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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在區域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從傳統農業到現代農業，每一個階段無不以科技創新為動力。世界各國均把大力推進科技創新作為促進農業增長的戰略舉措，采取一系列積極有效的政策措施積極推進，農業現代化水平較高的國家農業科技貢獻率平均達到70%以上。通過60年的發展，我國已進入世界農業科技大國行列，科技進步對農業的貢獻率，“十五”規劃期間達到48%，實現了主要農產品由長期短缺到供求基本平衡的歷史性轉變。
目前，我國耕地大量減少，人口資源環境約束增強，氣候變化影響加劇，國際糧食供求矛盾突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供求平衡壓力增大，要有效應對這些挑戰和問題，必須加強農業科技創新，不斷提高土地產出率和資源利用率；同時，農業發展方式依然粗放，農業基礎設施和技術裝備落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必須依靠科技創新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提高農業機械化和信息化水平，不斷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另外，農業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也面對不少挑戰和問題，必須大力推進農業科技創新，依靠科技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
——要大力實施“糧食豐產科技工程”，加強豐產栽培、農田改造等技術的集成，著力提高糧食單產水平和總產水平，保障我國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大力推進良種培育、田間作業、設施栽培、健康養殖、疫病防控等關鍵技術集成創新，進一步提高農業單產和效益。適應農業規模化、精準化、設施化的要求，加快開發多功能、智能化、經濟型農業機械和裝備設施。攻克農產品精深加工、儲運保鮮、產后減損、清潔安全生產等關鍵技術，加快林業、水利、氣象、食品產業及農用工業等科技進步。
——要加大科技成果轉化力度，加快新技術、新品種、新材料、新工藝、新產品等科技成果的應用，提高農村科技成果轉化率。對優良品種、豐產栽培、節水灌溉、測土施肥等農民一看就懂、一學就會、一做就靈的先進適宜技術，進行大面積應用，促進家庭經營向采用先進科技生產手段的方向加快轉變，提高農業技術水平。2008年，全國300個縣實施農業科技入戶工程，培育了26.7萬個農業科技示范戶，輻射帶動近414萬周邊農戶，主導品種、主推技術入戶率達到95%以上，促進了農民增產增收。測土配方施肥、重大病蟲害防治、地膜覆蓋、旱作節水等一批重大技術得到跨區域或在全國范圍內得到推廣。
——要加強農業基礎理論、重要過程和重要作用機理等研究，優先發展農業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搶占國際農業高技術領域的制高點。要在基礎性、前沿性研究和重大關鍵技術研發等方面，切實保障政府投入，力爭在關鍵領域和核心技術上實現重大突破；在農村科技應用服務環節，充分發揮政府引導和市場驅動兩個機制的作用，使我國農業科技投入占農業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提高。
——要實施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科技專項。實施轉基因重大專項，對于增強農業科技自主創新能力，提高我國農業國際競爭力，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實施這一重大專項的目標，是要培育一批抗病蟲、抗逆、優質、高產、高效的重大轉基因生物新品種，為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科技支撐。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區域生態地質環境評價環境承載力
中圖分類號： [P6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一、可持續發展的區域生態地質環境評價
可持續發展定義所說：發展要具有可持續性，要不損害支持地球的生命系統：空氣、水、土壤，不超出其源于環境的承載能力。這里的環境，我們可以引申為地質自然環境與社會人文，而又不僅僅局限在這個范圍，故要求我們必須將發展限制于地質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之內，即保障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承載，這是保障發展可持續性的前提條件。
區域生態地質環境評價作為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手段而日益受到重視，特別是我國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各類開發區建設，水平參差不齊，且投資密集、起步快，對環境必然產生沖擊和影響，亦將直接影響到區域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進行區域生態地質環境評價是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
二、可持續發展的區域生態地質評價體系構建
區域地質要做到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處理好“社會、經濟、資源、環境”四大因素的平衡問題，而其中最為關鍵問題又是合理可持續利用區域資源問題，合理可持續利用區域資源其中包涵有注重區域生態環境保護的涵義，資源的利用必須以不破壞生態環境和維系生態環境的自然修復為限度，故可以建立以區域發展過程中對區域資源的消耗為主要斷定對象的區域可持續發展的評定指標體系是較為正確也是可行的。
生態足跡是一組基于土地面積的量化指標，是指生產一定人口所消費的資源和吸納這些人口消費產生的廢棄物所需要的生態生產性土地的總面積。生態足跡模型應用于區域可持續發展定量評價的關鍵是生態足跡的計算。在下文中，以山西省大同市這一區域來定量化分析生態足跡及生態承載力的可持續發展評價。
表1 山西省大同市2011年人均生態足跡和人均生態承載力
由表1可以看到，2011年山西省大同市人均生態足跡比例中，耕地生態足跡占據最大，為41%；其次為煤礦能源等用地生態足跡占用了39%；兩項合計占用的生態足跡中的比例約為80%以上，成為2011年山西省大同市生態需求的主要部分，這說明本地經濟社會發展對耕地的衍生產品和能源需求較大。
從表1人均生態承載力分析來看，它反映的是生態供給的構成，其中耕地、林地以及建筑用地提供的生態產品及服務占了整個生態系統的絕大部分，是生態承載力的主要組成部分，可見耕地、林地對生態系統的重要性。具體講，耕地生態供給占用為56%、建筑用地占38%；林地占4%；而水域、草地和化石能源用地的供給僅分別占1%、1%和0，這部分的生物資源和能源要靠貿易調整來彌補。
表2 大同市2003—2011年人均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
從整體上分析，由表2可知，2003—20O4年的人均生態足跡、人均生態承載力以及人均生態赤字變化不明顯；2004年后，人均生態足跡和人均生態赤字都有較大幅度的增加。大同市2004—2011年人均生態足跡為1.6l01—1.9506 hm2， 基本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平均年增長約10%，可見，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消費能力、消費水平在不斷增長，物質資源和能源消耗的增加直接導致生態需求的增加。2003—2011年大同市都處于生態赤字狀態， 最高是2011年，達到1.4698 hm2；最低是2004年，為1.0756hm2。由此可見，大同市9年來都處于不可持續發展狀態，這可能是由于資源消耗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和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造成的。
三、對區域生態地質環境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建議
由以上對山西省大同市這一區域地質的可持續發展過程分析中，我們可知，要想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制定切實可行的地質優化對策。首先是發展生態農業，提高耕地生態承載力，優化農業內部結構，調整農業內部產業結構比例，鼓勵和扶持有利于改善土地生態效率的高新技術，使農業逐步轉變為運用高科技的生態農業，以實現農業的高產、低耗，著重提高耕地生態承載力，繼續推進目前已經開展了的“退耕還林、退牧還草”政策，積極開墾荒地，著力建設和保護好森林等生態系統，抓好造林綠化和森林資源保護。其次就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進循環經濟發展，調整能源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大對可再生能源投入，減少不可再生能源消費，積極探索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最重要的是加強人口管理，提高人口素質，應進一步完善人口生育政策，以消除人口不合理過快增長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引導河南省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結論
可持續發展是當今社會的主調，適度的人文和豐富的資源與良好的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也是區域發展的理想狀態。在對區域生態地質環境進行評價中，要針對區域的特征，從區域人口、社會、資源和環境的相互關系出發，從區域可持續發展的本質概念進行分析，去界定區域社會各個方面、資源儲備量和區域地質環境承受能力，把握住生態系統維持和調節自身系統能力的閾值，即生態供給和生態需求的閾值，如果超過了它們的閾值，生態地質系統將失去維持平衡的能力，遭到摧殘；反之，生態地質系統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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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資源 區劃 農業持續發展
一、綜合性與協調性
農業資源區劃的綜合性，就是從生態資源、土地資源、水資源、農業經濟等幾方面的綜合利用著眼，采取綜合措施，實行綜合投入，進行綜合開發，提高綜合效益。在取得經濟效益的同時，形成良性循環。從系統論的觀點看，是把農業作為呈多因子的集成系統，整體綜合效益大于各因子的簡單相加。農業持續發展的協調性，一是指資源利用能力與資源條件的關系，二者的不協調引致資源利用低效，或者引致資源利用能力的浪費。二是指農業生產與環境之間的關系，農業生產與環境的不協調，將引致土地、水污染嚴重。三是農業生產水平與生產條件之間的不協調，將引致生產條件的惡化、農業投入的低效。農業持續發展就是要求排除這些不協調性，使農業生產進入良性循環。
農業區劃的綜合性與農業持續發展的協調性，是同一個圓心的兩個圓，一個是實的、技術性的，另一個是虛的、政策性的，其共同的核心內容有五方面：一是資源高效型農業，即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推行高效農業；二是資源節約型農業，著眼于資源數量利用的形式；三是資源投入型農業，更少地掠奪或消耗自然資源，更多地以物質投入代替自然資源，而不減少農業產出量；四是資源再生型農業，更廣泛地利用再生資源替代非再生資源；五是資源改良型農業，即提高資源質量，增加資源可利用量。這種共軛關系，使農業持續發展的研究，成為90年代以后農業區劃研究的主旋律。
二、區域性與可行性
農業資源區劃的區域性，就是要求農業生產從各地區特點、優勢、生產潛力、地域差異出發，對農業生產的方向、重點進行調整，其調整的依據一般有四條：其一，發展農業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的相對一致性；其二，農業生產基本特征與進一步發展方向的相對一致性；其三，農業生產關鍵問題與建設途徑的相對一致性；其四，保持行政區域（我國以縣級為單位）界線的基本完整。1981年由全國農業區劃委員會編寫的《中國綜合農業區劃》揭示了中國地域分異規律，將我國陸地分為9個1級區，共分38個二級農業區，海洋分為黃海、渤海、東海、南海四大海區，根據沿海灘涂利用又分為10個利用區。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沒有區域化，不尊重各區域的特點，“一刀切”行政化大統一的農業是不可能有農業持續發展的。
農業持續發展的可行性，涵蓋三層意思：一是技術和應用適當，即并不主要依靠最優、最先進的技術，而是以最為適用、合理的技術為導向；二是經濟上能夠維持，即控制投入成本，提高經濟效益，避免財政難以維持的局面；三是社會上可以接受，即生態環境變化、技術變革所引起的社會震蕩應當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圍內。美國LISA計劃的最終目標是“以對人類和環境無害且以持久性的方式提供豐富的食物和纖維”。丹波斯宣言提出，為過度到更加持久的農業生產系統，農業和農村發展必須努力實現三個基本目標：（1）確保自給自足，保證食物安全；（2）增加農村的就業人數和收入，特別是根除貧困；（3）保護自然資源，保護環境。
對比分析區域性與可行性的內涵不難看出，區域性和可行性都是對單系統內在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區域性是對農業單系統自然條件、生產條件、政策條件的研究和表述；可行性是對農業單系統技術條件、經濟條件、社會條件的研究和表述。農業持續發展的可行性依賴于農業資源區劃的區域分異規律，只有從區域特點出發，實現了區域化的農業，才能保證持續發展。
三、超前性與持續性
農業資源區劃的超前性，是由農業資源區劃工作的前瞻作用決定的。農業資源區劃是從大系統，全方位研究農業的形成過程、區域特征、分異規律、發展方向和建設途徑的，側重于為農業的發展做前期科學論證、提供依據和規劃。具體的工作內容大致為塊：（1）農業資源的分析評價；（2）農業資源的動態監測；（3）農業資源的立法和管理；（4）農業區域的規劃制訂；（5）農業區域的開發實驗；（6）農業生產的布局和調整；（7）農村發展的戰略研究；（8）農業信息的咨詢服務。這些工作內容決定了農業資源區劃是農業發展的超前研究，有很強的超前性，這正是農業資源區劃具有生命力的一個重要體現。隨著新方法、新技術的應用，農業資源區劃的超前性，將更科學更突出。在遙感信息方面，我國九個一級農業區分別設置了資源經濟信息監測中心，按30個省（市、自治區）級行政單位分別設置了農業經濟信息監測工作站。在地面監測網絡方面，以我國38個二級農業區為主，結合考慮省一級綜合農業區及有關自然條件區劃、種植業區劃和社會經濟分區狀況，在全國范圍內設置250個以上地面信息采集網點縣，用于支持空間信息的提取。以計算機為手段，建立的方法庫、模型庫、圖形庫，使農業資源區劃研究建立在高科技基礎上，進一步提高了農業資源區劃研究的超前性，提高了農業發展的科學預見性。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我國長期以來將可持續發展作為農業主要發展發向[1]。生態農業是依靠生態工程技術建立的與當地生態環境和農業生產相適應的農業發展模式[2]，較之傳統農業，其人力、物力投入較少，能源消耗量少，對環境污染小，是協調農業生產與環境保護的有效方式，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1桂林市發展生態農業的天然優勢和必然性
桂林地處經濟欠發達地區，屬亞熱帶季風氣候，降雨充沛、水資源充足，發展農業的自然條件較為優越[3]。由于未實現工業大規模化生產，境內水土污染較輕，生態環境良好，具備發展生態農業的天然優勢；另一方面，傳統農業下資源利用率較低，易對環境造成不利影響，受限于人口、資源和經濟發展水平，桂林大規模發展常規農業所導致的資源與生態問題比發達地區更為突出[4]，扶持生態農業成為桂林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必要舉措。
2發展思路
桂林市農業綜合實力在廣西較為突出，糧食、果蔬產量始終穩居廣西前列。桂林生態農業發展起步較早、模式較多，擁有較為成熟的循環農業技術，但由于桂林市總面積較大、資源分布多樣化、區域特征差異化，整體發展難以保持一致性，部分地區未探索出最佳發展模式，收效一般。基于此，要落實生態農業可持續發展，需要充分考慮各地區的現實條件，因地制宜，立足于構建多元化、特色化的農業產業結構；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完善生態農業產業化體系，協調農業開發和生態治理，加強農業循環技術研究，持續改進原有模式，增強農業后勁力。具有發展經驗且技術較為成熟的區域，可進一步擴大循環農業規模，提高整體經濟效益。
3分區發展情況
結合桂林市生態農業可持續發展思路，立足于長期的農業實踐，以進一步優化生態農業產業為目的，依據各地農業資源生態承載力、環境容量和農業發展根基，實行區域化布局。
3.1優化發展區
包括臨桂區、靈川縣、興安縣、全州縣、永福縣、平樂縣、荔浦市。以上地區是桂林糧食、果蔬主產區，農業生產條件和生產基礎較好，要堅持以農為本理念，鞏固農業生產主導地位，兼顧環境治理、調整種植業結構、創新農業模式，強化循環農業，穩定糧食、水果、蔬菜生產，推廣優良品種，打造優勢品牌，發展休閑農業。全州縣商品糧產量大，是著名的“桂北糧倉”。該縣在生態農業生產發展中，緊抓現代特色農業示范區建設，以禾美稻香現代特色核心農業示范區為例，在該示范區內大力推廣種植雙季稻、超級稻，集成機械化種植、綠色植保等現代技術，實行“稻-燈-魚-肥”種養結合，同時發展油菜花休閑觀光，為稻田增產增收提供可靠途徑，也為當地帶來了良好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
3.2適度發展區
包括雁山區、陽朔縣、灌陽縣、恭城瑤族自治縣。該區喀斯特地貌高度發育，且屬漓江流域生態保護重點區域，農業產出以金橘、月柿、桃李梨等特色水果為代表。要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抓好生態保護，突出自然優勢，著力促進休閑農業發展，加快完成一、二、三產業融合。恭城縣有“中國月柿之鄉”的美譽，月柿產業推動著全縣經濟發展。在生態農業上，恭城縣堅持“豬+沼+果”三位一體模式，既采用環保方式處理了養殖糞污的排放問題，又通過施用有機肥改善了土壤質量，提升了果品品質。
農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之根本，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評價研究對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有重要意義。本研究通過選取2004～2013年山東省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5個維度的24個指標構建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的評價體系，采用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通過加權求和法進行綜合評價，得出山東省2004～2013年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綜合得分、各子系統得分及各年協調系數。結果表明:人口子系統權重為0．2026，經濟子系統權重為0．3111，社會子系統權重為0．1728，資源子系統得分為0．1402，環境子系統得分為0．1732;2004～2013年山東省農業可持續發展總體水平在不斷提高，經濟、環境、社會子系統發展水平較高，人口、資源子系統發展水平較低;5個子系統發展協調度總體提升，但近年來有下降趨勢。
關鍵詞:
山東省;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熵值法;加權求和法;動態評價
1985年，美國加利福尼亞議會通過了《可持續農業研究教育法》，首次提出了可持續農業的概念［1］。1994年經國務院審議通過的《中國21世紀議程》指出:“農業和農村可持續發展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優先領域和根本保證”［2］。農業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之根本，依靠大量消耗資源的粗放式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已經不能適應當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在經濟全球化和全球市場一體化這一背景下，我國農業的發展面臨著更加嚴峻的挑戰［3］。目前我國各地農業經濟發展水平不一，迫切需要廣泛開展對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評價的深入研究，為制訂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近年來，我國學者針對不同區域開展了部分農業可持續發展評價研究。在評價體系的構建方面，袁久和［4］、盧李朋［5］、劉喜廣［6］等分別從人口、社會、資源、環境、經濟五個方面選取指標構建了評價指標體系;曹執令［7］從農業經濟、農業生產要素、農業社會及農業資源與環境四個方面選取了16個指標構建了農業可持續發展評價體系;高鵬等［8］從經濟、資源、社會以及環境保障四個方面選取指標進行了評價研究;戴蓉等［9］從農業經濟、農業生產、農業社會、農業環境與資源四個維度選取指標;彭萬臣等［10］從農業資源、農業經濟、農村社會、農村環境等四個方面選取指標。在指標權重的確立方面，主要采用熵值法［4～6］、主成分分析法［8，9，11］或層次分析法與專家意見法相結合［7，12］。在評價模型的設立方面，多采用加權求和的綜合評價法。在評價尺度方面，時間尺度上動態評價多以十年時間為研究對象［4，8，9，13］，區域尺度上以省域［2，4，6，10，14］、市域［7］為主。綜上所述，在農業可持續發展評價研究方面指標設立差異大，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一。為增加研究的科學性和可信度，本文采用客觀賦權法———熵值法，指標設立涵蓋人口、社會、資源、經濟、環境五個方面，與加權求和法相結合設立綜合評價模型，對2004～2013年期間山東省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做動態評價，以期得到近十年山東省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的演變規律。
1研究區域與數據來源
山東省位于我國東部沿海地帶、黃河下游地區，北緯34°22．9'～38°24．01'、東經114°47．5'～122°42．3'之間。屬暖溫帶季風氣候，降水集中，雨熱同季，春秋短暫，冬夏較長，年平均氣溫11～14℃，多年平均降水量為676．5毫米。境內中部山地突起，西南、西北低洼平坦，東部緩丘起伏，形成以山地丘陵為骨架、平原盆地交錯環列其間的地勢。總面積15．8萬平方千米，約占中國總面積的1．64%。農用地1156．6萬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73．2%。總人口9733萬人，農業人口占56%。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第一產業增加值和農產品出口額在全國一直名列第一，山東省農業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研究數據來源于《山東省統計年鑒》(2005～2014)及《山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4～2013)，部分數據經換算得到。
2研究方法
2．1指標體系基于指標設立的科學性、系統性及可操作性，選取2004～2013年山東省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5個維度的24個指標構建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
2．2熵值法熵值法是一種客觀賦權法，其本質是通過計算指標的信息熵，繼而計算出指標的信息效用值，信息效用值代表了指標的相對變化程度對系統整體的影響度，影響度越大，權重就越大。相比主觀賦權法，熵值法具有更高的精確度和可信度。
2．3加權求和法加權求和法是整合不同指標評價值時常用的一種方法，即根據各項指標的相對重要程度，得出其權重，然后累加各項指標評價結果得出總分值。
2．4發展協調系數根據可持續發展的內涵，農業可持續發展評價不僅只看重綜合得分，還要看各子系統之間是否協調發展。本文采用多層次評價體系，為定量衡量人口、資源、環境、社會、經濟這五個子系統是否平衡發展，引入標準差系數作為協調系數的衡量標準。標準差系數越大，表示數據差異較大，發展不協調;標準差系數越小，表示數據差異小，發展協調。
3結果與分析
運用上述研究方法及計算公式，得出各指標權重即類權重(表2)，從而計算出2004～2013年山東省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得分(表3)。
3．1農業可持續發展分析由圖1、圖2可看出，近十年山東省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整體呈上升趨勢。由圖1及表3計算可得，農業可持續綜合得分年平均增長率為14%，呈穩步增長狀態。表明近年來人們對于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認識有所提高，政府采取的相關政策法規也起到了明顯作用。由圖2可知，經濟和社會子系統評價得分上升最快，環境子系統呈先下降后穩步上升狀態，資源子系統評價得分整體呈下降水平，人口子系統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波動狀態。2004～2005年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人數大幅增長，由2004年的120．3萬人增加到2005年的169．2萬人，而同時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由2004年的6．01%下降到5．83%，使得2004～2005年人口子系統得分出現了一個較大增幅。2005年以后較為平穩，到2008～2009年出現劇烈下降，因2008年受到金融危機沖擊導致失業人數增多，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由2008年的149．9萬人降為2009年的122．4萬人，因此人口子系統得分轉呈下降態勢，2009年以后逐步恢復上升趨勢，但與經濟、環境子系統得分差距仍然較大，說明雖然計劃生育政策降低了人口增長速度，但較大的人口基數依然是制約山東省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2004年山東省農村勞動力初中文化程度以上占比為19．1%，2013年數據為22%，僅提高了2．9個百分點，可見農村勞動力素質仍然較低，必然對農業可持續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前期環境系統得分低且呈劇烈下降態勢，在2006～2007年達到最低，主要原因是農藥、農肥、塑料薄膜等使用過量，對環境造成了嚴重負擔。此后隨著農藥、農肥、塑料薄膜等施用量較大程度的減少和節水灌溉面積的較大增長，環境子系統得分攀升，一度超越經濟子系統，成為得分最高的子系統，這表明人們的農業環保意識逐步提高，近年來政府采取的各項環保措施開始發揮作用。目前山東省農業現代化水平位居全國前列，現代農業的推廣普及、農田基礎設施的改善對農業可持續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由于人口基數大導致人均資源占有量少，加之過去農業的粗放式發展導致資源消耗過度，資源子系統在2007～2008年之間下降劇烈，后期小幅度增長，但仍處于較低水平，這與自然資源的恢復性差及不可再生性有較大關系。經濟子系統得分基本呈直線上升態勢。由原始數據計算得出，人均農業生產總值與土地產出率均增長了一倍多，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兩倍，單位耕地面積機械總動力增長了32．5%，表明農業機械化水平有較大提高。山東省農業產值多年來位居全國第一位，各項農業經濟發展勢頭迅猛，農業經濟整體運行良好。社會子系統得分呈穩步增長態勢，2005～2006年公路通車里程大幅度增長，表明公共基礎設施在此階段有大幅度改善，促使2005～2006年社會子系統增幅較大;中期發展較為平穩，2010年以后農村恩格爾系數由2010年的37．5下降為2011年的35．7，下降了1．8個百分點，表明農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改善并不明顯，2004年為0．37，2013年為0．38，城鄉教育、醫療、收入等方面的差距仍然較大。
3．2系統協調度分析協調系數越小，發展協調度越高。由表3可以看出，近年來山東省農業各子系統協調發展系數整體呈減小趨勢，表明山東省近十年發展協調度整體提高，但2010年以后協調系數有略微增大趨勢，可見各子系統之間發展有可能逐漸趨于不協調狀態。另外，人口、資源子系統發展水平較低，與經濟、環境、社會子系統差異較大，表明資源利用率仍然較低，資源承載力負荷過重，亟需通過采取各種措施減少資源浪費現象，扭轉以過度消耗資源換取經濟增長的方式，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
4結論
通過對2004～2013年山東省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的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4．1山東省農業可持續發展總體水平在不斷提高，經濟、環境、社會子系統發展水平較高，人口、資源子系統發展水平較低，5個子系統發展協調度仍有待提高。
4．2人口基數大及農村勞動力素質差是制約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在踐行國家人口政策的前提下，應大力提高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加大農業科技的培訓力度，全方位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
4．3資源消耗率仍然過大，在提高農業經濟的同時，更應注重耕地資源、水資源的保護，積極推廣現代農業，引進并普及現代先進農業技術，加大農田基礎設施改善力度，提高資源利用率，促進傳統農業轉型升級，優化農業功能結構，強化農業非直接經濟生產功能［15］，提高農業可持續發展水平。出于數據的可得性，所選擇的評價指標仍然不夠全面，而且有的指標難以量化，增加了研究難度，因此仍需進一步探討指標設立的科學性、全面性，以完善農業可持續發展評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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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在其生態和地理條件下人民和體制的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高低可以通過生存支持系統、發展支持系統、環境支持系統、社會支持系統、智力支持系統五大系統來衡量。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形成和培育，都離不開這五大支持系統的共同作用和綜合貢獻，而其中任何一個支持系統的失敗都會破壞可持續發展的總體能力。為了實現遼寧的可持續發展，首先必須對遼寧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有一個全面的認識，然后有針對性地加強遼寧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本文將首先圍繞五大支持系統對遼寧可持續發展能力做一整體判斷和初步分析，然后在此基礎上闡述如何加強遼寧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本文以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組公布的數字作為分析依據，除區域生態水平和區域管理能力指標外，所有指標均為1999年的數字。
一、遼寧可持續發展能力分析
（一）生存支持系統
生存支持系統又稱基礎支持系統，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按人平均的資源數量和質量對于該空間人口的基本生存和發展的支撐能力。生存支持系統反映了資源對人口的承載能力，它以供應人口并保證其生理延續為標識。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源能夠滿足當代人和以后各代人的生存和發展的需求，則該國或該地區就具備了可持續發展的初步條件，如果在自然狀態下不能被滿足，則應依靠科技進步尋求替代資源來滿足人口對資源的需求。可見，生存支持系統是可持續發展的前提。
1999年，遼寧生存支持系統總指數為45.17，在全國居第14位，說明資源對人口的承載能力一般。其中，生存資源稟賦指數為46.72，居全國第21位，說明遼寧生存資源稟賦較差；農業投入水平指數為23.14，居全國第21位，說明遼寧農業投入水平相對較低；資源轉化效率指數為49.93，居全國第5位，說明遼寧資源轉化效率較高；生存持續能力指數為60.87，居全國第13位，說明遼寧生存可持續能力較好。在總數35個源指標中，人均耕地、單位播種面積用電量、單位播種面積化肥施用量、農戶人均生產費用支出、單位播種面積農業財政支出、單位播種面積糧食產量、農業勞動生產力、化肥利用效率、人均農業生產總產值、單位播種面積農業總產值、農村人均收入、中等教育水平以上農業勞動者比例12個指標居全國前10名，其中，化肥利用效率居全國第1位，說明遼寧在以上諸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居全國后10位的有人均水資源、光合有效輻射、≥10℃積溫、年均霜日4個指標，說明遼寧的水資源相對短缺，氣候資源相對較差。
（二）發展支持系統
發展支持系統又稱動力支持系統，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源、人力、技術和資本可以轉化為產品和服務的總體能力。發展支持系統反映了區域的發展能力，可持續發展要求這種能力在不危及其他子系統的前提下，應當與人的進一步需求同步提升和增長。發展支持系統的基本特征表現為：人們已不滿足于初步利用自然狀態下的“第一生產力”（即直接利用太陽能所提供的光合作用生產力），而是進一步通過消耗不可再生資源，應用多要素的組合能力，產生更多的中間產品，形成足夠龐大的社會分工體系，以滿足除了生存必需的食物、飲用水外的更高更多的需求。發展支持系統是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牽引。
1999年，遼寧發展支持系統總指數為47.61，居全國第9位，說明遼寧的發展能力較強。其中，區域發展成本指數為56.56，居全國第6位，說明遼寧的發展成本較高；區域發展水平指數為40.72，居全國第9位，說明遼寧發展水平較高；區域發展質量指數為45.56，居全國第20位，說明遼寧的發展質量較差。在總數60個源指標中，地形限制系數、資源組合優勢度、外資占全國份額、進出口總額占全國份額、外貿依存度、通達率、省會距最近出海港距離、潛勢率、交通通訊投資占基建投資比、交通通訊投資密度、交通通訊投資占全國份額、人力資本系數、萬人擁有智力資源量、人口對發展的壓力、人口對經濟的壓力比、發展彈性系數、單位面積貨運周轉量、每萬人郵電業務總量、千人擁有的國際互聯網用戶、千人擁有電話數、GDP占全國份額、人均GDP、GPP密度、固定資產投資密度、人均儲蓄額、資本金份額、社會商品零售總額、非農產值占總產值比例、技術密集型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例、利稅占有率、市場占有率、產銷率、全社會勞動生產率33個指標位居全國前10名，而工業增加值率、盈利水平、總資產貢獻率、營運資金比例、主要原材料消耗系數、萬元產值能耗、萬元產值廢水排放、萬元產值廢氣排放、萬元產值固定廢棄物排放9個指標位居全國后10名，說明遼寧盈利水平差，經濟集約化程度很低。
（三）環境支持系統
環境支持系統反映了環境的緩沖能力，人類對區域的開發、人類對資源的利用、人類的經濟增長、人類對廢物的處理等，均應維持在環境允許的容量之內。如果過分地掠奪資源和能源，破壞生態系統和生態環境，人類自身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就會遭到破壞，可持續發展便難以為繼。環境支持系統以其緩沖能力、抗逆能力和自凈能力的總和來維護人類的生存支持系統和發展支持系統。環境支持系統是可持續發展的臨界閾值。
1999年，遼寧環境支持系統總指數為40.50，居全國第23位，說明遼寧環境支持系統較弱。其中，區域環境水平指數為17.08，居全國第30位，說明遼寧環境水平很差；區域生態水平指數為61.74，居全國第16位，說明遼寧生態水平一般；區域環境抗逆水平指數為42.69，居全國第13位，說明遼寧環境抗逆水平較高。在總數30個源指標中，只有地形起伏度、干燥度、廢水排放達標率、森林覆蓋率、自然保護區面積比率、水土流失治理率6個指標居全國前10名。居全國后10名的指標卻多達19個，它們是廢氣排放水平、人均廢氣排放、廢氣排放密度、廢水排放水平、人均廢水排放、廢水排放密度、廢棄物排放水平、人均固體廢棄物排放、固體廢氣物排放密度、SO2排放水平、人均SO2排放、SO2排放密度、煙塵排放水平、人均煙塵排放、煙塵排放密度、受災率、水土流失率、廢氣處理率、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在這19項指標中有11項指標排在全國后5名，其中又有2項指標居全國倒數第1名。從中可以看出遼寧的環境污染相當嚴重，已成為制約可持續發展的最大威脅，生態環境急需改善。
（四）社會支持系統
社會支持系統反映了社會的穩定能力。社會的公正、進步和安全、有序是社會穩定能力的集中體現，也是社會支持系統強大的表現。如果社會支持系統出現問題，如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懸殊、各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社會成員之間相互仇視、社會動蕩不安、甚至爆發戰爭等，社會的穩定能力得不到保證，則整個可持續發展就會變得困難重重，甚至被暫時擱置。
1999年，遼寧社會支持系統總指數為62.15，居全國第4位，說明遼寧社會支持系統強。其中，社會發展水平指數為59.84，居全國第4位，說明遼寧社會發展水平高；社會安全水平指數為59.83，居全國第8位，說明遼寧社會安全水平較高；區域社會進步動力指數為66.77，居全國第4位，說明遼寧社會進步動力大。在總數37個源指標中，共有16個指標居全國前10名，它們是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人口自然增長率、全社會文盲率、第三產業勞動者占社會勞動者比例、城市化率、三人戶占總戶數的比例、千人擁有醫生數、農村人均消費支出、恩格爾系數、城鄉收入水平差異、贍養比、社會保障覆蓋率、勞動者中學程度人口比例、勞動者大學程度以上人口比例、第二產業人口參與比、科學家、工程師人口參與比。而人均住房面積、城市人均住房面積、農村人均住房面積、人均公共衛生財政經費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費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費占人均消費支出比例、城鎮失業率、勞動者文盲人口比例、勞動者小學程度人口比例、欠教育人口參與比10個指標居全國后10名，其中，人均公共衛生財政經費支出居全國第31位，說明遼寧人均居住條件較差，文化生活較為落后，公共衛生狀況不容樂觀。
（五）智力支持系統
智力支持系統又稱制度支持系統，反映了管理的調控能力，它要求人的認識能力、人的判斷能力、人的決策能力和人的創新能力能夠適應總體發展的水平，即人的智力開發和對于“自然—社會—經濟”復合系統的駕馭能力要適應可持續發展水平的要求。智力支持系統主要涉及到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制度合理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是教育水平、科技競爭力、管理能力和決策能力的綜合體現。智力支持系統是可持續發展的智力基礎和制度保障。
1999年，遼寧智力支持系統總指數為49.91，居全國第6位，說明遼寧智力支持系統較強。其中，區域教育能力指數為42.33，居全國第11位，說明遼寧教育能力較高；區域科技能力指數為39.86，居全國第9位，說明遼寧科技能力較高；區域管理能力指數為67.55，居全國第3位，說明遼寧具有很強的管理能力。在總數57個源指標中，有30個指標居全國前10名，它們是萬人在校大學生數、萬人擁有大學教師數、中等學校以上在校學生數占學生總數比例、科技人力資源、萬人擁有科技人員數、科學家工程師人數占科技人員比例、科技經費資源、R&D經費占GDP比例、地方科技事業費、科技三項費占財政支出比例、企業研發經費與政府研發經費之比、專利產出能力、萬人專利授權量、專利授權量占全國份額、技術市場成交額占全國份額、技術市場成交額占GDP比例、間接經濟效益、萬元產值能耗下降率、萬元產值廢氣排放下降率、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政府財政效率、人均財政收入、政府工作效率、公務員占總就業人數比例、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支出比例、每個公務員創造的服務收益、經濟調控績效、經濟波動系數、環境影響評價執行力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及目標責任制執行力度、環境問題來訪處理率。位于全國后10名的指標有5個，分別是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萬人中等學校在校學生數、財政收入彈性系數、社會調控績效、城市化增長率。
二、加強遼寧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是一成不變的，為了實現發展的可持續性，必須持久地致力于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建設，不斷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具體包括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人力、科學、技術、組織、機構和資源等方面的能力的培養和增強。
1999年，遼寧可持續發展的綜合指數為48.70，居全國第9位，可持續發展的總體能力較強，但具體分析的結果表明，遼寧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并不均衡，有些方面的能力高些，有些方面的能力低些。因此，遼寧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應立足于遼寧的省情，在遼寧的生態基礎、自然狀況和地理條件下，保持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綜合平衡，實現“自然—社會—經濟”的整體效益最大化。
（一）加強生存能力建設
生存是發展的基礎。遼寧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首先應加強生存能力建設，從生存的主要制約因素入手，采取多種措施維護、改善和提高生存資源的產出效率，以持續地滿足人口不斷增長的糧食和其他安全食品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在觀念上，要提高農業勞動者的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意識，由單純追求農業經濟效益向追求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綜合效益轉變，全方位、多層次地開發食物資源，對國土資源進行立體式綜合開發利用，加快生產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最大限度地降低農業生產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其次，在制度上，要制定相應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應的體制和機制，以加強對生存資源的保護和合理利用。再次，要在農業技術上不斷創新，努力克服制約可持續發展的種種因素，推進農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從目前來看，遼寧應針對自身的薄弱環節，努力提高農業投入水平和生存持續能力。
（二）加強發展能力建設
在發展能力建設方面，遼寧應當根據區域發展質量較差的現實，著重提高區域發展質量。資料顯示，1999年遼寧區域發展質量指數為45.56，在全國位居第20名。其中，工業經濟效益指數為33.06，在全國位居第17名；產品質量指數為51.51，在全國位居第19名；經濟集約化指數為52.10，在全國位居第23名。可見，遼寧的區域發展質量與遼寧作為一個經濟大省的地位是很不協調的。較差的經濟效益、較低的產品質量、較低的經濟集約化程度阻礙了遼寧經濟的健康發展。為了改變區域發展質量低下的狀況，遼寧應當大力提高經濟效益，在提高工業增加值和盈利水平上下功夫，同時要改變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改進技術，降低能耗，提高經濟的集約化水平。
（三）加強生態環境的能力建設
環境與發展問題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其根源在于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采利用所導致的生態環境的破壞，直接威脅到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生態環境能力建設實質上是提高“生態服務”的總價值，擴大生態環境的總容量，增強生態環境的整體質量。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看到生態環境能力是遼寧可持續發展能力中最弱的能力，其中區域環境水平最差，環境污染相當嚴重。在環境支持系統的30個源指標中，居全國后10名的指標多達19個，占總指標數的63.33%。遼寧不僅環境污染相當嚴重，而且生態系統也較脆弱，如1999年遼寧土壤侵蝕指數為80.49，居全國第18位，說明土壤侵蝕較為嚴重，并影響到氣候變化。為了提高生態環境能力，首先要在政策、法律、制度上引導、規范和加強遼寧的環境保護、環境治理和生態建設。其次，要加快工業結構調整，加快工業技術進步和企業技術改造，淘汰污染嚴重的工藝技術和能耗、物耗高的設備和產品，推行清潔生產，促進工業增長方式的轉變。同時還要加大農業結構調整的力度，大力發展生態農業和環保產業。再次，依靠科技進步，提高資源利用率，積極研究開發和推廣應用污染防治、清潔生產、清潔能源、生物多樣性保護等技術，加快科技成果轉化。
（四）加強社會發展能力建設
社會發展能力建設包括人類發展能力建設、社會公平能力建設、社會有序能力建設和社會保障能力建設。社會發展能力建設過程是不斷提高社會系統維持有序運行、承受和抵抗外界及內部干擾能力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人類自身能力和文明程度不斷提高的過程，社會組織管理能力不斷提升的過程，社會公平程度不斷改善的過程，社會保障體系能力不斷強化的過程。
從總體上看，遼寧的社會發展能力很強，高居全國第4位，是遼寧可持續發展諸種能力中的最強項，但這并不意味著遼寧可以放松對社會發展能力的建設，因為即使在強項中包含著弱項。比如，1999年遼寧人均住房面積居全國第23位，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積居全國第26位，說明人們的生活質量還有待提高。又如，遼寧的文化生活水平相對低下，1999年城市人均文化消費支出居全國第25位，城市人均文化消費占人均消費支出比例居全國第27位。此外，遼寧的社會安全指數僅為36.39，居全國第26位，這主要是由于經濟轉型過程中失業人員大量增加所致。因此，遼寧應特別加強社會公平能力、社會保障能力和社會有序能力的建設，千方百計增加就業機會，防止貧富差距懸殊，加速推進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確保社會長治久安。
（五）加強人力資源能力建設
現代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倚重知識、信息、技術、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等高級生產要素。當前國際競爭的實質是先進科技的競爭，而科技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特別是高級人才的競爭。因此，人力資源的能力建設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是新一輪社會財富積累的核心。加強人力資源能力建設，既是長遠的戰略，又是現實的需要。人力資源能力建設通過塑造、改善、培育、拓展人力資源發揮作用的環境和空間，不斷提高其對社會的貢獻能力。
1999年，遼寧人力資源能力系數為9.03，在全國排名第7，與全國大多數地區相比，屬于人力資源能力較高的省份，但是從人力資源能力水平分級來看，遼寧人力資源能力系數在5—10之間，屬于較弱水平。研究表明，可持續發展總能力與人力資源能力系數呈現出一種非線性的對應關系，而且當人力資源能力系數達到一定的臨界程度（人力資源能力系數大于10)，可持續發展能力提高的幅度增大。因此，要提高遼寧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必須加強人力資源能力建設。
(六)加強科技創新能力建設
科技創新能力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國際競爭力的核心內容，科技創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設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科技創新能力主要由科技潛在能力、科技發展能力、科技產出能力和科技貢獻能力組成。
盡管遼寧是全國的一個科技大省，但在科技創新能力方面仍有不足之處。如遼寧擁有較為豐富的科技資源，1999年科技資源指數為46.68，居全國第5位，而與之很不相稱的是，同年遼寧科技產業指數和科技貢獻指數分別為26.55和46.34，均居全國第11位，說明遼寧的科技產出和科技貢獻水平較低，與其擁有的科技資源不成比例，科技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遼寧有必要加強科技創新能力建設，充分挖掘科技潛在能力，提高科技發展能力、科技產出能力和科技貢獻能力。
《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的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明確指出了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保持農業生產率穩定增長，提高食物生產和保障糧食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改變農村貧窮落后狀況，保護和改善農業生態環境，合理永續地利用自然資源，特別是生物資源，以滿足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確保食物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和合理利用保護資源。
針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應選擇什么樣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對于這一問題目前在農業生態學、農業經濟學和農業地理學三大學科領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觀點。
（一）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以中國科學院生態研究中心馬世駿院士為首的生態學家，就開始倡導中國應該走生態農業的發展道路。80年代中期，馬世駿曾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參與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們共同的未來》籌備工作。認為應以生態控制方法誘導非機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觀點去發展而不是以回歸自然的方式去保護環境，從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產生，并提出中國應實現以生態經濟原則為指導的農業經濟持續發展。自此，關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問題的研究，便層出不窮，形成了流派紛呈、見解各異的多種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
1.“生態農業論”。生態農業是中國最早觸及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發展戰略，且至今仍將其作為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主流方向。
該戰略是在總結吸取傳統農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根據生態經濟學原理，運用系統工程的方法，結合現代農業的先進技術，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一種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的集約經營管理，以期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現代化農業發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環、持續、高效”反映了持續發展的宗旨。
2.“效益型農業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持續農業的核心是發展效益型農業，保持糧食生產的持續穩定發展，既是解決“民以食為天”的需要，也是確保社會穩定、國家發展的需要。
這一戰略就其基本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遵循經濟原則、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依靠科技進步、優化生產力要素組合；調整產業產品結構、充分合理開發利用自然人文資源。其最終目的是要提高資源利用率及經濟效益，拓寬農村勞動力就業門路，增加農民收入，實現農業現代化。
3.“農牧結合論”。這一戰略認為：為確保中國21世紀16億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個以畜牧業為突破口，實行農牧結合，以農促牧、以牧促農、以農牧產品促加工的“種、養、加”和“產、供、銷”一體化的新型農業生產體系，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是發展有中國特色可持續農業的戰略需要。
4.“現代可持續集約農業論”。（注：程序認為中國應該走“可持續集約農業”之路，那種“集約化持續農業”的提法，強調把“可持續的”約束條件作為根本特征，顯然是不足取的。）該戰略認為中國人多耕地少、自然資源相對緊缺，農村欠發達、多數地區尚處于傳統農業階段，不斷增長的人口和消費趨勢，要求農業在有相應投入和依靠科技進步的基礎上，選擇高產量、高質量、高效益的現代集約持續農業道路。
上述生態農業戰略、效益型農業戰略、農牧結合戰略、現代集約持續戰略等，其核心實質都是要試圖解決、回答如何協調發展生產與保護環境的關系問題，這顯然是與中國的現實國情密切相關。
（二）農業經濟學家的觀點農業經濟學家雖然不像農業生態學家那樣，能夠直接敏銳地指出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道路選擇，但是卻尤為關注農業發展的內部運行機制，更能從深層次揭示把握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目前，其關注的主要戰略問題有：
1.糧食問題。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書中，認為隨著中國人口的增長與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糧食的需求將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積卻不斷減少，農業灌溉用水也將大量移向非農產業部門，且化肥使用量已達報酬遞減點，到2030年中國糧食將較目前水平減少20％，中國屆時將進口3.69億噸糧食，這將遠超過國際糧食市場擁有的糧食資源，從而提出了“誰來養活中國”的命題。
Brown的這一觀點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由此，關于21世紀中國應采取怎樣的糧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形成了兩種觀點——悲觀論與樂觀論。
悲觀論認為中國真正解決吃飯問題，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要維持一定的糧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價。這意味著提高糧食生產水平則會增加財政對糧食生產的補貼，從而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對像中國這樣一個農業資源緊缺且糧食生產比較優勢已經喪失的國家來說，追求100％的糧食自給，會付出高昂的代價；應適度地部分進口糧食，利用人類共有資源最經濟地實現糧食安全，糧食生產應采取“立足國內、基本自給、適度進口、促進交換”的戰略方針。
樂觀論認為中國糧食需求的增長不但不會給中國糧食安全帶來威脅，更不會給缺糧的第三世界國家糧食造成威脅，技術進步是中國過去糧食增長的原動力，也是中國現在糧食生產增長的原動力，還將是中國未來糧食生產增長的第一推動力，糧食問題的關鍵在于科技，而科技發展又取決于國家的科技投資政策。
2.制度問題。中國建國以來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國家總體的產業政策和經濟政策對農業的發展狀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由傳統戰略轉變為比較優勢戰略，作為產業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業發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較優勢原則，決定著農業經濟體制的性質或演變方向。只有依據農業比較優勢，推動農業結構變革，提高中國農業整體效率，才有可能使農業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為此，應實施包括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機制創新和觀念創新的農業可持續發展創新戰略。
3.技術問題。中國農業科技的發展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經歷了綠色革命前時期、綠色革命時期、后綠色革命時期（Ⅰ）、后綠色革命時期（Ⅱ），應實施21世紀農業技術創新戰略，即改革現有農業科技投資體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規制度，建設強有力的創造發展體系和研究方法，確定重大技術創新項目和研究領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構造可持續農業生產政策支持系統，加強農業科研、推廣與教育體系建設，是今后持續農業發展的三大支柱。
4.農村問題。關于農村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論”與“三元化論”。
一元化論認為中國農業的根本問題是農民過剩，過剩的農民是一切問題的根源。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根本保證在于農村工業化，應以農村工業化為重心，推動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進一步促進工農業協調發展，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加快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以迅速推進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三元論認為中國農村產業結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失衡加劇，失衡主要表現在時間順序上的差異、變動速度上的差異、產業部門之間的差異，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取向應是“三化齊動”，即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其指導思想與戰略目標就是要以農民為本，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為目的，尋找生產力持續發展的途徑與對策，并以是否對農民有利作為評價有關農業與農村政策的準則。
由此可見，農業經濟學家主要是圍繞“糧食——制度——技術——農村”等農業可持續發展經濟影響因素，探討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內部運行機理問題。
（三）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如果說農業生態學家關注農業生態問題，農業經濟學家關注的是農業內部運行機制問題。那么，農業地理學家則更為注重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1.“糧食主導論”。這一戰略認為糧食問題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將主導中國農業發展的走勢和農業政策取向。糧食問題不僅表現為總量不足，也表現為區域供需不平衡；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將繼續導致區域農業政策的差異，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與農業政策的區域差異將構成中國農業發展區域差異的主流，也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所必須考慮的關鍵方面。
該戰略認為實現糧食安全是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成功實施的第一性條件。
2.“國土開發論”。這一戰略認為中國農業發展戰略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如何使豐富的勞動力同極為有限的人均自然資源和人均工業資源得到優化組合，從而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效率，滿足全社會對農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
該戰略認為雖然中國的資源形勢嚴峻，但是資源還有相當大的潛力。中國不僅必須，而且經過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資源解決或基本解決食物與農產品的供給。應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國土大開發戰略，這是中國人民永遠能夠養活和養好自己的根本性戰略，必須有計劃、分階段、有步驟地開發尚未開發或未充分開發的國土，著重在山區、草原和海洋，實行全面規劃，分區治理開發，納入國家計劃。
3.“發展危機論”。該戰略認為中國空前龐大的人口基數是土地資源供應的危機所在，中國持續農業正面臨著生態、社會、經濟三大挑戰。人口眾多、資源緊缺，物質基礎薄弱，地區差異懸殊，這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為此，考慮農業發展戰略必須強調的基本思路應該是：協調人口與資源的關系，優化人力資源與自然資源的組合；建立資源節約型的生產體系，實行集約化經營；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建立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地區資源優勢和促進地區間優勢互補，力求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以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4.“生存發展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人口膨脹與迅速老化，農業資源日益緊張，環境污染蔓延，生態日益惡化，糧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長又很困難，加之工業化起步時間晚、發展起點低、歷史負重等原因，今后中國現代化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在于農業生產的發展，最大問題在于是否使糧食增產趕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長，最大難點在于對傳統農業的改造，農村體制改革只是農業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改革只是為創造、提高和優化新的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與配置機制提供制度的保證，既不能代替生產力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農業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升。因此，應實施“保證生存與持續發展”的發展戰略，增加農業投入是發展農業生產的關鍵條件，也是改造傳統農業的根本途徑。
總之，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還是農業經濟學家、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其從不同視角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概括起來看主要試圖集中研究解決困擾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三個最基本問題，即食物安全、農業現代化及農村發展問題，它們構成了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仍主要側重于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還未真正將其轉向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問題、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從而也反映出當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仍然是“重經濟，輕生態”、“重視農村經濟發展，忽視農民生活質量提高等社會發展”，這應引起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理論源流
回顧歷史，中國像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大致經歷了一個由“工業化偏斜綠色革命農業與農村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演進歷程，其理論支撐同樣也基本上沿襲的是“工業化推進戰略理論發展經濟學理論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
沿著這一主線追蹤溯源，中國農業發展戰略形成確立的主要理論源流有：
（一）前蘇聯的發展理論中國改革開放以前農業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這一經濟建設方針是完全照搬或承襲前蘇聯模式。適應于這種工業化戰略，就要求“農民除了向國家繳納普通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以外，還要繳納一種超額稅，即在購買工業品時多付一些錢，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少得一些錢，以便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
中國所選擇的這種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戰略，或稱之為是以犧牲農業發展支援國家工業化進程的“以工擠農”戰略，確立的根本目標是“強國”，選擇的基本戰略是超高速優先發展重工業，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統購統銷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這一發展模式的選擇深受前蘇聯發展理論的影響，其主要理論背景有：
1.協調發展論。該理論十分強調農民問題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指出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商品率是工業積累和發展的基礎。犧牲農民利益不僅不能加快工業化步伐，而且還可能危及國家統治，主張工業化資金應依靠自我積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稅等正常積累方式取得；強調國民經濟計劃不能脫離市場機制，對于農村經濟應通過與之建立市場聯系，將其引導到社會主義軌道上來；通過發展農業，擴大對輕工業產品的需求，從而促進輕工業的發展，增加消費品的供應，而輕工業的發展又擴大了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這樣，農業發展就為工業化創造了巨大的市場和動力，從而使工農業經濟得以協調發展。這一理論雖未能堅持執行，但卻是后來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理論依據。
2.超工業化論。該理論認為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存在著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和市場價值規律兩個對立的調節者，兩者各有自己的調節范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計劃與市場是對立的，主張由國家利用壟斷地位，運用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對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征收高額賦稅和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等方法進行強制性工業化積累，為此就不能允許市場機制發生作用，農業只是被動地為工業增長提供資金和勞動力。
這一理論對后來社會主義傳統經濟體制的形成產生了極大影響。尤其是為保證農業剩余產品能夠由國家掌握，實行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并適時地實現了農業集體化等理論觀點，對中國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極為深刻的作用影響。
3.地理分工論。該理論把社會勞動地域分工問題提到首位，研究與社會歷史聯系到一起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形成、特點、變化和結果，認為應把蘇聯經濟區當作更為復雜的國內和國際體系中的復雜體系進行研究，在社會勞動分工過程中產生各部門經濟的專門化并促進這些部門的形成和發展，而在國家之間、國家的各個區域之間、部門之間以及部門內部之間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過程中，應促進各類經濟區的形成與發展。特別是在對部門進行空間分析時，應闡明各部門內部勞動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門區和樞紐，而在對區域系統和個別的區域進行分析時，也必須對區域的部門結構、主要的輔助經濟部門布局和相互關系進行研究。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前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三個基本因素：從一個落后農業國向現代化工業國迅速過渡所采取的經濟發展戰略、戰爭年代慣用的供給制組織形式和動員方式以及農業布局、地域類型劃分及區域規劃等均是上述發展理論運用的具體表現。
（二）西方世界的發展理論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前蘇聯式傳統農業經濟體制從歷史舞臺的退出，以及新型社會主義市場農村經濟體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國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確立，不僅深受國際環境背景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受國內經濟發展環境的影響制約，更深受來自西方世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其作用影響最為深刻的主要理論有：
1.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并不限于生產技術上的絕對差別，只要各國之間存在著生產技術上的相對差別，就會出現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的相對差別，從而使各國在不同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使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成為可能，每個國家都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從而可獲得“比較利益”，故這一學說亦被稱為“比較利益”理論。
這一理論認為每個國家應該出口能夠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換取那些需要比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產要素的進口商品；在開放條件下如果一國根據它當前的比較優勢確立產業結構，而根據它的比較優勢變化調整產業結構，就可宏觀長期、快速、穩定地獲得經濟增長。這就是著名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發展戰略已由傳統的工業化趕超戰略，轉變為通過培育一個相對價格能夠反映產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市場競爭機制，由特定資源結構選擇確定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比較優勢戰略，以及在國家宏觀調控和比較利益原理牽動下所形成的農業區域專業化和地區間分工協作的不斷加強等，均是比較優勢理論客觀作用的結果。
2.誘導創新理論。認為歷史上有多種農業增長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稟賦的國家應該有不同的農業增長道路。那些勞動力豐富而土地資源貧乏的國家應該走生物和化學技術進步的道路；那些勞動力稀缺而土地面積相對豐富的國家應該走機械技術進步的道路。這一理論的重要意義就在于認識到了把發達國家的農業技術直接移植到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導致高度無效率的增長。
相反，強調市場需求的誘導創新理論，則認為市場需求決定創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產業產品的發明數量與產出銷售額密切相關，由此引申出三個命題：技術發明是一種經濟活動，與其他經濟行為一樣，追求預期收益；預期收益取決于該項發明產品的預期銷售額；而采用發明后的預期銷售額很大程度上決定于該產品目前的市場銷售額，認為農業技術推廣和使用的一個主要影響因素是市場盈利性，技術創新的收益是與農業研究的外部效應——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的增加有關，而新技術和新品種的推廣率又受到經濟利益的支配。
近年來一些學者運用上述兩種理論對中國農業科學技術進步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認為中國農業技術進步目前仍然是誘導性的。從要素稀缺性來看，雖然中國農村和勞動力市場很不完備，要素價格無法正確體現要素相對缺乏程度，但是作為生產者的農民仍然為追求產出最大化而尋求相應的技術發明。從市場需求來看，盡管中國的主要農產品特別是主要糧食作物還受到遺留下來的統購統銷價格體制和行政命令對生產過程的干預，農產品價格和需求數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確體現市場需求的強度，但由于農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體，農產品生產規模仍然能較好地反映市場需求規模，因而農業科研單位依然可根據實際需求規模選擇具有較大市場潛力的技術創新。
通過綜合應用該理論對中國糧食作物育種優先序列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現階段的糧食增產政策應該從資源和產品控制，轉向以提高單產及開發新的糧食增產來源為中心，認為實現這一新型糧食增產政策的關鍵是技術創新、技術進步，只有通過增加農業科研資源投入、改善科研資源分配，才能夠促進推動該政策目標的實現。
3.二元經濟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弱小資本部門與相對強大的傳統部門并存形成為二元經濟結構，即高工資經濟部門如礦業、大農場、工業、大型運輸業等部門和低收入部門如家庭農場、手工業、家庭傭工、小商業、臨時工等部門并存。高工資經濟部門資本相對充足，實行競爭，可產生利潤，工人可得到自己的邊際產品；低收入部門資本相對稀缺，沒有競爭，不產生利潤，人們要維持生計，必須要消費多于邊際產出的產品，且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低收入部門勞動者將轉向高收入部門，其宗旨就是要尋求發展中國家經濟一元化道路，即實現工業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中國因其特殊的國情，不僅客觀決定了全國范圍及不同地區存在著二元化現象，而且同一地區的不同區域或產業也存在著二元現象，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現實的基本格局。但是，對于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認識卻形成了4種不同的觀點，即三元結構論、雙重二元結構論、二極經濟論和環二元經濟結構論。
三元結構論認為中國二元經濟結構主要應從社區的角度來認識，因而可稱之為城鄉二元結構，其原因在于現代工業一般集中于城市，傳統農業部門分散于農村，但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近年來這一結構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城鄉二元結構已演化成了城市現代工業——城鎮鄉鎮企業——農村傳統農業的三元結構。
雙重二元結構論認為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農村經濟向非農化方面的發展，農村工業在農村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國民經濟結構已由典型二元經濟結構演變成了雙重二元結構，即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農村內部農業與農村工業并存的雙重二元結構關系。
二極經濟論認為建國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過程表明，中國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經濟，而是嚴重的二極經濟，即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之間基本不發生勞動及其人口流動，兩個部門因而也不發生整體關聯，傳統部門的一級勞動力淀積越來越多因而趨于停滯，而現代部門一級則由于發展迅速而越來越重型化因而勞動力也必然趨于停滯。
環二元經濟結構論認為雖然中國的工業化及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沒有注意農業及農村發展問題，導致出現了二元經濟結構并進一步演化成了環二元經濟結構。所謂環二元經濟結構就是中國經濟不但從總體上看存在著具有一定優勢的城市及工業和比較落后的農村及農業這樣兩個互相區別的“經濟元”，而且各個“經濟元”內也存在著優勢與落后并存的現象，這些大小不等的“經濟元”便構成了環二元經濟。
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農業發展戰略的形成演變，并非僅僅局限于上述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吸收了諸如新經濟增長理論、制度結構理論、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論、小農有限理性理論、落后經濟理論以及從宏觀角度研究糧食政策、糧食保障和農業持續增長等問題的多種農業宏觀經濟理論。
（三）中國自己的發展理論中國目前最大的生態問題莫過于人口與耕地的矛盾問題，由此而帶來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農田污染、水資源緊缺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嚴重威脅著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中國農業既不能走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常規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續農業發展之路，只能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可持續發展道路。
伴隨著中國農業發展問題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國科學家在繼承和發揚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具體實際，提出了一些具有較高理論價值的見解觀點。如馬世駿的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李澄與郭瑋的工農業關系理論、王宏廣的要素組合論、馮海發的農業效益評估理論、郭書田的農村經濟發展理論、康曉光的貧困與反貧困理論、吳天然的農村工業化理論、趙昌文的農業宏觀調控論及牛文元的農業持續發展理論等。其中，影響較大的農業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主要有：
1.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該理論認為當代若干重大社會問題，都直接或間接關系到社會體制、經濟發展狀況以及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和自然是三個不同性質的系統，但各自的生存和發展都受其他系統結構、功能的制約，必須當成一個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來考慮，衡量該復合系統的三個指標是：自然系統的合理性、經濟系統的利潤、社會系統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個多目標決策過程，應在生態經濟原則的指導下擬定具體的社會目標、經濟目標和生態目標，使系統的綜合效益最高、風險最小、存活機會最大，即就是要依據生態經濟學原理找出生態問題的癥結，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各種技術、行政和行為誘導手段去調節系統內部各種不合理的生態關系，提高系統自我調節能力，實現因地制宜的可持續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普遍開展的生態農業建設，就是運用這一理論為實現可持續發展進行的一種有益嘗試。
2.要素組合理論。該理論認為農業生物在其生長過程中，總是在一定的生長環境中有順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種生活要素并最終形成一定的生物量，農業生物運動和發展的這一客觀規律就叫要素組合規律。
根據這一理論，認為農業現代化是實現農業高產高效、避免資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費的基礎。運用要素組合理論實證分析研究中國農業發展問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農業發展的過程，是農作物生活要素數量不斷提高、不斷組合優化的過程。
3.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農業生物群體，在土地資源、水資源、光熱資源、礦物元素資源等的共同支撐下完成其生物學的轉換，又在人的參與下完成其經濟學的轉換，其最終所形成的生物物質體增長，既有每年擴大耕作面積所獲得的產品，又有發揮單位面積生產能力的貢獻。這里依據支持人類生存基礎的糧食產量變化趨勢與人口糧食增長趨勢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斷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并將糧食產品增長作為它自身以及所在區域自然資源的生產函數。
根據推理，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口增長規律與糧食增長規律之間有驚人的相似性，這種“狹義”的可持續發展規定了糧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同步性，它意味著年人均糧食數量保持常量的狀態下，糧食與人口的規模總量增長必須保持嚴格的對應可比，且服從于“不超出區域承載力閾值”，才能被認為是在“狹義”可持續發展的范圍。
依照“狹義”的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中國人口眾多，只有基本上實現了農業可持續發展，才能具備生存與發展的前提；只有保證當人口達到零增長時的總規模約有16～17億，確保按每年人均400kg計算應達到6.4～6.8億噸的糧食基本需求，并能夠穩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備進一步實現廣義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門檻”，這也是中國農業在目前條件下必須要實現的首要目標。
雖然無論是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還是要素組合論、農業可持續發展論，其理論方法及其實際可操作性等均有待進一步提高完善，但它們畢竟是中國人自己探索開拓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幾點啟示
通過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觀點及其理論淵源的簡單回顧，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一）綜合研究世紀之交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農業經濟學家還是農業地理學家，越來越多的學者已不再把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簡單地看成是糧食問題或生態問題，而是從更為宏觀綜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問題。
為此，中國亟待形成一個全面綜合而又能夠切實解決農業發展問題的宏觀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體系或分析框架。這一理論不僅能客觀地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現實特點和實際需求，而且還必需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和實用性，以改變目前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大多是個案性、經驗性或實證性的空泛論述，很少能夠將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
（二）理論借鑒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難免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因而運用其理論并不能“全面系統地解釋或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問題，尤其是西方學者很少有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律的認識，這就客觀決定了吸收、借鑒和運用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成果或發展經驗時，必須十分慎重，絕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盤移植。
幾十年來中國綠色革命推廣種植的幾種高產作物，雖然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但卻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生態環境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這應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和重視。因此，歷史不應再繼續重演，對于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只能是在對中國國情有一個明確認識和正確判斷的基礎之上，有選擇地借鑒和運用來自外部世界的理論和方法，在理論構筑上有所創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從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新型戰略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無論是生態農業、現代化集約可持續農業戰略，還是農村“三化齊動”、生存發展戰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舊帶有濃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為色彩，這在實踐中必然會導致政府對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過度干預。因而，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只能是在正確體現“適度原則”的宏觀調控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個能夠真正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實踐要求和客觀規律，以促進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實現的新型戰略。這一戰略既要著眼于未來21世紀中國農村經濟長期穩定協調發展，又能促進中國農業與世界經濟的接軌調整，更能充分體現《中國21世紀議程》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政策取向。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這樣一個極為復雜的重要命題，絕不可能單純從一兩個學科視角或運用某一原理及理論透視剖析便能夠解決，只有綜合考察其影響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視角、多學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型戰略。這是時代的要求，更是未來的呼喚。【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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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因素；創新路徑；浙江省
浙江省是中國的農業大省，改革開放幾十年來，農業經濟不斷發展，農業水平穩步提升。各種農業示范建設基地的落成，越來越多的高科技機械投入到農業生產領域，使浙江省農產品經濟水平持續增長。但在提升農業經濟的過程中，浙江省發展可持續農業經濟還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并且在浙江省實施“綠色農業”、“可持續發展農業”的計劃后，促使現存的農業經濟發展方式必須改革創新，以跟愈演愈烈的農業經濟市場相適應。
1浙江省實施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曾提出，21世紀必須在全球范圍內開展可持續農業。具體而言，可持續農業是保護自然環境、糧食供應充分和農業市場公平公正的有機結合，它最本質的要求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與農業生產能力之間的協調，并且這種協調是建立在可持續性、共同性以及公平性的原則之上。可持續農業是一種環境與農業良性循環的發展方式。浙江省作為農業大省，傳統的農業經濟模式極易造成使用水平大于資源承受水平的情況，如果不改變現狀，平衡農業資源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將會造成農業資源過度利用和自然環境被破壞的嚴重不良后果。就浙江省農業現狀來看，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要在總體上改良基層農產品市場的結構，運用高水平技術建立更加合理的生產營銷體系，從而減少農業生產過程和農產品銷售過程中對自然環境造成破壞的現象。
2制約浙江省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
2．1農業原始資源不足
浙江省人口眾多，目前已達到5500萬。人口數量非常巨大，而土地面積卻只有10．55萬km2，占全國的1．10％。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人們對食品、供能、居住地等生活必備條件的需求大幅度提高。浙江省在快速發展城鎮工業化的同時，卻沒有做好相應原始農業資源的保護措施，致使許多農田出現荒蕪化現象。農業原始資源被污染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給浙江省發展可持續農業及自然環境的保護，造成了嚴重的阻礙。與此同時，原本一些能給農業經濟帶來效益的成果也將被相應抵消。
2．2浙江省政府在農業上投入不足、技術水平不先進
盡管浙江省政府近年來在農業發展上投入的資金越來越多，但是這部分支出占財政部門總支出的比例卻仍然較低，這就意味著省政府在農業發展趨勢上所投入的財力物力還遠遠不足。具體來說，浙江省農業高水平技術的應用落后于其他農業大省。另外，推廣機制不健全，更新維護速度較慢，農業科研人才儲備不足，研發資金供給不到位，這些都是導致浙江省農業經濟無法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因素。除此之外，數量眾多的農業從業人員知識文化水平和科學種植思想仍舊停留在較低的水平。從總體上看，農村人口的學歷普遍為初、高中，有些落后地區的平均水平甚至只有小學，這直接導致了浙江省農民不能很好地接納現代化的農業發展模式，從而影響其經營管理水平和科學種植能力。
2．3浙江省農業市場的體系不成熟、機制不完善
在農業經濟發展的同時，農產品也改變了以往自產自銷的模式，轉變為規模化生產銷售。面對規模化農產品產量急劇上升的情況，如果沒有相應的市場培育與管理機制，勢必會影響產品的對外銷售，從而導致現有農產品的區域流通性和結構完整性出現過剩，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很難進行下去。就現在的情況而言，浙江省部分地區的農產品市場培育體系已經基本完善，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可以發揮區域輻射作用。但令人遺憾的是，更多的農業基地面臨著生產銷售體系不成熟、缺乏合理穩定的貿易渠道的局面。以上不良因素綜合起來，造成了農產品市場機制這個“看不見的手”無法正常發揮對產業的干預能力，從而進一步導致農業經濟市場不能得到健康良性的發展。
3浙江省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3．1促進農業市場體系完善
為使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必須帶動農業周邊產業，例如林業、牧業及漁業等產業的發展，大力健全農業市場經濟體系，努力提高農產品生產加工質量。此外，省政府應當全力支持各縣市區建立更多的綜合性農產品交易中心，完善農產品“從土地到餐桌”的一條龍流程。完善的市場體系是保證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首要因素。
3．2最大化優化資源配置
逐步改變之前運用的土地漫灌方式，使用新型的灌溉技術，并加強在農村城鎮等農田多的地區進行推廣。對于農作物病蟲害以及農田雜草問題，改變以往施加農藥的做法，轉變為運用生態科學技術，例如使用“生物天敵”防治措施。出臺相關政策，改善農村人口增長過快的現有局面，從而最大程度地減緩人口對土地資源的壓力。
3．3推動建立農業保護區
作為自我保護能力較弱的產業體系，農業需要人為的保護，而不能任其隨意發展。農業的核心基礎———農田，也是一種人工的生態系統，它的維護同樣需要人來干預。所以推動建立可持續發展的農業保護區是至關重要的。借鑒西方農業發達國家的做法，我們需要建立保護區和示范區來規避市場競爭和自然災害給農業帶來的潛在風險。從此處可以看出，推動建立風險保障體系，包括農產品價格保護制度、農產品儲備準則和農業風險評估系統等，是極其有必要的。與此同時，必須改變農業基礎設施落后的局面，省農業廳需要聯合科技部門進行及時的農產品市場信息與風險預測，并準確地傳達給農業工作者。這些都是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備措施和根本保證。
4結語
隨著浙江省農業經濟越來越發達，一系列制約其可持續發展的問題隨之產生。浙江省政府和相關農業部門應當加強對農業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視程度，積極探尋農業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升級的方法，增加對其投入的財力物力，同時堅決貫徹執行農產品種植和銷售的高水平標準，從而使浙江省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之路更加健康穩定。
作者:劉克勰 陳曉菊 單位:寧波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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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存支持系統
生存支持系統又稱基礎支持系統，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按人平均的資源數量和質量對于該空間人口的基本生存和發展的支撐能力。生存支持系統反映了資源對人口的承載能力，它以供應人口并保證其生理延續為標識。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源能夠滿足當代人和以后各代人的生存和發展的需求，則該國或該地區就具備了可持續發展的初步條件，如果在自然狀態下不能被滿足，則應依靠科技進步尋求替代資源來滿足人口對資源的需求。可見，生存支持系統是可持續發展的前提。
1999年，遼寧生存支持系統總指數為45.17，在全國居第14位，說明資源對人口的承載能力一般。其中，生存資源稟賦指數為46.72，居全國第21位，說明遼寧生存資源稟賦較差；農業投入水平指數為23.14，居全國第21位，說明遼寧農業投入水平相對較低；資源轉化效率指數為49.93，居全國第5位，說明遼寧資源轉化效率較高；生存持續能力指數為60.87，居全國第13位，說明遼寧生存可持續能力較好。在總數35個源指標中，人均耕地、單位播種面積用電量、單位播種面積化肥施用量、農戶人均生產費用支出、單位播種面積農業財政支出、單位播種面積糧食產量、農業勞動生產力、化肥利用效率、人均農業生產總產值、單位播種面積農業總產值、農村人均收入、中等教育水平以上農業勞動者比例12個指標居全國前10名，其中，化肥利用效率居全國第1位，說明遼寧在以上諸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居全國后10位的有人均水資源、光合有效輻射、≥10℃積溫、年均霜日4個指標，說明遼寧的水資源相對短缺，氣候資源相對較差。
（二）發展支持系統
發展支持系統又稱動力支持系統，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源、人力、技術和資本可以轉化為產品和服務的總體能力。發展支持系統反映了區域的發展能力，可持續發展要求這種能力在不危及其他子系統的前提下，應當與人的進一步需求同步提升和增長。發展支持系統的基本特征表現為：人們已不滿足于初步利用自然狀態下的“第一生產力”（即直接利用太陽能所提供的光合作用生產力），而是進一步通過消耗不可再生資源，應用多要素的組合能力，產生更多的中間產品，形成足夠龐大的社會分工體系，以滿足除了生存必需的食物、飲用水外的更高更多的需求。發展支持系統是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牽引。
1999年，遼寧發展支持系統總指數為47.61，居全國第9位，說明遼寧的發展能力較強。其中，區域發展成本指數為56.56，居全國第6位，說明遼寧的發展成本較高；區域發展水平指數為40.72，居全國第9位，說明遼寧發展水平較高；區域發展質量指數為45.56，居全國第20位，說明遼寧的發展質量較差。在總數60個源指標中，地形限制系數、資源組合優勢度、外資占全國份額、進出口總額占全國份額、外貿依存度、通達率、省會距最近出海港距離、潛勢率、交通通訊投資占基建投資比、交通通訊投資密度、交通通訊投資占全國份額、人力資本系數、萬人擁有智力資源量、人口對發展的壓力、人口對經濟的壓力比、發展彈性系數、單位面積貨運周轉量、每萬人郵電業務總量、千人擁有的國際互聯網用戶、千人擁有電話數、GDP占全國份額、人均GDP、GPP密度、固定資產投資密度、人均儲蓄額、資本金份額、社會商品零售總額、非農產值占總產值比例、技術密集型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例、利稅占有率、市場占有率、產銷率、全社會勞動生產率33個指標位居全國前10名，而工業增加值率、盈利水平、總資產貢獻率、營運資金比例、主要原材料消耗系數、萬元產值能耗、萬元產值廢水排放、萬元產值廢氣排放、萬元產值固定廢棄物排放9個指標位居全國后10名，說明遼寧盈利水平差，經濟集約化程度很低三）環境支持系統
環境支持系統反映了環境的緩沖能力，人類對區域的開發、人類對資源的利用、人類的經濟增長、人類對廢物的處理等，均應維持在環境允許的容量之內。如果過分地掠奪資源和能源，破壞生態系統和生態環境，人類自身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就會遭到破壞，可持續發展便難以為繼。環境支持系統以其緩沖能力、抗逆能力和自凈能力的總和來維護人類的生存支持系統和發展支持系統。環境支持系統是可持續發展的臨界閾值。
1999年，遼寧環境支持系統總指數為40.50，居全國第23位，說明遼寧環境支持系統較弱。其中，區域環境水平指數為17.08，居全國第30位，說明遼寧環境水平很差；區域生態水平指數為61.74，居全國第16位，說明遼寧生態水平一般；區域環境抗逆水平指數為42.69，居全國第13位，說明遼寧環境抗逆水平較高。在總數30個源指標中，只有地形起伏度、干燥度、廢水排放達標率、森林覆蓋率、自然保護區面積比率、水土流失治理率6個指標居全國前10名。居全國后10名的指標卻多達19個，它們是廢氣排放水平、人均廢氣排放、廢氣排放密度、廢水排放水平、人均廢水排放、廢水排放密度、廢棄物排放水平、人均固體廢棄物排放、固體廢氣物排放密度、SO2排放水平、人均SO2排放、SO2排放密度、煙塵排放水平、人均煙塵排放、煙塵排放密度、受災率、水土流失率、廢氣處理率、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在這19項指標中有11項指標排在全國后5名，其中又有2項指標居全國倒數第1名。從中可以看出遼寧的環境污染相當嚴重，已成為制約可持續發展的最大威脅，生態環境急需改善。
（四）社會支持系統
社會支持系統反映了社會的穩定能力。社會的公正、進步和安全、有序是社會穩定能力的集中體現，也是社會支持系統強大的表現。如果社會支持系統出現問題，如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懸殊、各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社會成員之間相互仇視、社會動蕩不安、甚至爆發戰爭等，社會的穩定能力得不到保證，則整個可持續發展就會變得困難重重，甚至被暫時擱置。
1999年，遼寧社會支持系統總指數為62.15，居全國第4位，說明遼寧社會支持系統強。其中，社會發展水平指數為59.84，居全國第4位，說明遼寧社會發展水平高；社會安全水平指數為59.83，居全國第8位，說明遼寧社會安全水平較高；區域社會進步動力指數為66.77，居全國第4位，說明遼寧社會進步動力大。在總數37個源指標中，共有16個指標居全國前10名，它們是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人口自然增長率、全社會文盲率、第三產業勞動者占社會勞動者比例、城市化率、三人戶占總戶數的比例、千人擁有醫生數、農村人均消費支出、恩格爾系數、城鄉收入水平差異、贍養比、社會保障覆蓋率、勞動者中學程度人口比例、勞動者大學程度以上人口比例、第二產業人口參與比、科學家、工程師人口參與比。而人均住房面積、城市人均住房面積、農村人均住房面積、人均公共衛生財政經費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費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費占人均消費支出比例、城鎮失業率、勞動者文盲人口比例、勞動者小學程度人口比例、欠教育人口參與比10個指標居全國后10名，其中，人均公共衛生財政經費支出居全國第31位，說明遼寧人均居住條件較差，文化生活較為落后，公共衛生狀況不容樂觀。
（五）智力支持系統
智力支持系統又稱制度支持系統，反映了管理的調控能力，它要求人的認識能力、人的判斷能力、人的決策能力和人的創新能力能夠適應總體發展的水平，即人的智力開發和對于“自然—社會—經濟”復合系統的駕馭能力要適應可持續發展水平的要求。智力支持系統主要涉及到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制度合理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是教育水平、科技競爭力、管理能力和決策能力的綜合體現。智力支持系統是可持續發展的智力基礎和制度保障。
1999年，遼寧智力支持系統總指數為49.91，居全國第6位，說明遼寧智力支持系統較強。其中，區域教育能力指數為42.33，居全國第11位，說明遼寧教育能力較高；區域科技能力指數為39.86，居全國第9位，說明遼寧科技能力較高；區域管理能力指數為67.55，居全國第3位，說明遼寧具有很強的管理能力。在總數57個源指標中，有30個指標居全國前10名，它們是萬人在校大學生數、萬人擁有大學教師數、中等學校以上在校學生數占學生總數比例、科技人力資源、萬人擁有科技人員數、科學家工程師人數占科技人員比例、科技經費資源、R&D經費占GDP比例、地方科技事業費、科技三項費占財政支出比例、企業研發經費與政府研發經費之比、專利產出能力、萬人專利授權量、專利授權量占全國份額、技術市場成交額占全國份額、技術市場成交額占GDP比例、間接經濟效益、萬元產值能耗下降率、萬元產值廢氣排放下降率、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政府財政效率、人均財政收入、政府工作效率、公務員占總就業人數比例、行政管理費用占財政支出比例、每個公務員創造的服務收益、經濟調控績效、經濟波動系數、環境影響評價執行力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及目標責任制執行力度、環境問題來訪處理率。位于全國后10名的指標有5個，分別是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例、萬人中等學校在校學生數、財政收入彈性系數、社會調控績效、城市化增長率。二、加強遼寧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是一成不變的，為了實現發展的可持續性，必須持久地致力于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建設，不斷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具體包括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人力、科學、技術、組織、機構和資源等方面的能力的培養和增強。
1999年，遼寧可持續發展的綜合指數為48.70，居全國第9位，可持續發展的總體能力較強，但具體分析的結果表明，遼寧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并不均衡，有些方面的能力高些，有些方面的能力低些。因此，遼寧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應立足于遼寧的省情，在遼寧的生態基礎、自然狀況和地理條件下，保持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綜合平衡，實現“自然—社會—經濟”的整體效益最大化。
（一）加強生存能力建設
生存是發展的基礎。遼寧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首先應加強生存能力建設，從生存的主要制約因素入手，采取多種措施維護、改善和提高生存資源的產出效率，以持續地滿足人口不斷增長的糧食和其他安全食品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在觀念上，要提高農業勞動者的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意識，由單純追求農業經濟效益向追求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綜合效益轉變，全方位、多層次地開發食物資源，對國土資源進行立體式綜合開發利用，加快生產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最大限度地降低農業生產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其次，在制度上，要制定相應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應的體制和機制，以加強對生存資源的保護和合理利用。再次，要在農業技術上不斷創新，努力克服制約可持續發展的種種因素，推進農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從目前來看，遼寧應針對自身的薄弱環節，努力提高農業投入水平和生存持續能力。
（二）加強發展能力建設
在發展能力建設方面，遼寧應當根據區域發展質量較差的現實，著重提高區域發展質量。資料顯示，1999年遼寧區域發展質量指數為45.56，在全國位居第20名。其中，工業經濟效益指數為33.06，在全國位居第17名；產品質量指數為51.51，在全國位居第19名；經濟集約化指數為52.10，在全國位居第23名。可見，遼寧的區域發展質量與遼寧作為一個經濟大省的地位是很不協調的。較差的經濟效益、較低的產品質量、較低的經濟集約化程度阻礙了遼寧經濟的健康發展。為了改變區域發展質量低下的狀況，遼寧應當大力提高經濟效益，在提高工業增加值和盈利水平上下功夫，同時要改變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改進技術，降低能耗，提高經濟的集約化水平。
（三）加強生態環境的能力建設
環境與發展問題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其根源在于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采利用所導致的生態環境的破壞，直接威脅到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生態環境能力建設實質上是提高“生態服務”的總價值，擴大生態環境的總容量，增強生態環境的整體質量。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看到生態環境能力是遼寧可持續發展能力中最弱的能力，其中區域環境水平最差，環境污染相當嚴重。在環境支持系統的30個源指標中，居全國后10名的指標多達19個，占總指標數的63.33%。遼寧不僅環境污染相當嚴重，而且生態系統也較脆弱，如1999年遼寧土壤侵蝕指數為80.49，居全國第18位，說明土壤侵蝕較為嚴重，并影響到氣候變化。為了提高生態環境能力，首先要在政策、法律、制度上引導、規范和加強遼寧的環境保護、環境治理和生態建設。其次，要加快工業結構調整，加快工業技術進步和企業技術改造，淘汰污染嚴重的工藝技術和能耗、物耗高的設備和產品，推行清潔生產，促進工業增長方式的轉變。同時還要加大農業結構調整的力度，大力發展生態農業和環保產業。再次，依靠科技進步，提高資源利用率，積極研究開發和推廣應用污染防治、清潔生產、清潔能源、生物多樣性保護等技術，加快科技成果轉化。
（四）加強社會發展能力建設社會發展能力建設包括人類發展能力建設、社會公平能力建設、社會有序能力建設和社會保障能力建設。社會發展能力建設過程是不斷提高社會系統維持有序運行、承受和抵抗外界及內部干擾能力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人類自身能力和文明程度不斷提高的過程，社會組織管理能力不斷提升的過程，社會公平程度不斷改善的過程，社會保障體系能力不斷強化的過程。
從總體上看，遼寧的社會發展能力很強，高居全國第4位，是遼寧可持續發展諸種能力中的最強項，但這并不意味著遼寧可以放松對社會發展能力的建設，因為即使在強項中包含著弱項。比如，1999年遼寧人均住房面積居全國第23位，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積居全國第26位，說明人們的生活質量還有待提高。又如，遼寧的文化生活水平相對低下，1999年城市人均文化消費支出居全國第25位，城市人均文化消費占人均消費支出比例居全國第27位。此外，遼寧的社會安全指數僅為36.39，居全國第26位，這主要是由于經濟轉型過程中失業人員大量增加所致。因此，遼寧應特別加強社會公平能力、社會保障能力和社會有序能力的建設，千方百計增加就業機會，防止貧富差距懸殊，加速推進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確保社會長治久安。
（五）加強人力資源能力建設
現代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倚重知識、信息、技術、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等高級生產要素。當前國際競爭的實質是先進科技的競爭，而科技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特別是高級人才的競爭。因此，人力資源的能力建設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是新一輪社會財富積累的核心。加強人力資源能力建設，既是長遠的戰略，又是現實的需要。人力資源能力建設通過塑造、改善、培育、拓展人力資源發揮作用的環境和空間，不斷提高其對社會的貢獻能力。
1999年，遼寧人力資源能力系數為9.03，在全國排名第7，與全國大多數地區相比，屬于人力資源能力較高的省份，但是從人力資源能力水平分級來看，遼寧人力資源能力系數在5—10之間，屬于較弱水平。研究表明，可持續發展總能力與人力資源能力系數呈現出一種非線性的對應關系，而且當人力資源能力系數達到一定的臨界程度（人力資源能力系數大于10)，可持續發展能力提高的幅度增大。因此，要提高遼寧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必須加強人力資源能力建設。
(六)加強科技創新能力建設
科技創新能力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國際競爭力的核心內容，科技創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設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科技創新能力主要由科技潛在能力、科技發展能力、科技產出能力和科技貢獻能力組成。
盡管遼寧是全國的一個科技大省，但在科技創新能力方面仍有不足之處。如遼寧擁有較為豐富的科技資源，1999年科技資源指數為46.68，居全國第5位，而與之很不相稱的是，同年遼寧科技產業指數和科技貢獻指數分別為26.55和46.34，均居全國第11位，說明遼寧的科技產出和科技貢獻水平較低，與其擁有的科技資源不成比例，科技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遼寧有必要加強科技創新能力建設，充分挖掘科技潛在能力，提高科技發展能力、科技產出能力和科技貢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