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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自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誕生一百多年來，人類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當代經濟生活并未超出勞動價值論涵蓋的范疇，反而為勞動價值論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應用空間。在當代中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不僅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拙，而且是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的理論依據;不僅為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提供了重要指導，而且成為牢固樹立以人為本價值觀的思想源泉。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深刻闡釋了商品經濟的本質和運行規律，賦予了活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決定作用，并由此奠定了剩余價值論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人類經濟學說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歷史地位，尤其是在當代中國飛速發展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了許多不同于馬克思時代的新情況和新特點，因此，有必要結合現實問題，加強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重要價值與當代意義的理解和認識。
一、在現代經濟條件下深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認識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創立一百多年后，當代世界經濟結構和中國社會現實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如今，人類已經進人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的提升特別是計算機的普及創造出新型的生產工具，使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發生了革命性變革，生產工具的發展使現代經濟呈現出全新的生產模式。
在這種新變化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超過了物質資本，人的勞動形態由此而發生了三個方面的改變:一是隨著現代高新技術的發展，人類生產由以體力勞動為主轉變為以腦力勞動為主;二是管理勞動在規模和作用上都有了大幅度提高，這種對生產進行科學組織與管理的勞動同樣是一種高級的腦力勞動;三是伴隨著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分工的發展，以第三產業為主的服務勞動在社會生產中占據了越來越大的比重，并逐漸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社會產品中，活勞動所占的比重越來越低，物化勞動的比重卻逐漸增加。知識、信息、科技等日益成為獨立的生產要素，發揮著重要作用。總之，與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的時代相比，現代勞動的內涵與形態所出現的巨大變化引發了人們對勞動價值論的種種疑問，為此，只有對現代勞動形態下勞動創造價值的機理以及資本、管理、技術等生產要素與勞動創造價值的關系作出深人分析，才能從根本上消除人們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誤解。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核心思想是活勞動創造價值。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活勞動是指在生產過程中勞動者體力和腦力的支出，而物化勞動則是指包含在過去勞動中的各種各樣的生產資料。馬克思認為，在價值形成的過程中，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其他生產要素不創造價值，作為生產要素的物化勞動只能依靠活的具體勞動轉移價值，其本身并不增加價值量。而且，這些物化勞動在轉移自身價值時，也需要通過具體勞動來實現。盡管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優化了資本的有機構成，促使不變資本在產品中的比重大幅上升，但是，科學技術并不創造價值，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是人類活勞動的結果，而不是人類活勞動本身，因此，它自身并不能創造價值。在商品生產中，新技術和新知識進入勞動過程，但不進人價值形成和價值增值過程。也就是說，不是新技術、新知識本身在創造價值，而是掌握和運用了新技術、新知識的勞動者把人類的簡單勞動變成了復雜勞動，而復雜勞動是自乘的或倍加的簡單勞動，在相同的時間內可以創造更多的價值。總之，勞動創造價值的形態發生變化并不意味著勞動創造價值的本質發生變化，因為勞動價值形態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勞動創造性的提高，而不是非勞動生產要素也開始創造價值。
在當今社會，知識經濟越發展，人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就越大，因為具有更高創造性的科技勞動必然能夠創造更高的價值。目前，世界各國及地區均日益加大了對各種高素質人才引進的力度，其原因就在于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由此也印證了馬克思關于活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理論的科學性。
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當代意義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誕生一百多年來，人類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當代的經濟生活并未超出勞動價值論涵蓋的范疇，反而為勞動價值論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應用空間。勞動價值論在中國建設現代化國家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在以下四個方面顯示著其當代意義:
(一)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在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闡述了價值來源于勞動的科學理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所揭示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僅適用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且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勞動價值論所闡述的商品經濟規律與規則為商品生產與經營制定了行為準則。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是社會分工和產品的私人勞動性，商品生產者要想獲得生存與發展，必須使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就要求生產者努力去改進技術，逐漸縮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在增加產品數量的同時提高產品質量。此外，勞動價值論還揭示了商品經濟的根源，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著社會分工，存在著各個企業自身的利益，就一定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這使社會經濟自然地發展成為一種商品經濟。如果按照價值轉化為價格的理論，商品的價值要轉化為價格就必須依靠市場，即價值只有在商品流通的過程中才能實現。因此，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努力建設有序的市場環境，對于企業的正常生產和運營以及商品經濟的健康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要求各種商品生產和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遵循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而一個有序的市場環境至少應當具備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在商品交換中充分體現價值規律，嚴格實行等價交換的原則;二是要擁有比較完善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并建立比較完備的市場體系。因此，為了又好又快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必須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指導下，嚴格依據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實踐中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二)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的理論依據
馬克思指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的，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成正比，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而超額價值則與勞動生產力成正比。由于“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的勞動的作用，或者說，在同樣的時間內，它所創造的價值比同樣社會平均勞動要多，因此，企業為了獲得更大的生產利潤，必然要不斷地改進生產技術，加強勞動管理，提高生產效率，從而獲得超額的價值。所以，生產者在經濟活動中會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巨大效用。
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盡管是以簡單勞動作為其研究商品價值的基本勞動形態，但馬克思對含有科學技術因素的復雜勞動也作出了深人研究和充分肯定。馬克思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過程中的獨立要素，與生產力中的各個要素密切相關。同時，他在闡述商品價值量的決定因素時指出:“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可以說，在決定勞動生產力的諸多因素中，許多都直接或間接地與科學技術相關。由于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是一種具有激烈市場競爭的經營活動，面對各種各樣的生存與發展壓力，商品生產者必須在生產中積極追求科技進步，提升產品的科技含量，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武裝勞動者，以提高他們的勞動技能，同時努力改進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水平，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總之，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復雜勞動在社會總勞動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如果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指導下，大多數商品生產者在生產和社會活動中努力提高科技意識，就會帶動整個國家的科技進步，并促進全社會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
(三)合理調整收人分配關系的指導思想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收人分配制度是由生產關系的性質所決定的，而勞動價值論不是形成收人分配制度的直接依據。一些研究者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支撐來探討收人分配問題，實際上是混淆了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的關系，但這并不意味著價值分配與價值生產沒有任何關系。按照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觀點，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盡管物化勞動是創造價值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但它們在勞動過程中只能轉移自身的價值，并不能直接形成新的價值。因此，在建立一定的收人分配制度時，應當充分尊重和維護創造價值的勞動者的權益，勞動者不僅應當通過勞動的付出來獲得必要的產品，而且還應當名正言順地參與其他產品利潤的分配。
當前，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勞動形態與價值的形成均發生了深刻變化，科技勞動、管理勞動、服務勞動早已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體力勞動的范疇，在社會生產中占據了越來越大的比重，并逐漸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這種現實情況下，按勞分配依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分配原則，但是，按生產要素分配也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所公認的分配原則，因此，在中國目前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必須把兩種分配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制定與調整分配政策的重心應當始終放在尊重和維護勞動者的整體利益上。然而，某些地方政府為了調動生產要素所有者的投資積極性，過分傾向于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造成了勞動收人與非勞動收人的嚴重失調，擴大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收人的差距，加劇了貧富分化。為此，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為指導，深人分析和解決這些問題，讓人民群眾充分認識到勞動在生產中的主導作用，親身體會到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在實際分配中理順勞動收人與非勞動收人的關系，既貫徹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原則，又允許生產要素按貢獻大小來參與分配，適當調整高薪階層的收人，積極擴大中等階層的收人，大幅度提高低保階層的收入。這樣才能充分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化解社會矛盾，協調各社會階層之間的關系，從而真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四)牢固樹立以人為本價值觀的思想源泉
在哲學領域，“是”與“應當”的關系問題是導源于事實與價值的關系。將“事實”與“價值”分離，是西方文化的傳統。在西方哲學史上，英國哲學家休謨首次提出了事實知識和價值知識問題，以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為基礎提出了事實知識與價值知識的區別。他認為事實知識可由經驗證明，有真假之分，而價值知識則不可經驗證明，也無真假之別。同時從事實也推導不出價值，從而否定了事實與價值之間的關聯性、一致性。德國哲學家康德關于事實世界與價值世界的區分，并相應把人的認識分為事實認識與價值認識，而且也否定了事實與價值之間的關聯性、一致性，這都成為后來新康德主義、邏輯實證主義者建立價值哲學的根據。
與此同時，自休謨提出事實與價值截然區分后，西方哲學界也不斷有學者（如杜威、馬斯洛等）對休謨等人的觀點提出質疑。杜威把自然科學方法引進道德評價領域，這主要是通過以下幾個步驟來實現的：“首先是根據道德問題情境提出要加以解決的道德問題；其次是針對問題提出一個假設性的價值判斷，即關于要達到什么目的的判斷；再次是聯系道德問題情境對假設性的價值判斷進行觀念的、符號的分析，并以之指導具體行為，改造所面臨的道德困境，如果行為結果與預期目的相符，那么價值判斷便被接受，否則便被拒絕”。這樣，杜威就通過所謂的“試驗法”把事實和價值聯結起來了。當然，杜威等人所探索的關于事實與價值的統一并不成功，至少還如摩爾的追隨者所說的那樣，他們仍舊犯了“自然主義謬誤”，他們并沒有根本改變傳統自然主義的研究方式，也沒有真正理解休謨等人提出的問題。
當代西方，馬斯洛就將科學與人（價值）融合起來建立了一個科學人本主義的整體構架。以之為基礎，馬斯洛就在西方哲學中一直斷裂的事實與價值之間假設起了橋梁。“在馬斯洛看來，是與應該的這種互相排斥的古老對立是虛假的對立，二者是完全可以貫通與統一的，即通過某種‘同時看到是和應該的’、‘統一的意識’來實現與應該的融合統一”。總之，馬斯洛認為應該性是由事實性創造的，應該是事實性認識的一個內在固有的方面。“某物變得越‘是’，它也變得越‘應該’”。也就是說，事實之“是”與價值之“應該”本來就是融合在一起的，對它們的割裂只能使人性受到扭曲。而馬斯洛的理論通過對人性規定和生存現實的整合，既肯定了人之“應該”的超越取向，又肯定了人之現實存在作為達到應該的基礎環節的意義，從而使科學人本主義成為一種現實的、超越科學與人性、“是”與“應該”鴻溝的理論。
馬斯洛的看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但馬斯洛斷言“是和應該等同”，事實和價值融合，關于世界如何的陳述也是一個價值論述，這樣把“是”與“應該”，事實與價值完全等同起來，否認二者的區別，把問題簡單化，又似乎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所以這種看法并沒有真正的說明事實與價值的關系。
從上述觀點演變過程來看，筆者認為西方學者堅持事實與價值，“是”與“應該”之間有一道“鴻溝”，認為二者無法過渡的觀點是片面的。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觀點應持這樣的觀點，即區分價值和事實有重要意義，但將之絕對化則不能成立。因而，可以說事實與價值、“是”和“應當”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用辯證法的話來說，則是對立與統一的關系。
2事實與價值的區分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事實乃是客觀存在的，無論是歷史的還是現實的，它都與認識的主體無關；價值則反映認識主體和認識客體的關系，是客觀事物滿足人的需要所產生的一種意義傾向，表示“物”對人有用和使人愉快的屬性。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人們對于客觀的現實的反映是以客體作為反映對象，闡明“是什么”的問題，它不以認識主體為轉移；從價值論來看，則是以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作為反映對象，闡明“應該是什么”的問題。事實上，這里所說的事實是一種狹義的事實，是認識論意義上的事實。除此之外，還有廣義上的事實。
盡管我們通過分析可得出，事實與價值是有區別的，但這種區別始終是相對的。因為上述事實實際上是指除去價值以外的客觀存在的事物、過程、關系和屬性，這里的事實是狹義的事實，因為這里的事實中所包含的關系是價值之外的關系。而按照事實本來的含義，事實應包括價值，因為價值和價值關系也是一種客觀存在，正如王先生對廣義事實的定義，事實是指客觀存在的一切，包括價值和價值關系在內。所以，客觀存在的價值和價值關系，也是一種事實，即“價值事實”。
正如王玉樑所指出的：“本體論意義上的事實是客觀存在的（或作為實踐和認識對象）一切事物、過程、關系和屬性的總和；價值則是客體對主體的效應，是客體關系范疇”。由此可見，本體論意義上的事實與價值的區別是明顯的：首先，事實是客觀存在著的實際情況，包括關系在內，但不限于關系；而價值則是關系范疇，不是實體范疇。其次，從認識論角度來說，事實作為客觀存在物，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因人而異的，而對所有的人一樣，是確確實實存在的。價值作為一種主客體之間的功能、效應關系，雖然是關系，但價值實際上是因人而異的，沒有固定的標準。
事實分為價值事實與非價值事實。價值事實與非價值事實（狹義的事實）雖然都是事實，但它們畢竟有自己的特點。從休謨、康德以來所說的與價值相對的事實，實際上都是非價值事實。
因此，那些企圖通過價值事實來否認非價值事實（狹義的事實），否認事實與價值對立的意義，認為這是一種虛假的對立的看法是不全面的。因為事實與價值的對立實際是狹義的事實的對立，即非價值事實與價值事實的對立。而“非價值事實與價值事實的對立是客觀存在的，這兩種事實各有特點，認識和把握這兩種事實的特點，是研究價值理論的出發點，價值哲學的歷史正是從區分事實與價值開始的，這一點其意義不能低估”。此外，李先生提出的“價值事實”使不少人認為，價值也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一種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說，“價值事實”指出價值也是一種事實，這就有助于使價值與
事實的關系精確化，有助于搞清價值與事實的關系，這也是有意義的。
既然價值也是一種事實，那么，就不能只看到價值與事實的區別，而看不到二者的聯系，所以不能把二者絕對地對立起來。
3事實與價值的聯系
造成西方文化中事實與價值絕對對立的最大根源是“把價值現象嚴格限定在人的主觀認識領域內，否認存在客觀的價值現象”。因此，在研究事實與價值聯系的時候，就要避免上述的不足。這樣才能真正全面看待和研究事實與價值的關系，填平事實與價值之間的人為設立的“鴻溝”，從而取消事實與價值的絕對分離。
要談論事實和價值的關系，不得不涉及“是”與“應該”的關系問題，即能否由“是”推導出“應當”的問題，也就能否由事實推導出價值的問題。
一方面，的確“是”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推導出“應當”，因為主體認識了一定事實(“是”)，必然要與主體的利益聯系起來，形成一定的價值判斷，從而就可推導出“應當”。因此，可以說認為價值判斷不需要以事實陳述為根據，是由主體決定的，是不妥的。因為“價值是客體對主體的效應，是主客體的關系范疇”。這種效應是客體對主體的客觀的作用和影響，是主客體的相互產物，是客觀存在的，不是由主體決定的，也不是由客體決定的，是由主客體相互作用中客體對主體的作用和影響決定的。
另一方面，由于兩種事實的區分，即價值事實與非價值事實的區分，我們可以明白，事實與價值并不是絕對分離的，也不是分離得了的，價值乃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是事物之間普遍相互作用所引出的“價值事實”。主體的價值取向不僅要從主體的利益和需要出發，而且還必須以客觀事物和規律為根據，以事實為根據。缺乏事實根據的價值取向是主觀盲動的，必然導致失誤。所以，主體在確定自己的價值取向時，既要了解自身的利益、需要，又要了解客觀事實，盡量避免無事實根據的價值決策。
由此可見，“是”可以推導出“應當”，需要一定的中介，即把事實（“是”）與主體利益結合形成的價值判斷。這是就自然事實或非價值事實的“是”來說的。事實和價值的統一并不是像某些西方學者所闡釋的那樣，僅僅在于從“是”可以推論出“應當”，而更在于價值現象本身就是“是”，本身就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價值與事實的統一并不是指價值過程可以外在銜接于事實過程，而是指價值過程和價值現象內在的就是事實過程和事實現象本身。“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推導出“應當”，“應當”必須以“是”為根據，即價值必須以事實為基礎。可見，價值是有其事實根據的，這就從一個方面確證了價值的存在。“應當”雖然是規范范疇，是主體的價值選擇，不屬于客觀存在，但主體“應當”如何，必須以事實為根據，否則就會導致失誤。所以，“主體的價值選擇是以事實為根據的，正確的價值選擇是客觀存在的價值關系的反映”。由此不難看出，價值是客觀存在的，這也就很好的避免了西方否認存在客觀價值的現象。
20世紀以來的科學哲學的研究，以及社會的發展都顯示出單純強調事實與價值對立的局限。事實上，一切知識，包括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都是歷史的，也是社會的和文化的建構起來的。
總而言之，價值是關系范疇而不是實體范疇，必須把實體意義上的事實與價值事實區分開來，但二者不是沒有聯系，這種聯系是可以通過“是”與“應當”的相互轉化來理解。也就是說“從事實向價值的過渡也每日每時都發生在我們的生活實踐中，由于實踐能動地介入實在過程，可能的東西轉化為現實，并納入合乎目的和需要的軌道，理想、價值、規范等等也就密切聯系于現實事物”。一句話，事實與價值是既對立又統一的。
摘要：事實與價值的關系始終是價值哲學討論核心問題之一，而“價值事實”與“非價值事實”概念的引入，無疑更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事實與價值的關系。由此看到了事實與價值的區分與聯系，進一步得出了二者既對立又統一的結論。
關鍵詞：事實；價值；價值事實非價值事實
參考文獻
1李連科.哲學價值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地名源流的研究，是地名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這種在習慣上被稱作地理沿革的研究，在我國有著悠久的傳統，它主要運用歷史考證的方法，憑借豐富的歷史古籍，依靠語源和語義的搜集、整理、分析和綜合，弄清某地在歷史上有過何名，其得名的具體原因何在，而后由于何故發生演變，歷史上的地名某位置在現今何地等相關內容。
由于諸多社會因素的影響，歷史地名往往更換無常。根據地名學的研究，這種影響主要來自政治變動、軍事征服、經濟發展、文化進步與意識形態的作用等。如滅元后明成祖將大都改名為北京，將江寧更名為天京，獨立后的剛果將奧波得維爾改名為布拉柴維爾，這些都與政治變動有關；又如殖民擴張中英國占領津巴布韋后將其更名為羅德西亞，軍事侵略后沙俄將海參崴改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這些都是軍事征服引起的變化；再如隨著地理知識增長而來的西洋更名，反映了文化進步產生的巨大影響；此外，因避晉愍帝名諱而將建鄴改名建康，因朱元璋登基而將集慶改名為應天，因信仰佛教而將邏些改名為拉薩等，則是意識形態因素的作用所致。
歷史地名的演變，在一定條件下就會趨于穩定，從而變成一直延續至今的名稱。但不可否認，有許多地名由于歷史的風風雨雨，都或早或遲地發生了變化，有的變動之快和次數之多是令人驚異的。在這類地名中，如南京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有金陵、秣陵、建業、建康、白下、上元、集慶、應天、南京、江寧等名稱；又如北京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有薊、幽州、燕京、南京、中都、大都、北京、北平、京師等名稱。
總的說來，探索歷史地名的起源和演變，弄清今名由來，古名位置和古今地名的對應關系，是掌握歷史教材中的相關知識所不可缺少的。地名學的探明的有關的地名特征，如地名的詞語性、地理性、社會性、民族性和相對穩定性，對于史地教學來說，無疑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它有利于增加教學實踐的真實、趣味和美感，以及深入理解歷史事件的地理原因。具體來說，其教學價值表現為如下方面：
一、從語言學角度看，地名系由語詞構成，屬于語言詞匯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語詞，它除了有口頭的字音和局部的字形外，更為重要的還在于具有一定的詞義。地名的語詞性特殊，主要體現在它的詞義上。其內涵一是表示特定空間位置上的某一處所，一是指它展現出來的某種確定的含義。如作為地名的華盛頓，它標志著美國首都這個獨一無二的特定的地方，還表現著這是為紀念華盛頓其人對美國所作貢獻而命名的地名。再如我國的尚志市、左權縣、志丹縣等，也屬同類情況。明確了地名詞語性的定名所指和依據，就可以從這兩方面來講清地名。如此，則能便史地教學內容更為豐富、充實，而收其真實、趣味和美感之良效。
二、根據地學的理論，地名的地理性殊性，是指它所表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形態而言。從構詞角度上看，它是以通名來表示所屬類型，以專名來表示相互之間的區別的，即對位于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地理形態的地方，是通過地名的不同稱謂來表示的。如果說地名的詞語性賦予了它音、形、義的話，那么地名的地理性則使它具有了指位性和分類性的特征。同時，它還以自己的專名部分，反映著被命名地方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特征，構成其標志地理形態的基礎。講解歷史地名時尤其應將這兩點體現出來，如太平軍大敗湘軍的湖口，就應指名是鄱陽湖匯入長江處的一個狹窄的水道。
三、地名是社會共同創造的產物，它不是某個特定地點本身，而是該地點的代號或指稱。一個地名的產生，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最初只是被部分提出來并認可，后來在頻繁交往中才得到社會的承認并使用，這樣它就按照人們約定俗成的方式傳播開來。它作為社會的交際工具，要求簡明易記并便于讀寫，于是又不斷向簡化方向發展。在階級社會中，統治者利用起名和改名來表達自己的愿望，遂對地名的演化產生巨大的影響。這種情況，無論是在歷史教學還是在地理教學中，都是應予注意的，因為象長安、安西、鎮南關、綏遠、綏化、懷遠之類地名是俯首即拾的。
四、地名總是由繁衍生息于當地的居民以其語言定名的，這就賦予了它民族性的特征。因此，地名反映著某些民族歷史和稱謂的來源，它在歷史上遷徙路線以及分布范圍，其社會史中經濟文化生活的主要情況，特別是政治史上民族關系的變化和一些重大事件的情況等等。如海蘭泡、尼滿河，薩哈林等皆屬滿語地名，甚至連黑龍江本身也是滿語“薩哈林烏拉”的意譯，可見其皆為久居黑龍江流城的滿族祖先根據自然和人文地理特征而定的地名，說明這一帶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在實地教學中講述這類地名時，應當考慮這種特征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糧食價格機制政府主導型市場主導型資源配置市場主體
糧食價格是各種農副產品和工業品比價的基礎。協調與糧食價格有關的諸多矛盾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經濟機制。糧食價格機制就是市場經濟中在糧食市場上發揮核心作用的機制。本文就構建中國市場主導型的糧食價格機制進行探討。
1糧食價格機制的內涵與構成
糧食價格機制是指糧食價格與社會再生產運動各環節、各要素之間有機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過程與方式。簡言之，糧食價格機制是指影響和約束糧食價格的各種力量的總稱。它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市場定價機制。即由市場決定糧食價格的過程與方式。二是政府調控機制。即政府通過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對糧食價格進行調控的過程與方式。根據市場和政府這兩種力量在糧食價格機制中的作用強度和方式的不同，可以分為市場主導型糧食價格機制和政府主導型糧食價格機制。市場主導型糧食價格機制是指市場在糧食價格的形成中發揮基礎作用，而政府調控則只在糧食供求關系發生重大變化時在市場經濟內部對市場進行干預以彌補市場的缺陷。對于長期以來具有行政管制偏好的中國糧食經濟來說，今后重要的任務就是減少行政干預，運用市場機制保證糧食供給和糧價穩定，構建市場主導型的糧食價格機制。
2市場主導型糧食價格機制形成的基本標志
2.1糧食價格由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
市場供求是決定糧食價格最重要的因素。糧價波動是供求矛盾運動的結果。糧食價格由市場上的糧食資源余缺和供求關系決定。一方面，糧食供不應求時導致糧價上漲，糧食供過于求時導致糧價下跌，從而形成糧食供求關系變化決定糧食價格變化的情況；另一方面，糧價下跌會導致需求增加，糧價上升則導致需求減少，形成糧食價格變化決定供求變化的情況。上述兩個方面相互聯系、相互轉化、周而復始地運行，構成以市場為主導的糧食價格機制。
2.2糧食價格能有效地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
合理的糧食價格機制是協調國家、糧食生產者、經營者和消費者之間利益的杠桿。它決定了哪些經濟主體能夠在市場競爭中獲得何種利益和獲得多少利益，而獲得何種和獲得多少利益則取決于不同經濟主體在生產和流通過程中提供了哪些生產要素和所提供的生產要素在其中的貢獻份額。它借助于經濟效益的吸引和經濟損失的排斥，引導生產者提供高產、優質的糧食供給；引導經營者自主開展能獲取最佳經濟效益的業務活動；保持城鎮居民基本口糧和銷售價格的相對穩定。必須指出，完善的糧食價格機制還必須兼顧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
2.3糧食價格作為經濟杠桿具有較高的資源配置效率
市場經濟中的價格信號能充分顯示社會資源的配置狀況。糧食價格是糧食生產者、經營者、消費者最為關注的市場信息，它能靈敏而準確地反映市場上糧食的余缺和優劣情況。全社會糧食資源配置的調整與變動基本上是根據市場上的糧食價格來進行的。例如，在生產環節，糧食價格是糧食生產資源配置的支點。糧食生產所需要的物質投入必須通過市場交換獲得合理收益。糧價是調動糧農生產積極性最重要的杠桿之一。因此，糧食價格提高時糧食產量就增加，反之就減少。
2.4政府對糧食市場的調控與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相適應
在社會主義市場條件下，糧食價格必須置于國家宏觀調控之下，以矯正和彌補市場價格機制的不足，這是糧食價格合理和穩定的保證。然而，糧食宏觀調控政策不能背離糧食市場價格和供求狀況的趨勢。市場主導型糧食價格機制下的政府宏觀調控，較多地通過市場的手段調節糧食供求關系，促進糧食供求基本平衡來實現糧價的穩定和合理。正常情況下政府不干預市場價格，只有在糧食供求關系發生異常變化時政府才采用市場和經濟的手段進行干預，確保糧食的穩定供給。
3政府主導型糧食價格機制的缺陷分析
3.1政府主導的糧食價格導致糧食經濟運行缺乏內在的自動調節機制
在中國，無論是統購統銷、雙軌制，還是實行糧食保護價制度，政府定價都發揮著主導作用。起初是完全由政府定價（1979年以前），繼而是政府定價與向市場“放價”相結合，但強調以政府定價為主（1984～1985年），形成了以政府定價為主導的糧價雙軌制。此后，又出現了先放后收，明放暗收的局面（1993～1994年），即使是政府價格，也有統購價、合同定購價和被稱作“二定購”的政府議價。中國目前實行的糧食收購價格并非是一種符合市場供求狀況的保護價，而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延續至今、明顯背離市場經濟規律的行政性價格。這種價格政策雖然促進了糧食生產的發展，但由于政府較多地取代了市場，從而使糧食經濟運行缺乏一種內在的自動調節機制，難以根據市場價格規律和供求關系的變化有效地配置糧食生產和流通資源。
3.2糧價信號的失真弱化了價格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
根據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沒有一個高效的市場價格信號系統，“看不見的手”就不能發揮調節作用，中國糧食價格機制就存在這方面的問題。糧食保護價存在價格信號失真、人為放大市場需求的現象。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糧食價格改革的核心之一是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這對穩定糧食生產、保護糧農利益等方面具有積極作用。然而，保護價政策是以糧食供求嚴重失衡、糧食價格持續低、糧農利益受到較大損害的買方市場為背景的。政府通過指令性手段，強制市場需求曲線右移，把偏低的市場糧價拉至保護價位，人為放大了市場需求。弱化了價格所固有的引導市場需求、優化資源配置的自動調節功能，導致糧食供給一度結構性過剩，品種單一、價格矛盾更加突出，客觀上也給進口糧食提供了價格空間，削弱了中國糧食的國際競爭力。
3.3多變的糧價政策導致糧食生產產生較大波動
中國的糧食價格波動常常是由于多變的政府政策導致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糧食市場較大范圍的波動大體上有四次。第一次波動是從1984～1989年，由于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1983年和1984年連續兩年糧食大幅度增產，全國糧食總產量達4073億kg。面對這一好形勢，1985年國家取消糧食統購，改為合同定購，變以往的超購加價為按比例價收購政策，糧價有所降低，給農民的信號是國家要限制糧食生產，導致當年就減少糧食種植面積403萬hm2，以后糧食連續5年一直處于緊張狀態。第二次波動是在1989年，為改變糧食生產不景氣的局面，政府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帶來糧食連續3年大幅度增長，1993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突破4500億kg，然而各地都相繼出現了“賣糧難”的局面。第三次是1995～1998年，國家實行了一系列鼓勵政策，特別是1995、1996、1997年連續三年糧食增產，全國人均占有糧食達385kg。然而，1996年下半年又出現“賣糧難”，糧價下跌并在低谷徘徊，一直持續到2002年。第四次是2003年10月以來，糧食價格走出自1998年以來長達6年的低迷態勢，糧價持強勁攀升勢態，其漲幅之大，上升速度之快，為歷史罕見，與以往相比，這次糧價上漲主要是糧食連年減產、多年糧食消費持續大于當年產量引起的糧食庫存和糧食供給下降導致的，總體上是糧食市場供求規律作用的結果。
4構建市場主導型糧食價格機制的對策
4.1將分散的糧食市場代之以體系健全的三級糧食批發市場
當前，中國糧食市場體系建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很不適應。城鄉集貿市場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經突破80000個。然而，這些包括調節糧食在內的集貿市場只是市場的初級形式，僅能在小范圍內調節糧食的供給，難以左右糧食價格。糧食批發市場經過10多年的培育和發展，雖然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價格形成功能也在逐步增強，但一些自發形成的非政府投資的市場，具有明顯的短期行為，有相當一部分批發市場難以體現批發的功能，有的只依賴每年1～2次的糧食展銷交易會支撐門面，成為“空殼市場”。批發市場在省際間糧食貿易中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內部管理不規范、缺乏自律機制等問題。
要逐步形成糧食批發市場的價格機制。規范化的糧食批發市場的價格形成應實行拍賣原則，公開叫價，以保證公平競爭。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滿足以下要求：首先，批發市場的功能要完善。能正常發揮交易、服務、信息、監督等功能，通過公開交易、公開價格和數量，對生產者、經營者和消費者的行為發揮導向作用；其次，交易要靈活。要突破單一的交易方式，既可以直接進場，也可以委托；既可以現貨交易，又可以預約成交；第三，全國各地的批發市場要完整統一。各種類型、不同層次的批發市場不能搞區域封鎖，各層次的批發市場既有機聯系，又相互配合，構成一個統一的市場體系。
4.2將當前作用十分有限的期貨交易發展為功能較為完備的糧食期貨市場
當前，期貨市場為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服務的條件已經具備，應積極培育和發展糧食期貨市場。首先，要培育和發展糧食期貨市場的投資主體。應積極借鑒國外期貨市場發展的經驗，對期市的投資主體不要多加限制，積極培育大機構投資者，并拓寬其融資渠道，允許各種投資基金進入糧食期貨市場，要按照規模、資信程度對期貨經紀公司進行分類管理，允許資信良好、規模較大的經紀公司具有代客理財和自營資格；其次，培育和發展糧食期貨市場套期保值用戶。鼓勵糧食購銷企業、糧食加工企業、飼料加工企業、產業化經營企業等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選擇采用期貨套期保值交易的市場手段。一方面可以使糧食期貨市場增加重要的市場主體，另一方面可以推進國有糧食企業加大改革力度，使其通過參與糧食期貨套期保值業務，在回避價格風險的同時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
鑒于當前中國糧食期貨市場處于初期培育階段，可大力推廣合同采購為主的購銷方式（如訂單農業）和拍賣方式。合同采購方式類似于期貨交易，能穩定糧食的市場供應量，并按計劃均衡上市，有利于糧食價格的穩定，可以減少糧食生產者和經營者的市場風險，從而起到穩定生產規模和流通規模的作用。在期貨市場的監管上，應在規范現貨市場的基礎上，逐步構建“政府部門——行業協會——交易所”為架構的三級監管體制，使交易所真正成為會員自我管理的組織，發揮其連接市場和政府的紐帶作用。
4.3將發育不健全的市場主體培育成行為規范、自主經營的經營主體
中國糧食流通主體總體上呈現弱質特征。糧食生產者的弱質性表現在經營土地規模小，單家獨戶分散生產，文化和科技水平低。糧食經營者的弱質性集中體現在從事批發業務的80%和零售業務的50%，國有糧食企業至今仍然存在企業機構臃腫和冗員過多問題。2004年底，全國國有糧食購銷企業職工人數仍為104.7萬人，企業總數為20522個，且機制不活，效益低下，難以抵御市場風險。近年來，國有糧食購銷企業改革雖取得了明顯進展，但是，“老賬”、“老糧”和“老人”等歷史包袱仍未完全消除。私營、個體等其他成分的糧食流通企業總共不到20%的比重，不僅質量上無法取得市場主動權，數量上也顯得勢單力薄。
要從根本上解決國有糧食企業經營機制不活的問題，必須在產權制度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政府除以獨資或控股的形式保持對國家儲備、糧食外貿等少數大型企業的適度控制之外，應放活一般競爭性國有糧食企業的經營環境。使其走向市場化并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以建立新的企業組織結構和經營機制。鼓勵以資產為紐帶，逐步培育若干個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的大型糧食企業集團，延長產業鏈，實現貿工農一體化經營，提高糧食產業化經營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應重視發展非國有糧食流通主體。政府可采取一定的鼓勵政策，扶持農戶、農民經紀人、農民企業家、加工企業等多種所有制主體從事糧食經營活動，培育多元化的糧食市場主體。應以規范的市場準入制度為保證，引導不同經濟成份、不同經營性質、不同經濟規模的企業參與糧食批發和零售交易，使之成為糧食市場的競爭主體。糧食流通組織形式也應因地制宜，不斷創新，積極發展糧食商業、連鎖經營、配送中心等流通形式。
4.4將低效率運轉的糧食儲備代之以吞吐自如的儲備糧管理體制
糧食專項儲備是實施糧食宏觀調控、保持糧食市場穩定的基礎。當前，中國糧食儲備形成了多級儲備、垂直運行、多頭管理等特點。這一制度盡管較好地發揮了以豐補歉、調劑余缺等功能，但在制度設計和運行中還存在一些問題，專儲糧并沒有充分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有時還存在逆市場調節、加劇市場波動的問題。有些地方的儲備糧只是作為一種擺設，沒有按照市場行情及時吞吐和輪換。儲備糧布局、輪換機制和風險保障措施都還不夠完善。
應按照靈活高效的要求構建專儲糧的吞吐調節機構。在糧食市場平穩時期，按照有利于控制風險和降低成本的要求做好正常輪換工作，不斷優化儲備糧品質，最大限度發揮中央儲備糧管理總公司的運作自，主管部門應允許其在一定的輪換計劃比例內自主決定輪換時機。在糧食市場超常波動時期，政府應及時動用儲備糧。糧價過度上漲時大量拋售；糧價低迷時及時補庫或增儲。在輪換方式上，應引導和督促承儲企業無論是收購還是拋售儲備糧，都通過市場進行交易，實行公開招標采購和競價銷售。
4.5將政府的微觀價格管理代之以反應靈敏的糧食價格服務機制
政府應按市場經濟和WTO規則的要求，跳出以往糧食價格管理的框框，把工作重點從微觀管理為主轉移到宏觀調控、行業指導、執法監督和協調服務上來。應加快建立健全糧食價格信息管理與調控機制，對糧食市場的宏觀調控做到信息準確及時，調控規范有序。可依托全國性和區域性批發市場建立市場信息報告和調查制度，提高糧食信息的真實性、及時性和透明度，使有條件的批發市場成為糧食中介服務組織，成為溝通農民、消費者、糧食流通企業和政府的橋梁，通過開展糧食價格咨詢服務活動，引導糧食生產和貿易活動，促進糧食價格合理運動，為政府調控糧價提供服務。應建立健全農村糧食信息服務體系，定期向農戶市場信息，引導農民發現中遠期糧食價格信息，幫助農民按市場需求生產，提高糧食生產的規模化程度。要加快培育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增強農民市場談判的能力，鼓勵建立類似行業協會的糧食購銷組織，自我約束糧食購銷中的價格行為，促進糧食價格機制不斷完善。應重視境外糧食市場價格監測系統的建設，及時掌握并國際市場糧價信息，促進國內市場糧價與國際市場價格的銜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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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民文化理論描述了一種政治文化形態，并成為比較政治研究的重要工具。它不僅提出進行比較研究的必要的價值目標，而且提出了歷史發展進程、政治制度建設以及政治社會化過程等方面的研究進路。公民文化理論具有廣泛的應用價值，針對普遍的政治發展國家，能夠對其深層政治結構問題提供一定的分析和解釋。
[中圖分類號]D0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2826(2012)07-0073-08
比較政治學作為政治學分支學科，體現了它對科學方法論的重視，甚至依賴。特別是20世紀中期以來行為主義理論的興起，為比較政治研究進一步提供了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從以往偏重于歷史、制度等文獻性的描述迅速發展到通過建立價值系統進行比較、評價的更高研究階段。它建立了有序的政治學研究體系，主要涉及政治系統、政治文化、政治社會化、政治決策、政治執行等研究領域；它擁有嚴格、有效的分析工具，其中，政治文化作為政治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提出，進一步補充了進行學術研究的手段。它為比較政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解釋視角，比起制度、經濟等解釋，政治文化是解釋不同政治體系之間差異的唯一的、重要的因素。‘肌’它幫助政治分析家把文化變遷的心理層面與更大的政治發展問題聯系起來，提供了一種把宏觀分析與微觀分析聯結的方法。
阿爾蒙德是較早提出政治文化理論的重要學者，他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分類以及分析方法；此后，雖然有關政治文化的理論討論和應用不斷擴展，但基本上還是沿用了阿爾蒙德的理論概念和基本邏輯。然而，在進一步的學術研究中，“公民文化”理論之工具性價值逐步體現出來。雖然，如阿爾蒙德所說，公民文化是一種與民主政治相適應的政治文化，但它并非僅適用于解釋民主政治生活。它包含了進行比較研究的價值指導，指出了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徑，形成一種分析方法，對深入解釋不同國家、社會錯綜復雜的政治現象具有極大的幫助，由此成為學術活動可操作的理論工具。本文試圖對公民文化理論做出分析，在闡述理論內涵的同時，對其工具性價值的應用給予解釋。
一、公民文化理論基本內容及其價值
(一)公民文化理論的基本內容
1961年美國學者阿爾蒙德和維巴撰寫了《公民文化：五個國家中的政治態度與民主制》，提出公民文化的概念。他們在對政治文化分類的基礎上闡釋了一種混合型政治文化形態，這就是“公民文化”。所謂混合的政治文化，正如阿爾蒙德解釋的那樣，是指傳統政治文化和現代政治文化的融合。阿爾蒙德對政治文化的分類是基于不同社會公眾對政治權威的認識及其態度、政治統治權分化與否以及公眾政治參與程度等主要標準做出的。概括地說，傳統政治文化基本表現為公眾對統治權力的依附，從而形成對政治權威的服從或忠誠的態度，統治者權力集中，以及缺少公民政治參與；而現代政治文化主要表現為公民政治參與的加強。阿爾蒙德指出，公民文化的混合性就體現在傳統社會對政治權威的態度與現代的公民參與要素的結合上。具體地說，它表現為各種政治要件的平衡。
其一，公民文化是共識與分歧平衡的政治文化。現代社會首先是多元化社會，政治多元化是現代政治基本特征之一。一個社會中如果缺少一定的結構性分歧是不可思議的，公正的利益分配便不存在意義，也不可能產生現代民主政治；同時，如果沒有一致，那么則意味和平解決政治分歧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處于分裂之中的政治體系勢必在不斷的爭端和沖突中受到威脅。因此，一個社會應該有一套普遍的、具有支撐作用的價值存在，成為建立社會信任和合作的基礎，以此凝結政治共識。
其二，公民文化是公民政治參與意識和規范與參與行為的平衡。雖然公民文化具有現代政治文化的元素——政治參與，但是阿爾蒙德等通過大量的調查資料證明，從個人的價值取向來說，大多數民眾并不傾向經常性地參與政治行動，而進行大規模的政治參與往往是不得已的行為，比如，在長期的利益表達受阻的情況下進行的，或是盲從的行為。就建立政治秩序而言，經常性的、大規模的群眾參與行為既是缺乏政治認同的必然結果，同時也將在政治對抗中激化矛盾，造成更大的政治不信任。在公民文化中，公民首先擁有政治參與的權利意識，而且社會具備進行參與的制度安排(即阿爾蒙德所說的“參與規范”)；而就公民的參與行為而言則是消極的、非主動性的。因為，公民權利保障及進行參與的制度安排，已經提供了公民表達利益要求、影響政治過程的可能。另外，公民政治參與的平衡還表現在選擇政府過程中的積極參與和選舉之后公民的消極參與方面。在對政府賦予權力的過程中，通常需要公民積極參與選擇政府的過程(參與選舉)；而一旦政府被正式授權，公民則把權力交給政府行使，使其擁有做出政治決策的空間，公民參與則回歸“消極”的狀態。
新課標指出：高中語文課程應關注學生情感的發展，讓學生受到美的熏陶，培養自覺的審美意識和高尚的審美情趣，培養審美感知和審美創造的能力。新課標如此關注學生審美素養的提升，這是由審美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決定的，一方面學生作為完整的有機生命個體，審美是其感性生命的一種基本要求；另一方面要實現學生的完滿人性，審美是最好的途徑之一，在競爭激烈、物欲橫流的現代社會中，審美有助于學生幸福地生活。此次新課標的一個最偉大之處，便是自始至終貫穿著人本理念。特別是當前學生的審美意識被應試的功利意識所屏蔽，呈潛在狀態；學生審美感知力和審美想象力的遲鈍和貧弱，審美能力還待提高，審美情趣有待提高。加強詩歌教學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詩歌教學能夠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
文學審美活動有一個規律：即閱讀是作家——作品——讀者雙向交流的一個動態過程，文學作品自身的藝術價值越高，就越能釋放更多的審美信息，對讀者形成的審美心理張力就越大，也就越能提高讀者的審美能力。審美能力是一種包括感知、想象、聯想、情感、理解等各心理因素在內的、對作品進行完形、對意味進行充分體驗的能力。審美能力與審美心理張力成正比，審美心理引起的張力越大，審美能力的提高幅度就越大。如同人的身體一樣，各心理因素如果能經常得到一定強度的實踐鍛煉就會增強素質和有所發展，反之就會衰老，會遲鈍或萎縮一樣，學生要切實提高自己的審美能力，就必須接受一定強度的審美實踐活動，詩歌閱讀便是這樣的一種審美實踐活動，它為學生審美實踐的有效鍛煉提供了一個絕好機會。教師雖然也可以采用藝術方式請學生欣賞圖像文本提高審美能力，但是這些直觀性、淺白性、受控性很強的表現形式留給學生的感知、想象、理解、創造的空間明顯要小得多，主體審美能力提高的幅度也就要小得多。當電視屏幕直觀而又固定化地呈現于人們的面前之時，一種規定性的現實存在替代了無數個心靈的創造，審美能力的提高因而受限。盡管表面看來，聲、光、色、樂樣樣都有，似乎具有很豐富的審美信息，但它給予人的精神自由度是有限的、狹小的。詩歌以其淺白性、直觀性、受控性特點成為一種最高的藝術，而詩歌教學這一以最高藝術為教學內容的詩歌教學，無疑是切實提高學生審美能力的最佳路徑。
（二）詩歌教學能提高學生的審美趣味
審美意識與一般意識有很大的差別，它是人類在審美活動中形成的思想觀念，是一種自覺的審美需要。審美需要的客觀性，但是審美需要并不總是浮現于人的意識上層，很多時候人們關注的是實用、科學、倫理的領域，忽略了審美活動。詩歌幾乎就是美的化身，它所包含的意境之美、音樂之美、情感之美、建筑之美能夠強烈地喚起學生的審美需要，它所展現的美恰恰是通過學生的審美實踐付出一定的審美勞動得來的，所以會讓學生刻骨銘心，甚至終身難忘，從而使學生“嗜美上癮”，其審美意識由此得到了有力的強化。詩歌教學還能有效提高學生的審美趣味。詩是一種高雅的文學藝術，它比別類文學較謹嚴、較純粹、教精致。詩歌教學通過激發學生興趣，使學生不由自主地愛上詩歌的同時也就意味著學生的審美趣味由粗俗走向高雅、由低級走向高級、由麻木遲鈍引向敏銳豐富、由悅耳悅目的低級層次走向悅心悅意、悅志悅神的高級層次。所以，要養成和培養純正、高雅的審美趣味，詩歌教學是最好的途徑，詩歌教學能夠有效提高學生的審美趣味。
二、詩歌教學能培育學生的詩性智慧
新課標在總目標中指出：在發展語言能力的同時，發展思維能力，激發想象力和創造潛能。在教學建議中又強調：要正確處理基本素養與創新能力的關系。在注重語言的積累、感悟和運用，注重基本技能的訓練的同時，開發學生的創造潛能，促進學生持續發展。詩性智慧作為一種具有整合性的精神能力，在人類的各個歷史階段因被賦予不同的內涵而使之顯現出不同的風格和風貌，但是一直以來貫穿始終的想象性、創造性卻亙古未變。詩性智慧是一種以想象為形式的創造性思維，他的形式是想象，其結果是創造。想象力具有創造性的認識功能，因為想象是建立在感知與記憶基礎上的一種表象運動，它不是物體的復現，而是對物體進行重組與再造。想象在其本質上也是對于世界的思維，但它主要是用形象來思維。在想象運行的過程中，由于頭腦中表象的未定性、模糊性，所以會生發出許多新的變化，這直接帶來思維的創新。
（一）從詩歌的本體特征看詩歌教學能夠激發學生的詩性智慧
詩歌離不開想象，情感性、音樂性、想象性是詩歌的三大本體特征。想象是詩歌的本體，必不可少。詩從根本上說，是生活的反映，但絕非是生活的如實描寫，而是一種想象的描寫，雪萊說過：“詩使它所觸及的一切都變形。”這指的就是詩歌的想象。要是有一首詩歌把生活表現得過于實在，太像生活的實際，這種照搬現實、缺乏想象的作品是稱不上詩歌的，比如說“這個少女很美麗”就不是詩，“少女如花”這一帶有想象性的言語便具備了詩歌的質素。因此，詩歌的創作離不開浮想聯翩，離不開思接千載、視通萬里。那些杰出的浪漫主義詩人，總是“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創作出激情澎湃、瑰麗多姿、光焰萬丈的詩篇。屈原的《離騷》、李白的《蜀道難》、郭沫若的《鳳凰涅磐》、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等名篇都充滿了優美、奇異、豐富的想象。
（二）從詩歌的閱讀特征看詩歌教學能夠激發學生的詩性智慧
欣賞詩歌的過程是一個展開想象的過程。詩歌是一個意象符號系統，意象是其基本構成單位，上至原始詩歌，下至當代詩歌，都離不開意象。詩歌中的意象是不可或缺的主導性成份，意象成分越多，詩味的成分也就越濃，有沒有意象是詩與非詩的根本區別。沒有意象，詩就成了直白與說明，也就不成其詩。讀者閱讀詩歌，也就是閱讀這個意象符號系統。意象要閃現、組合，都必須依賴于讀者的想象。因為意象的存在形態是人腦中的一種情感表象，它不同于繪畫、雕刻、舞蹈、戲劇等藝術所塑造的形象，這些形象是外在的，直接呈現于人們的面前，作用于人們的感官，人們無需想象，只需要通過視覺、聽覺、觸覺就可以直接獲得審美感受。詩歌中的意象，無論是人神鬼怪、飛禽走獸，還是鳥魚花香、湖光山色、人間仙境等等的呈現都必須借助于人們的想象才能在腦海中映現出來。通過想象，詩歌中的意象得以舒展和疊合，直至成為意境。所以，要欣賞到詩歌的內在意象、意境之美，必須借助于想象，對詩歌的意象進行閃現、組合、轉換與再創造，才能將文字符號轉化為立體畫面，把潛在的意象浮現出來，最終享受到詩歌的意象美、領略到詩歌的意蘊美。
（三）從詩歌的語言特征看詩歌教學容易激發學生的詩性智慧
詩歌容易激發學生的想象。可感性是詩歌語詞的一個基本特征。可感性語詞是指表述人的感官經驗和感官感受的那一類語詞，是對人類五種感官所領受到的內容的描述，這些語詞以形象戰勝抽象的方式，強化語符本身的信息刺激，使之成為一種具有強烈喚起能力的媒介物，誘導讀者展開想象去把握可感性語詞所代表的感性世界。如王安石的名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綠”這一可感性語詞就容易激發起讀者的想象，使讀者想到芳草萋萋、繁華似錦的一派喜人景象。又如宋祁的《玉樓春?春景》中的一句“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鬧”字不僅讓人想象出杏花爭先恐后開放的情景，還讓人想到芳香撲鼻、蜂飛蝶舞之類。總之，詩歌與想象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詩歌教學可以通過詩歌閱讀，激發學生的想象力，達到培育學生創造性思維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詩歌教學是培育學生詩性智慧的肥土沃壤。
三、詩歌教學能涵養學生的人文精神
新課標指出：語文課程必須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學生受到優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熱愛祖國和中華文明、獻身人類進步事業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奮發向上的人生態度。新課標之所以強調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是因為人文精神作為一種生命意識，為人的發展提供了最深厚的精神動力資源；人文精神作為一種人文情懷，為人的發展營造了一種深切的人文關懷背景；人文精神作為一種超越品格，為人的發展創設了一種高遠的人生理想境界。當代中學生的社會、人生意識在精神沙漠的風暴影響下，拜金主義進一步深入人心。在強大的物欲刺激氛圍中，學生出現了所謂的“四無主義”現象，即無氣魄、無關心、無感動、無責任。這樣的精神面貌，迫切需要我們加強人文精神的教育，引導學生去關注和建構健康向上、充滿人情味的生活世界，培養人文精神。
（一）詩歌教學能夠喚起學生的生命意識
詩歌教學離不開偉大的詩篇，而偉大的詩篇之后站立著的正是偉大的詩人。詩人從自然的天籟和靈魂的啟示中把傾聽到的聲音傳達給人們，用心血譜寫生命和靈魂的樂章。當我們年幼無知、或少壯有成的時候，我們從不感到生命正在一點點地走向末端。而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只不過滄海一粟，正因如此，每個人都必須意識到生命的短暫，珍惜生命，詩歌向我們敲響生命的警鐘。當學生們閱讀“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夜苦短長，何不秉燭游”（《古詩十九首》）和“秋風起兮白云飛，草橫落兮雁南飛。……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漢武帝《秋風辭》）等詩句時，他們不能不深思：生命短暫，何不珍惜？詩歌還為我們提供活著的理由，向我們展示了各種崇高的人生價值觀。李白的理由是“此行不為鱸魚，自愛名山入剡中”；杜甫的理由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王維的理由是“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劉禹錫的理由是“天地肅清堪四望，為君扶病上高臺”；柳宗元的理由是“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二）詩歌教學能夠陶冶學生的人文情操
詩歌中的情感不同于普通情感，它是人文情懷的反映。首先，國身通一是詩歌史上貫穿始終的一條情感大動脈。詩人們將自己的整個身家性命與祖國、民族的命運緊緊地纏在一起，這也就是平常為人稱道的愛國情懷。詩人們所寫的詩篇往往是在國家民族存亡之秋、由奮起而抒發的一種激情，讀來感人淚下，催人奮進；其次，詩歌中還滲透著濃濃的家園情結。家園情結就是對故土、對親朋的深沉眷念和無限熱愛之情。通過詩歌教學可以讓學生們知道：世間除了金錢之外，還有一些沒有任何功利目的、卻讓人動心的東西，那就是親情、友情、愛情；再次，山水情懷也是詩歌情感的一大內容。它體現的是一種對大自然山山水水的熱烈歌頌和贊嘆之情。詩人們贊美吟誦自然，從自然中尋求心靈的慰藉和超脫。山水詩篇可以激發起學生對大自然的熱愛之情。
（三）詩歌教學能夠培養學生的超越品格
詩歌內蘊著奮發向上、鍥而不舍、執著奮進、不竭奮進的人生態度和生命理念，詩歌是一種理想，它激勵著學生不斷進入超越之境，揚棄舊我，走向新我，使自己向更美好的生存狀態發展，逐漸抵達理想。它使人確信，人的前途和命運應該能夠而且應該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理想和信念一旦在耳邊鏗鏘作響，它往往令人回腸蕩氣、熱血沸騰，即使身處嚴酷的現實困境，也能升騰起生活的信心，奮起追求心中的目標。詩歌中包含的這種超越品格，使人不斷朝著自己的目標邁進，走向更高層次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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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易言之，即指某種事物的標準樣式或者使人可以照著操作的范式。學校德育模式是指在一定的德育理論指導下，在長期的德育實踐中形成的一種相對穩定的系統化和理論化的德育范型，或者說，即在一定的德育原理指導下建立起來的比較穩固的德育程序及其實施方法的策略體系。
從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德育理論來分析長期以來，我國不少德育理論研究者習慣于用所謂的辯證思維而實質上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去研究德育過程，將整個德育過程肢解為各個部分進行孤立的靜止的研究，忽視對各個部分之間的相互聯系和作用的探討，沒有對德育過程作系統的有機的辯證的研究，綜觀一下已出版的各種教育學和德育原理著作，通常都是分別對德育過程的規律（或特點）、原則、內容、方法、途徑進行研究，割裂了德育過程的規律（或特點）、原則、內容、方法、途徑之間的有機聯系。①這樣做的后果，導致有關概念范疇定性不明，如知行統一、因材施教、長善救失、教育一致性和連貫性等，在有的論著中是作為德育過程的規律（或特點）來探討，居于原理層次；而在有的論著中，則作為德育過程中的原則或要求來研究，降到規范層次，造成把原理闡述成規范，或者把規范論證成原理的混亂，使得廣大德育實際工作者在德育理論面前分不出“必然”和“應然”，無所適從，給理論聯系實際帶來相當大的難度。由于概念范疇定性不明，導之邏輯推理上的矛盾混亂，難以自圓其說，為了解決這種矛盾混亂情況，許多德育理論研究者便用“什么與什么相結合”或“什么與什么相統一”之類的命題來回避矛盾，如“正面教育與紀律約束相結合”、“嚴格要求與尊重學生相結合”、“集體教育與個別教育相結合”、“多種途徑和方法相結合”、“教育影響的一致性與連貫性相統一”、“理論教育與實際鍛煉相統一”等等諸如此類的命題在有關論著中比比皆是。這種形式上貌似“辯證”而實質上“形而上學”的刻板機械的生硬捏合，既不利于德育研究中理論思維的發展，又不能為廣大德育工作者提供具體操作的范式。德育模式的研究和探討正是對這種研究傾向的一種沖擊和反正。因為德育模式既是某種德育理論的簡約化的表現形式，它要求通過簡明扼要的解釋或象征性符號來反映它所依據的德育理論的基本特征，又是對某些具體德育經驗的優癬加工和概括，它要求起著德育理論和德育實踐之間的橋梁和紐帶作用。所以德育模式的研究和探討可以幫助德育理論研究者從整體上去系統地綜合全面地去認識和分析德育過程中諸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其多樣化的表現形態，有利于德育理論研究者從動態上去把握德育過程點和規律，并使之具體化與操作化，有助于德育理論研究者改變長期以來習慣的那刻板單一的甚至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有益于德育理論研究的思維空間的拓展。故研究和探討德育模式對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德育理論有著深遠的理論價值。
從廣大德育工作者對中小學生進行德育實踐來考察盡管經過廣大德育工作者和教師共同努力，我國中小學在德育理論聯系實際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績和進展，但是，德育理論與中小學德育實際之間仍存在著許多相互脫節的地方。尤其是當前改革開放和社會經濟轉型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健全，人們的道德觀念正在發生日益深刻的變化，中小學德育正面臨一系列嚴峻的挑戰，德育工作中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使廣大德育工作者和教師深深地感受到德育工作的難度，特別是德育理論聯系德育實際的難度，感到有關德育理論缺乏可操作性，可望而不可及，理論和實踐之間缺乏某種聯系的橋梁或紐帶。雖然不少德育論著面面俱到地提出什么與什么相結合，什么與什么相統一之類命題，但對如何結合怎樣統一卻語焉不詳，給廣大德育工作者理論聯系實際帶來了許多困惑，“生活之樹常青，理論總是灰色的”。
相對穩定的德育理論與時時刻刻都在發展變化的中小學德育實際總是難以貼近，總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德育模式恰好能解決這個矛盾，能起到德育理論聯系德育實踐之間的橋梁和紐帶的作用。因為德育模式是有關德育理論體系的具體化，是以簡明扼要的形式和易于操作的程序來反映有關德育理論的基本特征，使德育實際工作者能對抽象的德育理論有一個易于理解的具體框架，有利于德育實際工作者在德育實踐中把握和運用有關德育原理。故德育模式能使抽象的德育理論得以發揮其中介作用；同時，德育模式是直接來源于德育實踐，是經過長期的德育實踐而逐步定型的德育活動結構形式及配套的實施策略，是德育實踐經驗的系統概括和總結，比德育經驗層次高，應用范圍廣，給廣大中小學德育工作者提供了一套可以照著做的標準樣式，有益于提高中小學德育實效。德育模式對中小學德育工作者理論聯系實際來說，確實有著重要的實踐功能。
論文關鍵詞：男護士；工作價值觀；離職傾向
隨著醫療教育體制改革的持續推進，我國男護士的比例逐年上升，但在我國的護士隊伍中，除精神病院和一些綜合性大醫院有少數男護士外，其他醫院中男護士極少。程金焱等曾就男護士的就業情況進行調查，其中正在工作的占10．9l％，轉行占49．27％。工作價值觀是個體對工作需要的反應，即個體關于工作行為及在工作環境中獲得的某種結果的價值判斷，是一種直接影響行為的內在思想體系。通過對醫院男護士工作價值觀與離職傾向進行調查分析，能夠掌握影響男護士群體離職的重要因素，為護理管理人員有的放矢地選擇激勵方式，穩定護理隊伍提供依據。
1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采用方便抽樣法選取哈爾濱市6所三級甲等醫院、大連市2所三級甲等醫院的65名男護士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對象納入標準：注冊護士、愿意參加本課題、從事護理工作1年以上。
1．2方法
1．2．1研究工具一般情況調查問卷，包括年齡、護齡、與所在醫院的勞動人事關系等。工作價值觀調查表，Elizur于1991年編制，有3個維度，即情感型價值觀(5個條目)、認知型價值觀(13個條目)、工具型價值觀(6個條目)，共24個條目，每個條目采用6級評分，非常不重要計1分，不重要計2分，不太重要計3分，較重要計4分，重要計5分，非常重要計6分，得分越高，工作價值觀認同度越高。離職傾向量表，1982年編制，共6個條目，采用1～4級評分，經常計4分，偶爾計3分，甚少計2分，從不計1分，量表總分等于各條目得分之和，得分越高，離職意愿越強。根據6個條目之間的相關性，條目1和條目6構成離職意愿I，表示辭去目前工作的可能性；條目2和條目3構成離職意愿Ⅱ，表示尋找其他工作的動機；條目4和條目5構成離職意愿Ⅲ，表示獲得外部工作的可能性。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經我國臺灣的李棟榮和李經遠翻譯并修訂后用于中國員工，修訂量表信度Cronbach’Sd為0．77，內容效度0．68。
1．2．2問卷發放由經統一培訓的調查者統一發放問卷，共發放問卷72份，剔除有空缺、遺漏的無效問卷7份，回收有效問卷65份，有效回收率為90．28％。
1．2．3統計學方法全部數據用Excel建立數據庫，用SPSS13．0統計軟件包進行數據分析。采用(±S)分析護士工作價值觀、離職傾向的得分；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護士工作價值觀、離職傾向之間的關系。
2結果
2．1一般資料
65名調查對象年齡20～29(23．97±2．59)歲；護齡1～6(2．08±1．04)年；其中，正式護士20名，占30．77％；聘用護士42名，占64．62％；臨時護士3名，占4．62％。學歷：高中或中專22名，占33．85％；大專31名，占47．69％；本科及以上l2名，占18．46％。職稱：護士53名，占81．54％；護師12名，占18．46％。婚姻狀況：未婚59名，占90．77％；已婚6名，占9．23％。
2．2工作價值觀與離職傾向現狀(見表1)
3討論
3．1男護士對情感型價值觀的認同程度相對較高
表l顯示，男護士認同程度最高的價值觀是情感型價值觀(5．06±0．49)分，可見男護士在工作中更重視“情感型價值觀”，即希望自己的價值在工作中得到體現。情感型價值觀是在人際關系背景下表達出的價值觀，包括公正的監督、被尊重、人際關系等。馬斯洛認為，除病態人格外，所有人都有自尊心，都渴望名譽、聲望等，尊重需要得到滿足能使人對自己充滿信心，對社會滿腔熱情，體會到自己的價值，這種需要一旦受到阻礙，會使人產生自卑感、虛弱感和無能感，以致喪失人生的信心。由于社會的偏見，認為護理工作應該是耐心細致的女性的專利，男性從事這一工作則被視為無能或無前途。男護士為患者付出的辛勞往往得不到應有的尊重與承認，再加上職稱評定、經濟收入等方面的不合理，他們不能從工作中體驗自我價值，工作積極性受到打擊。這是一種自我否定，是根據外部成就和別人對自己的看法確定自己的價值。因此，建議護理管理層大力開展改善男護士專業地位的項目活動，采取更加人性化、合理化的男護士管理及政策措施，例如：向社會、醫務人員、患者及家屬宣傳男護士在患者康復過程中的作用、獨立的角色。同時，男護士應該認清自己的優點與價值，積極發現自身優勢，樹立崇高的理想，理解護理工作的價值與意義，正確把握自身發展方向。
3．2男護士對工具型價值觀的重視程度相對較低
表1結果顯示，工作價值觀中，男護士對工具型價值觀的重視程度最低(4．90±0．61)分。工具型價值觀也稱物質型價值觀，是指得到所希望的物質或實際結果的價值觀，它包括薪酬、工作安全等。按照社會價值觀理論，物質型價值觀與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中低層次的生理及安全需要相似。人們只有得到物質和安全的基本保障后，才會考慮更進一步的發展，例如：人生目標的實現等。近幾年，本院開始實行聘用制、崗位管理等，打破了過去“鐵飯碗”的制度，男護士與組織之間的聯系不再是終身制，而是由組織根據其績效和貢獻來決定是否續聘。
3．3男護士對認知型價值觀的重視程度較高
本研究結果顯示，男護士對認知型價值觀的重視程度較高(5．0l±0．49)分。認知型價值觀表達了對工作本身的一些特征及員工自身的發展、成就的重視，包括工作興趣、責任、成就等反映男護士高層次需要的內容。我國醫院護理人員普遍存在工資低、獎金少的現象，而男護士低層次的需要基本得以滿足。更為重要的是，管理者大都在重視男護士工作任務完成的同時，對男護士職業生涯發展規劃的制訂也是高度重視，管理者盡量創造條件為男護士的個人發展提供機會，例如：創新科研的支持等，從而提高他們對高層次需要的重視。
3．4男護士未表現出強烈的離職傾向
從表1可以看出，獲得外部工作的可能性得分最高(2．42±0．62)分，而辭去目前工作的可能性得分卻相對較低(1．94±0．67)分。分析結果發現：由于內部因素和自身特點等因素影響，男護士并沒有表現出強烈的離職傾向，這與國內學者的調查結果一致。員工是否產生離職傾向取決于自身對工作的滿意程度，而離職行為的發生受勞動力市場人才供需比例、行業生命周期以及組織約束等外部條件的限制。目前，在男護士人力資源市場中，供小于求，呈現男護士短缺的局勢，一些發達國家已將勞動力市場指向亞洲發展中國家，相對國內豐厚的待遇，對于目前工資水平仍然較低的我國男護士來說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因此，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男護士的離職意愿，將導致大量男護士的流失，尤其是具有豐富經驗的高素質男護士，對于醫院的管理和護理質量的提高都將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
3．5男護士工作價值觀與離職傾向相關性分析
表2結果顯示，工具型價值觀得分與離職傾向得分呈正相關。工具型價值觀的男護士，其低層次的需要滿足程度不高，高層次需要的滿足也進一步受到了影響，因而在個人需要未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他們易產生離職傾向。曾等對597名男護士的調查發現，優厚的福利、工作待遇等低層次需要是男護士最重要的激勵因素。根據本次調查結果，物質需要的滿足程度不高將對男護士產生一定的負性影響。因此，提高男護士待遇、滿足其物質方面的需要是降低離職的關鍵。
科學規范地評價幼兒教師的綜合素質，先得將幼兒教師綜合素質的評價指標確定下來，所以首要任務就是幼兒教師綜合素質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作為幼兒教師評價的重要內容之一，幼兒教師綜合素質評價需要先研究已有的信息資料，基于此來從價值上判斷幼兒教師的綜合素質狀況，這樣做主要就是為了對幼兒教師的專業發展起到促進作用。雖然國內外有關幼兒教師評價研究成果頗豐。然而就幼兒教師評價理論研究看來，還是有不少不足存在的：第一，當前國內以定性研究為主，缺少定量研究；第二，就研究層面而言，基本上只是停留在現狀層面；第三，就教師評價指標體系而言，基本上是對中小學的套用，對于幼兒教師的個性化要求就被忽略了；第四，缺乏合理的根據來實現對幼兒教師評價的量化，所以其結果往往不夠科學準確；第五，不能全面地評價幼兒教師，主要只是進行工作評價，缺少完整的評價指標體系，來與幼兒教師綜合素質評價相適合。所以，將一套較好的綜合素質評價指標體系建立起來，以便與幼兒教師實際相符，并做到定量和完善。
二、構建幼兒教師綜合素質評價模型
就幼兒教師綜合素質評價模型而言，其系統是按照從高到低多層次的，包括諸多構成要素，例如幼兒教師的綜合素質評價指標、評價標準和指標權重等。這同時也作為幼兒教師的綜合素質評價內容要素。
（一）評價對象和目標的確定
幼兒教師綜合素質評價對象自然是幼兒園的教師。要按照一定的目標來進行指標體系的設置。如今我國的幼兒教育有著良好的發展形勢，要想促使這種發展更加有序化和迅速，就需要引進和打造一支優秀的幼兒教師隊伍。但是，就當前的幼兒教師綜合素質的來看，不盡如人意，并且成了發展的制約因素，限制著學前教育的發展。在幼兒教育實踐中首先一定要將這一問題解決好。研究對象指定是幼兒教師，就是要從價值角度對其綜合素質作出判斷，從而達到激勵教師的目的，以便學校能夠更好地選拔、任用和培訓幼兒教師的選拔，進而實現科學化的管理。
（二）各級評價指標的確定
在將評價的對象和目標確定下來之后，第一個需要完成的任務就是按照教育方針政策和評估的目的為依據來進行目標的分解。還要考慮到教師的教育學、心理學和現代管理多種理論，主要采用的方法有：文獻法、訪談法和問卷法等。該體系主要按照三個維度來劃分，即專業理念和師德、專業知識與專業能力。其中的專業理念與師德涵蓋了2個二級指標，即關于職業理解與認識等，還有8個三級指標；專業知識所涵蓋的二級指標有3個，三級指標有2個；專業能力涵蓋的二級指標有4個，三級指標有13個。
（三）標度和等級的確定
標度，顧名思義就是達到標準的程度。可將幼兒教師綜合素質評價標準劃分為優、良、中、差四等級；可以就幼兒教師綜合素質所達到的等級程度采用描述性語言來分等級進行區分，四個等級為“完全符合、大部分符合、基本符合、基本不符合”。采用量化形式表示則分別對應的是100、80、60、40。
（四）權重的確定
由于評價指標存在不同，所以對對象預定目標實現情況的判斷，也會起到不同的作用。所謂的指標權重，顧名思義就是該體系中指標的重要性程度如何，同時促其數值化，而這個數值便是所謂的權重。確定權重的方法有專家咨詢費、層次分析法、平均數加權法等。通過整理和分析問卷調查的數據，設計出具有較強合理性的問卷結構，具有比較高的信度和效度。這時候取得數據就可以來對研究期望獲得的結果進行驗證。由此也表明了問卷所獲數據所具有的參考價值，如此便為幼兒教師綜合素質的深入研究打下一定基礎。
（五）幼兒教師綜合素質評價指標的試評
在擬定評價指標體系之后，進行試評，以便再次修訂幼兒教師的綜合素質評價指標體系的相關規定，以便使該指標體系更加充實和完善。
三、結論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