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27 16:14:57
導語：在傳統文化進鄉村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工業文明、城市文明的飛速發展，在為人們提供更為便捷、舒適、富裕生活的同時，產生了對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迅速地吞噬著豐富的傳統文化；城市化進程既產生了污染、擁堵等現實層面的問題，也產生了對本來應作為城市主體的人的壓抑、疏離、漠視、孤獨等精神層面的問題，困惑與不安時時擾亂人類的心靈。
何處是精神的家園、哪里有靈魂的樂土?海德格爾說：“接近鄉村，就是接近人類的本源。”于是我們相約走進西江，走進這個以美麗回答一切的苗族村寨。西江苗族人民歷經數千年遷徙仍自強不息，遍歷磨難仍歌舞依舊，這個沒有文字卻把歷史穿戴在身上的民族尊重一切生命、敬畏各類先祖，用歌聲笑對不公，用歌聲吟唱歷史，使躁動的心歸于平靜。西江是疲憊身心的棲居之地。
在西江，我們體察到人類對大自然、對生命的感激、敬畏和尊重，感受到兼收并蓄的胸懷，同時也感受到不斷前行的堅實腳步。為此我們發出如下倡議：
我們倡議尊重：平等對待每一種民族文化的合理存在，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每種文化都是一個民族經過長期歷史發展后形成的，其存在的本身就是合理性的證明。每種文化都是認知世界的一扇門，一種文化的消亡，意味著一扇大門的關閉。
我們倡議體驗：霧里看花水中觀月常會被一些虛假的表象所迷惑，體驗則是不帶偏見不作預判地融入其中，隨心而走，是發現和認識事物本質的重要方法。通過體驗認識不足看到長處，通過體驗在開放與堅守、繼承與弘揚之間找到平衡。
我們倡議發展：城鄉互動發展是一個相互學習、影響和促進的過程。我們尊重傳統文化的價值判斷，注重對優秀文化傳統的解讀和學習，在生態保護、自然尊重等諸多方面，鄉村有引領的作用。在追求傳統生存智慧與現代化和諧發展的進程中，城市與農村的互動要遵循社會公平發展、文化尊重和文化保護的基本原則。
讓藍天白云與我們的城市、我們的鄉村、我們的生活同在。
30年前,在世界旅游業的排位中,中國位列40位之后;30年后,中國在世界旅游業中躍居第4位。30年前,在旅游者的心目中,黔東南乃至貴州的吸引力極其微弱;30年后的今天,黔東南接待國內外旅游者的年總人數已近千萬。
大眾化休閑旅游時代的來臨,為黔東南發展體驗生態博物館的“原生態”之旅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機遇。黨的十七大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戰略要求,又為黔東南選擇以生態博物館建設推動鄉村旅游指明了符合實際的發展方向。
原始文明時代,人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敬畏和順從自然;工業文明時代,人們很大程度上是征服和破壞自然,三百年間,消耗了地球上絕大部分不可再生資源。嚴峻的客觀現實,使選擇以和諧發展為核心的生態文明模式成為全球共識。建設生態文明的適時提出,正是順應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潮流,更是人類發展之必然。
走生態文明之路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對黔東南這樣“富饒而貧困”的地區而言,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社會和諧的必然要求,更是利用比較優勢、發揮后發優勢的理性選擇。
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當黔東南鄉村旅游從無到有、形成產業之時,當其核心與靈魂――原生態民族文化因旅游而實現保護與開發并重的近期目標之時,我們看到,發展,是黔東南依托生態文明的鄉村旅游從無到有、日漸強大的根本原因。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當黔東南近百萬農村人口已因鄉村旅游發展而走上致富路時,我們看到,依托原生態民族文化的生態博物館模式發展鄉村旅游,為當地農村各族群眾提供了一條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現實路徑。
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當黔東南各地從一度爭先恐后的建“工業強縣”、爭相伐木的“木頭經濟”和“大資源、小產業”的現實路徑中困頓、回望,進而揚棄時,當全州森林覆蓋率從二十多年前26.7%的歷史最低點修復到如今的62.78%時,當黔東南的苗侗歌舞、服飾、建筑等文化遺產一次次震驚世人時,工業化進程的實踐教訓提醒黔東南,黔東南最大的比較優勢是良好的自然生態和豐富的民族原生態文化。黔東南的發展需要在自然生態與民族原生態文化的契合點上找到支柱產業――生態旅游業;黔東南旅游的核心――民族鄉村需要統一的品牌引領推介;黔東南豐富的旅游資源需要統籌兼顧、整合。
近年來的實踐證明,黔東南的“旅游活州”戰略,已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新亮點,成為踐行科學發展觀的鮮活實例。
以生態博物館模式推進鄉村旅游,對黔東南這樣“富饒而貧困”的地區而言,是一項立足實際的探索之舉。
以生態博物館模式推進鄉村旅游,對黔東南這樣“富饒而貧困”的地區而言,是一項立足實際的探索之舉。
黔東南之富在于自然生態優勢與民族原生態文化的豐富性與唯一性,黔東南之貧在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種種主客觀欠缺。
黔東南群眾具有傳統的生態文明意識。
早在農耕文明時期,黔東南各族先民在漫長的實踐中,已經總結出相當多的生態經驗。例如侗族人民長期以來通過人工手段改變河道、挖掘魚塘,筑壩構建淺水沼澤,在半山區狹窄河谷盆地再造出準河網壩區次生生態系統,將降水截留在高海拔區位。這一生態智慧,對如今解決中國南方淡水資源均衡分布和低成本解決中國南方生態安全有相當啟示意義。又如苗、侗、漢族雜居的林業大縣錦屏民間發現的10萬件清代林契,其所記載的當地及清水江流域鄰縣栽杉造林、間伐輪種、山田互補、糧林間作的生產方式,對實施退耕還林有重要的借鑒和啟迪作用,有專家將其譽為“中國古代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樣板”。
二十多年來,當黔東南森林覆蓋率從歷史最低點歷經生態修復躍居全省之首、兩倍于瑞士時,四百四十余萬黔東南人為這來之不易的成果付出了艱辛,也深刻體會到走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立州”之路,是順應發展潮流的正確選擇,也是對優秀民族文化傳統的繼承與發揚。
自然生態的保護與民族原生態文化的傳承,都有賴于數以百萬計的當地各族農村群眾。黔東南絕大多數民族文化遺產的傳承具有群體性。改革開放以來,當一批又一批各族農民離開鄉土、進城務工,黔東南鄉村的相當數量民族文化遺產也曾面臨傳承人缺失之憂。鄉村旅游在黔東南興起,為各族群眾提供了群體性參與文化傳承獲取經濟利益實現脫貧致富的現實途徑,將民族社區(村寨)建設為生態博物館的鄉村旅游推進模式,又使“由原住民在原地保護傳統文化”的生態博物館承擔起文化保育的重任,從而解決了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乏人的難題,同時以傳統文化的經濟價值幫助農民增收、致富,進而喚起他們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成為傳承本民族傳統文化更積極的“真正主人”。
以生態博物館模式推進鄉村旅游,有利于黔東南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以生態博物館建設保護多元文化遺產,在中國是一項新興之舉。在此基礎上產生的黔東南體驗生態博物館模式的鄉村旅游,是生態博物館理論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時代產物。
就其現實效果而言,以生態博物館模式推進鄉村旅游,有利于保護、利用原生態民族文化優勢資源,發揮其應有的經濟價值。同時,作為黔東南“旅游活州”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生態博物館建設有利于優化全州產業布局、調整結構,建立與生態文明相適應的旅游產業體系。
眾所周知,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黔東南面臨的生態、文化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在理論與實踐層面都引起了眾多有識之士的關注。如何將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如何在保護的前提下利用優勢資源,如何優化區域經濟、產業布局,如何找準與國家發展戰略的最佳結合點,這一系列問題與課題,正是黔東南謀求的走生態文明崛起之路的題中應有之義,而鄉村旅游,正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世界旅游組織對黔東南鄉村旅游建設成果的高度評價和近年來持續“升溫”的市場反響來看,黔東南以生態博物館建設為“推手”的鄉村旅游,對具有生態優勢和少數民族文化文化優勢的其他地區,也具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傳統民居；文化傳承；鄉村生態建設
豫西泛指河南省西部地區，主要有洛陽市和三門峽市這兩個地級市。豫西地區地形較豫東和豫中來說較復雜，多山和丘陵，主要有嵩山、白云山、老君山、伏牛山等多個山峰，這些山峰是河南省重要的旅游資源，同時在諸多山地地形中也形成了窯洞這種獨居特色的豫西傳統民居。[1]豫西傳統民居是豫西人民在世代生存中積攢的文化財產，是豫西人民智慧和勤勞的象征，同時是豫西人民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體現。豫西傳統民居富含了深刻的建筑內涵和文化內涵，繼承和發展這種特有的文化內涵，對于現代社會的鄉村建設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給現代社會鄉村的建設帶來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1 美麗鄉村生態建設
2013年農業部了美麗鄉村的意見書，要打造具有生態文明的美麗鄉村，營造和諧、美好的鄉村生活環境，還指出美麗鄉村的建設也是美麗中國的建設，由此可見我國對于美麗鄉村生態建設的重視程度。[2]美麗鄉村生態建設要落實好農業部發出的相關意見，發展生態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營造出一種和諧、美好、恬淡的和諧鄉村環境。美麗鄉村生態建設要以生態經濟建設為基礎，切實提高人民生活條件和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以及鄉村人民精神和物質文明的同步發展。
2 豫西傳統民居蘊含的文化價值
我國新農村建設已經開展了有一段時間，僅僅從房屋建設方面來看，可以發現很多地區都缺乏對農村房屋的整體規劃，大多是對城市房屋的模仿，隨意拆遷和改造傳統民居，造成了傳統民居文化的凋零和遺失。為了改變這一現狀，保護好我國傳統民居這一寶貴的歷史文化資源，要傳承傳統民居的文化特色，與新時期美麗鄉村生態建設相結合，實現傳統文化與現代建設的共同發展。
傳統民居是我國歷史上出現得最早的建筑類型，蘊含了豐富的人文、習俗等精神文化，也是區域政治和經濟發展情況的反映。傳統民居不僅是我國歷史文化的彰顯，也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體現。河南是中原文化的發祥地，也是黃河文化的發祥地，深厚的文化底蘊賦予了河南民居濃重的人文關懷，表現了中原人民寬廣的胸懷和文化內涵。河南分布的民居建筑較多，這些建筑都是因地制宜，分為土木建筑和生土建筑。豫西的建筑就屬于土構形態，主要形式是窯洞（見圖1），窯洞的建造是與大地最大程度的結合，為人們提供了舒適度較好且廉價住所，同時保持了自然環境的原貌，是建筑與大地相結合的典型代表。[3]豫西窯洞這種傳統民居主要分布在三門峽地區，最典型的是陜縣廟上村的坑院。該村的坑院歷史年代悠久，最長達400年以上，一些已經被開發為旅游度假村。坑院的主要特征為向地下深挖，橫向開鑿，與我國傳統建筑“堪天道，輿地道”的理念的相符合。具有遠望只能看見樹影，而看不到人家，走進才發現村莊在地平線以下的特點。河南省為了保護這一傳統民居，將其列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隨著社會的發展，傳統民居的文化價值會越來越突現出來。[4]
3 傳承與發展傳統民居文化的意義
3.1 傳承傳統民居文化能夠促進美麗鄉村生態建設的可持續發展
美麗鄉村生態建設既是鄉村經濟的建設，也包含了一定的文化建設。經濟建設離不開文化建設為依撐，文化建設也需要經濟建設提供的物質基礎，二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豫西傳統民居中蘊含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可持續發展理念，為美麗鄉村生態建設提供了發展理念和經驗，也是美麗鄉村生態建設中的文化建設，對于美麗鄉村生態建設具有深遠意義。
3.2 傳承傳統民居有利于彰顯地域文化色彩
不同的地區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色彩，對生態文化內涵也有著不同的解釋。豫西傳統民居蘊含的文化價值，是豫西人民與自然長期相處中獲得的，也是豫西鄉村建筑文化和自然生態文化的精髓。傳承豫西傳統民居文化可以增加美麗鄉村生態建設的文化內涵，使美麗鄉村生態建設彰顯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和人文關懷，體現出多元化新農村建設要求。
3.3 傳承傳統民居文化有利于增強鄉村凝聚力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建設的推進，農村人口出現了向城市大規模轉移的現象，導致了很多村莊都是空心的，或者留下的都是孤老寡人和留守兒童。這種現象加大了我國鄉村文化的傳承困難，而且加速了傳統特色的民居和技藝的流失，對于美麗鄉村生態建設來說也是極為不利的。因此，在開展美麗鄉村生態建設時傳承傳統民居特色文化，能夠喚起在外的人民的共鳴，促進人民的回歸，增強鄉村的凝聚力。
4 美麗鄉村生態建設對于傳統民居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4.1 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理念
對傳統民居蘊含的深厚文化有一定深刻的理解，才能在美麗鄉村生態建設中實現對傳統民居文化的傳承。了解傳統民居蘊含的深厚文化，是美麗鄉村生態建設的首要任務，因此要先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理念。豫西傳統民居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是幾百年文化的沉淀與積累，也是豫西人民幾百年來文化特色的彰顯，是經過豫西人民幾百年與自然相處得來的經驗。從此可以看出，豫西傳統民居的形成與發展，是在與自然和諧相處中發展而來的，也是和自然和諧相處中而得以保存的。因此，美麗鄉村生態建設也要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理念。在這個理念的指導下，在美麗鄉村生態的建設中可以發現傳統文化中與現代需求相符合的地方，可以將優秀的文化用于新農村的建設中，同時也是優秀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理念下，形成“以自然為本”的建設思路，采取多種共同發展的措施，建立傳統民居特色文化的應用和傳承體系。[5]自然、純真是鄉村的最大特點，一望無際的田野，藍天綠水下撒歡的牛羊都是鄉村最亮麗的風景。鄉村生態系統處于較平衡的狀態，因此具有較強的自我修復能力，鄉村生態系統通過自我完善和更新而具有維持農民正常的生產與生活的能力。鄉村這種平衡的生態系統下，實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創造了美好、和諧、宜居的自然環境。
4.2 彰顯特色歷史文化風采
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理念下，彰顯特色歷史文化風采，保存特色歷史文化景觀，是豫西傳統民居文化的傳承關鍵。不同的區域會形成各具特色的歷史人文景觀，表現出不同的風俗風情和人文面貌。這些不同的文化形態是區域文化特色的延續和發展，營造了富有地域色彩的生態建設人文環境。因此，打造彰顯特色歷史文化風采對于美麗農村生態建設是非常必要的。主要有以下三種方法：
第一，做好傳統民居保護工作。像豫西傳統民居中窯洞這樣的建筑，流傳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擁有極大的文化價值。就拿豫西陜縣廟上村這個歷史久遠的北方村落來說，人民的生活方式、娛樂方式、語言特點、服飾特點等，都蘊含了廟上村這個古老村落的歷史人文景觀，具有很大的發掘價值。因此美麗鄉村生態的建設要深入了解當地所埋藏的、深刻的文化價值，積極吸收這些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化內涵，彰顯特色歷史文化風采，建設具有文化內涵的美麗鄉村。
第二，吸收傳統民居文化精髓。不同的地域所形成的傳統民居特色是不同的，既是獨特的也是多樣的。例如豫西傳統民居所蘊含的特色價值，不同于北京的傳統四合院的建筑，也不同于江南水鄉的青瓦白墻，他們都有自身特有的價值與特色。[6]在美麗鄉村生態的建設中要善于利用這種特色的傳統民居文化，因為他們得以傳承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所蘊含的古老的生態原理，是人們世代傳承的文化精髓。
第三，注入時代精神和內涵。傳統的民居具有極高的文化價值，是古老人民智慧的結晶，但是畢竟是在過去社會環境下所形成的，是過去社會的體現，存在一些與現代社會發展不相符合的地方，因此在美麗鄉村生態建設中既注重傳統民居特色文化內涵的引用，也要注重時代精神和內涵的注入，使建設出的鄉村與現代社會和經濟相適應。例如豫西傳統民居中對于廟上村坑院文化發展，錯落里共有87座坑院建筑，其中有5座歷史超過了400年，陜縣政府將這5座坑院開發為生態旅游度假村，賦予了這個村落新的時代精神和文化內涵，使其能夠實現古老生態文化與現代生態文化的完美結合。
4.3 發展和諧的鄉村生態文化
發展和諧的鄉村生態文化，既是對傳統民居文化精髓的傳承也是現代生態文化的集中體現。因此，在建設美麗鄉村時既要促進經濟的發展，又要傳承傳統民居文化。不同地域的鄉村要根據自身特點制定出產業發展方式，促進鄉村經濟的整體提升。例如，陜縣廟上村將歷史最悠久的坑院開發為旅游度假村的行為，就是根據自身特點所制定出的經濟發展方式。同時還要建設鄉村文明。在以現代技術為依托的農業生產中，還要實現鄉村資源的優化配置，如發展鄉村綠色有機食品。和諧的鄉村生態文化的發展要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理念相結合，在美麗鄉村生態建設中，傳承傳統民居文化。
5 結語
文章對美麗鄉村的概念、傳統民居的價值、傳承與發展傳統民居文化的意義以及美麗鄉村對傳統民居文化的傳承做了深刻的分析。美麗鄉村生態建設要牢牢把握傳統民居中的生態文化精髓，并注入現代的生態文化理念，切實推進美麗鄉村的生態建設，營造和諧、美好、宜居的鄉村環境，促進我國美麗鄉村的建設，實現我國鄉村又好又快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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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齊皓，樊柯.基于民俗傳承、文化遺產保護與美麗鄉村建設的村落文化生態學研究[J].藝術百家，2014（a01）：86-87.
[3] 張夢潔.美麗鄉村建設中的文化保護與傳承問題研究[D].福建農林大學，2016.
[4] 王麗霞.談美麗鄉村建設中傳統生態文化的傳承與發展[J].山西建筑，2016，42（7）：4-5.
[5] 海繼平.探討建設美麗鄉村聚落與傳統文化生態的傳承關系[C].中國建筑學會年會，2013.
Abstract: Farmer's energetic cultural demand how, villag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how, critical time short-sighted morals and cultural quality enhancement, critical time village comprehensive affluent society's realization, critical time harmonious society in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Chinese village culture in new century faced with brand-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關鍵詞：鄉村文化 產業化發展
Key words:The village culture industrial production develops
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為鄉村文化注入了新的發展動力，也使鄉村文化建設成為全面小康的重要指標之一。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為鄉村文化發展開辟了廣闊空間。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任務，要求“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著力“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通過農民辛勤勞動和國家政策扶持，明顯改善廣大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和整體面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迫切需要現代文明的全面融人和發展，熱切呼喚從鄉村文化建設切人，探尋新農村建設的發展路徑。
由于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城鄉文化建設的差距日益拉大，鄉村文化基礎設施和公共文化產品及其文化服務雖然在各級政府和文化部門的艱苦努力下有所改變，但尚未從根本上按照和諧社會的要求，全面協調發展，鄉村文化建設在整體上滯后于農村經濟發展，是不爭的事實。一些地區在推進城鄉一體化或城鄉統籌發展過程中，也因考量指標的影響而忽視鄉村文化的建設，有的地方甚至只字不提鄉村文化與城鄉一體化的內在聯系。我認為，沒有文化全面滲透、全面支撐的城鄉一體化是片面的、蹩腳的一體化。不能從思想文化上關心農民的精神需求，關注農民知識文化素質的提高，關切農民的文化承傳與創造，是難以從農民的心性發展上表達社會的文化關懷和文化責任的。一方面，社會文化成果享有的不平等，必然進一步擴大城鄉差別，造成鄉村新的知識貧困、科技貧困、智力貧困；另一方面，鄉村所蘊含的巨大而豐富的文化傳統和文化資源將會被忽略而失去文化魅力。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不是集中在城市(城市是現代文明的典型代表)，而是體現在鄉村。現代城市加速擴張的危機日益明顯，“城市病”日趨嚴重，向自然回歸、遠離都市、重返鄉村，已成為當今世界城市發展的一個趨勢。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加速發展鄉村文化不僅是解決城鄉矛盾的路徑之一，而且是保證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致泯滅的戰略舉措。
怎樣發展鄉村文化?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像城市文化建設那樣修建圖書館、群藝館、大劇院、電影院等，在現階段是很難做到的。最近，我們在成都一些鄉鎮調查發現，為精簡機構裁員，不少鄉鎮文化站被合并，文化站工作人員也被裁了，公共文化事業設施不夠健全，有的鎮電影院成了危房。我們相信，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在完善城市公共文化設施的同時，國家將會加大農村文化建設的投入，徹底改善和提高農民的文化生活質量。但在目前國家對農村文化建設投入較少的情況下，我認為，絕不能“等靠要”，而應抓住國家加速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機遇，積極推動鄉村文化走上產業化道路，利用鄉村文化資源優勢，改變鄉村經濟社會發展格局，把豐富多彩的鄉村文化資源轉變為文化資本。鄉村文化產業化將會改變傳統第一產業(種植業、畜牧業等)的經營觀念和產業格局，擴展農民職業內涵，農民不僅可以耕田種地，而且可以從事文化旅游、文化服務、民間工藝加工、民俗風情演展等第三產業，使農民的社會身份發生深刻變化。這不僅可以豐富鄉村文化生活，提高農民勞動素質，調整和優化鄉村產業結構，增加農民收入，增強鄉村市場競爭力，而且將會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和諧社會的全面發展。
文化產業在鄉村的發展和壯大，是富有超前戰略意識的舉措。中國鄉村文化資源異常豐富，從總體上審視，是尚未開墾的處女地。承載千百年歷史文化積淀的鄉村文化，顯示出無比誘人的文化韻味。它與現代城市文化形成了強烈反差和對比。這正是鄉村文化吸引城市市民和異地游人的地方。如果我們在地域性、個別性、差別化方面整合鄉村文化資源，予以優化配置，就能形成市場競爭力和文化競爭力，打造出獨特文化品牌。
中國鄉村的歷史變遷、歷史人物、神話傳統、民間故事、民間藝術、民間工藝、能工巧匠、競技游藝、民俗風情、村寨文化、園林藝術、民居藝術、古鎮風貌、祠堂廟宇、鄉村教育、風味餐飲、生活智慧等等，保存著中國農業文明的文化因子，展現出極具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文化價值和文化魅力。我們在發展鄉村文化產業時，首先應對這些資源進行盤點梳理，摸清家底，做到資源清楚，然后按照優先發展原則，對具有濃厚文化特色的資源進行產業轉化；對一般性的具有生長可能性的文化資源維持伏，不宜匆忙開發；而對那些非轉化資源予以有力保護，絕不能破壞性開發，以確保鄉村人文生態的平衡。對這三種資源分門別類和科學開發，有利于鄉村文化事業的建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有利于鄉村文化產業持續健康推進，有利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和發揚。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現代傳媒信息、現代生活方式不斷進入鄉村，農村和小城鎮民風的民俗正在逐漸消逝。這一方面，讓農民享受到了現代物質文明成果，是全社會整體進步的必然趨勢；另一方面，鄉村特色文化也會因民俗風情的失落失傳而失去獨有的文化意味。因此，我們在發展鄉村文化產業時，應有意識地對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風情進行現代性改造，吸收傳統民俗文化中科學有益的養料，培育村民們的文承傳意識，開展民俗風情演藝，吸引社會公眾前來參與體驗。在這一過程中，絕不能把農村落后現狀等同于原生態文化，把原汁原味當作文化底蘊而不按照現代人的心性需求和審美觀念來加以改良改革。因此，鄉村文化產業發展不是和盤托出某種文化資源，而是按照現代產業生產要求和規律，根據文化消費市場的變化，精心呵護鄉村文化，精心打造鄉村文化，精心發展和豐富鄉村文化。
鄉村文化產業要立足市場、走進消費，面臨著多樣化的路徑選擇。一是可以通過特色鄉村文化旅游來推出文化產品(這與交通狀況密切相關)，吸引城市和外地游客前來感受獨有的淳樸的鄉村生活風味；二是可以通過體驗經濟來多樣化展現鄉村文化的參與互動魅力，將鄉村生產、生活、民俗、農舍、休閑、養生、田野等系統鏈接，打造鄉村文化產業鏈條；三是開發鄉村石器、木器、竹器、藤器、草編、剪紙、泥塑、磚雕等土特名優工藝品，組織農民進行特色文化產品加工生產和經營；四是組織鄉村歌舞、鄉村競技、鄉村風情、鄉村婚俗、鄉村觀光、鄉村耕織、鄉村喂養等表演和競賽活動，提供具有濃郁鄉土氣息的文化服務；五是開展鄉村休閑娛樂、地方風味餐飲、感受鄉村生活等活動，為城市老年人、為國外旅游者提供居家式服務和自助式生活服務；六是開展鄉村文化歷史文化展覽，生動系統地反映農耕文化、游牧文化、漁獵文化的特色和歷史，開辟針對中小學學生的鄉村文化教育基地，等等。這些經營方式，僅是鄉村文化產業的基本模式，在實踐過程中，應鼓勵和支持鄉村文化產業運營創新。因此，我們的創意、策劃、咨詢機構和文化藝術專家應重視鄉村的建設，走進田野，走進村寨，提供智力支持，幫助和扶持鄉村文化產業的項目定位、產業布局、經營管理和復合型創新型人才的培養，站在城鄉統籌發展和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高度，科學 發展鄉村文化產業。
1974年夏，80歲高齡的知名史學家錢穆先生寫下了《八十憶雙親》一文。文中錢先生為我們展現了他心中一個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典范――無錫嘯傲涇七房橋的世界。1980年，耶魯大學中國史研究專家鄧爾麟教授讀到了這篇回憶錄。起初鄧教授僅把這篇回憶錄當做是研究無錫地方史的參考資料，但細細閱讀后，他領悟到“這篇回憶錄體現了中國文化之精髓”，于是就開始試著去訪問錢穆先生，并親自去無錫七房橋實地考察一番，以便能更加深入地了解這篇回憶錄背后所體現出來的中國文化精神，最終寫出了《錢穆與七房橋世界》一書。
錢穆所生活成長的七房橋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呢？首先七房傳說來源于家譜的記載，同一祖先生下七子，分建七宅得名。錢先生自己描述說“七房駢連，皆沿嘯傲涇，東西一線，宅第皆極壯大”，可見七房橋錢氏是當地的望族。一般來說，這樣的家族總會產生幾位鄉紳，這些鄉紳可以“上通官府，下管附近鄉里賦稅差役等事，有他事爭執，亦至紳士家裁判，可免進城涉訟”。這些鄉紳之所以能承擔原本應為政府的工作，是因為傳統中國中央政府的權限只到縣一級，縣以下的鄉村處于鄉紳主導下的自治狀態，正如先生所說的，“水利、自衛、調解、互助、娛樂、宗教等這些地方的公務，在中國傳統里并非是政府的事務，而是由社區里受過良好教育或較為富裕家庭的家長來管理”。
錢氏家族之所以能獲得管理鄉村的職權，與他們在鄉間所積淀的文化權威是分不開的。作為世代書香門第，錢氏家族從來就不缺讀書的種子。錢穆的曾祖父繡屏公是國學生，祖父鞠如公是邑庠生，父親更是16歲就中縣試第一名秀才。除了讀書，這些士紳更需要通過積極參與鄉間公益事務，承擔捍衛鄉間利益的責任，來贏得文化權威。所以，我們看到錢穆的父親為了能讓同族中的孤兒寡婦享有懷海義莊的資助，不惜和族中長者對簿公堂，最終使錢氏宗族中的弱勢群體獲得了更多的義莊資助。而錢穆父親本人也憑此贏得了族人的尊重，從此“五世同堂各家，自此事無大小，皆來就商于先父”，甚至外姓的爭產風波也請他來主持公道。錢穆的哥哥從常州中學畢業后，回鄉為族人開辦小學，服務鄉里，這也為他積累了自己的文化權威。父親撫恤孤幼和哥哥回饋鄉里的義舉給錢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也讓他產生了一種身為知識分子的強烈責任感。因此等到他本人學業有成的時候，也回到家鄉擔任小學教師，通過教育回報鄉里。
在錢穆所描述的七房橋世界，我們看不到中國傳統鄉村社會地主和佃農間嚴重的階級對立，相反這是一個充滿了溫情主義的家族倫理社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雖然整個社會仍存在著租佃關系，但作為土地擁有者的鄉紳，通過與中央政府博弈來捍衛鄉村的利益，使整個鄉間如同一個世外桃源。不過當這樣的世外桃源在面對西方文明沖擊時，遭遇了嚴重的挑戰，農業文明呈現出一片衰敗的景象。洋貨的沖擊，使鄉村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而城市則開始興旺發達。和衰敗的鄉村相比，城市變得更具吸引力，所以新一代的鄉村精英開始離開鄉土，走向城市。最終的結果是不斷向城市輸出子弟的鄉村同時喪失了金錢和人才，進一步衰落。即使像錢穆先生本人，最終也只能走出鄉村，進入大學教書。
那么究竟該如何解決鄉村的衰敗？中國的傳統文明又該如何應對挑戰？激進派主張徹底拋棄傳統，通過革命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不過，在錢穆看來，問題遠沒有那么簡單。如果只是簡單地將傳統文化一網打盡，然后去追隨西方文化的潮流，并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問題。傳統文化中仍有許多積極的因素，比如在七房橋，他看到普通百姓身上那種對家鄉的眷戀和責任感，看到鄉紳能夠超越個人利益，為維護國家和人民共同的道德觀念而付出努力。錢穆認為，只要完善傳統，清除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和諧的因素，就足以應對外來文明的挑戰。和激進派的觀點相比，錢先生的主張在當時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因此在當時的中國，錢穆總顯得有些形單影只，并時常被冠以守舊派的名聲。
不過在鄧爾麟看來，問題遠非區分激進或守舊，或者誰對誰錯這么簡單。他認為在七房橋的世界里有一種不可磨滅的精神，這種精神不僅對中國仍然有價值，而且作為一種真理，它更具有普世的價值。基于此，鄧爾麟懷著濃厚的興趣走進七房橋的世界，去尋求中國文化中不可磨滅的精神。鄧爾麟一直關注的焦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帶著這個問題，他拜訪了身在臺北素書樓的錢穆先生。錢先生給鄧爾麟上了一堂中國文化課。在這堂課中，錢先生談到了中國文化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概念――“禮”。錢先生認為，中國雖然各地風俗有別，但是大家共用一個“禮”。禮既可用于家庭成員之間，也可以擴展到家族成員之間，甚至可以延伸到全民族，國家就是靠著家庭延伸出來的共同價值“禮”所凝聚的民族。
為了維持“禮”的價值，錢先生一生不遺余力。他從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入手，試圖從中發現傳統文化的價值，弄懂“禮”的真諦。他在大學獨立承擔中國通史課，想讓學生知道中國歷史的獨特規律和發展模式，并讓學生對此保有信心，而后又在八年抗戰的艱難環境下撰寫了《國史大綱》，讓更多的民眾“對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甚至1949年他去了香港以后，仍然在艱苦的環境中創辦新亞書院，繼承和發揚中國的傳統文化。因此他的學生余英時教授稱錢先生是“一生為故國招魂”。
然而個人的努力終究無法扭轉一個時代的風氣，傳統文化最終還是被無情地風吹雨打去。就像新時期的七房橋，已經告別了舊日的小橋流水人家，遍地開花的鄉鎮企業讓水鄉顯得更加的現代。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電視拓寬了人們的視野，義務教育的普及讓文化不再是一件神圣的事情，進入工廠的年輕人都有了工資，不必再依賴家庭。這一切都沖擊了舊有的傳統道德，“在無錫水鄉，幾乎所有的宗教痕跡都消失了。灶王神龕、祖宗祠堂、佛廟寺院和烈帝道觀統統銷聲匿跡。……義莊成糧倉，宗譜遭焚燒，祖先受譴責，傳說被遺忘”。
時代已經發生了變化，新時代已經打破了士紳和鄉民的界限，更不需要女人依附男人的三從四德，人們也不一定要束縛在土地上。新的時代需要對“禮”進行重新定位，或者用一種新的語言對“禮”進行轉化和重生。就如鄧爾麟所說的，“中國是否有希望，取決于中國有沒有一種新的語言能超越舊文化，并能賦予尚存的價值觀念以意義。”在鄧爾麟看來，這種超越舊文化的新語言就是“善”。在親自訪問七房橋后，鄧爾麟告訴錢穆一個發生在當地的故事。一位在當地工廠工作的殘疾姑娘，通過自學修完了高中的課程。而且和許多經濟獨立的年輕人不同，這位姑娘將所掙來的工資，除了零花錢和在工廠食宿外，毫無保留地都給家里。聽了這個故事，“雙目失明的錢穆先生在腦海中勾畫著姑娘的形象，一面輕輕拍著桌子對她表示敬意”。也許這就是錢穆和鄧爾麟都能聽得懂的故事，也是他們都能明白的語言――“善”。
關鍵詞：農村建設 文化自覺 鄉土復興
引言
“中國農村的現代化決定中國的未來（郭帆，2006）”。盡管傳統的“農耕社會，鄉土中國”，在現代化的經濟建設背景下已經悄然轉變為“工業社會，城市中國”，但新農村建設仍然在延續著傳統社會鄉村建設的脈絡，為處于社會轉型的城鄉建設提供豐沛的價值指引和理論資源。民國的新鄉村運動和今日的農村建設有著特殊的歷史淵源，因為“從社會學發展的宏觀角度看，這種意識形態是繼續的”（張富利，2013）。現代工業化的背景讓人們擁擠在城市，遠離了鄉村，但破解問題的真正的出路可能還是應該回溯民國先行者們提供的理論借鑒和實踐資源，在城市化的潮流中去追尋田園夢，這樣的努力便是逆城市化而行。在現有的情形下，逆城市化，即讓當代國人主動參與新農村建設、“通過一種有效的制度運作，讓城市來反哺農民”（郎咸平，2013）、以城市資源反哺鄉村，回溯傳統的、情感有所依的鄉土社會，是唯一重建鄉村的可能。
新農村建設的新命題
盡管鄉村在眾多現代人看來是落后、消隱、被孤立、被拋棄的代名詞，但“農村興盛，全社會才能興盛；農村得到安定，全個社會才能真安定”（梁漱溟，2005），中國傳統文化的根脈在鄉村。鄉村國家權力的控制是極為松弱的，傳統鄉村“被視為具有高度價值認同與道德內聚的小共同體，其中的人際關系具有溫情脈脈的和諧性質”（秦暉，1999），依靠傳統習慣、家族倫理等天然形成的自生秩序來協調。鄉民之間的關系是基于熟人共同體中長期交往潛移默化而形成的共生秩序，而現代化法律是為城市的陌生人共同體設計的，其中權利清晰、界限分明的權利義務敘事對于鄉土社會的熟人之間來說是疏離的、陌生化的。今日的新農村建設運動所滲透的更宏大的命題是，必須重建自尊自愛的人文關懷。傳統的鄉村是人倫道德、家庭倫理、家族認同、文化傳承、文脈綿延的根基，因此，“最后的儒家”梁漱溟所構想的“新農村圖卷”特別強調精英回歸。他看到，國人學習西方的過程，從最初學器物，再到仿制度，邯鄲學步亦步亦趨的最后結果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不但想學的優點沒學來，原本自身固有的優勢傳統卻喪失殆盡，其中最嚴重的后果之一便是“農村破產”。“一般人最大錯誤，是只看見中國不及西洋的一面，而不知中國尚有高過西洋的一面”（梁漱溟，2011）。因此他得出結論，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從農村開始，鄉村重建更應恢復鄉村的傳統價值，“禮樂在未來文化中之重要是我敢斷言的”（梁漱溟，1989）。百年鄉村建設歷程，印證了這位國學大師的真知灼見。
中國優秀的傳統鄉村文化
鄉村曾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原鄉，是世代才俊士子的根基所在，“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數千年的歷史中一直是人們安于鄉土、堅守傳統、耕讀傳家的最大動力。鄉村是禮儀的發源地，是傳統倫理的根基，也是中華農耕文明的發源地，所以才有“禮失求諸野”。實的《白鹿原》中有一個描述鄉紳朱先生調解白鹿兩大家族糾紛的片段，朱先生勸詩給白嘉軒曰：倚勢恃強壓對方，打斗訴訟兩敗傷；為富思仁兼重義，謙讓一步寬十丈。一場可能導致火并的潛在糾紛就在鄉賢的勸導下消解于無形，自然平息。皇權與紳權的分庭抗禮，潛移默化地維系了中國民間鄉土社會數千年的秩序與安定。《白鹿原》描述的這個自然的“無訟社會”中，鏟除罌粟時官府的差官衙役站立一旁，自始至終是由朱先生主持整個儀式，而朱先生的身份是得到當地鄉民尊敬的鄉紳，官權與紳權就是這樣在民間的大是大非面前互為憑借，配合默契。所以在西方傳教士初到中國時，驚訝的發現這是一個自律的道德社會，因為整個民間沒有一個警察仍能安居樂業享受太平。
傳統農業社會真正的價值，在于勤勞、節儉以及天人合一那種熱愛大地的教育，若是我們現在把這一切都輕視都拋棄，那么未來在哪里？現在社會中的原子化趨勢愈加明顯，住在公寓大廈，即使是鄰居也是形同路人，完全憑借私利和一己好惡來生活，傳統農村集體耕作勞動時形成的同心協力、友愛互助的精神都消失得無影無蹤。黃春明先生悲觀的預言，不論是大陸還是臺灣，可能將來都要吃很大的虧之后才會慢慢懂得重拾往日的價值。我們以農立國幾千年，以前有九成的老百姓不識字，每天就是拿鋤頭辛勤生產，但他們只是聽說書人講古與看戲就知道忠孝節義的大道理，而且信奉不移；現在反而是一些蔑視傳統信仰匱乏的富貴之士，在做違反忠義倫理的事，最終害人利己。
傳統鄉民生活的所有學問，無論是父慈子孝、兄愛弟悌、中庸和睦、待人以信的“人學”，還是道法自然、敬畏天地、天人合一、弘忍節制的“道學”，其實質都是“鄉民學”——是我們的祖先們在世代的生活歷練中與人共存、與天相處磨礪出來的趨利避害的學問。遺憾的是，五四一代尚未來得及“整理國故”就碰到了內憂外患的“救亡圖存”，而之后在歷史特定條件下進行的大運動、大建設、大開放、大發展、大破壞，影響了民族文化的自尊與自覺，也動搖了對人本價值的終極關懷、感恩敬畏和文化重建。儒家倫理的秩序、三老四少的堅守綿延數千年維系了民間社會的穩定，但這些民間建設的中間力量在歷史進程中由于種種的原因不復存在了。失去了鄉紳主導的精英階層和中間力量，使鄉村文化傳承的發生了斷裂，這是歷史和時代的遺憾。鄉紳倒下后的中國社會就如理想化的完美么？“中國農民的主體性式微有著深厚的社會淵源”（黃進，2012），實現鄉土社會的復興必須讓從文化淵源上尋求突圍之路。
鄉土復興之路
由是，我們尋找到了當下社會轉型時期農村建設問題的癥結，無論如何，回溯傳統、進行鄉土文化的重建都是現代農村建設必須重視的問題。如何讓當下的農村真正在一個“鄉土中國”的語境，先生晚年提出了“文化自覺”的宏大命題。“文化自覺”，即是對現代社會中的主體獨立人格、個體尊嚴、自我反思及自我批判等問題的人文關懷，其潛在的內涵則是文化的包容和開放。所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1990），即是說文化的自覺性只能在與其他民族或文化的溝通、對話中產生，卻不能從民族主義情緒中出現。傳統文化的重建需要起步于文化自尊，歷經文化自覺而達致文化再造；同理，鄉村復興也需要從鄉村自尊開始，然后通過鄉村自覺的過程最后再實現鄉村再造。
現實的問題是現代社會背景下的當下鄉村如何自尊、自覺及再造？中國傳統鄉村的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忽視了“知識分子群體的創造性勞動”（佟春霞，2013），從鄉村走出來的現代人沒有與家族譜系、現有政權形成合力。文化和氛圍不能留人，以致農村越來越落寞，這需要在破敗的基礎上追尋鄉村精神，重建鄉村文化。反觀近年的中國民間社會治理現狀，南方農村的文化、秩序和傳統甚至環保都做得相對出色，有條不紊秩序井然；而北方村民自治中則往往村長支書一權獨大，最后環境破壞一派凋敝。這其中的重大差異，大約可以從宗族文化治理來尋根。熱愛鄉村就是愛自己的祖先，懂得感恩與敬畏，沒有任何其它能動搖國人心中的家族根基，因為祖先在那里，即使遠離鄉村，精神也不會遠離。南方的宗族勢力保存完整良好，在端午除夕等傳統節日，一個大家庭數十口上百口，烹鵝宰鴨，歡聚一堂，推杯換盞，其樂融融，這樣的鄉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故鄉，這樣的鄉村才給人以歸屬感。當然，僅僅依靠傳統的宗族勢力可能還不是完全的足夠充分，傳統的宗族也有著天然的局限，比如相對封閉、對外來文化排斥、難以主動與現代社會的價值對接。所以新農村運動的推進，應該是鄉紳、知識分子、民間精英幾方合力的結果，需要從農村走出去的精英回鄉，需要城里同鄉尋祖，也需要功成名就的成功者們衣錦還鄉榮歸故里，為鄉村帶來新的治理模式和新興變革力量。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當下推動新農村運動也即是在推進逆城市化，比起讓鄉人們進城和城里人進村，讓農村人回歸鄉土、自覺建設鄉村的意義顯然更重大。若是連農村人都不愛生于斯長于斯的鄉村，失去了對土地的戀戀不舍的情感，那么新農村運動注定困難重重。如火如荼的撤村并居、轟轟烈烈的拆遷在現代社會每天都在發生。撤村并居和“土地經營規模化”不僅不利于農村的和諧與穩定，而且“降低了多數農民的實際收益”，“不僅打破了被征地農民現有的生活方式，更降低了農民的各種非經濟利益和隱形經濟利益：如，土地承載的養老功能，基于農村倫理道德觀念和利用土地生產方式自然形成的穩定、和諧的生產及生活秩序，以農業生產為基礎的家庭手工業、養殖業等農副業帶來的隱性收益及成就感等等”（楊世建，2011）。更嚴重的問題是，鄉村在無形中銷聲匿跡的同時，鄉村數千年所形成的獨有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已被完全顛覆棄置邐迤。在工業化的時代，農二代農三代以爭做城里人，以在鄉下為恥，遠離故土背井離鄉。陶行知先生在半個世紀前痛心疾首的說：“中國現在的教育是讓農村的孩子走出來，到城里去，這徹徹底底的錯了！”鄉村之所以到今日的狀況，是特定時代下一系列政策實行的結果。歷史上的糧食統購統銷，以求在“剪刀差”的情況下實現工業化是造成城鄉差問題的根源；而之后的務工潮，鄉村人口為生存計大量進城，在以低廉勞動力實現憑低成本占盡優勢的“中國制造”時，客觀上也造成了城市對農村的勞動力剝奪。而遠離了傳統鄉土文化的今日鄉村，所謂的自治管理機構基本都是在執行城市化、征地、計劃生育等相關事務。中國的新農村決不應該是高樓林立、廠房遍野的現代化城市之翻版，以GDP增長為農村建設的輝煌樣本是誤讀。農民的土地資源、祖上基業被城市開發無限蠶食，農二代農三代進入城市后生活和思想更加貼近“城里人”卻發現實際上并不被現代城市接納，這都造成了新時期的客觀難題和普遍擔憂。如果連鄉民都失去對故土的親近，拋棄對血緣家族為紐帶的鄉村的依戀，丟掉對祖輩耕種勞作的田園家鄉的敬畏，將數千年來耕讀傳家的傳統，將山清水秀沃野千里的土地，在短短數十年間迅速毀壞，這是莫大的遺憾。在城市化仍占據著中國發展的主導地位的大趨勢下，“一種有來有往、上下貫通的雙軌政治也只成為了國家自上而下的單軌政治，來自民間的自下而上的那一條軌道因為地方精英的離去而停滯不用，漸漸生銹作廢。在這個意義上，鄉土重建的目的是要逐漸地恢復這一條年久失修的交通軌道，使鄉土社會的農民能夠通過既有的‘農民—紳士—國家’三維的結構重返鄉土秩序的和諧”（趙旭東，200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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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為此，我根據語文學科的教學內容，結全我們慶陽的民俗文化特色，對學生進行了傳統文化的熏陶和教育。
一、引領學生尋根求源，感受民俗文化的歷史魅力
慶陽地區的香包、社火和廟會，歷史久遠，形式豐富多樣。這些已經成為當地喜聞樂見的主要民俗文化活動。作為土生土長的慶陽青少年來說，早已耳濡目染、習以為常了。但若要問起他們對于這些民俗的歷史知識，卻知之甚少。他們只是跟隨著鄉村群眾湊湊熱鬧，覺得好玩而已。當然這些民俗文化在許多方面都是通過口傳心授的方式傳承下來的，很少有專門的述著。這對于現代青少年來說，如同早已過時的“古董”，很難引起他們的興趣。鑒于此，我特意結合語文教學中綜合學習活動，設置了“回歸鄉土，走進民俗”的專題活動，并且設計了“選擇自己最喜歡、最熟悉的一種民俗文化活動，談談它的起源、形成和發展。”（要求學生以解說員的身份向老師和同學介紹）通過查閱資料、詢問父母、采訪村民等方法，讓學生了解慶陽的民俗文化，追尋歷史淵源，探究這些民俗活動中所沉淀下來的傳統文化內涵。對于學生所收集到的相關資料，我進行了歸納，在班級內舉辦了“說說家鄉民俗”的專題黑板報，進行交流，資源共享。通過這些活動，激發學生熱愛家鄉的感情，關注家鄉的民俗文化傳統，為家鄉的民俗文化發展獻計獻策。
二、鼓勵學生參與活動，感受民俗文化的精神內涵
“正月里，過大年，秧歌社火鬧翻天。”社火是慶陽鄉村民間重要的文化娛樂活動，也有著深遠的歷史傳統。許多鄉村的學生，小時候都參加過這種民間娛樂活動，對“社火”有著親身經歷的感受。但對于這種自娛自樂的民間活動所包含的文化內涵知之甚少，甚至有的同學只看到其迷信的一面，認為是一種單純的敬神祈福活動，卻沒有從中發現深厚的傳統文化意義。社火之所以安排在春節以后，我想這不僅僅是為了增添節日的熱鬧氣氛，還與北方的農耕文化有關。春節期間，大地封凍，田間地頭無農事可做，正是一年中難得的農閑時節。在風吹雨淋中苦了一年的莊稼漢，這時也能享受這短暫的休閑。于是祖祖輩輩口傳心授的社火活動，也正好填補了他們精神上的空白，成為表達激情、寄托愿望的精神安慰。
逛廟會，看大戲，是我們慶陽的又一大特色民俗。廟會都以寺院或廟觀為依托，以某神的“生日”“坐化日”或“顯圣日”為正會日定期舉行。后來發展成為一種集祀神、娛樂、交易于一體的“廟會”文化。凡遇廟會必有大戲助興。唱戲首先是為了酬神，每次廟會的“神戲”必不可少；其次人們借此進行娛樂活動，戲迷們也好過一把戲癮。每日唱兩場戲，戲臺前總是擁滿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慶陽的廟會還是地域性物資交流的市場。每到地方廟會進行時，各路商販聞信趕來，商賈云集，擺攤設點，搭棚營業，時新貨物，琳瑯滿目。廟會也是當地飲食文化的綜合反映。這期間孩子們總能從大人那得到零用錢，可以買自己向往已久的玩具，也可以大飽口福地解解饞。對于鄉村學生而言，他們認識和接觸這種民俗活動有著切身感受。許多的學生在自己的作文中都對當地的廟會有過精彩的描寫。如果能加以引導，讓他們能夠積極地參與到這些民俗活動中，更多地了解當地民俗的文化內涵，那么，家鄉的這些豐富多彩的民俗不僅成為寫作的好素材，也能激發起他們更加熱愛家鄉的感情。
三、倡導學生積極宣傳，保護民俗文化的地域特色
關鍵詞：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傳承發展；保護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944（2016）17015603
1 引言
西南山地少數民族是大山的民族，他們熱愛大山，敬畏自然，在崇山峻嶺、高山峽谷之間，長期的山地生活中，創造、積淀和傳承了其民族的傳統文化乃至傳統生態文化。這些傳統生態文化和知識大多體現為其本民族的原始宗教文化，日常生產生活中的采集文化、漁獵文化、花鳥文化，也夾雜在民俗節慶、音樂舞蹈、村寨布局、民族服飾、天文歷法知識、禁忌習慣和制度之中。在開墾梯田的少數民族中間，還體現為梯田濕地文化和稻作文化。因此，挖掘、提煉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生態觀念的合理內核，實現傳統生態文化的現代轉換，使之成為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有益元素，為當代綠色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提供有益的借鑒。
2 產業開發式傳承發展與保護
2.1 傳統產業開發式傳承
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在物質層面，可以為農林牧漁業可持續發展提供借鑒，如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西南山地少數民族意識到農林間作是利用森林的防護效應，實現農業良性發展的有效途徑。貴州苗族、侗族在低處河谷種稻，在高山上育林。苗族人采用楓竹混植、桐茶混種、農林間作、以耕代撫、以肥促林等農林開發模式，以減少病蟲害，疏松土壤，增加土壤肥力，提高對土地資源的利用率。分布于云南、四川的傈僳族村寨，有的采用芒果、石榴、核桃、枇杷與柴胡、金銀花、當歸、魔芋、甘蔗、早春蔬菜等農林混種、林下種養殖模式，有的采用棕櫚、麻櫟、香果、榿木與玉米、蕎子、水稻、蠶豆、茶葉、蔬菜、小麥等傳統農林混種、立體套作模式。根據清水江文書記載，苗族、侗族農林混種或農林復合經營模式在唐宋時期就已有之，在明清時期發展到了相當成熟的程度。在長期的山地生活中，山地民族原始的刀耕火種、輪作和休耕制度亦有利于植被的生長和恢復，保持生態平衡。現在安寧河谷一帶推行標準化設施栽培，推行稻―菜輪作、糧―菜套作和蔗―菜立體套作等高效種植模式，實現特色蔬菜“春提前，秋延后”，使特色蔬菜產業效益明顯，成為四川最大的設施蔬菜基地。除林糧間作外，哈尼、侗、苗等山地民族開拓的梯田具有調節氣候、保持水土、防止滑坡、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功能。高山原始森林下沿等高線通過梯田坡沿濕地的建構，雨季緩解地表徑流，旱季保障充裕的農田用水，可以將水資源長期保持在高海拔區位。所構建的“森林――水系――村寨――梯田”四素同構的良性循環復合生態系統，被認為是“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典范”以及“山地農耕文化的典范”。
在萬物有靈、禮敬萬物的傳統文化背景下，山地民族對大自然不妄自取獲，不隨意以刀斧向之，對山區林中產品的采摘，通常也是有選擇分季節地進行。他們主要從山中采集山藥、菌類、野菜、野果、地瓜根，捕獲蜂蜜或飛蟲來補充食物，作為生活的重要來源，以較少的獲取維持著生存。這種包含著節制貪欲、適度索取、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自律意識，為林業開發及林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有益的經驗及啟示。林下經濟是以森林資源為依托、以科技為支撐、以項目為抓手，發展起來的林下種植業、養殖業、采集加工業和森林旅游業，既包括林下產業，也包括林中產業，還包括林上產業。通過構建農林牧漁各業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循環相生、協調發展的生態農業模式，促進效益的提升和林業的長期發展。
2.2 現代產業開發式傳承
在無霜期長、光熱資源豐富的山區開發新能源、生物質能，實施農村能源建設項目，推廣使用太陽能光伏發電、太陽能光伏提灌、太陽能熱水器，其中太陽能提灌站可實現無耗能、無人化運行。發展農村小水電，改善農村能源結構，使用干凈衛生的新能源，可以使群眾不再上山砍柴。繼續實施天保工程，退耕還林和干熱河谷生態修復工程。按照高山循環農業發展模式，構建現代農業發展體系。通過招商引資，有的民族地區建立起國家級的現代標準化養殖示范基地。通過將養殖區產生的豬場廢水糞便與生活污水進行分別收集，經過一體化厭氧處理器發酵厭氧處理，沼氣凈化處理，產生的沼液經沉淀后流入廠區周邊的果園管道成為液體肥料，產生的沼渣經晾曬后又送入周邊的果園作為有機肥使用。在豬沼果的生態農業循環經濟模式的作用下，不僅實現了生豬的規模化養殖，芒果、牧草、早春蔬菜等植物的種植也取得了較大的經濟效益。通過構建種養平衡、農牧互動、生態循環、環境友好的現代農牧業發展體系，形成“養殖――沼氣――種植”良性循環發展，提高能源的綜合利用率，為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發揮重要作用。
建設特色農業產業基地。整合現代農業示范區、農業綜合開發、高標準農田建設、扶貧開發、高效節水灌溉、五小水利等惠農項目資金，運用現代農業裝備和技術，建設高效節水灌溉基礎設施，完善高效節水現代農業支撐體系，推進產業化、品牌化和組織化建設，著力培育早春枇杷、晚熟芒果、核桃葡萄、蘋果石榴等特色農業示范基地，促進特色農業發展，推進山區農業向基地化、標準化、集約化和專業化轉變。促進農業基地景區化建設，開發觀光農業和花卉產業、挖掘民族文化資源，促進農耕文化與生產要素有機結合，“以農耕文化為魂，以美麗田園為韻，以生態農業為基，以創新創造為徑，以古樸村落為形”，促進休閑農業、鄉村旅游、農家樂與現代農業、美麗鄉村、文化創意產業融合互動，推動產村融合，一、三產業互動發展。
3 民俗活動式傳承發展與保護
與民俗文化一樣，傳統生態文化只要還繼續存在，就始終是生動鮮活的。作為民族民間文化，它的存在形態必須依靠本民族群眾的實際參與，內化為群眾日常生產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為特定文化空間下的一種立體復合的能動活動。如果離開這種活動，其生命力便難以延續，無可避免地成為絕唱。
3.1 儀式、節慶式傳承
民族節日可以集中展現一個民族的社會文化，體現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質與藝術風貌，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為弘揚、傳播和傳承民族文化提供了一個鮮活的平臺。節日中的儀式禮儀正是民族記憶、文化傳統、地方性知識得以積淀、傳播和流通的一種重要方式。西南山區民族有許多祭山拜樹習俗、儀式和節慶。如仡佬族的拜樹節，傈僳族的拜樹儀式。作為古老的民族，仡佬族形成萬物有靈的觀念，他們敬畏自然，將自然萬物人格化，認為自然之力是神圣的。拜樹節及其拜樹儀式體現了山地民族萬物同源、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觀，體現了崇尚自然、禮敬萬物，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倫理、生態觀念和生存行為方式。
在參與祭祀儀式過程中，民族的、價值觀念、倫理道德、精神氣質、審美情趣和行為規范等都會對下一代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實現民族文化在代際之間的傳授與傳承。在有的地區，拜樹儀式被當地政府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名錄。拜樹節過后，家家戶戶、村村寨寨便自發地開展植樹造林活動，形成習俗。
3.2 口傳文學式傳承
西南一些少數民族只有語言，沒有文字。在節日里，在生活中，跟廣西壯族一樣，山地少數民族常常以歌代答，非常喜愛唱歌對調，有“鹽，不吃不行；歌，不得不唱”、“能走路就會跳舞，能說話就會唱歌”之說。通過大量的比喻、排比，即興創作，即興演唱。因此要通過山歌、儀式歌，古風俗歌、古事歌和即興編唱歌曲等形式，通過民間流傳的豐富多彩的神話、傳說、寓言、故事、民歌、民謠、諺語等口傳文學作品，習得本民族的語言和習俗，建構民族歷史的族群記憶，傳承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包括傳統生態文化。
4 村規民約式傳承發展與保護
4.1 傳統習慣法式傳承
西南山地少數民族恪守著不少的祖訓、戒律和生產生活禁忌。這些生產生活禁忌屬于傳統的習慣法范疇。在哈尼族，保護龍樹和龍林的戒律執行起來比法律還嚴。除此之外，村規民約亦是我國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鄉規”、“村規”、“族規”起著維護鄉村文化傳承和秩序的“習慣法”的作用。村規民約來源于民間傳統村落，產生于聚落或族群日常生產、生活、交往和協調關系中的行為習慣，具有自發性、鄉土性、延續性和傳統性等特點，其契約型規范可以認為這是一種“民間法”。西南一些少數民族如瑤族、仡佬族將制定的具體習慣法條文用文字刻在石碑上，形成村規民約的石牌制度。苗族有“鼓社制”、“議榔制”，仫佬族有“會款禁約”，羌族在保護生態環境方面還作出細致的規定。一些鄉規碑明確規定了保護森林和水源的禁忌和處罰條款。
4.2 融合滲透式傳承
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中不斷完善村規民約，增加當代生態環境保護的理念和內容。包括封山育林，不得濫砍濫伐；自覺維護節水灌溉設施，合理使用水資源；不得隨意放火燒山，隨意墾荒；保護鄉村公路及其他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等。在傳承方式上，結合民族村寨的實際進一步完善村規民約，并結合法治進鄉村，“法治示范村”創建工作，基層政府提出一些易于操作又切實可行的示范性意見，這就為當代生態保護理念和國家法律融入民族村落提供了很好的切入點。
5 學校家庭式傳承發展與保護
5.1 學校傳承
一些山地少數民族如傈僳族很多文字的創造來源于傈僳人在森林里的生產、生活活動。因此通過編寫《傈僳文字教材》、《傈漢小詞典》，以供民族鄉各村小、中心小學使用；通過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課堂，設立傳習所等方式，改變傈僳青少年對傈僳族文字、傈僳族自然歷不熟悉、不了解、不使用的狀況；民族中學和民族院校舉辦、承辦民族體育運動會，開展傳統民族體育活動，選送文藝節目，參加各類文藝會演。在大自然中，傈僳人模仿動物、鳥類的生活而創作出形象生動的舞蹈，他們用音樂和舞蹈的形式，講述了傈僳族在漫漫歷史長河中的發展歷程，表達了傈僳族人民熱愛大自然，與動植物溝通交流，與大自然相親相近，和睦相處的質樸情感。通過文藝會演，參加少數民族藝術節，參加國際國內藝術交流，使本民族傳統音樂舞蹈藝術走出大山大箐，走出深山老林。
5.2 家庭傳承
不僅在學校，而且還通過家庭、族群的耳濡目染、言傳身教，使傳統文化基因薪火相傳、一脈相承。仡佬族崇拜青岡樹，每年都要定期帶上供品前去拜祭它們。有的仡佬族小孩在成長過程中，常會拜祭樹為“寶爺”或“干爹”。俚W彝族人還與松樹結親，讓兒童認它作干爹媽，拜寄“樹父樹母”，求其庇護。在傈僳族傳統的“煮酒月”，在收獲的季節，為了追憶一個久遠的傳說，傈僳族家家煮酒嘗新，全寨人篝火狂歡。在火塘邊，在彈奏中，老人演唱古事歌古風俗歌，講述遠古的傳統和史詩。年青人腳打跳，且歌且舞，通宵達旦。其中有許多舞蹈是表現生產勞動場面的，如挖生地、蒿秧舞、洗麻舞等，這是傳承傳統文化的一種很好的形式。
西南山地少數民族傳統生態文化、知識和技能還必須通過生產勞動和生活活動來獲得。包括制酒釀酒、田間稼穡、織麻紡麻、印染刺繡、制造弓弩等，每一項活動都有一套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體系、禁忌習俗和信仰觀念，抑或演化出傳統節日、民間歌舞和民族傳統體育活動。因此，要通過參加這些活動來寓教于樂，豐富校外生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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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金海，史亞軍.林下經濟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9.
三改一拆：
拆出空間 改出形象 建出新城
全省“三改一拆”行動，恰似一陣春風，拂過橘鄉大地，悄悄催動著這座城市醞釀已久的“宜居城區”夢。黃巖區全面利用“遙感影像圖”和“拆違作戰圖”，精密監測和精準打擊各類違建現象。至目前，黃巖區共拆違203.4萬平方米，實施“三改”225.9萬平方米。江北區塊、紅三紅四區塊、雅林區塊、高速公路區塊、新前城市新區等“三改一拆”經典樣本初具規模。
“拆”是為了更好地“建”，“破”是為了更好地“立”。西城街道高速西側違建拆除后，已在半洋張區塊建成15畝停車場和4.8萬平方米綠化帶，岙岸區塊新建標準廠房5萬平方米；北城馬鞍山區塊啟動汽摩市場及4S店建設；院橋繁榮區塊完成130畝土地農轉用審；九峰公園西拓工程順利完成，曾經的閑荒空地變成了公園；全區實現宅基地復墾130畝、造田造地3000多畝……全面展現“城在綠中，綠在城中”的宜居黃巖。
“三改一拆”不僅使居民的生活環境得到了改善，也使得企業低效資源得到二次開發。位于永寧江畔占地100多畝的聯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老廠房，借助“三改一拆”行動對原有的工業廠房進行重新定義、設計和改造，建成了集辦公區、休閑區、服務區、歷史文化保留區及人文景觀區等于一體的公園式工業設計綜合辦公區，成為了省級特色工業設計示范基地。聯化科技等7家企業也順利完成“退二進三”，改造面積達4.4萬平方米……“三改一拆”的身影隨處可見，為黃巖拆出了空間、改出了形象。
五水共治：
截污治水，碧水清流活水來
推進截污工程建設、開展工業企業廢水達標整治、加強沿岸區域畜禽養殖場整治、實施河道綜合整治、推動農村生活污水治理及垃圾收集、實施河道拆違保潔和綠化美化，借著“五水共治”的契機，黃巖區以河道整治和截污工程為抓手，讓轄區內主要河道的水質和周邊環境得到明顯改善。重點對永寧江江口斷面、東官河朱砂堆斷面、南官河壩頭閘斷面以及院橋鑒洋湖這四個劣五類水質斷面完成消除工作。為了實現標本兼治，黃巖區還對所有200多條一級支河的入河口設置了水質監測點。
至目前，全區共整治“三產”企業1400余家，完成工業企業整治185家；共整治畜禽養殖場28家，關停畜禽養殖場104家，關停全區所有牛蛙養殖場57家；封堵非法排污口507個，拆除涉河違建27萬平方米。
除了治污水之外，還擔負著全市300多萬人口的供水壓力。為確保長潭水庫的生態安全和飲用水水質質量，全區相繼在長潭水庫周邊鄉鎮建成6個集鎮污水處理廠、126個村的農村生活污水治理設施及瑞巖溪生態濕地工程，并逐步推進長潭水庫7條入庫溪流生態濕地工程項目建設。完成38米線以下下山和異地移民6批3萬多人。目前，長潭水庫已經連續4年保持I類水質標準，成為全國6個I類水庫之一。
文化禮堂：
打造詩意棲居的“文化地標”
2013年，浙江省《政府工作報告》將文化禮堂建設列入年度十大為民實事。黃巖區則在原有農民學習會館基礎上，將農村文化禮堂創建與美麗鄉村、特色農業、旅游景點、傳統文化緊密結合，同時創新管理，探索實施全省首創的文化禮堂理事會、專兼職管理員、鄉村大使駐堂制這三大制度，讓文化禮堂有章理事，有人管事，有錢辦事，使群眾真正成為文化活動的主人翁，“建管用”一體化打造88家示范性文化禮堂。尤其是根據山水秀美、村落古樸的特點，將黃巖西部作為一個整體來開發，形成“綠色、古色、紅色”相融合的規劃，串聯成珠、串點成面，特色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