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5: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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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地處東南沿海，面臨臺灣海峽，各種氣象災害頻繁，每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臺風、暴雨、干旱、寒潮、大風、凍害等災害性天氣的危害，特別冬季冷空氣活動頻繁，常有寒潮天氣發生，嚴重制約了我市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據統計每年漳州氣象災害所造成的損失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8%，嚴重年份可達15%～20%，特別嚴重的年份占國民生產總值近25%。如1999年12月21－26日漳州市受到了強冷空氣襲擊，連續6天出現大范圍的霜凍和結冰，全市氣象災害造成的農作物損失約90000hm2，直接經濟損失達17.5億元，其中香蕉遭受的凍害最為嚴重，被凍死的香蕉達28240hm2，荔枝和龍眼等果樹的樹冠也都因霜凍而死，花卉和冬種蔬菜也損失慘重。
二、農業保險分析
農業保險是承保農業生產者和經營者在種植業和養殖業生產過程中因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的一種財產保險。農業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因素的影響，與其他財產相比，農業保險具有四個特點：地域性、季節性、周期性和政策性。農業保險針對的是農業生產等相關產業鏈，有三方面明顯的特征屬性：(1)農業保險的準公共產品性質。要求政府履行宏觀調控和公共管理的職責，避免因單一依靠市場機制配置造成市場失靈。(2）農業自然災害風險的非獨立性。如臺風、洪澇、強降水、低溫凍害、大霧等氣象災害的出現，容易造成一定范圍的損失。同一氣候災害時空分布投保單位的風險在同一區域具有相關性而非獨立。(3)農業保險費率難確定性。各種氣象災害對農作物、花卉、果樹等影響程度也各不相同，應根據不同的災害性天氣預報，采用不同的氣象保險指數指標來確定保險費率。
三、氣象信息及氣象技術資源優勢在農業保險中的應用
隨著氣象現代化建設推進，氣象服務產品越來越豐富，針對農業生產、農業保險的氣象服務分為定期產品、不定期產品、公報、年鑒等書面形式和咨詢等服務產品。定期情報產品按時間序列和空間區域進行綜合分析，反映不同地區氣象條件對農作物生長發育狀況的影響，以及氣象災害已經或可能造成的危害和防御對策。不定期產品主要根據當地可能出現的或已經出現的災害性天氣對農業生產造成的影響，如洪澇、干旱、凍害等對農作物生產的影響進行評判。
1在農業保險承保決策中的應用
正確做出氣象災害的風險等級的評估，可使保險公司在承保決策中更科學，有效地降低并規避承保失誤風險。對氣象信息和保險公司的歷史數據進行綜合分析，應用統計決策理論從三方面進行評估：①對災害性天氣（如暴雨、臺風、寒潮低溫等）出現的概率、強度等發生嚴重性程度的可能性進行評估；②氣象災害可能造成的損失大小的評估；③以最少投入獲取防災抗災最佳效果的決策手段評估。其中災害性天氣發生的嚴重程度和造成損失的評估能夠為承保決策提供科學依據，有效規避經營風險。一般情況下，同類農業保險業務，保險核保人會考慮保險標的歷史賠付情況，抗災減災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因此，綜合分析應用氣象資源（如未來天氣趨勢預報、專題性預報、災害性天氣評估等）更能了解掌握某區域氣象災害發生的概率，科學制定氣象災害評估和損失程度的指標、系數等，助于保險公司做出是否承保決策，預計承保成本作出承保方案，保證保險公司經營的穩定和效益。
2氣象資源在農業保險防災、核損中的應用
應用豐富的氣象信息資源，最大限度地了解氣象災害發生的可能性，提前采取有效地防災減災措施，盡可能地控制和預防災害的發生，降低災害事故發生引發的直接和間接損失，而采取的各種有效措施，是保險公司管理風險的防災核損重要手段。風險控制的手段來自避免風險、損失控制和非保險方式的轉移風險三種方式，就是以氣象部門的氣象信息內容為依據，保險公司對所承保的保險物進行逐一的排查，及時發現隱患，通知并督促投保人整改，達到預防并減少災害損失為目的。如投保人拒絕整改，當氣象災害發生所造成保險物的經濟損失時，保險公司可依法不予賠償。
2.1應用自動站實時天氣實況監測系統，為理賠提供科學依據隨著氣象自動站的建設發展，氣象部門能夠為保險業提供更豐富的實時準確的氣象實況數據。到目前為止，漳州市氣象局已有10個人工觀測氣象站和123個區域自動氣象站，能夠為各行業提供詳細實況的氣象數據。如保險條款中對災害性天氣暴雨所采用的理賠標準，氣象學中的“暴雨”定義是指“24小時降水總量達到50～99.9mm”，而通常由暴雨所造成的損失，保險公司對暴雨的理賠依據顯得更靈活人性化，如“24小時降水總量未達到50mm以上，而12小時降水總量達到30mm以上或是1小時降水總量達到16mm以上同樣可作為受暴雨影響造成損失的理賠依據”。因此，詳細的實況數據對保險責任的劃定有著實際意義，為理賠提供了更為準確的依據。全方位的氣象監測系統能夠客觀真實地反映災害性天氣發生的整個過程，根據監測的記錄實況數據，保險公司對災害是否屬于保險責任和災害所造成保險物損失程度進行裁定，有利于主動、迅速、準確、合理地開展保險理賠。
2.2應用歷史氣象信息數據和未來趨勢預報，提前做出災害評估氣象業務數值預報模式的廣泛應用，有效地提高了中、短期氣象預報的準確度，保險公司可根據提供氣象信息數據做出的預報進行三方面的分析評估：一是風險區氣象災害可能損失的預評估；二是大面積氣象災害發生前的減災預案；三是大面積氣象災害發生后的災情評估。如氣象部門對歷史氣象資料進行分析，得出所投保地區的主要災害情況及影響因子，為投保金額和投保風險提供科學決策依據。而對災害性天氣提前72小時或更長期的趨勢預報，能夠為防災防損工作從時間上提前做出了決策，并可根據災害性天氣的強度和等級對保險標的有的放矢地做好防御工作。
四、氣象服務在農業保險業的延伸與拓展
隨著社會發展變革，各行業的合作也更加密切和頻繁，氣象部門可進一步加強氣象信息的開發應用，提高氣象信息的服務能力，同時也提高服務農業保險經營管理和應對災害能力水平。
1開展部門合作，建設氣象保險服務平臺
氣象部門可充分利用氣象現代化建設，加強與保險業的合作關系，共同建設氣象保險服務平臺，實現資源數據共享，開展氣象災害研究，建立災害常規分析和預警預告機制。目前，漳州市氣象局與漳州國土資源局、環保局等部門共同建設“漳州市地質災害氣象預警預報系統”和“漳州市區城市空氣質量等級預警預報系統”服務平臺，與保險業也可采用這種合作方式，共同開發服務平臺，改變以往單一的只開氣象證明的合作方式，做到提前防災、科學指導農業生產等，減少因自然災害而引起的損失。
2建立多指標體系和風險區域系數，進行風險區劃確定區域農業保險費率
充分應用氣象數據與災害數據,建立完善的多指標農業保險費率模型，在原有產量資料的基礎上，針對不同作物、不同關鍵生育期的各種氣象災害風險，結合保險物所在地的地理特點、防災減災抗災條件，建立不同地區的特定作物農業保險費率的區域風險指數的修訂模型，運用風險指數來修訂農業保險費率，使農業保險費率更加科學地反映的農業生產和作物損失風險。
3開發農業新險種的指數保險
開展各種農作物的氣象保險指數設計的研究，針對各農作物的生長關鍵期氣象要素，在保險中引入氣象指數保險。漳州特色農作物豐富，農作物的生產與天氣息息相關，低溫凍害是閩南地區熱帶水果生產面臨的主要農業風險之一，如1999年底漳州市出現了大范圍的霜凍和結冰，造成的趨勢損失達17.5億元。因此，對低溫凍害分析設定凍害指標，在農業保險中引入凍害氣象保險指數，就顯得十分的重要。由于影響農作物生產的氣象因子各不相同，可針對不同的氣象災害研究不同的氣象指數保險，如針對漳州花卉、林下經濟（金線蓮、鐵皮石觸等）開發氣象指數保險，架起保險公司與投保戶之間的橋梁，以更清晰的界面去核損減災。
五、結語
1、企業信息安全管理要素構成對于企業信息安全管理要素的構成，國際上普遍遵循的是ISO17799:2005標準的分類方法。ISO17799將企業信息安全管理實施分為11個方面，分別是物理和環境安全、信息安全事件管理、人力資源安全、安全政策、組織信息安全、資產管理、通信與操作管理、訪問控制、業務連續性管理、信息系統獲取開發和維護、符合性。這其中，除了與技術關系較為緊密的訪問控制、信息系統獲取開發和維護、通信與操作管理這3個方面外，其他信息安全管理要素更側重于組織整體的運營管理，在實施企業信息安全管理過程中有較高的參考意義。為了實證分析中數據測量方便，本文參考該標準，從企業的角度，按照各要素屬性及控制措施的相似性，將ISO17799標準中的11個要素整合為6個要素，分別為組織環境（符合性、安全政策、組織信息安全）、人力資源安全、資產設備安全（資產管理、物理和環境安全）、操作管理（通信與操作管理、訪問控制）、應急響應機制（信息安全事件管理、業務連續性管理）和信息系統開發與維護。
2、研究假設
（1）組織環境。
本文中的組織環境側重于企業中的政策制度、人文環境等軟環境，主要指所有潛在影響信息安全管理活動的因素或力量，在企業的信息安全管理中起導向性的作用，具體包括企業的安全政策方針、安全文化氛圍和業務符合性等。企業信息安全管理成功的實現離不開組織環境的支持，良好的組織環境對企業的信息安全管理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它有助于企業各項安全政策、安全策略的實施。組織的安全政策是組織實施信息安全活動的戰略導向。完備的安全政策、方針可以為企業的每一個員工提供基本的行為準則、指南，使得企業信息安全管理的各項活動都有章可循，促進信息安全管理進程的實施。齊曉云（2011）通過實證驗證了企業信息系統的失敗與缺乏相應的制度與機制保障之間存在強相關關系，制度與機制保障對信息系統成功有正向的影響作用。企業的安全文化氛圍等人文環境是組織環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企業的一種無形的管理思想。相關研究表明，環境對人的安全行為習慣養成有著較大的影響。其中，人文環境的影響尤為明顯。VanNiekerk（2010）指出，導致信息安全事故的主要因素是企業信息安全文化氛圍的減少。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圍可以提高員工的安全意識，不單能避免由員工的不安全行為所產生的風險，更能促進全體員工參與到保障組織信息安全的行動中來，最大程度消除事故隱患，有效預防和減少各類事故的發生。Herath（2009）通過問卷調研的實證研究驗證了懲罰力度是企業員工的安全行為重要影響因素之一，說明企業的政策制度對人力資源安全有著正向的影響。
（2）人力資源安全。
人在企業信息安全管理活動中不僅是主體，也是客體。主體是指許多信息安全控制措施實施的實現是由“人”來完成的；客體是指“人”也是信息安全管理中所要管理的對象。據有關統計表明，在所有的信息安全事故中，約有52%是人為因素造成的，因此，人力資源安全管理顯得十分重要。在企業中，高層領導輕視信息安全是導致企業信息安全文化欠缺和員工信息安全意識薄弱的主要因素。中層管理者是銜接企業高層與基層的橋梁，企業信息安全管理實施的效果直接取決于中層管理者對上級決策的執行力度。Ashenden（2008）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中層管理者的執行力度不足會造成高層管理者和員工之間對信息安全管理存在理解上的差異，這種差異會對企業的信息安全管理產生不利影響。普通員工對信息安全管理的參與配合不夠會導致各項安全政策、方針不能準確落實，繼而影響到信息安全管理的其他方面。
二、研究過程
1、研究設計與樣本
（1）研究設計。
本文在借鑒國內外現有成果的基礎上，結合企業信息安全管理的實施程序，設計預測試問卷。問卷采用Likert5點量表對各個項目加以度量，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根據答題者對每一項目的打分來判斷企業對某一現象表述的態度或看法，若分數越高，認同度越高。
（2）調查樣本。
本文采取簡單隨機抽樣的方式形成樣本，面向長三角發放調查問卷200份（其中150份通過電子郵件發放，50份通過實地走訪企業完成），最終收回155份，有效問卷率為69.5%。調查企業均為中小型企業。
2、測量工具及其信度和效度檢驗
（1）信度檢驗。
本研究首先對量表進行信度檢驗。信度檢驗采用了學術界普遍使用的Cronbach''''sα系數來衡量數據的內在一致性信度。一般情況下，若Cronbach''''sα系數小于0.35為低信度，在0.35到0.5之間勉強可信，0.5到0.7之間信度較好，大于0.7則屬于高信度。本文通過對6個維度進行信度檢驗，發現6個維度的Cronbach''''sα系數最小值是0.669，其余都大于0.7，量表總體的Cronbach''''sα系數未0.897，表明此量表的可靠性較高，量表選項設計是合理有效的。
（2）效度檢驗。
首先采用了KMO度量和Bartlett球形度檢驗對量表的內容效度進行檢驗。各維度的KMO度量介于0.638到0.907之間，總體樣本KMO度量達到0.833，所有的顯著性系數均趨近于0，低于設定的顯著性水平（p<0.01），表明量表的內容效度較高。從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看，信息安全管理量表的每一項目的因子載荷均大于0.55，大于前人所建議的社會科學量表因子載荷0.55的臨界值。從驗證性因子分析的結果看，除GFI和NFI沒有通過檢驗外，其他統計檢驗量全部通過檢驗，整體通過率為77.7%，見表4，因此可以判定量表與數據之間具有不錯的擬合性，量表整體結構效度較好。
3、結構方程模型構建
在理論模型的基礎上，運用結構方程軟件AMOS7.0構建了初始結構方程模型，并進行擬合優度檢驗。根據運行結果，GFI值（0.884）、NFI值（0.736）、CFI值（0.899）小于0.9的參考值，PNFI值（0.448）小于0.5的參考值，未能通過檢驗，說明結構模型與數據的擬合程度處于不可接受的狀態，因此需要對初始模型進行一定的修正。另外，運行結果表明，組織環境對資產設備安全和應急響應機制的影響路徑系數未達顯著性水平，因此在修正時將這兩條路徑刪除。修正后的指數均達到模型可以接受的標準，即修正后的結構模型與實際數據可以適配。
4、研究結果
將AMOS輸出的路徑系數進行整理，其中，直接效應是指潛在自變量到結果變量的直接影響，用潛在自變量到結果變量的路徑系數來衡量直接效應的大小。間接效應是指潛在自變量通過影響一個或多個中介變量，而對結果變量的間接影響。在本研究中，組織環境是潛在自變量，它對其余五個結果變量有直接或間接影響。同時，組織環境通過影響人力資源安全，從而對其余四個結果變量產生間接影響，因此人力資源安全是模型的中介變量。上述實證結果表明，組織環境主要通過人力資源安全間接影響資產設備安全和應急響應機制。間接效應系數均為正，分別為0.121和0.27，研究結果對假設H4、假設H5呈現弱支持。總的來說，組織環境對信息安全管理的各個要素有著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也驗證了組織環境在企業信息安全管理中的中心地位，對企業的信息安全管理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企業應該首要考慮如何完善這一要素。人力資源安全對其余四個要素的作用均為正，且四條路徑系數都達到了顯著性水平，假設H6-H9得到了支持。在這四條路徑中，人力資源安全是組織環境和其余四個要素的中介變量，通過該中介變量的間接效應，組織環境對四個潛在變量的總效應系數明顯增大。可見，人力資源安全在信息安全管理中發揮中介作用，組織環境通過人力資源安全部分中介作用于信息安全管理其他要素，對其他因素產生關聯性影響。因此，企業在信息安全管理活動應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安全的中介作用，使各項安全政策、規章制度的實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結語
關鍵詞：期貨市場期貨投資信息投資決策市場功能
期貨市場具有發現價格、規避風險和信息吞吐的基本經濟功能。期貨市場基本經濟功能的發揮受制于期貨投資信息環境，不同的信息環境對期貨市場基本經濟功能的發揮起著不同的作用。所謂期貨投資信息，是指與期貨投資密切相關的、投資者可以通過一定渠道獲得的、能夠影響投資者進行決策的信息。大量信息云集在期貨市場，經投資者分析、識別，進而轉化為期貨投資信息。期貨投資信息具有產生突發性、傳播快捷性、受眾群體性、影響廣泛性和時效短暫性特征。
按其表現的載體，期貨投資信息可以分為文字信息、圖表信息、聲音信息、影像信息和意識信息；按其表現的屬性可以分為國家信息、行業信息、交易信息和民間信息；按其產生的來源可以分為主流媒體信息、互聯網絡信息、交易所公告、財經資訊和期市流言等。
期貨投資信息通過影響投資者的投資決策，進而影響著期貨市場基本功能的發揮，而期貨投資信息對投資者投資決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對投資品種、投資形式、投資方向、投資期限和投資規模的影響等方面。因此，優化期貨市場信息生態環境已成為當務之急。
投資品種選擇對期貨市場功能的影響
目前，我國期貨市場交易品種可以劃分為農產品、金屬產品和其它品種。期貨投資信息對投資者的品種選擇具有一定影響。針對農產品方面的信息會引導投資者選擇農產品期貨投資。目前影響農產品價格的信息有很多，如關于“三農”問題的政策信息、關于糧食問題的政策信息、關于土地方面的政策信息、關于農產品進出口方面的政策信息等。如2004年9月22日玉米期貨合約上市后，大部分糧食購銷企業都參與了期貨市場的套期保值交易和實物交割，既避免了農產品現貨經營風險，也解決了產區的賣糧難題和銷區的購糧難題。同樣，針對金屬方面的信息會引導投資者選擇金屬期貨投資，針對燃料油方面的信息會引導投資者選擇燃料油期貨投資，如玉米產量的增加將減少乙醇汽油的生產成本，增加乙醇汽油的產量，降低乙醇汽油的價格，進而抑制燃料油期貨價格的高企。投資者對投資品種的選擇，除了源于現貨經營方向、投資經驗、市場規范性以及感情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期貨投資信息的導向，如果某一信息對某一品種具有明顯的利多或利空導向，則大部分投資者會云集該品種競相投機，期貨價格將背離其價值，期貨市場風險凸顯，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和套期保值功能難以發揮。
投資形式運用對期貨市場功能的影響
按投資目的劃分，期貨投資形式包括套期保值、投機交易、套期圖利和實物交割四種。不同的信息對投資者選擇投資形式具有不同的影響。如南方玉米現貨價格在1300元/噸，北方玉米現貨價格為1000元/噸，而期貨市場0505合約價格為1200元/噸。如果有信息顯示北方玉米現貨價格因搶購有上漲趨勢，南方玉米現貨價格因堆積有下降趨勢，那么一些投資者就會選擇套期保值，即在北方買入玉米現貨，在期貨市場賣出同等數量的玉米期貨。到2005年5月份，南方玉米現貨價格跌到1170元/噸，期貨市場0505合約價格跌到1070元，此時，賣出玉米現貨，比預計少盈利130元/噸，而買入0505期貨合約平倉將會盈利130元/噸，正好彌補現貨市場的虧損（少盈利）。同樣，如果有消息顯示市場多頭主力資金匱乏，那么投資者就會選擇投機交易，即賣出期貨合約，待主力賣出平倉時悄然出貨離場。如果行情信息顯示同一個品種在不同的市場價格差異很大；或者相關品種（如大豆和豆粕）在同一市場價格嚴重背離；或者同一個品種的不同月份價格差異增大，那么投資者就會選擇套期圖利，即在價格低的市場買入而在價格高的市場賣出；在價格低的品種買入在價格高的品種賣出；在價格低的合約買入在價格高的合約賣出，進行跨市場、跨品種和跨合約月份套利。如果有信息顯示期貨價格高于或低于現貨價格，投資者就會在期貨市場賣出或買入實物，即所謂的實物交割。這樣期貨市場的基本功能就會發揮出來。如果信息環境不同，則投資者對投資形式的運用就不同，因而市場功能的發揮就會迥異。
投資方向確定對期貨市場功能的影響
投資者投資方向可以劃分為多頭即買入方向、空頭即賣出方向、多空混合即買賣混合方向和觀望即空倉無方向。任何刺激買入的信息都會導致投資者選擇多頭方向，如農產品減產、需求增加、出口增加、進口減少、自然災害、降息等，都會引起投資者的購買欲望。同樣，任何刺激賣出的信息都會導致投資者選擇空頭方向，如農產品增收，進口增加、加息、監管力度加大等。而有些時候信息不明朗，市場處在敏感區，價格非上即下，這時有些投資者會選擇多空混合方向，即買入和賣出同等數量的合約，待到信息明朗時將不利的方向平倉。有時市場受多種信息刺激劇烈振蕩，投資者也會選擇多空混合方向，即在相對高點賣出平倉同時賣出開倉，在相對低點買入平倉同時買入開倉，不過這種策略很難把握。而在沒有什么信息刺激市場時，投資者往往會采取觀望態度。因此，信息環境的不同，投資者的投資方向也不同，對于發揮牛市和熊市市場基本功能的影響也就有差異。
投資期限把握對期貨市場功能的影響
按投資時間長短劃分，投資者的投資可分為即期投資、短期投資、中期投資和長期投資。當期貨市場上突發某一信息，而這一信息對期貨價格僅具有瞬間的影響時，投資者往往會進行即期投資，如1996年發生的洪水將哈大鐵路沖斷，當投資者獲得這一信息后便在大連商品交易所紛紛進場買入大豆期貨，而在次日就乘高賣出，取得即期投資收益。當某一信息對市場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時限時，投資者往往會進行短期投資，如2004年初期大連商品交易所大豆期貨價格居高不下時，美國農業部又了大豆減產報告，國內投資者受此鼓舞又紛紛進場短期投資，在一個月后獲利離場。當某一信息在很長的一段時期都將影響期貨價格時，投資者就會進行中期投資，如近來國內糧食需求持續擴大，將對農產品價格持續走高產生支撐，因此投資者將會選擇中期投資，即持有長達數月甚至半年左右時間的多頭頭寸。而如果有信息顯示未來的數年內某一品種（如原油）的價格將始終盤升，那么投資者將會在期貨市場進行多頭長期投資。投資者投資期限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期貨投資信息，由于期貨投資信息具有時效性，因而投資期限又制約著期貨市場信息吞吐功能的發揮。
投資規模安排對期貨市場功能的影響
按照資金量與持倉量比例的多少，投資規模可以劃分為輕倉、中倉、重倉和空倉。期貨投資信息對投資者投資規模具有重大影響。如果某一信息對行情的影響不大，甚至很微弱，那么投資者就會選擇輕倉投資，如當市場上沒有其他信息，只是相關的技術指標如RSI、MACD、KDJ等顯示價格已經進入超買區或超賣區時，投資者就會將投資資金的很少的一部分投入到期貨交易中進行試盤。如果某一信息的真實性得到確認，其對期貨價格的影響也顯而易見時，投資者往往會選擇中倉投資，比如玉米長期走勢仍然是上升趨勢，但季節性積壓會促使投資者短期內進行空頭操作，而這種投資的比例往往屬于中倉投資，并且會隨時關注價格的變化。如果某一信息對市場已經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而且這一影響仍將繼續，那么投資者往往會重倉投資，如2003年末我國對外貿易政策調整，農產品出口時間縮短，導致已經簽約的進出口企業紛紛搶購貨源，造成現貨和期貨市場價格同步上漲，多數多頭投資者選擇了重倉投資，回報豐厚。如果市場信息處于真空狀態，大多數投資者將空倉休息，伺機而動。這樣，期貨市場的基本功能得以真正發揮。
投資心理引導對期貨市場功能的影響
投資心理是投資者賴以決策的主觀因素之一，也是最容易被期貨投資信息加以引導的因素之一。期貨投資者的心理動力、心理過程、心理狀態和心理特征受多種因素的制約，其中主要的因素是信息環境。心理動力系統決定著投資者對投資活動的認知態度和對投資對象的選擇與偏向，它包括投資動機、投資需要、投資興趣和投資觀。信息環境的差異，對投資者的心理動力具有深刻的影響，如正確投資觀念的樹立，會減少沖動和盲目投資。心理過程是一種動態的活動過程，包括認識過程、情感過程和意志過程，它們從不同的角度能動地反映著投資活動及其關系。不同的信息環境對心理過程的影響也不同，如市場人氣的升跌將左右投資者的從眾心態等。心理狀態是指心理活動在一段時間內出現的相對穩定的持續狀態，心理狀態按投資者心理活動的生理機能劃分，可分為睡眠狀態、覺醒狀態和注意狀態。任何一個期貨投資信息對投資者的心理狀態均具有一定的影響，如2004年12月14日美聯儲決定將聯邦基金利率從2%提高到2.25%，大多數投資者對此信息均保持注意狀態。心理特征是投資者在認識、情緒和意志過程中形成的那些穩固而經常出現的意識特征，包括能力、氣質和性格。受信息環境的影響，心理特征也表現各異，如面對2004年我國連續7年的農業大豐收，有些投資者充分利用自身的基本面分析和技術面分析能力，在科學預測的基礎上果斷設定期貨價格波動區域，促進了期貨市場價格發現和規避風險功能的發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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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是經濟性組織，為市場高效率、低成本地提供有價值的產品或服務，獲取較好的績效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企業自身作為經濟性組織，是人力、物力以及財力的集合體，它的經營過程必然牽涉到企業內部的利益相關者的權益。同時，企業是社會的企業，它的經營發展也會對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因而也必然牽涉到社會上的利益相關者的權益問題。因此，企業作為一個獨立的市場個體，在發展的過程中，也需要對環境保護、員工關系、股東權益、利害關系人權益等各種關系背負一定的責任，這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這種責任要求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最大化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要在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強調對消費者、對環境、對社會等諸多利益相關者的貢獻。
然而，從中國社會科學院2011年11月8日公布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2011）》（簡稱藍皮書）來看，無論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的表現都存在較多的問題，在滿分為100分的評價指標之下，其平均得分僅為19.7分，嚴重的缺乏社會責任的企業超過七成，在社會責任的行使方面有超過半數的國有企業處于旁觀狀態，有將近30家企業在社會責任得分方面為0。這說明，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整體水平還處于起步的階段，由此也可見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嚴峻程度。
在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方面，有不少問題涉及到企業的會計操作，包括其相關信息的披露，這些問題對企業的利益相關者造成的影響是最為直接，同時影響力也是最大的。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之下，以利益相關者理論為視角，對企業的社會責任相關會計問題進行研究。
二、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真實性情況較差
當前，我國企業在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時候，更多的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為了盡到社會責任。在企業經營者、投資者、債權人、政府監管機構、中介機構等各方利益相關者的博弈之中，企業選擇披露真實性較差的社會責任信息往往能夠獲取更高的效益，而其他的利益相關者則缺乏制衡的能力。向凱，陳勝藍（2008）以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真實性為調查內容，在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對分布在我國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機構投資者、個人投資者、債權人、上市公司、中介機構和政府部門等利益相關者進行的問卷調查，對收到的調查表進行整理之后得到相關數據如表3—2所示。
從上表可知，會計信息披露不真實的約占70%。根據調查沒有一個機構投資者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是可靠的，同時，上市公司以及中介機構則大部分認為信息并不真實可靠，這是因為上市公司作為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主要的供給者，中介機構作為相關的社會責任信息的公眾權威鑒證機構，應是最了解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真實情況，分析和認知也比較全面。作為局中人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尚且如此，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真實性確實不足以令利益相關者認可和信服。
（二）信息披露的質量不高
近年來，雖然我國不少企業已經開始中國式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同時也在按照自身的實際情況來相關社會責任方面的信息。但是，由于當前我國政府對于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標準和規范尚沒有明確標準，引導還不到位，同時整個社會對于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的氛圍還有待提升。因此，就出現了企業雖然披露了社會責任信息，但是利益相關者卻無法從這些本報告之中找到自身實際需要的信息或者真正感興趣的信息。換而言之，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質量不高。
（三）只見正面消息，報喜不報憂
我國企業一貫喜歡報喜不報憂，這一點在其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方面也表現的淋漓盡致。具體而言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第一，一些企業對其社會責任信息進行選擇性的披露，有亮點的部分濃墨重彩的進行渲染，將其當做披露重點，而存在不足或者完全沒有采取有效措施的部分則一筆帶過或者干脆就是只字不提，大多數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中少有提及社會責任履行中存在的差距與不足，鮮見對改進措施或重大負面事件的披露。這種做法容易誤導投資者，也會對顧客等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判斷產生誤導。
第二，大部分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中所提供的社會責任方面的信息不能有效滿足各利益相關者的實際需要，關鍵性不強且無特色，實質性內容少。以社會公眾為例，他們在意的是產品的安全責任信息以及環境保護責任信息的披露，對于企業職工而言，他們更為在意企業的醫療保障體系等福利體系的建設。但是，大多數的企業卻更愿意披露企業的經濟責任、公益事業責任的承擔。
（四）缺少第三方審計
當前，我國對于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并沒有采取嚴格性的約束機制，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審計要求更是一片空白。當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還處在鼓勵和引導階段，真正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規范還遠未成形，審計制度尚未建立。因此，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是沒有任何的第三方審計介入的，基本上就是企業愿意怎么說就怎么說。這種情況下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真實性是根本無法得到保障的，誠如歐洲會計專家協會可持續性審核主席Lars— Olle Larsson 所說，“沒有經過審核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比廣告好不了多少。”
三、提升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水平的對策
（一）政府層面的對策——嚴格會計監管
信息經濟學起源于1919年索爾斯?凡勃倫（ThorsteinVeblen）的《資本的性質》（1919）中關于知識的增長構成財富的主要來源的論述。經過近四十年，許多的經濟學家的不懈努力，雅各布?馬夏克（JacobsMarschak）于1959年的《信息經濟學評論》一文，標志著信息經濟學的產生。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信息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內容逐步成為主流經濟學知識。我國對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信息經濟學的學術進展大致分為五大領域，針對其中的信息系統和信息資源管理中的經濟問題，在圖書館學和情報學領域內也展開了較多的研究和討論。信息經濟學發展的同時，也必然向相關學科發展和滲透，圖書館學也不例外，二者互相交叉，相互滲透，相互發展。
信息經濟社會中，圖書館不僅是圖書文獻的收藏地，更是知識、信息加工和傳播的場所，并通過進化和自我完善在信息經濟環境中充分發揮自身的功能和作用。圖書館已成為知識高度密集的信息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信息經濟學與圖書館學在相互碰撞的過程中促進了各自的發展，擴大了其研究的對象，深化了研究的內容。
信息經濟學的確立和發展為圖書館學注入了新的內容，促進了圖書館學的發展和變革。圖書館學需要研究數字化、網絡化等因素給圖書館本質、屬性、基本矛盾、發展規律、職能等諸方面帶來的新變化，并繼續探索圖書館的理論基礎、圖書館學研究的方法論體系，以基礎理論研究指導圖書館學學科建設的全局。信息經濟給圖書館的發展帶來了良好的機遇但也使其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此外，圖書館作為信息經濟產業中的一個部類，其發展規律和實踐的理論——圖書館學與信息經濟學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自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的圖書館學教學單位紛紛將圖書館學系改名為信息管理學系，信息經濟學也出現在信息管理學系的課堂上。信息經濟學是經濟科學在信息時代的發展和延續，是對經濟學基本問題在新的社會與技術環境中的進一步研究，對于圖書館學專業來說它也成了必不可少的專業課程。
二、有關信息經濟學理論簡介
信息經濟學對圖書館學的影響和滲透，可以從下面三方面的理論進行探討：
1.信息不對稱理論
信息不對稱概念，源自著名經濟學家阿克洛夫（G.Akerlof）于1970年提出的非對稱信息論。所謂非對稱信息，就是在相互對應的經濟主體之間不作對稱分布的有關事件的知識或概率分布。非對稱信息論認為：（1）相關信息在交易雙方之間的分布是不對稱的，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較多的相關信息，一方處于信息優勢，相對方則處于信息劣勢；（2）交易雙方對各自在信息占有上的相對地位都是清楚的。
信息經濟學的信息不對稱理論，引起了對圖書館信息不對稱現象的研究。圖書館信息服務中信息不對稱有哪些表現、信息不對稱對圖書館信息服務有什么影響、圖書館如何降低服務中信息不對稱程度、減少其負面影響，等等。隨著這一研究不斷深入，對改進圖書館的信息服務工作，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
如何消除圖書館讀者與管理人員、采購部門與書商、圖書館管理層與職工、圖書館與系資料室之間信息的不對稱，則是新時期搞好圖書館信息服務工作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2.信號理論
1973年邁克爾?斯彭斯（MichaelSpencer）提出信號理論。信號理論就是研究如何才能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的逆向選擇問。信號理論主要將討論這樣的一種情況，擁有信息的一方，可以通過使用能夠為公眾觀察到的“信號”，向不擁有信息的一方可信地傳遞私有信息。
3.搜尋理論
1961年喬治?斯蒂格勒（George.J.Stigler）發表《信息經濟學》，此文清晰的說明信息不完全是較信息完全更為一般的現象，這篇論文是搜尋理論的奠基性作品。搜尋理論認為，人們對信息的搜尋是有成本的，并且是一個成本遞增的過程。搜尋收益卻不是簡單地收益遞減，而是在開始的一段搜尋時間內收益遞增，然后才開始收益遞減。對于圖書館日常的查新工作，就是一種對信息的搜尋、判斷，正因為搜尋的成本是遞增的，所以進行有償服務是必要的。
三、信息經濟學理論對圖書館服務模式的影響和指導
信息經濟學對圖書館學的影響和滲透，使圖書館學者面對圖書館工作所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開展了新的科學研究。信息經濟學對圖書館學的影響和滲透，使圖書館學研究的內容深化，研究的對象擴大，促進了圖書館學的發展。基于信息經濟學和圖書館學理論的新視角和豐富的數據分析結果，必須對圖書館的角色、服務模式及發展方向進行重新定位。
1.有償服務研究的深化
從圖書館學中探討的有償服務問題看，是存在著兩類不同的有償服務，一類是“創收”性質的服務，如出租圖書館館舍門面，變圖書館為“租書館”等等，不論是權宜之計，還是單位的行為，都是得不到科學的解釋的。這類有償服務背離了圖書館的宗旨，也理所當然地受到同行們的批評，它是離開了圖書館本身的業務建設而外加到圖書館身上的，不是面對信息時代，也不符合發展圖書館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的這一偉大宗旨。另一類是進入科學研究領域的有償服務，它是與圖書館信息資源管理模式相適應的。現代各類圖書館在信息資源管理上已形成或正在形成三種模式，即無償服務的“館藏模式”、以市場化的有償服務為主的“商業模式”和有償與無償服務相結合但以后者為主的“服務模式”（如學校圖書館是在做好為本校師生免費服務的前提下，向社會、企業提供有償服務），它們的共同點是以館藏為基礎，以服務為中心。信息經濟學的影響和滲透為圖書館有償服務的探索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如信息的供求理論、用戶的偏好、信息價格的彈性理論、信息的環境等，使之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有序有效地發展，有些學者甚至認為無償服務與有償服務相結合將是圖書館信息體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在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兼顧的前提下，根據各自信息資源管理模式的差異，各不同類型的圖書館應制定“因館制宜”的發展戰略規劃。
按的觀點，服務完全具有商品屬性。而信息服務作為一種智力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高級服務形式，其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更大，因此，完全有理由通過服務收取報酬。有償信息服務=有償信息+有償服務。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知識性的資產本身將貶值，知識的處理和服務將增值，而信息的有償服務則體現了這一發展趨勢，它將對圖書館信息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圖書館學則是結合圖書館的實際工作對有償服務模式進行探討研究，如有人認為三類信息應區別對待：對具有商業開發價值的信息（商貿、投資、金融、企業經濟、娛樂等），可體現“經濟效益”原則，開展有償服務；對公益性信息（氣象、自然資源、人口等）關系到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發展，應體現“社會效益”原則，開展無償服務；第三類是保密性信息，絕對不能從事商業開發。
因此，信息經濟學對圖書館學的影響和滲透隨著信息時代的已經到來，知識性的資產本身將貶值，知識的處理和服務將增值，信息的有償服務將是這一發展趨勢的體現。作為公益事業性質的圖書館，所有業務的開展僅靠國家的投資是遠遠不夠的，開展各種類型的有償服務不但是信息經濟學和圖書館學發展所允許的，而且是必要的，它能更大限度的滿足讀者的不同層次的需求。
2.圖書館工作基本原則的增補
圖書館學中提出的圖書館工作的基本原則，如：讀者第一，以服務工作為中心，為利用而藏書等等，都是從實踐中概括出來的。但在新形勢下就需要增補新的內容。
首先，圖書館的基本矛盾已從“借閱需求與文獻提供”發展到“讀者用戶的信息、文獻需求與信息處理、信息服務、文獻提供”的矛盾。圖書館的信息服務中既然有為有償服務付酬的用戶，那么讀者第一就應擴大為讀者和用戶，以服務工作為中心中就應包括有償服務。
其次，在有償服務得到肯定的條件下，應提出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結合的原則，還應根據各類不同圖書館及信息資源管理模式的差異，制定“因館制宜”的原則。
第三，根據國際圖聯提出的主題“變革的挑戰：圖書館與經濟發展”，應提出圖書館為經濟發展服務的原則。圖書館工作除為精神文明建設服務外，應突出為經濟發展服務，這是符合圖書館與社會發展規律的。
3.信息經濟學的滲透加快了圖書館數字化、現代化的步伐
信息經濟為圖書館的數字化發展提供了先進的信息技術設備，寬松的信息網絡環境，豐富的數字信息資源，多樣的多媒體信息服務手段。另一方面，數字圖書館也將成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可以產生經濟效益的信息產業的一個部類。基于這樣的理念，圖書館應該加強聯盟合作、加快數字化進程、更新服務手段、改革管理機制、保障讀者權利等方面的綜合建設。圖書館要適應信息經濟的大環境，積極主動并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為事業的生存與發展開拓良好的空間。著力加強互聯網技術和計算機技術在圖書館的應用和普及，確保圖書館在知識收集、整理、加工和傳播過程中的集散中心地位。
圖書館學認為：文獻資源開發是傳統的圖書館工作的主要產品，信息資源開發則是現代圖書館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現代圖書館已經從單一的圖書保管者邁出了服務本位信息提供者的步伐，從局域服務走到開放服務，工作中心由書本轉移到人，在信息傳遞和咨詢及整個圖書館業務環節上都貫穿了人本位的思想。
4.圖書館學概念的更新和引進
一、形式分析緣何舉步維艱
1985年前后，文論界曾刮起一股“科學主義批評”旋風，不少學者直接套用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耗散結構論、模糊數學等自然科學理論和方法于文藝理論和批評實踐，雖不乏亮點，但最終都歸于沉寂。科學主義批評的引進－熱鬧－沉寂的三部曲乎為三十年來絕大多數登陸中國的文論觀念定好了生存基調。如今，當我們檢點當年熱鬧非凡的文字和論爭，面對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實質性成果寥若晨星的殘酷現實，心態浮躁、準備不足、量化數字化不適合作為屬于人文科學的文學藝術學的評判標準的反省聊可讓人。于是乎，科學主義批評被認定不適合文藝理論和批評，至多算個文論史的事件而已。事實果然如此么？20世紀80年代西方最新潮科學方法在中國學界熱鬧后歸于沉寂、落寞，往大處講，可以歸咎于我們缺乏科學理性（數學－邏輯）文化傳統，朝小處說，也與學者們大多急功近利，缺乏“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實干精神脫不了干系。但我認為，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學者們普遍對于所謂科學主義批評“背后”的東西缺乏明晰深刻的認識。從表面看，科學主義批評這一來自中國學者的特定指謂無非是19世紀中葉以來隨著自然科學取得偉大成就而興起的用自然科學方法對美學和文藝現象進行“自下而上”實證的、經驗的研究的20世紀回響罷了，費希納的實驗美學、阿恩海姆的格式塔美學都可以劃入這一世紀大潮。實際上，半個世紀前朱光潛那代學人已經憑深厚的學術功力讓古老的華夏詩性智慧領受了西方科學理性精神的洗禮，這一壯闊宏大的文化更新創造歷程至今遠未畫上句號。更深層次地考量，批評的科學化不能簡單等同于自然科學方法崇拜。確切地說，批評的科學化不過是西方思想追求普遍必然知識傳統的表征而已，在當今中國學者的著述中屢見不鮮的概念不清、思維混亂、分析淡弱、理論缺乏系統性等現象，便是這一傳統匱乏的必然結果。衡之以此傳統，科學主義批評照搬自然科學方法，滿足于實驗和精確數據的收集、歸納，恰恰大成問題。因為它們根基不穩，忘記了對其理論如何可能的前提條件進行徹底的追問，如同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里所做的那樣。就連“解構天使”德里達在其扛鼎之作《論文字學》里都一再申明自己在尋根溯源，追問整個西方文化和科學的可能性的條件———痕跡（trace），一種先驗的原始的不可還原的綜合因素，可見這一傳統威力之強大。衡之以此傳統，穆卡諾夫斯基、雅各布森的布拉格學派、列維－斯特勞斯、前期巴特的結構主義、英伽登的現象學，成就斐然、影響甚巨，倒更足以代表這一傳統的精神風貌，因為他們志在建立文學科學、美學科學、藝術科學，至于其客觀性理想能否實現則另當別論。我曾用“科學型美學”指涉西方美學主流的根本性質，它有別于科學美學、技術美學，當然也并非僅指科學主義批評，這種哲學美學智慧具有十分鮮明的形式性、分析性、先驗性、純粹性、超越性、系統性①。一百多年來，我們的美學、文藝理論建設始終在這個異域思想傳統的巨大身影下苦苦尋覓自己的話語生存、敘述空間。現在，我們不但有了本土學者撰寫的為數不少的西方美學史、藝術哲學史、文學理論史論著，還初步形成了中國現代美學思想傳統、現代文學批評傳統。但就構建中國形式美學而言，我們仍然有十足的理由詰問，我們真得對這個以科學理性精神（我不大喜歡用“科學主義”這個在中國有過諸多誤解和爭執的名詞，豐富深刻的科學理性精神之內涵遠非有特定所指的科學主義所能涵括、表述）為支柱的哲學美學傳統之精髓了如指掌了嗎？我們真得對作為思想方法、知識原理、存在根基的形式分析精神這一科學理性精神的重要構成成分做到運遣自如了嗎？“分析”表示何意呢？形式分析如何進行呢？“分析”這個范疇的內涵相當寬泛，與本文有關的涵義包括：（1）從前提到結論的超越經驗的理智運作，即證明活動，譬如，產生科學知識的三段論，如亞里士多德所言，我們是借證明去認知的。（2）把事物分解成各個部分加以嚴格考察，從而確定這些部分的本質屬性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例如，新批評對獨立自足的客體“詩”或“小說”的“細讀”是一種形式程序，意在詳細地、精確地分析作品的基本構成成分，即語詞、形象、比喻、象征及其相互間的復雜關系，作品的中心主題就是圍繞著這些語言學成分組織起來的，而作品的結構則是張力、反諷、悖論這些對立沖動之間的和諧、平衡。再如，在列維－斯特勞斯那里，神話猶如一種語言，是一個自足的、自我決定的結構。這一系統可以被分解為多個基本單位，這些單位相當于語音的基本要素音位，它們之所以有意義，能夠存在，取決于它們在這一系統內部與其他成分之間的差異關系。這種對對象進行嚴密、客觀分析的思想方法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分析的目的是運用理性思維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性，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追求確定性，傾向于對事物之間的關系和本質進行形式的把握。形式的感性內容越少，普遍性就越大。當然，抽象性和確定性的程度是有區別的，哲學思維的確定性就不如科學思維的，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系統在現代符號邏輯看來只是實質系統。請注意，形式分析不僅是一種思想方法，它還是一種知識原理。按照康德的說法，純粹感性材料形成知覺判斷，沒有普遍性，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識的命題形式叫做“先天綜合判斷”，它是先天的形式“純粹理智概念”包容、整理感覺材料的結果。進而言之，由于形式的、分析的精神浸潤于數學的邏輯的理性文化氛圍里，它還是或者說首先是存在論的。柏拉圖的理念（形式、種或類概念），既是存在論的，指現象變化中的永恒存在，又是認識對象，指邏輯建構的知識形態概念。有學者精辟地指出：“西方文化的向度是科學，西方哲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科學的反思，并為之提供基礎和說明。存有論為科學規定了客觀性原則，邏輯和數學為之規定了以確定性和分析性為表征的知識原理。”①根據我們的考察，中國學人的三重“誤解”也許造成了他們對形式分析的不喜歡甚至厭惡反感。其一，形式批評高度抽象，脫離具體的經驗內容，不及中國式感悟批評靈心妙賞，一發即得。其實，這樣的看法混淆了對具體作品的體驗解讀與對文學知識的普遍追求。形式分析通過部分的分析達到對普遍必然的關系即整體的本質的把握，目的在于達成理想的知識。譬如，英伽登現象學美學對文學的藝術品結構的分析是存在論的，即對存在－實體的觀念內容的先天分析，如果它是可能的，便具有極大的普遍性。很多西方大藝術家、大批評家的談藝錄，往往寥寥數語，切中要害，而又文心淵深，生動有味，絲毫不遜色于中國式感悟批評，它們帶有強烈的主體意識，法朗士曾稱之為“靈魂在杰作中冒險”。其二，純粹形式不過是個理性抽象出的空架子而已，沒有實際的作用和價值。由于道的本性無法訴諸語言，所謂可道非常道，因而中國傳統思想不重視語言和邏輯分析，看不到純粹的知性概念，未能產生與質料相分離的純粹形式。形式化建構按中國傳統的眼光看，不啻于形式主義的代名詞。實質上，缺少了嚴格的形式化建構，便難以產生符號語言，不可能進行符號之間的純邏輯的推演，現代計算機系統就無法想象。從席勒到馬爾庫塞，強化審美形式的批判功能、政治潛能，說明形式有著豐富的人文因素和社會文化內涵。牟宗三先生更是指明西方的基督教精神、民主政治的精神與遵守邏輯數學前進的“分解的盡理之精神”的深刻關聯②。其三，形式在先，意味著內容被忽視甚至遭到否定。這是對內容即形式的現代觀念不能領會的結果。形式批評、內在批評不是不考慮文學研究的外在因素，諸如作者、時代、讀者等，而是強調內在的優先性，只有把作品的自身意蘊、本性搞清楚了，才能為整個文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穆卡諾夫斯基把藝術本性界定為符號，又區分符號為能指和所指、物質性和意義性，在一定文化背景下被感知者感知的是審美客體（所指），這樣就用藝術品這個“自主的符號”連接起了作品、讀者、社會。誠然，不能否認，分析思維肢解對象、強分畛域，事事處處以精密性、確定性、明晰性為旨歸，的確顯露出理性的“暴力”傾向，不但有礙于直接把握事物的整體性，而且往往破壞了對象的原始的生命樣態。不過，一種特定思想文化類型之特性之長項在充分展示自身力量的同時，也必然暴露出不可避免的弱項和短處。今天不是有很多人振振有辭地批評中國傳統思想重整體領悟缺乏分析精神嗎？問題在于，我們必須明白當今中國思想文化建設到底需要什么？我們認為，反體系、反本質主義一類的時髦話語對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建設的積極作用非常微弱。我們贊同這樣的看法，中國的現代化是“體”的變化，這個“體”指社會本體，包括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會存在。現代化的核心是科學，“許多人僅僅想把科學作為運用的東西，而實際正是科學代表了社會本體，推動社會存在前進，在此基礎上發展文化意識形態”③。這里的科學不單指自然科學，更是一種社會建制，而始終貫穿其間的則是科學理性（形式理性）精神。可以說，中國的現代化絕非技術層面的實用式的拿來，它更指向思想文化類型的更新。接納數學－邏輯的分析精神，尊重科學的文化氛圍的造和精神傳統的養成，艱難曲折，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它之所以能成為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發展的重大課題，乃在于規則意識、形式正義等現代觀念恰恰內在于中國現實社會的迫切需要。小而言之，形式分析精神也是中國現代美學與文論學科建設的系統化科學化的迫切需要。當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俄國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等批評流派和方法涌入中國，如前所述，倘若我們對這些現代批評方法的“根性”有了較深刻的理解，對形式分析之類的異質思想因素的攝取、消化、轉換也許會成為未來中國美學和文藝理論的重要生長點。令人欣喜的是，中國已經有一批學者，例如，李幼蒸、趙毅衡、趙、董小英等，開始了艱難的也是富于建設性的理論探索。
二、形式本體論是否適合中國
吳炫把中國形式文學難以真正突破的原因追溯到中西文化哲學的根本差異，是非常有眼光的①。他有關建立當代中國哲學與文學理論不能采取拋棄認識論的態度、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是一種確定性的文化意旨建設、中國當代文學必須通過形下走向形上的整合嘗試的觀點，筆者也很認同。我們認為，建立中國形式美學，如何對待西方的形式本體論同樣是個繞不過去的重大課題。但能否就此斷言形式本體論不適合中國形式美學的構建呢？看來為時尚早。要解答這個問題，首先應當辯明兩個術語，一個是本體（論），另一個是形式本體（論）。對本體論，有學者下過這樣的定義：本體論就是運用以“是”為核心的范疇，邏輯地構造出來的哲學原理系統。從實質上講，本體論是與經驗世界相分離或先于經驗而獨立存在的原理系統；從方法論上講，本體論采取的是邏輯的方法，主要是形式邏輯的方法，到了黑格爾發展為辯證邏輯的方法；從形式上講，本體論是關于“是”的哲學，“是”經過哲學家改造以后而成為一個具有最高、最普遍的邏輯規定性的概念，它包含種種作為“所是”的邏輯規定性②。從上述概括可以見出，本體論在源頭上牽連著西方思想的種種根深蒂固的特質。譬如，兩重世界、質料和形式的分離、概念思維、邏輯分析、體系化建構、先驗形式、本質追求，這些特質構成了科學理性精神的重要內涵。從狹義上講，中國文藝理論界所理解的形式本體論指現代西方隨著“語言學轉向”而興起的形式主義批評（新批評、俄國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批評（布拉格學派、巴黎結構主義），他們分析文藝作品的語言構成，探尋文藝作品的內在規律即結構，試圖在本質上（本體論上）揭示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獨特性，展示形成作品統一性的規則、秩序。這種建立文學科學的理想顯然是科學主義在文學研究中的表現。寬泛而言，本體論的基本特性是形式的，也可以說，就是形式本體論的。展現結構（理性的抽象化、理想化）、先驗必然的形式（給知識內容賦予形式）、形式系統（將高度普遍的命題組成形式系統）、形式化（以數學－邏輯的形式表示符號間的推理演算）、把握本質（事物現象背后的共相、模式、秩序），本體論的理性主義（形式理性）在認識對象、思想方法、知識原理、理論形態等方面刻畫著西方思想的精神面貌，當然也規約著西方形式美學的基本面貌。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指出本體論（本質論）意義上的形式在西方美學和文藝理論的歷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公開打出形式美學旗號的學派有赫爾巴特－齊美爾曼、克萊夫•貝爾－羅杰•弗萊、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在對美的本質、藝術本性、審美經驗、文藝風格、藝術作品、審美形態等重大問題的探究中，到處可見畢達哥拉斯的數理形式、柏拉圖的超驗理式、亞里士多德的概念形式的身影。康德更是對20世紀的美學、藝術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如此看來，當我們問形式本體論是否適合中國（形式美學的構建）時，表面的意思是指中國學人能否運用現代形式主義方法于中國語境，深層次的含義卻在于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現代性轉型如何可能這一重大課題，就本小節探究的主旨而言，就是上述形式理性精神的種種內涵能否為中國思想文化所吸納，成為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傳統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一重大課題。粗略言之，這種吸納、轉換、創造之所以可能的基礎或許在于科學精神文化氛圍的培育，中國學者在邏輯學、符號學等方面學養的提升，一大批學者的主動選擇等。不過，我們在此把焦點集中在形式概念身，看一看中國學者在構造形式美學時，如何處理形式概念與中國思想語境的適應性問題，其種種難點既在技術性、學理性上，更在源于中西思想傳統根本差異的沖突矛盾上。我們知道，形式的涵義復雜多層，使用者往往在一個形式的名義下指涉好幾個涵義，且每個涵義適用于不同的問題。據我們的觀察，在種類、體裁、技巧等意義上，形式的使用麻煩較少；由于中國形神合一、道顯為文的傳統，中國學者，譬如朱光潛、宗白華使用黑格爾以來西方近代主流形式概念感性形象或感性形式也并不覺得有多大的隔閡；語言論轉向下產生的文本批評、現代形式理論之所以在中國語境下顯得不那么成就斐然，究其實質在于中國學者普遍對符號學、語言學陌生，操作起來自然底氣不足。李幼蒸《理論符號學導論》、《仁學解釋學》，趙毅衡《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符號學原理與推演》的問世，趙將文學文本范例分析上升到類型學的研究思路，表明中國學者不僅可以介紹得到位，更能著手富于中國特色的理論建構。在我們看來，真正的難題主要在于如何對待先驗形式（純形式）。所謂先驗就是先于、獨立于經驗而又使經驗得以可能，它以普遍性、必然性為其表征。這種先驗形式源于西方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形式與質料分離的理性－邏各斯傳統，此傳統的底蘊又在希臘的數學（幾何學）、天文學中發現事物的永恒秩序（不變的客觀形式），為變動不居的萬事萬物確定最初之動力。由于中國傳統思想著重從事物的作用、功能和性質上看待其終始生化與事物之間的相生相克的關系，沒有離開個別具體的事物而追求一恒常不變的形式的傳統，故而對待先驗形式中國學人的態度頗多分歧。馮友蘭的新理學（形上學）對一切事物做形式的解釋，其四個觀念（理、氣、道體、大全）完全是形式的觀念，對實際無所肯定，也就是與事物的質料內容、具體的感性存在無關。金岳霖區別了先天命題和先驗命題，認為只有邏輯的知識是先天的，先天、先驗的知識都由經驗而來，但正確性并不依賴于經驗，可見個別與共相有區別而又不可分離（道是式和能的綜合）。李澤厚在為其美、美感、藝術論奠定本體論基礎時，形式的作用（度的本體性）居功至偉，但他明確表示不接受先驗理性（形式），他使用的形式指人的主動造型力量，更接近于亞里士多德的形式（賦形），朱光潛把“純粹形式直覺”這個形式主義核心命題與經驗心理學的“心理距離”、“移情”雜糅起來詮釋審美經驗，不但斷然舍棄了先驗形式，而且將先驗認識論命題轉換為經驗心理學命題（古代的心物交融說）。我們絕不否認建構美學和文藝理論當然有其他進路和方法，其理論體系的本體論范疇也完全可以在形式之外另辟蹊徑，然而一旦我們決定以“形式”作為體系大廈建構的腳手架而非普通的磚瓦石料，那么，明確拒絕也好，積極建構也罷，都不能不對此先驗形式有所回應，因為它不僅關乎加強邏輯分析、為傳統審美智慧的現代轉換添一思路，更是對美、美感、藝術、自然美、藝術史動力等重大問題如何可能的先驗條件分析，是一種理論是否具有普遍性的“原初的”、“先在的”根據。
三、象家族改造與新生的重點在哪里
上世紀30年代，在那篇創見迭出的力作《形上學———中西哲學之比較》里，宗白華先生權衡比勘中國思想的象和西方思想的形式，得出象即中國形而上之道、象之構成原理乃生生條理和西洋形式美的根源是邏輯、幾何、數學一以貫之的概念世界、永恒超絕的范型是先驗的理數的結論。耐人尋味的是，在表解中國獨特的生命精神時，宗白華沒有用“象”，反而用譯自異域文化的術語“形式”，認為“美是豐富的生命在和諧的形式中”①。倒是吳炫提出“什么是中國式形式”的理論命題，并試圖既向傳統的“象象”思維里灌注追求獨創的精神，又以中國式形式（象象）的整體性、通透性彌補西方文化片面彰顯純粹性、對抗性的缺陷②。吳炫的做法的確從一個獨特的角度提出了當代中國美學和文藝學建設的重大理論問題，即傳統如何進行創造性轉換，具體而言，就是象及其家族成員的當下適應性問題：傳統美學文論概念術語如“象”、“文”、“法”等是否能夠有效地解釋當代中國人的審美經驗、藝術趣味、文學特點？以這些概念術語為基礎有無可能創造出美學和文藝的新理論形態？我們認為，倘若說運用“形式”于中國思想語境尤其是中國傳統詩性智慧時面臨著是否契合———尤其在形而上層面———之難題，那么象及其家族的改造、轉換主要不是針對中國古代的美學和藝術，而是現代中國的美學和藝術，一方面我們應當考量其詮解在現代中國人的社會現實生活中生成、以現代漢語表述的審美精神、藝術實踐、文學世界的有效性及其限度，另一方面，這種解釋之富于效力的來源在于如何回應、接納業已在現代中國美學文藝學學科體系中占據壓倒性優勢的形式系統及其體現的形式理性精神，質言之，本文對此問題的先驗探究就是俗語所謂“舊瓶”能否“裝新酒”或曰“注入新鮮血液”。據考察，象及其家族成員包括象、美、道、文、法、氣、形、理、和、勢、韻、體、境、格、意象、聲律等①，它上通中國人的本體論、宇宙觀、道德學，下達審美創造、審美理想、藝術表現、藝術法則、藝術構思、形式美等重大問題，中間橫貫著道氣象一體、文道（文質）合一、整體思維、以象喻意、體用不二、不離棄感性經驗等象家族思想特質，其涵義包括對立面的統一、形象、規律、象征、法則、風格、節奏、聲律、韻律、體裁等，若論涵義的多樣性、功能的豐富性、思致的深刻性，與西方形式系統相比，絲毫不遜色②。同時我們也看到，盡管百年來中國美學文藝學已經初步形成了自身的形式論傳統，盡管形式在現代中國的美學文藝學的話語系統中已經取得了幾乎一統天下的實績，但是“形式”和“象”這兩個足以代表中西哲學美學精神特質的范疇在形上層次、思想方法、話語形態、言說構意而非技巧、體裁、風格、節奏等方面的巨大差異一次次地令學人們陷入困擾尷尬的境地：形式系統的概念用到中國古代詩性智慧上總讓人覺得隔了一層，不夠貼切③。我們認為，從根本上講，形式也好，象也罷，都是文化學、社會學、哲學范疇，在其背后挺立著一個特殊文明的根深蒂固的精神傳統。不過我們在此不準備提出形式與象的形而上“融通”的可能性（探究其具體途徑、哲學基礎、語言根基等）這一難題，我們只嘗試性地解答后一個問題，即象家族的改造與新生。這種現代改造建基于對其缺失弱項的深刻洞察與清醒認識之上，取決于我們對西方的形式與中國的象之間的巨大精神差異究竟采取什么樣的立場。我們明確表示不同意失語癥論者或漢語詩學論者的部分觀點。幻想徑直地回歸古典傳統，簡單地沿用古代術語命題，除了具備懷鄉抒情的價值，并不能夠帶領我們走出失語的困境。中國現代形式論傳統中最富有創造力的一批學者，如朱光潛、宗白華、李澤厚等，都是在實質上而非傳統范疇術語的移植沿用上開拓形式的新疆域。我們主張，象家族的改造與新生的關鍵步驟，不僅在于發掘其固有的、較之形式論可以說是“獨特的”現代性因素、觀念、原則，更依賴于中國學人主動攝取、延攬、吸納、融會西方的科學理性精神、形式理性精神。不管你是否承認，這一碩大的思想工程乃建立中國現代哲學和文化的核心課題之一，它不自今日始，也不會在短期內畫上句號。具體言之，就本節的主旨而言，除了上面提到的引入先驗維度、加強形式分析外，主要有以下四端：第一，擴張構型力量。在宇宙論上，象家族的本質特點是主客不分、道不離器，這是中國傳統思想的認識論意識欠發達，數學－邏輯理性精神不夠強勁的必然反映。明末清初以來，隨著西方邏輯與科學論著的譯介，重邏輯理性，講個體主體的思想因子逐漸深入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的肌體。理性主義精神的核心是主客二分所締造的理智主義和客觀主義。所謂形式的構型力量實乃理性借助概念、范疇（最高的概念）建構超越的本質世界的活動，概念、范疇決定著全部客體，決定著我們的感覺經驗對象。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形式即本質，形式具有給質料賦形的造型力量；用康德的講法，人的理智給自然立法，他的范疇體系從質、量、關系及其內部諸規定和相互間的邏輯關系來建構存在者的世界。卡西爾認為，文化世界是人的精神本質固有的對象化符號化（構型）的創造，文化符號的各種形式折射出人性的不同層面。李澤厚的主體性實踐哲學將形式與人的自由活動，與人的主體性實踐活動，與建立法律、政治、經濟等各種新形式聯系起來，恰恰是中國哲學美學走向現代的深刻表征。第二，建立批判理性。由以上論述可見，象家族的諸種涵義幾乎沒有涉及社會政治功能。而在西方，批判功能從一開始就內在于形式的活動中。柏拉圖的“理式”（形式、本質）是理性建立的概念形而上學，其現實的投影就是哲學王統治的理想國。當代西方者更是普遍凸顯形式的批判功能。按照馬爾庫塞的說法，“藝術的批判功能，藝術為自由而奮爭所做出的奉獻，存留于審美形式中”①。實質上，形式的批判源于理性的批判。批判理性的目的只有一個，即為知識而知識地追求真理，它來源于人的心智解除愚昧教條禁錮后迸發出的強大的創造能量，是知識不斷增長的基本動力。批判理性具有雙重性，其起點是普遍懷疑，正如笛卡爾在《形而上學的沉思》里所說，“凡是我從前信以為真的東西，沒有一件我不能加幾分懷疑；我的懷疑并不是由于漫不經心或輕率，而是有很強的、考慮成熟的理由的”②。在他那里，除了真理的神圣性和追求真理的絕對信念，一切都在懷疑之列。既然知識追求永無止境，那么質疑、挑戰、叛逆也就不會停歇。但批判理性絕非專事破壞、否定，其另一面充滿著建設性、創造性的力量。它不但致力于構建普遍性的知識原理，而且要按照理性和理想來改造社會。第三，重視語言之維。中國傳統思想沒有把語言納入形上學（道論）的思考，所謂道本于心性無須假言，道體粲然莫可名也。中國薄弱的知識論傳統也少有深研知與言之關系的。中國傳統語言學由小學（文字、音韻、訓詁）承當，它以訓詁為主體，重在字詞意義的訓釋，不重語句分析，幾乎不從形式上把握語言成分之間的邏輯關系，由是便把握不到帶有普遍必然性的事物和世界的形式結構。直到晚清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問世，漢語語法問題才逐漸引起學者的廣泛注意。因而古代文論中不滿足于從技巧、修辭角度看待語言，而試圖將其提升到文化哲學、語言哲學、心理哲學高度的語言論幾成絕響。此后，中國學人開始努力構建具有自身特點的語言論，譬如朱光潛在《詩論》里提出的頗富創見的以情感思想語言一致說替代形式與實質關系說。今天看來，這樣的新見實在太少。西方極為發達的語言哲學傳統源于邏輯－數學傳統，邏各斯兼有言說與理性兩義，邏輯－語言－形而上學連為一體的傳統在17世紀前的霸主地位不可撼動，至今余威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