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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公共財政學論文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我們在思想上有個誤區，總把“教學”作為一個詞來理解，實際上，“教”與“學”是分開的，教是學的手段，學是教的目的。作為老師，不能以完成教學工作量為目標，而是要把如何通過教使學生開始學作為目標，從教到學，才是教學的真正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教學內容的選取至關重要。教學內容指教學過程中同師生發生交互作用、服務于教學目的、動態生成的素材及信息。確切地講，教學內容涉及學生學的是什么內容，財政學屬于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課程，是一門通識教育課程，而通識教育的含義就是幫助學生提出“人是什么”的問題，并讓學生了解這一問題的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無從尋覓[1]。
1財政學的教學內容
人是帶著問題活在世界上的，這是人所具有的社會化本能的基本特征，而財政學對個體身處的社會化環境的介紹遠強于其它課程，對學生了解社會環境幫助極大。自20世紀90年代提倡公共財政以來，財政學教學內容可以概括為“兩個理論、兩個行為、兩個關系、兩個管理”。兩個理論就是公共產品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兩個行為是財政收入行為和財政支出行為，兩個關系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和政府間的財政關系，兩個管理是宏觀經濟管理和國有資產管理。
2財政學教學內容的特點
具體來講，公共產品理論涉及公共產品特征和供給模型，公共選擇理論分直接民主和代議民主講解；財政收入由稅收、非稅收入、國債和國有資產收益組成，財政支出則區分為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需要說明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政府間財政關系主要是集權和分權的對比變化；宏觀經濟管理要證明政府利用財政貨幣政策干預宏觀經濟的有效性和可實施性，國有資產管理是我國社會主義公共財政區別于西方公共財政的基本特征之一。總之，這些教學內容存在以下顯著特點：第一，宏觀性強，但個體關聯度弱。比如財政收入和支出，任何一個構成項目都關系到全國各個地區、各類企業或人群，宏觀性非常明顯。可是，若平均到每個個體，這種關聯度就弱多了；第二，公共性強，但內容之間邏輯聯系不緊密。比如公共產品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都帶有公共性特征，不過，公共產品是從產品特征出發進行理論分析的，是偏好由結果顯示問題。公共選擇則是從政治行為人的經濟性出發進行理論分析的，是偏好表達博弈的問題。兩大理論雖有聯系，卻不緊密；第三，實踐性強，但理論與實際不同步。比如國有資產管理，在復式預算構建目標中，明確提出編制包括國有資產預算在內的復式預算體系，這將極大提高我國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可實際執行中，只存在公共預算下的經常性預算和建設性預算，理論與實際相差太大。
二教學內容多學科融合的必要性
從財政學教學內容的特點上可以看出，財政學教學中出現的很多困難是由教學內容造成的，歸納起來有：第一，教學內容過于龐雜，學習負擔重。財政學教學內容是非常多的，單靠財政學的講授，很難完成規定的教學任務，應通過財政學教學內容的拓展，將其他學科與財政學相結合，利用學生已獲得的其他學科的知識，來幫助理解掌握財政學知識，融會貫通，減輕財政學的教學任務。這也是通識教育的實現途徑之一，即教師在授課時不是限于講授一門課，而是將多學科知識融會貫通于所授課程[2]；第二，教學內容過于枯燥，學生不易接受。雖然財政學有利于學生理解社會經濟的發展現狀和趨勢以及培養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分析能力，但其特點也導致了講授過程易于泛泛而談。為解決這一問題，較實用的方法是進行案例教學。不過，在當前信息流通加速和手段更新的背景下，要想發揮案例教學的效果，就需要其他學科的支持，利用多學科交叉下的融合來理解特征，來對案例進行長遠且全面的分析；第三，教學內容脫離應用，學生不愿接受。基于就業壓力，學生總是從是否有利于應用能力的培養來衡量課程，只要是與考研、考公務員、考職業認證相關的課程，就是重要的課。財政學恰與上述內容存在差距，故其變成了期末考試及格即可的無用課程，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很差。出現這種情形的原因，一方面與當前本科教育的功利性太強有關，另一方面，脫離應用的教育也是不利于學生成人的，如脫離應用的純理論學習，可能會造成學生的軟弱無助和被動性[3]。因此，在財政學教學中，需要引入哲學、歷史學和心理學等其他學科內容，通過歷史案例、心理分析和哲學批判來加強應用能力的培養，使學生感受到這門課程的實用性，從而產生學習的主觀能動性。
三財政學教學內容的多學科融合
教育是實現個體可塑性的重要工具，但思想的轉變是漸進的，這就需要循序漸進的教育過程。從每一個思想的起源說起，經過思想本質、內容、變化的學習，才能使學生更容易更好地吸收已有思想，整理、歸納、總結并最終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故財政學的講解應考慮從人的起源講起，經過集群到組織到國家，才出現財政，從而闡述清楚財政的本質和內容。這就要求將哲學、歷史學和心理學等學科擴充進財政學教學內容，從哲學維度分析財政本質，從歷史維度演變財政收支，從心理維度詮釋倫理關系，重建知識面寬廣、教學意義深刻的財政學教學內容。
1從哲學角度拓展財政本質內容
對經濟學的哲學本質回歸，在國外已有較多研究，不過，這只是在經濟學層面上的回歸，并沒有具體到經濟學下屬的財政學分支。至于我國，雖有關于經濟學倫理化的研究，但同樣也沒有具體到財政學科上。從多年教授財政學的實踐經驗上看，我以為從哲學角度拓展財政本質，就是圍繞財政所具有的“公共性”基本特征，沿著“信仰—權力—表達—幸福”這條線索，去尋找個體為什么會接受公共生存方式、為什么會以稅費形式將收入轉移給政府等問題的答案。因為哲學的全部出發點就是尋找答案，在尋找答案過程中引導人們對現成的一切進行批判和反思，并在這種反思中，不斷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發展自己的人格個性[4]。所以，哲學需要與各學科的融合，其中財政與哲學的融合就是從財政的分配本質上去尋找相關答案，明確地說就是私與公的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的探尋將涉及圍繞分配所形成的各種現實復雜關系，也只有與哲學融合，才能使學生全面認識這些復雜關系。也就是說，財政與哲學的融合，對應的恰是復合型人才的培養，能使學生從私與公的分配關系中，審視并建立自己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成為實現個體幸福和國家安康的建設者。
2從歷史學角度拓展財政收支內容
任何正規的專業教育都應包括史的內容[5]，財政學的教學也不例外，這是因為：第一，歷史是財政存在的基礎和發展的背景。每一種思想或行為都不是無緣無故產生的，究其原因，都與特定的歷史環境有關。世界范圍內財政的發展歷程充分表明，人類社會的財政活動，是與國家的存在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所以財政的講解若缺失了歷史脈絡，學生就很難深刻理解各種財政思想或行為所產生的原因及所要發揮的作用。第二，財政與歷史的結合有助于分析經濟增長。自1936年凱恩斯提出赤字財政后，財政就開始承擔維持經濟增長的責任，這一點在我國表現的尤為明顯。建國以來，我國財政一直具有明顯的生產性質。巧合的是，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在對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中，歷史也已成為一個核心要素[6 ]。第三，財政與歷史的結合有助于理解改革。改革是社會各階層、各集團利益的重新分配，可以說，中國歷史就是一部財政改革史。從戰國時期秦國商鞅財稅改革，到唐安史之亂后楊炎兩稅法改革，再到北宋王安石變法和明朝張居正的一條鞭法，財政收支的變化反映出了改革的本質和難度所在，即利益關系的變化。如何協調利益關系的變化，如何實現增量和存量的雙贏，不僅是歷史問題，更是財政問題。因此，應將歷史與財政結合起來，以歷史上的財政改革家為支點，沿著“商鞅—桑弘羊—楊炎—王安石—張居正”這條線索，從歷史原貌中尋找財政收支內容，從歷史變遷中了解財政收支變化。更為重要的，還要利用財稅改革的歷史經驗和規律來理解當前的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從而尋找出推動經濟增長與改革深化的財政之路。
3從心理學角度拓展財政倫理內容
“現代經濟學往往被視為獨立于心理學的，但實際上，經濟學的整個發展過程卻與心理學密切聯系在一起”[7]。自馮特開創現代心理學以來，在人性探討方面心理學依次經歷過以詹姆士為代表的本能論、以華生為代表的行為論和以馬斯洛為代表的人本論，對人的本性概括逐漸從追求最大自身利益的“本能人”過渡到在社會范疇內追求最大妥協利益的“社會化本能人”，但經濟學沒有跟上心理學的這一發展過程。或者說，經濟學分析被人為地規定在“理性人”這一層面上進行，使經濟學研究出現了個體性與社會性之間的悖論，這一悖論在財政領域體現的更為具體。以公共產品供給為例，從理性人角度出發，免費搭車和公共悲劇是必然發生的，這使公共產品的提供只能依賴于政府，個體無能為力。可實際情況是個體提供公共產品的實例是非常多的。因此，應回歸心理維度，將財政學與心理學結合起來，構建在重視社會關系、實現社會和諧的前提下發展經濟的倫理財政。其實，在財政學的教學內容中，公共選擇理論所研究的內容本就與心理學有直接關系，一個人的偏好不能產生公共決定，但公共決定卻是在每位個體的偏好匯總之后形成的。如何從分散的個體偏好匯總成公共的集體偏好，這一過程涉及個體在社會情境中的情感、思想和行為，這就屬于心理學的范疇。將財政學與心理學結合，可考慮沿著“社會化本能—群體—社會自我—社會思想—社會情感—道德與合作”這條線索，尋找減少強制、實現合作，將公共悲劇轉化為公共幸福的財政倫理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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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孫文學，齊海鵬.中國財政史教學科研研討會論文集：風云際會財政史［C］.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9: 13-20.
【關鍵詞】地方高校財政學本科特色人才培養
【中圖分類號】G【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2）10c-0068-02
特色人才培養是高校專業建設的重要內容。財政學是一門綜合性學科，隨著財政活動范圍不斷變化，財政學科研究的對象內涵和外延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社會的人才需求也不斷變化，財政學科發展以及財政學科人才培養面臨著新機遇和新的挑戰。如何面向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形成自己的人才培養特色，是當前財政學專業建設的重要內容。本文以廣西財經學院為例對地方性高校的財政學本科特色人才培養進行探討。
一、財政學本科特色人才培養的主要措施
（一）明確復合型高級應用人才的培養定位。廣西財經學院財政專業培養目標明確界定為：適應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具有良好的經濟學、管理學素養和較好的外語、計算機應用能力，系統掌握財政學科基本理論和方法，具有扎實的計算機專業知識和較強的實踐操作技能，熟悉財政稅務管理、財務會計核算等方面知識和業務技能，具備處理財政和其他相關工作能力及寫作能力的復合型高級應用經濟管理類專門人才，突出兼具理論知識和實踐能力的財政、稅務、會計、信息復合型應用人才的培養。
（二）優化課程體系。首先，開展課程群建設。對現有的課程進行優化改革，注重整體優化和系統整合，構筑寬厚基礎，拓寬專業口徑，強化和注重實踐能力的培養。依托財政學、中國稅制的發展優勢，建設財政學、中國稅制兩大課程群，彰顯各自教學特色。其次，優化課程體系設置。一是進一步優化學科理論課程設置。在理論課程設置上貫徹“厚基礎、寬口徑”原則，除突出專業知識課程外，還重點加強了對學生財務會計能力的培養。另外，通過增加跨學科選修課程，拓寬學生知識范圍。在突出專業知識方面，在專業主干課程上系統地設置了財政學課程，同時，從2011年起將財政專業選修課程分為財政管理和財政監督兩個方向；強化學生的財務會計基礎方面，除專業基礎課中安排了會計學課程外，在專業骨干課中還安排了中級財務會計課程、財務管理課程，專業限選課中開設成本會計等課程；增設跨學科選修課，將審計、管理學等專業課程納入學生的選擇范圍，如審計學、ERP原理與應用等。二是加強實驗實踐教學的比重。自2008年以來的人才培養方案中，大幅增加實驗和實踐課程的學分和課時，實踐課程的學分占全部學分的比例達到21‰同時將專業綜合性實驗作為必修課程。三是增加財稅專題講座。為了擴大學生的專業視野，拓展專業深度，每年都邀請國內財稅專家給學生做多場專題講座。
（三）推行“讀、寫、議、評”教學方法。“讀、寫、議、評”教學方法是基于“高校教學必須貫徹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注重培養大學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這一核心要求，貫徹“兩個為主”（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原則，探索高校教育從重視知識傳授向重視素質培養轉變中逐步摸索形成的一套教學方法。“讀、寫、議、評”教學方法的指導思想是：課堂教學不應只注重傳授知識，還要讓學生在課堂上作為主人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來，留有思考的余地，在嘗試與體驗中認識理論、學習知識、掌握技能。“讀、寫、議、評”教學方法的基本要求：豐富教學形式、重視能力培養、加強師生互動。具體操作流程分為四個階段：導讀階段、寫作階段、討論階段、點評階段。導讀階段主要是通過布置學生大量--閱讀課外的專業書籍及文章，增加專業方面的信息量，拓寬視野，幫助學生打下牢固的理論基礎。寫作階段重點是培養學生歸納及寫作能力，寫作的形式應多樣化，可以是讀書心得、觀點綜述、專業論文等。討論階段是通過組織課堂討論，促進學術交流，實現互動式教學，提高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點評階段包括學生互評與教師評議，在討論的基礎上，學生之間相互評議，交流經驗，共同提高。任課教師要根據學生的特點、課時的多少靈活布置閱讀材料，科學地安排寫作內容及組織討論，講求實效。“讀、寫、議、評”教學方法對于培養和提高大學生的獨立思考精神、專業寫作能力、綜合素質有較大幫助，為提高他們的實踐能力、創造能力、就業能力和創業能力打下了較堅實的基礎。
（四）加強學生實踐能力與創新意識的培養。以案例教學、模擬教學和研究型教學等為手段，以共建的實習、實踐基地為平臺，將第一課堂實訓與第二課堂實踐結合起來。建立了“認知—實踐—創新”的多層次、多種類的實踐教學模式，使學生不僅具備財經理論基礎知識、經濟思維、財稅技能，而且具有較強的實踐能力與創新精神。
1.建立實踐能力培養體系。根據“認知—實踐—再認知—再實踐”的實踐發展規律，我們構建了一套“認知—實踐—創新”的實踐、創新教學體系。設有財政稅收綜合模擬實驗室、財政信息化實驗室、增值稅防偽稅控模擬實驗室、財稅一體化實驗室，在財政稅務部門、企事業單位建立20多個“產、學、研、政”相結合的教學實習實訓基地。通過參觀財政局和稅務局、觀摩財稅實踐操作、專業實習、畢業實習，暑期的社會實踐、志愿活動、社團活動以及聆聽學術報告和撰寫讀書筆記、社會實踐報告、畢業論文，對學生的實踐能力進行全方位的培養。
2.以科研和競賽等方式培養學生創新能力。鼓勵學生申請大學生社會實踐項目，積極參加教師的科研項目，增強創新意識與創新能力。由學生根據自己興趣組成科研小組，在指導老師的帶領下申報學校學生創新科研項目。構建課堂學習、實驗室模擬與實踐基地實習“三位一體”的培養模式和對學生科研創新的激勵機制（如對學生校級及以上各級的科研創新項目、“挑戰杯”項目、公開，給予物資、學分獎勵），定期舉辦全校性“財政學”小論文比賽。通過上述措施有力地激發學生的創新意識。
二、財政學本科特色人才培養的成效與不足
（一）財政學特色人才培養取得的成效。經過近5年的努力，廣西財經學院財政學特色專業人才培養取得較顯著成效。財政學、國家稅收這兩門課程已建成自治區精品課程，社會保障學課程是學校重點建設課程。財政系教師所承擔的教學改革項目《財政學重點專業建設研究與實踐》獲得2009年廣西高等教育自治區級教學成果獎二等獎，編寫的《公共財政學》教材獲得2006～2008年廣西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參與撰寫的著作《廣西農村公共服務體制建設研究》獲得2010年廣西第十一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獲得廣西財政廳每年重點調研課題優秀成果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10多項。人才培養質量不斷提高。5年來，學生初次就業率都超過90％，并得到了用人單位的充分好評和高度評價。考取碩士研究生和公務員的畢業生人數也不斷增加。
（二）存在的不足。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包括：
1.人才培養的地域特色不夠突出。廣西財經學院作為一所地方高校，有別于以培養高水平的學術性人才為主要功能的研究型大學，應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和學校所處區位，實事求是地確定自己的發展目標和發展重點。在人才規格、培養目標、專業設計和辦學形式上要有較強的為地方服務的針對性。從廣西財經學院財政專業人才培養來看，雖然明確提出復合型高級應用人才的培養目標體現了與研究型大學的區別，但培養目標并沒有突出廣西的區域特色，與其他兄弟省份的地方財經院校基本雷同。在課程設置上，與廣西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銜接也不夠緊密，與地方的需要有一定差距。
2.相關設施的投入不能滿足需求。在特色專業教學過程中，隨著本專業招生人數的擴大、科研項目的增加，相關配套設施還無法及時跟上，如師生可查閱的專業圖書資料尤其是國外最新前沿的專著和期刊數量還比較少，組織學生開展科研、考試指導還缺少固定場所和設施等。
3.實踐和實驗教學有所不足。教師實踐教學能力有待提高。教師多數是從高校（主要是研究型大學）畢業后進入學校從事教學工作，缺乏實際工作部門的工作經驗，自身尚不能成為實踐教學的專家能手。雖然也有教師到財稅等實際部門進行短期實踐學習或掛職鍛煉，但這樣的機會并不普遍。另外，在實踐和實習基地建設方面，目前已有的基地主要分布在財稅部門，企業實習基地不多有待加強。有些實踐和實習基地雖然簽署了合作協議，但卻沒能真正運作，學生在實踐學習中未能接觸真實的業務流程。
三、完善財政學特色人才培養的建議
（一）突出人才培養的地域特色。地方高校人才培養必須突出辦學的地域性特色，在專業建設上，必須清楚為哪些地域服務，并明確這些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客觀實際和基本趨向、結構。當前廣西經濟社會發展必須注意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廣西北部灣經濟區開放開發建設的廣闊前景和民族地區發展相對落后的現實。目前廣西財經學院財政學特色人才培養應緊緊圍繞這一特點，突出地域特色。對財政學學生的培養既要面向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公共理財人才，又要適應廣西發展相對落后的現狀加強對學生吃苦耐勞、敬業奉獻的教育，培養“能安心、能吃苦、能創業”的復合型高級應用人才。“能安心”是指扎根邊遠地區和農村基層；“能吃苦”是指經受艱苦環境、艱苦崗位和各種困難磨煉；“能創業”是指將所學知識技能靈活運用于工作實踐并善于開拓創新。
（二）增加投入完善教學科研設施。為了更好地培養特色人才，必須增加經費投入，進一步完善教學科研配套措施。增加經費主要依靠爭取國家、自治區和學校的經費支持，通過申報學科建設項目、實驗室建設項目等方式獲得建設經費來改善有關教學可以設施。另外，也要考慮從二級學院的經費中拿出一定資金來增加投入，包括加強資料室建設，增加必要的圖書資料的訂閱和采購。
（三）提高教師實踐教學能力。高素質人才的培養，關鍵在教師能力。需要進一步強化師資建設，積極培養高學歷、高素質的師質隊伍。特別是要加強教師實踐教學能力的培養，打造一支既精通理論知識，又能熟練動手操作的全方位高素質教師隊伍。在提高教師實踐教學能力上，要密切與實際部門的聯系，實施“走出去”、“引進來”戰略。一方面，形成教師“走出去”制度，要讓每位教師定期到實際部門進行掛職鍛煉或實踐學習；另一方面，要從實踐部門聘請一些實際操作經驗豐富的工作人員來擔任學生實踐教學老師。
關鍵詞:財政;財政屬性;財政范圍
財政屬性和財政范圍是我國財政理論的兩個基本問題,曾經在我國財政理論和教學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盡管近年來它們已不再受到關注,處于被遺忘的狀態,但它們曾在我國財政理論體系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了解和把握這兩個問題,對于我國財政學的后來者,仍然是有必要的。
一、財政屬性問題回顧
財政是屬于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的問題,直接導源于財政本質的爭議。不同的財政本質觀將得出不同的財政屬性論,反過來財政屬性分析也將加強和支持自己的財政本質觀。
我國財政理論界早在50年代前半期,就已提出了財政屬性問題。而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財政本質大爭論中,則成為熱門話題之一。60年代出版的《財政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小冊子,大體上囊括了這一問題的各種有代表性的觀點,故下面著重介紹之。
鄧子基為該書寫了《關于財政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問題討論綜述——代序》,介紹了關于財政屬性的爭議概況:“這個爭論經歷了相當長的時期,是隨著對財政本質的認識而逐步展開的。起初,大家幾乎一致認為,資本主義及其以前的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財政以及社會主義社會的財政,都是一種上層建筑。后來,有人對上述論點表示懷疑,認為社會主義財政不僅是上層建筑,而且也是經濟基礎,肯定社會主義財政具有兩種屬性,對于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政,則仍認為是上層建筑。近幾年來,有人主張財政是經濟基礎。其中又有兩種意見:有的同志主張社會主義財政是經濟基礎,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政還是上層建筑;有的同志則主張任何社會形態的財政都屬于經濟基礎的范疇。”(1)具體來看,可以歸納為三大類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財政是一種上層建筑。持這種觀點的有陳明鑒等人。陳明鑒在《財政是一種上層建筑》一文表明了這一觀點。該文主要是“從上層建筑的特征來探討財政的上層建筑的性質”的,認為“財政本身不能生產物質財富,它不是物質的形式”,從而也應是一種上層建筑。此外,他還指出,“財政比之一般上層建筑又有其特殊的地方。財政是伴隨國家而來的東西,……國家本身是一種上層建筑,財政既伴隨國家而來,我們就不能否認其依存其他上層建筑——國家的事實。”(2)
一種觀點認為,財政具有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兩種屬性。在姜維壯的《社會主義財政基本上屬于經濟基礎,私有制社會的財政是上層建筑》,和葉振鵬的《國家預算既屬于經濟基礎,又從屬于上層建筑》等文中,闡述了這種觀點,這只要從論文的題目可清楚地看出了。
這種觀點可分為三種情況。其一主張社會主義財政具有兩重性,理由是:(1)財政為經濟服務的部分屬于經濟基礎,財政為上層建筑服務的部分屬于上層建筑;(2)企業財務是經濟基礎,國家預算是上層建筑;(3)來源于生產領域的財政收入和用于生產建設的財政支出是經濟基礎,來源于非生產領域的財政收入與用于非生產建設的財政支出是上層建筑。其二主張社會主義財政和剝削階級國家財政均有兩重性。因為財政作為一種經濟關系是經濟基礎,但財政與國家的產生和存在有關,所以又是上層建筑。其三主張社會主義財政是(或基本上是)經濟基礎,剝削階級國家財政則是上層建筑。因為社會主義財政直接同物質生產密切聯系,它參與生產和分配,所以是經濟基礎,而剝削階級國家財政則與物質生產沒有聯系,只是生產過程以外的偶然的東西,所以是上層建筑。
一種觀點認為,不論社會性質如何,財政只能是經濟基礎。這是因為:(1)財政的本質乃是一種分配關系,而分配關系本身就是經濟基礎的組成部分;(2)財政雖以國家為前提,是國家的產物,但財政不是國家這個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不能混淆財政的產生與存在原因同財政本身的區別,不能混淆財政本身和服務對象的區別;(3)財政的性質雖取決于國家的性質,但最終取決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取決于經濟基礎性質,國家只起中介作用;(4)應該把財政這一分配關系本身同反映這種分配關系的財政觀點、財政政策與規章制度區別開來;(5)社會主義社會與剝削階級社會的經濟基礎同樣具有階級性與歷史性,不能因為財政具有階級性與歷史性,就肯定為上層建筑。(6)財政收入來源與支出用途反映著一種分配關系,不能作機械表象的理解。(3)
在《財政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小冊子中,持經濟基礎觀有5篇,超過一半。持這種觀點的有鄧子基、趙春新、安體富和蔡次薛,以及主張剩余價值產品決定論的王紹飛,和在70年代末提出社會共同需要論的何振一等。
此后在“”中對該問題的爭議幾乎停止了。“”結束后不幾年,我國財政理論界重開財政本質問題的論戰,作為該問題伴生物的財政屬性問題,很自然地也被重新提出。盡管已時隔十幾二十年,但在我國經濟理論和財政理論沒有大的變化的大環境下,參加爭論的主要還是那些人,因而所持的基本觀點和主要分歧依然如故,除了有所深化之外,基本上沒能超出原有的窠臼。此后,隨著人們對于財政本質問題的淡化,我國財政學界對于財政屬性問題的爭議也逐步沉寂了。至今除了在大學課堂上教師有所介紹之外,基本上不再見諸于財政刊物和論著之中了。
二、財政范圍問題回顧
財政范圍或者說財政體系的問題,也是與財政本質直接相關聯的財政基礎理論之一,因而將其與財政屬性問題結合在一起考慮。
在大連財政學討論會上,幾乎每篇論文都涉及了財政范圍問題,并且在當時就形成了“大財政”、“中財政”和“小財政”三大類的看法。
1.“大財政”其主張者主要為李成瑞。他認為,“社會主義財政的范圍(體系)包括
以下三個部分(環節):(一)國家預算;(二)國家銀行信貸;(三)國營經濟各部門和國營企業財務。”(4)
1964年中國人民大學財政教研室的《財政學》(初稿)也持有類似的看法,即“財政體系是由財政實質確定的。在我國有計劃分配社會產品過程中,屬于國家為了保證社會再生產和社會公共需要而形成集中性貨幣資金與非集中性貨幣資金的諸分配關系,構成了我國的財政體系。我國財政體系主要包括國家預算、銀行信用和國營企業財務三個環節。”(5)
2.“中財政”其主張者鄧子基認為,“社會主義財政本質決定財政范圍。……凡是具備反映以社會主義國家為主體的、具有強制性和無償性特征的分配,都屬于財政范圍。不具備的,都不屬于財政范圍。”(6)因此,“在我國條件下,財政的范圍主要包括國家預算與國營企業財務兩大環節。…前者是我國財政的中心,后者是我國財政的基礎。此外,財政的范圍還包括國家信用(公債)和其他財政資金等方面。”不過,“企業財務雖然成為財政的基礎,但不等于它所反映的經濟關系全部屬于財政范圍。……國營企業財務中反映的財政分配關系的那一部分,即體現以國家為主體與無償特點而與國家預算發生相互關系的那一部分,……才屬于財政范圍……。財政既不包括全部經濟關系,也不包括那些由信貸、等價交換、提供勞務而形成的分配關系”。(7)這是典型的“中財政”,它由國家預算和國營企業財務的部分內容所組成。
3.“小財政”陳共撰文指出,“我們是主張‘小財政’的”。至于“小財政”包括哪些內容則沒有具體指出,而僅談到小財政在概念上是不等同于國家預算的。(8)不過,通常來說,“小財政”即是主張財政范圍僅由國家預算和預算外資金所構成。
此時人們的爭論還未涉及預算外資金,是因為當時預算外收入數額過小。在80年代隨著其規模的膨脹,預算外資金也自然地被納入財政范圍內,這對于各種財政范圍觀來說倒是沒有什么異議的。
此外,還存在著若干處于中介狀態的財政范圍觀。
在國家分配論者中,有些人的觀點介于中財政和小財政之間,但實質主張小財政。翟華林的《關于財政學上幾個問題的認識》具有典型性。該文認為企業財務只是財政的基礎,但不是財政范圍的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國家成為國家財政基礎的,不僅有國營企業財務,還有集體經濟財務以及其他經濟成分的財務,雖然它們作為基礎不及國營企業財務那樣大、那樣密切,但是,其為基礎則一也。…把國營企業財務這個基礎,當做國家財政范圍的組成部分,它與主張財政本質是以國家為主體的財政分配關系的說法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他進而指出,“把國營企業財務這個基礎當做國家財政范圍的組成部分,在理論上是不好解釋的,而且必然要混淆了財政與財務的界限。”(9)
應當說,翟華林對國營企業財務是財政基礎環節觀點的批評是中肯的,因為國營企業財務分配并不是強制的和無償的。但他又沒有完全提出小財政的主張,而稍微留了點尾巴,將“企業財務”而不是“國營企業財務”說成是財政的“基礎”,這實際上是沒有必要的。
80年代編寫組編寫的《社會主義財政學》教科書,實際上受到了翟華林觀點的影響。該書主張:“國家預算是社會主義財政體系的主導環節,…預算外資金是社會主義財政體系的補充環節。…國營企業財務是社會主義財政體系的基礎”。(10)這實際上退到小財政觀上來了,因為在這兒國營企業財務僅是“基礎”而去掉了“環節”二字,其實質是將國營企業財務從財政范圍中剔除出去。
在國家分配論者中,還有較多人的觀點介于“大財政”和“中財政”之間,但根本上則屬于“中財政”。谷棋和劉明遠等人就認為:“國家預算、銀行信貸、國營經濟財務及預算外資金在資金綜合計劃上共同構成統一的社會主義財政體系,其中國家預算是主導環節,國營經濟財務是基礎環節。”沈云也認為,“國家財政范圍主要應該包括:國家預算、國家財政信用、國營企業財務、國家稅收、其他財政資金等五個環節”。(11)而該文的“其他財政資金”,則大致上指的是預算外資金。
這些作者的觀點將銀行信貸包含入財政范圍內,乍一看與“大財政”相類似,但實質上與大財政觀有著根本的區別。“大財政”將整個銀行信貸都納入財政范圍,而這些觀點則僅將財政通過銀行發放的長期信貸列入財政范圍。由于財政撥給銀行的長期信貸資金本身已包含在國家預算內了,因而它的單獨提出是沒有什么意義的,因而其實質仍是中財政觀。
這兩類具有中介狀態的財政范圍觀,與前述三類財政范圍觀相交融,就使得我國財政理論界對于財政范圍的看法,呈現了一種連續分布狀態。此時還有其他一些主張,如認為稅收也是財政的一個獨立環節。這種主張,甚至在80年代還為許多財政學教科書所采用,但終究沒能產生多大的影響。
進入90年代以來,改革賦予國有企業愈益增大的獨立自主性,使得幾乎無人再主張國有企業財務也是財政范圍的構成部分了。于是,我國財政由預算內和預算外兩部分組成,大體上已沒有什么爭議了。此時則冒出了一個“制度外”財力問題。所謂“制度外”財力,它也是各級政府及其部門掌握的財力,但不僅沒有納入各級政府預算,而且也不是按照有關制度規定征收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違規性質的政府財力。作為政府財力,它們顯然屬于財政范圍,是財政的組成部分。由于它們往往與亂收費亂攤派直接相關聯,因而引起理論界的高度重視,但此時分析的并不是“制度外”財力是否屬于財政范圍,而是如何規范和管好這部分財政資金問題。因此,財政范圍問題在90年代可以說是完全沉寂下去了。這對于我國財政理論研究來說是正常的,甚至是走向成熟的一種表現,是市場基礎的建立解決了認識分歧的結果,也是我國財政研究從“純”理論爭論中超脫出來的表現。
三、財政屬性問題評價
由財政本質問題決定的財政屬性問題和財政范圍問題,盡管直接源于前蘇聯的財政理論,但如同財政本質論一樣,也具有了我國自己的特色。它既受經濟體制決定,又隨著經濟體制的變革而變化和發展更新。
在前述的幾種財政屬性觀點中,乍一看經濟基礎觀是正確的,而上層建筑觀則是明顯錯誤的。其實不盡然,只要仔細分析一下,其結論就不那么絕對了。
這一問題的分析是以對財政本質的認識為基礎的。對于國家分配論者來說,在“財政本質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關系”命題下,財政本質歸結為是一種“分配關系”,而“純分配關系”顯然只能是經濟基礎。但這種觀點未考慮到財政活動主體是國家這一特殊性。國家主體使得財政分配直接滲入了上層建筑的因素,而絕非企業等經濟主體那樣,進行的是“純”經濟基礎的活動。財政主體的這一特殊性,使得財政成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直接中介物與聯結體。這似乎是符合辯證法要求的,它避免了截然分割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問題發生,而鮮明地表現了兩者之間的相互聯系。
可見,財政作為分配是一種經濟活動,而其國家主體身分又使得這種經濟活動直接包含了國家因素。這表明,從國家分配論出發,絕對地將財政歸入經濟基礎或上層建筑的范疇,都是無法圓滿地說明問題的。
正因為如此,反對國家分配論而以客觀經濟因素為基點的剩余產品價值決定論者和社會共同需要論者,都是經濟基礎觀的主張者,如王紹飛和何振一等人。他們都是僅從經濟關系角度分析財政本質問題的,都否定國家與財政存在本質聯系,從而在財政屬性問題上不存在“國家主體”所引起的困惑。他們得出經濟基礎觀是自然的,是與他們的財政本質觀完全一致的。相反,國家分配論者則不同,“國家主體”和“分配”的混于一體,使得他們在財政屬性問題上陷入困惑,產生種種不同歧見,其得出純經濟基礎結論是勉強的。
從純上層建筑觀來看,它完全將財政視為國家的政治行為,而撇開了財政的分配性質,是不符合財政實踐狀況的。正因如此,這一觀點在我國財政理論界幾乎沒有什么人響應。但就財政的主體是國家這個側面來看,其觀點則又有某種正確之處。
既然從國家分配論的角度看,單一屬性觀存在認識絕對化的問題,那么,雙重屬性觀是否都正確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就雙重屬性觀來看,我國財政界也存在著種種具體分歧。財政屬性應是“財政一般”的屬性,即所有社 會形態下的財政所共有的性質,而不能僅就某個社會形態或某個時期的財政,即“財政特殊”所特有的性質得出結論。因此,那種以財政處于不同的社會形態,處于不同的活動領域為標準,而將整個財政的一部分歸結為上層建筑,另一部分歸結為經濟基礎的觀點,顯然是難以自圓其說的,因為那等于從根本上將財政分割為兩個事物了。
這樣,相對正確的觀點,將是以單一標準得出的結論。為此,葉振鵬等人的雙重屬性觀就顯得較為全面,與國家分配論的財政本質觀也更為一致。這類觀點認為,財政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基礎,又含有上層建筑性質,不能作為“純而又純”的經濟基礎來看待。
就財政屬性問題本身來看,似乎是純理論的問題。然而,在我國特有的國情下,它又有著現實意義。這就是強調財政屬性的經濟基礎觀,很大程度上是希冀從理論上強調國家活動必須遵循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以此減少我國經濟建設中長官意志的危害。60年代是我國財政理論界對于這一問題討論最為熱烈的時期,大約就是慘痛教訓的自然反映。然而,也正是由于它完全是一個純理論問題,因而也是最不為政府所重視,在其后的改革開放中幾乎沒有再引起理論界的關注。
然而,財政屬性問題與西方的公共選擇論,在某種程度上涉及的是同一問題,即究竟應該僅從經濟的角度,還是僅從政治的角度,抑或從兩者兼顧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和研究財政問題?正是在相同的時間內,西方的公共選擇論卻迅速發展起來,促進了西方財政理論的大進步。可見,回顧財政屬性問題并非是毫無意義的。隨著我國財政從計劃型向著市場型的轉變,在原有的財政屬性論基礎上發展我國自己的公共選擇論,將是我國財政理論發展的重要乃至關鍵的內容之一。
四、財政范圍論評價
在60和80年代兩次財政范圍問題討論中,人們都同意財政范圍觀的分歧源于財政本質觀的分歧。這是對的,因為判定“財政范圍有多大”,顯然必須以“什么是財政”為直接依據。這樣,國家資金運動論者必須將國家預算、預算外資金、國營企業財務以及銀行信貸資金都包括進財政范圍,其持有的只能是“大財政觀”。國家分配論者由于主張只有國家進行的分配才是財政,因而嚴格地說是只能持有“小財政觀”,即認為只有國家預算和預算外資金才屬于財政范圍,因為銀行信貸和國營企業財務的分配主體都不是國家。
其實不然,事實與理論推斷卻存在較大出入。雖然國家資金運動論者主張的是大財政觀,但國家分配論者內部卻出現了種種分歧,不僅有主張小財政者,而且還有相當多人持有中財政觀,并且其觀點往往還與大財政觀有相似之處,甚至有的干脆就主張大財政觀。這就表明了問題的復雜性。
如果說財政本質是高度抽象而得出的結論,那么,財政范圍則是較為具體的分析,是以此為標準去衡量各種具體的現象形態。此時概念的單一性和明了性將不存在,面對的是紛繁復雜千變萬化的財政現實。于是,困惑和猶疑旋踵而至,這首先要具體解答的就是:什么是“國家主體”?
這實際上是計劃經濟給當時的財政理論出的一個大難題。在當時企業國有國營,銀行國有國營,它們都是按照國家的指令性計劃進行活動,是國家這個大工廠的組成部分,其分配從根本上看也是國家在進行分配。這樣,由國家分配論出發,得出企業財務分配和銀行信貸也是財政活動,即也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也是有其依據的。由此可知,同為國家分配論者,卻在財政范圍問題上產生于分歧,是毫不奇怪的。甚至國家資金運動論和大財政觀,也都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至少表明這些觀點的持有者對于計劃經濟的運行特征是有著獨到認識和見解的。
對此,人大本《財政學》就指出,他們之所以持有大財政觀,就是因為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使得國家具有了經濟職能,使得財政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內部的分配關系,決定了“社會主義財政直接伸延到生產領域,把國家預算、銀行信用同企業財務緊密地銜接在一起。國家預算和銀行信用是社會主義集中性財政,……國營企業財務是非集中性財政”。(12)
然而,企業和銀行畢竟與國家存在根本區別,即使是在計劃經濟下,企業和銀行也仍然不是國家,它們的分配活動仍然不是國家直接進行的分配。更主要的,如果將企業財務分配和銀行信貸列入財政范圍,換言之,企業財務分配和銀行信貸也都是財政,這就取消了財政與企業財務和銀行信貸的區別,其結果必將導致實踐工作的混亂。所以,如同國家資金運動論一樣,大財政觀的贊同者也鮮有其人,是可以理解的。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再來看中財政觀就可以明了,這類觀點的合理性是與大財政觀相一致的,而其根本弱點也是與大財政觀相一致的,簡言之,中財政觀能否成立的關鍵是國營企業財務問題。
對于將國營企業財務說成是財政基礎環節的觀點,李成瑞曾中肯地指出了弱點:“有的同志在講到社會主義財政的實質的時候,說它是社會主義國家為行使其職能而形成的分配關系,但在說到社會主義財政的范圍(體系)的時候,又說包括國營企業財務在內。而國營企業財務顯然不僅僅是分配,而且包括資金的周轉。…為了解決這個邏輯上的矛盾,已經出現了種種說法。”(13)
為擺脫這一矛盾,有些中財政論者主張國營企業財務分配與財政發生直接聯系的那部分才屬于財政范圍。但這也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其原因就在于將國營企業財務歸人財政范圍本身就是不對的,不管歸入的是其全部,是其整個分配,還是僅限于部分分配都如此,因為國營企業作為其財務的活動主體,畢竟不是國家主體。
如果說這些分歧的是非曲直在計劃經濟下是難以判明的話,那么到了今天從市場經濟角度來看則是簡單明了的。改革開放導致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局面的出現,我國財政的“基礎”顯然已不是只建立在國有經濟之上了。尤其是當著國有企業逐步成為獨立的市場運營主體之際,再以國有經濟對于各級政府的行政附屬關系為依據,強調國有企業財務的財政基礎地位,顯然是不能成立了。
總之,財政屬性和范圍問題,大體上可以說是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的財政理論問題。了解這些理論及其爭議,對于了解和剖析我國的計劃型財政理論,對于如何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我國的市場型財政理論,都是有其作用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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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Attribution and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ZHANG Xin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Bank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se issues about the attribution and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were important fiscal theories in China in 1960‘ s.The former discussed about the effect of politics on public finance,which seems to be the issue of public choice with the Chinesemethod. The latter was discussio 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sysetm and public finance in the periods of planning and reform .
Key words: public finance; attribution of public finance; scope of public finance
(1)(2)鄧子基編:《財政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第1版,第5頁、第111-112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4年。
(3)鄧子基編:《財政是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第1版,第6-7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4年。
(4)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主編:《財政學問題討論集1964年財政學討論會論文選輯》(上冊),第1版,第188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5年。
(5)中國人民大學財政教研室編著:《財政學》(初稿),第1版,第21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4年。
(6)鄧子基:《社會主義財政理論若干問題》,第1版,第19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4年。
(7)(8)(9)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主編:《財政學問題討論集1964年財政學討論會論文選輯》(上冊),第1版,第139-141頁、第87、90頁、第250-251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5年。
(10)《社會主義財政學》編寫組:《社會主義財政學》,第1版,第29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0年。
(11)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中央財政金融學院主編:《財政學問題討論集1964年財政學討論會論文選輯》(上冊),第1版,第121頁、47頁和51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65年。
一、新時期開設稅務專業的重要意義
1、新時期開設稅務專業是稅收在國家經濟政策中重要地位的體現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了促進國民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政府通常運用包括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內的多種手段搭配對宏觀經濟實施調控。稅收作為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調節既立足于宏觀層面，又落到微觀主體，這不僅意味著稅收有不同于其他經濟政策手段的作用范圍和調控方式，而且決定了稅收在宏觀調控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和使命。稅收不僅能實現總量調節，具有明顯的經濟穩定功能和反周期作用，而且還具有廣泛的結構調節功能，另外，對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調節也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由于稅收在國家經濟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同時為了更好的駕馭稅收服務于國家經濟，需要更加重視稅收問題以及不斷深化稅收理論研究。
2新時期開設稅務專業是滿足稅收活動范圍不斷擴大的現實選擇
稅收對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環節均可發揮能動的調節作用，不僅作用范圍越來越廣，而且涉稅活動主體曰趨多元化。由于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跨國公司來華投資或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將不斷增多，伴隨經濟活動范圍的不斷擴大和經濟現象日益復雜，導致稅收作用范圍由境內拓展到境外，涉稅活動主體不僅有政府，還有企事業單位和私人部門。各個市場主體通過依法納稅和稅收籌劃來降低納稅成本、獲得稅收比較利益、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和管理水平，這就需要有專門的稅務人才來處理其涉稅事務。稅收活動范圍的不斷擴大推動社會對稅務專業人才的需求提升，導致稅務專業人才供需缺口越來越突出，在新時期開設并大力發展稅收專業教育是解決這一需求缺口的有效途徑。
3、新時期開設稅務專業是稅務專業人才需求新變化的客觀要求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和不斷發展，我國社會經濟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社會對稅務專業人才需求開始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首先，大中型企事業單位和私人部門需要具有技術性和操作性的稅務專業人才。隨著國家稅收法律體系的建立健全、稅務執法規范化程度的逐漸提高以及偷、逃、漏、騙等違法成本的加大，納稅人通過稅收籌劃合理避稅、降低納稅成本己成為一種理性選擇，這極大地增加了對涉稅應用型人才的需求。其次，稅務中介事業的蓬勃發展急需大量應用型稅務專業人才。目前全國己有稅務師事務所3100家，從業人員10萬多人，但真正擁有注冊稅務師執業資格證書的人僅約21萬人，占潛在的市場需求的10%都不到。相對于日本85%的企業、美國5私的企業和幾乎100%的個人都委托稅務，我國稅務專業人才需求的潛力巨大，這也給我國稅務中介事業帶來廣闊的發展空間。
4新時期開設稅務專業是滿足財稅學科建設的需要
以前是在財政學專業下設稅收方向，這種設置對稅務專門人才的培養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因為稅收學不同于財政學。財政學在西方被稱為公共財政學，是研究國家財政的一門學科，其研究內容主要包括政府的收支活動以及政府政策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財政學科的內容主要涉及政府行為，而稅收學除了研究政府行為，還進一步研究市場行為，即各個經濟組織的納稅活動及相關事項。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稅務專業培養的學生除了面向財稅部門之外，還應包括其他國家機關和政府部門，更多的是面向企業和納稅人以及中介機構，二者的側重點、研究方向均不完全一致。二是因為單獨開設稅務專業有利于學科建設發展、教研水平的提高以及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如果將稅務專業獨立出來，可以單獨制定教學計劃，針對稅收實務性強的特點，開設更多管理、會計和法律類的課程，有利于夯實專業基礎，讓學生掌握更多操作技能，能夠在校取得注冊會計師、注冊稅務師等資格，以便拓寬學生的就業渠道。
5新時期開設稅務專業是為了更好地適應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
從國際形勢看，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進入20世紀90年代，伴隨各國對外開放程度的加大、技術進步以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逐步加快，將有更多的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經營，也有更多的外企走進中國，同時經濟全球化還帶來了日益激烈的國際稅收競爭問題。這些新問題都要求高等財經院校稅務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質量、規格要與這一變化相適應。例如，為適應在華外資企業、國內企業集團涉外發展的需要，應加強有敏銳的洞察力、開放性的思維和創新意識的外向型人才培養；從國內形勢變化看，我國邁入了一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新的發展階段，第三產業尤其是金融、保險、投資、咨詢等產業發展迅速，這就要求稅務專業不僅要為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提供足夠數量的稅務專業人才，而且應使培養模式、學生應具備的能力結構與不斷深化的產業升級和科技進步相一致。
二、新時期稅務本科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定位和課程體系設置
1、新時期稅務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
(1)人才培養模式.新時期稅務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定位要緊緊圍繞稅務人才市場需求的新變化，以“夯實基礎、拓寬知識、強化實踐、突出能力、面向應用、注重創新”為原則構建將培養理念、培養思想、培養目標和知識結構融為一體的稅務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為社會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能主動適應21世紀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富有創新能力和開拓精神，熟練掌握稅收理論知識和業務技能，能在各級稅務部門、稅務中介機構及其他經濟管理部門和企事業單位從事相關工作，并具有實踐能力的應用性人才。
(2)人才培養規格.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蓬勃發展，目前大學本科教育正在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變。大學本科教育是培養具有較為扎實的基礎理論和掌握一定專業知識，并具有一定創新意識的專門人才，在人才培養的規格上更加突出其應用性、實務性、操作性和技術性。鑒于當前本科生己逐步成為一般性的應用型專業人才，精英人才的培養則主要通過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育來完成。因此，稅務專業人才培養規格應定位于為社會培養“寬口徑、復合型、具有實踐能力的技術型稅務專門人才，而非傳統定位的稅務高級專門人才。
(3)人才培養方案.為了更好地構建和貫徹將培養理念、培養思想、培養目標和知識結構融為一體的高等財經院校稅務專業的人才培養模式，應采用以下方案：以課堂教學為基礎夯實專業知識、強化理論聯系實際；以實踐教學為支撐培養動手能力、以提高素質為目標培養創新能力。稅務專業畢業生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要達到以下要求：對于知識結構，一要系統掌握財政稅收的基本理論、專業知識和基本技能，了解本學科的理論前沿和發展動態；二要具有較強的處理稅收業務、中介事務和企業理財的基本能力，包括會計、統計、企業管理、法律和審計等；三要熟悉國家有關財政、稅收的方針、政策和法規，具備一定的注冊稅務師能力，能利用所學知識解讀企業財務報表，分析企業財務狀況，為企業和公眾進行稅務和稅收籌劃。對于能力結構，一是具有稅收政策、稅務管理、稅務、稅收籌劃以及相關領域實際工作的基本技能；二是語言文字能力；三是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應用能力；四是較強的相關學科滲透能力；五是身心健康和完善的人格，具備一定的協作組織能力和自我發展能力。
2稅務專業本科教育的課程體系設置
根據新時期稅務專業的特點，以人才培養目標為導向，稅務專業課程體系的設計應立足于優化人才培養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3]根據社會發展以及市場人才需求，稅務專業通常下設稅收籌劃、注冊稅務師、稅務三個方向。課程體系可以設計為公共基礎課程、學科基礎課程、專業課程和實驗教學課程四大模塊。其中，公共基礎課程、學科基礎課程的設立，主要在于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和綜合能力；專業課程和實驗教學課的設立，主要在于培養學生的專業素質和專業能力。具體設計上，應重點優化專業課程的設置，要根據每門課程在專業培養目標中的地位、作用，進行多維度的整合。強調各門課的相互協調，加強課程內容的有機結合，體現課程之間的主次關系、層次關系及內在聯系，在專業課和相關學科課程設置上，體現明顯的專業特色和實務性課程的特點，創建一些適應時展的新型課程。專業必修課設置應本著兼顧理論課和實務課的原則，課程應包括：稅收原理、中國稅收、稅務管理、納稅籌劃、國際稅收等。專業選修課應突出專業針對性和實用性，以培養學生應用能力為目標。專業選修課程設置可以分為理論和應用兩大模塊，理論類課程的設置注意與國際接軌，同時強調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如外國稅制課程的設計；應用類課程可包括納稅程序實務、稅務實務、納稅會計實務、稅收征管信息化等。
三、新時期實現稅務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保障措施
1改革教學手段、豐富教學方法
首先，要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錄音、錄像、投影、電視、實驗室）和計算機網絡以及開發各種教學軟件實現教學手段的現代化。其次，教學方式和方法要突出特色，廣泛采用多媒體教學、校內模擬實訓教學、雙語教學、案例教學等多種方式相結合的教學手段和方法。課堂教學要以引導啟發、問題研究、討論為主，系統闡述為輔，充分調動和引導學生積極思維。要加強案例教學和課堂討論，以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第三，要加強畢業實習和畢業論文的針對性，以理論聯系實際、解決實際問題為主要選題方向，從而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研究能力。第四，學習效果考核方式上應有所創新。應采取靈活多樣的考試形式，如論文形式、案例分析報告等，即使采取閉卷考試的課程，也要增加運用基本理論分析實際問題的試題，減少死記硬背式的試題。同時，還應綜合考慮學生平時學習態度、完成作業情況等，合理評估學生知識掌握和運用能力，杜絕考核成績的投機性和偶然性。
2、加強教師隊伍建設
為實現新的培養目標，必須建立一支理論水平高、實踐經驗豐富的強有力的師資隊伍，為此可以通過以下三個途徑來加強師資隊伍的建設：一是從業務部門選拔具有高學歷、有較強工作能力的業務骨干做教師；二是選拔教師尤其是中青年教師到實踐部門脫產實習或掛職鍛煉，提高業務能力；三是聘請實際部門富有實踐經驗的業務骨干做兼職教師，進行授課或講座。
3、注重社會實踐及技能訓練，加強校外實踐基地建設與實驗項目開發
實習和操作技能訓練在稅務專業人才培養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為了更好地實現人才培養目標，建立稅務專業所需的模擬實驗、實踐教學平臺以及校外實踐基地。首先，加強與稅務部門、各中介機構及企事業單位的合作，建立實習基地或實訓場所，以進一步培養學生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其次，加強實驗室建設，實驗室可以為學生展示稅務機關辦稅大廳、公司納稅核算業務流程、稅務師事務所項目接洽辦理等各種不斷變化和逐步復雜化的典型稅收環境和稅收條件，幫助學生在模擬仿真環境中獲取對實際工作的初步感性經驗。實驗室建設不僅要明確其基本功能、擬解決的問題、所要達到的目標，而且應盡可能地與稅務部門及企業的實際工作接近，為學生創造逼真的環境。通過讓學生在實際操作中、團隊交流中和老師精彩點評中把枯燥的專業知識轉變為親身的體驗，切實加強學生動手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
4加強稅務專業畢業生的就業指導，拓寬就業渠道
論文關鍵詞：財政支出結構，優化路徑文獻綜述
一、關于財政支出結構優化的基本認識
建國60余年回顧、改革開放30余年反思、分稅制改革15余年評價以及近年國際經濟危機的突發，這一連串的事件都折射出一個強烈的信息，那就是轉變發展方式，尋找最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是至死不渝的任務，尤其是怎么樣從動態、合理、協調可持續的角度去思考未來我國財稅改革的方向、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更是一個歷史性、國際化、很難給出明確定義的難題，因此在已有科研文獻成果的基礎上形成新思路、新判斷，提出新建議，是創新性財政的必經之路, 因為任何領域里前沿理論新的倡導恰恰是歷史懷疑主義的結果。
從諸多改革的實效看，在公共財政框架逐步完善中，稅收收入部分的理論研究已趨于成熟，特別是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的財力劃分是相對明確的。在理論界有關最優稅制的分析框架伴隨著拉姆齊（1927）[③]對最優商品稅和mirrless（1971）[④]對收入稅的討論而基本形成，因此雜志網，相對于已成型的有關政府稅收收入的制度和研究而言，目前各國政府的財政研究工作均傾向于最優財政支出規模的選擇、支出結構的調整和支出資金的績效監督等方面的研究。
我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構建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財稅制度，加大公共服務領域投入。同時，在近幾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強調了經濟發展方向：更加注重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我們逆向思考，這些政策性導向恰恰說明我國各級政府財政支出規模、支出結構以及效率都存在不完全合規、不合法、不合理的嚴重問題，因此尋找最優的財政支出規模（財政的邊界問題等）、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民生財政支出等等）以及提高財政資金效率（績效預算改革等等）也就形成了目前我國公共財政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同樣，這一連串問題的解決方法和機制設計都需要我們回歸到大量的文獻中去尋求答案。
二、多視角的支出結構優化研究文獻綜述
縱觀國內外財政支出結構的研究文獻，可謂是卷帙浩繁。相關的實證分析從最初的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到目前財政支出自身績效評價體系的逐步完善，對于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問題，各國都在比較適合國情的財政支出結構模式上摸索前行，但理論滯后于實踐的現象卻在財政支出領域體現的淋漓盡致，其間的文獻研究方式也是多視角的。
（一）從政府支出性質、結構和波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角度進行研究
對于發達國家或發達地區的實證研究表明（主要體現于國外文獻）：生產性支出比重的提高能促進經濟增長；相對而言，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結論則較為凌亂復雜，目前沒有形成統一結論。
1、國外研究塵埃落定
在國外的相關研究多是考察國際或國家財政層面并且已經形成基本共識：盡管個別研究否定了政府性消費，但基本強調生產性支出及其比重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Landau，1983；Aschauer，1989；Easterly，1993)。Aschauer（1989，1991）的一系列研究發現政府生產性支出比重的提高對促進經濟增長是有益的。但是Barro（1990，1992）[⑤]發現政府支出規模與經濟增長率呈負相關關系，他在拉姆齊模型中引入政府支出解釋政府生產性支出提供公共物品或解決市場擁擠問題并對98個國家1960-1985年的數據測度了公共投資比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其理由是政府消費對經濟造成了扭曲。隨后ShantayananDevarajan（1996）[⑥]從反面強調了生產性支出的重要性，他們首先利用內生增長分析框架分別討論了公共支出中為生產性支出和非生產性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不僅取決于支出各項資金的效率，還依賴于支出項目在總量中所占的份額，即支出結構彈性問題，接著對43個發展中國家20年的數據進行了測度并發現傳統的生產性支出在總支出中的比例與經濟增長負相關,而非生產性支出卻與經濟增長正相關，這是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性支出已超過限度從而造成財政資金的錯誤配置問題。這一研究補充了由于國家發展程度細分形成了支出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變化。同時雜志網，Gupta(2005)繼續對39個低收入國家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后發現,將財政支出主要用于人員工資的國家具有較低的經濟增長率,而將財政支出主要用于資本品和非工資的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較高。
2、國內探討方興未艾
而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隨著公共財政制度的確立這方面的研究才逐步興起，而且隨著各時期相關政策制度的變化，其實證分析的結論也是“與時俱進”的，但針對政府支出規模的基本共識是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負向阻礙作用（趙志耘，1991；郭慶旺，1994、2003；孫長清，2004[⑦]；付文林，2006；王春元，2009[⑧]），而對于支出結構的深入研究基本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肯定生產性支出的促進作用（趙志耘，1991；郭慶旺，1994，2003）；第二類則持相反觀點（龔六堂，2001[⑨]）。趙志耘、郭慶旺基于凱恩斯的收入決定理論構建了我國公共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模型并針對人力資本、物質資本和科研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別進行了經驗分析，他們發現：政府公共支出總規模與經濟增長負相關，而政府公共支出中的生產性支出與經濟增長正相關，生產性支出中人力資本的投資支出比物質資本的投資支出更能提高經濟增長率，科學研究的投資支出所帶來的經濟增長遠遠高于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投資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龔六堂對中國實證分析表明,政府的生產性支出的增長對經濟增長沒有統計學上的影響,經常性支出可以促進經濟增長,而政府生產性支出與經常性支出的波動對經濟增長是負影響。更為有趣的是，孫長清在一個簡單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模型基礎上討論財政支出結構優化問題，他對1978年-2000年經濟增長與財政支出結構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性分析，得生產性財政消費與非生產性財政消費均能促進經濟增長，只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缺乏彈性。王春元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分析框架并以改進的經濟模型，通過對我國1978-2006年相關數據的實證檢驗，最終結論是生產性支出和非生產性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都是負相關關系。
針對具體財政支出項目對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還有許多（馬拴友，2001[⑩]；尹宗成，2006；付文林，2006；王春元雜志網，2009）。馬拴友在內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包含私人投資、公共投資、國防支出、經常性支出、國債、勞動增長率與教育或人力資本在內的模型，可惜公共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是其他們的重點。尹宗成用向量自回歸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了我國不同種類的財政支出對GDP的影響，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影響程度最大的是社會文教費支出，其次是經濟建設費支出。付文林得出政府經濟建設性支出比重增加會提高GDP增長率,而文教費和維持性支出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有著負的雙向因果關系。王春元教育支出對經濟增長具有正效應；經濟建設性支出對經濟增長具有負效應；國防和行政管理支出對經濟增長均具有較大的負效應；醫療衛生支出對經濟增長具有一定的消極作。
（二）地區、國家以及政府的差異性對財政支出結構的影響分析
個體性差異在分析任何問題的時候都是不能被忽略的。基于我國區域間差異的公共支出結構與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在近期涌現很多（張鋼，2006[?]；朱玉春，2008[?]；張明喜，2007[?]）。他們主要從地域角度分別對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地方財政支出結構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張鋼通過1978年-2003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回歸分析發現：東部地區基本建設支出、企業挖潛改造支出和行政管理費支出與經濟增長負相關；而在中西部地區則正相關。文教科學衛生支出與支持農業生產和事業性支出在東部地區與經濟增長正相關；在中西部地區則呈負相關。朱玉春利用1997—2004年的各省的數據，通過引入交互項，進一步分析了上述影響在地區之間（東、中、西部）的差異及原因，研究結果表明，財政支出及其結構對地區發展的影響在量和質上都存在地區差異。張明喜從中國區域經濟增長是否存在長期的絕對收斂和條件收斂趨勢角度，考察地方財政支出變量發現：地方財政支出在全國范圍內未能很好縮小經濟差距，但是在東部地區發揮了良好作用，而中部地區的地方財政支出反而擴大了該地區的經濟差距，西部地區的作用不顯著。具體支出結構而言，經濟建設支出、科教文衛支出、社會保障支出和行政管理費用的變量對區域差距都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從不同程度上解釋了區域經濟增長的差異性。
從國家級和省級以下政府財政差異性的因素分解入手分析主要有，YUQing（2005）[?]和Kai-yuen Tsui（2005）[?]。Kai-yuen Tsui首先尋找1994年到2000年影響我國國家層面財政差異的潛在因素，然后按照Shorrocks（1982）的分解方法測度每個因素的貢獻率并提出相應政策建議。YUQing沿用Kai-yuen Tsui在財政差異領域的分解方法，分析了我國省級以下地方政府的各因素（經濟、制度因素）對財政差異程度的貢獻率發現，人均GDP和城鄉二元結構是造成地方財政差異的主要因素。
為了消除各種差異因素自然引出了對地區社會公平和財政資金價值取向視角的分析，其中，劉成奎(2008)[?]對財政支出與城鄉二元經濟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當前我國絕大部分財政支出項目偏重于城鎮,使得城鎮累積了大量的資本(技術和人才)；而農村資本累積明顯低于城鎮。劉曉鳳（2009）[?]利用灰色關聯理論,對我國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重點與社會公平相關聯,得出當前首先是要搞好與社會公平關聯度最高的住房保障,其次是衛生和教育,最后是社會保障和就業。
（三）憑借非參數估計手段衡量財政支出資金的相對效率
近年來數據包絡分析(簡稱DEA)以及FCH等非參數估計方法逐漸成為衡量支出績效的主要計量方法，已被廣泛應用于生產、教育、社會保障和金融諸領域。目前這種方法在應用于財政支出的效率評價式，有著從國家層面逐步深入到地方、區域效率的討論，進而討論專項支出效率，例如社保、農業、教育、科技等方面的財政支出效率的趨勢（Ant′onio Afonso 2008[?]，Maria Teresa Balaguer-Coll 2006雜志網，陳詩一 2008[?]，汪博興 2008，余可 2009[?]）。Ant′onio Afonso利用這一方法估測和解釋了葡萄牙地方政府的相對績效，他們發現不增加市政支出也能提高轄區的相對績效，并且還討論了社會等非經濟因素對輸入指標的影響。MariaTeresa Balaguer-Coll利用DEA和FDH方法等非參數估計估測了西班牙地方政府的相對效率，他們強調強大的市政管理是相對更有效的。叢樹海（2005）從績效評價的內涵出發，根據公共支出績效評價自身的特殊性，構建了一套全面有效度量一般公共支出績效的指標體系，遺憾地是他們沒有進行數理驗證分析。汪柱旺（2007）構建了三個投入指標和五個產出指標從規模與結構角度較為全面地表征財政支出的績效。馬進（2008）從財政支出結構中各個部分的支出額此長彼消的情況入手，分析了我國近年來財政支出政策的相對效率。陳詩一利用DEA非參數技術和受限Tobit模型核算了財政分權改革后中國省級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的相對效率，研究表明中國大部分省級政府的支出都不是很有效率的，但比較而言，東中部地區的政府支出效率相對較高且相差不大，西部地區與之相比則低很多。汪博興運用DEA方法分析了我國各區域之間公共支出相對于GDP的效率的縱向和橫向差異，發現東部地區資源配置方面日趨合理,而中西部地區還存在效率低下、資源配置不合理的結論。余可采用非參數檢驗和數據結構突變檢驗的方法，對我國地方財政支出結構變量在分稅制改革前后十年的平均數據進行對比分析，得出結論認為分稅制改革后地方財政基本建設支出結構與改革之前沒有顯著的差異，而支農支出和科教文衛支出的結構分布則具有明顯的差。
（四）國家間財政支出結構實踐的國際比較分析研究
比較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理解和解釋不同社會文化經驗是怎樣經歷和遵從財政支出結構的變化的，其研究結果，讓我們能夠通過當前的財政支出結構實踐與取潛在趨勢之間更為廣泛的知識對比來規劃未來，并指導我國的財政支出實踐。這里主要分國內財政支出制度和結構的比較（何振一，2000）[21]和國際化比較（王軍[22]，2002；李冰，2005），而國際化的比較又分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類對比，他們的研究成果都對我國財政支出結構的改革完善提供了有力支持和策略選擇。不管如何分類比較，比較分析的對等性和適應性問題是不容忽視的，因此雜志網，以國際組織為單位進行比較以體現他們相似性可能會有新的突破。
三、解決我國財政支出結構優化問題的發展方向
第一，支出類型有待進一步劃分明確。在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眾多文獻中，支出類型劃分的多樣性是導致實證結果大相徑庭的主要因素。特別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由于內部各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很難區分清楚哪些是生產性財政？哪些是非生產性財政？更不要不說哪個更有效的問題了（莊子銀，2005）。另外，2007年我國財政支出分類為與國際財政支出科目接軌，按政府功能分類統計口徑做了巨大調整，2007年之后的財政支出結構數據與以前數據不可比，而這一層面的問題研究是亟待解決的。
第二，更加強調區域內部的支出結構差異。通過對以上文獻的綜述研究，我們發現我國財政支出結構的地區差異比較嚴重，這主要是由地區區位差異、經濟發展不平衡、財政收入不均和不同政策導向等綜合因素造成的，這里我們要強調財政學是一門交叉性綜合社會學科：（1）對地區財政支出結構的差異分析僅從經濟學視角考察是不全面的。目前理論模型和實證分析大多還停留在這一層面的研究，而針對造成支出差異的隱性因素（政策、法律、法規等等）貢獻率的測算還是空白；（2）對于地區內部的差異分解與地區間差異比較分析同樣重要。從優化區域財政支出結構角度來看，轄區內財政支出結構差異貢獻率的分解更有意義，而目前研究大多仍然比較地區間或省際間的支出差異，因此選擇合適的分解技術全面有效地刻畫我國地方財政支出的差異才是關鍵環節。
第三，正確把握支出績效方法和技術處理等問題。對上面的有關各種現代估計方法在財政支出效率應用的文獻綜述，我們可以發現幾個問題：（1）指標體系的選取才是關鍵技術問題。DEA方法的主要步驟就是選取輸入和輸出的決策單元，即評價指標的選擇。眾多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經濟指標（例如GDP等）來衡量財政支出效率，這就忽略了財政支出的公共性、社會性以及政策性，因此這些實證的結果略顯片面，并且由于指標選擇差異還造成了結論的不盡相同。（2）支出結構綜合績效分析不足。以上分析多是進行總量的分析，即使涉及到了主要支出項目的分類討論，但支出的結構績效突顯不足，這種情況同樣體現于省際和地區層面的支出績效考察。（3）支出統計口徑改變后的支出績效分析亟需跟進。眾所周知，2007年為與國際財政支出接軌雜志網，我國的財政支出按政府功能分類統計口徑發生巨大變化，2007年之后基于新口徑數據的綜合績效評價分析不足，因此對此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同時也是具有國際可比性的。
最終，要完整反映我國財政支出結構問題就必須從多角度、分時段以相應理論為背景進行全面考察、研究，因此對財政支出結構的剖析研究僅從經濟學視角考察自然是不全面的，其政治性、社會性和公共性不容忽視，這就要一方面，利用當今西方的一些財政理論和經濟理論，來指導我們財政支出結構的改革和優化；而另一方面，我們要真正重新挖掘我們國家一些優秀傳統，不僅僅吸取國際比較后的一些先進思想，還要把我們自己原有因素、一些好的理念加進來，形成我國財政支出結構的福利分析框架，真正實現“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財稅制度”的順利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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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增值稅分享制度；財政公平；區域稅收協調
中圖分類號：F812.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8)04-0151-05
1.引言
增值稅制度的改革是1994年全面稅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通過這次改革，克服了以往全值型流轉稅的缺陷，代之以增值額為征稅對象的增值稅，較好地貫徹了稅收中性原則，客觀上促進了專業化分工協作的發展，體現了市場經濟導向。但是，與分稅制改革著重理順中央地方財政關系、著眼于提高中央"兩個比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財政收入占總財政收入的比重）目標相一致，增值稅分享體制沿襲了承認地方（尤其是發達地區）既得利益，重點考慮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的分享路徑①，卻忽視了地方政府間②的稅收利益分配關系問題，現行分成與返還的分享體制客觀上起著擴大區域經濟差距的作用，此外，隨著經濟發展中新特點、新形式的出現和現行區域稅收協調機制的空白，不同區域間的增值稅稅收利益沖突明顯化頻繁化。
當前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企業的集團化管理趨勢和總部經濟的興起。隨著經濟全球化、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企業的組織結構形式發生了質的變化，大量企業從戰略角度出發，選擇了企業總部和生產制造在空間地理上的分離。總部企業往往掌握公司的管理控制權，是公司的戰略決策、資源配置、資本經營、業績管理和公共關系中心。公司總部在特定區域上的聚集形成了我們通常所說的總部經濟。通過集團化管理，企業實現了規模經濟、資源獲得最優配置、企業整體利潤最大化和成本包括稅收成本最小化。為了避免政府征稅行為干擾企業的生產經營決策，各國稅法往往本著稅收中性的原則，對跨區經營企業提供稅收征收管理上的便利，很多國家實行總機構匯總與合并納稅的稅收管理制度，而這必然蘊涵著不同地區財政稅收利益關系的協調問題。在匯總（合并）納稅制度下，分支機構應繳納的企業所得稅和流轉稅有可能被轉移到公司總部所在地政府，造成稅收收入上繳與公共產品成本分擔在地區間的不對稱分布。
2.現行稅制下企業跨區域經營與總部經濟中的增值稅區域分配格局
當前由總部經濟和匯總納稅所引起的稅收區域分配沖突主要表現在企業所得稅領域。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實施以來，不同區域間的所得稅稅收收入分配沖突更加頻繁和普遍化，迫切需要解決③。可以想象，企業所得稅區域沖突只是稅收區域分配沖突普遍化的一個開始，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和企業跨地區經營趨勢的加深，增值稅等流轉稅沖突問題也會逐漸引起各區域政府的重視。由于在總部經濟的角逐中，東部地區的大中城市往往居于優勢地位，按照匯總與合并納稅的管理制度趨勢，如果不采取有效的稅收協調措施，未來的增值稅稅收收入分配格局將很不利于中西部欠發達地區。
跨地區經營所引起的增值稅稅收收入的不恰當轉移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從長遠趨勢看，總分公司匯總納稅、母子公司、集團公司合并納稅正日益成為共同的稅收管理規則，如果不能合理解決區域間稅收分割問題，就意味著獲得了當地公共產品的分支機構本應向當地政府繳納的稅收被轉移到總機構所在地政府；另一方面，即使不存在匯總（合并）納稅，總公司也能通過轉移定價的方式，使分支機構的銷售行為很少發生增值額，使增值額歸集到總機構所在地，這事實上也是稅收收入的不恰當轉移。關于納稅地點，我國增值稅稅法規定："固定業戶應向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納稅人總分支機構不在同一縣（市）的，應分別向其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納稅；經國家稅務總局或其授權的稅務機關批準，分支機構的應納稅款可以由總機構匯總在總機構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納稅。"目前我國稅法中具體涉及到的增值稅稅收收入地區間劃分的規定主要體現在三方面④:一是跨地區經營的直營連鎖企業，二是有關跨省區的發電、供電企業的規定，三是有關油氣田企業的規定。對于跨地區經營的直營連鎖企業，如果符合一定條件，可以由總店向所在稅務機關統一申報繳納增值稅，由財政部門來調整總機構和分支機構所在地的財政利益，即總機構所在地政府單獨行使征稅權；對跨地區經營的電力產品企業，實行分支機構預繳和總機構統一清算的方法；對跨地區經營的油氣田企業，采用總機構集中計算應納稅額按一定比例分配給分支機構并由分支機構向所在地稅務機關申報納稅的方法。不同的方法和規則對欠發達地區的稅收利益影響也會有所不同，總體而言，在增值稅稅收區域分配當中欠發達地區處于被動地位，隨著企業跨區域經營日益普遍、規模日益巨大以及匯總（合并）納稅的稅務管理制度的推廣，如何合理維護自身的財政稅收利益成為欠發達地區在發展經濟過程中所必須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3.跨省、市總分機構企業所得稅分配辦法的適用性及其局限
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一些學者認為跨省市總分機構企業所得稅分配辦法若能有效解決地方政府間的企業所得稅分配糾紛，這將對于增值稅等流轉稅的地區稅收分配問題的解決具有重要參照意義。當前，通過稅款分配的辦法對跨省區的總分機構所得稅實施管理，是一項新生事物，可能面臨很多新的情況，存在不確定因素。如果現行方案能比較有效地解決跨區經營企業的稅收收入地區歸屬問題，那么這對未來可能普遍出現的由企業跨地區經營匯總納稅所引起的增值稅、營業稅等流轉稅的地區稅收收入分配問題的解決產生示范作用，事實上現行稅法中所涉及到的增值稅地區分配條款，在一定程度上參考了新的辦法出臺之前的企業所得稅分配的一些做法。由于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都是中央地方共享稅，而稅收區域沖突產生的原因又在于企業跨地區經營的普遍性、總分機構匯總（合并）納稅的趨勢性與當前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和稅法對地方政府間稅收分配缺乏規范化處理，因而，二者確實有相似點，采用類似于企業所得稅的處理辦法來處理流轉稅的跨地區分配問題可能具有一定的操作意義⑤。
從兩個“辦法”的具體規定來看，跨省區的總分機構所得稅稅收分配管理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稅收分配辦法體現了中央財政主導下的地方政府間稅收分配處理特征。我國歷史上長期屬于中央集權制國家，地方政府主要和中央政府打交道，多個地方政府之間的糾紛主要通過中央政府的協調來解決，這形成了我國主要由中央政府來負責協調地方政府間關系的傳統。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主要關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稅收關系，對地方政府間財政稅收分配關系缺乏重視。由于政治體制、歷史和文化傳統等原因，我國目前并不具備像美國這樣的管理權限分散的聯邦制國家建立州間稅收協調組織的方式來處理州際間稅收分配問題的條件，因此，地區間稅收糾紛問題也應主要通過中央政府主導下建立科學合理的地區間稅收分配方案來處理。
第二，稅收分配的相關參與方政府的征稅和管理權利得以考慮，分配公式具有一定合理性和規范性。"辦法"規定，企業總機構統一計算包括企業所屬各個不具有法人資格的營業機構、場所在內的全部應納稅所得額、應納稅額，實行就地預繳方式，總機構所在地、分支機構所在地的稅務機關均行使征稅權。對于分支機構所在地政府的稅收分配，按照為三因素（分支機構的經營收入、職工工資和資產總額）分別賦予權重（依次為0.35、0.35和0.30）的方式來分攤各分支機構所在地應預繳的所得稅稅款，。
第三，中央政府的稅收收入利益得以保障，稅收分配辦法向總機構所在地政府的稅收利益傾斜，繼續維護了既得利益，相對而言，分支機構地政府在稅收收入分配格局中總體上仍然比較被動，處于劣勢。根據"辦法"，對于總預繳的應納所得稅稅款的地方分享部分，總機構所在地政府享有25％的稅收收入；總應納稅額地方分享部分的50％按照為三因素分別賦予權重的方式在各分支機構所在地政府之間分攤，總機構所在地設有分支機構的相應參與分配；總應納稅額中地方分享部分的剩余25％，由財政部按照2004年至2006年各省市三年實際分享企業所得稅占地方分享總額的比例定期向各省市分配。
參照類似企業所得稅的處理方式，對增值稅由于企業跨地區經營匯總納稅所可能產生的地區稅收利益糾紛，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例如，如果增值稅采用總機構匯總納稅方式，可以由總機構統一計算應納增值稅額，再按照關鍵因素，科學確定權重，分配給各分支機構，由分支機構就地申報繳納的方法來分配稅款。假定生產地課稅原則合理，那么按各分支機構對稅收的貢獻來劃分區域間的增值稅是可行的合適的。但這種辦法不能根本解決增值稅的跨地區稅收轉移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增值稅與企業所得稅稅種本身的特點，決定了二者的稅收地區轉移問題具有不同的性質。企業往往獲得了所在地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通過這種方式分支機構所在地政府為企業的生產經營提供了便利，因此，應該以企業所得稅的形式繳納給當地政府用以彌補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成本，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匯總或者合并納稅并不能消除總機構、分支機構對當地政府所負有的所得稅納稅義務。
但增值稅是間接稅，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具有易轉嫁的特征。納稅人和負稅人是相分離的，納稅地和負稅地相脫離，稅負最終主要由消費者來承擔。如果A地的居民以購買B地產品的方式承擔了B地大部分稅負，又沒有其他機制糾正，則A地的公共產品成本補償存在缺口，B地的部分公共產品供給卻由A地居民負擔，其結果必將導致A地公共產品提供不足和A地居民的福利損失問題，兩地公共產品提供水平的差異作用于資本、土地、勞動力等經濟要素，將導致兩地經濟差距的拉大、公共產品提供差距的拉大和居民福利差距的拉大。按照我國增值稅暫行條例，我國對產品的生產和流通的每個環節的增值額都要征稅，但零售環節只是產品生產流通諸多環節中的一個，零售環節稅負在總稅負中所占比重很小，因此增值稅是一種生產地課稅的稅種。由于最終消費品的消費者大部分集中于人口占絕大多數的中西部地區，而加工制造業和商貿企業主要分布于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因此，中西部地區作為消費者的居民在購買產品時，除了零售環節部分繳納的稅收成為當地政府的稅收收入組成部分，承擔的其他環節稅收負擔均流入東部發達省份政府手中。真正的負稅人沒有享受到相應的公共產品利益，這就形成集中納稅和分散負擔的非對稱性⑥，增值稅制度成為財富流動的逆向調節機制。楊純華等（2007）發現，2003年，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增值稅稅收收入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73.5%、14.6%、11.9%，而最終消費總額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53.6%、27.1%、19.3%。我們可以看到，東部地區所占的最終消費額為53.6%，卻獲取了73.5%的增值稅收入。
此外，市場價格體制不完善使增值稅的稅收分配格局更不利于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是我國原煤、原油、天然氣等礦產、能源資源主要來源地，在計劃經濟時期，為了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國家對自然資源實行集中的計劃配置的價格體系，中西部地區以極其低廉的價格為全國提供礦產、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為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和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進入市場經濟以來，絕大部分產品的價格由市場來決定，但某些初級資源產品例如原煤、原油、天然氣等還未能實現完全的市場定價，它們的定價仍然過低，在加工以后的形成產成品環節和最終銷售價格卻由市場來決定。東部地區往往是資源的主要使用地和產成品的生產地。從初級產品環節到市場環節，其價格變化可能高出幾倍甚至十幾倍⑦。在此過程中，應在中西部地區實現的收入、利潤以及附帶的增值稅收入轉移到以東部地區為主的資源使用地手中，中西部地區的資源優勢未能完全轉化為經濟優勢和稅收優勢。具體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稅收收入由資源提供地轉移到資源使用地，這部分稅收資源本應用于當地的公共產品的提供；第二，通過稅收返還機制，資源使用地和資源提供地的政府的稅收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拉大；第三，資源開發給當地帶來的環境成本難以用稅收資源加以補償。
顯然，增值稅的跨區域稅收的不恰當轉移問題與匯總納稅企業所得稅的稅收收入地區分配問題有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差異。因此，我國的增值稅區域分配制度必須考慮稅負轉嫁等問題，而不能簡單地在承認產地原則合理的情況下，按照貢獻大小對相關總分支機構所在地稅收進行分配，增值稅的處理方法也不能參照維護既得利益和發達地區大中城市利益的基本原則來進行。增值稅區域分配問題的合理解決，有利于提高欠發達地區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緩解地區間財政收入水平的不平衡，消除地方政府基于最大化增值稅份額目的保護主義行為，促進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
4.政策構想
4.1 實行消費地課稅辦法
理想的方法是按消費地課稅原則對增值額征稅，但現實生活中很難做到完全的消費地課稅，"最終消費地"往往演變成"最終消費的購買地"。實際的制度設計中，往往需要結合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的規模、國家體制和經濟體制、歷史傳統、現實文化等因素⑧，實現制度的重新安排。
4.2 增值稅由共享稅變為中央稅
理論上講，增值稅作為一種多環節課征、無法確定其歸宿的稅種，應劃歸中央稅來管理。將增值稅劃為中央稅，并與其他中央稅收入一起，進入到整個的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力分配系統，可以跨過增值稅的地區初始收入分配環節，區域間增值稅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前提不復存在，直接進入財政分配。財政分配階段不再單獨考慮增值稅的地區間分配，而是將增值稅收入納入整個財力分配機制，由中央財政統一分配來協調區域間的經濟發展。假定其他稅種分享制度不變，意味著財權向中央的進一步集中，此時財力分配機制的設計非常重要，如果設計得不規范不合理，將助長“跑步（部）前（錢）進”勢頭，這不僅無助于解決增值稅的橫向分配問題，反而導致財政分配格局的無序，加劇地方財力的不均衡，產生很大的效率損失。一個次優選擇是，將增值稅納入中央稅管理，但仍需要就增值稅收入的一定比例對各地區進行分配，即建立基于增值稅收入本身的地區間分配制度。此分配制度的設計應著眼于解決區域間增值稅稅負轉移等問題，改變目前的稅收返還制度所具有的進一步擴大地區財政差距的內在特征。增值稅的地區間收入分配制度應將各地最終消費額、自然資源、外部性等因素考慮在內，遵循財政公平原則，使負稅人所付出的稅收與所獲得的公共產品的利益相當。增值稅分配中完全不考慮產地政府的稅收利益，也會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如增加改革的難度和不利于調動地方政府培植稅源的積極性，因此在具體的稅收分配制度設計中可能還要保留承認既得利益和增量調整的辦法，那么，建立于增值稅基礎上的稅收分配制度成功與否關鍵在于財政公平原則與既得利益維護之間的平衡，但毫無疑問，由于當前區域經濟不平衡已經日益制約著我國經濟的整體發展，我們應當將財政公平原則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來考慮。
4.3 增值稅繼續作為中央地方共享稅來管理，但須改變分享機制
將增值稅作為中央稅來管理，在增值稅地方政府間稅收分配制度中考慮不同因素、并對不同因素賦予不同權重的標準化的分配體系是一種可行的方法，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財力分配機制，這種機制將對各地方政府的橫向稅收分配置于財政分配流程當中。另外一種可供選擇的模式是仍然保留增值稅作為中央地方共享稅的管理方式，取消現行的稅收返還制度，并且對地方分享部分分成兩部分兩階段式進行分配。第一階段不考慮納稅人和負稅人的異地分布可能性，仍按產地原則分配增值稅，這個階段的分配并不影響地方政府（主要是發達地區政府）的培植稅源的積極性，對跨省區經營的需要匯總納稅的企業增值稅可以借鑒企業所得稅利用關鍵因素確定分配比例的做法在區域間合理分配；但在第二階段應采用橫向的稅收調節方法，這個階段充分考慮稅負轉嫁問題，主要依據各地最終消費額或者居民人口以及資源外部性等因素來對這部分稅收在各地方政府之間進行分配，并且地方分享部分的較大比重應用于第二階段的分配。這種分配模式思路源于德國所采取的以增值稅為基礎的財政平衡制度。德國將增值稅列為聯邦與州共享稅，它不是簡單地按比例在各州之間平均分配，而是作為德國稅收收入分配體系中唯一能調整聯邦與州之間以及州與地方之間收入關系的稅種。如1995~1997年三個財政年度，聯邦與州的增值稅分享比例為聯邦得50.5%，其余49.5%又分為兩個部分在各州之間進行分配，其中的75％按州的居民人口進行再分配，即用這部分增值稅除以各州居民總人數，得出全國統一的人均增值稅收入的份額，然后用某州的居民人數乘以人均增值稅分配份額，即得出某州按居民人數分配得到的增值稅份額。其基本依據是與消費支出有關的稅收最終是由消費者支付的，人口多，總消費就多，實際繳納的增值稅就多，按照最終消費地原則，這部分增值稅應該按人口分配。另外的25％進行一種平衡性非對稱分配，作為富裕州對貧困州的橫向轉移支付，只有貧困州才有資格參加分配，分配目標是使這些貧困州的財政能力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的92％⑨。因此，德國的增值稅分配制度擔負了雙重功能，既突出了消費地原則的分配理念，同時又為增值稅賦予了"劫富濟貧"的功能，不僅可以達到使區域間稅收貢獻與稅收實際所得基本對稱的目的，而且財政利益在后期分配中進一步對貧困地區傾斜，致力于地區間財政能力差異的縮小。完全以消費地原則為基礎的增值稅橫向分享辦法也可以較好地緩解由于納稅人和負稅人分離所造成的財富逆向轉移問題，但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背景等方面與德國仍存在很多差異。在增值稅的初始收入分配環節，我們尚不能實現各地稅收收入與當地稅收負擔的基本對稱，更遑論利用增值稅“劫富濟貧”縮小地區間財政差距的目標，當前的稅收分配格局的現實矛盾決定了我們應首先致力于解決地方政府間增值稅稅收分配的公平性問題。此外，正如前文所述，既得利益的存在會對實行分享制度的變革構成障礙，而且，我國客觀上存在著調動地方政府包括欠發達地區政府的稅源培植積極性的需要。從減少改革阻力的角度來考慮，我們在貫徹財政公平原則的同時，又不得不考慮既得利益問題和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問題。因此，采用對地方分享部分實行兩部分兩階段式處理是次優選擇。需要強調的一點是，無論是將增值稅分配蘊于財政分配流程的中央稅做法，還是對地方分享部分的兩步驟分配法，在這個分配過程中所體現的公平原則，是在矯正了稅負的不公正轉移基礎上的公平，仍以各地對稅收的貢獻大小為依據。我們上面所談到的兩種分配模式并不旨在徹底解決政府之間提供公共服務的差距，而是為了較好地解決區域之間所獲得的稅收收入與所承擔的稅負不相符問題，以解決區域間公共服務差距為目的的財政分配功能應在中央稅部分中予以體現。
將增值稅作為中央稅來管理，并對其中一定比例的收入進行地區間的分配；以及仍以增值稅作為共享稅來管理，并對地方分享部分實行兩部分兩階段式分配方法各有利弊。在第一種模式下，企業跨地區經營匯總納稅所可能導致的欠發達增值稅稅收分配弱勢地位問題無需考慮，但需要解決如何合理設計地區間增值稅稅收分配制度以充分糾正稅收與稅負的地區不均衡分布問題，為了順利推進改革，既得利益恐怕還要適當保留。在第二種模式下，需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企業跨地區經營匯總納稅引起的增值稅地區分配矛盾；第二，橫向稅收調節的制度設計。這種模式實質上是當前稅收分享制度的邊際調整。兩種模式都必須考慮如何在使改革順利推進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貫徹財政公平原則。
注 釋：
①現行增值稅收入的分享機制實質為分成與返還相結合的機制，中央與地方共享增值稅收入，中央獲得75％的增值稅收入，各省獲得25％的增值稅收入；為調動地方政府增加財政收入的積極性，對增量稅收收入實行返還制度，以1993 年地方上解收入為基數, 以后每年按地方增值稅和消費稅總額每增加1%, 稅收返還就增加0.3%。
② 地方政府是一個容易引人困惑的字眼，就本文中，除非特別指出，均指省級人民政府，而區域除非特別指明，均指省級人民政府管轄區域。
③新的企業所得稅法第七章第五十一條明確規定，居民企業在中國境內設立不具有法人資格的營業機構的，應當匯總計算并繳納企業所得稅。事實上，在國務院決定于2002年對企業所得稅實行中央與地方共享后，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人民銀行關于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后有關預算管理問題的通知》（財預明電〔2001〕3號）中已涉及到跨省市經營企業所得稅的管理規定，后財政部制定了跨地區經營集中繳庫企業所得地稅地區間分配暫行辦法(財預［2002］5號)，2003年經修改后出臺《財政部 中國人民銀行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跨地區經營集中繳庫企業所得稅地區間分配辦法〉的通知》（財預［2003］452號），表明國家在跨地區經營企業匯總（合并）納稅帶來的地方政府間稅收問題上的不斷嘗試。
④見：稅收與稅源問題研究課題組編．區域稅收轉移調查［M］．中國稅務出版社，2007：68－69。
⑤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印發的通知》（財預［2008］10號）和《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的通知》(國稅發〔2008〕28號）（以下簡稱兩個“辦法”），對跨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設立不具法人資格營業機構的企業實行所得稅“統一計算、分級管理、就地預繳、匯總清算、財政調庫”的辦法，形成了調整區域間企業所得稅分配的初步框架，但對母子公司組織形式是否允許實行匯總納稅目前仍未有規定。
⑥楊斌．返還間接稅:形成城鄉統一的公共財政體制的必要步驟［J］．稅務研究，2005，（6）：7－10。
⑦靳萬軍．關于區域稅收與稅源背離問題的初步思考［J］．稅務研究，2007（1）：30。
⑧楊斌．中國稅改論辯［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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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職院校經濟學專業課程設置存在的問題
高職院校經濟學課程體系的構架、主干課程的設置要服從于培養目標，要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由于經濟社會是不斷變化和發展的，因此，課程體系的設置與優化在堅持其中最主干課程(核心課程)不變外，其他課程應該是動態變化的。
在現行主干課程設置中，一是理論課程多，應用課程不足；二是實踐性教學環節少，特別是學生實習課少，造成理論與實踐相脫節的現象。此外，有些高職院校經濟學教師在課堂講授中不能聯系中國特色和經濟現狀，僅在紙上談兵，甚至有的滿堂灌，討論少。高職院校經濟學專業主干課程缺乏實驗課和實踐課程的安排，實驗課和實踐課程的安排不僅課程門數少，而且課時分配少。三是主干課程設置中數理基礎課不足。高職院校經濟學是一個邏輯演繹的學科，其理論基礎來自于歷史、哲學和數學，現代高職院校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數理分析在高職院校經濟學中的應用。數理分析是研究經濟理論與運行規律的重要工具，它是定量分析的基礎。而我國高校高職院校經濟學專業的主干課程數理高職院校經濟學課程的比重小，培養的學生所學到的高職院校經濟學專業知識大多是定性描述，接觸到的學術論文也大多是定性分析，提出的經濟改革方案也只是比較宏觀的政策建議，而不是從現實經濟運行中去調查研究，從尋求經濟變量之間數量關系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經濟改革方案。四是主干課程設置中缺乏方法論課程。高職院校經濟學專業作為培養經濟理論研究人才的專業，要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創新素質、創新能力的經濟研究人才，因而必須培養學生規范、科學的研究方法。但是現行的高職院校經濟學專業主干課程以理論基礎課程為主，缺少方法論課程。
2．高職院校經濟學專業主干課程設置改革的思路和原則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高職院校經濟學教育的內容應該包括三部分：通識教育、專業教育、綜合教育。我們認為高職院校經濟學專業課程應包括核心課程、主干課程、主干輔助課程、特色課程等。這里僅談高職院校經濟學專業的主干課程設置。
2.1高職院校經濟學專業主干課程設置改革的基本思路
我們認為高職院校經濟學專業要培養具有創新能力與實踐能力、具有國際視野與了解中國國情的高層次的理論研究人才。在此目標下各學校可以設定不同的培養方向，反映不同的特色，如西北大學高職院校經濟學專業基地班、普通班及數理高職院校經濟學實驗班，就各具特色。基地班以培養理論高職院校經濟學研究基礎人才為主要目標；普通班以培養具有高層次理論的應用性人才為主要目標；數理高職院校經濟學試驗班則主要是在數學與高職院校經濟學的交叉中來培養特色研究人才。
2.2高職院校經濟學專業主千課程設置改革的原則
一是本土化和國際化相結合。高職院校經濟學教育的國際化就是要在研究方法和科學規范方面，同國際接軌，培養學生掌握國際規范的研究方法，正確認識西方高職院校經濟學的借鑒作用。在西方高職院校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注意結合中國的國情，在解答我國經濟實踐面臨的各種問題時，注意吸收西方高職院校經濟學中反映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理論與分析方法。高職院校經濟學教育的本土化就是要考慮中國的特殊情況，將發展的政治高職院校經濟學聯系中國實際，生動形象地教授給高職院校經濟學專業的學生，既要承認外國高職院校經濟學在其推理分析等方面有值得參考借鑒之處，又不盲目推崇、生搬硬套。要學生歷史地、客觀地看待中謠方經濟的差異。本土化與國際化的結合就是注重“中國問題的國際化”，采用國際規范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和解釋中國的本土化問題。二是理論教育與方法論教育相結合。在高職院校經濟學專業主干課程設置時，既要加強基礎理論教育，使學生掌握厚實的高職院校經濟學理論基礎，同時要使學生掌握高職院校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三是與高職院校經濟學人才培養目標相結合的原則。人才培養目標是構建課程體系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不同的培養目標其課程體系的構架是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