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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普通高校；人才流失；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0845（2013）02-0064-02
一、普通高校人才流失的特征及其影響
梅貽琦曾指出：“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教師是學校的興校之本，人力資源是學校發展的重要財富和戰略資源。一所優秀大學依賴于一流的師資，衡量高校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于其擁有的人才數量和質量。高校人才是指高校師資隊伍中擁有新知識、具有知識創新潛能的教師和具有管理創新、體制創新能力的干 部[1]。隨著全球人才流動的大趨勢，我國高校人才已呈現出不同單位、不同地域頻繁流動的態勢。人才流動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然而由于各地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不均衡，高校人才流動呈現出失衡的發展態勢。首先，人才流失呈現出高學歷、高職稱性。普通地方高校中人才流失中以高校學科中的帶頭人，“雙高”即具有博士學位，副高以上職稱者最為普遍。人才的大量流失使得學校的學術隊伍難以形成科學合理的梯隊，呈現出斷檔趨勢。其次，人才流失渠道呈現多樣化趨勢。或從偏遠地區調動至南方發達地區；或跳出教師隊伍而轉向公務員隊伍以及大型國企。
人才是確保高校正常發展的關鍵性因素，人才的嚴重流失直接影響到學校的正常運轉。首先，高校要承擔一定的經濟損失。高校為培養教師往往支付大量成本，如對教師進行崗前培訓的支出、為其支付安家的費用、撥付工作項目啟動資金、支付學費為教師提供進修深造的費用等等。其次，人才的大量流失打亂了學校的人才規劃，影響教師隊伍結構的優化，擾亂正常的教學秩序，制約教學水平的提高。再次，人才流失不利于人心穩定。人才的流失將起到不良的示范效應，對其他安守本分工作的教師起到心理的沖擊作用，會產生人才流失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進而導致功利主義盛行。
二、普通高校人才流失的原因
1.部分普通高校管理理念及管理方式因循守舊
許多普通高校內部管理呈現出嚴重的“行政化”特點，教師對高校資源的占有不如高校行政工作人員，導致普通教師情感需求無法滿足，缺乏應有的歸屬感，普通教師很難真正以主體身份參與到學校發展決策之中。普通高校常常沒有充足的資金購買科研必備的先進儀器設備，制約著教師進行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除此之外，普通高校的教師參加國際性會議的機會較少，很難站在理論前沿進行研究。許多優秀人才基于自身發展的需要，往往選擇調動至重點學校，以獲得更好的個人發展的機會。
2.誠信體系缺失
在高校人才流動的過程中，由于學校和教師的誠信缺失也加速了普通高校人才的流失。高校為了學校的發展引進人才無可厚非，但是許多學校為了引進人才而不遵守誠信原則，以票子、房子、車子等條件對學校急需的高層次人才進行誘惑，千方百計從其他高校“挖”人才。再者，有的學校引進人才的政策變動頻繁，原本許諾給人才的住房福利或科研經費無法落實，使得一些人才被迫重新擇業。不僅是學校誠信缺失，教師自身也存在誠信缺失的問題，具體表現為“漫天要價型”“不辭而別型”“四處謀利型”[3]。許多地方高校為教師深造提供優惠待遇，在教師學習期間保留其工資，待遇，并報銷路費、學費，但一部分教師在學成后未遵守誠信原則，而是另謀高就，或者要求學校給與其更高的待遇。
3.人才自身因素
導致高校人才流動的個人因素很多，除了物質待遇、配偶工作、住房等原因外，由于社會價值觀念取向決定的實現自身價值，尋找更能適合自己專業發展的單位應是最主要的、不可忽視的原因[2]。高校教師屬于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對于自身的職業生涯有著非常明確的規劃。當單位無法在科技研究環境、管理環境、發展前景等方面滿足他們的期望時，教師往往會產生新的職業期望，從而選擇去待遇更高、發展空間更大的地域尋求自身價值的實現。
三、普通高校人才流失的對策研究
1.轉變高校管理理念，突出教師主體地位
傳統高校管理理念強調等級、職位和身份，強調行政性，缺少對于教師情感需求的關注。現代的科學的高校管理理念要重點突出教師主體的地位，以教師為中心，減少和避免“官本位”的影響。學校要樹立服務于教師的理念，通過多種途徑對教師激勵，充分激發和調動教師工作的積極性。在普通高校中，教師這個職業由于教學工作的相對獨立性，教師之間平時聯絡松散，很難形成團隊意識和歸屬感。學校可以通過加強學科組建設等方式增強教師的歸屬感。此外，要營造良好的情感環境。要使教師在學校中能夠感受到團隊的力量，集體的溫暖，感受到領導對其的尊重和關懷，那么教師的心就會穩定，就很少會萌生調離之意。因此，學校的各級領導要轉變觀念，營造良好的情感環境。學校應為教師參與學校的管理和決策提供條件和途徑。要積極推行學校信息公開制度，保障教師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2.建立科學有效的教師績效評估機制
目前，大部分高校采取的通常是年度總結、民主評議等傳統方式進行考核。這些方式缺少量化、客觀的指標，不能充分體現考核應有的激勵價值。一套行之有效的績效考核體系應當具有很強和針對性和實踐性，針對不同的教師級別、不同崗位特點設定出不同的考核方法和績效目標，防止“一刀切”。高校績效考核的具體內容應當全面而具體，應包括素質考查、科研能力考查和教學成果考查三個方面。教學是高校培育人才的關鍵和核心環節。許多學校在教師職稱評定的量化指標中，過分強調教師的科研能力，而對教學環節缺乏相應的重視，致使許多教師失去教學的動力。高校應當設立公平合理的教學評價指標。教學評價指標應該體現教學目標的明晰性，教學內容的科學性和前瞻性、教學方法的恰當性、師生的互動性。高校管理者應當將以上內容予以量化并逐項進行考評，并依據績效評估，建立科學合理的薪酬制度。
3.采取切實可行的應對人才流失的策略
高校管理層在得知優秀人才辭職的信息后，應當在第一時間介入，要了解其真實的想法。如果辭職者是因為其所面臨的困難而辭職，要積極解決其所面臨的困難，真誠地對其進行挽留。經過真誠的勸導后，如果仍堅持辭職，這時候要予以理解，并且在其辭職后依然要和其保持良好的關系和聯絡。對于一些特別優秀的人才和一些緊俏專業的人才要想盡辦法禁止其流失，對于一些不合格者或者替換成本較低的人員，則可以不作為重點進行挽留。
4.樹立普通高校良好的組織形象
高校的組織形象是學校的名片。高校要留住人才就必須努力提升自己的組織形象，營造良好的有利于人才成長和發展的環境。首先，要為教師營造民主活潑的學術環境。高校教師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熱愛研究工作，需要學校為其搭建平臺，促進相互間的學術交流。教師在民主活潑的學術環境下，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掌握理論前沿動態，提升其科研和教學能力。不同的教師具有不同的特長和不同的內在要求。因此，就需要對他們采取不同的激勵手段。比如，對于一些科研骨干，學校應該在科研獎勵、科研課題、科研交流、科研轉化等方面給予大力扶持，鼓勵他們出更多的精品成果；對于教學骨干，學校應該在教材編著、教學設施、教學經費上給予幫助，鼓勵并支持他們申報省級乃至國家級精品課程，成為省級乃至國家級優秀教 師[4]。其次，學校要積極為教師營造良好的職務升遷環境。根據麥克萊蘭的激勵需求理論，人們除了具有對成就的需求和社交的需求外，還有對權力的需求[5]。經過調查，許多人才再次擇業時選擇了比自己原來工作單位規模小但是給與其充分重視的學校。因此，學校要盡量為高層次人次提供職務崗位，給予他們以相應的榮譽以及職務，如有的學校采取給予高層次人才以處級干部待遇的做法以吸引“雙高”人才。
5.加強誠信機制建設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認為，在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之外，還有一種很重要的調節方式，即道德力量調節。高校中只有建立道德型心理契約，才能創造出道德性的參與，使教師自覺地投身到教學和科研中去，發揮出最大潛能和創造性[6]。普通高校要減少人才流失，必須加強學校的誠信建設。首先，要加強誠信教育，營造校園誠信文化。學校要采取各種方式，積極運用現代教育技術比如網絡、媒體等工具營造學校誠信文化氛圍。要引導教師充分認識到誠信的價值，樹立“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的觀念，使得誠信觀念深入到教師內心，成為其固有的行為準則；學校本身首先要遵守誠實守信原則，高校誠實守信將會在很大程度上遏制失信行為的發生。高校之間應當建立守信聯盟，加強相互間的溝通交流，在引進人才時遵循程序公正、公開的原則，在人才與原單位解除合同后再引進。其次，建立法律約束機制。要規范合同協議并建立完善的爭議解決途徑。如果教師與高校之間因為調離辭職而產生糾紛，在雙方調解、協商未果的情況下，應當訴諸法律手段，可以約定提交勞動仲裁或者通過司法審查的方式，維護教師與高校的雙方權益。再次，增加失信成本，實行社會監督。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完全依賴道德約束將很難解決誠信缺失問題。我國可以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建立教師誠信檔案，并在高校間建立共享檔案。高校在引進人才時，對存在不良記錄的教師不予引進；在國外，失信者將會受到懲罰，支付高額成本，背信棄義的行為如果得不到及時的懲罰，將會加速人才的流失。因此，學校應當建立一系列的懲罰制度，比如經濟懲罰制度，增加失信者的成本，從而對其形成制約。
參考文獻：
[1]繆春萍，范曉斌. 高校人才流失問題及對策[J]. 江西教育科研， 2006（1）.
[2]吳鳳杰. 高校人才流動的思考[J]. 成都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 2007（5）.
[3]王洪瑞. 高校人才流動過程中的誠信問題[J]. 中國高教研究， 2006（6）.
[4]李陳華，王鳳. 中西部高校人才流失及其對策[J]. 湖南商學院 學報，2007（4）.
一汽國際物流中心擁有17萬平方米集裝箱場地，倉儲能力12000TEU(20英尺標準集裝箱)，以及5000平方米集裝箱拆箱作業區，年吞吐能力為10萬TEU。
楊秋生，長春一汽國際物流中心技術部部長，1997年從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后，長期致力于汽車物流領域的設計與規劃工作，曾參與一汽大眾二廠PQ35項目的物流規劃、國產化件項目和出口包裝的規劃，對汽車產前物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
記者：以你們多年的行業經驗看，目前汽車零部件物流是如何細分的?有哪些特點?
楊秋生：從整車廠的角度考慮，汽車物流主要分為產前供應物流、生產制造物流和產后分銷物流三個階段。其中，產前供應物流包括進口件物流、長途國產化件物流和本地國產化件物流三部分。生產制造物流包括廠內物流、順序件排序物流、總裝配送物流三部分。產后分銷物流包括整車分銷物流、備件分銷物流兩部分。
現代化的汽車生產廠具有日產上千輛的生產能力，每輛汽車由上千種零件組成。同時，為了適應市場需要，每個品牌的汽車又有上百種款型和各種選裝配置。產前供應物流和生產配送物流，必須將指定數量的指定零部件在指定的時間內按照指定的順序送到指定的裝配地點，以滿足生產線巨大而精細的物料需求。所以速度和精確是產前供應物流和生產制造物流的最大特點。
一汽國際物流中心目前主要服務于一汽大眾產前供應物流和生產制造物流領域。在一汽大眾車型持續熱銷、生產壓力不斷增大的背景下，一汽國際物流中心用自己專業的物流技術、杰出的物流服務、滿意的物流績效保證了一汽大眾兩大品牌、9種車型順利完成了日產1600輛的生產任務。
記者：DC／BC作為先進的物流體系，請簡單介紹該系統特點及功能。
楊秋生：DC即拆散中心(Deconsolidation Center。它是生產線所有進口零部件的集裝箱拆散地、存儲緩沖場所，包括CKD物料入庫、包裝轉換、存儲、準時化配送(Just ln Time)等物流流程，主要為汽車總裝線、筐式中心、汽車零部件發傳廠等提供物流服務。
BC的中文名稱為筐式中心(Basket Center)。它是內飾零件的排序區，包括CKD物料和國產化物料的入庫、存儲、貨筐揀選、貨筐配送(Just In Sequence)等物流流程，為總裝線提供順序化、配送到工位的物流服務。通過應用筐式配送技術，可以大大節省總裝區域的物料周轉面積，提高裝配速度，確保裝配質量。
記者：同其他汽車零部件物流系統相比，DC／BC在零部件物流領域有怎樣的創新?
楊秋生：這主要表現在兩大方面：
第一，高度集成的物流功能模塊運作：進口零件的拆箱、越庫、存儲、配送等諸多物流功能均集中在一個地點完成，極大地減少了物料的無效搬運，削減無端的浪費。同時集中的物流功能模塊便于物流靈活管理，嚴格保證物料安全。
第二，CKD件和國產化件實行共庫管理：DC和BC兩個物料周轉中心共庫管理，可以利用規模優勢，有效地分攤庫房面積、物料設備、系統開發、管理人員的成本。
記者:DC／BC采用了哪些關鍵技術?取得了哪些效果?
楊秋生：DC／BC物流系統主要采用了筐式配送技術：生產線生產的商品車由于內外飾顏色、動力裝置、選裝配置各不相同，極大地增加了零部件的揀選、配送的難度，同時生產線旁的面積有限，不允許我們進行常規的物料配送操作。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把每輛車所需要的專用零件放在一個貨筐中，商品車隨著生產線流轉的同時，讓對應它的貨筐也同步流轉。裝配工人只需要到商品車的對應貨筐中就能找到其特殊需要的零件。貨筐配送工藝能夠提高生產線的裝配速度，確保裝配質量，節省生產線旁的周轉面積。現在，所有的貨筐都在一汽國際物流中心的筐式中心(BC)裝配完成。
一汽國際物流中心BC是全球第一個能夠滿足4種車型混線生產、日產1100輛的配送中心；目前，它能夠90秒鐘完成一輛整車所需零部件的配送工作量。從接手汽車產前供應和生產配送物流業務以來，一汽國際物流中心DC／BC在物流倉儲面積、物流設備成本、物流人員數量方面均有大幅降低，同時以“精益求精、永續服務”的先進理念、優秀的物流服務贏得了客戶的青睞。
楊秋生：在最初的方案中，DC到生產線的運輸計劃由卡車承擔，在生產線人口卸車，由叉車送到生產線旁。這種傳統的物流方式貨物裝卸次數多，每次運輸距離短，容易產生貨損和貨差。同時用叉車將物料送到生產線存在著許多問題，如：單次運輸量小、運輸速度慢、單位物料運輸成本高、不容易管理、存在安全隱患、容易發生交通堵塞等。隨著生產線汽車產量增加、車型增加，物流量和零件品種也急劇增加，上述問題已成為制約提高生產制造物流效率的瓶頸。
后來通過采用牽引車帶托盤車運送物料的方法有效地解決了此類問題。在DC出庫區，將物料直接放在由牽引車牽引的托盤車上。牽引車帶著多個托盤車將物料直接送到生產線旁，減少了物料的頻繁裝卸，降低了貨損、貨差。同時我們取消了叉車送貨上線，改由牽引車上線，這樣單次運輸量大大增加，降低了運輸頻次，解決了交通堵塞問題，也消除了安全隱患。
記者：國外一些汽車制造廠在零部件領域開始使用RFID技術，一汽大眾是否也將使用?
楊秋生：一汽大眾目前尚未在物流領域采用RFID技術，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國內RFID技術現在仍不成熟，相應的硬件、軟件提供商少，可選擇余地較小。
第二，成本較高：目前國內一個電子標簽的成本在1元左右，按照現在的物流量，每年增加的成本高達幾億元。
第三，需要協調范圍廣：汽車的產前供應物流環節繁多，涉及范圍廣。實施RFID需要協調海外供應商、承運商、海關、商檢、國產化件供應商、內陸運輸提供商、配送中心、主機廠、軟硬件提供商等多方面，稍有不慎，造成數據混亂，即可能影響生產線正常生產，造成不可挽回的經濟損失。
第四，行業內應用RFID的環境和時機不夠成熟。
據我們了解，其他一些同類企業目前沒有使用RFID技術也有
類似原因。
記者：汽車生產廠在規劃和建設入廠物流系統時，您認為應注意哪些關鍵環節和問題?
楊秋生：主要應關注兩個方面：
其一，選擇物流合作伙伴：汽車生產廠選擇物流合作伙伴的過程、標準可能各不相同，但是在汽車產前供應和生產配送物流方面有豐富經驗的物流供應商無疑是最放心的選擇。
其二，規劃設計團隊：完美的質量80％來源于完美的設計，15％來源于完美的生產制造，只有5％在于最后嚴格的檢測。一個完美而實用的規劃設計方案可以使企業在以后的生產運營中少走彎路，降低成本，甚至全面提升企業形象。
記者：您怎樣看待汽車零部件物流的標準化問題?如何實現汽車零部件物流的標準化?
楊秋生：標準化是服務質量提升和物流成本降低的必然。汽車零部件物流的標準化應該納入整車生產的體系中來，也只有納入到整車生產體系，才能獲得主機廠的支持，得到真正的推動。
零部件的物流標準化主要包括包裝器具標準化、現場操作標準化和物流信息標準化。
傳統的觀點認為包裝是生產的終點，包裝只是將物料打包，避免在運輸過程中發生碰撞損傷而已。現代物流認為包裝是物流的起點，包裝的材質、尺寸、結構與物流環節的聯系更為密切。包裝的標準化決定著車輛、場地尺寸、裝卸設施、搬運設備的標準化，能有效減少設備設施種類的使用、極大地提高設備設施利用率、降低物流操作成本。因此，歐美和日本都曾經不遺余力推行包裝標準化，以至于形成了歐洲托盤標準和日本托盤標準。目前，中國的包裝遠沒有達到標準化，材質各異，尺寸各異，結構各異。作為積極的物流運營商，我們積極提倡包裝標準化，并在實踐中不斷進行有效的探索、研究和嘗試。
從實踐經驗看，現場操作標準化是穩定的物流服務質量的有效保證；另外，信息標準化對于同一項目的不同部門、不同公司之間的資源協調與信息溝通至關重要。
記者：您如何看待入廠物流的發展趨勢?
一、小電流接地選線實現方式
（一）利用專用接地選線裝置，原理有利用暫態分量實現接地選線、利用注入分量進行接地探測選線、利用行波原理實現接地選線等，其工作原理不受消弧裝置影響；
（二）利用消弧裝置自帶的選線功能，利用瞬時投入中電阻，采集零序電流、電壓分量進行接地選線判別；
（三）利用保護裝置及后臺監控系統綜合選線功能，適用于保護裝置與后臺監控為同一廠家，利用保護裝置零流告警及后臺監控零功判別綜合選線功能；當該站裝設消弧裝置后，受其工作原理影響，該功能無法再使用，需退出；
（四）利用保護裝置自帶的零流告警功能，當該站裝設消弧裝置后，受其工作原理影響，該功能無法再使用，需退出。
二、通過對不同廠家選線設備的原理分析，建議小電流接地選線的選用原則如下
（一）站內未裝設消弧裝置且無其他小電流接地選線裝置，優先選用保護裝置自帶的接地選線功能、保護裝置及后臺監控系統綜合選線功能，對選線正確率較低的可考慮裝設專用小電流接地選線裝置。
（二）站內裝設消弧線圈裝置后，優先選用消弧裝置自帶小電流接地選線功能；由于裝設消弧線圈裝置后，零序電流瞬間降為最小，故取消原保護裝置自帶的接地選線功能以及通過穩態零序過電流越限實現告警選線的小電流接地選線裝置。
三、結合平時的運維，對造成小電流接地選線正確率較低的主要問題及原因分析如下
（一）利用消弧裝置和后臺綜合選線，受其工作原理影響，選線時間長。利用消弧裝置選線，接地時消弧裝置必須投入中電阻，才能實現正確選線，若中電阻未投入工作，那么此時所報出的接地支路就不準確，可能產生誤報或拒報；且控制器內部參數設置是否正確，反饋電阻是否符合與零序CT變比是否匹配等因素也可能造成誤報或拒報。利用后臺綜合選線，當發生接地，首先必須判斷母線電壓下降后，才開始召喚各饋線支路的零序電流及零序電壓，在軟件中進行零序功率計算，從而選出接地支路，可能存在選線時間較長，一般可達10～20分鐘，這些在接地檢查匯報時需要運行人員特別注意。
（二）利用后臺綜合選線及科匯等小電流接地選線，通過零序方向或暫態分量原理進行接地支路的判斷，必須確保零序互感器接線極性的正確性。現場零序CT裝設不正確、CT極性接反，將導致拒選線或誤選線。應加強現場新間隔投運前驗收。
（三）利用保護裝置零序過流報警進行接地選線，目前應用于站內未裝設消弧裝置，站內無專用接地選線裝置，同時保護裝置與后臺監控系統不是同一廠家，采取的一種接地選線方式，目前告警值通常整定80～100毫安，因采用純零序電流告警方式，無法區分接地支路或非接地支路，應用中帶有較大的局限性，是目前臨時采用的一種接地選線方式。當饋線支路增加的情況下，應考慮增設專用接地選線裝置或通過加裝消弧裝置的選線功能實現。
（四）各站運行值班人員對站內小電流接地選線實現方式不熟悉，發生接地后，出現漏檢查或誤匯報的情況；發生失地后，集控站/調度監控臺無接地支路顯示或誤報多條支路的，拉路查找時確認故障支路后，未及時對現場接地選線設備動作情況進行復查，導致匯報給調度部門信息不準確，不利于對小電流接地選線運行情況歸類統計及事后檢查，及對故障或異常的定位（可能是信號庫出錯或裝置無法正確選線等）。應加強新間隔調度監控信號上傳的規范性驗收。
流通產業現代化是指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到來，在商品流通領域所進行的變革、創新，以形成低成本、高效率和高效益的商品流通體系的過程。目前我國流通業（批發、零售和餐飲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不足9％，而美國、日本、英國、法國等發達國家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經達到15％以上，因此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要以流通方式和組織形式的改革推進流通現代化的發展。通過運用先進的流通技術設施手段和現代化流通方式、管理方式，使商流、物流、信息流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的基礎上，提高流通企業的規模化程度和規范化水平，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的科技含量，提高流通企業參與全球化競爭的能力。今后應通過重點發展連鎖經營、物流配送和電子商務等大力推進流通現代化。
大力發展連鎖經營，努力提高現代物流業的規模化、組織化和規范化程度。連鎖經營是一種商業組織形式和經營制度，是經營同類商品或服務的若干個企業，以一定的形式組成一個聯合體，在整體規劃下進行專業化分工，并在分工基礎上實施集中化管理，把獨立的經營活動組合成整體的規模經營，從而實現規模效益。連鎖經營包括直營連鎖、特許經營和自由連鎖三種形式。連鎖經營是現代流通業極具潛力的經營形式，是流通領域帶有方向性的改革。應以“大眾化、規模化、規范化、現代化”為目標，加大工作力度，推進連鎖經營向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發展和延伸。
積極推進物流配送，不斷整合現有資源，完善服務功能。現代物流是指原材料、產成品從起點到終點及相關信息有效流動的全過程，被國際上稱為繼降低原材料消耗、提高勞動生產率之后的“第三利潤源”，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目前，國外現代物流配送業發展迅猛，國內現代物流配送發展也急劇升溫。要堅持“市場引導、整合資源、企業運作、政府扶持”的原則，加快物流園區、綜合物流配送中心和第三方物流企業的培育，逐步構筑設施配套、運轉高效、功能齊全的現代物流配送體系。
加快發展現代批發市場，努力提高交易、管理水平。發展現代流通離不開現代批發市場建設。現代批發市場的顯著特征是交易主體組織化、交易商品標準化和交易方式現代化。要按照“統一規劃、加強指導、分級負責、規范管理”的原則，集中力量發展建設一批特色鮮明、集散功能強、輻射市內外、連通全國的大型現代批發市場，并逐步將其培育成一定區域內的商品集散中心、加工交易中心、價格形成中心和信息中心。要結合發展現代批發市場，對現有各類批發市場進行高標準、高起點地改造，一要提高市場交易主體的組織化程度，吸引更多的企業進場交易；二是要提高交易商品的標準化程度，特別是農產品的質量標準化和包裝規范化；三是要提高市場交易的現代化程度，引進和推進競價拍賣、網上交易等現代化交易方式；四是要提高市場的綜合服務功能，積極組織開展加工、包裝和配送等增值服務，走批發交易和物流配送相結合的路子。
實現商品流通現代化的路徑選擇
第一，信息化是構建現代流通體系的有效途徑。商品流通是商品交換的發達形式，貿易流通是商品交換活動的總和，是社會再生產過程的關鍵環節。市場經濟以需定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就是消費決定流通、流通決定生產。現代流通充當生產與消費的媒介，一方面面向生產者，通過價格和信息傳遞，引導生產；另一方面面向消費者，通過把產品便捷、安全地傳遞到消費者手中，服務消費。可以說，流通在整個社會再生產和國民經濟運行中居于組織者、引導者和調節者的地位，現代市場經濟需要一個高效的現代流通體系。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現代市場流通已經從過去局部的、斷續的、國內的商品流轉過程，變成了全球化營銷過程，流通的全球化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內容與特征；流通對象從過去只有實體商品貨物的流通，發展到有形商品與無形商品、有形資本與無形資本、有形貨幣與無形貨幣、有形產權與無形產權的并存和交融；流通主體從生產與流通相對分離、相對獨立，加快向日益融合的大流通狀態發展。現代流通體系的復雜性對流通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當前，我國要著力擴大居民消費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由過去主要依靠投資與出口拉動向投資、消費、出口相協調發展轉變，為此，必須下大力氣建設一個能夠適應消費、出口和投資協調發展的現代流通體系。現代流通體系是由商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共同構成的，尤其是基于信息化技術支撐的信息流已經成為現代流通區別于傳統流通的最重要標志。信息流通的規模越大、速度越快、被重復使用的次數越多，對經濟社會的價值就越大。
正如一位農業專家所說，我國農業只有產業物流，沒有物流產業。在國外，流通環節唱主角的批發商大多是資金雄厚、規模龐大的物流公司；國內，受上游種植與下游終端渠道分散的影響，農產品流通領域卻鮮有資本的進入，更沒有誕生出大規模的物流企業。
與大規模流通企業可分擔風險不同的是，部分中小流通企業參與囤積、炒作，反而助長了農產品價格的暴漲暴跌。如果不能有效解決流通鏈條不暢的現象，不僅菜賤傷農與菜貴傷民并存的現象無法根除，而且勢必會加劇農業的投資風險。
投機與投資
林金龍是山東金鄉一家規模較小的貿易公司老板，以往大蒜生意總能讓他每年賺個二三十萬元。可如今，他卻感嘆道，蒜價越來越離譜，風險越來越大。
金鄉縣有著“中國大蒜之鄉”的美譽，是我國最大的大蒜生產和交易中心，占全國產量的20%，占全國出口量70%。“金鄉，金鄉，大蒜如金，致富全鄉。”這里的蒜農把大蒜當作“金疙瘩”，看成是致富的希望，想從他們手中承包土地，成本很高。至今，金鄉蒜農守著家里三五畝地，具備規模的種植大戶鳳毛麟角。
種植的分散給林金龍這樣的貿易商收購大蒜增加了難度。每到收獲的季節，林金龍總是走街串巷、挨家挨戶上門收購，磨破了嘴皮，一天也只有上千斤的采購量。
從2008年開始，金鄉蒜價經歷了幾度大起大落，每當牛市到來，總有蒜商一夜暴富；每當暴跌，總聽到有老板血本無歸。
大起大落的行情，讓林金龍心驚肉跳，他手里的資金不多，每年收購大蒜不足百噸。稍有閃失，多年的心血就會付諸東流。在他眼中，暴漲暴跌行情并不是供求關系的真實體現。金鄉是大蒜主產區，直接影響著全國的蒜價。一旦金鄉產量較之往年有所增減，就造成局域內形成一種供需失衡的錯覺。但他堅信，即使不把出口考慮在內，在全國范圍內來看，農產品很難產生真正的過剩。
大蒜分銷體系像其他農產品一樣存在明顯的分層。規模稍大的流通商都追逐于出口訂單，在國內打拼的則是像林金龍這樣規模較小的流通商。大的貿易商抗風險能力強，希望市場穩定的增長，而中小的流通商投機者多，反而會加速市場的震蕩。
出口與內銷
中小流通商無法起到穩定市場的作用，但大型農產品中間商在國內卻少之又少。這一點，濟南金王食品有限公司總經理王懷清深有感觸。
2003年，濟南金王食品有限公司投資500萬元，建立自己的農產品流通體系，向超市配送蔬菜。但很快他就意識到，單純經營第三方物流難如登天。
與國外農產品種植多是大型農場不同，國內蔬菜種植卻是一家一戶分散經營，即使部分合作社，種植規模也只有數百畝。一旦向超市供貨量達到了一定的規模，如何約束農戶少用農藥化肥，如何保證供給每天蔬菜供給的數量、質量，如何確保蔬菜安全、可追溯，都成了棘手的難題。
王懷清意識到，蔬菜的季節性強，成熟期較為集中，但物流公司在全年的供給卻要求均衡，如果無法形成種植、物流一整條產業鏈的話很難保證對下游客戶的供應。無奈之下，金王食品有限公司不得不分散人力、物力和財力，在濟南商河縣建起基地，自行種植綠色糯、甜玉米及西蘭花、洋蔥等。可這一來，流通體系的擴容大大減緩。
最初，濟南金王食品有限公司主要是向國內超市、商場供貨，但王懷清很快發現，國內的終端賣場數目眾多、規模弱小，市場散亂。與之相反，單個出口訂單往往要比國內客戶大上數十倍。
與國外客戶相比，濟南金王食品有限公司在國內市場的位置與之十分相似。王懷清介紹道，許多國家的農產品物流的主力都是實力雄厚的流通企業，這些國外流通業的同行將農產品進口后，再分銷給當地大型連鎖超市。可反觀我國，不僅上游種植是一家一戶，下游終端市場也缺少跨區域的大型連鎖賣場。這也制約了大型專業農業物流企業的發展。目前，濟南金王食品有限公司70%以上的產品外銷，內銷只占不到30%。
國內農產品流通市場的散亂，更是增加了流通環節和成本。如西蘭花總成本每斤只有一元左右，可超市價格卻高達三四元一斤；菠菜收購價每斤一般不超過兩三毛，可超市標價卻常常在每斤2元以上。即使白菜、土豆在原產地價格一降再降，可終端賣場的售價仍然居高不下。
王懷清有著自建銷售專賣店的想法，希望通過直銷進一步降低蔬菜的成本，可自建店投入巨大、成本太高。濟南金王食品有限公司每年的營業額不到1億元，即使在局域內形成專賣店網絡，也很難進一步擴大規模。
困局
“我國農業只有產業物流，沒有物流產業。”國家農產品現代物流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國利認為，我國現有的農產品流通體系都從屬于農業企業，如龍大、魯花建立的物流鏈是為其公司、產業服務，只是第二方物流，卻沒有獨立運營的第三方物流。
專業化分工，是一個產業規模化、現代化的標志。目前，諸多行業大佬、社會資金涌入種植領域，但資本卻都在自建銷售渠道，鮮有投資者專門投資物流體系。
山東是全國第一農業大省，卻沒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大型農產品流通企業。在王國利眼中，壽光雖是全國的“菜籃子”，但充其量只是一個批發市場、轉運中心，僅僅是流通體系的一個節點而已。長期以來，我國農產品流通鏈條不暢、缺失大企業的原因，正是根源于我國“小生產、大市場”的現有農業格局。
與我國“小生產”相類似是日本。在日本，農民紛紛加入各種協會，農產品市場的主體是農協而非單個的農戶。農協不僅僅是農民的利益代言者，還兼有準政府組織的職能，大多與商會有聯系，為農戶提供種植訂單。而在流通環節唱主角的批發商則大多是資金雄厚、規模龐大的株式會社。即使農產品價格偶有波動，抗風險能力較強的流通鏈足以消化市場壓力。反觀我國，一旦農產品市場出現震蕩，弱不禁風的中小流通商卻往往使流通環節陷入半癱瘓狀態。
為了健全農產品流通體系，2011年國家農產品現代物流工程技術研究中心與山東魯商集團合作，借用后者旗下銀座超市終端網絡，建設了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農業冷鏈產業科技示范工程。
根據該項目規劃，示范工程總投資1.9億元，2011年5月示范工程開始調研及試點，目前正處于建設階段，預計2013年底將實現示范工程的推廣應用。通過這一示范工程，旨在建設一個高效生態農產品生產基地、搭建起農產品流通體系，完善高效生態農業冷鏈的規范、標準體系。
王國利介紹道，該項目將在濰坊和煙臺萊州市建設兩個配送中心，與濟南、曲阜配送中心構成整個配送體系，配送區域進一步擴展到北京、河北、河南、山西、陜西等地區。同時，健全和完善農產品從生產、加工、貯存、運輸到銷售整個產銷鏈。
關鍵詞：國務院；常務會議；物聯網； 流通產業
據中國政府網消息，國務院總理2012年7月11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深化流通體制改革、加快流通產業發展。會議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流通產業取得長足發展，交易規模快速增長，基礎設施顯著改善，新型業態不斷涌現，現代流通方式加快發展，流通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性和先導性產業。但總的看，中國流通產業仍處于粗放型發展階段，流通網絡布局不合理，城鄉發展不均衡，產業集中度偏低，信息化、標準化、國際化程度不高，流通效率低、成本高問題突出。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圍繞提高流通效率、方便群眾生活、保障商品質量、引導生產發展和促進居民消費，加快推進流通產業發展方式轉變，著力解決制約產業發展的關鍵問題，逐步建立起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安全高效、城鄉一體的現代流通體系。
會議討論通過了《關于深化流通體制改革加快流通產業發展的意見》，明確了主要任務、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具體如下：
(一)加強現代流通體系建設。構建全國骨干流通網絡，優化城市流通網絡布局，增加農村商業網點，暢通農產品進城和工業品下鄉雙向流通渠道。
(二)創新流通方式。推廣供應鏈管理，加快發展電子商務，打造農產品產銷一體化流通鏈條。
(三)提高保障能力。支持建設和改造一批具有公益性質的流通設施，完善重要商品儲備制度。強化市場運行分析和預測預警，提高迅速集散應急商品能力。
(四)提升信息化水平。推動物聯網等技術在流通領域的應用，建設流通領域公共信息服務平臺，支持流通企業利用先進信息技術提高科學管理水平。
(五)培育企業核心競爭力。積極培育大型流通企業，支持中小流通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專業化、特色化發展，鼓勵流通品牌創新發展。
(六)規范市場秩序。加強關鍵商品流通準入管理，健全流通追溯體系，加強商品質量監督檢查。依法打擊侵犯知識產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違法行為，建設商業誠信體系。
(七)深化改革開放。消除地區封鎖和行業壟斷，鼓勵民間資本進入流通領域。提高流通產業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支持流通企業“走出去”。
(八)切實降低流通環節費用。推進工商用電用水同價，落實好鮮活農產品運輸“綠色通道”政策，規范農產品流通領域收費行為，堅決取締違規和不合理收費。
轉變流通發展方式，促進流通業又好又快發展。轉變流通發展方式，一要轉變發展理念，從做大、求規模、重形式向做強、求效益、重能力轉變，從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向眼光長遠的長效機制轉變，從偏重硬件設施建設、市場容量擴張向兼顧服務提升、質量改進、環境和諧、低碳高效、集約有序轉變；二要轉變發展策略，從只重視單方利益最大化博弈向尋求生產、研發、流通、服務多方共贏的戰略合作商轉變，從只重視流通企業的銷售額、毛利率，向追求流通企業的盈利額、純利率轉變；三要轉變發展方式和發展手段，從粗放式的增長方式向精細化的、重視資源優化程度、重視資源運用效率的發展方式轉變，從主要依靠物質資本向注重依靠人力資本轉變；四要轉變流通模式和技術，從傳統的落后的流通經營模式向現代的先進的流通經營模式轉變，從零散采購、分散配送、非連鎖化經營向集中采購、統一配送、連鎖化經營轉變，從重視引進國外流通技術向追求我國自主技術創新轉變；五要轉變商品市場類型與定位，從注重有形市場、顯性市場、傳統市場、低附加值市場向注重無形市場、潛在市場、新興市場、高附加值市場轉變；六要轉變流通產業結構布局，從流通網絡疏密無序、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向流通網絡體系完善、結構布局合理轉變。“十二五”時期我國流通業發展方式轉變的目標,是構建保障工業、農業、國防現代化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現代商品流通服務體系，用現代技術改造傳統流通業，實現流通業從傳統到現代的歷史性跨躍，完善與健全流通業法律法規。為此，要做大做強連鎖經營，培育大型流通企業集團，培養流通業人才，開展流通科技研發與推廣，建立流通業征信體系，構建現代商品流通服務體系。
盡快建立多種渠道、多種業態、內外貫通、城鄉一體的現代流通服務體系。為了實現我國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必須建立包括政策法規行政管理體系、國內流通體系、國際或地區流通體系及其支撐保障體系的現代流通服務體系。“十二五”期間，要站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高度，把外貿和內貿，商流和物流、信息流、資金流、貨幣流都考慮進來，按照流通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規律制定政策，改革現有的以工業或制造業為核心的經濟管理和公共服務體系，整合現有政策資源，支持包括流通業在內的服務業綜合發展和業態、模式創新，改革不利于服務業發展的稅收制度，支持流通業與工業、金融業融合發展，鼓勵流通業集聚發展；要加快建設城鄉對接的現代農產品流通體系，以城市為中心的現代消費品流通體系，包括鋼材、礦石、糧食等在內的大宗商品（生產資料）市場流通體系，內外貿一體化的國際化流通體系。同時，要建立相應的財政、稅收、土地保障體系、應急保障體系等。
以貫徹“國九條”為契機，促進物流業及商貿物流業健康發展。加快發展物流業，是轉變流通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重點。“國九條”是落實物流業振興規劃的重要舉措，是提升產業競爭力的必要保證。要切實減輕物流企業稅收負擔，擴大稅收試點,研究解決倉儲、配送和貨運等環節與運輸環節營業稅稅率不統一問題,完善大宗商品倉儲設施用地的土地使用稅政策。清理并降低過路過橋費,為配送車輛進城通行提供便利,切實治理“亂罰款”,制定大件運輸管理辦法,實事求是解決車輛運輸難題,促進物流車輛便利通行。與此同時，要以商業與物流業有機結合為切入點，以現代商貿物流服務體系建設為內容，構建區域性的商貿物流產業組織中心，發展“商貿物流城市”和“商貿物流節點城市”，使城市獲得服務于區域的集群化產業發展能力，創新商貿流通產業的擴張發展模式，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發展商貿物流業應整體推進，系統建設商貿物流基礎設施，改革創新商貿物流管理體制，加快基礎設施布局建設，扶持服務創新與技術進步，營造良好的金融服務體系，搭建公共信息平臺，推進關鍵項目建設，完善發展政策與措施。
多管齊下提高我國農產品流通效率。第一，要進一步創新和完善農產品流通渠道模式，大力發展“公司+合作組織+農戶”及“合作組織+農戶”的渠道模式，提高農民參與度；大力提升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的組織化程度，以物流為中心整合流通渠道，建立物流基地，積極推廣農產品電子交易類平臺。第二，要充分發揮不同市場的功能和作用。繼續發揮集貿市場的便利功能，大力發揮批發市場的集散、配送、庫存調整等功能，充分發揮期貨市場的價格導向、風險轉移和資源配置功能。第三，加強農產品流通基礎設施建設。繼續推進農產品批發市場建設和升級改造，大力發展農產品物流基礎設施尤其是冷鏈系統，切實加大對農村道路交通建設的投資力度。第四，加強農產品流通體系的信息化建設。建立信息機構和快速、準確、有效的農產品信息傳播網絡，以及有效的農村信息市場監控機制。第五，加大對農民合作組織的財政支持和信貸支持。第六，加快農產品流通立法，盡快出臺《農產品公平交易法》等相關法律。第七，加強對農產品市場的監管。第八，強化參與者、監管者的品牌意識和安全意識。
加強流通理論、流通制度、流通組織、流通模式、流通技術、流通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在流通理論創新方面，要解放思想，大膽進行商品理論創新、產業理論創新、流通產業結構理論創新、流通勞動理論創新、渠道和環境理論創新、流通產業體系理論創新、流通分析方法創新。在流通制度創新方面，要推進流通產業政策和制度創新，通過制度創新降低生產成本、交易成本，改進和提高生產要素使用效率，為實現流通業發展方式轉變，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和制度保障。在流通組織創新方面，要構建現代化流通平臺與高效率流通網絡，謀求使流通產業做大做強的有效手段，同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方式相適應，培養一批具有一定規模、擁有一定實力的流通實體。在流通模式創新方面，要鼓勵大型電子商務運營商創新海外營銷模式，擴大跨國交易平臺的輻射范圍，并在業態創新、物流革新、價值鏈拓展等領域不斷取得新的突破。在流通技術創新方面，要發展科技支撐體系，以互聯網、物聯網等信息技術創新為重點，加快電子商務從網絡銷售平臺向提供技術、支付、物流和營銷支持的綜合電子商務平臺轉變，努力建設符合現代化、市場化、國際化要求的，具有運行成本低、效率高的中國特色的現代流通體系。在流通人才培養模式創新方面，要堅持流通需求導向，制定流通人才培養政策，培養具有開拓創新精神、熟悉現代流通規則、精通現代流通管理的人才。
關鍵詞:農產品;流通;消費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5-0010-02
2007年以來,國際市場以糧食為主的主要農產品供應偏緊、價格飆升,國內外農產品市場相互影響日益加深,直接加大了國內通脹的壓力,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和居民的生活。健全農產品市場,搞活農產品流通,擴大農村消費,是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有機組成部分,是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國民經濟由投資和出口推動轉向投資、消費和出口協調推動經濟增長的必然要求,也是當前緩解人民幣過快升值、減緩我國外貿壓力,實現國民經濟良性發展的客觀要求。要保證我國農業長遠健康發展,不斷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必須加快農產品市場流通體系的建設。因此,如何完善我國農產品市場流通體系、開拓消費市場是我們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1 我國農產品市場流通體系發展的狀況
1.1 農產品市場的大流通格局初步形成
通過多年的努力,我國農產品流通的市場主體不斷壯大。目前,商務部“雙百市場工程”重點支持的145家大型農產品批發市場,2007年交易額超過4000億元,占全國億元以上市場交易總額的1/3,累計帶動2300多萬農戶增收,帶動新增就業110萬人。流通提高了農民的商業意識,農民經紀人、農產品協會等中介組織迅速發展,目前我國農村經紀人近600萬,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覆蓋農戶3878萬戶;其次,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大市場、大流通、大貿易”的農產品流通格局有效連接了消費和生產、城市和農村。1985年以來,城市食品支出需求年均增長13.4%,農村食品支出需求年均增長19.1%,預計“十一五”期末,我國居民食品支出需求總額將達到36200億元。同時,流通體系不斷完善。目前,我國80%以上的農產品經過批發市場進入零售環節,共有農產品批發市場4150個,其中,億元以上農產品綜合市場811個,專業批發市場671個,成交額9191億元。以批發市場為中心,以集貿市場和其他零售網點為基礎,以期貨市場為補充的多層次農產品市場流通體系初步形成。
1.2 農村商品流通的市場化水平不斷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農產品流通體系的功能逐步完善,促進了農業以需定產,提高了市場配置資源水平。一是市場定價比例不斷提高。改革前,我國實行統購統銷農產品230多種,中央直接定價的113種,非政府定價收購額僅占農產品收購總額的5.6%。改革以來,農副產品市場定價比例不斷提高,“十五”期末達94%;二是信息引導作用不斷增強。目前,商務部城鄉市場信息服務體系監測樣本企業2.04萬家,監測地域覆蓋全國31個省區、97%的地市、35%的縣。信息化工作不斷推進,推動了農民利用市場信息組織生產,減少了農業生產的盲目性;三是市場化程度不斷深入。“以銷定產”、“以需定產”的農業經營方式初步形成,目前農產品商品化率超過80%,其中蔬菜、水果約90%,水產品、畜產品約70%,糧食約40%。市場機制在全國甚至全球配置農產品資源的作用日益增強,目前我國1/3以上的農產品跨省流通,10%左右進入國際市場。30年來我國農產品出口擴大了6倍。
1.3 農產品市場流通的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完善
在農產品流通體系功能逐步完善的同時,我國農產品流通的現代化程度也不斷提高,促進了生產的專業化、標準化和規模化。目前,我國農產品“訂單”購銷、連鎖經營交易量比重達到15%,傳統的集市貿易逐步向專業批發、“訂單”購銷、交易、拍賣交易等轉變。商務部“萬村千鄉市場工程”三年累計新建和改造農家店26萬家,覆蓋全國75%的縣市。連鎖超市、物流配送等現代流通方式從城市開始走向農村;同時,農產品流通現代化促進了農業生產現代化。目前,農產品出口量居全國首位的山東省,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基地多達1700多個,標準化生產基地和無公害、綠色食品生產基地的農產品檢測合格率97%以上。
2 我國農產品市場流通體系存在的問題
總體來看,受城鄉發展失衡、農業產業化經營相對滯后等因素的影響,目前我國農產品流通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農業小生產與大市場這一核心矛盾還未解決,影響農民增收、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
2.1 現代化水平低,不利于充分發揮流通對農村經濟的帶動作用
目前,我國農產品流通領域“訂單”購銷、連鎖經營等現代流通方式發展滯后,在美國,80%的農產品通過生產基地-配送中心-連鎖超市供應給消費者,而我國這一比重尚不足15%;同時,農村商品流通體系的信息化建設也剛起步,目前美國農業電子商務占總電子商務的8%,在各行業中列第5位,我國農村批發市場擁有電子結算設備僅占2%;再者,我國農產品生產者合作程度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國每6個農場主有5個參加合作社,日本99%的農戶加入農協,而我國每6戶不到1戶。農村流通現代化水平低,直接導致農產品“賣難”現象的時有發生和農戶利益缺乏保障。
2.2 基礎設施落后,不利于充分發揮流通對農業生產的先導作用
在發達國家,農產品批發市場等流通設施一般由政府投資或給予資金扶持。相比之下,我國流通設施的政府投入不足,制約了農產品流通網絡的發展。目前,全國農村產地批發市場2400多個,每個縣平均不到1個,而且絕大部分批發市場路、電、水等設施陳舊,冷藏保鮮、冷鏈運輸、檢驗檢測等設施嚴重匱乏;服務于農村的物流、倉儲等發展緩慢。在零售環節,大部分農貿市場露天經營,農產品損耗率較高。基礎設施落后,必然增加流通成本。目前,我國糧食流通費用約占售價的30-35%,比發達國家高10多個百分點,生鮮產品更高達50%以上。流通費用偏高擠占了生產環節利益,不利于調動農業生產積極性,不利于引導農民擴大生產。
2.3 運輸成本偏高,不利于充分發揮流通對農民利益的促進作用
根據商務部報告顯示,目前我國鮮活農產品跨省流通量占總量40%以上。例如,海南、甘肅等20多個省市每年通過山東壽光批發市場銷往全國的蔬菜約50億公斤。調查顯示,壽光至烏魯木齊運距3000公里,運費和損耗約占流通總成本的57%。農產品流通環節大約有9種稅、13種費,占流通總成本的10%。車輛通行費使海南到北京的蔬菜每斤成本增加0.125元,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西紅柿的攤位費、交易手續費占批發價格的2.4%。運輸成本的居高不下,直接導致了農民受益的削弱。
2.4 信息服務體系不健全,不利于充分發揮流通對農民進入市場的主體作用
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我國農產品流通領域法規體系建設嚴重滯后,至今沒有一部完整的農產品流通法規,雖然有關部門分別出臺過一些管理辦法,但不系統、不協調、缺乏權威性。由于相關法規的不完善,導致市場監管不夠,交易行為不規范,欺行霸市、強買強賣事件時有發生;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對農產品流通監管的隨意性也很突出,亂收費、亂罰款、亂檢查比較普遍。特別是在流通領域缺少保障農民利益的法律法規,農民利益得不到保障,假農資也在市場上流通,坑農害農激發民怨,不利于內部和諧。同時,市場和流通秩序不規范,也影響到農產品質量安全,進而影響農產品出口和我國國際聲譽,不利于外部和諧。
更重要的是,我國目前的農產品流通信息服務機制尚未形成,至今還沒有建立一套比較完善的農產品流通的統計指標體系和信息平臺,信息采集、傳播、共享機制不健全,農產品信息缺失、失真、滯后,一些信息過于宏觀、針對性差,對具體地區和具體農產品適用性不強;其次,農村信息服務體系硬件配置落后。目前,廣大農村地區互聯網絡的建設還比較滯后,系統還有待完善,多數批發市場還采用傳統的廣播、板報等方式信息。商務部數據顯示,目前僅有34%的農產品批發市場建有網絡信息中心,大部分市場根本沒有信息服務;再者,農民接受信息能力弱。一些農民文化水平低,判斷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弱,影響了信息引導作用的有效發揮。信息服務體系的不健全使農產品生產和流通具有很強的盲目性。
3 完善農產品市場流通體系的措施
3.1 革新農村商品市場經營模式,大力發展現代化流通
首先,要以“大市場,大流通”的理念革新農村商品市場經營模式,加快發展連鎖經營。據測算,連鎖經營率提高1個百分點,物流成本可降低0.66個百分點。目前,美國80%的農產品通過生產基地--配送中心――連鎖超市供應給消費者,而我國這一比重不到15%。因此,要發展現代化的農產品流通,擴大國內消費,就需要不斷加強連鎖經營企業的農產品配送中心建設、改造和信息系統建設等,在國債中安排技改資金,給予貸款貼息;其次,加強農村商品流通環節的硬件建設,積極培育和發展發展冷鏈物流體系。目前發達國家農產品運輸大部分采用冷藏車或冷藏箱,并配以EDI(電子數據交換系統)等先進信息技術,而我國這一比例仍然很低,技術落后。建議盡快建立包括生產、加工、儲藏、運輸、銷售等在內的新鮮物品的冷凍冷藏鏈,提高鮮活農產品的冷凍冷藏運輸率及運輸質量完好率;加強農村信息化建設步伐,積極發展農村電子商務,鼓勵企業開展網上平臺交易,促進農產品電子商務的發展。
3.2 加大農產品流通基礎設施投入,降低流通成本
要針對農產品流通過程中的薄弱環節,加大國家對物流基礎設施建設投入,重點完善倉儲、交通運輸、儲藏、配送等基礎設施建設;采取多種優惠措施鼓勵個人、企業等多渠道資金投資農產品物流設施建設,發展連鎖超市、直銷配送等新型流通組織;加大農村市場信息硬件基礎投入,實現生產者、銷售者計算機聯網,信息共享,實現對物流各環節進行實時跟蹤、有效控制與全程管理。
3.3 拓展農民農產品經營鏈條,增加農民在農產品流通環節中的收益
農產品的分級、保鮮、包裝等初加工是農產品增值的重要環節。目前,發達國家的農產品初加工均在生產環節完成,大大提高了農民的收益。因此,有關部門應對農民就地從事農產品初加工、包裝等,在財政、稅收政策上予以支持,逐步將農產品初加工等環節前移到農村,由生產者就地進行,將目前流通環節實現的部分利潤轉移到生產環節,讓農民能夠分享到農產品流通環節中的利潤,這不僅有利于農產品品牌的培育,提高我國農產品質量和安全水平,而且能真正使農民得到實惠,增加他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
3.4 完善農產品信息體系建設,做好農產品流通信息引導工作
一是加強市場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繼續完善農村商務信息服務工程,大力推動鄉村級的農產品信息平臺建設,提高農村信息基礎設施的裝備水平,為農民提供全方位市場信息服務打下良好的基礎;二是完善農村市場信息服務體系。健全農產品市場信息收集和制度,確保信息的準確性、及時性和針對性,實時提供國內外主要農產品生產、需求和市場交易信息,為農產品的生產、流通和交易提供便利;三是做好市場監測預警和信息引導。完善農產品供求和價格異常波動的應急機制,在市場信息監測的基礎上,加強預測預警分析,為農民生產提供前瞻性信息,充分發揮信息引導作用,保障市場平穩運行。
3.5 發展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提高農民和農業生產的組織化程度
要不斷加強中央和地方財政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開展的市場營銷、管理培訓、信息服務等支持力度,減免相關產前、產中、產后技術服務或勞務收入的稅費,放寬注冊登記條件,并在注冊和年檢收費等方面給予優惠。鼓勵連鎖經營企業與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對接,通過委托生產、協議價收購、入股分紅和利潤返還等方式,與農民結成產銷聯盟。首先,要鼓勵發展“公司+農戶”和“基地+農戶”等農產品產銷合作組織,通過龍頭企業、合作組織等實現標準化生產,集體采集、收購,集中儲藏、包裝,統一配送、運輸,有效提高農產品物流的組織化程度;其次,適時出臺優惠政策鼓勵規模化經營,發展優質農產品經紀大戶成立農產品專業流通協會,在全國范圍內協調生產布局與供求銜接。
總之,農產品市場和流通現代化是農業現代化和擴大國內消費的關鍵。我國農產品市場和流通體系建設要切實以黨的十七大精神為指導,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充分發揮流通對生產和消費的決定作用,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推進國內國際市場良性互動,形成布局合理、結構優化、制度完善、功能齊備、運轉高效的農產品現代化流通體系,積極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和農村發展,為保障居民消費、糧食安全和物價穩定做出更大貢獻。
關鍵詞：工業品流通體系；日本模式；美國模式
中圖分類號：F713.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154(2012)03－0011－08
一、引言
美國在20世紀初、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及80年代，都曾在學術界出現過“批發無用”的理論呼聲以及對批發環節低效率的指責和對獨立批發商的排斥。同樣在“批發無用論”之下，美國的工業品流通體系形成了排除批發商的零售商主導模式，而在日本的工業品流通體系中則依然由大型專業批發商承擔著不可替代的主導功能。換言之，美國流通革命的實踐結果支持了排除批發商的理論，表現為大型零售商取代大型批發商的過程；而日本流通革命的實踐結果則反駁了批發商無用論，體現為大型批發商重新調整和崛起的過程。
為何批發商在日、美兩國會出現截然不同的發展命運?應如何判斷中國工業品流通的渠道主導權歸屬?日、美工業品批發商的命運反差及迥異的工業品流通模式提示我們，構建符合中國實際的工業品流通體系，還須搞清與其相適應的系統環境和形成機理。本文將首先對工業品流通之“日本模式”和“美國模式”進行基本定位，并將批發商的命運變化置于日、美兩國工業品流通體系的模式演變中，用以闡明工業品流通主導權反差的形成機理；同時也將通過日、美工業品流通的系統環境比較來定位中國工業品流通的系統環境特征，以便為中國工業品流通體系的決策問題提供啟示。
二、工業品流通體系之日本模式：大批發小零售
已有研究總體上支持了日本作為“大批發小零售”工業品流通模式的典型代表，即由大量中小商業者(包括生產商、批發商、零售商等)通過高效率的批發商實現有效的流通，批發商在整個工業品流通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理論上講，該模式的形成與工業品批發體制的適時調整和大型專業批發商的及時革新密切相關，政府主導型的體制背景也在整個過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但是，日本政府在流通革命中推進的流通政策并不只是針對批發業，零售業也同樣經歷了與“流通合理化”、“流通系統化”及“流通信息化”政策相適應的調整和變革，而且1990年以后的經濟背景使零售業面臨著比批發業更為有利的條件。從而問題就在于，在相似的流通政策環境下、甚至在零售業面臨的外部環境更為有利的情況下，批發商何以成為流通渠道的主導者?在制度推動之外仍存在特殊的形成機理。
(一)生產與零售的細小性和分散性
細小性和分散性是日本企業規模的重要特征，無論是在生產還是零售領域，盡管不乏有競爭力的大型企業，但絕大多數的企業仍存在規模偏小的問題，生產與零售的集中度不高是日本流通市場的重要特征之一。20世紀70年代末期，日本零售業中的細小企業比例為95.6％，而同期英國和美國細小企業比例分別為65.6％和85.0％；到1991年，日本零售業細小企業的比例為92.8％，10多年間僅下降了不到3％，其規模化程度仍然明顯落后于英美兩國70年代末的水平。根據2000年以后的同期數值對比，日本食品零售業前十位的公司銷售額占比為12.6％，而英國前十位零售企業市場占有率為50％，美國僅前五位食品零售業的市場占有率就高達60％～70％，說明日本零售企業的集中度明顯偏低；而對于生產商而言，日本有相當一部分產品中有近10家生產商，而歐美卻只有3～5個企業。
理論上講，在生產者和零售者數量眾多且規模表現為細小而分散的情況下，批發商通過將10x10次交易轉換成10+10次交易而節省交易費用的作用就凸顯出來了，尤其是在批發商有能力實現商流、物流、信息流一體化運作的情況下，其對整個流通過程的成本節約作用更加明顯。由于日本的批發企業在兩次流通革命中普遍經歷了規模化和集中化的過程，并適時推進了自身物流和信息系統的建設，批發商的渠道效率得到了有效的保證，在生產和消費呈現兩頭分散的情況下，也對銜接工業品的產銷和促進高效流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特殊的消費需求細化和零售業最小庫存需求
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的消費需求極為細化，這對零售店的產品多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日本的土地資源緊缺、不動產價格較高，零售店的面積普遍不大。出于賣場節約和成本節約的需求，零售業店鋪庫存不能太多。在產品的需求十分細化而零售業庫存需求又傾向于最小化的情況下，日本的零售業訂貨單位往往較小，如果由生產商直接向零售商發貨，雙方的流通成本都會增加。
另外，細分的消費需求理論上也需要具有細分功能的物流系統相匹配，但日本零售業普遍不具備強大而獨立的物流功能，這既與零售業的細小性有極大關系，也受原有建值制定價機制的影響。在傳統建值制之下，零售業定價受廠商基準價格的控制而履行到店價格，物流費用的多少并不影響零售價格而只是他人的成本，零售業也就普遍不具備獨立的物流功能；在日本，經營工業品種類較多且擁有獨立物流功能的流通大概不到10％。
可見，批發商統一庫存比零售商分別庫存更能節約成本，通過批發商來實現生產方與零售方之問多頻度、少批量的交貨服務，既能滿足零售業的最小庫存量需求，也便于更好地滿足極為細化的消費需求，這都決定了工業品批發商存在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也決定著，對于本可以由物流商來承擔的物流細分功能，如果由批發商來實現也更加具有規模效應。
(三)批發系統化的歷史作用和有效慣性
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流通系統化政策，曾在當時形成了生產商控制、系統批發商主導的工業品流通模式(即特約經銷商制)，其歷史作用是出于銜接大生產與大消費的必要性。盡管后來隨著生產和消費向細分化轉型，系統化批發失去了大范圍普遍存在的意義，但不可否認批發系統化促成了部分批發企業的壯大，也使當時大量缺乏競爭力的批發企業通過依附于大型廠商而找到生存空間得以存活下來，這個過程也是對工業品批發商的一種有利調整，為獨立批發商日后的崛起和大型化、綜合化發展積蓄了力量。
時至今日，出于流通系統化機制的慣性，系統批發形式依然在某些工業品流通中保留下來，并且發展成為日本工業品批發的一種特有形式。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系統批發形式在組織某些類別的工業品流通中所表現出來的有效性，比如家電、汽車、化妝品等，由于這些類別的工業品大多品牌化程度較高、而且具備批量生產及耐用消費的特點，具備一定實力的品牌商利用壟斷優勢控制流通渠道是有效率的，也是產業競爭力的一種體現；二是受日本特殊的交易慣例影響，長期相互交易習慣歷來是影響日本流通的典型特征，在這種長期合作觀念之下，系統批發及其形成的價格穩定性具有特殊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系統批發商不同于美國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所有權獨立(美國的系統批發商
多為生產商自己組建的批發機構)，大量的獨立批發商只在形式和運作方式上受生產商的一系列控制，這既保證了系統批發商不會完全受廠商命運的影響，也使廠商的渠道控制得以限定在一定區間內。一旦生產商走向衰落，這些系統批發商還可尋求獨立的發展空間；而由于這些獨立的系統批發商在市場開發、信息搜尋等方面往往獨具優勢，也限制了廠商濫用渠道控制。因此，日本的系統批發商盡管受廠商控制，但實則憑借一定實力與廠商形成了一種極為有序的合作，也為自身的獨立發展預留了空間，這也是其成功的經驗所在。
(四)批發商的高效率運行
盡管經歷兩次流通革命的調整以后，日本的工業品流通渠道明顯短縮，比如批零比1970年為4.06、1988年為3.89、1994年為3.59而2002年為3.06，但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批零比就已降至0.99，相比之下，日本批發業仍然表現為明顯的多階段特征。但是日本的批發商主導型渠道模式在流通效率方面卻并不低于美國的短渠道流通模式，表明日本歷經兩次流通革命之后存活和壯大起來的工業品批發商具備極高的運行效率。
盡管目前在日本工業品流通體系之內起主導作用的是大型綜合批發商，但這些批發商能夠主導工業品流通的根本原因卻并非只是因為“大而綜合”，而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顯著的效率優勢；換言之，只要保證效率優勢，也不排除中小批發企業能夠發揮大批發功能，日本兩次流通革命中都曾出現中小批發企業通過協同化和集團化等方式而謀求發展的情況，事實證明日本的中小批發企業包括系統批發商都是具有極高效率的。
日本綜合商社的興衰歷程也很好地說明了批發主導權的決定因素在于效率而非規模。從戰后60年代開始，日本的綜合商社開始進入黃金發展期，依藤忠商事、住友商事、丸紅、三井物產、三菱商事等九大商社在集中從海外進口原材料并負責出口大宗生產資料、收集情報和提供事業計劃、提供資金信用擔保、組織國際物流等方面所表現出來的規模優勢，很好地迎合了日本戰后貿易立國的需求。但在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以后，隨著日本企業大量從海外撤資，綜合商社在綜合內外貿交易方面的優勢逐漸喪失，傳統的九大商社最后只剩5家，部分綜合商社開始走向合并與專業化，并紛紛開始實現效率化革新。目前，盡管綜合商社依然在日本的工業品批發中占據一定份額，但已不是具有代表性的批發組織形態。
因此，盡管在日本“大批發小零售”的工業品流通模式中確實存在不少有實力的大型綜合批發商，但批發商能夠主導工業品流通的真實依據并非規模而是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模式的“大批發”特征絕不是針對大規模而言，而是基于高度的效率化而體現出來的大批發功能。
三、工業品流通體系之美國模式：大零售小批發
根據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的普遍觀點，無論從組織規模、管理水平、業態種類，還是從競爭力或創新性角度來判定，美國的零售業都處于世界最高的發展水平上。就不同流通主體在工業品流通體系內的渠道力量對比而言，美國的零售商在規模和組織程度上呈現大而集中，并在工業品流通過程中集采購、分銷、配送及零售環節于一體，主導和控制著大部分的工業品流通渠道，批發商則主要在特定類別的工業品流通或中小制造商和零售商集中的流通領域發揮作用；根據流通功能的主導權判定，美國是典型的“大零售小批發”。
在美國的三次零售革命中，對于組織工業品流通的主體零售商而言，規模由小到大、功能由專到全是一個基本的演進趨勢，但在不同的經濟時期主體零售商的業態形式卻有所不同：不僅在三次零售革命中分別表現為百貨商店、連鎖商店及超級市場的依次更替，在零售革命以后也持續表現為新型業態的輪轉。
應該說，根據生產條件及消費需求的變化而進行業態結構的適應性調整和更新，是美國零售業能夠持續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但是，在美國工業品流通體系的演變中，為何大零售能夠最終取代大批發并持續主導工業品流通?如果僅用零售業態更新來解釋“大零售小批發”模式的形成，顯然還不足以觸及問題的實質；因為美國的零售革命實則引領了全球范圍的業態革新，但高效率的大零售功能及其主導的工業品流通模式卻很難被完整地復制，工業品流通的美國模式也同樣存在特殊的形成機理。
(一)大生產與大商業資本對獨立批發商的雙向排除
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較早地在工業化進程中建立起了大生產體制。理論上，大生產體制本身就有排除商業資本的趨勢，而這種排除商業資本的傾向在批發階段尤為明顯。在大生產體制之下，一是表現為典型的機械化和規模化生產，二是容易形成生產壟斷，從而工業品產量以及廠商對壟斷利潤的追求都會急速上升，兩者都有可能導致已有的批發商和零售商無法有效分銷工業品，進而加劇制造商排除商業資本、自行組織工業品流通的企圖。但是，要徹底排除商業資本，就必須在流通過程中投入大量非生產性資本，并且自己承擔過去由商業資本承擔的市場風險，這些都是制約制造商直銷的因素。由于這些制約因素的存在，現實中的大生產者往往并不是完全控制整個流通過程，而只是控制與生產相連接的批發環節，獨立批發商在此過程中難免遭遇排斥。
除了受到大生產資本的排除以外，獨立批發商也容易在商業資本的集中過程中喪失自主性，主要原因是零售階段比批發階段更容易出現壟斷資本。為了應對生產資本的集中和壟斷，商業資本一般也會出現迅速的積聚和集中，這也正是商業資本為了應對大生產壟斷而尋求獨立存在的表現。在此過程中，商業資本能夠獨立并形成壟斷的條件是：具備與大生產相匹配的大規模銷售能力并且比制造商直銷更能節約流通成本。盡管批發商與零售商都有實現獨立的愿景，但卻受批發階段與零售階段的不同特征的影響，批發的專業性強、難以形成多樣的商品結構，而以個人消費分散性為基礎的零售商業，則具有地區壟斷的特點；再加上美國的生活節奏快、民族融合性強，具備集中、大批及一次購齊的消費習慣，更是加劇了零售資本的集中。根據不同業態形式的特征而選擇有利店址也會使零售資本在更高層次上實現自主性和獨立性，比如美國的百貨店、超級市場先是出現在個人消費較為集中的城市，而連鎖店和郵購商店則最先在消費較為分散的地方鄉鎮和農村發展起來。
總之，規模化和壟斷性兼具的大生產體制既有排除批發商的傾向、又有迫使商業資本集中化的作用，而商業資本的集中卻易于在零售階段實現，這樣就形成了大生產與大商業資本對獨立批發商的雙向排除，也正是美國“大零售小批發”模式的形成機理之一。
(二)技術革新與零售業市場競爭之間的持續契合
依據零售輪轉學說，市場競爭的持續刺激會使零售業低價競爭不斷激化，而技術的適時革新會為革新者帶來費用結構的明顯改善，從而實現新的競爭優勢；市場競爭和技術革新的持續性、以及模仿者的不斷出現又將推動新的革新者出現，零售業態按上述過程實現輪轉。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零售業態變遷的過程較好地驗證了輪轉學說，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信息技術的革新還是零售業市場競爭的激烈性都在全球范圍內普遍經歷，卻只有美國實現了二者之間的持續契合，這也正是零售商能夠排除批發商并主導工業
品流通的重要原因。
與日本相比，美國的工業品市場顯然表現出更大的低價競爭需求，主要原因是零售業競爭環境的持續刺激。與日本的政府導向型政策體制不同，美國政府很少制定直接推動流通產業發展的政策，而是更多地致力于創造適合流通合理化的競爭環境。比如聯邦政府在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期間制定的《謝爾曼法》、《克萊頓法》、《魯賓遜――帕特曼法》、《米勒――泰丁斯法》以及各州制定的相應法律等，為零售業有序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市場條件。生產要素能夠自由流通也是零售市場能夠有序競爭的重要條件：在美國零售業擴張時期，連鎖經營需要大量投資，而有效的資本市場保證連鎖企業可以通過發行股票、銀行和保險公司借款、短期融資等方式大量籌資，使中小零售商也得以憑借連鎖擴張而獲取良性發展的機會，也一定程度推進了零售的競爭性。持續的市場競爭刺激，使工業品低價競爭不斷激化，零售商在“微利”的情況下自然更為偏重規模效應，而大型零售商在規模化擴張中通過排除批發商來降低流通環節差價也就在所難免。
在零售業保持持續競爭的同時，美國始終領先于世界水平的技術革新與之實現了很好的契合，為零售業態的持續輪轉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驅動力。比如在19世紀80年代，射頻識別技術就已在美國的商業領域出現了規模應用，而誕生于1993年的快速響應系統曾為在激烈競爭中一度迷失方向的美國傳統日用工業品流通業注入了新的活力；被稱為第四次零售革命的無店鋪零售也最早誕生于美國，并且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占據美國零售總額的15％。
應該說，技術的適時革新為零售商在不斷激化的價格競爭中獲取競爭優勢創造了條件，在業態不斷依托技術而推陳出新的過程中，大零售功能持續強化并逐步實現對批發環節的后向一體化，其規模效應使獨立批發商在信息和工業品集散等方面的很多專業優勢不斷削弱，而大零售主導功能日益凸顯。
(三)大物流功能的先發優勢及對批發功能的搶占
從時間維度的對比看，在美國尚未建立起工業品流通的大零售模式時，就已經形成了相對發達的現代物流體系，大物流功能的先發優勢及其對批發功能的搶占也是美國“大零售小批發”模式的重要成因。
在1890年以前，美國的運輸基礎設施建設就已完成，全國鐵路網的形成不僅疏通了工業品流通中的物流瓶頸，而且極大提高了工業品流通的效率；此時，在美國的工業品流通體系中還是批發商(主要是現代經銷商)起主導作用，但依托物流設施建設的完善以及龐大采購網絡的建立，工業品批發業內部的競爭明顯變得激烈起來，尤其是百貨商店作為大零售的代表而崛起，已明顯表現出對批發商的排除和挑戰。進入20世紀以后，隨著汽車的普及和公路網的進一步完善，郵購商店開始對批發商的網絡產生巨大沖擊；而后出現的連鎖商店和超級市場等大零售業態也紛紛選擇排除批發商與制造商直接交易，而這其中物流技術和基礎平臺的完善是重要的支撐。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美國政府放松對物流產業的相關管制，第三方物流迅速發展起來，這本身就對批發商的部分轉運職能形成替代；而在寬松的市場競爭環境下，這些物流企業又由原來單純的運輸業務向批發領域拓展，批發商的倉儲分銷及配送等職能也遭遇挑戰。
在美國工業品流通體系的演進過程中，先進的物流技術、完善的物流基礎設施以及寬松的物流產業競爭環境始終支撐著美國的大物流功能，這一方面為零售商自建物流體系或者與物流商直接合作變得更為便利，另一方面也搶占了批發商在倉儲、轉運、采購、配送等方面的專業功能。特別是在經歷三次零售革命的沖擊之后，由于大零售商可以借助完善的物流平臺和物流體系自行采購及配送，批發商的生存空間不斷縮小。因此，與日本在第二次流通革命時期才大范圍的開展物流改革有所不同，美國在發生零售革命之前，大物流功能就已基本實現了，這種先發優勢既是對大零售的有利支持也是對批發商功能的搶占。
四、中國工業品流通的系統環境思考：基于日美模式的比較
在前文分析的基礎上，以下將通過日、美兩國工業品流通體系的模式對比，歸納影響流通主導權的各種因素，并據此定位中國工業品流通的系統環境，為中國工業品流通體系的模式選擇提供借鑒和反思。
(一)日、美工業品流通模式的系統環境差異
無論是日本的“大批發小零售”模式還是美國的“大零售小批發”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流通系統環境下取得成功的。在工業品流通體系的內部及，生產與消費的特征、經濟體制的性質、業態體系、物流系統及對應的流通功能等，均會對批零勢力演進產生重要影響。
1 小生產與大生產的差異。從生產角度的系統環境看，日本是中小生產企業居多，而美國則是大型生產商占據大部分市場份額。在生產呈現小而分散的情況下，批發商通過將10×10次交易轉換成10+10次交易而節省交易費用的作用就凸顯出來了。與美國集中化和規模化的大生產相比，日本的小生產對獨立批發商的依賴性更強，更適合批發商生存和發展。
2 小批量分散消費與大規模集中消費的差異。日本的消費需求極為細化，并形成了小批量分散消費的特征；而美國的消費需求偏重一次性購齊，表現為大規模集中消費的特征。消費需求越是細化和分散，零售商的單店規模就越小，與供貨商之間的單筆交易量和零售庫存量也越小，而交易頻率就越高，從而批發商在集中交易方面的優勢就更為明顯。因此，在日本的小批量分散消費之下，批發商就獲得了更多的競爭優勢，而美國式的大零售賣場更適合大規模集中消費。
3 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與市場主導型經濟體制的差異。日本是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在流通革命時期曾經制定了一系列直接推動流通產業和流通企業發展的政策；而美國是典型的市場主導型經濟體制，政府很少制定直接推動流通企業發展的微觀政策，而是以創造有序的市場競爭環境和完善的基礎設施平臺為主。據此推斷在競爭性較強的市場環境下，零售資本的集中及其對批發商的排除更容易顯現出來；美國相對寬松的競爭環境為大零售的崛起創造了必不可少的市場條件。
4 零售業態模仿與零售業態輪轉的差異。在美國的幾次零售革命之后，各種新興的零售業態也曾相繼在日本興起，但零售商始終未能排除批發商而在日本的工業品流通體系中獲取主導地位。究其原因，日本出現的各種零售業態大多是對美國模式的模仿，有些業態是否具備存在和發展的客觀必要依然值得反思；而各種零售新業態在美國的出現則是在市場競爭與技術革新的雙向驅動下產生的，適應了工業品流通不同發展階段的客觀需要。因此，美國的零售業態更新是依據市場競爭和技術條件而進行的適時和自發輪轉，是與工業品流通需求相適應的表現；而日本的零售業態更新則更多的是后來者的模仿，這也是導致日美零售功能差異的重要原因，日本的批發商也因此獲得了更多的發展空間。
5 物流體系后發優勢與先發優勢的差異。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第二次流通革命時才開始大規模出現促進物流業發展和物流體系建設的政策推動，出于規模效應的考慮，物流功能主要由集中交易的批發商承擔；而美國在進行19世紀60年代的第一次零售革命以前，就已在全國建成了完善的物流基礎設施和物流網
絡，為零售商物流提供了極大便利。因此，美國在零售革命之前先行完善起來的大物流功能為零售商獲取工業品流通主導權奠定了基礎，而日本流通革命中的物流建設更多地配合了批發商的效率化改造，成為日本批發商能夠高效運行的重要原因。
(二)中國工業品流通的系統環境特征
與日本和美國相比，中國工業品流通的系統環境既有很多相似、矛盾及融合之處，也有些特征介于日本和美國的中間地帶，以及諸多獨具中國特點之處，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使工業品流通體系應何去何從的問題顯得錯綜復雜。
1 “生產集中、消費分散”與“生產分散、消費集中”并存。與日本和美國相比，中國是典型的人口大國，再加上地區經濟的非均衡發展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較大差距，在生產和消費特征方面明顯表現出“大生產”和“小生產”，以及“小批量分散消費”和“大批量集中消費”的融合性。生產方面，生產的規模化和集中化程度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甚至行業及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之間存在極為明顯的分層特征，總體上很難判斷我國目前究竟是“大生產”還是“小生產”主導，而城鄉二元經濟和地區市場分割的制約、區域經濟在發展程度和水平上的斷層短期內不會消失，“大生產”與“小生產”并存的現象將會持續。在消費方面，受較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和多元消費習慣的影響，工業品消費需求表現為明顯的多層級性，兼具“小批量分散消費”和“大規模集中消費”的特征。在上述情況下，生產特征和消費特征相互交叉，就形成了“生產集中、消費分散”與“生產分散、消費集中”現象的并存，而這兩種特征都會凸顯出批發商在協調組織工業品流通中的優勢。
2 “流通市場化改革”與“批零競爭扭曲”并存。在由封閉型計劃經濟向開放型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中國經歷了與日本相似的流通市場化改革，但在相似的經濟體制轉軌和批發市場化改革中，批發商的渠道地位及批零關系卻呈現出相反的演變結果：在日本的流通市場化變革中最終完成了由傳統批發體系向新型批發體系的轉型，在批發商重獲渠道主導權的同時，批零關系體現為“大批發”與“小零售”之間的相互協調；而中國的流通市場化改革卻是批發商漸失渠道主導權的過程，批零協調性也遭到破壞。不可否認，雙軌制作為過渡性質的經濟模式曾在中國市場化改革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正是政府與市場在調節工業品流通中的雙重性，導致批發商與零售商并未完全按照市場規律在工業品流通中實現明確分工。在舊的批發體系打破、新的體系缺乏有效制度推動時，批發商與零售商又被完全推向單軌制的市場經濟，在其中相互抗衡。可以說，我國批發商是在傳統主渠道優勢喪失、新型渠道分工尚未就緒的情況下就遭遇了零售商的低價沖擊和渠道擠壓，渠道主導權由批發商向零售商的轉移帶有一定的競爭扭曲性質，而不完全是市場條件下的優勝劣汰。
3 “零售排除批發”與“流通效率損失”并存。與美國相似，我國的工業品流通領域目前已呈現出明顯的“零售排除批發”之勢；但矛盾的結果是，由美國的“大零售”所主導的是具備極高效率的工業品流通模式，而我國零售商不斷排除批發商的過程卻近似流通效率逐步損失的過程。這種矛盾表明我國的“零售排除批發”之勢很大程度上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干擾，在零售商低成本擴張戰略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做大做強批發體系也是對零售商提高流通效率的一種推動。
4 “零售業態更新”與“流通功能異化”并存。與日本和美國相比，我國零售業幾乎已擁有相似的全部業態形式，目前仍在不斷承接國外各種新型業態的轉移。但矛盾的是，發達國家歷時一百多年發展起來的各大零售業態在我國并不是按工業品流通不同階段的需求逐次進入的，而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市場沒有充分發育起來的情況下同時涌入的，各種業態的適應性明顯不足，在零售業態迅速更新的同時也表現出流通功能的“異化”。比如，自選銷售方式并未體現出節約勞動、降低成本的技術，而只是更大程度上賦予了消費者接近商品的自由；便民連鎖也并未體現出共同配送的規模優勢，而是憑借選址貼近居民區而獲取競爭優勢；連鎖超市自有配送中心缺位的情況不在少數，集中采購的技術優勢也未能真正體現。對于大多數零售商而言，零售業態更新只是成為吸引消費者的銷售方式翻新。與美國相比，我國的零售業態更新并非源自技術革新與市場競爭之間的持續契合，與能夠主導工業品流通的大零售功能仍相距甚遠。
5 “傳統批發弱化”與“新型批發缺失”并存。日本批發體系變革的重要體現是新型批發商對傳統批發商的取代，而美國的零售革命雖然最終將流通主導權賦予了零售商，但新型批發職能卻是同時建立起來的，并集中體現于零售商的批零功能一體化。總體上，對于日美兩國曾出現的傳統批發弱化現象，都及時承接了批發職能的創新，只不過承擔主體有所不同：日本的新型批發職能由批發商來專門承擔，而美國的新型批發職能則轉由大型零售商承擔。與日本和美國有所不同的是，我國目前的狀況則是“傳統批發弱化”與“新型批發缺失”并存現象。在甩掉批發商以后，多數零售商面臨著主營業務的不斷退化，從而新型批發職能并未通過零售商實現；并且，批發職能由批發商向其他主體的轉移也大多只是傳統職能進一步細分的表現。
五、結論與建議
在工業品流通體系的演進過程中，隨著市場競爭的激化和流通技術的完善，通過排除批發商來實現渠道環節的縮減和流通成本的節約是零售商規模化過程中的一種選擇，但個體零售商的這種選擇與工業品流通體系中的流通主導權歸屬并無必然關系。或者，個別零售商排除批發商的流通行為并不一定引致流通體系的主導權最終歸屬于零售商，兩者之間分屬于不同層面的問題。無論是日本的“大批發小零售”模式還是美國的“大零售小批發”模式，都是與工業品流通的特定系統環境相適應的，批發商在日美兩國的流通主導權反差實則是基于批零效率演變的市場選擇。依據日美經驗，協調的批零關系是流通效率的重要條件，但批零協調不等于批零合一，零售主導也不意味著批發缺位。結合我國的特殊系統環境，工業品流通體系應在未來形成一個涵蓋“大”、“小”、“批”、“零”的統籌模式，具體建議包括：
第一，構建與完善新型工業品批發體系。我國的工業品流通實踐表明，在專職批發職能逐步萎縮以后，零售領域已呈現盲目模仿和過度競爭的痕跡。新型批發商的長期缺位一定程度上引致了零售商的過度擴張，目前大范圍的“零售排除批發”并未形成真正意義的零售主導，從而零售職能的過度延伸對專職批發應有職能的掩蓋必須得到及時糾正，而在制度層面推動形成新的工業品批發體系則是糾正批零關系失衡的關鍵起點。總體上，目前既要肯定新型工業品批發體系建設的必要性，又不能完全期望該問題通過市場力量而自然破解，應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尋求適度的制度推進。
第二，促成批零協調的流通增長方式。新型工業品流通體系不僅包含批發體系的構建與完善，也應促成批零協調的流通增長方式。對于批零協調的標準，若過于追求批零比值的規定，既不現實、也有失偏頗，而是應以批零的合理職能分工為重要前提。在批發商大范圍退出流通渠道以后，許多大批量的工業品交易
轉由零售商承擔，但在“零供”對接以后，零售商不斷表現出自主經營的退化。不可否認批零一體化是零售商規模效應的重要體現，但如果過度地依靠零售商來承擔批發職能，則只會加劇市場勢力的不平衡，渠道扁平化的優勢反而會得到扭曲，當前的“零供”沖突和物價波動已經對此有所體現，在新型工業品流通體系中，應以批零的合理歸位和職能分工促成批零協調的流通增長方式。
第三，推動批發與零售業態的統籌創新。我國工業品流通中的“弱”批發現象并不是對“強”零售功能的印證，而是與制度缺位情況下的批零競爭失衡有關。在缺乏有效渠道制約的情況下，零售業在過度發展的同時也陷入了業態創新的瓶頸；在這種情況下，創新批發業態尤為重要。構建與完善新型批發體系、促成批零協調的流通增長方式，不是生硬地將批發商失去的渠道主導權奪回、也不是對零售商優勢職能的搶占，而是要找到合理的批發業態形式；以此為依托，才能真正凸顯新型批發職能的優勢，也才能推動零售業回歸主營業務，最終形成批發與零售業態的統籌創新。
第四，流通組織化與主體多元化的合理兼顧。一方面，無論大型或是中小型的批發商和零售商，組織化發展均是提升流通效率的必經途徑，目前亟需從“小而分散”或“縱向一體”的極端形式向“橫向聯盟”的戰略方向推進；另一方面，我國的流通系統環境決定了需要由日趨多元化的流通主體來承擔不同生產和消費組合下的工業品流通職能。長遠地看，通過重塑批零關系和統籌“大”、“小”、“批”、“零”來實現高效率的工業品流通是我國工業品流通體系建設的歸宿，也就是應合理兼顧流通組織化與主體多元化的發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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