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14 17:39:07
導語:在金融資產業務模式的撰寫旅程中,學習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條寶貴的路徑,好期刊匯集了九篇優秀范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發您的創作靈感,引領您探索更多的創作可能。

關鍵詞:物流園區;物流金融;企業集合資產證券化
中圖分類號:F25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28(2016)08-23 -02
目前,我國物流園區開展物流金融服務已有一定發展與進步,但物流園區的物流金融服務范圍和能力有限,不能滿足園區內眾多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資產證券化是將企業缺乏流動性但在未來產生現金流的資產證券化處理,讓企業提前獲得現金流,增強企業資產的流動性,緩解資金短缺和周轉壓力。企業資產證券化對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具有重要作用。但我國企業資產證券化業務起步較晚、發展相對緩慢,很少有中小企業作為發起人。
因此,本文將物流園區開展物流金融與企業資產證券化相結合,提出企業集合資產證券化模式,利用這種新型的物流金融模式,提升物流園區的物流金融服務的能力,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新思路。
一、物流園區開展物流金融的現狀
我國物流金融的融資主體較單一,大多以銀行為主體開展物流金融。近年來,第三方物流企業逐漸活躍于物流金融市場,也有越來越多的物流園區重視物流金融業務。總體來說,我國物流園區開展物流金融業務起步較晚,很多物流園區的物流金融業務是空白的。目前,物流園區開展的物流金融業務主要有以下幾種:
1.保險業務:保險是物流園區開展較早、較多的一種業務模式,物流園區通過收取傭金獲得利潤。2.小額貸款業務:一般是通過成立小額擔保公司,將資金充足企業的閑散資金籌集在一起,對物流園區內資金短缺的企業實行放貸,但這種融資方式并沒有與物流園區業務相聯系。3.代收貨款、運費業務:屬于物流金融結算類業務,運用各種結算工具為融資企業提供服務,常見的主要有墊付貨款、代收貨款、承兌匯票三種業務類型。在結算類業務中,直接獲益者是物流企業,物流園區主要協助物流企業進行風險控制。4.物流金融授信業務:分為委托授信模式和統一授信模式。委托授信模式,是指金融機構將質物的運輸、倉儲、價值評估以及整個流程的風險監控等全部外包給物流園區,物流園區協助金融機構選取符合信貸條件的融資企業和合適的第三方物流企業。在統一授信模式中,金融機構不參與信貸業務的具體操作流程,直接授予規模較大、信用度較高、經營業績與經營狀況良好的物流園區一定額度的信貸資金,再由物流園區向符合融資條件的企業發放貸款,負責貸款前后全部環節的活動。
以上是物流園區開展物流金融主要的幾種模式,隨著物流金融實踐的發展,我國物流園區的物流金融業務種類不斷增多,服務水平也有所提升,但從以上業務中可以看出,物流園區開展物流金融為企業提供資金的方式基本是間接融資方式,而沒有協助企業進行直接融資,幫助企業調整資產負債比例、優化企業的資產結構。
二、企業集合資產證券化模式運作流程
本文中企業集合資產證券化模式是指,以物流園區作為發起人,整合園區服務范圍內各條供應鏈上中小企業的缺乏流動性但具有預期穩定現金收入的基礎資產,匯聚形成資產池,將其真實出售給特殊目的機構(SPV),然后由SPV以購買的組合資產為支持發行證券,由證券承銷商出售給投資者的過程。這是一種中小企業集合資產證券化的方式。該模式的具體操作流程為:
1.選擇資產類型,構建基礎資產池。中小企業可證券化的資產有:應收賬款、具體項目、知識產權。物流園區作為發起人,根據中小企業可證券化的資產類型,以供應鏈為單位,對各條供應鏈上的證券化資產進行篩選、整合、歸類,形成類型一致的基礎資產池。
2.出售基礎資產池,設立專項資產管理計劃。由物流園區將基礎資產池真實出售給發行人SPV,并設立專項資產管理計劃。
3.SPV委托資產評估機構、信用評級機構和信用增級進行資產評估、信用評級以及信用增級。
4.律師事務所對基礎資產的真實性、合法性、有效性和權屬狀況進行盡職調查;會計師事務所負責出具基礎資產審計報告、會計處理意見、專項計劃設立的融資報告,年度資產管理報告和清算報告的審計意見。
5.發行人委托承銷機構進行證券承銷,承銷機構受托后向投資者出售證券,并將承銷收入即投資者購買證券所得資金匯入SPV的專項資產管理計劃。再由發行人將證券出售收入轉給發起人即物流園區,物流園區根據不同企業的基礎資產狀況實行資金分配。
6.發行人將專項資產管理計劃中的現金流和資產分別委托給受托人和服務人進行管理。受托人負責向投資者支付本金和利息,服務人對證券化資產進行管理,將資產產生的未來現金流收入匯給受托人,受托人再將未來現金流收入匯入發起人賬戶。
企業集合資產證券化模式的運作流程圖如下:
三、企業集合資產證券化模式特點與風險分析
(一)模式特點分析
在企業集合資產證券化模式中,物流園區通過對供應鏈上企業產生的應收賬款、知識產權、出租收益等可證券化資產進行整合,發起企業集群資產證券化,并利用園區電子商務平臺企業間的交易數據、信用數據進行風險監控。因此,該模式有以下幾個特點:
1.中小企業集合資產證券化。由于我國中小企業的基礎資產和信用水平達不到資產證券化的要求,市場機制和法律法規不完善,單個中小企業的資產證券化很難實施。集合資產證券化是基于每條供應鏈,將多個中小企業零散的基礎資產打包組合,從而實現資產證券化操作。
2.證券化的基礎資產來源于多條供應鏈上的多個中小企業,這種具有真實貿易基礎的資產,降低了證券化風險,同時,廣泛的資產來源也有利于分散風險。
3.物流園區作為資產證券化的發起人,能夠實現對中小企業集中的統一管理,準確、及時的掌握中小企業的資產狀況、財務狀況、交易情況等方面的信息,有利于風險防范與控制。另外,物流園區能根據資產池中各中小企業的基礎資產貢獻率,合理分配承銷收入,避免糾紛。
4.SPV是長期存續的實體,能夠實現多宗銷售的交易模式,可從物流園區多次購買資產,從而形成規模效益,降低交易成本。
(二)模式風險分析
企業集合資產證券化模式的風險主要來源于以下幾個方面:
1.基礎資產風險:對基礎資產價值評估的風險,市場或政策的變化導致基礎資產質量下降的風險。尤其是在基于供應鏈條的集合資產證券化業務中,由于某個行業的衰退,導致與該行業相關的整條供應鏈上貿易需求減少、資產狀況惡化、基礎資產受損的風險。
2.信用風險:如資產債務人拖欠債務,證券化資產的真實性和價值的評估、信用評級、專業機構出具意見書等環節都可能存在欺詐風險。
3.道德風險:主承銷商在承銷業務中沒有明確的職責規定,一般不參與資產池的盡職調查,放松對風險的防制。發起人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和利益不對稱,發起人可能故意隱瞞負面信息和風險。
4.集合資產證券化的管理風險。由于涉及到的中小企業數量眾多,資產、資金等方面集中統一的管理較難,服務人和受托人容易出現管理失誤。
5.合同的法律風險,合同的內容、形式不完整導致的合同效力、合同糾紛問題等。
四、結論
本文提出的企業集合資產證券化模式是一種理論假設,還沒有付諸于實踐。但任何一種模式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在實踐操作中必然存在一些風險,如基礎資產價值評估的風險、證券化資產的管理風險、信用風險、道德風險、合同的法律風險等。物流園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強融資企業的資格審核與管理、規范質押物或基礎資產的價值評估與管理、制定統一規范的操作流程、明確參與主體的權責、人員的培訓與管理,從而降低物流金融業務風險,提高融資效益。物流園區開展物流金融也是對現有物流金融模式的一種創新,既有利于物流金融規范化操作、降低融資風險,也擴大了服務范圍,滿足更多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因此,對物流園區開展物流金融服務進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宋華. 供應鏈金融[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2]李毅學,汪壽陽,馮耕中. 一個新的學科方向――物流金融的實踐發展與理論綜述[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10,(01): 1-10.
[3]石永強,熊小婷,張智勇,楊磊. 物流園區發展物流金融的模式研究[J].物流技術,2012,(12): 41-44.
[4]羅佳宇.基于物流園區發展物流金融模式的研究[J].物流工程與管理,2015,(02): 43-44.
[5]蔡曉慧,余靜文.產業集群突破中小企業融資約束的實證分析[J].企業經濟,2013,(07): 73-78.
[6]曾鴻志,黃思明.基于產業集群的中小企業融資模式創新研究[J].企業經濟,2012,(12): 86-88.
作者簡介:
關鍵詞:資產管理;非標準化業務;風險控制
現代金融服務隨著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從政策性國有獨資非銀行金融機構向現代金融服務企業的轉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處理從銀行剝離不良資產的歷史使命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各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逐步發展為擁有保險、信托、租賃、銀行和證券等各類金融業務子公司的綜合金融控股公司,為轉變成現代金融服務企業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及各分支機構的業務模式也從傳統的處置銀行剝離不良資產向為各類企業提供綜合金融服務進行轉變。在這種業務變革的背景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出現了許多非標準化業務,如夾層融資、資產證券化、固定收益類增信業務等,這些非標準化業務在準入標準、盡職調查規范、風控要求等方面對標準化規范的制定、執行和監督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形成了新的挑戰。
一、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非標準化業務
2000年11月頒布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規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是指國務院決定設立的收購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管理和處置因收購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形成的資產的國有獨資非銀行金融機構。[1]”此外,傳統的業務范圍還包括以下四部分:一是債務追償和重組,資產置換、轉讓和銷售,企業重組,債權轉股權及階段性持股;二是財務及法律事務咨詢顧問、資產及項目評估;三是向金融機構借款,向中央銀行申請再貸款,發行債券;四是資產管理范圍內的上市推薦和債券、股票承銷。[2]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自成立之初,在管理和處置商業銀行剝離的政策性不良資產方面,已形成了一整套不良資產管理和處置的標準化規范,培養了一大批處置不良資產的專業人員隊伍,積累了豐富管理和處置經驗。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轉型的背景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建立或控股了一批金融業務的平臺公司,業務種類已延伸至銀行、保險、信托、證券等金融行業范圍內,區別于傳統已形成標準化規范的處置不良資產業務,業務范圍不斷擴大,出現新的業務如資產證券化、中間業務、投資咨詢顧問、固定收益類增信業務等,尚未建立真正意義的標準化規范理念和文化,也未形成體系性的標準化規范,這些業務由于自身業務或交易內在構成的復雜,很難制定標準化規范并加以執行和監督。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非標準化業務,從實務概括來說,是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基于金融創新的背景下,運用多種金融手段和金融工具開展的尚未通過成體系性的標準化流程或規定進行規范的商業化業務,其具有如下特點。
(一)業務內在構成復雜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這些非標準化業務,從廣義上說,可以概括為大投資銀行業務。在現代金融服務領域內,金融創新日新月異。投資銀行業務作為金融創新最為活躍的領域,業務內在構成越來越復雜,交易結構從資金來源至項目運營,往往涉及諸多相關利益方,法律關系錯綜復雜,交易手段各有不同。各種業務同質性差別較大,往往一個項目、一個案例在交易結構、資產評估等方面都較難比較。這種內在構成的復雜為制定統一的標準化規范帶來了極大挑戰。
(二)業務需求多樣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從傳統的政策性處置商業銀行剝離的不良資產轉變為開展商業化業務的金融服務企業,經營目標要實現市場化,經營模式應通過自身產品的服務為客戶創造價值,實現自身利潤最大化和可持續發展。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客戶也已經從商業銀行、大型國企和政府機構發展擴大為各類金融機構、大小企業和政府機構、甚至是高凈值的個人客戶等等。客戶的業務需求多種多樣,業務需求的規模、手段和內容大相徑庭,而作為市場化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立身之本應該通過自身的服務來滿足客戶需求,而這種多樣的業務需求很難通過統一的準入標準、風控要求等進行標準化規范。
(三)從業人員觀念不同和經驗不足
金融資產管理從設立之初至今,發展歷史不過十幾年,經營理念也發生了從處置不良資產的政策性任務向開展商業化業務的變革,從業人員在管理和處置不良資產方面積累了豐富的運營經驗。但在商業化業務當中,不少從業人員,包括法律審查、風險控制部門人員和項目人員,尚未形成以客戶服務為中心的商業化觀念,商業化業務的操作經驗也不足,不少從業人員還以政策性業務階段的慣性思維對待客戶需求,以我為大。這些都為非標準業務標準化規范的制定和執行帶來困難。
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非標業務標準化規范的必要性及指導思想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非標準化業務進行標準化規范,并沒有明確的定義,從實踐經驗總結來看是指為了防范和控制非標準化業務產生的金融風險,根據業務范圍的不同在準入標準、業務承攬要求、盡職調查、交易結構的設計、風險控制措施等方面,通過制度化建設建立指導規范,并在業務開展過程中嚴格執行,監督交易或業務事項的變化,并根據執行過程中的反饋,及時修訂指導規范。
(一)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作為金融服務企業,從某個程度來說經營的就是風險,而非標準化業務由于自身業務特點,比較傳統的經營范圍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經營風險的影響更大,因此,通過制定和執行標準化規范,對于防范和控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非標準化業務產生的金融風險意義重大。標準化規范為非標準化業務的開展不僅起到保駕護航的作用,更有利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非標準化業務規模的擴大和經驗的積累。
(二)金融資產管理商業化轉型經營理念的變革
非標準化業務的開展是商業化轉型的內在要求和重要體現,對非標準化業務進行標準化規范應當樹立合規經營和利潤最大化并重的指導思想。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作為具有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特征的金融服務企業,在完成政策性處置不良資產歷史使命后,為股東創造價值是企業經營的根本目標和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在合規經營的前提下,實現利潤最大化是為股東創造價值的重要標志。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非標準化業務進行標準化規范就是滿足合規經營的要求,而樹立同時以利潤最大化并重的思想就是要在制定和執行標準化規范的過程中建立以服務客戶為中心的理念。只有建立服務客戶的理念,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市場化經營當中才能為客戶創造價值,與客戶建立長期合作關系,從而為自己創造利潤,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持續地獲得利潤為股東創造價值。
三、關于非標業務的標準化規范的建議
(一)轉變和加強從業人員的經營理念和文化
從管理學角度講,任何標準化規范工作的落實都要依靠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從業人員來進行,而從業人員的理念和企業風險管理文化的影響都是標準化規范工作的有效性實施的基礎。[3]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自2009年經營存續期限問題得到解決后,從業人員隊伍不斷擴大,人員結構不斷更新。但從整體來講,從事傳統標準化業務和具有傳統業務經驗的從業人員仍占據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人員的大多數。在部分從業人員當中,特別是法律審查、風險控制部門的人員,存在沿襲著原政策性處置不良資產的思維習慣和作風。在對非標準化業務制定和實施標準化規范過程中,沒有建立以服務客戶、滿足客戶需求為中心的經營理念,造成工作僵化、阻滯工作創新。因此,樹立新的經營和風險管理文化,轉變從業員傳統思維觀念,對于發揮標準化規范在非標準化業務保駕護航和促進非標準業務發展的方面是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應當建立從高層做起,通過公司新文化的宣傳和培訓,逐步樹立和加強標準化規范應以合規經營和利潤最大化并重的指導思想。通過明確的前后臺職責分工和便于業務開展的流程管理,發揮執行標準化規范對于開展非標準化業務的積極作用。
(二)根據不同業務模式制定相應的標準化規范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非標準化業務因自身的業務構成的復雜和業務需求的多樣性,通過制定統一的標準化規范對可能產生的風險進行防范和控制具有相當大的困難,而且統一的標準化規范也較難適應不同的非標準化業務模式特點。雖然統一的標準化規范有利于執行,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非標準業務的創新,而創新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區別于傳統銀行發展的根本。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作為大投行概念,提供的金融服務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為了促進非標準化業務的發展,在合規經營的前提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相關部門應充分研究銀監會、證監會等監管機構的監管思想和指導意見,正確領會監管部門監管思路,根據目前非標準業務發展的現狀制定相應的標準化規范以利于業務開展。按照不同的產品和服務模式,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制定統一的指導意見,避免標準化規范帶來的指導僵化、不適宜實務要求的現象。例如,對于固定收益類增信業務,在準入標準上應根據房地產行業、能源行業、商業、農業等不同行業類型規范制定有所不同,在抵押擔保的風控措施上應本著實質重于形式,在抵押率上設定不同要求。[4]
(三)建立健全標準化規范工作的信息溝通和監督機制
科學合理的標準化規范有利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非標準化業務的開展,但有效執行標準化規范不僅需要從業人員的職業素養,還要依靠有效的監督機制和信息溝通。目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通過整合業務審查流程和項目管理流程,一定程度上在事前控制、事中控制階段建立標準化規范有效執行的監督機制,通過內部審計和不定期檢查,在事后控制階段監督標準化規范的執行效果。[5]但是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機會,標準化規范的監督機制一定程度上雖然能保障標準化規范工作有效執行,但對于適應監管要求和市場變化及時修訂和完善標準化規范方面卻有所欠缺。因此在監督機制當中,應當建立健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有效信息溝通管道,通過在公司網站建立部門提問與解答共享板塊、建立不定期業務部門訪談、建立信息溝通的激勵機制等,加強和完善標準化規范工作制定和執行工作的科學性和合規性,最大限度地發揮標準化規范在防范和控制可能產生的金融風險的作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非標準化業務是金融創新的重要領域,也是可能產生金融風險須加以關注的重要方面。非標準化業務的開展對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合規經營和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形成自身競爭優勢方面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而對于非標準化業務的標準化規范工作是防范和控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經營風險的重要保障,也是其合規經營和持續發展的基礎,推進標準化規范應當符合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經營理念的變革,以服務客戶為中心,以為客戶創造價值作為標準化規范的重要指導思想,這個過程任重而道遠。
作者:姜慧 單位:哈爾濱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2000-11-10.
[2]中國人民共和國財政部.金融企業財務規則[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0.
[3]于家欽.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發展前景的思考[J].金融縱橫,2014(4).
一、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會計業務的特點
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作為特殊歷史背景下成立的一種特殊金融機構,其在運營中始終圍繞著國家賦予的三大使命:化解金融風險、保全國有資產、支持國企改革。其獨特的業務范圍和經營方式,使之在會計處理上都具有與其他行業不同的特點。
(一)會計核算內容的特殊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核算的都是從各大銀行剝離的大量不良資產,這些不良資產具有流動性差、回收困難且形成時間較長等特性,所以在進行財務核算時應充分考慮其特殊性。
(二)會計處理方法的多樣性我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處置不良資產不僅積極運用了債務追償、折扣削債等常規資產處方式的同時,還大膽采用了對沖拉直、打包處置、債轉股、證券資本化、信托等多種資產處置方式,不同的處置方式都對應有其固定的賬務處理方法。如債轉股就是參照著債務重組的原則進行核算,而對證券化資產業務進行表內或表外處理,主要取決于證券資本化資產是被當做“真實出售”處理還是擔保融資處理,不同的處理方法會對財務報表的核算產生不同的影響。
(三)會計科目設置的不同 由于其核算內容的特殊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會計科目主要分為:資產類、負債類、所有者權益類、損益類、備查財簿,而一般的財務會計科目分為:資產類、負債類、共同類、所有者權益類、成本類、損益類。在資產管理公司財務會計的明細科目相對較少,而且比一般財務會計明細科目多了許多專業科目,如:購入貸款、待處置貸款、貸款余額準備、向人民銀行再貸款、待處置資產、抵押及質押品、代保管物品等。
(四)具體業務處理過程的不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先按原值收回各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然后從形態上將其劃分為債券類資產、股權類資產以及物權和實物類資產,針對不同的資產再通過催收、打包處置、債務重組、裝讓、資產置換等方式盡可能的收回不良資產的現實價值。而一般企業就是購買原材料,經生產加工成產成品,最后銷售給顧客。
(五)信息披露的嚴格化 處置不良資產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金融工程,體現了高度的組織分工,選用不同的處置方式還會涉及不同的經濟實體,處置方式的復雜性也涉及到了信息的披露,如何充分、真實的披露處置不良資產的信息,是投資者進行有效投資,監管者進行監督管理的重要依據和要求。所以,資產管理里公司的財務報表需要進行嚴格而準確的披露。
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主要業務的會計處理
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不良資產有很多方式:積極催收、債券出售、資產重組、債轉股、資產證券化等。在上述諸多不良資產處置方式中,債轉股和資產證券化可以說是理論界與實務界關注的焦點,會計處理方面更是各具特色:
(一)債轉股的會計處理一是債轉股會計核算的原則。債轉股實質是一種債務重組,是債權人的債權變成股權的過程。債轉股發生在企業發展的特定時期,而債權人又是特定的資產管理公司,因此其會計處理有其特殊性,不僅應參考我國《企業會計準則――債務重組》準則來處理,同時也要參考我國《企業會計準則――投資》準則的相關規定。債轉股的會計核算:資產公司接受不良貸款時的核算,為全面反應不良貸款的處理情況,資產公司對購買的貸款本金及利息按“原值”入賬,并分別列入“收購貸款本金”、“收購貸款應收利息”。考慮到資產公司收購的不良貸款并非全額債轉股,“原值”與收購價之間的差額作為“收購貸款呆賬準備金”、“收購貸款壞賬準備金”處理。
[例1]某資產公司購入某商業銀行一批不良貸款,該批貸款的本金賬面價值為59400萬元(貸款本金60000萬元,已計提貸款呆帳準備金600萬元),應收利息賬面價值14925萬元(應收利息15000萬元,已計提壞賬準備金75萬元),共計74325萬元,資產公司3年內分批付款。會計處理:
借:收購貸款本金60000
收購貸款應收利息15000
貸:收購貸款呆帳準備金600
收購貸款壞賬準備金75
長期應付款74325
債轉股時的核算:轉股日的會計處理,資產公司應按協議投資額作為對企業的長期投資,沖減轉股貸款本息“原值”,同時將轉股貸款呆賬準備金和壞賬準備金作為遞延債轉股損益,在轉股存續期內平均攤銷。
[例2]假設例1中的不良貸款有本金40000萬元及其應收利息10000萬元按照1:1的比例轉為對企業的投資,占企業70%的股權,約定3年內由企業自身回購,資產公司會計處理:
借:長期投資50000
貸:收購貸款本金40000
收購貸款應收利息10000
同時,
借:收購貸款呆帳準備金400
收購貸款壞賬準備金50
貸:遞延債轉股損益450
3年內,每年將450÷3=150萬元轉作收益
借:遞延債轉股損益150
貸:債轉股損益150
資產公司持股階段投資損益的核算,由于轉股后資產公司占企業股權通常超過 50%。按《企業會計準則――投資》準則的規定,資產公司理應采用權益法確認投資損益。
[例3]如果企業第一年實現凈利潤2000萬,則資產公司的權益為2000×70%=1400(萬元),會計處理:
借:長期投資 1400
貸:投資收益 1400
資產公司退出股權的核算,資產公司是階段性持股機構,對企業持股不是目的,最終要退出企業股權。資產公司退出股權的方式很多,如將企業股權轉讓給原企業 (由企業自身回購 )將股權上市轉讓、拍賣、證券化等,但目前主要采取前兩種方式。資產公司一般是分期分批退出股權,股權回購價格有三種:原始價值、退出日的市價、股權的賬面價值。資產公司退出股權的方式、時期、回購價值等均應在債轉股協議中明確。
[例4]接上例,如果債轉股協議載明以市價退出,從第2年每年由企業收購25000萬元資產公司股權,該股權當時市價為30000萬元,資產公司會計處理:
借:銀行存款 30000
貸:長期投資 25000
投資收益 5000
(二)資產證券化的會計處理 資產證券化就是將金融機構或其他企業持有的流動性不強,但能夠產生可預見、穩定現金流的資產,通過一定的結構安排,對其風險和收益進行重組,創設可以在金融市場上銷售和流通的產品。其業務流程為:組建資產池――設立特殊目的實體(SPV)――把資產真實出售給SPV――對資產證券化產品進行信用增級――信用評級――發行證券。其中,設立SPV和將資產出售給SPV是資產證券化業務的核心,因為這直接關系到交易的性質(真實銷售或擔保融資),從而帶來不同的財務后果(表內或表外融資)。資產證券化涉及的基本會計問題有:會計確認、會計計量和會計信息披露。
(1)資產證券化的會計確認。資產證券化會計確認的關鍵是,發起人把該項交易視同銷售(表內處理)還是作為擔保融資(表外處理),不同的處理對會計報表影響不同,如表1:
目前主要有三種會計確認方法:風險與報酬分析法、金融合成分析法、后續涉入法。風險報酬分析法是以風險和報酬是否轉移作為確認真實銷售的標準,轉移則視為銷售,否則視為擔保融資。金融綜合分析法以資產控制權是否實質轉移作為確認真實銷售的標準,轉移則視為銷售,否則視為擔保融資。后續涉入法運用了“部分銷售”的思想,只要轉讓方對被轉讓資產的全部或部分存在任何后續涉入,與此相關的這部分資產作為擔保融資處理,而不涉及后續涉入的那部分資產作銷售處理。隨著《企業會計準則第23號――金融資產轉移》和《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會計處理規定》等規定的頒布,我國對于“真實銷售”的會計處理原則進入了風險報酬分析法為基礎,金融合成分析法為補充的階段。
(2)資產證券化的會計計量。如何對發起人因資產證券化交易所獲得的新的資產和負債,以及所保留的資產或負債以及損益進行計量,是資產證券化會計計量的難題。根據金融合成分析法,證券化資產真實銷售以后,發起人新增的、且與資產證券化交易有直接關系的資產和負債,應以公允價值為基礎進行初始計量。對于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產生的新的資產、負債以及損益的確認,國際會計準則和美國會計準則均要求以公允價值計量,我國也采納了公允價值作為資產證券化會計計量的標準。
(3)資產證券化的會計披露。資產證券化交易中,需要通過設立SPV(特殊目的載體)來實現法律和會計上的“真實銷售”,實現其法律上的“破產隔離”和會計上的“移表”的作用。而SPV是否屬于發起人的合并報表范圍,是能夠實現會計上“移表”作用的關鍵。如果特別目的載體被視為發起人的子公司,那么,就應被納入發起人的合并會計報表編制范圍。這時,分別作為獨立法人實體的發起人和特別目的載體,將被視為一個經濟實體;兩者之間的交易將成為經濟實體的內部交易,在編制合并會計報表時必須作抵消處理。其結果是,不管發起人將資產證券化業務作為真實銷售處理,還是作為有擔保的融資處理,對合并報表結果都不會產生任何影響。這將與資產證券化發起人的設計初衷相違背。
我國目前尚未對SPV合并問題制定特殊的規定,合并財務報表準則中規定的合并范圍也是以控制為基礎予以確定,因此我國對于SPV的合并要求與其他子公司是沒有區別的。
三、我國與國外資產管理公司會計處理的比較
通過和歐美資產管理公司相關業務會計處理的對比,分析我國資產管理公司執行新準則的會計處理特點。
(一)美國 購入貸款時,公司初始確認為“持有可投資”、“持有可出售”。持有可投資類按攤余成本計量,還要進行減值測試。持有可出售類按成本與市價孰低計量,賬面價值變動計入當期損益。購入與貸款有關的證券,公司初始確認時劃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均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公允價值變動分別計入當期損益和其他綜合收益。其中,其他綜合收益屬于資產負債表中的權益類項目。抵債資產,公司以“擁有房地產”、“取得的資產”等項目列示,初始按照公允價值扣除處置費用后的金額計量,后續按照成本與市價孰低計量。
(二)歐盟購入貸款時,一般計入“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中的“交易性金融資產”或“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類,該類資產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公允價值變動計入當期損益。少數歐盟投行將部分從二級市場購入的不良貸款作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或是計入“貨款和應收款項”,采用攤余成本計量。抵債的非金融資產,多將其作為持有待售資產,列入資產負債表中的“其他資產”項目,初始以當日扣除處置費用后的公允價值和扣除減值準備后的賬面價值之間較低者計量;后續不計提折舊,按照賬面價值與公允價值扣除處置費用后的金額中較低者計量,賬面價值的變動計入當期損益。
(三)中國購入債權類資產時,資產公司應根據持有的目的和意圖,在初始確認時一般將其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少數劃分為 “貸款和應收款項”、“持有至到期投資”,并按照相關準則對其進行初始和后續計量。購入股權類資產,如果公司能夠對被投資單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的分為兩類:該股權類資產符合持有待售非流動資產定義及確認條件的,應當將其作為持有待售非流動資產處理;該類資產在活躍市場中沒有報價、公允價值不能可靠計量,則將其作為長期股權投資處理;如果公司對被投資單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且該股權類資產的公允價值能夠可靠計量,應當根據持有股權的意圖和目的,將其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或“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類。收購的物權或事物類資產,符合持有待售非流動資產定義及確認條件的,應當作為持有待售非流動資產處理,按照賬面價值與公允價值扣除處置費用后的金額孰低計量,賬面價值的變動計入當期損益;不符合持有待售非流動資產定義及確認條件的,應當根據資產的屬性,以存貨、固定資產、無形資產、投資性房地產等相關準則處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歐美公司將購入的貸款或是以貸款為基礎的證券多作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少數作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貸款和應收款項”,劃分為“持有至到期投資”的幾乎沒有;而在我國多數劃分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少數劃分為“貸款和應收款項”、“持有至到期投資”。
四、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轉型面臨的會計挑戰
從1999年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成立到今天,已經歷了整整十年的發展。盡管資產管理公司對政策性不良貸款處置的歷史使命已接近尾聲,但資產管理公司并未因此退出歷史舞臺,在最初確定的十年期限即將結束之時,資產管理公司紛紛改制轉型,踏了上市場化運作的軌道。2010年國新資產管理公司的成立,無疑對市場會有巨大影響。國新資產管理公司將更偏重政策性國有資產的處置,而原有的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將更趨向商業化轉型。國際上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有兩種比較典型的發展模式:韓國模式――轉型為商業性綜合資產管理公司,瑞典模式――轉型為投資銀行。國際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成功模式,為我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鑒,但最終還要考慮我國的具體情況,探索符合我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發展的轉型模式。隨著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轉型,會計方面也面臨一定的問題和挑戰:
(一)改革與資本運行難 現行的經營模式,沒有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與財務基本面(盈利模式、現金流和發展預期),由內及外的修煉不夠,難以直接進行股份制改革及資本運行。
(二)歷史包袱沉重 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成立之初,各自的注冊資本金只有100億元,而他們卻按賬面價值收購了1.4萬億元的不良貸款。這些資金全部來自央行的再貸款和財政部擔保的債券發行。這些都是資產管理公司的歷史包袱。這些包袱如何解決,目前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解釋。
(三)稅收存在問題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從成立到現在,享受了國家很多政策上的優惠。以不良資產處置的稅收為例,凡是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在處理的銀行剝離下來的政策性不良資產過程中,所涉及的一切稅收,均是可以享受免稅政策優惠的。而對比其他的資產管理公司,他們的處置成本顯然低很多。而轉型之后,勢必這種優惠都會取消,同時在營業中的各種風險需要資產管理公司自己承擔。
可見,我國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不管是轉為商業性綜合資產管理公司抑或是投資銀行,財務會計方面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我們應積極借鑒國外資產管理公司的會計處理經驗,努力尋找適合我國的資產管理公司的財務會計對策。
參考文獻:
[1]劉德福:《不良資產管理處置研究》,中國金融出版社2004年版。
[2]周兆生:《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處置問題研究》,中國金融出版社2004年版。
金融資產服務需求旺盛
金融資產服務需求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經濟資源配置方式的根本性變化。以公司為例,與計劃經濟下通過財政方式進行資源配置不同,公司在擁有現金和存款等資產的同時,通過發行股票、債券、基金、票據等方式從市場籌集資金。隨著公司生產水平的提高,其富裕資金逐漸增多,除將資金用于擴大再生產以外,金融投資需求也越來越大。通過投資于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進行產業擴張,獲取投資收益,在為其它公司提供資金來源的同時,積累了自己的金融資產。
從融資方式來看,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境內外金融市場的發展,客戶籌集資金的方式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在籌資渠道上,由高度依賴銀行間接融資,轉變為充分利用金融市場進行直接籌資和融資;在市場范圍上,從利用國內貨幣、資本和保險等市場籌集資源,轉變為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進行全球籌資和融資;在籌資主體上,從以個體為主體籌集資源,轉變為以集團、產業和區域的形式整體籌集資源。
從市場發展來看,金融市場的迅猛發展引發金融資產快速增長。從全球情況來看,根據花旗銀行的統計數據,截止2011年6月末,在交易所內交易的金融資產(主要指股票、債券、基金等)規模達57萬億美元,而金融資產總量(交易所市場與OTC市場合計)超過120萬億美元;從我國的情況來看,近10年來,股票、債券和基金三類金融資產高速增長,從2001年的0.8萬億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6萬億美元,增速超過13倍。金融業三大市場的持續發展催生了更多的金融資產新形態,對銀行提出更高的金融資產服務需求。
從金融資產類型來看,隨著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及金融市場逐步完善,客戶可投資的金融資產呈現多樣化趨勢,客戶資產構成發生較大變化。過去,公司以實物資產為主,管理主要針對產供銷活動;現在,公司通過投融資活動,除基礎性金融資產外,派生了大量的金融工具,如股票、債券、基金、票據、保單、理財產品、信托計劃、私募基金等等。個人投資者、機構投資者也可以使用這些金融工具。個人客戶追求資產的保值增值,需要銀行根據客戶需求、資產特征、風險偏好等,通過個人理財和私人銀行服務,提供資產凈值融資、個人借貸、信托服務、投資管理等差異化的服務方案。金融機構是專門經營金融資產的機構,這些客戶的金融資產服務需求,也要依靠銀行來解決。
從服務需求來看,公司作為實體經濟的代表,對金融資產服務的需求分布在金融資產的發行、持有、交易等多個環節,提供多元化的金融資產服務能夠有效保障公司的運作和發展。公司對銀行的金融資產服務需求有兩個方面:一是基本需求,包括賬戶管理、網絡支付、現金管理、資產保管等;二是擴展需求,包括投資銀行、資產托管、資產管理、資產交易等。
可以看出,各類交易日益頻繁、金融資產類別逐漸豐富、金融資產服務需求大量涌現,共同推動金融市場呈現出“投資有工具,交易有市場,資產有收益,服務有機構”的局面。
銀行經營轉型推動金融資產服務
金融資產服務是銀行發展戰略調整的客觀要求,是經營方式轉型的必由之路。目前,銀行面臨著利率市場化凸顯和資本充足率提高的市場環境,要求銀行逐步轉向資本占用少、經營風險小的業務領域。而事實上,全球銀行業的經營模式也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第一種是存款貸款模式,目前仍然是多數銀行經營的主要模式,吸收存款,發放貸款,收取利差,承擔利率和匯率風險,銀行是融資中介,是風險吸收者,潛在風險較大。第二種是衍生交易模式,產生于上世紀60至70年代,主要透過資產證券化,以經過標準化處理的貸款為抵押,向市場發行債券,把信貸產品變成交易產品,把信用風險轉變為市場風險,銀行成為交易中介;這種模式下銀行是風險分配者,仍承擔一定風險,并有可能擴散為系統性風險。第三種是價值管理模式,銀行作為信息中介提供信息服務,既不承擔利率、匯率風險,也不作為做市商從事交易,少量涉及操作風險;這種模式在上世紀90年代從歐洲興起,隨后流傳到美國,十年前傳入中國,中國的銀行業開始大量提供理財計劃,資產管理、財富管理和私人銀行等服務。
總之,從銀行角度看,金融資產服務具有資本占用少、經營風險小、資產種類多、收益穩定性強、與客戶資產管理流程高度契合及長期可持續等特點,符合銀行經營轉型、結構調整的需要,有利于銀行由資產持有大行向資產服務大行轉變、由資本占用大行向資本節約大行轉變、由利差收入大行向服務收入大行轉變,是銀行經營轉型的重要領域和戰略支點。
一、組建地方國有金融投資平臺的必要性
(一)符合金融業發展的趨勢放眼世界,金融業混業經營趨勢不可逆轉;環顧國內,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后,資本市場發展躍入全流通時代,對上市公司的管理也隨之進入市值管理階段,上市公司間并購與反并購愈演愈烈,國內外現狀倒逼我們必須提高引領金融服務水平和保障能力。因此,平臺組建正當其時。
(二)寧波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隨著市委、市政府“六大提升”戰略的深入實施,一大批重大政府性投資項目陸續開工。但這些項目的建設也遇到了一些難題,亟需解決投融資瓶頸。同時,寧波工業“兩創”倍增計劃提出要加快發展風險投資,填補寧波該領域空白。平臺的組建,正是符合寧波經濟社會發展當前需求的重要舉措。
(三)加快寧波國有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目前,寧波市屬主要控股上市公司有寧波富達(占總股本25.08%,下同)、寧波熱電(44.19%)、寧波聯合(33.26%)、寧波銀行(17.96%)、寧波海運(16.76%),市屬國有金融資產比較分散,難以形成合力。平臺作為資本運作的工具,能整合相關金融上市資產,形成協同效應,充分發揮“資本擴音器”功能,實現國有金融資本快速擴張,提高對國有金融資產的控制力。
(四)促進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互動的必然選擇平臺的組建,可以在更大的范圍內利用資本市場進行資本運作,從而提高融資能力,增強對全市產業發展的金融支撐能力。通過對產業的投資與整合,促進產業優化升級,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形成核心競爭力,為資本運作提供堅實的基礎,進而實現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互動與融合的良性發展。
二、國內外國有金融投資平臺運行的成功經驗
(一)國外——新加坡淡馬錫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新加坡淡馬錫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是新加坡最大的全資國有控股公司,隸屬于新加坡財政部。公司成立于l974年,主要任務是掌握新加坡政府對企業的投資,管理新加坡所有的政府關聯企業。截至2005年3月底,淡馬錫投資組合市值已經高達1030億新元,年平均股東回報率達到18%。據2006年3月公布的資料,淡馬錫在80家公司持有5%至100%的股權,約一半資產分布在國外,也在中國建設銀行、中國民生銀行、中國銀行等金融機構持股。目前,該公司擁有21家大型一級企業,主要涉及金融、交通、通訊、工程、電力以及科技等領域,其中有7個企業已經上市。這21家企業的產值占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的l3%,占市場總值的2l%。
(二)國內
1.上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00年4月20日,注冊資本為105.6億元人民幣,具有投資控股、資本經營和國有資產管理三大功能,開展以金融為主、非金融為輔的投資、資本運作與資產管理業務,進行金融研究,提供社會經濟咨詢等服務。公司具有20多年金融經營服務和重大項目投融資管理經驗,先后在海外資本市場5次發行公司債券,多次籌借國際商業貸款,累計融資40多億美元,是浦發銀行、上海農商行、上海銀行、國泰君安證券的第一大股東,控股上海國際信托、上海證券等核心金融企業,參股申銀萬國證券、太保集團、交行等10余家金融企業。近年來,集團不斷擴大金融投資領域,發起設立華安基金管理公司,發起設立并控股長江養老保險公司,與JP摩根合資成立上投摩根基金管理公司等。公司還為上海重大建設項目如南浦大橋、延安東路隧道、虹橋機場擴建、軌道及磁浮交通、上海高速公路網、洋山深水港等提供完善的投融資和財務顧問服務。
2.天津泰達控股有限公司。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12月,由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授權行使國有資產經營管理職能。截止到2007年年底,公司總資產1156億元人民幣,銷售收入338億元。擁有泰達集團有限公司、泰達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等12家全資公司,泰達股份、津濱發展、濱海能源、濱海物流等4家上市公司,濱海快速、天津鋼管、渤海銀行、渤海保險、渤海證券、泰達荷銀等28家控股公司和泰達津聯電力、長江證券等36家參股公司。泰達控股以資本經營和資產管理為主要模式,目前已經形成了以渤海銀行為旗艦的金融產業、以天津鋼管為代表的實業投資、以小城開發為主導的城市資源經營、以能源供應為核心的公用事業、以海洋整治為龍頭的區域開發、以循環經濟為標志的專營領域和以星級酒店為基礎的高檔服務業等七大產業布局。
3.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10月,注冊資本金46億元人民幣。作為深圳市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的輔助平臺,公司的主要職能是:根據市國資委授權對部分市屬國有企業行使出資人職責;深圳市國有企業和行政事業單位改革、調整中剝離資產的整合處置平臺;承擔對市屬國有企業的貸款擔保業務;按照市國資委要求進行政策性和策略性投資等。截至2007年12月底,控股公司并表企業總資產1004.51億元,2007年度利潤總額133.68億元。公司所屬主要全資、控股企業21家,主要參股企業5家,經營范圍涉及房地產、金融、證券、保險、高新技術投資與服務、交通運輸、公用事業等眾多領域,初步形成經營資源向金融、證券、保險、房地產、高新技術等領域集中的戰略格局。上述四家企業作為國有金融投資平臺,對整合地方金融資源,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這四家平臺成功運行的經驗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一是主業做大做強。如天津泰達形成七大產業布局,其中為濱海新區發展構筑更大的金融平臺就是最重要的主業之一;上海國際集團金融資產占總資產65%以上,基本涵蓋銀行、證券、保險、信托、證券投資基金、貨幣經紀等多個金融子行業。二是目標定位清晰。如深圳市投資控股公司提出要把公司建設成為定位準確、運作規范、機制靈活、持續創新的大型國有投資控股公司;上海國際集團提出要將公司建設成為以金融產業為核心,涵蓋信托、基金等多個金融領域,擁有優秀品牌與特色,實現金融綜合經營的金融控股集團公司。三是政策支持有力。組織方面,上海成立以市長為組長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領導小組,統一領導國有金融投資平臺組建和發展工作,整合全市國資系統各類金融資產,由原市金融服務辦公室主任與中國銀聯總裁分別出任集團公司董事長與總裁;資金方面,上海、天津、深圳等地均為平臺組建和正常運行提供了可靠的資金保障。四是人才保障有力。如上海國際集團成立全市金融系統首家博士后工作站,與上海財經大學共同組建“上海國際集團金融發展研究院”,開展金融領域科學研究;與JP摩根合作進行基金、證券等業務人才培訓,進行不同層次金融人才的培養和儲備,為公司發展提供人才保障。
三、寧波組建國有金融投資平臺的基本方案框架
(一)主要職能和發展目標
1.主要職能。承擔對市屬企業的貸款擔保任務,按照市政府要求對基礎設施項目進行投資。對旗下金融機構進行控股、參股投資,整合地方金融資產;對高新技術、先進制造業項目進行孵化和投資;對所屬企業和資產依法進行經營、管理和運作,培育優勢企業,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市委、市政府決定的其他投融資事項等。
2.發展目標。近期目標是綜合運用產權管理、資本運作、戰略投資等經營管理手段,切實轉變經營機制,把平臺建設為定位準確、運作規范、機制靈活、持續創新的國有金融投資公司。平臺建設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財務投資集團,實現股權控制;第二步是戰略投資集團,加強對集團旗下機構的戰略協同;第三步是從戰略投資向經營性投資轉變。遠期目標是以打造融資與重點領域投資良性互動、互為依托的綜合性現資集團為目標,力爭用5到10年的時間,把平臺構建成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政府投融資平臺和金融控股平臺,成為實力雄厚、資產優良、管理規范、效益良好、在區域乃至全國具有較強影響力的現代金融投資集團。
(二)設立方式和資產整合思路
1.設立方式。以市場化為主導,輔之以行政化手段。平臺的出資人由市國資委承擔,負責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企業經營績效考核。平臺設立方式有兩種選擇,一是由市財政出資新設;二是在現有相關市屬一級企業所控股的金融企業的基礎上,進行資產重組整合。從目前來看,第二種方式是更佳選擇。
2.資產整合初步思路。資產整合是平臺組建的最關鍵環節。從寧波國有金融資產現狀來看,可以納入平臺的主要有開投集團旗下全資控股的寧波凱建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資產、開投集團持有的寧波銀行股權資產和工貿公司全資控股的寧波市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有限公司資產等。寧波港集團、工貿公司、開投集團、交司等企業持有的各類金融資產也可以考慮進入。此外,還可以通過新設立財務公司和金融租賃公司的方式,注入財務咨詢類和金融租賃類資產。當前,要積極化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首先要做強做大擔保公司,解決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難問題;其次,組建金融租賃公司,為中小企業提供低于商業銀行利率的貸款,使中小企業在及時獲得資金支持的同時,避免承受過高的財務費用;再次,可以成立產業投資基金(PE),吸引若干家的風險投資公司進來,每家公司注入一定額度的風險投資資本金,形成風險投資基金,以起到小投入、大貢獻的效果。資產整合必須按規定程序操作并要經過嚴格的資產評估。同時,要注意切實保護職工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穩定。
(三)組織架構和主營業務范圍
1.組織架構。按照建立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要求,實現決策層和經營層相分離。平臺(集團公司)設董事會,負責公司重大事項決策。公司經營層要對董事會負責,具體業務操作由各下設部門負責。公司同時設監事會,負責對公司各項決策進行監督。公司董事長和監事會主席由政府任命,經營層可以由政府來選派,也可以采用市場化的方式選聘職業經理人。公司具體組織架構如下圖所示:
2.主營業務范圍。國有金融投資平臺將對所控股的金融機構實行一體化經營和專業化管理,其主營業務包括:政府性投資項目投融資、擔保、租賃、創投、金融咨詢、財務顧問等。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強組織領導組建國有金融投資平臺是一項系統工程,市政府有關部門和各相關企業要充分認識到平臺組建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轉變觀念,拓寬思路,落實措施,切實抓好。必要時市政府要成立國有金融投資平臺組建工作領導小組,統一領導和推進平臺組建工作;下設辦公室具體負責各項工作的組織實施。
(二)建立政府監管和市場運作相統一的運行機制平臺作為市場化運作的主體,在國家法律法規規定的框架內規范操作,切實提升自身發展水平,政府不干預平臺的日常經營活動。市國資委要加強財務監管和業績考核,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市政府金融辦和市發改委等部門要加強對平臺的業務指導,促進平臺又好又快發展。
一、云南省銀行業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發展基本情況
與金融市場較為活躍的發達城市相比較,云南省銀行業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發展起步較晚、規模較小、品種較單一,但從2011年開始,我省銀行業金融機構同業業務擴張速度明顯加快,業務品種也明顯豐富起來,2012年呈現出同業資產和同業負債快速增長態勢,至2013年6月末,擴張趨勢開始逐步放緩。以“同業存放”和“買入返售資產”為例,2011年12月末我省商業銀行同業存放余額為743.86億元,2012年12月末達到1111.8億元,增長49.46%;2011年12月末“買入返售”余額為393.83億元,2012年12月末余額達819.19億元,增長108.01%。目前,我省各家商業銀行已開展的同業業務主要有同業存放、存放同業、賣出回購金融資產、買入返售金融資產、信托受益權轉讓、資產管理計劃受益權轉讓、同業代付、同業償付、買斷式票據轉貼現、保險協議存款和購買同業發行的定向理財產品業務等。
表1 云南省銀行業金融機構同業業務情況表 單位:億元
近年來,我省以興業銀行、民生銀行、光大銀行、浦發銀行、平安銀行、恒豐銀行、華夏銀行昆明分行為代表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和以富滇銀行、曲靖市商業銀行、玉溪市商業銀行為代表的城市商業銀行同業業務發展較快,這些銀行同業業務規模擴張速度較快、業務品種豐富,同業業務已成為其重要的資產負債管理手段和利潤增長點。而以工、農、中、建、交為代表的國有商業銀行同業業務主要只涉及同業存放和票據轉貼現等傳統業務。在流動性管理方面大部分商業銀行采用FTP資金管理系統,流動性風險管理職責都集中于總行層面,分行層面同業業務拆入的資金都統一上劃至總行,同業業務所需資金全部由總行FTP系統供給,因此分行層面的同業業務流動性管理職能為被動管理,但部分股份制銀行對同業存放融入的資金經總行授權后具有自主使用權,可以不上劃至總行。
二、同業業務運行特點
(一)差異化的同業業務發展定位
從調查結果來看,國有商業銀行和農信社等金融機構網點發達、在存款市場上擁有一定優勢的金融機構,把同業業務定位為傳統業務的補充;而一些網點較少和存款負債來源較少的中小型股份制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近幾年都視同業業務為業務發展主線。調查顯示,同業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以及同業負債占總負債的比例較大的都是股份制銀行,而國有商業銀行同業資產、同業負債占比較小。同業業務發展較快的銀行,大多設立專門的同業部或金融市場部(金融機構部)開拓同業業務,股份制銀行的同業業務發展較快、產品豐富、決策機制靈活。而國有大型銀行同業業務并不是其業務發展主線,同業業務條線基本歸屬于公司業務條線。如:興業銀行昆明分行、浦發銀行昆明分行、恒豐銀行昆明分行、平安銀行昆明分行和玉溪商業銀行都把同業業務定位為和公司業務、個人業務并列的三大主線業務之一,但同時也有一些同業業務發展較快的銀行,如民生銀行、光大銀行昆明分行和富滇銀行認為同業業務雖然是行內重點發展業務,但定位為傳統業務的補充。中小型股份制銀行對同業資金的依賴性較大,是同業資金的“需求方”,而以農村信用社為代表的資金充裕銀行則充當了同業資金“供給者”的角色。
(二)同業資產負債規模和同業業務利潤在商業銀行各項業務中的占比和貢獻度明顯提高
調查顯示,部分股份制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同業負債占總負債和同業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趨勢,同業負債占總負債的比例、同業資產占總資產比例排名靠前的銀行都在10%以上。同時,同業業務利潤對各銀行貢獻度明顯提高,且呈逐年上升趨勢。在貨幣市場流動性較緊的狀況下同業存放業務的盈利空間還非常可觀,今年6月份貨幣市場出現流動性緊張時,我省同業存放利率最高達到23%。加之近些年買入返售金融資產業務、信托受益權轉讓、定向資管計劃受益權轉讓業務的興起給商業銀行帶來可觀的利潤,因此同業業務成為中小型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的資產負債流動性重要管理手段和利潤增長點,同業資產負債規模和同業業務利潤在商業銀行各項業務中的占比和貢獻度呈逐年明顯提高趨勢。
表2 2009~2013年云南省金融機構同業負債占總負債比例排名前五位的情況(單位%)
表3 2009~2013年云南省金融機構同業資產占總資產比例排名前五位的情況 (單位%)
表4 2009~2013年云南省金融機構同業利潤占總利潤比例排名前五位的情況 (單位%)
注:表2-表4排名均以2013年6月占比排名
(三)同業業務合作模式靈活多樣,金融業融合度增強
我省商業銀行同業業務合作對象涉及信托、證券、基金、保險、期貨、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和資產管理公司等,同業業務的發展使得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合作更加緊密,同業業務具有橫跨信貸市場、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業務特質,同時也是金融市場創新最為活躍的領域。同業業務從最初的銀銀合作模式發展到銀信合作、銀證合作、銀保合作、銀信證合作、銀信保合作和銀證保合作模式等,業務創新層出不窮,金融業的融合度大大增強。
圖1 同業業務發展趨勢分析圖
(四)通過靈活多變的“通道業務”達到騰挪信貸規模、規避信貸政策限制、滿足客戶資金需求的目的
在監管上,商業銀行同業業務受約束程度較小,同業業務不受存貸比、信貸規模和信貸政策約束,同業存款無需繳納存款準備金,在計提風險資產時需要計提的風險撥備較少,因此開展同業業務占用資本較少。商業銀行通過各種形式的同業業務合作模式,借助“通道業務”,把對企業的融資轉換為同業業務項下的“買入返售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類金融資產”和“其他應收款”等權益或資產項目,從而大量“信貸資產”轉換為“權益資產”。同業業務的快速擴張期始于2011年,2011年我國貨幣政策開始轉向,由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轉為穩健的貨幣政策,因此各家銀行信貸規模開始收緊,加之房地產企業和融資平臺信貸限制政策越來越嚴格,而同業業務具有隱匿“信貸資產”的功能,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同業業務規模開始激增。同業業務合作模式靈活多變,銀信合作、銀證合作、銀信證合作、銀證保合作模式下的“通道業務”大致可以歸為兩類,一種是資產轉讓類,如信托受益權轉讓、定向資產管理計劃轉讓等;另一種資產買入返售類,如票據買入返售、信托受益權買入返售、定向資產管理計劃買入返售等。這些“通道業務”都具有隱匿信貸資產、規避信貸政策限制、滿足融資受限企業融資需求的特點,各“通道業務”合作模式如下表:
表5 資產轉讓類“通道業務”合作模式詳解
表6 買入返售類“通道業務”合作模式詳解
(五)以規避監管為目的同業業務創新
金融行業的發展一直遵循著“監管—創新—再監管—再創新”的規律,作為金融市場創新領域最為活躍的同業業務特別能體現這一規律。同業業務往往游走于監管的邊緣地帶,在監管指導意見沒有出臺前,某些套利性的同業業務會快速發展,而一旦受到監管,原有業務就會迅速萎縮,但不久就能開發出替換性的“同質業務”。以同業代付業務為例:同業代付業務在會計處理上,委托行把此筆業務記在表外,代付行記“應收款項”或“同業資產”,因此同業代付不受存貸比或信貸額度限制,通過同業代付,委托行和代付行都繞開了信貸規模控制,無形中增加了實際貸款規模。同業代付的突發性增長也是在信貸額度緊張的背景下金融創新的必然結果,2011年同業代付業務激增,隨著銀監會2012年8月出臺《關于規范同業代付業務管理的通知》后,同業代付業務迅速萎縮,但是很快商業銀行又創新了具有同質特征的同業償付業務。以某股份制銀行昆明分行為例,2011年同業代付余額為8.79億元,2012年6月末同業代付業務“激增”至19.98億元,但隨著2012年8月同業代付業務規范文件出臺后,同業代付業務受到嚴格監管,這時各家銀行開始開展具有“同質性”特征的同業償付業務,至2012年12月末同業代付余額已經下降到零,而同業償付余額為3.72億元。
三、同業業務發展中蘊含的風險
金融機構競爭差異、利率雙軌制下的盈利驅動、信貸政策調控、非銀行類金融機構(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信托公司、財務公司)快速發展都是近幾年同業業務迅猛擴張的客觀原因。同業業務的發展豐富了社會大眾的金融投資產品(理財產品、信托計劃、資產管理計劃個保險債權計劃等),同業資產負債規模的擴大提高了商業銀行非信貸資產占比、非存款負債占比,有利于優化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結構,但同時在業務發展過程中也蘊含著各種風險。
(一)干擾貨幣信貸政策實施效果,不利于實體經濟發展
同業負債擴大了商業銀行負債來源渠道,同業存款具有同樣的貨幣衍生功能,但同業存款不需計提存款準備金,削弱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作為貨幣政策調控數量型工具的作用。此外,商業銀行通過資產端發起設計了靈活多變的同業業務合作模式,使得大量資金通過銀信合作、銀證合作等“通道業務”流向了房地產、融資平臺等信貸政策限制性行業,同業業務的發展干擾了貨幣信貸政策的實施效果。同業存放資金期限較短,穩定性不如一般性存款,銀行多將之運用于同業拆借和票據市場,容易出現資金在金融體系內循環,不利于實體經濟發展,弱化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二)金融業大融合趨勢增加了金融不穩定性
同業業務參與主體涉及信托、證券、基金、保險、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和資產管理公司等幾乎所有類型的金融機構,金融業呈現出大融合趨勢,同業業務的發展使得銀行業與保險業、證券業、信托業的業務合作更加緊密,由此產生的金融風險關聯度大幅提高,客觀上增加了金融不穩定性,容易引發系統性風險。
(三)同業資產負債結構期限錯配容易導致流動性風險
隨著金融創新的推進,大量非標債權業務納入同業資產范疇,很多銀行都將同業拆入短期資金用于購買信托受益權、買入返售金融資產等期限較長的非標債權業務,造成資產負債期限嚴重錯配,增加銀行流動性風險敞口。在市場流動性緊張的狀況下,將引發系統性的流動性風險。
(四)增加監管難度,難以判斷商業銀行真實資金缺口
在銀行、保險、證券分業監管的體制下,同業業務具有橫跨信貸市場、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業務特質,大量同業業務合作模式靈活多變,資金流向難以監控,同業業務的發展增加了各監管層面的監管難度。此外,部分銀行以同業存放形式,繞開同業拆借市場從事資金交易,使得大量資金以“同業存放”之名行“同業拆借”之實,從而使得監管部門難以判斷商業銀行的真實資金缺口。
四、建議
商業銀行同業業務的發展有助于優化資產負債結構、提升商業銀行競爭力、增加商業銀行利潤收入,但同業業務發展模式缺陷蘊含著許多風險,為此,建議:
第一,建立同業業務監測分析制度,監測金融同業的大額風險敞口,探索建立預警指標體系。規范同業業務會計科目使用與核算方法。
第二,引導商業銀行合理定位同業業務,正確處理發展同業業務與流動性管理的關系,提高流動性管理水平。同業業務的發展要置于流動性管理框架之下,同業業務的盈利性要讓位于全行的“流動性”。
關鍵詞:互聯網+不良資產;互聯網+;不良資產處置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以及“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桿”的壓力下,金融機構和實體經濟將產生和釋放更多的不良資產,整體經濟面臨新一輪的大規模不良資產處置。面對如此龐大的不良貸款和潛在的經濟風險,商業銀行一般通過兩個渠道來處置不良風險,一是直接轉賣給專業的不良資產處置機構――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省級資產管理公司及民營資產管理公司構;二是自行處置。但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處理不良資產的體量是有限的,且在經濟下行期資產價格下降對四大AMC是雙重作用的,一方面不良資產業務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在經濟下行期,資產價格趨于下降趨勢對不良資產處置也增加了一定的難度。商業銀行、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以及其他處置不良資產主體在處理手中大量的不良資產時需要多種手段相互配合。在大規模不良資產處置需求以及互聯網+的背景下,“互聯網+不良資產”的模式應運而生。許多機構借助不良資產暴露的機會,對不良資產處置構建互聯網平臺。
一、 不良資產現狀分析
目前中國處于經濟換擋、調速還有結構調整以及消化實際政策的階段,不良資產比例有所上升,而且風險會持續的暴露。
1. 銀行業資產質量下降且壓力未緩解。受經濟放緩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自2013年第二季度以來連續第10個季度上升,而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則是自2011年第四季度以來連續16個季度增多。根據銀監會公布數據可知,截止至2015年四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67%,同比上漲0.42個百分點,不良貸款余額已達12 744億元,較2014年末增長51.25%。按照機構類型來分,農商行和股份制銀行不良貸款增幅最高,農商行的不良增幅甚至超過了70%。目前銀行業不良貸款分布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主要分布于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個區域,逐步蔓延至中西部地區。
2. 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逐步暴露。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快速擴張的過程中累積了大量潛在風險。根據中國信托業協會公布數據可知,截止至2015年三季度末,中國信托資產規模為15.62萬億元,信托業不良率為0.69%,信托風險項目為506個,規模合計達1 083億元。信托業受剛性兌付的約束,資管產品的賬面不良資產沒有顯現,信托公司通過多種手段隱瞞壞賬,當非銀行金融機構潛在不良資產一旦暴露,大量違約風險、兌付風險、流動性風險集中出現,將對金融穩定發展產生巨大沖擊,因此,應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進行嚴密關注并做好充分的準備。
3. 非金融機構不良資產規模不斷上升。受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的影響,一些行業不斷被淘汰、整合、轉型和升級,一些企業應收賬款模不斷上升,賬款回收周期不斷延長,非金融企業的不良資產規模不斷上升。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可知,截止至2015年四季度末,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賬款累計值為11.45萬億元,較2014年末增長8.92%。企業之間存在資金鏈和擔保鏈交叉的現象,信用風險傳染幾率放大。非金融機構不良貸款沿著產業鏈從小企業向大中型企業蔓延;企業之間存在資金鏈和擔保鏈交叉的現象,信用風險傳染幾率放大。
二、 互聯網+不良資產的現狀分析
傳統的不良資產處置業務主要是資產管理公司購買資產后再進行處置,或者通過三方協議進行債務重組來解決。互聯網+不良資產模式是一種新型的處置不良資產的渠道,主要以催收O2O、提供數據服務、處置中介等服務為主。
在互聯網+不良資產的背景下,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已經開始通過互聯網處置不良資產。2015年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都通過不同的方式參與布局互聯網金融,已開始介入互聯網+不良資產的模式。信達已于2015年5月與阿里巴巴簽署戰略合作;華融于2015年12月正式入駐淘寶網資產處置平臺;此外,東方資產將通過螞蟻金服平臺對個人投資理財客戶,未來將在不良資產處置進行合作;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旗下的天津金融資產交易所于2015年與淘寶網合作,未來螞蟻金服等多家公司將入股,其業務方向將探索向互聯網業務拓展,螞蟻金服將對交易所進行互聯網化改造。
2015年以來,人人收、分金社等數十家“互聯網+不良資產”處置的線上平臺出現,但以互聯網模式直接參與處置不良資產的核心技術仍在摸索中,只能處理掉不良資產的一小部分,“互聯網+不良資產”處置模式需要不斷的探索。這需要不斷提高大數據信息服務水平,借助互聯網大數據等創新方式,使得不良資產的處置通過大數據采集直接參與處置,讓互聯網在處置過程中提供核心增值服務的技術上不斷增強。
三、 “互聯網+不良資產”模式介紹及分類
互聯網金融平臺可以為不良資產處置主體在不同的環節提供相應的配套服務,包括居間撮合、信息中介、催收服務等相關服務。相應的,產生了不同的不良資產處置平臺,例如直接介入不良資產處置平臺、催收O2O服務平臺、中介服務平臺、信息提供平臺、抵押資產處置的垂直平臺等不同類型的平臺。
“互聯網+不良資產”的平臺類型按照功能大致可分為四類:委托撮合類、互聯網大數據搜索、催收服務類以及居間服務類。實踐中,互聯網+不良資產平臺有的提供單一功能,有的提供綜合性的服務功能。
1. 委托撮合類。委托撮合類是指不良資產處置主體借助互聯網處置平臺,把線下的競拍流程搬到線上,將審批過的債權項目放到互聯網平臺上進行公告,在平臺上組織公開競價。具體過程如下:由不良資產處置主體來確定初始價格,資產處置主體在互聯網平臺上不良資產的相關介紹,待競價公告期限屆滿后,意向競買人可以在互聯網資產處置平臺上出價。不良資產處置前期的處置公告、盡職調查、檔案移交等其他所有環節,仍然嚴格執行銀監會與財政部的相關規定,互聯網平臺并不介入。
例如,信達與淘寶的合作模式屬于委托撮合類。淘寶與華融的合作模式也屬于委托撮合類,真正的交易過程不是在淘寶上進行的,類似于銀行不定期在報紙上信用卡催收的公告。華融與淘寶合作處置資產總規模為515億元,資產戶數為2 360多戶,推介資產分布在全國24個省市,超過一半的資產來自于浙江、廣東和江蘇3個省,涉及批發和零售業、紡織、醫藥、化工、機械設備等制造業和建筑業等多個行業。華融與淘寶網圍繞“不良資產+互聯網”進行深入合作。推介會上的資產在淘寶網不良資產處置平臺進行資產招商,招商期間為90天,在不良資產處置平臺上不僅可以展示不良資產,也可通過淘寶網的網絡平臺吸引更多潛在投資者。
不良資產市場需要眾多的機構和主體參與其中,形成一種有效的價格發現機制,當前情況下,撮合產業的價值鏈條中,只是一種簡單的資源配置方式,未來應基于數據和互聯網的平臺,不僅可以使得交易快速完成,還可以從功能上改變資產的現狀。需對不良資產有一個正確的、客觀的認識,掌握其中的價值規律,變投機機會為投資機會,真正提升項目價值,盤活資產。
2. 互聯網大數據搜索類。互聯網大數據搜索類主要是指利用數據庫信息主要包括財產數據、債務數據、工商數據,并通過網絡收集進行公開和及時更新不良資產數據,不僅對數據進行分發和篩選,而且對數據庫整理后進行進一步的挖掘,并對行業趨勢上進行分析判斷,以及對特殊項目進行細化分類,把“不良資產處置+投資”有機結合起來。互聯網大數據搜索或是為不良資產投資機構和處置團隊提供不良資產數據服務,幫助用戶找到債務人新增或隱匿的財產,或是通過大數據比較標的物的歷史成交價和建議成交價,為淘寶等拍賣平臺解決標的物調查、過戶及貸款等繁瑣問題。
例如搜賴網、搶先拍、資產360等。資產360是利用互聯網、大數據構建的不良資產清收服務平臺,利用大數據平臺提供黑名單查詢,降低風險。
3. 催收服務類。催收服務類是以催收不良資產為主的服務,提供催收O2O服務,這是“互聯網+不良資產”提供的一個服務類別。當前催收服務類面臨兩個問題,一個是催債效率低下,第二個是異地催收耗時大,成本高,這兩個痛點是催收服務類公司面臨的難題。
此外,P2P行業不斷攀升的不良資產規模也催生了許多催收服務類互聯網平臺,P2P平臺產生逾期的壞賬主要是通過線下渠道尋找債務催收公司。例如資產360、人人收、青苔債管家、銀資網等。青苔債管家其創始人為律師出身,提供催收O2O服務,首創“律師+催收+金融+交易”不良資產催收和交易模式。銀資網合作的處置方式遍布全國,建立了一張全國性的催收網絡系統,這意味著大量債權信息和各種不良資產在銀資網上經歷了-申請-處置的完美行業生態鏈。
4. 居間服務類。居間服務類是指通過互聯網開放的平臺模式搭建不良資產交易者之間多對多的合作,提供真正適合資產處置的方式。互聯網平臺是B2B2C模式,參與交易合作的不僅有持有人與處置方,還包括互聯網平臺提供的居間服務。利用互聯網平臺的優勢,提供對不良資產信息進行分類整合,并提供具體處置的方式,即互聯網平臺給處置方和方之間扮演了居間服務的角色。例如包之網類等互聯網平臺。
四、 “互聯網+不良資產”模式的優勢及未來努力的方向
“互聯網+不良資產”模式的崛起是借由互聯網內在的優勢,搭借互聯網平臺實現不良資產的線上處置與線下處置相結合,但由于該模式還不成熟,現實推廣應用中遇到很多困難,未來還需對該模式進一步的完善。
1. “互聯網+不良資產”模式的優勢。
(1)培育不良資產二級市場,拓寬不良資產處置渠道。“互聯網+不良資產”模式可以利用互聯網平臺對不良資產信息進行有效傳播,吸引對不良資產感興趣的投資者參與到不良資產的經營和處置中來,對不良資產信息傳遞有較好的效果,共同促進不良資產多層級二級市場的培育和發展,拓寬不良資產處置渠道,完善不良資產完整價值鏈的新方式。例如淘寶平臺可利用自身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參與不良資產處置。
(2)交易透明化,實現不良資產處置價值最大化。互聯網本身具有自由、開放、快捷、低成本等等優勢,在互聯網平臺上公開進行拍品展示、競拍報名、競價過程直至成交,使得不良資產的處置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圍標串標等不公平行為,打破傳統不良資產處置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通過網絡平臺把不良貸款賣給出價最高者,不僅可以公平公正的對不良資產進行競價,而且可實現不良資產處置價值最大化。
(3)交易方式便捷,突破時間和地域限制,降低交易成本。采用互聯網平臺進行競價使得競價效率較高,資產競價時間更加靈活,降低了交易成本。相比較傳統的拍賣處置方式,采用互聯網平臺推廣不良資產處置可以更有效的傳播信息,涵蓋更多的投資者,加深了不良資產推介深度,信息的傳遞范圍更加廣闊,可以突破傳統不良資產處置的地域和時間限制,交易方式更加便捷,而且降低交易成本。
2. “互聯網+不良資產”未來努力的方向。
(1)推動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與互聯網平臺進行有效合作。當前“互聯網+不良資產”的運作主體較小,談判能力較弱,平臺的管理能力也較為有限,再者參與者的資質一般,無法取得大量優質的債權包,如銀行的較為優質的不良債權等等,所以未來發展還須與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以及銀行的較為優質的不良資產進行結合。
(2)亟待完善法律,通過法律法規明確互聯網+不良資產操作規程。逐步推廣互聯網招商處置不良資產的模式,建議相關部門對“互聯網+不良資產”處置具體操作規程作進一步規范與明確,明確互聯網招商與處置的不良資產選擇的標準,建立相關的法律法規,從法律上確定該交易模式的合理合法性,以推動此項工作的發展。
(3)通過互聯網的大數據和云計算分析,構建交易平臺和交易機制。互聯網和不良資產有一個共同的核心是數據,使兩者進行有效結合,通過互聯網平臺的大數據和云計算分析,對不良資產處置模式進行創新,不斷創新不良資產交易機制,幫助其更精準高效地匹配到投資者或競拍者,提高處置效率。
五、 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建議
互聯網與不良資產的結合將在新型不良資產管理業務、產品開發設計、大數據應用及綜合金融服務等方面開展全方位、多層次的合作。當前不良率和不良貸款雙升以及互聯網+不良資產交易模式的到來的情形下,給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提供了業務空間和新的處置方式,借助互聯網+不良資產模式大力發展不良資產處置業務。建議可重點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1. 可對不良資產進行等級分類,減少信息不對稱弊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內部對不良資產進行分類評級,在互聯網平臺展示時按級別分類,為不良資產購買者提供不良資產的具體信息以及盡職調查報告,盡量消除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弊端。信息不對稱的背后是指債權關系的復雜,或者貸款還存在著隱形的債務關系,導致的雙方之間的不信任。
2. 與互聯網平臺合作,實現互聯網+不良資產及公司品牌強強聯合。與知名的互聯網平臺合作,借助互聯網平臺的知名度以及自己的品牌實行強強聯合,推動不良資產價值處置的最大化,提升公司影響力和品牌價值。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可根據不良資產處置業務需要,與不同功能的互聯網平臺進行合作。此外,注重線上線下有機結合,共同推進不良資產處置進程。
3. 可建立自己的不良資產大數據庫,以及資產智能云服務平臺體系。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可建立自己的不良資產大數據庫,對公司內部數據進行挖掘和分析,以此同時,通過各種渠道收集外部數據,不斷擴大數據庫容量,為不良資產開展方向提供數據支撐。此外,建立資產智能云服務平臺體系,以全國各個省市全覆蓋的線下網點為依托,通過分布式思維打造的網狀化運營模式,實現了不良資產處置資源配置的最優化。
4. 可整合全產業鏈的各種資源,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在開展互聯網+不良資產業務時,加強與相關的服務機構如律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等合作,獲取專業信息和指導。此外,通過整合連接包括委托方各類信貸企業、征信公司、知名律師事務所等全產業鏈的各種資源,突破業務規模、工作效率等傳統處置方式的局限性,利用互聯網去中心化的方式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參考文獻:
[1] 王國剛,張揚.互聯網金融之辨析[J].財貿經濟, 2015,(1).
[2] 白玲.我國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處置及管理途徑探索[J].國際金融研究,2003,(7).
[3] 羅珉,李亮宇.互聯網時代的商業模式創新:價值創造視角[J].中國工業經濟,2015,(1).
[4] 謝平,鄒傳偉.互聯網金融模式研究[J].金融研究,2012,(12).
[5] 李文蓮,夏建明.基于“大數據”的商業模式創新[J].中國工業經濟,2013,(5).
[6] 王會娟,廖理.中國P2P網絡借貸平臺信用認證機制研究――來自“人人貸”的經驗證據[J].中國工業經濟,2014,(4).
[7] 吳曉求.互聯網金融:成長的邏輯[J].財貿經濟,2015,(2).
[8] 楊東.互聯網金融的法律規制――基于信息工具的視角[J].中國社會科學,2015,(4).
[9] 李海艦,田躍新,李文杰.互聯網思維與傳統企業再造[J].中國工業經濟,2014,(10).
[10] 謝平,尹龍.網絡經濟下的金融理論與金融治理[J].經濟研究,2001,(4).
關鍵詞:公允價值;投資性房地產;金融資產;企業合并
公允價值計量是現代財務會計最富挑戰性的一個領域。在公允價值計量下,資產和負債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者債務清償的金額計量。對可以取得公允價值的資產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是國際會計準則、美國及多數市場經濟發達國家會計準則的普遍做法,它能有效地增強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實現財務會計信息反映經濟現實的目標,為投資者、債權人等眾多利益相關者提供更加有助于決策的信息。從2007年1月1日開始,中國所有的上市公司開始采用新會計準則,這標志著中國企業的會計準則與國際準則基本趨同,其中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大量使用公允價值。
國際趨同是方向,是大勢所趨。新基本準則之所以引入公允價值這一計量屬性,是因為我國公允價值計量的“土壤”已初步形成: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股權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越來越多的股票、債券、基金等在交易所掛牌上市,使得這類金融資產的交易場已經形成了較為活躍的市場;同時,財政部加大了對會計信息質量的監督檢查,上市公司內外治理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投資者對會計信息進行有效甄別的能力有所加強等都將有助于公允價值在我國的應用。現就新準則中公允價值的具體應用及其對利益相關者的影響進行分析。
一、公允價值在新會計準則中運用的具體體現
依據我國市場發展的現狀,新準則體系中主要在投資性房地產、金融資產、企業合并等方面采用了公允價值。
1.公允價值在投資性房地產準則中的應用
《企業會計準則第3號――投資性房地產》規定,有確鑿證據表明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允價值是能夠持續可靠取得的,可以對投資性房地產采用公允價值模式進行后續計量。此前上市公司的投資性房地產都是以歷史成本計入固定資產,對其市值變動不進行反映,也不產生損益變化,在報表中我們無法得到利于報表使用者決策的有用信息。例如,一項房地產的歷史成本是1000萬元,當其市值漲到1億元時,在會計報表中列報的依然是1000萬元,這種信息不僅不會使報表使用者作出正確決策,反而還會產生誤導。近幾年房地產市場高速膨脹,而且預計其漲勢還會漸進攀升,由此上市公司采用公允價值進行計量,將大大提高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對于早些年購入的投資性房產,必將大大提高其凈資產和當期凈利潤,上市公司中的投資性房地產滋價和巨額利潤將在賬面上充分體現。
2.公允價值在金融資產中的運用
公允價值在金融資產中的運用,是公允價值運用最突出的方面。在新會計準則中,有四項具體的會計準則規范了金融資產的確認、計量與披露。他們分別是:《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企業會計準則第23號――金融資產轉移》、《企業會計準則第24號――套期保值》和《企業會計準則第37號――金融工具列報》。這四項準則各有側重、相互關聯、邏輯一致,形成一個整體,對目前企業涉及的金融資產業務處理提供了完整的指引。
從上述四項具體會計準則的規定中我們可以看出,新企業會計準則對金融工具初始確認和計量、后續計量、期末估價、減值測試等都是以公允價值為標準的。金融工具指形成一個企業的金融資產,并形成其他單位的金融負債或權益工具的合同。新企業會計準則根據公允價值和持有金融資產的目的,將金融資產分為三類:首先,對于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即交易類金融資產),取得和期末均按公允價值(主要為市價)計量;其次,對于持有至到期投資和貸款及應收款項這兩類金融資產,在取得時按公允價值(市價加交易成本)計價,在期末按攤余成本計量,要進行減值測試;最后,對于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取得時按公允價值(市價加交易成本)計量,期末按公允價值計量,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所有者權益。
金融資產的價值受市場影響大,波動頻繁。新準則對金融資產減值的確認和計量,采用的是未來現金流量折現法。當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發生減值時,應當將該金融資產的賬面價值減少至預計未來現金流現值,減少的金額確認為資產減值損失,計入當期損益。預計未來現金流量現值在考慮相關擔保物價值的因素下,按照該金融資產的原來實際利率折現確定。
3.在企業合并中的應用
在企業合并業務中,新準則針對同一控制和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分別采取權益法和購買法兩種會計處理。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通常不是合并方和被合并方完全出于自愿的交易行為,合并對價也不是公平交易的結果,不代表公允價值,因此以賬面價值作為會計處理的基礎以避免利潤操縱。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視同一個企業購買另一個企業的交易行為,因此有雙方認可的公允價值并可確認購買商譽,即按照公允價值確認所取得的資產和負債。在購買日,購買方的合并成本大于確認的各項可辨認資產、負債的公允價值凈額的差額確認為商譽。企業應于每個會計期末,對商譽進行減值測試,計算確定其減值金額。可見在企業合并準則中,按照經濟的實質確定是否采用公允價值是既審慎又科學合理的做法。
二、公允價值的應用給我們所帶來的思考
1.公允價值的使用給企業所帶來的主要影響
(1)公允價值計量難度較大,計量的成本增加。首先是公允價值計量難度較大。公允價值可以采用某種可供觀察的市場價格,如現行成本或現行市價。但當某項資產或負債的現行成本或現行市價無法確定時,現值計量便成為估計公允價值的最佳方法。但是因為未來現金流量的金額、時點和貨幣時間價值等都是不確定的,很多情況下現值本身就難以確定,這就導致以現值估計的公允價值在計量操作上往往難度很大。可見,現值計量的復雜性是公允價值計量不易推廣應用的關鍵問題。其次是運用公允價值計量的成本問題。第一,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是動態計量屬性,對全部資產和負債運用公允價值計量就意味著每一個會計期間都要對全部資產和負債進行重新計量,除了需要專門的評估計量人員從事準確地確定資產和負債的公允價值工作外,還需會計人員對資產和負債進行全面調整的賬務處理,這就要增加資產評估成本和賬務管理成本。第二,公允價值的運用對于大多數會計從業人員來說也是十分陌生的,要掌握新準則的有關具體運用,必須付出相當的磨合代價。
(2)公允價值將可能成為盈余管理的工具。公允價值的變動計入當期損益,改變了通常的收益觀,企業可能會利用會計計量屬性的這種選擇權,以新的盈余管理手段來創造賬面利潤。如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方面,新的《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會計準則規定,對于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應當將換出資產的公允價值與其資產賬面價值的差額計入當期損益。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很可能會出于維持公司業績或者配股的需要,通過與上市公司以優質資產換劣質資產的非貨幣性資產交換,來改變上市公司的當期損益,從而達到提升公司利潤的目的。債務重組方面,新準則明確肯定了債務重組利得可以計入當期損益,公司通過債務減免或重組所獲收益計作當期營業外收入而進入利潤表,成為利潤來源。在我國現階段相關市場尤其是資產評估市場不夠成熟和充分的客觀情況下,公允價值的確認也就難免會成為利潤操縱的工具。
2.公允價值的使用給報表使用者帶來挑戰
公允價值對于財務報表各要素的確認原則和計量方法有別于歷史成本模式,市場經濟的波動會通過公允價值反映在報表內。企業的資產結構、資產負債率、盈利能力指標等對于報表使用者較為重要的決策信息會因為新計量模式的市場性發生波動甚至是失衡,如果由于交易信息不透明或人為操縱的原因使公允價值的確定不準確,則很可能誤導投資者對報表的理解,影響其投資決策。
公允價值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成本模式對于房地產先行價值低估的缺陷,較為真實地反映了企業的潛在資產價值。但由于我國房地產市場價格體系還不成熟,在獲取合理估價時仍可能存在由于主觀判斷而產生的差異甚至是利潤操縱。對于非統一控制下的合并,如果被合并方沒有市場價格,或價格不能反映其實際價值(比如壟斷、政府干預價格等),在這種情況下合并雙方如何確定公允價值更是一個問題。因此,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確定如果不能夠做到明確、客觀,則將有可能誤導企業的合并行為,從而影響社會資源有效配置。
3.公允價值使部分行業及其監管面臨新的課題
在公允價值使用的幾個方面中,銀行業受到的影響最大。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衍生工具納入表內核算改變銀行資本的核算范圍和加權風險資產的計算,衍生金融工具業務在新準則下可能使資產負債表結構失衡,第二,國內的衍生金融市場并不發達,銀行大多是客戶交易,所以將全部的衍生工具都納入表內核算會模糊銀行真正的資產結構。公允價值的使用增加資本的波動性,如果銀行預先提取了足夠的資產減值準備,那么市場行情的變化對銀行影響有限,但是按照新準則,只在期末調整賬面價值會將未預期的市場變動完全體現在表內,銀行各項經濟指標變化幅度將增大。第三,各有關部門對準備金核算標準設定的差異可能導致銀行推廣公允價值使用的熱情。新準則中對于減值準備的計提原則與從銀行穩定性視角出發的審慎性原則有差異,前者要求確鑿證據,而后者則要求具備前瞻性。而這些,都給政府部門的監管提出了挑戰。
作者單位:上海商學院
參考文獻:
[1]王向明.公允價值在我國新會計準則中的應用[J].遼寧省交通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12):23-25.
關鍵詞:城市商業銀行;轉型;主動負債;非信貸資產
中圖分類號:F830.34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3)04-0057-05
一、引言
跨區域經營、引進戰略投資者、公開上市,城市商業銀行(以下簡稱“城商行”)的一系列制度變革及其快速發展使之成為國內銀行業金融理論與實踐研究的熱點問題。然而,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業界都存在一個共識――依靠生產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長是維持目前城商行快速增長的主要源泉。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所帶來的“宏觀經濟紅利”則為其粗放式增長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遇和廣闊的市場空間。黃雋、張春林(2012)的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及相對壟斷的市場結構是決定商業銀行粗放式信貸擴張的主要因素。國外學者(阿布瑞姆,2008;希拉,2008)的研究成果同樣表明了宏觀經濟條件對中國商業銀行經營的決定性作用。在這種宏觀經濟條件及增長模式下,2004―2011年國內城商行的資產增長速度達到28.72%(高出銀行業平均水平近9個百分點),市場份額由2004年的5.4%增至2011年的8.8%,稅后利潤更是以43.32%的年復合增長率增長。在經歷2009―2011年異地分支機構的快速擴張后,城商行的總資產在3年間增長了1.4倍,其對地方經濟的影響日益顯現,并已成為國內金融體系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軍。
然而,正如不可依靠粗放式增長模式支撐經濟可持續發展一樣,生產要素投入產出的邊際遞減效應及宏觀經濟紅利的逐步減弱①決定了未來城商行的可持續增長必須依靠集約式增長,依靠技術進步、制度創新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有效提升。在經歷快速的規模擴張之后,國內城商行的業務結構及盈利結構是否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對于城商行未來應對利率市場化及不斷加速的金融“脫媒”趨勢是否有利?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將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國內城商行未來的發展趨勢。
二、2009―2011年城商行負債結構及其變化分析
國內城商行根植于地方經濟,有限的經營牌照決定了城商行的發展依賴于特定城市經濟,同時也受制于特定的經濟總量及金融發展水平。中國多樣性、層次化的城市經濟金融發展水平衍生出多層次的城商行規模水平:既有北京銀行、上海銀行、江蘇銀行等規模超過5000億元的大型城商行,也有大量資產規模不足千億、甚至不到百億的中小型城商行。由此可見,針對城商行制度供給的規模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助推國內城商行做大規模(陳一洪、劉惠川,2012)。在跨區域經營受限的情況下,國內城商行通過其他各種途徑實現規模擴張。林再興、陳一洪(2012)對廣州銀行近3年資產負債結構進行考察發現:隨著規模的擴張,廣州銀行負債中存款占比由2009年的91%迅速下降至2011年的66.52%,而同期賣出的回購金融資產及同業融入資金在負債中的比重則達到31.56%,成為廣州銀行存款之外的最重要資金來源。
負債是包括城商行在內的商業銀行的主要資金來源,也是其規模擴張的基礎。作為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的獨特項目,存款一直是國內城商行最為傳統、最主要的資金來源,吸收包括居民儲蓄存款、企業對公存款及其他機構團隊對公存款在內的存款資金是支撐其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基礎。這種被動型負債資金,在居民及企業儲蓄意愿強烈且不斷上升的宏觀經濟環境下為國內城商行負債擴張提供了堅實的保障。通過對國內64家城商行樣本的研究發現,2009年64家樣本城商行存款占負債的平均比重高達89%,其中小型城商行更是高達92%。國內城商行普遍存在融資渠道單一,對存款這一被動負債資金來源依賴性強的特點,特別是在跨區域經營受限、銀行業競爭日益激烈的發展環境下,依托存款的單一融資渠道日益凸顯城商行的融資困境。本文將通過對國內樣本城商行批發式融資(主要包括同業存放、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拆入款項及賣出回購金融資產三種融資來源)占負債的比重及其變化趨勢的考察來揭示國內城商行的應對策略。
2011年,本樣本包含的70家國內城商行總資產達到8.18萬億元,占當年國內城商行總資產的比重達到83%;70家樣本城商行中有30家位于東部沿海,33家位于中西部,7家位于東北老工業基地,樣本城商行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根據2011年末各城商行的資產規模分為大、中、小型三種類型,大型城商行的資產規模超過1000億,中型城商行介于500億到1000億之間,小型城商行不超過500億。
從上表可以看出,2009年國內城商行批發式融資占負債的比重平均僅有7.17%,小型城商行只有4.62%,國內城商行對存款以外的資金渠道開拓不足,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城商行的可用資金規模,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規模的可持續增長。大型城商行的這一占比接近11%,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隨著城商行規模的擴張,對存款以外資金來源的依賴得到了較大的提升。對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城商行而言,尋找存款以外的資金渠道是其突破規模擴張瓶頸的重要手段。
隨著城商行整體規模的提升,主動吸收來自同業及金融市場資金的負債擴張得到多數城商行的認可,批發式融資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2011年末批發式融資的占比較2009年末翻了一番多,達到了15.32%。中型城商行依賴批發式融資實現負債規模快速擴張的軌跡更加明顯。2009年中型城商行平均負債規模為375億元,批發式融資占比為6.99%,2010年平均負債規模激增60.8%,同期批發式融資的占比達到14.81%,至2011年則進一步提高至20.24%,與大型城商行的這一比值基本持平。中型城商行的總負債規模增長明顯,2011年較2009年增長了118.13%,同期批發式融資占比增加了13.25個百分點;小型城商行的負債規模增長了73.49%,批發式融資占比增加了4.96個百分點;大型城商行的這兩個比值分別為68.75%和9.68個百分點。可見,大中型城商行在規模擴張過程中對主動負債融資依賴性提升。
與存款這一被動性負債資金來源相比,批發式融資等主動性負債賦予城商行更高的靈活性,商業銀行的經營決策者可以根據貨幣市場利率走向及本行流動性管理需求判斷是否需要主動融入資金。不過,相比西方商業銀行的大額可轉讓存單(CD)、歐洲貨幣市場借款、歐洲金融債券、信貸資產證券化等多樣化的融資工具,國內城商行的主動負債融資工具相對有限,集中于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資金融入、賣出回購金融資產、同業存放等融資工具,這與國內欠發達的金融市場息息相關。
然而,無論是小型城商行還是大中型城商行,批發式融資在負債中占比的提升都表明了國內城商行吸收主動負債的增速高于存款。這一方面多樣化了其資金來源、優化了負債結構、提高了城商行流動性及資產負債管理空間;另一方面,對于其應對未來利率市場化也具有一定的意義②。但部分主動負債成本較高,金融市場利率波動,對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依賴性的增加會降低城商行整體資金來源的穩定性,特別是在金融危機下,少數銀行經營狀況的惡化可能會影響并擴散至相關銀行,從而加大了銀行的系統性風險(劉春航、苗雨峰,2012)。城商行運用批發式融資效率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其業務擴張及盈利效率,張健華(2012)基于前沿分析法對1999―2008年國內銀行機構的盈利能力及資產擴張能力進行考察指出,拆入同業資金比率較高的銀行,無論是盈利效率還是業務擴張效率都比較低,從零售市場(包括居民及企業)吸收存款較多的商業銀行更加有效率。金融市場業務經營運作的不成熟及相應人才的匱乏,進一步對城商行擴張非存款類資金能力提出嚴峻挑戰。如何優化負債結構、開辟存款之外資金來源渠道、保持應有的流動性、確保資金成本可控和盈利能力可持續,是城商行在這一融資模式下應著力解決的關鍵問題。與此同時,目前存貸比這一剛性監管指標對城商行繼續施加存款剛性壓力,網絡布局及客戶基礎的先天不足將使其在未來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融資能力繼續受到挑戰。
三、2009―2011年城商行盈利結構及其變化分析
負債結構及盈利結構是城商行經營運作這一“硬幣”的正反面,負債結構反映其資金來源、渠道這一面,資產結構則從籌措資金的使用這一面反映城商行的經營運作。“金融脫媒”的加速及利率市場化的實質性推進,給國內商業銀行特別是城商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營壓力。
考察城商行盈利結構首先應關注其資產配置結構,因為資產的配置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盈利結構,不同的資產配置結構決定了不同的盈利結構及模式。國內城商行業務及盈利渠道的單一性決定了信貸資產在多數城商行的資產配置中占有主導作用。因此,本文首先對樣本城商行2009―2011年信貸資產占比進行初步統計。
統計結果表明,隨著整體資產規模的快速提升,城商行對信貸資產的平均配置逐年下降。2009年國內樣本城商行信貸資產占比平均為50.41%,至2011年末占比僅為43.72%,可見隨著樣本城商行規模的提升,其資產的配置也趨于多樣化,逐步擺脫了過去信貸資產獨大的局面。這種趨勢在樣本中型城商行中表現得更為明顯,19家中型城商行2009年信貸資產占比平均達到52.67%,2010年迅速降至40.18%,2011年則僅有38.44%,是三類城商行中信貸資產占比最低的。
高信貸資產占比以金華、嘉興、臺州、湖州四家地處浙江的城商行為代表,近3年其信貸資產配置均在60%左右,信貸資產主導型資產配置特征十分明顯;珠海、廈門、龍江、包商、昆倉等5家城商行則是低信貸資產配置的典型代表。截至2011年末,除包商銀行外其余4家銀行信貸資產占比均不足20%、平均僅有17.5%,但包商銀行仍然保持在26%的相對較高水平。高信貸資產配置城商行代表除臺州城商行2011年資產規模剛好突破500億之外,其余3家均為小型城商行;低信貸資產配置城商行代表除珠海城商行外均為大中型城商行。
對典型城商行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城商行資產的配置特征及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下文將進一步分析兩家低信貸資產城商行的資產配置及其收益情況。
兩家城商行是低信貸資產配置的大型及中型城商行的代表,雖然都在非信貸資產的配置上投入較多資金,但其投資收益卻大相徑庭。
觀察低信貸資產城商行的非信貸資產配置可以發現,多數城商行在返售金融資產、應收款項類投資等業務上投入大量資金,還有部分城商行集中于現金及存放央行款項、存放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款項兩種資產配置上,另有部分城商行則在上述兩大類非信貸資產的配置上采取較為均勻的配置策略。BS銀行與MX銀行屬于均勻但偏向資金業務資產配置的城商行。兩家城商行近3年的信貸資產配置平均占比分別為30%和23%,在中央政府債券、國債、金融債、企業債、理財產品等金融市場資產的配置上投入了大量資金。兩家城商行金融市場資產的配置都從2009年的不到40%升至2010年的50%左右,2011年回落至44%左右。金融市場資產的占比遠超過信貸資產占比,3年平均占比分別為45%和43%。
但是,兩家城商行在金融市場資產的經營運作結果方面卻存在明顯的差異。BS銀行近3年金融市場資產的投資收益連年翻番,由2009年的7.7億增長至2011年的29.87億元,營業收入中的占比也由2009年的37.14%增至2011年的54.64%。金融市場業務已成為其支柱業務,貢獻了2011年營業收入的54.64%,其利息凈收入在營業收入中的占比為37.63%。回顧2007年及2008年,其金融市場業務投資收益在營業收入中的占比分別達到47.05%及40.92%,可見,BS銀行較早確立了金融市場業務和信貸業務兩大業務作為全行經營發展的重點,并通過積極主動的資產配置及經營運作實現了金融市場及信貸業務的兩翼齊飛。相比之下,同樣將大量資金配置在資金業務的MX銀行,近3年金融市場業務賬面投資收益均為負數,并且隨著金融市場資產配置的增加,投資虧損也同步上升,這反映了MX銀行在金融市場資產內部配置及交易、運作策略上的不當。因此,對于那些期望通過金融市場業務實現經營轉型的城商行而言,積極主動增加金融市場資產配置的同時,需要敏銳把握市場利率的波動,做出正確的投資策略,確保金融市場業務的投資收益。
事實上,國內金融市場業務中最受認可的地方法人銀行應屬南京銀行。早在2002年之前,南京銀行在銀行間市場開始初露頭角,但資金業務在當時的南京銀行業務中僅僅作為補充,沒有體現以利潤為中心。2002年5月南京銀行董事會開始醞釀資金業務的第一次轉型,即如何使資金業務成為南京銀行一個新的利潤增長點。2002年9月南京銀行在城商行同業中率先成立資金業務的獨立專營機構――資金營運中心,實現從管理職能向經營職能的轉變,開始直面銀行間市場的挑戰。經過10余年的發展,目前南京銀行的金融市場業務已形成本外幣、債券與黃金、衍生金融產品聯動的發展格局。與此同時,經過多年的探索實踐,金融市場業務組織架構、品牌、運作模式、人才隊伍逐步成熟,為南京銀行金融市場業務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對國內70家樣本城商行近3年負債及資產結構的考察分析可以發現:隨著城商行規模的提升、國內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推進以及中國宏觀經濟環境的轉變,國內城商行無論在負債結構還是資產結構方面都發生了較為顯著的變化。國內城商行由過去較為單純地從零售市場(包括居民、企業、機關團體)吸收存款作為主要資金來源向零售市場存款與批發式融資并重發展,批發式融資在負債中的占比穩步提升,這一變化趨勢在大中型城商行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資產配置方面,城商行由過去信貸資產一家獨大慢慢轉向逐步增加非信貸資產配置,拓展除信貸業務之外的其他業務領域,突出表現在對金融市場業務的開發上。以包商銀行、南京銀行等為代表的城商行較早重視金融市場業務發展,在資產配置上向交易性金融資產、買入返售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等金融資產上傾斜,并通過積極、主動、有效的投資策略獲取投資收益,實現主營業務收入的多元化,從而為其應對利率市場化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城商行作為國內銀行業金融體系增量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服務中小微企業、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中小微企業金融產品、服務、組織架構等方面的有益嘗試及實踐為豐富中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做出了突出貢獻。然而,面對外部發展環境及監管政策的變化,國內城商行亟需突破、轉型,要在立足“服務地方經濟、服務中小企業、服務廣大市民”市場定位的基礎上,圍繞中小微企業信貸這一核心業務開展綜合化金融服務;要積極拓展資金來源渠道,在爭取零售市場存款的同時,積極、主動融入銀行間市場,拓展同業合作渠道,為未來批發式融資積累豐富經驗。根據以上分析,提出兩點建議:
第一,經營轉型、戰略為先。戰略的制定、貫徹、落實對于商業銀行的經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有效、執行有力的發展戰略有決定性的先導作用。多數國內城商行均能針對本地區及行業的發展趨勢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并明確階段性發展目標。然而,正確的發展戰略需要強有力的執行方能有效落實,其中投資者或者主要股東的素質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國內城商行股份制改造過程中往往引入了地方財政、地方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作為戰略投資者,復雜的股權結構決定了各方利益訴求難以調和。即使地方財政一股獨大也可能因為其自身的利益訴求而影響戰略的制定及執行,從而影響城商行的發展路徑和業務選擇。如果股東過于注重短期效益,那么經營層將很難從長期利益的角度推進可持續發展。因此,戰略為先需強調多方對長期與短期利益沖突達成共識,不能以犧牲長期戰略轉型為代價取得短期規模與效益的增長。
第二,可持續發展、模式為先。可持續的價值創造是構建商業銀行盈利模式的落腳點。只有與自身定位、戰略目標、客戶群體相適應的商業模式才能推進可持續發展(林再興、陳一洪,2012)。對商業銀行而言,商業模式是其經營活動的基本模型,是指導其價值創造的完整商業邏輯框架。
近二十年來,國內商業銀行不乏打造較為成功商業模式的先例,先后出現招商銀行的零售業務商業模式,興業銀行的同業合作、銀銀平臺商業模式以及近幾年頗有建樹的民生中小微行業金融及合作社商業模式。以招商銀行為例,在國內商業銀行零售業務占比普遍不足20%的情況下,其儲蓄存款及零售貸款余額占比在2010年末就分別達到35.95%及34.65%,位居國內商業銀行之首。
當然,差異化商業模式的建立可以通過創新來實現,如興業銀行在國內率先開展綠色信貸業務,北京銀行對文化創意產業的大力支持等;也可以立足已有的較好的經營模式,通過組織架構的完善、流程的再造、產品的整合與創新、服務的改進等深入打造具有一定競爭力的商業模式,如國內城商行近年來對中小微金融服務模式的探索與實踐,包括立足供應鏈的金融服務、圍繞集群行業打造的行業金融服務(陳一洪,2012)以及社區化經營思路(陳一洪、劉惠川,2012)等等。
商業模式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面對即將來臨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國內城商行在繼續立足中小微信貸業務,充分發揮地方中小法人機構人緣和地緣優勢的同時,要充分考慮未來吸存成本提高對資產負債及利率定價管理的壓力,要建立更加科學的資產負債管理模式及利率定價系統。與此同時,消化資金成本上漲壓力,提高風險管理水平,特別是提高防范中小微信貸業務中的道德風險及逆向選擇風險的水平。在此基礎上,要延伸金融服務領域,為中小微企業提供一攬子金融服務方案,做好中小微企業的財務顧問、財富管理專家③,與中小微企業建立戰略合作關系,真正成為這些企業的成長伙伴④。
注:
①數據顯示,2003―2011年,我國GDP實際增長了1.5倍,年均增速達到10.7%。普遍的觀點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時代已經結束,未來的經濟增速將保持在7%―8%的中速增長區間。“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不再“保8”,而是設定了7%的更加平穩的增長目標。
②從國外利率市場化后商業銀行負債結構的變化可以發現:隨著存款成本的上升,商業銀行存款的增幅明顯下降。同時,非存款資金來源,即拆入資金在負債中的占比得到顯著提高。以美國商業銀行為例,1975年其負債中存款占比平均為88.67%,利率市場化改革后,2000年其存款負債占比降至67.96%。
③比如民生銀行專門給小商戶開辟了財富大課堂,并已成為小微金融服務的一個品牌。
④同樣有借鑒意義的是民生銀行的小微企業城市合作社模式。民生小微企業合作社是把同一類型的小微企業整合成一種有組織的經濟體,讓這些企業抱團發展,共同融資,一起抵御風險。合作社具有合作基金,由合作社成員、地方政府及民生銀行共同出資。截至2012年12月,民生銀行已在上海、天津、青島、蘇州、武漢、廈門、溫州、泉州等經濟發達地區設立了近2500家城市合作社,會員超過9萬人,涵蓋了衣、食、住、行等與老百姓生活最為密切的行業。按照管理層的設想,未來民生銀行將整合上萬家城市合作社,聯合更多小微企業,打造專屬信貸產品、小微俱樂部、專屬組合產品、專屬結算服務、信息服務及撮合五大基礎平臺。
參考文獻:
[1]黃雋,張春林.什么決定了中國商業銀行的高盈利[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2,(6).
[2]林再興,陳一洪.國內城市商業銀行規模擴張的路徑分析與啟示[J].金融發展研究,2012,(12).
[3]劉春航,苗雨峰,朱元倩.銀行同質性的度量及其對金融穩定的影響[J].金融監管研究,2012,(2).