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05 16:45:33
導語：在社會治理水平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必須把加強質量工作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上來。質量是興國之道、強國之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質量問題關系到可持續發展，關系到人民群眾切身利益，關系到國家形象。
當前，我國質量發展的基礎還很薄弱，質量水平的提高滯后于經濟發展，片面追求發展速度和數量，忽視發展質量和效益的現象依然存在。為此，十報告明確要求，“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
我國是制造業大國，但不是制造業強國。“中國制造”在數量增長較快的同時，質量卻未同步提升。制造業長期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出口產品缺乏核心競爭力。十報告提出要“形成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出口競爭優勢，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因此，以提高產品質量水平為切入點，促進產業優化升級，增強“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實現我國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變，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任務。
質監部門作為質量工作的主管部門，如何以十精神為指導，結合我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新布局，研究解決當前存在的“檢不了、檢不準、檢不全、檢不快”的問題，全面提升全區質監隊伍的能力、素質，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任務。2013年，自治區質監局將開展“提升能力素質年”活動，著力提升隊伍素質，著力提升檢驗檢測能力，努力為自治區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提供更有效的服務。主要任務是：繼續圍繞“抓重點、抓難點、抓亮點、抓新的增長點”的工作主線，下大力做好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
（一） 全面加強自身建設，努力提升質監隊伍綜合素質。近年來，隨著內蒙古經濟社會快速發展，食品、特種設備安全，工業產品質量檢測、認證認可及打假治劣的任務日趨繁重，而質監隊伍的能力素質與這種任務要求不相適應，遠不能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因此，下大力加強質監隊伍的能力、素質建設迫在眉睫。要把提升質監隊伍綜合素質作為“提升能力素質年”活動的第一要務，以貫徹落實中央關于改進工作作風的要求部署為切入點，真正樹立剛正廉潔的依法行政形象、科學權威的技術執法形象、可親可信的人民質監形象。
（二） 全面加強質監技術支撐和業務能力建設，大力提高檢驗檢測能力和業務水平。 一是著力提升檢驗檢測綜合實力。圍繞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需求，進一步加大基本建設投入，積極探索多元化投入、市場化運作、聯建聯營等多種模式，大力加強檢驗檢測項目建設，大力實施基層技術機構能力建設工程、區直技術機構能力建設工程和國家質檢中心能力建設工程。加快推進區直技術機構科學研究基地、特種設備安全檢驗基地、綜合檢測中心和盟市、旗縣檢驗檢測綜合樓和質檢中心建設，努力提升技術機構基礎設施、裝備水平等硬實力。深入實施科技興檢戰略，設立專項科研經費和獎勵基金，推動科研攻關、技術開發、裝備研制和關鍵技術方面的創新突破。 二是著力提升宏觀質量管理水平。深入實施質量興區戰略，推進發展方式轉變，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推動主導產業規模化、新興產業高端化、傳統產業品牌化，促進發展模式向產業匯集、效能集聚、品牌集群轉變。扎實推進名牌戰略，調整名牌產品的結構、種類和布局，扶持農業品牌、培育新興產業品牌、壯大傳統產業品牌、發展服務業品牌。建立和完善自治區、盟市、旗縣三級政府質量獎勵機制，引導企業以爭創質量獎為目標，夯實質量基礎，提升質量管理水平。三是深入實施標準化戰略。進一步完善標準化管理體制，研究制定實施標準化戰略規劃，完善標準化工作政策措施。加快建立和完善自治區支柱產業、重點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標準體系，為我區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標準化技術支撐。繼續推進農業標準化示范區建設，做好13個國家級農業標準化示范區驗收工作。加強現代物流、餐飲服務、旅游景區、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等服務業的標準化工作，重點制訂一批與民生密切相關的服務質量標準，全面提升服務業標準化水平。四是強化計量基礎支撐作用。推動醫院、眼鏡店等開展誠信計量承諾活動和計量合格確認活動，深入推進集貿市場誠信計量建設，培育一批誠信計量示范單位。以打擊計量違法行為為重點，繼續加大計量專項整治工作力度，開展加油機、加氣機及電子汽車衡專項整治和定量包裝商品專項檢查，維護正常的市場計量秩序。加強計量技術機構的授權管理、考核和監督，組織開展計量比對活動，規范計量檢定和校準行為。組織開展重點耗能企業能源計量器具配備、管理、檢定情況的監督檢查，加強能源計量數據采集、處理和使用管理，實現能源計量管理科學化、信息化和系統化。五是全面推進認證認可體系建設。完善以體系認證、強制性產品認證和有機產品、綠色食品、無公害農產品等自愿性產品認證為核心的認證體系，規范認證市場秩序，促進認證有效性的提高。認真落實區局《關于加強認證執法監管體系建設的實施意見》，加強認證監管和執法能力建設，圍繞重點企業、重點產品、重點領域開展認證監督檢查和專項整治，重點查處認證活動和獲證企業存在的違法違規行為。繼續加大對獲證實驗室的監管力度，整改一批不規范的實驗室，取消一批不符合條件的實驗室資質，建立一批示范性標準化實驗室。抓好評審員隊伍建設，嚴格程序管理，統一評審標準，進一步提高現場技術評審質量。
（三） 加強質量安全監管工作，切實解決好群眾關心的質量安全這一重大民生問題。 一是加大信息化建設工作力度。大力抓好以信息化建設為核心的“科技質監”創建工作，認真落實黨的十關于加強信息化建設的精神，密切結合我區質量安全工作的實際，在我們信息化建設已取得成績、見到實效的基礎上，有步驟、分層次地全面推進信息化建設，使之成為全面提升能力素質的重要手段。 二是加大質量安全監管和執法打假工作力度。深入開展乳制品、酒類、食用油、飲料、調味品和食品添加劑專項整治行動，重點整治城鄉結合部等重點區域、食品生產加工小作坊等重點單位。嚴厲查處使用非食品物質和回收食品作原料、濫用添加劑等行為，嚴查非法使用甜蜜素、安賽蜜、糖精鈉、工業明膠、變性淀粉以及廢棄油脂生產加工食品等違法行為。加強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工作，完善風險信息收集機制和分析研判機制，避免系統性、區域性和行業性風險。加大打假治劣力度，突出重點產品、重點行業、重點區域，圍繞食品、化妝品、農資、建材、機電、汽車配件、黑心棉等產品，繼續組織開展“執法打假利劍行動”， 確保不發生區域性和行業性質量安全問題。對問題較多的行業，提高執法檢查頻次；對產品質量問題較多的生產集聚區，組織開展區域集中整治。三是加大特種設備安全監察工作力度。進一步健全和完善特種設備法規標準體系、動態監管體系、安全責任體系、績效評價體系、安全隱患排查治理體系，提高特種設備安全保障能力。突出重點設備領域監管，圍繞學校、公共場所和重大工程使用的特種設備，以及電梯、大型游樂設施、客運索道、氣瓶等涉及公共安全的特種設備，開展專項治理行動，加大監督檢查力度。推進特種設備安全標準化管理，開展車用氣瓶和起重機械安全管理標準化試點活動。全面推進氣瓶電子標簽分類監管和動態監管。推進鍋爐節能監管和在用工業鍋爐定期效能測試工作，將鍋爐能效納入在用鍋爐定期檢驗項目。建立特種設備許可單位質量檔案，開展特種設備普查工作，完善特種設備動態監管系統。加強特種設備安全質量誠信建設，重點抓好電梯維保單位、無損檢測機構、氣瓶檢驗機構、氣瓶充裝單位“黑名單”制度建設。
【摘要】 目的 ：探討反流性食管炎（reflux esophagitis，RE）患者的社會支持狀況和心理健康水平以及社會支持與抑郁、焦慮癥狀的關系。方法 ：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抽取我院胃鏡檢查確診為反流性食管炎患者和健康志愿者，進行問卷調查。問卷內容包括一般情況、社會支持評定量表、抑郁自評量表(SDS)和焦慮自評量表(SAS)，對結果進行統計分析。結果 ：135例反流性食管炎患者和122例健康志愿者完成調查問卷。反流性食管炎患者主觀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均低于健康志愿者(P＜0.01)。反流性食管炎患者與健康志愿者在單純焦慮癥狀、單純抑郁癥狀及抑郁合并焦慮癥狀方面比較，差異均有顯著性(P＜0.05或P＜0.01)。反流性食管炎(A、B級)患者和反流性食管炎(C、D級)患者在抑郁癥狀及焦慮癥狀方面比較，差異無顯著性 (P＞0.05)。反流性食管炎組中抑郁合并焦慮癥狀組與無癥狀組比較，主觀支持分降低(P＜0.01)。結論：反流性食管炎患者主觀支持和支持利用度比健康人群低；反流性食管炎患者有焦慮癥狀、抑郁癥狀明顯多于健康志愿者；具有抑郁合并焦慮癥狀的反流性食管炎患者主觀支持降低。
【關鍵詞】 社會支持；抑郁；焦慮；反流性食管炎
在我國，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飲食結構發生變化，脂肪類食物增多，反流性食管炎（reflux esophagitis，RE）的發生率逐漸增高。李兆申等[1-2]調查顯示，1990-1999年RE占內鏡檢查總數的2.02%，而2000-2004年這一比例上升至5.11%。研究顯示RE同心理社會因素密切相關[3]，心理社會因素可以通過神經內分泌途徑影響食管和胃動力，而RE也常影響人們心理，RE患者常有焦慮和抑郁表現。目前，RE與心理社會因素的關系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但相關研究報道較少。本資料分析了RE患者的社會支持情況和心理健康水平以及社會支持和抑郁、焦慮癥狀的關系，以期為RE患者制定心理干預措施提供依據。
1 對象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隨機抽取在我院行胃鏡檢查確診為RE患者和健康志愿者進行調查問卷。RE患者符合下述要求：①主要癥狀為燒心、胸痛、吞咽困難、反胃等；②經內鏡檢查確診；③排除其他消化系統器質性病變及嚴重肝、腎、心、腦血管等疾病。健康志愿者符合下述要求：無燒心、胸痛、吞咽困難、反胃等癥狀；胃鏡檢查未見異常；無其他器質性疾病。共有135例RE患者和122例健康志愿者完成調查。RE患者中男80例，女55例，年齡27～70歲，中位年齡45.8歲，內鏡下RE分級參照Los Angeles標準[4]：A級為病灶局限于食管黏膜皺襞，長度＜0.5 cm；B級為病灶仍局限于食管黏膜皺襞，相互不融合，但長度＞0.5 cm；C級為病灶在黏膜頂部相融合，范圍＜75%食管壁；D級為病灶相融合，且范圍＞75%的食管壁。135例中A級78例、B級48例、C級7例、D級2例。健康志愿者中男75例，女47例，年齡26～67歲，中位年齡43.7歲。兩組在性別、年齡方面，差異無顯著性(P＞0.05)。
1.2 研究方法
自2008年12月至2009年5月對我院胃鏡檢查確診為RE患者和健康志愿者，進行問卷調查。
1.2.1 問卷內容：①一般情況；②社會支持評定量表[5]；③抑郁自評量表(SDS)[6]；④焦慮自評量表(SAS)[6]。
1.2.2 評價方法：由心理科醫生進行統計，并換算成標準分。①根據SDS計算標準分，≥53分表明有抑郁癥狀[6]；②根據SAS計算標準分，≥50表明有焦慮癥狀[6]。
入選的RE組和健康志愿者組分別再分為無癥狀組（均未達到抑郁癥狀標準、抑郁癥狀標準）、單純焦慮癥狀組（僅達到焦慮癥狀標準，未達到抑郁癥狀標準）、單純抑郁癥狀組（僅達到抑郁癥狀標準，未達到焦慮癥狀標準）和抑郁合并焦慮癥狀組（同時達到抑郁癥狀標準和焦慮癥狀標準）。
1.3 統計學處理方法
兩獨立樣本均數比較采用t 檢驗，分類資料采用卡方檢驗，多組間比較采用方差分析。
2 結果
2.1 RE患者與健康志愿者社會支持比較
RE患者與健康志愿者的社會支持程度評分，結果表見表1。兩組客觀支持分差異無顯著性 (P＞0.05)，主觀支持、支持利用度因子得分，RE組低于健康志愿者組，差異均有顯著性（均P＜0.01)。
2.2 RE患者和健康人群焦慮與抑郁癥狀比較
RE組與健康志愿者組抑郁癥狀評分與焦慮癥狀評分比較，見表2。
RE組和健康志愿者者組無癥狀例數分別為88例（占65.2%）和112例（占91.8%），單純焦慮癥狀分別為16例（占11.9%）和3例（占2.5%），單純抑郁癥狀分別為8例（占5.9%）和1例（占0.8%），抑郁合并焦慮癥狀分別為23例（占17.0%）和6例（占4.9%），兩組比較差異均有顯著性（P＜0.01或P＜0.05）。
2.3 RE各級患者抑郁、焦慮癥狀評分結果
RE A級78例，B級48例，C級7例，D級2例。RE A、B級患者抑郁標準分為（45.05±7.34）分，RE C、D級患者抑郁標準分為（48.76±9.25）分，兩組比較差異無顯著性 (t=1.44，P＞0.05)，RE A、B級患者焦慮標準分為（44.64±6.12）分，RE C、D級焦慮標準分為（48.16±8.37）分，兩組比較差異無顯著性(t=1.62，P＞0.05)。
2.4 RE患者抑郁、焦慮癥狀和社會支持的關系
按照是否有焦慮、抑郁癥狀分組并比較各維度評分，見表3。單純焦慮癥狀組、單純抑郁癥狀組和合并焦慮抑郁癥狀組分別與無癥狀組比較客觀支持分，差異均無顯著性（均P＞0.05）。合并焦慮抑郁癥狀組與無癥狀組在主觀支持分比較，差異具有顯著性（P＜0.01），單純焦慮癥狀組和單純抑郁癥狀組分別與無癥狀組在主觀支持分比較，差異均無顯著性（均P＞0.05）。單純焦慮癥狀組、單純抑郁癥狀組和合并焦慮抑郁癥狀組分別與無癥狀組比較支持利用度，差異均無顯著性（均P＞0.05）。
3 討論
RE系指由于胃和（或）十二指腸內容物反流入食管，引起食管黏膜的炎癥、糜爛、潰瘍和纖維化等病變，屬于胃食管反流病。其發病機制主要是食管下端括約肌(LES)抗反流的屏障功能減弱，食管對胃反流物的廓清能力障礙和食管黏膜屏障功能的損害有關[7]。有文獻報道稱其發病可能與心理社會應激因素有關[8]。RE患者由于受到如：燒心、胸痛、吞咽困難、反胃等癥狀影響往往會也有心理方面變化。
孫紅梅等[9]調查發現，RE患者社會支持總分低于健康人。本研究顯示RE患者客觀支持分與健康志愿者比較差異無顯著性，但RE患者的主觀支持分和支持利用度顯著下降。大量研究表明良好的社會支持有利于健康，而劣性社會關系的存在損害身心健康。良好的社會支持可對應激起到緩沖作用，從而為個體提供保護[10]。本研究也顯示RE患者往往存在與主觀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下降。
Haug等[11]對人群的調查研究顯示，焦慮和抑郁與燒心等消化道癥狀之間存在強烈的相關性。本研究顯示RE患者抑郁癥狀、焦慮癥狀發生率明顯高于健康人群，焦慮、抑郁標準分明顯高于健康人群，但不同級別RE患者中焦慮、抑郁標準分差別不同。RE患者具有許多與抑郁癥狀、焦慮癥狀發生有關的特定的心理社會緊張因素。焦慮和抑郁等不良心理活動可以通過神經內分泌途徑影響食管和胃動力，從而引起胃和（或）十二指腸內容物反流入食管，引起RE，而RE患者由于受到如：燒心、胸痛、吞咽困難、反胃等癥狀影響往往會也有心理方面變化，產生焦慮和抑郁癥狀。
目前有關RE患者焦慮、抑郁與社會支持的關系研究較少。本研究結果顯示，客觀支持分在無癥狀組、單純焦慮癥狀組、單純抑郁癥狀組和抑郁合并焦慮癥狀組區別不大，但抑郁合并焦慮癥狀的RE主觀支持明顯降低，提示RE伴有抑郁合并焦慮癥狀的患者往往有主觀支持低下，缺乏社會支持增加RE患者不良生活事件的影響，容易產生抑郁合并焦慮癥狀。支持利用度在無癥狀組、單純焦慮癥狀組、單純抑郁癥狀組和抑郁合并焦慮癥狀組區別不大。在單純抑郁和抑郁合并焦慮癥狀組支持利用度較低，但與無癥狀組比較差異無顯著性，可能與單純抑郁和抑郁合并焦慮癥狀組例數尚偏少有關。
所以，臨床醫師對RE患者加強軀體治療的同時，應重視患者心理健康，給予心理指導，促進患者心身康復。
參考文獻
[1]李兆申，王雯，許國銘，等.反流性食管炎1827例臨床分析[J].中華內科雜志，2001， 40(1):9-2.
[2]李兆申，徐曉蓉，許國銘，等.反流性食管炎的臨床特征分析[J].中華消化內鏡雜志， 2005，22(5): 315-18.
[3]Chen M，xiong L.Prevalence，risk factors and impact ofgastroesoghageal reflux disease symptoms:a population-based study in Scand[J].J Gastroenterol，2005，40(7):759-67.
[4]劉思德，姜泊，周殿元，等.胃食管反流病內鏡診斷標準及圖片解讀[J].現代消化及介入診療，2008，13(1):42-4.
[5]肖水源.社會支持平定量表的理論基礎與研究應用[J].臨床精神醫志，1994，4(2):98-00.
[6]張明園.精神科評定量表手冊[M].湖南: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35-2．
[7]陳灝珠.實用內科學[M].12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1726-727.
[8]萬小平，張此忠，王雁，等.反流性食管炎患者食管測壓及pH監測值[J].基礎醫學與臨床，2000，20(6):72-73.
[9]孫紅梅，王穎，袁淑青.反流性食管炎患者心理社會因素分析[J].中國行為醫學科學，2001，10(5):429-430.
關鍵詞：石灰石礦山；二坪滑坡穩定性；穩定性評價；機理分析；理正軟件
中圖分類號：TD8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2374(2009)12－0184－02
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年產高品質水泥140萬噸。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縣發生了8.0級特大地震，其石灰石礦山距離地震震中映秀鎮直線距離僅16公里，地震直接誘發了礦山上山公路沿線幾十處滑坡、崩塌、路面開裂、沉陷以及大量的滾石次生災害，給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
二坪滑坡為其中較大滑坡之一，礦山公路從坡體的前緣通過，其外側為1、2線礦石皮帶運輸系統，坡下為白沙河，邊坡高陡，地震前曾在道路內邊坡設有抗滑墻和單排抗滑樁。抗滑樁高1m；抗滑墻高2m。滑坡一旦失穩，不僅要摧毀該段礦山上山道路和1、2線礦石皮帶運輸系統，危及過往車輛行人安全，還可能堵塞山下河道，對環境產生危害。為此急需對該滑坡進行防治。
一、滑坡體概況
工作區屬溫暖、濕潤和多雨的亞熱帶氣候。區內多年平均氣溫15℃；年平均降雨量為1001.9～1600mm，局部地帶降水量可達2000mm，多集中在6～8月，占全年降水量的60％～76％。年平均蒸發量為900～1000mm。礦區多霧，濕度大，地下水豐富，植被茂盛。場區位于映秀～北川斷裂東側的龍門山的山前構造帶上，地勢較陡，區內地層主要為須家河組砂巖、泥巖地層，上覆第四系崩坡積土層。
滑坡體平面形似三角形，橫寬200m，縱長80m。滑坡總體坡度35°～55°，坡體后緣高程945.3m，前緣剪出口高程907.1m,均厚6m，復活滑坡體體積約96000m3。
滑床由三疊系須家河組的砂巖夾泥巖，巖體較為破碎，偶有掉塊現象，坎腳明顯有拉裂縫；鉆孔資料和地表地質調查表明，坡體為第四系崩坡積層，坡體組成物質為大小混雜的崩坡積物，以塊石土、碎石土為主，間夾粉土、砂土，少量粘土，塊石粒徑一般為3～35cm，最大粒徑1.5m。滑坡體中下部出露小平臺，平臺長約6m，寬3m，滑動跡象的主要表現：在內側擋墻有明顯剪出口，外側邊坡坡體局部坍塌，坡體上皮帶運輸系統墩位下沉移位；部分掛網噴漿防護坡面局部鋼筋已出露，水泥漿層出現較大變形開裂；滑坡剪出口位于公路以上，高于抗滑樁之上的抗滑墻出現橫向開裂，為滑坡體發生越頂所致。在抗滑墻和抗滑樁的立面上，沿道路從8#抗滑樁至最遠端的19#抗滑樁，均能夠追蹤到裂縫呈折線形展布，裂縫寬度普遍為2～3mm。滑坡體內部未見地下水出露，據鉆孔資料推斷，地下水位埋深大于20m，滑坡體附近水溝常年有溝溪水，其水量及流速受大氣降水影響大。
二、滑坡形成機制分析
該滑坡體土層均厚約6m，不整合接觸于基巖斜坡上，下伏基巖為T3xj砂巖，5.12地震及余震的震動和震后暴雨導致崩坡積的塊石、碎石土層松散，土體抗剪強度降低，抗滑力降低；地下水力面貫通，高強度的大氣降水大量滲入及坡體以外的其它水體導入坡體內，使得不整合面上的土體強度降低，形成滑面，在有利的地形條件下，坡體產生滑動變形，滑坡側壁均出現垮塌，滑體前緣剪出口出現鼓脹，部分抗滑墻有剪切裂縫，造成部分抗滑墻破壞，掛網噴漿坡面鼓脹開裂，為典型崩坡積土質滑坡。
三、滑坡體穩定性評價
(一)定性分析
該滑坡主要誘發因素為地震作用，滑坡體土體失穩后產生下滑，次一級淺層滑移頻發。該滑坡屬于牽引式滑坡，前緣滑動導致后緣產生錯落及裂縫，基巖埋深在14～17m，巖層傾向坡內，滑體坡度在35°～40°，滑坡近期多以局部淺表的土層蠕滑為主，整體處于暫時穩定狀態，在地震和暴雨作用下，再加車輛荷載等作用下，滑坡有可能繼續產生變形破壞。
(二)定量評價
如前所述，該滑坡體除主要考慮地震+暴雨工況下滑坡體的穩定性外，還選取自重、自重+暴雨兩種工況進行分析評價。由于變形體基底形態為折線形面，按簡化Janbu法，邊坡穩定性計算程序采用具有交互式功能，融穩定性分析、支擋結構設計于一體的理正巖土計算5.11版軟件(邊坡穩定性分析與治理輔助設計系統)，根據代表性原則，選擇最能體現滑體形態、規模、滑動方向等特征的主滑剖面作為計算模型的計算剖面，見下頁圖1滑坡處治設計剖面圖。
參數選取：土體天然重度為22KN／m3，飽和重度23KN／m3，砂巖密度2.53g／cm3，泥巖密度2.65g／cm3；抗剪強度c=12kPa、φ=22°，場區抗震設防烈度為8度，地震動峰值加速度為0.20g，水平地震系數：0.20，地震作用綜合系數：0.25。 計算結果：根據計算結果分析，在枯季(工況1)時，滑坡Fs=1.15，處于基本穩定狀態，連續降雨或持續大雨(工況2)時，滑坡Fs=1.04，處于欠穩定狀態，當降雨和地震對滑坡同時作用(工況3)時，滑坡Fs=0.96
四、治理初步設計
根據分析和計算的結果，滑坡在天然情況下其整體穩定性可基本滿足邊坡穩定性的最低要求。但在在暴雨作用時處于欠穩定狀態，在地震和暴雨狀同時作用時處于不穩定狀態，這不僅直接危及1、2線礦石皮帶運輸系統的安全，而且危及礦山公路、河道的安全，因此必須采取工程治理措施。根據計算分析，初步設計如下，具體如圖1所示：
(一)地表排水工程
對滑坡體側的季節性沖溝加強防護，建議采用片石漿砌排水溝。
由于該滑坡體整體穩定安全系數不高，且水對該滑坡體的影響比較大，故加強對滑坡體的排水處理十分重要。因此，在堆積體表面設置三道排水溝，并設置內部排水孔以形成內外連通的排水系統。
(二)滑坡體中部采用預應力錨索框架加固
根據計算分析，公路外側邊坡堆積體的厚度相對較小，可采用鋼筋混凝土框架梁預應力錨索方案進行處治。坡腳處設置矮擋墻。并根據實際情況在框架梁間采用漿砌片石護坡。
(三)公路內邊坡預應力錨索肋板擋墻
公路內側邊坡大部經過治理，采用抗滑樁、抗滑墻加掛網噴漿防護，現局部鋼筋網已出露，水泥漿層出現較大變形開裂，局部抗滑墻出現橫向開裂，宜盡可能利用原有抗滑樁，采用預應力錨索肋板擋墻進行處理。
(四)滑坡體坡面采取噴錨支護
由于邊坡高陡，對局部松散破碎的堆積體和已被破壞的掛網、砂漿層宜進行清除，在此基礎上滑坡體坡面采取噴錨支護護坡，通過重新掛網噴漿，一方面可以防止坡面碎落，另一方面防止雨水入滲邊坡。增強邊坡的穩定性。
五、結論及建議
二坪滑坡體整體穩定性差，在暴雨狀態時處于欠穩定狀態，在地震和暴雨狀態時處于不穩定狀態，可能發生較大規模滑坡。采取排水、掛網噴漿、錨索肋板擋墻、錨索框架加固等措施，對該滑坡進行綜合治理，滑坡的穩定性可得到顯著的改善，特別是框架錨的使用能解決在軟巖上進行錨固時，常因錨頭的松動使錨桿(索)的預應力喪失的問題。在施工過程中，要做好錨索的抗拔實驗，根據現場實驗的資料即時修訂設計變更，保證錨索的錨固段長度。坡面噴漿后要再噴一層固坡防水劑，以防雨沖刷邊坡。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礦產行業標準，滑坡防治工程勘查規范(DZ／T0218-2006)[s]中國標準出版社，2006
[z]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礦產行業標準，滑坡防治工程設計與施工技術規范(DZ／T0219-2006)[s]，中國標準出版社，2006
[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巖土工程勘察規范(GB50021-2001)[S]，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2
[4]中國科學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礦山上山公路地震損毀邊坡及路基修復整治工程工程地質勘查報告[R]，2008
關鍵詞：制度；多元化；參與治理；責任
一、社會治理的發展歷程
社會治理不是生來就有的，在中國，它經歷了“社會統治―社會管理―社會治理”過程，社會治理一詞來自于西方國家，但是在我們社會的日益發展中，社會管理不能滿足人民日益高漲的社會參與的意識與需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治理模式應運而生。
我國的社會治理，吸收了國外治理的經驗，結合我國國情，形成了政府及其他社會主體，為實現社會的良性運轉而采取的一系列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從而在社會穩定的基礎上保障公民權利，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的這種模式。[1]
社會治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各方治理主體的協同合作為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共同努力。
二、課題研究的必要性
1、眾所周知，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之后，社會一直處于嚴重不協調狀態，地區發展差異性大、不平衡。根據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 2004 年 在中國高層論壇報告“關于綠色發展戰略問題”的演講中我們得出了對于當前中國的基本國情的三個高度概括[2]：
（1）“一個中國，兩種制度”，即：中國存在世界上最大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
（2）“一個中國，四個世界”，即：中國是世界上地區差距最大的國家。如果按實際購買力平價計算，將中國各地區的發展情況與世界上 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相比較，可以把中國劃分為“四個世界”：第一世界為北京、上海、深圳。這些地區的生活水平已經相當于世界高收入國家的水平。第二世界為東南沿海地區。這些地區的生活水平已經相當于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水平。第三世界為黑龍江、吉林、山東、河北地區。這些地區的生活水平已經相當于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的水平。第四世界為占我國國土面積 50%的廣大的內地。這些地區的生活水平僅僅相當于世界低收入國家的水平。
（3）“一個國家，四個社會”。一是農業社會。二是（包括工業和建筑業的）工業社會。三是傳統服務業社會。四是知識社會。這些不協調都亟待解決，以防重大社會矛盾的發生。
2、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都只為改革政府與社會關系做著努力，但是我國的社會管理改革仍然處于比較初步的階段：首先，社會中介組織或第三部門沒有能夠幫助政府完成智能轉移；其次，民間組織為主的社會團體很少能有發揮作用的機會；再次，公眾的社會管理覺悟不夠，公民社會發育緩慢；特別是各級官員沒有樹立新的治理觀念。[2]
順應時代的發展，本世紀頭20年，我們政府管理就有了新的改革要求：盡快形成全社會重視社會發展的氛圍，關鍵就是要提高公民的社會參與程度，改變現有的這種公民參與缺失的情況，基本形成公民社會。[3]
3、我們為什么說要從制度上提高社會治理的效果，因為有些事成敗與否，制度很重要。“制度的關鍵是維護好的秩序，只有我們的社會有秩序，形成一種公平、正義的社會氛圍，人與人之間信任度上升，那么我們的社會性互動就會大大地提高效率，并減少合作的成本。[4]
可見，為了使得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社會建設的順利開展，必須用法律、制度的形式來維護合理、有序的社會秩序，使得社會建設的參與者強化自身法治理念、明確自身的社會責任，并真實地投入到各種建設活動中。[5]
三、從制度上達到以下要求
1、要想很好地實現社會治理，政府首先要提供一個可以多元治理的社會環境，我國要強化政府的社會秩序管理職能。第一是要建立產權秩序。主要從建立健全法律上入手，嚴厲打擊侵犯產權。第二是要完善市場秩序。鼓勵市場的公平競爭，完善市場監管體系，做到政府的執法、行業自律以及民眾共同努力。第三是要建立社會信用秩序。建立以道德為支撐的社會信用制度，建立信用監督和失信懲戒制度。第四，完善政府危機管理職能。健全預警和應急機制，從而提高政府應對突發事件和風險的能力。[6]
2、確立社會治理的宗旨，使其走上制度化的軌道，樹立全民共同協作的理念和目標。努力達到公民社會。讓公民理解：實現以人為本的社會發展過程為我國政府社會管理的根本目標。政府的一切權力來自于人民的授予，政府的作用就是保障公民行使權利的權利，社會治理應該實現政府與社會想合作的狀態。通過這種社會共治來實現公民社會的目標。
3、社會治理不再是單一的政府管理而是多元主體參與治理，所以要做到社會主體多元化。政府要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與各種社會組織形成協作網絡，共同分擔社會責任、共享公共資源、參與公共治理，最終共同受益。治理就是一種持續地協調沖突和利益的過程。社會治理的多元主體就應該在利益協調的過程中達到最終的統一。[7]
4、社會治理的過程應該是公平、公正的，我們想要社會治理能夠達到好的效果，就必須保證社會治理的公正性。我國對于規范社會治理的過程方面的法律法規體系還不夠健全，大部分的社會治理隨意性強，程序多元且規范性不明顯，那么我們就要想辦法在這種情況下防止權力的濫用，確立社會治理公開制度：一是治理基本信息的強制披露。二是治理過程公開。三是治理結果的公開。[8]這一點可以說是最基本的公開了。
5、治理主體多元化之后就自然而然出現了責任誰負這樣的問題，所以我們還要確立治理主體責任化。雖然這是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一項，但是不可否認，對于責任的確定，對于責任制的規范真是太難了。社會治理強調合作、強調互動，其治理主體就有很多，除了黨、政府、社會組織等等還包括一些自治組織以及民眾，所以說從主體上就很難確定各主體承擔責任的大小及范圍。[8]
所以我們必須正視社會治理是合作治理，據此來共同承擔責任，并在此基礎上明確各主體的責任。
6、治理方式要變發命令為協商討論，以合作與協商為治理方式。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就是要實現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協同共治，在加快經濟轉型中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社會體制創新中構建黨的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民參與、法治保障的治理格局。[8]
四、結語
我國現今仍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的轉變還沒有完全完成，我們的社會治理來源于西方，融合于我國實際，在治理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在實踐的過程中不斷開拓創新、查缺補漏，首先就是要完善制度上的轉變，從制度上入手來加強社會治理的實施效果。建立程序規范，內容全面，措施適用的制度，用制度建設來保障社會治理體制創新的順利推進，是社會治理走上科學化、規范化、現代化的必然選擇。[9]（作者單位：南京工業大學）
參考文獻：
[1] 余軍華，袁文藝.公共治理：概念與內涵[J].中國行政管理，2013（12）：56.
[2] 楊靜.健全社會管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水平――構建和諧社會治理模式[J].2005（10）.
[3] 馬長山.國家、市民社會與法治[M].背景商務印書館，2003：156.
[4] 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M].商務印書館，2002：33.
[5] 周曉麗，黨秀云.西方國家的社會治理：機制、理念及其啟示[J].南京社會科學，2013（10）：77-78.
[6] 柴振國，趙新潮.社會治理視角下的社會組織法制建設[J].河北法學，2015（3）：35-36.
[7] 孫曉莉.多元社會治理模式探析[J].理論導刊，2005（5）：7.
關鍵詞：主觀幸福感；世界；中國；相對剝奪
中圖分類號：F90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2.017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經濟的快速發展，黨的十六大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提醒我們國家的發展不僅要關注經濟指標，更要關注國民感受，要“創造我們的幸福生活”（十六大報告結束語）。因此，了解世界各國民眾幸福感的情況、影響因素和中國在其中所處的位置，對于制定更好的發展政策有重要的意義，也將進一步驗證目前相關文獻關于影響幸福感客觀因素的相關討論。
1 幸福及其影響因素
幸福是人們主要追求的生活目標[1]。不丹王國提出的追求“國民幸福總值”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英國國家統計局提出“測量國民幸福計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近年倡導發展測量主觀幸福感的指引，聯合國2012年4月了世界幸福報告，幸福這一話題越來越受到關注。對幸福分類，主要有以外界標準界定的幸福和自我評價的幸福，前者認為幸福是基于觀察者的價值和標準而不是基于行動者的主觀判斷，后者是評價者個人對其生活質量的整體評估，也稱為主觀幸福（subjective well-being， SWB），簡稱幸福感[2]。本文關注的是幸福感，既自我評價的幸福。
幸福的涵蓋面很廣，其研究涉及眾多學科，集中在心理學和社會學領域，主要關注對幸福的心理狀態的描述、測量及其成因的探討，經歷了描述性研究、理論建構和實證研究三個階段[3]。其中，對幸福感影響因素的研究比較廣泛，包括主觀因素如人格特質、自尊、自我、心理控制源等，客觀因素如社會支持、生活事件、經濟收入、健康狀況及國家層面的民主程度等[4-6]。盡管有學者認為主觀因素對幸福感起決定性作用，并指出個人的幸福感是有自身的設定值（set point）的，這個設定值由其自身個性決定，當有事件沖擊時個人幸福感發生變化但是會適應并回到原來的設定值。但更多學者認為人們的主觀幸福感是會改變的[7， 8]。因此，客觀因素同樣起重要的作用。揭示客觀因素與幸福感的關系將對相關政策和社會經濟發展思路的制定，為民眾謀幸福提供參考。總體上，相關文獻對影響幸福感客觀因素的討論主要涉及經濟與主觀幸福感和社會政治環境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等。
首先，有關經濟收入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學術界并沒有定論[14]。比較其中較著名和受爭議的當屬伊斯特林悖論，他提出這樣一個現象：在一個國家或社會范圍內，富人平均來說比窮人幸福；但在很多國家或社會，人們總體的幸福感并沒有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9]。有很多學者驗證或駁斥了他的學說[10-11]。接受度較廣的是Inglehart的研究結論，他認為，在經濟發展程度較低或人們收入低時收入的提升對人們幸福感的提升起到明顯的作用，但當收入比較高時，收入的提升對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甚微甚至可以說不起作用[12]。比較理論可以對這兩類學說進行解釋，該理論認為主觀幸福感是用現實條件同某一標準進行比較判斷的，包含社會比較理論——把自己同別人做橫向比較，當自己優于別人時則更幸福；適應理論—做縱向比較，如果現在比過去更好則會感到更幸福[13]。
其次，關于失業對幸福感影響的研究結論較一致，失業給人們幸福感帶來下降，而這種低靡狀態一直維持到再就業為止，失業對幸福感的影響不僅是收入的下降，而且通過其感受到的社會地位、工作環境中的社會生活和自信的失去是更重要的影響[15]。研究表明，高失業率不僅對失業人群有負面影響，而且對在職人群也有影響，表現為對工作安全感的缺乏，此外，人們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滿意度等也對主觀幸福感有重要影響[16]。該方面研究主要基于個體研究，很多國家層面的研究是基于調查個體的基礎上匯總的。
再次，在社會關系與幸福感的關系方面，眾多相關研究表明，社會關系對人們的幸福感有重要影響，良好的家庭和社會關系給人們帶來幸福感。在充滿信任、有自由感的社會，民眾的幸福感會更強。在更加公平的社會，民眾的幸福感會更強[14]。
此外，政治對民眾主觀幸福感影響的研究多集中在民主和政府治理水平與幸福感的關系研究，但存在較大的爭議。一方面，關于民主和主觀幸福感的關系研究，部分學者認為在民主社會的民眾比在專制社會的表現出更高水平的幸福感[17，18]。也有研究者注意到比利時和前蘇聯主觀幸福感的急劇下降伴隨了接下來的，認為主觀幸福感對民主制度具有影響[19]，但Inglehart對前蘇聯國家進一步研究卻發現民主水平的提升并沒有提升民眾主觀幸福感[19]。另一方面，關于政府治理水平與幸福感關系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爭論，主要關注政府的規模、效率、所構建的福利體系等對民眾幸福感的影響。Bjornskov等研究得出政府規模擴大和開支的增多會使人們的幸福感降低，并以政府工作效率的下降來解釋這一關系[21]。Pacek等人的研究認為福利體系對國家幸福感有正向作用。Veenhoven等人的研究則顯示政府開支、福利體系的建立與幸福感不相關，其實是生活水平的差異引起不同國家幸福感的差異[22]。其他學者也有相關研究驗證支持上述兩類不同的觀點并進一步拓展有關政府治理水平與幸福感關系的研究視角[20，23，24]。
本文將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分析世界各國民眾幸福感的空間差異、影響因素和中國在世界中所處的位置，以期為我國制定更好的發展政策提供參考。
2 數據來源
本文的主觀幸福數據來源于世界價值觀調查機構公布的問卷調查。該機構是目前世界公認的幸福感數據最權威的機構，對于各國價值觀（包括幸福感）的調查，從1981年到2008年共經歷了五次，涵蓋的國家其人口達到了世界人口的90%（其中1981-1984年8個國家，1989-1993年18個國家，1994-1998年51個國家，1999-2004年42個國家，2005-2008年56個國家）①。五次調查都涵蓋了兩個和主觀幸福有關的指標，一個是“happiness”，一個是“life satisfaction”，兩者含義相近，但相比較而言，前者即時性成分多一些，后者穩定性成分多一些，本文采取后者作為指標，該項指標通過讓調查者對自己的生活滿意程度打分，1分完全不滿意，10分完全滿意。我們將參與調查的各國民眾幸福感的平均值作為該國民眾當次調查的幸福感分數。
文中的經濟和社會政治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網站公布的各國經濟社會指標，包括各國人均GDP、基尼系數、失業率、政府治理水平（包括公民訴求與問責、政治穩定和無暴力、政府的效率、管制質量、法治、腐敗控制）②。考慮到影響的滯后性，本文各國客觀數據取幸福感調查前一年的，如果前一年數據缺失則取當年數據。
3 世界各國民眾主觀幸福感概況
世界價值觀調查中關于主觀幸福感的這五次調查數據顯示，在不同國家參與調查的人們（個體）對主觀幸福的評分覆蓋從0-10都有分布，差別反映出個體不同的生活環境和個性。從世界范圍的幸福感調查結果可以發現，幸福感在各國或者不同區域是有差異的，從各國民眾幸福感平均值來看，得分最高的國家比最低的甚至高出近5分。總體來看，世界各國（參與調查的國家）人民基本幸福，歷次調查平均分均在6分以上（表1）。
本文以調查時間距離現在最近且覆蓋國家也最多的2005年—2008年的幸福感數據分析幸福感的空間分布情況，北歐、北美和拉美幸福感分數高的國家最多，幸福感低的國家多集中在東歐和非洲。這與我們傳統認識有一定吻合也有一定反差，人們往往覺得高福利國家的人民幸福感更高，比如北歐、北美，非洲國家多數比較貧窮社會發展比較落后所以幸福感比較低，這一點在研究結果中得到驗證。而拉丁美洲的幾個被調查的國家幸福感比較高，這在我們傳統認識之外，另外，東歐國家的幸福感也比較低（圖1）。可見，幸福感是由多種因素綜合作用影響的。
由于每次調查覆蓋的國家不完全一樣，表1所示的幸福感歷次的平均分變化并不能反映出幸福感變化的趨勢，我們以其中不同國家歷時性調查為基礎，分析主要國家幸福感變化的總體情況。由于第一次調查涉及的國家數量較少，本文選取1990年—1999年和2000年—2008年這兩個時間階段都經歷了調查的國家，計算這近二十年間它們幸福感平均值的變化，即用被調查國家2000年—2008年間幸福感調查的平均分值減去1990年—1999年間幸福感調查的平均分值。如圖2所示，共有39個國家和地區經歷了這兩個時間段的調查，其中幸福感提升的國家（地區）有27個，下降的國家（地區）有12個，即多數國家（約70%）幸福感是提升的，另外，幸福感的提升和下降幅度不大，多數國家在1分以內。
4 中國民眾主觀幸福感概況及主要因素
4.1 中國民眾主觀幸福感及主要影響因素在世界中的位置
在世界價值觀調查機構進行的五次調查中，中國經歷了4次，分別在1990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4次的幸福感平均分數分別為7.30、6.83、6.53、6.72，從幸福分數上來看屬于比較幸福的分位，從世界范圍來看在被調查國家中一直處于中上等水平（見表1）。
以文獻研究中總結的對主觀幸福感有影響的主要客觀因素作為指標，以距離目前最近的2005年-2008年的幸福感調查情況和相應的客觀數據為研究的時間截面，衡量和判斷中國主觀幸福感和相應因素在世界中的地位情況。包括衡量人均收入、失業率和政府治理水平三方面與主觀幸福感的相應關系。
4.1.1 人均收入
本文選擇世界銀行的各國的人均GDP來反映各國民眾的收入情況，該指標是以各國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總和除以年中國內人口數得出。從圖3的人均GDP與主觀幸福感的散點圖可以看到二者存在一定的冪函數相關關系，該圖同時顯示了調查期內中國在世界中的情況。2006年中國人均GDP為2069.34美元，在調查的52個國家中排名第38位（從高到低），可見中國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中還處于較低水平。盡管在中國歷經四次幸福感調查的1990年至2007年，中國GDP以年平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長，而且GDP總量在世界已經處于前列③，在世界上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形成了中國強大論甚至，但是中國人口眾多，人均GDP還相對較低，這一點不容我們忽略，而和民眾收入水平密切相關并對幸福感有重要影響的因素是人均GDP而非國家整體的經濟實力。另外從圖中可以看出來，在相似的人均收入條件下，各國的幸福感差異很大，中國的幸福感處于比較高的位置。隨著中國經濟的繼續快速發展以及伴隨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民眾主觀幸福感有望進一步提升。
4.1.2 失業率
本文選擇世界銀行公布的失業率指標反映各國的失業情況，失業率以可以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但是卻沒有工作的人占勞動力的比重來表示④。2006年中國失業率為4.1%，在同期調查的52個國家中排名第37位（從高到低）。中國失業率與幸福感在世界中的位置如圖4所示，中國擁有較低的失業率，雖然散點圖中失業與幸福感并未呈現明顯的線性關系，但目前多數研究證明失業對幸福感有消極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是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工作機會的迅速增加和充分的就業曾經是經濟繁榮的突出成就，中國的失業率在調查國家中處于比較低的位置，民眾就業相對比較充分。中國勞動力市場還需要進一步健全，制定和實施相應的促進就業的措施，以此促進國民幸福感的提升。
4.1.3 政府治理水平
本文選擇世界銀行公布的政府治理水平指標來測量治理水平。該指標體系從六個維度界定和測量了各國的治理水平：公民訴求與問責、政治穩定和無暴力、政府的有效性、管制質量、法治水平、腐敗控制。對于每一個治理維度，取值范圍為-2.5分到 2.5分，分值越高代表治理水平越高，反之則反是。從1996年到2002年，世界銀行每兩年一次各國的治理指數；2002年以后，每年一次⑤。對于本文涉及的各個國家，我們將六個維度的分值加總后取其均值來測量該國總體的治理水平。圖5顯示了各國治理水平和主觀幸福感的關系。中國2006年治理水平分值為-0.56分，在同期的52個國家中排名第44位（從高到低），在中國這六個維度指標分數分別是：公民訴求與問責-1.51分，政治穩定和無暴力-0.52分，政府的有效性-0.17分，政府管制質量-0.14分，法治水平-0.41分，腐敗控制-0.64分。從指標反映出的情況看，中國的治理水平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但其中可能涉及到不同價值觀判斷的問題，畢竟治理水平的各項分值是主觀評判的，而西方社會對中國政治體制在內的諸多政治方面持有批評態度。然而，這個指標給我們一定的借鑒意義，中國可以朝著上述六個維度去改善國家的治理水平，特別是公民訴求與問責和腐敗控制等方面。
4.2 中國民眾主觀幸福感變化及主要原因
4.2.1 中國民眾主觀幸福感變化
自1978年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經歷了令世人驚訝的經濟增長速度。在過去三十幾年間，經濟保持在8%以上的年均增長率，根本性地改善了13億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在幸福感調查年份的1990年到2007年，城市人均年收入從1510元增長到13786元，農村人均年收入從686元增長到4140元，農村人口貧困率從9.4%下降到1.6%⑥。各種社會經濟指標都顯示出生活水平有大幅改善，相比較物質方面的進步，以自我報告生活滿意度衡量的民眾主觀幸福感呈現出下降。民眾幸福感平均分值從7.30下降到6.72；幸福感分值在6分以下的人數比例由1990年的18.4%上升到2007年的27.4%，也就是感覺不幸福的人多了9%；幸福感分值在8分以上的人數比例由1990年的53.6%下降到2007年的42%，也就是感覺非常幸福的人減少了11.6%。總體來看，民眾幸福感下降。
4.2.2 民眾幸福感變化的主要原因
鑒于前文總結的主觀幸福感的主要客觀影響因素，本文主要考察人均收入、失業率和政府治理水平三方面因素對中國民眾幸福感變化的影響。中國民眾的幸福感變化表現為人均收入大幅提升、失業率增高和政府治理水平未提高條件下幸福感的下降。
（1）幸福感下降與收入大幅提升相悖—相對剝奪的解釋
收入與主觀幸福感關系接受最廣的研究結論，是在經濟發展程度較低或人們收入低時收入的提升對人們幸福感的提升起到明顯的作用，但當收入比較高時，收入的提升對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甚微甚至可以說不起作用[12]。按照這個理論背景，中國的現象有些反常。中國是在低生活水平條件下收入的顯著增長，應該會帶來幸福感的提升。而且生活水平不論是和過去相比還是和同期的與發達國家水平差距縮小程度，都有顯著的改善。我們試圖以相對剝奪理論來解釋這種現象。
關于相對剝奪感，馬克思曾經論述過，他以生產資本的迅速增加帶來的工人階級工資的增長和生活的改善與工人階級工作所得不到的資本家的大為增加的財富相比，認為比起一般的社會發展水平，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程度反而降低了[26]。古爾研究了相對剝奪的三種形式—下降剝奪、渴望剝奪和漸進剝奪，并將相對剝奪學說用于政治學領域，認為現代的社會沖突不是由人們生活狀況惡化引起的，而是盡管狀況比過去有所改善，但仍感到自己落后于別人或者別人的狀況改善的更多更快，因此產生不滿情緒和失落感，從理論上解釋了為什么那些經歷快速經濟發展的國家經常會出現大規模社會沖突[27]。
關鍵詞：環境公民；海洋公民；環境公民；海洋環境治理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7287（2012）02-0018-05
隨著人類海洋開發活動的日益拓展和深入，海洋開發過程中的資源過度開采、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問題也越來越突出。海洋經濟、海洋生態以及海洋社會之間能否持續協調發展，成為各個國家非常重視的問題；因為海洋區域空間的特殊性質，海洋環境治理也成為當代國際關系處理的重要主題。本文嘗試從環境公民與海洋公民的關系人手，考察海洋公民這一概念對于海洋環境治理的意義。
一、環境公民理論：背景與內容
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環境問題也變得越來越嚴重。林兵認為，中國環境問題的總體狀況應當說是一種發展中的環境退化趨勢。這種退化趨勢形成的原因是：①長期實施的計劃經濟政策，其發展目標重于環境保護要求，造成生態環境惡化趨勢迄今未能遏抑；②環境管理乏力，環境政策滯后；③社會生活副產品形成主要污染源。總體來看，當前我國的環境治理面臨的挑戰不容樂觀，呈現為發展中的治理格局，既體現出一定的環境治理力度與成效，同時也存在著環境治理目標同社會發展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從治理方式看，我國環境治理的基本途徑是通過出臺法律法規形成相關制度。這種治理方式存在以下問題：治理主體單一、環境法制存在失靈現象、規劃環評程序不夠完善合理、環境政策滯后于環境問題變化。
正是因為我國環境治理的基本框架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模式，所以其基本行為通常表現為規劃環評和行政執法。其中，在環境執法環節，環境治理通常以“環保風暴”的方式進行，也就是由中央環保部門在最高權力的支持下開展運動式的行動，借助階段性速效行為來提升中國的環保工作水平。事實上，這并不是一種常規的管理辦法，這種自上而下、權力主導的環境執法模式存在著諸多缺陷。當然，政府主導模式有其速效和強有力的優勢，但是從目前環境治理面臨的復雜情境看，單一的管理主體已經不能夠適應日益嚴峻的環境惡化壓力。發展環境公民權、形成環境治理的多元主體、發動公眾和組織廣泛參與環境治理，已經成為當前環境治理的理性選擇。
隨著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全球范圍內自上而下的環境保護運動也在日漸轉向強調公眾參與和社區參與的環保行動；環境治理的主體從政府行為逐漸過渡到強調公民個體與各類社會組織的廣泛參與。事實上，歐美發達國家的轉變過程開始得更早一些，與這一轉變過程密切相關的環境公民理論也較早地出現。在20世紀中葉，環境問題日益凸顯，出現了公認的環境公害事件。到了20世紀70年代，隨著環境狀況的持續惡化，環境問題得到了普遍的關注。在知識生產領域，環境社會學、生態社會學以及環境政治學等學科范式也逐漸出現，這些學科的出現在一定意義上表達了人們對環境問題及其應對的理性思考。隨著公眾與各類社會組織環境問題意識的提升，環境治理運動也蓬勃展開。毋庸置疑，人類社會與環境之間的對立逐漸加劇，構成了環境公民、環境公民權概念及其理論形成的深刻背景。
環境公民、環境公民權以及環境公民社會等概念和理論的形成與發展，其目的是要克服在生態可持續發展目標下的公民個體行為與態度之間的不一致性，從而有助于創建一種真正可持續的社會。環境公民是指那些在面臨環境問題時通過改變個體態度實施環境保護行為的個體。而環境公民權就是實施環境保護行為時公民應該享有的權利與承擔的責任。隨著環境公民理論在環境治理過程中的實踐，自上而下的政策驅動行為和環境公民理論指導下的廣泛社會參與相結合的綜合治理模式，已經成為部分國家和地區環境治理行為的常態。
環境公民理論的核心就是處理環境治理中的個體責任問題，主要表現在環境公民理論的實在論基礎、論證邏輯和環境公民權基本內容等方面。
第一，環境公民理論的實在論基礎。公民個體與環境之間的實在關系問題，表征了環境公民行為有其實在論基礎。個體責任與環境問題之間關聯的基礎，是個體與生存環境之間存在的實在性關系。這種實在性關系將環境公民權置于物質性的環境實踐活動中，使得權利和義務有了現實的歸依。
從現實的環境治理實踐來看，中西方采取的環境治理策略存在顯著差異。西方國家普遍采用的環境治理策略是給予公民社會發展的空間，表現出多主體、多中心和協同參與的特征。目前，上述治理策略在我國的影響非常有限。在環境政策制定方面，有觀點認為中國的主要環境政策是由，官員在大體上不受公眾意見影響的情況下制定的。而且“所有重要的環境組織，如自然之友、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都受政府的嚴格控制，其主要功能是提升中國的綠色形象，利用外國的幫助，進行環境研究，在政府綠色政策的執行方面尋求公眾支持，并且將綠色價值社會化。在政策過程中，它們不允許發揮積極作用”。這種觀點雖然有失偏頗，但是也大體指出了我國環境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存在的既有特征。這種環境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人為割裂了公民個體與環境之間的實在關系，客觀上增大了環境保護的難度。
第二，環境公民理論的基本邏輯。其基本邏輯是如果公民個體能夠更多地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對于他人的環境責任，而且能夠基于一種實現環境正義的天然需要而不是顯示其關愛與同情之類的道德情感來履行這種公民權責任，那么社會的生態可持續性水平將會得到空前程度的提高。這個邏輯至少包括兩個基本判斷：一是個體具備環境問題的知識并能夠進行環境問題知覺和判斷；二是個體能夠形成環境保護行為的動機并產生環境保護行為。從個體學習能力和行為產出或形成動機的能力來看，這兩個判斷都可以成立。在此基礎上，個體能夠將環境保護與個體環境責任結合在一起，克服個體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之間的不一致現象。當然，除了個體因素之外，上述兩個判斷的成立還需要特定的語境和現實條件。這些條件的形成又有賴于個體之外社會的、文化的環境因素。判斷一的成立，至少需要進一步拷問環境知識的來源和個體環境知覺判斷的一般特征與個體差異特征。判斷二的成立，則要對環保動機的激活過程、環保行為的類型和內容等問題進行深入考察。在這個意義上，環境公民行為總是與特定社會環境（或社會文化）提供的語境和條件聯系在一起的。所以，環境公民理論實際上把個體與社會、個體責任與社會文化建構緊密的關聯在一起。
第三，環境公民權在實踐問題上的局限性。首先，公民的環境責任與義務具有有限性，個體間的環境責任存在差異。這既表現為環境責任意識水平上的差異，也表現為環境保護行為結果的差異。每個公民個體的生態軌跡不同，從而形成了公民的環境責任與義務，用來確保自己的生態軌跡不會減少和阻礙其他個體包括后代從事有意義生活的機會。所以，環境公民權盡管在很多方面體現為人對自然的關心，但本質上只能是一種并非無限性的人類責任。其次，公民的環境責任主要強調了公民個體對于環境問題解決的單向責任。也就是說，環境公民權主要強調了公民個體的單向性義務，強調了公民責任對于環境改善的重要意義。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公民的個體道德層面，甚至有悖于個體的現實利益訴求。
二、海洋公民：環境公民理論在海洋領域的延伸
我國的海洋環境治理實踐也與一般的環境治理過程相似，主要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政府動員型環境治理實踐來進行。這種實踐活動方式一方面體現了環境治理中政府主導的特征，保障了我國環保政策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另一方面也忽視甚至在客觀上壓抑了社會力量積極自主參與環保實踐的動機。
當然，海洋環境治理過程也存在自身的特征。從治理對象看，海洋環境問題較之于陸地環境問題更為復雜。這種復雜性既體現在海洋生態資源的流動性上，也體現在海洋環境問題的易擴散性上。從治理主體看，海洋環境治理的主體通常具有跨地區、跨國家的性質，更加強調治理主體間的協同合作。較之于一般環境治理，海洋環境治理的難度更大，更難以確定統一有效的法律規范和一般原則。因此，更應該發動社會力量廣泛參與，以彌補自上而下式治理活動的不足，發展海洋公民的理念和行為應該成為海洋環境治理的重要途徑。
海洋公民是指在海洋活動過程中行使海洋知情權、海洋決策權和海洋事務訴訟權的公民及公民組織。海洋公民是構建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海洋社會秩序的基本主體，在海洋資源開發、海洋生態保護、海洋權益維護中發揮重要的基礎作用。海洋公民主要的活動方式，就是在海洋資源開發、海洋生態保護、海洋權益維護中積極參與和影響其他公眾、企業、政府及其他社會組織的海洋實踐過程、海洋決策過程以及海洋管理過程。
海洋公民的觀念是隨著海洋環境保護實踐活動而發展起來的。這一概念既來自于傳統公民概念，也直接脫胎于環境公民研究。傳統公民概念主要討論公共領域的問題，因而主要與公共生活、公共事務及決策等問題相關聯。隨著環境社會學與環境政治學等學科的出現和發展，公民的概念開始擴展到社會成員的環境心理、行為和態度領域，并被看做是一種鼓勵公民行為轉變的基本機制，用來降低人類對環境的消極影響，環境公民理論也應運而生，并為海洋公民概念的提出提供了理論條件。當然，海洋公民概念的內涵更為寬泛，不僅僅局限在海洋環境治理的領域，也不僅僅只與海洋環境保護行為相關聯，還涉及海洋事務的各個領域和層次，包括海洋開發、保護與管理過程中的公眾參與、海洋權益維護上的公民行為等。
在海洋環境治理的領域內，海洋公民的概念發展了環境公民的理念。從兩者的關系看，海洋公民這一概念滿足了環境公民理論的實在論基礎和基本論證邏輯的要求，同時也反映了海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
環境公民理論的實在論基礎在于公民個體與環境之間的實在關系導致了環境問題與個體責任的關聯。對于海洋公民而言，其實在論基礎一方面繼承了環境公民的實在論特征，同時也表現出自身的特點。海洋公民的實在論基礎根植于比一般“人一地”關系更為復雜的“人-海”關系上。“人-海”關系即人類活動與海洋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以及以海洋為背景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自工業革命以來，大工業生產擴展了人類開發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作為人類活動聚集度最高的海岸帶首當其沖，環境污染、資源破壞、生態退化、災害頻發等問題觸目驚心，人海關系向著不協調、惡化的方向急速演變。人類的涉海行為與海洋環境的惡化構成了海洋公民概念在海洋環境治理領域的實在論前提。
從海洋公民個體責任的論證邏輯看，海洋公民這一概念滿足了環境公民權成立的兩個基本判斷：一方面，公眾日益具備海洋環境相關的知識并能夠對海洋環境問題進行知覺和判斷。隨著全球海洋資源的不斷開發，海洋生態環境破壞不斷加劇以及海洋權益爭奪日益激烈，海洋環境保護問題也日益成為全球各國特別是沿海各國的重要議題。海洋環境保護中的個體責任問題也成為上述議題中的基本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海洋環境問題日益引起公民的關注和廣泛參與。在海洋空間內，當前公民個體已經能夠形成海洋環境保護行為的動機并產出海洋環境保護行為。基于上述判斷，海洋公民概念的論證在邏輯上也是成立的。
此外，公眾環境意識水平的提高特別是海洋環境意識水平的提高為海洋公民行為的發展提供了主體特征條件。海洋環境意識是環境意識在海洋空間領域的表征，是人類涉海行為的自我認知，是人類對海洋空間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意識。從當前的人類海洋實踐來看，經濟社會的進步仍然意味著海洋權益爭奪和海洋環境破壞的進一步加劇；同時也反映出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觀念的影響日益擴大，新生態文明的海洋意識觀念也初顯端倪。這表明，公民的海洋環境意識在逐漸地提高和改善。
不同于具有封閉性的陸地社會，海洋空間（領域）的特性使得海洋社會更趨復雜。在海洋實踐中，人類的涉海行為及其在這種行為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系都與海洋環境的變化存在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總之，海洋公民這一概念擴大和延伸了環境公民理論的研究。將環境公民權與環境公民行為置于海洋空間或海洋社會這一領域，有利于進一步細化環境社會學和海洋社會學研究的領域。如果把海洋社會學研究的對象設定為人們的海洋實踐行為，海洋公民概念突出了人們的海洋開發、保護和管理等涉海行為的實踐特征，能夠更好地把海洋社會理論研究和具體海洋實踐對策統合起來。此外，環境社會理論與生態政治理論之間的密切關系也在海洋公民這一概念中體現出來。
三、培養海洋公民理念和規范海洋公民行為的策略
從海洋實踐的角度看，加強海洋公民研究、推廣海洋公民的理念具有以下意義：有助于擴大政府海洋開發與治理決策的公眾基礎；有助于提高政府海洋政策的決策水平；有助于提高海洋環境治理的效率和水平，降低海洋管理的行政成本，最大限度地包容海洋環境治理的多主體特征，尤其強調海洋環境保護的個體責任；有助于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海洋開發保護與治理的各個環節。在海洋環境保護領域，公眾參與的方式和途徑及其面對的挑戰不同于一般的環境公民參與行為，海洋公民研究突出了海洋實踐過程中公眾參與的獨特特征，有助于形成更有針對性的策略與建議。因此，在海洋開發、保護與治理的領域需要大力培育海洋公民理念、規范海洋公民行為。
首先，改善海洋教育的形式和水平。研究表明，較高水平的海洋教育能夠更大地提高海洋公民感水平。海洋教育可以有效地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水平，具體途徑和做法是大力開展海洋科普教育，推進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階段的海洋知識體系建設，從而提高海洋相關的教育水平。此外，海洋意識教育水平也不能僅僅依靠正式教育體制內的改革，大力發展非正式教育組織機構和非傳統的海洋教育課程體系和培訓計劃，積極開展涉海培訓活動也都是重要的舉措。
其次，增加與海洋環境相關的個人接觸。在個體行為層面上，培養和發展親海洋行為是有效提高海洋公民行為水平的重要途徑。研究表明，海岸帶居民的海洋環境意識水平要高于內陸居民。公民個體與海洋空間有關的歷史生存經驗、家庭與工作的區域特征以及娛樂休閑的方式，都會對海洋公民行為產生影響。
再次，加強海洋保護法制建設，建立健全海洋決策參與制度。從確定社會秩序的角度看，環境立法可能是保護環境的最有效途徑，可以把環境保護的個人責任、組織責任等考慮在立法程序內，使得環境保護的全民參與有法可依。在政府海洋立法與政策制定過程中，在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進行涉海事務決策過程中，同時也在海洋環境和海洋事務的監測與評價過程中，規范海洋公民行為，需要有制度性的保障，這需要政府、企業和其他各類社會組織建立健全政策與決策制度。
最后，大力培育海洋環境非政府組織。一方面，各類環境非政府組織在環境保護和生態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環境非政府組織在公眾與政府之間開展多種形式的活動，對于環境保護個人與社會責任的提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海洋環境保護方面，海洋環境非政府組織活動范圍非常寬泛，既包括海洋環保宣傳教育、海洋環保策劃組織活動和海洋環境的科學研究活動，也包括與海洋環境相關公共政策制定的積極參與、與海洋環境相關問題解決和事件處理的監測、咨詢及評估事務。
上述具體措施一方面從個體行為的角度著手，另一方面從公民行為與環境、海洋立法及決策過程的關系人手，以求在社會組織和政府行為的層面上實施更為宏觀的影響。
2月28日上午，浙江省綜治辦組織召開《浙江省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條例》視頻培訓會，省委政法委副書記、省綜治委副主任朱晨作講話，省綜治辦專職副主任謝小云作專題解讀。健跳鎮綜治辦根據上級要求，組織辦公室全體人員及網格員收看視頻直播。
新修訂的《浙江省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經浙江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四十五次會議上表決通過，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該《條例》的正式實施將我省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條例》對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推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信息化的職責分別進行了明確，比如規定省政府應依托省電子政務網建立全省統一的綜治工作信息化平臺，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要按照國家和省有關規定開展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業務信息采集、交換、共享、加工、研判等工作，保障信息安全，并及時向綜治工作信息化平臺提供相關信息數據資料。同時，各級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和有關部門也應推進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深度融合，加強公共安全視頻監控系統的建設和聯網應用，提高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智能化水平。
作為基層網格員，我們更關注《條例》中對于網格化管理工作的規定，其中第二章第九條明文規定：縣（市、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根據地域面積、人口分布、產業布局、社會發展等因素，制定網格劃分和管理的具體辦法，明確相應標準、程序和管理措施。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應當按照網格劃分和管理的具體辦法，在村（社區）劃分網格、配備網格管理人員。網格管理人員協助做好網格管理區域內的基礎信息收集、社會治安巡防、安全隱患排查、矛盾糾紛化解、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宣傳等工作。
《條例》的出臺全面激發了網格員的工作熱情，在接下來的工作中，我們將不斷提高個人的理論知識水平、開拓工作視眼，使個人的工作能力水平有所提高，注重農村基礎管理工作，引導和鼓勵村民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中來。
【關鍵詞】群眾路線 群眾參與 社會治理 【中圖分類號】C936 【文獻標識碼】A 群眾路線為社會治理提供了根本的價值指向
黨的群眾路線既是黨的生命線，又是黨的根本路線，這是群眾路線比較經典的描述。群眾路線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提供了根本的價值指向，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必須堅持群眾路線。
創新社會治理要為了群眾。社會治理的任務落到實處，就是要維護群眾利益，與一切為了群眾的價值追求契合。為群眾服務，就是要處處想到群眾，為群眾打算，把群眾利益放到第一位。在創新社會治理中，要始終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落腳點，要從群眾最關心的問題抓起，社會治理的各項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
創新社會治理要依靠群眾。創新社會治理，必須要依靠群眾，要承認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要走入群眾、發動群眾、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群眾參與是創新社會治理的典型特征，要不斷轉變觀念，從政府主導、包攬一切事務轉變為多方參與，共同治理，更要充分調動群眾參與政務事務的積極性，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肯定人民群眾的創造性，逐步形成現代社會治理中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群眾組織同政府管理互補、互動的良好局面。
創新社會治理要相信群眾。堅持以人為本，認清群眾才是歷史的主人，多向群眾學習、交流。要在工作中依靠群眾，在思想上尊重群眾，創造公眾參與的便利條件，提升群眾組織活力，加強互動，要使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偏差，就需要及時糾正。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應尊重人民群眾的主w地位，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意識。 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機制仍需完善
社會發展至今，我國所取得的各項成就有目共睹，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但不可否認的是，伴隨發展逐步積累了一些矛盾，這對創新社會治理提出新的挑戰。
社會結構日趨復雜。群眾主體由單一化朝多元化發展，原來簡單的社會結構變得更為復雜，社會結構不再單一，群體訴求呈現多樣化，過去的傳統社會整合力量變弱，新的社會整合機制不健全，群眾工作對象日趨復雜，對社會治理提出新的要求。
群眾及社會組織參政熱情不高。在創新社會治理過程中，要求社團組織承接部分政府轉移職能，同時，群眾對政府行為進行監督、規范，防止政府與群眾價值產生偏差。我國社會組織參政議政能力較弱，且個別地方政府對社會組織干預過多，使其在組織、功能和活動方式等方面都過分依賴政府。許多公共服務都由政府直接提供，導致效率水平有待提高。
群眾參與機制亟待完善。在實踐過程中，我國已制定了一些群眾參與的基本制度和法律。但是，總體看來，我國群眾參與的制度還很不完善，政府對提升公民參政意識還不到位，執行還不到位，制度化建設還不成體系，水平不高，群眾參與的形式大于其實質意義，使得公眾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表達，影響民主政治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創新社會治理要堅持群眾路線，突出社會公平感
一切依靠群眾是我黨工作的力量源泉，推進社會治理體制創新，必須依靠群眾，充分調動群眾參與的積極性，實現治理主體的多元化。
創新社會治理要堅持群眾路線，突出社會公平感。社會公平并不意味著社會中每個人平均占用社會資源，而是主張通過多種手段來彌補市場和政府的不足，從而實現社會總福利和人均福利的最大化，進一步提升人民群眾的公平公正感。社會存在矛盾是必然的，但長期存在于群眾中的矛盾得不到合理的解決，則會增強群眾的不公平感。積極妥善地處理好群眾中的矛盾和問題，是增強社會公平感的一條重要途徑。
創新社會治理要堅持群眾路線，擴大群眾參與。群眾參與可分制度內參與和制度外參與兩種途徑。制度內參與是指在政府主導下的群眾參與途徑，并且有嚴格的程序和內容限制。制度外參與不存在嚴格的程序和內容限制，具有較強的隨意性和自主性。
第一，群眾參與在創新社會治理中的作用。首先，可以保證社會治理過程中各項政策、規定的公共利益價值指向。公共選擇學派認為，從事政治活動和從事經濟活動的都是理性自利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在沒有有效監督的情況下，部分政策及規定制定者一有機會便會謀求個人或部分私利，背離公共利益換取個人或部門利益，在壟斷部門表現更為突出。此外，利益集團及個體的尋租活動也可以改變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導向，將社會治理中的公共政策變成某些人對行業的控制。群眾參與可以保證公共利益不被異化，可以使公共政策、規定的出臺更為公開化、透明化，公民可以獲得更多的知情權，從而進行有效的監督。其次，可以提高社會治理中政策、規定制定的科學性。科學合理的政策、規定要達到四個方面的要求，一是明確的目標導向，二是可行性強，三是可持續性，四是經濟效益或社會效益。群眾參與可以提升社會治理中各項政策規定的認可度和可行性，群眾自身參與和選擇的治理方式很容易得到群眾的廣泛認可和大力支持，使政策在執行中不會受到抵制。
第二，創新社會治理過程中注重對群眾參與的引導與規范。要不斷完善群眾參與的各項制度，嚴格落實群眾參與制度、規范，約束政府工作方式，明確群眾參與的地位和效用；要避免走過場、花架子等華而不實的群眾參與；要切實尊重和落實群眾參政議政的要求，并確保人民群眾能夠在關系切身利益的事務中發揮積極重要的作用，積極引導群眾參與社會治理、通過參政議政，發揮其主觀能動性，保護人民群眾的利益，使其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能落到實處。
第三，健全群眾參與的制度保障。應當承認，雖然我國在推動群眾參與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但由于各地區經濟、文化發展不均衡等諸多因素的制約，群眾參與實踐中仍然存在諸多問題，要做到有效、廣泛、深入的群眾參與，除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的發展，以及民主意識的培養和提高外，還要有法律的、制度的、程序的保障。
創新社會治理要堅持群眾路線，培育和規范群眾組織。“政社分開”是發揮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治功能的前提，要實現社會各類組織的合理分工，讓政府不再大包大攬，厘清界限，按照社會管理的規范，還原群眾組織的應有地位。同時，建立政府治理與社會自治的良性互動，政府社會分開，是為了更好的合作，政府可以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把那些政府做不好、管理不好、管不到的事情堅決剝離出去。通過培育發展、購買服務等方式發展社會組織，“政社分開”可以提高效率、節約成本、提升水平，便于政府從紛繁復雜的事務中脫身，更好地致力于政府治理。二者除了相互促進，還可以相互監督，避免政府失靈與社會組織失靈，產生良性互動。
社會組織能夠承接政府轉移出來的部分職能，對傳統政府管理進行有效的拓展，有利于構筑多中心的社會治理體系，從根本上推動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轉變。政府要認真履行職責，規范社會組織，與社會組織共同管理好社會事務，為群眾自治提供良好的軟環境；社會組織要主動培育參政意識，要明確與政府一道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形成所謂的“小政府、大社會”。
實現我國社會治理體制創新，要緊緊地把握好社會發展規律，由政府主導，堅持群眾路線，充分發揮群眾及各種社團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激發社會活力，不斷循序漸近，產生良性互動，逐步把社會治理水平提升到一個新的、更高的水平。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 【參考文獻】
在我國國家經濟體系中，企業所扮演的角色是至關重要的，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擔當細胞的角色，運送著養料，它是市場的主體，而企業法制建設更是全社會法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我們不僅要關注企業的改制重組、產品結構、企業規模、經濟總量、效益空間，同時也要衡量企業法治水平的高低。企業自身是否能夠順利發展，是否能夠踐行科學發展觀，是否能夠依法管理、依法經營、誠信守法，都與企業依法治理和法制建設水平密不可分。為了提高企業依法經營管理水平，推動安康突破發展進程，實現安康全民富裕，市委、市政府將“法律進企業”納入“五五“普法規劃，作為“五五”普法依法治理的主要載體之一，扎實開展“誠信守法企業”示范點的創建活動，努力增強企業依法經營、依法管理、依法維權的意識和能力。企業依法治理的開展對個人、企業和社會都具有積極的重要意義。
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也是市場的主體，企業法制建設是全社會法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不僅要關注企業的改制重組、產品結構、企業規模、經濟總量、效益空間，同時也要衡量企業法治水平的高低。企業自身是否能夠順利發展，是否能夠踐行科學發展觀，是否能夠依法管理、依法經營、誠信守法，都與企業依法治理和法制建設水平密不可分。為了提高企業依法經營管理水平，推動安康突破發展進程，實現安康全民富裕，市委、市政府將“法律進企業”納入“五五“普法規劃，作為“五五”普法依法治理的主要載體之一，扎實開展“誠信守法企業”示范點的創建活動，努力增強企業依法經營、依法管理、依法維權的意識和能力。企業依法治理的開展對個人、企業和社會都具有不可小覷的重要作用。
一、企業全面開展依法治理，建立誠信守法企業，是群眾的需要。企業的服務對象首先是廣大群眾。企業中，特別是一些小型民營企業，在發展中缺少嚴謹的法律服務概念和客戶責任感，缺乏規范的依法治理操作和正確的法律服務處理，導致“霸王小企業”的出現，不僅破壞市場良性發展，更影響了和諧、文明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