎮地區，由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沿海地區，跨區域流動頻繁。國家統計局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1995年出省的農村勞動力人數大約為2500～2800萬人⑤。
第四階段，2000年以后進入快速的大規模流動階段。從2000年開始國家實施了積極的遷移就業政策，主要包括取消對農民工進城的不合理限制，推進相關配套改革保障農民工權益，促進勞動力市場發育。這些鼓勵政策極大地激發了農村勞動力的合理流動：2002年末，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數量就突破1億人，達到1.05億人，占城鎮就業的比例也高達42.3%⑥；此后一直到2012年，進城務工人員數量一路攀升，占城鎮就業的比例也一直維持在40%以上。
二、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現狀
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現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規模
勞動力流動是指勞動力從一個地區向另一個地區遷移、流動的過程。近年來，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動，特別是農村向城市的勞動力流動引起了學者和研究人員的廣泛關注。2006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指出，我國的流動人口達到總人口的10%以上，“我國目前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在和平時期前所未有的、規模最大的人口遷移活動，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遷移流”③。仲小敏（2000）估計，全國在城鎮就業的農村勞動力數量1995年為3600萬，1996年為4000萬，1997年達到4600萬，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京、津、滬三地的流動人口占本地常住人口的比重達到20%～25%，廣州市甚至達到38%，這些流動人口50%以上是由農村遷移出來的。⑦《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顯示，2009年全國外出農民工數量達到1.45億人，比上一年增加492萬人，增長率為3.5%⑧。另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北京市外來流動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0%上升到2010年的35.90%，2010年上海市該比重甚至達到39%⑨。
根據1983-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相應年份人口統計數據以及其它資料整理出了我國1983-2012年的進城農民工數量及其占城鎮就業比例的數據，由于受數據可獲得性的限制，其中1984-1989年的數據缺失。為了更直觀地描述進城農民工的數量及其占城鎮就業比例的變化趨勢，圖1給出了它們的變化曲線圖。從圖1中可以看出，1983-2012年我國進城農民工數量總體上處于上升趨勢，從1983年的200萬人增加到2012年的16336萬人，同時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主要表現為：1983-1994年處于快速上升時期，主要原因是從1980年開始國家開始允許勞動力的鄉城遷移，農村勞動力流動開始恢復，且到了1990年代勞動力跨區域流動頻繁，農村勞動力流動進入一個高漲時期；1995-1997年處于下降階段，原因是這段時間進城農民工由于在城鎮受到歧視等因素影響，部分勞動力開始回流到農村；1997年之后隨著國家對農民工權益保障力度的加強以及農民工工資的提高，農村居民進城務工的意愿和動力增強，進城農民工數量處于穩步上升階段。從圖1也可以看出，農民工占城鎮就業的比例總體上處于上升趨勢，從1983年的1.7%提高到2012年的44.0%，其變化的趨勢及階段性特征與進城農民工數量相類似，即“上升——下降——上升”的變化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進城農民工占城鎮就業的比例出現了下降趨勢并趨于穩定，原因主要有：一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民工回鄉現象，但由于受國家實施的經濟刺激和就業調整政策影響，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農村外出就業人口逐漸恢復常態；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就業人數的增長，進城農民工數量的增長量相對較小，主要原因是2008年之后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出現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導致能夠轉移到城鎮就業的農民工數量減少。有學者估算表明，現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并沒有之前所想的那么大。蔡昉、王美艷（2007）利用反設事實法，通過估算農業中種植業和飼養業的勞動力需求數量，根據農村勞動力的不同轉移規模，估算出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和比例的三種不同情形，得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規模和比例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且農村剩余勞動力50%左右是40歲以上的勞動力⑩。另據估算，我國目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在9000萬人左右，與本世紀初相比大約減少了6000萬人，而且目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是以剩余時間的形式存在的，絕對意義上的剩余人口并沒有這么多！。
（二）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形式和特征
對我國來說，勞動力流動主要是指勞動力由農村向城鎮、由農業向非農業的轉移過程。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主要是城市工業部門以招工形式為主的有計劃的轉移。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戶籍管理的松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形式轉變為以就地轉移和跨區域轉移為主的轉移形式。所謂就地轉移，是指農村勞動力由農業向本地縣城的轉移，即鄉外縣內的流動。這種轉移形式在改革開放之初最為明顯，主要原因是農村副業、鄉鎮企業以及城市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所謂跨地區轉移，顧名思義，是指農村勞動力的跨省流動；廣義上的跨地區轉移還包括跨縣流動，即縣外省內的流動。跨地區的勞動力轉移雖然開始時間較短，但已經成為當前或許未來一段時間內勞動力轉移的最主要形式。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我國的勞動力流動@達到26139萬人，其中就地轉移#達到3996萬人，跨地區轉移$達到22143萬人，分別占農村勞動力流動總人口的17.27%和84.71%。與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相比，就地轉移人口和跨地區轉移人口分別增長了71.37%%和82.89%⑨。另據2012年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2011年農村外出就業人口中，跨省就業比重達到47.1%，比上一年提高8個百分點；縣外省內就業比重為32.7%，比上一年上升了3.4個百分點；鄉外縣內就業比重為20.2%，比上一年下降了9.6個百分點；2012年跨省就業比重為46.8%，縣外省內就業比重33.2%，鄉外縣內就業比重為20%，增減趨勢與2011年基本一致^。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勞動力跨地區轉移占總勞動力流動的比重和增長幅度大大超過就地轉移，已經成為勞動力流動的最主要形式。本文所說的勞動力流動是指勞動力的鄉城遷移，更準確地說是指勞動力跨地區的鄉城流動。
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主要特征有：
1.以男性為主
Zhao（1999）根據1995年四川省農村住戶調查數據的計算結果表明，男性占遷移人口的72%，而農村非遷移人口中男性只占49.6%，且作者使用Logistic模型研究發現，女性比男性勞動力遷移的概率低4.7%&。根據2006年《我國農民工調研報告》，男性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體的66.3%，而女性只占33.7%*。2010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顯示，農村外出就業勞動力中男性所占的比重為64.6%，比上一年提高了0.1個百分點（。農村勞動力流動以男性為主的特征一直延續到現在，2012年的最新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男性農民工占66.4%，女性占33.6%^。
2.以青壯年為主，且年齡有提高趨勢
Zhao（1999）使用的調查數據顯示，遷移人口的年齡比非遷移人口將近小10歲，且隨著年齡的增大，遷移的概率降低&。Deng（2007）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收入分配課題組2002年在全國12個省份所做的城鎮住戶和暫住戶調查數據分析結果表明，流動人口比城鎮人口年齡將近小6歲） 。2006年《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數據顯示，外出農民工_平均年齡只有28.6歲，其中，16～20歲的農民工占18.3%，21～25歲占27.1%，26～30歲占15.9%，31～40歲占23.2%，40歲以上占15.5%+。2010年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顯示，農村外出就業勞動力的平均年齡為33.8歲，其中，16～20歲占6.5%，21～30歲占35.9%，31～40歲占23.5%，41～50歲占21.2%，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2.9%1。2012年最新數據表明：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7.3歲，其中，16～20歲占4.9%，21～30歲占31.9%，31～40歲占22.5%，41～50歲占25.6%，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5.1%。值得注意的是，進城農民工的平均年齡有了提高（2006年為28.6歲，2010年為33.8歲，2012年為37.3歲），且青壯年（21～40歲）所占的比重也在下降（2006年為66.2%，2010為59.4%，2012年為54.4%），這意味著40歲以上的外出農民工越來越多。主要是因為外出農民工收入增速下降（2012年外出農民工收入增加額比上年同期減少118元，增幅下降了9.4個百分點^），且東、中、西部外出農民工收入趨同（2012年東、中、西部農民工月收入分別為2286元、2257元、2226元^），青壯年農民工由于其受教育程度較高，在自己家鄉較容易找到一份相同性價比的工作，也就是說，外出務工的機會成本提高了，而且城市的工作有較高的替代性。
3.受教育程度高于農村非流動人口
Zhao（1999）使用1995年四川省農村住戶調查數據表明，遷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非遷移人口，為7.56年：6.24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傾向于遷移，但農村人力資本水平最高的那部分人除外，這些人并不是選擇外出務工，而是就地占據基層資源，比如擔任村干部等職能崗位&。根據2006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04年外出農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農民工比重達到81.6%，比全國農村勞動力人口的平均水平高18.3個百分點2。2012年的數據也是如此：外出農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6.5%，農村非流動人口只占10.9%^。
4.勞動力流動的區域間不平衡
Cai & Wang（2003）根據200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研究發現，在2000年，東部地區有65%的跨省勞動力遷移是發生在地區內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分別有84%和68%的跨省勞動力遷移到東部地區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沿海發達省份的常住人口所占比重在增加，而內陸欠發達地區的常住人口所占的比重在下降4，這反映了我國的人口流動是從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向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遷移過程。此外，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水平呈現出區域不平衡性。Raa & Pan（2005）根據1992年的分省面板數據研究發現，西部和中部地區流動到東部地區的是技術工人、管理人員等人力資本較高的人員，而東部地區流動到中部的是非技術人員，很少有流動到西部地區的5。另據《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2009年在東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占全國外出農民工人數的62.5%，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占全國外出農民工的比重分別為17%和20.2%⑧。2012年的調查數據也證實了這一區域不平衡現象：外出農民工中在東部地區務工的占42.6%，中部地區占31.4%，西部地區占26.0%1。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外出農民工中在東部地區務工的2012年仍占42.6%，但與2009年（62.5%）相比該數據已經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相反，在中西部務工的農民工比重有了較快的提高。原因不外乎是東中西部外出農民工收入趨同，外出務工的機會成本增加了。
5.社保參保率低于城鎮居民
由于農民工在城鎮從事的大都是非正式職業，且有一半以上的未簽訂就業勞動合同6，從而導致外出農民工的社保參保率較低，且明顯低于城鎮居民參與水平。圖2反映了2012年城鎮居民和外出農民工社保參保率的差異。從圖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2012年“五險”中，除了工傷保險外出農民工比城鎮居民參保率略高以外，其他類社會保險參保率城鎮居民均比農民工高很多。至于外出農民工工傷保險參保率為什么要比城鎮居民高，原因顯而易見，跟農民工從事的高風險行業密切相關。有調查數據顯示，2012年外出農民工中有60.7%從事制造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等安全事故高發的行業；從事這些行業的農民工工傷保險參保率也高達73.5%^。
（三）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因素
根據勞動力遷移的經典理論，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農村居民在城鎮就業的預期純收入
農村居民在決定是否向城鎮遷移時考慮的不僅是在城鎮就業的預期收入，還要考慮城鎮生活成本，包括貨幣成本和心理成本。所謂貨幣成本是指農村居民由農村遷移到城鎮所花費的交通費用、找工作花費的時間和金錢等；心理成本是指遠離親人，適應陌生環境所帶來的心理壓力等。如果預期收入與生活成本的凈值大于零，則選擇遷移，否則不遷移。
2.戶籍制度
在我國，農村勞動力決定是否遷移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戶籍制度，遷入地的戶籍管理越松或戶籍限制越少，勞動力流向該地的可能性越大。
3.遷移距離
在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遷移距離也是影響遷移的一個重要因素。遷移距離的遠近直接影響遷移者獲取勞動力市場信息的成本、回家鄉往返交通成本、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心理成本。因此，農村勞動力的遷移呈現出就近區域上的聚集性。例如，安徽、江西等地的外出勞動力大多流向上海、江蘇、浙江等地，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大多流向廣東，河南、河北大多流向北京等地。
4.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平均收入水平差距
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是影響我國勞動力跨地區流動、鄉城流動的重要因素。例如，沿海發達地區居民人均收入較高，外出勞動力就較少；而內陸中、西部地區居民平均收入較低，外出務工的可能性就較大。城鎮居民人均收入較高，外出務工的可能性較小；而農村居民平均收入較低，外出務工的可能性就較大。
5.年齡因素
在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以青壯年為主，這與外出勞動力所從事的職業有關。農村的外出務工人員大多數從事的是“3D（Dirty， Dangerous and Demeaning7）職業”，這些職業勞動強度大、危險性高，且大多是建筑、制造等行業，年齡成為從事這些職業的必需條件。另外，年齡越輕的人，遷移的心理成本越小，而且遷移收益的回收期更長，從遷移中獲得的潛在收益的現值也越大。我國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表明，16～25歲的勞動力占全部遷移人口的50%左右，16～35歲的勞動力占全部遷移人口的3/48。
6.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包括婚姻狀況、子女上學、家庭贍養老人等問題，這些也是影響勞動力遷移的因素。Mincer（1978）的研究發現，未婚人員遷移的可能性更大，妻子的工作服從于家庭的遷移，家庭中存在學齡孩子會降低遷移的可能性9。另外，隨著家庭規模的擴大，遷移的潛在成本會成倍地增加。
7.受教育程度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遷移的可能性越大。因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資本存量就越高，從遷移中獲得的潛在收益也就越高。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對生活的追求越高，改變現狀的動力和愿望也越大。
三、相關政策建議
根據前文的分析，我國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既受經濟方面因素如農民工在城鎮的預期收入等的影響，又受城鄉之間不平等的因素如戶籍制度和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等的影響。因此，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是我國在二元經濟發展階段的重要現象和典型特征。要進一步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既要增加農民工收入，又要通過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培育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來消除勞動力市場的歧視和不平等，而農民工在城鎮的收入水平除了受自身人力資本素質影響以外，很大程度上還受歧視性因素的影響（如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勞動力市場）。因此，要促進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就要從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和培育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兩大方面著手：
（一）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
戶籍制度是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一個最主要因素。有學者的研究發現，本世紀初的戶籍制度改革對農民工流動的影響不大，主要是因為部分省市僅僅是統一了城鄉戶口稱謂，城鄉戶口所攜帶的實際差別并沒有消失0。因此，要促進農村勞動力流動就必須要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
戶籍制度改革的重點在于剝離與戶籍相掛鉤的城鄉歧視性政策和一系列隱利，統籌城鄉居民的遷徙權-（陳光普，2013）。戶籍上所附加的各種福利政策人為地加大了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不公平和收入差距。要剝離與戶籍捆綁的社會福利，關鍵在于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消除戶籍觀念。
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離不開與戶籍制度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建立可攜帶的社會保障制度，消除城鎮和農村地區在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方面的差距等。這些改革措施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為農村勞動力的合理有序流動提供了制度保證：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限制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的盲目流動；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調動那些有能力轉變為城鎮“市民”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積極性；同時對于解決流動人口的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問題以及子女上學等問題有重要作用。
在進行戶籍制度改革的過程中，會有很多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成為城鎮居民，而這些人的收入比城鎮居民的收入要低很多。Deng（2007）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收入分配課題組2002年全國12個省份的城鎮住戶和暫住戶調查數據研究發現，流動人口小時工資只有城鎮人口的61.67%），但比農村居民的收入高很多。雖然這些務工人員成為城鎮居民會降低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但在邊際上降低的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幅度會更大，進而導致城鄉收入差距比原來的更大。因此，在進行戶籍制度改革的同時，要采取措施大幅度提高成為城鎮居民的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水平。丁守海（2006）通過測算認為，當前的農民工工資要提高1/3左右才是合理的=。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的措施包括消除農民工在城鎮所受到的就業、工資以及社會保障方面的歧視；增加他們再教育和培訓的機會，增強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等。
（二）培育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
根據前文的分析，勞動力市場的發育程度對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有重要影響，越完善的勞動力市場，或者說城鄉一體化程度越高的勞動力市場有助于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地區的流動。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分割現象仍然存在，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仍然很低。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不僅能矯正勞動力市場的資源配置扭曲，還能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促進勞動力流動就要加快培育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
我國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最主要表現是，城市勞動力市場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是指向具有城市戶籍的本地人提供就業崗位的勞動力市場；次要勞動力市場是指向外來農民工提供就業崗位的勞動力市場，這些就業崗位大多數是工作條件差、工資待遇低的崗位。造成我國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根本原因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其它城鄉分割制度，如城鄉分割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勞動就業制度，這些制度阻礙了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就業部門的自由轉移。戶籍制度一方面使得城鎮勞動者優先獲得就業機會，而農村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中處于劣勢地位；另一方面戶籍制度限制了農村流動人口在城鎮享受與城鎮居民均等的福利制度的機會。因此，要培育和發展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促進勞動力由農村地區向城鎮地區的自由流動，首要的、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
此外，培育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還需要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就業制度，包括取消對進城農民工在就業工種方面所受到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對勞動者的身份歧視，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信息網絡和就業服務體系；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實行農民工社會保險與城鎮居民社會保險的相互銜接，以及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相互銜接和轉換。政府部門還應該把勞動力市場改革的重點從戶籍制度改革向就業制度、社會福利制度改革轉變，消除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所受到的各種政策、制度因素的限制，以此來促進和吸引農村勞動力從流動狀態向城鎮永久性居民轉變。
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的培育還離不開勞動力市場制度、各種規制和協調機制的建立、健全，如加快勞動立法、加強工會作用、建立勞動者權益保障機制等等。此外，政府職能要從以經濟干預為主向提供公共服務轉變，保護勞動者權益、降低勞動者所承受的就業風險，加大政府對勞動者的社會保護力度，同時發揮各類社會組織在建立、健全旨在保護普通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的社會保護機制方面的積極作用。
注釋：
①來源于2010年12月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
②來源于2011年和2012年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③蔡昉：《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力問題報告，NO.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頁。
④張小建：《中國農村勞動力開發就業啟示錄》，中國勞動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頁。
⑤來源于國家統計局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公報。
⑥進城農民工數據來源于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城鎮就業數據來源于2002年《中國統計年鑒》。
⑦仲小敏：《世紀之交中國城市化道路問題的探討》，《科學經濟社會》2000年第1期，第38～42頁。
⑧參見國家統計局農村司：《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0年。
⑨來源于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公報。
⑩蔡昉、王美艷：《農村勞動力剩余及其相關事實的重新考察——一個反設事實法的應用》，《中國農村經濟》2007年第10期，第4～12頁。
！蔡昉等：《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201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頁。
@指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指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
$指不包括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
%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計算得來的。
^來源于2012年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Yaohui Zhao. “Labor Mobility and Earnings Difference：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1999， p. 767～782.
*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年版。
（來源于2010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
）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vol. 2， 2007， p.8～16.
_指調查年度內，在本鄉鎮地域以外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農村勞動力。
+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年版。
1來源于2010年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2蔡昉：《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力問題報告，NO.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頁。
3Cai Fang and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6， February200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4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公報。
5Thijs ten Raa and Haoran Pan. “Competitive pressures on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nd migra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35， 2005， p.671～699.
6根據《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2年外出農民工中簽訂勞動合同的只占43.9%。
7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Beijing， 2006 August.
8蔡昉、都陽、王美艷：《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頁。
9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6， 1978， p.749～775.
0孫文凱、白重恩、謝沛初：《戶籍制度改革對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經濟研究》2011年第1期，第35～40頁。
-陳光普：《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因素的動態計量分析》，《經濟師》2013年第3期，第38頁。
=丁守海：《農民工工資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一項實證研究》，《中國農村經濟》2006年第4期，第56～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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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C].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2006.
一、美國經濟近期形勢
（一）增長逐步提速，就業狀況改善，通脹低位運行
2010年美國經濟前低后高，增長逐步提速。一、二季度，受企業存貨投資下降和歐債危機影響，美國經濟明顯減速，按年率計算增長率從2009年四季度的5.0%下降至3.7%和1.7%。此后，受消費、企業非住宅類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增長影響，經濟逐步提速，三、四季度增長率分別達2.6%和3.1%，全年增長率為2.9%。
美國私人部門就業自2010年3月起逐月增長，全年新增就業110萬人，是2006年以來私人部門就業年增長的最高點。今年1、2月，私人部門非農就業人數環比分別增加6.8萬和22.2萬，長期失業（27周以上）人數環比分別下降23.1萬和21.7萬，失業率從2010年12月的9.4%下降至9.0%和8.9%。
美國通貨膨脹保持低位運行。2010年7月至今年1月，美國城市居民消費者價格指數月度增速一直保持在0.5%以下，去年全年僅上升1.6%。
（二）經濟增長動力發生一定變化
2010年消費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的作用逐步上升。其中，耐用消費品消費增長最快，對經濟拉動作用最明顯。一至四季度，耐用消費品消費按年率計算分別增長8.8%、6.8%、7.6%和21.1%，遠高于私人消費支出1.9%、2.2%、2.4%和4.0%的增速。這反映居民對經濟前景較為樂觀，也反映消費信貸狀況改善。2010年一至三季度，美國消費信貸環比降幅逐季收窄，四季度實現2.1%的正增長。
2010年投資拉動美國經濟增長1.87個百分點，作用超過消費。1970年以來，這種情況為第三次出現。前三季度，住宅類投資和非住宅類建筑物投資持續下降，四季度實現溫和增長。這反映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低迷對企業投資信心影響嚴重。設備和軟件投資一直保持正增長，2010年一至四季度按年率計算分別增長20.4%、24.8%、15.4%和7.7%，成為投資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受全球經濟復蘇和美元貶值影響，2010年美國出口增長11.7%，為1998年以來的歷史最高點。其中，貨物出口增長14.7%，服務出口增長5.8%。不過，受美國國內經濟復蘇帶動，美國進口增長更快。2010年進口增長12.6%，其中貨物進口增長14.8%。2010年美國貿易逆差為4218億美元，較2009年3630億美元的逆差有所擴大，但仍處于2000年以來的歷史低點。凈出口導致經濟下降0.49個百分點。
2010年美國政府消費和投資支出拉動經濟增長0.21個百分點。受財政狀況惡化影響，美國州和地方政府減少雇員、壓縮支出，2010年支出下降1.4%。財政風險將是長期困擾美國經濟的主要問題之一。
（三）復蘇基礎仍較脆弱，下行風險依然存在
美國就業狀況雖有改善，但形勢依然嚴峻。2010年美國新增就業人數雖為2006年來歷史最高，但僅夠吸納新增勞動力，遠不足以彌補2008年1月至2010年2月875萬非農就業崗位的損失。改善就業仍是美國經濟的第一要務，也是支持美國繼續實施擴張性財政與貨幣政策的最重要依據。
美國房地產市場繼續疲軟。2010年下半年，美國權威房價指標CoreLogic指數持續走低，從6月的146.86下降至12月的137.27，創下自2006年4月最高值以來除2009年5月外的歷史新低。房價不振主要原因是住房按揭貸款違約導致金融機構持有的住房資產激增，加大了住房市場供給。
美國財政狀況堪憂。2010年美國聯邦赤字率為8.9%，雖較2009年有所下降，但仍遠高于危機前水平。美國聯邦債務負擔率已達94.3%，遠超60%的國際警戒線。美國州和地方政府情況更為嚴重，許多州已面臨財政危機。
二、美聯儲繼續保持寬松貨幣政策的原因及影響
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今年1月25―26日的會議紀要中明確宣布，將繼續保持寬松貨幣政策，聯邦基金利率調控目標繼續維持在0―0.25%之間，繼續執行2010年11月公布的第二輪量化寬松計劃（QE2），到2011年6月底購買6000億美元的財政部長期國債，使美聯儲持有的國內債券規模達到2.6萬億美元。而且，美聯儲將繼續把出售美國各政府部門債券和抵押支持證券所得的本金用于對財政部長期國債的再投資。
在2010年四季度美國經濟增長好于預期的情況下，美聯儲的保守態度受到不少批評和質疑，然而，從目前美國經濟形勢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半年度貨幣政策報告中可看出，美聯儲之所以保持寬松貨幣政策，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至2010年底，美國經濟雖已連續六個季度保持正增長，但高企的失業率說明經濟復蘇并不穩固。
第二，較低的通脹水平和較穩定的通脹預期為美聯儲保持寬松貨幣政策提供了較大空間。通脹預期穩定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美國資源閑置嚴重，2011年1月整體產能利用率為76.1%，制造業產能利用率為73.7%，明顯低于1972―2010年80.5%和79.1%的平均水平。資源閑置為美國在不觸發明顯通貨膨脹的同時加快經濟增長提供了堅實基礎。二是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雖給美國通脹造成上行壓力，但因勞動力成本是美國生產成本的主體，約占60%左右，原材料成本在生產投入中占比較低，因此大宗商品價格到消費者價格指數的傳導率較低。三是美國勞動生產率不斷上升加上失業率高企，壓低了單位勞動成本。2009和2010年，美國單位勞動成本分別下降1.6和1.5個百分點。
第三，美聯儲有能力在合適的時候實現貨幣政策的及時轉向。美聯儲對聯邦基金利率的影響力早已為市場公認；美聯儲有能力靈活調節銀行法定準備金存量，從而影響貨幣投放量；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紀要中明確聲明，委員會將繼續定期評估購買財政部長期國債的速度和債券持有規模，根據經濟狀況的變化調整公開市場操作方向。因此，繼續實施寬松貨幣政策并不會形成慣性依賴，美聯儲有能力在合適的時候及時轉向。
美聯儲繼續保持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有助于美國經濟加快復蘇步伐。二是有助于緩解美國財政政策困境。三是可能助推國際短期資本向新興市場流動。
三、美國經濟近期走勢及對我國的影響
（一）美國刺激性政策將持續發揮作用，投資、消費和出口增長驅動力強化
1、今年美國私人投資預計繼續保持較快增長
首先，企業家對近期經濟形勢比較樂觀。權威機構Conference Board關于美國CEO信心的調查顯示，2010年四季度美國CEO信心指數由三季度的50上升至62，56%的人認為美國經濟形勢較6個月前明顯改善，未來6個月將繼續改善。
其次，2010年美國企業盈利狀況良好，企業現金充裕，有能力進行擴張性投資。2010年美國企業稅后利潤達1.37萬億美元，較2009年增長29.4%，為2006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利潤豐厚使企業現金流充裕。2010年末，美國非農業非金融類企業擁有的現金和支票存款為3543億美元，分別是2007、2008和2009年的2.5、10.83和1.92倍。
第三，銀行對工商業投資貸款意愿上升。美聯儲今年1月的調查報告顯示，無論對大中型企業，還是小企業，銀行進行工商業貸款的意愿都有所上升，貸款標準降低。
第四，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改善了企業的投資環境，擴大了稅前抵扣力度，降低了企業融資成本，有利于刺激企業的投資積極性。不過，房地產市場近期出現明顯復蘇的可能性不大，銀行對房地產類的貸款意愿也沒有明顯改善。美國投資預計繼續集中在設備和軟件領域，住宅類投資和非住宅類建筑物投資可能繼續疲軟。
2、消費預計將保持增長
首先，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助于居民收入穩定和增長。目前，美國政府支付的工資和社會保障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0%左右。2010年底奧巴馬總統簽署法案，在擴大減稅規模的同時，將失業保險等社會福利政策展期，這將有助于居民收入的穩定和增長。
其次，銀行對消費者貸款意愿上升，有助于減少居民預防性儲蓄，增加居民當期消費。2010年下半年，美國居民儲蓄率持續走低，從2010年6月的6.3%下降至12月的5.4%。
第三，消費者對未來預期樂觀。Conference Board調查結果顯示，今年以來，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不斷上升，1月為64.8，2月為70.4，對未來6個月持樂觀預期的消費者明顯增多。
今年推動美國出口增長的內外因素仍將繼續發揮作用。從內部看，美國農業補貼政策持續發揮作用，美國改革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體系、放寬高技術產品出口，這將推動美國兩大優勢產品――農產品和高技術產品的出口增長；從世界環境來看，一方面世界經濟整體仍將保持正增長，而我國作為美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實施擴大內需和進口戰略，將為美國出口創造強勁的需求，另一方面，美國出口促進內閣正在加強與新興市場國家的談判，要求加大進口、保護知識產權力度。
中東北非局勢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石油價格的影響上。如果沙特阿拉伯、伊朗等核心產油國能夠保持穩定，石油供給不出現大幅波動，那么中東北非局勢對美國經濟的影響預計比較有限。日本大地震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尚不明朗，不過就目前看，由于日本并非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對美國經濟整體走勢的影響預計不會太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升至2.8%，通貨膨脹率為1.1%；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預測今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3.1%，通貨膨脹率為1.4%；美聯儲預測比較樂觀，認為今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將達到3.4―3.9%，通貨膨脹率為1.3―1.7%；費城儲備銀行對經濟學家觀點的調查報告預測今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3.2%，通貨膨脹率為1.3%。
（二）美國就業狀況將緩慢改善，財政狀況可能進一步惡化
美國就業增長將滯后于經濟增長。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的調查顯示，雖然企業對經濟復蘇普遍樂觀，但相當多企業近期投資的目的是提升生產率而非擴大就業。預計今年美國失業率較2010年的9.6%會略有下降，但仍將在高位。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預測2011年美國失業率為9.3%，美聯儲預測為8.8―9.0%，費城聯儲調查報告預測為9.1%，高盛公司預測為9.0%。
擴張性財政政策可能導致美國財政狀況進一步惡化。2010年，美國赤字率預計進一步上升，從2010年的8.9%上升至10.9%，達到二戰以來的歷史最高點。
（三）美國近期經濟走勢對我國的影響
首先，為我國穩定外需創造有利條件。美國是我國僅次于歐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場，占我國出口的20%左右。模型測算表明，美國經濟增長1個百分點，會帶動我國出口增長1.71個百分點。
其次，我國擴大進口和人民幣升值壓力會加大。2010年的經濟表現將堅定美國通過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信心。今年美國很可能繼續要求我國擴大市場開放，增加從美國的農產品進口，保護知識產權，推動人民幣升值。
關鍵詞：鄉鎮；人事權；財政支撐；調查報告
中圖分類號：C4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2）08-0150-04
成都市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領先全國，如今要進一步深化，需要從基層鄉鎮入手，通過理順鄉鎮與縣（區、市）、鄉鎮與企業、鄉鎮與群眾的關系，有效解決鄉鎮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與矛盾，才能更好地推動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深入發展。因此，我們選取了成都市鄉鎮人事權與財政支撐能力進行了全面的調研，形成報告。
一、成都市鄉鎮概況及人事權與財政支撐現狀
（一）成都市鄉鎮概況
成都市現有20個縣（區、市）。其中，中心城區有高新區、錦江區等6個區，無鄉鎮，被稱為一圈層。主城區周邊有新都區、雙流縣等6個涉農的區、縣，共下轄84個鄉鎮，被稱為二圈層。成都市最外圈有蒲江縣、都江堰市等8個涉農的縣、市，共下轄154個鄉鎮，被稱為三圈層。成都市中心城區完成了農民向市民的轉變。成都市二三圈層共有30個重點鎮和14個優先發展重點鎮，享受特殊的財政政策，其余194個鄉鎮均實行鄉（鎮）財縣（區、市）管。
2003年以來，成都市實施了以推進城鄉一體化為核心、以規范服務型政府建設和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為保證的城鄉統籌。2007年，成都市進行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截至2011年底，成都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23932元；農民人均純收入9895元。全市34個重點鎮城鎮建設建成區面積達141平方公里。全市已累計建成農村新型社區1300多個，使100多萬農民生活居住條件得到改善，更多的農民住進“花園洋房”，更多的農民成為產業工人（既當股東又當工人），個別重點鎮的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15380元。2011年底，成都市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42:1，城鄉收入差距低于2011年全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13:1。
（二）成都市鄉鎮人事權與財政支撐現狀
2004年，成都市確定30個重點鎮和14個優先發展重點鎮，并出臺相關配套發展政策。經過幾年的發展，區位優勢明顯或者有獨特產業優勢的鄉鎮經濟發展優于其他鄉鎮，而區位條件差，又沒有特色產業的鄉鎮經濟發展滯后。成都市整個鄉鎮的發展呈現出梯度發展狀態。
1．從鄉鎮人員構成和車輛擁有量來看。鄉鎮的工作人員由三部分組成，公務員和事業編制人員、一村兩大、臨聘人員。調查中發現，經濟條件好的鄉鎮的公務員和事業編制人員、一村兩大滿編、臨聘人員相對較多，經濟條件差的鄉鎮公務員和事業編制人員、一村兩大缺編最多、臨聘人員最少。如，郫縣的安靖鎮公務員和事業編制人員、一村兩大滿編；彭州的濛陽鎮、龍泉驛區的洛帶鎮等一般鄉鎮公務員和事業編制人員缺編在5人以上，一村兩大缺編。有的鎮的臨聘人員達80人以上，也有的鄉鎮的臨聘人員不足10人。鄉鎮車輛配備也是如此。經濟條件好的鄉鎮班子成員人均1輛小車，而經濟條件差的鄉鎮僅有1輛小車。鄉鎮業務部門的車輛配備則是從共用1輛車到各業務部門均有1輛不等。
2．從經常性工作和工作經費來源來看。鄉鎮工作中除去經常性基礎工作外，大量的工作任務來自上級各業務局室下達的臨時性任務、成都市安排的任務以及各鄉鎮因承辦項目而帶來的工作任務。調查中發現，經濟發達的鄉鎮，項目多、任務重；偏僻的鄉鎮，沒有項目，事情少。工作經費方面，自從實行鄉（鎮）財縣（區、市）管后，成都市除了部分重點鎮落實了財權與事權相一致的原則，劃分有合理的收入范圍外，其他鄉鎮的所有支出絕大部來自上級的年度財政撥款。工作的業務經費完全由上級的局室掌握。調查顯示，各業務局下達給鄉鎮的臨時性工作中沒有相應經費的占20%，有部分經費的占80%。而經常性工作中，有部分經費的占30%，有全額經費的占70%。
3．從財政收入與支出來看。成都市鄉鎮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一是上級的年度財政撥款；二是承辦項目中收取的管理費用；三是部分重點鎮按照成都市重點鎮建設的有關政策收取的相關費用。調查中發現，有30%的鄉鎮書記把申請項目作為重點工作，有60%鄉鎮書記把招商引資作為重點工作，其目的是為鄉鎮爭取財政收入。鄉鎮財政支出方面：經濟條件好的鄉鎮財力充足，投資力度大。如蒲江縣的成佳鎮2011年用于城鎮建設的總投資為2486萬元，而財力差的鄉鎮2011年的財政支出僅僅是工作性支出。
二、成都市鄉鎮人事權與財政支撐存在的問題
存在人員缺編、壓力過大、動力不足的問題
1．人員缺編。調查中發現，有90%以上鄉鎮公務員和事業編制人員缺編，有50%的鄉鎮一村兩大缺編。而滿編情況下，也存在人員基數少與承擔的工作任務量大之間的矛盾。鄉鎮人員情況可概括為三多現象：臨聘人員多、缺編人員多、外借人員多。
2．壓力過大。目前，各縣（區、市）設有200多個局，加上近幾年成立的農技站、林業站、國土所等多個“小機關”，都在給基層發文件、下指示、提要求。基層鄉鎮的干部平均一個人應付7個以上的局的事，任何一件事辦不好都會影響目標考核，影響年終評比。
3．動力不足。主要原因是基層待遇差、責任大，甚至連基本的尊嚴也沒有。縣級機關人員把鄉鎮的干部當基層看；基層干部天天面對的群眾往往把對各級政府的不滿發泄到基層干部身上；基層沒有財力，不能較好地為老百姓解決一些實際困難，得不到老百姓的認可。另外，基層主要領導提升難也是造成動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隨著“收入倍增計劃”的提出，居民收入將持續快速增長，進入“快車道”。軍人作為社會的重要成員，也應該與社會其他居民一道快速增長。結合“收入倍增計劃”提出的新目標、新任務和新要求，認為軍人工資增長應從科學定位軍人工資水平、合理調整軍人工資結構、健全穩定長效的增資機制、完善軍人工資調查制度、加快軍人工資立法等五個方面加快軍人工資增長。
關鍵詞：
軍人工資；合理增長；“收入倍增計劃”
中圖分類號：
F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5）11008702
黨的十提出“要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收入倍增目標，不僅為2020年前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勞動報酬增長水平奠定了基調，同時也給我國軍人工資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目標、任務和要求。
1科學定位軍人工資水平
科學定位軍人工資水平是準確衡量軍事勞動付出的重要內容，是激發軍人積極性、創造性的有效手段。目前，我軍工資水平定位的主要依據是中央書記處在1983年提出的“軍人工資高于地方20%”政策。此政策雖對于維護軍人合法權益、穩定部隊、吸引人才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分配渠道的日益多元化，該政策表現出許多歷史局限性。收入倍增計劃目標下的我軍工資水平的定位，既要與國家收入分配政策相一致，又要體現軍事特色；既要嚴格遵循政策制度，也要緊跟形勢發展進行大力改革，不斷豐富理論創新成果。
一是樹立“大分配觀”的視角，站在國家和軍隊建設的時代背景下，突破就待遇談待遇的思維模式，從民族、國家、軍隊的視角，以國家收入分配政策為依據，統籌考慮軍人工資、軍人福利、軍人保險等物質待遇以及其它非物質待遇，確保“公共產品有效供給”。
二是構建公務員工資水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中等收入群體收入水平的“三位一體”參考標準，努力使“高20%”政策落到實處，讓軍人工資起點水平能達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軍人工資平均水平能達到中等收入群體中等偏上水平。
2合理調整軍人工資結構
多年來，軍人工資結構一直實行的是“基本工資+津貼補貼”的模式。這種模式既能保障軍人獲得體現自身勞動稟賦和貢獻差異的收入，滿足軍人基本生活需要，也能提供一定的經濟生活補償，使軍人享受更好的生活質量；既有剛性的保證，也有靈活的調整，因此便于軍人工資更好地發揮其生活保障、經濟補償、人才吸引、激勵導向的作用。但收入倍增計劃目標下的我軍現行工資結構與國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越來越不相適應，軍人內部工資關系矛盾的比較突出。為此，需要對現有的軍人工資結構進行調整優化，充分發揮工資構成中不同項目的職能作用。
基本工資結構的優化，可在現有“三結構”基礎上進一步合理確定職務、軍銜、軍齡工資在基本工資中的比例構成，并逐步把津貼補貼中本應該屬于基本工資的部分（如工作性津貼）納入基本工資，從而加大基本工資比重。具體來說，可提高兩個方面比重：一是提高軍銜工資標準，逐步增大其占基本工資的比重；二是提高基本工資在工資收入的比重。
津貼補貼制度的調整完善，需積極適應國家政策制度調整改革和軍隊建設發展要求，充分反映生活的靈活補償性，突出崗位責任、體現專業特點，加強制度建設、提高保障水平，注重統籌兼顧、積極穩妥實施。具體地講：一是逐步提高軍人職業津貼標準，充分反映軍事勞動的特殊性，體現“軍”字特色。二是建立地區附加津貼，國家對其標準實行分級管理，對各地的津貼水平進行統一調控，并將生活性補貼納入進來，從而妥善解決經濟發達地區軍地工資收入“反差”問題，增強津貼補貼的靈活性。三是完善崗位津貼，重點向高科技、高風險、高戰斗力的崗位傾斜，并提高基層崗位津貼和技術人才崗位津貼的標準，吸引更多優秀人才獻身國防，深入扎根基層和邊遠艱苦地區。
3健全穩定長效的增資機制
軍人工資增資機制是指軍人工資體系中，以工資增加為核心而形成的促進工資增長的自組織和自調節系統，是軍人工資增長規律的實現形式，包括工資增長的決策權限、增長方式、增長幅度、增長時機、實施方式等組成部分。目前，我軍軍人工資增資方式主要有自然增資引發的“內生性增長”和伴隨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增資而增資的“伴隨式增長”。由于長久以來軍人工資與公務員工資的捆綁效應和歷史慣性，使得軍人工資的增資機制不夠完善，水平增長略顯被動，突出表現為軍人工資收入增長與外部聯動不夠，缺乏動態性和適應性。因此，要統籌內在要求和外部聯動，健全軍人工資增資機制。
一是繼續保持并完善以個人資歷和年功增加和職銜晉升為依據的“自然式”增長模式，適當增加檔差，增加工資激勵作用；
二是構建與物價水平掛鉤的“指數式”增長模式，按照物價水平進行設定相應比例指數進行增資，以保證軍人工資的實際購買力；
三是落實穩定長效的“周期式”增長模式，擺脫與公務員工資改革束縛和思維定勢，將軍人工資增長時機穩定下來，落實“五年一大漲，兩年一小漲”，保證增資模式持續有力的正強化作用；
四是完善以經濟發展水平和小康實現程度聯動的“同步性”增長模式，通過軍地工資調查建立及時的信息反饋，參照國家工資指導線，合理調整軍人工資水平，保證軍人能同步享受社會發展成果。
4完善軍人工資調查制度
軍人工資調查制度，是軍隊通過一系列標準、規范和專業的方法，定期對軍人工資、軍人家庭生活水平及與其相關職業人員工資水平進行調查、匯總并統計比較分析，形成能夠客觀反映軍人工資現狀的調查報告的一種制度。
從1996年起，總政治部干部部在全軍開展了“軍隊干部及家庭基本情況抽樣調查”，2002年起變為每兩年進行一次，至今已舉辦了七次。總后財務部近年來也曾多次進行關于建立軍人生活水平考評系統、軍人生活保障分析、建立生活費統計報告制度等相關課題的研究，如《軍隊人員生活待遇分析報告制度》、《軍地工資收入比較研究》等課題。這些研究雖然取得了顯著成果，但也存在許多局限性，存在著調查分析不全面、組織機構不規范、調查報告不系統等問題。因而迫切需要完善軍人工資調查制度。2008年起，中國加快了構建人事公共服務體系，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研究建立公務員與企業相當人員工資水平的調查比較制度，這也為軍人工資調查制度的完善帶來了契機。
一是在內容上需建立軍人工資調查分析指標體系，要在確保統計質量基礎上進行多維度的軍地比較和國內外比較，科學地分析軍人工資收入水平及家庭生活質量；
二是在方法上需廣泛依托信息平臺，研發軍人工資福利待遇管理信息系統，更好更快更科學地獲取相關信息；
三是在調查體制上需建立更高層次的協調機構和獨立垂直的管理機構，為軍人工資調查的常態化開展提供人力和物力保障。同時，需建立軍人工資調查制度協作機制，加強軍隊內部以及軍地之間的溝通與協作。
5加快軍人工資立法
收入倍增計劃目標下的軍人工資制度改革，不僅是一個理論和實踐問題，而且更是一個法律制度問題。在軍隊工資制度歷次改革中，軍人工資水平忽高忽低，調整缺乏自身獨立的依據，尤其是在和平建設時期，軍人地位及待遇易被邊緣化等問題都是軍人生活待遇法制建設落后的表現。
軍人生活待遇要依法管理首先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由于軍人待遇法律制度目前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且其體系龐雜因此，當前可先考慮加快軍人工資立法，保證軍人工資制度的連續性。
一是在立法時機上，需循序漸進。由于《軍人工資法》需要調整的軍地關系比較復雜，相關理論研究還不夠全面，立法成本過高，因此可以先擬制《軍人工資條例》，待時機成熟和《條例》運行順暢，再進一步將《條例》穩步過渡為法律形式；
關鍵詞：城鄉數字鴻溝 信息化 農村居民收入
在現代社會，信息化已經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伴隨著中國城鄉數字鴻溝不斷擴大，國民經濟、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居民文化素質等方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本文在這樣的背景下，通過理論分析并實證檢驗信息化對農民收入影響，探討信息化對農民收入作用的傳導機制，從而為提高農民收入提供政策建議。
一、農村信息化現狀與城鄉數字鴻溝
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定義，“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是指不同社會經濟水平的個人、家庭、企業和地區在接觸信息通訊技術和利用因特網進行各種活動的機會的差距。數字鴻溝對社會發展及社會安全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四個效應：“第一，離散效應，也就是讓‘信息貧困者’無法充分參與創造和分享社會文明成果，逐漸成為社會的邊緣群體；第二，分化效應，由于信息均享程度下降而導致的‘信息差別’將使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貧困者日益分離；第三，雙刃效應，數字鴻溝既增加了弱勢群體的社會風險，同時也提供了跨越發展的數字機遇；第四，放大效應，數字鴻溝出現將加劇貧富差距，放大社會脆弱性。”①
就目前來看，城鄉數字鴻溝在中國不僅存在，并且正在不斷擴大。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011年8月的《2010年中國農村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12月底，互聯網在城鎮的普及率為50.0%，而在農村地區僅為18.5%。隨著農村互聯網普及率的穩步攀升，城鄉互聯網差距卻在持續拉大。
（一）城鄉網絡普及率差距擴大
對比2005年以來中國城鄉互聯網發展狀況，目前，中國城鎮和農村的互聯網發展水平仍存在很大差距。2007年，城鄉互聯網普及率差距僅為20.2%，而2010年擴大為31.5%。隨著農村互聯網普及率的穩步攀升，城鄉互聯網差距卻在持續拉大。
（二）農村網民結構還需要優化
農村網民中30歲以下群體所占比例高達64%；全國網民中30歲以下的年輕群體占58.2%。城鎮與農村網民之間的學歷分布差距較為明顯，農村網民文化水平較低，初中及以下學歷的網民占比達62.5%，遠高于城鎮中33.2%的占比。與2009年相比，農村初中文化程度的網民占比提高了將近10%，互聯網在農村低學歷人口中繼續滲透。
（三）農村網民應用水平較落后
農村網民各類網絡應用使用率均低于城鎮平均水平，其中在商務交易類應用方面，城鄉間差距最大。農村網民網絡應用前五位為：網絡音樂、搜索引擎、即時通信、網絡新聞、網絡游戲。而城鎮網民的前五位網絡應用為：搜索引擎、網絡音樂、網絡新聞、即時通信、網絡游戲。按照各類農村網絡應用年增長率排名，從2009年底至2010年底，增長率最快的前三名均屬商務交易類應用：網絡購物、網上銀行、網上支付，這表明，電子商務在農村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二、信息化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理論分析
（一）信息化提升農民科學文化素質
信息化一方面可以使農民通過現代信息技術和信息設備較快地學習更多的科學文化知識，另一方面可以通過信息的傳播，使農民更多了解市場信息，提高生產經營水平和市場運作能力，樹立市場意識、競爭意識、科技意識、開放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為增收創造條件。
（二）信息化有利于優化農業產業結構
農業信息化可以有效連接技術供求雙方，將更多的農業科技信息及時傳遞給廣大農民，有效地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及其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信息化可以幫助農產品供求對接，促進優質優價，增加農民收入。信息化還能夠推動農業產業結構升級,提高農業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實現農業生產的增產增效。
（三）信息化拓寬了農民的收入來源渠道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帶給了農民更多的致富渠道，比如：農民開始依托網絡來對農產品銷售地進行選擇；農民通過網絡對自己所在的村莊進行旅游包裝；農民開始關注股市賺取利差……農民紛紛“觸網”，信息化使農民獲得收入的過程中有了更多的選擇。
三、信息化影響農民收入的相關研究
（一）模型設計
Barro在1990年提出了規模報酬不變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AKαH1-α，認為產出Y決定于物質資本存量K、人力資本存量H以及技術和結構等因素A。將方程兩邊取自然對數,可以轉變為lnY＝lnA＋αlnK＋（1－α）lnH。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信息化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因此用農民人均收入來表示產出Y，用農民物質資本存量KL和農村勞動力人力資本狀況HC來分別表示物質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存量，而信息化水平MR是技術進步的重要體現，此外從經驗上，農村產業結構INS也對農民收入造成影響。
在不考慮信息化水平的情況下，我們首先建立模型（1）來實證檢驗物質資本（KL）、人力資本（HC）和農村產業結構（INS）等因素對農民收入（Y）的影響：
lnYt＝β0＋β1lnKLt＋β2HCt＋β3INSt＋μt （1）
其次，我們從總體上實證檢驗信息化水平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建立模型（2）。
Yt＝α0＋α1MRt＋μt （2）
其中Y表示農民收入，MR表示信息化水平。
為了揭示信息化對農民收入產生影響的傳導機制，建立模型（3）―（5）。
KLt＝β10＋β11MRt＋εt （3）
HCt＝β20＋β21MRt＋εt （4）
INSt＝β30＋β31MRt＋εt （5）
在實證后，如果在模型（3）―（5）中，信息化對影響農民收入的幾個重要因素產生作用，結合模型（2）我們可以認為信息化對農民收入是有影響的，并能夠由此得到影響的作用機制。
（二）指標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來反映農民收入，考慮到物價變動的影響，我們用2000年等于100的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進行平減。為了能很好地表示模型設計中的相關指標，我們選取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戶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來表示農民物質資本存量KL；用農村勞動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勞動力比重來表示農村勞動力人力資本狀況HC；用第一產業增加值占農村社會總增加值的比例來反映農村產業結構INS。
對于模型中的信息化水平，這里選取的指標是農村平均每百人擁有的移動電話數，主要原因有兩個：首先，因為農村的互聯網普及率相對移動電話普及率低得多，移動電話是目前農村居民使用最多的信息通信終端設備之一，對農村居民的生產生活影響也相對較大。其次，基于移動電話的互聯網應用在農村得到迅速發展，農村手機網民占農村網民的70.7%，是農村居民最重要的上網方式。
本文中涉及到的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業年鑒》和《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使用的軟件為Stata 10.0。
（三）變量的單位根檢驗
在做協整檢驗前，首先對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的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增廣的迪基―富勒（ADF）方法，該檢驗法的基本原理是通過n次查分的辦法將非平穩序列轉化為平穩序列，相關結果見表1。檢驗結果顯示，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所有變量的原始數據都是非平穩的，所有變量的一階差分都是平穩的，這些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可以利用這些變量進行協整檢驗。
（四）變量的協整檢驗
協整檢驗的基本思想在于，盡管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變量序列為非平穩序列，但它們的某種線性組合卻可能呈現穩定性，則這兩個變量之間便存在長期穩定關系。上文的檢驗表明，lnY、lnKL、lnHC、lnHC和lnINS序列的一階差分均已平穩，滿足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可以運用E－G兩步法進行協整檢驗。我們以lnY為自變量，以lnKL、lnHC、lnHC和lnINS為因變量，對時間序列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并得到殘差序列e，并對此殘差序列進行單整檢驗，結果如圖1所示。
ADF檢驗值為-4.030，顯著性水平為1%時的臨界值為-2.660，前者的絕對值大于后者，所以殘差序列通過了置信度為99%的平穩性檢驗，說明序列具有協整關系，根據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可以得到以下協整方程：
lnY＝7.254＋1.945lnKL＋
3.992lnHC－0.141lnINS
在以上方程中，農民物質資本存量（KL）、人力資本狀況（HC）的系數都為正，分別在0.05和0.1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對農民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農村產業結構（INS）的系數為負，表明第一產業比重越低，農民收入越高，說明了農村產業結構優化對農民增收具有積極意義。
（五）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信息化水平與農民收入之間的關系是本文關注的重點問題，我們采用基于VAR模型的格蘭杰檢驗法對各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最優滯后期確定為2期，檢驗結果如圖2所示，結果表明，lnY并不是lnMR的格蘭杰原因，而lnMR卻是lnY的格蘭杰原因，即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對農民收入增加的貢獻更為明顯。
（六）影響傳導機制分析
為了檢驗信息化水平（MR）與農民收入（Y）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對模型（2）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ADF檢驗值為-1.763，10%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為-1.600，殘差的原始數據是平穩的，該方程是協整方程，信息化水平（MR）與農民收入（Y）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表2中，模型（2）欄反映了信息化水平影響農民收入的回歸結果，F值是1260.27，模型整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調整后的R2為0.992，接近1，模型的解釋能力很強，信息化水平的系數為正，且在0.05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信息化水平對農民收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信息化對農民增收的促進作用從總體上獲得了實證研究的支持。
為了揭示信息化影響農民收入的傳導機制，利用模型（3）―（5）考察信息化水平對農民收入決定因素的影響。為了檢驗信息化水平與農民收入決定因素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對3個模型的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在0.05的顯著水平下殘差都是平穩的，協整關系存在，沒有出現偽回歸。5個模型整體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調整后的R2均接近1，模型的解釋能力均很強；信息化水平與農民物質資本存量（KL）、人力資本（HC）在0.0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與農村產業結構（INS）在0.05水平上顯著負相關。這表明信息化對農民收入的決定因素能夠產生顯著的影響，揭示了信息化影響農民收入的傳導機制，信息化是通過影響農民收入決定因素進而影響農民收入的。
四、研究結論及政策含義
通過以上理論及實證分析，結果顯示：信息化水平對農民收入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這種促進作用是通過擴大農民物質資本積累，提升農民科學文化素質，優化農村產業結構而實現的。因此，必須充分重視農村信息化建設進一步提高農民收入。為了提高農民收入，可以從大力發展移動互聯網作為突破口，深化信息通信技術在農村的普及和應用。主要途徑有：提高移動互聯網農村覆蓋率、提高手機應用普及率、降低手機上網資費、豐富移動網絡服務內容等。
參考文獻：
① 張新紅等著．《聚焦“第四差別”――中歐數字鴻溝比較研究》，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9―11頁
②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009年中國農村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報告》
③ 王懷明，史曉明．《江蘇信息化水平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江蘇農業學報》，2010，26（2）
④ 趙暉，溫學飛等．《應用灰色關聯度分析農村信息化對農民生活的影響》，《寧夏農林科技》，2010（1）
⑤ 趙人偉．《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和財產分布問題分析》，《當代財經》，2007（7）
⑥ 趙暉,溫學飛等．《應用灰色關聯度分析農村信息化對農民生活的影響》，《寧夏農林科技》，2010（1）
關鍵詞：房地產；保障房；轉移支付
中圖分類號：F832.5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3-0079-02
最新一輪的房地產市場調控已滿兩年，房價過快上漲的勢頭得到有效遏制，部分地區的房價開始松動，但溫總理也表示，房價還遠遠沒有回到合理價位。近期央行的《2012年第2季度儲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有68.5%的居民認為房價“高，難以接受”。受居民收入提高、城鎮化加快、原材料價格上漲等多重因素影響，長期內房價上漲的壓力將持續存在，未來我國的住房形勢將依然嚴峻。因此，我們需要住房制度的“頂層設計”，完善住房制度建設，特別是強化住房保障的作用，彌補商品房市場發展的不足與缺陷，促進房地產業合理健康發展，早日實現國民“住有所居”的夢想。
一、房地產市場存在長期的供需矛盾
（一）城鎮化的加快發展將極大增加對住房的首次需求
作為13億人口的大國，又處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房地產需求從長期講是剛性的。2011年底，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1.27% ，但較發達國家70%以上的水平還有很大提升空間。誠然，當前的城鎮化質量偏低，大量的農村產業工人雖然居住在城市，卻無法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務。但隨著戶籍政策的逐步改革，醫療社保的全覆蓋，城鄉二元結構勢必將被打破，這部分人群最終將成為真正的市民。同時，未來15年中國城鎮化將保持年均0.8—1個百分點的增長速度，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接近2億農民變為市民，在城市安家落戶，這些都將帶來巨大的住房需求。
（二）居民住宅消費結構升級帶來的改善型需求
從國際上看，人均GDP達到5 000美元，意味著居民消費將從溫飽型向小康型升級，步入享受型、發展型。這也是房地產起飛和快速發展時期，并將延續到人均GDP13 000美元的水平才會出現下降。2011年我國人均GDP達到5 500美元，正是步入地產高速發展的軌道中。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居民不僅對住房需求的數量越來越大，而且對住房質量和功能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然而許多老舊住宅由于面積偏小，設計落后，配套設施不完善等原因，已經無法滿足現代生活需要，因此，對新房的需求會穩步提升。
（三）我國主要城市對土地和住房有效供給明顯不足
相對于快速城鎮化進程所帶來的住房需求，我國主要城市對土地和住房有效供給明顯不足。2001年至今的10年內，構成我國房地產供給的四項重要指標，除施工面積外，土地購置面積、完成開發面積和竣工面積的增幅均呈整體下降趨勢。10年間，除2008年和2011年外，其余年份的商品房銷售面積增幅均大于竣工面積增幅。這一趨勢從2006年以后更為明顯。近5年來，商品房銷售面積比竣工面積多出10.04億平方米。從長期看，我國土地資源相對不足，新建商品房數量趨于減少。二手房交易市場缺乏規范，租賃市場仍不完善，難以將存量住房有效轉化為實際供給。綜上所述，房價上漲、房地產供需矛盾在現階段和未來一段時間內都將十分突出。
二、目前商品房市場發展不足對經濟的負面影響
（一）造成房價過快上漲進一步拉大居民收入差距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的房地產行業出現連續多年高速增長，盡管中央政府屢次調控，但價格總體呈不斷攀升之勢。當前我國不同階層的收入差距很大，出現了典型的二元結構房地產市場。一方面，高收入人群對房地產的強烈投資需求，拉動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漲；另一方面，中低收入人群由于收入水平低下，已經失去購房能力[1]。這是典型的“馬太效應”：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反映贏家通吃的經濟學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2]。房價快速上漲進一步擴大了不同收入階層在財富創造和財富積累上的差距。
（二）“土地財政”的發展模式抑制消費水平
從宏觀層面看，土地財政下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所積累的結構性問題和矛盾仍在加劇，地方政府為完成中央GDP考核，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力度，特別是依靠房地產這架馬車，既拉動經濟增長又帶來財政稅收。201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30.19萬億，占GDP的64%，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高達6.17萬億。投資過快對消費造成了擠出效應，使居民消費支出占GDP比重持續下降，從1980年的55.8%下降到2011年的33.8%。土地財政引發的高房價則進一步抑制了居民消費，目前我國城鄉居民正處在消費升級時期，房價過高會從兩方面抑制消費：第一，高房貸使一部分購房者淪為房奴，過高的月供壓縮了日常開支，造成沒錢消費。第二，不斷上漲的房價改變了消費者的心理預期，增加了預防性儲蓄，造成不敢消費。
（三）泡沫積累威脅宏觀經濟穩定
房地產業的突出特點是產業鏈延伸較長，上下關聯度強，長期以來，我國一直以房地產為支柱產業，拉動經濟快速發展。但眾所周知，房地產市場屬于商品市場的一部分，遵循商品市場一般規律，本身并不能避免市場失靈的出現，無法自行遏制泡沫的產生和破滅。在中國，由于土地壟斷性，供需雙方信息不對稱，交易缺乏透明等多重因素影響，市場失靈的問題更加突出。市場失靈造成的房地產泡沫，直接威脅我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甚至產生經濟危機。美國次貸危機、日本90年代地產泡沫均警示了泡沫破裂后對宏觀經濟的災難性影響，必須加以警惕。
三、保障房在經濟發展中對商品房不足的彌補
內容摘要：穩定物價已成為政府宏觀調控的重中之重。從內在特征上看，我國通貨膨脹主要呈現出物價波動的結構性、通脹成因的復雜性、沖擊影響的持續性和穩定物價的艱巨性這四大特征。本文認為，治理當前通脹要采用漸進性的“中醫”療法，堅持總量政策和結構政策相結合，實施短期應急措施與建立長效機制相結合，運用不同的政策組合，有針對性地采取多項措施緩解物價上漲的多重壓力。
關鍵詞：通貨膨脹 綜合癥 穩定物價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1年要把穩定價格總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積極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與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合理引導信貸資金更多投向實體經濟。面對當前持續高漲的物價形勢，國務院于2010年11月17日召開常務會議并出臺了四項穩定物價措施，明確表示要充分認識穩定市場價格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抑制價格上漲勢頭，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11月19日國務院又了《關于穩定消費價格總水平保障群眾基本生活的通知》，提出要把“保障民生、穩定預期”作為做好物價調控工作的重要指導原則，要求繼續加強通脹預期管理，保障城鄉居民的基本生活。可見，管理通脹預期，維持物價穩定已成為當前乃至未來相當一段時期政府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為此，厘清我國當前通脹的實際狀況，深入挖掘通脹的本質特征，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組合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國通貨膨脹的基本狀況與內在特征
自2009年7月以來，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總體上呈現同步上漲趨勢。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0年1-11月，CPI和PPI分別累計上漲3.2%和5.5%，并呈現加速趨勢。其中，11月CPI同比增長突破5%，創28個月以來的新高，PPI同比上漲6.1%。當前我國物價形勢已十分嚴峻，呈現出物價結構性波動、通脹成因復雜、沖擊影響持續、穩定物價艱巨等特征。具體而言：
（一）物價波動的結構性
我國經濟結構的內在失衡，使得邊際消費率和實業投資的邊際生產率均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消費和實業投資意愿低下，進而導致經濟出現中長期結構性內生通脹（周建元，2010）。近年來，我國通脹的總量指標受到結構性沖擊就是最好的例證。據統計，2004-2008年期間，我國食品價格和能源原材料價格分別對CPI和PPI波動的貢獻超過50%和60%，而其在CPI和PPI的權重僅為33%和40%左右（紀敏、王月，2010）。在本輪通脹中，物價波動依然具有比較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在PPI波動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幅度大于生活資料價格上漲幅度，采掘工業、原料工業持續領漲。在CPI波動中，農村消費價格上漲幅度大于城市消費價格上漲幅度；食品價格上漲幅度大于非食品價格上漲幅度；消費品價格上漲幅度大于服務品價格上漲幅度（如表1所示）。同時，物價波動正發生結構性變遷與擴散，價格上漲影響已從生產資料擴散到生活資料，從基礎農產品擴散到食品制成品和非食品，推動物價水平不斷邁向更高的臺階。
（二）通脹成因的復雜性
流動性過剩是本輪通脹的重要推手，這一點在學術界已基本達成共識。但是，價格的結構性波動不僅與總需求條件變化有關，也與不同商品、服務、資產的供求彈性、生產效率，以及對流動性和通脹預期的敏感性有關（紀敏、王月，2010）。余力等人（2010）認為，我國通脹周期性變動，既存在需求拉動誘因，又存在成本推動的特征。總的來說，當前我國居民消費指數持續向上是“內外夾擊”、“長短期因素交織”的多因綜合癥，既有國內貨幣超發拉動需求上漲的影響，也有來自國際市場輸入型通脹的作用；既有市場成本上升推動的影響，也有通脹預期的心理作用；既有災害天氣等自然因素對食品供給的影響，也有各類游資對各種農產品炒作的作用。我國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共出現了四次農產品價格上漲。其中，前兩次（即1993-1995年和2004年）主要是政策導向推動，2007-2008年的大漲是因為國外通脹輸入和國內疫病帶來的豬肉飆升。而當前的上漲則是由供給不足誘發，寬松流動性接棒推升，要素價格上漲、消費結構升級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袁霏陽、楊柯，2010）。
（三）沖擊影響的持久性
在影響當前物價水平的各因素中，自然災害和國際市場沖擊等因素在某種程度上會推高物價上漲幅度但通常不會持久，會隨著國家政策的具體實施而逐漸減弱，而成本因素則能夠產生持久影響，推動消費價格較長時期的持續上行。當前，我國已經進入高成本時代，勞動力供給逐步從無限供給向局部短缺轉變，勞動力成本上升將通過市場傳導機制影響最終消費品的價格水平。有研究表明，二戰后，日本和韓國在經濟騰飛時期都曾出現勞動力成本上升引起物價水平高位運行的現象。隨著我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推進，原材料、資金、土地、資源環境等方面的成本不斷上升，再加上匯率風險加劇，多重因素共同推動成本上漲，帶動產業鏈相關產品和服務價格上升，進而推升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水平，加劇人們對未來通脹的預期，導致物價將在相當一段時期內維持高位運行。據央行公布的《2010年第四季度儲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居民對物價滿意度僅為13.8%，創下此項調查實施以來（1999年第四季度）最低點。其中，高達73.9%的居民認為“物價高，難以接受”，61.4%的居民預期下季物價將繼續上漲，居民的資產保值方式正逐步由儲蓄向購買債券、股票、基金等投資轉移（牛娟娟，2010）。零點公司的一項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近六成的受訪者表示無法應對當前的物價變動，生活成本成為城鄉居民最主要的壓力來源。約有48.3%的城市家庭，46%的小城鎮家庭，62.8%的農村家庭計劃下年壓縮消費。
（四）穩定物價的艱巨性
通脹形成的內在復雜成因以及政策宏觀調控的多重目標在某種程度上會加劇本輪通脹的治理難度，使穩定物價面臨“兩難”困境。主要表現為：既要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經濟過熱，維持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又要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既要應對國內各種結構性沖擊對物價波動的影響，又要應對國際熱錢、大宗商品、原材料等引起的輸入型通脹；既要通過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調節過剩流動性，又要維持貨幣政策中長期的持續穩定，保障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有效供給，防止出現需求拉動型通脹；既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深化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市場機制改革，理順價格關系，改變勞動力和資源性要素價格市場扭曲的現狀，又要防止各種成本疊加交織作用，導致企業生產經營成本過快上漲，加劇企業經營風險，或通過價格傳導機制進一步推高物價，影響城鄉居民的基本生活。
治理當前通脹的戰略思路與政策組合
當前通脹的內在特征表明，治理通脹是一場“持久戰”，而不是能速戰速決的“閃電戰”。政府要始終圍繞經濟改革目標，不斷提升治理通脹的駕馭能力，增強宏觀調控的有效性、靈活性和針對性。要針對通脹的復雜成因，采用漸進性的“中醫”療法，堅持總量政策和結構政策相結合，實施短期應急措施與建立長效機制相結合，運用不同的政策組合，處理好物價穩定和經濟平穩健康發展以及民生保障和改善之間的關系。具體而言：
（一）加強供需管理
加強供需管理，實現保障市場有效供給與抑制不合理需求的同步推進。實證研究發現，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產出缺口都是影響通脹水平的決定因素（何寶、周寧寧，2010）。維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需堅持保障供給與抑制不合理需求相結合，從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兩方面“雙管齊下”，加強基礎農產品和生活必需品的產銷銜接和區域調節，推動供需均衡，市場出清。要嚴格規范農地征用制度，創新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機制，使土地使用權向種田能手集中，遏制土地拋荒現象。繼續實行優惠政策扶持化肥、農用機械等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鼓勵農村適度規模化經營和企業化經營，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比較收益，保障農產品供給。要綜合運用經濟、法律、行政手段整頓流通秩序，穩定市場物價，加強市場監管，特別是對基礎農產品和生活必需品價格的管理，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物價調控體系，剎住亂漲價的歪風，嚴厲打擊囤積居奇、哄抬價格等炒作行為。要保持房地產調控政策的穩定性，積極建立多層次的住房供給體系，滿足人們多元化的需要，堅決抑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
（二）把回收流動性和引導流動性進入實體經濟結合起來
內外并舉，把回收流動性和引導流動性進入實體經濟結合起來，緩解流動性過剩沖擊壓力。目前，我國貨幣供應速度遠遠超過GDP增長速度，到2010年底，廣義貨幣供應量（M2）與GDP的比值估計將達到1.86。在流動性總量過剩的同時，我國也面臨結構失衡的問題，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資金不足。可見，政府不能一味回收流動性，也要積極探索建立民間資本與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對接機制，通過深化重點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清理民資進入壁壘、實行積極的股市政策、推進資本市場擴容、提高新興產業投資收益、健全民間投資服務體系等方式，促進社會富余資本和新增信貸向實體經濟流動。同時，要探索如何利用高額的外匯儲備支持企業海外拓展，實現“藏匯于國”到“藏匯于民”、“藏匯于企”的轉變，降低外匯占款上漲所帶來的流動性過剩風險。此外，還要嚴格防范跨境資本流動帶來的金融風險，加大對超速資本流動性環境的治理力度，創新流動性管理工具，緩解國際熱錢涌入所引起的通貨膨脹壓力。
（三）發揮財稅政策的激勵功能
發揮財稅政策的激勵功能，引導和支持企業通過轉型和創新來應對、消化高成本。要健全約束和激勵機制，一方面通過改革資源稅提高高能耗企業的資源成本，另一方面利用稅收減免、價格補貼、科技獎勵等手段鼓勵企業開發利用節能減排技術，采用清潔能源，減少對污染能源的需求，降低對國際能源市場的依賴程度，緩解國際輸入型通脹壓力。要通過實施“化稅為薪”或“提薪讓稅”，與企業聯手推進收入倍增計劃，提高企業員工的工薪待遇，減輕企業勞動成本上升壓力。要堅持“少取多予”的方針，通過推行結構性減稅、減少企業稅外費用征收、允許建立科技開發準備金和結構調整準備金并在稅前列支等手段，減輕企業稅費負擔，提高創新企業和項目的投資回報率，激活企業創新的積極性。要通過“首購”、“訂購”等措施加大政府采購對創新企業的支持力度，降低創新企業的市場風險，引導企業轉型升級。
（四）穩步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穩步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的抗通脹能力。要建立居民收入跟經濟增長掛鉤、勞動所得與企業效益掛鉤、工資與物價水平掛鉤的機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及時調查通脹環境下不同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狀況，研究建立健全低保家庭生活補貼、失業保險標準、大中院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生活補助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探索通過基本生活費用臨時補助、價格補貼、食品券、消費券等方式直接補貼中低收入群體，有效保障中低收入群體的基本利益。要不斷完善醫療、養老、住房等公共服務體系，加快推進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落實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體系和廉租住房制度，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提高抗通脹能力。
（五）合理引導通脹預期
合理引導通脹預期，避免因心理恐慌引起物價螺旋式高漲和經濟劇烈振蕩。心理預期是影響通貨膨脹的主要非經濟因素，起著推波助瀾作用。從影響強度上看，通脹預期往往比通脹本身更可怕。1987年夏天出現的搶購商品潮，2007年股票市場瘋漲和房地產價格的大幅上揚，都是通脹預期推動價格飆升的具體案例。通脹預期能夠改變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市場行為，引導市場供求關系發生重大變化，加大通脹壓力。同時，通脹預期與通脹之間存在自增強效應和放大效應，物價上漲會進一步放大通脹預期，加劇通脹螺旋式上行壓力。為此，政府一方面要通過發展生產、保障供應、增強監督等強化措施，穩定商品市場供應，增強市場對農副產品供給的信心；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價格信息披露機制，及時、客觀地公布當前的物價形勢和價格政策，讓群眾參與價格監督。同時，要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利用輿論工具引導城鄉居民提升理性判斷能力，避免盲目跟隨錯誤信息做出非理性的消費選擇，引起經濟劇烈振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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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紀敏，王月.結構性價格上漲的結構和總量分析視角[J].經濟學動態，2010（7）
3.余力，陳紅霞，李沂.我國通貨膨脹的嚴重性生成機制研究[J].經濟學動態，2010（11）
4.袁霏陽，楊柯.本輪農產品價格上漲與前三輪的不同[R].中金公司研究報告，2010-11-8
按照2011年美元和人民幣平均匯率6.48來計算，69.1萬億美元相當于447萬億元人民幣。全國約4億城鄉家庭，相當于每戶家庭110萬元資產凈值。
北京大學宋國青教授2002年9月曾在本刊撰文，提出2001年中國居民總資產價值為32萬億元，其中金融資產11萬億元，城鄉住房資產價值13萬億元（占到40％），私人擁有的生產性資產價值為7萬億元。按10％的負債扣除后，凈資產約為30萬億元。如果69.1萬億美元這一數字是成立的，也就是說2001年－2011年十年間，中國居民資產爆增10倍多。
非金融資產虛實
《調查》未說明其調查的“城市居民”是指城市戶籍居民，還是城市常住居民。根據測算，報告所指城市家庭應該僅限城市戶籍，但報告中農民工家庭算在哪里，卻沒有給以解釋。
首先，城市居民除房產之外的非金融資產數值偏高。《調查》顯示，城市居民金融資產平均才11萬元，但除了房產外的非金融資產居然有146萬元之多。據《調查》所言：“在中國家庭金融調查中，家庭資產包括非金融資產和金融資產兩大部分。家庭非金融資產包括農業、工商業等生產經營資產、車輛資產、家庭耐用品等資產、房產與土地資產。”這部分數值高是因為把私人企業的生產性經營資產都算入家庭資產。
這會造成一個問題，好比說把煤老板的礦井、飼料大王的工廠都算到非金融資產里，只要有一兩個這樣的億萬富翁在調查中被抽樣到，其資產凈值與平頭百姓一平均，平均值就會很高。這會有很大誤導性，也不符合國際規范。如果查閱美國聯邦統計署所做的美國居民家庭資產匯總數據，就會發現只有金融資產、房產和車輛等大件，并沒有把生產性資產算在內。
即便將私人企業主的生產性資產算入家庭資產，城市家庭平均146萬元生產性資產，農村家庭平均12萬元生產性資產，按2011年1.5億城市戶籍家庭和2.4億農村和農民工家庭，合計2011年全國居民生產性資產約為249萬億元（城市220萬億元，農村29萬億元），而不是447萬億元，差距為何如此之大？
釋疑房產凈值
造成“中國人比美國人富”的第二個誤會，是高估了房產凈值。《調查》數據稱，中國城市住房資產凈值為150萬億元（戶均100萬元乘以1.5億城市家庭），農村為48萬億元（戶均20萬元乘以2.4億農村家庭），合計198萬億元。而2011年中國城市每套住房價值平均為85萬元，戶均擁有1.22套，所以戶均住房價值達103萬元。
如果僅限城市戶籍，城市家庭戶均1.22套住房倒還在可以理解的范疇，但每套住房價值為85萬元則明顯高估。
2011年中國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均價每平方米5011元，當前中國城市住房存量中半數以上是1998年前建成的，其市場價值遠無法與新房相提并論。即使全都按照每平方米5011元來計算，套均85萬元相當于每套城市住房面積平均下來都有170平方米，這與事實不符。
2006年之后，中國城市住房存量面積沒有再公布。2006年的數字為113億平方米。根據住建部公布的2011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積31.6平方米乘以4.7億城市戶籍人口，可以得出2011年中國城市住房存量面積約在148億平方米，即使全按照每平方米5011元來估計，城市住房資產的市場價值應該在74萬億元，不到調查所言150萬億元的一半。
2011年中國GDP為47萬億元，即使保守估計的城市住房資產價值71萬億元，也相當于GDP的1.5倍；如果是調查所提出的109萬億元，則相當于2.4倍；而調查提出的全國城鄉198萬億元住房資產，相當于GDP的4倍，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數字。國際上一般認為，當一個國家的住房資產價值超過GDP的1.5倍，就具有很強的泡沫風險。
除了直接估測，還可以用房貸數據來推算住房資產價值。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11年第四季度》報告顯示，2011年末全國個人購房貸款余額7.14萬億元。一般認為住房的負債資產比應該是30％－50％，比如美國2010年居民部門房地產價值為18.19萬億美元，居民房地產貸款就達到了10.07萬億美元，占到55％。
中國城市家庭購房相對較保守，貸款成數很低，提前還款比例高，但也沒有理由相信住房負債余額連資產價值的5％都不到。如果按負債是資產的10％推算，差不多城市住房總資產就是70萬億－80萬億元。這些說明該調查大大高估了中國居民的房產凈值。
2011年中國農村住房面積約為290億平方米（住建部公布的農村人均住房面積34平方米乘以8.5億農業戶籍人口），面積上比城市多出50％-80％（根據不同口徑），但質量差、流通性差、市價低。按照每平方米1600元的市場價值來估計農村住房資產價值，大約是48萬億元，與《調查》所估計基本相當。這樣2011年全國城鄉住房凈資產合計大概是120萬億元左右，遠遠低于198萬億元的估計。
不能聚沙為基
根據《調查》中統計的家庭金融資產數據顯示，如果撇除城鄉私人企業主的生產性資產220萬億元，并把城鄉住房資產從198萬億元降到120萬億元，2011年中國城鄉居民家庭資產凈值的合理估計就應該是149萬億元，折合23萬億美元，相當于2010年美國居民家庭資產凈值的40％，與2011年中美GDP的1∶2比例基本相當。
從戶均角度看，全國4億家庭戶均37萬元。其中1.5億戶城市戶籍居民戶均凈資產58萬元（金融凈資產11萬元，住房凈資產47萬元），2.4億戶農村戶籍居民戶均23萬元（金融凈資產3萬元，住房凈資產20萬元）。考慮美國比中國多發達很多年，居民有更豐富手段積累資產，美國居民收入占GDP分配份額更比中國高，這個估計更加合理一些。
所以且慢唱高調，自認為中國人已經比美國人富有，這種虛假的幻覺可能導致錯誤的經濟決策，從而不利于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也不利于家庭作出合理的經濟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