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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服務外包和服務貿易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中圖分類號：F063．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4－0014－02
一、引言
服務供應鏈（Service Supply Chain）和服務外包（Service Outsourcing）是新興的商業模式，是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服務經濟發展的兩種重要途徑。服務供應鏈的概念是美國學者Lisa M．Ellram首先提出，它是供應鏈理論在服務產品領域的延伸，是供應鏈管理的一部分，服務供應鏈的含義與供應鏈管理的內涵基本相同，即是對從初始供應商到最終用戶之間的信息流、資金流等要素的管理過程，只是在服務供應鏈概念中，用服務部門和服務產品替代了供應鏈中的物質生產部門和物質產品。服務外包是指作為生產經營者的業主將服務流程以商業形式發包給本企業以外的服務提供者的經濟，它是跨國公司“歸核化”（Refocusing）戰略調整的副產品，其本質是企業以價值鏈管理為基礎，將其非核心業務通過合同方式發包、分包或轉包給本企業之外的服務提供者，以提高生產要素和資源配置效率的跨國生產組織模式。服務供應鏈與服務外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比較分析服務供應鏈和服務外包的異同與內在聯系為深入理解服務供應鏈以及供應鏈管理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二、服務供應鏈與服務外包的一致性
（一）服務供應鏈與服務外包興起發展相似的社會經濟背景
服務供應鏈與服務外包發端和發展于服務業的迅猛發展。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現代服務業呈現了一些新的特點、面臨新的挑戰。
1．企業的服務消費成本越來越難以控制。服務產品的特點之一就是生產成本難以控制，服務項目越大，金錢、時間和人力成本超支的風險就越大。據調查，70％的公司都經歷過與其服務供應商的不愉快合作，對服務和服務鏈的組織和管理能力已經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2．服務支出在企業成本中的比例越來越大。一項研究成果表明：2004年，全球2 000家企業費用支出的50％是用于采購服務，全球500強企業的服務采購在2001年時已達到了2萬億美元的規模，并將繼續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長。現代消費需求的多樣化和越來越注重服務質量的趨勢，使提供優質服務和降低服務成本成為企業經營活動的重要內容。
3．服務業在社會就業和國際貿易中的比例越來越大。1998―2000年，美國就業增長的97％來自于服務部門，以2001年為例，服務部門創造了9 500萬個就業崗位。在國際貿易中，2002年，全球服務貿易額是1．6萬億美元，占全球貿易的20％。全球正在逐漸形成各種服務供應網絡，服務生產和消費在全球進行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為適應服務消費的發展變化，提高企業整體競爭力和市場響應靈活度，以社會專業分工細化為基礎，服務外包逐漸成為企業構建服務競爭力的主要手段，在服務外包體系建立中逐漸形成了多層次的服務外包、服務轉包網絡，從而構建了多層的服務產品的供應鏈。
（二）服務供應鏈與服務外包管理的共同目標
1．適應“縱向一體化”向“橫向一體化”的轉變趨勢。傳統企業出于管理和控制上的目的，對與自身核心產品制造有關的活動和資源采取自行投資或兼并的“縱向一體化”的模式，企業力求與為其提供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及售后服務的企業成為一種所有權關系，在企業內部形成一條從原材料到最終產品及客戶服務的流水線。隨著物流發展和需求的迅速變化，這種模式在市場響應能力上存在致命缺陷，企業開始向“橫向一體化”轉變，其原材料、半成品在全球范圍內擇優選擇供應商。在服務供應鏈中，企業的售后、咨詢、培訓等服務部門也被剝離到供應鏈上的合作企業中，企業更關注系統集成和自身特長。同樣，服務外包從一開始就是服務產品的生產根據每一地點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在遠離公司母國的其他地點實現國際間的資源配置，從而提升公司的整體戰略。其主要方式就是將服務外包給一個第三方甚至第四方服務供應商?熏其跨國生產方式或國際分工方式不同于傳統的跨國生產模式或傳統制造業模式，從傾向于產業的縱向一體化生產轉變到橫向一體化提供服務。
2．提高核心競爭力。根據Prahalad 和Hamel的核心競爭力理論，企業存在三個競爭層面：核心競爭能力、核心產品與最終產品。服務業同樣是在核心競爭能力、核心產品和最終產品（服務）三個層次上展開競爭，服務業也需要形成核心產品來體現核心競爭能力、增強服務競爭能力；服務企業是否具有長期競爭優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核心服務專業技能和核心服務運作技能是否具有異質性和獨特性的特征。優化、增強核心競爭力是服務供應鏈和服務外包核心企業的共同目標，是避免產品、服務同質化，實現核心優勢的共同要求。對服務外包而言，保持和增強核心競爭力是其原始驅動力，由于外包服務商提供的專業服務可以讓企業專注于最擅長的工作來提升其核心競爭力?熏服務外包不僅僅為企業節省了大量成本而且還能提高其工作效率。
三、服務供應鏈與服務外包的內聯性
由于服務外包與服務供應鏈在發展原因、運作模式、管理目標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一致性，從內在結構上分析，二者存在很強的內聯性，筆者認為，服務外包實質上就是服務供應鏈的一部分，相互關聯的多級服務外包構成了一條完整的服務供應鏈。
國內有學者建立了服務供應鏈的簡單模型，并給出了服務供應鏈的形式化定義。他們認為，服務供應鏈是由用戶提出的一個服務請求發起，通過評估后所確定的一系列服務請求者和服務提供者之間的邏輯關系，并以服務請求為起點，建立了一個網狀關系模型。服務請求關系是一個三元關系，RSR＜A，B，s＞，它表示服務實體A向服務實體B發出一個對于服務s的請求R。圖1中箭頭表示了這種服務請求關系。
在這個網狀關系模型中，當上一級服務實體對下一級進行服務請求時，假設只能選擇一個最優節點，放棄其他節點，以選擇的路徑用明線表示，放棄的路徑用暗線表示，如圖2，就形成了一個從服務實體A出發，終結于服務實體E2的連線，這條連線就是一條運轉的服務供應鏈。
四、結論
服務外包是全球化背景下發展起來的服務產業跨區域商業模式，服務供應鏈是在供應鏈基礎上出現的全新概念，二者表面上存在較大差異，分屬不同的管理領域，但在產業背景、運作管理模式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從結構上分析，服務外包是服務供應鏈的組成元素，借鑒服務外包的理論和實踐對服務供應鏈的研究具有較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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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大連海關為支持當地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在現行政策框架下推出了《支持軟件出口六項服務措施》,并提出了《創新適應國際服務外包發展的海關監管模式》的研究課題。面對服務外包這樣一個充滿生機的綠色朝陽產業和其正面臨的白熱化市場競爭態勢,大連海關不斷探索并推出適合服務外包發展的海關監管新模式。
受訪人: 大連海關關長 張志南
《中國海關》:大連是中國發展軟件和服務外包產業較早的城市,很多人都把打造“中國班加羅爾”的希望寄托在大連身上。您認為大連發展軟件和服務外包業具有哪些獨特的優勢?
張志南:大連目前是我國軟件外包產業集聚度最高的城市,英特爾、微軟、IBM等570多家國內外知名的軟件和服務外包企業,46家世界500強企業在此設立了研發中心,人力資源優勢明顯,基礎設施相對完善,尤其對日、韓軟件外包的區位優勢十分明顯。雖然與印度相比,我們的服務外包業起步晚了十幾年,規模差距也比較大,但從大連仍可看出我國軟件和服務外包市場的巨大需求和潛力。
《中國海關》:服務外包企業在通關中有什么特殊需求,常會遇到哪些難題?
張志南:企業最直接的需求就是簡化手續,提高效率。這一需求是由服務外包的服務貿易的特性所決定的。服務外包的物流量雖然較制造業要少得多,但對通關效率有著更強要求,因此多以空運和快件形式發運。目前已出臺的管理辦法雖然可以解決其基本需求,但由于針對性不強、手續相對繁瑣,需要將海關監管前伸后移,減少實時通關中的手續。此外,測試對象設備和仿真環境設備暫時進口的擔保金是服務外包企業反映的另一焦點。按“暫時進出口”通關模式需要征保,盡管我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將相關擔保由“保證金”擴展到“銀行擔保”形式,但企業仍有困難。一是服務外包企業相對制造業規模較小、還處于成長期,普遍缺乏流動資金;二是在金融危機之下,銀行方面也加大了風險意識,出具擔保往往對申請擔保的企業之流動資金賬戶采取一定的限定。以上都是目前服務外包企業在通關中遇到的難題。
《中國海關》:在扶持地方軟件和服務外包行業發展方面,海關有哪些好的措施?
張志南:自2008年底,為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給大連地區軟件和服務外包業帶來的不利影響,大連海關立即成立課題小組開展專項調研。根據調研情況適時推出了優先辦理軟件及服務外包企業減免稅審批手續、縮短通關環節審批時限、拓寬擔保方式、增設軟件及服務外包企業通關專門窗口等六項措施,全力扶持軟件和服務外包業發展。2009年以來,大連海關全面開展了《創新適應國際服務外包發展的海關監管模式》的課題研究工作,并代總署草擬了《國際服務外包進口設備保稅監管試點方案》,大連也成為國際服務外包保稅監管的試點城市之一。此外,海關與企業建立了關企聯絡長效機制,對企業遇到的實際問題登記在冊,及時解決。通過深入走訪、宣講政策等方式,主動向中小企業提供知識產權海關備案、保護、管理和運用等咨詢服務,促使企業研發自主知識產權和高附加值產品,支持企業打造自主品牌,發展壯大。
基于擴展的引力模型，筆者利用中國與19個OECD國家和地區的2000年～2008年雙邊服務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的面板數據，實證研究了中國吸引外資對服務貿易進出口的影響。結果顯示：貿易伙伴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服務貿易的發展，FDI存量對于服務貿易的促進作用大于FDI流量的促進作用，投資對于服務的進口引致效應大于對服務的出口創造效應。貿易伙伴國的經濟發展規模、貨物貿易是雙邊服務貿易流量的促進因素，東道國的服務貿易開放度與其服務出口成正比，相對距離則構成了雙方服務貿易的阻力因素。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雙邊服務貿易；引力模型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9CJY043）；廣州中醫藥大學教育課題（B201018）；廣東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2012B070400003）。
作者簡介：舒燕（1978-），女，江西上饒人，廣州中醫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講師，博士，主要從事產業經濟與服務貿易研究；林龍新（1975-），男，湖南武岡人，暨南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講師，博士，主要從事電子商務研究。
中圖分類號：F83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096（2013）04-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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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11-12
一、問題的提出
目前，國際直接投資已經進入第三個階段——高新技術和服務業投資階段。如何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發展服務貿易、提高服務貿易競爭力成為一項重要的課題。2009年中國吸引外資950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二，連續18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FDI對我國商品貿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使我國一躍成為“世界工廠”。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服務貿易規模增長迅速，全面發展的格局已經初步形成。服務貿易的進出口總額從1982年的43.5億美元增長到2009年的2868億美元，27年增長了64.9倍。但服務貿易在世界服務貿易中的占比過低，據WTO統計，2009年僅占4.5%，落后于同期的商品貿易占比。較之商品貿易，外商直接投資是否對服務貿易的發展同樣具有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是促進抑或是替代？筆者以中國與19個OECD國家和地區的相關數據作為樣本，基于引力模型就FDI對服務貿易的影響進行研究，以提出相關政策來促進服務貿易的發展。
二、文獻綜述
自Tinbergen和Poyhonen將引力模型應用到國際貿易領域始，該模型便成為進行雙邊貿易分析較有成效的方法。Bergstrand（1989）在模型中增加了人均收入變量，結果顯示出口國和進口國的人均收入變量與貿易量成正比，筆者將Bergstrand模型稱為通用的引力模型。
Grunfeld等（2003）基于引力模型的研究結果顯示：貨物貿易研究的結論適用于服務貿易，GDP規模是促進因素，距離和服務貿易壁壘是阻礙因素。FukunariK[KG-*5]等（2006）的研究結果顯示：服務貿易比貨物貿易更適合用引力模型解釋，貨物出口有利于服務進口。Walsh（2008）的研究發現，服務貿易最主要的影響因素是人均GDP和語言，絕對距離的影響力較弱。國內學者應用引力模型對服務貿易所做的經驗研究為數較少。周念利（2010）基于擴展的引力模型對中國雙邊服務貿易的決定因素與出口潛力進行識別和測算。王英（2010）運用引力模型實證研究中國貨物貿易對服務貿易的促進作用。
外商直接投資和貨物貿易的關系一直備受關注。主要有替代論和互補論。而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和服務貿易關系的研究文獻較少，比較零散。國外學者多從國家層面、行業層面對投資和服務貿易進行實證研究。Lipsey等（1984）的研究顯示，投資傾向于從母國進口資本品和相關服務。Markusen等（1985）發現FDI可以直接促進服務的出口。Rutherford等（1999）的研究指出，FDI是進行服務交換的最好方式。有學者從產業層面指出FDI對產業內服務貿易增長的重要影響作用。國內學者也對外資和服務貿易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多數研究結果顯示外資會促進服務貿易的發展。袁永娜（2007）運用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對我國直接投資與服務貿易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指出兩者的互補關系。有學者研究我國分行業外國直接投資和服務貿易的關系，發現替代和互補關系因時期不同而不同。姚戰琪（2009）研究了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的互動關系和內在影響機制。
以上研究還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空間：第一，多數學者在探討外商直接投資對服務貿易的影響時，忽略了外商投資存量的影響。鑒于我國吸引外資的規模不斷增加，直接投資流量占累計的投資總額比重不斷減小。本文將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都納入分析框架，并比較兩者的異同。第二，多數學者將研究對象集中于發達國家或發達經濟體之間的投資對服務貿易的影響，關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雙邊服務貿易與投資的研究尚少。鑒于此，筆者選取的研究樣本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并基于服務貿易引力模型分別研究其FDI流量和存量對服務貿易的影響。
三、實證研究
（一）實證假設
外商直接投資對服務貿易的具體影響因素較為復雜，筆者主要從外商直接投資、市場規模、相對距離、貨物貿易、服務貿易自由化、共同語言6個方面進行解釋。
1.外商直接投資
在適用論的前提下，FDI對服務貿易數量的影響主要集中于替代效應和互補效應。鑒于服務貿易的表現形式和統計體制的特殊性，FDI的服務貿易效應主要表現為促進效應。基于東道國的視角，服務業FDI一方面直接創造了“商業存在”形式的服務進口和以承接離岸服務外包實現的服務出口，另一方面借助FDI相伴隨的技術轉移效應和溢出效應增加“跨境交付”形式的服務進口，通過競爭效應促進東道國當地企業的服務出口；以制造業為主的其他行業FDI一方面基于服務和制造的高度相關性帶動服務型子公司的直接投資，在促進貨物貿易出口的同時帶動服務出口，另一方面通過引致效應產生對母國生產的進口需求。
假設H1：外商直接投資數量越大，對服務貿易的促進作用越大，即FDI對服務貿易具有正向影響。
2.市場規模
市場規模的大小是跨國公司在進行直接投資時的重要影響因素。
假設H2：貿易伙伴國的市場規模越大，對服務貿易的需求越大，兩者具有正相關關系。
3.相對距離
與貨物相比，服務具有無形性、生產與消費的同時性和不可儲存性，服務產品本身不存在運輸成本。Walsh（2008）的研究發現，服務產品不必發生實際的移動，由于服務貿易發生的過程中往往會發生資本和人力等要素的跨境流動，因此相對距離的影響往往大于絕對距離。
假設H3：相對距離是投資與服務貿易的阻力因素，兩者呈負相關關系。
4.貨物貿易
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兩者之間呈現出共同發展的協同性和互補性。波特指出，服務與制造唇齒相依，一個國家中的任何一項制造性商品的出口都必然與保險、融資服務和運輸服務發生一定程度的關系。典型的羅技鼠標現象體現了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之間的關系。
假設H4：貨物貿易是服務貿易的促進因素，兩者呈正相關關系。
5.服務貿易自由化
服務貿易壁壘往往采取一些非關稅壁壘的形式，如貿易管制對服務提供者和消費者設置的限制等。鑒于服務貿易自由化指標的復雜性，筆者用服務貿易開放度作為衡量東道國國內服務貿易的規制指標。
假設H5：一國服務貿易開放度越高，其對服務貿易的管制越少，越有利于服務貿易的發展。
6.共同語言
共同語言是共同文化和共同制度背景的一個關鍵表征。貿易伙伴國之間使用共同語言，有利于服務被外國消費者接受，促進服務貿易的開展。
假設H6：使用共同語言，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資促進服務貿易的發展。
（二）計量模型
（三）數據來源和計量方法
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選取中國與澳大利亞、奧地利、捷克、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希臘、匈牙利、中國香港、意大利、日本、荷蘭、韓國、葡萄牙、瑞典、西班牙、英國、美國等19個國家和地區的服務貿易雙邊流量為因變量，數據來源于OECD數據庫。中國與香港的服務貿易進出口數據來自香港政府統計處網站。2000年中國從匈牙利進口的服務貿易額為0，鑒于對數值的選取不便，設定為0.025。筆者選取的19個國家和地區是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中國與其發生的服務貿易額占中國服務貿易總額的80%以上，樣本選擇具有典型意義。
選擇貿易伙伴國的人均GDP作為解釋變量的市場規模變量，數據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FDI流量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0年～2009年）。絕對距離的數據來源于印度尼西亞旅游官方網站的距離計算器，人均GDP的差通過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中的數據計算得到。中國與19個OECD國家和地區的雙邊貨物貿易總額數據來源于聯合國貿易數據庫。貿易伙伴國的服務貿易進出口數據、國內生產總值數據均來自于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統計數據庫。是否使用共同語言通過相關的地理書籍獲取，是取1，否取0。
筆者先進行混合估計和固定效應的F檢驗，繼而進行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的Hausman檢驗，結果均顯示應該采用固定效應估計。考慮到由于個體固定效應模型無法估計且不隨時間變化的單列矩陣變量，筆者在模型中加入了共同語言這一虛擬變量會被固定效應所吸收，同時由于所選擇的面板數據中截面個體數大于時期數，為避免模型中的序列相關性和時期異方差問題，經過比較發現，應該采用時點固定效應模型，并用period SUR加權估計的廣義最小二乘法（GLS）。筆者采用的實證分析計量軟件是Eviews6.0。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筆者對模型（1）、（2）、（3）、（4）進行回歸，得到的實證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的實證結果可以看出，模型（1）、（2）、（3）、（4）均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各模型的擬合優度較好。D-W值表明解釋變量互相獨立，不存在自相關性。4個回歸方程均通過了1%顯著水平的F檢驗。在各回歸系數中，共同語言變量未通過檢驗，其余變量均在1%的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假設H1、H2、H3、H4均得到驗證；假設H5在模型（1）、（3）中未得到驗證，在模型（2）、（4）中得到驗證，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現階段東道國多數實行以促進服務出口為主的相關措施，另一方面中國的服務出口仍然以傳統服務為主，這與全球新一輪的產業結構升級和世界服務貿易結構逐漸向新興服務部門傾斜相悖。假設H6未通過檢驗，可能的原因是由于ICT（IT+CT，即信息技術+通信技術）的發展，服務貿易雙方并不需要面對面地接觸，使用共同語言作為解釋變量并不顯著。
從各模型的具體結果來看，模型（1）的實證結果顯示：人均GDP、FDI流量、貨物貿易是促進中國服務出口的正向因素，相比較而言，貿易伙伴國的人均GDP發揮主要影響，其彈性系數為1.582；FDI流量對服務出口的彈性系數僅為0.038；貨物貿易帶動了服務出口，但作用有限；相對距離阻礙了中國的服務出口。
模型（2）的實證結果顯示：FDI流量每增加1%，會帶來中國服務進口0.140%的增加；貿易伙伴國的人均GDP對于服務進口的彈性系數高達2.747；貨物貿易促進了中國的服務進口；貿易伙伴國的服務貿易開放度越大，其對中國的服務出口越大；相對距離是中國從貿易伙伴國服務進口的阻礙因素。
模型（3）的實證結果顯示：FDI存量對服務出口額的彈性系數為0.135；人均GDP對服務出口額的彈性系數最高，達到1.453；貨物貿易每增加1%，會帶來服務出口0.482%的增加；相對距離仍然發揮著負面影響。
模型（4）的實證結果顯示：FDI存量會促進中國的服務進口，其彈性系數為0.464；貿易伙伴國的人均GDP對服務出口的彈性系數高達2.422；貨物貿易、貿易伙伴國的服務貿易開放度都是促進服務進口的有利因素；相對距離同樣阻礙了中國從貿易伙伴國的服務進口。
從實證檢驗可以看出，FDI流量與中國服務進出口之間均具有正相關關系，但是FDI流量對與服務進口的影響大于對服務出口的影響。從長期來看，FDI流量會轉變為存量，存量更能反映外資進入中國后真實的資本投資情況。FDI存量促進了中國服務的出口與進口，相比較而言，進口引致效應大于出口創造效應。這一結果與我國吸收的FDI和服務貿易發展的現狀相符。現階段，外資對于中國服務出口的推動作用較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服務業FDI比重較低和服務業發展滯后的現狀。因為，一方面，外資主要集中于第二產業，充分利用我國商品生產的比較優勢，相應的配套服務主要來源于服務進口；另一方面，我國服務生產具有一定的比較劣勢，進入第三產業的外資比例較小，僅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服務進口，促進服務出口的效用較弱。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結論
第一，外資對于服務貿易具有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對于東道國的服務進口，FDI一方面成為增加服務可貿易性的重要提供
形式即“商業存在”，并基于此實現服務進口；另一方面，FDI的技術溢出效應通過提高服務在全球范圍的可貿易性，以增加“跨境交付”形式的服務進口。對于東道國的服務出口，外資通過服務外包、貨物貿易出口等途徑促進服務出口。
第二，外資對我國服務的出口創造效應落后于進口引致效應。首先，我國服務業FDI比重較低，大規模的外資主要流向第二產業，并通過服務進口提供相關的配套服務。服務業FDI長期落后的局面制約了服務貿易的發展，造成了我國服務貿易逆差的擴大。其次，我國離岸服務外包起步晚，發展滯后。離岸服務外包是跨國公司實行“歸核化”戰略，是以出口為導向的服務加工貿易模式。中國服務外包在全球的市場份額較小，2009年僅占5%。最后，我國貨物貿易發展迅速，但對于服務貿易的促進作用較弱。現階段我國貨物貿易的發展仍然停留在以加工貿易為主體和貿易結構低級化的狀態，這導致了我國在國際貨物貿易中話語權的缺失。由于我國高端服務業發展滯后，服務產品競爭力弱，中高端的服務供給能力不足，因此，貨物貿易發展所帶來的巨大服務貿易發展機遇只好拱手讓人，無法充分轉化為相關服務企業的出口動力。
（二）政策建議
首先，要在引資政策上進一步向服務業傾斜，通過適當的產業政策引導，提高服務領域利用外資的比重，逐步推進服務業的對外開放，提高其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其次，要積極利用FDI發展服務外包，推動“中國制造”逐漸向“中國服務”轉型。通過優化服務外包的政策環境，促進外資向外包領域傾斜。通過改革教育和培訓體制，加強對服務包人才的培養和引進。最后，要加強服務業與制造業的有機結合，充分發揮中國作為貨物貿易大國的優勢，抓住貨物貿易大發展的機遇，實現制造業領域FDI對服務貿易發展的拉動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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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全球制造業產值8．638萬億美元，而世界服務貿易總額中服務出口是3．312萬億美元，目前正以年均7％的速度增長，國際產業轉移重心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以服務外包、現代服務業為主要內容的國際產業轉移，成為全球產業轉移趨勢。服務業的國際轉移為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提供了新的機遇，不僅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等新興國家制定了相應承接規劃，而且印尼、菲律賓、墨西哥也制定了積極措施，爭相承接這一產業從美歐的轉移。我們應緊緊轉移的契機，把大力發展服務貿易作式、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的重要內容，乃至整個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我國略性調整。
發揮我國高端人力資本服務貿易優勢，開辟大學生就業新渠道
服務業的國際競爭比較優勢主要是技術、知識和管理，國際服務貿易對象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例如金融、通信、文化產業等高端現代服務業，這就需要高端的服務人才與其相適應。2009年，我國研究生畢業人數高達37萬人，大學生畢業人數高達531萬人。蓬勃興起的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流動等國際服務貿易業務，為我國高端人力資本的利用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就業吸納潛力。如果說加工貿易的發展帶動了1．2億農民工就業，那么服務貿易發展，將為大學生就業開辟一條全新的渠道。
以服務貿易為動力，促進我國外向型經濟可持續發展
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外貿出口迅速增加，使得中國對外貿易環境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把承接國際服務外包作為擴大服務貿易的重點，發揮中國人力資源豐富的優勢，鼓勵中國企業積極承接信息管理、數據處理、財會核算、技術研發、工業設計等國際服務外包業務，作為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的重要內容。國家有關部門要建立支持國內企業“走出去”的服務平臺，提供市場調研、法律咨詢、信息、金融和管理等服務。扶持出口導向型服務企業發展，發展壯大國際運輸，繼續大力發展旅游、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輸出等具有比較優勢的服務貿易。同時，我國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服務領域對外開放，著力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最終推動外向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是轉變我國貿易發展模式、減少貿易摩擦的必由之路
隨著世界經濟發展的變化，原有利益格局受到沖擊，國際貿易摩擦不僅繼續存在于商品貿易領域，而且更多會出現在服務貿易領域。2010年全年中國遭遇貿易摩擦64起，涉案金額約70億美元。針對更加復雜的貿易摩擦，我們除了要積極應對，更要重視貿易結構和貿易政策的調整。通過培育生產者服務市場，大力發展服務外包，擴大服務貿易比例，改善服務貿易結構，是提高我國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的能力、切實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根本途徑，也是減少貿易摩擦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信息技術外包；業務流程外包：知識流程外包
中圖分類號：F7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8)06-0071-06
收稿日期：2008-03-07
繼制造業的全球大轉移之后，服務外包與離岸貿易已形成不可逆轉的新一輪全球產業轉移趨勢。隨著發達國家勞動力數量的減少、市場競爭的加劇，服務外包和離岸貿易正成為跨國公司全球布局和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印度是全球服務外包市場的領先者之一，印度服務外包的發展帶來了國民收入的增加，外匯儲備的積累和就業水平的提高，同時也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促進了稅收、儲蓄和消費支出的增加。印度發展服務外包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目前，全球服務外包產業鏈有重組的趨勢，正在由印度、愛爾蘭等國家向中國、菲律賓、俄羅斯、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轉移。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承接服務外包方面有許多得天獨厚的優勢。近年來，我國經濟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一方面受到勞動力、土地、能源等要素的制約，另一方面對外貿易摩擦與爭端不斷增加。新一輪全球服務業的轉移為我國調整產業機構，改善貿易結構提供了契機。
一、服務外包及分類
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外包”指的是企業向外部購買制造產品，如我國承接國外制造業外包的貼牌生產(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羅和文卡特拉曼(Loh and Venkatraman，1992)認為外包是外部供應商從事與企業整體或部分生產設施相關的物資或人力資源活動，他們認為外包既包括制造產品生產的外包，也包括人力資源等服務環節的外包。后來隨著服務外包活動的增加，外包的含義逐漸發生了變化。威爾科克斯(Willcocks，1995)認為外包是為了獲得預期結果，把組織的部分或全部信息技術和相關服務交給第三方管理。艾金森(Atkinson，2004)認為外包是由一家公司與另一家公司簽定合同去經營指定商業任務的過程。利維(Levy，2005)認為外包是指將特定的生產商務活動轉包給獨立公司，其中包括國內公司或國外公司。以上三位者學者認為外包的對象主要是服務性活動。巴格沃蒂(Bhagwati，2004)指出服務外包是通過電子媒介手段(例如電話、傳真、Internet)從國外購買服務，他認為在WTO規定的4種貿易方式中，服務外包主要是指由于信息技術發展所導致的服務“跨境交付”的增加。本文認為服務外包是指企業將原來在內部從事的服務活動轉移給外部企業去執行的過程，發包的對象既可以是本土企業也可以是外國企業，既可以是獨立的企業，也可以是母公司的子公司。
從服務外包的地域來看，服務外包可以分為離岸外包(off-shore outsourcing)、近岸外包(near-shore outsourcing)和在岸外包(on-shore outsourcing)。離岸外包和近岸外包都是指跨國境的服務外包，近岸外包特指相鄰國家之間的服務外包，相鄰國家由于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等因素，開展服務外包更為便利。離岸外包如美國對印度的外包，近岸外包如美國對加拿大、墨西哥的外包。在岸外包指一國之內的服務外包，在岸外包對于國內市場廣闊的國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國際分工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全球性的服務業轉移主要以離岸外包的形式展開，其原因是由于信息技術的發展和貿易壁壘的降低。
從服務外包的發展階段來看，服務外包可以分為信息技術外包ITO(Information technologyOutsourcing)、商務流程外包BPO(Business ProcessOutsourcing)和知識流程外包KPO(Knowledgeprocess outsourcing)(見表1)。ITO是指系統操作服務、系統應用管理服務，技術支持管理服務的外包。BPO指企業檢查業務流程以及相關職能部門，將這些流程或職能外包給服務供應商，并由服務供應商對流程進行重組的活動。ITO和BPO都是基于IT技術的服務外包，ITO強調技術，更多涉及成本；BPO強調業務流程，解決的是相關業務的效果和運營的效益問題。KPO是指位于價值鏈高端的、知識創新和研發環節的外包。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近年來知識流程外包迅速崛起。從ITOBPOKPO的發展路徑來看，其業務流程越來越復雜，整合程度不斷提高，對專業能力、創新能力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為承接服務外包企業帶來的附加值也不斷增加，形成一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體現了服務外包的三個發展階段。
借助制造業價值鏈的“微笑曲線”可以看出服務外包在企業價值鏈中的地位(見圖1)。制造業企業附加值較高的業務主要集中在上游(如可行性研究、風險資本、產品概念設計、市場研究等)、中游(如質量控制、會計、人事管理、法律業務等)和下游(如廣告、物流、銷售、人員培訓等)的服務環節中，中間的制造過程附加值較低。發包企業基于削減成本，提高核心競爭力的考量，不但制造過程可以外包出去，通過OEM方式生產。上游、中游和下游的服務環節也可以外包給服務提供商，通過ITO、BPO和KPO的方式獲取。從企業價值鏈來看，外包的對象逐漸由價值鏈底部的制造環節向價值鏈上中下游的服務活動攀升。隨著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企業價值鏈上的業務逐漸細分為不同的環節，具有外包潛力的服務活動越來越多，服務外包的發展潛力很大。
二、印度服務外包發展現狀
(一)印度服務外包產業產值的增長
印度的服務外包主要包括IT服務，ITES-BPO，工程服務、R&D、軟件產品三類業務①(見表2)。2007年印度軟件和服務總產值達395億美元。在產值結構中，IT服務為235億美元，比重為59.5％；ITES-BPO為95億美元，比重為24.1％；高端的工程服務、R&D、軟件產品產業為65億美元，比重為16.5％。2004～2007年間，印度的軟件和服務產業增長了136％。在此期間，IT服務，ITES-BPO，工程服務、R&D、軟件產品三類業務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31.23％、42.12％和31.05％，其中ITES-BPO的增長速度是最快的。2007年出口市場(離岸外包)產值為313億美元，占整個外包市場比重的79.2％。2004-2007年間，離岸外包年均增速為34.39％，超過了該產業的平均增速。印度服務外包產業在岸外包的比重較小，2007年的比重為
20.8％。與快速發展的服務外包產業相比，印度硬件產業規模不大，2007年產值為85億美元，占整個IT產業的17.7％。
(二)印度服務外包產業就業的增長
服務外包產業為印度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與制造業外包相比，服務外包產業對勞動者的知識水平要求更高，收入也更高。印度較高水平的高等教育為相關產業提供了大量通曉英語、熟悉信息技術的高素質勞動者。2006年印度服務外包產業直接就業總數為129.3萬人，其中IT服務為39.8萬人，ITES-BPO為41.5萬人，工程服務、R&D、軟件產品產業為11.5萬人，分別占全部就業比重的30.8％、32.1％和8.9％。國內市場服務外包的就業人數為36.5萬人，比重為28.2％(見表3)。服務外包產業具有較強的產業關聯性，不但自身就業人數快速增長，而且可以帶動相關行業就業的增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認為印度IT業與中國的制造業同屬勞動密集型產業，印度獲得的就業機會不但發生在IT產業領域內，與IT相關聯的產業也有效地利用了IT領域的發展。據NASSCOM估計，服務外包產業每增加1個工作崗位，將會在相關產業創造大約4個工作崗位。2007年印度軟件和服務外包產業的直接就業人數達163萬，相關產業就業人數達600萬，預計到2010年印度軟件和服務及相關產業的總就業人數將達到1000萬人(NASSCOM，2007)。
(三)印度的離岸服務外包市場
印度服務外包以面向國外市場的離岸外包為主。2007年離岸外包占整個印度服務外包市場產值比重的79.2％，接近八成，印度已成為全球離岸服務外包市場中的領導者。印度的離岸服務外包市場以歐美市場為主，其中美國市場的比重最大，2006年美國市場比重為67.2％，歐洲市場比重為25.1％，兩者合計超過九成(見表4)。歐美市場在印度服務外包市場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也造成了印度外包產業受國外市場的影響較大。近年來在發達國家，特別是服務外包的重要發包國美國，出現了服務貿易方面的保護主義傾向，認為印度等發展國家正在搶去本國“白領”的工作崗位，美國基于保護就業和信息安全的原因出臺了相關法案，為服務外包設置了一些障礙。與離岸外包相比，印度國內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發展相對薄弱，在岸外包市場不大。
(四)印度離岸服務外包主要行業分布
印度離岸外包的行業分布相當廣泛，包括銀行、保險、金融服務、高科技和通訊、制造業、零售業、媒體、出版和娛樂、建筑設施服務、健康服務、航空和運輸服務等(見表5)。其中比重最大的是BFSI，占整體比重的40.4％，印度已成為全球重要的金融服務外包市場。花旗銀行、VISA、通用電氣金融公司、美洲銀行、JP摩根等金融巨頭都已在印度開展了金融外包業務。第二位的是高科技和通訊行業，比重為19.1％。以上兩大行業信息技術的應用程度較高，外包模式發展較為成熟。行業比重較高的還有制造業占15％，零售業占8％。從印度服務外包的行業分布來看，服務外包主要集中在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業，制造業的比重相對較小。
三、中印服務外包發展的比較
(一)發展階段的差異
印度服務外包的發展階段高于中國。NASSCOM認為中國3-5年之內還不能挑戰印度在全球服務外包市場中的地位(NASSCOM，2007)。印度的IT服務，ITES-BPO，工程服務、R&D、軟件產品三類業務增速都很快，2007年分別比2004年增長了126％、179％和124％，三種業態呈現齊頭并進的態勢。印度ITO和BPO產業已經比較成熟，服務外包整體上處于從BPO向KPO階段過渡。有研究指出，到2010年，印度很可能由現在的商業處理外包中心(BPO)過渡成為知識處理的外包(KPO)基地(劉森林，2007)。制藥業、生物科技、知識產權研究、工業設計等行業是印度KPO時代的優勢產業。目前我國服務外包發展階段還比較低，ITO是服務外包的主要部門，從事初級階段的軟件編碼和應用軟件開發、測試、維護工作，處于產業鏈的中低端，業務量雖多但利潤不高，以量取勝，BPO產業發展水平較低，整體上處于從ITO向BPO過渡的階段。
(二)市場范圍的差異
2006年印度離岸外包占整個市場比重的79.2％，以歐美市場為主。2007年美國和英國在印度服務離岸外包市場比重為61％和18％。受國內市場的限制，印度在岸外包比重不高。我國的服務外包產業以在岸外包為主，離岸外包比重不高。2006年，中國承接的離岸服務外包收入僅占整體產業收入的12.2％，另外的87.8％為在岸外包(中國服務外包網，2007)。我國離岸外包市場主要集中于亞洲，以面向日韓市場的近岸外包為主。其中，對日外包比重高達60％，美國的比重為15％，歐洲的比重為10％(胡國良，2007)。印度以英語為官方語言，承接離岸外包具有語言優勢。我國與日本臨近，日語人才較多，且同屬東亞文化圈，承接對日外包有一定優勢。近幾年印度企業在華投資，除了利用我國人力資源優勢和開拓我國市場外，還試圖利用中國開展對日韓服務外包的成功經驗，作為打開日韓市場的跳板。
(三)業務范圍的差異
印度離岸服務外包的垂直行業范圍很廣，包括銀行、保險、金融服務，高科技和通訊，制造業，零售業，媒體、出版和娛樂，建筑設施服務，健康服務，航空和運輸服務等，在這些領域中取得了先發優勢。例如，印度金融服務外包的比重為40.4％，承接外包的業務范圍逐漸擴大，從原來簡單的文書處理類業務進入較高端的數據分析、提供研究報告、趨勢預測等業務。我國本土金融服務外包還處于起步階段，國內企業既缺乏相關人才又缺少業務經驗。在華外資跨國金融機構將部分業務發包給其專門設立的分支機構，發包給我國本土金融服務企業的情況不多。印度企業還開拓了一些新興的服務外包領域，如醫療服務外包等。我國服務外包業務范圍還比較狹窄，在一些垂直行業中處于發展初期，在一些新興領域中還處于空白。
(四)產業基礎的差異
2004年中印兩國工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為分別為50.8％和26.1％，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分別為34.5％和52.2％(杜莉，謝皓，2006)。在信息產業內部，2005年我國硬件產業銷售收入為3.45萬億人民幣，出口2646億美元，分別占銷售總額和出口總額的89.8％和98.7％。2004/05財年，印度硬件產業產值109億美元，出口19億美元，分別占信息產業規模和出口規模的33％和10％(商務部政研網，2007)。兩國信息產業呈現明顯的中“硬”印“軟”的態勢。我國硬件產業占據主導地位，已成為全球信息產業硬件產品大國，計算機、手機等產量居世界首位。印度
信息產業以軟件為主，且以軟件出口和服務外包為主導。我國的硬件產業基礎好，軟件和服務外包產業有可能與硬件產業形成良性互動關系。我國服務外包有強大的制造業和廣闊的國內市場作為支撐。在產業結構調整和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中，國內服務外包企業大有可為。
(五)發展規模的差異
印度服務外包企業普遍規模較大，有超過1700問企業員工人數在2千人以上，20多間企業員工數超過2萬人。印度最大的20問企業直接雇傭了50萬人(NASSCOM，2007)。印度服務外包行業涌現出了一批大型跨國企業，例如，InfoSys公司有5.2萬員工，在17個國家設立分公司，Wipro公司員工總數也達到4萬人。2006年印度排名前十位的軟件企業產值占市場總額的42％。我國企業人員規模較小，軟件業排名前三的廠商為東軟、海輝軟件、中訊軟件，2006年東軟全部軟件從業人員只有1萬人。我國前十名的離岸軟件外包企業產值占僅占市場總額的20.7％，市場集中度不高(胡國良，2007)。在外包合同價值方面，印度服務供應商取得了更大、更復雜的項目，超過5千萬美元的合同從2002年的l％上升到2006年的7％(NASSCOM，2007)。我國服務外包企業所承接的服務合同金額較小，與印度相比差距很大。
四、幾點啟示
隨著服務外包成效的顯現以及發達國家發包企業分散風險戰略考慮，近年來出現了國際服務外包進一步發展和重新布局的趨勢，為我國改變這一領域相對落后的狀態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一)鞏固產業基礎，向產業鏈高端演進
印度服務外包從最初發展ITO業務中的軟件外包起步，首先承接軟件編碼、維護測試等低端業務。通過經驗的積累，專業能力的培養，品牌的建立，業務的整合，逐步從ITO業務向產業鏈的高端的BPO和KPO階段延伸，形成一個由低到高的產業演進過程。我國服務外包產業也應借鑒這一發展路徑。首先，總體上我國處于從ITO業務向BPO業務過渡的階段，應當鞏固ITO這一基礎性業務。其次，服務外包專業性強，服務企業能力差異較大，為促進我國服務外包產業的全面發展，應當積極鼓勵各種類型的外包企業從各自的競爭優勢出發，逐步推進，形成低端業務與高端業務相配合的完整產業鏈，全方位承接服務外包業務。
(二)內外并舉，離岸外包與在岸外包并重
由于離岸外包能夠帶來巨大的成本優勢，越來越多的國外企業開始尋求離岸外包服務。麥肯錫指出，全球服務可實現離岸的潛在市場規模達4650億美元，而目前僅有不到10％的業務實現了離岸(麥肯錫，2007)。發展離岸外包服務既順應了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又符合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應當鼓勵我國本土外包企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大力發展離岸外包。近期內，應鞏固和發掘日韓服務外包市場，并將開拓歐美服務外包市場作為重要目標。另外，與印度相比，我國本土市場更大，制造業發展遠遠領先于印度，信息化程度較高，潛在市場需求不可忽視。一方面要推動我國本土服務外包企業積極發掘本地市場，另一方面要促進國內企業，特別是金融電信企業等，從提高核心競爭力出發，積極實施服務外包戰略。
(三)加強外包基地城市建設，錯位競爭，促進產業集群的發展
商務部提出了服務外包“千百十”工程，計劃在“十一五”期間，建設10個具有一定競爭力的服務外包基地城市。目前已經有大連、西安、成都、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天津、南京、武漢、濟南11個城市獲批成為服務外包基地城市。在基地城市的建設中，應當從各地比較優勢出發，從專業化出發，針對市場和行業差異，錯位競爭。如上海以金融服務外包為重點，打造面向全球的金融服務平臺；大連以面向日本的軟件外包為主；西安發展對歐美BPO業務：深圳毗鄰香港，可以發展香港接單，深圳開發的新“前店后廠”模式。應借鑒我國制造業產業集群的成功經驗，促進服務外包產業集群的形成，打造我國的服務外包基地城市品牌，締造中國的“班加羅爾”。
(四)大力吸引外資，同時做大做強本土企業規模，培養本土品牌
印度知識流程外包的發展得益于跨國公司在印度設立的研發機構，全球10大信息技術巨頭，包括微軟、英特爾和德州儀器，都在印度設立了研發中心，這些研發中心頗具規模，業務經驗豐富，可以提供高端的創新產品，向客戶提供系統的解決方案。在短期內，可以考慮以我國國內市場潛力為吸引，以我國吸引外資的整體優勢為依托，吸引全球領先的服務外包企業以合資或戰略合作等多種形式將其在全球其他地區開展的外包業務轉移至中國。同時，應大力促進我國本土服務外包企業的發展，擴大企業規模，擴大市場，擴充業務范圍，提高競爭力。對本土服務外包企業給予稅收政策優惠和金融支持。建立面向本土企業的風險投資基金，培養種子企業，發揮示范效應，努力培養本土企業品牌。
《經濟》：在“中國制造”走向全球的時代背景下，發展服務貿易具有哪些重大意義？
周柳軍：目前，服務業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為70%，主要發達經濟體的服務業比重達到80%左右，服務出口占世界貿易出口的比重為20%。聯合國貿發會議的全球價值鏈最新研究成果顯示，全球價值鏈中服務貿易對外貿增值的貢獻顯著。由于大多數出口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大量使用各種服務，服務部門貢獻了全球出口增值部分的近一半。發展服務貿易可以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效益，破解資源環境約束，增加高素質勞動力的就業機會。發展服務貿易，能夠提升“中國制造”的技術和服務含量，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增強“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實現“中國制造”和“中國服務”雙輪驅動。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是進一步提升中國對外開放水平，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重要方式。
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我國經濟中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問題比較突出，轉變發展方式已經成為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發展服務貿易，能夠優化產業結構，推進節能減排，提升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提高國民經濟整體運行效率，為高素質人才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緩解大學生“就業難”問題。
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有利于推動服務業跨越式發展。服務業與服務貿易互為依托，相互促進。發展服務貿易可以引進新的商業模式、培養國際化的人才、加劇國內服務市場競爭，帶動服務業水平的提高。同時，服務業對外開放將推動服務領域管理體制改革，從而促進服務業發展。此外，發展服務貿易有利于充分利用發達國家的外部市場，在高端服務業中形成規模經濟，加速高端服務業發展。
大力發展服務貿易有利于提升國際分工地位。雖然我國已經是貨物貿易大國，但在全球分工中仍處于中低端，主要從事低附加值的環節。發展服務貿易，可以有效提高我國產業鏈的整體競爭力，彌補人力資源成本上升對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侵蝕。發展研發服務、專業服務等高附加值生產，有利于延伸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的價值鏈條，提升國際分工地位。
《經濟》：有人認為“我國是貨物貿易大國，服務貿易小國”，您對此持何觀點？
周柳軍：2012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達38667.6億美元，同比增長6.2%，居世界第二位，其中，貨物出口總額20489.3億美元，占全球貨物出口總額的11.2%，居世界第一位。從統計數據看，中國已經是當之無愧的世界貨物貿易大國。從服務貿易看，2012年，中國服務進出口總額為4706億美元，比2011年增長12.3%，占世界服務進出口總額的5.6%，居世界第三位，其中，服務出口總額1905億美元，占全球服務出口總額的4.4%，居世界第五位。中國服務貿易占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為10.8%，占比僅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從總量看，中國服務貿易額已經居全球第三位，成為全球服務貿易的重要國家。同時應該看到，中國服務貿易總體競爭力不足。
近年來，中國服務貿易逆差持續擴大，2012年服務貿易逆差達897億美元，旅游、運輸服務、保險服務、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等領域均呈現較大逆差。傳統服務中的運輸和旅游在進出口總額中的占比達58.8%，比上一年增加2.2個百分點，高附加值服務進出口占比明顯偏低。因此，中國離真正意義上的服務貿易大國和強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經濟》：在您看來，要提高我國服務業的品質和國際競爭力，我們需要做哪些工作？
周柳軍：商務部服貿司成立以來，圍繞建立健全服務貿易管理機制、出臺服務貿易政策措施、搭建服務貿易促進平臺、推動重點行業服務出口做了大量工作，積極營造有利于服務貿易發展的政策環境，推動了服務貿易快速發展。服務進出口總額由2006年的1917億美元擴大到2012年的4706億美元，年均增長16.1%，全球排名由第八位躍居至第三位。但是，由于長期存在“重制造、輕服務”的傳統觀念，對服務業和服務貿易重要性的戰略認識仍顯不足，服務業國際競爭力依然不足。
要切實提高我國服務業的品質和國際競爭力，我們需要重點加強以下工作：一是確立中國服務貿易的戰略地位，并作為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要切實提高對服務貿易重要性的認識，把發展服務貿易作為經濟工作的重要戰略任務，積極營造全社會關注服務貿易、支持服務貿易的良好氛圍。積極創造條件，采取有效措施，使服務貿易在產業結構調整、轉變外貿發展方式、擴大就業、提高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二是將大力發展服務業作為調結構、促轉型的戰略選擇。要充分發揮服務業就業“容納器”作用，促進服務業加快發展，培育服務消費熱點。通過擴大服務業來推進工業化，利用現代服務業提升先進制造業水平，通過發展服務業，促進工業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三是進一步擴大服務業開放。根據我國服務業自身發展水平和承受能力，有序擴大服務領域開放，以此促進國內改革發展和經濟轉型。充分利用自由貿易協定加強與有關國家開展雙向服務貿易交流與合作。四是完善服務貿易政策促進體系。要加快制定服務貿易發展政策，采取多種措施支持服務貿易的發展，逐步完善服務貿易法律法規體系、財稅金融支持體系、政府部門和中介組織協同推進體系，搭建公共平臺、貿易促進和信息平臺，為企業提供各種服務。
《經濟》：企業在發展服務外包產業的過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周柳軍：近年來，我國服務外包產業迅速發展。2008-2012年，我國國際（離岸）服務外包執行額由46.9億美元增長至336.4億美元，年均增幅超過60%，占全球市場份額由2008年的7.7%增長至2012年的27.7%，躍升為僅次于印度的全球第二大服務外包接包國。2013年1月-8月，我國離岸外包執行額255.2億美元，同比增長36.4%。目前，我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正處于產業升級和服務業快速成長的轉型期，服務外包產業將繼續保持迅猛增長的態勢。在發展服務外包過程中，企業需重點加強以下幾方面工作：
增強創新能力，穩步提高附加值。我國服務外包企業的核心技術、集成服務、整體解決方案能力仍然欠缺，市場定價權不強，項目利潤率不高。外包產業年人均營業收入一直徘徊在2萬美元左右，印度為4萬-5萬美元，而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等美國企業則高達15萬-20萬美元。加大對創新技術的研發和投入應成為企業擴大利潤空間，穩步提高附加值的戰略重點。
重視中高端人才引進和培育，提升管理水平。我國有豐富經驗的中高端人才積累不足，正成為產業快速發展的瓶頸。企業應重視引進和培育能夠管理大型技術團隊（例如2000人以上）的專業人才，金融、醫藥研發、工程設計等行業領軍人才以及熟悉國際商業規則和業務發展趨勢的市場營銷人才，全面提升自身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
加強境外營銷渠道開拓，深入拓展國際市場。印度在全球70多個國家（地區）設立了560多個交付中心，僅在美國就有近2萬人的營銷及技術支援團隊。而我國境外交付中心不到30家，現場技術團隊不到2000人，尚未形成完善的營銷及交付網絡。企業應盡快建立全球營銷及交付網絡，追隨客戶，了解客戶，為客戶提供現場支援服務，不斷增強國際競爭力。
加強知識產權和數據信息安全的保護。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日益贏得國際贊譽，但信息安全、數據隱私保護等方面法律體系仍未健全。企業應積極申請國際資質認證、完善內部信息安全制度、加強數據隱私保護，逐步打消發包企業的疑慮，爭取簽訂金額大的長期合同，推動業務快速發展。
《經濟》：《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簽訂，將給兩岸的服務貿易帶來哪些新的發展機遇？
周柳軍：2012年，大陸對臺灣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158億美元，貨物貿易總額達1690億美元，與貨物貿易相比，兩岸服務貿易空間巨大。今年6月21日，海協會會長陳德銘與臺灣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在上海簽署了《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協議》）及其附件。《協議》的簽署，將給兩岸服務貿易發展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一是減少了雙方涵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易限制性措施，促進了雙方服務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協議》的開放舉措包括放寬市場準入條件、取消股權限制、放寬經營范圍和經營地域、下放審批權限及為市場準入提供便利等等，這些都為兩岸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涵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易限制性措施，促進服務貿易自由化奠定了基礎。二是繼續擴展了服務貿易的廣度和深度。《協議》開放水平高、涵蓋范圍比較廣，雙方開放承諾條數有144條，涉及100多個服務行業，其中，大陸開放的80條，其承諾水平都在加入WTO承諾的水平之上。三是增進雙方在服務貿易領域的合作。大陸在商業服務、通訊服務、建筑和相關的工程服務、分銷服務、環境服務、與健康相關的服務和社會服務、旅游和旅游相關服務、娛樂、文化和體育服務、運輸服務、金融服務等領域進一步擴大對臺開放范圍，臺灣也在諸多領域放寬對大陸服務貿易限制。《協議》的簽署，是落實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重要里程碑，對推動兩岸服務貿易合作具有重要意義，將給兩岸服務貿易企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經濟》：服務貿易統計是發展服務貿易的重要工作，在此方面，商務部服貿司做了哪些工作？
過去幾年間，中國服務外包發展成績傲人。7月24日，市場研究機構IDC報告稱，2011年中國承接的離岸軟件外包市場規模達到41.23億美元，同比增長22.8%，預計未來五年將會持續以25.3%的復合增長率快速攀升。帶著對軟件外包行業的好奇，記者走進了位于中關村軟件園的文思創新軟件技術有限公司，希望通過對公司副總裁劉京譽的采訪，探知行業的現狀及未來。
現狀：兵家必爭之地
談及行業現狀，劉京譽介紹說，目前在發達國家，服務外包受到了極大重視。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對于制造業外包和服務外包的態度截然不同。發達國家對制造業的轉移并不加諸嚴格的限制，甚至持鼓勵態度。因為在制造業中，只要能把握住微笑曲線的兩端——研發和銷售，就能保證利潤，制造環節的外包既不會降低利潤，反而能夠轉嫁能耗、污染等一系列問題。
然而，對于服務外包的轉移，發達國家就不再表現出“大度”的風范。“現在這些國家對服務貿易和服務外包的轉移極其看重，且不希望產生大量轉移。”劉京譽說道，“從前美國常說‘中國人搶了美國人的飯碗’，但是實際上他們很清楚，在制造業向中國轉移的過程中，美國人是賺了便宜的。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美國在大力發展服務外包、服務貿易的時候，卻實實在在地通過貿易談判及其他種種手段，保護著本國市場。因此，以服務外包為代表的服務貿易必將成為未來中國與美國的重要經濟競爭點。”
就中國自身的經濟形勢來說，發展服務外包是經濟轉型、經濟結構調整的必然要求，更是創造可循環的高質量的GDP的前提。談及行業未來，劉京譽信心滿滿：“服務外包在中國擁有無限廣闊的發展空間，也是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事實印證了這樣的信心：據商務部服貿司統計，今年1～7月，我國共簽訂服務外包合同72853份，合同金額320.3億美元，同比增長58.1%；執行金額231.9億美元，同比增長52.7%。
并購潮：做大做強并舉
2012年8月10日，業界迎來一件大事：文思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與海輝軟件（國際）集團公司合并為“文思海輝”公司，合并后形成了中國最大的軟件外包公司。劉京譽介紹說：“合并的目的在于創造一個中國最大的IT服務外包企業，為客戶提供更廣闊的服務空間，同時也為員工提供一個更好的職業平臺。此外，合并將提升公司的咨詢和管理能力，逐步實現由流程向軟件知識產權驅動發展。”
他對于合并后的發展前景充滿期待，因為合并不僅能夠提高企業的收款能力，更將帶來收入增長模式的巨變：“我們將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務來增加客戶穩定度。同時，企業收入的增長將不再只與人數的增長掛鉤，企業的發展模式將從依靠規模型轉向依靠質量型，收入由線性增長變為非線性增長。”
要形成非線性增長模式，核心在于提高軟件知識產權的作用。“曾經的軟件開發模式是誰掏錢開發，知識產權就是誰的，或者是雙方共有的。但是有可能下一個模式會變為：軟件是我們自己的，只是租給客戶使用。這是一種重要模式。”這種非線性的模式有兩種含義，一種含義是采用云計算的形式，不再收取項目開發費，而是收取年費，即企業為客戶提供技術保證，但是知識產權仍掌握在自己手里；另一種含義是工程師將自帶生產工具在客戶方進行開發，在這個過程中，企業收入由派出的工程師的服務費和生產工具的使用費組成，生產工具帶來的收入甚至可能超過人工費。“這種由純粹的線性增長向非線性增長的方式轉變是一大進步。它的意義在于提高了企業在未來競爭中的話語權。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也是一種跨越式的發展。”劉京譽對此寄望頗高。
無獨有偶，就在文思和海輝宣布合并后不久，博彥科技也走上了重組整合之路。博彥科技8月19日公告稱，“公司以現金方式，出資5650萬美元收購美國大展集團公司旗下6家全資子公司100%股權。”
談及對并購潮的看法，劉京譽認為：“并購的確是一種強強聯合、優勝劣汰，快速做大做強的有效手段。就2010年的數據來看，印度前五大軟件公司基本上壟斷了全國60%到65%的市場份額。在美國，頂尖的硬件公司也在不斷收購軟件服務公司。并購助推產業發展，這種情況也將會在中國上演。對中國本土的軟件企業來說，要跟上國外的發展腳步，并購是最快的方法，或許也是惟一的出路。”
前路：天地廣闊大有作為
談及行業未來的發展，劉京譽認為中國企業將在新興市場和援外市場中有所作為。
在新興市場，信息化剛剛起步，但是需求旺盛，“設備銷售完成后，正是進行軟件和服務銷售的好時機。”而在援外市場，發展方式則需要有所轉變。長期以來，中國的援建都以實物型為主。劉京譽認為，對于運營系統的援建將是大勢所趨：“北京是眾多的援外項目的集散地，如果能夠把原來的工程承包和未來的運營性援外整合起來，將會帶來廣闊的市場。以體育館為例，建設完成之后，可以繼續開發館內的燈光系統、音箱系統。這種從只管建設到參與運營的轉變，能夠為企業持續創造收入。”
但是行業發展最有效而穩健的方式還是求諸自身，開發國內市場。無論是城市管理、現代化建設還是新農村的建設，都將帶來對軟件服務的巨大需求。如此大的需求量讓劉京譽看到了光明的行業前景：“如果能在政府和企業項目構思的階段把軟件服務考慮進去，就能夠把軟件服務從末端市場提升到前端市場的位置，從而給中國的軟件服務帶來龐大的市場空間。”
論文關鍵詞：國際服務貿易 新趨勢 對策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貿易競爭的重點正在從貨物貿易轉向服務貿易。如果一個國家在服務貿易上贏得先機和主動，它就在未來的全球經濟競爭中取得了優勢。正因為如此，世界各國都在不遺余力地推動本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在激烈的國際服務貿易競爭中，國際服務貿易也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充分認識和把握這種趨勢，對于積極推動我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國際服務貿易發展新趨勢
(一)國際服務貿易發展加速化
自20世紀 60年代以來，由于各國政府逐步放寬了對服務貿易的限制，國際服務貿易得到了迅速發展。世界貿易組織《2006國際貿易數據》顯示：20世紀70年代期間，世界服務貿易出口與貨物貿易出口均保持快速增長，年均增長17.8%，大體持平。但是自進入20世紀80年代，世界服務貿易出口平均增速開始高于貨物貿易，20世紀80年代后期年均增幅更是高于10%。到了20世紀90年代，服務貿易平均增速呈波動下降趨勢，約為6%，恢復到與貨物貿易基本持平的狀態。進入21 世紀以來，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進入穩定增長期，增幅開始逐漸回升。服務貿易的增長不但快，而且還有不斷加速的趨勢。服務貿易在整個國際貿易中的比例，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約為20%，在20世紀90年代上升到25%左右，21世紀初則上升到33%。從各國國內的情況來看，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不斷上升。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世界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的比重就一直在60%以上。
未來幾年，在各種推動因素的作用下，世界服務貿易將繼續保持這種快速增長的勢頭。首先，WTO預計21世紀前10年，服務貿易將會繼續快速發展;其次，隨著發達國家高技術產業化發展的加快，國際產業轉移的速度與規模也將繼續擴大，轉移重心開始由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其中金融、保險、旅游和咨詢等服務業和信息、電子產業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則是產業國際轉移的重點領域。預計到2010年，服務業將代替制造業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世界產業結構升級將必然驅動服務貿易更為迅速的發展;再次，貨物貿易保持增長趨勢，WTO預計未來十年，年均增長率可達6%左右，將會直接拉動與其密切相關的運輸、保險等服務貿易部門貿易量的快速發展。
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海外直接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流向了服務業，國際投資傾向于服務業，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同時，服務外包等新的貿易方式的興起、全球及區域服務貿易壁壘的逐漸削減也為世界服務貿易的快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二)國際服務貿易發展高科技化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的不斷推進以及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國際服務貿易也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呈現出高科技化特征。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服務貿易的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服務貿易主體逐漸向新興服務貿易部門傾斜。根據世界貿易組織《2006國際貿易數據》，1990年至2005年，運輸服務占國際服務貿易的比重從28.6%下降到23.3%，旅游服務占比從33.9%下降到28.9%，而以通訊、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金融、保險、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為代表的其他服務類型占比則從37.5%逐步增長到47.8%。
目前，國際高科技領域發展最快的是以計算機、通信技術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產業。以新興服務貿易部門為主的其他服務蓬勃發展，充分反映了信息技術革命對新興服務貿易的推動作用。服務貿易結構日益向知識技術密集型方向轉變。運輸服務和旅游服務在世界服務貿易中的比重呈下降趨勢，以電子信息技術為主和以高科技為先導的一系列新興服務將成為未來各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和強大動力。全球信息技術革命的不斷發展增強了服務活動及其過程的可貿易性，通訊、計算機和信息服務、會計、咨詢等新興服務行業不斷擴張。
由于世界服務貿易以高新技術為載體，所以服務產業與高新技術產業在當今世界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世界服務貿易將逐漸由以自然資源或勞動密集型為基礎的傳統服務貿易轉向 以知識技術密集型為基礎的現代服務貿易。 這一趨勢是因為知識型服務產品具有極強的可流通性。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存在形式的數字化、編碼化，知識活動方式的計算機化和網絡化，刷新了知識與產業及經濟的關系。現在，低成本、高寬帶的通信設備，數字化網絡與先進的集成軟件系統等，正在使原來難以或不能進行的服務成為可交換的對象。麥肯錫公司的一項研究認為：在不久的未來，美國所有工作中，80%以上將屬于用知識來服務的工作。
(三)國際服務貿易發展不平衡化
廣大發展中國家正在抓住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大力發展本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在服務貿易商品結構方面，發展中國家在普通勞動力輸出、建筑工程承包、部分旅游服務業等領域占有較大的優勢。與此同時，一些技術、經濟實力較強的發展中國家也開始發展技術層次較高的服務貿易，在通訊、計算機和信息服務方面也在加大投入，發掘區位優勢、人力資源優勢和政策優勢，積極承接發達國家的外包業務。其中中國、印度、菲律賓、墨西哥、巴西等國已經逐步成為區域性或全球外包中心。相應于此，發展中國家的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正在增強。 盡管近年來發展中國家服務貿易發展迅速，地位趨于上升，但是發達國家
在世界服務貿易中仍占據著主導地位。從更能體現服務貿易國際地位的服務貿易出口總量來看，自1980年以來，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和日本一直居服務貿易出口前5名。2005年，這五個國家服務貿易出口額合計占全球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37.2%，服務貿易出口前十位國家中僅有中國、印度兩個發展中國家。即使從服務貿易進口總量來看，發達國家也占據絕對優勢，發展中國家僅有中國入圍前十強。
存在這種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規模仍較小，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服務業起步晚，總體發展水平落后，而且發展中國家的服務貿易主要是旅游、運輸等傳統的服務業，發達國家則主要轉向“現代服務業”。“現代服務業”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服務業中的最大差距所在。 這種格局明顯地體現在服務貿易的國際地位中：發展中國家大都是服務貿易逆差國，而發達國家則長期保持著服務貿易順差。這一狀況在短期內難以有顯著的改變。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服務經濟化、服務貿易結構的技術知識密集化、競爭的信息比較優勢化及貿易政策的進一步自由化等趨勢的日益明朗，服務貿易發展的不平衡狀況不但不會改變，反而可能會進一步強化。
(四)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自由化
服務貿易占各國經濟貿易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服務貿易發展整體趨于活躍。特別是知識型服務業的發展壯大，必然要求其產品在世界范圍內實行自由貿易，這就要求各國進一步開放其市場。為了能夠在國際服務貿易競爭中爭得一席之地，世界各國紛紛鼓勵加快發展服務貿易。 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其經濟結構已基本實現服務化，服務業產值占GDP的比重以及服務業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均己超過65%，其服務貿易額占全球服務貿易總額的比重達70%以上。發達國家通過世界貿易組織和區域性貿易組織，積極推動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以此來擴大服務貿易的出口。
WTO多哈回合談判以及區域性經濟合作的談判中服務貿易都成為主要議題本身就是最好的證明。 服務貿易自由化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服務貿易的全球化和自由化是大勢所趨。參與服務貿易自由化及趨利弊害也推動著發展中國家貿易自由化和本國經濟的發展。如何在加快發展服務貿易的過程中增強本國服務貿易競爭力將成為發展中國家長期關注的焦點。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在世界服務貿易領域中最大限度地獲得本國國家收益，各國政府一方面出于WTO《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要求，不斷削減本國服務貿易壁壘，履行在服務貿易方面所做出的承諾，積極推動服務貿易自由化發展進程，另一方面，為了保護本國服務業的發展，抵御服務貿易自由化對本國可能產生的沖擊，各國紛紛采取了直接或間接的服務貿易保護措施。這些保護措施在形式上和方式上都比以往更隱蔽、更具有欺騙性。服務貿易領域的保護程度實際上也在變相提高，由此形成了服務貿易自由化和服務貿易保護并行不悖的局面，世界服務貿易領域的利益格局也就在各方博弈中重新形成。 我國應對國際服務貿易新趨勢的策略
(一)堅持開放與適度保護的辯證統一
開放國內服務貿易市場，可以吸收大量外資，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可以培育新的服務 業，提高國內服務業水平，改變我國服務業發展滯后的現狀;還可以擴大我國的服務出口，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但中國的服務業和服務貿易與發達國家相比，起步晚，總體水平低，許多行業還處在幼稚時期。同時，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在構建當中，服務市場發育還不完善，服務企業競爭力弱，服務業發展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近期內還不可能與發達國家實力雄厚的服務業進行自由競爭。所以只能在適當的貿易保護條件下，逐步開放國內市場。
由于服務貿易本身的特殊性，各國多數未完全將其服務貿易政策通過法律形式固定下來;而在國際服務貿易領域，協調、統一各國的有關服務貿易政策不容易，達成國際服務貿易統一法更難。相對而言，雙邊或多邊談判往往更易達成協議。我國是《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起草者和創始方。我國已與其他各方談判了服務貿易減讓，在服務貿易的政策立法上，也已考慮好總協定的原則和要求。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的進一步加強，繼續在互惠原則基礎上進行服務貿易談判，就越發顯得重要。我國應積極參與國際服務貿易多邊談判，在承諾市場準入的同時，力爭對自己發展有利的條件。
市場準入是經過談判后根據所做出的具體承諾而生效的，不是普遍的義務，因而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在貿易自由化的談判中，我國可以提出合理要價，即對要求我國開放服務市場的國家，我國亦應以開放對等的條件向其提出較多的市場準入要價，做到攻守平衡。這一策略可為我國需保護的服務部門提供制定具體措施的基礎。 在服務貿易領域，市場準入具體行業的選擇中，有選擇的、適度的開放國內服務市場本身就是對未開放的國內服務市場客觀上形成保護。首先是在行業上要有所區分：根據各國的經驗，宜先開放旅游、勞務承包、商貿等行業，而后開放金融、電信等行業。其次在提供方式和具體內容上要所有區分。生產者服務貿易的發生方式也有“跨境提供”、“境外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流動”四種。對于金融服務，其以跨境提供和境外消費方式發生的輔助應先于核心服務進行開放;對于電信服務，先開放增值電信服務，特別是衛星通信、數據信息交換、視頻通訊服務等;商業存在可先以合資或參股形式進行;對于專業服務，以商業存在方式發生的，應做好業務范圍和地區范圍兩方面的開放試點，然后逐步推開。再次要分地區有選擇的開放。我國是個大國，其對外開放的地域特征十分明顯。可以先在局部地區搞好試點，然后再決定是否推廣，以此降低風險。
(二)健全服務貿易相關法律體系
我國服務貿易的大部分領域只有行政和部門法規加以規范，存在多頭立法、相互沖突、缺乏透明度等弊端;立法尚未成體系，不少領域還是空白，主要的服務行業(如旅游業)卻尚無立法部門;即使已頒布的一些有關法律法規，也比較抽象，缺乏可操作性，特別是對在華服務貿易機構服務提供者的規定較少或根本就沒有規定;有的規定主要表現為各職能部門的規章和內部規范文件，不僅立法層次低而且影響到法律的統一性和透明度;一些規定和國際經貿規則還存在一定的差距。 因此，應盡快完善服務貿易法律規章，建立不同層次、內容齊備的服務貿易法律體系，為我國服務貿易的迅速健康發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依據;加快各服務部門的立法進度，并強化相關司法工作，尤其是至今立法仍然較薄弱的部門，如旅游、勞務輸出、對外工程承包等部門;同時應規范已有的部門規章，減少相互沖突之處及其中漏洞;完善立法過程中，還應從我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發展的實際出發，注意與《服務貿易總協定》的原則制度相接軌，減少我國現行立法與國際規范之間的差距。
(三)在重視發展傳統服務業的同時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
我國有一些傳統服務行業在國際競爭中具有一定的相對優勢。政府應積極鼓勵和扶持我國已初步具備國際競爭能力的優勢服務企業走出去，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對一些目前我國在國際市場上還不具備競爭優勢的服務部門，也可發揮比較優勢，在亞洲鄰國和非洲、拉美較落后的國家尋找機會，爭取一定的市場份額。比如參與國際工程承包、發展國際旅游等。同時，我國的服務企業，還應正確處理硬件建設與軟件建設的關系，主要是服務態度與服務理念的轉變，抓住對外開放的機遇，有效利用外資與外國先進技術，加強服務業基礎設施的建設。通過增強大企業實力，依托有競爭力的企業，培育形成一批多元投資主體的大公司和大集團。
促進企業聯合重組，實行網絡化、品牌化經營，大力發展連鎖經營、物流配送、多式聯運等新型業態。還應放手發展中小企業，鼓勵經營方式靈活、服務品種多樣、各具特色的中小企業發 展，滿足多層次的服務需求。 與此同時，我國應制定新的產業政策，把服務業發展重點逐漸轉移到現代服務業發展上來，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總體結構，立足于未來國際服務貿易競爭的需要，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重點發展信息、咨詢、法律服務、社區服務、教育培訓、文化體育等行業，帶動服務業整體水平的提高，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在發展現代服務業的過程中，要重視改造傳統產業，針對不同行業特點，實行分類指導，運用現代經營方式和服務技術，著重改造旅游、商貿流通、交通運輸、餐飲、農業服務等行業，提高傳統服務業的技術水平和經營效率。
1.鄧力平，陳賀菁.國際服務貿易理論與實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現階段，世界各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業發展的如火如荼。從接包方視角來看，印度、菲律賓、愛爾蘭、迪拜、韓國等國家自由貿易園區發展離岸服務外包最為成功。基于此，本文選取印度諾伊達經濟特區、菲律賓克拉克自由港區、愛爾蘭香農自由貿易園區、迪拜自由區、韓國馬山自由貿易區作為研究對象，并從其離岸服務外包發展概況、政策措施、發展成績等視角進行深入剖析，對比情況見表2。
（一）印度諾伊達經濟特區離岸服務外包印度諾伊達經濟特區主要發展的是信息技術離岸外包和業務流程外包。諾伊達經濟特區成立于1985年，占地面積125．45平方千米。近年來，諾伊達經濟特區憑借先天的語言（英語）優勢①，大力發展離岸服務外包并取得了卓越成就。其主要做法包括：一是印度早在甘地執政時期就制訂了《計算機軟件出口、軟件發展培訓的政策》，此后陸續針對離岸服務外包產業又推出一系列的放寬措施。2005年5月，在考察了其他各國經濟特區的基礎上，印度國會又正式審議通過《經濟特區法案》。法案對經濟特區離岸服務外包業的審批制度、準入標準、機構設置等方面做了全面的規定，為經濟特區內離岸服務外包業的發展提供了法律支持基礎。二是諾伊達經濟特區積極建立軟件技術園，為新進企業提供成功離岸外包的經驗、提供高效和可靠的服務。這些舉措吸引了IBM、富士通、LG、三星等大量的外資企業和大量的IT外包商，主要開展業務包括信息技術服務離岸外包、呼叫中心、研發外包、商務流程離岸外包。三是設立風險投資資金，主要針對軟件及信息服務外包企業提供信貸支持，軟件進口關稅從100％降至零，服務外包企業的所得稅實行5免5減半。憑借這一系列的扶持措施，目前，印度諾伊達經濟特區業務流程外包服務行業一片欣欣向榮②。據統計，包含諾伊達經濟特區在內，印度攫取了全球信息技術離岸外包市場總額的一半以上，以及業務流程離岸外包市場總額的46％；另外，據印度全國軟件和服務企業協會估計，到2020年信息技術離岸外包和業務流程離岸外包的產值將雙雙增長近2倍，達到1750億美元。
（二）菲律賓克拉克自由港區離岸服務外包菲律賓作為東南亞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發展中國家，近年來通過自由貿易園區發展離岸服務外包，經濟得到迅猛發展，其中業務流程外包規模僅次于印度，成為全球第二大業務流程離岸外包承接國。克拉克自由港區作為菲律賓重要的一個自由貿易園區，其離岸服務外包業務發展十分成功。菲律賓克拉克自由港區成立于1992年，占地面積320平方公里，為促進離岸服務外包業的發展，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一是為提高離岸服務外包人才的競爭力，愛爾蘭政府專門對克拉克自由港區進行撥款，設立面向離岸服務外包企業的“應用型人才培訓基金”，對不符合離岸服務外包公司錄用標準的應聘者發放培訓券，免收各種技能培訓費用，還承諾將通過培訓后達到就業要求的人員就業后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再用來補充培訓基金③。二是克拉克自由港區對離岸服務外包業采取多項鼓勵政策，開展“國際服務業鼓勵計劃”，致力于信息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同時啟動“投資優先計劃”，將離岸服務外包業劃入優先發展產業范疇。其他鼓勵措施還包括：在克拉克自由港區開展服務外包業務的外資企業，前6年予以免稅，免稅期后可繼續享受只交5％的營業稅的特殊優惠待遇；自由港區內離岸服務外包企業還可免稅進口特殊設備及材料；離岸服務外包企業在當地購買貨物和服務免交12％的增值稅。三是菲律賓政府針對克拉克自由港區離岸服務外包業對數據安全性的需求特點，建立了較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及信息保密制度，用以增強離岸服務外包發包方的信心。比如菲律賓政府先是通過“共和國法令8293號”頒布《知識產權法》，緊接著又通過了《數據安全和隱私法》④，突出對知識產權、數據安全的重視。這無疑對增強克拉克自由港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大有脾益。經過菲律賓政府及克拉克自由港區離岸服務外包行業協會的共同努力，菲律賓在全球服務外包領域的知名度蒸蒸日上。目前，菲律賓已占有全球離岸外包市場份額的20％以上，僅次于印度。在呼叫中心方面，菲律賓已超過印度成為行業的領頭羊。
（三）愛爾蘭香農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愛爾蘭香農自由貿易園區軟件和信息離岸服務外包業的發展起步于上世紀70年代，崛起時間為80年代后期，并在90年代中期得到迅猛發展，逐漸成長為全球離岸服務外包強國，其主要發展的是信息技術離岸外包。在發展信息技術離岸外包方面，主要采取的措施有：一是在上世紀70年代初，在全球企業開始運用計算機系統開展業務，新興的離岸信息服務與需求市場開始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之際，香農自由貿易園區迅速抓住機遇，積極利用自身地理和語言優勢吸引全球軟件企業，并成功收獲大量美國軟件企業進駐，成為美國企業進入歐洲發展離岸服務外包的橋頭堡①；二是愛爾蘭政府通過向自由貿易園區內的香農開發公司投資，并與由香農開發公司簽訂100～130年的長期租賃合同，香農公司以較低租金取得建設用地，進而以低價轉租給自由貿易園區開展離岸服務外包業務的公司，使得自由貿易園區地價平穩又兼具競爭力；三是積極學習借鑒跨國公司入駐園區帶來的豐富培訓、管理等方面經驗，輔以政府多方面激勵機制，最終香農自由貿易園區離岸信息外包產業逐漸發展起來。目前，受香農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利好的國際號召力影響，大量跨國軟件公司進入愛爾蘭香農自由貿易園區，國內從信息技術離岸外包的企業也由1996年的390多家，急劇增加到到2014年的1000多家。愛爾蘭已經成為歐洲發展離岸服務外包業務、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之一。
（四）迪拜自由區離岸服務外包迪拜外包區（DubaiOutesourceZone，DOZ）于2004年宣布設立，是世界上第一個專注外包業的自由區，主要發展的是信息技術離岸服務外包。其成功經驗主要有：一是為促進離岸服務外包發展，迪拜通過皇室法令，從批準一家外資子公司的加入（48小時迅速完成審批）、簽發簽證（24小時）到確保新辦公室的冷水機是滿的（迪拜外包區大樓的管理者們負責裝修和布置辦公室）等各個方面，都給予了外包區廣泛授權。二是迪拜將低廉的勞動力和現代化基礎設施相結合，吸引到想把從呼叫中心到金融研發機構的信息技術密集型活動都外包出去的公司。外包區為外包提供商建立了覆蓋歐洲、亞洲、美洲及中東等的全球性外包業務網絡。同時啟動了一個為投資者而設的居住計劃，建設了各項活動、娛樂、休閑設施，為專家們提供各種居住及生活上的便利。三是迪拜外包區為吸引更多的外包企業，制訂了配套的設施服務和優惠政策。其中主要包括：100％的免稅，暫定50年，包括企業所得稅、收入稅、關稅；100％的外國獨資；貨幣自由兌換；收入、利潤自由匯出；低廉的房產成本及法律支持；啟動當地人才市場建設、加快人才培訓；快速簡單簽證、便捷通關基礎設施、一個窗口業務服務等。
（五）韓國馬山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韓國于1970年設立馬山出口自由區，開始以傳統勞動力密集的加工制造業為主，在2000年之后逐漸增加貿易、物流、流通、信息處理、服務業等功能，后更名為馬山自由貿易園區，積極發展信息技術離岸外包、業務流程離岸外包以及知識流程離岸外包，現已成為韓國服務離岸外包業的聚集地。其主要做法包括：一是為促進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的發展，韓國廢除了財政經濟部的《關稅自由區法》，其內容被吸收、合并到產業資源部的《自由貿易園區法》之中，通過把性質相似的兩部法律合并，使復雜程序簡單化，通過將兩個區合并運行達到最佳效果；二是園區不進入韓國國內的商品不受海關監管，不涉及關稅，可以自由流通，投資自由；三是在政府管制放松背景下，馬山自由貿易園區由于受土地緊張等制約，積極推動園區產業結構升級，采取鼓勵離岸服務外包發展的措施，如對涉及國外商務的高技術服務業實行免征七年所得稅的政策，遠遠優于制造業。截至目前，具有離岸服務外包業務的企業占園區企業總數80％以上。
二、對中國的啟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當前，印度、菲律賓、愛爾蘭、迪拜、韓國等國家自由貿易園區積極發展離岸服務外包業務所取得的成功經驗，為中國的自由貿易園區開展離岸服務外包提供了重要參考模版。
（一）建立健全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相關法律法規目前，中國的自由貿易園區發展離岸服務外包服務方面的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這不僅會造成外商擔憂，還會影響他們將業務外包轉移到自由貿易園區的決心。因此，中國應根據本國實際，借鑒國外自由貿易園區發展離岸服務外包在法律法規方面的成功經驗。首先，出臺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行業標準。受“重制造、輕服務”傳統觀念影響，中國一直存在服務價值不受重視現象，許多企業不得不把項目中的產品和服務合并報價、以產品收益彌補服務收益。因此，訂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行業標準，對于提高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的標準化程度是一個契機。其次，構建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業的監管體系。離岸服務外包業的監管日益成為影響離岸服務外包發展的一個關鍵制約因素，加強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業的監管關鍵措施是逐步落實以下幾點：建立信息技術服務企業和人員資質資格評定體系、認證認可體系、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等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體系建設，推動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安全的績效考核，開展服務外包信息安全認證評估，引導和支持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盡快建立健全內控機制等。再次，對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產業信息安全方面進行專門立法，設立數據安全中心。目前，中國已有基本完整的信息安全法律框架體系，但在信息安全方面還需進一步加強，不斷加強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行業在信息安全方面的保護力度。例如，出臺配套的相關離岸服務外包產業信息安全法，用以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另外，還可以在自由貿易園區設立專門的“離岸服務外包數據中心”，確保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離岸服務數據安全等。
（二）提升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信息公共服務印度是第一個著手樹立品牌形象的離岸服務接包方，其獨特的品牌優勢為印度在國際離岸服務外包市場確立了地位。就中國而言，應大力提高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信息公共服務水平，打造“中國服務外包”國際品牌。首先，中國應借鑒印度成功經驗，在海外市場宣傳中樹立中國統一的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品牌，宣傳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的質量，通過各種會議、會展等場合宣傳、展示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形象；其次，積極籌建和完善自由貿易園區內具有領導和影響地位的離岸服務外包產業協會、組織，針對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行業法律政策方面為政府提供有效建議，開展全球離岸服務外包市場營銷與品牌建設，協會應積極動員、組織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拓展國際離岸服務外包市場，積極展示中國離岸外包服務提供商適應國際市場的能力，重點發展在國際上代表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的領軍企業①，統一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信息，踴躍參與國際離岸服務外包行業貿易展等；再次，自由貿易園區離岸外包服務行業協會應代表中國離岸服務外包行業，就國際離岸服務外包標準、預期、趨勢及最佳慣例等內容對自由貿易園區內各接包公司進行培訓，遵循國際規范針對整個行業，定義關鍵性術語與定義，促進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與國際市場平滑接軌。
（三）加大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產業扶持力度政府應繼續完善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環境，提升對自由貿易園區離岸外包產業的扶持力度。根據其他國家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發展的成功經驗，國家應充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幫助自貿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提升國際競爭力。首先，充分發揮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政策的促進作用，擴大政策覆蓋面，在自由貿易園區積極制定并拓寬最新的優惠政策涵蓋面，填補現有離岸服務外包產業推動體系的空白，延長政策時效，充分體現政策的普惠性。例如采取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產許可證的放寬政策、離岸服務外包服務軟（硬）件進出口關稅及其他稅（如營業稅）的減免政策，對涉及國外商務的高技術離岸服務外包項目免征所得稅等。其次，加強重點領域的支持，服務外包產業重點發展領域指導目錄，拓展行業領域，推動從主要依靠低成本競爭向更多以智力投入取勝轉變，打造以可持續離岸外包服務交付優勢為內容的國際離岸服務外包核心競爭力②。再次，對自由貿易園區內符合條件的離岸服務外包企業、單位開展服務外包人才培訓、資質認證等給予補助。例如對獲得CMMI（開發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CMM（開發能力成熟度模型）、PCMM（人力資源成熟度模型）、ISO27001／BS7799（信息安全管理標準）、ISO20000（IT服務管理）、SAS70（服務提供商環境安全）認證以及其他相關國際資質認證的離岸服務外包企業，可按相關資金管理辦法給予一定比例的資金獎勵。
（四）增強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國際競爭力提高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自身的綜合能力是獲取更多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離岸服務外包訂單的有效措施。首先，應提高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與客戶交流溝通能力。良好的溝通交流能力是開展離岸服務外包合作的首要前提，包括語言溝通技巧以及對離岸服務發包國文化背景的理解能力兩個方面，這些能力的提升對進一步加深服務外包雙方的信任與理解，幫助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爭取更多外包訂單十分重要。其次，提高離岸服務外包企業的管理能力。企業管理能力的提升主要是指自由貿易園區內離岸服務外包企業通過比如資格認證等方式證明自身的離岸服務外包能力與服務水平，使海外服務外包客戶直觀了解自貿區服務外包企業的能力，增加對企業的認可度。再次，提升離岸服務外包企業承擔項目的交付能力。承擔項目的交付能力包括離岸服務外包接包企業的一系列技術、業務、服務等專業能力，其中技術能力主要指離岸服務外包企業的獨立研發能力和自主創新能力。業務能力指離岸服務外包企業對其所服務的外包業務的理解和掌握能力，服務能力指離岸服務外包企業具備的向客戶提供全方位、完善的外包方案能力。唯有如此全方位增強離岸服務外包企業綜合能力才能堅定國外客戶信心，為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的發展打下內在的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