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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行為；博弈論；應用
一、引言
博弈論也被稱為對策論、游戲理論，它是運籌學中的一個重要分支，是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博弈論是由美國數學家在1944年首先創立的，世界上也有幾名博弈論專家因將博弈論應用到經濟學中而成功的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由此可見，博弈論與經濟學一直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博弈論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將一個復雜的經濟現象中抽離出數學基本模型，從另外一個視角來幫助我們更加直觀的來掌握生活中的經濟現象。博弈論成功的應用于經濟學，這就使得經濟學越來越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為研究經濟行為主體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論依據。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博弈論為經濟學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也逐漸占據了經濟學的核心地位。博弈論已經成功的將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研究緊密的結合起來，為經濟復雜性的現象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市場經濟飛速發展和市場經濟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博弈論為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方法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與企業之間既有競爭的關系又是高度依存的，每個企業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夠應該選擇一定的策略，在決定采取任何措施之前都要對對手做出的反應進行很好的預估，并相應的做出下一步的對策。
二、博弈論的主體構成部分及其分類
博弈論簡單的來說就是一些個體或者組織，面對一定的環境條件和一定的規則下，同時或者先后、一次或者多次，從各自允許選擇的行為或者策略中進行選擇并且加以實施，各自取得相應結果的全過程。
博弈的分類同樣也是多種多樣的，可以根據參加人的多少分為二人博弈和多人博弈；根據參加者是否選擇合作分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根據博弈結果的不同分為零和博弈、常和博弈和變和博弈。在日常的經濟行為中，合作博弈理論和非合作博弈理論是比較經常研究的方向，合作博弈理論主要強調的是集體理性，而非合作博弈理論則是主要研究人們在利益相互影響的局勢中如何選擇策略進而使自身的利益達到最大化。除非是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否則不會去考慮其它個體利益的一種決策原則。這種非合作博弈理論要求參與者中不能存在任何有約束力的協議，這也就是要求各參與者之間不能事先串通。現在大家所說的博弈論基本上是指非合作博弈論，廣泛應用到經濟學等各個領域。競爭無處不在，競爭是一切社會經濟關系的根本基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合作是有條件和暫時的，不合作才是普遍的，這也就從客觀上證明博弈論在現代經濟生活中存在著應用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三、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
企業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市場主體，最大的希望就是想要達到利潤最大化。我們經常說市場經濟中的兩只手，就是“看的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企業在相互競爭過程中就會漸漸發現只有企業之間聯合起來，形成市場壟斷，這樣才能更好的控制市場，達到盈利的目的。但是這樣的結果是消費者是最大的受害者，想買的東西卻買不起。但是企業之間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依然不肯選擇降價，最后會導致市場崩潰，這就是自由競爭中最大的惡果。所以針對這樣的情況，政府必須要伸出調節之手，對自由競爭中產生的惡果進行市場調節，避免更大惡果的出現。這種政府對企業的管制和對市場的調節就是經濟行為中最大的博弈，因為政府想要達到的結果是市場穩健的進行，但是這和企業之間想要達到的利益最大化相沖突，所以這兩種力量之間的博弈是隨時都會發生的，至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不可能消失的。博弈論廣泛而深遠地改變了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傳統的西方主流經濟理論都建立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博弈論注重經濟生活中各個方面，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向更大規模和更集中的方向發展，博弈論在經濟行為中運用范圍越來越廣。
博弈論應用于經濟學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學發展的大趨勢了，隨著對博弈論研究的日益進步和經濟復雜程度的變化，博弈論的研究也成為熱點。主要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博弈論分為的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在日常的經濟行為中主要表現為企業投資者花錢雇傭管理者管理企業時，通常是采用合同的方式來明確雙方的責任和義務，使雙方都能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這就是合作博弈。另外一種情況則是非合作博弈，這種博弈方式更加看重的是自己一方的利益，這樣做的結果很有可能最后造成集體的非理性，但是合作博弈則是強調的是集體理性，如經濟行為中的討價還價。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已經不再存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日益顯現。這就要求博弈雙方在進行行為決策時，需要一定的條件和規章去約束，進而更好的規范經濟行為，規范市場，最后以達到經濟穩定的均衡狀態。在任何經濟行為中，個體永遠離不開社會這個復雜的大系統，為了維持這個系統的相對穩定，也是需要協議的約束，所以合作博弈成為一種趨勢。在經濟行為中如中央和地方一直都是處于博弈的狀態，最終形成地方強、中央弱的局面。如果建立一種新的更適合的博弈規則，最大限度的保護地方利益，最終達到全局利益的相對均衡，才能更好的解決地方和中央的理性沖突。為了更好的實現協議，可以建立一種激勵政策，對于合作的地方政府以政策上的支持與獎勵，對不合作的地方政府以相應的懲罰。這樣就可以使雙方都獲得合理的利益，避免出現利益的極端化，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2、博弈論對于信息的占有也是有很大講究的，博弈參與者根據各自的信息分布類型來選擇可以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在科學技術發展的今天，信息的掌握程度已經成為市場主體間競爭成敗的重中之重，誰能獲得和傳遞更多的信息，誰就能最終獲得勝利，所以，在日常經濟行為中，博弈論中的信息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例如在公共物品配置的過程中，不同的利益主體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做出符合自己實際情況的策略，得到不同的收益和均衡解，任何的經濟行為，都可以通過對策完美均衡解來解釋。
3、在以往的博弈論研究中，參與者的決策大多是非連續性的。但是隨著競爭的越來越激烈化，信息也在決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博弈論的研究也更趨向于連續化。博弈論作為一種強有力 的分析工具，廣泛的應用于經濟學領域。
四、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實例
在我國的電力市場中競爭非常的激烈，參與者如何在市場經濟允許的條件喜愛運用策略進行合法競爭最后使其利益最大化，并且如何預測和判斷不合理競爭現象，這些都是需要運用博弈論來進行研究的。在上個世紀初，我國的電力企業充分顯示了規模經濟化，市場壟斷可以為用戶提供便宜但是又相當可靠的電力。但是隨著科學的不斷進步，電力企業的規模經濟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發電機組的效率也是已經達到了極限。以往的規模經濟已不占什么優勢，壟斷經營模式的缺點也一點一點顯現出來，例如生產效率低下、生產成本提高、企業內部缺乏活力等問題。所以在20世紀中后期，為了改變這種情況，許多電力企業開始改革自身的體制，打破壟斷，建立更加公平、公開的電力市場。電力企業改革的主要目標是減少最終用戶的用電成本，并最終降低整個電力工業的生產成本，吸引更多的投資，使自身的競爭力增強，最終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社會福利最大化。電力企業在參與市場競爭定價時，企業的收益不僅僅是取決于自己公司的報價，很大程度上牽制了其他發電企業的報價，發電公司的報價過程就是一種競價博弈。這樣發電公司必然要運用博弈策略使得自己的企業在競爭中取得更大的利益。一些電力企業還可以相互組成一個利益集團，聯合在一起來控制電力市場的價格，從而可以抬高市場價格，這些都是博弈論的思想策略。
在電力企業中，考慮到交易模式，這是競價的首要條件。其中交易模式住喲啊有兩種，一種是發電方直接將電賣給用戶，這就屬于雙邊交易模式，這期間不需要任何中介機構的參與，是一種完全競爭的交易模式。發電方可以接受用戶的直接選擇，但同時也取得了選擇用戶的權利，發電方可以很自由的進入或者退出市場。而另外一種則是發電公司通過中介機構（電力企業）和用戶之間進行交易，在這種交易模式下，所有的發電企業都將電賣給電力企業，電力企業負責整個電能的買賣管理和整個電網的安全運行。為了更好的體現經濟行為中的博弈論，本文主要介紹后一種交易模式的博弈論體現。電力企業可以進行區域間功率交換以取得更好的經濟效益，比如我國的西電東送工程，就可以得到錯峰效益和水火聯合調度的效益等，更可以提高電力系統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
在過去傳統的發輸電過程中主要是由一個部門統一決策和實施的，相應的定價方法也是以設備和運行的成本作為依據，所以投資能夠確保回收。但是在現在的電力市場中，發電容量的大幅度增加主要是由各個獨立的發電企業自己來決定的，輸電的具體規劃也很難與發電的規劃相適應和協調，并且投資的主體也呈現多元化的趨勢。雖然在市場化經濟的今天，各方面的改革使得社會資金可以自由地進入到這個原本壟斷的行業，但是更多的不確定性也造成了各方決策的困難程度。傳統的發電擴建中，需要考慮的主要有擴建容量、地點和建設周期等，主體目標是以最大的成本來滿足負荷增長的需要。但是在競爭日趨激烈的電力市場中，電力企業的目的是使利潤達到最大化，尤其是想將成本能夠盡快的收回。所以這就不可避免的要求發電廠擴建的周期逐漸的縮短，所以就存在著各個電力企業中的博弈行為。電力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使得原本壟斷的行業逐漸分成各個不用利益的主體。這就不可避免的會出現運行成本要各個電力企業合理分攤，而合作博弈中的關于成本分攤的理論恰好可以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在電力市場中，需要電力企業分攤的成本主要是有輸電網固定成本、網損和輸電阻塞成本。這其中輸電網固定成本的有效回收是電網公司能夠正常運行的有利保障，所以輸電網絡的固定成本在用戶間進行合理有效的分攤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為了降低各自需要承擔的費用，各個電力企業很有可能相互勾結，這也充分反映出博弈論研究在經濟行為中的運用。
由于電力企業的最終目的都是通過各種策略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一些不合理的企圖控制市場的行為也會隨之出現。這就在客觀上要求在市場運營時運用博弈論來判別和分析這些不合理行為，盡最大能力去防止這類行為的發生，并且要進行及時的糾正，這也是博弈論在電力企業中成功應用的一個案例。由于電力商品的特殊性，這些電力企業很有可能聯合起來，運用協作博弈的方法進行投標對市場進行壟斷，所以在市場正常運行的情況下必須要阻止這種寡頭問題的出現。如果一旦出現一些電力企業利用線路阻塞、峰荷運行的工況造成機組必須運行的機會，運用博弈方法和策略哄抬電價的行為更要及時制止。國家為了減少電力企業報高價以獲得更好的利潤及時的采取措施，制定合理的上網競價規則，使這些電力企業的競價能夠更接近邊際成本，合理的競價規則則可以改變競價博弈的支付結構。所以這就要求電力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更應注意競爭和調節的關系。政府的監管部門也應該在促進電力企業提高生產效率和管理水平的同時，對電力市場進行更好的宏觀調控、制定出合理的競價規則，使電力企業的利潤都存在在合理的范圍之內，才能保證我國電力市場的平穩發展。
五、總結
博弈論是一種獨特的經濟學理論，是研究人類經濟行為的重要放大，在經濟學領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經濟世界中，無時無刻不在演繹著博弈，優秀者們用世人嘆為觀止的手法去贏得最后的勝利。博弈論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科學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有助于人們在負載的經濟現象中做出理性和科學的選擇。從博弈論的角度去看待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經濟行為，每個局的走向都將有理可依。當經濟行為和博弈論這兩門博大精深的學問得到完美融合的時候，瞬間就擁有了無限的魅力，引人去深思、去追尋。（作者單位：燕山大學）
參考文獻
[1]謝識予編著.經濟博弈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
[2]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李保明.效用理論與納什均衡選擇[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4]彭建剛.博弈論與西方經濟學的發展[J].經濟學動態，1998（5）.
[5][美]哈爾.瓦里安.微觀經濟學[M].周洪，等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
[6][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
[7]侯光明，李存金.管理博弈論[M].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0.
宏觀經濟學論文3000字(一)：西方宏觀經濟學的中國化改造評析論文
[摘要]如今，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西方宏觀經濟學不僅對世界的經濟理論產生影響，同時也對中國化改造產生著重大的影響。對于西方宏觀經濟學來說，主要需要解決三個問題，分別為就業問題、經濟增長問題以及通貨問題。西方宏觀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非常巨大，在將其引入到中國的過程中，經歷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選擇性借鑒的曲折過程。基于此，文章主要評價西方宏觀經濟學的中國化改造，以供參考。
[關鍵詞]西方宏觀經濟學；中國化改造；發展；理論建構
[DOI]10.13939/j.cnki.zgsc.2020.20.112
1前言
對于現代西方經濟學而言，根據不同的研究視角和領域，通常被分為兩個分支學科，分別為研究經濟資源最佳配置的微觀經濟學以及研究經濟資源最佳利用的宏觀經濟學。在宏觀經濟學中，其將整個國民經濟活動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并將國民的收入作為核心決定理論。因為宏觀經濟學的視角為整體化的經濟運行，所以，其具體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就業問題、長期經濟穩定與增長相關問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經濟來往以及匯率問題和國際收支問題等。同時，因為宏觀經濟學主要考察與國民的生產總值、總投資和收入、國民收入以及物價水平等在國民經濟中的變動法則相關的內容，故也將其稱作為總量分析，其主要解決資源有效利用方面的問題。所以，為了能夠更好地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應該對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的運行規則、理論構成以及其影響進行分析，確保其可以在中國化改造中得到正確的借鑒，期望能夠為中國當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宏觀經濟理論的完善與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2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含義
對于經濟學來說，其產生的目的就是為更好地解決與研究人們自身的無限性需求與資源稀缺性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而形成的一種理論學說。在經濟學中，其主要面臨兩個方面的問題，人類無上限的需求和資源的稀缺。對于人們的無上限需求而言，及時不斷地更替和變化，需求和欲望也分輕重緩急，稀缺資源也具有被選擇的特點。在經濟學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內容不是資源稀缺的原因，而是針對因資源稀缺所引發的對資源選擇、利用與合理配置的相關問題[1]，換句話說，就是正確選擇、配置與利用有限的經濟資源，從而更好地滿足人類社會發展的需求。因此，所謂經濟學，其主要是從資源稀缺性的視角進行研究，如何對稀缺資源進行更加有效、合理的利用，在這種情況下，也就將經濟學分為資源利用與資源配置兩個獨立的學科，分別為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指的就是資源的充分利用，而微觀經濟學指的則是資源的合理配置。
3西方宏觀經濟學下的中國化改造
如今，西方宏觀經濟學已經被充分的引入到中國的經濟市場中，在此過程中，其也經歷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有選擇借鑒的曲折歷程。對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后不難看出：首先，因為中國國內的經濟學均以政治經濟學作為基本理論和指導思想，而西方宏觀經濟學作為“后來者”，其若想得到整個經濟學界的接受，則必須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其次，在中國，長時間以來實行的都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計劃經濟體制，這與西方的私有制市場經濟體制之間存在很大的區別。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雖然已經實行了經濟體制的改革與轉型發展，但是這種經濟體制的成熟運行還需要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最后，西方經濟學自身具有雙重性質，也就是對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性進行宣揚，又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進行客觀性總結。總體來說，其本質就是對私有制的維護。另外，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具有比較大的相同點，根據西方經濟學對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性進行客觀總結，也反映出了經濟社會中所客觀存在的事實，這也是值得我國借鑒與吸收的地方。因此，對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態度應該是在吸納的基礎上，嚴格把握分寸，不能照搬照抄，應消化與學習其有用的部分，實現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適當、合理的將西方宏觀經濟學引入到中國化改造中。
對于政府行為，其往往表現為經濟管理和宏觀調控，市場功能往往表現為供求、價格自發調節和自由競爭，兩者緊密關聯、相互交織、缺一不可。因為政府行為不可能完美無缺，市場功能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兩者都有弱點，都存在局限性，需要協調互補。這就需要以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問題為核心，圍繞更加尊重市場規律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統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要鞏固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健全現代市場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加快改革財稅體制、金融體制，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能夠揚長避短、有機結合，都得到有效發揮，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
立足于市場經濟運行的性質進行分析，無論是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還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的宏觀經濟調控理論，都是對現代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一種總結，兩者的目的都是通過采用有效、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宏觀調控方法和措施確保整個國民經濟的總量能夠保持平衡，從而優化經濟結構，使國民經濟可以得到平衡、持續、健康、快速以及穩定的發展，進一步推動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也正是因為如此，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無論是中國的宏觀經濟學或者是西方的宏觀經濟學，其手段和措施也越來越趨向于一致化。那么有效的借鑒與引入西方宏觀經濟學中的成功經驗，可以促進我國市場經濟健康、穩定發展。
就宏觀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的相關研究而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其進行建設與完善是首要任務。所以，應該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上，將市場與政府之間的辯證關系進行正確的處理。對于中國的市場經濟來說，其需要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相關經濟制度進行有機融合，確保國家干預力度的一種現代化市場經濟。一方面，政府應該在一些特殊領域內避免對市場經濟的運行進行過多干擾；另一方面，政府應正確的調控市場的自由度，避免市場經濟發展失控。為了實現這一局面，必須將政府宏觀調控手段與市場手段進行融合，體現其優越性，只有確保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順利落實，才可以確保我國市場經濟得到健康、均衡、可持續的發展。
總之，我國在經歷了多年的實踐與探索后，宏觀經濟調控和管理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四個轉變：一是由國家對企業進行直接調控和直接的資源配置轉向為調控市場，從而直接調控對市場產生影響的主體，實現宏觀調控的基本目標；二是在總需求和總供給平衡方面，從原先的供給調節，轉變成為需求調節；三是在調節需求的方法和措施方面，從直接對市場需求進行調控轉變成為利用經濟杠桿對市場需求的規模進行調節；四是從原本借助國家計劃進行調控轉變成為國家計劃、財政政策以及金融政策三者相互配合和協調的新機制。
4結論
總而言之，在世界經濟風云變幻的今天，中國與整個世界的經濟聯系也越來越密切，這也標志著中國已經融入到全球化的經濟市場中，同時也表明了中西方經濟理論互補與交融的必然趨勢。因此，應將西方宏觀經濟學中的精華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結合，從而探索更加完善、健全的具有中國市場經濟特色的宏觀調控手段，積極參與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技術，實現合作共贏，從而更好地抵御經濟危機，在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為世界經濟發展提供可借鑒經驗，樹立我國經濟強國的形象。
宏觀經濟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現代宏觀經濟學中的投資理論及其最新發展論文
摘要：宏觀經濟學關注經濟的整體結構、行為和表現。宏觀經濟學家關注的是分析商品和服務的總生產（GDP）、失業、通貨膨脹以及與國際貿易相關的一般經濟動向的基本決定因素，更重要的是，通過宏觀經濟分析GDP短期波動（經濟周期）的原因和影響，并長期預測GDP趨勢（經濟增長）。宏觀經濟事件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和福利，因此宏觀經濟問題非常重要。在宏觀經濟管理上取得成功的經濟體，必須有低失業率、低通脹、穩定而持續的經濟增長等特性。現代宏觀經濟投資理論主要分為三個階段：新古典投資理論、q理論、不可逆向投資理論。本文將對現代宏觀經濟學中三個投資理論的具體內容以及優缺點進行闡述和比較，并對其最新發展進行探究。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投資理論；理論發展
一、引言
新古典投資理論、q理論、不可逆投資理論是現在宏觀經濟理論發展的三大階段。第一階段的新古典投資理論以產出和資本的使用成本為主要變量，揭示了理想資本水平在穩定狀態下與其決定因素之間的關系。Tobin提出的q理論是第二階段的形成標志，q理論將對未來的預期作為投資依據，并且這一理論將對未來預期收益的評價與金融股市的估價聯系了起來，所以相較于前一階段的新古典理論，它更具有一般性。第三階段的形成標志是不可逆投資理論。經濟學中的投資主要指的是投資工廠的規劃設置與設備安裝成本，這些投資含有沉淀性成本，即未來改變計劃或決定時無法收回的投資，這就是投資不可逆性。這三大理論的具體內容將在下文進行詳述。
二、新古典投資理論
新古典學派包括劍橋學派（馬歇爾學派）、洛桑學派（巴拉學派、帕雷托學派）和奧地利學派（mengel學派）。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是理解經濟現象的基礎，它用于解釋各種經濟問題，如購買者的購買行為在面對不同價格時，市場參與者的反應價格和各種資源在不同用途上的優化配置。新古典主義學派深化了古典主義學派的投資理論。其貢獻是新古典主義學派把邊際原理和數學方法引入投資分析，運用數學函數、機械平衡和原理，把邊際成本、邊際收益和機會成本的概念量化。
是否投資、何時投資、投資多少是投資理論最基本的問題，此外，當市場情況惡化時，還要考慮何時停產。所以，產業均衡、總體均衡、均衡的動態性質、總體波動是經濟學對個體優化行為研究的主要內容。馬歇爾的長期與短期均衡分析回答了傳統投資理論中是否投資和何時投資的問題。要回答是否投資和何時投資問題，就要對價格和長期平均成本進行比較，當價格高于長期平均成本時，企業為了擴大生產，就會開始投資；要回答何時停產退產問題，就要將價格和平均可變成本進行比較，當價格低于平均可變成本時，企業就會暫停生產甚至退出這一產業。但是，現實與理論之間存在較大差異。有的企業常常用折現值來估計一個項目的現期價值，企業為這項投資所投入的成本遠遠小于對這一項投資所預期的長期收益；還有的企業在長期處于虧損的狀態下仍繼續營運。這些現實的問題使傳統的投資理論陷入困境，下文的不可逆投資理論將解決這些難題。
三、q理論
新古典理論解釋的是穩定狀態下的一個特殊情況，為了從更廣義的角度來研究投資問題，經濟學家創立了q理論。q理論可以描述投資決策的可塑性過程。q理論引入了投資的調整成本函數，在理論模型上實現了逐步調整固定資本水平的思想，彌補了申報前理論中關于投資調整過程的簡單假設所造成的理論缺陷。
根據數學模型的q理論的一般推導：假設企業的生產函數或收入函數為資本kt和勞動Lt，表示為yt=F（kt，Lt），F是連續可微分的凹函數。假設Pt為投資商品的實際價格，wt為實際工資水平，C（It，kt）是固定資產的調整成本，那么C（It，kt）是二次公式中對It可微的嚴格上升的凸函數，也就是說，投資額的上升會導致邊際調整成本的上升。所以可以在短期內進行大額投資，隨著投資量的增加，投資的調節成本也會劇增，所以分階段調節可能是最好的選擇。企業投資的最好辦法是投資物品的價格加上投資的邊際調整成本，等于資本的最低價格。
q理論的核心方程表明，固定資產凈投資，即不含折舊，是資本的基本價格qt的嚴格遞增函數。投資量與qt正相關，而且股票和債券市場將提供評估企業資本價值和未來潛在收益的直接依據，否則很難想出其他客觀評價不同行業、不同企業價值的方法，尤其是潛在的未來收益。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Tobin定義的qt被稱為“平均q”，因為他定義了qt=Vt/（Ptkt），即在t時刻，企業的價值Vt除以固定資產的價值，這是研究實證中常用的q。其中的q值顯然可以從實際數據（如金融市場數據等）觀察和測試中得到。但是，q理論的q是“邊際q”，也就是一個邊際投資單位在當前時間內能夠產生的所有未來邊際收益的現值，這個變量連金融市場也難以觀察和推算出來。因此，在q理論和其他相關實證研究的測試中，經濟學家常常使用平均q（或根據需要）替換邊際q。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是探究平均q和邊際q相等的條件。已有研究給出了更一般性的條件：F（kt，Lt）和C（It，kt）都是齊次線性函數，Pt、wt和D（t，s）都是外生變量，企業值Vt和kt呈線性正相關。因此，dVt/dkt=Vt/kt，或一個單位的邊際的價值qt=dVt/（Ptdkt）=Vt/（Ptkt），即邊際q等于平均q。
在經驗統計調查中，使用平均q來替換或近似邊際q是非常普遍的，但測試結果并不令人滿意。事實上，平均q說明投資的能力非常有限。關于這個狀況的理由有很多爭論。更普遍的討論是強調平均q和邊際q的區別。也就是說，上文設想的條件實際上有可能得不到滿足。因此，平均q不能代替邊際q。更有力的論點是財政會受到健康的財政制約。例如，用內部資金投資要比籌集外部資金容易得多，成本也要低得多。另一方面，資本市場上各企業的融資能力也有很大差異。因此，平均q與警戒線q沒有什么不同，即使企業通過金融市場評價的平均q高，也可能得不到相應的投資。
最后，讓我們看一下q理論和新古典投資理論的關系。第一，新古典主義中不能調整成本。也就是說，C（I，k）=0。第二，如果生產函數為y=F（k，L）=kαL1-α），0<α<1，那對k的偏導數為F’k（k，L）=αkα-1L1-α=αy/k。因此，新古典主義投資理論是在穩定狀態下確定理想資本水平的方程式，這也是q理論的一個特例。
四、不可逆投資理論
生產和投資的產業特性決定了投資的不可逆性。形成特定生產的投資，難以轉化為其他行業的生產和投資。如果不得不進行改變，原有的投資就會失去意義。不可逆投資理論強調固定資產投資決策的不確定性。把不可逆和不確定性結合起來，就可以創造出比傳統的投資理論更具有現實意義的投資理論。
在傳統的投資理論中，馬歇爾的理論回答了兩個問題：是否投資、什么時候投資。但是，由于現實和理論的差別，馬歇爾的理論沒有很好地解決投資問題。馬歇爾認為，如果一個產品的價格高于其長期平均成本，或者投資預期總收益的貼現價值大于投資成本，則應立即進行投資。但實際上，企業不會馬上進行投資，而是保持觀望和等待。我們假定政策制定者可以通過一次性成本為k的投資來構建一個生產系統，假設一旦構建，該系統將永遠維持下去。Rt表示單位當期投資收益，假定Rt為一個時間單位內從該項投資中得到的收益，計算未來預期收益時用1/（1+ρ）來表示折現率，那么在t時間內未來預期總收益的折現值為Rt/ρ。根據馬歇爾的理論，一旦Rt/ρ>k，或者凈利潤Rt-ρk>0，就要立即開始投資，我們稱ρk為馬歇爾投資的觸發值。因此，當Rt略高于ρk時，等待率高于0，仍然具有價值，它將大于預期純利潤的直接投資化為時間t，因此，馬歇爾的投資原則Rt-k>0不是投資者的最好選擇。
為了找出投資的最優原則，我們采用隨機優化的方法進行研究討論。以一次性投資為模型建立一個投資系統，假設投資過程有三個基本特征：需要沉淀性成本、未來收益不確定并且具有風險性、投資必須立即進行。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果用成本k進行一次性投資，何時投資最優。用V0（R）來表示還沒有投資的價值，用V1（R）來表示投資后這項投資的價值。從本期價值V0（R）出發，如果決策者繼續等待，給定現期收益為R，下一期價值函數的預期折現值為E[V0（R′）|R]/（1+ρ）；如果決策者立即投入k，并得到價值V1（R）-k=R/ρ-k，決策者只需要將這兩個值進行比較即可。我們在前文已猜測，最優解應是一個高于馬歇爾投資觸發值的另一個觸發值，即T>ρk。現期收益R>T時，決策者將開始進行投資。在R=T時，投資與等待的價值是相等的，通過條件限制和函數計算可確定T值。假定R服從一種最簡單、無趨勢的幾何布朗運動，可以求出V0（R）。當RT，決策者將進行投資。
關鍵詞：規模經濟 奶牛養殖
一、規模經濟的涵義
無論是規模經濟理論的鼻祖亞當?斯密，還是其后的經濟學家，其對規模經濟的定義基本上都是圍繞成本概念來展開的。微觀經濟學認為，所謂規模經濟又稱為規模節約。規模經濟最核心的涵義是指在投入增加的同時，產出增加的比例超過投入增加的比例，單位產品的平均成本隨產量的增加而降低，即規模收益(或規模報酬)遞增；反之，產出增加的比例小于投入增加的比例，單位產品的平均成本隨產量的增加而上升，即規模收益(或規模報酬)遞減；當規模收益遞增時，稱作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規模收益遞減時稱作規模不經濟(diseconomies of scale)。規模經濟的分類方法很多。按照生產要素在企業的集中程度和投入產出量的大小，可以把規模經濟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單一產品的規模經濟；第二個層次是工廠水平上的規模經濟；第三個層次是多工廠水平(多種產品工廠)上的規模經濟，或叫企業水平上的規模經濟。本文主要研究單一產品的規模經濟。
二、規模經濟的理論綜述
自經濟學成為一個專門學科起，對經濟生活中規模經濟現象的研究就開始了。從亞當?斯密到馬克思，乃至斯密理論的繼承者阿林楊格，都從分工角度對市場與經濟規模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然而，自新古典經濟學的開創者馬歇爾之后，對規模經濟的研究則基本放棄了分工理論，轉而采用邊際分析的方法。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為人們更好地認識規模經濟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視野和豐富的分析工具。
(一)分工理論
亞當?斯密在其傳世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又稱《國富論》)序言中指出了國民財富增長的兩個條件，其中之一就是分工。他認為通過社會分工可以提高勞動生產力，從而在既定的資源基礎上增加社會的資財。為了說明分工能夠產生的經濟利益，他詳細地比較了獨立生產與分工組織生產的效率差距。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通過對分散生產、簡單協作與工場手工業等不同分工形式的比較，說明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大規模組織生產帶來的生產效率的巨大進步和財富的巨大增長。同時也使人們看到了機器大工業所引起的對工場工業、手工業和家庭勞動的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發展和消亡。
馬歇爾是第一個重視并較為系統地研究規模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根據分工與生產專業化的程度，馬歇爾從企業的角度將規模經濟的多種形態歸結為兩類，即：內在經濟和外在經濟。他認為，內在經濟的產生是由分工和機械的使用造成的。企業內部的分工分為兩種：一種是生產與管理的分工；另一種是生產過程中工人之間的勞動分工。對于外在經濟，則主要是從分工與決定工業地點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上來論述。當專門工業集中于特定的地方時，外在經濟就產生了。
阿林?楊格發展了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中的分工理論，第一次論證了市場范圍(規模)與迂回生產、產業間分工的相互作用、自我演進的機制，從而超越了斯密定理“關于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的思想。楊格的分工理論被后人命名為“楊格定理”，即：“分工取決于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又取決于分工，經濟進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條件之中”。
(二)新古典經濟學規模經濟的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的核心領域是在價格機制引導下的資源配置。由于規模經濟包括內在規模經濟和外在規模經濟兩種情況，而外在經濟是與報酬遞增聯系在一起的，這在楊格和馬歇爾的分工理論中都可以看到，但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靜態分析無法解釋報酬遞增的動態增長。因此，新古典經濟學的規模經濟理論就僅僅研究由技術決定的企業的內部規模經濟。盡管新古典經濟學的規模經濟理論存在一定缺陷，但它對規模經濟的研究提供了一種觀察和認識的有益視角。
(三)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代表科斯在《企業性質》一文中提出了有關企業存在的交易費用理論，其核心內容是：企業將傾向于擴張到在企業內部組織一筆額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過在公開市場上完成同一筆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個企業中組織同樣交易的成本為止。交易費用理論進一步闡明了企業代替市場交易中管理對規模經濟所起的作用。當時正統的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價格機制作為資源配置的協調機制能夠自發地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而科斯交易費用理論的產生恰恰是從研究產業一體化的規模問題中遇到的困惑而引發的。
(四)“木桶理論”
“木桶理論”又被稱為“短板理論”，指某一事物的發展和成效取決于全部因素中最為不利的一個因素，即“短板子”，其實質是要求對構成整體的各個部分進行科學合理的配置，目的是使有限的資源產生最大的效益。
三、制約規模經濟的因素分析
規模經濟效應的形成是有條件的，可將這些條件分為內部可控因素和外部不可控因素(能否控制是一個相對而不是絕對的概念)，而這些因素一旦不能滿足或變化，將改變農戶的規模經濟效應。即影響到規模經濟性曲線斜率的變大或變小，左移或右移。如圖所示。
(一)外部不可控因素
1．市場需求規模
產品不同，對生產企業的規模要求不同。在發達國家中，市場規模較大的產品要求生產企業必須超過大規模地生產，通過與生產技術相適應的規模化生產來實現低成本，如汽車業、鋼鐵業的生產規模一般很大。就奶牛養殖業而言，養殖規模的大小與市場對乳制品的需求直接相關。奶牛養殖業所提供的原料奶是乳品行業生產鏈的重要環節。目前，我國奶制品平均消費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消費水平，具有很大的消費市場。
2．買方市場
在賣方市場的條件下，只要提高價格，就可立竿見影提高經濟效益，因而降低成本被視作是次要因素。這時，生產經營的目標是迅速擴大生產規模，以獲取更大的利潤，生產企業的規模經濟性將不被考慮。而在買方市場的條件下，由于出現激烈競爭，企業無法通過降價來獲得更大盈利，因此，談規模經濟必須是在買方市場的前提下。就呼和浩特市奶牛養殖戶而言，他們多是分散經營的小農戶，不能與大市場抗衡，且處于近乎完全競爭市場，是市場價格的被動接受者，無法通過改變原料奶市場價格獲得經濟效益，只有通過擴大養殖規模，降低單位產品的平均成本來獲得更大的利潤。
3．行業狀況
行業不同，生產企業進入退出的壁壘不同。大企業是以高投入高產出方式來獲得規模經濟效益，因此必須有強大的資本后盾，其高額的資金投入是規模化生產的重要壁壘。而對于呼和浩特市地區的奶牛養殖業來說，行業進入壁壘相對較低，95％屬于分散養殖，養殖戶進出相當自由。
4．飼料供應
規模化低成本的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供應是形成規模效應的重要前提。奶牛成本及日常的飼料消耗是影響奶牛養殖戶規模效應的主要因素。由于乳制品企業之間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奶牛飼養出現“泡沫”，拉動奶畜價格上升，增加了奶農的投資負擔，同時，提高進入壁壘。充足的飼料供應及飼料行業的整體發展情況，影響奶牛飼養的成本支出。完善的、穩定的飼料供應市場，有利于奶牛養殖規模的擴大。
5．政策制度安排
生產企業的規模經濟與當時的社會的政策制度安排有著密切關系。不同時期，政府的制度安排不同，企業對生產規模的選擇不同。目前，國家很倡導乳業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呼和浩特市，要努力打造“中國乳都”，積極鼓勵奶牛養殖業的發展，并為其創造有利條件：對奶牛養殖戶的貸款支持，技術培訓、完善服務體系等。
(二)內部條件
1．農戶素質
養殖人員素質的提高反映在規模效應上，即在相同的投資、生產規模條件下的成本降低。養殖人員素質高，可更快吸收先進的養殖技術，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科學飼養奶牛，減少飼料資源的浪費，還可減少單位產出的工時或提高單產，從而降低牛奶的單位成本，提高奶農收益。
2．基礎設施投入
在現代化的生產中，設備要求較高，生產設備的高額投入，固定資產折舊費很高，這就要求規模化的生產以降低單位產出的固定成本分攤。因此，在生產規模不是很大時，設備的投資越少，經濟性越高。對于奶牛養殖行業，經營適度的奶牛頭數有利于養殖戶采用合理有效率的飼養管理，同時也降低了單位牛奶的固定成本分攤，便于提高養殖規模效益。
3．飼料地面積
對于不同的產品，考慮到各個產業的投資要求、資金使用不同，有不同的自制率要求。自制率越低，降低成本的因素越少，產品的規模經濟效益越差；反之，產品的規模經濟效益越好，投資規模要求越大。對于不同的產業，合理的制定自制率將有完全不同的規模經濟效應。對于汽車工業來說，自制率不應低于30％；對奶牛養殖業而言，飼料成本占飼養總成本的70％～80％左右，沒有足夠的飼料地面積，很難滿足奶牛的飼料消耗，容易造成投資收益不明顯現象，奶農擴大規模的積極性受到挫折。因此，飼料地面積對養殖戶飼養規模有很大的制約性。
4．養殖經驗
養殖經驗豐富的奶農，飼養管理經驗豐富，飼料配置合理，同時可以及時地發現奶牛身體的異常，疾病防御能力極強，能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由于多年的養殖經驗，他們已經從養殖中獲得了甜頭，愿意繼續投資，完善養殖中需要的基礎設施投資，這樣的良性循環，進一步提升了養殖戶的生產積極性。
5．經濟效益
養殖投資回報的高低將直接影響規模經濟性，它主要表現在奶牛養殖的投資收益是否大于其從事其他職業的機會成本。如果養殖的機會成本很高，養殖收益不明顯，乳品市場不穩定，鮮奶收購不及時，則會造成奶農屢屢倒奶現象。飼料價格攀升，而鮮奶的單位價格基本保持不變，奶農無奈殺牛賣肉。低投資、高收益，是奶農繼續養殖和擴大規模的主導因素。
在追求規模經濟的過程中，除了上面論及的需求問題和市場條件問題外，規模經濟與技術進步的關系也值得注意。各國的經濟發展史表明，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愈來愈大，在發達國家，技術進步的作用升值已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在我國養殖業中，科技進步的貢獻率也日益遞增。
四、結論
關鍵詞：航運；市場準入；理論基礎
中圖分類號：F5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3）03-0086-06
航運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航運業的規范、可持續發展必須依托法律環境。《航運法》立法一再被提到重要地位。在《航運法》立法研究的整體框架下研究航運市場準入制度，也是因為航運市場準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市場準入制度維護了航運市場經濟秩序。市場準入是維護市場秩序的重要環節，準入主體是否適格，是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和市場競爭秩序的第一道關卡。其次，市場準入制度完善了航運市場體系。通過對準入主體的引導與控制，航運市場準入制度可以間接發揮資源合理配置以及優化產業結構的作用。再次，市場準入制度促進了航運經濟發展。通過航運市場準入制度可以掌握大量的市場信息以及產業發展動態，在對市場進行監管的同時起到了促進航運經濟發展的作用。航運市場準入制度的形成、發展和完善需要強有力的理論體系支撐，因此對于航運市場準入理論基礎的分析就十分必要。
一、航運市場準入及其特性
（一）航運市場準入的界定
“市場準入”一詞源于“market access”。一般意義上的市場準入是指國家為維護市場經濟秩序，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對市場主體及交易對象進入某個領域的直接控制或干預。從政府經濟職能角度講，廣義的市場準入又稱為市場準入管制或市場進入管制，是政府對經濟運行進行宏觀調控和微觀管制的一種職能和方式。從狹義的角度研究，市場主體準入則僅將研究的視角界定在了市場主體本身，將市場準入特指為是國家授權的登記主管機關對進入市場從事商品經營活動或服務活動的市場主體實施登記注冊，以確認其合法經營資格或法人資格并規范其設立與組織并對其進入市場后的經營行為進行監督與控制的管理制度。也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市場準入的概念實際上是指國家對市場主體資格的確立、審核和確認，并對其準入行為、經營行為與退出行為進行監督和管理的法律制度。[1]
根據GATS規則第16條第1款規定“：對于通過第1條確認的服務提供方式實現的市場準入，每一成員對任何其他成員的服務和服務提供者給予的待遇不得低于其在具體承諾減讓表中同意和列明的條款、限制和條件。”可見，在WTO談判中的市場準入指的是一國允許外國的貨物、勞務與資本參與國內市場的程度，是國家通過實施各種法律和規章制度對本國市場向外開放程度的一種宏觀的掌握和控制。[2]由此，航運法專題組認為，航運市場準入制度是國家對國內外航運企業進入航運市場進行干預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國家和政府準許國內外航運企業進入航運市場，從事經營活動的條件和程序規則的各種規范的總稱。
（二）航運市場準入的特征
首先，航運市場準入同樣具備其他市場準入制度的一般特征，諸如目的性，即構建航運市場準入制度是政府為了加強市場監管力度，實現宏觀調控的目的；又如法定性，即航運市場準入的主體、條件、程序和對象等方面都是有法律、法規加以明確規定；再如直接性，即通常表現為由國家或政府對于進入航運市場的主體資格及其行為能力直接進行干預或是控制的方式。這里需要明確的是，基于航運經濟自身特有的屬性，航運市場準入制度具有一些更為顯著的特征：
1. 開放性與國際性。國際海上運輸是實現對外貿易的主要手段，因此航運業具有很強的國際性，基于國際外部環境又使得航運市場比一般的產業服務市場更具有對外開放性。這一特征，決定了航運市場準入尤其是外資的準入制度在整個航運立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2. 地位的重要性。航運業的產業鏈比一般行業廣，涉及的經濟效益較大，尤其是類似于能源運輸不僅是國民經濟的命脈，也涉及國防安全問題。因此，航運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允許適合的主體進入市場，不僅具有經濟上的重要性，更具有政治與國防的重要意義。
3. 準入標準的復雜性。航運經濟具有明顯的規模效益，進而決定了作為航運業主體的船舶運輸業和航運基礎設施需要大幅度投資，這就容易使航運業形成壟斷，也使得一般的市場準入規則較難在航運業完全發揮作用。同時，作為運輸工具的船舶容易產生環境污染，以及運輸貨物的安全性等問題，決定了確立市場準入的標準將更加困難。
4. 行業的周期性。航運經濟易受到金融資本、油價以及全球整體經濟發展狀況的影響，加之訂、造船的周期一般較長，供求關系適應市場變化的周期就相對較長，所以，航運市場可能在一定時期內呈上升趨勢，待到更多的船隊或是航運公司投入市場，再進入下降的周期。因此，航運市場更需要高度的統一性，合理的市場準入制度就成為首要任務。
二、航運市場準入制度理論基礎的綜合分析
由此可以看出，當前我國有關航運市場準入制度的相關規定其實是建立在行政許可的理論基礎上。這樣一個龐大的制度體系僅僅靠行政許可理論來構建是遠遠不夠的。筆者認為，政治學、經濟學、行政學、社會學、法學等學科理論，均可以作為航運市場準入制度的理論支撐。其中，經濟學、社會學和法學與航運市場準入制度的聯系尤為密切，在此作詳細討論。
（一）經濟學理論之借鑒
航運經濟是市場經濟，航運市場的運行機制應當受經濟規律的調整。資源配置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經濟學就是通過對資源配置效率和資源充分利用的研究，來實現市場機制的最優選擇的功能。
1. 供給、需求與市場均衡。經濟學中，供給是企業、行業和社會為市場所生產或提供的商品總量。需求是一種有購買能力的有效需求。供求機制調節的是供給與需求之間所具有的內在聯系和動態平衡以及市場供給和市場需求的關系變動對市場價格變動和市場競爭變動的影響。所謂均衡是一種沒有任何內在力量使之產生變化的狀態，[3]即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包括總量平衡和結構平衡兩個方面。在微觀經濟學中，對于供給――需求均衡又可以分為短期均衡和長期均衡。[4]這里筆者暫且忽略邊際收益、邊際成本等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僅僅借鑒一種經濟學思維來作為構建航運市場準入制度的理念。航運市場具有周期性的特點，在長期均衡中，所有的投入都是可變的，不再有任何固定成本。企業可以擴大投入也可以退出行業，同時會有新的企業進入市場。隨著新企業進入市場，整個行業產量上升，商品市場價格降低，導致企業的收益降低。同時，激烈的競爭提高了投入價格，導致企業成本上升。兩者結合導致企業的總利潤下降。當利潤等于平均利潤時，則不再有新的企業進入市場。當資本的回報率等于整個經濟的平均收益時，任何完全競爭行業的經濟利潤均為零。這是一種非常理想的社會經濟狀態，[5]這也是航運市場準入在市場機制完全發揮作用時的應然狀態。
2. 市場失靈。誠然，市場機制并非萬能的，市場均衡只是一種理想的狀態，當出現壟斷或是其他導致市場失衡的情況時，這便是市場失靈。導致市場失靈主要有四種因素：第一種因素便是壟斷，這里就不再贅述。第二種因素是外部性。市場中商品交換是自發且互利的。商品交換的利益流向第三方，即是外部收益（或稱正外部性）；商品交換的成本流向第三方，即是外部成本（或稱負外部性）。船舶運輸所造成的海洋環境污染便是一種負外部性。第三種因素是公共產品。公共產品是一種擁有社會價值，但無法由私人企業提供的產品。[6]航運業中能源等涉及國民經濟命脈的運輸便屬于公共產品范疇，公共產品會在產生一種額外成本，這種成本應當由政府承擔。第四種因素是信息不對稱。經濟學家認為信息也是一種需要購買的商品。在一般情況下，信息不對稱可以通過自發交換而消除。但當信息嚴重不對稱時則可能擾亂市場，以至于影響對資源的最優選擇。
當以上幾種因素出現導致市場失靈時，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被弱化，市場機制難以完全發揮作用，這時就需要“看得見的手”――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來規范市場秩序。
（二）社會學理論之借鑒
當市場失靈時，政府需要制定一套既與市場機制相配套又凌駕于市場之上的政策來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機制的優越性，這就是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時，需要運用經濟政策來實現調控目標，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筆者這里暫且不再從經濟學的視角闡述宏觀調控，而是從社會政策學的層面來分析政府制定這些政策時所應遵循的原理。
1. 制度理論。本文一直強調構建航運市場準入制度，那么，何謂制度，這里從社會學的角度做一下探析。社會學視野中的制度是一種規范的綜合系統，他所要規定的對象與范圍有兩方面：首先是一定的社會關系，其次是這一定的社會關系雙方的社會行為。因此，制度是由社會確認的社會關系規范與一定社會行為規范的綜合系統。此外，制度還指象征、信仰、價值、規范、角色和地位相對穩定和一體化的總和，它支配著具體的社會生活領域――家庭、宗教、教育、經濟、管理等。[7]社會制度是社會中最穩定、最基本的那部分規范，它的作用在于保證社會的正常運行。
制度具有正功能與負功能。正功能是指某一制度活動的結果對社會成員和社會系統的生存與發展具有促進作用，促進了社會系統各個部分之間的協調、穩定和一致，為維持社會系統良性運行做出了積極貢獻；負功能則相反。與此同時，制度也存在著局限性，例如“制度化逃避”，即在實際生活中存在的大量違背制度要求，但在現實中又行得通的行為與現象。[8]因此，設計一種制度如何發揮正功能、抑制負功能，同時克服制度的局限性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的工程。
2. 制度理性選擇理論。制度理性選擇理論源于制度分析和開發框架研究。該框架是埃里諾?奧斯特羅姆在印第安納政治學理論與政策分析專題研究小組的研究基礎上發展而來。奧斯特羅姆認為，制度安排是個用來確定“誰”與“什么”包含于決策情景、如何結構化信息、采取什么行動以及不同行動的順序、個體行動如何加總為集體決策的各種規則。[9]這一理論目前被廣泛應用于分析和理解政治學的各種不同范式如何影響公共管理制度設計，以及大都市地區的公共服務實證研究的設計。制度理性選擇理論如今已經發展成為對規則、自然和物質條件以及共同體屬性如何影響行動舞臺的結構、個體所面對的激勵以及個體間互動結果的一般化理論。
結合航運市場準入，在制度理性選擇理論中，制度分析存在三個問題層面。首先，行動者的操作層面，行動者會根據他們所面臨的在世界上直接生效的激勵而互動。例如，當前國內運輸業特別是干散貨運輸業科技含量并不高，民間資本充沛且融資渠道多樣，管理經驗、市場信息等也可通過多種渠道獲得。這時，決策者不需要引進外資進入國內運輸業，即可以保證這個市場的內部競爭力。其次，政策層面，決策者不得不在一系列集體選擇規則的約束下反復做出政策決定。例如，面對航運經濟全球化，國際航運規則也趨向一體化。在這種大環境下，各國對航運的保護政策也隨之進行調整，大多由直接的經濟保護措施轉為間接的隱性保護措施。再次，憲法層面，將決定誰有資格參與決策以及決策中將采用的規則。這涉及的仍然是航運市場準入的監管主體以及職責分工問題。總之，制度理性選擇理論縮小了復雜的制度理論研究與實際的距離，通過簡化概念框架，形成了具有廣泛適用性的制度理論，該理論的說明能力、預測能力、提出可行性方案的能力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認可。
（三）法學理論之升華
國家制定社會政策的主要方式之一便是立法，立法是實現國家職能的重要手段之一。法調整的是最重要的社會關系，具有最高的效力，國家的一切活動都應該以法律為依據。
1. 法理學。首先，從立法的角度來看，構建航運市場準入制度應當努力實現立法價值與立法目的的統一。[10]一方面，立法價值決定立法目的。航運市場準入的主要價值體現在政府為了克服市場失靈，實現市場監管的公共政策，依據一定的規則，對于市場主體及交易對象進入市場的直接控制或指導。這是立法的思想先導。另一方面，立法目的是衡量立法價值的基本標準。航運市場準入制度是否具有正當性，能否取得實效，能否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標準，在立法初衷上便是意圖將其構建成為一部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基礎、兼顧國際通行做法和中國國情的法律制度。在此基礎上，真正的體現法的價值，即不再局限于法的功能與作用，而追求的是以法的物質存在為基礎的精神存在，是以法的知識體系為基礎的超知識范疇。[11]
其次，從法治的角度來看，航運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也是法治經濟。法治的核心價值，不僅僅意味著法律秩序和相關的操作技術，也不僅僅意味著有更多的社會關系由法律調整，而更應理解為著眼于法制本身所包含的道德原則和法治所要達成的社會目標。依此，法治被看作一種培育自由、遏制權勢的方法，一種人類作為負責任的道德主體或自由意志主體所從事的道德實踐。[12]符合法治要求的航運市場準入制度，一方面，要通過法律的普遍、公開、明確、穩定、可預期性等品性來體現；另一方面，要通過立法、司法、行政等一套制度性安排來保障。法治在航運市場準入制度中既具有市場秩序的管理功能，也是國家或政府執政理念的體現。
再次，從法律思維的角度來看，法治需要法律思維。法律思維是主體融會法律思維方式和法律思維方法解決具體問題的過程，同時也是對法律的再認識和再把握的過程。其中，法律思維方式表現為法律思維的視角、立場、模式以及思維的習慣和傳統等，而法律思維方法則是主體解決法律問題所應用的工具，二者共同構成了法律思維。[13]航運市場準入制度是我國航運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實現我國航運保護政策的必要手段。因此有必要運用法律思維對航運市場準入有一個準確的定位和明確的政策分析，從而提出一套科學的、合理的、有價值的理論依據和便于操作的方法。
2. 行政法學。行政法的最主要、最基本的調整對象是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關系。有關行政法的基礎理論，目前學界有多種學說，諸如“服務學說”、“政府法治論”、“管理論”、“控權論”、“平衡論”、“公共利益本位論”、“行政職責本位論”、“公共權力論”、“控權――平衡論”、“政府論”等十余種學說。[14]其中主要的、較有影響力的有三種，即“管理論”、“控權論”和“平衡論”。管理論認為，行政法是作為管理主體的國家行政機關對作為管理對象的行政相對人的影響是通過行政法規范來實現的。其強調國家行政的管理與被管理、命令與服從、指揮和執行。控權論認為，行政法是保障個人自由，控制行政機關權力的法。其強調最大限度地保障個人自由與權利為宗旨，制止國家行政機關隨意地干預或限制個人的權益。平衡論認為，行政法是保證行政權與公民權處于平衡狀態的平衡法。其強調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方權利義務的平衡，以及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方各自權利義務的自我平衡。[15]
就航運市場準入制度而言，筆者主張用平衡論的學說作為行政立法的理論基礎。平衡論不同于管理論過分強調行政命令、強制手段的作用，也不同于控權論過分強調行政程序、司法審查的作用，而是主張在適當的時機運用行政強制的手段且淡化權力色彩。誠然，很多學者對于平衡論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認為其只是管理論與控權論的一種折中的說法，是一種中庸之道。無論是實體還是程序方面，行政機關與相對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只是“不對等”而不是“不平衡”，[16]況且，無論是在權利義務的立法分配上還是在行政權力的行使過程中均沒有達到平衡。[17]但是，筆者想要強調的是，構建航運市場準入制度正需要這種平衡論的“中庸之道”。前文提到，我國航運業應該進一步走向國際化、創造開放的市場環境，但過度的開放尤其是外資的準入不利于我國航運業的健康發展，這里航運市場準入的監管主體需要協調的是橫向、縱向以及內部、外部等許多方面的利益關系，因此需要賦予監管主體相應的權力，使其職責分工明確，加強監管力度，但同時要限制行政權的濫用，真正實現“管理――控權”的平衡，從而避免“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局面。
三、航運市場準入制度理論脈絡的初步構想――法律的經濟分析
通過上述分析，構建一個科學、合理的航運市場準入制度需要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將各學科理論綜合起來，梳理出清晰的理論脈絡，這就需要從一個多領域、跨學科的視角作為切入點。筆者認為法律經濟學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這是因為：第一，法學與經濟學在針對航運市場準入的研究議題上具有共通性；第二，法學與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相互互補；第三，法律經濟學的理論已經相當成熟且廣泛用于政治經濟等多個領域。研究航運市場準入，既要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律，也要接受法律規則的調整。
（一）市場機制下的航運市場準入
當由航運市場自由選擇準入主體、確定準入標準時，首先應當考慮的因素是成本。以羅納德?H?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以一種制度為研究對象時，交易成本是核心問題。用交易成本來分析和論證制度的性質、制度存在的重要性以及制度的合理性是其主要標志，這便是著名的“科斯定理”。[18]企業在進入航運市場時，風險、信息、壟斷以及政府管制等因素都可視為交易成本，根據科斯定理，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好的法律。法律做權利的最初分配，以促進效率為目的。當交易成本為零時，無論權利歸屬哪一方，權利的分配都是有效率的。當交易成本為正時，權利的分配便會決定不同效率的資源配置[19]。根據科斯定理，無論是航運市場準入的監管主體或是航運企業，誰提高了市場準入的成本，誰便不應得到相應的權利，甚至應當因此受到懲罰。由此可見，把握科斯定理是制定航運市場準入標準的關鍵因素。
在市場機制中還要關注的一個問題是效率。追求效率是經濟學和法學的共同目標。波斯納將“效率”定義為使社會的整體“價值能被達到最大化的資源配置”方式。效率意味著避免資源的浪費，實現社會“財富最大化”，當市場達到這種資源配置時，一方的利益增加而不減損另一方的利益，這時交易成本也是最低的。這種效率被稱為“帕累托效率”。當市場無效率時，可以通過公共政策的調整，達到“帕累托改進”或“卡爾多――希克斯效率”。[20]效率是國家運用法律手段制定航運市場準入標準的主要依據。科斯定理強調權利的分配關系到資源配置的效率，在航運市場準入中，準入監管主體干預市場的政策會決定航運企業獲利或利益減損，那么，效率就是衡量市場準入制度正當性的標準。
（二）制度層面下的航運市場準入
當市場失靈時，便進入到政策調整層面。新制度主義法經濟學認為，制度是決定經濟結構，進而決定經濟績效的重要因素。它包括兩個方面，從宏觀的角度說，它是指制度環境，即一個基本的政治上的、社會的和法律基本規則的集合，其將為生產、交換和分配提供基礎。這種規則統治著選擇權、財產權、契約權等。從微觀的角度說，它是指制度安排，即一種經濟單位間是以合作和/或競爭的方式運作的制度安排。其提供一種成員合作的制度或提供一種影響法律或財產權變革的機制。[21]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是相互影響的，制度環境建立了制度安排存在的一半框架，制度安排其效果或困境將產生導致制度環境變革的壓力。就制度層面對于航運市場準入的調整而言，市場準入監管主體處于決策者的地位，其與航運企業是明顯的管理與被管理、命令與服從的關系。準入政策或者說制度的構建影響著整個航運經濟的走向。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整個市場的效率最大化不能忽略航運企業的作用，因為他們是作為法律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存在。“經濟人”是源于公共選擇理論，這個理論作為一種非市場政策的經濟分析，把個體決策者當做是一個復雜的、能產生政治結果的互動過程的參與者。[22]因此，制度的構建不能只強調政策決策者單方面的作用，其他參與者也同樣影響著制度的正當性，這種觀點與社會學中的制度理性選擇理論十分相似。
（三）法學領域內的航運市場準入
政策調整經濟是一把雙刃劍，規范市場的同時，也要防止其擾亂市場秩序。當公共權力對經濟的干預未能克服市場缺陷，甚至妨礙和限制了市場功能的正常發揮，從而使資源無法實現優化配置時，這就是所謂的“公共失靈”或稱“政府失靈”。[23]因此，市場主體的行政行為必須要有法律作為依據。
在法律經濟學中，立法也需要考慮成本與效率的因素。立法是一個由供求不均衡到均衡再到不均衡的過程。立法供求均衡，是現有立法凈收益大于零，且在各種可供選擇的立法方案中凈收益最大，其實質是達到了帕累托效率。立法成本是進行立法活動所花費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信息等資源。立法效率是立法工作用盡量少的立法投入，盡可能產出高值的立法預期效果。對于調整航運市場準入中的行政行為，有學者提出了一種以效率為導向的經濟行政法的概念。[24]它是指所有普通法上的對調整經濟的國家機構授予權利，賦予義務或對這類調整、監督經濟的機構進行組織規范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經濟行政法通過控制經濟行政主體的經濟干預行為來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已達到帕累托效率。它不僅對由于壟斷、外部性、信息不對稱等市場失靈進行干預，而且針對“尋租”行為等公共失靈也進行調整。
綜上所述，構建科學、合理的航運市場準入制度，應當按照“市場選擇――政策調整――法律約束”這條理論脈絡，綜合經濟學、社會學和法學理論等學科，從一個跨學科、多領域的視角來分析航運市場準入理論框架。筆者這里對于各學科的理論分析可能仍不夠全面完善，但是筆者想強調的是，這是為航運市場準入制度的構建提出一種邏輯思維，為制度的最終成型提供一些有益的參考，也期望為《航運法》的出臺略盡一份綿力。
參考文獻：
[1]汪堯田，周漢民.世界貿易組織總論[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81.
[2]趙韻玲.市場主體準入制度改革之環境分析[J].學術論壇，2012，（7）.
[3]【美】威廉?J.鮑莫爾，艾倫?S.布林德.經濟學――原理與政策[M].方齊云，姚遂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51.
[4]【英】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經濟學原理[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287.
[5]【美】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27.
[6]【美】威廉?J.鮑莫爾，艾倫?S.布林德.經濟學――原理與政策[M].方齊云，姚遂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264-268.
[7]【俄】弗?伊?多博林科夫、阿?伊?克拉夫琴科.社會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409.
[8]朱力.社會學原理[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229-235.
[9]楊冠瓊.公共政策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85.
[10]陳雪平.立法價值研究――以精義學理論為視閾[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73.
[11]卓澤淵.法的價值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49.
[12]夏勇.法理講義――關于法律的道理與學問（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97.
[13]范春瑩.法律思維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4.
[14]楊臨宏.行政法――原理與制度[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10：86-113.
[15]周佑勇.行政法專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49.
[16]皮純協，馮軍.關于“平衡論”疏漏問題的幾點思考――兼議“平衡論”的發展方向[J].中國法學，1997（2）.
[17]楊解君.關于行政法理論基礎若干觀點的評析[J].中國法學，1996，（2）.
[18]【美】羅納德?哈里?科斯.企業、市場與法律[M].盛洪，陳郁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54.
[19]錢弘道.法律的經濟分析[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38.
[20]林立.波斯納與法律經濟分析[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68-73.
[21]【美】尼古拉斯?麥考羅，斯蒂文?G?曼德姆.經濟學與法律――從波斯納到后現代主義[M].朱慧，吳曉露，潘曉松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75.
[22]【美】尼古拉斯?麥考羅，斯蒂文?G?曼德姆.經濟學與法律――從波斯納到后現代主義[M].朱慧，吳曉露，潘曉松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10.
關鍵詞：管理會計研究；功能至上；范式
中圖分類號：23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9)02-0042-07
圍繞社會科學路徑開展會計研究，在英國等國家的一些會計學會或組織中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些學者以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雜志為載體，表現出應用以社會學為中心的社會科學理論范式的傾向。本文依據對社會科學研究有重大影響的Burrell and Morgan(1979)提出的社會科學研究范式作為分類的框架展開討論，探討哪些方面可以成為管理會計研究的方法。
一、管理會計研究的基本類型
我國現行的管理會計研究類型是以基于計量結構的方法研究為主流，此外則是模仿自然科學的研究路徑。國內主要的幾種研究類型有：
1.基于計量結構的方法研究。傳統的管理會計按成本性態進行分類，區分為變動成本與固定成本，并分別對成本性態下的成本結構重新進行計量，從而有了與完全成本法下收益計算不同的基于間接成本(變動成本法下)的收益計量。為了提高管理會計學科的精密性，20世紀60～70年代管理會計領域開始大量引入數學方法，并將數學模型應用于管理會計研究之中，尤其是運籌學的應用更為普遍，使這種計量結構的研究方法達到。國外一些代表性的管理會計教材中常用的計量基礎有微積分、數學規劃、矩陣代數、投入－產出模型等。盡管這種傾向在后續的研究中有所減弱，但以數學為基礎的計量方法仍然占據一定的學術地位。
在我國現階段的管理會計研究中，許多成果仍然是以計量方法的合理設定及其模型化為重要手段的，這類課題有預算管理、業績評價、作業成本法(ABC)與平衡計分卡(BSC)的應用等。在預算管理中，將預算以科學、客觀的設計理念為前提，強調預算編制的戰略性，并通過零基預算、作業預算等加以改進，在預算設定的結構上合理借鑒超越預算的思想，進而達到完善傳統預算管理的目的。如針對實務界直面的預算管理“計劃不如變化快”的局限，學術界借助于計量模型的設計調整預算結構，提出了較為實用的有關預算基數的“真實誘導預算法”等方法。此外，適應制造過程間接費用增加這一現狀的要求，借助于計量手段改進傳統的成本管理方法也是計量結構學派慣用的做法之一。如對作業成本法(ABC)進行增值與否的作業劃分，調整作業的動因結構(如區分為結構性動因與執行性動因等)，并對不同情況下的作業成本采用不同的計量手段加以核算等。
2.新古典經濟學派的路徑，主要是指依據信息經濟學、理論等新古典經濟學開展的研究。多年以來，新古典經濟學一直是現代微觀經濟學的核心和管理會計研究的理論基礎。進入20世紀70年代，隨著信息經濟學、人理論、行為科學、相關成本真實信息體系的引入，使以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一些管理會計假設發生了動搖。如“決策者獲取的所有信息資料不需花費任何成本代價”、“決策者具有很強的分析和處理信息資料的能力”，以及“管理決策者是企業所有者或必須承擔所有者經營目標”等。
管理會計研究中經常用到的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研究觀點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1)市場的機制。市場是以生產資料所有權為基礎，對各種產權和在產權界定下的人們提供各種行為，旨在適應經濟增長的需求并在各種規則下予以運行。當然，市場的作用主要還是依靠價格機制。(2)人的經濟學假設。即仍然假定人是理性的，但同時認為，市場上的交易和其他經濟行為已不只是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為了追求效用和經濟效益最大化。即它是根據各種制度安排(約束)作出的反映一系列欲望、期望和偏好的選擇過程。(3)交易成本。要理解市場上的交易是一個“過程”，就必須肯定并研究為達成交易所花費的時間、人力和其他資源，它們構成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不可能為零，但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產權的界定對于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率是十分重要的。圍繞競爭的市場，產權本身或內部結構會經常進行變更和重新安排，從而使人們在更低的交易成本環境下實現經濟行為的便捷、高效，使經濟得到逐步的增長(即資源可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利用)。
3.行為科學的路徑，即應用心理學及社會心理學等路徑展開的研究。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IT技術的廣泛應用，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步伐的深入，學術界深切地感受到：僅僅依靠自然科學及其最新成果去加強“物”的管理，已經滿足不了經濟形勢發展的客觀需求，這就迫使人們廣泛地運用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科學知識，轉向對“人”這個因素的研究。在當前加強企業道德與社會責任的研究過程中，行為科學路徑具有積極的意義。以會計道德為例，會計道德體系是會計行為的道德標準，不對會計行為作深入的研究，怎能建立起約束、引導會計行為的道德規范(毛伯林，2002)。
中國是世界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早在奴隸社會的商周時代就產生了《周易》著作，春秋戰國時期更呈現出思想活躍和學術繁榮，在幾千年文化遺產中，不乏“行為”研究方面的珍品。繼承前人成果，開展管理會計創新研究是我國會計界應用行為科學理論的基本特征。從管理會計內部來看，在責任會計的責任預算編制過程中，應用行為科學理論要求每一個責任中心都根據企業的總預算編制責任預算，即在編制預算時，讓職工參與預算的編制過程。這樣，一方面可以利用員工的智慧為實現企業的目標服務；另一方面，還會使他們感受到企業的重視和信任，從而產生一種歸屬感，從而把自己當作企業的主人，把自己的命運和企業的前途緊緊聯系在一起，不遺余力地為實現企業的目標而服務。
4.經驗實證的路徑，即對管理會計與組織相關的“微觀層次的屬性”，通過采用統計的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的路徑。自上個世紀末實證方法引入我國以來，該方法在會計學術界有逐漸形成研究主流之勢。盡管這種研究方法主要應用于財務會計領域，然而，管理會計領域也有擴大運用這種方法的傾向。對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孰優孰劣，目前國內學術界尚存在爭議。由于經驗實證研究的數據主要來自資本市場，而我國上市公司的歷史比較短，因而在具體的研究中，其計量模型、樣本選擇、數據來源以及研究手段等在我國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樣，將實證研究套用在實用性很強的管理會計研究中，面對我國特有的經濟環境，其數據的來源更是存在嚴重的問題，從而使這類研究的應用價值大打折扣。
以實證研究中常用的因素檢驗法在ABC中的
應用為例，其目的在于開發成功應用ABC的可進行統計檢驗因素的理論方法，從一定程度上講，就是試圖對ABC應用中涉及的因素加以簡化。因素研究法的問題之一是，對已經報告的過去信息采用因素檢驗研究，有時不會產生更多的新內容；另一個問題是，影響應用的有關因素的數量本質上可能是無限的，需要確立某些因素的相對重要性；還有就是這些解釋不能抓住因素與參與會計實踐的人們的動機和愿望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影響了管理會計系統穩定性的確立和相應對策的制定。
此外，在我國現行的管理會計研究中，以自然科學為特征的研究范式可以說是一種“功能至上”的研究類型，下面對這一范式進行分析。
二、功能至上的范式
管理會計必須對決策有用。“功能至上”是圍繞整體優化思想，根據包含某一要素的整體所產生的貢獻，以及對其內在規律的把握，從相互關聯的理論或模式出發加以考察的研究路徑。功能至上的范式，就是對每一研究對象采用預先準備好的“處理框架”，以普遍的、客觀的尺度對其加以分析的行為過程，它主要從外部著眼，有一定的主觀性，因此，可能會脫離企業面臨的社會現象，難以體現人的行為主體作用。盡管許多學者致力于完善這種理論，但根本的缺陷仍然難以克服。譬如，雖然Burrell andMorgan(1979)針對構成功能至上范式的具體內容，從客觀主義和社會系統理論加以了細化，但是脫離現實的現象依然存在。
1.客觀主義。客觀主義提出，可以將社會世界猶如自然世界那樣加以處理，并將由此產生的社會現象采用類似于物理現象那樣的操作方法加以客觀的考察。對于人類活動，假定其是被外在的規則全面地加以規定或限制，研究只不過是對外部條件的一定反映。這種類型的研究方法有實驗法、模擬法等。
事實上，客觀主義仍然難以體現人類活動的規律，無法對實用性、操作性很強的管理會計活動作出解釋和預測。因此，與自然科學的“科學思維”方式相對應，人文、社會科學所采用的應該是“藝術思維”的研究方法。管理會計主要就是在這種藝術思維下形成的“經濟文化”。文化的意義是歷史賦予的，不同的時間跨度、不同的觀者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象。今日的文化熱點，明日或上高頭講章，或下茅廁漚糞，朝為中郎將，暮為田舍翁。這是一個變動的世界。管理會計也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通過客觀主義的手段，采用諸如實驗室的研究方法等觀察管理會計對象是難以真正反映出管理會計的客觀現實的。
2.社會系統理論。社會系統理論對于社會現象的研究，存在無視行為主體的情況，即它將社會看作是“機械”或者“生物”的模式化路徑。在社會系統理論中，包含開放系統理論、控制論，以及我國應用的經驗實證理論，這些都是為了對社會現象的理解而構建的單純“模型”。
三、管理會計研究的定位
在現有的管理會計研究范式中，由于產生的背景及各自國家或地區環境的差異，不同的研究方法均有自身的優缺點。認識這一點，并在我國管理會計的研究中明確各種方法的適用范圍，是管理會計學者的一項重要使命。
1.基于計量結構的方法研究。誠然，它在推進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使這門學科具有自身特色，且以更精密的特性融入到現代管理科學之中去。但是，在這種計量結構方法的運用中，也產生了一些片面性和認識上的局限性。最顯著的一點，就是這種以計量結構為特征的方法研究過于偏好復雜數學方法及模型的應用，使管理會計的決策相關性減弱。現階段的一些管理會計研究在定位上過于考慮它的精密性和成熟性，錯誤地認為只有建立在嚴密數學分析基礎上的硬科學，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科學。
在具體的研究成果中，則表現為片面強調管理會計的技術功能，并認為以計量為手段的管理會計技術與方法才是組織管理的“唯一最完善的方法”，這種思想也體現在管理會計教科書的編寫之中。在一般的管理會計教材中普遍認為，即便在考慮了組織關聯性的前提下，也能夠依據這種計量結構對管理會計對象加以還原，如變動成本法的成本計算可以還原為完全成本法的成本核算。事實上，這種認識具有較大的片面性，它沒有對社會現象作出客觀的分析，只是以特定環境下的會計問題代替復雜社會條件的會計現象，無法體現人類主體方面所具有的“客觀主義”精神。計量結構與方法研究是管理會計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但不能片面地提升這種方法。換言之，任何學科的研究，都可以把數學作為一種工具來使用，數學只是自然科學的語言，而不是一切學科的語言，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才能發揮計量結構與方法研究在管理會計中的積極作用。
2.新古典經濟學派的路徑。在采用新古典經濟學派思想開展研究的國內文獻中，應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產權理論，以及理論等展開研究，并由此產生出一批較為豐碩的成果。這種基于新古典經濟學派理論的管理會計研究，對于豐富管理會計學術，幫助企業管理當局制定方案，開展決策，尤其是對制定管理會計制度具有積極的貢獻。從上個世紀管理會計的研究狀況分析，盡管理論的應用在其中占據了極大份額，但在應用理論研究管理會計的現實問題時，往往缺乏合理性和應用的可行性。這種研究存在無視管理會計主體的現象，并且常常是“基于主體行為能夠‘進行經濟學變量的還原”’這一假定而開展的客觀主義研究，如管理會計“人說”，以經濟學理論為基礎。這樣，按照人說的觀點，權責劃分是確定轉移價格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若沒有相應的激勵制度配套，相關責任中心的經理們就不可能具有履行權責的動力。因此，欲使“人說”在管理會計研究中發揮更大的貢獻，必須結合社會現象，充分考慮管理會計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同時合理定位委托理論在管理會計研究中的地位與作用。此外，綜合應用各種經濟學方法，關注信息不對稱及不確定性環境等因素，這是提高管理會計科學性的重要手段。
3.行為科學的路徑。基于行為科學的研究促使管理會計產生了行為會計這門新興的分支學科，它對于構建會計道德體系，促進企業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起到了推動作用。然而，行為科學作為針對“人”的研究，它有別于“物”的研究，在管理會計實踐中的具體應用有相當的難度，如基于社會心理學路徑，普遍認為預算編制的“全員參與”與“員工的工作效率”具有正相關，而實際上，這種研究對象將預算編制過程中組織成員的“主體方面”給忽視了，即員工愿意參加嗎?這種命題，從研究者角度講是設定“假設”來處理的，即假定員工都愿意參與，這是以一般統計意義上的“客觀主義”為思維前提的。
現代管理會計的基本職能是為企業的決策提供有用的信息，而有用性實際上是說管理會計信息能夠用來激勵和影響人的行為。因此，現代管理會計的職能在本質上是一種行為職能，它將激勵人的行
為力量貫穿于激勵職能的全過程。重視“人的行為”方面，是現代管理會計的一個基本方向。
4.經驗實證研究的路徑。經驗研究方法以研究者自己的經驗或研究者觀察到的經驗以及別人觀察到的經驗事實(如檔案數據資料)為依據，對經驗事實進行理論歸納，或用觀察到的經驗事實證據來驗證已有的理論。經驗研究與實證研究之間的關系有三種：一是經驗研究與實證研究沒區別，可以相互混用；二是實證研究包含經驗研究；三是經驗研究包含實證研究。本文傾向于第一種觀點。這種經驗實證的研究路徑也存在片面性，如企業預算目標是否成立，往往假定為由“組織的變量”來左右。這種研究使用獨立變量與從屬變量構成一種單純的“模型”，對于社會現象的研究考慮不足。可以說，這是應用機械模式開展研究的一種“社會系統理論”。在這樣的經驗實證理論中，假定會計受到單純的組織結構及環境所支配，在這一過程中忽視了人類主體自主性的一面，把人類限定在規定的“結構”這一焦點之中，使這些研究不能夠恰當地對會計與組織狀態間的關系作出“理論說明”。
總之，在我國現行的管理會計研究中，許多是屬于“功能至上”的范式。并且，該范式研究作為分析問題的方法存在著模仿自然科學的研究特征，即將單純的理論及模式、假設演繹的路徑強行地應用于社會現象的研究之中，從而表現出“研究對象缺乏生命力的物質現象”，或者體現為“因非現實性而過于單純化”等的傾向。此外，以傳統的社會學為中心的社會科學理論，可以說是以“結構”或“主體”的某一方面為重點的理論架構，“功能至上范式”的界限僅僅以“結構”為焦點，而對行為主體創造社會價值這一方面則被置之度外。
四、管理會計研究范式的變遷
通過對上述管理會計研究范式的探討，我們感受到了“功能至上范式”的影響力，面對這種范式存在的種種不足，今后如何有效地應用社會科學的路徑，并從哪些方面加以改進，這是管理會計研究范式轉變的內在要求。
(一)基于IT技術，創新管理會計系統
全球性的激烈競爭，生產技術的日新月異，以及外幣匯率和原材料價格大幅度波動，要求管理會計系統提供相關成本的真實信息。一套完善的管理會計系統，其本身并不足以保證企業在經營上獲得成功。然而，管理會計如果提供的是虛假的信息，管理者卻信以為真，那可真是敗事有余了。經營上的成敗，取決于產品是否符合顧客的需要，以及生產和銷售系統的工作是否卓有成效。
IT技術在生產控制系統中的應用，使生產業績能迅速地用數字反映并記錄在電腦之中，生產中的消耗數字也能夠便捷地取得，成本控制上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階段。過去20多年的電腦革命使收集信息、計算成本的工作大大簡化了，從而有可能設計并推行一套有效的管理會計系統。100年以前，在科學管理運動剛起動之時就產生了一種創新精神，這種精神將會在今天再現于那些有創見的經營人員和學術界研究人員的身上，他們擔負起開發新理念的責任，并且將設計出與企業管理相關聯的創新的管理會計系統。
(二)轉變管理會計的研究范式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它以復雜的現實現象為研究對象。一直以來，人們應用各種不同的路徑開展研究，將這些多樣的社會科學范式加以比較，在以社會學為中心的學術研究領域，給會計界帶來較大沖擊的研究成果是Burrell and Morgan(1979)提出的模式，他們依據圖1中的二個坐標軸對社會科學的范式作出了分類，其中橫軸表示“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客觀主義是“整體的、總括的”路徑，從中可以發現與社會相關的“普遍性法則”；主觀主義則是“局部的、個別的”的路徑，是社會原有狀況的記述。縱軸表示“激進式變革”與“漸進式變革”，漸進式變革體現了“現狀、穩定”特征，它有助于人們認識和理解為什么社會需要作為一種現實而加以維系；激進式變革將焦點集中在“變動”、“糾紛”、“矛盾”這些方面，它所關心的是將阻礙人們的各種結構予以解放，從而實現突變。
Burrell and Morgan(1979)依據這兩大軸劃分了四大范式，并且指出這些范式不可能同時實現。即通過這些范式相互替代、排它，獲得各種研究形態，使各種不同的范式能夠解釋完全不同的社會現實。本文在這一分類基礎上，進一步借鑒英國等學者對會計研究分類的結果，提出五種范式，即功能至上、解釋的路徑、結構關聯性理論、主體與結構的綜合理論、激進的理論。下面，從其性質和其依據的路徑對管理會計研究作一探討。
1.功能至上。在圖1中表現為漸進理論和客觀主義相交的象限，依據所具有的普遍性法則來說明各種現象，作為方法論應用的是“假設演繹”法(演繹法)和“觀察歸納”法(歸納法)。這種范式也具有自然科學的路徑特征，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范式也同樣重要。
2.解釋的路徑。圖1的漸進性變革與主觀主義相交的象限是解釋的路徑，社會是行為者們作為媒介意義構成的象征世界，必須將會計現象通過行為者的觀點，從行為者的立場傳導給該場合中的人們，并借助于相互溝通等活動作出具體的分析，并由此得到相應的認識。它屬于基于社會學的表征性活動、現象學中的社會學、民族及文化學等范式。該范式重視“主體”并指向“具體的、特殊的對象”，在方法論上則使用“意思解釋”。
該范式的研究沒有使用功能至上那樣的理論及模式，而是將研究對象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是科學活動之前的“日常生活世界”。這種范式涉及會計學之類的社會現象領域，表現出與自然科學不同的情況。客觀現實中，方法是幫助人們對這些現象作出正確思考、加深理解的手段，若沒有科學活動之前的解釋，直接采用某種技術或管理會計工具，這在管理會計應用中可能會產生負面的效果。這是因為，一些技術方法難以有效推行，其真正的問題不是技術變化而是伴隨技術革新的人的變化，人們不拒絕技術變化而拒絕社會變化。為保障有益的、成功的會計系統變化，僅關注技術問題甚至一般的組織問題(如確保管理支持)是不夠的。因此，這種范式表明，與前面看到的脫離現實的功能至上的研究相比，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社會現象。
3.結構關聯性。結構關聯性是一種將某一現象與其他現象所具有的依存關系，通過其與現實的相關性進行考察的一種方法。所謂“結構”，即是一種“關系網絡”，該范式的研究圍繞會計的各種現象，可以看作是會計與社會背景在這種不可視的“結構”、關系的網絡中的初次確立。并且，這種“結構”一旦崩潰，會計實踐也會崩潰或者變遷。結構性理論由英美傳統的領先社會理論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發。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種既能解釋社會制度又能包含理解其轉變條件的概念體系。吉登斯認為，結構和行為間存在遞歸的關系，它稱其為結構性(structura-
tion)。其基本假設是任何完整的社會理論必須既包括個人在其中相互作用(結構)的社會結構，又包括有自主意識的人的行為。結構性表達了個人和社會結構間的雙重或相互依存。結構性和結構的雙重性是行為過程所形成的行為方式的社會模式常規的持續復制，是理解社會繁衍和持續性的一個關鍵概念。
這種范式在重視“結構”這點上，雖類似于“功能至上”，但其側重于記述，與“功能至上范式”中的經驗實證理論似是而非。我國應用的經驗實證理論被假定為“會計依據外在環境單方面的影響”而構建的一種“模型”，該路徑是“將會計與其背景構成一種構造、形態的描述”。結構關聯性理論對于時間經過的過程，與作為記述相比可能更側重于結構，與所謂的歷史研究相對立，也給予歷史研究以影響。傳統的管理會計歷史研究是以“會計應有姿態向前發展”這種假設為基礎進行的突出編年史為中心的研究。作為該范式的歷史研究方法(即由傅科提出的“考古學”、“系譜學”)，結合會計研究是一種以“變化是完全特定的內容，以及面向完全特殊的問題及特定課題解決”情況為前提的“非連續的歷史觀”。
4.主體與結構的綜合理論。它是將重視“結構”的理論與重視前述的“主體”理論綜合的路徑，是一種以這種綜合為導向的總括理論的框架。即在會計研究中應用結構性理論束縛會計主體行為結構的同時，依據主體的行為將會計作為媒體對結構再造這種現象進行能動的分析。Bums和Scapens認為，吉登斯的結構性理論雖然對理解管理會計的性質很重要，但對解釋變化的過程幫助不大，它沒有與歷史時期相結合，而他們所開發的框架能夠彌補這些不足。Bums和Scapenst的框架是在對Barley和Tolbert(1997)所提出模型修改的基礎上建立的，起于結構化理論。Barley和Tolbert研究了隨時間推移行為和結構間的關系，并總結了一個描述制度化過程的框架，該框架借鑒了Goffman(1983)的工作，將“腳本(script)”的概念由Giddens的更抽象的概念“模式(modalities)”替代。Bums和Seapens認為它等同于結構理論中的規則和路徑。規則與路徑是不同的(見表1)，規則是對方法作形式上的規范，路徑則是被實際使用著的方法，這是它們兩者主要區別。
5.激進理論。激進理論是支持激進性變革的理論基礎，它將社會科學作為社會批判來應用，除了采用別的范式那樣理解社會，還將“變革”作為一種目的。激進理論認為，人們的思考是社會的產物，當具有超越客觀知識界限時，來自該時代的影響力必須要求其變革。因此，社會科學不像其他范式那樣是“中立的、客觀的”。并且認為，不應該像功能至上那樣將“事實(經驗法則)”與“價值判斷(道德)”分離，對于社會應該采取“批判”的姿態。
在該范式中，“觀念形態”這種概念成為一種分析框架。所謂“觀念形態”，體現的是“社會成員具有的錯誤意識”、“社會作用及制度合理化的意識形態”這種思想。有關會計研究或者會計觀念形態的性質，若遭遇社會成員可能的錯誤意識，可以考慮從社會作用及制度合理化工具這一側面展開分析，以促使這種現象發生積極的變革。從這種范式來看，現有的“功能至上范式”是將學術認識以“法規確立的科學”的一元觀來考察社會現狀，試圖促使現有的社會觀念形態進行再造。這種激進性變革往往將管理會計對象理解為是受“技術支配力的擴張”影響，并且“從社會強制力中得到解放”，這種觀點正受到來自實務界的強烈批判。換言之，基于功能至上的管理會計研究，與其說由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為指導，不如說是受到經營管理上的觀念形態的支配而展開的研究活動。
總之，上述管理會計研究中的五種社會科學范式各具特色，目前我國管理會計研究主要集中在圖1中的客觀主義與漸進式變革的象限。我們并不否定功能至上研究范式的有用性，而是對過于倚重此研究提出善意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