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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需求價格彈性；弧彈性；點彈性
中圖分類號：F713.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9-0096-02
一、問題的提出
彈性是指作為因變量的經濟變量的相對變化對于作為自變量的經濟變量的相對變化的反應程度，其定義式為e=-。目前許多西方經濟學中求彈性系數常用的方法有:
在微觀經濟學關于需求價格彈性與銷售收益之間的關系中，幾乎所有的經濟學教科書得出的都是相同的結論，即當e＜1時，降價將導致銷售收益的增加，提價將導致銷售收益的減少；e＜1時，降價將導致銷售收益的減少，提價將導致銷售收益的增加。然而，通過嚴格的數學分析，本文證明得出這個結論并不是恒成立的，如果要使其成立也要有一定的條件。下面將從傳統教材對這一觀點的證明入手，接著結合本人的證明對這一問題展開論述。
二、傳統證明方法對需求價格彈性及其與銷售收益之間關系的分析
首先，我們總結一下傳統的證明與分析方法對需求價格彈性與銷售收益之間關系的論述。對這一問題的論述主要有兩種方法，第①是用弧彈性的方法，第②是用點彈性的方法。
三、對需求價格彈性及其與銷售收益之間關系的證明與分析
以上兩種方法都是對需求價格彈性及其與銷售收益之間關系的證明，下面本人再通過分析論述，證明得出這一結論的不正確性。
（1）我們先來證明當e=1時，其收益是否不會隨價格的變化而變化。設價格P的變動幅度為r(r＞0)，r=PP；因為需求量與價格成反向變動，那么Q的變動幅度為-r=Q/Q。價格變動后的總收益為：P2Q2=P1(1+r)×Q1(1-r)=P1Q1×（1+r）（1-r）。
參考文獻：
[1]王輝.關于價格彈性理論的一點探討[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4):37-39.
[2]王俊芳.需求價格彈性應用中的一個約束條件[J].青海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2,(2):45-47.
Abstract： The elasticity problem has been the key issue and difficult problem in economics， and the theory of elasticity has wide applic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d a variety of applications of the theory of elasticity in reality by summarizing the contents of elasticity theory in microeconomics， providing some reference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the theory of elasticity to the majority of economics enthusiasts.
關鍵詞： 彈性；彈性理論；應用
Key words： elasticity；the theory of elasticity；application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35-0223-02
0 引言
彈性理論是經濟學中的重要理論，彈性問題也是學者一直在研究的問題。本文通過總結微觀經濟學中彈性理論的內容，介紹彈性理論在現實中的各種應用，為理解彈性理論提供一些啟示。
1 彈性理論
1.1 彈性 彈性是指當兩個經濟變量之間存在函數關系時，因變量對自變量變化的反應的敏感程度。彈性的大小用彈性系數來表示。彈性的一般公式為：
彈性系數=因變量的變動比率/自變量的變動比率
假設兩個經濟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為Y=f（X），則還有一般公式為：
e=■=■·■
其中，e代表彈性系數，？駐X、？駐Y分別代表變量X、Y的變動量，X、Y分別代表變化之前的量。
若經濟變量的變化量趨于無窮小，即：當？駐X0、？駐Y0時，則彈性公式為：
e=■·■
由于我們計算的彈性系數可以被看成是百分比，所以與計量單位無關。也就是說，在同樣的條件下，通過任何計量單位的自變量和因變量計算出的彈性系數都是相同的。
1.2 需求的價格彈性 雖然需求方面的彈性主要包括需求的價格彈性、需求的交叉價格彈性和需求的收入彈性。但本文主要研究需求價格彈性，簡稱為需求彈性。需求彈性表示在一定時期內一種商品的需求量變動對于該商品的價格變動的反應程度。其公式為：
需求的價格彈性系數=需求量變動率/價格變動率
需求的價格彈性可分為弧彈性和點彈性。
需求的價格弧彈性表示某商品需求曲線上兩點之間的需求量的變動量的變動對于價格的變動的反應程度。簡單地說，它表示需求曲線上兩點之間的彈性。公式為：
ed=-■·■
當需求曲線上兩點之間的變化量趨于無窮小時，需求的價格彈性要用點彈性來表示。也就是說，它表示需求曲線上某一點上的需求曲線上某一點上的需求量變動對于價格變動的反應程度。公式為：ed=-■·■
需求的價格弧彈性的五種類型：當ed大于1時被稱為富有彈性。當ed=1時被稱為單位彈性或者單一彈性。當ed小于1時被稱為缺乏彈性。當ed=無窮大時，這種情況被稱為完全彈性。當ed=0時，這種情況被稱為完全無彈性。
1.3 需求的收入彈性 需求收入彈性表示扎起一定時期內消費者對某種商品的需求量的變動對于消費者收入變量的反應程度。
假定某商品的需求量Q是消費者收入水平M的函數，即Q=f（M），則商品的收入彈性公式為：
eM=■·■
或者：
eM=■·■
更具商品的需求的收入量彈性系數值，可以將商品分為正等品及劣等品兩類。其中正等品是指需求量與收入量程正方向變動的商品；劣等品是指需求量與收入成反方向變化的商品。然后可以將正常品進一步分為必需品和奢侈品兩類。具體的說，eM>0的商品為正常品；eM
1.4 供給的價格彈性 供給的價格彈性表示在一定時期內一種商品的供給量的變動對于該商品的價格的變動的反應程度。它是商品的供給量變動率與價格變動率之比。與需求的價格彈性一樣同樣分為弧彈性與點彈性。供給的價格弧彈性表示某商品供給曲線上兩點之間的彈性。供給的價格點彈性表示某商品供給曲線上某一點的彈性。用es表示供給的價格弧彈性的公式為：
es=■·■
用em表示供給的價格點彈性公式：
eM=■·■
與需求的價格彈性相同，供給的價格彈性根據es的值的大小也分為五個類型。es>1表示富有彈性；es
2 彈性理論的應用
2.1 “谷賤傷農”與政府政策 “谷賤傷農”從彈性理論的角度分析是指：需求缺乏彈性的商品，其價格與總收益成同方向變化。由于農產品的需求缺乏彈性，豐收將使農產品的價格和農民總收入下降。由于農產品供求彈性方面的特點及農產品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各國都先后制定了穩定農產品價格的各種措施，如“支持價格”、“限制耕種面積、控制供應量”、“補貼”、“期貨市場”等，以維持社會安定。對于其它一些需求缺乏彈性的生活必需品，也有類似的做法。
2.2 “薄利多銷”與廠商和政府決策 “薄利多銷”用彈性理論分析是針對需求富有彈性的商品，價格與總收益成反方向變化。常被引用的成功例子如：1930年，美國州際商業協會命令東部鐵路降低運費。鐵路當局認為這將降低總收入，堅持不降低運費。可是協會堅信當時情況下鐵路運輸是富有彈性的，再次電令降價。事實證明，協會的判斷是正確的：價格雖然下降了，總收入卻增加了。需求富有彈性的商品價格上升而總收益減少，說明這種商品如果調價不當，則會帶來損失。例如1979年，我國農副產品調價，豬肉價格上調20%左右，在當時，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較低，豬肉的需求富有彈性。豬肉漲價后，人們的部分購買力轉向其它替代品，豬肉的需求量迅速下降。國家不得不將一些三、四級豬肉降價出售，加上存積壓，財政損失20多億元；再加上農副產品提價后給職工的補貼20多億元，財政支出增加40多億元。根據彈性與收益的關系可知：適時、準確地一了解不同商品的需求彈性、同一商品在不同時、空的彈性甚至同一商品不同構成部分的彈性，對經營管理大有裨益。
2.3 供求彈性與稅賦的歸宿和轉嫁 如果政府決定對某種產品征稅，這項稅額究竟是由生產者負擔還是由消費者負擔？如果兩者共同負擔，那么各負擔多少呢？彈性分析會告訴我們。稅額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負擔的比例，與供求彈性成反比例。如果供給曲線一定，產品需求曲線越具有價格彈性，消費者負擔的稅額比重越小。反之，消費者負擔的稅額比重越大。如果需求曲線一定，供給曲線越具有價格彈性，生產者負擔的稅額比重越小。反之，生產者負擔的稅額比重越大。如果需求是完全無彈性的，全部稅額由消費者負擔。需求是完全有彈性的或供給完全無彈性的，那么全部稅額將由生產者負擔。
2.4 需求交叉彈性與經濟仲裁 需求交叉彈性可以說明同類產品生產者競爭的激烈程度，也可以用來分析一種商品的價格變動對其相關商品需求的影響，對政府與廠商決策很有價值。此外，需求的交叉彈性可以判斷商品之間是否具有替代、互補關系，因此，需求交叉彈性在反托拉斯法中也得到運用。反托拉斯法禁止對某種商品的生產和銷售進行壟斷。如果一種商品的交叉彈性很低，即很難找到與它相近的替代品，對該商品進行壟斷的廠商就要受到指控和制裁。如1947年，美國司法部對杜邦公司非法壟斷玻璃紙生產銷售提出訴訟，但法院認為：玻璃紙是“柔性的包裝材料”中的一種，其它還有包裝用的蠟紙、鋁箔、氫氯化橡膠、聚乙烯等等。因玻璃紙和這些商品之間的需求交叉彈性是很高的，它們都是相近似的替代品，所以，杜邦公司沒有壟斷幣場。在六年之后的1953年，聯邦法院終于通過了著名的玻璃紙裁決，政府敗訴。
2.5 需求收入彈性與恩格爾定律 恩格爾定律是收入彈性理論應用的一個范例。它用來說明消費者收入水平與食物購買量之間的關系。恩格爾定律用恩格爾系數來表示。恩格爾系數等于食物支出變動率（%）與收入變動率（%）的比值，恩格爾定律不僅僅是指出了因為食物的需求缺乏彈性，從而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用于購買食物的支出在總收入中的比重逐漸下降的事實，而且具有多方面的意義。首先，恩格爾系數的大小可以反映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或一個家庭的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其次，恩格爾系數還可以反映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或一個家庭消費結構及變化趨勢，為政府的產業政策和企業的生產提供參考； 再次，恩格爾系數又可以反映價格變動時，價格的同一變動對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地區和國家的影響是不同的。例如，當食品價格上漲時，對低收入階層造成的影響就明顯地大于對高收入家庭造成的影響，使前者處境更為不利。
2.6 供求彈性與國際經濟 在對外貿易中，也要考慮產品的供求彈性。從封閉經濟中得出的需求彈性與收益之間的關系在開放經濟中仍不失其價值。如果政府為了促進一種產品的出口而降低價格，或者廠商彼此降價以爭取銷路，但國際市場對這種商品的需求缺乏彈性，則降價的結果，反而會使收入減少。因此，出口以富有需求彈性的商品為宜。當然，為了防止價格暴漲，導致需求量大減，也要配合出口一些缺乏彈性的商品，以保持一定的出口水平和外匯收入。彈性理論還被應用于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分析中。彈性分析法就是通過對進出口供求的價格彈性的分析，說明貨幣貶值對貿易差額的效應。其結論是：當一國利用外匯貶值以刺激出口，減少進口，消滅逆差，恢復進出口平衡時，必須考慮進出口商品的供求彈性。適當的進出口供求彈性方能使出口增加的程度或者以外幣計算的進口減少的程度，足以消除外匯需求大于供給的部分。
3 結語
總之，彈性理論的應用很廣，而且在不斷擴大。在技術進步與就業、市場結構等方面也有所涉及。本文只是從一些方面介紹了彈性理論的應用，其實彈性理論的應用遠不止這些。
參考文獻：
[1]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第五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關鍵詞】導數邊際分析彈性分析最優化分析
一個企業或者一個商店最關心的是如何以最小成本達到利潤最大。經濟學中常用到邊際概念分析一個變量y關于另一個變量x的變化情況。邊際概念是當x在某一給定值的附近發生微小變化時y的變化情況,它發映了y的瞬間的變化,而刻畫這種瞬間微小變化的數學工具便是導數。
一、導數的概念
設函數y=f(x)在點x0的某個鄰域內有定義,當自變量x在點x0處取得增量Δx(點x0+Δx仍在該鄰域內)時,相應地函數y取得增量Δy=f(x0+Δ)-f(x0);如果Δy與Δx之比當Δx0時的極限存在,則稱函數y=f(x)在點x0處可導,并稱這個極限為函數y=f(x)在點x0處的導數,記為f'(x0),即
f'(x0)==。
若函數y=f(x)在某區間內每一點都可導,則稱y=f(x)在該區間內可導,記f'(x)為y=f(x)在該區間內的可導函數(簡稱導數)。
二、經濟分析中常用的函數
1、需求函數與供給函數
(1)需求函數。設Q表示某種商品的需求量,P表示此種商品的價格,則用Q=f(P)表示對某種商品的需求函數。一般來說,對某種商品的需求量Q隨價格減少而增加,隨價格增加而減少,所以需求函數是單調減少的函數。
(2)供給函數。站在賣方的立場上,設Q表示對某種商品的供給量,P表示此種商品的價格,則用Q=F(P)表示某種商品的供給函數。一般來說,作為賣方,對某種商品的供給量Q是隨價格P的增加而增加,隨價格P的減少而減少,所以供給函數是單調增加的函數。
2、成本函數與平均成本函數
(1)成本函數。產品的成本一般有兩類:一類隨產品的數量變化,如需要的勞動力,消耗的原料等;這種生產成本稱為可變成本。另一類成本無論生產水平如何都固定不變,如房屋、設備的折舊費、保險費等,稱為固定成本。設Q為某種產品的產量,C為生產此種產品的成本,生產每個單位產品的成本為a,固定成本為C0,則成本函數為C=C(Q)=aQ+C0。
(2)平均成本函數。用C=C(Q)=表示每單位的平均成本函數。
3、價格函數、收入函數和利潤函數
(1)價格函數。在廠商理論中,強調的是既定需求下的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價格是需求量的函數,表示為P=P(Q)。要注意的是需求函數Q=f(P)與價格函數P=P(Q)是互為反函數的關系。
(2)收入函數。在商業活動中,一定時期內的收益,就是指商品售出后的收入,記為R。因此,收入函數為R=R(Q)=PQ。其中Q表示銷售量,P表示價格。
(3)利潤函數。利潤是指收入扣除成本后的剩余部分,記為L。則L=L(Q)=R(Q)-C(Q)。其中Q表示產品的的數量,R(Q)表示收入,C(Q)表示成本。
三、導數的經濟學意義及其在經濟分析中的應用
1、邊際分析
邊際概念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通常指經濟變量的變化率。利用導數研究經濟變量的邊際變化的方法,即邊際分析方法,是經濟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分析方法。
一般地,設函數y=f(x)可導,則導數f'(x)叫做邊際函數。成本函數C=C(Q)的導數C'(Q)叫做邊際成本,其經濟意義為當產量為Q時再生產一個單位的產品所增加的總成本;收入函數R=R(Q)的導數R'(Q)叫做邊際收入,其經濟意義為當銷售量為Q時再多銷售一個單位產品所增加的銷售總收入;利潤函數L=L(Q)的導數L'(Q)叫做邊際利潤,其經濟意義近似等于產量(或銷售量)為Q時再多生產(或多銷售)一個單位產品所增加(或減少)的利潤。
例如:某企業每月生產的總成本C(千元)是產量Q(噸)的函數C(Q)=Q2-10Q+20。如果每噸產品銷售價格2萬元,求每月生產8噸、10噸、15噸、20噸時的邊際利潤。
解:因為利潤函數為:L(Q)=R(Q)-C(Q)=20Q-(Q2-10Q+20)=-Q2+30Q-20。所以邊際利潤為L'(Q)=(-Q2+30Q-20)'=-2Q
+30。于是L'(8)=-2×8+30=14(千元/噸),L'(10)=-2×10+30=10(千元/噸),L'(15)=-2×15+30=0(千元/噸),L'(20)=-2×20+30=-10(千元/噸)。
以上結果表明:當月產量為8噸時,再生產1噸,利潤將增加14000元;當月產量為10噸時,再生產1噸,則利潤將增加1萬元;當月產量為15噸時,再生產1噸,利潤則不會增加;當月產量為20噸時,再生產1噸,利潤反而減少1萬元。實際上,該題的邊際利潤函數L'(Q)=-2Q+30在Q>15時小于0,所以利潤函數是單調減少的,隨著產量的增加,利潤將減少。顯然,該企業不能完全依靠增加產量來提高利潤,搞得不好,還會造成生產越多,虧損越大的局面。那么保持怎樣的產量才能使該企業獲得最大利潤呢?由微觀經濟學的知識可知:在該題中當R'(Q)=C'(Q),即L'(Q)=0,Q=15時,也就是該企業把月產量定在15噸,此時的總利潤最大為:L(15)=-152+30×15-20=205(萬元)。
2、彈性分析
彈性概念是經濟學中的另一個重要概念,用來定量地描述一個經濟變量對另一個經濟變量變化的反應程度。或者說,一個經濟變量變動百分之一會使另一個經濟變量變動百分之幾。
(1)彈性的定義。設函數y=f(x)在點x處可導,函數的相對改變量與自變量的相對改變量之比,當?駐x0時的極限稱為函數y=f(x)在點處的相對變化率,或稱為彈性函數。記為Ex=f'(x)。
(2)需求價格彈性的概念。經濟學中,把需求量對價格的相對變化率稱為需求的價格彈性。記為E=Q'(P)。由于需求函數是價格的遞減函數,所以需求彈性E一般為負值。其經濟意義為:當某種商品的價格下降(或上升)1%時,其需求量將增加(或減少)|E|%。當E=-1(即|E|=1)時,稱為單位彈性。即商品需求量的相對變化與價格的相對變化基本相等,例如報紙。當E1)時,稱為富有彈性。即商品需求量的相對變化大于價格的需求變化,此時價格的變化對需求量的影響較大。換句話說,適當降價會使需求量有較大幅度上升,從而增加收入。例如空調、汽車等高檔生活用品,包括旅游和專業服務等。需求富有彈性的商品價格下降而總收益增加,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薄利多銷”的原因所在。“薄利”就是降價,降價能“多銷”, “多銷”則會增加總收益,所以,能夠作到薄利多銷的商品是需求富有彈性的商品。需求富有彈性的商品價格上升而總收益減少,說明了這類商品如果調價不當,則會帶來損失。例如,1979年我國農副產品調價,豬肉上調20%左右,在當時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下,豬肉的需求富有彈性,豬肉漲價后人們的部分購買力轉向其他代用品,豬肉的需求量迅速下降。國家不得不將一些三、四級豬肉降價出售,加上庫存積壓,財政損失20多億;再加上農副產品提價后給職工的補助20多億,財政支出增加40多億。當-1
在商品經濟中,商品經營者關心的是提價(?駐p>0)或降價(?駐p
例如:(2004年考研題)設某商品的需求函數為Q=100-5P,其中價格P∈(0,20),Q為需求量。
①求需求量對價格的彈性E(E>0)。
②推導=Q(1-E)(其中R為收益),并用彈性E說明價格在何范圍內變化時,降低價格反而使收益增加。
解:①由Q=100-5P知Q'(P)=-50,所以:
E=×Q'=×(-5)==。
②由R=PQ得=Q+PQ'=Q(1+Q')=Q(1-E)。又由E==1,得P=10。于是,當10
總之,企業在制定或變動產品價格時,一定要考慮到自己產品需求價格彈性的大小,這樣才能更好地利用價格策略增強競爭力。
3、優化分析
最優化問題是經濟管理活動的核心,通常是利用函數的導數求經濟問題中的平均成本最低、總收入最大、總利潤最大等問題。例如:(1997年考研題)一商家銷售某種商品的價格滿足關系P=7-0.2x(萬元/噸),銷售量(單位:噸),商品的成本函數是C=3x+1(萬元)。
(1)若每銷售1噸商品,政府要征稅t(萬元),求該商家獲得最大利潤時的銷售量;
(2)t為何值時,政府稅收總額最大?
解:(1)設T為總稅額,則T=tx。商品銷售總收入為R=Px
=(7-0.2x)x=7x-0.2x2。于是得利潤為L=R-C-T=7x-0.2x2-
3x-1-tx=-0.2x2+(4-t)x-1。求導,得L'=-0.4+4-t,L"=-0.4。令L'=0,解得x=(4-t)。
因為L"
(2)將x=(4-t)代入T=t,得T=t×=10t-t2。
由T'(t)=10-5t=0,得唯一駐點t=2,又T"(t)=-5
綜上所述,對企業經營者來說,對其經濟環節進行定量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將導數作為分析工具,可以給企業經營者提供精確的數值和新的思路和視角。
【參考文獻】
[1] 萬解秋:試論需求效用學說對我國價格制度改革的作用[J].世界經濟文匯,1985(4).
[2] 彭文學:經濟數學基礎[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
關鍵詞：零售企業 并購 文化整合 成本—收益
一、引言
1.研究背景和意義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零售企業之間的橫向兼并已經成為企業實現快速擴張的一種有效途徑，對于企業獲取規模經濟優勢、增強自身競爭力有著重要的意義。然而，并不是所有零售企業間的并購都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并購失敗的例子時有發生。據有關資料顯示，這些失敗的案例中，有80%以上是因為文化整合的原因造成的，而因為對文化整合重要性認識不足成為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因此，對零售企業并購過程中文化整合進行經濟學上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文獻綜述
關于企業文化對并購影響的研究，最早研究企業家管理風格的學者Davis在1969年提出管理風格是企業取得并購成功與否的關鍵，在并購前主動并購方需要認真研究并購雙方企業管理風格。Bowditch指出企業文化的差異是并購不能達到預期效果重要因素之一。Terry Belcher認為企業文化差異是并購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實施文化整合是企業并購成功的關鍵。
國內有關專家學者近幾年在西方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了相關的研究。李建華認為文化整合是若干種不同文花質經過合并、分拆、增強減弱等方式，在并購后所形成的一種新的文化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張永健教授通過案例分析和相關調查，認為兼并雙方的文化整合對兼并有重要意義。并提出非正式組織在文化整合中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二、零售企業并購的文化整合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1.文化整合重要性過于輕視
目前許多大型零售企業并購過程中，往往都會比較重視資產、財務、組織的統一整合，然而對于企業文化的整合環節卻不夠重視。實際上，由于大多數有能力參加并購的零售企業都有較為成熟的管理組織、財務系統和人力資源系統，所以他們在這些方面的整合都不會出現什么大的問題。然而，對于零售企業的文化整合，由于這個過程的長期性復雜性，以及短期內收益的不明顯性，因而往往容易被忽視，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2.文化整合形式過于簡單
目前發生在本土以內的零售企業并購案例中，被兼并的零售企業大都被迫原封不動的去接受兼并企業的企業文化，所謂“成王敗寇”，這種現象看起來無可厚非，但卻給兼并過程的順利實施帶來無盡的麻煩，由于被兼并企業的員工大多數都會對自己原來的企業抱有感情，因此，不去認真的了解原有企業的經營理念、價值取向、行為規則、組織制度等等，而是采取簡單、粗魯的文化整合形式，往往會引起以后經營過程中的文化沖突。
3.文化整合過程過于表面
許多企業在兼并重組過程中也會有對文化整合的考慮，但往往都過于重視表面形式。例如，他們也往往會給員工發放統一的新制服，佩戴統一的徽章等，然而卻往往缺乏對員工新的企業價值、企業使命、企業理念、企業制度的熏陶和培養。企業文化是一種扎根于員工內心的情感文化，只有真正得到員工的認同，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三、零售企業文化整合的意義
出現以上文化整合中問題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對文化整合的重要意義沒有深入的認識。因此，本文試圖通過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對零售企業并購過程中文化整合的重要性予以分析。
根據現代企業理論，企業作為一種組織，是對市場資源配置作用的一種替代，將市場的交易轉換為企業的內部交易，企業存在的重要意義在于節約交易費用。而只要企業內部的協調成本小于市場直接交易的交易成本，企業的存在就是有必要的，并且企業內部的協調成本越小，就越有利于企業提高自己的核心競爭力。而文化往往被看成是一種隱性的制度存在于企業的內部，是對傳統意義上企業制度的一種有效補充，因此往往能夠降低企業內部的協調成本，是企業獲得競爭優勢。那么企業文化的存在，是如何有效降低企業內部的協調成本的呢？
根據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每個人都具有經濟學意義上的理性，都追求在既定付出成本前提下收益最大化，或者在既定收益的情況下付出成本的最小化。因此，在員工既定收入固定的前提下，總是設法去降低自己的付出成本，導致“偷懶”“搭便車”現象時有發生，這就是經濟學上所說的由于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委托—問題”，由于對被委托方的行為很難進行有效地監管或者監管成本很大，因此往往導致這種現象時有發生。而企業文化的存在，往往能有效克服由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問題，提高團隊效率，降低企業內部協調成本，提高公司的收益。
為了更好地說明這個問題，我們用成本—收益方法對這一經濟現象進行分析。
在這里，為了簡化起見，我們假設企業的組織形式為一般意義上的“金字塔”結構，其中具體有多少級的管理層由企業的具體情況而定，我們用i來表示管理層級數。由于信息不對稱因素的存在所造成的“委托—問題”，都可以通過加強監管予以解決。在這里我們要引入管理幅度的概念，即一個管理者在保證不存在“委托—問題”前提下最多可以監管的人數，用M表示。顯然，企業文化因素對M有著重大的影響，在一個文化較好的企業內部，所有員工有著共同的目標、共同的責任感和共同的使命感，因此很容易實現有效監管，M就會很大。相反，在一個沒有企業文化或者企業文化內部相沖突的環境中，要想實現有效監管，M就會很小。
我們假設企業共有N名普通員工，則一級管理人員為N/M，二級管理人員為N/M2，第i級管理人員為N/Mi。假定普通員工工資水平w，一級管理人員的工資為αw，二級管理人員的工資為α2w，則第i層管理人員的工資為αiw。則企業全部勞動力的成本CL為N*w+N/M*αw+N/M2*α2w+…+N/Mi*αiw+…
我們借用微觀經濟學中的生產函數：Q=F（L，K）。其中L為勞動投入量，K為資本投入量。而資本的成本實際上就是使用該資本所應付的利息，即Ck=r*K，其中r為利率。因此企業的總收益R=PQ=P*F（L，K）。
企業的凈收益E=R-CL-Ck=F（L，K）-（N*w+N/M*αw+N/M2*α2w+… +N/Mi*αiw+…）-r*K
對M求導，可得：■
不難看出■，即企業的凈利潤是和管理幅度M呈正相關的，而管理幅度又和企業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良好的企業文化，能有效的降低由于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員工行為的不確定性，作為企業有形制度的一種彌補，能有效提高團隊效率，提高企業的凈收益。同時，我們也不難發現，良好的企業文化，能夠節約管理、監督成本，實現相同成本下的收益最大化，以及相同收益情況下的成本最小化。
其實，零售企業文化整合的重要意義遠不止于此，除了一般意義上的企業文化的功能，即：凝聚力，激勵力，約束力，導向力，紐帶力，輻射力。作為帶有明顯服務業性質的零售行業的企業文化，還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零售行業屬于流通環節中的最后一個環節，與廣大消費者有著最密切的接觸，因此，良好的零售企業文化建設能給消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能夠直接影響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消費理念。同時，由于零售行業所銷售商品大多數為同質產品，市場競爭激烈，因此，只有通過良好的企業文化建設，來標新立異，構筑差異優勢，在消費者消費過程中給消費者不一樣的感受和服務，才能在廣大顧客群體中建立企業良好的口碑，樹立企業良好的外部形象。
四、結論及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良好的文化整合結果不僅能給零售企業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而且還是企業一筆寶貴的無形資產，因此，零售企業間橫向兼并過程中的文化整合的好壞將成為影響并購效果的關鍵因素之一，為此，本文提出以下相關建議：
1.提升文化整合認識。企業并購過程中切實做到對文化整合重要意義的認識，應將文化整合放在和資產整合、財務整合、組織整合同等的高度予以重視。成立專人負責制度，做到全體員工總動員，參與到文化整合中來。同時應該認識到，文化整合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并不隨著并購過程的結束而結束，因此需要長期堅持。
2.注意文化整合方法。文化整合過程本身應該有一套系統的、科學的流程：并購前就要對雙發的文化進行深入的研究，制定整合方案；并購中要合理把握整合時機和整合模式；并購結束后應對整合結果進行評估、完善、改進。只有堅持科學的思路和流程，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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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區職工大學,北京100083)
［摘要］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若從博弈、規模經濟與外部性的角度去看,其中的深意便不言而喻了。本文分別從以上三個角度,對和尚挑水的現象做初步經濟學實證分析。之后,結合企業管理的現實問題做了簡要表述。
［
關鍵詞 ］博弈;規模經濟;外部性;實證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5.04.023
1引言
大家孩提時就對和尚吃水的故事耳熟能詳。這里,我們將對和尚吃水問題從博弈、生產規模經濟及外部性三個角度做經濟學實證分析,并揭開“和尚吃水”的神秘面紗。
2和尚吃水的博弈分析
首先,當寺廟里只有一個和尚時,我們不妨進行成本—收益分析。水為人的必需品,除了自己去挑別無選擇。和尚挑水的成本為他挑水付出的體力和精力,而收益為喝水解渴的生理需求被滿足。在保持體力和精力與保持生命之間,和尚必然會選擇保持生命。同時,只有生命保持住了,才擁有體力和精力。成本依存于收益,同時,該和尚完全占有自己的勞動成果,可完全排他的隨意支配和使用。和尚必然會自私的為自己挑水。
之后,寺廟里又來了一個和尚,和尚們之間出現了完全信息靜態博弈。這里有以下假設：
(1)兩個和尚均為理性人。
(2)信息完全對稱,并能據此做出自身成本—收益的精確計算。
(3)水為公共財產,必須平均分配。
只有兩個和尚的收益大于成本時,合作才有可能發生。假設每人挑一次水花費單位成本(體力與精力)為2,兩人合作挑水每人成本為1,每桶水的總收益為10。然而,每次合作挑水,和尚們可以挑來兩桶水,每個人也只是花費2單位成本。和尚們的純戰略集為﹛挑水,不挑水﹜。這樣得出支付矩陣：
矩陣括號前方數字為和尚一的支付,后方為和尚二的支付。兩個和尚的占優均衡策略均為“挑水”,故納什均衡為(挑水,挑水)。和尚選擇合作所得凈收益大于選擇非合作所得凈收益,和尚合作。
最后,胖和尚來了,他太口渴,將兩個和尚挑來的整桶水都喝光了。即便寺廟里沒有水,也沒有一個人愿意去挑。因為第三個和尚對水的需求太大,若再使用利益平均分配,無法滿足第三個和尚的生理需求。水為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和尚之間協商的交易成本加大,每個和尚只愿挑夠供自己使用的水量,誰都無心挑水。博弈類似于公共物品的私人自愿供給,假設：
(1)和尚均為理性人。
(2)水為公共物品,且每個和尚愿意貢獻水量的總和為總水量,總水量越足,三個和尚受益就越多。
那么,給定其他人選擇的情況下,每個和尚選擇自己的最優戰略(xi,gi)以最大化下列目標函數：
Li=ui(xi,G)+λ(Mi-li×xi-lG×gi)這里,λ為拉格朗日乘數。
最優化一階條件為:
盡管每個和尚最優選擇導致個人邊際替代率等于勞動價格的比率,帕累托最優要求三個和尚的邊際替代率之和等于價格比率。這意味著帕累托最優公共物品供給大于納什均衡的公共物品供給。也即,當每個和尚都相信他人挑水的貢獻量越多,自己的貢獻量就越少。所以,三個和尚都想坐享其成,“搭”別人的“便車”而免于勞動。
3和尚吃水的生產規模經濟與外部性分析
我們假設：
(1)寺廟里可能只有一根扁擔,一個水桶,生產工具極為有限。
(2)外部性很可能會產生交易成本。
(3)和尚均為理性人。
(4)水的分配不均衡,多勞不會多得。
一個和尚吃水的情形與前文一致。當第二個和尚出現時,兩個和尚皆試圖最小化自己成本,最大化自身利潤。若有一個人挑水,另一人可坐享其成,挑水活動產生正外部性。他們都不愿看別人搭自己便車,而又都千方百計搭別人便車。消除外部性成為當務之急。若存在產權劃分,交易成本低且參與人數少時,人們可通過私下談判解決外部性問題。為使合作繼續下去,兩和尚協商輪流挑水,對各人消費量及違約制裁達成一致,產生較低“交易成本”。由于工具的限制,二人達成協議用扁擔抬水吃。
經濟學中,規模經濟被定義為,由于生產專業化水平的提高等原因,使企業的單位成本下降,從而形成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隨著產量的增加而遞減的經濟。在特定條件下,如僅一根扁擔,一個水桶,一人挑水變為兩人協作,勞動的邊際報酬處于上升階段,挑水的邊際成本(從而平均成本)趨于下降。兩人合作省力且能自給自足。
第三個和尚來時,若繼續在挑水中投入勞動力,勞動的邊際報酬下降,也不好管理,挑水的邊際成本大于平均成本,造成規模不經濟。于是,每次三人挑水時,必有一人搭便車,正外部性再次產生。由于產權不明確,交易成本(溝通交流以達成約束協議)巨大,參與人數增多,和尚都趨利避害,正外部性很難消除。于是,三個和尚面面相覷,合作難以達成。
4結論
三個和尚的故事就講到這里,這個故事折射出企業管理中種種弊端。究竟該如何協調呢？第一點,加強激勵。若和尚出去挑水,能獲得些許精神或物質獎勵的話,我想挑水就無須動員了。第二點,明確產權。若和尚們對自己的勞動所得排他性占有和支配,而不是吃大鍋飯的話,生產的積極性會極大提高。在企業管理中,也可引申為保護員工的股權與債權。原始出資人可以充分行使股東(或債權人)對企業法人的各項權利,也可起到激勵,約束,優化資源配置及協調的功能。第三點,不要盲目擴大生產規模,應按照現有的資本及技術條件決定生產規模。兩個和尚抬水尚可,一旦第三個和尚出現,生產的成本會很快變大,適得其反。在經濟學中,完全競爭的產品和要素市場上,企業家的邊際收益曲線斜率小于邊際成本曲線斜率,且勞動者的工資除以單位產品價格等于勞動的邊際產出(投入的最后一單位勞動生產出的產品數)時,企業可獲最大利潤。第四點,努力營造“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可以潛移默化的影響生產。若員工之間關系和諧,大家風雨同舟,榮辱與共,企業的發展必然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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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侵權法的經濟本質
根據傳統的侵權法理論，侵權法具有兩個基本功能：一是對施害人的處罰；二是對受害人的補償。今天看起來，這只是一種十分平常的法律知識和觀念。不過，將所受到的傷害以及由此造成的傷痛與憤怒情緒發泄在某種制度或機制之中，而不是直接施之于施害人身上，還是需要極大克制力的。這大約是人類從追求生物的到尋找精神撫慰的端緒，也是人類從蒙昧沖動走向文明社會制度建構的開始。
對于一些傷害。事實上，由于交易成本過高，以致當事雙方無法共同合作。例如，讓每一個司機與其他司機就如何分擔未來意外事故的成本而談判并達成一致意見是不可能的，讓每一個司機與每個可能會被車撞到的過路人締結合約也是不可能的。司機們無法就實施社會有效看護而達成一致的私人協議。
對其他種類的交易談判，絕對成本是低的，但相對成本是高的。為了說明這一問題，現舉一例來說明：三個獵手去樹林中打野雞。他們四處散開，相距25公尺左右，朝著相同的方向前進，這時中間的獵手驚飛了一只鳥，那鳥撲打著翅膀朝天上飛。在兩側的獵手轉向中間，朝著那只鳥開了槍。鳥逃脫了，但中間的那個獵手被槍打瞎了眼睛。在打獵之前，他們可以談判就分擔意外事故的成本達成一致意見，然而，談判成本(包括由此產生的不愉快氣氛)相對于發生意外的微小可能性而言是高昂的。當昂貴的交易談判成本使得交易變得不可能時，財產法和合同法的脫節是必然存在的。
科斯定理將所有的交易談判阻礙都看作“交易成本”，包括交易談判成本、情緒、信息獨占以及戰略需要。我們可以應用這些想法來解釋合同法和侵權法的界限。合同關注于那些能以相對低的交易成本達成私人協議的人之間的相互關系。而侵權法則關注于那些為達成私人協議要付出相對高的交易成本的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經濟學家用外部效應來描述這種存在于私人協議外部的損害，侵權責任的經濟目的是促使施害人將這些成本內部化。侵權法通過要求施害人向受害人予以賠償來內部化成本，當潛在的施害人內部化由其自身導致的損害成本時，便會刺激他們在一個有效的水平上為安全性進行投資。侵權法的經濟本質便是，以侵權責任來將由高昂的交易談判成本所導致的外部效應內部化。
二、侵權行為歸責原則的經濟分析
綜觀侵權法的發展史，侵權行為的歸責原則經歷了一個演變的過程。19世紀以前，主要采用嚴格責任原則；從19世紀早期開始。過錯責任原則開始取代嚴格責任原則而占據主導地位；20世紀以后，嚴格責任原則又得以復興，適用范圍逐漸擴大。過錯責任原則是指施害人的行為要構成侵權行為。施害人必須主觀上有過錯：受害人要從施害人那里獲得賠償，必須證明施害人主觀上有過錯。因此，如果適用過錯責任原則，那么，準確認定施害人主觀上有無過錯，將是至關重要的。而過錯是人的主觀精神狀態，必須為它設定一個客觀的衡量標準。侵權法理論認為，這個標準就是“理性人”的行為標準，即“理性人”在相同情況下應該達到的謹慎程度。不過，所謂“理性人的謹慎程度”仍然是個模糊不清的概念。要通過立法，對每一種行為的理性注意標準做出準確的描述顯然是不現實的。因此，在一般情況下，只能把這一標準的界定權交給司法工作人員，由他們根據具體情況和普遍的價值觀念去確定。因此，傳統侵權法理論在如何判定施害人主觀上有無過錯這一問題上存在明顯的缺陷，沒能給人們提供一種客觀的、易于觀察的衡量標準。
另外，根據傳統侵權法的觀點，首先是確認被告的行為是否構成民事侵權責任的要件。如施害人的行為是否構成其對受害人的未盡義務、損害事實和侵權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進而，界定施害人應當承擔的民事侵權責任。但是，法經濟學認為，上述邏輯僅是一種單向思維模式。根據法經濟學的觀點，應對施害人和受害人在侵權行為發生過程中各自的成本和收益進行分析，以確定如何以最低成本預防侵權行為的發生：以效益最大化原則確認施害人的侵權責任和對受害人的損害賠償問題。法經濟學的理論奠基人科斯在他1960年發表的論文《社會成本問題》中明確指出：在解決工廠(甲)排放煙塵對鄰近居民(乙)產生有害影響這類問題上，“傳統的方法掩蓋了不得不做出的選擇的實質。人們一般將該問題視為甲給乙造成損害，因而所要決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這是錯誤的。我們正在分析的問題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對乙的損害將會使甲遭受損害。必須決定的真正問題是：是允許甲損害乙，還是允許乙損害甲?關鍵在于避免較嚴重的損害”。就是說，應該以社會成本最小化為出發點，來求得問題的效益解決。從而避免無效益的侵權。
在過錯責任原則下，如何衡量施害人主觀上有無過錯的標準，美國聯邦第二巡回區上訴法院首席法官勒尼德，漢德已提出了經濟學上的標準。1947年，漢德法官在審理“美利堅合眾國訴卡羅爾拖輪公司案”中，提出了著名的漢德公式：B＜PL。其含義是：假設損害發生的概率為P，損害為L避免損害的成本為B。那么，如果B小于P與L的乘積，則施害人主觀上有過錯：反之，施害人主觀上就沒有過錯。在這個公式中，B代表施害人為避免事故發生而付出的預防成本，P與L的乘積代表施害人采取預防措施所能避免的損失，這可以看作是預防的收益。因此，漢德公式認定，如果施害人能以較低的預防成本取得較高的預防收益，而他竟然沒有采取這種預防措施，則其主觀上有過錯。從另一角度分析，漢德公式中的B可以看作是制止施害人施害而給施害人造成的損失：P與L的乘積則可以看作是允許施害人施害而給受害人造成的損失。因此,B＜PL意味著制止施害人施害而給施害人造成的損失比允許施害人施害而給受害人造成的損失小，在此情況下，認定施害人主觀上有過錯，責令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這與科斯主張的“社會成本最小化”理論完全一致。
關鍵詞：諾貝爾經濟學獎；穩定市場匹配；市場設計實踐；博弈論
中圖分類號：F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5-0115-05
在現實的市場中，單純依靠價格機制無法實現資源在買賣雙方之間的最優配置。因此，為了形成穩定的市場運行環境，應對種種市場失靈的情況，需要人為地設計一個市場，使這個市場克服信息不完全的缺陷，從而實現資源配置最優的目標。羅伊德·沙普利（Lloyd s.Shapley）和埃爾文·羅斯（Alvin E.Roth）從穩定匹配理論與市場設計實踐相結合的角度出發，針對市場失靈的問題，提出了能夠實現資源配置最優的解決方案，并在實際的運用中得到檢驗，如羅斯設計的紐約高校學生入學申請機制、美國國家住院醫師選拔計劃（NRMP）的醫生供職匹配等等。這兩位美國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對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意義深遠。正是基于在“穩定市場匹配理論和市場設計實踐”研究領域中所作出的杰出貢獻，埃爾文·羅斯和羅伊德·沙普利被授予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本文引用羅斯與沙普利的經典模型，探討男女婚配市場的延遲接受算法，即通過不立即作出選擇的方式尋找市場中的穩定解，分析這種穩定解除了具有穩定的性質外，是否還具有其他的性質，探究這種穩定解和競爭機制的均衡解是否存在某種聯系，并對沙普利的經典模型“聯盟博弈”及“雇主工人模型”做出闡釋。
一、穩定市場匹配理論和市場設計實踐概述
穩定匹配的實質是一種狀態，即在這種狀態下，分別來自兩個集合的個體匹配完成后，不存在其他動機或條件去改變現有的匹配組合。也就是說，在現有匹配組合下，比較其他組合方式下的滿意程度而言，每個個體對自身現狀的滿意程度不會更低，這時就實現了穩定的匹配。倘若在匹配完結后兩個集合中出現了新的配對成交意愿，那么現有的匹配組合將不再穩定。在現實中，如男女婚配、學生申請入校、招聘單位與求職者匹配等問題都可以通過穩定市場匹配理論，設計出能夠穩定實現接近預設目標的市場機制。在這里，我們僅討論雙向匹配的情況。雙向匹配假設市場上有兩個相互分離的參與者集合，如買賣雙方、學生和學校、婚配中的男方和女方，這兩個參與者集合必須能夠相互匹配，如此才能發揮這個市場機制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穩定市場匹配理論的核心思想可以通過以下幾種典型的情況加以說明。
（一）男女婚配匹配的解具有穩定性
在求取男女婚配穩定解的過程中，羅斯提到了G-S算法（Gale-Shapley Algorithm）。羅斯假設，在一個社區中，有n個男性和n個女性，社區中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擇偶標準和偏好，并依據這些標準和偏好，對異性集合進行嚴格的偏好排序。這個實驗的目標就是尋找一個男女婚配組合，使得所有的參與者都能夠找到伴侶，且能與之形成穩定的婚姻關系。在這里，我們借助男女婚配模型來說明沙普利的延遲接受算法（DeferredAcceptance Algorithm），該算法的核心就是不必即時做出選擇。因為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每個市場參與者都不可能獲得全面的信息，因此就會出現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市場參與者所選擇的配偶并不是他所能夠選擇的集合中自己最偏好的個體的現象，其直接結果就是不穩定的婚姻關系，并引發相關社會問題。而延遲接受算法能夠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第一步，為了更好地擇偶，讓整個社區的男女自發地把自己的基本信息發送到處理中心，由中心的工作人員收集整理并導人數據庫。第二步，把數據庫向所有的參與者開放，并讓其根據自己的擇偶標準對所有的異性做出偏好排序，然后把結果反饋到處理中心，由工作人員整理。第三步，由參與集體中的女性（或男性）集合對所有的偏好結果作出回應。首先，女性將會處理她收到的所有的第一偏好申請，挑選出其中自己最滿意的申請者作為自己的正式配偶候選人，其他的申請者予以拒絕。當然，不排除有些女性可能沒有收到來自男性的第一申請，這部分女性不必參與上一步。接著，女性將會處理她收到的所有的第二偏好申請，并與上一步的正式配偶候選人進行比較，選擇自己最滿意的申請者。如果她們發現有比上一步更好的申請者，則保留新的候選人并拒絕原先的候選人。然后，按照上述方法，女性將會處理完自己收到的所有的配對申請。此時，整個實驗結束，所有有意愿配對的參與者都能找到自己所能配對的配偶。
接下來，依據羅斯的假設，我們對其進行驗證。假設有A、B、C三名男性和a、b、c三名女性，首先給任意兩個異性進行配對組合，并設定異性之間對對方的匹配意愿指數從3到1依次增加。設：有兩個男女配對組合分別為T1（x11，Y11）、T2（X22，Y22），并假設這兩個組合不穩定，而穩定組合為T3（X12，Y21）。其中，x代表該組合中男性對女性的匹配意愿指數，Y代表該組合中女性對男性的匹配意愿指數。X11、X12分別表示男性A對女性a、b的匹配意愿指數；Y11、Y21分別表示女性a、b對男性A的匹配意愿指數；X22表示男性B對女性b的匹配意愿指數，Y22表示女性b對男性B的匹配意愿指數。
根據之前提到的關于穩定和不穩定的分析，當出現來自不同家庭的兩個人“兩情相悅”的情況時，這一家庭組合方式將是不穩定的，反之則是穩定的。因此，當上述提到的兩個家庭組合不穩定時，如X11>X12且Y22>Y21，由于匹配意愿指數取值從1到3，因此可以推出X11、Y22可以取值的集合是{2，3}。當X11=2，Y22=2時，x12、Y21的取值均只能為1，即相對于T1、T2，穩定組合T3為（1，1）。當X11=2，Y22=3時，穩定組合T3為（1，2）或（1，1）。類似的還有當X11=3，Y22=2時，或X11=3，Y22=3時的情況，相應的穩定組合也可以按上述方法推出。
這個例子可以說明，雖然想找到一個穩定的匹配解并不容易，也許每個人都不能和自己最心儀的人進行配對組合，但是穩定的匹配方案是存在的，并且可以通過這個例子對這個穩定解的求解方法進行探討。我們也可以假設任意兩個男女A和B，這二者在對方的偏好序列上必定處于某個位置。如果A最偏好B，但是之前A向B求婚時被拒絕了，于是在穩定的匹配中，A和另一名女性組成家庭，B和另一名男性組成家庭。這說明B對自己現任丈夫的偏好程度高于對A的偏好程度，因此也就沒有組合新的家庭的動機，證明當前的匹配方式是穩定的。事實上，這種婚配機制的高效是顯而易見而且穩定的。羅斯也曾在2003年對G-S算法做出“合作博弈理論的里程碑”的高度評價，并認為其對博弈理論和市場設計實踐具有十分深刻的指導意義。
（二）穩定匹配解是最優且唯一的
通過上述例子我們可以發現，求得一個穩定匹配解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對于一個有穩定匹配解的市場來說，穩定匹配解會使市場更加趨于穩定。然而，市場中的主體追求的都是利益最大，那么這個穩定匹配解能否滿足這一要求呢？換而言之，這個解是最優解嗎？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借助“紐約高校學生入學”的例子做出解答和說明，而且需要使用“即刻選擇算法”（Immediate selection algofithm）。與“延遲接受算法”不同，“即刻選擇算法”要求參與者面對匹配問題時，必須在限定的時間內直接、一次性做出選擇。這種方法在某些領域效率十分低，因為由于沒有足夠的信息參與者很難針對當前市場情況做出自己滿意的選擇，所以這種算法并不適應當前的市場狀況。以美國為例，某位學生按照自己的偏好遞減順序填寫申報志愿，但偏好的趨同性會導致競爭十分激烈，可能使這位學生未被第一志愿學校錄取。接著，這位學生的申請會被遞交到第二志愿學校，但第二志愿學校的競爭可能也很激烈，或者第一志愿填寫該校的學生已經滿足全部名額，所以哪怕這位學生的成績進入第二志愿學校綽綽有余，也同樣可能被拒絕。接著，這位學生只能申請按偏好遞減順序排列的其他學校，直到他被錄取。很明顯，這種錄取制度并不合理，不僅會導致學生沒有動機去表達自身的真實偏好，使整個報考制度效率低下，而且對學生來說也不公平。羅斯針對這一情況，著手對高校學生錄取制度進行重新設計（類似于“男女婚配”問題）：所有申報志愿的學生對自己心儀的學校做出從高到低的偏好排列，然后提交到中央信息處理處。各高校首先分別處理收到的學生的第一志愿申請，按自身的招生數量保留符合要求的學生，剩下的拒絕；然后，各高校開始處理收到的學生的第二志愿申請，若有符合自己要求且優于前一批保留下來的學生，則錄取該生，并從前一批保留的學生中剔除相應數量的相對較差的學生；接著，開始處理第三批志愿，并依次下去，直到所有的學生志愿都被處理過，整個錄取系統運行完畢。這樣的錄取制度能很好地解決上述各種問題，而且能夠維護學校和學生雙方的利益，使得每個高中生都能得到一個相對公平的機會。如今美國每年大約有9萬名高中生通過這一系統進行擇校。
在此就羅斯的穩定方案解的最優性和唯一性做出邏輯描述和證明。首先，設定兩個命題：（1）在穩定匹配中，被錄取的學生達到了學校的標準即學生存在被該校錄用的可能性。（2）被拒絕的學生沒到達到錄用標準，即該生不可能被這所學校錄用。對命題（2）進行逆否：（3）對學生而言存在可能性的學校不會拒絕該學生。綜合命題（1）和命題（3）來看：（4）穩定匹配方案中學生被錄取后學校不會拒絕該學生。對命題（4）進行逆否：（5）被拒絕的學生是學校在穩定匹配方案中不會錄取的學生。綜上所述，命題（5）就是結果：穩定匹配方案中，學校錄取的是其有意愿且能夠錄取的學生，即校方已經錄取了自己可能錄取的全部優質生源。此時的穩定匹配方案不能再做任何改進，即說明這個穩定匹配方案是最優的。至于唯一性問題，假設存在兩個不同的最優解，那么至少有一個最優解中的參與者會認為另外一個最優解更好。但是根據最優解的定義：當前方案不可能再做出任何改進，以提升參與者的效益。不難推斷，兩個或多個最優解的猜想與最優解的定義相悖，因此，最優解就是唯一的。
（三）穩定匹配理論與競爭均衡的聯系
沙普利的“聯盟博弈”理論認為，在一個市場中，資源累加往往能夠創造更多的收益，所以若干參與者為尋求利益最大化，通常會建立合作聯盟。沙普利特別指出，由聯盟帶來的總收益至少不能低于各參與者自身收益的簡單加總，這也是穩定匹配的一個必要條件，且由聯盟帶來的總收益可以在內部通過協商的方式進行分配，不必是平均分配。這里舉例說明沙普利做出以上特別說明的理由：假設某一聯盟由三名成員A、B、c組成，聯盟形成后的可能最大總收益為60。A單獨經營的收益為20，B、C單獨經營的收益為10；如果A與B、C中任何一位形成聯盟，則總收益達到45；如果B、C聯盟，則總收益可達25。顯然，最好的結果是A、B、C三人聯盟，這使資源集中后創造的價值最大化。但是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從A的角度來看，是否聯盟要看聯盟后自己的收益能否比其他的方案更高。在三人聯盟中，B、C至少要獲得25的收益，否則他們沒有意愿和A結成聯盟。而A可以在三人聯盟中最多獲得35的收益。當A與任意一人結成兩人聯盟時，A最多獲得的收益為32.5。但是，當三人聯盟的實際總收益小于57.5時，三人聯盟中A獲得的收益可能會比其他匹配方式要低，因此，A可能會排斥三人聯盟，說明這種聯盟是不穩定的。因此，沙普利指出，聯盟必須能夠實現聯盟成員收益最大化，只有這樣才是穩定的。此時經濟剩余最大是否也意味著這是唯一的最優解呢？這就需要與帕累托最優條件進行對比分析。
沙普利指出，在“雇主工人聯盟”模型中，會產生利益的兩極分化現象。任何一方先發起延遲接受機制，最后匹配的結果就會對該方有利。如，在“雇主工人模型”中雇主發起延遲接受機制時，每個雇主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開始都給應聘的工人報出最低工資。而對工人而言，都想受聘于開出最高工資的雇主。但在模型中，每個工人最后通過“延遲接受算法”得到的求職結果卻是低水平工資。由于整個過程一直都是從實現雇主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考慮的，最后的穩定匹配結果便是雇主以工人所能接受的最低工資水平完成整個市場匹配，也就是說，這是雇主最優的穩定匹配。而這對工人也同樣適用。在工人主動申請職位的條件下，最后的結果是工人獲得雇主所能接受的最高工資水平。但穩定匹配的結果是唯一的，之所以有可能存在某一方占優的情況，是聯盟內部對聯盟總收益分配的結果。在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中，長期均衡即最有效率的配置結束是帕累托最優解，且最優解是唯一的。而在這個模型中，穩定解不但是最優解，而且還是均衡解。因此，在“雇主工人聯盟”的模型中，通過以上邏輯推理可以看出，在分配博弈中自由競爭的概念是存在的，穩定匹配理論與競爭均衡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
現在分別對比來看帕累托最優的3個條件：（1）沒有更好的配置方案可以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情況下增加自己的利益。市場在當前資源配置下不存在一種新方法，可以使一部分市場參與者獲得的收益得到提升，而不犧牲另一部分人的收益。此時，市場主體間實現穩定的博弈均衡。穩定匹配同樣表示當前市場配置是最優的，沒有更好的配置方案使參與者有動機去打破當前的市場穩定。（2）這個經濟體必須在自己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上。也就是說，在這個市場中，總利益要充分發揮到其最大化水平。從“聯盟博弈”模型中可以看出，聯盟利益最大化是穩定匹配的必要條件，當市場利益沒有達到最大化水平時，那么當前的聯盟配置也將不是穩定的。（3）產品混合最優，表示任意兩種商品之間的邊際替代率和任何生產者在這兩種商品之間的邊際產品轉換率相等，即生產和交換同時達到均衡，沒有必要再調整，此時的資源配置效率最優。穩定匹配代表的是一種最優的資源配置方式，同樣沒有必要再去調整，因為這是博弈雙方共同認定的最好結果。在微觀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下，市場參與者必然追尋效用最大化，從這可以看出博弈雙方最后共同認定的結果應當是有效率的。
通過以上對比分析可以看出，穩定匹配理論和競爭均衡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在理想的情況下，帕累托最優可以得到實現，這需要現實市場克服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事實上，這種問題在現實中幾乎不可能通過自然的方式得到解決，從而導致種種市場失靈的情況。為了形成穩定的市場運行環境，需要人為設計一個市場，使這個市場克服信息不完全的缺陷，從而實現資源配置最優的目標。
二、穩定市場匹配理論與市場設計實踐的貢獻和意義
除去以上所舉例子，現實中，羅斯的研究還解決了醫生市場的匹配問題。1995年，NRMP董事會聘請羅斯針對當地許久未能得到解決的醫生就業問題設計新的匹配機制。此舉不僅滿足了求職者的工作需要，而且還有效解決了夫妻同為醫生而共同求職的情況所引發的不穩定問題。據統計，每年有超過2萬名醫生通過該系統實現成功就業。沙普利和羅斯的穩定匹配理論及市場設計實踐能夠有效解決很多現實問題，提升資源的配置效率，這對我國市場經濟建設具有很大的現實指導意義。如，在骨髓匹配問題的研究方面。有報道表明，我國每年三十歲以下的白血病患者高達3.6萬人，近一半的患者年齡還不到十五歲，對家庭和社會來說都是極大的負擔。即使白血病可以通過骨髓移植的方法得到很好的治療，但要找到能夠相匹配的骨髓也十分困難，哪怕是在有血緣關系的親人中，合適的概率都極低。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當前我國的匹配市場并不能有效幫助患者解決問題。類似的情況同樣發生在美國的腎臟移植匹配方面。基于法律和道德的約束，人們不能自由交易腎臟等器官，所以切除和移植手術往往同時進行，效率很低、耗財耗力，不能及時滿足患者的需求。于是羅斯提出“搭橋捐贈者”（Bridge Donors）的方案，并被實踐證明可以實現移植的非同步性匹配。它要求市場中的患者相互之間簽署一個合約：倘若某一方親屬向另一方提供腎臟器官的移植，那么在未來的任何時間，接收方親屬必須無條件地向先前的提供方提供腎臟器官移植。這種合約具有“交易性”，就像期權市場的期權交易，合約在整個市場可以不斷流通，尋找自己真正合適的匹配者。當市場中的患者都簽署合約后，把這些合約集中到信息收集中心，如同一棵大樹的所有根須匯總到大樹的根部，那么在市場中的患者便能及時搜尋到和自己匹配的。腎臟器官。對于我國的骨髓匹配問題，也可以借鑒上述方法，以“合約”的方式在整個人群中篩選合適的骨髓，盡早結束眾多病患的痛苦，給他們的家庭帶來希望。
關鍵詞 代際配置；農地非農化；過度性損失
中圖分類號 F301.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7)03-0028-07
資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資源，由于其數量的有限性使得該類資源配置在代際間（時間）的效率顯得更加重要。農地非農化是指農地資源被用于非農建設用地開發利用的過程，由于被開發利用后的農地恢復為農地在技術和成本上的巨大代價，使得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農地非農化具有非再生資源利用的特征。在我國，農地非農化多是開發占用稀缺的耕地資源，雖然為了經濟發展需要農地非農化，但只有符合社會最優利用才能實現資源的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協調。已有一些研究關注了由于市場配置方式的不健全和政府的不適當干預導致農地非農化過度性損失[1，2]，但是很少有研究關注農地非農化代際配置上的效率損失。姑且不討論資源利用的公平性問題，僅從效率看，如果不注重時間上的配置效率，必然造成資源的過度耗竭。雖然農地非農化社會效益最優不僅僅只包含代際效率最大化，但為了合理回避問題的復雜帶來解釋上的困難，本文將目光集中在農地非農化是否符合代際配置效率上。同時，檢驗過去和現在之間的代際配置效率不僅有利于避免無法準確預測未來收益的局限，同樣也可以達到對未來農地非農化配置提供重要參考的目的。
1 研究方法及模型
理論上對資源的代際配置研究已經相當成熟了，無論是何種版本的資源經濟學教科書上都給出了資源代際配置最優原理[3～5]，即，只要滿足資源利用在代際間的邊際收益現值相等，就保證了資源代際配置的最優。國外對該方面的研究多是對未來資源利用收益和貼現率進行假設，通過保證資源利用總收益最大化，來得到各期配置的最優數量[6，7]，這樣不可避免的會出現主觀估計誤差的問題。國內該方面的研究還比較少，多停留在理論階段，論述的是代際配置效率的重要性[8]，以及確定合理的資源利用貼現率重要性[9]等。
本文在代際配置理論模型的基礎上，運用常規投入的CD生產函數來測算城市建設用地的邊際收益以及農用地的邊際凈收益。因為直接的城市建設用地收益和農業用地收益不容易直接得到，這里從土地利用對經濟增長邊際貢獻角度來衡量土地的邊際收益，雖然所計算出來的結果不能直接代表各類土地邊際收益，但從比較各時期農地非農化邊際收益的角度看，此時的結果可以達到比較代際配置農地非農化凈收益的目的。采取的CD生產函數的具體形式如 此時，NRAMi可以理解為利用農用地部門產業的收益，實際上就是第一產業的產值，NRUi可以理解為利用城市建設用地部門各產業的收益，實際上就是第二、三產業的產值。K為資本投入，L為勞動力投入，Land為土地資源的投入，下標Ui是指i期非農產業部門，下標AMi是指i期農業部門。將（1）、（2）式各系數估計出來，可以進一步求出農用地和建設用地的邊際收益，再結合農用地非市場價值，根據式（3）就可以計算出各期的農地非農化的邊際凈收益。
式中，MRi表示的是第i期農地非農化的邊際凈收益，TRi表示的第i期農地非農化的總收益，NRUi表示的是第i期城市建設用地的收益，NRAMi表示的是第i期農用地的收益，RANMi表示的是第i 期農地的非市場價值。LandUi表示的是第i期城市建設用地的數量，LandAMi表示的是第i期農用地的數量。
在上述計算結果及樣本值基礎上，可以進一步計算效率損失造成的農地損失數量。首先需要估計農地非農化數量與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農地非農化邊際效益的關系，假設農地非農化的供需曲線可以分別表示為（4）、（5）兩式：
之所以假設供求曲線為上述形式，是為了使需求彈性為常數-b和供給彈性為常數d。這樣將有利于對供需曲線進行模擬。實際上，中國現階段正處于經濟快速增長階段，對土地資源的需求也處于一個平穩上升的階段[10]，如果所考察的時期不是很長，且這段時期內經濟增長對土地要素的需求沒有受到自然因素的影響，則所假設的供需彈性為一個常數是可以被接受的。然后根據微觀經濟學基本的廠商定價公式，
式中，LANDcovi表示i期農地非農化數量，MR表示邊際收益，下標意義與上同。
估計出C1、C2、C3、C4后，令不同時期農地非農化邊際凈效益相等，可以得到符合代際配置效率的農地非農化數量比，然后結合各段時期實際的農地非農化數量，就可以計算各時期農地非農化的代際配置過度損失數量。
2 農地邊際非市場價值的衡量
農地資源除了滿足農業生產的基本需求外，還具有許多無法在市場體系中體現的非市場價值。比如，調節大氣、防止水土流失、涵養水源，甚至提供觀賞、娛樂等舒適性的價值。本文引用表1中Costanza(1997)[11]對農地資源生態服務功能價值研究的部分成果，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對現階段農地非農化所產生的生態效益邊際成本進行衡量。首先，統計不同省份在不同年份中各類農地資源的面積，包括林地面積(需要按照各省份所處的氣候帶對各地的林地資源屬于何種氣候帶進行細分)、草地面積、水面面積、農用面積(耕地和園地之和)。然后，將不同類型的農地資源的面積乘以單位面積的生態價值再除以總的農地資源面積(即按照各種類型農地資源面積進行加權平均)，得到該年該省份農地資源單位面積的生態價值。此時，生態價值是1994年的美元價，通過1994年美元與人民幣的匯率換算成人民幣后，再根據各年消費者價格指數換算成不同年份當年的價格，這樣消除了通貨膨脹等因素的影響，最后再統一換成2003年價，使得各年的價格成為可比價格(見下頁表2)。
表2中的生態效益數值是農地資源的平均效益，理論上是不同于邊際效益的，但由于農地資源生態效益是一種非市場價值，按照其衡量方法所獲得的總量與農地資源數量之間是一次的關系，即，總量等于單位價值乘以數量。總量的導數（邊際效益）為農地資源的單位價值（常數），所以此時的平均效益等于邊際效益。從直觀上也可以理解：非農化單位面積的農地資源，所損失的生態效益等于單位面積農地資源提供的生態效益。
3 模型的估計和結果
3.1 數據說明
模型估計中所使用的土地數據為滿足統一口徑，來自原國家土地管理局或國土資源部編寫的《全國土地管理統計資料》（1989-1995）、《中國土地年鑒》（1994-1997）、《國土資源綜合統計年報》（1999-2003），其它數據均來自對應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1990-2004）。
為了獲得可比較的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的數據，各項指標都是選擇能夠獲得第一產業和其它產業對應數值的指標：農業部門總收益NRAMi為GDP中第一產業的數值，非農部門總收益NRUi為GDP其它部門的數值；資本投入K分別為新增基本建設投資、新增更新改造投資和城鎮集體單位固定資產投資之和，因為這幾項投資都可以獲得第一產業和其它產業的數值[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包括基本建設、更新改造、房地產開發投資和其他固定資產投資四個方面，在本文中所用的數據沒有包括房地產開發投資，在其他固定資產投資中只包含了城鎮集體固定資產投資，因此是低估了兩部門固定資產投資的數額，但由于模型的目的是求土地投入的邊際收益，因此對結果不產生影響，因為固定資產的誤差可以包含在常數項中被衡量。]；勞動力投入L為從業人員；農業部門土地資源投入LandAMi為農用地（包括林地、草地、耕地、園地和水面）的面積，2002年1月1日，新土地分類標準公布。新舊分類體系對本文數據影響主要是農用地中水域面積的數據。新的分類標準將原水域“一分為三”，其中的溝渠改為農田水利用地，從坑塘水面中分離出一個水產養殖水面，以適應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的要求，相應調整其含義，歸入“其它農用地”；水庫水面和水工建筑用地組成“水利建設用地”；其余水域都歸入未利用地的“其它土地”。由于現有的統計資料中沒有詳細的水域面積數據，所以無法把2002年以前的水域面積調整為新的土地分類標準，同樣無法把2002和2003年的水域調整為舊的土地分類標準，所以本文沒有對這部分數據進行調整。其結果是2002、2003年的農用地數據相對于其他年份的數據被縮小了，而建設用地面積被擴大了，但考慮到水域面積本身相對很小，其分解后對農用地和建設用地各自總量的影響較小，因而對本文的計算結果影響較小。非農部門土地資源投入LandUi為建設用地的面積。在計算農地非農化損失時需要用到農地非農化的實際數量，本文用為當年實際耕地被建設用地占用數量代替農地非農化數量。因為農地不僅包括耕地，還包括林地、草地、水面等，所以這個數值低估了農地非農化的數量，但鑒于資料的可獲得性和可用性，而且耕地被建設用地占用是每年農地非農化中比例最大的部分，所以選擇這個指標還是可以接受的。在資料中還可以獲得每年建設用地新增面積，如果用這個指標將大大高估農地非農化數量，因為建設用地增加還可能來源于未利用地的開發復墾等，為了不高估農地非農化代際配置的過度性損失，這里只選用耕地被建設用地占用面積，所以最終計算出來的代際配置過度性損失將被低估，但低估相對于高估將更有利于看清現階段我國農地資源被過度非農化的形勢。模型中各項價值數據都被換算為2003年的不變價格，避免了主觀判斷貼現率的誤差。
全國大陸30個省（市、自治區）（不包括香港、澳門和臺灣省，重慶市的數據因為不全也沒有被計入）1989-2003年共計15年的面板數據將被用來對模型進行估計。
3.2 模型的估計
首先，為了進行代際間的比較，本文將研究區間分為1989-1996年和1997-2003年。選擇1989-2003年這個總區間是因為數據的可獲得性，尤其是土地數據的可獲得性。將該區間分為1989-1996年和1997-2003年兩個子區間是因為1996年后國家相應出臺了一系列農地資源保護的政策，標致對農地資源進入強保護時期，同時，1996年是我國九五規劃的第1年，所以通過這個評價可以評價當時土地政策制定和實施對土地利用調控的效果，同時也對以后的土地利用規劃修編提供重要的參考。
其次，因為各省市經濟發展階段不同，農地非農化相關政策傾斜程度也不同，為了得到滿意的回歸結果，把30個省份按照東、中和西部劃分后進行回歸計算。劃分的依據是國家的官方劃分標準①[① 注：官方的劃分標準，源于七五計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撰寫的《中國跨世紀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和國家統計局在《第二次全國基本單位普查主要數據公報》中也是按照這個標準劃分。]：東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廣西、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括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
根據模型的設定，對方程（1）、（2）進行估計，然后計算出兩部門的邊際收益。估計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GLS），同時在估計式中運用一階自相關校正AR(1)。在估計方程（1）時對AR(1)和LandAMi按照橫截面省份進行加權最小二乘法估計，這是因為考慮農業用地由于氣候和地域地不同對農業生產的貢獻也不同，為了體現地域差別和獲得農地不同的系數，所以對其進行加權修正。在估計方程（2）時只對AR(1)按照橫截面省份進行加權最小二乘法估計，建設用地對經濟的增長的貢獻相對于農業用地更少地受地域和氣候的影響，所以沒有對其進行省份的加權最小二乘估計。另外，對兩個估計式進行White 異方差修正來消除異方差。
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從估計結果看，各項系數都滿足1%的顯著范圍，各統計指標都通過檢驗。
對式（1）、（2）求解土地投入的偏導數，計算出建設用地邊際收益MRUi和農用地邊際收益MRAMi，根據式（3），結合表2中農地的非市場價值，則可以求得農地非農化的邊際凈收益，如表4所示。這里假設三類地區內部各省份具有除常數項外相同系數的生產函數，各省份不同的生產水平通過不同的常數項加以控制。譚榮（2005）[12]的研究顯示，中國三類地區耕地非農化地均GDP的基尼系數為0.1～0.3，這說明各類地區內部省份的耕地非農化對經濟增長貢獻差異不是非常明顯。所以，這里賦予各省份相同的生產函數對求解耕地非農化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收益和成本產生的誤差不大，作為下面比較三類地區以及全國的農地非農化代際配置效率損失的中間計算過程可以接受。
從表4可以看出，1989-1996年階段的農地非農化邊際收益在全國三類地區是普遍小于1997-2003年階段①[注：模型的估計是對面板數據的估計，其估計結果是全國平均的水平，沒有詳細考察分省的差別，在精確度上，是范圍越大越精確。所以通過模型估計所計算的表4中的結果，全國和三類地區的數據在經濟計量上是精確的，各省的數據雖然有各自常數項的控制，但其結果是有誤差的。如果要獲得比較精確的各省份的結果，需要以省為單位使用各市縣的數據進行估計。]。這說明過去的十幾年中存在農地非農化代際配置的效率損失，20世紀90年代初期農地過度非農化了。如果1996年前減少一定的農地非農化的數量，或留給1997年后占用，農地非農化至少是帕累托改善。
根據模型可以進一步計算1989-1996年相對于1997-2003年期間在代際配置效率上過度損失的數量。根據模型，由每年各省份農地非農化邊際凈收益和每年各省份農地非農化數量，對方程（6）、（7）進行回歸估計。估計采用固定效應的廣義最小二乘法（GLS），在估計式中運用一階自相關校正AR(1)，并對AR(1)按照橫截面省份進行加權最小二乘法估計。估計的結果見表5。
表6可以看出，1989-1996年期間東、中、西部地區效率損失的比例分別占各自實際非農化數量的6.58%、6.84%和7.85%。雖然代際配置的效率損失不高，但要注意這是因為樣本區間比較小，而且現階段農地非農化配置效率損失不僅僅是代際的配置損失，還存在其他的配置效率損失，對于嚴峻的農地保護形勢，代際配置效率的損失應該引起足夠重視。從實際情況看，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出現了大規模的開發區熱，全國各地無論大小市縣都競相進行開發區建設，占用了大量的農地，而實際利用率卻非常小。1996年后國家開始整治違規的開發區和合并效益差的開發區，尤其是最近幾年的力度更高于往年，使得這些低效的農地非農化逐漸得到遏制。
注意，本文的實際應用價值是：1989-1996年相對于1997-2003年存在農地非農化代際配置的效率損失，說明1996年后農地保護政策有利于農地非農化的代際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是，計算結果不是提供1996年后可以提高農地非農化速度的證據，因為我們不知道1997-2003年階段是否是符合代際最優配置，這需要若干年后通過模型再次驗證，比如，以1997-2010年為樣本研究區間，若發現1997-2003年相對于2004-2010年農地非農化過少了，那時才可以適當提高一定的農地非農化速度，否則應該進一步降低農地非農化速度。所以對于現在來說，即使1997-2003年的代際配置效率相對于1989-1996年提高了，但我們至少應該保持現有農地非農化速度。在這種判斷標準下的農地非農化策略，會使得農地非農化代際配置數量在最優配置數量上下波動，但波動是逐漸向最優數量收斂的。
4 結論與建議
第一，現階段的農地資源非農轉化，其代際配置效率不僅關系到資源的合理利用，還因為我國的人均農地資源的缺乏而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本文從資源代際配置的基本原理出發，建立了資源代際配置宏觀決策模型，檢驗過去一段時間資源利用的代際效率，來指導未來資源的利用。模型指出，通過不斷檢驗和不斷糾正，資源可以逐步向符合代際最優的資源利用逼近。
第二，本文進一步運用這個模型，對我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農地非農化的代際配置進行了檢驗，發現1989-1996年相對于1997-2003年，東、中、西部地區的代際配置效率損失比例分別為各自實際農地非農化數量的6.58%、6.84%和7.85%。因為暫時無法測算1997-2003年是否是符合代際最優配置，所以現階段的農地非農化至少應該保持現有速度，待若干年后繼續檢驗現階段的代際配置效率，若發現現階段農地非農化低于最優數量，那時才可以適當提高非農化速度，否則應該繼續降低非農化速度。在這種判斷標準下的農地非農化策略，會使得農地非農化代際配置數量在最優配置數量上下波動，但波動是逐漸向最優數量收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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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of Farmland Conversion and Farmland Resource Loss
TAN Rong QU Futian
(China Center for Land Policy Research,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5,China)
Abstract One of the requirements of 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is the efficiency of 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which is important to the long term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Whether or not can the 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of farmland resource to be converted into nonagricultural use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meet the requirement,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or even more, due to the austere scarce farmland resource in China.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efficient 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 in resource economics, this paper builds a model to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 of farmland resource in past years, and points out that with the continuous testing and modifying of the real action, the allocation of farmland resource in the future can continuously approach to the efficient allocation. This paper also employed this model to test the allocation of the farmland resource from 1989 to 2003, an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if the test sample was divided into the period from 1989 to 1996 and from 1997 to 2003, due to the stricter farmland resource protection policy issued in 1996, the farmland resource loss in the three main regions in China in the phase of 1989 to 1996 is 6.58%, 6.84%, 7.85%, respectively. It reflected that the conversion of farmland resource in 1989 to 1996 is unreasonable. The utilization is a short behavior from long term prospect, which caused an excessive farmland resource loss. So the utilization policy of farmland resource in the near future should control the conversion speed of the farmland to ensure the more optimal utilization of the resource in the future.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 高職教育 課堂教學
西方經濟學是經濟管理類專業的重要基礎課程，它是專業課程的理論基礎，因此學好和掌握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知識，為進一步學習其他專業課程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進而提高對現實經濟問題的分析能力，并培養出學生的基本經濟思維。西方經濟學雖然重要，但在教學實踐中還存在各種問題。
一、高職教育西方經濟學存在的問題
在多年的高職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我直接或間接了解到學生普遍反映本課程的難度大，過于抽象，理論性強，數理要求高。由于西方經濟學個章節之間有內在的邏輯聯系，部分學生在某些章節沒有聽懂后，后面的課程根本聽不懂，甚至根本不聽課。那些能聽懂課、看懂書的學生也反映本課程和實際生活似乎有些脫節，對課程得出某些結論、規律持懷疑態度。總之，本課程在教學實踐中的教學效果并不令人滿意。
二、原因分析
如何提高西方經濟學在高職教育教學的效果，當然需要對整個課程進行全面的教學改革，但西方經濟學是一門理論性很強的課程，因而要提高教學效果，主要還是要加強該課程的課堂教學。西方經濟學的教學效果差的主要原因也是課堂教學存在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主要：
1、教學目標不明確。教育部《關于制定高職高專教育專業教學計劃的原則意見》指出“高職高專教育是在完成高中階段教育基礎上進行的專門教育，培養能適應生產、服務、管理的第一線需要的，德智體美諸方面全面發展的高等技術應用型人才。”即高職教育的人才培養主要是為生產一線服務，具有較寬的專業理論知識和較強的技術實現能力與實際操作能力，能夠運用高新技術，創造性地解決生產、建設、管理服務中的技術問題的高級技術應用人才。部分教師不明高職教育的培養目標，在課堂教學中注重知識的完備性，對許多定理、理論進行大幅詳細的數學推導，而學生在下面聽得云里霧里，沒有任何絲毫教學效果。
2、教學方法“滿堂灌”。由于高校教學設施建設滯后，導致很多教師使用傳統的“黑板+粉筆”這一教學手段，進行“填鴨式”灌輸，從課程開始到結束，老師在講臺上不停地講理論、畫圖表、講模型、推公式。很少有討論和提問的時間，這樣的做法，忽視了學生的主體作用的發揮，而且由于課堂上師生討論的機會少，信息單向傳遞，學生對老師講的內容是否掌握，掌握的程度如何，老師心里沒有底，這樣就無法及時對自己的教學進度、教學內容等予以調整，因而也就很難有較好的教學效果。
3、學生數學基礎差、缺乏社會經驗，理解相關原理困難。由于高職院校高考錄取分數較低，所以高職院校的學生文化基礎知識相對較弱，大多數同學的數學知識較差。學生很容易對西方經濟學產生乏味、枯燥、難學的印象，甚至產生厭學心理。因此，要讓其真正理解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或實質問題，就顯得十分困難。
4、教學安排方面的原因。教育部2000年《關于制定高職高專教育專業教學計劃的原則意見》明確要求：“三年制專業實踐教學一般不低于教學活動總學時的40％”。因此，對于高職院校來說，所能安排的理論課時極為有限，最多不過60學時左右。相對于這門課程的特點、教學內容和學生實際，就顯得比較緊張。為了講完教學大綱或教材上的內容，常常需要趕進度。學生對前面的內容沒有掌握好后面的課就聽不懂，學習效果難免就會受到影響。
三、高職教育西方經濟學課堂教學的對策
1、調整教學內容。西方經濟學內容博大而精深，通過幾十節課的教學介紹其全部內容，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對教學內容進行一定的選擇。在進行內容選擇時要根據高職教育的“以能力培養為中心，突出應用性和針對性”特點和要體現高職教育理論課時的“必需”和“夠用”原則。所以，在確定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時要以微觀經濟學為主。就宏觀經濟學來說，著重介紹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主要讓學生能了解國家宏觀經濟決策的依據和對整體宏觀經濟環境有所認識，以能正確作出微觀決策。
2、完善教學手段。高職教育的理論課時較為有限，而西方經濟學的圖表、公式較多，老師在課堂上在黑板上現場畫，不僅準確度難以把握，而且費時費力，影響教學的效果和效率。多媒體教學集圖、文、聲、像于一體，能生動、形象、直觀地展現教學內容，可以增強對學生的吸引力和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提高教學效果和教學質量。
3、改進教學方法。針對高職學生數學基礎差而且缺乏社會經驗的特點，在教學實踐中，我逐漸摸索出“三化”教學法，即“具體化”、“形象化”和“數字化”。所謂“具體化”就是針對西方經濟學許多概念、定理、規律過于抽象的特點，用具體的實例進行表述。他心里后悔莫及，逢人就說，“如果早知道吃半塊餅干就飽了，我何必花錢買六塊餅干呢?”這個故事夸張地反映了我們平時對增量比對總量更感興趣。通過這個故事使學生明白邊際也就是增量的概念。
“形象化”就是在教學中對那些難于理解的概念、定理用具體形象的現實對應物進行講解，增加學生對上述概念和定理的理解。例如，如圖1，在講解生產者均衡中，成本既定的條件下產量最大，單獨通過圖形講解等產量曲線Q3所代表的產量是生產者無法實現的，等產量曲線Q1與等成本曲線AB交于R和s點，但等產量曲線Q1所代表的產量低于等產量曲線Q2，所以等成本曲線和等產量曲線Q2的切點，才是實現既定成本條件下的最大產量的要素組合。這種講解的方法，大部分高職學生根本不能理解其中意義。同理，在s點是工人太多，而機械設備太少，那么，有許多工人無事可干，同樣不能達到最大產量，所以，只有在E點，工人和機械設備到達最佳的比例，才能生產出最大的產量。通過這種形象的講解，大多數學生能夠明白生產者均衡，對這種抽象的圖形也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