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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女性主義；倫理文化；文學倫理批評
20世紀是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大發展的世紀。受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影響,文學研究過多地局限于語言和文本現象,熱衷于對形式、文體、技巧等實證、實用性的研究,而忽視了文學的道德教化功能。環境問題、社會問題乃至人類的精神問題的復雜多樣化促使文學研究重新關注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以及人類自身的精神訴求。20世紀80年代,西方文學評論界開始逐漸由集中注意研究語言本身及其性質的能力(內部研究)轉移到注意研究語言同上帝、自然、社會、歷史等被看作是語言之外的事物的關系［1］。20世紀90年代,作為生態批評支流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迅速成為西方文藝評論界的“新星”。
一、生態危機:生態女性主義的發展契機
現代工業的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早在19世紀已經引起人類的注意并開展形式多樣的環保行動。20世紀50年代中葉,以“公害事件”為代表的環境問題,引起世人的更為廣泛關注,人們意識到環境污染嚴重損害公眾健康,并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從而爆發了一場新的社會運動——生態運動。生態主義者反思人類行為,質疑啟蒙時代以來的理性至上論,揭示人類中心主義才是生存危機的根源。為探求人類的出路,生態主義圍繞非人類的道德身份展開爭論,形成形式多樣的環境倫理。
生態女性主義是環境倫理中的最新發展,是女性主義和生態主義的結合。一百多年以來,女性主義經歷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20年代的以要求平等的政治經濟和受教育權利為特征的自由女性主義，和20世紀20—60年代的以爭取女性社會文化身份為特征的激進女性主義的洗禮。在生態危機和環保運動的激勵下,在婦女參與環保運動的實踐基礎上,生態女性主義于20世紀80年代在歐美蓬勃發展起來。它借助解構主義,深入挖掘當下生存危機根源——父權制的男性中心主義觀并進行顛覆性批判,力圖構建一種新的環境倫理文化,為人類的持續謀求出路。
二、新倫理文化的建構:生態女性主義的活力源泉
人類社會經歷了從人類初始階段對自然界的尊崇、恐懼、依附的生存意識(即自然倫理階段),到對自然的改造而使自然環境從人類生存視野中逐漸隱退后的對社會利益的關注(即社會倫理階段),再到現今環境問題帶來生存危機而反思后的尊重、愛護自然,尋求人與其他萬物平等依存(即環境倫理階段)的倫理認知和革新過程。可以說,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是倫理道德的修整重構過程。生態女性主義正是生態語境下倫理革新的表現形式之一。它廣泛借鑒其他流派思想,特別是生態思想和傳統女性主義思想,批判父權文化體制下的二元對立價值等級思維模式和工具理性主義傳統,以顛覆西方主流的父權——男性中心主義倫理觀,并形成一系列具有自身特點的倫理價值體系。
首先,它追求整體和諧和生命解放，反對壓迫。對“各種形式的統治和壓迫相互交織”［2］的認同是生態女性主義的理論基點。在肯定自然界獨立的內在價值,賦予所有非人類(如動植物、河流、山川等)同等的道德地位,關注所有與自然——心理、性、人類和非人類——有關的統治同時，生態女性主義反對各種社會統治形式(種族、階級、年齡歧視及軍國主義、殖民主義等),將所有被父權文化貶為他者的邊緣弱勢群體如女性、黑色人種、同性戀、酷兒(queer)等視為盟友,認為沒有自然的解放,沒有其他邊緣群體的解放,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婦女解放,從而將其倫理關照的對象擴大到最廣闊的領域。
其次,它吸收生態批評的整體性觀念，尊重差異,贊美多樣化,認為差異、多樣性是生態系統和諧穩定的保障。其多樣性既包括生物物種的多樣性,又包括人類個體的個性和社會生活風格及地方風俗的多樣性等。人類對自然的掠奪,對物種的侵害控制,致使生物簡化。現代商業社會的技術和競爭將人異化為失去生氣和個性的生產機器。在技術和利益的驅使下,統一的文化觀念和文化方式無孔不入,誘導現代人的拜物心理,泯滅人的個性,使社會生活風格“齊一化”,文化也因簡化失去其多樣性魅力。
第三,它呼吁建立一種基于互惠和責任原則而非統治原則的生態倫理觀，強調感性如關愛、尊重和公正的倫理價值。生態女性主義關注人類與非人類存在物的關聯性,從女性與自然在生理、心理和體驗上的關聯出發,提出重新界定人類自我的身份,拋棄以人類——男性為中心的抽象獨立自我的主人身份形象,代之以生態的關聯自我［3］。生態女性主義認為,人類只有意識到自己與世界萬物千絲萬縷的聯系,才能從根本上關注“他者”,以平等的道德權利持有者身份修正自己的不良行為和思維方式,還“他者”公正,尊重和關愛“他者”。唯如此,人類和自然才能和諧相處。
生態女性主義者不僅多角度解構父權制思想,還多層面建構新倫理文化。一些女性主義者以恢復對月亮、地球等的女神崇拜儀式來贊美女性與自然的聯系,并用人類學家對史前期的母系社會的考古發現論證女性文化建構的可能。普魯姆伍德提出重新闡釋大地女神蓋亞,認為認可地球的母親身份有助于人類尊重和關愛地球及其上的所有存在物,有利于形成新的倫理道德觀。一些激進的女性主義者對基督教神學進行改造,把上帝理解為母親或女性。溫德爾把上帝稱為我們的母親,因為“上帝的父親形象適用于父權制社會中的人格形成”［4］。沃倫根據IrisYoung對傳統分配模式的社會公正性的剖析,探討基于該分配模式的環境公正性,指出由于傳統的分配模式是靜態的物質傾向的,不重視社會進程中的社會關系,因而無法對生態群(如物種、數量、自然棲息地等)的狀況給予足夠關注,無法建構“生態的關聯自我”,也不能充分重視并體現關愛和尊重的重要價值,只有非分配模式語境才是適合生態道德生長的土壤［5］。這些頗具理想主義色彩的倫理文化設想,為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開拓了新空間。
三、生態女性主義: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新視角
文學作品是現實生活的某種反映,是人類理解自己的生產勞動及世界的一種形式,是為滿足人類道德情感或觀念表達的需要而產生的“一種富有特點和不可替代的道德思考形式”［6］。因而有人認為“真正的藝術和批評服務于一種道德目的”［7］。以反思人類思維方式、規范人類行為并以最終解決人類生存危機為己任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潮,其倫理特性必然從社會層面延伸到精神層面,從對現實社會中的道德現象的評價和規范及對其倫理根源挖掘延伸到文學批評領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學倫理學批評。它遵照生態女性主義倫理道德觀念,將性別(女性)和自然結合起來探討文學。它在關注人倫道德的同時注重弘揚生態倫理道德,成為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新視角。
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對文學與女性及自然環境關系的研究。大體而言,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透過生態女性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棱鏡來閱讀文學文本,使文學文本中那些以前忽視的要素凸現甚或更為顯眼,促使文學批評家對文本的傳統要素如風格、結構、修辭和敘述,形式和內容有新的發現,加強探討文本中不同角色——人類與自然之間,文化與自然之間,不同種族、階級、性別、性取向的人之間——的聯系與差別，探討影響人類與自然,人們相互之間關系的差異與聯系的因素［8］7。在文學批評實踐中,批評家必然會提出這樣一些基本問題:自然和女性在這部作品中是如何再現的(是次等的、低級的、破壞性的、缺乏理性的還是美麗的、充滿慈愛溫情的、不可缺少的),自然和女性在作品中扮演著何種角色(是受貶抑的、受支配的、工具性的還是平等的、受尊重的、具有自身獨立價值的),自然和女性之間的關聯性是如何在作品中體現的，以及作品中表現的倫理價值觀與生態智慧是否一致等。而一部具有生態女性主義意識的作品,往往符合如下標準:即是否體現整體的關聯性;是否體現對男女、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整體和諧、多樣而相互依存關系的追求;是否反映對兩性之間、人與人之間以及人對自然的征服、支配、壓迫和統治等問題的探討;是否有助于重新認識人與其他萬物的關系;是否有助于人類重返和重建與自然及其他存在物的和諧關系;是否有助于警醒世人,倡導生態智慧,喚起人們的生態意識等。
生態女性主義在從文化哲學領域切入文學批評的過程中,文學批評家和人文學者承擔文學批評的責任,以發展一種文學批評體系來反映和促進生態女性主義運動的政治目的，這一責任是以文本閱讀為基礎的。首先,通過閱讀各個時期的文學文本,揭示文學作品中反映的自然與女性的關聯,探尋在文學領域中對女性對自然兩種統治和壓迫的歷史文化根源。生態女性主義神學者對《圣經》進行對抗性閱讀,批判它借上帝之口確立男性對女性和自然雙重統治和奴役的地位而成為父權——男性中心思想的始作俑者。其次,通過重讀文本,得出新的結論,以改變傳統的文學史,重建文學經典。一方面，將被忽視的被埋沒的體現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文本,尤其是女性文本重新評價,納入經典之列,如一些寄情花草而被貶為閨閣之作的女性文本得到認可,曾被嘲諷為無病的美國女海洋生物學家卡遜的《寂靜的春天》更是以其女性的細心觀察和細膩描述被譽為文學、女性、自然三者完美結合的典范;另一方面，重新審視以往經典文本,頌揚體現整體關聯的、洋溢著關懷同情、慈愛溫情的作品；抨擊體現父權中心的、工具理性的、擴張性的、彌漫著男性支配和控制欲望的作品,否定其經典地位。如:被奉為個人英雄主義經典的《魯濱孫漂流記》體現崇尚權力、征服、統治和男性工具理性而被批判;而珍妮·斯梅雷的《千畝農田》、斯坦因貝克的《憤怒的葡萄》等，因其探索了科技在人類貪欲支配下給土地所造成的損失，以及人的身體、特別是女性的身體與土地的緊密聯系,揭示了女性和自然受男性控制和征服的悲劇局面,體現了生態女性主義思想。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在文學批評實踐上,努力發掘該文類的寫作特征,總結和建構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從而修正傳統文學的價值取向［9］。這一方面可以帶領文學創作者認知、關照、表現社會生活、世俗人生,進行文學創作,深化文學的審美價值;另一方面引導讀者的文學欣賞,通過發揮典型人物的啟示作用和“揭丑”文學的警醒作用,影響人們的文學乃至文化“消費”觀,改變人們行為方式,從而實現文學的社會教化功能。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并非否定所有其他形式的批評。它以新的批評尺度為文學倫理批評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它借助文學宣傳生態女性主義,倡導生態智慧,強化環境意識;它不僅重新釋義文本,還積極推動社會和人生的建構;它弘揚關愛、平等公正、聯系依存的生態倫理觀,不僅有利于促進建立人與自然、男人與女人自然和諧關系,也有助于推進各“亞”文化群,如有色人種文學、黑人文學、少數族裔文學、流散文學（diasporicliterature）等從邊緣走向被關注的中心,使人類聽到不同的聲音,從而最終建立“一個免除了有害物質和生態災難威脅的社會……一個免除了壓迫和毒害的社會,一個免除了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毒害的”［10］)生態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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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
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的界定獨立建構體育學學術批評體系，其次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必須弄清什么是“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關于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問題，時下呈現出兩種不同主張。第一種主張認為，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是體育學學術成果，即把體育學學術成果當作批評的對象，主要對體育學學術成果進行評判，持這種主張的人為數不少，也具有比較廣泛的影響。第二種主張是以整個體育學術活動體系（體育學學術實踐主體和體育學學術實踐的成果）作為批評的對象，它不但對體育學學術成果展開評判，還對體育學學術觀念、品格、環境、思潮、流派以及學術批評自身進行判析。我們比較贊同第二種主張，并傾向對“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作如下的界定：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包括學術主體、成果、理念、風格、思潮、流派、運動以及學術批評本身，即包括一切體育學學術活動系統。比如李力研“科學研究必須老老實實——因楊杰、周游兩作者而說的話”以作者（學術主體）為批評對象，盧元鎮“中國體育社會學科進展報告”以中國體育社會學學術成果為評判對象，趙山成“試論茅鵬的學術思想”以茅鵬及其學術思想為對象，黃卓“關于體育科研中的責任與道德問題”以學術責任和學術道德理念為對象，陸一帆“體育生物科學研究方法置疑與推敲”以學術方法為對象，張力為“研究報告評價標準的界定與聯想”以學術成果報告標準為對象，楊正云、王穎“論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學校體育思潮的歷史變遷”以學校體育思潮為對象，王新、鐘明寶“芻論體育批評的含義及其形態”以體育學學術批評自身為對象等等。可見，體育學學術批評，是對體育學術活動系統中各種具體學術現象，從科學的觀點出發，作出思想性、理論性及價值性諸方面的評價。從表面上看，我們對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范圍如此界定，似乎與體育理論的研究對象基本同等。事實上，它們有較大的區別，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具有其自身顯著的特點。具象性所謂具象性特點，是指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是各種“具體的體育學術現象”，或者是一項成果，或者是一個或幾個學術成果主體，或者是一種學術思潮，或者是一種學術研究方法，或者是一種批評方法，或者是批評的主體等等。體育學學術批評正是對這些具體要素有針對性地予以研究。毫無疑問，體育學學術批評這種具體的局部研究當然也要聯系其它部分甚至體育學整體，但是，它是由具體而整體，其研究的中心始終是具體的體育學學術現象，也可以說，體育學學術批評是局部微觀研究。這是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的一個基本特點。集中性所謂集中性，是指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主要集中在“學術成果”這個基本要素上，也就是說，體育學學術批評是以“學術成果”作為體育學學術批評最基本的對象，其它各種體育學學術批評活動，如“體育學學術主體”批評、“體育學學術理念”批評、“體育學學術風格”批評、“體育學學術思潮”批評等，只不過是“學術成果批評”的延伸，或者說是在此基礎之上的批評對象的轉變。之所以如此立論，從根本上說是因為“體育學學術成果”是體育學學術批評系統各要素的核心，是體育學學術意識形態最常見、最基本、最直接、最活躍的形體和存在方式。體育學學術領域里的一切學術現象一旦離開了“體育學學術成果”這一具象形體，就無法存在，也就不稱其為體育學學術現象了。所以，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的第二個特點是極具集中性。現代性所謂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具有現代性特征，是指體育學學術批評主要是以現實的、最新的多種多樣的體育學術現象為主要對象。盡管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偶爾會投射聚焦在過去某個歷史時期的一個點上，但這種偶爾的投射聚焦往往也是為了評介該對象的現實意義與價值。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體育學學術批評是對當代現實體育學的研究，屬于一種共時性研究。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的這種現實性特征，一是來自體育學理論發展的宏觀驅動，二是來自體育學學術批評價值的內在要求。因為體育學要發展，體育學學術批評要前進，都需要以新理論、新實踐、新成果為研究對象，也只有通過對開創新領域和出現新論斷的批評與評價，才能實現真義上的進步。所以說，“現實性”特征直接決定著體育學學術批評的意義、價值和生命。由此，可以說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就是體育學術活動中各種具有一定新質的具體的體育學術現象。其中，最新的體育學術成果是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基本對象［3］。學科性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與體育學學科內涵和外延緊密相關，體育學學科內涵和外延的所有成果部分都應該是體育學術批評的對象，如果其內涵與外延超出體育學學科領域，則不應成為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因此，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具有學科性特點。這是體育學學術批評區別于其他批評的最顯著特征，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確立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的時候，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注意。第一，我們必須客觀、公正地面對各種體育學學術批評實踐，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而是主觀主義、片面主義當頭，偏于一隅，就可能使體育學術批評有失公允。第二，我們的研究必須是對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的全面整體的研究。如前所述，盡管我們對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作了簡單、靜止、孤立的解說。但在體育實踐中，這些對象并不是簡單的、靜止的、孤立的，而是復雜的、運動的、龐大的、有機統一的系統整體，體育學學術批評必須把它作為一個系統整體予以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系統的而不是孤立的研究。只有盡可能的全面真正地占有體育學學術批評的研究對象，才可能保障獨立建構體育學學術批評體系的科學性與合理性。
體育學學術批評的性質
體育學學術批評的性質，是獨立建構體育學學術批評體系需要解決的另一個重要基本問題。搞清這個問題，有利于體育學學術批評在體育學中的合理定位，有利于體育學學術批評的自身建設，更有利于體育學學術批評的科學化發展。首先，體育學學術批評是體育學中的一門獨立的應用性理論。誠如楊黎明所指出：“如果按傳統的方法將體育學劃分為體育學實踐和體育學理論的話，我們認為對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合理定位應該放在‘它是體育學實踐與體育學理論之間得以連接的紐帶和橋梁’這樣一個認識層面上。因為體育學學術批評源自體育學實踐，而體育學實踐通過體育學學術批評上升為體育學理論，體育學理論又反過來指導體育學學術批評，并通過批評促進體育學實踐的進步。如此周而復始，就構成了體育學的運動發展歷程。”［2］體育學學術批評，一方面聯結著體育學實踐，另一方面聯結著體育學理論，是體育學發展過程中具有獨立性質的中心環節，更是體育學各分支學科相互聯系、相互滲透、共同發展的重要樞紐。正是由于體育學學術批評的這種特殊地位，決定了體育學學術批評是一門具有獨立性和實踐性的“應用理論”，而不像體育學理論屬于“基礎理論”。其次，體育學學術批評是一門科學，是一種創造性的科研活動。體育學學術批評使用邏輯推理方法、歷史方法、數理統計方法、比較方法等科學方法，去進行概念、判斷、歸納、演繹、推理，從而對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進行證偽、辯駁、爭論、分析、綜合、評價，從根本上講，這個過程就是“獲得或者接近真實真理”的科學過程。體育學學術批評也因此而就具有了科學的一般屬性。從思維的方式上看，體育學學術批評在對體育學術現象進行評價時，與科學研究主要運用抽象思維而基本不用形象思維一樣。在進行歸納、比較、分析、綜合之后，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再深入到體育學術批評對象的本質，揭示錯誤的理論，總結客觀的規律，以更科學的理性認識形成真實的體育理論，這就使體育學學術批評具有了科學的性質。從主體和客體的關系上來看，體育學學術批評與科學研究一樣，都是一種自覺的理性思考和假設驗證活動，它們都以一種冷靜的態度對待自己的研究對象，都以一種客觀公正的標準追求真理。從這個意義上講，體育學學術批評具有科學的屬性，又可以稱之為“科學批評”。總體上講，體育學學術批評的性質具有科學的因素，但不是科學的附庸；是體育學中一門獨立的應用性理論。
關鍵詞：混沌理論；文學批評；《混沌之美》；介評
[中圖分類號]H31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831（2013）08-0224-6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3.058
1 . 引言
自20世紀以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混沌學及復雜性科學等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使我們逐漸認識了物質世界中傳統的笛卡爾或牛頓思維所無法認知的一些現象。這些認識使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近幾十年，尋求新的闡釋范式的人文學者紛紛將目光投向這些自然科學成果，并在各自的研究領域探索其應用的可行性。在文學批評領域，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已有約10幾部專著在這方面作出了嘗試。本文擬介紹的美國著名當代文學批評家Michael Patrick Gillespie的The Aesthetics of Chaos便是其中之一。該書最早于2003年由佛羅里達大學出版社出版，平裝本首次于2008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簡言之，該書主要用后愛因斯坦（post-Einsteinian）物理學，尤其是混沌理論中的一些概念所提供的隱喻為我們呈現了一種新的文學闡釋途徑。以下對全書內容進行介評。
2 .《混沌之美》各章內容概要
本書共有八章，前兩章為理論鋪墊，第三至七章為文學批評實例分析，第八章為全書的總論。
第一章“我們是如何談論我們的所讀的”。在本章，作者Gillespie首先以James Joyce的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的一段對話為例，說明詞的意義之模糊性。作者指出，盡管文學批評者明白，一個詞的意義有多層意識的參與，如對該詞的一種期待、回憶、聯想及感知覺等（Gillespie， 2008： 2），但由于受牛頓思維（Newtonian thinking， ibid.，： 3）的影響，長期以來人們總想在文學中尋求確定的意義。同樣，盡管批評者都認同理解/闡釋受個人經驗、文化語境、教育、心情狀態等因素影響這一事實，但在評論某一具體的文學作品時，他們往往遵循一種客觀化、排他性、以及“因為……所以”的邏輯模式（ibid.，： 2-3）。作者以著名批評家Bernard Benstock對《尤利西斯》開篇幾句話的評論及作者本人對這段話的理解為例，說明傳統線性笛卡爾分析（Cartesian analysis， ibid.，： 3）模式具有刻板性。因為每位讀者的每次閱讀都是主觀、不同、有個性而非線性的；普通讀者對文學作品的這種認知過程與傳統批評者的闡釋方式之間的根本差別，無疑對傳統文學闡釋提出了挑戰。因此，我們需要一種新的能包容闡釋多樣性的文學批評方法（ibid.，： 4），后愛因斯坦物理學的出現，則為這種新的文學闡釋方法提供了隱喻。作者接著對笛卡爾式文學分析傳統作了大致的梳理，主要對T. S. Eliot、I. A. Richards、新批評、Mikhail Bakhtin、Northrop Frye、Wayne Booth、Kenneth Burke、Roland Barthes、解構主義、讀者反應論、文化批評等批評家或批評流派的觀點進行了批評（ibid.，： 6-13）。例如，作者認為解構主義只是頗為有效地反對了那些在笛卡爾、因果體系內運作的批評模式，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既然解構主義堅持語言的不確定性，那么根據它自己的假定……在本質上，提出解構理論的行為便解構了那一理論。解構主義無法消融主觀閱讀與客觀評論之間的沖突”（ibid.，： 11-12）。因此，盡管以上各批評模式在各自的參數之內構思精密，且對文學作品極具闡釋力，但這些途徑都極力將那些與批評家本人的視角不相容的要素排除在外，因而它們只能生成對作品的片面、而非全面的闡釋。
第二章“非線性思維：重新定義范式”。本章首先回顧了20世紀科學研究領域中的新突破（從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到對混沌及復雜性的研究）對我們理解物質及精神世界的方式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同時還回顧了將混沌、復雜理論或其他新物理學的概念應用于文學批評中的主要成果，包括N. Katherine Hayles的Chaos Bound（1990），Harriett Hawkins的Strange Attractors： Literature， Culture and Chaos Theory（1995），Philip Kuberski的Chaosmo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ory（1994），William W， Demastes的Theatre of Chaos（1998）等（ibid.，： 17-18）。作者認為，一部文學作品就像一個復雜/混沌系統――其總體保持某種秩序性，但各個組成部分卻以不可預測的方式運作。對于這樣一個系統，就像氣象學上的“蝴蝶效應”一般，哪怕極細微的理解上的改變，都可能使我們對作品的后續理解發生巨大變化。換言之，我們對作品的理解既有一定的穩定性，又帶有許多不確定性。傳統的線性文學批評極力推崇確定性、封閉性和排他性的解讀，而這與我們現實中的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文學閱讀體驗完全不符。以王爾德的《多里安?格雷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為例，無論我們將主人公Gray僅僅看成英雄、流氓還是犧牲者都有局限性（ibid.，： 19），因此我們需要一個能同時包容這三個視角的理論，來為我們真實的閱讀體驗提供合法性。作者還以James Joyce的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的主人公Stephen Dedalus以及Ford Madox Ford 的The Good Soldier中的敘述者John Dowell為例，論述了混沌理論中的“奇異吸引子”①（strange attractors， ibid.，： 20）概念如何能夠幫助我們對作品進行多層次的、不重復的解讀。同時論證了混沌理論中的“分形盆邊界”②（fractal basin boundaries， ibid.，： 22）、“標度”③（scaling， ibid.，： 23）等概念運用于文學批評的可行性。對于本書第3-7章中所選用的分析文本，作者指出自己的選用理據是，特意選取了一些表面看來似乎最不適合非線性文學闡釋模式的語篇類型來進行分析，以證明該途徑的真正有效性（ibid.，： 25-27）。
第三章“在混沌邊緣的解讀：《芬尼根守靈夜》及線性的負累”。在本章中，作者首先簡要回顧了不同批評家，包括Harry Levin，William York Tindall，Clive Hart，Vincent Cheng，David Hayman，Even Margot Norris等對《芬尼根守靈夜》（Finnegans Wake）這部天書所作的批評（ibid.，： 32），并指出他們的線性局限性。為例證非線性思維對文本解讀的有效性，作者選取了書中“St. Patrick and the Druid”一段對其中的人物等進行了分析，并將自己的分析與傳統的線性批評進行了比較。例如，作者分析道，盡管Riana O’Dwyer的文章很好地說明了批評者可以如何充分挖掘St. Patrick這一人物可引起的聯想性，但她將St. Patrick歸類為某種角色原型（ibid.，： 35），因而排除了其他解讀；而如果讀者在解讀時聯想起文外的影射意義――如在解讀St. Patrick用三葉草向愛爾蘭人布道使他們皈依天主教這段文字時聯想起三葉草所影射的“三一神”④（Trinity）的宗教教義，那么對這段文字的解讀則會豐富許多；因為“三一神”代表“一種天主教徒自己也不十分理解但又必須將其視為一部分的一種神秘”（ibid.，： 36），而這種神秘所激發的聯想將增添解讀的多樣性。同樣，《芬尼根守靈夜》中一段描述Kate在Willingdone Museyroom游覽的文字中也暗含許多歷史影射，作者對Philip Lamar Graham， Danis Rose和John O’Hanlon等批評家的注解進行了評論，認為他們的闡釋雖有一定洞見，但由于遵循還原論式的線性思維，他們的闡釋“為清晰性而犧牲了多樣性，為系統整齊性而犧牲了模糊性”（ibid.，： 39），因而他們的解讀還不夠充分。作者認為，盡管研究喬伊斯作品的批評家費盡心思地為讀者編撰了各種重要的導讀，但這些解讀“就像《巴爾地摩要理書》（Baltimore Catechism）無法涵括天主教的復雜教義一樣”（ibid.，： 41），它們永遠無法窮盡《芬尼根守靈夜》的神秘；對于《芬尼根守靈夜》這樣一部“局部不可測，整體較穩定”（locally unpredictable， globally stable， ibid.，： 41）的非線性系統，我們應摒棄追求客觀性與穩定性的線性解讀思維，在“混沌/復雜性理論提供的閱讀目的維度”（ibid.，： 42）指導下，擁抱各種主觀的和不確定的闡釋，以豐富我們的審美閱讀體驗。
第四章“從此我們幸福地活著：童話之被打破的協約”。本章首先簡要介紹了童話的功能、不同文化中童話的特征以及童話之文學經典地位的確立等。作者認為，童話地位的確立一方面使人們開始以傳統文學視角對童話進行某種正式的解讀，但另一方面也導致了分析過程的“形式化”（formalization， ibid.，： 45）。這種分析途徑總是引導讀者在童話中要讀出某種寓意或者教訓、對人物作出涇渭分明的評判、對故事的結局期望一個明晰的結論（通常是好人贏了、壞人輸了之類）等。20世紀以來，隨著民俗專家Vladimir Propp、人類學家Claude LeviStrauss等提出的研究范式的變革，當代批評家借助不同學科或思想流派的理論工具如語言學、唯物主義或心理分析等，生成了女性主義、文化批評或新歷史主義的童話解讀等。然而，作者認為盡管童話批評“注意的焦點在語言和意象之間不停轉換，對童話的總體闡釋途徑仍未改變”（ibid.，： 47），它們大體上仍在一個線性、排他性的闡釋框架內運作。作者在本章中嘗試以一種新的，即非線性的闡釋途徑，來解讀一部現代童話――J. K. Rowling的《哈利波特與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作者對該故事作了大致介紹，并突出了該作品的童話特征（ibid.，： 49-51）。接著按照傳統的童話解讀模式，以“善”或“惡”為標準對《哈利波特與魔法石》中的人物和事件進行了分析。這種傳統的闡釋途徑顯然忽視了敘事中的復雜性，它最終“只能生成對作品的一種還原論式的解讀”（ibid.，： 54），使我們無法感受閱讀具有一定復雜性的童話所能帶來的。而借助混沌/復雜性理論的觀點（尤其是“奇異吸引子”概念），便可拓寬我們的文學闡釋途徑，使我們生成更豐富和多元化的解讀。例如，若將“善/惡”、“智慧”、“抵抗權威”及“專心專意”等元素作為奇異吸引子，我們對《哈利波特與魔法石》中的每個人物都可作出一種新的、多視角的解讀（ibid.，： 56-59）。就像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實驗說明觀察者改變著被觀察之物的屬性那樣，這些不同“奇異吸引子”所代表的闡釋視角也改變了文本本身，它們賦予了文本以豐富而復雜的解讀潛能。通過這些不同的解讀，讀者也得以領略Rowling筆下的虛幻世界中所描述的“人類交際中的各種內在矛盾與沖突”（ibid.，： 60）。
第五章“我歌唱武器、以及一位――后牛頓時代的英雄”。在本章中，作者首先對將Beowulf看作史詩而進行的傳統文學分析作了批評，認為這種貼標簽的做法打開了對該詩進行規定性闡釋的先河，使我們無法全方位地欣賞詩中所描繪的復雜世界。當代批評家采用新的批評途徑為我們呈現了一個不同的Beowulf，其中較成功的例子便是Janet Thormann的分析。Thormann通過援引拉康心理分析中的“僭越式享受”（transgressive enjoyment， ibid.，： 65）概念審視Beowulf中的“暴力”的功能，并以之為工具對作品進行了闡釋。不過，雖然Thormann的批評有一定新意，但她的分析也是線性和排他性的，因為她忽視了詩中許多能提供非排他性解讀的要素（ibid.，： 65）。其中一個要素便是：該詩對事件的敘述并非以線性時間為序，而是具有一定循環性（circularity， ibid.，： 66），這種敘事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模糊了過去、現在及未來之間的界限，“削弱了具體行動之間的因果聯系”（ibid.，： 66），也使人物身份打破時間限制從而產生一種“無時無刻處于演變之中”的動態效果（ibid.，： 67），這一要素使讀者很難以線性的方式對作品生成統一的解讀。此外，詩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個人的力量，而是命運或者神威，這兩種要素一起主宰著一個不可預測的世界，增添了詩中人物（包括英雄）的人生隨機性，這甚至讓英雄一詞的含義、乃至該詩的史詩特征都變得模糊起來（ibid.，： 71）。總之， Beowulf就像一個復雜的闡釋渦流，不同的闡釋視角則像是渦流中的不同“奇異吸引子”，它們靈活地、而非像笛卡爾思維那樣可以預測地解讀著作品。這種像多棱鏡似的闡釋視角，讓現代讀者在Beowulf中讀到一個多元的、復雜而又真實的中世紀社會，并“獲得更多的閱讀愉悅感”（ibid.，： 76）。
第六章“普天之下，一切自有其意：‘約伯記’中圣經闡釋學的循環性”。本章主要討論了對《圣經?舊約》中《約伯記》（“The Book of Job”）故事的闡釋。該故事講述了一個叫約伯的男人經歷了失去財產、兒女和健康等人生挫折，但仍堅強地忍耐，最終恢復了物質財富的故事。該故事在西方家喻戶曉，但作者認為用傳統線性途徑來完整地解讀它則會困難重重。因為各種因素造成了解讀的復雜性：首先，《約伯記》既可看作文學作品，又可看作宗教文獻。在解讀這類作品時，我們既要關注其審美性也要關注其道德說教意義。而審美與說教之間有時構成互補、有時又構成互斥的復雜矛盾關系；其次，約伯記本身的敘事方式也構成了解讀的復雜性，因為圣經作者們對在敘述中插入不合邏輯的推論、各種矛盾沖突，以及與敘事方向完全相反的描述等似乎樂此不疲（ibid.，： 81）。他們還在圣經的通篇布下了“嵌套結構”（diegetic structure）（ibid.，： 82），這些都使各種傳統的、排他性的、線性的圣經闡釋途徑陷入困境。因為在傳統笛卡爾線性分析模式指導下，圣經闡釋者往往在圣經中尋求某種終結性真理，并認為通過理解作品的各個組成部分我們便能找到那一真理。這種傳統模式只能帶來還原論式、非此即彼式的封閉性解讀，這對那些關注圣經的審美性而非神學教義的讀者而言，無疑使作品變得索然無味，作品原有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將蕩然無存。正如批評家Meir Sternberg已注意到的那樣，“約伯記”中存在大量用線性笛卡爾思維根本無法解讀的各種矛盾沖突（ibid.，： 83-85）。不少批評家尋求其他途徑來闡釋該作品，例如Lyn M. Bechtel便是較成功的一例。但Bechtel實際上只是以二重性（duality， ibid.，： 86）為邏輯工具用一種線性系統替代了另一種線性系統（ibid.，： 86）。作者認為，就像光的波粒二重性⑤理論（the wave/ particle theory of light， ibid.，： 89）所說明的那樣，約伯世界中的許多要素都是在“既/又的行為體系”（both/and system of behavior， ibid.，： 89）中運作的。在對故事中的一些敘事要素如“上帝的旨意”等進行了具體分析（ibid.，： 90-92）之后，作者總結道，“約伯記”表現的是人生的多樣性和任意性，對其中的許多問題并非如線性思維所奉行的那樣一定要找到一個終極答案。混沌理論的原則能幫助我們沖破線性思維的束縛，理解各種截然不同、甚至互為矛盾之觀點的合法性，從而獲得對作品的更豐富的審美體驗。
第七章“奧斯卡?王爾德與愛爾蘭身份的構建”。本章主要討論民族身份/民族性對作品解讀的影響。作者首先簡要回顧了20世紀最后二十年里民族研究的主要方向（如后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國家主義等），并指出后殖民主義對愛爾蘭作者的民族身份研究影響尤為明顯。作者接著對Declan Kiberd的Inventing Ireland進行了批評。認為Kiberd的批評一方面很好地表現了他作為一名社會批評者的技巧，但另一方面也凸顯了他以線性途徑研究民族身份而必然帶有的規定性局限：因為Kiberd在線性笛卡爾邏輯思維的影響下并未談及愛爾蘭性（Irishness， ibid.，： 97）中的主觀性，而否認愛爾蘭性中的主觀性則會削弱其復雜感和矛盾感，從而失去后殖民思維的魅力。因此，研究作品中的民族身份應訴諸于非牛頓思維（non-Newtonian thinking， ibid.，： 97）。讀者的理解是一次暫時的、并非固定不變的主觀行為，因而作品中的民族性就像“薛定諤的貓”（Schrodinger’s cat， ibid.，： 108）實驗⑥和“海森堡不確定性原則”⑦（Heisenberg’s Uncertainty Principle， ibid.，： 108）所說明的那樣是不確定的。而正是這種不確定性使我們的個性化的、多元化的文學解讀具有合法性，也使我們每一次的閱讀都成為一次新的尋找意義的審美體驗之旅。作者接下來以Oscar Wilde的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中一些片段為例，說明不同的民族性視角（在此指愛爾蘭身份的視角）給文本解讀帶來的深刻變化（例如它甚至使傳統上認為的王爾德作品輕喜劇的形象被打破，使之成為一部辛辣的諷刺劇）。作者在此并非要傳統批評家對王爾德作品的解讀，而只是說明后愛因斯坦思維影響下的對愛爾蘭身份的不同認識使我們對作品有不同的解讀，這些解讀豐富了我們對作品的理解。作者最后指出，在“薛定諤的貓”和“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原則”等為代表的后愛因斯坦思想影響下，文學批評的目的和價值觀或將發生重大變革：在這些概念的指導下，確定性和封閉性不再主宰我們的文學闡釋，我們也得以基于一些共同話題，如民族身份，與其他讀者交流審美印象，而“不至于跌入像愛爾蘭身份這類還原論式概念的泥潭之中不可自拔”（ibid.，： 108）。
第八章“我們要做什么？”本章首先提到了該書反復強調的線性笛卡爾邏輯思維對我們感知周邊事物（如進行文學闡釋）的方式的影響。作者認為，要打破這種影響，將非線性思維融入文學分析中，首先我們要改變對文學闡釋的期待。我們不能一味追求對某一問題的確定性結論，而應該使我們的文學評論能夠包容每個個體獨特、隨意而又五彩繽紛的理解。這種重視闡釋過程（而非闡釋結論）所帶來的轉變，必將使文學闡釋的目標發生一個范式變革，而這反過來又將重構文學闡釋的操作性分析體系（ibid.，： 110）。文學闡釋評價標準的改革本身是個巨大的工程，其成功當然不可一蹴而就。但我們當前能做的第一步便是，在闡釋的操作過程中融入批評界宣傳了幾個世紀但從未成功采用的一個傾向，即對模糊性的培育。此外，我們需要變革我們的批評語言，因為“一旦批評的語言改變了，那么其他更大的情況也將跟著改變”（ibid.，： 111）。這些變革將使我們以更自由的方式談論文學、對文學作品生成更多元化的解讀，以及以一種更復雜的方式來理解我們感知文學的整個過程。當然，闡釋的多元化不等于闡釋的無政府主義，因為作品中的文字構成一種疆界，對我們的闡釋起著限制性的作用。
3 . 簡評
總體而言，本書在論述上主要有如下特點：
（1）選材廣泛。在過去的二十幾年里，已有一些批評家運用混沌/復雜性理論考察過文學作品，但他們大多只考察某一時期或流派的作品〔如N. Katherine Hayles（1990）的Chaos Bound和Harriett Hawkins（1995）的Strange Attractors主要考察后現代文學〕，或者考察某一體裁的作品〔如William W. Demastes（1998）的Theatre of Chaos考察戲劇批評〕。與以上研究不同的是，本書所考察的作品體裁多樣，涉及時期也各不相同。例如，既有像《芬尼根守靈夜》（Finnegans Wake）這種最適合用非線性途徑進行分析的意識流作品，也有具有現代意識的童話《哈利波特與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以及一些似乎較不適合用非線性途徑分析的圣經文學“約伯記”（The Book of Job）、史詩《貝奧武夫》（Beowulf）和現代輕喜劇《貴在真誠》（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等文本。作者這樣做是想證明，混沌美學具有廣泛的解讀效力，而非“只適用于闡釋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Philip Kuberski， 2004： 794）。
（2）研究視角新穎。本書將新物理學中的混沌/復雜性理論的一些概念或觀點，如“分形盆邊界”、“奇異吸引子”、“薛定諤的貓”、“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原則”等，運用于文學批評之中，使我們以更加開放的視角來感知和談論文學審美。本書作者Gillespie對幾乎所有奠基性的現當代文學批評提出了批評，指出了它們各自的線性思維局限性――如Mikhail Bakhtin的對話理論實際上也賦予了某些意義以等級優先性，因而限制了解讀的多樣性（Gillespie， 2008： 8），Kenneth Burke的分析模式中蘊含著語言的無政府主義傾向（anarchic tendencies， ibid.，： 10），而解構主義歸根到底便成了某種虛無主義（deconstructive nihilism， ibid.，： 42）。但就像作者本人多次強調的那樣，他并非要否定文學批評之前的成就，而是要引入一種“既非追求（闡釋的）封閉性也非追求不確定性（ibid.，： 13）”、且能真正容納多義性的分析方法，使其能夠擴展現有的形式主義批評（ibid.，： 24）。通過論證這種闡釋途徑的合法性，Gillespie提醒我們在進行文學解讀時，還那些豐富了我們生活的文學作品以它們原有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正如Patrick A. McCarthy所認為的那樣，這“是一個重要而及時的提醒”（Patrick A. McCarthy， 2006： 95）。
參考文獻
Demastes， William W. Theatre of Chaos： Beyond Absurdism， into Orderly Disorde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Gillespie， Michael Patrick. The Aesthetics of Chaos： Nonlinear Thinking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3/2008.
Hawkins， Harriett. Strange Attractors： Literature， Culture and Chaos Theory[M].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95.
Hayles， N. Katherine. Chaos Bound： Orderly Disorder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Science[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0.
[關鍵詞] 英美文學；女權主義理論；重要性；現實性
在我國，英美文學課一直是各大高等院校英語專業高年級的一門重要專業知識課程。而近些年，圍繞如何能夠更好地進行英美文學的教學的話題更是熱議不斷。其實，早在2000年，教育部在其頒布的《高等學校英語專業教學大綱》中，對于英美文學的教學目的和教學內容就明確地作了如下規定：“文學課程的目的在于培養學生閱讀、欣賞、理解英語文學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學批評的基本知識與方法。授課內容可包括： 文學導論；英國文學概況；美國文學概況；文學批評。”從中我們不難發現，文學導論，英國以及美國的文學概況都是我們傳統教學的基本內容，而文學批評理論這一大綱所明確規定的內容卻在大多數高校中處于缺席地位，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而本文，將主要從女權主義的角度出發，來著重探討這一西方文學理論在英美文學教學中的重要性以及現實性。
一、女權主義理論概述
所謂女權主義理論是一種伴隨著西方女權運動而發展起來的文學理論，是一種以女性為中心的文論。眾所周知，長期以來，人類社會一直處于一種以男權為中心的形態中，女人游離于社會邊緣，成為男人的附屬品，沒有真正的話語權與自。而為了顛覆這一傳統的男/女二元對立，在西方國家，先后發生了兩次婦女解放運動。第一次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婦女獲得選舉權；第二次，則發生于20世紀60年代，婦女為爭取政治，教育，文化等各領域的權利而進行的聲勢浩大的運動。而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
二、女權主義理論在英美文學教學中的重要性
比迪?馬丁曾經說過，“如果沒有受到文學理論的教育，學生們很少有機會清晰地去思考問題。”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文學理論在英美文學課中的重要性。可是，此時大家可能會說，英美文學這門課給學生的感覺本來就已經是高深而枯燥了，如果再涉入理論的講解，豈不是老師給自己找麻煩？其實不然。因為，在各個西方批評理論中，女性主義理論就是我們最好的切入點。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受封建主義統治上千年的國家，男尊女卑的思想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仍有殘留，例如，很多家庭的重男輕女現象。而通過上面的文字，我們也可以得知所謂的女權主義理論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對女性的統治與壓迫，宣揚男女地位的平等。所以，以女權主義理論為切入點來分析文學作品，不僅可以使學生沒有陌生感，還能提高她們的興趣，引起她們的共鳴，從而為其他文學理論的相繼學習而鋪路。這里，筆者將以美國女作家凱特?肖邦的《一小時的故事》為案例，進一步闡釋說明。這部小說主要講述了一個小時之內女主人公在得知自己丈夫不在了的消息后的心理變化以及最后丈夫完好回來時的瞬間反應。在引入女權主義理論之前，學生進行預習的時候，非常不解女主人公的一系列心理改變。為什么丈夫不在了她還能如此興奮？是悲傷過度還是她本身就是一個“不善良的”女人？而在課堂上，對女權主義進行介紹之后，學生們逐漸理解了主人公的行為，因為那是一種對自由的長久渴望，對長期處于夫權社會下的一種解放，而最后女主人公的死亡更不是醫生所謂的見到丈夫安然回來的興奮所致，而是希望破滅后的絕望。所以，通過此理論的導入，學生不但可以更加深層地理解文學作品的意義，更能以批判性的思維來剖析問題。
三、女權主義理論在英美文學教學中的現實性
在我國，英語專業一向都是處于一種“陰盛陽衰”的局面，即男女生比例通常可以達到1：4或1：5甚至相差更遠。而在前面，我們也說過，中國是受封建主義制度影響極深的國家，“相夫教子”、“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各種思想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廣泛流行。因此，引入女權主義理論的教學，對于幫助當代女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將會有著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首先，通過對文學作品的女權主義解讀，我們可以引導學生們得知，作為女性經濟獨立的重要性。例如，在我們最熟知的一部作品《飄》中，女主角斯嘉麗在當時的年代經營生意以此來保護自己的家人以及莊園的精神就可以使得大家受益匪淺。一位女性，尤其是新時代的女性，只有在經濟上獨立，才能擁有更多的話語權來參與到各種社會活動中。另外，通過女權主義理論與相應作品的學習，學生們會逐漸意識到，作為女性應該保持意志上的堅強，人格上的獨立，做自己身體與精神上的主人。而且，要讓自己跟男孩子一樣學會為自己的未來拼搏，并能在重要的領域占有一席之地。
綜上所述，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尤其是女權主義理論的學習，不僅可以使得學生燃起對文學的興趣，學會對作品的批判性剖析，更重要的是可以幫助學生，尤其是女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
參考文獻：
[1]教育部.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z].北京/上海：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關鍵詞： 文學翻譯批評 功能翻譯理論 應用
引言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文學翻譯因為其獨特的翻譯形式和極高的翻譯要求在中國翻譯領域一直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與文學翻譯一樣在翻譯批評領域獨占鰲頭的就是文學翻譯批評，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的文學翻譯批評一直停留在“挑錯式”和“思想式”的模式止步不前，即便在改革開放時期有所發展，最終還是將文學翻譯批評困于文本之中，對文本提出的批評建議大多數是對文本譯者的素質和技能要求，始終沒能將文學翻譯批評上升到文化交際的領域[1]。
一、功能翻譯理論
功能翻譯理論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德國文學翻譯領域提出的文學翻譯主張，代表人物有凱特琳娜?賴斯、漢斯?威密爾和賈斯塔?赫茲?曼塔利。賴斯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版的《翻譯批評的可能性與限制》提出文學作品翻譯要走出文本之外，將作者、譯者和譯本讀者聯系起來的主張，這是德國功能翻譯理論的雛形，隨后他的學生威密爾進一步完善了他的學說，到上世紀九十年代諾德全面系統地總結了功能翻譯理論的所有學術思想，并在此之上進一步提出了忠誠原則。
在早期的文學翻譯中，譯者只是單純地就文章進行單詞對單詞的翻譯，而翻譯出來的文本如果是理工類的文本尚可一讀，但是如果翻譯的是文學作品，那么文字的美感，作者的語言風格和作者所想表達的情感都無法準確表達，造成了一段時期的文學著作在國際間傳播的困難，許多好的作品與好的思想得不到及時傳播。與此同時文本的譯者在文本翻譯時面臨兩難選擇，一方面譯者希望忠實于原著作者的語言形式，另一方面有譯文閱讀者對譯文符合閱讀者閱讀習慣的要求。面對這樣的兩難選擇，功能翻譯理論應運而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功能翻譯理論的誕生就是為了指導陷入窘境的文學作品翻譯。功能翻譯理論大膽地在翻譯領域引進了作者、譯者和譯文讀者幾個要素，把原來單純片面的對文本翻譯的要求變成幾個要素之間的綜合的、統籌兼顧的文化交際活動。
二、功能翻譯理論在文學翻譯批評中的應用
（一）目的讀者的重要性
功能翻譯理論認為翻譯是一種文化交際活動，而且是一種有目的的文化交際活動，翻譯的目的是滿足于處于特定的文化環境中，有著不同世界觀和文化需求的譯文閱讀者的文化需求。翻譯被認為是一種滿足特定文化環境定的文化讀者的語言轉換活動。這樣一種論調第一次將譯文的受眾也就是讀者提升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高度，譯文開始不再遵從譯者或者委托翻譯者的個人意志，轉而開始為譯文的真正受眾讀者服務，這是文學作品翻譯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文本的譯者開始考慮文本作者真正想要表達的思想情感，將原著作者因為國別和文化環境不同可能會讓譯本讀者造成誤解或者曲解的段落和表達方式，用能夠為本國讀者所接受的方式重新表達出來，這樣譯者的工作得到了重視，而譯文讀者的地位則得到了充分尊重[2]。
（二）忠誠原則
功能翻譯理論的另一代表人物諾德在功能翻譯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忠誠原則”，這一原則在字面上看來像是一個一邊倒的原則，其實事實恰恰相反，忠誠原則是一個統籌兼顧全方位考慮的文學作品翻譯原則。忠誠原則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譯者對譯文的讀者負有道義上的責任，因為譯者既然承擔了翻譯的工作就有義務為讀者呈現出原著作者的真實意圖和情感，在這之中譯者如果對原著做了任何方面的改動，那么也有義務向譯文讀者澄清自己所做的一切及這樣做的原因。另一方面，要求譯者在能夠正確傳達原著作者的意圖和情感的同時，最大限度地尊重原著的精神，協調好譯文讀者和原著作者之間的關系[3]。由此可見，忠誠原則關注的是作者、譯者和讀者之間的關系而不只是其中的任何一個要素。
在文學作品翻譯批評中，除了要看文本本身的翻譯水平之外，還要考慮這一文本的翻譯是否符合譯文讀者的文化背景和閱讀習慣，以及譯者在考慮讀者能否接受的同時是否最大限度地尊重原文作者的真實意圖和感情，只有從這幾個方面綜合考慮，進行文學翻譯批評才能夠真正對譯文的優劣得失給出科學判斷。由此可見，翻批評中，尤其是在文學作品的翻譯批評中，功能翻譯理論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更是給予了文學作品翻譯批評以深入、科學的指導，讓文學作品翻譯批評符合人民群眾要求。
結語
我們不難看出在文學作品的翻譯批評中，重要的不是譯者使用了什么樣的方法，也不是作者有多么高的外語翻譯水平，而在于譯者是否充分考慮了譯文讀者與原著作者之間的文化差異，是否想出了合理的科學的方法對這些差異給予彌補，在此基礎上譯者是否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原著作者的真實意圖和情感，這些是判斷這部譯本是否是一部優秀譯本的重要標準。
參考文獻：
[1]于連江.多維視角下的文學翻譯批評研究[D].上海外國語大學，2013.
新時期以來,文學批評以另一種形式演繹著文學歷史的進程,發展著我國文學觀念、文學思想和文學理論的生產,構成文學發展史的有機組成部分。一些文學批評刊物和批評成果在文學發展進程中發揮著重要的導向、組織的作用。但是,文學界對于文學批評在文學發展史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卻認識不足,相關的研究也非常薄弱。我們知道,在文學創作、欣賞和批評實踐中所積累的種種經驗最終都要斂聚成思想、觀念的結晶,以理論的形態反映文學思想、觀念的發展水平。據此,我們可以看到,新時期以來文學的發展,往往是從對既有批評理論局限性的批評開始的,以不斷注入新的思想理論和方法,實現推動文學的進步。無論是在文藝學學科領域,還是在現當代文學,乃至古代文學研究領域,都是通過運用新的文學批評理論和方法實現對本學科領域研究的不斷拓展。從一定意義上說,文學批評研究所做的是為一定的文學批評方法提供理論基礎,而相關研究的水平高低,決定著整個文學實踐的發展水平。因此,全面梳理和評價新時期以來我國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和現狀,應該是當前文學研究的基本課題,對于推動我國文學事業的發展至關重要。
關于文學批評的理論研究,包括文學批評的本體論、價值論、方法論、發展論、功能論等,關系到文學批評邏輯前提、文學批評的對象與范圍、文學批評的范疇與方法、文學批評的標準、文學批評功能,以至文學觀念的建立等最為重要的文學基本問題。在文學界,將二十世紀西方文學概稱為/批評的世紀0,意指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的成果對文學的影響超出了文學創作,不同流派的文學批評觀念、理論的興起改變了傳統的文學觀念,極大地拓展了文學活動領域。二十世紀西方文學批評各個思想理論流派的出現及其對文學實踐的積極推進作用,以實踐成果表明了文學批評理論研究對文學發展的重要意義,為我國新時期以來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新時期以來,我國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總體上說進展與局限均極為明顯。
就其進展來說,可以說中國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獲得了空前的發展。這種發展集中體現在四個層面:一是實現了解放思想、突破、全面開放;二是全面占有了世界上一切文學批評的思想與理論資源,獲得了世界性的視野;三是在對影響當代文學批評的四個主要思想與理論資源)))文學批評理論、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理論、西方古典文學批評理論,及西方現代文學批評理論的研究,在系統性、全面性和深入性方面都獲得了顯著的發展;四是在吸收、融合與建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步,一些新的文學經驗、文學思想和文學理論已經豐富了中國當代的文學批評理論體系,形成了新的文學批評理論形態。中國當下的文學批評在開放性、理論視野、占有的思想理論資源,以及思想、理論、方法的多樣性方面,與新時期之前相比已經有了新的繁榮。
但是,熟悉文學理論的人都明顯感受到,新時期的發展歷史中,受到詬病最多、最集中的不是某種文學創作現象,卻是文學批評。這就意味著文學批評的發展現狀還沒有達到理想的狀態,還存在著明顯的局限。就其現象層面看,存在著思想性的弱化、功利性的極端化、現實性的淡化、批評的人情化、消費性的娛樂化,以及捧、罵、炒、抄的非學理化等現象。就其基礎理論的研究層面,我國新時期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總體上還處在對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的引進、模仿、吸收階段,自身還沒有形成關于建構文學批評的邏輯前提、方法、范疇等原創能力,還沒有達到對現有的文學批評思想與理論資源的綜合、創造,從而與中國文學傳統與現實經驗相契合,建構符合中國文學批評理論歷史發展邏輯的要求。根據文學發展規律,這一層面的局限是最應該受到重視的,因為它關涉到文學批評思想理論的核心創造力的問題。近年來,文學界的學者們關注文學批評、批評文學批評、研究文學批評,就是要突破這種局限,探索形成原創力的方法和途徑。
鑒于西方二十世紀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經驗和新時期以來我國文學批評取得的成果與局限,筆者認為,我國當前文學批評理論發展的關鍵在于徹底改變文學批評理論研究局限于對西方現代個別思想流派的思想、理論、觀點引進、模仿、吸收的狀態,形成中國文學思想理論的核心創造力,即在全面占有世界一切思想、理論資源的基礎上,根據中國文學傳統與現實,開展文學批評基礎理論的研究,在文學批評的邏輯起點、方法、范疇、價值、功能、發展規律等本體層面進行系統研究,從而達到在綜合的基礎上實現創新,建構反映中國文學經驗與文化精神的文學批評理論體系。實現這一目的,文學批評的基礎理論的系統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在文學批評的本體論、價值論、方法論、功能論、發展論等不同領域全面開展研究,在多種思想、觀點相互交流、碰撞、融合過程中實現綜合與創新。應該說,新時期三十年中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在不同層面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為此任務的提出和實現奠定了較好的基礎,但仍沒有以自覺的意識和明確的目標與方法開展系統的研究,實現綜合與創新。基于此種認識,筆者主張,要自覺地開展新時期以來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的進展的課題研究,并且使之成為我國文學理論研究的一個重點、熱點課題,力圖通過有規劃、有組織的系統研究,分辨清楚新時期以來我國的文學批評理論究竟取得了什么樣的進展,在歷史的考察中掌握我國文學批評思想、理論的發展脈絡和基本特點,以對當前我國的文學批評理論發展方向和基本任務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更重要的是,通過總結和反思我國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現狀,對取得的成果、存在的問題與發展的任務提出自己的觀點。開展這一課題研究不僅在文學批評理論建設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同時,對于整個文學領域的理論與實踐也有著重要的意義。
對我國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現狀大體上可以從兩個層面考察:一是文學批評理論發展研究,一是文學批評理論的本體研究。考察新時期以來我國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在這兩個層面究竟做了哪些研究,取得了什么樣的成果,對于我們全面掌握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的進展,反思、評價我國的文學批評研究的進展和水平,從而在此基礎上自覺地整合各個具體研究,最終形成系統的中國文學批評理論有著重要的意義。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中,對于構成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四個主要思想與理論資源的研究都取得了明顯的進展,只是由于學科領域和具體研究目標的限制,這些研究都還是相對獨立的,還沒有實現較為理想的整體性的研究,更沒有在文學批評的基礎理論研究層面形成如西方二十世紀學派林立、不斷創新的局面。當然,我們必須承認,新時期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經為今天實現高水平的整合奠定了基礎。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四個思想與理論資源的研究對于建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體系的意義與價值。概括地說,文學批評理論的中國化,試圖解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和指導思想問題;西方現代文學批評理論的本土化,解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性和現代性問題;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的現代轉化,解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民族文學傳統和民族特色問題;西方古典文學批評理論研究,解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建構的基礎性和普適性問題。這些努力,都從不同層面豐富和發展了我國當代的文學批評思想和理論,為我國的文學批評理論在新世紀實現提升奠定了基礎。對于文學批評理論本體的研究,如在文學批評理念、批評的邏輯起點、方法、標準、功能等等方面的研究,也都獲得了豐富的成果。可以說,本體研究是文學批評理論在新時期以來取得最顯著進步的領域,從哲學基礎對認識論模式的突破,到對語言學、現象學、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符號學的借鑒和融合;從批評方法對社會歷史批評的突破,到對語言學批評、英美新批評、精神分析批評、神話原型批評、解構主義批評、符號學批評、接受美學批評、闡釋學批評、新歷史批評、后現代批評、文化批評等等借鑒和融合;從概念、范疇對作者、環境、再現、表現、真實、典型、本質等核心范疇的超越,到對文本、讀者、語義、能指、所指、共時、歷時、結構、符號、無意識、原型、隱喻、轉喻、變形、荒誕等范疇的借鑒與融合;從對文學的政治、倫理價值觀念的突破,到對審美、人文價值的借鑒與融合;從對文學的政治工具論的突破,到對本體論、交往論、對話論的借鑒與融合,等等。新時期以來發表的大量著述主要集中在這一層面,為中國當代的文學理論研究開拓了空前的視野與巨大的空間,使當代文學理論得到了迅速發展。這些成果體現為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的論文和著作中的點滴積累,逐漸匯聚成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構成的思想、觀點元素,豐富著新時期文學批評的理論建構。
新時期的文學批評理論研究取得上述的成果,為今天從歷史的角度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發展進程創造了可能性,提出了新要求。在這個基礎上,有必要在文學批評構成的各個層面系統地考察新時期以來文學批評理論發生的嬗變和所取得的進展,通過辨析文學批評理論體系建構的哲學基礎、文化與文學思想資源、研究方法、基本范疇、基本概念、基本觀點、理論形態等在新時期的發展變化,梳理出文學批評理論在不同層面所取得的進展,并在此基礎上對新時期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水平、存在的問題做出分析與評價。開展這一研究,必須要改變以重要的文學事件、理論論爭現象為線索的思路和方法,把研究的焦點集中在文學批評理論基本要素嬗變的考察上。這一考察應結合新時期以來我國文學批評理論研究的實際,通過對各個基本層面的考察,最終達到對新時期文學批評理論發展現狀的總體把握。如在哲學基礎層面的研究,系統考察批評理論界如何逐漸將關于、西方、中國文學理論哲學基礎的研究成果轉化為新時期文學批評理論建構的哲學基礎,形成了怎樣的現實形態。又如,在范疇層面,考察新時期以來中國的文學批評理論如何不斷拓展研究的領域,豐富研究對象,將過去不在批評理論體系建構視野和研究范圍的領域轉化為文學批評的基本范疇的過程,并研究在中國的文化與文學語境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等等。在歷史的梳理與考辨中分析和評價文學批評理論的內在構成要素的嬗變狀況。
1985年1月在陜西省作家協會和中國小說學會的主辦下,《小說評論》在西安創刊,它是全國唯一的專事小說研究的雜志。隨著刊物的順利發行,《小說評論》周圍很快薈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說批評及文學研究的省內外學者:胡采、閻綱、張韌、繆俊杰、蒙萬夫、吳亮、白燁、肖云儒、陳孝英、曾鎮南、何鎮邦、費秉勛、劉再復、樂黛云、肖云儒、劉建軍、王愚、雷達、何西來、季紅真、蔡葵、刑小利、賀紹俊、周政保、吳秀明、暢廣元、李健民、邰尚賢、李星、徐岱、孫豹隱、管衛中、李運摶、趙俊賢、王仲生、李國平、朱寨、秦兆陽、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潔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寶、韓魯華、孟繁華、魯樞元、溫儒敏、王彬彬、孫紹振等等,他們及時評述當代小說創作、發表小說理論研究成果,很快《小說評論》雜志成為陜西小說批評研究的重要陣地。90年代,陜西文學的批評隊伍由兩部分人員構成,一是活躍在80年代文壇上的筆耕文學組成員,二是來自學院的一批中青年學者,他們以飽滿的熱情與良好的知識結構為文壇注入新鮮的血液,這批老中青三代批評者依托《小說評論》、《延河》文學月刊,從批評的理論基點、方法、風格等多方面展開多維的探索。陜西文學批評格局性的變動在90年代。長篇小說《白鹿原》、《廢都》的面世,在當代陜西文學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實、賈平凹等作家對傳統經典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手法的超越,引發了文學批評界對傳統批評模式的深層反思與話語策反。90年代文學批評陣地《小說評論》的成長以及陜西文學批評隊伍的壯大,表明文學批評多元化發展條件已經具備。
在90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結構中,除了傳統的社會歷史學批評外,還有深受社會歷史批評學影響又獨具理論視角和批評方法的其他批評模式,如印象主義批評、心理分析批評、歷史美學批評、地域文學批評、神話原型批評、文化詩學批評等,形成了陜西文學批評多種模式并存、風格紛呈的局面。這種多元化的文學批評模式,根本改變了陜西文學批評單調的文學地圖,文學批評逐漸走向多維發展的空間。印象主義批評模式最初來自法國,批評者重視對批評對象的主觀感受以及由此生發的對作品意旨的理解和發揮。筆耕文學研究組不少人駕輕就熟印象主義批評模式,他們的文章標題就以“有感”、“印象”、“漫談”命名,行文不斷出現“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賀抒玉小說印象》、王愚的《賈平凹創作漫談》。文本中批評者的閱讀感受與印象隨處可見,王愚這樣評價賈平凹:“讀賈平凹的作品,會使你情不自禁地去這叢山環繞、流水淙淙的山區,熱愛山區生活中正在成長中的新一代,而這種熱愛常常會激發你對我們整個生活、整個人民的深摯而又親切的感情,這也就是賈平凹的貢獻。”
王愚將個人的感受和情感澆注于批評對象,其批評散發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筆耕文學研究組成員經歷了當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動蕩,對歷史與革命、文藝與人生有著獨特的體悟,這使得他們的見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心理分析批評隨著現代心理學的發展而形成的文學批評模式,它在當代中國文學批評中能被廣泛運用,在于東方文化重直覺、重體驗、重靈性的精神活動與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暢廣元等著的《神秘黑箱的窺視》是心理分析批評模式的重要成果,該書以賈平凹、路遙、實、鄒志安、李天芳五作家為研究對象探微創作的神秘黑箱,論文有:吳進的《賈平凹創作心態探析》、費秉勛的《生命審美化———對賈平凹人格氣質的分析》、李繼凱的《矛盾交叉:路遙文化心理的復雜構成》、肖云儒的《路遙的意識世界》、李凌澤的《鄉土之愛與現實憂患的變奏———實小說創作論》、孫豹隱的《謀理性與感性的統一》、陳瑞琳的《野火?荒原———對鄒志安創造的“愛情世界”的思考》、陳孝英的《鄒志安,一個又不安分的靈魂———與鄒志安陳瑞琳對話》、屈雅君的《回首向來蕭瑟處———李天芳論》、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趙學勇的《鄉下人的文化意識和審美追求———沈從文與賈平凹創作心理比較》、韓魯華的《賈平凹、路遙創作心態比較》、暢廣元的《〈白鹿原〉與社會審美心理》、李繼凱、李春燕的《新時期30年西安小說作家創作心態管窺》等論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獲;專著有費斌勛的《賈平凹論》、李繼凱的《新文學的心理分析》和閻慶生的《魯迅創作心理論》;屈雅君、李繼凱編的理論研究專著《新時期文學批評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陜西文學批評重要的理論收獲,此書系統分析了影響新時期文學的八類批評模式,開篇首章對心理批評進行研究,對陜西及全國的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具有一定的意義。美學歷史批評②作為文學批評方法,要求將美學方法和歷史方法結合起來,在藝術與歷史分析的相互滲透中剖析文學作品。“美學和歷史的觀點”是文藝理論的文學價值標準和批評原則。當代陜西文學批評基本上是在美學歷史批評的方法體系中進行,50、60年代強調文學與社會、時代環境的關系,80年代兼及文學與美學的關系,90年代美學歷史批評將社會學、文化學、心理學、哲學、人類學諸多學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評體系中,實現美學與歷史的雙向滲透,使研究水平達到新高度。這方面王仲生的實研究成果喜人:《從與農民共反思走向與民族共反思———評實80年代后期創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詢和構筑》、《白嘉軒:文學史空缺的成功填補》、《人與歷史歷史與人———再評實的〈白鹿原〉》。王仲生“歷史的觀點”突破對歷史的靜態認識,關注到歷史糾結處的關聯性,把人與社會、環境、文化焊接一體,置于社會結構演變的流程中。他這樣評述實的歷史觀:“人,人的命運,始終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們不再是歷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歷史結論的形象性注釋,他們是活生生的歷史存在和血肉生命。這反映了實歷史意識的現代性。”王仲生在研讀文藝理論的基礎上,有機汲取了新歷史主義理論的成果,承認歷史與人的平等關系和對話原則:“真正的歷史對象,并不是一個純粹的客體,也不是任主觀意識擺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統一,是一種關系,一種對話。在這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理解的真實。”
此外,李星的《在歷史與現實之交———讀實中篇小說〈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紀中國鄉村小說的基本傳統》、周燕芬的《賈平凹與30年中國文學的構成》等文,也是美學歷史批評結出的碩果。神話原型批評是新時期文學批評中出現較晚的批評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組原型批評文章載于《現代英美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1982年榮格的《心理學與文學》也有譯介,但當時并未引起重視。直到1987年葉舒憲選編的《神話一原型批評》一書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神話原型批評才激發起人們自覺運用的熱情。其實,葉舒憲1986年在《民間文學論壇》第1期發表《英雄與太陽:〈吉爾伽美什〉史詩的原型結構與象征思維》,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運用原型批評的系列成果,專著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史詩的原型重構》、《太陽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學中的女性原型》(與李繼凱合著)、《詩經的文化闡釋》、《高唐神女與維納斯》等。葉舒憲的研究成果填補了神話原型批評的學術空白,季紅真給以充分肯定,認為原型批評對于人類精神之謎的解密極有意義:葉舒憲把原始思維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維納入原型批評的理論框架中,揭示集體無意識層面上文學原型的置換變形,拿到一把打開現代人和前人心靈溝通的鑰匙。
葉舒憲的批評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學與外國文學范疇,對陜西文學尚未涉獵,但對整體慢半拍的陜西文學研究而言,陜西神話原型批評由于葉舒憲等陜西師范大學學人③的踐行,在全國文學批評中一時獨領。文化詩學批評段建軍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將陜西文化詩學批評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專著《白鹿原的文化闡釋》是這方面的力作。段建軍多年從事文藝美學研究,對西方哲學美學爛熟于心,薩特、尼采、海德格爾、杜夫海納、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響著其學術的建構。在中國傳統美學思想與西方文論的交匯中,他提煉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題:“長期受封建主義和理性主義壓抑貶損的人類肉身是一種非常高貴的存在。它通過自己獨特的肉身化思維,把整個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體結構、情感愿望、生命追求。這個人化的世界實際是人肉身的詩意創造物。”
郭英劍教授說他“注意到在美國的所有文學課程的教學目標中，教會學生‘批評性思維’(criticalthink-ing)是人們講授文學課程時的共識。”
遺憾的是，在國內高校的英美文學教學中，教師主要偏重對英美文學知識的系統傳授，忽視了學生對文學作品閱讀、闡釋和評價的參與，從而使學生成為文學知識和作品分析的被動接受者和學習者。因此，訓練學生的思辨能力已成為了今后英美文學教學的當務之急。
英美文學教學中對學生思辨能力培養的策略
1．適度引入文學批評理論教學。20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批評界空前繁盛，出現了新批評、讀者反應論、女性主義、后殖民批評等諸多理論，從而為文學作品的解讀提供多重視角。而目前的本科英美文學教學仍以作家作品介紹為主，使學生陷入信息海洋，或是將代表作品當成精讀課本來細講語言，完全沒有用上這些文學理論。有學者專門撰文論述英美文學課上的理論“缺失”。文學教學一定不能流于語言教學或文學常識介紹。由于課時有限，課上必須適度弱化史實介紹，加強理論教學。比迪•馬丁說:“如果沒有受過文學理論的教育，學生們很少會有機會清晰地去思考問題。”學習理論才能為學生提供更多的思考機會。
教師可在課上向學生闡釋文學理論的內涵，同時在講解具體文學作品的時候引導學生運用不同的文學批評理論去審視，拓寬學生的視野，使學生認識到經典作家的復雜多面性，而不再拘泥于以往的定論。同時教師可以給出多個經典案例，讓學生思考這些范本的特點、類型及其適用何種理論去研究，在此過程中，學生必須自己分析、判斷，從而提高其思辨能力。
2．以問題為導向實施課堂教學。教師在教學中若專注于對時代背景、作者生平、作品梗概及權威評論的講解，學生則會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只管機械記憶書本知識，創造性的思維由此被扼殺。“王宗炎在中山大學讀預科時，許多門課都用原版英語教材。教師從來不講課，只提問。”有了問題，就會激發學生的思考。英美文學課上一定要設法調動學生的積極性，鼓勵學生發表自己的見解，與教師形成互動。講福克納的《獻給艾米莉的玫瑰》時，教師可安排學生課前閱讀，同時給出有針對性的思考題，如:標題的多重含義以及文本的女性主義解讀等。
課堂教學務求少而精，教師只需組織學生積極分享自己對思考題的看法，學生發言的過程中教師適當引導，適時鼓勵，再加中肯的點評和必要的補充，從而訓練學生的思維。尤其當學生就某一題目發生爭論時，思想的火花得到了碰撞，思辨能力更會隨之提升。
此外，教師還可以讓學生思考英美文學作品和類似的中國經典作品的異同之處，如在講《羅密歐與朱麗葉》時，可讓學生將其和《梁山伯與祝英臺》中的愛情悲劇進行比較，找出異同，并分析由此折射出的中西方價值觀差異。這類思考題可強化學生的辨析能力，分析、歸納能力亦可得到全面提高。
以現當代作品為主，加大思辨能力考察
學生往往在上一門課之初就會關注本門課程的考核情況。如果英美文學教師仍采取傳統的選擇、填空為主的閉卷考試，學生就不會注重課堂討論的參與，只需在考前幾天死記硬背，便可得高分。因此，高校英美文學教學應當徹底改變考核方式，減少信息類題目所占比重，將學生的課堂表現納入考察范圍。同時，將閉卷考試與讀書報告以及學期論文相結合對學生進行綜合考察，只有這樣，學生才能真正重視課內外思考，也才能認真閱讀原著，形成自己的認識。
這就涉及教學材料的問題，如果課上所討論的作品都是古英語或中古英語范疇的，學生首先在語言層面就會望而卻步，更不用說形成自己的觀點了。
有學者指出如果教師從艱深的古英語詩歌貝奧武甫講起的話，“教學的實踐表明，為了達到起碼的理解，都是不得不花去大量時間解釋詩歌用詞、術語、格律等，文學課堂成了變相的精讀和語法課……”因此，教師一定要改變從頭細講英美文學的習慣，超出學生能力范圍的作品讓學生作為常識了解即可，教師課上可以提綱挈領一筆帶過。相反，教師宜多選取難度適中的現當代英美文學作品讓學生研讀，也可選擇一些時下的暢銷書。相信對于這樣的作品，又有撰寫讀書報告的壓力，學生一定會全身心地投入原著的閱讀與思考中。
論文關鍵詞：王先霈；文學批評學；圓形批評
王先霈多年來一直從事文藝學研究，先后出版了《文學評論教程》、《圓形批評論》、《圓形批評與圓形思維》等學術專著20余部。他以圓形批評為核心的文學批評思想為我國新時期文學批評學建設確立了科學的學科觀念，提出了一種新的思維模式，一種新的批評觀念，是我國新時期文學批評學建設過程中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范疇。
一
“圓形批評”作為貫穿王先霈近20年來文學批評學思想始終的一個核心概念，由醞釀到提出，先后經過了三個發展階段。
(一)倡導獨立性的文學批評學學科
1980年代以前，我國的文學批評長期被視為文學創作和社會政治文化的附庸，缺乏獨立、自覺的學科意識。而在王先霈看來：“文學批評也需要批評，也需要專門的研究，作為對批評的批評或對批評的研究的批評論，不但有存在的理由，而且應該受到特別的重視。”所以，他率先出版了國內第一部文學批評學專著《文學評論教程》，成立了國內第一個文學批評學研究中心，倡導建立獨立的文學批評學學科，并得到了認同。
在他看來，文學批評有著自己獨立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即“文學批評，是以一定的文學觀念、文學理論為指導，以文學欣賞為基礎，以各種具體的文學現象為對象的評價和研究活動州。王先霈對文學批評學學科的倡導為我國發展獨立的文學批評學作了探索性的貢獻。
(二)倡導開放性的文學批評方法
1980年代末，文學批評學在我國獲得迅猛發展，特別是在“新方法熱”中，西方近百年來的文藝思想蜂擁而至。緊接著，如何處理外來文論和本土文論的關系就成了擺在每一位學人面前的時代命題。在切實研究了不同文化傳統之后，王先霈開始倡導一種開放性的社會歷史批評。他在充分肯定社會歷史批評這一具有民族性文論傳統的基礎上，還指出了一個各種文學批評方法理應共有的理論品格——開放性。社會歷史批評需要開放，其他文學批評方法也需要開放，這種體現在開放性的社會歷史批評方法中的理論思維觀念恰好是“圓形批評”所追求的“互諧”境界，只有具備取人之長、補己之短的開放性品質，方能在互諧中獲得自身的長遠發展。
(三)倡導整合性的文學批評觀念
1992年，針對當時各執一端的直線型文學批評、缺乏確定審美內涵的散點型文學批評以及文學批評理論中的操作主義傾向問題，王先霈在其《建設“圓形”的文學批評》一文中明確提出“圓形批評”觀念。在他看來，文學的性質并非單一的文學批評學派、文學批評理論所能涵蓋的，因為深刻性往往與片面性結伴而行，所以應該提倡文學批評多種角度、多種方法的共存，且在各種角度中應始終把握住文學的審美特質，因為那種機械、瑣碎、技術化、程式化的解剖可能背離文學批評的根本旨歸。
于是，取直線型文學批評之周嚴的理性分析、散點型文學批評之鮮活的感性體悟及操作主義文學批評所忽略的文學之審美特質，王先霈最終提出了一種可以用來整合所有文學批評角度和方法的圓形批評觀念，即要求文學批評克服孤立的、僵硬的、片面的、直線型的批評觀念，通過批評主體的自諧及與不同批評流派、不同批評風格的互諧使文學批評走向一種批評的“圓形”境界。
二
圓形批評觀念對我國新時期文學批評學學科建設的理論貢獻，主要體現在科學性學科觀念、民族化批評思維和整合性批評觀念三個方面。
(一)確立科學的學科觀念
王先霈圓形批評觀念的首要貢獻在于他對獨立性文學批評學學科的倡導，劃清了文學批評學在新時期文藝學整體發展中所處的不同的理論維度，確立了科學的學科觀念，且始終“走在學科領域的前沿，篳路藍縷、拓荒墾新”，為我國文學批評學科的建設做了開創性的工作。
1．匡正對傳統文學批評觀念中的種種“誤區”在我國傳統文學批評觀念中，文學批評歷來被視為“小道”、“附庸”，這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學批評的獨立品格。這種觀念嚴重束縛文學批評學的發展，致使我國的文學批評學建設在1980年代以前步履維艱。而圓形批評觀念對文學批評學學科性質的定位進行了探索，實質性地推進了我國新時期的文學批評學的學科建設。
2．廓清當時流行的文學批評觀念1980年代文學批評中流行的兩大批評觀念，一個是以橫向移植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為特征的各種科學主義文學批評；另一個倡導“批評即選擇”，認為批評是一種相遇的各種人文主義文學批評。這兩種批評觀念，一方面將文學批評從意識形態主宰的話語枷鎖中解放出來，使批評獲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他們自說自話、互不相容的存在也造成批評理論某種程度上的混亂。在這種時代境遇下，王先霈深人總結了這兩種批評觀念，指出文學批評既不是純客觀的“科學”，也不是純主觀的“選擇”、“相遇”，而是“一種融合著藝術思維的理性思維活動”。這種試圖在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之間尋求某種契合的界定，無論正確與否，都在一定程度了彌合了兩股思潮的極端性與片面性，為文學批評學的繼續發展開拓了一種新的思路。
3．對當下的文學批評學建設仍具重要啟示意義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商品經濟大潮席卷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文學批評領域也出現了一些令人擔憂的現象，如文藝評論隊伍中有些人奉行“一切向錢看”的準則，大寫廣告評論、有償評論，以為生財之道，還有的人急于成名，耐不住寂寞，追新獵奇、嘩眾取寵，販運一些域外文化中的詞語，生搬硬套、故弄玄虛，等等。文學批評在某種程度上喪失了社會批評這一重要的思想維度，其價值因此而大打折扣。面對此種現狀，王先霈對文學批評性質和功能的定位，無疑是對當下流行的各種錯誤的文學批評觀念最深沉的批判，也是對未來文學批評健康發展最真誠的告誡與期盼。
(二)圓形批評觀念的思維特征
圓形批評觀念理論為新時期文學批評學的建設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模式，即“周嚴而又洞達，縝密而又玄遠”的圓形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在“仔細體會古代文學批評思維在稚拙、朦朧中的靈動”和“細致鑒別現代文學批評思維在瑣細、生硬中的精確”的基礎上，返本開新，成功實現了“古代文學批評的靈動和現代文學批評的精確兩者在更高層次上的綜合”。
1．非直線型思維他用傳統哲學、美學中的圓形觀念來涵納各種批評維度和批評方法，倡導多個思維角度、多種思維方法的和諧共存，進而以一種發展的、聯系的、全面的思維方式引導文學批評的健康發展。這一新的思維模式有效地避免了文學批評中單一視角的局限性，從而打破了單一的線性思維模式。圓形思維倡導的圓形批評是把對作品政治、道德意識內容的挖掘和韻律、辭藻、句式等形式的剖析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彌合各種尖銳之說自身理論局限的同時，以圓滿、周全地解釋原本就內涵豐富、意韻無窮的文學現象，從而徹底顛覆所謂“深刻的片面性”式的思維方式和思維傳統，做到“把握對象周嚴而又洞達”。
2．非散點型思維在文學批評的具體操作過程中，運用適當理論思維來傳達相對確定的審美內涵，注重文學批評理論自身感悟性與思辨性的有機統一，即“思考推論縝密而又玄遠”。在文學批評的理性思維與感性思維關系問題上，圓形批評觀認為：“如果把批評家的藝術直覺作為思維活動的起點，那么，它一開始就具有向理想提升的動勢，而深刻的理性洞見總是與精細的藝術直覺如影隨形。
如果把某種理論見解作為思維活動的起點，那么，理論見解一開始就努力吸取藝術直覺的充實和修正，活躍微妙的審美感受總是與清朗縝密的理性互融互滲。”這樣，一方面可以彌補西方現代思維模式缺乏審美靈性的不足，另一方面還可以彌合自身理論建構乏力的局限，進而在固守民族批評思維傳統的同時，完成自身現代化進程中自我價值的重建。
3．非固化思維圓形思維并非感性思維與理性思維以及批評過程中一系列內外部因素之間簡單的、靜止的、機械的相加，而是指各種批評因素在文學批評活動整體中的良性互動。正如黑格爾所說：“哲學的每一個部分都是一個哲學全體，一個自身完整的圓圈。但哲學的理念在每一個部分里只表達出一個特殊的規定性或因素。每個單一的圓圈，因它自身也是整體，就要打破它的特殊因素所給它的限制，從而建立一個較大的圓圈。因此全體便有如許多圓圈所構成的大圓圈。這里面每一個圓圈都是一個必然的環節，這些特殊因素的體系構成了整個理念，理念也同樣表現在每一個別環節之中。”黑格爾的圓圈哲學在這里為我們很好地描述了圓形思維的運動軌跡，即從史的角度來看，圓形思維是一種螺旋，螺旋運動本身意味著否定之否定，不斷的發展與更新構成了一切有深度的文學批評思想在個體自諧與整體互諧中求得某種良性互動的最終動力，而整個文學批評史則在這種若干次無始無終的循環往復中不斷推演、前進。
總之，圓形思維模式在充分了解中外文學批評思想的長處與短處的基礎上，不拘泥于各家批評理論的門戶之見，使各家之長在互補中互融，同時使各家的局限性得以消解，使審美的智慧和科學的智慧相互融匯，從而使文學批評的世界無限豐富多彩。
(三)圓形批評觀念的整合性特征
圓形批評觀為新時期的文學批評學建設提供了一種更為綜合、辯證、更富統帥性意義的批評觀念。
1．方中見圓，圓中見方從橫向共時性角度來看，圓形批評“并不是要把多種多樣的文學批評消融于某一種大一統的文學批評，而是倡導各種文學批評彼此獨立又彼此滲透”，倡導多種批評因素的對立統一。所謂“對立”，即“方”，指圓形批評觀念并不否認某一個別批評思想或批評學派的獨立性與特殊性，“個性和棱角在圓形思維中仍然存在，尖銳的批評和瞬間的感知也并未被謀殺”。所謂“統一”，即“圓”，指圓形批評觀念在倡導文學批評“自諧”的同時，還積極主張多種批評因素、多種批評方法的“互諧”。任何一種文學批評方法在專攻文學某一側面的同時，還要時刻清醒地認識到任何單一的批評學派或批評思想都不可能脫離批評整體而完全獨立存在，而且也只有在某種“互諧”中才能獲得自身長遠發展的可能。所以，“方中見圓，圓中見方”就是要實現文學批評的自諧與互諧，促進文學批評的整體和諧發展。
2．螺旋上升從縱向歷時性角度來看，“圓形批評是一種螺旋，而螺旋運動本身就意味著否定之否定”。這是圓形批評觀念對文學批評發展規律的界定。所謂的“圓形”，“一是在過程中實現，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在研究活動之中，經過正、反、分、合趨向圓的境界；二是經由不同個體、不同群體的對立、爭論和交融而實現。”各種文學批評方法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時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不足。圓形批評就是要在這種差異性之中，通過爭論和交融達到一種更高層次上的整合，而整個文學批評就在這樣一種一正一反、～分一合的運動中不斷地趨向于一種螺旋式的上升。
3．無始無終從整體態勢來看，圓形批評觀念最終指向的是一種無始無終的“圓形”批評境界。這一批評境界從某一橫斷面上來看，是一個個彼此獨立的點、圓，或是不斷趨向于圓的弧段，它們在共時性層面上不斷地吸納各種批評方法、批評學派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得文學批評始終保持鮮活的理論姿態，與時代同行并進。而從縱向發展歷程來看，圓形批評中的每一個彼此獨立的點、圓，或者不斷趨向于圓的弧段又在彼此的沖撞與交融中完成更高層次的遞進與推演，整個文學批評就在這種否定之否定式的運動中不斷地擴大和完善批評整體之“圓”，恰恰是這一歷時性維度使文學批評的發展最終指向一種螺旋上升狀的無始無終。
三
(一)圓形批評論研究的問題意識
意識到1980年代以前文學批評學學科建設缺乏獨立、科學的學科意識，王先霈開始倡導建設獨立的文學批評學學科；意識到如何處理本土文論與外來文論的關系問題已成為每一位中國學人所必需面對的新課題，王先霈結合古今中外的“尚圓”觀念，為我國的文學批評學建設提出了一種新的思維模式；意識到多元化語境中的當代文學批評格局中各種直線型文學批評、散點型文學批評及文學批評向操作主義傾斜等問題，王先霈提出了一種更富統帥性的先進觀念——圓形批評一即用傳統哲學中的“圓”來辯證地、全面地整合各種彼此孤立、相互詰難的當代批評流派，從而為當代文學批評學的發展提出了一種建設性主張。縱觀圓形批評的發展過程可知，問題、煩惱之于王先霈及其圓形批評，正可謂“菩提煩惱，名異體一”，優秀的文學批評家總是在最煩惱的地方閃射出智慧的光芒。
(二)圓形批評論研究的民族意識
這種民族意識的獨到之處就在于王先霈將其放置到文學批評的“全球意識”大背景下進行體認，并努力尋求在傳統和現代之間的某種互動。如他在《國學舉要·文卷》中對古代文學思想中文學功能的闡釋，從創作主體的角度將其概括為“以文為用”、“以文為哭”和“以文為戲”三個方面，其中，“以文為用”和“以文為哭”強調的是文學的社會性、倫理性和抒情性，而“以文為戲”則強調了文學的超功利性和審美性。這一獨特的闡釋昭示出這樣一個現實，即傳統的力量不在于它的位置和被供奉的程度，不在于我們以捍衛傳統的名義和抵抗流俗的姿態去拒斥西方現代的文學批評觀念和方法，或者拒斥不了就要到遠古的思想中去尋找可以與西方現代的文學批評觀念、方法相類似、相匹配的對應、原型，等等，而在于我們要在當下的文化語境和現實中不斷地對它有新的理解和闡釋，使其真正的扎根于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