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30 10: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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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個時代已經快速進入互聯網時代，互聯網絡在當今社會不斷發展，深入到人們生活、工作等多方面，受其影響網絡推動經濟，網絡經濟也在社會中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人們通過互聯網絡進行商業交易，節省了時間以及空間上的限制性，這樣一種新式的交易形式越來越被廣泛的應用于各行各業各個領域，本文主要從網絡經濟發展的特點進行探討，探討網絡經濟對房地產經濟的影響，同時提高對網絡經濟的有效利用，實現房地產經濟利益的最大化。
網絡經濟房地產經濟推動作用
一、什么是網絡經濟
在網絡飛速發展的時代，衍生出一種新的經濟形式――網絡經濟，而網絡經濟是依托計算網絡而生的新型的社會經濟形式，信息化和全球化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應運而生，促使網絡經濟發展壯大，成為信息化和全球化發展中的紐帶，影響著人們的生活、生產，無論是在生產關系還是生產力等方面都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網絡經濟也稱作互聯網經濟，在生活中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便利，人們足不出戶即可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服務，這種新形式的經濟體系不僅應用于生活，同時在生a上也應運而生，企業中運用網絡經濟不僅能提高生產、優化產業技術，提升人員整體素質，更能為企業帶來切實的經濟效益，減少成本投入增加利潤空間?？偠灾?，網絡經濟發展正在不斷開發社會生產力潛在價值，從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提高大眾對網絡經濟的認識度是非常必要的，認知提升才能帶動行動，使人們利用網絡來實現經濟價值，從中獲得切身利益。
二、房地產經濟概述
近年來房地產行業的飛速發展帶動國民經濟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且地產行業涉及領域廣泛，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帶動較高的經濟價值，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都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改革開放帶動著國民經濟的飛速發展，各領域新興企業也迅速崛起，這其中尤其是房地產行業的興起最為迅猛。我國經濟體制的不斷發展和完善為房地產行業提供了便利支持，使得房地產行業發展勢頭大增。因此傳統的地產行業在現代科技和經濟進步的推動下已經不能滿足現代房地產行業的需求了，且傳統地產行業在運作中也存在也一些問題弊端，所以要想房地產經濟得到良好穩步健康的發展，改善傳統施工設備、施工技術以及施工人員的文化素養是當前首要任務。
三、網絡經濟對房地產經濟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普及推動著網絡經濟的發展，勢必會影響到地產經紀的發展，而網絡經濟的產生必然會對傳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產生沖擊，而且也影響到技術的創新，在生產力上可以提高勞動力的使用率，提高勞動效率。高速發展的創新技術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房地產開發的成本，并能提高勞動技術和建筑技術，能夠促使房地產開發有更高的利潤空間。
1.對房地產傳統資源的影響
房地產行業的經濟發展逐漸受到互聯網經濟的影響，在新型的經濟發展社會，信息資源的質量提升與整合都深深的影響著房地產行業的健康發展，現代信息資源與房地產傳統資源在一定程度上互相置換，經濟學論文互相影響，同時傳統資源吸取現代信息資源的精華，彌補自身不足，這樣能夠有效的減少房地產發展受傳統的限制，從而加速房地產發展的步伐，提升房地產發展的效率，因此無論是從生產力上還是發展空間上或是從相對獨立的傳統資源角度來說，網絡經濟的發展都在潛移默化的影響著房地產經濟，并且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2.對房地產經濟技術的影響
在房地產行業中運用網絡經濟能夠使技術得到質與量的提升，首先，網絡技術結合先進的建筑設備使得地產開發和經營過程中固有建筑設備和施工設備得到改善和提升，使技術更加先進、智能，提高工程質量、優化施工進度。同時在房屋管理上，物業管理利用智能設備能夠更有效便捷的進行管理，例如使用監控設施不僅方便物業管理同時保障居民的安全。另一方面，網絡經濟的應用為房地產交易提供了便利，客戶與房地產商通過網絡電子商務交易的方式進行直接的交易，這樣的交易方式保證了交易的安全性同時提高了交易效率，所以網絡經濟與房地產經濟密不可分，互相影響，網絡經濟帶動房地產經濟的迅猛發展，房地產經濟同時又為網絡經濟提供發展平臺。
3.房地產經濟的發展趨勢
房地產行業依托產業多涉及面相對廣泛，與多方面的發展相關，經濟發展上更是息息相關、互相影響，并不是獨立存在于社會經濟中的，對于我國現有的國民經濟來說，房地產行業已經成為支柱產業，意義重大。雖然房地產行業興起的時間不長，然而在國家經濟制度作用下發展速度卻很快，突飛猛進，這與國家的一些扶植政策是分不開的，資金上的大量投入保證了房地產行業的穩健、快速發展。
四、結論
網絡經濟在不同層面都在積極的影響著房地產行業，無論是在地產技術、勞動人員的能力以及制度上的改善網絡經濟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網絡經濟的作用下，知識和信息對傳統房地產資源的影響促使房地產業生產潛力和前景得到更好開發，房地產資源的開發決定著房地產經濟的發展，有效的利用網絡經濟和先進的現代化信息技術房地產行業分工細化、知識共享，使房地產資源得到有效利用。因此，網絡經濟對地產經濟的推動有著重要的意義，逐漸成為主流趨勢，引導傳統觀念，向新型經濟形式邁進。
參考文獻：
為順應時代潮流，攜手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共創中國與東盟全方位發展的新興自由貿易區。近年來，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和雙向投資狀況總體良好，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簡稱CAFTA）正有序推進[1]。中國對東盟地區投資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圖1）：第一階段為初期階段（2000年之前），1997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使得此階段中國對東盟的投資額度較小。在初期階段，中國對東盟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OFDI）相對比較滯后，此階段主要是東盟資金投資流向中國[2]；第二階段為平穩發展階段（2001-2006年），在2002年中國與東盟國家簽訂經濟合作協議和CAFTA談判開始后，中國對東盟的投資額恢復平穩增長的趨勢，2001年的OFDI從148億美元增長到2006年的335億美元；第三階段為快速發展階段（2007年-至今），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東盟國家投資環境改善，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迅速發展。2010年CAFTA的全面啟動又進一步加快了中國對東盟的投資步伐，投資額突破40億美元。據統計，在2003-2012年之間，我國對東盟地區共新批準境外投資企業2950家（見表1），綠地投資總額高達57555億美元。中國對東盟的投資雖起步晚，但發展成效顯著，東盟已經成為中國企業在國外投資的重要區域之一[3]。
二 中國對東盟地區直接投資現狀分析
（一）投資動因
中國與東盟的關系發展越來越密切，經濟互動交流也更加頻繁。中國企業“走出去”一般首選東盟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的動機主要有：自然資源導向型、市場導向型、生產要素導向型和學習型投資[4]。
1.獲取豐富的自然資源。中國是一個資源大國，但也是人口大國，人均資源缺口較大。東盟地區如文萊、印尼、緬甸等國家自然資源豐富，國內企業為尋求穩定的資源供應和利用豐富廉價自然資源而對東盟直接投資，開發和利用東盟地區礦產品、石油以及林業等資源。例如印尼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我國福建泛華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于2007 年在印尼投資紅土鎳礦，并不斷收購鎳礦礦山、投資建設鎳鐵冶煉廠等。該項目年加工礦石300萬噸，每年為國內提供約30萬噸鎳鐵等。
2.擴寬海外市場。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猛發展，生產技術逐漸成熟以及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國需要不斷開拓海外市場，其最有效的途徑就是對東盟國家進行直接投資。通過對東盟直接投資進行企業的跨國經營，繞開部分國家對我國出口產品設置的“綠色壁壘”和“信息技術壁壘”，進而開拓出口產品的國外市場。例如正邦集團是江西省規模最大的農業企業，旗下有農牧、種植、金融三大產業。2005年，公司在越南設立辦事處，了解并掌握當地第一手農業市場信息，利用當地的資源就地生產、加工，使“銷售地”成為“生產地”，間接地避開壁壘，同時達到開拓海外市場的目標。
3.促進國內產業升級。中國的一些傳統行業，如家電和紡織業等在國內生產相對過剩，需要尋找和開拓新的國際市場。而東盟的一些國家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對傳統行業的需求較充分，且當地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等都吸引中國企業對其進行直接投資。將我國進入衰退期的產品轉移到該產品正處于成長期的東盟相對落后國家，促進他國經濟發展同時實現中國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例如，早在1996年，中國摩托車企業如隆鑫、宗申和力帆等相繼進入越南市場，并很快以價格低、外觀美受到越南消費者青睞。1999 -2000年，中國摩托車占據了越南摩托車市場70%～80%的份額。僅2000年，越南從中國進口摩托車散件金額達48億美元。力帆摩托在越南的組裝廠2001年產值達117億美元，市場占有率不斷擴大，我國摩托車占有越南市場的80%，其中力帆摩托占到60%，其品牌效應遠超過日本本田。
4.學習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技術學習型OFDI是通過對較發達國家進行投資，以獲取與核心技術相關的上、下游技術或新技術和非相關技術，它充分利用反向技術外溢效應汲取國外最新技術，源源不斷地輸往國內[5]。新加坡是東盟最發達的國家，擁有國際水準的研發和技術力量。2003年，北京華旗資訊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新加坡分公司，充分利用新加坡的高科技人才和技術條件，不斷地研發新產品，以期占領國際市場。2008年，山東十方環保能源有限公司在新加坡成立分公司，在當地承接水處理、可再生能源工程，該分公司旨在為國內總部引進國外先進的環保水處理技術和可再生能源技術。
（二）投資主體
附表1顯示，國內各地方企業對東盟國家投資程度，沿海城市較內陸省份投資相對活躍。近年來，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云南等沿海城市對東盟十國的投資相對積極，據統計，共獲批2049家企業，約占總量70%。其中湖南對東盟投資的企業獲批最多，江蘇、云南、浙江次之。貴州、寧夏、西藏、新疆等由于自身的經濟發展相對比較落后，對外投資投入比較少。投資主體的地區分布的主要影響因素有：投資主體所在地域經濟發展狀況、經濟產業結構、地方政府對外政策等[6]。
（三）投資產業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行業多為勞動密集型或自然資源密集型產業。早期，中國對東盟國家的直接投資領域較狹窄，主要涉及到加工、裝配和生產性的小型項目。隨著中國與東盟經貿關系的進一步深入合作擴寬了投資領域，在第一、二、三產業中均有涉及。雙方逐漸確定農業、信息產業、人力資源開發、互相投資、交通、湄公河流域開發、能源、文化、旅游、公共衛生和環保11大重點合作領域。隨著CAFTA的啟動，在執法、青年交流、非傳統安全等其他20多個領域也開展了廣泛合作。目前，中國企業對東盟國家的投資行業領域分布廣泛，九成的投資流向金融業、商務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采礦業、交通運輸業、制造業，見表2。
對于自然資源豐富的緬甸、印尼、菲律賓及文萊4個國家，中國對其投資領域以石油天然氣和礦業開發項目為主，占全部直接投資的50%以上，同時涉及信息開發、農漁業開發、紡織服裝制造業等行業；中國對泰國的直接投資分布于食品加工、金融加工、紡織橡膠制品、酒店餐飲、貿易、銀行、保險、生物醫藥和航運等行業；對老撾的直接投資集中在商場、酒店餐飲、食品與飲料加工、家電生產、農產品加工、木材加工、礦產、汽車裝配件及建材業等；在柬埔寨投資主要集中在電力、建筑材料、紡織、服裝加工、工程承包及農業開發等領域；對于馬來西亞，中國對其直接投資涉及了較廣泛的產業領域，包括制造業、農業和資源開發、信息產業、服務貿易業、房地產等各個行業。中國對新加坡直接投資由以貿易型投資為主，發展為涵蓋了金融、運輸、家電器、IT電子等產業，形成了多產業綜合投資體系。
（四）投資區域
從表3可以看出，中國投資在東盟各國的分布極不平衡。長期以來，中國對東盟新成員國的直接投資額在中國對外投資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7]。2009年的《投資協議》和2010年的CAFTA啟動，加快了中國對東盟新成員國的投資步伐。近十年來，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區位主要分布在越南、老撾、新加坡和印尼，新批準的境外企業數量達1996家，占總量6766%。中國對東盟國直接投資的總趨勢是逐年增長，由2003年11家企業增加到2012年的642家，中國對東盟十國新批境外企業發展趨勢如圖2所示。
（五）投資方式
相對于中國而言，東盟各國的經濟發展欠發達，工業化程度較低。創建新企業有利于東道國生產力發展和就業量的增加，同時東盟國家也能引入中國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目前，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方式主要傾向于采取綠地投資策略。據表4顯示，中國對東盟各國的綠地投資主要流入印度尼西亞、越南和菲律賓3個國家，綠地投資額達3896億美元，占綠地總額6768%。
近幾年，中國對東盟各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并購方式也日漸增長，但仍占少部分。東盟各國的投資環境、貿易法規、市場結構、文化習俗等不盡相同，導致中國在東盟各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分布也不均衡。
（六）就業效應
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增加了東道國就業機會。一方面，中國對東盟的綠地投資雇用了相當多數量的東道國居民，對東道國勞動就業的直接推動效應較明顯；另一方面，在輔助行業也可以創造就業機會或者當地供應商以及跨國公司員工在當地增加消費，從而為間接就業創造效應。
據統計，2003-2012年，僅中國對東盟國綠地投資為東盟十國創造115267人次的就業。表5顯示，中國對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和馬來西亞的綠地投資就業效應顯著，創造99876萬人次的就業貢獻。中國對東盟綠地投資額相當大部分投資在菲律賓、印尼、越南三國，對這三國的就業貢獻也最大。同時，對文萊、柬埔寨、緬甸和老撾等國的就業效應相對薄弱，主要原因是中國對這些國家的綠地投資起步比較晚。從已有的數據可以看出，在未來幾年，中國將會積極調整對外投資戰略，在充分利用東道國有效的資源的同時，促進東道國的勞動就業和經濟發展，達到共贏的局面。
三 推進中國直接投資東盟戰略對策
（一）加強我國政府對其宏觀引導，促進中國對東盟直接對外投資。目前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決策方面缺乏經驗和引導，如投資產業不合理、投資區域較集中、投資方式單一化等。因此，在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指引下，政府應發揮其引導作用，重視現有對東盟直接投資的經驗總結工作和擬“走出去”的企業進行培訓，從優化資源配置和創新投資理念來加強對外直接投資的意識。使得企業能更好地借鑒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經營經驗，應對不同的市場結構，不斷調整企業的投資戰略，增強企業在東道國的競爭力。
（二）積極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簡稱RCEP）構建。組建 RCEP 符合我國實施的“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政策，有利于提高中國—東盟區域的經濟一體化程度。我國應加強與東盟各成員國間的政治互信，優化相互間的經濟合作和政治經濟學論文關系，積極研究制定合適的RCEP規則，以期達成一個現代、全面、高質量和互惠的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為更好地與東盟攜手共建“海上絲綢之路”和提供長遠的制度支持[9]。
（三）加強構建健全的投資促進服務體系和完善對外投資相關法律法規，如金融制度、貿易服務、對外投資和稅收政策等。我國政府應積極組織相關部門建立東盟投資環境咨詢平臺和風險預警機制，一方面，使有志“走出去”的國內企業在做出境外項目投資時，參考該國際投資環境數據庫，以期從根源降低投資風險。另一方面，使已對外投資的國內企業在東道國進行經濟貿易合作中得到規避風險保障。
（四）我國企業應合理配置投資東盟的方式、投資規模、投資區域與投資產業組合，建立對外投資風險預警系統，積極配合政府的引導，避免目盲投資。國內大中型企業可以到法制較為健全、市場成熟的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較發達國家和地區投資；而中小型民營企業則可到市場商機較大的印尼、緬甸等相對不發達國家投資。此外，在對外投資活動中，我國企業應注意勞工關系和規避工潮風險，盡可能減少再次發生越南華人工廠發生勞資糾紛，演變成工人與防暴武警流血沖突之類的負面事件。
四 結 語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需要國內國際社會多方面的配合和努力。回顧中國對東盟區域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雖然投資規模逐年增大，但投資中仍存在完善優化空間。為了推動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進一步快速增長，中國政府應加強宏觀引導企業境外投資，健全企業對外投資的法律和制度，構建完善的國際投資服務咨詢平臺等，以確保中國對東盟地區直接投資的持續、健康發展。在中國—東盟的區域經濟合作從“黃金十年”邁向“鉆石十年”之際， 中國和東盟各國應加強戰略溝通，凝聚共識，深化互利合作，協手打造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及責任共同體。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