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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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2]韓煉.面向全球化的中國新聞教育改革[J].現代傳播,2004(2).
關鍵詞:新聞傳播學;研究場域;科學系譜
中圖分類號:G2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8122(2010)11-0168-01
一、新聞傳播學處于何種研究場域
一直以來,新聞傳播學的學科定位問題是學界經久不衰的討論熱點。從時空發展來看,傳播學是一門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又是一門顯學,難以與主流學科平等對話;從學科發展程度看,新聞傳播學學科成熟度低,鮮有形成產生重大影響的核心理論,對人文科學的貢獻率低,被引用量低。尚未形成具有共識的研究方法,沒有屬于自有領域的研究方法。
筆者以為既然將傳播學定位為一門社會科學,那么其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當然也不能以社會科學的話語霸權排斥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判斷一個學科發展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標應包括:該學科研究方法的成熟度如何,該研究方法是否具備了科學意義上的可證偽性(falsifiabi- lity)?這些可證偽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重復性驗證?這些研究路徑(方法)是否受到了主流學科的普遍認可?這門學科是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核心理論(體系),并且這些理論能夠為其他學科所廣泛接受并加以應用?該學科的學術評價機制是否相對完善?顯然,現階段的新聞傳播學科尚未具備成熟學科的條件,甚至仍處于學科起步階段。因此,與其他主流學科的對話更無從談起。
新聞傳播學必須立志于創立適合于本學科的研究方法和路徑,但方法的創新不應機械地套搬社會學、心理學等實證科學的成熟范式,要避免陷入新技術主義陷阱。技術至上卻又缺乏應有的人文思想的支撐,容易導致社會科學的偽科學化,筆者以為應當發揮新聞傳播學的“想象力”,即對準當下鮮活、生動的富于時代意蘊的現實問題,對接中國與世界的傳播話語,少以“言必稱希臘”的所謂量化方法研究一些“邊角料”問題,這不僅是對學術資源的浪費,其癥結更是關乎新聞傳播學科能否找到本學科足夠的合法性依據及發展壯大問題。
二、學科系譜與本土化路徑愿景
作為一門顯學或熱學,這樣的學術背景、學術地位與其獲得的資源現狀是不相符合的。筆者認為,要改變新聞傳播學科的發展瓶頸應要著重解決以下問題:
2011年，根據教育部、團中央社會實踐等相關文件要求，經共青團陜西省委員會 和陜西師范大學黨委統一部署，新聞與傳播學院以建黨九十周年為契機，按照陜西師范大學社會實踐各項要求，積極申報立項，自組團隊奔赴全國各地開展了專業實習、義務支教、社會調查、愛心環保、參觀走訪等實踐活動。2014年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一如既往地開展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學院師生結合學科專業特色，赴陜西寶雞眉縣開展了以“絲綢之路經濟帶文化建設與傳播戰略調研”為主題，以“社會調研、資料查閱、交流座談、項目考察、采訪報道”為方式的特色實踐活動。由新聞與傳播學院團委書記朱尉老師帶隊指導，學生干部姜開元、艾伊、楊珂馨等10余人組成的“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團隊結合自身專業優勢深入村鎮、深入農戶，開展了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社會實踐活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團隊師生不僅對傳統文化的現狀進行調研，對發展及規劃進行分析，同時還結合當地特殊的情況進行了一系列特色顯著的實踐調研。
調研團隊師生緊扣調研主題，圍繞“絲綢之路文化建設”的大方向展開調研活動。結合活動前期在互聯網和圖書館搜集的資料信息，活動按步驟有條不紊進行。調研小組前往眉縣西湯峪鎮調研考察、開展座談、實地走訪，重點調研當地特色的文化遺產“關學張載”及其相關文物建設，特別了解有關農家村落對于農耕歷史文物和農家特色產品的規劃保護等相關問題。通過實踐調研，獲取了大量寶貴的資料。調研團隊將實踐材料整理匯集，形成十余篇新聞稿與手記，還將利用所采集到的素材制作專題視頻、成果雜志。調研成果最終以論文的形式體現，團隊成員結合調研資料撰寫了論文，在2014年9月完成《新媒體環境下高校文學經典傳承新思路探究》《傳統文化傳播新形式與發展新變化》《大眾傳播下鄉村旅游現狀與發展方向》等7篇論文。
此次實踐調研活動領導者為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團委書記、講師朱尉，調研活動及科研成果的主要成員有沈伍合、丁艷霞、姜開元、沈伍體、艾伊、楊珂馨、勛、馮育超、秦文攀、陳思。
本期“新視野專欄展臺”特刊登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特色的社會實踐調研活動，意在為優秀學子搭建展示與交流平臺，促進專業人才成長與進步，研究成果供讀者學習討論。
［內容提要］ 本文通過文獻書目分析方法，對收錄在《亞洲傳播手冊》中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論文和專著進行描述和分析，就華人學者與非華人學者在研究課題上的區別，國外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特點，研究成果在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情況等問題作了解答；并討論了國內傳播應當加強的地方，特別是加強合作研究。 ［關鍵詞］ 研究課題 研究特點 核心學術期刊合作研究 自1982年11月全國第一次傳播學研討會提出“系統了解，認真研究，批評吸收，自主創造”的指導方針后，傳播學研究有了很大的發展。傳播學已不再被認為是“偽科學”或“資產階級的東西”。它已正式被國家教育委員會確認為一級學科。同時，大量有關傳播學的譯著、編著、專著和論文相繼出版。 國外對中國傳播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們研究的情況，至今在國內尚未有過描述和分析。為了填補這一空白，本研究描述和分析了國外有關中國傳播的研究，希望能為今后中外有關中國傳播的對比研究提供參考。 一、 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獻書目分析方法，對收錄在1998年出版的《亞洲傳播手冊》中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論文和專著的書目進行描述和分析（不包括香港和臺灣）。 《亞洲傳播手冊》是總部設在新加坡的亞洲媒介信息與傳播中心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傳播學院聯手編輯出版的介紹亞洲各國傳播發展的權威參考書。《亞洲傳播手冊》中的參考書目部分收錄了1987年—1997年間有關亞洲傳播總體研究和有關13個亞洲國家的傳播研究的書目（香港單獨排列，還沒有列入中國部分）。 《亞洲傳播手冊》中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參考書目也收錄了1987年以前的書目，總數達485條。由于1987年以前的書目的收錄主要是填補1993年出版的《亞洲傳播手冊》中的遺漏，因此這些補漏的書目不列入本研究的分析范圍。剔除這些補漏的書目后，本研究分析范圍定為1987年—1997年間的384條書目，其中發表在學術刊物上的論文書目有337條，專著、博士和碩士論文書目有47條。 本研究分析單位分別為作者、題目和期刊。作者分析按華人學者、非華人學者、混合及匿名等4項進行分類。華人學者與非華人學者的分類標準是作者的姓名拼寫。不論是大陸的漢語拼音拼寫方法，還是臺灣、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國家的華人學者姓名拼寫方法，一律歸類到華人學者類。非華人學者姓名拼寫則歸類到非華人學者類。混合是指華人學者與非華人學者的合作作者。題目則按以下17類進行歸類：新聞、廣播電視、電訊、廣告、電影、媒體、信息、審查、新技術與媒體、新聞與傳播教育、政治傳播、媒體與青年、公關、傳播理論、傳播歷史、媒體道德與法律、媒體政策和其他。這些分類主要是參考一些核心學術刊物的欄目而制定的。期刊分析的范圍劃定在以下幾種核心期刊：《報刊學報》、《亞洲廣告與營銷》、《亞洲傳播學報》、《電訊政策》、《亞洲媒介》、《傳播學報》和《新聞季刊》。 通過分析作者、題目和期刊，本研究要回答以下3個問題： 1. 華人學者與非華人學者在研究課題上有何區別？ 2. 1987年—1997年期間國外有關中國傳播研究有什么特點？ 3. 研究成果在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的情況如何？ 二、 結果 1. 華人學者與非華人學者在研究課題上的區別 在分析華人學者與非華人學者在研究課題上的區別之前，本研究先對作者進行分類。分類的結果是，華人學者有180人，占總數的46.9%；非華人學者有136人，占總數的35.4%；混合有35人，占總數的9.1%；匿名有33人，占總數的8.6%。其中華人學者按大陸和非大陸進行再次分類。大陸類是指從中國大陸出去在國外留學或工作的華人學者。非大陸類是指其他各類華人學者。結果是，有大陸背景的華人學者有98人，占總數的25.5%；沒有大陸背景的華人學者有82人，占總數的21.4%。見圖一，作者分類。 圖一 作者分類 華人學者 180 46.9% 大陸 98 25.5% 非大陸 82 21.4% 非華人學者 136 35.4% 混合 35 9.1% 匿名 33 8.6% 總計 384 100% 書目中華人學者和非華人學者的論文題目或專著題目，按前述新聞等17類進行分類，其結果由圖二所示。 圖二華人學者、非華人學者和混合的研究課題 研究課題 華人學者 非華人學者 混合 總計 新聞 41(58%) 24(34%) 6(8%) 71 廣播電視 24(49%) 23(47%) 2(4%) 49 電影 16(39%) 22(54%) 3(7%) 41 廣告 15(37.5%) 15(37.5%) 10(25%) 40 電訊 22(63%) (28.5%) 3(8.5%) 35 媒體 14(56%) 8(32%) 3(12%) 25 新技術與媒體 8(61.5%) 4(30，8%) 1(7.7%) 13 信息審查 2(16.7%) 10(83.3%) 0 12 新聞與傳播教育 9(75%) 2(16.7%) 1(8.3) 12 政治傳播 4 1 0 5 媒體與青年 2 0 3 5 公關 2 1 1 1 媒體道德與法律 0 1 1 2 傳播歷史 1 0 0 1 媒體政策 0 1 0 1 傳播理論 1 0 0 1 其他 19 14 1 34 總計 180 136 35 351 圖二顯示了華人學者和非華人學者研究課題的區別。華人學者的研究課題重點在于新聞、電訊、媒體研究、新技術、新聞與傳播教育。具體地說，在71個有關新聞研究課題中，華人學者的課題有41個，占總數的58%；而非華人學者的課題只有24個，占總數的34%。在35個有關電訊研究課題中，華人學者的課題有22個，占總數的63%；而非華人學者的課題只有10個，占總數的28.5%。在25個有關媒體研究課題中，華人學者的課題有14個，占總數的56%；而非華人學者的課題只有8個，占總數的32%。在13個有關新技術研究課題中，華人學者的課題有8個，占總數的61.5%；而非華人學者的課題只有4個，占總數的30.8%。在12個有關新聞與傳播教育研究課題中，華人學者的課題有9個，占總數的75%；而非華人學者的課題只有2個，占總數的16.7%。 非華人學者的研究課題，其重點則在于電影研究和信息審查。具體地說，在41個有關電影的研究課題中，非華人學者的研究課題有22個，占總數的54%；而華人學者的課題只有16個，占總數的39%。在12個有關信息審查研究課題中，非華人學者的研究課題有10個，占總數的83.3%；而華人學者的課題只有2個，占總數的16.7%。 如圖二所示，華人學者和非華人學者的共同研究重點在于廣播電視研究和廣告研究。在49個有關廣播電視的研究課題中，華人學者的課題有24個，占總數49%；而非華人學者的課題有23個，占總數47%。在40個有關廣告的研究課題中，華人學者和非華人學者分別有15個，各占總數的37.5%。 2. 1987年—1997年期間國外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特點 1987年至1997年間國外有關中國傳播的研究按年份逐年分類，其結果由圖三所示。 圖三 1987年至1997年間研究課題逐年分布情況 研究課題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Total % 新聞 2 5 8 11 12 3 10 12 5 6 1 75 19.5 廣播電視 3 4 4 2 6 4 6 8 7 12 0 56 14.5 電訊 2 1 1 2 3 1 5 20 3 7 2 47 12.2 廣告 0 3 1 1 4 3 2 8 9 10 3 44 11.4 電影 1 5 1 1 9 6 5 6 5 4 0 43 11.1 媒體 0 1 3 0 4 2 7 6 5 3 0 31 8.1 信息審查 0 0 2 0 1 4 1 1 2 2 2 15 3.9 新技術與媒體 0 0 0 0 0 2 1 3 4 3 1 14 3.6 新聞與傳播教育 1 1 1 0 2 1 0 2 0 1 0 9 政治傳播 0 0 1 1 1 1 1 1 0 1 0 7 媒體與青年 0 0 0 0 2 2 0 0 0 1 0 7 公關 0 0 1 0 0 1 0 0 0 1 0 3 傳播理論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傳播歷史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媒體道德與法律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媒體政策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其他 0 1 1 3 6 1 6 10 0 4 0 31 總計 9 21 25 21 50 32 44 77 40 56 9 384 圖三顯示了1987年至1997年間國外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特點。主要特點是，國外研究重點在于一些傳統領域，如新聞、廣播電視、電訊、電影、廣告和媒體。這些領域的研究具有較強的連續性，幾乎每年都有論文或專著出版。而有關新技術與媒體和信息審查的研究則起步晚、進展慢，數量也不多。 幾乎被冷落的領域有傳播理論、傳播歷史、媒體道德與法律、媒體政策和公關。在整個研究時段里，有關公關的書目有3條，而傳播理論、傳播歷史、媒體道德與法律和媒體政策分別只有1條。
轉貼于 3. 研究成果在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的情況 核心學術刊物在本研究中指出的是《新聞季刊》、《傳播學報》、《亞洲媒介》、《報刊學報》、《亞洲傳播學報》、《電訊政策》和《亞洲廣告與營銷》。按發表數量來看，《報刊學報》名列前茅，其次是《亞洲廣告與營銷》。發表在這些核心刊物上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論文只有92篇，占發表在學術刊物上的論文總數（337）的27%。其中有關新聞和廣告研究的論文最多，分別是25篇和27篇，見圖四。 圖四研究論文在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情況 研究課題 報刊學報 亞洲廣告與營銷 亞洲傳播 電訊政策 亞洲媒介 傳播 新聞季刊 新聞 15 0 4 0 1 2 3 廣播電視 3 0 2 0 3 1 0 廣告 3 21 2 0 1 0 0 電影 0 0 0 0 1 0 0 電訊 0 0 0 4 0 0 0 媒體研究 2 0 0 1 0 2 0 新技術與媒體 0 0 0 2 0 0 0 信息審查 0 0 0 0 0 0 0 新聞與傳播教育 1 0 0 0 0 0 0 政治傳播 3 0 0 0 0 0 0 媒體與青年 0 0 2 0 0 0 0 公關 0 2 0 0 0 0 0 媒體道德與法律 0 0 0 0 0 0 0 傳播歷史 0 0 0 0 0 0 0 媒體政策 1 0 0 0 0 0 0 傳播理論 0 0 0 0 0 0 0 其他 3 3 2 2 0 1 0 總計 30 26 12 9 6 6 3 三、 討論 以上結果表明，國外有關中國傳播的研究近半數是由華人學者所做（46.9%），見圖一。其中有大陸背景的華人略多于沒有大陸背景的華人（98對82）。而非華人學者也不少（136），占總數的35.4%。從參考書目中的作者分析來看，海外華人學者與大陸學者合作研究并或合作出版專著的寥寥無幾。圖一也顯示，華人學者與非華人學者合作研究并或出版專著在數量上很少，只有35條書目，占總數的9.1%。這說明了一個缺少合作的問題。國外華人學者或非華人學者獨立研究固然可以提供不同的觀點和見解，但是缺少合作研究不論是缺少國外華人學者與非華人學者之間的合作還是缺少他們與我們國內學者之間的合作，都會出現偏見而不能準確地反映中國傳播的現實。 本研究的作者分析發現，我們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很少在海外學術刊物上發表。主要原因 在于我們的論文寫作尚未與國際學術界接軌。具體表現在寫作格式和語言上。同時，我們不夠重視述評文獻并在其基礎上引出研究問題。就寫作格式而言，相當一些論文與國際學術刊物的寫作要求不接軌。這里不僅是語言問題。國內有些論文分析過于宏觀，表述過于籠統，文章結構不符合學術論文規范，沒有文獻述評，沒有交代研究方法，沒有注明出處，或沒有參考書目。目前，國內已有一些年青學者的外語水平相當不錯，完全可以用外語或與國外學者合作。大學和研究機構理應鼓勵他們多在國外學術刊物上，介紹中國傳播學研究成果。 基于目前我們缺乏科研經費和研究水平尚待提高的情況，我們國內學者應加強與國外學者合作，共同研究中國傳播，把中國傳播介紹到國外，讓國外更準確和更完整地了解中國傳播。目前，中國大陸有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他們的成果很少在國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導致了國外學者對中國傳播學研究的一種偏見，認為研究太少或科研水平太低。 1987年至1997年間國外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特點顯示，國外研究側重新聞、廣播電視、電訊、電影、廣告和媒體等領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其他傳播領域的研究，如傳播理論、傳播歷史、媒體道德與法律、媒體政策和公關。這些被忽略的研究領域也是導致國外學者對中國傳播研究片面了解的因素之一。這些領域在國內已有一些研究，但是其研究成果尚未在國外學術刊物上發表。我們應將這些研究成果通過國外學術刊物介紹給國外學者，使得中國傳播研究在國外有較全面的介紹。 就研究課題而言，文獻中尚未發現有關中外學者對相同課題進行比較研究。比如有關報紙新聞報道的比較研究、電視節目效果研究、廣告效果研究等等。可以對比的內容有：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等等。通過比較國內學者對中國傳播的研究和國外學者對中國傳播的研究，中外學者可以互通有無，取長補短。 本研究結果表明，在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的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論文不多。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國外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水平。中國傳播研究起步很晚，還有許多方面或領域值得研究或許多研究結果值得在核心刊物上發表，讓更多的學者、決策者以及其他有關人員或部門全面了解中國傳播狀說。同時，中國在國際上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響以及國際社會對中國日益增長的興趣都要求有更多的有關中國傳播研究的論文在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在核心刊物上發表的論文數量可以代表一個國家研究人員的學術水平。因此，國內學者要努力爭取在核心刊物上多。 四、 結論 國外華人學者之間，國外華人學者與非華人學者之間，尤其是國內學者與國外學者之間，應加強合作研究。獨立研究固然必要，但是難免會有偏見或片面。而全面和準確地研究或了解中國傳播，則需要中外學者之間的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和竭誠合作。全面的文獻書目介紹及其可得性是一種互通有無的途徑。通過文獻書目的介紹，中外學者在選題時對中國傳播研究的現狀會有一個較全面的了解。要與國外學者合作，我們國內學者要盡快在研究方法和運作方面與國際接軌。同時，我們要力爭把我們的研究成果通過國際核心學術刊物介紹到國外，讓國外更全面更準確地了解中國傳播及其研究。 注釋： Anura Goonasekera & Duncan Holaday (Eds.) (1998). Asian Communication Handbook.Singapore: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 and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mran Kaur， “Bibiographic Series.”In Anura Goonasekera & Duncan Holaday (Eds.). (1998). Asian Communication Handbook. Singapore: 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 and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nyang T 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參考的核心刊物為： 《傳播學報》(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亞洲傳播學報》(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新聞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 《亞洲媒介》(Media Asia) 《報刊學者》(Gazette) 《亞洲廣告與營銷》(Asian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電訊政策》(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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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定量研究；傳播；現狀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992（2010）08-0245-01
引 言
近年來，在研究方法上，國內的學術論文大部分運用的是定性的研究方法，而定量研究方法很少。定性方法主要用非數字的術語來描述觀察資料[1]，筆者所理解的定性方法是判斷測試各類事物性質屬性的研究方法，例如傳播的價值，傳播者的傾向，傳播的性質等都需要運用這種方法進行判定。定量研究方法是一種主要運用數字術語來表現觀察結果的調查[2]，也就是說傳播學定量研究是指依據一定的有代表性數量的現象、實踐、觀點等，運用科學的測量手段，如調查、實驗、模型、表格、統計等，對其進行數字描述和分析，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結論的研究方法。因此本文希望重點從定量的角度說明問題，選取2001年―2009年四種權威學術期刊中運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文章進行統計分析，從而得出中國大陸地區對此種研究方法運用的大體趨勢。
一、選取樣本
中國傳播學研究的高漲期開始于1999－2000年，此后，傳播學研究的重心轉移到高校，因此本文選取了四種由國內權威高校出版的核心學術期刊《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現代傳播》，選取理由如下：
（1） 四家期刊的創辦者都是學術機構。學術水平相對較高,影響力相較于同類期刊較高,國內很多學術名家在上面發稿,許多新的觀點、新發現也刊登在此,相對的軟文較少，因此能夠比較權威的代表傳播學發展和研究的現狀。
（2）本文研究對象主要是定量研究的方法，為了從定量的角度來說明問題，同時也為了能更加客觀的分析定量研究方法的現狀，減少誤差，本文選擇的抽樣時間段是2001年1月―2009年12月期間在上述四種期刊中發表的有關傳播學定量研究的文章，包括相關傳播學定量研究的介紹、評述、研究和應用。
（3）由于本校傳播學類期刊資源有限，無法獲取9年內的所有期刊，所以最終選擇通過中國知網(http: // chk.i net)進行檢索，通過“關鍵詞”和“全文”進行檢索和篩選，獲取樣本256篇。
二、分析與推論
（1）確定研究的角度，選擇抽樣的時間段，然后按目標要求選出的分析樣本,最后進行分析和推論。（表1）
三、 得出結論
通過分析調查，我們發現在過去幾年，我國傳播學定量研究的過程，現狀和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定量研究方法的發展基本上處于平穩的狀態，相關論文在傳播學中所占的比重增大。根據我所查閱的資料數據顯示，較之往年的數據，最近十年來定量研究方法的運用的數據總體來說是在平穩發展中不斷的增加，數量的增加意味著關注、接受并開展定量研究的人越來越多。目前很多學者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對傳播學定量化的許多問題進行各個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促進了定量研究方法的持續發展。
（2）傳播學定量研究的類別較多，關注的焦點逐漸增多，范圍也不斷擴大。本文在參考前人對于傳播學主題分類的基礎上，對4種期刊上發表的傳播學定量研究文章進行了主題分類。包括：受眾分析，主要是指受眾的認知、態度、評價等心理過程，對媒介的使用與滿足等；媒介的經營與運作，包括包括媒介的內部管理和外部控制及媒介之間的競爭，新聞事業的改革等；此外，還包括定量方法研究的介紹和探討，新媒體（網絡，手機等），價值分析（價值量化），傳播效果，傳媒教育，電視、報紙和期刊幾種類別。
從表2的統計中，媒介經營運作的定量研究有29.7%，占據主流地位，這說明媒介運作是我國傳播學定量化研究的重點和主體。研究受眾的定量文章占了18.6%也是學者們的研究興趣所在，受眾調查是帶動整個媒體運作的重要一環，大眾媒體對受眾調查極為重視，在抽取的樣本中，受眾調查基本上都是采用抽樣調查的方法進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關于新媒體的定量研究數據占總體的14.1%，這說明隨著網絡，手機等新媒體技術的普及和發展，定量研究也被廣泛運用于其中，來調查和證明新媒體技術運用發展的現狀和趨勢等。
（3）定量研究方法逐漸具體化，從統計中發現，采用抽樣調查法，內容分析法和統計分析法的文章占據大部分。在定量研究中，內容分析法一直被廣泛運用，它是對傳播媒介所載的傳播內容進行深入、系統分析的方法。通過內容分析既可以對傳播內容有一個明確的了解，又可以由此而推斷和描述傳播者的行為、預期傳播效果等。所以，內容分析是傳播研究中一種重要的研究方法，在統計中可以看出內容分析在國內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相對而言，實驗法的運用比較少，實驗方法是一種在一定人工設計的條件下，對研究對象進行客觀、系統的觀察、測量和分析的方法[3]。盡管此種研究方法還沒有被大部分研究者所接受和運用，但是隨著傳播學研究的深入發展，相信實驗法也會被越來越多的運用到傳播學研究之中。
結 語
通過對四種期刊2001年―2009年傳播學定量方法的研究，我了解到的定量方法日益豐富、具體。這些方法具有定量性和綜合性。其中，大多數方法都是將數學、統計學、傳播學等學科的方法應用于傳播學研究中；由于傳播學定量研究的復雜性和廣泛性，它的有些研究方法本身帶有綜合性，或者在實際運用中往往需要同時采用幾種方法，進行綜合研究，才能收到較好的效果。但是不管哪一種，其最顯著的共同特征是定量分析。通過較長時間的研究和廣泛應用，這些方法的大多數已比較規范和成熟，如抽樣調查、內容分析、統計分析，而且它們各有優勢，相輔相成，基本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定量方法體系。我認為在今后的傳播學研究中，定量研究的方法應當更多的用于解決實際問題，更加注重務實。
おげ慰嘉南祝
[1][美] 約翰?C?雷納德.傳播研究方法導論（第三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 謠言傳播的個體心理 個體運動的病毒傳播行為模擬 圖書館在危機信息傳播系統中的地位和作用 論持續監控在內部控制系統中的地位與作用 提升個體生命的生存力 亞洲的地位在提升 晚清英國對華傳播地位的生成 高校在科技傳播中的地位 實證新聞傳播中的傳播禮儀地位 個體差異對病毒傳播效率的影響 作為個體心理過程的傳播探析 私營個體企業可持續發展模式的探討 論個體可持續發展的學習觀 經內鏡傳播的醫院感染 傳播模式與個體互動 黨的良好道德形象可持續提升的動力系統 提升范圍內供冷系統能效和經濟性能的方法 淺談地方審計地位提升的路徑 網絡媒體地位的提升 巖心庫自動化立體倉庫系統的持續改進與提升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見新浪網,.cn/digi/2009-07-24/0600997126_2.shtml
楊潔麗:《RSS的傳播學分析及其商業模式探索》,廣西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吳風:《網絡傳播學―一種形而上的透視》第54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版
彭蘭:《RSS挑戰網絡信息生產與消費》,《中國記者》2005年第12期
Gates, Bill. (2004-05-20), "Seamless ComputingCInnovation Changing Business", Speech to the CEO Summit, 2004 Available Online (Last Accessed: 2006-05-21)./billgates/speeches/2004/05-20CEOSummit.asp
【關鍵詞】法蘭克福學派 大眾文化 媒介批判 文化工業
對于傳播學批判學派而言，法蘭克福學派無疑是其始作俑者。從早期的阿多諾、霍克海默、本雅明到第二代的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等，對現代社會，尤其是處于后工業時代的發達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文化形態進行了跨學科考察，并提出尖銳的批評，從而為我們從歷史、文化的視角對現有媒介傳播活動及其文化進行批判提供了背景廣闊的模本。
作為一種方法，法蘭克福學派從商品化、物化、意識形態和控制等政治、經濟、文化視角，對媒介文化進行批判性的關注，提供了一種框架，可用以糾正傾向于放棄批判性立場的媒體文化的研究方法。①法蘭克福學派首次進入中國是上世紀70 年代末，直至90 年代才開始嶄露頭角。我國的法蘭克福學派媒介批判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大眾媒介與社會心理，大眾媒介與意識形態控制，大眾媒介與“文化工業”。 ②
筆者搜集到的2011年期刊有關法蘭克福學派傳播思想的研究論文主要集中在闡釋性研究和意義影響方面。
一、闡釋性研究
就2011年此類研究的內容來看，大致可以分為“對法蘭克福學派傳播理論的闡釋性研究”、“不同邏輯主線下展開的對于不同代表人物及其理論的闡釋性研究”和“以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對媒介文化現象的闡釋性研究”兩類。
1、對法蘭克福學派傳播理論的闡釋性研究
李佳桐對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理論進行分析，主要闡述了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理論的主要特征：“商品拜物教”的特征，也就是商品性；標準化、同一化的特征；強制性和操縱性特征。并在這三個特征的基礎上指出了其理論研究的局限性，因為無論是大眾文化本身還是大眾文化的接收者都在變化，而法蘭克福學派過于強調大眾的被動性和受控性而忽視了大眾本身的主動性。③
林創介紹了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中的三個重要概念：大眾文化、肯定文化和文化工業，闡釋了其理論的主要內容，指出這一理論的缺陷：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的絕對否定和批判，忽視了大眾文化的歷史作用；嚴重落后于實際，夸大了人與現實的對立和人的異化，過分強調人與社會、人與科技以及人與文化藝術的對立；忽視了人的主體性地位，夸大了大眾文化的控制能力；忽視了文化的社會性。④
張圣潔注意到目前學術界所關注的多為法蘭克福學派最具代表性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對法蘭克福學派消費文化思想的研究少之又少，于是在其碩士論文中，對法蘭克福學派消費文化思想進行梳理，歸納其理論要點，對代表性人物的觀點進行全面的總結和評判，因為資料占有的難度，其理論深度相對來說是比較匱乏的。⑤
李增君認為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客觀事實證明，文化產業已經迅速發展成為了當代經濟體系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于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而言，在得到政府認可與支持的背景下，全面否定、拒絕文化工業的“慣性思維”是行不通的了。在新媒體傳播語境建構的社會背景下研究文化產業的時代特征，尋求一種全新的界定方式，拓展文化工業理論的內涵與外延，特別是確立它在新傳媒語境中的現實性、合法性，將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⑥
2、不同邏輯主線下展開的對于不同代表人物的思想研究
在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中，以對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貝馬斯、馬爾庫塞的傳播思想研究居多，其次為阿多諾。
楊東東的論述中對哈貝馬斯在大眾文化批判領域里的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與霍克海默等人在大眾文化批判方面表現出的激烈態度相比，哈貝馬斯的理解要相對溫和得多，并且似乎也更為客觀。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哈貝馬斯獨特的詮釋學視角為大眾文化批判賦予了嶄新的色彩。哈貝馬斯相信，借助交往行為理論的支撐、理想言語環境的建構，那種充滿著積極向上精神的大眾文化一定可以回到我們身邊。⑦
王安琪以馬爾庫塞的技術批利理論為視角, 結合當下第二媒介時代的媒體實例, 反思基于網絡技術的虛擬生存方式給人類生活所帶來的影響, 從三個層次論述了其對人的單向度的加劇。他發現, 在當下的網絡社會中，沉溺于賽博空間的自由幻象和新的滿足形式信息的爆炸以及虛擬生存的技術終端在不同方面，以不同程度削弱著人的批判性和反抗性的同時,加強著技術及其背后力量的社會控制，這種反思肯定技術進步的積極功能和作用, 更重要的是提出一個參照和警示:“虛擬社會并不是‘烏托邦’, 而只是一種媒介的形式，正確把握現實生存和虛擬生存的本質及其關系, 才更有可能構建多元、健康發展的社會形態。”⑧
周波認為馬爾庫塞的審美觀是功利主義的，因為在馬爾庫塞看來，審美和藝術是解放被壓抑的本能、打破社會和個人單向度性的重要手段，是革命的武器，只有借助審美和藝術，人們才反抗并改造現實。以其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其媒介權力批判側重于政治及意識形態對大眾傳媒的滲透，認為受眾在這個過程中是被動的，企圖通過審美和藝術為主的精英文化去救贖整個社會，帶有濃烈的悲劇意識。他認為媒介環境演變之后，法蘭克福學派的媒介權力批判有望得到新的改寫。⑨
王海平關注的是阿多諾。阿多諾所針對的“大眾文化”是指依托文化產業和大眾傳媒技術而形成、發展起來的，供大眾進行消費的商業型文化或商品性文化，是由統治階級主動開發和制造并施與普通大眾的，具有功利主義價值和意識形態功能的消費型文化，所以他一直對文化產業表現出莫大的敵視與憂慮。而從當下中國大眾文化的現狀看，阿多諾的“文化產業批判”理論卻出現了兩種狀況。一方面，在目前現實生活中，很多現象與阿多諾描繪的“景觀”頗為一致；另一方面，也出現了與我國國情矛盾的一面。⑩
3、以法蘭克福學派的傳播理論闡釋媒介現象
在這些研究中，多是根據法蘭克福學派的媒介批判理論，思辨的理性分析我國出現的媒介文化現象，闡述影響意義，甚至是提供一種應對的方法。
李園園把賀歲片作為研究對象，從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的角度出發，對我國賀歲片的商品性和藝術性進行反思，思考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她認為真正的藝術家要始終把握著生產方式，保證產品的明確身份，尤其是隨著大眾的文化水平和審美趣味的提高，文化藝術產品要想在市場上獲利，必須具有相當的藝術水準去滿足大眾的需求。而對于我國賀歲片創作者來說，在關注商業利益的同時，注意和追求其藝術性，取得二者之間的平衡，才能確保其產品得到最大價值體現。⑾
程金海把數字媒介作為研究對象，從數字媒介不同于其他印刷和電子媒介的特性出發，以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為切入點，認為數字媒介信息編碼的非物質性也為傳播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首先，虛擬環境在為交流參與者提供最大限度交往自由的同時，也意味著現實約束性的喪失，因而交流很容易淪為話語的游戲；其次，虛擬空間將交往參與者的身體隔離在屏幕之外，這使得數字媒介不利于跨文化交流中的副語言表達；最后，由于數字媒介的虛擬數字傳播環境，使得它更有利于弱語境文化的推廣，因此基于數字媒介的跨文化交流有形成新的文化霸權的危險。⑿
二、法蘭克福學派傳播理論的影響和啟示
林創認為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具有的重要啟示體現在對我國的文化建設上。首先，在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市場化、全球化的浪潮下，文化產品的市場化、商品化趨勢已經不可阻擋。金錢和利潤顯然不能作為衡量文化產品優劣的唯一尺度。其次，我們必須根據中國的具體實際和中國大眾文化的現狀做出我們的分析和判斷，而不能簡單的把其理論挪用在我國現實中，因為文化批判是對20 世紀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批判，有其產生的歷史條件。第三，對國內大眾文化的發展要加強引導，避免大眾文化“大眾性”、“文化性”的喪失。第四，對西方文化產品，我們要有批判和反思精神。
在王繼發的論述里，從正面和負面闡述了法蘭克福學派對于中國傳播學發展的影響。正面影響主要體現在：拓展了傳播學研究領域；使得傳播學理論在我國能夠向本土化方向發展；更加堅定了的批判性研究方法。負面影響是法蘭克福學派所產生的時代和社會背景與目前我國的社會發展階段、文化生產方式、政治經濟結構都存在巨大差異，因此該學派也會在政治、經濟、文化層面對中國傳播學發展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在法蘭克福學派的本土化研究中，要特別要警惕對法蘭克福學派相關理論的異化研究。⒀
王娟和孔亮從媒介傳播理念、傳播特性、傳播目的和傳播宗旨四個方面對法蘭克福學派的媒介批判理論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并以此為立足點，倡導借鑒和吸收法蘭克福學派的媒介傳播理念、傳播特性和傳播目的，從教育者與受教育者、教育內容等視角出發，提出了教育傳播研究中應轉化意識形態、回歸真實本源、培育全面的人、轉變教育價值觀，旨在促進教育傳播研究的進一步發展。⒁
總的來說，在2011年有關法蘭克福學派的傳播思想研究論文數量并不多，而且良莠不齊，研究的內容也大多集中在基本理論、發展歷程、意義影響以及對當下我國媒介現象的學理探索和分析上，與往年研究的內容相比并沒有太大突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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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楊東東，《哈貝馬斯批判詮釋視野中的大眾文化理論》，《山東社會科學》，2011（10）
⑧王安琪，《網絡社會如何放大人的單向度―以馬爾庫塞技術批判理論為視角的考察》，《國際新聞界》，2011（6）
⑨周波，《無望的救贖：從馬爾庫塞反觀法蘭克福學派的媒介權力批判》，《大眾文藝》，2011（12）
⑩王海平，《在當下中國看阿多諾“文化產業批判”理論的是與非》，《陰山學刊》，2011（3）
⑾李園園，《賀歲片的商品性和藝術性―以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為視角》，《新聞世界》，2011（6）
⑿程金海，《數字媒介與跨文化交流：一種批判性的傳播學視野》，《湖北大學學報》，2011（6）
⒀王繼發，《法蘭克福學派對中國傳播學發展的影響》，《新聞界》，2011（7）
⒁王娟、孔亮，《法蘭克福學派的媒介批判理論對教育傳播研究的啟示》，《電化教育研究》，2011（7）
【摘要】法蘭克福學派作為傳播學研究領域一支重要的力量，有其自身獨特的、不同于北美主流傳播學派的研究范式。回顧法蘭克福學派流亡美國期間所做的研究，可以幫助研究者厘清傳播學史上對研究路徑、研究方法的探索。
關鍵詞 傳播學 法蘭克福學派 科學 科學精神
一、傳播學史上的首次方法論沖突
1、客觀準備———法蘭克福學派的大遷移“二戰”前夕，法西斯在歐洲的反猶主義大行其道。而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的成員幾乎都是猶太人，因此傳播學史上最為重要的學派之一———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們不得不大規模轉移。美國成了法蘭克福學派戰前遷移的唯一去處。
1934年，社會研究所的學者們與當時美國學術界的頭面人物進行了幾次聯系，他們主要是來自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學者。霍克海默于該年5 月首次赴美,除了1932 年因受邀到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授課已去往美國的弗洛姆之外，馬爾庫塞、洛文塔爾等法蘭克福學派著名學者都在1934 年先后抵達美國紐約。這批最早轉移到美國的學者當中唯獨少了大名鼎鼎的阿多諾。而傳播學研究中的方法論沖突正是集中體現在了阿多諾的身上。
2、主觀表現———定量與定性的“對立”法蘭克福學派來到哥倫比亞大學之
后，保羅·拉扎斯菲爾德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與廣播有關的大項目,稱之為“普林斯頓廣播研究項目”，其全稱為“廣播對于各類聽眾的實質價值”。這一項目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贊助，總體經費為6.7 萬美元，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項目中來看，毫無疑問是一大筆錢。阿多諾因發表在《社會研究學刊》上的《論音樂的社會地位》一文得到了拉扎斯菲爾德的賞識，這一項目也正需要像阿多諾一樣的“學術明星”來裝點門面；另一方面社會研究所也正想送阿多諾來美國。因此，在多方因素的驅動下，阿多諾成功加入到了這個團隊中來。
合作伊始，拉扎斯菲爾德與阿多諾就這次研究的方法論問題提出了兩點要求，一是“針對經驗研究問題”，二是“針對這一領域工作的實際執行”。而阿多諾似乎也與拉扎斯菲爾德達成了共識，他寫道“我的理論態度并不厭煩經驗研究。”
這一項目最后的代表性研究是哈德利·坎垂爾主持的“火星人入侵”恐慌性反應研究和赫塔·赫佐格主持的日間廣播連續劇研究。這兩項研究均被選入傳播學經典《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這些都是經典的實證研究。
而阿多諾的論文《論音樂中的拜物特性和聆聽的退化》使用的研究方法與前文所述的代表研究截然不同。前者是定量的、實證的、經驗主義的，或被稱為行政研究和管理學派的研究，而阿多諾的研究是批判的、定性的。同時，阿多諾對整個項目的工業化色彩、市場化傾向、量化分析方法提出了質疑。
誠然，這些質疑在某種程度的確暴露了定量研究方法的弊端，但拉扎斯菲爾德提出了三個主要反對意見，一是“你不應該詳論你自己陳述的邏輯取舍，這樣結果就是，你所說的很多東西或者是錯誤的，或者是無根據的、有偏見的”；二是“你對經驗研究工作沒有充分的知識，但卻以權威的語言來寫，這樣，讀者就不得不懷疑你在自己的音樂領域的權威性”；三是“你攻擊其他人是拜物教、神經質和多愁善感，但你自己卻清楚地表現出同樣的特性”。
二、科學與人文之戰
1、直接原因———背景與傳統的導向
阿多諾與拉扎斯菲爾德沖突的直接原因與他們的學科背景不無關系。阿多諾是法蘭克福大學的哲學博士，而拉扎斯菲爾德是維也納大學的數學博士。兩者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差異是很明顯的，歐洲有著深厚的人文傳統與豐富的文化遺產，較有可能孕育學術精英意識；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沒有過多的人文負擔，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這也是行政研究和管理學派的溫床。
2、根本原因———科學與人文的差異
阿多諾和拉扎斯菲爾德的沖突有著更為深層的原因，即科學研究與人文研究的沖突,筆者以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狀況為例。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傳播學的性質問題：傳播學是否是社會科學。這至今在傳播學研究領域存有爭議，秉持結構功能主義的一派學者將傳播看做一個過程，被費斯克稱為“過程學派”，與之相對應的是重文化語境的“符號學派”。兩派的研究路徑對傳播學學科而言均是難能可貴的財富。
1、“科學”的定義及特征
對于傳播學未來的發展而言，厘清方法論沖突的癥結尤為重要。從詞源上講，英文的“science”和法文的“Scientin”均源于拉丁文“Scientia”，其原意是指“知識”與“學問”，這引出了對科學的第一重理解，即作為某種知識的科學。而現在我們所理解的科學更接近于“分科立學”，即一種體系性的知識。《韋伯斯特新世界大辭典》這樣界定科學：科學是從確定研究對象的性質和規律這一目的出發，通過觀察、調查和實驗而得到的系統的知識。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科學研究的特征。一是實證性，即必須通過經驗觀察與驗證；二是客觀性，即盡可能排除主觀因素的影響；三是明晰性，即對研究對象有明晰的界定。而通俗地講，科學研究的目的也即，一是描述“是什么、怎么樣”；二是解釋“為什么”；三是預測“會怎么樣”。
2、“人文”的界定及描述
《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第六卷這樣界定人文：那些既非自然科學也非社會科學的學科的總和。《朗文當代英語詞典》則界定為：被認為不屬于科學的那些學科。《現代高級英漢雙解詞典》又界定為：相對于科學或科學學科的學科。很顯然，大部分定義都沒有直面問題，而采取反面定義的方式。經過文獻檢索，筆者發現葉朗就人文學科的問題曾發表過文章，我們可以得出幾點描述性的界定：
（1） 人文學科的研究對象是人的精神世界（內在的）和文化世界（外在的）；
（2）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是統一的。從內容來說，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就是意義世界和價值世界；
（3）人文學科與回答“是什么”的客觀陳述不同，它要回答“應當是什么”，也就是它要包含價值導向；
（4）人文學科引導人們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義、價值，去追求人的完美化。
上述描繪并不能嚴格對應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但從兩者的界定上來看，我們仍然能較為清晰地感受到科學研究與人文研究中理論的評判標準之間的差異。
前者要求理論具有解釋力、預測力，更要具有啟發性、內部一致性、可檢驗性和簡潔性；人文研究理論則要求能提供新的理解和社會價值，其最剛性的標準不在于它能否檢驗，而在于能否取得學術共同體的認可以及具有某種美學吸引力。
3、相輔相成———“科學”與“人文”的博弈
今天看來，“科學”和“人文”的博弈已不再顯著，且早已不能簡單地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還是使用定性的研究方法來加以區分。盡管如此，新聞傳播學科下仍有不少分支面臨著方法失衡的問題。曾有學者對國內五本最為重要的新聞傳播學術期刊中自1990 年以來關于傳媒經濟的論文作了內容分析，得出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存在落差的結論，并指出“我國傳統的人文學科研究偏重定性分析”。應該說如今的研究學者少有固守一種研究方法拒不接受甚至攻擊其他方法。在現在的傳播學研究中，學者通常會將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批判和實證的研究方法相結合，相輔相成。
即使在最初的方法論沖突中，阿多諾與拉扎斯菲爾德分道揚鑣之后，他的《威權主義人格》一書也是定量研究。而拉扎斯菲爾德的《評傳播的行政研究與批判研究》，以較為公允的口吻就不同的方法論展開論述。
回歸到傳播學研究，傳播學者們究竟繼承了哪些科學的精神內核仍值得我們關注。
三、傳播學研究中的科學精神
所謂科學精神，是科學實踐中的內在精神和靈魂，是實踐主體的內在氣質。這種氣質的養成有賴于長期的科研過程與科學實踐，并與某種學術共同體制度化的共同價值觀和規范相統一。
這里首先需要檢視的兩個誤區是對科學理性的崇拜與科學主義的盛行。對效率的追求,對于利潤的追逐,催生了日益嚴重的科技理性崇拜。當代社會的人認為任何事情都可以通過科技進步來解決，而忽略了“人”自身。科學技術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占有了人與人的關系。技術的占有就轉變為對財富的占有，對資源的占有，對話語權的占有，進而轉變為對他人關系的占有。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釋為何新聞傳播學界飽受業界的歧視與輕視，即新聞傳播學對研究工具的過度依賴，缺乏廣度和深度的數據作為科學的代名詞登陸各大學術期刊，體現的正是學術圈部分學者對學術資源的占有與對話語權的占有，致使研究成果失去了對人與人的關系最基本的闡釋力。
科學主義正是在對科學理性的崇拜背景下誕生的。“科學主義雖然看到了科學對人類的意義和價值，但它對科學功能的價值的肆意擴大，是違背科學精神的。”于研究者而言，更為致命的是，“科學主義則是人們把自然科學研究中的概念、方法和成果簡單地搬用到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中去，是自然科學觀念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泛化。”
但科學精神凝結到傳播學研究中的一般價值仍然是巨大的，這時的科學也并非作為知識和學科的“科學”，而是一般意義上的日常使用的科學涵義。它要求傳播科學研究不僅要熟練掌握統計方法，也要求研究者熟悉經典文獻并追蹤國際前沿期刊、文獻；同時要求傳播學人文研究不僅要廣泛閱讀一切具有思想性的文本，包括人文著作、社會科學著作乃至部分自然科學著作，也要求研究者在培養洞察力的基礎上注重邏輯思維訓練。兩種不同的傳播學研究風格都秉持著一般性的科學精神，這才是當下與未來的新聞傳播研究者所需要注意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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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微博為代表的社交媒體的出現，深刻的改變了大眾的信息獲取和傳播方式。同時，也對傳播學研究帶來了諸多影響。本文將從傳播學研究的研究主體、研究方法、研究內容和理論發展這四個方面來探討社交媒體的發展對傳播學研究的影響。
關鍵詞 社交媒體 傳播學研究 影響
社交媒體是互聯網進入web2.0 時代以來，催生出的一系列以web2.0 的發展為依托的新型媒體，也稱為社會化媒體、社會性媒體，指允許人們撰寫、分享、評價、討論、相互溝通的網站和技術。目前，市場上主要有微博，微信，推特，論壇，播客等，其中，新浪微博則長期占據網民關注度榜首。可以說，以微博為代表的社交媒體的出現，是繼20 世紀90 年代互聯網出現之后，人類社會的又一次深刻變革。正如麥克盧漢的著名論斷“媒介即訊息”中提到：對一個社會來說，真正有意義的訊息并不是各個時代的媒介所承載的內容，而是媒介本身。也就是說，人類只有在擁有了某種媒介之后，才有可能從事與之相適應的各種傳播和其他社會活動。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影響了我們理解和思考的習慣”。社交媒體作為一種新興媒介，已經成為了人類傳播活動中至關重要的環節，而傳播學作為一門具有時代性和前瞻性的學科，其所做的研究則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交媒體的諸多影響。
一、研究主體多元化
相對于美國等傳播學研究十分發達的國家來說，中國傳播學研究的興起比較晚，在1999-2000 年之后,才以高校為研究基地, 興起了一股傳播學研究的熱潮，代表性的事件是教育部將全國傳播學的研究中心設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這一時期從事傳播學研究的學者高度集中在各大高校和研究院，無論是從事傳播學世界名著的翻譯還是其它對傳播理論假設的證實等工作，傳播學的研究都極少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
社交媒體的出現打破了這一由專家學者們組成的權威霸權式的話語體系，從論壇、博客再到微博，社交媒體強大的交互性能開始顯現并逐漸發揮出重大作用，媒介所傳播的內容不再是記者和編輯的一家之言，普通網民也能制造出屬于自己的傳播內容。在微博這一社交媒體中，各個微博用戶是微博內容生產、加工的主體，而且這種參與生產內容的成本和門檻極低。在微博的世界里，傳播者的身份變得模糊化，信息生產者、信息傳播者、信息接收者不再是特定的人所特有的身份，每個用戶既是傳播的主體，也是受眾，同時也是傳播媒介，每個用戶都成為了微博信息傳播的動力因素。
社交媒體的迅猛發展, 使傳播學研究具有了擴充的可能性，微博的轉發和評論機制，使得社會上發生的各類事件極易得到各界人士的深度關注和廣泛討論，從而成為公眾事件，引起專家學者的關注，吸引一些學者跨界研究當前的熱點問題，由此帶來的傳播學研究學術門檻的降低, 使研究主體中“新鮮血液”的注入成為現實。
二、研究方法革新
傳播學具體的研究方法常用的有：調查研究法、內容分析法、控制實驗法、個案研究法。1982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進行了全國第一次通過計算機、使用spss 社會科學軟件包來處理受眾調查的調查數據。那時,這種研究方法還十分罕見。現在，這已經是普通研究生論文、傳媒經營部門所采用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了。在過去,普通研究者要對某一媒體或者某一類事件進行學術研究,要查閱資料時只有依靠人力翻看已出版的舊著、舊刊、舊報,或者進行問卷調查，這樣的研究耗時耗力,不僅影響學術進度,而且還可能因為無法把握媒體的最新進展,使研究成果出現偏頗。眾所周知，資料的占有和數據的獲取以及處理是學術研究的前提和先決條件,然而長期以來，研究者面臨的最大難題卻是學術資料匱乏，量化研究缺乏可靠數據，這樣的窘境大大限制了學術水平的提高,給傳播學研究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社交媒體不僅給人類交往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臺，并且能夠產生大量的數據，這些數據具有復雜化、數據間有關聯性、數據呈現非結構化的特征，因此，社交媒體的這一特性成為了傳播學者最為關注的方面。社交媒體的高度發展逐漸使得網絡不再虛擬化，社交媒體所產生的數據真實可用。這種真實性與實名制注冊并無關系，而是體現在用戶日常的媒介接觸和社交活動中，通過用戶所關注的內容將每一位用戶的身份和歸屬展現在了網絡中，組成一個數據集，通過這種方式個體或群體真實被體現了出來。這使得所有的數據具有現實意義。在傳統的抽樣調查法中，研究者需要先對一個全樣本進行假設，然后進行抽樣，但實際上，往往會由于數據的易得性，而使得研究樣本的代表性和信度受到質疑。
與此不同的是，社交媒體的數據來源于用戶無意識的網絡行為。在社交媒體中，用戶行為的目的并不是為了給數據公司或研究機構留下記錄，這種數據是對用戶行為記錄的再次運用。也就是說，在傳播學研究中，針對數據的研究不再需要填寫問卷、電話訪問等方式，受訪者不再知道自己的答案會被用于研究分析中。打破了傳統研究中樣本量有限性的制約。
社交媒體這一開放的平臺，使得被研究者主動并且非刻意的提供數據。就像自媒體時代的新聞生產方式，很大一部分新聞來源都是每個個體在生產，并發送到微博和博客上，而微博和博客就是這樣的平臺，所有的內容是由用戶源源不斷地主動提供。在傳播學研究中，十分需要這樣的平臺來進行數據的采集，對應具體的研究項目可以和現有的各種平臺合作，也可以自己搭建。
三、研究內容更加豐富
社交媒體的廣泛應用，不僅賦予了公眾更強大的信息獲取的權利，而且其強大的溝通交流平臺，更加革新了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方式和深度。這一傳播現象在當前轉型中的中國社會顯得尤為突出，因此，基于各種新媒體事件的研究也成為傳播研究的一大熱點。微博問政、微博營銷、微公益、微博求職招聘、微博舉報等，這些在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下出現的新事物，無一不在檢驗著傳統的傳播理論的適用性。每年全國和各地“兩會”都追隨著近一段時間出現的熱點問題，緊跟社會潮流，而微博作為最新最時尚的交流與溝通工具，其親民性、便捷性、快速性集于一身的特點讓它與“兩會”一拍即合，代表委員們紛紛開通微博聽取民聲，將其運用到參政議政中。各大媒體也紛紛借著微博這股東風，利用微博將“兩會”信息在第一時間傳遞給網民。2010 年3 月1 日，新華社借了微博剛剛興盛的這股東風，在新浪網上開通了“新華視點兩會微博”，專門用于上會記者采集的現場報道和短小精悍的新聞評論，直接為廣大網民記錄報道“兩會”上的精彩點滴。這種全民參與討論政事的情況，也引起了傳播學討論：微博是不是中國的“公共領域”，如果不是，中國有沒有公共領域等等一系列問題，還有待今后的傳播學研究來論證。如此種種大大豐富了傳播學的研究內容。
四、傳播理論得到發展
傳播學是研究人類一切傳播行為和傳播過程發生、發展規律以及傳播與人和社會的關系的學問，是研究社會信息系統及其運行規律的科學。它所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人際傳播、大眾傳播和組織傳播。而其中又以大眾傳播為主。而在社交媒體中，人際傳播、大眾傳播和組織傳播相互交雜，并且加速了它們之間的交叉和融合,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越加緊密地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新浪微博為例，根據用戶微博的規模、行為模式及媒介接觸習慣，微博用戶主要有兩種：個人用戶、機構和組織。其中，個人用戶又可以分成普通用戶和名人。而機構及組織，可分為公司企業、公益機構、慈善組織、政府部門及相關機構。
一次完整的傳播活動包括： 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媒介———受傳者———傳播效果這五個環節。社交媒體對傳播活動的各個環節都顯示出了自己非凡的影響力，傳播學是一門與時俱進的科學，應當積極主動的關注、研究這些影響對整個傳播活動所起的作用，在原有的理論基礎上，多加探索。傳播學者須得明白，傳播學是一門人文社會學科，傳播學的發展深深根植于它所處的社會，社會的發展，媒介環境的改變無一不會對傳播這一活動造成影響。以接收者為例，接收者是傳播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傳播活動的中心之一。在社交媒體中，傳播者與受傳者之間的界限已經被打破，人人都是信息的傳播者和接收者，信息傳播已經從傳統的單線傳播轉向了多級傳播、網狀傳播，這一媒介現實大大顛覆了傳統的受眾觀，縱觀歷史上已經存在的幾次受眾觀的轉變：從20 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魔彈論”開始，受眾曾經一度被當做被子彈擊中的靶子，到了20 世紀四十到六十年代的“有限效果論”，又過分的強調了大眾傳播的“無力性”，直到“使用與滿足理論”、“民主參與理論” 等受眾理論的逐漸興起，受眾已經不再被當做大眾，而是具有能動性的角色。上世紀80 年代，伯明翰學派的斯圖亞特·霍爾在其著作《編碼?解碼》中提出，受眾已經不是單純的文本意義的接收者，而是主動的解碼者，他的這一見解使得傳播學界對受眾的研究有了新的進展。而當代的傳播學者，處在社交媒體充分發展的今天，更應該意識到受眾這一概念已經頗具爭議，因為在社交媒體中，傳播信息的雙方已經無所謂“傳播者”與“接收者”。
結語
社交媒體的流行，是傳播技術迅猛發展的結果，這一技術的改革又造成了媒介產業與形態的變化，使得傳播學研究尤其是大眾傳播理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重任：即如何給予社交媒體等新媒介準確的定義，如何運用好新的傳播技術所賦予的革命性的研究方法來豐富和發展傳播學的理論，并研究清楚這一新的媒介形態在人類的傳播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在社交媒體這一新的媒介形態下，傳播學研究任重道遠亟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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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劉霄，《微博的傳播學特征與經濟學思考》[J].《新聞傳播》，2010（6）
⑤馬歇爾·麥克盧漢：《人的延伸———媒介通論》[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