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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危機;會計規范
20世紀以前,會計的發展基本上是處于一種無序的、自由放任的狀態之中,會計準則還屬于一種非正式規則。20世紀初,隨著經濟業務的復雜化,會計職業界首先感到了會計管制的必要性,人們開始要求使用統一的會計規范。1906年,針對當時鐵路行業對重置會計的濫用,美國制定了赫本法案(Hepburn Act),授權州際商業委員會為鐵道業制定一套統一的會計制度,鐵路業成為最早受到會計管制的行業。1917年,美國公眾會計師協會(AAPA,現已改為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AICPA)發表了現代會計的第一份權威性指南《統一會計》(The Uniform Accounting),標志著人類開始通過會計規范對會計行為實行管制時代的到來。
一、美國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
1929爆發了波及世界的經濟危機,1929年10月24日,美國股票市場大跌價。幾周之內,紐約證券交易所所有股票下跌了50%,大約260億美元失去了,大體相當美國在一次世界大戰中支出的費用。通商,貿易流通中的交換手段被凍結,制造業的殘骸到處都是,農民找不到產品的銷售市場。成千上萬的多年儲蓄化為烏有。
1929年資本主義國家爆發空前的經濟危機,松散的會計實務和對創造性會計的濫用被指責為市場崩潰和經濟蕭條的罪魁禍首。為了響應紐約證交所的要求在大蕭條中逐漸恢復公眾和投資者對證券市場公允性的信心,國會成立了SEC,它有權規定財務報告編制中會計處理方法,并確保上市公司遵循“一般公認會計準則”(GAAP)。這一機構先于確定GAAP的主體成員之前就開始運作,可以看到政府對規范會計準則的急切心情。隨后,SEC著手組織會計職業界制定GAAP,投票決定了依靠民間機構會計原則委員會(APB)制定的制度,SEC希望能夠通過對其施加壓力來影響會計準則。
二、亞洲金融危機
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沖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接著,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于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1998年12月,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成員M.Zubaidur Rahman向該組織提交了一份名為《會計披露在東亞金融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應吸取的教訓》的研究報告,分析了東亞金融危機的一般特征、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區域內國家會計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會計審計準則質量較差、會計信息使用者忽視了引發金融危機的諸種要素,嚴重降低了公司和銀行財務報告的透明度。會計在金融危機預警中應發揮的作用,提出各種有助于提高會計披露質量和透明度的建議:如風險集中與會計披露、衍生金融工具與會計披露、或有負債問題與會計披露等。2001年,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宣告成立,倡導在全球推出統一的會計標準,其制定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已在130多個國家得到應用。
三、美國次貸危機
次貸危機(subprime crisis)又稱次級房貸危機,也譯為次債危機。它是指一場發生在美國,因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劇烈震蕩引起的金融風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場出現流動性不足危機。美國“次貸危機”是從2006年春季開始逐步顯現的。2007年8月開始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次貸危機目前已經成為國際上的一個熱點問題。
在危機蔓延之初,會計準則一度成為千夫所指。首當其沖的就是公允價值條款。經濟危機期間,歐美政治家、銀行家們紛紛將矛頭對準了按市價計算的公允價值會計準則,認為正是這種會計方法導致了危機的惡化。2008年12月30日,SEC向國會提交報告表示,公允價值條款不可廢止,但應修改完善。隨即,IASB計劃推出與銀行資產減記有關的減損支出披露準則,要求公司公布在不同減損模型下計算得出的公司資產價值有何不同。同時,IASB還擬于2009年開展對減損準則的全面修訂,并有望在2009年內推出。
四、經濟危機下對會計規范制定的反思
(一)需要客觀看待會計規范在經濟危機中的作用
不可否認的是,會計準則會對政府、投資人和債權人的決策產生影響,這些決策行為反過來又會影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完全無偏的準則是不實際的,會計準則的改變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經濟危機。”適時地調整準則可以在危機中提振市場信心,有助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當然,會計準則并不是導致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所以不可能靠它解決經濟危機。正如80年代銀行危機出現時,許多人認為這是70年代的會計準則15號公告的后遺癥,它并未消除危機,只是延遲了危機。
(二)需要在危機中發現會計規范的缺陷
準則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危機使人們重新認識會計準則的局限性。如前所述,80年代的金融危機之后,公允價值被認為比歷史成本更真實和迅速地反映金融機構財務狀況。在這一輪次貸危機中,公允價值的缺陷暴露無疑。金融業的利潤在經濟形勢好時,由公允價值計量的利潤被高估,夸大了對經濟的樂觀預期;經濟形勢不好時,資產的市場定價往往被低估,以公允價值計量的盈余數據被低估,以公允價值計量反映的會計信息的相關性不高,這誤導了投資者,使他們對低迷的金融環境更加悲觀。因而,公允價值會計只是通過財務報表提供公司各項資產要素的公允價值信息,而不是提供整個公司的公允價值信息,這意味著公允價值會計反映的公司價值也是相對的。
(三)需要構建更嚴密的會計概念框架
會計準則實質是為了保護投資人利益的,而在危機中準則制定機構的立場很可能屈從于政治需要。為了防止在危機中出現“救火式”的準則,需要構建一個嚴密的會計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簡稱CF)并作為準則制定的理論基礎,使具體的準則之間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有助于FASB更能體現公眾利益。從理論上講通過CF的研究,逐步確立了會計準則制定的科學化思想,并使現有的會計理論研究更加系統化,財務會計理論研究的內容也更加集中,這樣也避免了在每次經濟危機中,會計準則都成為危機“替罪羊”的尷尬局面,幫助會計準則贏得廣泛的信任和權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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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資本主義自2008年開始爆發全球性金融一經濟危機,至今沒有完全復蘇。要說明這次危機的原因和性質,必須首先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
資本主義經歷了一個長時間的發展和演變過程。特別是在20世紀的最后二三十年,資本主義經濟的變化尤為巨大,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特征。第一,經濟的信息化。信息技術是在電訊技術、電子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等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到20世紀70年代后,以微電子技術、個人電腦和網絡為標志,推動了整個經濟的信息化。信息技術不僅改變了商品和勞務的生產方式,使更多的物質產品的生產實現了自動化,大大加快了商品的流轉過程,而且使勞務的遠程即時利用成為可能,極大地擴展了生產要素的配置空間。信息技術還對人們的生活方式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包括交流、交易、教育、娛樂等各個方面。第二,經濟的服務業化。這表現為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平均已達到68%,美、法等國甚至超過70%。服務業已取代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部門。正是這一特征,使許多西方學者認為現代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第三,經濟的虛擬化。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貨幣、證券、外匯、金融衍生品等非實物的虛擬資產急劇膨脹,其增長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長率,虛擬資產的交易額與實際商品和勞務的交易額相比已大得不成比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僅國際匯兌市場每天的交易額就高達14000億美元,而與之相對應的實際的國際貿易只占5%-8%。虛擬經濟在資產存量和交易數量方面都已大大超過了實體經濟。第四,經濟的全球化。雖然經濟全球化是伴隨著資本主義興起和發展的一種長期和固有的現象,但這一過程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發生了重要變化,不但商品和資本的國際流動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而且貨幣與信息的國際流動得到空前的發展。世界經濟正在商品、生產要素、資本、貨幣、信息的全面跨國流動基礎上聯成一體。
然而,在這些直觀和表面的特征后面,還可以觀察到資本關系的更深層次的變化。這包括以下幾個重要方面。第一,在資本形態上,資本的社會化達到空前高度。這種高度的社會化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說明。一方面,是資本的終極所有權的高度分散化。在股份制發展和股票持有人日益增多的基礎上,20世紀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擴大更加分散了資本的終極持有,而法人資本和機構投資者的興起則進一步提高了資本的社會化程度。但另一方面,高度分散化和社會化的資本卻是集中在少數大公司和大金融機構手中由其支配,結果是強化了掌握著資本直接所有權的能動的資產階級管理階層的資本權力。第二,在資本結構上,金融業資本相對于非金融業資本占有主要地位。在今天的資本主義世界,銀行資本、證券資本、風險資本、投機資本等金融業資本不僅對于實體經濟中資本的運轉和積累產生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而且對于一國甚至世界經濟的穩定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金融業資本相對獨立的過度膨脹大大加強了資本主義經濟的不穩定性。第三,在資本占有剩余的方式上,資本通過實體經濟創造剩余相對于資本通過非實體經濟再分配剩余的重要性在下降。大量資本在虛擬經濟領域的逐利活動實際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實體經濟中已創造的物質財富,這構成了過剩資本積累的新方式,也反映了現代資本主義腐朽性的一面。在資本家看來:“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周期地患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媒介而賺到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周期性的狂想病,已演變為現代資產階級的一種經常性的病態。第四,在資本的實現條件上,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外部市場相對于其內部市場的重要性在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的迅速積累和資本主義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效需求的相對飽和,在20世紀70年代后已形成了全球性的生產過剩和積累過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創造的價值和剩余價值,已越來越難以在其內部充分實現,而不得不更加依賴于發展中國家現實的和潛在的市場。幾百年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從未達到現在這樣高的程度。
以上的特點表明,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對這個新階段,左派學者有各種不同的概括,如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階段等等。我傾向于把當代資本主義稱為金融化全球化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劃分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發展階段,應以和資本結構變化相聯系的資本主義制度結構演變的主導特征為標準。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作為金融化全球化的壟斷資本主義,正是突出了這個階段資本主義經濟的主導性的制度特征。它意味著:當代資本主義依然具有壟斷資本主義的性質,因為作為壟斷資本的巨型企業在資本主義的主導產業中仍然占有支配地位,盡管在一般部門中資本的競爭性有所加強;當代資本主義的壟斷資本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們已經在生產要素空前自由國際流動的基礎上進行全球化的資源配置,并通過跨國投資與并購來爭奪、瓜分和控制主導產業的世界市場;當代資本主義的壟斷資本更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僅金融業資本及其交易已發展到在資本總量中占有壓倒優勢,而且非金融企業也大量從事金融交易,金融業和非金融業的壟斷資本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中起支配作用的資本力量和獲取高額金融利潤的主體。因此可以說,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已不同于19世紀末期以前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或20世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一般壟斷資本主義,或二次大戰后到20世紀90年代前的國家調節的壟斷資本主義,而是進入到一個新的金融化全球化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
從以上關于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演變和當代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主要特征的簡要論述中,可以初步得出幾點基本判斷。第一,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資本主義經濟在資本積累內在矛盾的推動下,會不斷地發生演變。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生產技術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具體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不斷得到調整。這表明,資本主義還具有適應生產社會化而不斷調整自身的能力。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演變也還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第二,盡管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面貌與古典資本主義已經完全不同,但資本主義最本質的東西并沒有變。資本主義生產仍然以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為基礎,追逐利潤仍然是資本主義經營的根本目的,資本之間仍然存在著競爭關系。只要資產階級還掌握著政治統治,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演變就難以從根本上改變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制度的資本主義性質。第三,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演變既然沒有改變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經
濟制度的性質,當然也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內在矛盾。現實的和潛在的各種深刻矛盾通過變化了的經濟條件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仍然困擾著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并進一步加強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腐朽性和不穩定性。這種腐朽性和不穩定性的最新最嚴重的表現,就是當前這場全球性金融一經濟危機。
此次全球性金融一經濟危機的特殊性
這場世界金融一經濟危機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應該如何概括?我傾向于以下觀點:這場發端于美國的世界經濟危機不同于傳統的工業主導型經濟危機,而是一場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這或許可以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經濟虛擬化全球化條件下經濟危機的新的表現形式。
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周期和危機基本上是工業主導型的,是由工業部門特別是制造業部門中的投資波動所直接支配的。在工業主導型的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發展過程中,金融因素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期上升階段較低的利率、充裕的貨幣供給、急劇的信用擴張和漸趨狂熱的證券市場,適應了并大大促進了由利潤上升預期所驅動的工業投資高漲;而危機時期的高利率、貨幣緊缺、信用斷裂和股市暴跌,則成為引致和大大加劇工業生產及投資下降的推動力量。然而盡管如此,在工業主導型的經濟周期和危機過程中,貨幣信用關系的劇烈波動和金融危機的發生仍是派生的現象,原動力還是來自工業部門。
此次經濟危機則有所不同。美、英等資本主義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經濟虛擬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使大資本日益依靠金融業的過度發展和“創新”來驅動實體經濟的投資和消費。如果說90年代美國IT金融狂熱與泡沫對推動當時的超長周期起了巨大作用,但在相當程度上還有實體經濟中信息技術設備投資的實際支撐;那么在世紀交替時期IT泡沫破裂以后,美國大資本就更加依靠金融因素來刺激消費與投資,以保持經濟的表面繁榮,攫取大量金融利潤與實際利潤。其中,住房抵押貸款特別是次級住房抵押貸款起了關鍵作用,這反映了居民住房的金融化,美聯儲從2000年到2004年連續多次降息(聯邦基金利率從年均6.24%一直降到1.35%),也配合并推動了房屋抵押貸款的擴張。結果,房地產金融的狂熱不僅刺激了住宅投資和固定資本投資的迅速增長,日益上漲的房價、股價則借助財富效應擴大了居民以債務為基礎的個人消費,并帶動了來自全球的巨大的商品進口與供給。可見,這一輪周期的驅動力顯然不是植根于工業部門,而是首先來自金融領域。而以房地產泡沫破滅和次貸危機為基礎的金融危機的爆發,也必然導致美國和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用“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來概括這場全球性危機的總的特征或特殊性是合適的。
由此還可進一步探討此次引發經濟危機的金融危機的類型。關于金融危機的一般性界定,金德爾伯格曾引用戈德史密斯的定義:“所有金融指標或某一組金融指標――包括短期利率、資產(股票、不動產和土地)價格、商業清償能力等指標都產生了不同尋常的、短暫的急劇惡化,以及金融機構倒閉。”由此可以把金融資產價格急劇下降和金融機構大規模破產看作金融危機的基本表現。但金融危機的具體類型可能有所不同。就其與實際經濟危機的關系,學術界通常將其區分為獨立(于經濟危機)的金融危機和(與經濟危機)共生的金融危機兩種基本類型。這種區分對于認識金融危機的具體性質無疑很重要。但我認為,共生性金融危機似乎還可以進一步分為兩類:派生性金融危機和先導性金融危機。派生性金融危機主要與工業主導型經濟危機相適應,它們是由工業危機支配和派生出來的;先導性金融危機主要與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相適應,它們雖然離不開實體經濟中的矛盾這個基礎,但對實體經濟中矛盾的加劇和危機的爆發起著更為先導性的作用。這里的“先導性”,主要不是從時間序列的意義上說的,而是從邏輯關系的意義上說的。如果這個觀點能夠成立,那么這場開始于2007年的美國金融危機似乎就可以界定為先導性金融危機。
學術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濟虛擬化條件下,經濟危機已經日益轉變為金融危機形式,工商業危機很少或不再發生了。我一向不同意這種看法。但在新的條件下,危機的形式的確有變化,獨立的金融危機確實更為頻繁,經濟危機也可能具有更強烈的金融色彩。
此次金融一經濟危機的根本性質
此次全球性經濟危機是不是一次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在學術界也存在著不同看法。有些學者認為,這次危機爆發前,美國的制造業規模一直在相對縮小,生產并未超過需求,而個人消費卻極其興旺,并不存在生產過剩問題。所以這次危機的直接原因與往常不同,它不在實體經濟領域而在金融系統。
對這種相當流行的觀點我也不太認同。我的基本認識是,盡管這場世界經濟危機中金融因素起了主導性或先導性的作用,但它的深層基礎仍在實體經濟領域,根本原因仍在于實體經濟中的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這可以從三個層面來分析,即經濟全球化虛擬化的經濟背景,經濟全球化虛擬化條件下美國特殊的資本積累模式,以及美國實體經濟中供給與需求的深刻矛盾。
首先,看經濟虛擬化全球化的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一個經濟上的“黃金時代”,在大約20多年時間里實現了資本主義歷史上空前的高速積累和經濟增長,使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能力迅速擴大,數量空前的制造業產品被提供給世界市場。其結果便是生產成本的急劇上升和市場容量的相對不足,導致全球性生產能力過剩與資本過剩,最終不能不使資本利潤被擠壓。這種現象從1965年開始顯現,到70年代更為加劇。面對以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的嚴重生產能力過剩和利潤率下降,資本開始尋求兩條出路。一條出路是,把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投資轉向勞動成本低廉的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亞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具有一定基礎并實行外向型經濟的國家或地區。這促進了一批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資本積累和逐漸興起。但這種發展只會使全球制造業生產能力進一步擴大,全球性積累過剩與生產過剩的基本形勢在總體上并未緩和。資本選擇的第二條出路,就是向金融部門轉移。當制造業和實體經濟的利潤率低下時,資本會自然涌向金融部門,通過對虛擬資產的全球性經營來獲取高額利潤。資本向金融部門轉移并進行全球性經營的強烈沖動,得到了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國家強大的政治響應和政策支持。美、英等國的宏觀政策開始發生巨大轉變,從凱恩斯式的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節,轉向經濟自由主義,實行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以此來拯救深陷“滯脹”困境的國內經濟。這正是資本主義經濟虛擬化全球化的深刻的經濟根源。早在1987年,斯威齊和馬格多夫就已經敏銳地指出經濟金融化與生產能力過剩之間的基本聯系。法國左翼學者沙奈也指出:
“金融全球化是15年來私人資本(產業資本和銀行資本)加強自身地位的運動與政府原有的越來越行不通的政策之間矛盾沖突的結果,這一切發生在‘黃金時代’結束的大背景之下。雖然金融全球化早在60年代末就已經開始,但是脫離……者所描述的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典矛盾(這一矛盾從1950年到1974年衰退以前長期受到抑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重新出現,就不能理解金融全球化這一現象。逐漸積累起來的大量資本,作為借貸資本力圖以金融的方式增值,也只能從投資于生產的資本日益增長的增值困難(統計數字清楚地說明了這種情況)中得到解釋。”這種觀點,已成為西方多數左翼學者的共識。
其次,考察當今以金融化全球化為特征的美國資本積累模式。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國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趨勢以試圖建立一種新的資本積累模式。其特征是:第一,在將一般制造業轉移到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同時,通過金融資本的積累和經營來刺激消費需求,以拉動投資和大規模商品進口,維持美國和世界經濟一定程度的增長,并從中獲取高額金融利潤與工業利潤。第二,一般制造業向國外轉移,不僅在國外特別是新興發展中國家獲得高額投資回報;在國內也加劇了對工人階級的壓力而有利于壓低實際工資;同時通過大量進口廉價工業品而保持了國內較低的通貨膨脹率。第三,對于國內制造業萎縮和大量進口工業品所造成的巨額國際收支逆差和財政赤字,借助美元不受黃金約束的準國際儲備貨幣的特殊霸權地位,通過發行美元紙幣來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國庫券向國外借入美元來平衡收支。長時期的美元貶值趨勢則使美國可以在實際上賴掉一部分債務。這就在美國“形成了新自由主義時期一種新型的經濟結構,一方面是實業生產大規模地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造成國內生產疲軟,居民消費充當了拉動經濟的主要動力;另一方面是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和寬松的金融政策環境吸引著國際資本的流入,助長了金融市場的膨脹”。美國借助這種新型積累模式,實際上占有和利用了全球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原材料資源乃至資本資源,從中攫取高額利潤。不可否認,經濟金融化全球化的發展,確實幫助美國走出了“滯脹”困境,在80年代中期開始了利潤率回升,并在90年代實現了所謂“新經濟”繁榮,進入新世紀后也維持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然而問題在于,美國的新型積累模式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產與消費的深層矛盾,反而加劇了全球性的生產過剩和積累過剩。這種生產過剩從此次危機中美國、歐洲和日本工業生產與實體經濟曾經發生的全面下降中已反映出來。美國左翼學者布倫納是主張這種論點的突出代表。他特別批評了那種認為此次危機是一場典型的“明斯基危機”、金融投機泡沫破裂在危機中起了核心作用的觀點,強調指出“這是一場馬克思式的危機”,雖然為了理解當下的危機“你還必須證明實體經濟的虛弱和金融崩潰之間的聯系”。
第三,再看美國實體經濟中供給與需求的深刻矛盾。實際上,近幾十年來美國國內供給與需求的矛盾是很深的。這從美國實際GDP增長與雇員實際工資增長的對比中可一目了然。1972年到1995年,美國實際GDP增長了96%;雇員的平均每小時實際收入卻下降了16%,平均每周實際收入下降了22%。1995年至2007年,美國實際GDP增長了43%;雇員的平均每小時實際收入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實際收入僅提高了9%。事實上,2007年美國雇員實際每小時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實際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盡管同期美國實際GDP已增長到280%,將近兩倍。這還僅僅是根據官方的平均數據,考慮到近幾十年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加劇,消費傾向更高的普通雇員其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實際的有效需求不足會嚴重得多。
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美國從上世紀80年代后能保持經濟正常增長,1991年和2001年的兩次衰退似乎也不嚴重,甚至出現個人消費十分興旺的現象呢?這除了工人家庭不得不提高勞動力參加率(主要是婦女)和延長勞動時間(如做兼職工作)以增加收入外,原因正在于美國經濟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其中,通過金融運作擴展債務經濟,對于推動消費需求的表面繁榮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隨著金融化的發展,大企業日益依靠資本市場籌措資本,商業銀行作為企業信用中介的功能下降,便轉而將個人收入作為利潤源泉,大力推行個人收入的金融化,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對那些工人階級中較貧窮的一部分人發放次級房屋抵押貸款。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業的證券化發展則大大助長了個人收入的金融化趨勢,形成日趨膨脹的房地產泡沫。這種金融膨脹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費,還通過房屋價格的不斷上漲,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場價格超過房屋按揭金額的凈值來申請貸款用于消費或投資。房地產價格上升與證券市場價格上升一樣,它所形成的財富效應使居民敢于大規模舉債以擴大個人消費。所以與金融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居民儲蓄率的下降和債務的急劇增長。這種現象早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的所謂“新經濟”繁榮時期已經出現,在當時股市異常飆升的刺激下,儲蓄率從1992年的8.7%狂落到2000年第一季度的0.3%;同時家庭借貸則急劇上升,在1993-1999年期間家庭債務占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達94.2%。2001年信息技術泡沫破滅以后,房地產泡沫開始膨脹,債務消費的狂熱再起。美國個人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從2002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0.4%。在2000-2007年的短短8年中,非農業不動產抵押貸款債務余額猛增116%,其中1-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貸款債務占到3/4以上;同時期消費信貸債務余額也增長了47%。而這8年間,實際GDP的增長不過區區的17%;雇員平均每周實際收入的增長更只有微不足道的2.1%。
所以實際情況是,美國通過金融化全球化所推動的債務擴張,刺激了表面旺盛的個人消費支出,進而帶動了商品進口和國內供給的增長。由于美國的經濟規模和進口規模十分巨大,結果必然加劇美國乃至全球性的生產過剩,使供給與需求的矛盾更趨尖銳化。由金融債務驅動的消費過度掩蓋了實際的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在金融化全球化條件下,看美國的生產過剩不能僅看其國內的工業產出,還應該包括巨額的產品進口;同樣,看美國的需求不足也不能僅看由債務支撐的個人消費支出。這種缺乏實際收入增長作后盾而單純由金融泡沫刺激起來的債務消費是極端虛弱的,一旦金融泡沫破滅,債務消費銳減,供給與需求的尖銳矛盾立即顯現,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爆發便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論文摘要】本文介紹了當今金融危機產生的過程及其危害,并運用理論對此次金融危機的產生原因、現象、危害進行了分析,指出其實質就是當代新經濟危機,最后介紹了我國如何應對此次危機。
【論文關鍵詞】理論;金融危機;經濟危機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貨幣幣值出現幅度較大的貶值,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出現較大的損失,經濟增長受到打擊。往往伴隨著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的經濟蕭條,甚至有些時候伴隨著社會動蕩或國家政治層面的動蕩。
一、美國次貸金融危機產生的過程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頻繁爆發:先是在1992年爆發了英鎊危機,然后是1994年12月爆發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從2007年上半年開始,美國抵押貸款風險開始浮出水面,隨后,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并迅速席卷整個世界,成為全球性金融危機。
本輪金融風暴是美國房地產次貸危機進一步延伸的結果,而次貸危機則與美國金融機構在金融創新中過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有關。什么是次貸危?美國房貸兩大巨頭(房利美和房地美)購買商業銀行和房貸公司流動性差的貸款,通過資產證券化將其轉換成債券在市場上發售,吸引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購買,而投資銀行又利用其“精湛”的金融工程技術,再通過創新將其進行分割、打包、組合并出售。由此,最初一元錢的貸款通過創新可以被放大為幾元,甚至十幾元的金融衍生產品,以至于最后沒有人再去關心這些金融產品的真正基礎價值,從而助長了短期投機行為,最終釀成了嚴重的次貸危機。這個過程發展之快,數量之大,影響之巨,可以說是人們始料不及的。大體上說,可以劃成三個階段:一是債務危機,借了住房貸款的人,不能按時還本付息引起的問題。第二個階段是流動性的危機。這些金融機構由于債務危機導致的一些有關金融機構不能夠及時有一個足夠的流動性對付債權人變現的要求。第三個階段,信用危機。就是說,人們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金融活動產生懷疑,造成這樣的危機。
當前的金融危機是由美國房產市場泡沫促成的。從某些方面來說,這一金融危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發的其它金融危機有相似之處。然而,在金融危機之間,存在著本質的不同。當前的危機標志信貸擴張時代的終結,這個時代是建立在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美元基礎上的。
這通常是未能認識到貸款意愿和抵押品價值之間存在的關系。如果容易獲得信貸,就帶來了需求,而這種需求推高了房地產價值;反過來,這種情況又增加了可獲得信貸的數量。當人們購買房產,并期待能夠從抵押貸款再融資中獲利,泡沫便由此產生。近年來,美國住宅市場繁榮就是一個佐證。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在過去近10年,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趨勢,經濟不斷繁榮,但這種繁榮的基礎其實比較脆弱。這些經濟體自身的儲蓄相對不足,消費不斷增長,經濟的金融化趨勢不斷加強,其集中的表現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資產,尤其是房地產為抵押,向銀行借款來支持其日益高漲的消費。這一格局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消費信貸鏈的破裂,集中的表現就是美國的次級房貸危機。每當信貸擴張遇到麻煩時,美國當局都采取了干預措施,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并尋找其它途徑,刺激經濟增長。當時金融市場剛開始全球化,美國則開始出現經常賬戶赤字。金融全球化使美國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區的儲蓄,并消費高出自身產出的物品。2006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達到了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7%。通過推出越來越復雜的產品和更為慷慨的條件,金融市場鼓勵消費者借貸。每當全球金融系統面臨危險之際,金融當局就出手干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80年以來,監管不斷放寬,甚至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如果美國政府能夠及早對華爾街進行審查和監管,“兩房”、雷曼兄弟、美林、貝爾斯登和華盛頓互惠銀行等或許就不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掉。“次貸危機”這只“美國蝴蝶”扇動翅膀所引發的金融海嘯迅速向全球蔓延,向實體經濟蔓延,并最終造成全球性金融危機。
二、運用理論揭示美國次貸金融危機實質
2008年美國次貸金融危機的實質是新時代的經濟危機。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分析主要針對十九世紀的實體經濟生產相對過剩危機。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由資本的貪婪本性所導致,而且經濟危機會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重復出現,無法避免。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與生俱來,是一種制度病、基因病。經濟危機產生的過程是這樣的:由于資本對利潤永不知足的貪婪,推動著生產規模越來越大;又由于財富中的大部分被資本家所占有,勞動者的購買力相對于不斷擴大的企業產能實際上是趨于下降,于是產品賣不出去,資本周轉中斷,企業只能被迫閑置生產力,于是經濟危機爆發了。但是經濟危機不能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根本矛盾,于是一次危機過去后,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又一次新的危機開始醞釀,并最終爆發。近一百多年來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被資本主義發展歷史反復證明。馬克思關于實體經濟生產相對過剩危機的理論與當下的金融危機又有何聯系呢?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虛擬經濟興起,同時貨幣資金投機不斷出現。世界經濟開始金融化,金融開始世界化,虛擬資本大量出現。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已發展為全球性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二戰后美元在國際貿易、投資和金融領域形成主導地位,這使得美國只要通過發外債、印鈔票,尤其是人為地使美元貶值,就會導致其他國家所持有的美元和美國債券大幅縮水,就可以實現全球財富向美國的轉移。美國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5%,卻消耗全球30%的資源;而實際上,美國國內債務和國際債務總和早已超過60萬億美元,為美國GDP的4倍。無疑,美國是在利用其美元地位透支全世界。為了攫取更多財富,美國及華爾街“發明”的金融衍生品越來越復雜,使得金融泡沫越吹越大,當世界實體經濟發展無法支撐這么大的泡沫時,金融危機爆發。因此,此次發端于美國并向世界蔓延的金融危機,更加證實了的科學性,金融危機不過是金融資本從產業資本中獨立出來后經濟危機特殊表現,其實質仍然是馬克思理論的生產相對過剩危機。
三、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金融危機導致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必須重新估計風險、分配資產。發達國家資金將紛紛逆轉回涌,加強當地金融機構的穩定度。由此將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證券市場價格大幅縮水、本幣貶值、投資規模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對我國經濟產生的影響表現在以下方面:外貿進出口增幅回落較快,投資增長有所放慢;工業生產顯著放緩,原材料價格和運輸市場需求下降;房地產和汽車市場低迷,消費熱點降溫;部分企業經營更加困難,就業形勢嚴峻;財政收入增幅逐步回落,金融市場潛在風險不容忽視。在全球金融風暴中,處于風口浪尖的進出口行業受到的沖擊最直接也最嚴重。首先,危機從金融層面轉向經濟層面,直接影響出口。具體到我國,短期內,中國國內需求的增加無法彌補美國經濟對華進口需求的減少。據測算,美國經濟增長率每降1%,中國對美出口就會降5%~6%。次貸危機進一步強化了美元的弱勢地位,加速了美元的貶值速度,從而降低了出口產品的優勢。美國聯邦儲備局不斷降低利率、為銀行注入流動性資金與我國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形成矛盾,導致大量熱錢流人中國,加速了美元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進程,從而使中國出口產品價格優勢降低,對美出口形成挑戰。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出口呈現減速跡象。除了出口數量減少外,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海外企業的違約率也開始上升,出口企業的外部信用環境進一步惡化。具體到行業,紡織行業等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受到的影響比較嚴重。汽車行業受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總體表現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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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行業也深受其害。由于金融危機,世界船舶融資的形勢也日益嚴峻,歐洲許多銀行都暫停了船舶融資業務,預訂船舶但未獲融資的比例明顯上升。就地區而言,東部地區由于以外向型經濟為主導,所受損失相對較嚴重。如廣東近期有2萬至3萬家大大小小的工廠倒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合俊集團旗下的兩家玩具加工廠倒閉,6,500名員工面臨失業,這是受金融危機沖擊中國實體企業倒閉規模最大的案例。就出口國家來看,中國對美國出口金額增速下降較為明顯,對歐盟和大洋洲的出口受到影響較小,而對拉美和非洲等發展中地區的出口金額則略有增長。隨著金融危機的進一步發展與擴散,中國對歐洲國家,甚至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也會受到影響,從而對中國整體出口增長構成嚴峻挑戰。
我國出口增長下降,一方面將引起我國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放緩,同時,由于我國經濟增長放緩,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小于勞動力的供給,將使整個社會的就業壓力增加。我國將面臨經濟增長趨緩和嚴峻就業形勢的雙重壓力。大量的中小型加工企業的倒閉,也加劇了失業的嚴峻形勢,現在我們國家頭等的經濟大事就是保增長,促就業。另外,此次危機將加大我國的匯率風險和資本市場風險。為應對此次危機造成的負面影響,美國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弱勢美元的匯率政策。美元大幅貶值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匯率風險。在發達國家經濟放緩、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美元持續貶值和人民幣升值預期不變的情況下,國際資本加速流向我國尋找避風港,將加劇我國資本市場的風險。
四、我國如何應對當前金融危機
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強調貨幣和金融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關注金融化背后的宏觀經濟條件,其對于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多方面解釋受到了普遍關注。本文就基于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研究方法,梳理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從興起到危機的發展過程與內在邏輯,以理清金融化與宏觀經濟運行之間的關系,為進一步研究金融化問題提供借鑒。
一、 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金融化研究方法
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一些學者在對凱恩斯的理論進行解釋的過程中形成的經濟學流派,對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產生較大影響的代表性人物有: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尼古拉斯·卡爾多(Nicholas Kaldor)、保羅·戴維森(Paul Davidson)以及米哈爾·卡萊茨基(Michal Kalecki)(Hein、Dodig、Budyldina,2014)。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基礎之上的主流經濟學認為,在市場出清的情況下,現實經濟是“物物交換經濟”,因而忽視了貨幣和金融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則認為,現實經濟是“貨幣生產經濟”,貨幣和金融對于經濟運行都有著實際影響。
后凱恩斯主義分析經濟運行的基本原則是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即實際產出、就業水平和經濟增長等現實經濟實際變量都是由社會總需求決定的。在此基礎上,后凱恩斯主義強調,包括貨幣金融體系在內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會影響投資、消費和收入分配,進而影響社會總需求,最終影響宏觀經濟運行,而影響制度安排的更深層因素是社會權力的分配。社會中不同群體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社會權力的分配會影響社會產品和收入分配的結果,不同群體對于分配結果要求的沖突會對經濟造成損害,因而需要制度安排以緩和沖突。
后凱恩斯主義對于金融化的研究即建立在這樣的原則之上。金融化表現為金融部門的規模擴張和收益增加,其深層原因是社會權力分配的變化導致的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改變。金融化的產生建立在食利者社會權力增加的基礎上,金融化的發展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維護社會總需求和食利者社會權力的過程,金融危機的爆發則根源于金融化過程對于社會總需求的抑制效應。因此,基于后凱恩斯主義視角,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有了一個清晰的發展脈絡。
二、 金融化的興起:社會協議的瓦解
金融化的興起開始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終結。“黃金時代”是指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直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資本主義經濟保持著穩定增長的勢頭,產出、投資和勞動生產率維持著高增長,就業充分,通貨膨脹率維持在低水平。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基礎是資本、勞動和國家之間的“社會協議(Social Bargain)”(Hein、Dodig、Budyldina,2014)。國家將充分就業作為政府管理的基本目標,采取積極措施對社會總需求進行管理,并為雇傭團體和工會之間的集體談判創造指導條件;工人和工會組織追求就業和社會保障以及實際工資的提高,放棄了推翻資本主義的目標;資本家追求對于企業的控制并進行管理工作,接受了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以及勞動者工資的提高。以“社會協議”為基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解除了大多數國家就業和增長的主要約束,為經濟增長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條件。在需求方面,政府積極的需求管理政策使公共支出迅速增加,工人實際工資保持著和勞動生產率的同步提高,增加了消費需求;在供給方面,復員軍人參加工作、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工業的轉移、婦女勞動參與度增加、移民等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公共支出以及戰后特殊的國際政治形勢促進了技術進步;在通貨膨脹問題上,“社會協議”避免了不同群體之間利益沖突造成了“沖突性通貨膨脹”;在國際收支方面,歐洲復興計劃實現了美國向歐洲的資本和技術轉移,歐盟支付同盟也解決了歐洲內部經濟失衡問題。
然而,由于“社會協議”內部矛盾的不斷積累以及外部環境的改變,“黃金時代”在70年代終結。“黃金時代”持續的高就業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使得人們日益將高就業和高增長作為社會規范,不斷提高對于經濟增長和就業的預期。當人們對于經濟增長和工資增長的期望超過了生產率的提升,就產生了通貨膨脹的壓力,為經濟重新帶來了通脹約束。隨著資本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提高生產能力所需要的投資量不斷減少,投資需求進而減少;富裕國家邊際儲蓄傾向降低,削弱了社會總需求、產能利用率和投資增長;歐洲國家與美國之間技術差距縮小,趕超戰略帶來的生產率高增長也開始消失;能源和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能源價格提高帶來通貨膨脹上漲,對未來技術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Steindl,1979)。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20世紀70年代滯脹危機,導致了黃金時代的終結。
伴隨著黃金時代的終結,作為其社會基礎的“社會協議”也開始瓦解。在黃金時代,實際利息率被貨幣當局控制在低水平,刺激了生產領域的經濟活動。同時,實際利率仍然維持在零以上,食利者能夠維持其金融資本的價值(Smithin,1996)。然而,20世紀70年代的高通貨膨脹率導致了實際利率為負,雖然有利于產業資本家和工人,但食利者積累的金融財富在貶值,嚴重損害了食利者的利益。20世紀70年代后期,食利者集團開始在政治上發起反擊。 1979年沃爾克當選美聯儲主席,撒切爾夫人當選英國首相,歐洲貨幣體系和匯率機制建立。這些重要事件標志著資本主義國家開始以貨幣主義為原則,關注低水平通貨膨脹、政府預算平衡和穩定匯率的經濟政策,犧牲了以充分就業為目標的總需求管理,其最終都是為了重新恢復金融資本的實際回報率。
這些政策轉變標志著金融化的興起,反映了社會權力從產業轉向銀行,從非金融部門轉向金融部門。金融自由化在全球的發展,帶來了銀行等金融部門權力的增加。資本市場的放松管制,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加速都導致了工人談判力量的降低。20世紀80年代后期蘇聯的解體解除了企業和政府對于社會主義的擔憂,進一步削弱了工人力量。新自由主義開始興起,其特點是政府干預的減少、市場放松管制、國家福利削減。與黃金時代的社會協議相比,食利者的社會權力增加,工人和企業的社會權力減少,國家對于經濟運行的干預也不斷減少,新的社會權力分配格局開始形成。
三、 金融化的發展:從企業金融化到家庭金融化
在新的社會權力分配格局下,新自由主義制度支撐著資本主義經濟不斷金融化的過程。資本主義金融化發展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企業金融化階段和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階段,直到2007年次貸危機的出現。
20世紀8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主要特征是企業的金融化,其本質是食利者通過其社會權力使企業管理者服務于自身利益的過程。企業金融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企業融資手段的金融化,企業通過大量借貸支持杠桿收購等活動。在金融化之前的黃金時代,企業能夠維持較高利潤,企業主要依靠內部資金積累來獲取融資資金。然而,在金融化時期,企業開始大量借貸,融資手段從主要靠內部融資轉向了外部融資。企業通過大量借貸,在為投資計劃提供融資的同時滿足了食利者的需要,同時減少了工人對于企業收入的索取權(Palley,2009)。第二,企業管理的金融化,“股東價值導向”成為了公司普遍的管理策略(Lazonick & O'Sullivan,2000)。首先,80年代公司控制權市場的發展以及機構投資者活動的增加使得收購行為頻繁進行,公司不得不通過提升股價來避免被收購。其次,在金融市場日益發展的同時,公司開始普遍對高管采取同公司股價掛鉤的期權薪酬制度,將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股東的利益捆綁在一起,使管理者更傾向于在短期提升股價的策略。最后,主流經濟學的委托理論受到支持,推動了股東價值導向的普遍采用。第三,企業投資行為的金融化,非金融企業不斷增加金融投資(Krippner,2011)。在高利率、高借貸和股東價值導向的共同推動下,非金融企業開始不斷增加金融投資,或開設金融附屬機構,以應對不斷增加的融資成本,并獲取短期金融收益。非金融機構越來越像金融機構,越來越多的企業想成為食利者。
企業金融化過程是食利者社會權力提升在企業層面的反映。通過企業的金融化,食利者階層將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自身利益聯系在一起,使企業服務于食利者的利益。在這一過程中,管理者同食利者結成同盟,工人成為了唯一的受害者。然而,工人工資的低下抑制了消費需求。同時,由于非金融企業投資行為的金融化,投資需求也在減少。這些影響導致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消費金融化。
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開始,家庭金融化開始迅速發展,消費者負債開始繁榮,一直持續到2007年的次貸危機。家庭金融化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普通家庭開始普遍參與金融市場,股市繁榮和房地產價格提升帶來的財富效應增加了家庭消費,同時增加了家庭負債意愿。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創新的加速以及伴隨著金融市場繁榮的資產價格提升,信貸標準不斷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加容易獲取貸款。
家庭金融化是維持金融化條件下宏觀經濟運行的必要條件,其本質則是維持食利者社會權力的手段。資產價格提升帶來的財富效應以及家庭借貸的增加共同促進了家庭消費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工人實際工資下降帶來的收入減少,支撐著社會總需求。金融化通過資產價值升值的財富效應將家庭利益同金融市場聯系起來,進而將家庭利益同食利者的利益也聯系起來,這使得食利者的社會權力更容易獲取家庭的支持。
通過企業金融化和消費金融化,公司管理者和家庭的利益與金融市場和食利者的利益聯系在了一起。這些變化同新自由主義政策一起推動著金融化的不斷發展,形成了金融化條件下債務支撐的宏觀經濟均衡模式。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不斷發展,債務的積累最終導致了這種均衡模式的崩潰。
四、 金融化的悖論與金融危機
金融化對資本主義收入分配、投資、消費和國際經濟都產生了多方面影響(Hein,2012),這些影響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
金融化對于收入分配和投資的影響都造成了社會總需求的減少,進而帶來了經濟增長停滯的系統性危機。在收入分配方面,金融化一方面影響功能收入分配,導致了國民收入中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另一方面影響個人收入分配,導致了工人和管理者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在投資方面,金融化造成了股東權力相對于公司和工人增加。管理者偏好在短期獲益的金融投資,減少了有利于公司長期發展的實體投資,同時增加了分紅和股份回購,以提高股價并提升股東價值,減少了公司可用于實體投資的內部資金。因此,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應會減少消費需求,金融化對公司的影響也會減少投資需求,兩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社會總需求的不足。
然而,金融化時期家庭負債的增加以及資產價格的提升,支撐著社會總需求。股市和住房價格泡沫都增加了國民財富,提高了家庭借貸意愿。金融準則的改變和金融創新的加速,使信貸標準不斷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容易獲得信貸。這些都促進了消費超過實際收入水平的增長,進而穩定了社會總需求。因此,家庭金融化是金融化得以維持的重要力量,抵消了企業金融化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應對社會總需求的不利影響。家庭信貸的增加促進了消費,增加了總需求,促進了短期經濟增長。
然而,家庭負債的增加不可持續,在長期會帶來對于總需求的負面影響。隨著家庭債務的不斷積累,債務存量的增加導致了家庭利息支付的增加,造成了收入再分配,使得實際收入從高消費傾向的負債家庭轉向了低消費傾向的食利者,導致了消費的減少,進而影響了總需求。當家庭債務超過一定水平,就會帶來不穩定效應。在債務支撐的金融化時期,債務從最初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轉變成了經濟增長的負擔。這便是“金融化的悖論”,最終造成了金融危機的爆發。
金融危機的爆發最終演變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這與資本主義金融化發展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密不可分。在金融化不斷發展的情況下,美國、英國、西班牙、愛爾蘭和希臘等國家主要依靠增加家庭借貸的方式刺激消費,以應對投資下降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應對于總需求的不利影響。與之相對應,澳大利亞、比利時、德國、荷蘭、瑞典、日本和中國等國家主要依靠凈出口來推動總需求,并維持著全球貿易的均衡。然而,當美國由于家庭過度負債導致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危機通過國際貿易渠道和金融渠道迅速傳播到其他國家,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因此,金融化對于收入分配、投資、消費和國際經濟的長期影響,是導致 2007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
五、 結語
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危機使得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社會協議瓦解,食利者社會權力的增加帶來的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政策使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在 20世紀80年代開始興起。通過20世紀80年代企業金融化和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過程,一系列制度安排使企業和家庭的利益與食利者的利益趨于一致,維護著食利者的社會權力,共同推進著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發展。金融化對于收入分配和投資的影響都減少了社會總需求,但通過增加家庭借貸和資產價值升值促進了消費需求,進而維持著社會總需求。然而,家庭債務的不斷增加最終帶來了金融危機,并通過貿易和金融渠道造成了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
金融危機對金融化過程造成了巨大沖擊,但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終結。金融危機造成大量金融機構倒閉,政府開始對金融部門進行更加嚴格的規制,金融部門的行為受到了政府的約束。然而,由于社會權力分布并沒有根本性變化,經濟金融化傾向沒有得到扭轉。政府對于金融部門的救助行為實際上是在用公共債務支持金融系統,通過將企業和家庭的負債轉為政府負債來維持社會總需求。政府債務不斷積累的過程同樣會帶來從債務支撐到債務負擔的轉變過程,當政府試圖削減債務時,必然會帶來社會總需求的不足,進而造成經濟的長期低迷。
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新興經濟體可能出現國內經濟金融化傾向。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為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消費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在國內工資水平很低的情況下,消費需求嚴重不足,出口成為了維持新興經濟體社會總需求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機對全球消費需求造成了巨大沖擊,新興經濟體出口需求出現劇烈下滑。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持社會總需求,新興經濟體有很大可能走向金融化發展道路,通過提高資產價值和增加家庭借貸的方式促進家庭消費。因為與收入分配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相比,金融化發展道路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是容易操作的(Palley,2009)。然而,新興經濟體金融化發展同樣會帶來深層次經濟風險。這些問題有待于進一步觀察和研究。
關鍵詞:國際金融危機;;時代化
中圖分類號:F830.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6-0-02
一、金融危機理論
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至少經歷了六次較為嚴重的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危機。當時的經濟學家李嘉圖、薩伊等人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否認危機的發生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之間存在必然聯系。“宿命論的經濟學家,在理論上對他們所謂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否定方面采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正如資產者在實踐中對他們賴以取得財富的無產者的疾苦漠不關心一樣”。[1](P153)與此相反,馬克思恩格斯在危機中看到“每次混亂對全部文明都是一種威脅,它不但把無產者拋入貧困的深淵,而且也使許多資產者破產”。[1](P236)正是對廣大受害者尤其是赤貧的無產階級寄予深深的憐憫和同情,使他們清醒地認識到:“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2](P617-618)這就是金融危機理論確立的主、客觀原因。
金融危機理論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該理論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尤其是金融制度的詳盡考察后認為,金融危機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俱來的一種現象,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產生金融危機的“基因”。
認為,在貨幣產生前的以物易物的時代不會出現金融危機自不必說,即使在貨幣產生后單純為消費而生產的自然經濟或簡單的商品經濟形態中,也都不會出現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出現,就形式而言,是商品買賣分離和貨幣支付錯位所導致的;就內容來說,同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生產的最終目的在于獲得貨幣增值緊密相聯;歸根結底的原因則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
資本家要想通過商品生產實現一次簡單的貨幣增值,就必須經過這樣三個階段:第一(流通)階段,他必須用手中的貨幣到市場上購買勞動力和原材料,使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本;第二(生產)階段,通過雇傭工人的勞動,將生產資本轉化為包含剩余價值的商品資本;第三(流通)階段,他必須把生產出的包含剩余價值的商品拿到市場上銷售出去,使商品資本轉化為增值的貨幣資本。這樣一個個以貨幣增值為中心的周而復始的資本循環就構成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運動,在這些過程中,就包含著出現危機的可能性,原因即在于:首先,商品買賣的兩個階段在時間和空間上是相互分離的,與之相應,貨幣支付也是錯位的。即“賣出商品取得了貨幣的人,不一定立刻購買,這意味著貨幣退出了流通,而商品卻在市場上等待。這種買和賣的分離或獨立就使商品生產和價值實現過程包含著中斷或危機的可能性。危機是使兩種相互聯系又彼此獨立的過程強制統一的形式”。[3]其次,商業信用的出現為商品買賣中商品與貨幣在時空上的分離提供了便利條件,也更進一步加強了貨幣支付矛盾的積累,這就使得社會支付鏈條上的中斷點大大增多,一旦普遍的社會支付中斷成為現實,就會出現貨幣支付危機,而金融危機的本質就是貨幣支付危機。
以上只是金融危機產生的可能性分析,認為,這還不足以說明金融危機何以實現,金融危機產生的現實條件必須從資本主義生產的現實運動、競爭和信用中引出。
最大化地榨取剩余價值是所有資本家從事商品生產的直接目的,資本家之間的殘酷競爭迫使單個資本必須將單位商品的價值量降低到社會價值量以下出售才能獲勝,而在競爭中能否獲勝關系到資本家——“資本的人格化”的生死存亡,這是從自然界加倍瘋狂地搬到社會中來的達爾文的個體生存斗爭;要想在這種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必須通過資本積累使資本有機構成合理化,擴大生產規模、降低勞動成本;實現快速資本積累的前提是要有充分的信用發展,商業信用通過發行以股票為代表的各種有價證券廣泛吸收社會資本,從而突破在資本積累過程中企業自身積累的局限,加速積累過程,以此來滿足資本家的貪欲。
[摘要]本文較為全面地討論了金融危機及其產生的原因,指出了當前人們對金融危機的幾種片面認識,以及如何用科學的態度辨證地看待金融危機,并根據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和發展的形勢,著重探討了金融危機給財務管理和會計工作帶來的思考和啟示。
[關鍵詞]金融危機;財務管理;啟示
引言
如果從2007年底美國發生“次級貸款”危機算起,被稱為世界性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至今已近兩年了,現在還再探討這個題目,似乎有炒冷飯之嫌,但在筆者看來,理由有:
理由之一:有人說,金融危機使我們失去了很多,但不應失去思考;它摧毀了我們許多,但不應摧毀價值。還有人說金融危機百年一遇,但要充分認識到它給我們上了生動而又深刻的一課,是年輕人鍛煉成長的好機會。它給我們多了一種經歷、一種見識、一種歷練、一種本事。不論從哪個角度,都必須通過思考,認真總結經驗,不能輕易地放棄金融危機給人類思考的價值。
理由之二:人們經常說形勢決定任務。當前各國共同面臨的問題是,對世界經濟寒潮何時消退的形勢做出科學的判斷,以便確定當前任務。
就我國而言,在經濟寒潮何時消退中存在多種意見,其中有兩種代表性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我國經濟2008年底就觸底,2009年第三季度就能走出低谷看到曙光;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這次經濟寒潮2009年才能見底,2010年才能有起色。應當說,這兩種意見都有各自的道理。
主張2009年下半年就能見到曙光的理由,媒體已有許多的披露,這里從略。下面主要講主張2010年才能有起色的理由。
信息時代,世界雖大也只不過是個地球村,誰也不能獨善其身。這里先關注世界多數經濟專家的看法。他們認為,這場經濟危機目前仍見不到底,也很難預測什么時候能見底。因為政府救市方案只能緩解,而不能根治;實體經濟深層次矛盾依然在激化,經濟調整還將進一步展開。有的專家還預言會出現第二波金融危機。拿超級大國——美國的經濟來說,經濟危機還在繼續,其經濟仍然在惡化,失業在增加,消費率(占GDP的比重)從70%降到60%等。這是因為,美國生產要素已缺乏增長動力,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能夠填平金融海嘯造成的巨大窟窿,更不知如何維持美元穩固的世界地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因預測到這次金融危機而得獎)日前表示:到2011年世界經濟將真正進入蕭條期,人們將看到零利息、通貨膨脹和無復蘇景象,這種情況還將延續很長時間。前不久,新加坡宣布一年期存款利率是百萬分之一,也就是一百萬存款的利息是1元。這不是零利息又是什么?
我國的狀況又是如何呢?由于這次金融危機是通過美元和五花八門衍生金融工具向世界各國擴散,并滲透到世界各國經濟中。既要看到我國經濟基本面及發展優勢和潛力,也要看到我國所面對的外部嚴峻環境和自身的困難。而對于后者。主要有四點判斷:
第一。經濟增速繼續下滑。2009年一季度GDP同比只增長61%;全國財政收入1.46萬億元,同比下降8.3%。用電量和運輸量一般是研究宏觀經濟走勢的風向標,而一季度用電量還在下降,說明經濟產出仍是下降趨勢。有人具體指出,2009年我國經濟可能出現投資、消費和出口三大需求同時減速的險情。先說投資。投資增長的原因,是經濟增速的拉動。現在經濟下滑,投資自然就沒有積極性。再說消費,這幾年主要是靠汽車、房地產拉動,而這兩個產業又是靠消費信貸刺激起來的,然而百姓的消費力已經被透支了。
第二,以城市化提高消費率并不理想。三十年城市化人口要有9億,而現在只有4億多。而今又有1000多萬的農民工返鄉,農村的消費很難拉動,目前又很難找出新的經濟增長點。類似于家電下鄉這樣的策略并不理想。東部不想買,西部又買不起。有的還說,家電是因為不能出口,才轉銷到農村的,而價格優惠13%,只等于出口的退稅而已。
第三,央行認為,房地產目前仍有回調的危險。商品房開工面積還在下降。其調整時間約需要3年,仍要引起——系列行業的調整。
第四,伴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全球化產業的分工,中國經濟的增長對對外貿易的高依存度,短期內難以逆轉。如我國與美國的年貿易額高達3000多億美元。而我國出口卻在下降,2009年一季度進出口總額同比降24.9%。我國經濟面臨美歐經濟衰退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巨大考驗。
綜上所述,金融危機已到盡頭的說法并不可靠,現在僅是進入止穩狀態。因此,如何從認識危機產生原因和怎樣科學認識危機的問題出發,進而總結經驗、豐富知識、提振信心、沉著應對、認真地做好本職工作、共克時艱這些問題,今天仍然嚴肅地擺在面前,需要我們做出響亮的回答。
因此,今天來探討這個題目并沒有過時,更不是炒冷飯,仍然具有理論與現實的針對性。
基于此,根據有關文獻及筆者學習的體會,這里先講金融危機及其產生的原因,即根源;再講當前人們對金融危機的幾種認識;接著討論一下怎樣科學與辯證地看待金融危機;最后,根據上述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和發展的形勢,談一談金融危機給財務管理和會計工作帶來的思考和啟示。
一、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
至今,有些人仍然感到這場危機來得莫名其妙。在談原因之前,先通俗地說一下什么是經濟危機。
一個國家的經濟,由過熱到停滯,再走向衰退,達到一定程度時,就發生經濟危機。從其表面現象來說,就是你所生產的東西,有錢的人不需要,而需要的人又買不起;或者說,大家需要的東西無人生產,不需要的東西卻還在大量制造。嚴重而又全面的經濟危機,是以下述7種現象為其主要特征的:一是經濟嚴重泡沫化(商品價格嚴重脫離價值);二是經濟結構失衡,生產相對過剩;三是銀行嚴重虧損,有的倒閉;四是很多企業破產,大量員工失業;五是發生通貨膨脹或是通貨緊縮;六是經濟下滑;七是經濟秩序混亂。當人類被動地接受懲罰后,又會回到價值規律上來,使經濟得以恢復。但以后又會再出現經濟危機,使經濟呈現周期性、螺旋式上升。因此,經濟危機既有始,也會有終,所以稱其為經濟發展的周期性。
那么,產生金融危機的原因是什么?應當說,各個時期產生經濟危機的具體原因不盡相同。更為重要的是,金融危機至今還在繼續。此時,要對這場金融危機做出全面的尋根究源還不是時候。下面根據有關資料,講五個主要原因。
(一)過度消費和超前消費
美國人有過度消費和超前消費的習慣,今天敢花明天或是后天的錢。然而。天上掉不下餡餅。這就要碰到一個問題,怎樣才能有錢保證過度消費和超前消費?常規的做法是借債和撈錢。
先說借債。美國人在世紀之交,儲蓄率已是0,且敢于借錢花,負債的水平相當高,據說已達10多萬億美元。這是什么概念呢?拿我們的人民幣來說,10多萬億美元,相當于70萬億人民幣。而我國2008年的財政收入約6萬多億人民幣。即使什么錢都不花,12年左右才能還清債務。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也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有人說過。美國是太多的人花了還不起的錢,世界太多的人又把錢借給了不該借的人。如很多國家都買美國的國債,我國到2008年底總共持有美國的國債7274億美元,占美國國債的23.6%,已經超過日本,是美國國債第一大持有國。現在,我們還在買美國的國債。
再說撈錢。多年來,他們揮舞著美元的大棒,認為經濟的增長已不是依靠主要的生產要素,而是熱心地去制造科技網絡泡沫、房地產泡沫和衍生產品泡沫等等,以便撈錢。有這樣的社會存在,就很容易養成投機的心理。投機雖是市場的劑,但漠視風險的過度投機所制造的泡沫總是要破的,也就是必然要受到價值規律的懲罰,使市場失去穩定的基礎,引發金融危機。例如,近年來,在高利潤的誘惑和激烈競爭的壓力下,投資銀行逐步地放棄需要資本金很少、以賺取傭金的主業務,而是不務正業和本末倒置地大量介入“次級貸款”市場和復雜衍生金融產品投資。而衍生金融產品又具有眾所周知的杠桿效應,可以放大收益和風險,交易主體只要交少量的保證金就可以完成高回報的交易。高杠桿率使得投資銀行對融資依賴增強,一旦投資銀行不能通過融資維持流動性時,就容易引起投資銀行的破產。美國五大投資銀行就是教訓。
(二)金融創新過度和不恰當使用
雖然金融創新對金融的發展具有推進器的作用,但又有放大風險的一面,是把雙刃劍。因此,必須把金融創新風險置于可控的范圍內。美國是推崇金融創新的國度,現在究竟有多少衍生金融工具,誰也無法搞清楚。它們又是如何創新和使用金融創新工具的呢?如美國的房貸機構——房利美和房地美購買商業銀行和房貸公司流動性差的貸款,通過資產證券化,將其轉換成債券在市場上發售,投資銀行又利用其金融工程技術,通過創新再將“次債”進行分割、打包、組合并在市場上分別出售。由此衍生層次變迭加,信用鏈條拉長。其結果是沒有人去關心這些衍生金融產品的真正基礎價值。從而助長和推動了極度的短期投機趨利化,最終釀成了嚴重的金融市場危機。可以說,美國本輪金融危機就是“次貸”危機所蔓延的結果,“次貸”危機是美國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過度和不恰當使用金融衍生品的產物。
總之,好大喜功和寅吃卯糧,終究是要付出慘痛代價的。同時,也使我們想到,我們黨所提出的可持續的發展戰略是何等的正確和有眼光。
(三)對經濟疏于監管
正反的經驗均證明,市場經濟是法制的經濟,必須依法進行監管。建立在法制和監管基礎上的一些市場運行的基本規則和制度,是一個健康和有序的金融體系賴以運行的基石。市場主體如果脫離監管和法制的約束,過度追求盈利,盲目競爭,市場就可能滑向無序,金融危機就極易發生。而美國自由金融主義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頂峰,必然導致金融市場的系統性崩潰。總理2009年初在劍橋演講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場金融危機使我們看到,市場也不是萬能的,一味放任自由,勢必引起經濟秩序的混亂和社會分配不公,最終受到懲罰。總理還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些經濟實體疏于監管,一些金融機構受利益驅動,利用數十倍金融杠桿進行超額融資,在獲取高額利潤同時,把巨大的風險留給整個世界。這充分說明,不受管理的市場經濟是行不通的。
(四)不合理的高薪激勵
有關機構的研究資料表明,2007年美國大企業高管薪水水平是普通員工的275倍,而大約30年前,則是35比1。在中國,據媒體的披露,中國銀行董事長是150萬,相當于美國30年前的水平。金融機構對高管激勵措施,往往與短期證券交易收益掛鉤。在誘人的高薪軀動下,華爾街的精英們為了追求巨額短期回報,紛紛試水“有毒證券”,借助于金融創新從事金融冒險。如前所說,美國的房貸機構、經紀公司將貸款發放給沒有還貸能力的借款人,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則將房貸資產打包賣給投資者,重獎之下放棄授信標準。離開合理邊界的高薪激勵,是這場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禍首之一。
(五)數學模型的濫用
數學模型本身是科學與嚴密的,但卻是靜止的,而資本市場則是生動活潑和瞬息萬變的。數學模型依賴一些脫離現實市場條件的抽象假設和歷史數據,因而只能在一定范圍內作為投資決策參考,不能作為投資決策的依據。過分依賴模型進行投資決策是不科學的,必須對模型計算結果給予科學判斷。恰恰是不準確的投資模型,使得華爾街分析師、精算師忽略系統性錯誤,并在證券化分析、系統風險估算,甚至違約率計算上出現預測失誤,最終成為這次美國系統性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誘因。
存在決定意識。金融危機,既然發生了,人們會有怎樣的認識呢?
二、對這場金融危機現有的幾種認識
下面列舉現有的三種認識。
(一)巴不得一夜之間就能告別經濟危機
據有的媒體披露,1998年東南亞發生了金融危機,泰國人一夜醒來,每個家庭的財富縮水了20%。本次金融危機已造成世界4萬億美元損失,大體上每人平均約3萬元人民幣。這對非洲絕大多數的國家和我國有些地區來說,都是天文數字。對我國來說,尚未見到這樣的指針和數字。盡管我國經濟基本面還是好的,但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都蒙受了損失,其程度估計不會亞于泰國人。根據媒體的披露,給我們留下較深印象的有:
第一,經濟下滑。如2008年國家的GDP和財政收入增幅都比上一年下降。
第二,股市滬A從六千一百多點跌到一千六百多點,降了72%左右。2008年A股的市值減少了20多萬億元,創證券市場開張侶年以來的記錄。因市值減少,中國經濟證券化比率也從2007年157.5%回歸到2008年的53.87%。
第三,就業面縮小,失業增加。畢業大學生就業難,有一千多萬農民工返鄉,使許多家庭的收入縮水,生活陷入了困境。
第四,企業的業績下滑,職工的工資和獎金減少。
不難想象,上述的這些情況給生活帶來了壓力,又給精神上帶來煩惱。甚至使人容易產生悲觀失望情緒,對經濟和生活失去應有信心。例如,由于金融危機的發生,美國人比7年前還窮,歷史倒退了7年。世界上已有4位億萬富翁自殺。4月22日,美國住房抵押貸款的主要來源之一——房利美的CFO也在家中自殺。鄰居都講他是好人,同事講他的能力出眾,去年還獲85萬美元獎金。自殺原因可能是壓力太大。俄羅斯的億萬富翁因金融危機也少了一半。香港的百萬富豪在2008年減少了6.6萬人,平均流動資產(基金、股票、外匯、債券及其它流動資產)減少120萬港元。因此,許多人巴不得在一夜之間就能揮手告別經濟危機。
(二)盼望房價能越低越好
我國房地產的價格時有上漲過快的情況,很多低收入家庭買不起房子。政府根據這一現象,采取了如運用稅收和利率杠桿等調控的措施,鼓勵買房。有的人希望政府能進一步運用行政手段,打壓房價,價格越低越好,使大家都能買得起房子。
(三)希望天天有便宜貨
為了促進消費,刺激經濟,政府采取了包括發放消費券在內的許多措施,幫助困難群眾。許多企業也為了使自己手頭有真金白銀,以便在危機中取得主動,采取了包括降價在內的許多促銷策略,有許多商品的價格低于成本。這種策略使得部分人認為,經濟危機沒有什么不好,工資一分也沒少,而衣食住行樂都在降價,天天有便宜貨可買。有的人一買東西,就可以用好幾年。
上述這三種比較有代表性的想法,是否全面與科學?
三、必須以科學、辯證的眼光看待這一場金融危機
針對上述三種想法,相應地講三點:
(一)應充分認識到金融危機的客觀性和不可抗拒性
當今,世界絕大多數的國家放棄了計劃經濟的模式,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的本質是競爭,價值規律必然要起作用。所謂的價值規律,講的是商品的價值量取決于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目前還無法加以直接計算,只能借助于價格(貨幣)加以表現。由于供求關系,價格會隨價值上下波動,但最終決定價格的是價值。市場經濟正是通過價值規律的價格機制進行調節。即通過價格信號知道要生產什么,不生產什么。所以,價值規律是一所偉大的學校。
市場經濟同樣存在著許多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在追逐利潤的競爭中,由于信息不對稱和生產的無政府主義,會使生產具有很大盲目性,進而引發經濟結構失衡,從而出現開頭所講的那些經濟危機現象。這些現象,不是買賣雙方或是某個人特意安排的,而是在價值規律作用下,受到懲罰后才能知道的,屬于事后的懲罰,當發現并要糾正時已經來不及了。因此,經濟危機是無法阻擋也逃脫不了的。換言之,經濟危機不是那種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東西,而是具有客觀性質和不可抗拒性,并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另一條經濟規律,叫做經濟周期規律。這也是實行市場經濟這一資源配置形式,在創造高速生產力同時,必須付出的代價,或是不可克服的弊端。正因為如此,認識并深入理解金融危機應成為人生的必修課。
(二)商品房價格并非越低越好
商品房價格問題,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思維上往往會出現“剪不斷,理還亂”的狀況。
首先,從理論上看,商品房價格不是由主觀愿望決定的,它最終是被商品房的價值所決定的。也就是價格太高了,背離其價值,很多人買不起,這當然不行,也不可能長久下去;反之,如果太低了,虧本生意沒有人會做。其價格問題,只能由市場決定,由價值規律進行調節。決不能倒退到商品價格均由政府規定的計劃經濟體制時代。況且,據統計,房地產行業牽涉到五十幾個行業,如鋼鐵和水泥等行業,是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占到GDP的比重10%,與相關的56個行業加起來占到GDP的40%。這里有個如何照顧到更多人利益的問題。
其次,商品房價格問題,同很多經濟問題一樣,是一個兩難選擇的問題。溫總理2009年2月28日與網友在線交流時說,住房人均不足10平方米的要超過千萬戶以上。但是。筆者認為實際比這要多。因為每年的大學生有600萬人,不久就要結婚,這需要多少房子?總理這里想說的是,商品房目前還存在著很大的需求。可總理沒有講另一方面,也就是現在居民手中有錢,光儲蓄就有25萬億多元,這還沒有包括基金、股票、債券、外匯等。可為什么老百姓手中有錢。又有需求,而商房卻大量積壓?其癥結是開發商與消費方想法不一致,沒有找到合理的價格。從政府的角度來說,處于究竟是傾向老百姓還是傾向開發商這種兩難選擇的境地。十個行業的振興計劃只有房地產行業可能與此有關。如何解決需要與價格的均沖性問題,這正是企業家和經濟學家的任務。最近中央發表了房地產白皮書,稱由于需求的剛性,再降房價的可能性很少。
最后,關于是不是必須讓每個人都能買得起房子的問題,號稱世界上收入最高的美國,也只有30%左右的人有房子,其它的人都是租房子住,很多人租住政府的廉租房。其實,經濟高度商品化后,人力資源也高度地在流動,買個房子會感到很拖累。
總之,商品房價格要降到合理的價位,并非越低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商品房價格不能嚴重背離價值。
(三)商品低價促銷問題只能治標不能治本
經濟學中有個基本常識,只有投入小于產出時,社會不僅能生存,而且能發展。因此,任何社會都要節約,力爭以盡可能少的投入來取得盡可能大的產出。這里講的節約,歸根到底是時間節約,時間節約規律被稱為是最高級的經濟規律。社會對節約要求的強制性,也適用于企業。現在用時間節約規律來看促銷的現象,企業能長期用低于成本的價格出售商品嗎?如果是這樣,企業一定不能生存。現在的促銷只是一種戰略,而且他們失去的也希望能在今后得到補償。促銷對于經濟危機來說,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更不是長遠之計。
由此可見,上述的三種想法均不大科學,且存在片面性,也不符合辯證法。對于金融危機,科學的態度應是:一方面是要承認和尊重規律,人類在它的面前是渺小的;另一方面,要提振信心,積極地去面對。也就是說,30年前我們選擇了市場經濟,享受了市場經濟帶來的快速發展;今天我們也要勇敢地面對市場周期性波動。
四、金融危機對財務管理和會計工作的啟示
對財會工作者而言,這次經濟危機,可以暴露和反思以往在財務管理和會計工作上的不足,把它看成是彰顯和提升財務理念的好機會,把財務管理和會計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當今,每個企業都必須有針對性地加強以下的建設和管理。
(一)必須加強財務管理的戰略研究和建設
財務管理應采取什么戰略?這是財務管理的首要問題。過去,有相當多的企業隨波逐流,人家做什么就跟著做什么,什么賺錢就做什么。而不去研究、咨詢、分析和制訂戰略,確定經營模式。根據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今后應看重考慮的問題主要有:
1企業的生產經營要著重于實業
當前的危機是危中有機,關鍵看能否抓住機遇。現在政府為應對金融危機所投入的每一分錢,在戰略上都要立足于科學發展,再不能回到傳統發展的老路上去。也就是在保速度、保增長的同時,要做到促進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促進建設現代產業體系。因為只有培育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經濟增長點,才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可持續性,才是應對危機的長久及治本之策。在制訂企業經營和財務管理的戰略時,我國的實體經濟應名副其實,生產經營應重在實業。
雖然融資等問題離不開資本市場,但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資本市場上,特別是股票投資。
2要慎用各種理財的金融衍生產品
本來,金融創新的根本目的是要規避風險和套期保值,并非危機的根源,但如果濫用或將其視為投資工具,就會成為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2007年全球外匯資金和金融衍生產品全年交易量達3259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GDP總和的67倍,已超過了實體經濟的需求。俗話說“吃一塹長一智”。特別是要慎用各種理財的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要注意掌握使用中的“度”。那么,其度如何把握呢?據數據介紹,一般可以遵循以下的原則:
第一,總量適度的原則。要以規避風險和套期保值的需要為標準,而不是要通過投資獲利。否則又將演變成不可抗拒的風險。
第二,程控的原則。對金融衍生產品投資要有內控機制,如果是無法控制,則不能投資。
第三,穩步推行原則。先推行簡單、風險低的產品,等待水平提高以后,再向復雜、風險高的產品過渡。
說到財務戰略,熱門的話題是樓市和股市,卻很少有人去關心居民儲蓄以及貨幣量擴大的問題。可把它比喻為定時炸彈、籠中虎、或是堰塞湖,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會爆炸和潰堤?估計在未來GDP溫和增長下還可能發生通貨膨脹。對此,在理財戰略上怎么應對?
(二)加強風險導向型內部控制制度的建設
內部控制隨環境變化,處于不斷的演進之中。針對現代企業風險無時不有、無處不存的這一環境,COSO委員會于2004年頒布了企業風險管理框架(ERM),認為以前的內部控制整體框架,包含在企業風險管理框架之中,足以說明對企業風險管理的重視。從中明白,風險發現就是收益發現的過程。這次金融危機不知有多少企業倒下(20世紀30年代有15000多家銀行倒閉)?2009年的頭兩個月,美國又有14家銀行倒閉。盡管各個企業倒閉的原因不盡相同,但共同的原因是對風險的管理不到位,資金的風險管理做得不好。根據這次金融危機給我們的教育與啟示。當前資金的風險管理應針對性地做好三個方面:
第一,現在相當多的企業,仍然存在著不是內部人控制就是外部人控制的局面,這是造成資金風險管理有名無實的重要原因。在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中,要建立科學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和有效的授權與監控機制。因為在風險投機收益的誘惑面前,監督往往無效。制衡才是最有效手段。
第二,要加強企業的文化建設,特別是要加強責任感的建設。這是因為:一方面風險管理絕不是管理階層幾個人的事,而是要貫穿企業管理的每一個過程和每一個人;另一方面,制度不是萬能的,新的情況與問題會不斷發生,這就要求做到在授權之內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第三,大國之間的摩擦或由于某個國家的金融危機,都會對收匯造成致命的打擊。還有不斷創新金融的工具,它們都充滿風險,需要對此高度警惕。
(三)樹立“現金為王”的觀念
資金是企業“血液”。對此,人們在平日里也許不能充分領悟,但在金融危機的環境下,就不再難以理解了。這次的金融危機給我們的啟示之一是現金對于企業的重要性。事實表明。由于現金流動性不足,不能償還到期債務而破產的不在少數,甚至有的企業還是盈利性破產。因此,在預期融資困難時,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企業就必須儲備盡可能多的現金,以保全企業的生存。盡管金融危機不是經常爆發,但又很難預期。從這個角度看,如果希望企業的基業常青,控制負債水平,保持科學流動性,持有必要的現金儲備,就顯得十分必要。這就是所說的“現金為王”的觀念。同時,在方法上,要重視企業現金流量表的編制、分析和應用,把現金流量表放在首位。
這并不是說持有現金多多益善,而是要注意收益與風險的匹配。從理論上說,資產的盈利性與流動性具有替代關系。企業現金保持量越多,流動性就越強,但極端了會嚴重影響其盈利性;企業現金保持量少,盈利性就強,但極端了會嚴重影響其流動性,這就是利益與風險的匹配。如何做好匹配,宏觀經濟行業環境、國家貨幣政策、公司財務狀況等都是公司現金持有量的影響因素,有很深學問。現有人對1998年世界主要國家或地區現金持有比率[=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資產-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進行了比較,發現美國企業的現金持有比率為6.4%、英國為6.1%、日本為15.5%、我國臺灣為11.6%。相比而言,國內大陸上市公司現金持有水平比較高:中國上市公司的現金持有比率約為16.8%。1998~2007年中國上市公司的平均現金持有比率約為24%。各國比率相差的原因是什么?沒有答案。
(四)對企業會計準則進行再認識和提出新的認識
2007年我國上市公司實施了與世界趨同的新會計準則。其最大的特點之一,是引進公允價值這一計量屬性。經本次金融危機實踐的檢驗,其科學性及效果如何呢?
先做簡單的回顧。1990年9月10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時任主席理查德·c·布雷登,在參議院銀行、住宅及都市事務委員會作證時指出,歷史成本財務報告對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于事無補。他首次提出應當以公允價值作為金融工具。但是近20年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一直存在爭論并不斷進行調整、修訂與完善,經歷了風風雨雨。
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公允價值計量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問題再次成為金融界與會計界的焦點。對其看法有不同聲音:
據資料證明,歐美政治家曾經把矛頭指向了按市價計算的所謂公允價值的會計準則。他們認為,在金融危機時,公允價值計量會令很多金融機構的資產價值被嚴重低估。為了讓資產負債表好看,又會被迫拋售損失比較大的資產,進一步壓低了這些資產價格,造成惡性循環。因此認為公允價值計量是加劇金融危機的因素之一。
現任財政部會計司司長劉玉廷在參加一次座談會時指出,金融危機與公允價值并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系,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是美國超前消費及衍生金融產品泛濫。它原則上是經濟問題而非會計問題,公允價值僅是一種計量工具,是一種事后反映,并不是促成危機發生的原因。用公允價值進行計量是沒有問題的,只是計量方法上還需要研究。
對這些意見怎么看?筆者認為,公允價值計量從表面上看來,只是一種計量的方法問題,這沒有錯。但它客觀上會導致利潤表和資產負債表項目發生波動,從而會影響著經營者與投資者行為,是有經濟后果的。問題還在于,所謂的公允價值取得,存在著技術上的困難。同時,公允價值既有如實反映的一面,又會有各人理解不同的一面,很容易縱并運用于盈余管理等。具體到本次金融危機,其主要的表現是:公允價值在反映企業金融資產的價格上過于敏感,很多時候會成為資本市場助漲與助跌的工具。也就是在市場狂熱時,它可以加劇市場狂熱;而當市場陷入恐慌時,則可以加劇市場陷入恐慌,這就是人們所講的推波助瀾。針對這些問題,應該通過這次金融危機的實踐進行分析,并得到相應啟示。現總結以下幾點:
第一,要注意流動性管理。流動性可以簡單地理解為現金支付能力,它是企業資產配置和資本結構管理的結果。因此用公允價值計量資產和負債,要以流動性為目標,要能保證企業在持續經營的前提下,有足夠現金頭寸。
第二,提倡交易對象的管理。交易對象使用公允價值計量,在管理上,應運用該法獲得交易對象的情況概要,對各項財務的指標影響進行判斷,包括收益、資本、財務比率是否達到企業內部控制標準。
關鍵詞:金融危機;財務管理;啟示
引言
如果從2007年底美國發生“次級貸款”危機算起,被稱為世界性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至今已近兩年了,現在還再探討這個題目,似乎有炒冷飯之嫌,但在筆者看來,理由有:
理由之一:有人說,金融危機使我們失去了很多,但不應失去思考;它摧毀了我們許多,但不應摧毀價值。還有人說金融危機百年一遇,但要充分認識到它給我們上了生動而又深刻的一課,是年輕人鍛煉成長的好機會。它給我們多了一種經歷、一種見識、一種歷練、一種本事。不論從哪個角度,都必須通過思考,認真總結經驗,不能輕易地放棄金融危機給人類思考的價值。
理由之二:人們經常說形勢決定任務。當前各國共同面臨的問題是,對世界經濟寒潮何時消退的形勢做出科學的判斷,以便確定當前任務。
就我國而言,在經濟寒潮何時消退中存在多種意見,其中有兩種代表性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我國經濟2008年底就觸底,2009年第三季度就能走出低谷看到曙光;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這次經濟寒潮2009年才能見底,2010年才能有起色。應當說,這兩種意見都有各自的道理。
主張2009年下半年就能見到曙光的理由,媒體已有許多的披露,這里從略。下面主要講主張2010年才能有起色的理由。
信息時代,世界雖大也只不過是個地球村,誰也不能獨善其身。這里先關注世界多數經濟專家的看法。他們認為,這場經濟危機目前仍見不到底,也很難預測什么時候能見底。因為政府救市方案只能緩解,而不能根治;實體經濟深層次矛盾依然在激化,經濟調整還將進一步展開。有的專家還預言會出現第二波金融危機。拿超級大國——美國的經濟來說,經濟危機還在繼續,其經濟仍然在惡化,失業在增加,消費率(占GDP的比重)從70%降到60%等。這是因為,美國生產要素已缺乏增長動力,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能夠填平金融海嘯造成的巨大窟窿,更不知如何維持美元穩固的世界地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因預測到這次金融危機而得獎)日前表示:到2011年世界經濟將真正進入蕭條期,人們將看到零利息、通貨膨脹和無復蘇景象,這種情況還將延續很長時間。前不久,新加坡宣布一年期存款利率是百萬分之一,也就是一百萬存款的利息是1元。這不是零利息又是什么?
我國的狀況又是如何呢?由于這次金融危機是通過美元和五花八門衍生金融工具向世界各國擴散,并滲透到世界各國經濟中。既要看到我國經濟基本面及發展優勢和潛力,也要看到我國所面對的外部嚴峻環境和自身的困難。而對于后者。主要有四點判斷:
第一。經濟增速繼續下滑。2009年一季度GDP同比只增長61%;全國財政收入1.46萬億元,同比下降8.3%。用電量和運輸量一般是研究宏觀經濟走勢的風向標,而一季度用電量還在下降,說明經濟產出仍是下降趨勢。有人具體指出,2009年我國經濟可能出現投資、消費和出口三大需求同時減速的險情。先說投資。投資增長的原因,是經濟增速的拉動。現在經濟下滑,投資自然就沒有積極性。再說消費,這幾年主要是靠汽車、房地產拉動,而這兩個產業又是靠消費信貸刺激起來的,然而百姓的消費力已經被透支了。
第二,以城市化提高消費率并不理想。三十年城市化人口要有9億,而現在只有4億多。而今又有1000多萬的農民工返鄉,農村的消費很難拉動,目前又很難找出新的經濟增長點。類似于家電下鄉這樣的策略并不理想。東部不想買,西部又買不起。有的還說,家電是因為不能出口,才轉銷到農村的,而價格優惠13%,只等于出口的退稅而已。
第三,央行認為,房地產目前仍有回調的危險。商品房開工面積還在下降。其調整時間約需要3年,仍要引起——系列行業的調整。
第四,伴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全球化產業的分工,中國經濟的增長對對外貿易的高依存度,短期內難以逆轉。如我國與美國的年貿易額高達3000多億美元。而我國出口卻在下降,2009年一季度進出口總額同比降24.9%。我國經濟面臨美歐經濟衰退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巨大考驗。
綜上所述,金融危機已到盡頭的說法并不可靠,現在僅是進入止穩狀態。因此,如何從認識危機產生原因和怎樣科學認識危機的問題出發,進而總結經驗、豐富知識、提振信心、沉著應對、認真地做好本職工作、共克時艱這些問題,今天仍然嚴肅地擺在面前,需要我們做出響亮的回答。
因此,今天來探討這個題目并沒有過時,更不是炒冷飯,仍然具有理論與現實的針對性。
基于此,根據有關文獻及筆者學習的體會,這里先講金融危機及其產生的原因,即根源;再講當前人們對金融危機的幾種認識;接著討論一下怎樣科學與辯證地看待金融危機;最后,根據上述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和發展的形勢,談一談金融危機給財務管理和會計工作帶來的思考和啟示。
一、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
至今,有些人仍然感到這場危機來得莫名其妙。在談原因之前,先通俗地說一下什么是經濟危機。
一個國家的經濟,由過熱到停滯,再走向衰退,達到一定程度時,就發生經濟危機。從其表面現象來說,就是你所生產的東西,有錢的人不需要,而需要的人又買不起;或者說,大家需要的東西無人生產,不需要的東西卻還在大量制造。嚴重而又全面的經濟危機,是以下述7種現象為其主要特征的:一是經濟嚴重泡沫化(商品價格嚴重脫離價值);二是經濟結構失衡,生產相對過剩;三是銀行嚴重虧損,有的倒閉;四是很多企業破產,大量員工失業;五是發生通貨膨脹或是通貨緊縮;六是經濟下滑;七是經濟秩序混亂。當人類被動地接受懲罰后,又會回到價值規律上來,使經濟得以恢復。但以后又會再出現經濟危機,使經濟呈現周期性、螺旋式上升。因此,經濟危機既有始,也會有終,所以稱其為經濟發展的周期性。
那么,產生金融危機的原因是什么?應當說,各個時期產生經濟危機的具體原因不盡相同。更為重要的是,金融危機至今還在繼續。此時,要對這場金融危機做出全面的尋根究源還不是時候。下面根據有關資料,講五個主要原因。
(一)過度消費和超前消費
美國人有過度消費和超前消費的習慣,今天敢花明天或是后天的錢。然而。天上掉不下餡餅。這就要碰到一個問題,怎樣才能有錢保證過度消費和超前消費?常規的做法是借債和撈錢。
先說借債。美國人在世紀之交,儲蓄率已是0,且敢于借錢花,負債的水平相當高,據說已達10多萬億美元。這是什么概念呢?拿我們的人民幣來說,10多萬億美元,相當于70萬億人民幣。而我國2008年的財政收入約6萬多億人民幣。即使什么錢都不花,12年左右才能還清債務。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也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有人說過。美國是太多的人花了還不起的錢,世界太多的人又把錢借給了不該借的人。如很多國家都買
美國的國債,我國到2008年底總共持有美國的國債7274億美元,占美國國債的23.6%,已經超過日本,是美國國債第一大持有國。現在,我們還在買美國的國債。
再說撈錢。多年來,他們揮舞著美元的大棒,認為經濟的增長已不是依靠主要的生產要素,而是熱心地去制造科技網絡泡沫、房地產泡沫和衍生產品泡沫等等,以便撈錢。有這樣的社會存在,就很容易養成投機的心理。投機雖是市場的劑,但漠視風險的過度投機所制造的泡沫總是要破的,也就是必然要受到價值規律的懲罰,使市場失去穩定的基礎,引發金融危機。例如,近年來,在高利潤的誘惑和激烈競爭的壓力下,投資銀行逐步地放棄需要資本金很少、以賺取傭金的主業務,而是不務正業和本末倒置地大量介入“次級貸款”市場和復雜衍生金融產品投資。而衍生金融產品又具有眾所周知的杠桿效應,可以放大收益和風險,交易主體只要交少量的保證金就可以完成高回報的交易。高杠桿率使得投資銀行對融資依賴增強,一旦投資銀行不能通過融資維持流動性時,就容易引起投資銀行的破產。美國五大投資銀行就是教訓。
(二)金融創新過度和不恰當使用
雖然金融創新對金融的發展具有推進器的作用,但又有放大風險的一面,是把雙刃劍。因此,必須把金融創新風險置于可控的范圍內。美國是推崇金融創新的國度,現在究竟有多少衍生金融工具,誰也無法搞清楚。它們又是如何創新和使用金融創新工具的呢?如美國的房貸機構——房利美和房地美購買商業銀行和房貸公司流動性差的貸款,通過資產證券化,將其轉換成債券在市場上發售,投資銀行又利用其金融工程技術,通過創新再將“次債”進行分割、打包、組合并在市場上分別出售。由此衍生層次變迭加,信用鏈條拉長。其結果是沒有人去關心這些衍生金融產品的真正基礎價值。從而助長和推動了極度的短期投機趨利化,最終釀成了嚴重的金融市場危機。可以說,美國本輪金融危機就是“次貸”危機所蔓延的結果,“次貸”危機是美國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過度和不恰當使用金融衍生品的產物。
總之,好大喜功和寅吃卯糧,終究是要付出慘痛代價的。同時,也使我們想到,我們黨所提出的可持續的發展戰略是何等的正確和有眼光。
(三)對經濟疏于監管
正反的經驗均證明,市場經濟是法制的經濟,必須依法進行監管。建立在法制和監管基礎上的一些市場運行的基本規則和制度,是一個健康和有序的金融體系賴以運行的基石。市場主體如果脫離監管和法制的約束,過度追求盈利,盲目競爭,市場就可能滑向無序,金融危機就極易發生。而美國自由金融主義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頂峰,必然導致金融市場的系統性崩潰。總理2009年初在劍橋演講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場金融危機使我們看到,市場也不是萬能的,一味放任自由,勢必引起經濟秩序的混亂和社會分配不公,最終受到懲罰。總理還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一些經濟實體疏于監管,一些金融機構受利益驅動,利用數十倍金融杠桿進行超額融資,在獲取高額利潤同時,把巨大的風險留給整個世界。這充分說明,不受管理的市場經濟是行不通的。
(四)不合理的高薪激勵
有關機構的研究資料表明,2007年美國大企業高管薪水水平是普通員工的275倍,而大約30年前,則是35比1。在中國,據媒體的披露,中國銀行董事長是150萬,相當于美國30年前的水平。金融機構對高管激勵措施,往往與短期證券交易收益掛鉤。在誘人的高薪軀動下,華爾街的精英們為了追求巨額短期回報,紛紛試水“有毒證券”,借助于金融創新從事金融冒險。如前所說,美國的房貸機構、經紀公司將貸款發放給沒有還貸能力的借款人,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則將房貸資產打包賣給投資者,重獎之下放棄授信標準。離開合理邊界的高薪激勵,是這場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禍首之一。
(五)數學模型的濫用
數學模型本身是科學與嚴密的,但卻是靜止的,而資本市場則是生動活潑和瞬息萬變的。數學模型依賴一些脫離現實市場條件的抽象假設和歷史數據,因而只能在一定范圍內作為投資決策參考,不能作為投資決策的依據。過分依賴模型進行投資決策是不科學的,必須對模型計算結果給予科學判斷。恰恰是不準確的投資模型,使得華爾街分析師、精算師忽略系統性錯誤,并在證券化分析、系統風險估算,甚至違約率計算上出現預測失誤,最終成為這次美國系統性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誘因。
存在決定意識。金融危機,既然發生了,人們會有怎樣的認識呢?
二、對這場金融危機現有的幾種認識
下面列舉現有的三種認識。
(一)巴不得一夜之間就能告別經濟危機
據有的媒體披露,1998年東南亞發生了金融危機,泰國人一夜醒來,每個家庭的財富縮水了20%。本次金融危機已造成世界4萬億美元損失,大體上每人平均約3萬元人民幣。這對非洲絕大多數的國家和我國有些地區來說,都是天文數字。對我國來說,尚未見到這樣的指針和數字。盡管我國經濟基本面還是好的,但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都蒙受了損失,其程度估計不會亞于泰國人。根據媒體的披露,給我們留下較深印象的有:
第一,經濟下滑。如2008年國家的GDP和財政收入增幅都比上一年下降。
第二,股市滬A從六千一百多點跌到一千六百多點,降了72%左右。2008年A股的市值減少了20多萬億元,創證券市場開張侶年以來的記錄。因市值減少,中國經濟證券化比率也從2007年157.5%回歸到2008年的53.87%。
第三,就業面縮小,失業增加。畢業大學生就業難,有一千多萬農民工返鄉,使許多家庭的收入縮水,生活陷入了困境。
第四,企業的業績下滑,職工的工資和獎金減少。
不難想象,上述的這些情況給生活帶來了壓力,又給精神上帶來煩惱。甚至使人容易產生悲觀失望情緒,對經濟和生活失去應有信心。例如,由于金融危機的發生,美國人比7年前還窮,歷史倒退了7年。世界上已有4位億萬富翁自殺。4月22日,美國住房抵押貸款的主要來源之一——房利美的CFO也在家中自殺。鄰居都講他是好人,同事講他的能力出眾,去年還獲85萬美元獎金。自殺原因可能是壓力太大。俄羅斯的億萬富翁因金融危機也少了一半。香港的百萬富豪在2008年減少了6.6萬人,平均流動資產(基金、股票、外匯、債券及其它流動資產)減少120萬港元。因此,許多人巴不得在一夜之間就能揮手告別經濟危機。
(二)盼望房價能越低越好
我國房地產的價格時有上漲過快的情況,很多低收入家庭買不起房子。政府根據這一現象,采取了如運用稅收和利率杠桿等調控的措施,鼓勵買房。有的人希望政府能進一步運用行政手段,打壓房價,價格越低越好,使大家都能買得起房子。
(三)希望天天有便宜貨
為了促進消費,刺激經濟,政府采取了包括發放消費券在內的許多措施,幫助困難群眾。許多企業也為了使自己手頭有真金白銀,以便在危機中取得主動,采取了包括降價在內的許多促銷策略,有許多商品的價格低于成本。這種策略使得部分人認為,經濟危機沒有什么不好,工資一分也沒少,而衣食住行樂都在降價,天天有便宜貨可買。有的人一買東西,就可以用好幾年。
上述這三種比較有代表性的想法,是否全面與科學?
三、必須以科學、辯證的眼光看待這一場金融危機
針對上述三種想法,相應地講三點:
(一)應充分認識到金融危機的客觀性和不可抗拒性
當今,世界絕大多數的國家放棄了計劃經濟的模式,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的本質是競爭,價值規律必然要起作用。所謂的價值規律,講的是商品的價值量取決于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目前還無法加以直接計算,只能借助于價格(貨幣)加以表現。由于供求關系,價格會隨價值上下波動,但最終決定價格的是價值。市場經濟正是通過價值規律的價格機制進行調節。即通過價格信號知道要生產什么,不生產什么。所以,價值規律是一所偉大的學校。
市場經濟同樣存在著許多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在追逐利潤的競爭中,由于信息不對稱和生產的無政府主義,會使生產具有很大盲目性,進而引發經濟結構失衡,從而出現開頭所講的那些經濟危機現象。這些現象,不是買賣雙方或是某個人特意安排的,而是在價值規律作用下,受到懲罰后才能知道的,屬于事后的懲罰,當發現并要糾正時已經來不及了。因此,經濟危機是無法阻擋也逃脫不了的。換言之,經濟危機不是那種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東西,而是具有客觀性質和不可抗拒性,并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另一條經濟規律,叫做經濟周期規律。這也是實行市場經濟這一資源配置形式,在創造高速生產力同時,必須付出的代價,或是不可克服的弊端。正因為如此,認識并深入理解金融危機應成為人生的必修課。
(二)商品房價格并非越低越好
商品房價格問題,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思維上往往會出現“剪不斷,理還亂”的狀況。
首先,從理論上看,商品房價格不是由主觀愿望決定的,它最終是被商品房的價值所決定的。也就是價格太高了,背離其價值,很多人買不起,這當然不行,也不可能長久下去;反之,如果太低了,虧本生意沒有人會做。其價格問題,只能由市場決定,由價值規律進行調節。決不能倒退到商品價格均由政府規定的計劃經濟體制時代。況且,據統計,房地產行業牽涉到五十幾個行業,如鋼鐵和水泥等行業,是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占到GDP的比重10%,與相關的56個行業加起來占到GDP的40%。這里有個如何照顧到更多人利益的問題。
其次,商品房價格問題,同很多經濟問題一樣,是一個兩難選擇的問題。溫總理2009年2月28日與網友在線交流時說,住房人均不足10平方米的要超過千萬戶以上。但是。筆者認為實際比這要多。因為每年的大學生有600萬人,不久就要結婚,這需要多少房子?總理這里想說的是,商品房目前還存在著很大的需求。可總理沒有講另一方面,也就是現在居民手中有錢,光儲蓄就有25萬億多元,這還沒有包括基金、股票、債券、外匯等。可為什么老百姓手中有錢。又有需求,而商房卻大量積壓?其癥結是開發商與消費方想法不一致,沒有找到合理的價格。從政府的角度來說,處于究竟是傾向老百姓還是傾向開發商這種兩難選擇的境地。十個行業的振興計劃只有房地產行業可能與此有關。如何解決需要與價格的均沖性問題,這正是企業家和經濟學家的任務。最近中央發表了房地產白皮書,稱由于需求的剛性,再降房價的可能性很少。
最后,關于是不是必須讓每個人都能買得起房子的問題,號稱世界上收入最高的美國,也只有30%左右的人有房子,其它的人都是租房子住,很多人租住政府的廉租房。其實,經濟高度商品化后,人力資源也高度地在流動,買個房子會感到很拖累。
總之,商品房價格要降到合理的價位,并非越低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商品房價格不能嚴重背離價值。
(三)商品低價促銷問題只能治標不能治本
經濟學中有個基本常識,只有投入小于產出時,社會不僅能生存,而且能發展。因此,任何社會都要節約,力爭以盡可能少的投入來取得盡可能大的產出。這里講的節約,歸根到底是時間節約,時間節約規律被稱為是最高級的經濟規律。社會對節約要求的強制性,也適用于企業。現在用時間節約規律來看促銷的現象,企業能長期用低于成本的價格出售商品嗎?如果是這樣,企業一定不能生存。現在的促銷只是一種戰略,而且他們失去的也希望能在今后得到補償。促銷對于經濟危機來說,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更不是長遠之計。
由此可見,上述的三種想法均不大科學,且存在片面性,也不符合辯證法。對于金融危機,科學的態度應是:一方面是要承認和尊重規律,人類在它的面前是渺小的;另一方面,要提振信心,積極地去面對。也就是說,30年前我們選擇了市場經濟,享受了市場經濟帶來的快速發展;今天我們也要勇敢地面對市場周期性波動。
四、金融危機對財務管理和會計工作的啟示
對財會工作者而言,這次經濟危機,可以暴露和反思以往在財務管理和會計工作上的不足,把它看成是彰顯和提升財務理念的好機會,把財務管理和會計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當今,每個企業都必須有針對性地加強以下的建設和管理。
(一)必須加強財務管理的戰略研究和建設
財務管理應采取什么戰略?這是財務管理的首要問題。過去,有相當多的企業隨波逐流,人家做什么就跟著做什么,什么賺錢就做什么。而不去研究、咨詢、分析和制訂戰略,確定經營模式。根據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今后應看重考慮的問題主要有:
1企業的生產經營要著重于實業
當前的危機是危中有機,關鍵看能否抓住機遇。現在政府為應對金融危機所投入的每一分錢,在戰略上都要立足于科學發展,再不能回到傳統發展的老路上去。也就是在保速度、保增長的同時,要做到促進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促進建設現代產業體系。因為只有培育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經濟增長點,才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可持續性,才是應對危機的長久及治本之策。在制訂企業經營和財務管理的戰略時,我國的實體經濟應名副其實,生產經營應重在實業。
雖然融資等問題離不開資本市場,但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資本市場上,特別是股票投資。
2要慎用各種理財的金融衍生產品
本來,金融創新的根本目的是要規避風險和套期保值,并非危機的根源,但如果濫用或將其視為投資工具,就會成為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2007年全球外匯資金和金融衍生產品全年交易量達3259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GDP總和的67倍,已超過了實體經濟的需求。俗話說“吃一塹長一智”。特別是要慎用各種理財的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要注意掌握使用中的“度”。那么,其度如何把握呢?據數據介紹,一般可以遵循以下的原則:
第一,總量適度的原則。要以規避風險和套期保值的需要為標準,而不是要通過投資獲利。否則又將演變成不可抗拒的風險。
第二,程控的原則。對金融衍生產品投資要有內控機制,如果是無法控制,則不能投資。
第三,穩步推行原則。先推行簡單、風險低的產品,等待水平提高以后,再向復雜、風險高的產品過渡。
說到財務戰略,熱門的話題是樓市和股市,卻很少有人去關心居民儲蓄以及貨幣量擴大的問題。可把它比喻為定時炸彈、籠中虎、或是堰塞湖,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會爆炸和潰堤?估計在未來GDP溫和增長下還可能發生通貨膨脹。對此,在理財戰略上怎么應對?
(二)加強風險導向型內部控制制度的建設
內部控制隨環境變化,處于不斷的演進之中。針對現代企業風險無時不有、無處不存的這一環境,COSO委員會于2004年頒布了企業風險管理框架(ERM),認為以前的內部控制整體框架,包含在企業風險管理框架之中,足以說明對企業風險管理的重視。從中明白,風險發現就是收益發現的過程。這次金融危機不知有多少企業倒下(20世紀30年代有15000多家銀行倒閉)?2009年的頭兩個月,美國又有14家銀行倒閉。盡管各個企業倒閉的原因不盡相同,但共同的原因是對風險的管理不到位,資金的風險管理做得不好。根據這次金融危機給我們的教育與啟示。當前資金的風險管理應針對性地做好三個方面:
第一,現在相當多的企業,仍然存在著不是內部人控制就是外部人控制的局面,這是造成資金風險管理有名無實的重要原因。在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中,要建立科學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和有效的授權與監控機制。因為在風險投機收益的誘惑面前,監督往往無效。制衡才是最有效手段。
第二,要加強企業的文化建設,特別是要加強責任感的建設。這是因為:一方面風險管理絕不是管理階層幾個人的事,而是要貫穿企業管理的每一個過程和每一個人;另一方面,制度不是萬能的,新的情況與問題會不斷發生,這就要求做到在授權之內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第三,大國之間的摩擦或由于某個國家的金融危機,都會對收匯造成致命的打擊。還有不斷創新金融的工具,它們都充滿風險,需要對此高度警惕。
(三)樹立“現金為王”的觀念
資金是企業“血液”。對此,人們在平日里也許不能充分領悟,但在金融危機的環境下,就不再難以理解了。這次的金融危機給我們的啟示之一是現金對于企業的重要性。事實表明。由于現金流動性不足,不能償還到期債務而破產的不在少數,甚至有的企業還是盈利性破產。因此,在預期融資困難時,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企業就必須儲備盡可能多的現金,以保全企業的生存。盡管金融危機不是經常爆發,但又很難預期。從這個角度看,如果希望企業的基業常青,控制負債水平,保持科學流動性,持有必要的現金儲備,就顯得十分必要。這就是所說的“現金為王”的觀念。同時,在方法上,要重視企業現金流量表的編制、分析和應用,把現金流量表放在首位。
這并不是說持有現金多多益善,而是要注意收益與風險的匹配。從理論上說,資產的盈利性與流動性具有替代關系。企業現金保持量越多,流動性就越強,但極端了會嚴重影響其盈利性;企業現金保持量少,盈利性就強,但極端了會嚴重影響其流動性,這就是利益與風險的匹配。如何做好匹配,宏觀經濟行業環境、國家貨幣政策、公司財務狀況等都是公司現金持有量的影響因素,有很深學問。現有人對1998年世界主要國家或地區現金持有比率[=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資產-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進行了比較,發現美國企業的現金持有比率為6.4%、英國為6.1%、日本為15.5%、我國臺灣為11.6%。相比而言,國內大陸上市公司現金持有水平比較高:中國上市公司的現金持有比率約為16.8%。1998~2007年中國上市公司的平均現金持有比率約為24%。各國比率相差的原因是什么?沒有答案。
(四)對企業會計準則進行再認識和提出新的認識
2007年我國上市公司實施了與世界趨同的新會計準則。其最大的特點之一,是引進公允價值這一計量屬性。經本次金融危機實踐的檢驗,其科學性及效果如何呢?
先做簡單的回顧。1990年9月10日,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時任主席理查德·c·布雷登,在參議院銀行、住宅及都市事務委員會作證時指出,歷史成本財務報告對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于事無補。他首次提出應當以公允價值作為金融工具。但是近20年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一直存在爭論并不斷進行調整、修訂與完善,經歷了風風雨雨。
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公允價值計量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問題再次成為金融界與會計界的焦點。對其看法有不同聲音:
據資料證明,歐美政治家曾經把矛頭指向了按市價計算的所謂公允價值的會計準則。他們認為,在金融危機時,公允價值計量會令很多金融機構的資產價值被嚴重低估。為了讓資產負債表好看,又會被迫拋售損失比較大的資產,進一步壓低了這些資產價格,造成惡性循環。因此認為公允價值計量是加劇金融危機的因素之一。
現任財政部會計司司長劉玉廷在參加一次座談會時指出,金融危機與公允價值并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系,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是美國超前消費及衍生金融產品泛濫。它原則上是經濟問題而非會計問題,公允價值僅是一種計量工具,是一種事后反映,并不是促成危機發生的原因。用公允價值進行計量是沒有問題的,只是計量方法上還需要研究。
對這些意見怎么看?筆者認為,公允價值計量從表面上看來,只是一種計量的方法問題,這沒有錯。但它客觀上會導致利潤表和資產負債表項目發生波動,從而會影響著經營者與投資者行為,是有經濟后果的。問題還在于,所謂的公允價值取得,存在著技術上的困難。同時,公允價值既有如實反映的一面,又會有各人理解不同的一面,很容易縱并運用于盈余管理等。具體到本次金融危機,其主要的表現是:公允價值在反映企業金融資產的價格上過于敏感,很多時候會成為資本市場助漲與助跌的工具。也就是在市場狂熱時,它可以加劇市場狂熱;而當市場陷入恐慌時,則可以加劇市場陷入恐慌,這就是人們所講的推波助瀾。針對這些問題,應該通過這次金融危機的實踐進行分析,并得到相應啟示。現總結以下幾點:
第一,要注意流動性管理。流動性可以簡單地理解為現金支付能力,它是企業資產配置和資本結構管理的結果。因此用公允價值計量資產和負債,要以流動性為目標,要能保證企業在持續經營的前提下,有足夠現金頭寸。
第二,提倡交易對象的管理。交易對象使用公允價值計量,在管理上,應運用該法獲得交易對象的情況概要,對各項財務的指標影響進行判斷,包括收益、資本、財務比率是否達到企業內部控制標準。
第三,重視處理好與投資者的關系。與公允價值計量相關的,尤其是不可觀測數據的采用、管理層的判斷等,更是企業需要詳細披露的內容。同時管理層需要重視與投資者溝通,并解釋財務指標的變動,使投資者了解企業的價值等。
總之,公允價值計量不是惡魔,也不是救世主。它是現今金融市場高度發達的必然結果,全面否定它并不可行。在思想方法論上,不能簡單化,而要具體問題做具體分析,也就是對公允價值計量的使用要注意硬約束。今后,公允價值這種計量方法還需要在實踐中檢驗,不斷地進行再認識并提出新認識。
【關鍵詞】金融危機民辦高職挑戰發展契機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演變而成的全球金融危機如海嘯一般迅速席卷全球,金融、房產、制造業等實體經濟首當其沖,投資量大幅縮水,影響頗大。根據教育的外部關系規律,教育與經濟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教育要受社會經濟的制約,并為其服務,特別是承擔著培養高級專門人才重任的高等教育,更是聯系緊密,因而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也更為直接。民辦高職在全球性金融危機面前,將會面臨怎樣的挑戰,前景如何,又如何化解沖擊,抓住機遇,趁勢發展,這些問題在當前看來意義重大。
一、金融危機給民辦高職帶來挑戰
1、家庭收入減少,致使大面積的學生流失,進而將會引起學校財務緊張等一系列危機。當前,金融危機已經對中國的實體經濟產生了嚴重影響,并且這種影響還會進一步加重。收入水平的降低和就業崗位的減少是經濟危機的基本特征。數據顯示,歐美市場占我國總出口的40%,由于歐美出現經濟衰退,我國制造業的出口有所放緩,在長三角、珠三角的一些地區,出現了中小企業停產、減員,勞動力市場用工量下降等現象。失業必將導致中國家庭的預期收入減少,而家庭收入的減少則會使民辦高校招生和保持在校生規模的減小。對于依靠學生學費維持發展的民辦高職而言,沒有了學生或者學生規模減小,將直接導致學校財政困難,甚至被迫倒閉。
2、就業壓力加大,降低民辦高職的吸引力。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高校畢業生數量繼續增加。2009年高校畢業生總量將達610萬,約占城鎮新成長勞動力總量的一半以上。另外,由于有一批學生當年畢業后未能及時就業,歷年累積,今年要求就業的高校畢業生達到700萬人以上。與此同時,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就業需求整體下降,企業對新增勞動力的需求減少,這必然會使高校畢業生就業需求與社會就業供給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對于民辦高職而言,形勢可謂異常嚴峻。一方面民辦高職院校專業設置過于集中在經貿、計算機、機電、涉外等領域,金融危機必然會影響這些專業畢業生就業;另一方面,就業門檻的限制也影響了民辦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就業。長期以來,社會觀念普遍認為“公大于私”,“公辦好于民辦”,再加上是專科層次的高職,在就業市場上,與公辦高校和本科院校的畢業生相比,顯然處于劣勢地位。這些原因必然會使得民辦高職的吸引力大大降低。
二、金融危機帶給民辦高職發展契機
雖然,金融危機給民辦高職帶來了嚴峻的挑戰,但同時,民辦高職在金融危機的面前也具有良好的發展契機。
1、民辦高職更易吸引社會投資和信貸支持。民辦高職作為一種民間投資辦學形式,在當前經濟不景氣的形勢下,投資其他產業,風險較大,而投資高等教育,則發展前景依舊看好,收入也比較穩定。再加上政府為擴大內需,刺激消費,勢必出臺相關政策,鼓勵社會力量辦學,民辦高職也會獲得相應的信貸支持。國務院提出系列措施的第十條要求,“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取消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有針對性地培育和鞏固消費信貸增長點”。我國商業銀行傳統信貸的對象主要是企業、公司,而往往是這類貸款呆賬、壞賬較多,風險較大。而教育信貸,則具有償本付息能力較強、風險較小的特點。金融支持教育有助于金融機構改善自身信貸資產的結構,降低金融風險,開辟新的利潤來源,此等利好之事勢必促使商業銀行積極向民辦教育提供信貸支持。
2、民辦高職辦學機制靈活,適應能力強。自主靈活是民辦高校最大的特點和優勢。曾經是中國農業大學的校長,現任北京吉利大學校長的江樹人認為,民辦高校辦學的靈活機制表現在,用人制度、辦學模式、以市場為導向的專業設置等方面;并且隊伍精干、以崗定人,不養閑人;辦事效率高。因此,相比公辦高校來說,民辦高職在氣勢洶洶的金融危機面前,完全可以充分發揮民辦機制在爭取教育資源、人力資源配置、教育活動建構、質量效益訴求等多方面所具有的自主性、靈活性、敏感性、快捷性和經濟性等優勢,針對人才市場需求,設置和調整專業,提高教育質量,培養“適銷對路”專門人才。
3、民辦高職可以適應社會高技能人才的培養和就業培訓需求。目前,我國仍缺乏大量的高級技術人才,這嚴重限制了我國企業產品質量的提高和技術含量,加劇了經濟危機的沖擊。因此,民辦高職完全可以抓住這一良好機遇,積極“培養面向基層、面向第一線、面向現場,適應生產、建設、管理、服務一線崗位的技術應用性人才”。同時,面對社會失業人口的增加,民辦高職完全可以結合市場需要,積極開展產業化的職業技能培訓和技能服務,為廣大失業者提供各種就業培訓,提高他們的再就業能力。
4、金融危機來襲,為民辦高職進行校園建設和充實人才隊伍提供良好時機。雖然,近幾年民辦高職院校發展比較快,規模也不斷擴大,硬件建設有的甚至好于公辦高校,但是,從總體上看,民辦高職院校的硬件設施條件無論是在學生宿舍環境、教學設備還是校園美化,相比公辦高校,仍有較大的差距。金融危機爆發,經濟不景氣,各種資產價格有所回落,建設成本降低,正是民辦高校大力補足教學資源、充實辦學條件、提高辦學質量的大好機會。此外,民辦高職長期存在著師資尤其是高水平師資短缺的問題。從目前我國民辦高職院校的實際情況來看:師資多以兼職教師為主,專職教師所占比例相對較少,僅占30%左右;專職教師中以公辦高校的退休教師為主,中青年較少;中青年教師的學歷層次和職稱水平與公辦高校相比又較偏低。因此,民辦高職院校完全可以充分利用人才就業需求冷淡的良好時機,積極引進各類急需人才,培養自己的專業帶頭人和教研骨干,加強專業建設,建設一支以專職教師為主、兼職教師為輔的高水平師資隊伍。這也是學校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三、化解危機,抓住機遇,趁勢發展
世界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剛剛開始。隨著危機的逐漸蔓延,對中國的影響還將進一步加劇。民辦高職院校在危機面前,不應退縮而無所作為,而應積極應對,化解危機,抓住機遇,趁勢發展。
1、更新觀念,強化管理,提高辦學效益。首先,民辦高職院校必須具有現代教育理念和現代市場經營理念。民辦高職院校的辦學者不僅要學會管理大學,而且要學會經營大學,成為善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海里準確把握教育使命和教育規律的人。學會用管理現代企業的手段和產業化運作方式來管理學校,制定學校的發展規劃,建立適應自己發展的靈活高效的新型運行機制。
其次,民辦高職要強化管理,向管理要效益。民辦高校是社會力量辦學,其性質決定了學校需科學管理,高效運作。當前,大多數民辦高職院校管理體制還不完善,各種制度還不健全,人治現象還很嚴重,用人機制也存在家族傾向;分配制度方面總體報酬偏低,對高層次人才吸引力不大。因此,民辦高職院校必須強化內部管理,完善各項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效率,科學配置教育資源,提高教育效益。這樣,才能在經濟危機面前,擁有可持續發展的競爭實力。
2、廣泛爭取社會支持,積極拓寬融資渠道。高等教育持續發展的關鍵在于辦學投入的持續增加。民辦高職院校既沒有國家的財政撥款,也沒有像公辦高校所享受的銀行無息、低息或貼息貸款支持。資金來源主要是學費收入。單一的資金來源,致使融資渠道不暢,從而一定程度上嚴重影響了民辦高職院校的發展。因此,民辦高職應當積極利用國家鼓勵社會力量辦學的良好政策環境,堅持多元化辦學,增強與社會各方面的聯系與服務,廣泛爭取社會的支持,積極尋求新的資金投入方式和辦學道路。民辦高職院校還可利用自己獨有的專業優勢積極拓寬跟企業的合作領域和合作模式,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從企業的利益出發,努力營造校企合作的雙贏氛圍。例如,積極創造條件,爭取企業進校合作共建仿真實訓基地(中心);借助企業教育培訓資源優勢,實行校企鏈式聯盟經營,培養培訓行業緊缺人才;吸納企業資金,聯合經營產業等。
3、牢固把握培養目標定位,順應市場需求。民辦高職必須牢牢把握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定位。民辦高職的人才培養應定位于培養面向生產、建設、服務和管理第一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在人才培養與教育教學模式上,依據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構建以能力為主、基礎理論適度、技術能力強、知識面寬、素質高的人才培養模式;根據職業(崗位和崗位群)分析,以應用為主旨和特征構建職業教育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強化學生的動手操作能力。
民辦高職在當前經濟危機情形下,要及時跟蹤市場需求的變化,主動適應區域、行業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根據學校的辦學條件,有針對性地調整和設置專業。要堅持以人才市場需求為導向,尋找市場“空白點”,搶占人才市場空缺領地,全面提高教學質量,以提高學生就業能力為目標,使學生滿意,家長放心,從而提高民辦高職的吸引力和社會認可度。
4、合理配置人才,建設精良教師隊伍。人力資源是民辦高職院校發展的核心,師資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關鍵,沒有穩定優化的教師隊伍,學校的可持續發展也就無從談起。哈佛大學的前校長科南特曾經說過:“大學的榮譽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數,而在于它教師的質量。”因此,民辦高職院校必須組建一支師德高尚、結構合理、水平較高、相對穩定的教師隊伍,特別是要結合高職院校的特點,重點抓好“雙師型”師資隊伍的建設,通過相應的激勵機制和必要的鼓勵措施,做到按需設崗,按崗評聘,對各種人才進行合理配置,建設一支以專職教師為主、兼職教師為輔的高水平師資隊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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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08年發生的世界金融危機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現象,幾乎各國經濟都深受其害,中國經濟也受到較大的沖擊,世界經濟陷入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困難的境地。本文對當期世界金融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進行比較,并提出了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
關鍵詞 金融危機 異同 措施
一、引言
金融危機指的是與金融相關的危機,也就是金融資產、金融市場或金融機構的危機,如股災、金融機構倒閉等。本文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美國次貸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進行分析,通過比較二者的異同,最終得出對中國的啟示。
二、兩次危機的比較
(一)相同之處:從宏觀層面看,股票暴跌、貨幣貶值、金融機構倒閉、房地產縮水、失業劇增、經濟增速下滑、經濟衰退、部分地區局勢動蕩等。
(二)不同之處:一是兩次金融危機發生地及影響范圍、程度不同;二是兩次金融危機爆發的導火線及表現形式不同;三是兩次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不同;四是兩次危機的應對措施不同;五是兩次危機對中國產生的影響不同。
三、兩次金融危機給中國帶來的啟示
中國加入WTO后帶來的挑戰增加了中國金融開放過程中的不穩定性,可能導致脆弱的體系不堪一擊,國際金融的動蕩不安也同樣構成對中國金融穩定的威脅。
第一,充分認識金融創新所伴隨的風險,金融體制和金融監管改革的重要性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金融創新。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是一場新型的金融危機,其產生的內在機理就是金融產品透明度不足、信息不對稱,金融風險被逐步轉移并放大至投資者。這些風險從住房市場蔓延到信貸市場、資本市場,從金融領域擴展到經濟領域,并隨著金融全球化,通過投資渠道和資本渠道從美國波及到全球范圍。
第二,虛擬經濟不能脫離實體經濟。當前的次貸危機是虛擬經濟的過度發展而又缺乏監管導致的虛擬經濟運作鏈條出現問題,繼而導致連鎖反應,發生大量的虛擬經濟的破產最終拖累到實體經濟,釀成世界性經濟危機。無論是上世紀末的東南亞金融危機還是當前的次貸危機,都充分說明虛擬經濟嚴重脫離實體經濟容易產生嚴重的泡沫風險。因此,為確保經濟安全和金融安全,既要追求經濟的較高發展速度,更要警惕泡沫經濟。
第三,謹慎對待金融自由化理論。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各國對銀行和金融業已經實施了很長時間的自由化政策,取消和放松了許多對金融業的管制、限制和強制性規定。泰國在保持進出口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60%以上對外貿易勢頭的基礎上,于1991年-1993年實現了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自由化,即實現了金融完全自由化。之后不合時機的資本項目的開放通過開放廉價的短期外資融資渠道助長了信用的膨脹,促使銀行過度冒險,而信貸膨脹的結果是巨額的貸款損失和銀行資產負債表的惡化。從泰國因貨幣危機導致其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1-3年(甚至更長)的停滯和衰退來看,適度的金融自由化對促進金融和經濟發展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但是過分的、絕對的金融自由化必將導致金融失控和金融秩序的混亂。因此,金融控制對一國經濟的良性運行和健康發展顯得尤為重要,而不加區別地推行金融自由化可能給我國帶來的不是巨大的便利,而是巨大的風險。
第四,引導產業結構升級,保持經濟發展的連貫性。1995年,泰國占70%左右的對外貿易比例,嚴重破壞了產業間比例的平衡,導致出現產業間發展關系之大忌。正是由于存在嚴重的產業結構單一和對外依存度過高的問題,東南亞各國經濟在經歷了長達二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后,以勞動密集型為特色的國際分工地位有了重新調整的要求,由于缺少發揮緩沖作用的產業環節,產業重點變換伴隨著激烈的競爭,最終給經濟金融帶來了劇烈的震蕩。我國也是一個處在產業結構升級和轉移階段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存在較明顯的區域性差異,應當考慮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梯度轉移,確保在東部、南部地區進行產業升級的同時,維持多層次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整體連貫性。對于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而言,避免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有助于抵御外部沖擊和干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
第五,次貸危機也給中國宏觀調控提出了啟示。為防止市場發生逆轉而引發大規模的恐慌,有必要在源頭上杜絕風險,通過適當的宏觀調控控制金融資產以及實物資產的泡沫擴張,防止價格下跌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一方面,有必要把資產價格納入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時的監測對象。因為一旦資產價格通過財富效應或者其他渠道最終影響到總需求或總供給,就會對通貨膨脹率產生影響,因此,很有必要把資產價格的漲落作為制訂貨幣政策的重要參考。另一方面,進行宏觀調控時必須綜合考慮調控政策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美聯儲連續加息時,對房地產市場能承擔的壓力重視不夠,因此中國在實施宏觀調控時應綜合權衡各方面影響。
第六,建立國際間協調機制。全球市場的聯動性日益增強,為維護本國以及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對于與宏觀經濟、社會大眾聯系最為密切的金融機構而言,危機中的互助至關重要,忽略社會責任,完全按照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決策,最終的危機可能是群體性的危機。如何保持金融機構風險管理的多樣性,避免金融機構出現個體利益與整體利益的決策沖突,是次貸危機帶給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之一。當他國發生金融動蕩,為防止該國金融衍生品鏈條斷裂引起本國金融市場發生恐慌性金融動蕩,基于國際視角,可以與世界其他國家聯合制定有利于緩解金融危機和流動性黑洞的貨幣政策,利用公開市場操作等方式恢復本國以及世界投資者信心,共同克服困難。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